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晋商与山西戏曲

晋商是中国最早的商人，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明清两代达到鼎盛，他们“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称雄国内商界五个多世纪。人们惊叹于他们雄厚的资金实力和广阔的经营领域，并为他们创造的晋商文化所折服。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进取敬业的精神是晋商之魂；为世人所赞叹的大院文化、会馆文化、票号文化等，如今已成为山西乃至中华民族丰富历史文化的瑰宝，倍受世人瞩目。晋商给世人留下了无数的历史文化遗产，其中，因晋商的推动而形成、发展、繁荣的山西地方戏曲至今仍在三晋大地上放射着璀璨的光芒。

山西素有“中国戏曲的摇篮”之称，明清时期，戏曲演出非常盛行，经久不衰，而且戏种丰富，有梆子腔、太谷秧歌、眉户戏、碗碗腔等多种地方戏曲，其中以蒲州梆子、中路梆子、北路梆子、上党梆子四大梆子最为著名，流播广远，并且对华北地区的其他地方剧种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促成了明清及近代戏曲艺术的繁荣。

追根溯源，山西地方戏曲的形成、繁荣与晋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的戏剧研究者认为二者的发展是同步的：“山陕商贾发迹于明，兴盛于清，衰落于民国。梆子戏亦形成于明，盛行于清，衰落于民国。”山西晋中地区有句民谣也揭示了晋商与戏曲艺术的密切关系：“祁太溜子，蒲州戏子。”“溜子”指钱铺、票号，代指晋商。而晋南蒲州地区的戏曲演员众多，被称为“戏窝子”。民间将这二者连在一起，可见其关系非同一般。正是由于许多富有的晋商对戏曲情有独钟，积极出资请班唱戏、承办戏班，支持戏曲演出，才使得许多蒲州籍的戏曲演员红极一时。

晋商爱好戏曲，除个人兴趣外；与“演戏酬神”习俗密切相关。 “演戏酬神”是山西人纪念、供奉关羽的一种形式，是流行于晋商中的商业习俗。关羽是山西解县人，从明崇祯年间开始，被尊为“关夫子”，成为武圣人，备受朝廷及民间的尊崇。人们对其顶礼膜拜，为其广修庙宇，其中关羽家乡解州的关帝庙被奉为“天下第一武庙”，与曲阜的孔庙齐名。由于是同乡，山西人对关羽自然更加崇拜，奉为保护神，县县建有关帝庙。每逢祭扫、庆典、节日，都要请戏班在关帝庙唱戏，用以酬神，关羽自然是众神之首。有财力的商人便成为这一活动经济上的主要资助者。因为，除去与关夫子同乡而对其尊崇外，晋商对关羽还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明清时期，晋商势力迅猛发展，足迹遍布天下，但是商业活动的不确定性与行商途中的艰辛使得精神慰藉成为晋商不可或缺的需求，于是，山西人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忠义神勇的关公便成为晋商的保护神与财神，成为他们的精神慰藉。为表达对关公的尊崇，财力雄厚的商人自然要在“演戏酬神”中慷慨解囊，大力支持，这在客观上推动了山西戏曲的发展。

晋商之所以支持山西戏曲的发展，还因为山西戏曲是维系身在异乡的晋商群体的一条精神纽带。明清晋商经商多在千里或万里之外，长时间远离家乡，对家乡的思念之情自然难以言表，听一听带有浓重乡音的家乡戏可以略减思乡思亲之情。于是，身在异乡的晋商们便经常不惜重金邀请家乡戏班到他们商埠所在地演出。山西商人在商业重镇多建有山西会馆，会馆内多筑有戏台，每逢年节便请班唱戏，同乡们借此时机欢聚一堂，祭神祀祖，联络情感，交流信息。晋商以会馆为中心来联络感情，形成团结的群体，维护他们之间感情的最好纽带就是家乡来的东西，会馆戏台上的乡音乡曲正是联结“身在异乡为异”的晋商群体最好的精神纽带，同时也为晋商孤寂苦行的商旅生涯带来一缕清风、一丝慰藉。于是，山西戏曲成为晋商的所爱，晋商的生意到了哪里，山西的戏曲活动就兴盛到哪里。

商路即戏路。由于晋商对家乡戏的钟爱，随着商路的拓展，山西戏曲尤其是梆子腔也逐渐走出三晋，传及全国，从而在清朝后期引发了一场梆子戏的盛行热潮。梆子腔又称秦腔，也叫山陕梆子，因其粗犷悲壮，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清初传入北京时并不为士大夫们所欣赏。但由于晋商们不吝重金请班演出、资助捧场，终于在同治、光绪年间，使梆子戏在北京极一时之盛，并进入清宫，成为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喜爱的戏曲艺术。在北京，义顺和、宝胜和是最为著名的两个梆子戏班，主要演员大多是山西名伶，如三盏灯、盖天红、水上漂等。因晋商的捧场，这些演员名噪一时，甚至有“三盏灯进了京，买卖人发了疯”之说。清末民初，天律是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晋商多在此设号，因此，山西戏班及名伶来京演出必到天津。上海的丹桂茶园、群仙茶园、大观园等戏院也经常演出梆子戏，并邀请山西名伶十三旦、水上漂、人参娃、自来红等来沪演出，以满足晋商观看家乡戏的需要。张家口是内地与蒙俄的通商枢纽，在这里经商的晋商尤多，所以山西戏曲在张家口颇受欢迎。此外，随着晋商商路的拓展，北到多伦诺尔、归化、库伦，南到四川、云贵，西到甘肃、宁夏、青海，均有山西戏曲的足迹，并且在一些地方曾风靡一时。有人说：凡是有晋商活动的地方就有山西戏的演出。此话反映了山西戏曲的发展与晋商的密切关系。

晋商除邀请戏班演出外，还经常出资自办戏班，到各地演出，使山西戏曲在艺术上有了更多的创新与提高。第一个组建梆子戏戏班的是榆次聂店富商王钺，他在咸丰年间组建了“四喜班”，不仅请来了盖山西、秃红、一杆旗、一条鱼等名角，还从苏州置办了戏服、行头，该戏班轰动一时。此外，榆次王湖村富商创办的“三合班”、清源县东罗村富商时成盘创办的“小梨园”、太原济生馆药店创办的“太平班”、张家口一带的晋商创办的“狼山戏班”等也名噪一时。

除了爱听戏、看戏，有的晋商还会唱戏，晋中商人从掌柜到伙计，多会唱几句山西梆子，有的晋商甚至还成为票友，粉墨登场。此外，一些晋商还研究戏曲，创作剧本，为山西戏曲的改革、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祁县富商渠源滏是著名的票友，他对梆子腔极为迷恋，在渠家大院中建有一座造型精美、布局合理的戏台，在这里组建戏班，聘请名师，常年演出，并经常亲自登台献艺。咸丰年间，他聘请当时最有名的蒲州戏曲演员，组成晋中最好的戏班子，承前启后，推陈出新，对音乐唱腔、伴奏技巧等进行探索和改良。祁县富商韩子谦痴迷戏曲，置家族商业于不顾，终日与梆子腔、木偶、秧歌艺人往来。他不惜重金购买全部戏装行头，于每年冬季辟锅灶、设暖房，专门邀请晋剧(中路梆子)名流聚会，切磋技艺。1925年，韩子谦同时考取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和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四年后同时获取两校毕业文凭返晋，专心致力于晋剧艺术的研究和改革。在他的支持下，成立戏曲研究社，对晋剧的剧本、音乐、声腔、表演等都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改革。

山西的梆子腔在京师的命运与晋商的命运紧密相连。辛亥革命后，晋商衰落，无力再为梆子腔捧场，梆子腔失去最有力的资助者和最热心的观众群，于是随着晋商的衰落走向低潮，在京师戏曲界的地位逐步为京剧所取代。但是，发源于三晋大地的山西戏曲仍旧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生不息地繁衍，20世纪30年代，当留声机成为一种时髦的消费品时，第一批灌制唱片的剧种中就有山西梆子，这时山西梆子从晋商的大院、会馆、戏台中走出来，在更广阔的天地间舒展着身姿。并且，在晋商带动山西梆子向外省发展的过程中，山西梆子与当地的声腔结合演变衍生出一些新的剧种，如河北梆子、山东梆子等，这些优美的声腔与山西戏曲一起，在新的时代继续用那优美的神韵演绎着帝王将相与寻常百姓的悲欢离合。

(作者单位：河北省石家庄市陆军指挥学院科研部《中国军事教育》编辑部，05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