时间：2023-12-08 04:03:34
[关键词]南朝；“行事”；宗王
“行事”和“典签”是南朝地方行政制度中两项特殊的设置，长期以来，学界研究“典签”较多，对“行事”则很少专门探讨。严耕望先生曾对行事的有关材料作过梳理，并指出行事因幼王出镇或刺史有事而设、多由府之上佐充任、是职而非官、与府主及典签常生矛盾等。另外，陈琳国谈了行事对幼王的限制作用，余行迈、魏向东将行事作为南朝特察制度的一部分作了概述唐春生考证了宋齐部分宗王不必依赖行事的年龄这些研究对了解“行事”颇有参考价值，但或以列举材料为主，或过于简略，故在此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南朝“行事”的渊源、初置、类型及任职特点
一般而言，南朝的“行事”即“行府州事”的简称，而“行……事”这一称呼或任职方式并不始于南朝，在史籍中早已出现。如先秦时，传说蚩尤残暴，“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舜被尧推举，“年五十摄行天子事”(卷1，五帝本纪)；周厉王逃走后，“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卷4，周本纪正义引鲁连子语)；鲁定公时，“孔子行相事”(卷33，鲁周公世家)；赵武灵王传位于其子何，“惠王(何)初立，行王事”(卷40，楚世家)。这时，“行”的范围还很狭窄，只限于天子、王、相等少数最高权位。至秦、西汉时，确立了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行”的范围也逐渐广泛。在中央，史书中常见的有行丞相事和行御史大夫事，如张汤“数行丞相事”卷59，张汤传)，曹窑、冯敬等曾行御史大夫事，另外，行太常事、行宗正事、行廷尉事、行少傅事、行中尉事等也偶有其例；在地方，也开始出现“行”这一任职方式，如秦末赵佗曾行南海尉事、西汉翟方进曾行南阳太守事、王尊曾先后行美阳令事和京兆尹事。东汉时，“行”的事例进一步增多，明显的变化是出现了许多“行某将军事”，如行大将军事、行车骑将军事、行度辽将军事等，多与临时性的军事活动有关。
三国两晋时期随着州郡县三级制的形成，开始出现“行某州刺史(事)”。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孙权以步骘行交州刺史，这是史书中关于行刺史的最早记载。此后至西晋末年，时局混乱，范阳王琥曾承制用苟唏行兖州刺史、阎鼎和苟组曾先后行豫州刺史事。东晋时，又有慕容鱿行平州刺史、苏峻任命王舒行扬州刺史事的例子。这时还出现“行(某)州事”或“行州府事”的称呼。如晋惠帝时，交州刺史陶咸死，新昌太守梁硕“迎前刺史修则子湛行州事”(卷89，王谅传)；晋明帝时，宁州刺史王逊死，“州人复立逊中子坚行州府事”(卷81，王逊传)；晋安帝时，刘裕平洛阳，以毛修之“行司州事”(卷48，毛修之传)；徐道期攻陷广州，始兴相刘谦之讨平之，“仍行州事”(卷50，刘康祖传)。这种“行(某)州事”或“行州府事”与“行某州刺史(事)”并无实质的区别，只是中间没有刺史的名号。
南朝也有各种“行某官(事)”，其中的新变化，无疑是地方行政制度中“行事”的设置，而这一设置可上溯至东晋末年。《宋书》卷5《文帝纪》载，晋安帝义熙六年(公元410年)，“卢循之难，上(刘义隆)年四岁，高祖(刘裕)使谘议参军刘粹辅上镇京城”。这是一项特殊的任命，京城(即京口，今江苏镇江)是当时徐州刺史的治所、北府兵的根据地，刘裕讨伐桓玄就起兵于此，驱逐恒玄后长期担任徐州刺史。义熙六年，卢循起义军直逼建康，刘裕忙于应付，而根据地不能动摇，所以安排第三子刘义隆坐镇京口。当时刘义隆只有4岁，显然无力担当镇守的重任，刘裕于是安排自己中军府的谘议参军刘粹为辅佐。这一任命实际上开启了一种控制地方的新模式，即当权者(当时是刘裕)任命自己的家族成员担任地方的最高军政长官，而当这些家族成员因为年幼或其它原因不能处理政事时，则只是充当权力的象征，实际权力由僚属掌握。随后，这一模式得到普遍的应用。如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刘裕灭姚秦后从长安返还，以第二子刘义真为雍州刺史，以王修为长史，“委以关中之任”(卷61，庐陵王义真传)；十四年(公元418年)，刘义隆任荆州刺史，西镇江陵，“太祖(刘义隆)未亲政，政事悉委司马张邵”(卷63，王华传)；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刘裕从寿阳到建康登基，以第四子义康为豫州刺史，留镇寿阳，以刘湛为长史，“义康弱年未亲政，府州军事悉委湛”(卷69，刘湛传)。
刘宋建立后，这一模式延续下来，只不过上面所说的当权者变成了皇帝，家族成员变成了宗王，而那些辅佐的僚属则逐渐有了一个新的称呼——“行府州事”，简称“行事”。刘宋时，对辅佐的僚属还偶尔称“众事一以委之”(卷53，庾登之传)、“众务悉委焉”(卷53，庾炳之传)、“行州府之任”(卷60，王准之传)、“总府州之任”(卷72，晋熙王燮传)等。约永初二年(公元421年)，荆州刺史刘义隆镇西府谘议参军王华“代(张邵)为司马、南郡太守，行府州事”，这是关于南朝“行府州事”这一称呼的最早记载。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始兴王浚任扬州刺史，范晔以长史“行州事”，文帝对主簿沈璞说：“范晔性疏，……彼虽行事，其实委卿也。”(卷100，自序)这是关于南朝“行事”这一简称的最早记载。此后直到梁陈，就一般用“行府州事”、“行事”等称呼了。
南朝的“行事”只是一种简称，其具体类型和称呼则比较混杂，概括起来，主要有“行府州事”和“行郡事”两类。
行府州事，又有行某州事、行某州府州事、行某州府事、行府事、行州事等称呼，是南朝行事中最主要的类型。其中，“府”即军府，是将军的官署；“州”即州署，是刺史的官署。魏晋南朝军事活动频繁，形成了大大小小的都督区(方镇)，是凌驾于州之上的军事区划。一个都督往往都督一州、数州乃至十余州的军事，而且通常兼任本州刺史。出任都督者都有某个军号，如镇西将军、冠军将军、征虏将军等，其官署也随之称镇西府、冠军府、征虏府等。都督兼任本州刺史，则同时又设有州署。有的刺史虽然不任都督，但通常也带军号，置军府。这样，各州一般有两套僚属班子，即府佐和州佐。南朝重要镇、州的都督、刺史，多由宗王担任，所谓“行府州事”，即由府的上佐“总摄州府”(卷45，颜之推传)，全面负责府、州事务。如上所列举，史书中又有单称“行州事”、“行府事”的，因为府、州联系紧密，且常常连称，是否单称“行府事”就不行州事，单称“行州事”就不行府事，还不能肯定，所以这里都归入“行府州事”一类。行郡事在南朝也比较常见。南朝除重要的镇、州由宗王担任都督、刺史外，一些重要的郡也往往由宗王担任太守，如吴兴、吴、会稽、丹阳、南琅邪(侨立)、南彭城(侨立)、淮南(侨立)、宣城等，都是南朝经济发达、高门大族聚居之地，其中会稽还是当时一个重要都督区——会稽都督区的首郡。宗王出任太守者通常也带军号，置军府，因此也有府佐和郡佐两套班子，所谓“行郡事”，即由府的上佐全面负责府、郡事务。
此外，还有行石头戍事、行东宫事和行国事。石头戍是保卫京师的军事要地，宋、齐、梁三代都设有领石头戍事，多由宗王兼任。偶尔也由宗王僚属行石头戍事，如南齐江夏王宝玄领石头戍事，曾由长史萧颖胄行石头戍事(卷38，萧颖胄传)；梁代南康王绩领石头戍军事，曾由长史司马襞行府国并石头戍军事(卷40同马襞传)。行东宫事仅见于陈代，王通、沈君理、陆缮都曾以太子詹事行东宫事。史书中还屡见行国事的例子，如刘宋张岱行巴陵王府州国事、梁代王泰行南康王府州国事、王筠行湘东王府国郡事、陈代徐陵行晋熙王郡国事等。至于行国事的具体内容如何，史无明文，可能职责较轻，所以一般附于“行府州事”或“行郡事”之后。
这里附带谈一下北朝的“行某州事”。北朝“行某州事”很普遍，但在史书中不简称行事，一般临时由它官兼任或单独担任，而很少由府佐兼任，与刺史无异。北朝“行某州事”大致沿袭两晋，与南朝宗王出镇背景下的“行事”迥然不同。
综观南朝以前的“行某官(事)”，虽然名目繁多，但有一些共同之处，即它们只是一种任职方式，通常是由某一较低职位的官暂时行使某一较高职位的权力，具有临时性、非正式任命的特点。如汉武帝时，“(韩)安国为御史大夫四岁余，丞相田蚧死，安国行丞相事，奉引堕车蹇。天子议置相，欲用安国，使使视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泽为丞相”(卷108，韩长孺传)。丞相田蚧死后，没有另任丞相，而是由职位相对较低的御史大夫韩安国暂时行使丞相的职权，汉武帝本来有意正式任命他，但因为他脚伤严重，最后改任薛泽为丞相。
南朝的“行事”不仅在称呼上套用了以前的“行某官(事)”，而且在任职方式上也继承了“行某官(事)”的上述特点。比如“行事”是由职位相对较低的僚属行使长官的职权，它通常在长官年幼时设置，它也不是一种正式的官职。但南朝的“行事”在任职方式上又与以前的“行某官(事)”有很大的区别，不能将二者混同。
首先，以前的“行某官(事)”之上并没有另外一个长官，而南朝的“行事”之上有都督、刺史等长官存在，且通常是宗王，行事只是行使长官的职权。如汉武帝时韩安国行丞相事，他的上面并没有另外一个丞相。两晋时虽然已出现“行(某)州事”或“行州府事”的称呼，但上面并没有另外一个刺史，与南朝的“行事”根本不同。南朝都督、刺史等加行事的模式是一个创举，有特定的历史原因，这点下文再论。
其次，以前的“行某官(事)”通常由其它机构的官员兼任，而南朝的“行事”通常由所在机构的僚属兼任。如汉武帝时韩安国就是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另外如东汉岑彭以廷尉行大将军事、曹魏董昭以卫尉行司徒事等，都是其例。而南朝的“行事”主要由所在军府的上佐——长史、司马、谘议参军担任⑤，其中长史为首佐，司马掌军事，谘议参军主讽议。就“行府州事”而言，笔者从《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中收集了114个有明确官职记载的例子，其中长史97例、司马9例、谘议参军6例，另外还有属于分职诸曹的录事参军1例、中兵参军1例，基本上是府的上佐。而由州的上佐——别驾、治中从事担任行事的一例也没有，这反映了当时府凌驾于州之上的事实。就“行郡事”而言，笔者收集了22个有明确官职记载的例子，其中长史16例、司马4例、录事参军1例，基本上是府的上佐。而由郡的上佐——丞担任行事的只见到1例：南齐时邵陵王子贞为东中郎将、吴郡太守，由郡丞王思远行郡事，这也是在郡这一地方层级府凌驾于郡之上的反映。另外如前所述，两例“行石头戍事”都是长史，也为府的上佐；三例“行东宫事”都是太子詹事，为东宫僚属。
既然“行事”只是一种任职方式，而非官名，无品级印绶，自然不可能由朝廷“除拜”，那么怎样认定呢?梁初，萧颖达出为信威将军、江州刺史，沈瑀任长史，“璃性屈强，每忤颖达，颖达衔之。天监八年，因入谘事，辞又激厉，颖达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耶?’”(卷53，沈瑀传)沈瑀为长史而非行事，却“每忤颖达”，所以“颖达衔之”，以至勃然大怒。材料从反面说明行事虽然由长史、司马等府佐充任，但有权制约府主，与单纯的长史、司马不同。同时，萧颖达所云“朝廷用君作行事耶”，也说明府佐担任“行事”确实需要朝廷的认定。宋大明五年(公元461年)，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杀司马庾深之，僚属曾共推中兵参军刘恭之行府州事(卷79，海陵王休茂传)，这是特殊情况，另当别论。梁普通元年(公元520年)，晋安王萧纲出为云麾将军、南徐州刺史，孔休源任长史，“别敕专行南徐州事”(卷36，孔休源传)，这是通过“别敕”的形式来认定长史的行事职权，恐非通例。按常理，在长史、司马等除身(南朝的委任状)中写明其行事职权，是一种简便、有效的认定方式。南朝各代正史通常将“行府州事”、“行某州事”等加在长史、司马等本官后面，如宋孝武帝时，邓琬“出为晋安王子勋镇军长史、寻阳内史，行江州事”(卷84，邓琬传)，这种写法也许就是源自除身，但这一推论还有待证实。
二、南朝“行事”的设置原因及其对皇权的影响
南朝行事的设置实际上是与宗王出镇制相配套的一项措施。既然宗王出镇制在西晋已经形成，为何当时没有设置行事，而南朝要设置呢?其设置对皇权又有何影响呢?对此，《南齐书》卷40“史臣日”有一段评论：
帝王子弟，生长尊贵，……朝出阃闺，暮司方岳，帝子临州，亲民尚小。年序次第，宜屏皇家，防骄剪逸，积代恒典，平允之情，操捶贻虑。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居，动应闻启。端拱守禄，遵承法度，张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苟利之义未申，专违之咎已及。处地虽重，行己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仓卒一朝，艰难总集，望其释位扶危，不可得矣。
以上所论为宋齐尤其是齐代“行事”和“典签”的设置原因及其对皇权的负面影响。但对理解整个南朝的行事有普遍意义，以下试作分析。
1 “朝出阃闺，暮司方岳，帝子临州，亲民尚小”。即南朝出镇宗王普遍年幼，因此要设置行事辅佐出镇宗王处理府州事务。
西晋宗室成员众多，司马懿及其兄弟共8人，第二世27人，第三、四世各近70人。这些人身分尊贵，从政能力普遍较强，因此要推行宗王出镇制，不乏可用的宗室成员。而在西晋建立之初，晋武帝的儿子都很小，最大的司马衷才7岁。在宗室成员众多的情况下，显然没有必要让如此年幼的皇子出镇，为他们设置辅佐也就无从谈起。但刘宋建立者刘裕的情况却很不一样，他只有两个同父异母弟，即刘道怜和刘道规，他本人直到义熙二年(公元406年)42岁才有子，陆续生了7子。因此，刘裕要和西晋一样用血缘关系来控制方镇，除了让幼子出镇外，别无选择。这些幼子没有从政能力，自然要为他们设置辅佐， “行事”制度也由此产生。刘裕以后的南朝各代皇帝仍然推行宗王出镇制，也经常出现登位后皇子年幼的情况，继续设置“行事”也就顺理成章了。
参南朝各代正史，笔者对宋武帝、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齐高帝、齐武帝、齐明帝、梁武帝、陈文帝、陈宣帝这10位皇帝之子最初出镇的年龄作了统计，共收集可考者72人，其中4～15岁61人，约占85％；16～22岁9人，约占12％；30岁以上2人，约占3％。由此可见，南朝最初出镇的皇子中，15岁以下占了绝大多数，这些人基本上没有从政能力，出镇主要起权力象征的作用，政务的处理必须依赖于“行事”。如宋文帝时，庾登之任衡阳王义季征虏府长史，“义季年少，未亲政，众事一以委之”(卷53，庾登之传)。梁武帝时，寻阳王大心为郢州刺史，“时年十三，太宗(萧纲)以其幼，恐未达民情，戒之日：t事无大小，悉委行事，纤毫不须措怀。’”(卷44，寻阳王大心传)陈宣帝时，晋安王伯恭为南豫州刺史，萧允任长史，“时王尚少，未亲民务，故委允行府州事”(卷21，萧允传)。因为不用处理政务，有的幼王最初虽然担任刺史、太守，但实际上仍留在京师。如宋南平王铄初为湘州刺史，“不之镇”(卷72，南平王铄传)，在此期间，陆徽曾任司马，“行湘州府事”(卷92，陆徽传)。
出镇幼王虽然主要充当权力的象征，但在正常情况下，他们年长后是要亲自处理政务的，所以在位皇帝往往要求他们以“行事”为师，史书中也不乏出镇幼王适度参政的事例。如梁湘东王绎为会稽太守，到溉为长史、行事，梁武帝敕湘东王“到溉非直为汝行事，足为汝师，间有进止，每须询访”(卷40，到溉传)。晋安王纲多次出镇，孔休源曾任长史、行事，梁武帝敕晋安王“孔休源人伦仪表，汝年尚幼，当每事师之”，晋安王则“深相倚仗，军民机务，动止询谋”(卷36，孔休源传)，“自年十一，便能亲庶务，历试蕃政，所在有称”口幻(卷4，简文帝纪)。前引寻阳王大心“虽不亲州务，发言每合于理，众皆惊服”(卷44，寻阳王大心传)。又如陈晋安王伯恭“年十余岁，便留心政事，官曹治理”(卷28，晋安王伯恭传)。始兴王叔陵16岁都督江州，时孔奂任“行事”，但叔陵“政自己出，僚佐莫预焉”(卷36，始兴王叔陵传)。
“行事”主要在幼王出镇时设置，随府主年龄的增长，能力的增强，一般会撤除“行事”，由府主亲自处理府州事务。早在宋文帝时，江夏王义恭出镇荆州，长史刘湛行府州事，“义恭性甚狷隘，年又渐长，欲专政事，每为湛所裁，主佐之间，嫌隙遂构。太祖闻之，密遣使诘让义恭，并使深加谐缉。义恭具陈湛无居下之礼，又自以年长，未得行意，虽奉诏旨，颇有怨言”(卷69，刘湛传)，最后文帝召回了刘湛。但各代府主亲政的具体年龄难以查考，史书记载较明确的有：宋江夏王义恭19岁亲政、彭城王义康18岁“始亲庶务，~LSJ(卷52，谢述传)、齐随郡王子隆18岁“亲府州事”(卷40，随郡王子隆传)、晋安王子懋20岁“亲府州事”(卷40，晋安王子懋传)、番阳王锵23岁“始亲府州事”(卷35，鄱阳王锵传)、武陵王晔约25岁“得自亲政”(卷35，武陵王晔传)。据此推测，南朝宗王亲政的年龄约在18～25岁之间。
年长的出镇宗王有事、病亡或品质太差，也往往会设“行事”。如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骏讨伐刘劭，“府缺上佐，(谘议参军刘延孙)转补长史、寻阳太守，行留府事”(卷78，刘延孙传)。晋平王休祐为南徐州刺史，宋明帝“以休裙贪虐不可莅民，留之京邑，遣上佐行府州事”(卷72，晋平王休祐传)。梁庐陵王续为荆州刺史，王冲为长史，“王薨，行州府事”(卷17，王冲传)。异姓也有设“行事”的例子，原因类似。如“(宋)益州刺史刘亮卒，(长史沈)仲玉行府州事”(卷100，自序)。梁初，“江州刺史曹景宗疾笃，(长史沈)璃行府州事”(卷53，沈瑀传)。以上情况并不普遍，可视为“行事”辅佐幼王这一主要职能的扩充。
2 “年序次第，宜屏皇家，防骄剪逸，积代恒典”。即出镇宗王身分尊贵，位高权重，设置“行事”和“典签”能防范他们骄纵不法，尤其是凌驾于皇权之上。南朝对方镇的监察主要依靠“典签”，“行事”的主要职责是辅佐出镇的幼王，但也有防范的责任。
刘宋初期，宗室内部的矛盾相对缓和，但在宋文帝元嘉年问，开始出现权力之争。宋孝武帝上台后，矛盾就很尖锐了，南郡王义宣、竟陵王诞先后起兵叛乱，武昌王浑也自号楚王，“备置百官，以为戏笑”(卷79，武昌王浑传)，最后都被孝武帝诛杀。为限制宗王，孝武帝采取了许多措施，比如分割强藩、贬抑诸王的车服制度等。这时，“行事”的防范作用也有明显的体现。如海陵王休茂出任雍州刺史，“时司马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性急疾，欲自专，深之及主帅每禁之，常怀忿怒”(卷79，海陵王休茂传)，最后竟将“行事”和“典签”杀死。宋明帝在位时，将孝武帝十余子及文帝数子全部诛杀，“唯休范谨涩无才能，不为物情所向，故得自保”(卷79，桂阳王休范传)，设置“行事”就无从谈起了。
齐高帝萧道成吸取刘宋灭亡的教训，临终前告诫齐武帝：“宋氏若不骨肉相图，他族岂得乘其衰弊，汝深戒之。”(卷25，长沙王晃传)齐武帝在位期间，虽然没有滥杀宗室，但限制很严，“诸王行事多相裁割”(卷46，蔡约传)。而且，有的宗王设置行事的时间很长，如武陵王晔15岁出镇，因“无宠于世祖”，约25岁“始不复置行事，得自亲政”(卷35，武陵王晔传)。齐明帝登台后，大肆屠杀高、武子孙，出镇的主要是其本系成员，但他也注意防范。如江夏王宝玄出任郢州刺史，刘暄为“行事”，“执事过刻。有人献马，宝玄欲看之，暄曰：‘马何用看。’妃索煮肫，帐下谘暄，暄曰：‘旦已煮鹅，不烦复此。”，(卷42，江柘传)其限制已及于幼王的日常生活。
梁陈二代对出镇宗王的控制相对较松，但还不至于放纵。如武陵王纪任东扬州刺史，长史臧盾行府州国事，“(武陵王)颇自骄纵，上召(江)革面敕日：‘武陵王年少，臧盾性弱，不能匡正，欲以卿代为行事。非卿不可，不得有辞。……府王惮之，遂雅相钦重”(卷36，江革传)。陈长沙王叔坚为江州刺史，“不循法度，高宗以王年少，授(陆)琼长史，行江州府国事”(卷30，陆琼传)，陆琼虽然没有成行，但从中可以看出陈宣帝利用“行事”限制出镇宗王的意图。
3 “处地虽重，行己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仓卒一朝，艰难总集，望其释位扶危，不可得矣”。即出镇宗王的权力被“行事”和“典签”架空，无法起到维护皇权的作用。萧子显所论指的是“行事”和“典签”的负面影响，实际上二者的影响都有两面性，不能一概而论。就“行事”而言，其影响在南朝的几次政局变动中有充分的体现。
第一次在宋明帝登位后。孝武帝死后，太子刘子业即位，大肆诛杀，人不自保。泰始元年(公元465年)，刘子业被侍卫杀死，孝武帝之弟刘或登位，是为宋明帝。这次中央政局的突变，在方镇中引起了巨大的混乱。当时方镇有不少由孝武帝诸子出镇，这些宗王仅10岁左右，府州权力完全由“行事”掌握：晋安王子勋为江州刺史，邓琬任“行事”；临海王子顼为荆州刺史，孔道存任“行事”；邵陵王子元为湘州刺史，何慧文任“行事”；安陆王子绥为郢州刺史，荀卞之任“行事”；寻阳王子房为会稽太守，孔觊任“行事”。宋明帝登位后，邓琬拒不承认，奉子勋为帝，首先起兵反叛，其它方镇，包括“行事”所在的方镇纷纷响应，“国家所保，唯丹阳、淮南数郡”(卷57，蔡兴宗传)，形势一时非常严峻。宋明帝最后平定了叛乱，各“行事”的反对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毕竟维护了孝武帝的皇权。
第二次在萧道成代宋前。宋明帝死后，太子刘昱即位，时年9岁，由萧道成等人辅政。这时，宋明帝之子刘准、刘燮、刘友、刘跻、刘赞、刘翔等都年仅数岁，尚未出镇。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自谓宗戚莫二，应居宰辅，事既不至，怨愤弥结”，“时夏口阙镇，朝议以居寻阳上流，欲树置腹心，重其兵力”(卷79，桂阳王休范传)，元徽元年(公元473年)，以刘燮为郢州刺史，由长史王奂行府州事。次年，休范起兵反叛，东攻建康，郢州派兵袭取寻阳，休范旋即被杀。此后，荆州刺史沈攸之“密有异志”(卷85，王蕴传)，萧道成的长子萧赜、亲信柳世隆又先后任郢州“行事”，防备沈攸之。升明元年(公元477年)，沈攸之起兵东下，至郢州便被打败。另外，刘准镇扬州、刘友镇江州、刘赞镇荆州、刘翔镇湘州、刘跻镇会稽，权力都由“行事”掌握。在此期间，幼王不过是傀儡，“行事”则成为萧道成控制方镇、取代刘宋的工具。
第三次在齐明帝夺位前。齐武帝死后，太孙萧昭业即位，齐武帝堂弟萧鸾等辅政。不久，萧鸾废昭业，立其弟昭文，控制了中央。这时，宗王出镇的格局为：齐武帝之弟萧鲸镇郢州、萧锐镇湘州、萧铿镇南豫州；之子萧子懋镇江州、萧子敬镇南兖州；之孙萧昭秀镇荆州、萧昭粲镇南徐州。其中萧鲸、萧昭秀、萧昭粲年幼，仍置有“行事”。萧鸾一方面“防制诸蕃，致密旨于上佐”孔琇之传)，另一方面则派兵袭杀，如派裴叔业杀萧锐、派王广之杀萧子懋和萧子敬。这样里应外合，杀出镇诸王如探囊取物。但也有例外，如“明帝遣徐玄庆西上害蕃镇诸王，玄庆至荆州，欲以便宜从事。(行事何)昌寓曰：仆受朝廷意寄，翼辅外蕃，何容以殿下付君一介之使!若朝廷必须殿下还，当更听后旨。昭秀以此得还京师”(卷43，何昌寓传)。何昌寓所言所为，明显是对齐武帝一系的维护。
第四次在萧衍代齐前。齐明帝死后，太子萧宝卷即位，杀尚书令萧懿，并派兵袭萧懿之弟雍州刺史萧衍，萧衍于是准备起兵。这时，齐明帝之子萧宝义镇扬州、萧宝融镇荆州、宝攸镇江州、宝嵩镇南徐州、宝源镇会稽；之侄宝览镇湘州。他们约十余岁，由“行事”执政。其中荆州是与扬州相对应的西部重镇，萧衍与荆州行事萧颖胄合谋，最终攻人建康，建立了梁朝。另外，荆雍兵东下时，湘州“行事”张宝积“释甲以俟”(卷10，杨公则传)，南徐州“行事”范岫“遣使降，且请兵于高祖”卷22，安成王秀传)，都站到了萧衍这一边。
概言之，“行事”总摄府州，权力很大，能在关键时刻决定方镇对中央的向背。正因为如此，“行事”多“简自帝心”，是在位皇帝所信任者。在政局稳定时，“行事”一般能辅佐幼主，维护皇权；但当政局动荡尤其是皇位更替时，“行事”受政治利益或道德观念的影响，就会体现出两面性，有时能维护皇权，有时则相反。就以上四例而言，第一、三例中“行事”体现了维护皇权的一面，第二、四例中“行事”则成为改朝换代的推动力量。
关键词：王朝祭礼、郊祀、庙制、祭祖礼
郊祀（南北郊祭祀天地）和祭祖礼是中国古代王朝祭礼[1]的主干，从周代起便已形成大体定型的格局，以后的历代封建王朝无不以此装点朝堂，在论证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同时，从思想意识上凝聚群力，强调道德教化。正是因为它的存在且始终和国家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中国本土的真正宗教不但产生较晚，而且始终不能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更不用说渗入政治生活和对之产生影响，这一点是许多治政治史、思想史学者的共识。魏晋时期是承东汉以后，政治上分裂动乱的王朝。士族强盛，皇权中衰，王朝祭礼所附丽的政治基础大大削弱，因此魏晋王朝祭礼的发展面临着跟此前的先秦两汉不同的政治背景和社会土壤。但魏晋的王朝祭礼终于在经学潜进，文化繁荣的情况下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本文拟对魏晋王朝祭礼的主干——郊祀天地和祭祖礼作些考察，不当之处还望方家不吝赐正！
一、魏晋的郊祀
魏晋郊祀上承两汉。西汉元帝时韦玄成改革祭祖礼，成帝时匡衡等清整郊祀，从此奠定了国家大礼依靠名儒经师之说的格局。魏晋郊祀的订立亦不例外。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经学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郑玄、王肃是这一时期经学大师最重要的代表，他们的学说影响了魏晋郊祀的所有环节。《隋书·礼仪志》记郑玄、王肃关于祭天礼的不同说法：
“秦人荡六籍以为煨烬，祭天之礼残缺，儒者各守其所见物而为之义焉。一云，祭天之数，终岁有九，祭地之数，一岁有二。圜丘、方泽，三年一行。若圜丘、方泽之年，祭天有九，祭地有二。若天不通圜丘之祭，终岁有八，地不通方泽之祭，终岁有一，此则郑学之所宗也；一云，唯有昊天，无五精之帝，而一天岁二祭，坛位唯一。圜丘之祭，即是南郊，南郊之祭，即是圜丘。日南至，于其上以祭天，春又一祭，以祈农事，谓之二祭，无别天也。五时迎气，皆是祭五行之人帝太昊之属，非祭天也。天称皇天，亦称上帝，亦直称帝；五行人帝亦得称上帝，但不得称天。故五时迎气及文、武配祭明堂，皆祭人帝，非祭天也。此则王学之所宗也。梁、陈以降，以讫于隋，议者各宗所师，故郊丘互有变易。”
郑玄认为天之外另有五感生帝，为苍帝灵威仰、赤帝赤熛怒，黄帝含枢纽，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纪。另外有五时迎气和以文帝、武帝配明堂祭天，加起来一年祭天九次，为阳数；祭地则一年两次，地郊、方丘（泽）分别祭祀，为阴数。这样，通晓五经，擅长谶纬的郑玄将宇宙秩序（包括东西南北、阴阳、数字等）与天地之祀融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礼记·郊特牲》孔颖达疏：“郑氏以为天有六天，丘、郊各异”。王肃说和郑玄说最大的不同有两处，一为郑玄认为天和五帝分开，五帝为天之佐，王肃则认为天即五帝；二为郑玄认为郊天与圜丘祭昊天上帝为不同的礼，王肃认为合一。由此看来，王肃的学说虽然另起炉灶，但跟郑玄的仍然有共同的思维基础——他们是在同一种宇宙观的前提下探讨问题的。
因此，郊丘合一还是互异、天与五帝是合是离，究其本质绝非神学角度上的争论。天与五帝作为宇宙最高最神秘力量的代表，其形状、性格、能力和对个人的作用却不被关心，这些都表明郑、王的经学不是神学，而以其为理论基础的魏晋王朝祭礼更不是“宗教“（religion），而是实践统治者心目中理想的宇宙和伦理秩序的礼典。皮锡瑞说：“（王）肃以晋武帝为其外孙，其学行于晋初。晋初郊庙之礼，皆王肃说，不用郑义，”[2]亦说明了魏晋郊庙诸礼徘徊于郑、王说之间的情景。
郊祀肇源于宇宙与人伦合一的理想。而汉末以来的政治混乱，疆土分崩的现实使这一无补于行政效率的典礼空前地局蹙。以三国礼仪制度最完备的曹魏为例：曹魏郊坛的建立拖了很长时间。文帝曹丕时刑法严峻，好营宫室，因此以儒家经学为基础的礼仪不受重视，黄初、太和年间（220—233）都没有建立，到了青龙（234-237年）中，名儒高堂隆终于因星孛于大辰上疏，
“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敬恭以奉之。将营宫室，则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庙之制，又未如礼。而崇饰居室，士民失业，外人咸云宫人之用，与兴戎军国之费，所尽略齐，民不堪命，皆有怨怒……”[3]
于是到明帝景初元年（238）魏终于营洛阳南委粟山为圜丘，冬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三国志·魏志·明帝纪》裴注中记载了诏书的内容：
“……曹氏系世，出自有虞氏，今祀圜丘，以始祖帝舜配，号圜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祗，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
这里提到了始祖配天，先妣配地，明堂配祖。这些中，以始祖配天《尚书》中就有，《召诰》记洛邑作成之后，“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天帝用一牛，周人始祖后稷用一牛。该制从战国时期起，随整体王朝祭礼的崩坏而湮废，直到西汉后期乃至新莽时期，在公卿们以经学为准大规模改动祭礼的背景下才重新确立，并成为历代郊祀的定制；其次，以先妣配地是先秦古书记载所没有的，它是王莽改动郊祀的结果[4]，曹魏也遵循了此做法；宗祀文帝于明堂，则按照《孝经》“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新莽、东汉皆有此礼，曹魏继承了此制。《三国志·魏志·明帝纪》：“太和元年春正月，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总之，这些都是沿用故旧而已，谈不上有什么特色。值得注意的是诏书提到的郊祀场所有圜丘、方丘、天郊、地郊。郊、丘别立，采用的是郑玄的说法。秦惠田《五礼通考》卷七：“马端临《文献通考》认为此郊与圜丘为二处，用郑玄之说。其时康成所注二礼方行，王子雍（王肃）虽著论以攻之，而人未宗其说。”即此时王肃虽然已经立说，但还没有得到承认。
这样曹魏的南郊祭天制算是订立了。细察《宋书·礼志》，会发现明帝青龙、景初年间是王朝各种礼典订立最多的时期，正朔的确立、七庙的齐全（详下文）都是在这一时期。自正始以后，曹氏、司马氏党争激烈，公卿大臣们皆被卷入，谁也没有心思再关心郊祀，于是终魏世不复郊祀。
晋代魏之后就开始订立自己王朝的郊祀制度。《宋书·礼三》记晋武帝泰始二年正月下诏群臣讨论此制：
“有司前奏郊祀权用魏礼，朕不虑改作之难，今便为永制。众议纷互，遂不时定，不得以时供飨神祗，配以祖考，日夕叹企，贬食忘安，其便郊祀。”
当时群臣认为“五帝即天也，王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坐而已。”五帝与天合一，是王肃的说法，五时迎气于五郊在郑玄看来要祭感生帝，王肃认为并无五感生帝，因此五时迎气为“王气时异”所祀昊天上帝。这一说法被晋武帝采纳。北郊又除先后配祀，当是因为先后配地不见于经书记载。武帝都听从了。这样讨论确定之后，晋王朝开始了自己的郊天活动。《宋书·礼三》记载泰始二年二月丁丑，郊祀宣帝（司马懿）以配天，宗祀文帝（司马师）于明堂以配上帝。不过晋的通儒有司们似乎还不满意，同年十一月，有司又奏：
“古者郊丘不异，宜并圜丘方泽于南北郊，更修治坛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
此亦从王肃说。王肃说则认为郊坛和圜丘合一，则《周礼》所记载的冬至郊天于圜丘、夏至祀地于方泽之礼跟南、北郊祭天、地是同一礼，不必分开。武帝又听从了。该月庚寅冬至，武帝亲祠圆丘于南郊。从此之后，圜丘方泽不分立。河内司马氏是儒学大族，皇族自身就有很高的儒学修养，因此晋郊祀制度订立并非完全照搬王肃的说法，而是前后有所变易。太康三年（282）正月，晋武帝亲郊祀，皇太子、皇子皆侍祠。沈约接着说“非前典也”，即此次郊天跟泰始二年冬至郊天不同。最明显的不同是在时日上。泰始二年的郊天在冬至日，是从《周礼》“冬至日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之义，太康三年的却在正月，当是沿用西汉武帝以正月上辛郊祀的旧制[5]，《白虎通·阙文》：
“祭日用丁与辛何？先甲三日，辛也；后甲三日，丁也。皆可以接事昊天之日。”
因此沈约才说此次郊天“非前典”，这是经学的不同解释在郊祀典制具体运用上的差别。不仅晋郊天典制前后各异，后来又恢复南郊和五帝位。太康十年六月下诏：
“《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则明堂上帝不得为天也。往者众议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礼文正经，[6]不通。且《诗序》曰‘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创业，既已配天，复以先帝配天，于义亦不安。其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
此处晋武帝的诏书根据《孝经》、《周礼》否定了天与五帝合一之说。《孝经》、《周礼》都是源出战国的文献，彼此细节有出入。晋武帝此诏书认为假如五帝与天合一，明堂宗祀中以文帝（司马师）配明堂之五帝就成了配天，而南郊宣帝已经配天，这不合情理，还是恢复五帝更能使南郊祭天和宗祀明堂的区别更分明，这样更有利于强调统治秩序。
晋武帝的诏书除了反映河内司马氏有很高的儒学修养，皇帝对经学并不外行外，还反映了《孝经》、《周礼》、《诗经》等经被越来越精致地调和，经文的含义经过两汉经师的发蒙，至此辞句之间的的互证和逻辑性越来越高，这是建设国家大礼不出差错所必须的。
至此南北郊算是确定了。西晋虽然很快灭亡，但郊祀是王朝正统的象征，东晋继承了这一制度。《宋书·礼三》记元帝渡江，太兴二年在巳地立南郊。“其制度皆太常贺循所定，多依汉及晋初之仪。”太兴二年三月辛卯，元帝亲视郊，当时尚未立北坛，地祗众神都在南郊。明帝太宁三年七月下诏营建北郊，还没有开始建明帝便驾崩。到成帝咸和八年正月，继承明帝时的遗旨，在覆舟山南立北郊。这个月辛未，祀北郊，以宣帝穆张皇后配地祗。先后配地之制在泰始二年群臣讨论时就废除了，这里重新出现，因此沈约说“此魏氏故事，非晋旧也。”
康帝建元元年（343）正月行北郊祭地之礼，但祭祀时日有疑议。太常顾和上表：
“泰始中，合二至之祀于二郊。北郊之月，古无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阳复。汉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则与南郊同月。及中兴草创，百度从简，合北郊于一丘，宪章未备，权用斯礼，盖时宜也。至咸和中，议别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后汉，正月祭天以地配，而称周礼。三王之郊，一用夏正。”[7]
顾和表认为祭地也应该在正月。他说北郊是时日“古无明文”，这是因为北郊祭地并非周代古礼，而是汉代才有的。顾和援引东汉光武帝和曹魏正月祭地的故事，认为这样合乎周礼。又说“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此语见《易乾凿度》，《白虎通·阙文》亦引之，则此为汉儒之通识。顾和的意见被采纳。正月辛未南郊祭天，辛巳北郊祭地，康帝都亲自参加。祭祀天地都集中在正月，仍然采用了正月上辛祭天之法的遗存，而没有采取《周礼》说的夏至日祭地之法。
郊坛中天与五帝是合一还是分开，郊天时日应在正月还是在夏至，这些都是经学内部不同流派的争论，比起西汉时将泰一神迁到长安南北郊，并将其中的神仙方术成分清除的质变来仅是细小的变化。但这些细小变化却反映了政治统治的需要对郊祀提出了更精确的要求。魏晋时期政治斗争始终占据了士大夫们最主要的精力，在郊祀时采用一家之说以应需要也就是情理中的事。
再看一下晋郊天的程序，《宋书·礼一》有详细记载。大约可分以下几个步骤：
1、斋戒。皇帝和清官都要散斋七日，致斋三日。散斋、致斋见《礼记·祭统》：“是故君子之斋也，专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斋七日以定之，致斋三日以齐之。”定了心神情绪然后可以交通神明。
2、夕牲。即视察牺牲的情况，在郊日前一天早饭前进行。公卿百官、京兆尹到郊坛东入位，太祝、太史牵牺牲进入，禀牺令跪报：“请检查牺牲。”太祝、太史说：“牺牲很肥壮。”而后被牵到庖厨宰杀。
3、献血腥。用两只陶豆（豆为先秦习用高圈足盛器，用陶为之，取《郊特牲》“器用陶匏”之意）盛牲血，一个献于天神座前，另一个献于太祖神座前。
4、进馔。包括进献牲二头（天与太祖各一）、酒、璧、蒯席等。这些无不按照礼书的记载。天与太祖各享一牲，是从《尚书·洛诰》“帝（天帝）牛一，稷（后稷）牛一”，用瓦尊盛酒见《礼记·郊特牲》“器用陶匏”，璧用苍玉则是从《周礼》，以蒯为席，《宋书·礼一》解释到：“古者席槀，晋江左用蒯。”
5、皇帝和太常、光禄三献。皇帝在当天早上穿着身绘龙纹的礼服，戴平天冠，坐金根车，由斋戒了的百官陪同到郊坛东门外，再由博士、太常引导入位。太祝令跪着用陶匏器中盛的酒灌地，皇帝拜天神和太祖，群臣亦拜。而后皇帝由博士、太常引导着到南阶，脱鞋登坛，到盛酒的罍前。黄门侍郎把爵洗了之后跪下进献给皇帝，执樽郎舀罍中的香酒（秬鬯）给皇帝，皇帝分别献于天神座和太祖座前，再拜。此为一献。太祝令进福酒给皇帝，皇帝饮完后由博士、太常引着从东阶下，回到南阶。谒者照以上程序引太常献酒，是为亚献，而后光禄献是为终献（三献）。三献后皇帝、群臣各还本位。
6、送神和燔燎。太祝以酒灌地后群臣拜伏。而后皇帝站在燔燎的位置，太祝令用几案盛着献神的玉璧、割开的牺牲、爵酒、黍饭等放在柴坛上，燔燎时三人手拿火炬上去点燃，坛下二十多人用火炬往坛上扔，柴烧完后祭天礼便告结束。
此为东晋南郊祭天之礼。其程序诸环节皆仿宗周礼典。北郊祭地的斋戒、夕牲、进熟、三献和南郊祭天完全相同，但北郊祭礼完了之后对供品牺牲采取的是瘗埋之法，太祝令下令把牲体、玉、食物用一牲覆盖住后下土瘗埋。东晋郊祀的程序只有三献，而经师们一般认为郊天有七献（见孔颖达《礼记·郊特牲》疏），并且晋郊天燔燎在最后，这与经师们解释的周代郊天燔燎在最先，以其气降神也不一样。这或许跟两晋尤其东晋儒学不盛，无知名大儒为其把关有关。
二、魏晋庙制和祭祖礼
除了郊祀之外，祭祖礼是王朝祭礼的另一主干内容。相较于郊祀的仅限于帝王，祭祖礼一直下达到庶人，因此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王朝的祭祖礼一方面追认着皇族血缘和政治上的正统，强调皇族内部的等级尊卑，另一方面起着为天下尊祖敬宗、凝聚宗族作表率的道德教化作用。魏晋时期的祭祖礼经历了类似于郊祀的的变化，下面便作些考述。
祭祖礼有两方面内容，一为庙制，包括列庙顺序和亲尽迭毁之法；一为按时祭祀之法。下面对魏晋这两方面内容作些考察。
魏庙制的建立，始于汉献帝建安十八年曹操被封为魏公。当时在邺城以诸侯制度立五庙[8]。黄初元年魏文帝十一月受禅，追尊父、祖为太皇帝、武皇帝，明帝时又追尊高祖大长秋曰高皇，都在邺庙所祠[9]。《三国志·魏志·明帝纪》记载太和元年夏四月甲申，初营宗庙，此时文帝的高祖处士（曹节）曾祖高皇（曹腾）、祖太皇帝（曹嵩）共一庙，魏武帝曹操一庙，曹操庙百世不毁。但此时的七庙制度并不完备，所祠的只是“亲庙四室（室指庙中牌位）”，明帝太和三年十一月，洛阳宗庙建成，最早的处士主对明帝而言已是往上的第五代，超过了高祖，于是以“亲尽”迁出，把明帝的高祖大长秋（高皇曹腾）以下的神主都迎来共一庙，庙中仍然设置四室（牌位）。这样，“亲尽迭毁”之制算是开始实行。
曹魏还按照大儒郑玄的说法确立了天子七庙之制。郑玄《礼记·王制》注认为周代七庙是“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孔颖达认为七庙并非上溯七代世系，而是其中四庙为高祖、曾祖、祖父、父亲，另外三庙中，一为本朝始祖，其余二为有文治武功，不依照“亲尽迭毁”的制度永远保留其庙的文、武二宗。前四庙为自己往上的亲属，容易确认，后三庙（始祖、文、武不迁之主）则需要商议。《晋书·礼志》记载到景初元年六月，公卿们开始奏定七庙中缺少的这三庙，最终魏武帝曹操被尊为太祖（本朝始祖），魏文帝曹丕为高祖（文祖），明帝当时还活着，臣下们已为他定了死后的庙号烈祖，即七庙中的武祖。《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景初元年六月有司奏：
“武皇帝拨乱反正，为魏太祖，乐用武始之舞。文皇帝应天受命，为魏高祖，乐用咸熙之舞。帝制作兴治，为魏烈祖，乐用章（武）[斌]之舞。三祖之庙，万世不毁。其余四庙，亲尽迭毁，一如周后稷、文、武庙祧之制。”
这样七庙便齐全了。但帝王活着就定庙号是从未有过的事，《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魏氏春秋》对此的讥讽：
“夫谥以表行，庙以存容，皆以既没然后著焉。所以原始要终，以示百世也。未有当年而逆制祖宗，未终而豫自尊显……，魏之群司，于是乎失正。”
曹魏急着要立全七庙以奠定政治影响，只好在明帝还活着时便定了他死后的庙号，便招来后人的讥讽。
不仅曹魏立七庙，曹魏的宗庙祭祖同样为后人讥讽。魏文帝黄初二年六月，因为洛京宗庙还没有造好，文帝曹丕便在建始殿祠武帝，“躬执馈奠，如家人之礼[10]。”宋杨晨《三国会要》卷七引王朗曰：“今当建始之前，足用列朝会”，则建始殿为朝会等所用，相当于一般士大夫的厅堂，非宗庙显然。曹丕亲自拿了祭品布帛在建始殿祭祀，而不在有司的协助下进行，这在《礼记·祭法》中是庶人之礼，按礼制，从庶人因没有宗庙，只好在寝中祭祖，卿大夫应该在宗庙祭祖，且有有司协助。为此何承天讽刺到：“案礼，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庶人无庙，故祭于寝。帝者行之，非礼甚矣。”是讥讽曹丕不懂天子祭祖应有的等制，贻笑大方。
以上是曹魏庙制和祭祖的大体内容。此些都是从周代就有的。此外曹魏还继承了从秦汉始有的园寝及上陵制度并有所改易。《宋书·礼志》魏武帝曹操葬高陵，陵上立了祭殿。黄初三年，文帝下诏把祭祀活动都安排在宗庙进行，还诏自己死后薄葬。这一诏书导致了陵寝制度的衰微，此为汉、晋葬制的重要区别。沈约说“自后至今，陵寝遂绝。”魏的上陵亦稀疏。仅有的一次上陵还发生了司马氏诛曹爽的高平陵事变，此后更无上陵之制。
以上是曹魏的庙制和祭祖礼。这里顺便谈一下吴、蜀的祭祖礼。与曹魏相比，吴、蜀庙制皆不完备。据《宋书·礼志》，孙权不立七庙，因为其父孙坚曾经做过长沙太守，仅在长沙临湘县立孙坚庙。孙权不亲祠，派太守祠。孙坚庙又被尊为七庙中的始祖庙，却不在京师。又用百姓所发掘的吴芮（西汉初的长沙王）墓的木材为屋，沈约的评价是“未之前闻矣”。孙权死后，孙亮即位。第二年正月，于宫东立孙权庙，称为太祖庙。沈约说：“既不在宫南，又无昭穆之序。”从这条记载看，东吴庙制与西汉韦玄成清整之前[11]类似。
东吴还继承了汉的园寝制度。《宋书·礼志》记载孙皓即位后追尊父孙和为文皇帝，并改葬孙和于乌程西山，称为明陵，置园邑二百家。还在乌程立了孙和的陵寝，使县令丞四时奉祠。宝鼎元年，乌程分置吴行郡，便派太守行事。据唐长孺先生考证，东吴在儒学上继承了汉代遗风[12]，其典章制度承汉跟此亦是一致的，园寝制度继承汉是其中一部分。东吴的祭祖中还混着巫祝术[13]。这些都是东汉以来的遗存。
《宋书·礼志》：“刘备章武元年四月，建尊号于成都。是月，立宗庙，祫祭高祖以下。备绍世而起，亦未辩继何帝为祢，亦无祖宗之号。“由此看来，蜀汉庙制也很不完备。
以上是三国庙制和祭祖，其中曹魏的是主流。两晋庙制和祭祖则比曹魏完备。具体内容可分为：一、庙制和亲尽迭毁之法，二、宗庙时祭和合祭法。以下试分别简要介绍。
晋皇室司马氏为河内温县大族，自汉以来世系清楚，这就为其子孙称帝后追认世系提供了可靠渊源。晋七庙设置从王肃说。王肃主张七庙指“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庙为二祧（远庙），并始祖，及亲庙四，为七[14]。”即由自己往上推七代（自己是第一代）。
晋武帝沿用了曹魏的宗庙[15]，到太康十年，才因原宗庙坏在宣阳门内改建宗庙，穷壮极丽。但坎位之制跟先前一样。《宋书·礼志》记晋武帝追祭征西将军（汉征西将军司马钧，宣帝高祖）、豫章府君（汉豫章太守司马量，宣帝曾祖）、京兆府君（汉京兆尹司马防，宣帝之父），与宣帝司马懿、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为三昭三穆。当时太祖之位空着，“所以祠六世与景帝为七庙，”其中，景帝、文帝为兄弟。其实晋武帝时才真正代魏，他应是真正的基业创建者，但他当时还活着，不能入庙，于是太祖之位便空着。
庙数多了要亲尽迭毁，迭毁法亦按王肃说。晋的庙制和迭毁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从东晋开始，宗庙中世系少而牌位多。这是因为元帝并非武帝、惠帝的嫡系[16]，其继地位类似汉光武帝继承汉元帝。《宋书·礼志》记载华恒、温峤讨论结果是不拘泥于经书所载的周代庙制和迭毁之法，而是有所变通，最重要的是改变“兄弟不相入庙”的周制，把同一辈的帝王都立庙，不拘泥于庙的限数，而保证世系齐全。王导认为温峤的对，这样里既肯定了以元帝为准追溯世系，又肯定了兄弟可以都入庙，这就使后来晋宗庙中出现了世系少而牌位多的情况。随着时间推移，明帝崩后因宗庙牌位日多，两晋礼官为此作了变通。《宋书·礼志》记载元帝崩后有十个坎位，成帝崩而康帝继，则有十一个。
总之，晋的迭毁法是根据目前在位皇帝的辈分向上推溯，正常情况下应是父死子继，最远的牌位迁出；若是兄弟相继则先前牌位不动，若出现异常则稍作变通。如简文帝为元帝少子，于成帝、康帝为叔辈，于是颖川（汉颖川太守司马俊，宣帝司马懿祖父）、京兆这些远庙牌位又迁入以凑足七代。这样宗庙中免不了祖孙混杂，尊卑不清。穆帝（元帝曾孙）时进行殷祭，宣帝司马懿以上的四府君和太祖的关系在庙制上如何处理终于导致大讨论。有司奏言：
“……今晋庙宣皇为主，而四祖（征西、豫章、颖川、京兆）居之，是屈祖就孙也；殷祫在上，是代太祖也。”
这段话是说晋宗庙的太祖本应是宣帝，但四祖为宣帝祖先，既迁入庙，就应比作为孙辈的宣帝尊崇，而殷祭时他们地位又在太祖（宣帝）上，这样不合乎强调功业为先的原则。于是引起了群臣讨论。解决办法大同小异，大多认为应重建一室放置四祖牌位，殷祭时同享大祭[17]。安帝义熙九年殷祭时讨论迭毁之制又有了变化，关键在于太祖（宣帝）以上的四府君殷祭时受不受祀。刘裕和琅邪王司马德文认为应“筑别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不祀也”[18]，这样就解决了殷祭时作为太祖的宣帝和宣帝祖先四府君孰尊孰卑的问题。
晋的庙制和迭毁法之所以成为一再讨论的焦点，是因为在殷祭（祫禘大合祭）时所有的牌位都要按昭穆排列，假如看法不一，昭穆顺序就会整个不同。《左传·文公2年》记载春秋时鲁合祭乱了昭穆为“逆祀”[19]，是违礼的行为，晋的有司群臣已经明白这一点，在立庙制时刻意避免这种情况，比起东汉藏主于光武帝庙中，积累多了也不实行亲尽迭毁制度[20]来是明显的进步。
翻检《宋书·礼志》记载的太常、博士们关于庙制、迭毁制的争论，许多内容似乎琐碎而不易懂，这正反映了他们努力想把限于书本的经学和晋皇室自汉魏以来世系久远，受魏禅代而后偏安江左的复杂政治变化名正言顺地结合起来。政治的变动反映在庙制上，是继位者往往并非父死子继，但后继者必须将先祖们名正言顺地排成一个天然的序列，于是有了坎位和世系不尽相符的变通；这是政治伦理需要对经学、祭祖礼的精确度要求越来越高的表现。
晋祭祖礼的另一讨论焦点是行殷祭（宗庙合祭称殷祭，殷为大之意）的时间。安帝义熙二年孔安国曾经以殷祭时日不对奏请免太常博士徐乾、御史中丞范泰等官。理由是徐乾、范泰等因小君（皇后、夫人）之丧废殷祭，孔安国列举故事，说明国君再周（死后的第二年）之内可以殷祭。殷祭的时日是在即吉之后还是丧期之内，潜在地反映着帝王的尊严和礼仪上的吉凶之别[22]——假如皇后丧内废除宗庙合祭，皇帝丧内却合祭，是帝反不如后尊；祭日若在守孝出凶服前，新死之君的牌位尚未入宗庙，此前的祭祖礼只能是凶礼。出现这种情况是有司的失职，这在通儒硕生看来是极其非礼的，因此孔安国才要求追究有司的责任。
总之，晋的庙制、祭祖礼细节比前代有进步，但整体规模并不隆盛。这里举一个侧面例子。除了宗庙合祭外，明堂配帝亦涉及到祭先祖。西晋挚虞曾议明堂配祀，汉魏明堂都祀五帝，晋新礼从王肃说，五帝即天，天即五帝，明堂没有了五帝的位置，后来太医令韩杨上书认为仍然应该祀五帝。此后五帝之祀又恢复[23]。但东晋没有修建，东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下诏议明堂之制。祠部郎徐邈、吏部尚书王忱都认为等到天下统一才能修建明堂辟雍，于是明堂仍然没有修建，明堂配祖就更谈不上了。
《宋书·礼志》记载殷祭的程序和南郊祭天略同，亦可分为斋戒、君臣依次就位、三献几步。这里就不赘述了。殷祭时所有的牌位都按昭穆排开，功臣配飨的在庭中设位，由谒者进酒奠爵。礼书记载的周代天子宗庙合祭有九献，此处则只有三献，要简陋得多。这亦是晋祭礼简陋和不完整的另一个反映。
三、结语
以上是对魏晋郊祀、祭祖礼的简要考述。曹魏国祚短促，有确立典制的开始，却无长久实施的条件，即便郊坛、庙制等最起码的礼仪场所和制度的订立也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这是因为汉末以来，理想色彩浓重的礼仪制度面对政治混乱、人民流离的现实不能挽救急弊，兵刑钱谷等政务理所当然地首当其冲。但王朝的正统性需要郊祀来论证，于是，原先作为汉儒心目中理想化宇宙和政治秩序象征的郊祀在魏晋蜕变为论证王朝合法性的依据。至于庙制和祭祖礼，它是强调道德教化的工具，曹魏把生者定了死谥以求七庙齐备，晋朝博士、太常等礼官争论庙制、殷祭等的细节岌岌为并不强盛的皇权装点门面，反映的都是王朝正统性的急需。
总之，魏晋郊祀和祭祖礼的具体内容虽然跟不比两汉的繁富宏阔，但魏晋郊天和祭祖礼绝非毫无成就可言。从中国古代王朝祭礼的纵向发展看，它构成承上启下的环节——它逐步扬弃着两汉郊庙典礼的粗疏随意和过于理想化，变得务实而精致，更适合统治的需要。在以后名儒通说和强大统一的皇权相结合的时代到来，它内容的进一步宏阔丰富也就成了必然，而这些都是魏晋郊祀和祭祖礼的诸多细小变化奠定的基础。
[1] 王朝祭礼指的是中国古代部级礼仪中以祭天、祭祖为主干内容的礼典。它被包含在文献所称的吉、凶、军、宾、嘉五礼中。但笔者认为这些礼仪并不都是王朝祭礼的内容，王朝祭礼应指其中渊源于原始宗教，后来服务于王朝论证自己的存在合法性及实现教化和伦理需求的那些祭祀（sacrifice）和膜拜（worship）的礼典(ceremony)，它包括对天地百神的祭祀，一部分旨在实现“天人合一”的礼仪（如朝日夕月、合朔等）和其它一些生产和人伦礼仪。
[2] 皮锡瑞《经学历史》160页，中华书局1959年。
[3] 《三国志·魏志·高堂隆传》。
[4] 《汉书·郊祀志》记王莽上书：“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其谊一也。天地合精、夫妇判合。祭天南郊，则以地配，一体之谊也。”
[5] 《汉书·礼乐志》记载汉武帝“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南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6] 中华标点本此处无逗号，此逗号为笔者察其文意所补。
[7] 《宋书·礼三》。
[8] 《宋书·礼三》“汉献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郡封魏武帝为魏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庙于邺，自以诸侯礼立五庙也。后虽进爵为王，无所改易。”
[9] 《宋书·礼三》。
[10]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
[11] 韦玄成整齐宗庙之前，西汉皇家宗庙（太上皇、高祖、文、武、昭、宣、等诸帝及后甚至太子）、园寝遍布郡国各地，供飨、上食花费巨大，于是有韦玄成立庙制和清整宗庙祭祀，具体可见《汉书·韦玄成传》。
[12]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371页，三联书店1957年。
[13]《宋书·礼三》云宝鼎二年（晋武帝泰始三年，266年）有司说应把孙皓之父孙和（被孙皓追认为文皇帝）牌位迎入京师，为之立庙。孙皓从之并亲迎，还多次下诏问神灵起居情况。巫觋说看见孙和被服如平常。又孙皓迎孙和灵舆时露宿在金城外七天，祭祀了三次，倡妓昼夜娱乐。有司奏说：“‘祭不欲数，数则黩’，宜以礼断情。”然后才停止。
[14]孙詒让《周礼正义·春官·序官·守祧》引。
[15] 《宋书·礼志》二年正月，有司奏天子七庙，宜如礼营建。帝重其役，诏宜权立一庙。于是群臣奏议：“上古清庙一宫，尊远神祗，逮至周室，制为七庙，以辨宗祧。圣旨深弘，远迹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庙之繁华，遵一宫之尊远。……可依有虞故事，即用魏庙。”
[16] 元帝不是武帝的嫡系子孙，而是司马懿的曾孙，于司马氏算疏宗，但由于西晋灭亡，武帝子孙尽死，元帝在江南被拥戴，元帝并非愍帝之后，而是武帝的子辈。
[17] 此讨论参见《宋书·礼三》。
[18] 同上。
[19] 《左传·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庙，跻僖公，逆祀也。”闵公为兄，僖公为弟，此初以僖公牌位越于闵公之上，不但乱了等次，而且乱了昭穆。
[20] 见《后汉书·祭祀下》。又《全后汉文》卷七十蔡邕《郊祀意》：“孝明立世祖庙，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义。后嗣尊俭，不复改立，皆藏主其中……。”
[21] 祭祖礼有吉礼、凶礼之分。此区分《仪礼》便已经明了。士丧、既夕、士虞等礼是从死者新死后就开始的祭奠诸礼，死者下葬而后守孝，出服之后“即吉”，此后的祭祖礼属于吉礼。宗庙祭祖属于吉礼。
“天道周星，物极不反”是《哀江南赋》序中的句子。其中“周星”作何解，是考证《哀江南赋》作年的重要依据之一。倪璠注曰:
《左氏传》曰:十二年，是谓一终，一星终也。杜注:岁星十二岁而一周天。《正义》曰:直言一星终，知是岁星者……故知是岁星。岁星，天之贵神，所在必昌。……是周星之时，物极必反也。梁元帝江陵败后，竟不能复，故下云但有身世王室之悲也。
陈文、王文和牛文均据此以为“周星”是指“十二年”，并在此基础上推出《哀江南赋》当作于566年后。鲁同群先生虽提出该赋作于557年，但他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
事实上，“周星”并不是仅有“十二年”一个含义。庾信的父亲庾肩吾《咏同泰寺浮图》诗中有这样两句:“周星疑更落，汉梦似今通。”其中“周星”若释为“十二年”，诗意明显不通。诗中“周”与“汉”相对，是指夏商周之周。按照中国古代五行的说法，周代是木命。《汉书·律历志》载:“水生木，故为木德。天下号曰‘周室’。”则“周星”当是指“岁星（木星）”。岁星为“天之贵神，所在必昌”，其盈缩和国运是有关系的。《汉书·天文志》载:“岁星所在，国不可伐”，“所去，失地;所之，得地”，“当居不居，国亡;所之，国昌”。因此，“岁星”还含有代指“周朝运祚”之意。从诗意上看，这种解释是合理的。
用这种含义来解释庾信作品中的“周星”，我们会发现，它较之“十二年”更为合理、贴 切。从文意上看，将“周星”释为“岁星”是可通的。而且北周是依周制建国，它也是木命。《周书·孝闵帝纪》云:“周室受命，以木承水。”同书《明帝纪》云:“自火行至今，木德应其运矣。”因此，“周星”也可以代指“北周运祚”。“天道周星”当是庾信在北周出现岁星的情况下，对其预示出的北周国运昌盛发出的感叹。其下句“物极不反”也是指北周国运不衰，而不是指梁朝的灭亡。
庾信很可能是从其父亲诗中引用了这一词语。从二人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旁证。试比较:
天河来映水，织女欲攀舟。汉使俱为客，星槎共逐流。 （庾肩吾《奉使江州舟中七夕》）
牵牛遥映水，织女正登车。星桥通汉使，机石逐仙槎。 （庾信《七夕》）
桂长欲侵轮。 （庾肩吾《和徐主簿望月》） 桂满独轮斜。 （庾信《望月》）
夜剑动星芒。 （庾肩吾《被使从渡江》） 剑室动金神，星芒一丈焰。 （庾信《奉报寄洛州》）
由此可见，父子二人作品之间的传承关系是很明显的。因此，庾信赋序中的“周星”当解作“岁星”，又代指“北周运祚”。
如此，则用“天道周星”是指“十二年”来断定《哀江南赋》作于566年后是不妥的。
考证《哀江南赋》作年的另一个重要依据，是对“幕府大将军之爱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的理解。对此，各家诸说有同有异。对于“丞相平津侯”，诸说多以为指的是宇文护，这是可信的。庾信入北后共有三人作过丞相，他们是西魏时的宇文泰和大象二年（580）五月后的杨坚和王赞。《周书·晋荡公护传》载:“自太祖为丞相，立左右十二军，总属相府。太祖崩后，皆受护处分。”则宇文护之职也相当于丞相。宇文泰不可能是庾信所称的“丞相平津侯”，原因有三:其一，《哀江南赋》中自“况复零落将尽”以后，当是描写庾信作赋时的状况。由赋中“有妫之后，将育于姜。输我神器，居为让王”数句可知，此赋当作于周闵帝元年（557）十月梁敬帝让位，陈霸先称帝后。赋中又有“日穷于纪，岁将复始”，可知此赋作于十二月。因此，此赋作于该年十二后。而宇文泰死于太平元年（556）十月。其二，宇文泰“崇尚儒术……性好朴素，不尚虚饰” （《周书·文帝纪》） ，而庾信诗文“绮艳” （《北史·庾信传》） ，注重辞藻。二人缺乏沟通的基础。其三，据鲁文，庾信入北后“三年囚于别馆”当是事实。而宇文泰应是这件事情的制造者。王赞和杨坚也不可能是庾信赋中的“丞相”，因为他们担任丞相时，庾信已经将作品结集，且庾信和他们无交往记载。因此，“丞相平津侯”只能是指宇文护。宇文护和庾信的交往也确非一般。庾信在561年曾代宇文护作《为晋阳公进玉律秤尺斗升表》。562年庾信作《终南山义谷铭》赞颂宇文护。宇文逌《庾信集序》云:“晋国公（宇文护）庙期受托，为世贤辅，见信孝情毁至，每日悯嗟，尝语人曰:‘庾信，南人羁士，至孝天然，居丧过礼，殆将灭性。寡人一见，遂不忍看。’”这当是实事。此外，庾信在572年宇文护被诛后赋闲在家，当与他们二人交往密切有关 （参见吴先宁《庾信〈园庭〉七诗作年考》，《文学遗产》1991年第3期）。 至此，我们可将《哀江南赋》的作年限定在周闵帝元年（557）十二月以后至572年宇文护被诛前。
至于“幕府大将军”何指，诸说分歧较大。清人陆繁 以为是指周明帝（557—560年在位）、周武帝（560—578年在位），其注曰:“按《滕王逌序》，周明帝、武帝二帝初尝为大将军……盖追序二帝……礼遇之隆也。”倪也持此说。鲁文以为称皇帝为大将军是不对的，认为“幕府大将军”和“丞相平津侯”是泛指北周贵族。牛文也认为称皇帝为大将军不伦不类，认为“幕府大将军”是指卫王宇文直。既然前文已证“丞相平津侯”是指宇文护，则“幕府大将军”不应是泛指北周贵族，而应是专指。不过，牛贵琥先生的说法也值得商榷。当日宇文护权倾朝野，宇文直权势当在其下。若“幕府大将军”是指宇文直，庾信在写作时应颠倒顺序为“丞相平津侯之待士，幕府大将军之爱客”。深谙官场的庾信不会不懂这一点。
那么，能排在宇文护前面的“大将军”能 是谁呢?要解决这个 问题 ，应从当时 历史 入手。自宇文泰死后，宇文护趁机掌握了朝政。“凡所征发，非护书不行，护第屯兵禁卫，盛于宫阙，事无巨细，皆先断后闻。” （《周书·晋荡公护传》）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572年他被诛才结束。这期间，君主只不过是一种点缀。因为和宇文护发生冲突，孝闵帝和明帝先后遇害，武帝也是在诛杀宇文护后才开始真正掌权的。在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下，能被庾信排在宇文护前面的，也只能是北周君主，因为他们的地位至少在名义上高于宇文护。
将君主称为大将军似乎是不合理的，但通过考察北周历史，我们会发现这种情况在当时是可能存在的。《周书·文帝纪》载，魏恭帝三年（556）春“初行周礼，建六官”。同书《孝闵帝纪》记载，元年（557）春正月辛丑，孝闵帝“即天王位”。同书《明帝纪》载，同年秋九月甲子，明帝“即天王位”。由此可知，北周初是依《周礼》称君主为“天王”的。这种情况在明帝时得到改变。《周书·崔猷传》载:“世宗即位……时依《周礼》称天王，又不建年号……今天子称王，不足以威天下，请遵秦汉称皇帝，建年号。朝议从之。”北周建年号是在武成元年（559）八月，则北周改称“天王”为“皇帝”也在此时。皇帝改称号这样的大事既然是“朝议从之”，获得通过，必是经过宇文护同意的。这说明了此时宇文护对北周君主在名份上的肯定。而此前的情况则不是这样。君主“天王”的名号并没有得到尊重。《周书·晋荡公护传》中记载，在孝闵帝试图诛护失败后，宇文护“遣祥逼帝，幽于旧邸。……曰:‘……以略阳公既居正嫡，与公等立而奉之。……今日宁负略阳，不负社稷尔。’”《周书·孝闵帝纪》云:“武帝及诛护后，乃诏曰:‘……故略阳公至德纯粹，天姿秀正。’”可见，孝闵帝在即位后甚至死后，均是被称为“略阳公”的。“略阳公”是他即位前七年时所得的封号。庾信所指的“大将军”不会是他。因为他被弑于即位当年九月，而《哀江南赋》至少作于本年十二月后。周明帝即位后，他面临的 政治 环境和孝闵帝时一样，他也只是一个傀儡。因此，他的“天王”名号也未必会被宇文护尊重，而其他人要看宇文护的脸色。由于周明帝在即位前曾任大将军之职，假如《哀江南赋》作于此时，庾信是很有可能这样称呼他的。而武成元年（559）八月以后，虽然明帝和武帝依然没有实权，但其“皇帝”的名分得到了宇文护的肯定。假如《哀江南赋》作于此后，庾信没有必要躲躲闪闪地称厚待他的皇帝为“大将军”。从庾信559年至572年间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事实正是如此。561年，庾信为宇文护作《为晋阳公进玉律秤尺斗升表》，其中有“三才既立，君臣之道已陈”、“伏惟皇帝”等语。569年，庾信在其《象戏赋》中称武帝的《象经》为“圣制”。相反，庾信在明帝时曾作《谢明皇帝赐丝布等启》，其中，“明皇帝”是宇文毓的谥号，当是后来所加。文中仅有开篇的“臣某启”、“奉敕垂赐”两处显示出这是君主所赐，却没有出现“天王”、“圣恩”之类的词语。文中其他处和一般的答谢启没有什么区别。这当是武成元年（559）八月前的作品。
因此，我们可以断定《哀江南赋》当作于周孝闵帝元年（557）十二月至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八月间。“幕府大将军”指的是周明帝宇文毓。从周明帝和庾信的关系看，这个判断是合理的。上文提到的《谢明皇帝赐丝布等启》便是庾信在明帝赐物后所作。《周书·明帝纪》载:“帝……幼而好学，博览群书，善属文，词彩温丽。及即位，集公卿以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校刊经史。又群采众书，自羲、和以来，讫于魏末，叙为《世谱》，凡五百卷云。所着文章十卷。”共同的爱好 自然 会促进二人的交往。庾信曾作《预麟趾殿校书和刘仪同》，可知他即是那“八十余人”之一，参与了明帝组织的这次文学活动。曹道衡、沈玉成两位先生编写的《南北朝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中认为，明帝“温丽”的文风当受到南方文学的 影响 ，这其中当有庾信的作用。
关键词：曹毗，生年，卒年
曹毗，东晋著名作家。《晋书·文苑传》称其为“中兴之时秀”。 其著作范围很广，有诗、赋、文及志怪小说。其诗今存二十余首，大部分为五言体，其中最有名的是可为“捣衣诗”先祖的《夜听捣衣诗》。其赋当时也颇负盛名，今存较完整的有《箜篌赋》、《鹦鹉赋》、《涉江赋》、《秋兴赋》等，都甚有文采。其文以“对问”体形式为写法的《对儒》为代表。曹毗还是东晋非常有名的志怪小说家，鲁迅《古小说钩沉》有其志怪小说《志怪》的辑本。而《晋书》、文学史及其他有关曹毗的资料在论及他时，特别是他的生卒年问题时，都过于粗略，甚至只注写“生卒年不详”。论文写作，生年。关于他的卒年问题，学术界有些专家根据曹毗的传记和他今存的作品做了些推断，大致有两种说法：
（一）“曹毗的卒年无法考知。但据《晋书》本传，他任下邳内史后还‘累迁至光禄勋’，那么他很可能活到穆帝升平年间（357—360）或稍后一些时间。”此说见曹道衡《晋代作家六考》一文。（《文史》1984年第20期）
据《晋书》记载：“太元中，破苻坚，又获其乐工杨蜀等，闲习旧乐，于是四厢金石始备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庙歌诗。”太元八年，即公元383年，曹毗尚在世，且增造十一首宗庙歌诗。所以他是不可能卒于穆帝升平年间（357—360）或稍后一些时间的。
（二）“其卒年肯定在太元八年以后。”此说见张可礼《许询生年和曹毗卒年新说》一文。（《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2期）
笔者很认同张可礼的关于曹毗卒年的说法。因为此推断可据史书上关于曹毗的记载及今存的曹毗的宗庙歌诗找到有力的佐证。《晋书》本传载：“曹毗，字辅佐，谯国人也。高祖休，魏大司马。父识，右军将军。毗少好文籍，善属词赋。郡察孝廉，除郎中，蔡谟举为佐著作郎。父忧去职。服阕，迁句章令，征拜太学博士。时桂阳张硕为神女杜兰香所降，毗因以二篇诗嘲之，并续兰香歌诗十篇，甚有文彩。论文写作，生年。又著《扬都赋》，亚于庾阐。累迁尚书郎、镇军大将军从事中郎、下邳太守。累迁尚书郎、镇军大将军从事中郎、下邳太守。以名位不至，著《対儒》以自释。……累迁至光禄勋，卒。”由上可知，曹毗是官至光禄勋以后才辞世的。而大约卒于何时呢？又《晋书》卷二十三乐志载:“太元中，破苻坚，又获其乐工杨蜀等，闲习旧乐，于是四厢金石始备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庙歌诗。”史载孝武帝太元年间，东晋与前秦苻坚多次交战，并且东晋在交战中多处于劣势，前秦苻坚夺取了东晋的一些军事重镇和城池。而最著名的交战即是太元八年十一月的淝水之战，东晋大获全胜，取得辉煌战果。《晋书·孝武帝纪》载：“诸将及苻坚战于肥水，大破之，俘斩数万计，获坚舆辇及云母车。”获杨蜀也应在此时。论文写作，生年。（案：曹毗“少好文籍，善属词赋”，又通晓音乐，因为宗庙歌诗属于乐府诗要借助于乐工的演唱才能得以传播。所以东晋王朝在获乐工杨蜀后，使曹毗、王询增造宗庙歌诗。）而曹毗造宗庙歌诗当在太元八年或太元八年之后。又据曹毗的十一首宗庙歌诗，起高祖宣皇帝迄哀皇帝，而简文、孝武二歌乃由王珣造，似孝武卒时，曹毗已故，故不得为造孝武歌，而由王珣来造。“由此可知，太元八年曹毗尚在世，其卒年肯定在太元八年以后”，即公元383年之后。所以张可礼先生关于曹毗卒年的说法深为笔者所认同。
而关于曹毗的生年问题，还少有人涉足。《晋书》卷九十二载:“曹毗，字辅佐，谯国人也。……毗少好文籍，善属词赋。郡察孝廉，除郎中，蔡谟举为佐著作郎。父忧去职。”关于佐著作郎，据《晋书·职官志》卷二十四载：“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汉东京图籍在东观，故使名儒著作东观，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及晋受命，武帝以缪徵为中书著作郎。元康二年，诏曰：‘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文籍，今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于是改隶秘书省。后别自置省而犹隶秘书。论文写作，生年。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郎，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元康二年即公元292年。在这一年惠帝下诏：“……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郎，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始诏置佐著作郎这个官职。由上引文又可知曹毗为佐著作郎是蔡谟举荐的，所以由蔡谟的生卒年我们可否大略考知曹毗的生年呢？而蔡谟的生卒年我们可以据《晋书》得知确切答案。《晋书》卷七十七载:“谟弱冠察孝廉，州辟从事，举秀才，东海王越召为掾，皆不就。避乱渡江。时明帝为东中郎将，引为参军。元帝拜丞相，复辟为掾，转参军，后为中书侍郎，历义兴太守、大将军王敦从事中郎、司徒左长史，迁侍中。……十二年，卒，时年七十六。论文写作，生年。”十二年，即永和十二年，公元356年，由此可推知蔡谟生于公元281年。论文写作，生年。而蔡谟在元康二年是不可能举荐曹毗为佐著作郎的，他那时还未成年，自己还未为官。蔡谟“察孝廉”时已是“弱冠”，即二十岁了。而后“州辟从事，举秀才，东海王越召为掾，皆不就。避乱渡江。时明帝为东中郎将，引为参军。”可知此时蔡谟尚无能力推荐曹毗为佐著作郎。而他有能力举荐曹毗应至少在晋元帝在位的公元317—322年的五年间，史载蔡谟：“元帝拜丞相，复辟为掾，转参军，后为中书侍郎，历义兴太守、大将军王敦从事中郎、司徒左长史，迁侍中。”蔡谟荐举曹毗时，曹毗已“除郎中”，按常理推算，曹毗至少也有二十岁。而蔡谟此时已近或超过不惑之年。可知曹毗应比蔡谟年少不少。假如曹毗与蔡谟年龄相仿，生于公元281年左右，至他去世时公元383年之后，他已有百岁高龄了，而这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又据曹毗卒年（公元383年之后）往前推，取其极限，曹毗至少应生于公元300年之后。
主要参考文献
【1】、《晋书》，房玄龄，中华书局，1974年版。
【2】、《魏晋文学史》，徐公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3】、《许询生年和曹毗卒年新说》，张可礼《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1988年第2期。
01世：名汪，本姓姬，字象文，鲁成公黑肱庶子，二夫人姒氏所生，因大夫人姜氏未育，襄公午亦为庶出，故汪即次子也。史属春秋/ 西周/ 鲁国。生于周简王十三年亦即鲁成公十八年戊子（公元前573 年）。长于敦敏值功于鲁，鲁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公元前552 年）封上大夫（最高爵位），食采颍川（颍水得名，秦置颍川郡的前身，辖境主以颍河流域，辐射约今河南禹州、太康、许昌、长葛、登封、尉氏、平顶山、叶县、宝丰东、郾城西、新密南、舞阳北，治阳翟即今禹州市，隋唐后改治许昌），封为颍川侯，亦号颍川汪侯。
夫人王氏――大夫王之女。生子一──挺。公与夫人殁后同葬颍川城（著名夏朝古都──禹州）南三十八里伏龙山，坐坎面离（坐北朝南，背靠颍川面向太康），即晋初陈郡阳夏太康西乡靖仁里。
02世：名挺，字文质，汪侯独子。史属春秋/ 西周/ 鲁国。生于周灵王二十年即鲁襄公二十一年己酉，也即孔子诞生前一年（公元前552 年），仕周至司谏。 妣郑氏──郑君约之女（一曰许氏女）；生子二──诵、芒；公殁葬洛阳（豫）牛耳山。
03世：名诵， 字元通，号志道，挺公长子。史属春秋/ 西周/ 鲁国。生于周景王十五年即鲁昭公十二年辛未（公元前530 年），周敬王二十年辛丑（公元前500 年）仕周为都司马（将军下的部门统领），仕居或封邑鲁之城平阳（后曰东平阳，今新泰市）。妣柳氏──（冀）河间柳怀之女，生子三──钺、铨、。合葬平阳鄯乡武丘。
诵公实为汪氏肇姓之祖，本姓姬。按当时的王、公族规，公子公孙三代后不可延续公族之姓，别姓有多种途径，可封赐、可采邑、亦可自选报准 。诵公依后者，因觉祖名由来神祥而引以姓汪，故奉颍川汪侯为汪氏鼻祖。本汪氏在唐朝前期盛于新安江流域谓之“郡望新安”，唐朝中期盛于河西走廊被封于“河西汪氏”。宋代诏编全国经典《百家姓》，凡姓皆标郡望，新安与河西两地显然不能代表汪氏全体。于事，我汪氏宋代先贤们议定：汪氏郡望应总为平阳，平阳郡始此。
共有十七地称为平阳，久考确认公之采邑并汪氏郡望为鲁之城平阳，而非晋之都平阳，亦非鲁之南平阳和西平阳，理由有三：其一，在当时惟有城平阳已名之而属鲁国，且鲁曾尝试建都如此；其二，诵公实为汪氏别姓始祖，而此前几乎没有分脉，以诵公封地为郡望可一统盖之；其三，汪氏出自鲁国公室，泰山是为鲁邦之望，则平阳可作汪氏之望，宜也。
03世：名芒，挺公次子，其他资料俱缺。芒是否与兄诵同期改为汪姓？有无后裔，是否姓汪？是否有修编并续著宗谱？他与“汪芒之后”的渊源传说有无关联？悬念、无考，遗憾！
04世：名钺，字智宾，诵公长子。史属春秋/ 西周/ 鲁国。生于周敬王十二年即鲁定公二年癸巳（公元前508 年），周贞定王十一年癸未（公元前458 年）仕鲁至公族大夫（上等爵位），封陈郡侯（豫），居洛阳。妣钟氏──颍川钟思恭之女，生子一──嵩；继妣王氏，生子四──嵩、汶、洙、郁（出绍）。
04世：名铨，诵公次子，仕鲁至司马。其他资料俱缺。
04世：名，诵公三子。哀公十一年，齐伐鲁，与公为（人名，昭公之子）皆战死于郎（地名），时年十九。鲁欲殇而葬，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也”，遂以殡礼葬焉，谥曰“烈”（即孔子赞为民族英烈）。立子一──郁，系长兄四子为祀。
05世：名嵩，字子高，钺公长子。史属战国，西周，鲁国。生于周周贞定王二年癸未（公元前467年），周威烈王一十三年戊辰（公元前413年）仕鲁至中大夫（中等爵位，仕居应在河南）。妣江氏──济阳（今河南。又曰姜氏），生子一──建。嵩公因功受诏上表修谱。
05世：名汶，钺公次子，其他资料俱缺。
05世：名洙，钺公三子，其他资料俱缺。
05世：名郁，公立子，系钺公四子承祧，其他资料俱缺。
06世：名建，字君行，嵩公独子。史属战国，西周，鲁国。生于周威烈王十三年戊辰（公元前413年），周显王六年戊午（公元前363年）仕鲁至左中郎将（宫廷左卫军统领，仕居应在山东）。妣萧氏──兰陵（今山东）萧亮之女，生子一──考。
07世：名考，字公绩，建公独子。史属战国，西周，鲁国。生于周显王八年庚申（公元前361年），周赧王八年甲寅（公元前307年）仕鲁至司马（将军下的军政统领，仕居应在山西）。妣叶氏── 太原（山西）叶恺之女，生子一──欣。
08世：名欣，字仁悦（一曰子悦），考公独子。史属战国，西周，鲁国/秦国。生于周赧王一年丁未（公元前314年），周赧王五十八年甲辰.公元前257年仕鲁至彭城（江苏徐州）戌主（卫戌军统领）以备兵抗楚，次年楚顷襄王伐鲁攻占徐州，又五年楚灭鲁。公认定能困楚者莫若秦，故举家投奔秦国，誓报灭鲁之仇。享年六十四岁，妣姜氏──天水（甘肃）姜俭之女，生子一──永。
09世：名永，字子长，欣公独子。史属战国，秦国。生于周赧王二十年丙寅（公元前295年），秦庄襄王三年甲寅（公元前247年）仕秦至左监门，子承父志蓄势抗楚（仕居应在甘肃、陕西）。妣李氏──舍人（达公贵族之近亲）李超之女，生子一──陈。
10世：名陈，字宇梁，永公独子。史属战国，秦国。生于周赧王三十九年乙酉（公元前276年），秦王政十八年壬申（公元前229年）仕秦至中郎将，助大秦灭六国，征战建功（仕居应在陕西、河南）。妣袁氏──陈郡（河南淮阳）袁义方之女，生子二──量、良。公殁葬长安左冯翊。
11世：名量，陈公长子。仕秦至彻侯（最高爵位），后世居长安，其他资料俱缺。
11世：名良，字文贤，陈公次子。史属战国，秦国。生于周赧王五十八年甲辰（公元前257年），秦二世二年癸巳（公元前208年）仕秦至中郎将（仕居地应在陕西、甘肃）。妣沈氏──吴兴（今浙江）沈文之女，生子一──猛。
12世：名猛，字君烈，良公独子。史属西汉。生于秦王政九年癸亥（公元前238年），汉高祖二年丙申（公元前205年）仕汉至中军司马，再仕至沛郡（今安徽相县）守。妣吕氏──范阳（今河北，一曰济阴即山东）吕迟之女，生子二──胜、拔。
13世：名胜，字伯勘，猛公长子。史属西汉。生于秦始皇二十八年壬午（公元前219年），汉惠帝六年壬子（公元前 189年）仕汉至丞相王陵府（今陕西西安）长史，再仕颍川（今河南新郑、禹州）郡守，又封容城（今河北保定）侯。妣李氏──彭城（今江苏徐州）戌主李温之女，生子三──理、重、泰。
13世：名拔，猛公次子。迁居北地，其他资料俱缺。
14世：名理，字仲长，胜公长子。史属西汉。生于汉高祖八年壬寅（公元前199年），汉文帝三年甲子（公元前177年）仕汉至清河（河北）令。妣吴氏──琅邪（山东）吴达之女，生子二── 坚、婴。
14世：名重，胜公次子，仕居颍川，其他资料俱缺。
14世：名泰，胜公三子，仕居宜阳（洛阳）、汴梁（开封），其他资料俱缺。
15世：名坚，理公长子。仕居清河（河北保定一带）。
15世：名婴，字子雅，理公次子。史属西汉。生于汉文帝一年壬戌（公元前179年），汉景帝三年丁亥（公元前 154年）仕汉至冯翊（陕西西安西）长史，再仕伏波将军。妣陈氏── 颍川（豫东）陈度之女，生子一──晃。
16世：名晃，字文明，婴公独子。史属西汉。生于汉文帝后元七年甲申（公元前157年），汉武帝元光二年戌申（公元前133年）仕汉北征至中郎将（仕居应在今陕西、山东等）。妣王氏──琅邪（今山东）御史王评之女，生子一──性。
17世：名性，字公静，晃公独子。史属西汉。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丙午（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元封元年辛未（公元前110年）仕汉至北征中军司马，后为淮阴（江苏）令（仕居应在陕西、山西、河北等），妣杜氏──河北杜陵之女，生子一──进。
18世：名进，字元涉，性公独子。史属西汉。生于汉武帝元封五年乙亥（公元前106年），汉昭帝始元六年庚子（公元前81年）仕汉至护军司马（仕居应陕西）。妣李氏──始平（陕西中部）李则通之女，生子三──达、将、勘。
19世：名达，字子通，进公长子。史属西汉。生于汉昭帝始元三年丁酉（公元前84年），汉宣帝甘露元年戊辰（公元前53年）仕汉至中郎将（仕居应在陕西、安徽等）。妣夏氏──谯郡（今皖北）夏汉宗之女，生子三── 雅、、卞。
19世：名将，进公次子，仕居不详，其他资料俱缺。
19世：名勘，进公三子，汪仕居扶风（陕西）， 其他资料俱缺。
20世：名雅，字景儒，达公长子。史属西汉。生于汉宣帝元康三年戊午（公元前63年），汉成帝建始二年庚寅（公元前31年）仕汉至猃狁（即凶奴，今陕北、陇北、蒙西）戌主，再仕清河（今冀南、鲁北）太守。妣徐氏──广陵主簿徐宗彦之女，生子一──勇。
20世：名、达公次子，其他资料俱缺。
20世：名卞，达公三子，仕居淮阴（江苏），其他资料俱缺。
21世：名勇，字伯州，雅公独子。史属西汉。生于汉元帝永光四年辛巳（公元前40年），汉平帝元始元年辛酉（公元1年）仕汉至广武将军（仕居应在豫），妣许氏──郡（河南）太守许陵公女，生子一──言。
22世：名言，字公辩，勇公独子。史历西汉-新-东汉。生于汉成帝永始二年丙午（公元前15年），新王莽天凤元年甲戌（公元14年）新授广武将军不就，新更始元年癸未（公元23年）从汉授武锋将军，讨王莽有功，任武城（今山东、河南、陕西？）太守（仕居在陕西、山东）。妣张氏──清河（冀南）太守张荣之女，生子一──高。殁葬右扶风（西安西北）茂林马邑山。
其墓碑铭文曰：周公末裔，汉代名贤；英英独秀，沉沉蒿田；麒麟卧地，松柏参天；灵龟万世，华表千年；式刊不朽，视此雕镌。
23世：名高，字元升，言公独子。史历西汉-新-东汉。生于西汉孺子居摄三年戊辰（公元8年），东汉建武二十年甲辰（公元44年）凶奴侵犯，在天水、上党、武陵、五溪等地抗战中，英勇善战，累建功勋，赞为猛烈将军，授北塞戌主（仕居应在陇西）。妣薛氏──彭城（徐州）薛宏之女，生子三──洪、澄、浍。
24世：名洪，高公长子，仕居河西（甘肃），其他资料俱缺。
24世：名澄，字仕清，高公次子。史属东汉。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五年己丑（公元29年），汉章帝元和元年甲申（公元84年）取武略进士，仕征北军司马（仕居在陇西）。妣河内（今河南）荀氏，生子一──珍。
24世：名浍，高公三子，仕居广平（今河北），其他资料俱缺。
25世：名珍，字子玩，澄公独子。史属东汉。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八年壬子（公元52年），汉安帝永初元年丁未（公元107年）以父勋仕沛郡（皖北、苏北及豫东）长史，后升沛郡侍郎（应居皖北）。妣宋氏──沛郡宋昱之女，生子一──云。
26世：名云，字元汉，珍公独子。史属东汉。生于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壬申（公元72年），汉顺帝永建元年丙寅（公元126年）父殁后仕汉至渔阳（北京）太守，鲜卑犯边，久战无援终阵亡。享年五十七岁，妣袁氏──许县（河南）祭酒（最高学位）袁昙之女，生子一──。
27世：名，字伯寄，云公独子。史属东汉。生于东汉和帝永元四年壬辰（公元92年），汉恒帝建和三年己丑（公元149年）仕汉至嘉平（四川）县令。妣胡氏──太阳（地名无考）县令胡进之女，生子一──。
28世：名，字子始，公独子。史属东汉。生于东汉安帝永初六年壬子（公元112年），以孝廉献策，汉灵帝建宁三年庚戌（公元170年），仕汉至太子洗马。妣胡氏──胡公贡（一曰胡公员？）之女，生子一──广。（一官职无考，两地名无记）
29世：名广，字元洪，公独子。史属东汉。生于东汉顺帝永建六年辛未（公元131年），汉灵帝中平元年甲子（公元184年）仕汉，破巾军乱有大功，封中郎将（仕居应在甘肃）。妣贺氏──武都（陇西）贺韬之女，生子一──平。
30世：名平，字衡甫，广公独子。史属东汉。生于东汉恒帝和平元年庚寅（公元150年），汉灵帝中平六年己巳（公元189年）讨董卓任徐州行军司马，妣陈氏──颍川（许昌）参军陈通之女，生子二──文、文和。
31世：名文，平公长子，居会稽，立子一──超，系弟文和次子承祧。
31世：名文和，字君睦，平公次子。史属东汉。生于东汉灵帝建宁三年庚戌（170），江南始祖。汉献帝初平三年（192），破黄巾军乱授龙骧将军，汉献帝建安二年丁丑（197），中原大乱，从河南禹县南迁，渡江至江南，孙策表授为会稽（浙江绍兴）县令，遂居会稽。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戊子（208），孙权遣部平黟、歙二县，与始新、新定、黎阳（今屯溪）、休阳（休宁）六县立新都郡（含浙西、皖南），又举家迁居歙县。遂整撰史料，续修宗谱。妣富春（浙江富阳）孙氏，生子二──轸、超。次子超出继兄文为嗣。公葬新都郡（始新，今千岛湖库区）西九里邵石山。
32世：名超，文公立子，系文和公次子承祧，居会稽。其他资料俱缺。
32世：名轸，字公车，文和公长子。史历东汉-三国。生于东汉献帝初平元年庚午（190），汉献帝建安十七年壬辰（212），破黄巾贼于故鄣（鄣郡治所，今浙江安吉西北），为弭寇将军、故鄣令。妣历阳（今安徽和县）李氏──李期之女，生子四──彻、远、徐、万春。葬新都郡前都督山。
其碑铭曰：帝喾之胤，姬旦之苗；股肱周室，羽翼鲁朝；源长派远，金声玉条；文波浩瀚，笔海迢遥；烹鲜驯雉，制锦沉巫；既宰他邑，亦赞松榆；燕辞城郭，雁至衔庐；屡华廷槿，匝固荒芜；十年迅速，七尺斯须；茔来元武，兆示青乌；宗支不昧，万载无渝。
33世：名彻，字子明，轸公长子。史历三国-吴国。生于东汉献帝建安十六年辛卯（211），因累建功绩，吴大帝赤乌元年戊午（238）仕吴至湘东郡（一曰湘都郡，今湖南）太守，居湘东；后封新都（浙西、皖南）候，居黎阳（浙西）。妣始新（浙西）方氏──方信之女，生子三──授、守、谦。葬歙郡（歙县）城东八里吴清山（一曰吴渚山）。
33世：名远，轸公次子，迁南陵（皖东），其他资料俱缺。
33世：名徐，轸公三子，迁庐江（皖中），其他资料俱缺。
33世：名万春，轸公四子，任庐江郡（皖中）守，居庐江。其他资料俱缺。
34世：名授，字元德，彻公长子。史历三国-西晋。生于吴大帝黄龙二年庚戌（230），吴大帝太元元年辛未（251），仕吴至射击校尉，宝鼎三年戊子（268），授右将军，仕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太守。妣余氏──新定（地点无考）余丞通之女，生子四──翊、解、演、旭。迁居遂安（浙西），葬邵石山。（汪余方胡是当时新都郡四大姓）
34世：名守，彻公次子，居湘东，其他资料俱缺。
34世：名谦，彻公三子，任豫章（今江西锦江流域）郡丞（副郡守），遂居饶州（波阳）浮梁县（景德镇）。
35世：名翊，授公长子，任海阳（皖南休宁）令，居海阳，其他资料俱缺。
35世：名解，授公次子，任庐江（皖中）郡守，居庐江，其他资料俱缺。
35世：名演，字德敷，授公三子。史属三国-西晋。生于吴末帝甘露元年乙酉（265），晋惠帝元康元年辛亥（291）仕晋至仁威将军、散骑常侍。晋惠帝元康四年甲寅（294）夏，因洪水暴涨，原遂安故居被毁，故迁居遂安（浙西）城北。妣王氏，生子一──道献。公葬新都（浙西）邵石山。
35世：名旭，授公四子，先仕晋军司马，西晋武帝时破刘曜有功，拜忠武将军，历任护军司马、丹阳太守、封淮安侯，食邑二千户。晋成帝咸康二年丙午（336），诏索诸姓谱牒，奉表阙下。旭公续修《汪氏大宗血脉谱》。居宣城。
36世：名道献，字君奉，演公独子。史历西晋-东晋。新安始祖。生于东晋武帝太康九年戊申（288），东晋元帝永昌元年壬午（322 ），仕晋至歙县令，遂居歙县，妣胡氏，生子二──恭、威。公卒葬歙郡城东八里吴清山。
37世：名恭，字伯敬（一曰敬伯），道献公长子。史历西晋-东晋。生于西晋怀帝永嘉元年壬申（312），东晋穆帝升平元年丁巳（357 ），仕晋至除寇将军。生性清高廉洁，不尚财物，居帷书史充栋。居歙南，妣胡氏，生子一──统。享年八十七，葬歙县向杲山。梁大同元年乙卯（535），建向杲院。
37世：名威，道献公次子，繁衍至北野、灵村、辇村、乌聊琶村诸支脉。其他资料俱缺。
38世：名统，字容之，恭公独子。史属东晋-武帝。生于东晋穆帝永和三年丁未（347），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元年辛卯（391）仕东晋至宁远将军（晋制五品）。妣程氏，生子一──元爽。享年六十五岁，葬向杲山。
39世：名元爽，字克明，统公独子。史历东晋-南北朝-宋国。生于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甲戌（374），宋武帝永初六年甲申（420），仕宋至富春（今浙江富阳）令。享年七十八岁，妣程氏，生子一──叔举。文学著名，葬乌聊山（休宁庙山）。
40世：名叔举，字鹏远，元爽公独子。史属南北朝-宋国。生于宋武帝永初六年甲申（420），宋孝武帝大明五年辛丑（461）为护军司马（一曰参军司马），领兵镇歙后，勇退不仕。妣江氏，生子五──皓、泰、志、聘、霸。享年九十八岁，神为扦，葬绩溪登岭山白扬坑东山下“将军踏弩”形。
41世：名皓，叔举公长子，生子一──睦，其他资料缺。
41世：名泰，字亨之，叔举公次子。史历南北朝，宋国/ 齐国/ 梁国。生于宋孝武帝大明三年辛丑（459），南齐东昏侯永元二年庚辰（500）仕齐征仓曹参军，后不就；后梁武帝天监四年乙酉（505），梁欲大举伐魏，授平北大将军，享年六十三岁。娶姚氏，生子五──勋明、然、杰、默、仁。迁居绩溪，葬歙县横品山。因历仕有功，后宋追封基福昭佑侯。
41世：名志，字季道，叔举公三子，迁居葛塘，其他资料缺。
41世：名聘（一曰孺），字季孺，叔举公四子，迁居临溪，其他资料缺。
41世：名霸，字季武，叔举公五子，仕歙县主簿，居长乐乡，其他资料缺。
42世：名睦，皓公子，生子一──宝欢。其他资料缺。
42世：名勋明，字智叔，泰公长子。史历南北朝，梁国/ 陈国。生于南齐东昏侯永元二年庚辰（500），陈武帝永定三年己卯（559 ）仕会稽令。因历仕两朝有功，封戴国公，后宋追封衍庆灵佑广济侯。妣许氏，生子三──僧莹、僧湛、僧叔。陈文帝天嘉元年庚辰（560）卒，享年六十一岁，葬歙县云岚山。
42世：名然，泰公次子，生子一──德大。迁居白杨。其他资料缺。
42世：名杰，泰公三子，迁居白杨。其他资料缺。
42世：名默，泰公四子，迁居白杨。其他资料缺。
42世：名仁，泰公五子，迁居白杨。其他资料缺。
42世：名助，志公长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兴，志公次子，陈太建元年已丑（569）授宣城郡淮安令，妣王氏，生子三──僧繇、僧契、僧奇。其他资料缺。
42世：名起，志公三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銮，志公四子，生子二──英、昌。其他资料缺。
42世：名仪，志公五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崇，志公六子，生子二──绍竺、绍祖。其他资料缺。
42世：名君卿，聘公长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君护，一曰君获，聘公次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滕，霸公长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凭，霸公次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陵，霸公三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标，霸公四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可，霸公五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2世：名舒，霸公六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宝欢，睦公子，公为隋大将军。其他资料缺。
43世：名僧莹，字伯玉，勋明公长子。史属南北朝/ 陈国。生于梁武帝大同元年乙卯（535），陈文帝天嘉元年庚辰（560），袭封戴国公，任休宁令，三年壬午（562 ）迁任稷州长史。妣歙西郑氏，生子三──世华、世英、世荣。陈后主祯明二年戊申（588）卒，享年五十四岁。多数谱载于隋大业四年戊辰（608）卒，享年七十四岁。葬歙北云岚山。因仕功显著，后宋追封世惠垂贶善应灵显侯。
43世：名僧湛，字天，勋明公次子。史属南北朝，陈国。陈废帝天康元年丙午（公元560年）仕鄱阳令，妣周氏，生七子──铁秩、铁师、铁佛、铁罗、铁彪、铁环、铁环。公享年八十九岁，卒葬歙县溲山。
43世：名僧叔，勋明公三子。或不显.或未成年，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德大，然公之子，妣X氏，生子一──天，其他资料缺。
43世：名容，公之子，生子二──明、。其他资料缺。
43世：名蹲，仁公长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颖，仁公次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僧繇，兴公长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僧契，兴公次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僧奇，兴公三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英，銮公长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昌，銮公次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绍竺，崇公次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3世：名绍祖，崇公次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4世：名世华，字英发，又字国辅，因避唐太宗李世民讳而略名为华，僧莹公长子。史历隋朝/ 唐朝。陈后主至德四年丙午（586）正月十八日子时（十七日午夜，属次日凌晨），生于新安登源里（今绩溪淳安大庙汪村）。受世家教诲，并受房叔宝欢的器重并授以兵法，自幼酷爱攻书习武，集大智大勇大德大义于一身。公十五岁尽显高大英俊、机智神勇，十八岁以勇侠自居独步各地，十九岁选据新安，纳勇结邦，且气势相当。时逢婺源寇起，不安逐甚，新安郡府遣兵平乱，力不敌寇而败归，郡守无耐公告全境，召兵募将。公二十岁（605）即率众勇士应征，遂即布兵剿寇，一举灭之，因功获任新安州副将。期间郡将张公妒才藏私，多方迫害，终因赏罚不公，激众将士群愤欲反，张公逃之。公二十九岁（614）受众推任州守将，再平回玉乡（休宁西乡）寇乱。
公三十一岁（616），时逢隋末大乱，公受众官兵拥戴自立为新安州刺史，以镇保一方平安。公三十三岁（618），宣州守将起兵来犯，公亲率众将士反击并攻克宣州，宣州守将请降，公纳降并优待。遂毗邻诸州相继过招，斗谋斗勇，终使杭睦婺饶四州守将均感德摄威，一一归顺。至此公已功德日盛，威誉益隆，统领六州（今浙江、安徽及江西三省近半区域），带甲十万。时至中原大乱，南方割据渐多，隋帝已无能控制，以一州刺史统领六州，恐名威不足，若遇外力入侵极易瓦解，六州诸将忧虑以谋，奉请华公立国称王。众望难推，公三十五岁（620）遂定都歙州立吴邦称吴王，并奉隋为正朔（自定性为大隋朝的诸侯国）。
公三十六岁（621），唐王建国已三年余，尽显强盛且德政誉隆，并传为受隋帝禅让为正统，故汪王视唐帝为真命天子，为促华夏一统，遣堂弟铁佛往西京奉表归唐。唐高祖欣纳并嘉封汪华为上柱国、越国公，总管歙、宣、杭、睦、婺、饶等六州诸军事，并任歙州刺史。在举世大乱之际，汪华主镇新安六州十余载，德惠民众，安居乐业，永世赞颂。公四十三岁（628），唐太宗诏授左卫白渠府（今陕西）统军，居西京（今西安），公五十八岁（643 ）诏授 忠武将军、右卫积福府（今陕西）折卫都尉。公六十岁（645 ）唐太宗征辽东，特诏授九宫留守，辅掌朝政，赐五顶花冠诏一品服于众夫人。
唐贞观二十三年己酉（649）三月初三，公病卒于长安，享年六十四岁。永徽三年（652），诸子护柩回故里，葬于歙县城北云岚山。公功德无量，忠勇盖世，热心安民，忠心护国，徽民讴歌，大朝嘉誉，后代唐王多有加封，宋元明清等后朝大帝亦追封十余次，有“侯公王帝”等各种封号。除汪氏宗祠外，地方民建或少数官建的忠烈庙、汪王庙、越国墓祠等数处，尊为太阳菩萨、汪公菩萨、汪王大帝等，鼎礼奉拜一千二百余年。
越国公汪华先后共娶五房，首钱氏受宋四封为灵惠助善协顺显应夫人，继钱氏受宋三封为协德辅顺昭惠妃，嵇氏受宋二封为柔则淑惠夫人，庞氏受宋二封为柔肃顺济夫人，张氏受宋二封为柔淑顺德夫人。关于诸夫人的生卒年份、接纳顺序与年份、所生子嗣，都有多种版本，但主流不外乎以下两种：
一、综合《越国公垂裕录》、《越国公年谱》、《越国公行状》、《通宗世谱》、《江阴合谱》所载：元配钱氏，公未贵时首配，名英，端彦公之女，休宁黎阳乡敦睦里钱源人，至德四年丙午（586）五月十七日丑时生，615年30岁婚，大业十三年（617）二月初二日卯时32岁卒，未育。继配钱氏，名任、大将军巢国公九陇之女，湖州长城光化里人，仁寿元年辛酉（601）八月初九亥时生，622年22岁婚，贞观九年乙未（635）十一月十八日辰时35岁卒，生子三――建、璨、达。三配庞氏，名实，公之女，婺州大云乡安期里人，开皇十三年癸丑（公元593年）五月十六日丑时生，624年32岁婚，龙朔二年壬戌（662）二月十一日酉时70岁卒，生子三――广、爽、俊。四配嵇氏，名圭，宗沆公之女，饶州白水乡山东里人，开皇十三年癸丑（593）二月二十七日亥时生，625年33岁婚，贞观十五年辛丑（641）七月二十一日子时49岁卒，生子二――逊、逵。五配张氏，名瑾，公之女，蓬州伏虞人，贞观元年丁亥（627）四月初七日申时生，644年18岁婚，仪凤二年丁丑（677）十月初九日未时51岁卒，生子一――献。
二、综合《越国公墓祠志》、《通宗世谱》、《越国公小传》、诸多老谱、《越国公汪华》所载：元配钱氏，公未贵时首配，名英，端彦公之女，休宁黎阳乡敦睦里钱源人，586年生，约605年20岁婚，617年32岁卒，生子三 ――建、璨、达。二配嵇氏，名圭，宗沆公之女，饶州白水乡山东里人，593年生，约610年18岁婚，641年49岁卒，生子二 ――逊、逵。三配庞氏，名实，公之女，婺州大云乡安期里人，593年生，约610年18岁婚，662年70岁卒，生子三――广、爽、俊。四配钱氏，名任、大将军巢国公九陇之女，湖州长城光化里人，601年生，约618年18岁婚，635年35岁卒，未育。五配张氏，名瑾，公之女，蓬州伏虞人，627年生，约644年18岁婚，677年51岁卒，生子一――献。
华公共生子九──建、璨、达、广、逊、逵、爽、俊、献。九子皆如父，个个身名显赫。关于九子的生辰年份及日期和所出生母，诸谱亦有多种记载，但其主要亦不外乎上述两种版本。第一种版本虽然全面和详细，但不尽合理。第二种版本虽然更趋合理，但其史料不够详细和全面。因历史悬疑难以考定，故以两种版本并记。笔者追求“合理为上”的原则，以“建公631年晋职、达公630年晋职、爽公644年晋职”推之，倾向于第二种版本，结合多数谱“僧莹公享年七十有四”的记载，便可基本否定“华公三岁亡父八岁亡母”的谬说，亦可合理支持“华公携七子进京”的传说。（笔者：92世裔九华山汪长富）
44世：名世英，字国英，僧莹公次子。唐授上柱国.开府仪同三司，妣李氏，生子四── 畅、操、素、术。公享年五十八岁，卒葬歙北云岚山。
44世：名世荣，字国荣，僧莹公三子。唐武德四年辛巳（公元621年）授上柱国、开府仪同三司，五年（公元622年）上表论功，赐二百疋，袭封戴国公，授清江令。妣鲍氏，生子四──亮、光、良、秦。公享年六十五岁，卒葬歙北云岚山。
44世：名铁秩，字于？，僧湛公长子，隋末为堂兄世华裨将，唐武德四年辛巳（公元621年）归唐，诏授金紫光禄大夫，歙州总管。其他资料俱缺。
44世：名铁师，僧湛公次子，或战亡或不显，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4世：名铁佛，字懋族，僧湛公三子，隋末佐堂兄世华保障六州建大功，汪华称吴王时为左丞相。奉表归唐后，授歙州总管府长史，上柱国宣城郡开国公。妣王氏，生子八──伯广、伯密、伯伦、伯廉、伯雅、伯嶷、伯顺、伯当。公族子孙后裔衍居休宁凤亭、溪口等地。
44世：名铁罗，僧湛公四子，或战亡或不显，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4世：名铁彪，僧湛公五子，或战亡或不显，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4世：名铁环，僧湛公六子，或战亡或不显，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4世：名铁珉，僧湛公七子，或战亡或不显，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4世：名天（即宝之古体字），德大公子，隋末佐世华保障六州建大功，汪华称吴王时为右丞相。奉表归唐后，封淮南郡开国公，授镇殿将军，光绿大夫。妣徐氏，生子二──通、近，继妣朱氏，生子二──远、逍。
44世：名明，容公长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4世：名，容公次子，生子一──勉。其他资料缺。
45世：名建，字子高，华公长子。唐高祖武德六年癸未（623）二月十三日戌时，钱母（名任）孪生。考应属正宫钱氏（名英）夫人出，约生于606年。贞观五年辛卯（631年26岁）配左卫勋府，（XX年）诏授沔州杞王府（鄂）咨议，永徽五年甲寅（654）袭爵上柱国宣德郎，朗州都督府法曹参军。 娶黄氏，继娶萧氏，生子六──处修、处约、处政、处冲、处讷、处。高宗永淳元年壬午（682 ，或665）二月十七日卒，享年六十岁，葬岐州岐山县（一曰麋山县，今陕西境内）东北凤凰堆后。 唐宋元历封忠惠公、崇福衍德广右侯等。
45世：名璨，字子遇（一曰云遇），华公次子。唐高祖武德六年癸未（623）二月十三日，钱母（名任）孪生。考应属正宫钱氏（名英）夫人出，约生于606年。（XX年XX岁）配左卫勋府，（XX年）仕宣德郎，霍王府（皖）户曹参军，（XX年）仕氵费州涪川（渝）令。 娶朱氏，生子二──处嶷、处崇。周圣历元年戊戌（698，或683）卒，享年七十六岁，居涪川，葬涪川县北五里。唐宋元历封崇顺衍惠公，忠利侯等。
45世：名达，字德远，华公三子。唐高祖武德八年乙酉（625 ）八月二十一日，钱母（名任）生。考应属正宫钱氏（名英）夫人出，约生于608年。贞观四年庚寅（630年23岁）配左卫勋府，（XX年）以征贺鲁、龟兹、高昌（这几地多在今新疆境内）功，袭封上柱国越国公。娶葛氏，生子三──处哲、处惠、处澄。仕居陕西、甘肃，唐高宗开耀元年辛巳（681，或664）卒，享年五十七岁，葬白渠府（陕）北二十里。历仕巩昌（陇）汪总帅、巩昌卫官指挥使、麟掌陕西都指挥使，唐宋元历封崇善衍佑公、忠应侯、武义王。
45世：名广，字巨君，华公四子。唐高祖武德八年乙酉（625）九月十三日，庞母（名实）生。考应属三房庞氏（名实）夫人出，约生于611年。（XX年）配左卫勋府，（XX年）授飞骑尉。娶氏，生子三──处元、处贞、处节。迁居旌德县新建，周神功元年丁酉（697，或683）卒，享年七十三岁，葬歙云岚山。唐宋元历封历封崇应衍泽公、忠济侯等。
45世：名逊，字谦夫，华公五子。唐高祖武德九年丙戌（626）十月初一日，嵇母（名圭）生。考应属二房嵇氏（名圭）夫人出，约生于612年。（XX年）补配左卫勋府、授飞骑尉。 娶金氏，生子三── 处筠、处斌、处寂（一曰处宠）。仕居陕西，唐贞观二十年丙午（646，或633、643）卒，享年二十一岁（一曰三十一岁），葬长安积福府（陕）南一里，唐宋元历封崇利衍济公、忠泽侯等。
45世：名逵，字守道，华公六子。唐太宗贞观元年丁亥（627）六月十九日，嵇母（名圭）生。考应属二房嵇氏（名圭）夫人出，约生于614年。（XX年）以讨徐敬业有功，授为薛王府（一曰蒋王府）户曹参军。娶王氏，生子一──处则。仕居鲁、豫，唐睿宗景云元年庚戌（710，或697）卒，享年八十四岁，葬云岚山，唐宋元历封崇安衍顺公，忠仁侯等。
45世：名爽，字子开，华公七子。唐朝/ 太宗/ 高宗时期。唐贞观三年己丑（629 ）十二月二十九日，庞母（名实）生，唐中宗嗣圣元年甲申（684）六月二十九日卒，享年五十六岁。核考应属三房庞氏（名实）夫人出，生于武德元年戊寅（618）正月十九日，卒于咸亨四年癸酉（673）六月初九日卒，享年五十六岁。贞观十八年甲辰（644）任右武卫，唐永徽五年甲寅（654 ）配左卫勋府，唐总章二年己巳（669 ），仕岐王府（陕西）法曹参军。爽公仕于陕西等地，家居绩溪。
原配闵氏，生卒育不详；继配戴氏，江阴圭铭公女，唐武元年戊寅（618）二月十三日午时生，唐调露元年己卯（679）七月十八日卒，享年六十二。生子二──处礼、处贵。公与闵妣先葬云岚山，后与二妣同（迁）葬绩溪登源南十一都三图一大田中心（今属绩溪县瀛川乡仁里村七塔组，昔日的大田今成村庄，爽公墓被民宅所困），土名七塔，世称七王坟。南宋六次追封为忠德侯、忠德顺助侯、忠德顺助广休侯、忠德顺助广休协贶侯、崇和公、崇和衍烈公。
爽公后代繁衍众多，陆续迁徙至婺源、德兴、浮梁、饶州、瓦硝坝、歙县、休宁、祁门、宣州、安庆、桐城、潜山、霍山、金寨、岳西、庐江、太湖、合肥、池州、东至、石台、青阳、常州、江阴、杭州、衢州、婺州、泉州、四明、汉阳、黄冈、红安、麻城、孝感、信阳、南阳、黄梅、湖南、陕西、山东等诸多分派。
45世：名俊，字元杰，华公八子。唐太宗贞观五年辛卯（631 ）四月初八日，庞母（名实）生。（XX年）郑王府（豫）户曹参军。娶萧氏（一曰罗氏），生子五──处默、处方、处忠、处厚、处静。仕地河南，家居安徽绩溪。唐中宗丁酉（685）卒，享年五十五岁，葬绩溪登源里汪村西盘园，世称八王坟，唐宋元历封崇惠衍庆公、忠佑侯等。后人迁居绩溪、旌德、祁门、泾县、金寨、江阴等地。旌德新建后裔曾十世同堂，百余人同食，宋真宗诏嘉“义门神宗”，赐额“江南义门第一家”。
45世：名献，字云锡，华公九子。唐太宗贞观十九年乙巳（645 ）四月十五日，张母（名瑾，首胎）生。 自少俊毅有父风，有挥戈走马如飞等神功，曾有“挟弹丸弹射水中鸭，鸭张口衔其丸”之神奇传闻。妣韦氏，无生子，唐高宗龙朔三年癸亥（663）十一月初五日卒，享年一十九岁，葬无考。善后有无兄长为其立嗣子，老谱无记。郡人立庙祀之，显有求必应之灵，历封崇显衍正公，宋元追封忠护嘉应侯。
45世：名伯广，开国公铁佛长子，其他各项资料但缺。
45世：名伯密，开国公铁佛次子，生子一──文惠，其他各项资料但缺。
45世：名伯伦，开国公铁佛三子，其他各项资料但缺。
45世：名伯廉，开国公铁佛四子，其他各项资料但缺。
45世：名伯雅，字子正，开国公铁佛五子，袭封父爵（开国公），妣杨氏，生子一──，卒葬休宁汪里村。
45世：名伯嶷，字子思，开国公铁佛六子，唐折冲都尉，贞观十二年以父勋为左率府长史。配广平程公女，生子四──元会、元坦、元积、元谈。其他资料缺。
45世：名伯顺，开国公铁佛七子，其他各项资料但缺。
45世：名伯当，开国公铁佛八子，其他各项资料但缺。
45世：名通，天公长子，其他各项资料但缺。
45世：名近，天公次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5世：名远，天公三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5世：名逍，天公四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45世：名勉，公之子，其他各项资料俱缺。
汪满侯裔孙 汪长富 汪广仁
从中国古代历史的时间上来看，在汉唐之间的近四百年里，三国时期四十五年（220—265），西晋时期五十一年（265—316），东晋十六国时期一百零三年(317—420)，南北朝时期一百六十九年（420—589），隋朝三十年（589—618），在这几个阶段中，在王朝政治领域里是动荡的时间长，稳定的时间短，战乱争夺，权力更迭，此起彼落；在思想学术领域里，汉代以来的经学一统受到空前的冲击，士人学子不断地开始新的选择，追求新的精神家园。
南北朝时期，南方承袭东晋，而有宋、齐、梁、陈；北方一统十六国，而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其时，在两汉以来的疆域内，戎马交驰，战乱频仍，政权更替，和倒成了动荡变乱的间隙。受这种局面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学术走向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有的方面体现出与这种政治局面有着密切关系，有的方面则似乎游移于时局而自有其发展的轨迹。前者表现为魏晋以来的清谈义理玄学之风的兴起，后者表现为佛道二种的流行发展。当然，政治时局的动荡往往反倒给学术思想的活跃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可以说，这就是南北朝时期学术给留下我们的基本印象。
诚然，从传统学术特别是经学的视角来看南北朝，是会有另一番印象的。例如清代学者皮锡瑞《经学历史》中的一些观点就可以说是很有代表性的。那么本文意在以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学术演变的历史为中心而加以考察，兼对皮氏所作的议论和判断略加评论，以期从一个侧面对南北朝时期学术的走向及其思想史意义有所认识。
一、南北朝时期的学术背景
在传统的意义上，自汉代以后儒家经学被视为国学，经学的发展演变也被后世视为古代学术发展的主脉。这一学术主脉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却发生了比较巨大的变化。皮锡瑞所著《经学历史》，将经学历史的演变划分出多个时代，在其笔下，经学在历经东汉的“极盛时代”之后便进入了经学“中衰”和“分立”的两个时代，这就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学演变。在皮锡瑞的判断中，经学的发展演变是与社会政治的变迁紧密相关的。那么随着魏晋南本朝时期政治的变迁，自东汉以来的经学传统，“盖一坏于三国之分鼎，再坏于五胡之乱华，虽绪论略传，而宗风已坠矣”。从经学本身的发展状况来说，这一判断无疑是准确的。自汉代形成发展起来的经典注疏学到东汉的郑玄时达到集大成，其注经的风格样式被视为是对汉代经学的总结，也几乎成为后世解经的依据，以及判断后来的经注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准样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皮氏才认为，“以注而论，魏晋似不让汉人矣”，然而“准以汉人著述体例，大有径庭”。至于“魏、晋人注卒不能及汉者”，前人多曾论及，皮氏则又进一步参酌而申述之，对魏晋时代的经注家颇有微词，或显苛责之议。
皮锡瑞综罗历代学者之论，针对魏晋时代的经学演变而大加评判，其指摘责难之意跃然纸上。
（1）王肃注《尚书》，唐代孔颖达指出“王肃之注《尚书》，其言多同《孔传》”；宋人吴?А⒅祆洌?迦搜秩翳场⒒荻熬??摆?涫В?晕?弊鳌保欢￡谈?翱级ㄆ涫槭党鐾跛唷薄Fな弦惨晕?弧?/p> （2）王弼《易》注，皮氏称其“空谈名理，与汉儒朴实说经不似”；何晏《论语集解》，皮氏言其“合包、周之《鲁论》，孔、马志《古论》而杂糅莫辨”，且“所引孔注，亦是伪书”。对于王弼、何晏的“祖尚玄虚”，范宁曾“常论其罪浮于桀、纣”。皮氏显然认同此说的。
（3）杜预的《左传集解》，皮氏言其“多据前人说解，而没其名，后人疑其杜撰”，据周予同先生说，此论前后盖本自惠栋和陈寿祺。惠栋称杜预作《左传集解》“虽根本前修，而不著其说”，陈寿祺则以为“其善者多出贾、服而深没本来”，更有的内容“出何经典，诚所未闻”。又皮氏言杜预还有“谅?短丧，倡为邪说”之过，且在解释《左传》“凡弑君为君，君无道也”一条时有“亟扬其波”之嫌，又对郑伯射王中肩之类“曲为出脱”。据周予同先生说，皮氏此论前后盖本自王应麟和焦循的议论。皮氏则综合王、焦之说，断言杜注“多伤名教，不可为训”。
（4）范宁的《谷梁集解》，皮氏认为，其“虽存谷梁旧说，而不专主一家，序于三传皆加诋?”，且称“宋人谓其最公”，盖因“此与宋人门径合耳”。据周予同先生说，此处宋人盖指黄震，或出自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七“汉人注经”条所称“黄震言杜预注《左氏》，独主《左氏》；何休注《公羊》，独主公羊；惟范宁不私《谷梁》，而公言三家之失”。皮氏则称：“若汉时，三传各守专门，未有兼采三传者也。”可见皮氏对此反以为病。
（5）郭璞的《尔雅注》，“亦没前人说解之名”，所以被惠栋弟子余萧客谓为“攘善”。周予同先生指出，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二亦记有余氏此论，皮氏之说盖据此。
可以看到，以上皮氏的议论和判断，往往有着前人之说为其根据，特别是清人的议论更显突出。这一判断大体上是出自对于传世的十三经的经注加以比较而得出的。即除了《孝经注》外，其他经注汉人、魏晋人各居其半。与上述诸家形成对照的就是东汉的郑玄笺《毛诗》、注《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公羊传》，赵岐注《孟子》。另外，皮氏如此的评价汉代与魏晋时经注的高低差异，也与清代后期回归汉学的学术风气有直接关系。
除了皮氏所关注的方面之外，与魏晋时经注风格转变相伴随的学术转向，又在于人们所熟知的魏晋玄学的兴盛和发展。《南史•儒林列传》有云：“洎魏正始以后，更尚玄虚，公卿士庶，罕通经业。时荀?、挚虞之徒，虽议创制，未有能易俗移风者也。自是中原横溃，衣冠道尽。”当时，《老子》、《庄子》成为学人之所好，而与《周易》之并称“三玄”成为时尚经典，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南北朝时期的学术走向，以及南学和北学的差异。
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上的南北各有朝廷，代相对立，反映在传统的经学方面就产生了所谓“南学”、“北学”分立的局面。皮锡瑞称“此经学之又一变也”。《北史?儒林列传》以“江左”、“河洛”来概括“南学”、“北学”的分别。皮氏说：“夫学出于一，则人知依归；道纷于歧，则反致眩惑。” 皮氏正是以“学出于一”与“道纷于歧”来判断北学和南学的分别的。所谓“学出于一”就是经注同出于郑玄，如其所说的“欲治汉学，舍郑莫由”。所谓“道纷于歧”就是数家并行，如其所说的“与郑学枘凿，亦与汉儒背驰”。这主要是依据《北史?儒林列传》的记录。也就是北学的《尚书》、《周易》、《诗》、《三礼》皆宗郑氏，《左传》宗服（虔）即是宗郑。而且还有郑玄注的《论语》、《孝经》，何休注的《公羊传》，皆“大行于河北”，从而“可谓知所宗尚”。
《北史?儒林列传序》在比较南学、北学的特点时说：“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这是皮氏最不以为然的，他认为此说盖因“唐初人重南轻北，故定从南学”。并且举皇侃的《论语义疏》以为说。以为其“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俪之文，与汉人说经相去悬绝”，如此“可见一时风尚” 。皮氏还借着孔颖达在《礼记正义序》中对代表南学的皇侃和代表北学的熊安生二家《礼记疏》的评论而进一步申明自己的判断。不仅隐含着对唐人所谓“约简”与“深芜”之论的不予认同，更对孔颖达称皇侃“微稍繁广”的说法提出驳论。皮氏指出：“说礼本宜详实，不嫌稍繁。皇氏之解《礼记》，视《论语义疏》为远胜矣”。
南学之所传，正是前述皮锡瑞深感不以为然的魏晋时代的几家经注，皮氏评论说：“南朝则尚王辅嗣之玄虚，孔安国之伪撰，杜元凯之臆解，此数家与郑学枘凿，亦与汉儒背驰。乃使泾渭混流，薰莸同器，以致后世不得见郑学之完全，并不得存汉学之什一，岂非谈空空、?玄玄者阶之厉乎！” 对于北学，皮氏以为，“南方玄学不行于北魏”，所以能够更多地保留了郑学的风貌。并且以李兴业对梁武帝称“少为书生，止习五典”、“素不玄学”为证。而在皮氏看来，南学也并非没有可称道之处，“南学之可称者，惟晋宋间诸儒善说礼服”。其以宋初雷次宗最为著名，可以与郑玄齐名。
皮氏的一些议论当然有其合理的方面，但也只是从经学的角度来判断。实际上，南北朝时期学术思想方面所呈现的是玄学风气的余绪留存、道家经典的诠解传习、道教信仰与学说的广泛流布、佛教信仰与学说的大举流传，还有就是传统经学的承继传习，整个思想学术界学术是在多种选择中的又一轮次的整合，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官学的还是私学的。这从史书所记录的当时学人之所习即可见其风貌。
史家作史以示后人，在学术上大体可以反映一代风貌景象。对南北朝的学术，南北朝时期的正史所载，风貌不同。经学史家马宗霍说：“《宋书》、《南齐书》儒林无传”，认为这是南朝初期“人尚清谈，家藏释典”，学术风气尚未转向纯正儒学。然而即使是到《梁书》、《陈书》中有了《儒林列传》，在学术源流授受的记载方面也还是没有北朝的《魏书》、《北齐书》详尽。唐人所修《南史》、《北史》当然详备于以上诸史，观点上则大体反映隋唐时人的认识。皮锡瑞正是多称引《南史》、《北史》来议论当时的学术演变的。实际上，南朝的学术经过宋、齐后，以到梁武帝时为最盛，梁后又有陈朝继而传之。由此，也才有隋朝的政治由北统南，学术由南统北的局面出现。
二、南朝各代的学术传承与发展
南朝在宋、齐两代，儒家经学（国学，官学也。）的庠序之教在恢复中，尚显得不十分景气，即如《梁书?儒林列传》所说：“魏正始以后，仍尚玄虚之学，为儒者盖寡。时荀?、挚虞之徒，虽删定新礼，改官职，未能易俗移风。自是中原横溃，衣冠殄尽；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于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及十年，盖取文具，废之多历世祀，其弃也忽诸。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三德六艺，其废久矣。”
虽然《宋书》、《南齐书》中没有列出《儒林列传》，但是在其他列传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学术人物的活动踪迹的。当时，可以说既有长于五经之学的儒者，也有兼通儒学与老庄的学人，玄学之风还比较有影响。
（一）刘宋时期的学术状况
在刘宋一代，历朝皇帝对国学庠序之教的兴复和奖掖，为传统学术的传承延续提供了官方性的保障，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承接了东晋时期，并没有因朝代的的更替而使国学传统断绝。例如，宋武帝永初三年正月，有诏曰：“古之建国，教学为先，弘风训世，莫尚于此；发蒙启滞，咸必由之。故爰自盛王，迄于近代，莫不敦崇学艺，修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马在郊，旌旗卷舒，日不暇给。遂令学校荒废，讲诵蔑闻，军旅日陈，俎豆藏器，训诱之风，将坠于地。后生大惧于墙面，故老窃叹于子衿。此《国风》所以永思，《小雅》所以怀古。今王略远届，华域载清，仰风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博延胄子，陶奖童蒙，选备儒官，弘振国学。主者考详旧典，以时施行。”（《宋书?武帝本纪》）
再如，宋文帝元嘉十九年正月乙巳，诏曰：“夫所因者本，圣哲之远教；本立化成，教学之为贵。故诏以三德，崇以四术，用能纳诸义方，致之轨度。盛王祖世，咸必由之。永初受命，弘远，将陶钧庶品，混一殊风。有诏典司，大启庠序，而频沟屯夷，未及修建。永瞻前猷，思敷鸿烈，今方隅?V宁，戎夏慕响，广训胄子，实维时务。便可式遵成规，阐扬景业。”（《宋书?文帝本纪》）
又同年十二月丙申，宋文帝有诏曰：“胄子始集，学业方兴。自微言泯绝，逝将千祀，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圣之胤，可速议继袭。于先庙地，特为营造，依旧给祠置令，四时飨祀。阙里往经寇乱，黉校残毁，并下鲁郡修复学舍，采召生徒。昔之贤哲及一介之善，犹或卫其丘垄，禁其刍牧，况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坟茔荒芜，荆棘弗翦。可蠲墓侧数户，以掌洒扫。”而且，鲁郡上民孔景等五户居近孔子墓侧，蠲其课役，供给洒扫，并种松柏六百株（同上）。
元嘉二十三年冬十月，宋文帝有诏曰：“痒序兴立累载，胄子肄业有成。近亲策试，
睹济济之美，缅想洙、泗，永怀在昔。诸生答问，多可采览。教授之官，并宜沾赉。”
赐帛各有差（同上）。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八月，有诏曰：“今息警夷嶂，恬波河渚，栈山航海，向风慕义，化民成俗，兹时笃矣。来岁可修葺庠序，旌延国胄。”（《宋书?孝武帝本纪》）
此外，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四月，皇太子讲《孝经》通，释奠国子学，如晋故事。
前废帝为太子时，于大明四年讲《孝经》于崇正殿（《宋书?前废帝本纪》）。
在另一方面，根据《宋书》的记载，当时经学的传学人物也还是不少的。事有详略，各有所专。比如：
臧焘“少好学，善《三礼》”（列传第十五），又傅隆“归老在家，手不释卷，博学多通，特精《三礼》”（同上）。
张敷，风韵端雅，好玄言，善属文。当初，其父张邵使与南阳宗少文谈《周易》的《系辞》、《象传》，往复数番，少文每欲屈，握麈尾叹曰：“吾道东矣。”于是名价日重（列传第六）。
裴松之，年八岁，学通《论语》、《毛诗》。博览坟籍，立身简素（列传第二十四）。
何承天，聪明博学，故承天幼渐训议，儒史百家，莫不该览。隆安十九年，立国子学，以本官领国子博士。皇太子讲《孝经》，承天与中庶子颜延之同为执经。先是，《礼论》有八百卷，承天删减并合，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列传第二十四）。
谢庄，年七岁，能属文，通《论语》。曾分左氏《经传》，随国立篇，制木方丈，图山川土地，各有分理，离之则州别郡殊，合之则宇内为一（列传第四十五）。
雷次宗，少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笃志好学，尤明《三礼》、《毛诗》，隐退不交世务。戴?，乃述庄周大旨，著《逍遥论》，注《礼记?中庸》篇。孔淳之弟默之，通儒学，注《谷梁春秋》（《宋书?隐逸列传》）。
周续之，豫章太守范宁于郡立学，招集生徒，远方至者甚众，周续之年十二，受业范宁门下。居学数年，续之通《五经》并《纬候》，名冠同门，号曰“颜子”。既而闲居读《老》、《易》，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时彭城刘遗民遁迹庐山，陶渊明亦不应征命，被称为“寻阳三隐。”宋武帝为其开馆于东郭外，使其招集生徒。武帝乘舆降幸，并见诸生，问续之《礼记》“傲不可长”、“与我九龄”、“射于矍圃”三义，辨析精奥，称为该通。续之通《毛诗》六义及《礼论》、《公羊传》，皆传于世（《宋书?隐逸列传》）。
关康之，顾悦之难王弼《易》义四十余条，康之申王难顾，远有情理；又为《毛诗义》，经籍疑滞，多所论释。尝就沙门支僧纳学，妙尽其能（《宋书?隐逸列传》）。
还有就是一些好佛老之学的人物，虽不成为主流，却是当时学术界的一个特色：
沈道虔，少仁爱，好《老》、《易》（《宋书?隐逸列传》）。
杜慧度，颇好《庄》、《老》。禁断淫祀，崇修学校（《宋书?良吏列传》）。
张淹，素礼佛，为东阳太守时，逼郡吏烧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礼佛赎刑，动至数千拜（《宋书》列传第六）。
羊欣，素好黄老，常手自书章，有病不服药，饮符水而已（《宋书》列传第二十二）。
沈演之，折节好学，读《老子》日百遍，以义理业尚知名（《宋书》列传第二十三）。
《宋书》的作者沈约在评论南朝刘宋时期的国学状况时说：
“庠序黉校之士，传经聚徒之业，自黄初至于晋末，百余年中，儒教尽矣。高祖受命，议创国学，宫车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获克就，雅风盛烈，未及曩时，而济济焉，颇有前王之遗典。天子鸾旗警跸，清道而临学馆，储后冕旒黼黻，北面而礼先师，后生所不尝闻，黄发未之前睹，亦一代之盛也。臧焘、徐广、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并服膺圣哲，不为雅俗推移，立名于世，宜矣。颍川庾蔚之、雁门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内向琰、会稽贺道养，皆托志经书，见称于后学。蔚之略解《礼记》，并注贺循《丧服》，行于世云。”（列传第十五《臧焘传》）
如此说来，尽管当时是在动荡时局之下，也还有相当不少的学人依然保持着传统学术的风格和底蕴，这与当时传统经学总体上的官学地位是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无论在诠释方法和诠释理论依据上与汉儒有多大的差异和不同，其核心的学术载体始终没有脱离传统的经典。固然随着时代风习的转变在一些传习者的视野里经典的范围已经扩大化了，但是，核心经典的地位始终与王朝政治和社会生活紧密相关。例如三礼之作为核心经典，三礼之学的传习不坠，与其实用性价值密不可分。无论思想走向多么的玄虚，现实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经典依据却是牢固的，虽然在传统经典本身当中有着很大的解释空间，但始终不能脱离传统的经典。
（二）萧齐时期的学术状况
萧齐一代的情况与刘宋相比大体相同，传统学术又略有发展。《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有议论说：
“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服膺典艺，斯风不纯，二代以来，为教衰矣。建元肇运，戎警未夷，天子少为诸生，端拱以思儒业，载戢干戈，遽诏庠序。永明纂袭，克隆均校，王俭为辅，长于经礼，朝廷仰其风，胄子观其则，由是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建武继立，因循旧绪，时不好文，辅相无术，学校虽设，前轨难追。刘?承马、郑之后，一时学徒以为师范。虎门初辟，法驾亲临，待问无五更之礼，充庭阙蒲轮之御，身终下秩，道义空存，斯故进贤之责也。其余儒学之士，多在卑位，或隐世辞荣者，别见他篇云。”（列传第二十之史臣曰）略考史书所记可知，和刘宋一样，萧齐一代的前几朝皇帝对于传统学术也是颇有重视，从而使之有所振兴。
据《南齐书?高帝本纪上》载，当年儒士雷次宗立学于鸡笼山，齐太祖萧道成年纪十三而受业，治《礼》及《左氏春秋》。正是由于其本身曾受教于传统经典学术，所以在其代刘宋而立朝后对国学有所振兴。如建元四年春，齐太祖萧道成有诏曰：“夫胶庠之典，彝伦攸先，所以招振才端，启发性绪，弘字黎氓，纳之轨义，是故五礼之迹可传，六乐之容不泯。朕自膺历受图，志阐经训，且有司群僚，奏议咸集，盖以戎车时警，文教未宣，思乐泮宫，永言多慨。今关燧无虞，时和岁稔，远迩同风，华夷慕义。便可式遵前准，修建??В??∪骞伲?阊庸?小！闭庵肿陨隙?碌木俅耄?光孕蛑?探?徊接兴?指春驼裥恕?/p> 又据《南齐书?武帝本纪》载，齐武帝永明三年有诏曰：“《春秋国语》云‘生民之有学?拢?淌髂局?兄σ丁！??杏?拢?瘫赜勺取T谖艨?耍?庹??模?胶氲溱樱?寺〗趟迹??擞兴荆?缃ㄢ咱印8?途?迹?岳胪凸剩?稣盎臻啵?暝旅衷丁＝皴阱且惶澹?倒焱?模?烁哐Ч伲?阊与凶印！?/p> 永明四年三月，国子讲《孝经》，齐武帝车驾幸学，赐国子祭酒、博士、助教绢各有差。
永明七年二月，齐武帝有诏曰：“宣尼诞敷文德，峻极自天，发辉七代，陶钧万品，英风独举，素王谁匹！功隐于当年，道深于日月。感麟厌世，缅邈千祀，川竭谷虚，丘夷渊塞，非但洙泗湮沦，至乃飨尝乏主。前王敬仰，崇修寝庙，岁月亟流，鞠为茂草。今学??肆ⅲ?蒂骱楣妫??禄橙耍?衷銮帐簟？筛闹?诘p，务在爽垲。量给祭秩，礼同诸侯。奉圣之爵，以时绍继。”
与此同时，齐武帝对于佛教有所限制，如永明十一年有诏曰；“显阳殿玉像诸佛及供养，具如别牒，可尽心礼拜供养之。应有功德事，可专在中。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为道，及起立塔寺，以宅为精舍，并严断之。”
此外，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当时除了一些有醇儒之风的学者外，儒道并行的风气十分明显，或者说道家文献如《老子》、《庄子》在魏晋以后仍得到学人的广泛重视和传习。并且还有儒释道兼习的学人。
《南齐书?刘?传》载，刘?少而笃学，博通《五经》。后聚徒教授，常有数十人。所著文集，皆是《礼》义，行于世。
《南齐书?文学列传》载，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注。
《南齐书?高逸列传》载，沈?士著《周易》两《系》、《庄子内篇训》,注《易经》、《礼记》、《春秋》、《尚书》、《论语》、《孝经》、《丧服》、《老子要略》数十卷。宋元嘉末，文帝令尚书仆射何尚之抄撰《五经》，访举学士，县以沈?士应选。
吴苞，儒学，善《三礼》及《老》、《庄》。宋泰始中，过江聚徒教学。
徐伯珍，其叔父?之与颜延之友善，还祛蒙山立精舍讲授，伯珍往从学，积十年，究寻经史，游学者多依之。吴郡顾欢?`出《尚书》滞义，伯珍训答甚有条理，儒者宗之。好释氏、老庄，兼明道术。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业生凡千余人。同郡楼幼瑜，亦儒学。著《礼捃遗》三十卷。
顾欢，八岁通《孝经》、《诗》、《论》。及长，笃志好学。后与同郡顾?之诸子，及孙宪之并受经句。年二十余时，更从雷次宗谘玄儒诸义。欢晚节服食，不与人通。事黄老道，解阴阳书，为数术多效验。又著《三名论》与钟会四本论相类。还注王弼《易》二《系》，学者传之。
杜京产，世传五斗米道，至京产及子栖。并专修黄老。与同郡顾欢同契，始宁东山开舍授学。
臧荣绪，???段寰?罚?饺嗽唬骸拔袈郎蟹畹な椋?渫踔抡?滴唬?睢⑹徒探耄?⒂欣窬粗?恰！币蛘缑髦恋溃?酥?栋菸寰?蚵邸贰3R孕?嵘??尤眨?隆段寰?钒葜??/p> 从前面所列的一些学术人物的学问兴趣和其所长来看，或固守经学，或兼容道家，或专修黄老，表现出多样的取向。可以说在经过魏晋以来的政治变迁和清议玄谈之风的洗礼之后，不少学人仍守候着那份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或许真的期待着有一天自己的学问有其用武之地，而他们当中的另一些人或许真的要像庄子那样永远地采取避世的态度。总之他们给自己找到了依归。实际上就学问而言，早在东汉的马融就遍注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这种广博的学风也影响了后世的学人。
（三）萧梁时期的学术状况
到了梁代的梁武帝萧衍时，历经宋、齐两代的传统经学，进一步有所改观。这无疑得益于梁武帝的国学素养和他前期的振兴经学之志。梁武帝萧衍早年就以“博学多通，好筹略，有文武才干”，而“时流名辈咸推许焉”。当年齐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招文学，梁武帝与沈约、谢?I、王融、萧琛、范云、任?P、陆??等并游焉，号曰八友（梁书?武帝纪上）。
《梁书?儒林列传》对梁武帝振兴传统儒学的举措有所记述：
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诏求硕学，治五礼，定六律，改斗历，正权衡。天监四年，诏曰：“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朕日昃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酬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于是以平原明山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补博士，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给其饩廪。其射策通明者，即除为吏。十数月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又选遣学生如会稽云门山，受业于庐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七年，又诏曰：“建国君民，立教为首，砥身砺行，由乎经术。朕肇基明命，光宅区宇，虽耕耘雅业，傍阐艺文，而成器未广，志本犹阙。非以熔范贵游，纳诸轨度；思欲式敦让齿，自家刑国。今声训所渐，戎夏同风。宜大启痒?拢?┭与凶樱?癖耸?祝?氪巳?拢?固站?侗唬?⒀栽乇怼！庇谑腔侍?印⒒首印⒆谑摇⑼鹾钍季鸵笛伞8咦媲浊?呒荩?偷煊谙仁ο仁ィ?曛?匝缬铮?椭?允???眉醚桑?笱笱桑?蟮乐?幸踩缡恰F浞??荨⒑钨≈?⒎剁牵?芯擅?谑溃晃?比逭撸?现仓?⒑厣`等首膺兹选。
梁武帝是一个前期重儒，后期重佛的皇帝。在他即位之初，为兴复儒学颇显得不遗余力。
《梁书?武帝纪中》记载，天监四年春正月，梁武帝有诏曰：“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置《五经》博士各一人。
《梁书?武帝纪下》普通四年三月庚午，侍中、领国子博士萧子显上表置制旨《孝经》助教一人，生十人，专通高祖所释《孝经义》。
《南史?梁帝纪中》称述梁武帝的学术业绩时说：
少而笃学，能事毕究，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然烛侧光，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孝经讲疏》，凡二百余卷。王侯朝臣皆奉表质疑，帝皆为解释。修饰国学，增广生员，立五馆，置五经博士。天监初，何佟之、贺?、严植之、明山宾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宾军嘉五礼，一千余卷，帝称制断疑焉。大同中，于台西立士林馆，领军朱异、太府卿贺琛、舍人孔子驱等递互讲述。皇太子、宣城王亦于东宫宣猷堂及扬州廨开讲。于是四方郡国，莫不向风。爰自在田，及登宝位，躬制赞、序、诏诰、铭、诔、说、箴、颂、笺、奏诸文，又百二十卷。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草隶、尺牍、骑射，莫不称妙。
梁武帝以后的几朝皇帝也对国学经学有所奖掖，据《梁书?简文帝纪》载，太宗幼而敏睿，识悟过人，六岁便属文，高祖惊其早就，弗之信也。乃于御前面试，辞采甚美。高祖叹曰：“此子，吾家之东阿。”既长，器宇宽弘，未尝见愠喜。方颊?下，须鬓如画，眄睐则目光烛人。读书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经目必记；篇章辞赋，操笔立成。博综儒书，善言玄理。……及居监抚，……引纳文学之士，赏接无倦，恒讨论篇籍，继以文章。高祖所制《五经讲疏》，尝于玄圃奉述，听者倾朝野。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所著《昭明太子传》五卷，《诸王传》三十卷，《礼大义》二十卷，《老子义》二十卷，《庄子义》二十卷，《长春义记》一百卷，《法宝连璧》三百卷，并行于世焉。
《梁书?元帝纪》载：世祖聪悟俊朗，天才英发。年五岁，能诵《曲礼》。年十七时，高祖敕令府谘议贺革为讲其《三礼》。承圣三年九月辛卯，梁元帝于龙光殿述《老子》义，尚书左仆射王褒为执经。（梁书?元帝纪）所著《孝德传》三十卷，《忠臣传》三十卷，《丹阳尹传》十卷。《注汉书》一百一十五卷，《周易讲疏》十卷，《内典博要》一百卷，《连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韬》十卷，《补阙子》十卷，《老子讲疏》四卷，《全德志》、《怀旧志》、《荆南志》、《江州记》、《贡职图》、《古今同姓名录》一卷，《筮经》十二卷，《式赞》三卷，文集五十卷。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就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广泛而良好的空间。
齐、梁，梁、陈，代相衔接更替，学术人物也往往是两代称名。以下略述其人物事迹。
在《梁书?儒林列传》中被立传人物有：伏曼容、何佟之、范缜、严植之、贺?、子革、司马筠、卞华、崔灵恩、孔佥、卢广、沈峻、太史叔明、孔子?、皇侃。
《梁书?儒林列传》载，伏曼容，少笃学，善《老》、《易》，倜傥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观之，晏了不学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业。为骠骑行参军。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于清暑殿讲，诏曼容执经。曼容素美风采，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吴人陆探微画叔夜像以赐之。齐永明初，为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讲。齐明帝不重儒术，曼容宅在瓦官寺东，施高坐于听事，有宾客辄升高坐为讲说，生徒常数十百人。梁台建，以曼容旧儒，召拜司马，出为临海太守。为《周易》、《毛诗》、《丧服集解》、《老》、《庄》、《论语义》。
何佟之，少好《三礼》，师心独学，强力专精，手不辍卷，读《礼》论二百篇，略皆上口。时太尉王俭为时儒宗，雅相推重。齐建武年间，步兵校尉刘?、征士吴苞皆已卒，京邑硕儒，唯佟之而已。佟之明习事数，当时国家吉凶礼则，皆取决焉，名重于世。永元末，京师兵乱，佟之常集诸生讲论，孜孜不怠。梁武帝践阼，尊重儒术，以佟之为尚书左丞。是时百度草创，佟之依《礼》定议，多所裨益。所著文章、《礼义》百许篇。
范缜，既长，博通经术，尤精《三礼》。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不为士友所安。缜在齐世，尝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世间何得有富贵，何得有贫贱？”缜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树花，同发一枝，俱开一蒂，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溷粪之侧。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缜退论其理，著《神灭论》。此论出，朝野喧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
严植之，少善《庄》、《老》，能玄言，精解《丧服》、《孝经》、《论语》。及长，遍治郑氏《礼》、《周易》、《毛诗》、《左氏春秋》。天监二年，梁武帝诏求通儒治五礼，有司奏植之治凶礼。四年初，置《五经》博士，各开馆教授，以植之兼《五经》博士。植之馆在潮沟，生徒常百数。植之讲，五馆生必至，听者千余人。撰《凶礼仪注》四百七十九卷。
贺?，其祖父道力，善《三礼》，仕宋。?少传家业。齐时，沛国刘?为会稽府丞，见?深器异之。尝与俱造吴郡张融，指?谓融曰：“此生神明聪敏，将来当为儒者宗。”?还，荐之为国子生。举明经，扬州祭酒，俄兼国子助教。历奉朝请、太学博士、太常丞，遭母忧去职。天监初，复为太常丞，有司举治宾礼，召见说《礼》义，高祖异之，诏朝朔望，预华林讲。四年初，开五馆，以?兼《五经》博士，别诏为皇太子定礼，撰《五经义》。?悉礼旧事。时高祖方创定礼乐，?所建议，多见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领《五经》博士。所著《礼》、《易》、《老》、《庄讲疏》、《朝廷博议》数百篇，《宾礼仪注》一百四十五卷。?于《礼》尤精，馆中生徒常百数，弟子明经封策至数十人。
贺?之二子贺革，字文明。少通《三礼》，及长，遍治《孝经》、《论语》、《毛诗》、《左传》。起家晋安王国侍郎、兼太学博士，侍湘东王读。敕于永福省为邵陵、湘东、武陵三王讲礼。于学讲授，生徒常数百人。弟季，亦明《三礼》。
司马筠，孤贫好学，师事沛国刘?，强力专精，深为?所器异。既长，博通经术，尤明《三礼》。子寿，传父业，明《三礼》。
卞华，幼孤贫好学。年十四，召补国子生，通《周易》。既长，遍治《五经》，与平原明山宾、会稽贺?同业友善。天监初，兼国子助教，后兼《五经》博士，聚徒教授。华博涉有机辩，说经析理，为当时之冠。江左以来，钟律绝学，至华乃通焉。
崔灵恩，少笃学，从师遍通《五经》，尤精《三礼》、《三传》。先在北仕为太常博士，天监十三年归国。高祖以其儒术，擢拜员外散骑侍郎，累迁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灵恩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性拙朴无风采，及解经析理，甚有精致，京师旧儒咸称重之，助教孔佥尤好其学。灵恩先习《左传》服解，不为江东所行；及改说杜义，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时有助教虞僧诞又精杜学，因作《申杜难服》，以报灵恩，世并行焉。（僧诞，会稽余姚人，以《左氏》教授，听者亦数百人。其该通义例，当时莫及。）先是儒者论天，互执浑、盖二义，论盖不合于浑，论浑不合于盖。灵恩立义，以浑、盖为一焉。出为长沙内史，还除国子博士，讲众尤盛。出为明威将军、桂州刺史，卒官。灵恩集注《毛诗》二十二卷，集注《周礼》四十卷，制《三礼义宗》四十七卷，《左氏经传义》二十二卷，《左氏条例》十卷，《公羊谷梁文句义》十卷。
孔佥，少师事何胤，通《五经》，尤明《三礼》、《孝经》、《论语》，讲说并数十遍，生徒亦数百人。历官国子助教，三为《五经》博士，迁尚书祠部郎。出为海盐、山阴二县令。佥儒者，不长政术。子?m玄，颇涉文学，官至太学博士。佥兄子元素，又善《三礼》，有盛名，早卒。
卢广，广少明经，有儒术，曾遍讲《五经》。时北来人，儒学者有崔灵恩、孙详、蒋显，并聚徒讲说，而音辞鄙拙；惟广言论清雅，不类北人。
沈峻，好学，与舅太史叔明师事宗人沈麟士门下积年。昼夜自课，时或睡寐，辄以杖自击，其笃志如此。麟士卒后，乃出都，遍游讲肆，遂博通《五经》，尤长《三礼》。时吏部郎陆??与仆射徐勉书荐峻曰：“凡圣贤可讲之书，必以《周官》立义，则《周官》一书，实为群经源本。此学不传，多历年世，北人孙详、蒋显亦经听习，而音革楚、夏，故学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书。比日时开讲肆，群儒刘岩、沈宏、沈熊之徒，并执经下坐，北面受业，莫不叹服，人无间言。第谓宜即用此人，命其专此一学，周而复始。使圣人正典，废而更兴；累世绝业，传于学者。”勉从之，奏峻兼《五经》博士。于馆讲授，听者常数百人。子文阿，传父业，尤明《左氏传》。太清中，自国子助教为《五经》博士。传峻业者，又有吴郡张及、会稽孔子云，官皆至《五经》博士。
太史叔明，少善《庄》、《老》，兼治《孝经》、《礼记》，其三玄尤精解，当世冠绝，每讲说，听者常五百余人。历官国子助教。邵陵王纶好其学，及出为江州，携叔明之镇。王迁郢州，又随府，所至辄讲授，江外人士皆传其学焉。
孔子?，少孤贫好学，耕耘樵采，常怀书自随，投闲则诵读。勤苦自励，遂通经术，尤明《古文尚书》。初为长沙嗣王侍郎，兼国子助教，讲《尚书》四十遍，听者常数百人。中书舍人贺琛受敕撰《梁官》，启子?为西省学士，助撰录。高祖撰《五经讲疏》及《孔子正言》，专使子?检阅群书，以为义证。事竟，敕子?与右卫?异、左丞贺琛于士林馆递日执经。子?凡著《尚书义》二十卷，《集注尚书》三十卷，续?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续何承天《集礼论》一百五十卷。
皇侃，少好学，师事贺?，精力专门，尽通其业，尤明《三礼》、《孝经》、《论语》。起家兼国子助教，于学讲说，听者数百人。撰《礼记讲疏》五十卷，书成奏上，诏付秘阁。顷之，召入寿光殿讲《礼记义》，高祖善之。性至孝，常日限诵《孝经》二十遍，以拟《观世音经》。所撰《论语义》十卷，与《礼记义》并见重于世，学者传焉。
此外，《梁书?良吏列传》载，范述曾，幼好学，从余杭吕道惠受《五经》，略通章句。道惠学徒常有百数，独称述曾曰：“此子必为王者师。”曾注《易文言》。
《梁书?处士列传》载，何胤，字子季，点之弟也。既长好学。师事沛国刘?，受《易》及《礼记》、《毛诗》，又入钟山定林寺听内典，其业皆通。注《易》，又解《礼记》，注《百法论》、《十二门论》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诗总集》六卷、《毛诗隐义》十卷、《礼记隐义》二十卷、《礼答问》五十五卷。
庾承先，弱岁受学于南阳刘虬，强记敏识，出于群辈。玄经释典，靡不该悉。又令讲《老子》，远近名僧，咸来赴集，论难锋起，异端竞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闻。
《梁书?文学上》载，济阳江避，博学有思理，更注《论语》、《孝经》。
至于其他一些学术人物则有：
韦爱，博学有文才，尤善《周易》及《春秋左氏》义（《梁书》列传第六）。
江?，幼聪警，读书过目便能讽诵。选为国子生，通《尚书》，举高第（《梁书》列传第十五）。
鄱阳忠烈王恢，字弘达，太祖第九子也。幼聪颖，年七岁，能通《孝经》、《论语》义，发?`无所遗。既长，美风表，涉猎史籍（《梁书?太祖五王列传》）。
徐勉，善属文，勤著述，以孔释二教殊途同归，撰《会林》五十卷（《梁书》列传第十九）。
范岫，恭敬俨恪，进止以礼。所著文集、《礼论》、《杂仪》、《字训》行于世（《梁书》列传第二十）。
陆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门传》三十卷（《梁书》列传第二十）。
明山宾，七岁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经传，梁武帝置《五经》博士，山宾首膺其选（《梁书》列传第二十一）。
裴邃，十岁能属文，善《左氏春秋》（《梁书》列传第二十二）。
徐?ぃ?咦嫦任省段寰?反笠澹?挝世??芳鞍偌以铀担?┞凼徒獭?ど探献莺幔?Υ鹑缦欤?咦嫔跫犹疽欤ā读菏椤妨写?诙??模??/p> 鲍泉，于《仪礼》尤明，撰《新仪》四十卷，行于世（《梁书》列传第二十四）。
王僧孺，年五岁，读《孝经》，问授者此书所载述，曰：“论忠孝二事。”僧孺曰：“若尔，常愿读之。”六岁能属文，既长好学（《梁书》列传第二十七）。
张缅，坟籍，聚书至万余卷。抄《后汉》、《晋书》，众家异同，为《后汉纪》四十卷，《晋抄》三十卷（《梁书》列传第二十八）。
张绾，在郡，述《制旨礼记正言》义，四姓衣冠士子听者常数百人。又太清十年，是时城西开士林馆聚学者，绾与右卫?异、太府卿贺琛递述《制旨礼记中庸》（《梁书》列传第二十八）。
萧子显，高祖雅爱子显才，尝从容谓子显曰：“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子显对曰：“仲尼赞《易》道，黜《八索》，述职方，除《九丘》，圣制符同，复在兹日。”时以为名对。三年，以本官领国子博士。高祖所制经义，未列学官，子显在职，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于学递述高祖《五经义》（《梁书》列传第二十九）。
萧子云，梁初，郊庙未革牲?唬?执墙陨蛟甲??潦浅杏茫?釉剖冀ㄑ砸烁摹F粼唬?/p> “伏惟圣敬率由，尊严郊庙，得西邻之心，知周、孔之迹，载革牢俎，德通神明，黍稷苹藻，竭诚严配，经国制度，方悬日月，垂训百王，于是乎在。臣比兼职斋官，见伶人所歌，犹用未革牲前曲。圜丘视燎，尚言‘式备牲?弧?槐苯肌吨P雅》，亦奏‘牲云孔备’；清庙登歌，而称‘我牲以洁’；三朝食举，犹咏‘?尾碧鳞’。声被鼓钟，未符盛制。臣职司儒训，意以为疑，未审应改定乐辞以不？”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云撰定。敕曰：“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而沈约所撰，亦多舛谬。”子云答敕曰：“殷荐朝飨，乐以雅名，理应正采《五经》，圣人成教。而汉来此制，不全用经典；约之所撰，弥复浅杂。臣前所易约十曲，惟知牲?患雀铮?烁母璐牵??坛欣??幌恿魉坠蕴濉＜确盍钪迹?嫉梅⒚伞3假肀居怪停?讶缓隼剩?饕莱芍迹?じ脑贾啤N谩段寰?肺?荆?浯巍抖?拧贰ⅰ吨芤住贰ⅰ渡惺椤贰ⅰ洞蟠骼瘛罚?词蔷?局?鳎?抟庖嗳〖嬗谩3加盅疤啤⒂葜钍椋?蟆端獭分堋堆拧罚?泼朗且唬??锤魇鍪笔隆4罅焊锓??任湫尬模?评褡骼郑?甯呷??欢?甲?璐牵?┙?剖サ轮?溃?瞬恍蚧食?谱魇隆！堆拧贰ⅰ端獭非袄??谔逦?ァ7?允ブ妓?ā独致邸罚?勇晌承鳎?乃忌钗ⅲ??酪怀觯?叫?赵拢?豢??洌?窭种?蹋?轮嗡?伞＝饕欢?勺海?魉媸孪砸澹?悦髦谱髦?馈q?祭廴眨?袷伎司停?饕陨铣省！彪凡⑹茫ā读菏椤妨写?诙??牛??/p> 孔休源，梁武帝时，太子詹事周舍撰《礼疑义》，自汉魏至于齐梁，并皆搜采，休源所有奏议，咸预编录（《梁书》列传第三十）。
江革，时高祖盛于佛教，朝贤多启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谓革不奉佛教，乃赐革《觉意诗》五百字，云“惟当勤精进，自强行胜修；岂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江革，并及诸贵游。”又手敕云：“世间果报，不可不信，岂得底突如对元延明邪？”革因启乞受菩萨戒（《梁书》列传第三十）。
何敬容，中大同元年三月，高祖幸同泰寺讲《金字三慧经》，敬容请预听，敕许之。太清年间，太宗频于玄圃自讲《老》、《庄》二书，学士吴孜时寄詹事府，每日入听。敬容谓孜曰：“昔晋代丧乱，颇由祖尚玄虚，胡贼殄覆中夏。今东宫复袭此，殆非人事，其将为戎乎？”俄而侯景难作，其言有征也（《梁书》列传第三十一）。
?异，年数岁，外祖顾欢抚之，谓异祖昭之曰：“此儿非常器，当成卿门户。”年十余岁，好群聚蒲博，颇为乡党所患。既长，乃折节从师，遍治《五经》，尤明《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后来，皇帝有诏求异能之士，其受《五经》博士明山宾表荐，高祖召见，使说《孝经》、《周易》义，甚悦之，对左右说：“?异实异。”后见明山宾，又说：“卿所举殊得其人。”仍召异直西省，俄兼太学博士。其年，高祖自讲《孝经》，使?异执读。大同六年，?异启于仪贤堂奉述高祖《老子义》，敕许之。及就讲，朝士及道俗听者千余人，为一时之盛。时城西又开士林馆以延学士，异与左丞贺琛递日述高祖《礼记中庸义》，皇太子又召异于玄圃讲《易》。所撰《礼》、《易》讲疏及仪注、文集百余篇，乱中多亡逸（《梁书》列传第三十二）。
贺琛，伯父?，为世硕儒。琛幼，?授其经业，一闻便通义理。?异之，常曰：“此儿当以明经致贵。”?卒后，琛家贫，常往还诸暨，贩粟以自给。闲则习业，尤精《三礼》。初，?于乡里聚徒教授，至是又依琛焉。贺琛所撰《三礼讲疏》、《五经滞义》及诸仪法，凡百余篇。姚察说：“?异、贺琛并起微贱，以经术逢时，致于贵显”（《梁书》列传第三十二）。
羊侃，雅爱文史，博涉书记，尤好《左氏春秋》及《孙吴兵法》（《梁书》列传第三十三）。
司马?，父燮，善《三礼》，仕齐官至国子博士。?少传家业，强力专精，手不释卷，其礼文所涉书，略皆遍睹。沛国刘?为儒者宗，嘉其学，深相赏好。天监初，诏通儒治五礼，有司举?治嘉礼，除尚书祠部郎中。是时创定礼乐，?所议多见施行。?学尤精于事数，国家吉凶礼，当世名儒明山宾、贺?等疑不能断，皆取决焉。晋安王长史，王命记室庾肩吾集其文为十卷，所撰《嘉礼仪注》一百一十二卷（《梁书》列传第三十四）。
刘之遴，好属文，多学古体，与河东裴子野、沛国刘显常共讨论书籍，因为交好。是时《周易》、《尚书》、《礼记》、《毛诗》并有高祖义疏，惟《左氏传》尚阙。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传同异》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悦，诏答之曰：“省所撰《春秋》义，比事论书，辞微旨远。编年之教，言阐义繁，丘明传洙泗之风，公羊禀西河之学，?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说无取。继踵胡母，仲舒云盛，因修《谷梁》，千秋最笃。张苍之传《左氏》，贾谊之袭荀卿，源本分镳，指归殊致，详略纷然，其来旧矣。昔在弱年，乃经研味，一从遗置，迄将五纪。兼晚冬晷促，机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须待夏景，试取推寻，若温故可求，别酬所问也。”（《梁书》列传第三十四）
王规，年十二，《五经》大义，并略能通。既长，好学有口辩（《梁书》列传第三十五）。其子王褒著《幼训》，以诫诸子。其中有云：
儒家则尊卑等差，吉凶降杀。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义也；鼎俎奇而笾豆偶，阴阳之义也。道家则堕支体，黜聪明，弃义绝仁，离形去智。释氏之义，见苦断习，证灭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圣，斯虽为教等差，而义归汲引。吾始乎幼学，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汝能修之，吾之志也。
王承，七岁通《周易》，选补国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秘书郎。历太子舍人、南康王文学、邵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以父忧去职。服阕，复为中舍人，累迁中书黄门侍郎，兼国子博士。时膏腴贵游，咸以文学相尚，罕以经术为业，惟承独好之，发言吐论，造次儒者。在学训诸生，述《礼》、《易》义（《梁书》列传第三十五）。
刘览，字孝智，十六通《老》、《易》（《梁书》列传第三十五）。
臧盾，幼从征士琅邪诸葛璩受《五经》，通章句。璩学徒常有数十百人，盾处其间，无所狎比（《梁书》列传第三十六）。
贞惠世子方诸，世祖第二子。母王夫人。幼聪警博学，明《老》、《易》，善谈玄，风采清越，辞辩锋生，特为世祖所爱（《梁书》列传第三十八）。
庾黔娄，少好学，多讲诵《孝经》；何炯，炯年十五，从兄胤受业，一期并通《五经》章句。江?性静，好《老》、《庄》玄言，尤善佛义，不乐进仕（《梁书》列传第四十一《孝行》）。
刘霁年九岁，能诵《左氏传》，宗党咸异之。母明氏寝疾，霁年已五十，衣不解带者七旬，诵《观世音经》，数至万遍（《梁书》列传第四十一《孝行》）。
褚修，父仲都，善《周易》，为当时最。天监中，历官《五经》博士。修少传父业，兼通《孝经》、《论语》，善尺牍，颇解文章（《梁书》列传第四十一《孝行》）。
刘昭，七岁通《老》、《庄》义。既长，勤学善属文，外兄江淹早相称赏。初，昭伯父肜集众家《晋书》注干宝《晋纪》为四十卷，至昭又集《后汉》同异以注范晔书，世称博悉。迁通直郎，出为剡令，卒官。《集注后汉》一百八十卷，《幼童传》十卷，文集十卷。其子?，亦好学，通《三礼》（《梁书》列传第四十三《文学上》）。
钟嵘，嵘与兄?瘛⒌苡觳⒑醚В?兴祭怼a桑?胗烂髦形??由??鳌吨芤住罚ā读菏椤妨写?谒氖??段难?稀罚??/p> 刘勰，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梁定林寺经藏，为刘勰所定（《梁书》列传第四十四《文学下》）。
伏挺，字士标。父?，为豫章内史，在《良吏传》。挺幼敏寤，七岁通《孝经》、《论语》。及长，有才思，好属文（同上）。
陆云公，五岁诵《论语》、《毛诗》，九岁读《汉书》，略能记忆。从祖??、沛国刘显质问十事，云公对无所失，显叹异之。既长，好学有才思（同上）。
阮孝绪，年十三，遍通《五经》《梁书》列传第四十五《处士》。
刘■，六岁诵《论语》、《毛诗》，意所不解，便能问难。十一，读《庄子?逍遥篇》，曰：“此可解耳。”（同上）
（四）陈代的学术状况
陈代学术以承继梁代的遗绪为特色，既有所绵延，又无太大的发展。如《陈书?儒林列传》称：“梁武帝开五馆，建国学，总以《五经》教授，经各置助教云。武帝或纡銮驾，临幸庠序，释奠先师，躬亲试胄，申之宴语，劳之束帛，济济焉斯盖一代之盛矣。高祖（陈霸先）创业开基，承前代离乱，衣冠殄尽，寇贼未宁，既日不暇给，弗遑劝课。世祖以降，稍置学官，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今之采缀，盖亦梁之遗儒云。”
在《陈书?儒林列传》中被立传人物有：沈文阿、沈洙、戚衮、郑灼、张崖、陆诩、沈德威、贺德基、全缓、张讥、顾越、沈不害、王元规。在这些人当中或专精经学，或兼通老庄，成为传学之中坚。
沈文阿，父峻，以儒学闻于梁世，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兴并通经术，而文阿颇传之。又博采先儒异同，自为义疏。治《三礼》、《三传》。察孝廉，为梁临川王国侍郎，累迁兼国子助教、《五经》博士。陈文帝时，令于东宫讲《孝经》、《论语》。沈文阿所撰《仪礼》八十馀卷，《经典大义》十八卷，并行于世，诸儒多传其学。
沈洙，洙少方雅好学，不妄交游。治《三礼》、《春秋左氏传》。精识强记，《五经》章句，诸子史书，问无不答。大同中，学者多涉猎文史，不为章句，而洙独积思经术。后与沈文阿同掌仪礼。
戚衮，衮少聪慧，游学京都，受《三礼》于国子助教刘文绍，一二年中，大义略备。年十九，梁武帝敕策《孔子正言》并《周礼》、《礼记》义，衮对高第。后就国子博士宋怀方质《仪礼》义，怀方北人，自魏携《仪礼》、《礼记》疏，秘惜不传，及将亡，谓家人曰：“吾死后，戚生若赴，便以《仪礼》、《礼记》义本付之，若其不来，即宜随尸而殡。”其为儒者推许如此。寻兼太学博士。衮于梁代撰《三礼义记》，值乱亡失，《礼记义》四十卷行于世。
郑灼，性精勤，尤明《三礼》。
以礼学而言，当时还有晋陵张崖、吴郡陆诩、吴兴沈德威、会稽贺德基，俱以礼学自命。张崖传《三礼》于同郡刘文绍，仕梁历王府中记室。天嘉元年，为尚书仪曹郎，广沈文阿《仪注》，撰五礼。陆诩少习崔灵恩《三礼义宗》，梁世百济国表求讲礼博士，诏令诩行。沈德威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天嘉元年，征出都，侍太子讲《礼传》。寻授太学博士，转国子助教。每自学还私室以讲授，道俗受业者数十百人，率常如此。贺德基，世传《礼》学。祖文发，父淹，仕梁俱为祠部郎，并有名当世。德基少游学于京邑，积年不归。德基于《礼记》称为精明，居以传授，累迁尚书祠部郎。德基虽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学，俱为祠部，时论美其不坠焉。
顾越，所居新坡黄冈，世有乡校，由是顾氏多儒学焉。越少孤，以勤苦自立，聪慧有口辩，说《毛氏诗》，傍通异义。越于义理精明，尤善持论，与会稽贺文发俱为梁南平王伟所重，引为宾客。寻补《五经》博士。
当时还有东阳龚孟舒者，亦治《毛氏诗》，善谈名理。
沈不害，不害幼孤，而修立好学。十四召补国子生，举明经。累迁梁太学博士。转庐陵王府刑狱参军，长沙王府谘议，带汝南令。天嘉初，除衡阳王府中记室参军，兼嘉德殿学士。自梁季丧乱，入为尚书仪曹郎，迁国子博士，领羽林监，敕治五礼，掌策文谥议。著治《五礼仪》一百卷，《文集》十四卷。
王元规，少好学，从吴兴沈文阿受业，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经》、《论语》、《丧服》。梁中大通元年，诏策《春秋》，举高第，时名儒咸称赏之。起家湘东王国左常侍，转员外散骑侍郎。简文之在东宫，引为宾客，每令讲论，甚见优礼。后主在东宫，引为学士，亲受《礼记》、《左传》、《丧服》等义，赏赐优厚。迁国子祭酒。自梁代诸儒相传为《左氏》学者，皆以贾逵、服虔之义难驳杜预，凡一百八十条，元规引证通析，无复疑滞。每国家议吉凶大礼，常参预焉。后元规随府之镇，四方学徒，不远千里来请道者，常数十百人。元规著《春秋发题辞》及《义记》十一卷，《续经典大义》十四卷，《孝经义记》两卷，《左传音》三卷，《礼记音》两卷。
陆庆，少好学，遍知《五经》，尤明《春秋左氏传》，节操甚高。
还有《陈书?文学》又载，杜之伟，字子大，吴郡钱塘人也。家世儒学，以《三礼》专门。父规，梁奉朝请，与光禄大夫济阳江革、都官尚书会稽孔休源友善。之伟幼精敏，有逸才。七岁，受《尚书》，稍习《诗》、《礼》，略通其学。十五，遍观文史及仪礼故事，时辈称其早成。
许亨父懋，梁始平天门二郡守、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以学艺闻，撰《毛诗风雅比兴义类》十五卷。
岑之敬，父善纡，梁世以经学闻。之敬年五岁，读《孝经》。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经》义，擢为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经，若颜、闵之流，乃应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复有颜、闵邪？”因召入面试，令之敬升讲座，敕中书舍人?异执《孝经》，唱《士孝章》，武帝亲自论难。之敬剖释纵横，应对如响，左右莫不嗟服。
还有一些保持玄学遗风的人物，以张讥为最著名。
张讥幼聪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经》、《论语》。笃好玄言，受学于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为先辈推伏。梁大同中，召补国子《正言》生。梁武帝尝于文德殿释《乾》、《坤》文言，讥与陈郡袁宪等预焉，敕令论议，诸儒莫敢先出，讥乃整容而进，谘审循环，辞令温雅。梁武帝甚异之，赐裙襦绢等，仍云“表卿稽古之力”。简文在东宫，出士林馆发《孝经》题，讥论议往复，甚见嗟赏，自是每有讲集，必遣使召讥。及侯景寇逆，于围城之中，犹侍哀太子于武德后殿讲《老》、《庄》。
后主在东宫，集宫僚置宴，时造玉柄麈尾新成，后主亲执之，曰：“当今虽复多士如林，至于堪捉此者，独张讥耳。”即手授讥。仍令于温文殿讲《庄》、《老》，高宗幸宫临听，赐御所服衣一袭。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吴郡陆元朗、?孟博、一乘寺沙门法才、法云寺沙门慧休、至真观道士姚绥，皆传其业。
张讥所撰《周易义》三十卷，《尚书义》十五卷，《毛诗义》二十卷，《孝经义》八卷，《论语义》二十卷，《老子义》十一卷，《庄子内篇义》十二卷，《外篇义》二十卷，《杂篇义》十卷，《玄部通义》十二卷，又撰《游玄桂林》二十四卷，后主尝敕人就其家写入秘阁。
其他还有：全缓，其幼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笃志研玩，得其精微。梁太清初，曾任国子助教，兼司义郎，专讲《诗》、《易》。缓治《周易》、《老庄》，时人言玄者咸推之。
陆瑜，尝受《庄》、《老》于汝南周弘正，学《成实论》于僧滔法师，并通大旨。
南朝与北朝学术的不同在于，政治上的代相更替并没有影响学术的传承，基本上保持了其延续性。这也是南学崇老庄、尚玄理之风而盛于北学的原因之一。
三、南朝时期佛教道教的流传对学术演进的影响
佛教在南北朝时期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扩大而开始在中国广为流传。南北朝各代皇帝对佛教的态度是信则崇，弃则毁，几经曲折。其传播本身却日益向着学术化方向发展。
《宋书?夷蛮列传》说：“佛道自后汉明帝，法始东流，自此以来，其教稍广，自帝王至于民庶，莫不归心。经诰充积，训义深远，别为一家之学焉。”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佛教的流布与本土文化的冲突也就突显出来。于是就有了抑制和排斥的主张提出。宋元嘉十二年，丹阳尹萧摩上奏说：“佛化被于中国，已历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数，进可以击心，退足以招劝。而自顷以来，情敬浮末，不以精诚为至，更以奢竞为重。旧宇颓弛，曾莫之修，而各务造新，以相??小＜椎谙哉??谧却?。?闹裢?剩?铀鹞藜??薰厣耢螅?欣廴耸隆＝ㄖ性街疲?思硬眉欤?晃??溃?鞯牢聪ⅰG胱越褚院螅?杏???裾撸?ひ杼ㄗ晕牛恍嗽焖?戮?幔?韵纫柙谒????ù牵?ひ朗铝醒员局荩恍胄肀ǎ?缓缶凸ΑF溆虚?焖律嵴撸?砸啦怀杏泌?槁桑???衷罚?っ蝗牍佟！壁?伞S稚程?趁牛?盏勒呤?偃恕?/p> 又宋世祖大明二年，有昙标道人与羌人高?谋反，上因是下诏曰：“佛法讹替，沙门混杂，未足扶济鸿教，而专成逋薮。加奸心频发，凶状屡闻，败乱风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后有违犯，严加诛坐。”于是设诸条禁，自非戒行精苦，并使还俗。而诸寺尼出入宫掖，交关妃后，此制竟不能行。先是，晋世庾冰始创议，欲使沙门敬王者，后桓玄复述其义，并不果行。
大明六年，世祖使有司奏曰：“臣闻邃宇崇居，非期宏峻，拳跪盘伏，非止敬恭，将以施张四维，缔制八宇。故虽儒法枝派，名墨条分，至于崇亲严上，厥由靡爽。唯浮图为教，逖自龙堆，反经提传，训遐事远，练生莹识，?a俗称难，宗旨缅谢，微言沦隔，拘文蔽道，在末弥扇。遂乃陵越典度，偃倨尊戚，失随方之眇迹，迷制化之渊义。夫佛法以谦俭自牧，忠虔为道，不轻比丘，遭道人斯拜，目连桑门，过长则礼，宁有屈膝四辈，而简礼二亲，稽颡耆腊，而直体万乘者哉。故咸康创议，元兴载述，而事屈偏党，道挫余分。今鸿源遥洗，群流仰镜，九仙尽宝，百神耸职，而畿辇之内，舍弗臣之氓，陛席之间，延抗体之客，惧非所以澄一风范，详示景则者也。臣等参议，以为沙门接见，比当尽虔礼敬之容，依其本俗，则朝徽有序，乘方兼遂矣。”诏可。前废帝初，复旧。
世祖宠姬殷贵妃薨，为之立寺，贵妃子子鸾封新安王，故以新安为寺号。前废帝杀子鸾，乃毁废新安寺，驱斥僧徒，寻又毁中兴、天宝诸寺。太宗定乱，下令曰：“先帝建中兴及新安诸寺，所以长世垂范，弘宣盛化。顷遇昏虐，法像残毁，师徒奔迸，甚以矜怀。妙训渊谟，有扶名教。可招集旧僧，普各还本，并使材官，随宜修复。”
除了官方朝廷方面的抑制之外，学者之间的争论也十分激烈。《南齐书?高逸列传》载当时佛道二家，立教既异，学者互相非毁。顾欢著《夷夏论》，纵论短长，“虽同二法，而意党道教”。明僧绍则有《正二教论》。《南齐书》载有其文。
宋世名僧有道生、慧琳。道生，彭城人也。父为广戚令。生出家为沙门法大弟子。幼而聪悟，年十五，便能讲经。及长，有异解，立顿悟义，时人推服之。元嘉十一年，卒于庐山。沙门慧琳为之诔。
慧琳者，秦郡秦县人，姓刘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外内之学，为庐陵王义真所知。尝著《均善论》，论行于世。旧僧谓其贬黜释氏，欲加摈斥。太祖见论赏之，元嘉中，遂参权要，朝廷大事，皆与议焉。宾客辐凑，门车常有数十两，四方赠赂相系，势倾一时。注《孝经》及《庄子逍遥篇》、文论，传于世。
从学术史上各种学术流派的发展演进来说，站在不同的角度，出于不同的喜好，对各家之学的判断自有不同。《南齐书》著者萧子显在《高逸列传》后所发的的一段议论，就很可以体现出别样的学术见解：
史臣曰：顾欢论夷夏，优老而劣释。佛法者，理寂乎万古，迹兆乎中世，渊源浩博，无始无边，宇宙之所不知，数量之所不尽，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机扣寂，有感必应，以大苞小，无细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义礼乐，仁爱义宜，礼顺乐和而已；今则慈悲为本，常乐为宗，施舍惟机，低举成敬。
儒家之教，祖述，引古证今，于学易悟；今树以前因，报以后果，业行交酬，连?相袭。
阴阳之教，占气步景，授民以时，知其利害；今则耳眼洞达，心智他通，身为奎井，岂俟甘石。
法家之教，出自刑理，禁奸止邪，明用赏罚；今则十恶所坠，五及无间，刀树剑出，焦汤猛火，造受自贻，罔或差贰。
墨家之教，遵上俭薄，磨踵灭顶，且犹非吝；今则肤同断瓠，目如井星，授子捐妻，在鹰庇鸽。
从横之教，所贵权谋，天口连环，归乎适变；今则一音万解，无待户说，四辩三会，咸得吾师。
杂家之教，兼有儒墨；今则五时所宣，于何不尽。农家之教，播植耕耘，善相五事，以艺九谷；今则郁单粳稻，已异阎浮，生天果报，自然饮食。
道家之教，执一虚无，得性亡情，凝神勿扰；今则波若无照，万法皆空，岂有道之可名，宁余一之可得。
道俗对校，真假将雠。释理奥藏，无往而不有也。能善用之，即真是俗。九流之设，用藉世教，刑名道墨，乖心异旨，儒者不学，无伤为儒；佛理玄旷，实智妙有，一物不知，不成圆圣。
若夫神道应现之力，感会变化之奇，不可思议，难用言象。而诸张米道，符水先验，相传师法，祖自伯阳。世情去就，有此二学，僧尼道士，矛盾相非。非唯重道，兼亦殉利。详寻两教，理归一极。但迹有左右，故教成先后。广略为言，自生优劣。道本虚无，非由学至，绝圣弃智，已成有为。有为之无，终非道本。若使本末同无，曾何等级。
佛则不然，具缚为种，转暗成明，梯愚入圣。途虽远而可践，业虽旷而有期。劝慕之道，物我无隔。而局情浅智，鲜能胜受。世途揆度，因果二门。鸡鸣为善，未必余庆；脍肉东陵，曾无厄祸。身才高妙，郁滞而靡达；器思庸卤，富厚以终生。忠反见遗，诡乃获用。观此而论，近无罪福，而业有不定，著自经文，三报开宗，斯疑顿晓。史臣服膺释氏，深信冥缘，谓斯道之莫贵也。
以上的几段，不禁使我们想起《庄子?天下》、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班固《汉书?艺文志》等篇章中对古代学术诸家之学的长短议论。萧氏的观点，实与继宋、齐之后的梁代（梁武帝）朝廷崇佛之风盛行有直接关系。
梁武帝本是一位国学素养很高而且涉猎很广的学者型皇帝。但是，就是这样深谙传统学术并对其大加兴复的人，却是在晚年好起佛来。这既反映了佛学在其时的传播之盛，同时也和梁武帝的精神追求和个人喜好有关。普通五年，二月癸未，行幸同泰寺，设四部大会，高祖升法座，发《金字摩诃波若经》题，讫于己丑。中大同元年九月癸巳，舆驾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因舍身，公卿以下，以钱一亿万奉赎。三年冬十月己酉，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为四部众说《大般若涅??经》义，迄于乙卯。中大同元年三月庚戌，法驾出同泰寺大会，停寺省，讲《金字三慧经》。夏四月丙戌，于同泰寺解讲，设法会。
《南史?梁帝纪中》在记梁武帝晚年信佛后在生活态度上的变化时说：“晚乃溺信佛道，日止一食，膳无鲜腴，惟豆羹?饭而已。或遇事拥，日傥移中，便嗽口以过。制涅??、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数百卷。听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常万馀人。身衣布衣，木绵?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自五十外便断房室，后宫职司贵妃以下，六宫??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无锦绮。不饮酒，不听音声，非宗庙祭祀、大会飨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勤于政务，孜孜无怠。每冬月四更竟，即敕把烛看事，执笔触寒，手为皴裂。然仁爱不断，亲亲及所爱愆犯多有纵舍，故政刑弛紊。每决死罪，常有哀矜涕泣，然后可奏。性方正，虽居小殿暗室，恒理衣冠小坐，暑月未尝褰袒。虽见内竖小臣，亦如遇大宾也。”
《南史?梁本纪中》在评论梁武帝于儒佛间的取向转变以及所引发的政治危机时又说：
“梁武帝时逢昏虐，家遭冤祸，既地居势胜，乘机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汤、武之师，终济唐、虞之业，岂曰人谋，亦惟天命。及据图?，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戒者乎！”
还有道教，道教起自东汉后期，无论是张陵所创、子张衡、孙张鲁所传的五斗米道，还是张角所创的太平道，都与黄老道家思想有所联系，更与战国秦汉以来的神仙方术之说有着密切的渊源联系，在民间广为流传。当其与下层民众反抗势力结合起来的时候，往往成为统治集团的打压对象。不过，魏晋时期士人追求长生不老和成仙的风气，对道教的传播和学术化，起到推波的作用。南北朝时期，道教人物又开始对其整合改造，北有寇谦之对天师道的改造，南有陆修静和陶弘景对五斗米道的改造。前者主要是援儒入道，“儒道兼修”，将儒家思想与道教理论相结合；后者则更加上佛教的思想，来充实道教。
四、结语
南朝时期学术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到隋以后的学术走向，诚如皮锡瑞《经学历史》中所关注的那样，“学术随世运为转移”，天下归于统一，学术也归于统一。然而学术也有“不尽随世运为转移者”，这就是，经典学术并没有随着“天下统一”而“南并于北”，而是“北学反并于南” 。这也许是皮氏看轻南学而认为不该如此的。但是我们所注意的是，南北朝时期所呈现的学术文化多样性以及就经学本身来说，总是与现实的王权政治密切相关，而无论经学怎样地衰微，怎样地远离传统的样式，远离传统的诠释方法和理论，因为其为官学，所以就始终不会断绝，又因为其所生成的政治与社会的土壤始终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所以经学总能在社会变迁和动荡之后全面恢复其官学的地位，伴随着政治的统一而实现经学的统一。这是经学的原生性和经典性所决定的。即使在社会变迁和动荡的时候，经学也不失其对现实政治的指导性，传统的经典早已成为王权政治的依据来源之所在，这又是王权政治的历史所决定的，似乎现实政治中所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在传统的经典中、在经学诠释中找到答案。
经学的发生以及传统经典的早期诠释史都早已表明，其与政治的关系就在于如何论证统一王权政治的合理性，这是孔子及其弟子，还有孟子、荀子等早期儒家人物的事业之所在。后来，当汉武帝和董仲舒君臣呼应，一如钦定国教一般地一举将儒学定为国学（亦即官学）的时候，经学也就牢固地确立了其官学地位。这当然是当权王者历经选择的结果，而并非任意为之。于是就给经学的广泛传承发展打开了方便之门，不少士人学子们也当然地以其为仕途利禄的门径。除此而外，作为一种精神生活和信仰上的诉求来说，经学又成为一个载体和一种表达方式，不少士人学子们循此而走向他们所想往的精神之路，当社会动荡之时，在这样的精神之路上也无异于一种艰辛的跋涉，东汉以后至南北朝时期这样的情形显得十分突出，前面我们所列的南朝士人学子学术依归与业绩，就是这种情形的具体体现。
一、永嘉之乱的玄学反思和东晋文士儒学人格的凸显
东晋士人政治品格及精神人格的变化和政局动荡引起的玄学反思密不可分，这种反思从刘琨、王衍等人就初露端倪，东晋时期更成为一种较强的政治批判的潮流，这种批判大致分为对西晋为政得失的总结和对东晋当下世风的不满两种。
总结西晋为政得失的，如张骏《薤露行》，“在晋之二世，皇道昧不明。主暗无良臣，艰乱起朝庭。七柄失其所，权纲丧典刑。愚猾窥神器，牝鸡又晨鸣。哲妇逞幽虐，宗祀一朝倾。储君缢新昌，帝执金墉城。祸衅萌宫掖，胡马动北垧。三方风尘起，玁狁窃上京。”[1就布满对西晋惠帝以来政局的批判和反省。再如乐广因为在八王之乱中谄事赵王伦，东晋士人对他的评价上也出现分歧，有以之为忠义者，也有非难者，这种对西晋人物操守的关注，其实也贯注了东晋士人对自我人格的思索。在总结西晋败亡的经验教训过程中，东晋士人发扬了崇玄而又务实的作风。《世说新语·排调》载摘要：“桓大司马乘雪欲猎，先过王、刘诸人许。真长见其装束单急，问摘要：‘老贼欲持此何作？’桓曰摘要：‘我若不为此，卿辈亦那得坐谈？’”[2《世说新语·政事》载摘要：“王、刘和林公共看何骠骑，骠骑看文书不顾之。王谓何曰摘要：‘我今故和深公来相看，望卿摆拨常务，应对玄言，那得方低头看此邪？’何对曰摘要：‘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诸人以为佳。”尽管东晋仍以清玄废务为风尚，但像桓温和何充兼顾玄谈和政务的务实态度也得到欣赏，这也得益于他们对西晋覆亡的反思。
批判东晋当下世风的，如庾预憎恶玄虚之士，史载摘要：“预雅好经史，憎疾玄虚，其论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发，所以胡虏遍于中国，以为过衰周之时。”[3像庾预一样，在维护儒家正统思想地位的前提下，涌现了一些极力抨击庄老思想的论著。范宁就认为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当然，东晋士人儒学人格中融入了玄学的因素，体现出坚持儒学价值准则，又不失通达的特征。如王坦之“有风格，尤非时俗放荡，不敦儒教，颇尚刑名学，著《废庄论》”。他批评庄学利少害多，强调儒家仁义廉耻等观念对稳固社会思想价值体系的功能。当然，他反庄子而不反老子，甚至将老子无为自化和儒家的敦礼崇化结合起来，崇尚一种“在儒而非儒，非道而有道”的理想境界，可知，王坦之玄儒兼济的思想倾向非常明显。范宣又是反对浮诞之风，却不一味反对庄老的例子。《晋书·儒林传》载摘要：“庾爰之以（范）宣素贫，加年荒疾疫，厚饷给之，宣又不受。爰之问宣曰摘要：‘君博学通综，何以太儒？’宣曰摘要：‘……正始以来，世尚老庄。逮晋之初，竞以裸裎为高。仆诚太儒，然丘不和易。’宣言谈未尝及《老》、《庄》。客有问人生和忧俱生，不知此语何出。宣云摘要：‘出《庄子·至乐篇》。’客曰摘要：‘君言不读《老》、《庄》，何由识此？’宣笑曰摘要：‘小时尝一览。’时人莫之测也。”范宣从思想到立身言行均以儒学为宗，但亦兼综老庄，体现出为学通达的一面。可以说，他对世俗以放达为时尚的批判是基于对老庄本义的深刻理解之上的，绝非学派之间的意气化的贬低，这也代表了东晋士人更趋辩证的看待玄学利弊的态度。
东晋士人的政治心态和西晋有着显著差别，西晋是统一王朝，文人具有较强的向心力，他们将功名利禄的实现放在首位，以致呈现士无特操的情况；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打破了西晋士人对于中心政权的依附向往心态，荣名之心也渐次收敛，或临难不苟，或静退自守，或避世耕读，儒士应有的志节也显出它的峥嵘本色。《晋书·隐逸传》载郭琦，“注《谷梁》、《京氏易》百卷。乡人王游等皆就琦学。……及赵王伦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摘要：‘我已为武帝吏，不容复为今世吏。’终身处于家。”类似郭琦这样面临变乱而忠心不渝的儒士，在西晋后期有增多之势，而在东晋更得到发扬。如《晋书·周顗传》载摘要：“帝宴群公于西堂，酒酣，从容曰摘要：‘今日名臣共集，何如尧舜时邪？’顗因醉厉声曰摘要：‘今虽同人主，何得复比圣世！’帝大怒而起，手诏付廷尉，将加戮，累日方赦之。”周顗敢于撄触逆鳞的作法，令人叹畏。再如王彬，其为王敦从弟，王敦之乱诛杀周顗等名臣，屯兵石头城。司马睿命王彬安抚王敦，《晋书·王彬传》载摘要：“彬曰摘要：‘伯仁长者，君之亲友，在朝虽无謇谔，亦非阿党，而赦后加以极刑，所以伤惋也。’因勃然数敦曰摘要：‘兄抗旌犯顺，杀戮忠良，谋图不轨，祸及门户。’音辞慷慨，声泪俱下。敦大怒，厉声曰摘要：‘尔狂悖乃可至此，为吾不能杀汝邪！’……彬意气自若，殊无惧容。后敦议举兵向京师，彬谏甚苦。敦变色目左右，将收彬，彬正色曰摘要：‘君昔岁害兄，今又杀弟邪？’”由上足见王彬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的心态。何充颇为忠直，《晋书·何充传》载摘要：“（王）敦兄含时为庐江郡，贪污狼藉，敦尝于座中称曰摘要：‘家兄在郡定佳，庐江人士咸称之。’充正色曰摘要：‘充即庐江人，所闻异于此。’敦默然。傍人皆为之不安，充晏然自若。”王坦之亦是忠耿的典范，《晋书》本传载摘要：“简文帝临崩，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坦之自持诏入，于帝前毁之。帝曰摘要：‘天下，傥来之运，卿何所嫌！’坦之曰摘要：‘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专之！’帝乃使坦之改诏焉。”上述东晋文士的忠义之举，在西晋政坛自然难以见到。
另外，东晋士人对荣名的态度也有所变化，更趋对自我人格修养和审美精神的追求，如《抱朴子·外篇·逸民》说摘要：“士之所贵，立德立言。若夫孝友仁义，操业清高，可谓立德矣。穷览坟索，著述粲然，可谓立言矣。……身名并全，谓之为上士。”[4显然，葛洪在保全生命的前提下，更强调对德、言的追求。殷浩、孟嘉更对功利采取超然的态度。《晋书·殷浩传》载摘要：“或问浩曰摘要：‘将莅官而梦棺，将得财而梦粪，何也？’浩曰摘要：‘官本臭腐，故将得官而梦尸，钱本粪土，故将得钱而梦秽。’时人以为名言。”又《世说新语·识鉴》刘孝标注引《孟嘉别传》载，桓温问孟嘉说摘要：“听伎，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他则回答说摘要：“渐进自然。”这显然和西晋士人标榜身名俱泰的追求不同。
总之，对西晋玄风批判和反思是东晋士人人格精神趋向刚健的重要因素；另外，从西晋后期北地士族迁徙过程中，他们的家族信念更趋明晰，这又体现在保全身家性命和维系社会位望促进家风家学传承的两方面。东晋政权具有士族门阀和皇族代表共同执政的特征，而主幼臣昏、上凌下替又一度成为东晋政坛的司空见惯的现象，因而士人维护阀阅恩荣的同时，更注重自身家族在地方上实际利益的经营，反而较为淡漠朝廷的迁转。这种淡漠以审美的生活态度和或谈玄论道，或专意典籍，或忘情山水等面貌表现出来，由于长期以来家族形成的位望和现实影响力，朝廷又不得不对这些名门子弟优诏拔擢，反过来又促动了东晋士人对多元精神文化的追求。因此，出身名族的士人往往可以较为从容的选择出仕的时机及品阶，家学涵养又使其对忠孝观念的理解自觉而深刻，面对朝廷变乱敢于和权臣甚至帝王本身据理以争也就不足为奇，前述王坦之、王彪之等人独立而忠耿的品节即足以证实。
二、东晋士人的家族观念和儒学文化心态
永嘉之乱，促进了中原士人向江南及西北地区的迁徙，也加速了南北、东西学术的交融。和西晋不同，南方门阀士人的地位不断上升，这和晋元帝尽快取得他们的认同以立足江南的政治目的相关。“顾荣、贺循、纪赡、周玘皆南土之秀，愿尽优礼，则天下安矣”（王导语）就说明了这一点。江南地区学风更趋保守笃实，尽管贺循、周玘等人在北上游宦期间也多少受到玄风的浸染，儒学的习惯性影响也不容忽视，如顾荣族子顾和居守孝道、不避权豪，纠察晋康帝皇后舅谢尚恣意杀人，又弹劾汝南王司马统、江夏公卫崇为庶母守孝一事，足为江东世族以儒家立身为政的典型。庾预余姚人，为虞喜之弟，正是南士批玄的先锋人物。因此，虽然北来士人带来了强劲的玄学之风，但江南相对保守的儒学文化氛围，又使得批玄的风气也相应变强。
东晋当局在安抚南土势族的同时，也非凡眷顾渡江的世家子弟。“名父之子不患无禄”（王导语）即清楚的表明了他以阀阅为尊的观念。如王峤祖父王默为魏尚书，父王佑为杨骏心腹，官至北军中侯，可谓名门之后。王峤南渡后，曾受到司马睿的优抚，荣显一时。王述为王湛之孙，王承之子，父祖均为望族名士，他更以家世为取位之资，他代殷浩为扬州刺史，加征虏将军，“初至，主簿请讳。报曰摘要：‘亡祖先君，名播国内，远近所知；内讳不出门，余无所讳。’”王述重门第观念，不许儿子王坦之和桓温通婚。然而，王坦之之子王愉后来还是成为桓温的女婿，自是时势使然而非出自本心了。其实王坦之也颇重门第观念，仆射江虨将以其为尚书郎，他则不屑的说摘要：“自过江来，尚书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见拟！”其子王国宝亦如此，他为谢安之婿，但因其不修边幅而不加重用，仅除尚书郎，“国宝以中兴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为余曹郎，甚怨望，固辞不拜”。这和《世说新语·品藻》载摘要：“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摘要：‘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摘要：‘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摘要：‘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摘要：‘正是我辈耳！’”《世说新语·品藻》载摘要：“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可见这也是江东南迁士人的一致心态。
东晋势族在标榜自身门第观念的同时，其家学传承也是体现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儒学则是这一标志的重要内涵。余英时即指出摘要：“（魏晋隋唐期间）儒家性命之学未弘，故士大夫正心修身之资，老释二家亦夺孔孟之席。唯独齐家之儒学，自两汉迄近世，纲维吾国社会者越二千年，固未尝中断也。而魏晋南北朝则尤可视为家族为本位之儒学之光大时代，盖应门第社会之实际需要而然耳！”[5余敦康也认为魏晋时期儒学有玄学不可替代之处摘要：“拿玄学和经学来相比，玄学虽然在思维水平上高于经学，但在民族文化的核心层次及心理结构的结合程度上却低于经学。这主要是因为玄学追求一种超越的精神境界，而经学则立足于人伦日用之常，玄学只能满足知识分子的精神需要，而经学则可以普及到广大的民众中去。”[6可见，尽管频频见诸魏晋史乘的是有关谈玄名士的记载，却不能掩盖儒学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维系家族传统和向心力方面的功能，它对个体以及社会思想文化所具有的现实影响也不容忽视，众多谈玄高手亦恪守家礼、哀毁灭性的现象，都可从中得到解释。
东晋家学中以儒学为宗的较多，如太原王氏家学中多有儒风，早在西晋后期司马越就曾要儿子司马毗从王承学，说摘要：“夫学之所益者浅，体之所安者深。闲习礼度，不如式瞻仪形；讽味遗言，不若亲承音旨。王参军人伦之表，汝其师之。”王坦之宣扬忠孝道，《晋书》本传载其镇广陵之际上书说摘要：“臣闻人君之道以孝敬为本，临御四海以委任为贵。恭顺无为，则盛德日新；亲杖贤能，则政道邕睦。……祖宗之基系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务道，以申先帝尧舜之风。可不敬修至德，以保宣元天地之祚？”史臣称颂王坦之说摘要：“腾讽庾之良笺，情嗤语怪；演《废庄》之宏论，道焕崇儒。”即充分指出了其玄儒并参、强调用世的家风特色。因注重家声，东晋士人对父祖功德的论定颇为看重。如桓温、陶胡奴对袁宏《东征赋》为何不论列家君功勋的问难，即是显例。颖川荀氏也有着悠久的儒学传统，如荀崧为荀彧玄孙，王济认为他“清虚名理，当不及父，德性纯粹，是贤兄辈人也”，意在将其比作议论清当、柔而不犯的曹魏名臣袁侃，这其实也间接指出了他崇儒的品质。荀崧不但在太兴初上表奏请增立经学博士，其忠君之心还体现到一生行事之中，如“苏峻之役，崧和王导、陆晔共登御床拥卫帝，及帝被逼幸石头，崧亦侍从不离帝侧。贼平，帝幸温峤舟，崧时年老病笃，犹力步而从”。在他死后，著作郎虞预在和丞相王导的信中说他，“生于积德之族，少有儒雅之称……扶侍至尊，缱绻不离。虽无扶迎之勋，宜蒙守节之报”，这种维护忠节的作法无疑相对士无特操的西晋是很大的转变。荀崧的忠节观念也通过家风得到有效传承，如荀崧之子荀羡，“才年七岁，遇苏峻难，随父在石头，峻甚爱之，恒置膝上。羡阴白其母，曰摘要：‘得一利刀子，足以杀贼。’母掩其口，曰摘要：‘无妄言！’”由此可见一斑。
三、东晋儒学学术的生活化及其表现
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东晋士人的文化素养中儒学因素也占了很大比重，这在《世说新语》中有突出反映。儒家经典在东晋士人这里信手拈来，或资调笑，或寓慷慨，或助玄谈，或见文采，熟练自然，高雅而不失风韵，清远又未离古色，且带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如不经口诵心惟，必不能形成这样超超玄著的境界，这又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儒学向东晋士人生活渗透的广泛和深入。
首先来看以儒家经典自解或相互嘲笑的情况。王蒙以《左传》人物解颐。《世说新语·言语》载摘要：“王仲祖闻蛮语不解，茫然曰摘要：‘若使介葛卢来朝，故当不昧此语。’”介葛卢为东夷国君主，《左传·僖公二十九年》载摘要：“冬，介葛卢来，以未见公，故复来朝，礼之，加燕好。介葛卢闻牛鸣，曰摘要：‘是生三牺，皆用之矣，其音云。’问之而信。”《世说新语·言语》载摘要：“谢胡儿语庾道季摘要：‘诸人莫当就卿谈，可坚城垒。’庾曰摘要：‘若文度来，我以偏师待之；康伯来，济河焚舟。’”《左传·文公三年》载摘要：“秦伯伐晋，济河焚舟。”杜预注摘要：“示必死也。”假如结合杜预注揣摩庾亮之子庾龢的话，则饶有情趣。《晋书·蔡谟传》载摘要：“谟初渡江，见彭蜞，大喜曰摘要：‘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顿，方知非蟹。后诣谢尚而说之。尚曰摘要：‘卿读《尔雅》不熟，几为《劝学》死。’”蔡谟为东晋闻名儒者，谢尚对他的嘲笑更见时人对儒家典籍的重视。
其次来看用典以寄寓政治深意的情况。《世说新语·言语》载摘要：“王右军和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摘要：‘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人人自效。而虚谈费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王羲之所言引用《帝王世纪》“禹治洪水，手足胼胝”及《尚书·无逸》“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王羲之据此表达了积极进取、黜虚崇实的态度。《世说新语·言语》载摘要：“简文作抚军时，尝和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让在前。宣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摘要：‘伯也执殳，为王前驱。’简文曰摘要：“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两诗分别出自《诗经·卫风·伯兮》和《鲁颂·泮水》，表现了对《诗经》的熟知和运用程度。无独有偶，同篇亦载摘要：“孙盛为庾公记室参军，从猎，将其二儿俱行。……（孙放）时年七八岁，庾谓曰摘要：‘君亦复来邪？’应声答曰摘要：“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又载摘要：“简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问摘要：‘上何在？’简文曰摘要：‘某在斯。’时人以为能。”刘孝标注引《论语·卫灵公》说摘要：“师冕见，及阶，子曰摘要：‘阶也。’及席，子曰摘要：‘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摘要：‘某在斯，某在斯。’”由上可见晋简文帝、孙放对儒家经典颇为谙熟，另外晋简文帝对桓温僭越的愤慨之情也略见无遗。《世说新语·方正》载摘要：“王丞相初在江左，欲结援吴人，请婚陆太尉。对曰摘要：“培塿无松柏，薰莸不同器。玩虽不才，义不为之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郑国游吉说摘要：“培塿无松柏”。杜预注摘要：“培塿，小阜。松柏，大木。喻小国异于大国。”又《左传·僖公四年》载摘要：“一熏一莸，十年尚有臭。”《孔子家语·致思》载摘要：“回闻薰莸不同器而藏，尧桀不共国而治，以其类异也。”陆玩引用这些典故表明了对南迁士族的鄙夷态度。《世说新语·品藻》载摘要：“未废海西公时，王元琳问桓元子摘要：‘箕子、比干迹异心同，不审明公孰是孰非？’曰摘要：‘仁称不异，宁为管仲。’”上述对话出自《论语·微子》“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孔子曰摘要：‘殷有三仁焉。’”《论语·宪问》摘要：“子贡曰摘要：‘管仲非仁者和？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摘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桓温回答王珣询问的话，充分体现了他图篡晋室的野心，他以管仲自比，可谓咄咄逼人。
再次，还有引经据典以资玄谈的情况。《世说新语·品藻》载摘要：“刘尹谓谢仁祖曰摘要：‘自吾有四友，门人加亲。’谓许玄度曰摘要：‘自吾有由，恶言不及于耳。’二人皆受而不恨。”刘孝标注引《尚书大传》说摘要：“孔子曰摘要：‘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门人加亲，是非胥附邪？自吾得赐也，远方之士至，是非奔走邪？自吾得师也，前有辉，后有光，是非先后邪？自吾得由也，恶言不入于耳，是非御侮邪？’”刘璨对谢尚和许询的评价虽然依据儒家文献，却深具清议论人的玄趣。《世说新语·言语》载摘要：“刘真长为丹阳尹，许玄度出都就刘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许曰摘要：‘若保全此处，殊胜东山。’刘曰摘要：‘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摘要：‘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刘氏语出《左传·襄公二十三年》“祸福无门，唯人所召。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无所”。刘惔、许询均未超脱现实忧患和享乐的羁勒，王羲之的回答则精警而多含批判。《世说新语·言语》载摘要：“刘尹和桓宣武共听讲《礼记》。桓云摘要：‘时有入心处，便觉咫尺玄门。’刘曰摘要：‘此未关至极，自是金华殿之语。’”刘孝标注引《汉书·叙传》说摘要：“班伯少受《诗》于师丹。大将军王凤荐伯于成帝，宜劝学，召见宴昵，拜为中常侍。时上方向学，郑宽中、张禹朝夕入说《尚书》、《论语》于金华殿，诏伯受之。”桓温因听《礼记》讲读而产生玄门咫尺的感觉，更是儒学有益玄悟的表现了。《世说新语·方正》载摘要：“王子敬数岁时，尝看诸门生樗蒲，见有胜败，因曰摘要：‘南风不竞。’”《左传·襄公十八年》载摘要：“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摘要：‘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王献之数岁就能以《左传》语句论胜败，足见儒学经典在幼学启蒙方面的重要功能。
在陕西省商洛市，有一个叫石门沟村的地方，400多名苟姓村民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也将自己的姓氏改成了“敬”字。
在312国道商洛与丹凤之间的沙河子镇，沿乡村小路进入蜿蜒曲折的山峁大约两公里左右，依山傍水的山坡两旁，密密匝匝集居着400余户人家。
这个村现在叫石门沟村，是由从前的苟村、高砭、桃河三个自然村合并而成。该村目前在册人口1590人，其中敬姓村民400余人。
其实，一年多以前，这些敬姓村民并不姓“敬”，而是姓“苟”。改姓第一人敬百善，原名苟百善，1948年生，商洛市疾病控制中心干部，石门沟村是他的老家。
2005年8月，苟百善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2005年5月，河南省登封市唐庄乡张村、玉台等村的40多户苟姓村民，因不堪祖辈传承下来的姓氏给他们带来诸多尴尬和无法承受的心理负担，集体上书登封市公安局，要求改苟姓为敬姓。登封市公安局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人格的原则，准许了唐庄乡苟姓人员申请。
登封市居民的成功改姓，让同样心怀改姓夙愿的苟百善看到了希望。同年9月13日，他向商州区公安分局递交了改姓申请。11月21日，申请获得批准，苟百善的身份证变成了敬百善，并成为陕西境内改苟为敬第一人。
敬百善告诉记者，这一天是他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一个特殊日子，因为从这天起，人们不再称呼他“老狗”，而是“老敬”了。“那天，我把身份证上敬百善的名字读了一遍又一遍。”感慨之余，敬百善对记者说，“哎!改个姓氏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难了，我还算好，有人帮忙，我们老家村里的人改姓，拖了几乎一年。”
在敬百善展示的改姓申请复印件上，记者看到数枚公章和相关领导的批示。“我们村里的村民和我一起递交的申请，可他们哪有时间去跑那么多的图章啊!”敬百善心直口快，他希望记者能如实报道他改姓过程中遇到的诸多繁文缛节，以便给将来需要合理改姓的人们一些帮助。“我家乡的村民前后跑了10多个月，其间与公安机关发生了多次不愉快的事情，村民们坚持不给改姓就不办理第二代的身份证。直到2006年8月底，上面的批文下来了，户籍方面才花了3天时间，给村里的首批246人突击办理了敬姓身份证。”
由于改姓所遇到的困难，敬百善手头积累了厚厚一摞相关资料，有历史，有民法，这一切都是因为有关部门一次次让他出具相关材料所收集来的。
商州区公安分局的批文显示，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人格的原则，对全区苟姓群众在自愿的情况下，应同意改为敬姓，以敬姓确立户籍。公安机关同时提醒大家，改姓后要及时变更学籍、毕业证、人事档案，社会保险、福利、银行卡等各种证件和相关手续，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
谈起为什么非要将苟姓改为敬姓，敬百善认为这已不仅仅限于发音不雅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事关敬氏一族的尊严问题，“只有在目前这种开明的社会，才有可能还我们敬姓族群原有的姓氏权。”
多难的传说
从《姓氏源流》等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到，苟姓出处有六：一，黄帝(姬姓)。舜帝(姚姓)的后人均有苟氏，《国语》中说“本自黄帝之子。汉有苟参。古厚切。”传说黄帝有后人居于河内(今山西、河北、河南的黄河以北地区)，因那里多生长苟杞，所以用作姓，称为苟氏；二、出自芈姓，以封邑名为氏。楚国有苟邑(今址不详)，有公族大夫食采于苟邑，其后人以邑名苟为姓，称为苟氏；三、出自姬姓，为晋国公族苟氏所改，春秋时，晋国有公族大夫苟氏，因避难改姓称为苟氏，四，出自敬姓，后晋时，敬姓为了避讳后晋高祖石敬瑭，将敬姓一拆为二，成了苟姓和文姓，所以有人认为苟姓、文姓和敬姓是一个祖先；五、出自勾姓，南宋时，为避宋高宗赵构之讳，勾氏改为句氏，有的则加草字头成为苟姓；六、据《魏书・官氏志》载：“若干氏，后改为苟氏。”南北朝时，北魏鲜卑族有若干氏，入中原后，随汉俗改为苟氏。
记者在采访中所听最多的说法是，苟姓祖先中有位敬姓大臣，因冲了当时后晋皇帝石敬瑭的名讳，同时因得罪了皇帝的近臣，遭致谗言陷害，为免遭屠戮子孙，保存敬氏血脉，只得忍辱负重，去掉反文，被迫改“敬”为“苟”。
敬姓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被认为是一个最倒霉不过的姓氏，曾遭遇过多次改姓现象。早在南朝梁时，权臣侯景建立汉朝，由于敬姓人的姓氏与他的名字同音，便迫其改姓恭。侯景政权灭亡后，敬姓人得以恢复原来的姓氏。但是，到五代十国时，又因为姓氏犯了后晋高祖石敬瑭的名讳，再次被迫改姓。后晋灭亡后，后汉建立，敬姓又一次恢复本姓，但不久后汉归宋，他们又一次冲犯了黄袍加身宋太祖赵匡胤祖父赵敬的名讳，于是又一次改敬姓文。
中国百家姓研究中心主任王大良曾初考过“敬”姓的来源，将其分为两支，其中较早的一支相传是黄帝孙敬康的后代，另一支则与帝舜的后代有关。这种看法与上述第一个出处比较接近。
敬姓石门沟
正月初八，记者在石门沟村采访，整个村落显得很冷清，鸡犬之声稀稀落落，打问之下，说村民大多外出走亲戚去了。
在泥泞的山坡上，记者路过一户人家，祖孙三代在院子里晒着太阳。老者敬满堂，78岁，耳朵有些背。他告诉记者，据他所知，祖辈数代都生活在这里，先祖是从山西洪洞县移民而来的。当问起为什么村民集体要改苟姓为敬姓，老人只笑不答，小孙女在一旁则脆生生地说谁愿意姓苟，那是骂人咧。
敬百善的本家哥哥敬英贤，今年72岁。1974年，他在商州沙河子中学任教时，因为教职员工和学生都唤他“苟老师”，令他十分苦恼，为此，他与老师们私下商议，改叫他为“敬老师”，交换条件是请每位老师吃一碗热豆腐。然而，“敬老师”的称谓只叫了一年左右，由于户籍等相关资料没有更改，在一次报销票据时无法拿到钱，不得已再次改回苟姓，被人“苟老师、苟老师”地叫着一直到退休。
石门沟村支书敬军富家有六口人，敬姓四人，父亲苟步蟾78岁，曾在商州区水电局任职，目前退休还乡；妻子杨盈43岁，在村里务农；大儿子敬毅人22岁，三年前去天津打工至今，二儿子敬季人18岁，在商洛中学就读；小女儿敬明敏12岁，在高砭小学读六年级。
对于改姓氏一事，敬军富颇为感慨。他上世纪80年代曾在西安打工多年，“工作没啥说的，就是自己的姓氏让人呼来叫去总觉着不是滋味。”
苟步蟾老人说他没有改姓是有原因的，“我的墓碑几年前就已刻好，最主要的是如果改姓，单位上的退休金，劳保等手续都要改动，非常麻烦。咳!”老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看得出老人不是不想改姓，而是出于手续上的繁琐，无奈之下只好作罢。
目前，石门沟村除苟步蟾老人外，其他418位苟姓居民全部改姓成功，压在他们心头多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虽然改姓已经一年多，但每每谈及改姓的经历，大家还是那样滔滔不绝，乐此不疲，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返归敬姓的自豪之情。
在采访过程中，敬百善还让记者看了一首诗，他说这首自创诗是他单位的同事韩东学在他改姓前送给他的，对他坚定改姓的信念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取辱皆由石敬瑭，
千年苟姓少文章，
一朝避讳存余脉，
百代蒙羞换祭香。
问字呼名起尴尬，
随娘嗣父两彷徨，
从此不受窝囊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