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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伟大的理想：从总长到校长
辛亥革命成功后，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长，但是在这个职务上，他只干了几个月。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不断专权，蔡元培对其极为不满。因此，他早在1912年就坚决辞去教育总长之职，远走欧洲游学去了。
蔡元培的理想是做一个真正的教育家，1916年，他的机会来了，袁世凯登基做了皇帝，遭到e国反对，很快就陷入内外交困之中。6月6日，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在众叛亲离中死去。袁世凯之死，使政局更加扑朔迷离，最终黎元洪以副总统职继任总统。1916年6月29日，黎元洪恢复被袁世凯废止的《临时约法》，孙中山、黄兴等一大批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相约回国。时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亦向在欧洲游学的蔡元培发出邀请，希望他早日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元培接到范源濂的邀请后喜忧参半：喜的是出任大学校长致力于教育是其毕生的追求；忧的是当时的北京大学极为腐败，校长已经换了好几个，仍不见起色。那时的北大，远没有如今的威望，作为清帝国最早设立的现代大学之一，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1912年5月更名北京大学）自成立之后，就因其处在北京，而很快成为官二代的集中地。那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多为官僚、富家子弟，在学校里被称为“老爷”。几乎每个学生都雇有仆人，上课铃响了，仆人要向学生通报说：“请老爷上课。”
这些“学生老爷”上学不是为了学习知识，而是希望毕业后能做官。北京大学的风气是以做官为目的，被人戏称为“官僚养成所”。“学生老爷”们放了学不是去图书馆，而是跑到妓院、戏园，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当时，社会上盛传着“两院一堂”的说法：出入胡同妓院的人，大多是参众两院和京师大学堂的人，因此，当时的北京大学很是被社会所诟病，提到北大，人们只能像今天的网友一样表示“呵呵”。
对于这样的学校，蔡元培周围的很多好友都劝他不要去，因为若去了整顿不好，反而有损自己的清誉。孙中山先生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北京是帝王将相所在地，封建思想非常浓厚，正需要像蔡元培这样的人去北方宣传革命思想，他支持蔡元培赴任。蔡元培最终下定了决心，他是这样想的：如果能让北大做出改变，那就可以作为整个北京乃至中国改变的开始。北大既然已经这样腐朽，要在短时间内做出成绩，就不能再按常理出牌。
为陈独秀“造假”
一个好汉三个帮，蔡元培想先找到自己的文理两科的学长。1926年底来到北京后，他求贤若渴，唯才是举，到处打听。老友汤尔和向蔡元培推荐了《新青年》的主笔陈独秀，蔡与陈本相识已久，他翻阅了《新青年》，并向汤打听到陈在北京的住处。12月26日，黎元洪总统颁发了对蔡元培的任命状，当天他就到西河沿中西旅馆拜访陈独秀，力劝陈出任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回忆说：“蔡先生约我到北大，帮助他整顿学校。我对蔡先生约定，我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能否胜任，不得而知。我试干三个月，如胜任即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即回沪。”1917年1月13日，教育总长范源濂签发部令，任命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这是一个相当大胆的行为，因为陈独秀根本没有读过大学。之所以选中陈独秀，一是因为他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恣肆、观点独到、才华横溢，使蔡元培觉得此人有真学问；二是他写的《今日教育之方针》，让蔡元培感到陈独秀对教育有很好的理解。然而，陈独秀毕竟只是一介白丁，既没有学位头衔，也没有在大学任教的履历。为了说服教育部，一向真诚的蔡元培只好做了一回假，为陈独秀编造了“东京日本大学毕业”的假学历和“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的假履历。那时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有效的办法来核实学历信息，陈独秀就这样上任了。他没有辜负蔡元培的期望，任文科学长期间，他极力实践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理念，使北大人文学科大放异彩。
蔡元培当了校长，要整顿学风，但也没有规定有“就开除”这一条。现实中，也没有因为嫖妓而开除过学生的案例。他曾表示：“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这事儿，蔡元培的想法是，办一个“进德会”，进入这个社团的人，大家先从自我做起，把嫖给戒了。这样，慢慢开始养成一种良好的校风。陈独秀也是“进德会”的成员。蔡元培和陈独秀的关系很好，学生拍摄的各种毕业照中，两人总是坐到一起。然而在1919年3月，北京城乍暖还寒之时，小报爆出猛料，堂堂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一时间，舆论哗然。
陈独秀平日为人非常傲气，在北大也得罪了不少人，很多人因此要求校长蔡元培采取行动，开除陈独秀。1919年3月26日夜，蔡元培、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等人聚在一起商量对策。蔡元培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北大本来要搞一个改革，取消文理科的学长，用教授委员会来管理。现在蔡元培把这个改革提前了，这样，陈独秀就不再是文科学长了，算是对舆情的一个交代。这种做法既体现了蔡元培的原则性，也体现了他的包容之心。
重用夏元
夏元是蔡元培的浙江老乡，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的时候，夏元就是北大理科学长，蔡元培对他选择了续聘。
北大获得名声，主要是靠文科以及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表现，但是蔡元培对理科同样重视。夏元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于1884年出生在杭州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1905年，他南下广州应考留美生，当时有3个广东省省外名额，在600名考生中，他荣获第一名，如愿录取。1905年夏，夏元赴美留学，先入伯克利学校补习理化实验，翌年入耶鲁大学攻读物理学，1909年取得学士学位，同年秋到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师从著名物理学家、量子论创始人M・普朗克和著名实验物理学家H・鲁本斯，并与他们结下深厚友谊。1912年，因广东省留学生学习经费中断，夏元只好辍学回国。同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聘夏元为该校理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理学院院长）和物理学教授，讲授普通物理、理论物理等课程。他与何育杰在北大培养了第一届物理学本科毕业生。
蔡元培续聘夏元，并要求他对北大的理科进行改革。1917年 11月后，夏元提出一系列教改举措：如改学制为预科2年、本科4年；完备课程设置，增设近世电学理论、相对论、原量论（即量子论）、流体力学、高等理论力学等。1917年，相对论与原量论才诞生不久，夏元适时引进教学，表明他对物理学进展的深刻了解，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物理教育，都受到夏的影响。1919年，蔡元培支持夏元再次去柏林大学“充电”，听普朗克和鲁本斯讲课，并经普朗克引荐结识了爱因斯坦。他师从爱因斯坦学习相对论，并协同科学研究，真正成为了爱师的门生和助手。1920年，夏元和一位德国小姐结为同好。1921年，蔡元培游历欧洲，途经柏林，由夏元陪同专访爱因斯坦。蔡元培非常渴望邀请爱因斯坦到中国讲学，但是最终由于行程原因未能如愿。不过，夏元却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理论引进了中国。
在对待夏元的问题上，蔡元培体现出了极为开阔的视野，他本人不懂物理学，但是却努力去接近当时世界物理学的最高峰。他并没有因为夏元是“前朝元老”而对他猜忌，反而完全信任他，这种知人善用也获得了很好的回报。
学历真的不重要吗？
蔡元培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给人一种不重视学历的印象。
1916年，23岁的梁漱溟将自己所写的一本哲学书送给蔡元培，希望换取来北京大学读书的机会。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读过不少书，也到寺庙出家冥想过，他的目的是来北大接受哲学系的正规教育，没想到，蔡元培直接让他当了老师。
某日，两人见面，蔡元培不等梁漱溟发问，就主动说：“你的大作《究元决疑论》我拜读过了，有胆识，有立论，见解独到。我这次到北大当校长，首当其冲的任务是广罗人才。我想你可以到北大来教授印度哲学。”梁漱溟自然不敢答应，论学历，他只有中学程度；论学问，近几年他才自学佛学，对印度哲学没有多少见识。但蔡元培执意相邀，梁漱溟于是答应到时再讨论这个问题。
几天后，梁漱溟应约又来到北大校长室，再次说出了自己的担心，蔡元培听罢笑着说：“我上次已讲过，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学，但我也没有发现旁的人比你更精通，而我要真正办好北大哲学系，印度哲学这门课又非开不可。你的文章使我认定你是一个搞哲学的人才，你不妨大胆地干吧！……你说对印度哲学所知有限，那就不当作老师来教人，只当是来研究，来学习，来深造好了！”蔡先生的一席话深深地打动了梁漱溟，他高高兴兴地接受了北大哲学系讲师的教职。或许是因为害怕愧对蔡元培的信任，梁漱溟在工作中非常努力，3年后写出了20万字的《印度哲学概论》，成为印度哲学方面的知名学者。
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得出蔡元培完全不重视学历这个结论。他帮陈独秀的履历造假，说明在当时招聘院系领导的时候，学历也是很重要的。而他给梁漱溟的只是“讲师”的职位，与之差不多年龄的胡适，尽管尚未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但有留学背景，则直接聘为教授。周作人到北京后，由于在日本留学的经历，直接被聘为文科教授。鲁迅、周作人和蔡元培是老乡，有很好的私人关系，因此，他们曾想让三弟周建人到北大谋个职位。鲁迅知道，周建人没有留过洋，因此并不指望他能当教授，一般行政职位即可，但是蔡元培仍然没有答应。最终，还是胡适托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帮他找了个校对的工作。
在蔡元培看来，排在第一位的当然是真才实学，但是如何判断一个人拥有真才实学，在国外名校受教育的经历，其实是很好的保证。事实上，他从执掌北大开始，就聘请了很多国外名校的海归直接当教授，最有名的当然就是胡适了。
也帮胡适造了假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旗帜鲜明地要求“改良文学”，并提出了终极目标：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蔡元培注意到了这篇文章，对胡适非常欣赏，他托陈独秀写信给胡适，邀其来北大任职或任教。陈独秀的信中这样说：“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收到陈独秀的信，同是性情中人的胡适放弃了马上就可以进行的论文答辩――胡适一直被称为胡博士，但真正拿到博士文凭却是10年后的事了。
1917年9月12日，51岁的蔡元培在六味斋为27岁的胡适设宴接风，这标志着两人正式交往的开始。初入北大，胡适感到压力很大。毕竟北大是当时中国的“第一学府”，无论师资水平还是学生素质都是当时最好的。要在这样一个极富挑战的新环境里站稳脚跟，不要说学生和同事不信任，就是自己对自己也会产生几丝怀疑。胡适在北大登台讲课的头一天晚上，蔡元培来到他家。起初胡适不清楚蔡元培的来意，一个劲地说东说西，蔡元培只是耐心地倾听着。后来，胡适意识到有点奇怪，于是想停下来问蔡元培找他有何事。还没等胡适开口，蔡元培就起身告辞。走到门外时，蔡元培忽然在黑暗中停住，对胡适说：“我聘你到北大来，就是信任你。”说完这话蔡元培就走了。胡适在原地站了一会儿，终于明白原来蔡校长是来给他打气鼓劲了。想到这，胡适的眼睛湿润了。于是他回到室内，将第二天要讲的课又温习了一遍。
由于陈独秀加入带来的锐气，当时的北大，正处于新老思想的激烈交战之中。在传统中国，“家学”与“师承”不仅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关键基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位学人在学界发言时具有合法性资格的重要标志。在清末民初的学界，这一规则依旧发挥着主导作用。直到现代教育制度在中国普遍建立，这种学术评价的标准才逐渐边缘化。但在胡适归国的1917年，他致力进入的中国学界仍然十分强调两者的重要性。胡适留学美国，虽然其时尚未获得博士学位，但起码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其“西学”具有相当水平。而胡适的自我期待却并非成为一位“西学”专家，而是谋求在中国学术的主流领域中的发言权甚至主导权。因此，“家学”背景也就成为了他亟需具有的前提条件，为他打开局面的，正是聘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的时任校长蔡元培。
和帮陈独秀一样，蔡元培也帮胡适造了假。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一，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奠定他学术地位的著作。蔡元培以校长身份作序予以推介，他在序言中说：“留学西洋的学生，治哲学的，本没有几人。这几人中，能兼治“汉学”的，更少了。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虽自幼进新式的学校，还能自修‘汉学’，至今不辍；又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兼治文学哲学，于西洋哲学史是很有心得的。所以编中国古代哲学史的难处，一到先生手里，就容易多了。”这些话是写给那些保守派看的，强调胡适的家学、汉学，可以让他少受攻击。
这种表扬，其实完全是张冠李戴。功成名就后的胡适，晚年在口述自传时，特地提及“我也顺便更正一项过去的错误记载”，即“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拙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所写的序言中，曾误把我家说成是世居绩溪城内胡氏的同宗。蔡先生指出‘绩溪胡氏’是有家学渊源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之间清乾嘉之际，学者如胡培（1782―1849）及其先人们，都是知名的学者”，“但是这个世居绩溪城内的胡家，与我家并非同宗”。
关键词：现代教育；美育；美术现代化；蔡元培
中图分类号：J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3-0061-08
曾经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几乎在我们所有的话语形式中，中国在整体上一直被描述为一个革命的国度――尤其是近现代：中国近现代的文化，是革命的文化；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是革命的历史；中国近现代的文学，是革命的文学；中国近现代的美术，自然也是革命的美术。
20世纪80、90年代以后，这种情形似乎有所改观，但是在近现代美术史研究中，这种革命的、斗争的研究视角，似乎仍然很有市场。
中国美术的现代化（现代性）历程，大致算起来，差不多正好一百年。今天，我们不妨来一个百年回眸：20世纪发生的历次美术革命，尤其是“五四”前后的美术革命，不可否认，确实对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起到了某种推动作用，但是，这种推动作用到底有多大？果真是像有些研究者所赞许的那种至关重要的作用吗？那些并不高举革命大旗、只是以非革命的形式进行的美术建设工作，果真就那么不值得我们关注和尊敬吗？
我认为，各个领域发生的各种形式的革命，确实会对相应领域产生影响。但我们必须清楚，革命性的影响有时候未必全然是关键的和正面的；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文化领域内，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发展和演进，除了来自于革命和斗争这类激进方式的推动之外，也常常并且必然会依靠某些温和的、非激进的手段。
今天我们要讲的蔡元培，就是这样一位并不标榜美术革命或革命美术，却以温和而有效的方式对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发展作过重要贡献的文化先驱。
我敢说，在近现代，尤其是在20世纪初的三十多年里，就对中国美术的发展、对中国美术的现代化的推进所起的作用而言，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与蔡元培相比。
一、现代初级美术教育的拓荒者
1901年，蔡元培出版了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堂教科论》（上海普通学书室编）。在这部书中，蔡元培将所有学科分为3个门类，即有形理学、无形理学和道学，美术就归在属于无形理学的子类――文学之中，包括音乐学、诗歌骈文学、图画学、书法学和小说学五类。在蔡元培亲自制定的6岁到17岁的普通年级的课程规划中，图画（含实物画和自在画）、书法和诗歌课程比重很大。在女子普通课程安排中，图画、刺绣、诗歌和小说的比重也很大。
虽然在此之前，上海的基督教传教士“益智书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曾经为上海的中小学组织过有关声乐、器乐和图画教材的编写。但是，即使在当时较少受到朝廷干预、课程安排相对灵活的教会学校，美术教育也并没有全面推开。“益智书会”的音乐和美术教材是1877年规划的，但是上海中西书院1881年课程规划中并没有音乐和美术课程，山东登州文会馆1891年的课程规划中，也找不到音乐或美术的影子。“益智书会"1890年公布的出版和审定的教科书情况表中，也没有出现音乐和美术方面的教材。这说明，这个学会当时虽然提出了音乐和美术教学设想，但是教材却没有同步跟上，中学课程自然就无法安排了。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提出了设置小学美术课程的建议，但是语焉不详，而且这部书迟至1902年才完成，更是迟于1913年才出版。因此，无论从专业性、体系性还是可操作性来看，蔡元培的这一美术（音乐）教学体系在中国教育史上都堪称史无前例。1902年图画课开始进入中学学堂；1903年，图画成为全国中小学堂必修课，1906由李瑞清任监督的三江师范学堂设立图画手工科，中国艺术教育史上的这些富有里程碑意义的变化，显然和蔡元培的《学堂教科论》密切相关。
也许有人会质疑，中小学美术教育与中国美术的现代化何干？但是，须知，美术的现代化首先要有教育的现代化，而教育的现代化必须从基础抓起。这既是教育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是美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逻辑。
二、现代大学美术教育的领航者
蔡元培是第一位以著名学者、教育要员和社会贤达身份，从体制上积极推进美术现代化进程的先驱。从1898年弃官从教到出国留学之前，蔡元培一直是浙江、上海乃至全国广有影响的教育闻人，先后担任过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上海澄衷学堂校长、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中国教育会会长，以及爱国学社、爱国女学的创办者和负责人。在这一时期，他一方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所主持的学堂推进美术教育，同时，也不失时机地利用在社会和其他学校演讲的机会，宣传美术教育的重要性。
自从1912年他担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和1916年当上北京大学校长之后，蔡元培在政界、学界地位日显，声誉日隆。他对美术教育的推动力度也更大，并且更富有成效。他不仅向全社会宣传学美术是世界发展的潮流的观点，传播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而且亲自主持并成立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新型绘画艺术教学和研究组织――北大画法研究会（1917年11月发起，1918年2月22日正式成立）和北京大学书法研究会。他不仅亲自撰写《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旨趣书》，而且，从1918年4月到10月，仅仅半年时间，他就三次到画法研究会发表演说，这足以证明他对这个研究会的重视程度。
1918年4月，蔡元培又发起创立了我国第一所公立专业美术学校――国立美术学校，并且在成立之日亲临现场，发表演说。1922年当选新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董事长后，蔡元培首先提出分别设立国立大学和省立大学的议案，建议先设包括北平大学和东南大学在内的五所国立大学和多所省立大学。随后，蔡元培提出了国立与省立大学优势互补的教学体系规划。他指出，由于国立大学为全国高深学术之总枢，因此国立大学应按全科设计：全设文、理、农、工、医、商、法、美术、音乐各科，并设大学院，以及观象台，动植物园，历史、美术、科学诸博物馆；省立大学则按照非全科设计，设生物、地质、物理、化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并设实验室、图书馆、陈列馆。这个动议虽然旨在推进教育体制的科学性和系统性（在国家现有的资源基础上，实现教育资源的合理而科学的配置），但是，蔡元培却巧妙地利用体制内的运作，从政策面推进了高等美术教育的发展。
1927年12月，蔡元培主持召开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讨论了蔡元培提出的《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蔡元培在提案中首先提出：“美育为近代教育之骨干。美育之实施，直以艺术为教育，培养美的创造及鉴赏之知识，普及于社会。”因此提议设立国立西湖艺术院。提案顺利获得通过，而且蔡元培被推举为首任院长（兼）。
为了推进美术教育和美术事业的快速发展，蔡元培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全力支持民间美术教育。1919年12月，上海美专成立校董事会，蔡元培不仅亲自担任董事会主席，还主动联络和推荐一批社会名流如梁启超、袁观澜、沈恩孚、黄炎培等担任校董。在担任校董期间，蔡元培不仅想方设法使美专获得教育部支持，而且还不时地对学校的课程设置和培养目标提出自己的设想和建议。
在美术教育方面，蔡元培是第一位将美术置于整个学科（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生态体系中的先驱（参见蔡元培《美术与科学的关系》）；在中国美术教育史上，能够从学科生态的角度，对美术教育的重要性有如此深刻的认知，并对这一领域倾注如此深挚、如此长久的爱，且对后世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除了蔡元培之外，找不出第二人。
三、现代新美术活动的精神领袖
蔡元培提携了一大批卓有才华的青年美术家。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这三位后来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大放光彩并且对美术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大艺术家和教育家，都受到过蔡元培的无私的帮助、栽培和提携。
1917年冬，拿着康有为的推荐信来北京寻找著名剧作家罗瘿公帮助的徐悲鸿，既没有大名气，也没有什么文凭，蔡元培却能慧眼识才，首先是聘请他为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的导师，接着又与教育总长傅增湘沟通，为徐悲鸿争取到教育部公派留学法国的名额。
对刘海粟，蔡元培不仅全力支持他办上海美专，而且支持他办杂志，为他办的中国第一个美术类专业杂志《美术》题写刊名；不仅如此，蔡元培还积极支持刘海粟举办画展，写专文为他1922年在北京琉璃厂高等师范风雨操场举办的画展造势，肯定他在绘画上的探索；同时为他的画作《九溪十八涧》、《言子墓》和《黄山松》等题诗；还推荐他参加中国艺术界在国外组织的美术展览。
很早以前，刘海粟就渴望有机会到欧洲考察美术。1929年他终于得到了这一难得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实际上还是蔡元培为他设计和创造的。是蔡元培在他曾经掌过印的大学院为刘海粟专设了一个挂名的特约著作员，刘海粟因此每月获得了160元的报酬。解决了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刘海粟才得以梦想成真。1931年，当蔡元培得知刘海粟在欧洲画艺大进、成果丰硕，但囊中羞涩，无法回国时，又一次伸出援手。他给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李书华写信，要求教育部给这位“贵部特约著作员”汇去一万法郎，刘海粟才有了回国的川资。
蔡元培不仅一如既往地对刘海粟的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事业施以援手，而且对他的生活也关怀备至。刘海粟在北京时，一度生活窘迫，蔡元培知道后，立即向德国大夫克里依博士推荐他的油画《西单牌楼》和《天坛》。刘海粟因此而获得150元的稿酬，很快就摆脱了困境。
1920年林风眠与林文铮、李金发等人获得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获得了蔡元培的支持。因为“留法勤工俭学会”本来是在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与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创办的。1914年因袁世凯的阻扰停办后，又是由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欧乐、穆岱等人在法国发起华法教育会，在国内成立留法预备学校，勤工俭学活动才得以延续下来，林风眠等人才有可能搭上勤工俭学的班车。
1925年冬，林风眠回国，又是经由蔡元培的推荐，担任了国立北京艺专校长兼教授，这才使得这位艺术大师和美术教育家找到施展才华的舞台，才使他有可能在后来为中国美术教育和美术事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国美术界和蔡元培之间几乎形成了一种默契：但凡有美术活动，美术界必请蔡元培参加；蔡元培呢，只要美术界提出任何要求，他就一定会积极支持并且尽可能亲自参与其中。20世纪20年代，中国美术界和文物界在国内外举办的几次具有开拓意义的展览，几乎都能找到蔡元培的身影。1924年5月，首届中国美术展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举办，当时身在欧洲的蔡元培不仅担任展会名誉会长，还亲自为画展筹措资金，撰写序言，还在展览当日发表演说，向世界介绍和推广中国古代美术，并为新美术呐喊助威；1925年8月，蔡元培不仅列名赞助巴黎万国美术工艺博览会中国会场，而且还亲自为这次展览的陈列品目录作序，向国际社会推广中国美术与工艺；四年之后的首届全国美术展览，蔡元培更是费尽心力――早在1922年6月，蔡元培就和张君劢、刘海粟筹划举办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后因战乱、经费、协调等原因，未能办成；1927年10月，蔡元培担任大学院院长之后，在年底召开的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正式通过启动全国第一次美术展览的动议。蔡元培照例担任全国美术展览会委员会委员，并为这个展览会奔走斡旋。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展览，从最初动议到开幕，虽然得到一大批社会名流和专业人士的支持，尤其得到蔡元培这样的大人物在体制内的推动，但是，由于多种原因，还是经过了七年之久的漫长的准备和等待，直到1929年10月15日，才得以在上海举办。与前此的大型展览会一样，蔡元培照例亲自为展览会作《全国美术展会特刊序》，为展览打气、助威。
蔡元培帮助的人很多，支持和推动的方面也很多。但是，如此持久、如此热心、如此忘我地关注于一种事业，对蔡元培来说，除了美术和他钟爱的哲学之外，恐怕就别无其他了。
四、现代美术历史和理论研究的奠基人
蔡元培在第一次到欧洲留学期间，就开始关注美术、美学和美育。由于蔡元培当时理解的美学和美育，更多的需要依托美术（1931年发表的《二十五年来中国之美育》就说明，蔡元培的美育，就是以美术和文学为主的美感教育，因为他在文章中讲的主要还是美术教育），因此，他在关注美学或美育时，必须同时关注美术；关注美术时，又会兼顾到美学和美育。美术成为他进入美学研究和开展美育活动的纽带和媒介。当然，另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蔡元培自己说的：“教育的方面，虽然也很多，他的内容，不外乎科学与美术。科学的重要，差不多人人都注意了。美术的一方面，注意的还少。”他觉得必须扭转这种重科学而轻美术的偏至的教育状况，所以对美术格外重视。
1916年，蔡元培开始编写《欧洲美术小史》（未完成），其中的一章《赖菲尔》在《东方杂志》1916年第13卷第8和9号发表。同年，蔡元培专门为在法的华工学校教师培训班编写《华工学校讲义》（1916年发表于《旅欧杂志》，1920年北京大学新潮社编入《蔡孓民先生言行录》下），其中也有相当大篇幅涉及到中国和外国的美术史；1920年5月发表堪称中国最早的研究美术发生学和原始美术的论文《美术的起原》；1921年发表论述美术的各个类型的演进与发展的《美术的进化》；同年发表《美术与科学的关系》，重点分析美术对科学的重要性和科学对美学的依赖性；1921年发表的《美学的趋向》，可以说有一半篇幅论述的是美术批评或研究的方法论；1921年5月蔡元培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上发表演讲，宣传他的美术观，强调美术的重要性：“外人进步如此，科学之外，更赖美术。”“所以提倡美术，既然人得以消遣，又可免去不正当的娱乐。美术所以为高尚消遣，就是能提起创造精神。”“因为美术一方面有超脱利害的性质；一方面有发展个性的自由。所以沉浸其中，能把占有的冲动逐步减少，创造的冲动逐步扩大。美术的功用，岂不很大么？”1921年发表《美学的研究法》，虽然介绍的是美学研究的方法，但是后半部分却是非常实用的美术研究的方法。蔡元培的这些研究虽然不是很系统，但是对当时中国正待起步的美术史和美术理论研究无疑具有开拓意义；作为一个高级官员和有大影响的教育家，他的这些研究对当时的美术研究者也具有巨大的引导作用和示范作用。
蔡元培不仅从学理上研究中外美术史和理论，而且非常关注美术创作的现实发展以及中国美术的未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美术创作的基本方针――中西融合、新旧调和――就是蔡元培提出的。1918年10月22日，《在北大画法研究会演说词》中，蔡元培指出：
今世为东西方文化融合时代。西洋之所长，吾国自当采用。抑有人谓西洋昔时已采用中国画法者……识者谓之中国派……彼西方美术家，能采用我人之长，我忍独不能采用西人之长乎？故甚希望中国画者，亦须采用西洋画布景写实之佳，描写石膏物象及田野风景，今后诸君均宜注意。……又昔人学画，非文人名士任意涂写，即工匠技师刻画模仿。今吾辈学画，当用研究科学之方法贯注之。除去名士派毫不精心之习，革除工匠派拘守成规之讥，用科学方法以入美术。
1919年《在北大画法研究会秋季会议演说词》中，蔡元培再次强调：要注意“新旧画法之调和，中西画理之沟通，博综究精，以发挥美育”，并且要求注意当前欧洲美术的趋势。在1924年5月1日为陶冷月所作的《冷月画评》赠言和《法国史太埠中国美术展览会序言》中，蔡元培又重申了同样的观点。看看今天的美术教育和创作，回顾蔡元培的这些有关创作的观点，我们就不能不佩服他伟大的预见性了。
蔡元培的美术研究和美育一样，一直贯穿于他生命的始终。
比如1929年蔡元培发表的《美术批判的相对性》，从艺术心理学的角度，在美术鉴赏的专业性和艺术趣味的精英化这一整体思路的统领下，重点论述了美术批评因审美心理惯性的限制可能出现的十种不利于客观、公正的学术批评的情况。诸如：习惯与新奇、失望与失惊、阿好与避嫌、雷同与立异、陈列品的位次与序次等。由此，蔡元培在对美术批评家的美术批评提出更高要求的同时，也向艺术家建议了一种正确理解和对待美术批评的态度。比如谈到习惯与新奇，蔡元培认为，不同的批评家，对习惯和新奇的东西会作出截然不同的反应，如因为不习惯、不熟悉，所以不喜欢；反之，因为太习惯、太熟悉，再好的作品反而生厌；因为新奇，较差的作品反而获好评；谈到失望与失惊，蔡元培说，对于太有名的人的作品，因为有过高的期待，“到目见以后，觉得不过尔尔，有所见不如所闻的感想，就不免抑之太甚。对于素不相识的，初以为不注意，而忽然受点意外刺激，就不免逾格地倾倒。”阿好与避嫌，重点批评美术批评中的党同伐异的恶俗；雷同与立异则是批评美术批评中的名人崇拜与文人相轻现象。文章非常具有针对性，思路也非常缜密。这篇文章即使放在当下，对我们的美术批评甚至整个文艺批评，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参考意义。
1931年蔡元培为太平洋学会第四次会议专门准备的论文《中国之书画》其实就是一部中国书画史大纲（也可以成为美术史大纲）。这篇论文把中国书画史分为三个时期：秦以前为古代、萌芽期，从传说中的伏羲作八卦谈到《石鼓文》；汉至唐末为中世、成熟期，蔡元培将这一时期的绘画和书法分开来谈，绘画重点按照人物画、故事画、动植物画、宫室画和山水画这样的类型学思路展开；书法则按照书体纵向演变的思路，重点介绍了索靖、王羲之、孙过庭、颜真卿等几位书法家的成就；五代至清末为近世、特别发展期。这一部分采取合论的方式，同时介绍画家和书家。重点介绍的画家有荆浩、关仝、李成、李公麟、文征明、徐渭、董其昌；书家有杨凝式、赵孟、宋濂、鲜于枢等。这篇文章在中国美术史研究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因为，过去人们要么研究纯粹的绘画史，要么研究纯粹的书法史。按照书画同源的思路，对绘画和书法作整体观照，不仅在蔡元培之前少有，在蔡元培之后也难以见到。
五、现代美育的创始者和布道者
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蔡元培一方面大力倡导美术和美术教育，同时也潜心研究美术、美学和美育。而且他不是一般地单方面研究理论，他还到中小学实地考察，作心理学和美感方面的实验。经过长期的思考、研究和实验，蔡元培在1912年发表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中提出：
科学者，所以祛现象世界之障碍，而引致于光明。美术者，所以写本体世界之现象，而提醒其觉性。人类精神之趋向，即毗于是，则其所到达之点，盖可知矣。
同年又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指出，世界观教育须借助于美感教育：
世界观教育，非可以旦旦而聒之也。且其与现象世界之关系，又非可以枯槁单简之言说袭而取之也。然则何道之由？曰美感之教育。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在现象世界，凡人皆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随离合生死祸福利害之现象而流转。至美术则即以此等现象为资料，而能使对之者，美感之外，一无杂念。……故教育家欲由现象世界而引以到达于实体世界之观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
1916年12月11日蔡元培在江苏省教育会发表《教育界之恐慌及救济方法》的演说，直接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
我国人本信教自由，今何必特别提倡一教，而抹杀他教。况宗教为野蛮民族所有，今日科学发达，宗教亦无所施其技，而美术实可代宗教。美术之种类，凡图案、雕刻、建筑、文学、演剧、音乐，皆括之。……就我国言之，周之礼乐，实为美术之见端。嗣是，如理学家之辞章，科举时代之辞章书画，皆属美术之一种。……至实业教育，亦宜与美感教育调和，若农业与自然之美，工业与美术之美，在注重美育发达，人格完备，而道德亦因之高尚矣。
在同年8月发表的《赖斐尔》中，蔡元培在评价拉斐尔的画作时曾经感叹：“教力既穷，则以美术代之。观于赖斐尔之作，岂不信哉！”虽然有一点跃跃欲试，但是还没有直接打出他的标志性的“以美术代宗教”的旗号。12月在江苏省的这个演讲，可能是蔡元培这一观点的“处子秀’’了。后来他又多次作演讲、写专文阐述和宣传过这一观点。1917年1月1日在北京政学会欢迎会上的演说词《我之欧战观》中，蔡元培大赞美术在德法两国道德教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说：“德法两国不甚信仰宗教，而一般人民何以有道德心？此即美术之作用。”1917年在北京神州学会发表《以美育代宗教》的专题演说，提出“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冶感情之术，则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1934年在为金公亮《美学原理》所作的序中指出：“我以为如其能够将这种暖昧之心因势利导之，小之可以怡悦性情，近德养身，大之可以治国平天下。何以见得呢？我们试反躬自省，当读画吟诗，搜奇探幽之际，在心头每每感到一种莫可名言的恬适。即此境界，平日那种是非利害的念头，任我差别的执着，都一概泯灭了，心中只有一片光明，这样我们还不怡性悦情么？”这里的表述，有的虽然不是很直接，但是为“以美术代宗教”张目的意图却是很明确的。
蔡元培所谓的美育（在蔡元培这里，美术和美育通常具有同一内涵），其内容，除了我们通常理解的属于视觉艺术的美术之外，还包括音乐和文学，也包括美学，但是，视觉艺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蔡元培虽然认为美术有它的实用价值，但是，他更看重的却是美术的精神价值。而这种价值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在陶冶情感、完善人格、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方面的价值（偏向于善）；另一方面就是在完善和弥补人的人文素养方面的重要作用（偏向于美）。蔡元培早在1909年就预见到分科造成知识偏至、思想机械的弊端，因此就想到要用美术（或美育）来矫正，他说：
今之人类是者特多（指专技术科学而缺人文素养――引者），盖今日之长技，如分业分科，及以机械之理证明生活状态，是皆助偏颇之发展。而多数学者，乃转以近代之特色夸之。……人类与事物，关系繁赜，以故想象则活泼，感情则丰富，而发展亦自平等也。今之分科之习，最为减杀宗教感情之助力，而尤以科学之分科为甚，在客兰因（Krain）钟乳穴中之蜥蜴，以视觉之无用，而驯致无目，是生物学公例，所谓不用之机关必消失者也。今之科学专门家，殆将类是，如治语言学历史学及自然科学者，习惯于微渺之考察，而达观大局之能力，因以减损，甚者至于消失。
相对于当今因学科细分带来的弊端，在蔡元培时代，应该说已经是很轻微的了。但即使如此，蔡元培依然敏锐地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蔡元培所说的达观大局的能力，在他自己身上得到了很好的表现。然而，达观大局的能力也好，非凡的洞察力、前瞻性和预见性也好，也并不是一般人随便就能够秉有的。蔡元培身上，除了他自身的令人欣羡的道德情操和人格魅力之外，他在历史、宗教、社会学、哲学（美学）、文学、艺术、教育学、博物学、文化人类学等多个学科都卓有建树，甚至在多个学科领域都称得上是开路先锋。他自己就是他所宣称的“以美育为宗教”的最大的受益人，也是最好的见证者。
因此，当蔡元培以自身为潜在范例而推行他标榜的“以美育为宗教”的时候，多少具有若干理想化的倾向。但是，从总体上看，他的观点是站得住脚的――虽然把美术或美育提高到宗教的高度并不合适――我们按照他的思路，重视美育，在教育体制内和在社会上大力推进美育，却是绝对正确的，这个任务也是绝对紧迫的。
综上所述，蔡元培凭借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和名望，从体制内促成了中国美术教育理念的现代化转换、美术教育体制和文化体制的现代化转换、美术创作的现代化转换，以及美术研究与传播方式的现代化转换。就教育理念的现代化转换来说，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将美术从传统的“技”提升到“道”，从文人之余事和雅玩提升到一种普遍的信仰与精神追求；从教育体制上说，蔡元培使美术这种传统的师徒相授关系，转化为富有现代性的系统的教育方式。不仅如此，蔡元培还通过将美术纳入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整体框架的方式，将美术变成一种大众素质教育。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创举。蔡元培不仅从知识增益的角度，从纵向完成了美术教育的系统性建构，而且还从横向角度，在国际参照框架中，按照专业美术或艺术大学、普通大学、职业学校、师范大学、师范学校的布局，解决了专业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立体共生问题；又从学校、博物馆、美术馆、艺术家的角度，从硬件角度解决了美术教育的环境生态问题。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可以说是蔡元培教育理念总则，正是这种富于现代性的、体现科学和民主的自由而开放的精神，使蔡元培有可能提出“新旧画法之调和，中西画理之沟通，博综究精，以发挥美育”的创作指导方针。这一方针不仅在当时的美术创作中起到了重要的导向作用，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蔡元培通过自己的美术研究和相关学术研究，推进了美术研究的科学性和规范性；通过自己的美术创作（书法）和相关美术活动，推进了中国现代美术传播的历史性变革，形成了美术陈列、展览、研究、推广、宣传和研究的良性互动，使中国现代美术从创作到收藏、从展览到研究，都进入到一种开放的、富有国际视野的框架之中。
蔡元培生活在一个新旧文化相冲突、中西思想相激荡的时代。时代选择了蔡元培；时代也造就了蔡元培。反过来说，在某种意义上，蔡元培也创造了一个时代――作为一个开一代新风的教育家，他创造了历史。
［关键词］蔡元培国语统一救国
国语，指由历史形成或政府规定的一种标准语，也就是全国通用的共同交际语。在我国，就是普通话。近代中国统一国语的主张，并不是因交流需求的增加而自然发生的，而是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迸发的，蔡元培就是统一国语思想的主要提倡者和有力的宣传者。蔡元培统一国语思想的形成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蔡元培自己作为一个先进知识分子热爱祖国和人民的情怀，这两方面的原因最终使他产生了要求统一国语的思想。
蔡元培（1868―1940），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社会科学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一生的思想、主张和行动都是围绕着挽救民族和国家展开的，他主张在中国统一国语的思想，就是他热爱国家，力图以此挽救民族和国家危亡的重要体现。
一、为什么要在中国统一国语
语言是民族构成的重要因素，统一的语言是国家统一必不可少的标志之一。蔡元培认为：“为什么要有国语？一是对于国外的防御，一是求国内的统一。现在世界主义渐盛，似无国外防御的必要，但我们是弱国，且有强邻，不能不注意。国内的不统一，如省界，如南北的界，都是受方言的影响。”⑴“夫教育不普及，语言不统一，实吾国今日之大患。”⑵所以，他极力主张在中国统一国语。
同时，他又认为统一国语会给个人的生活带来很大的方便。他把个人的全部生活概括为学习知识、谋生、服务社会三件事，并分别作了论述。
首先，在学习知识方面。统一国语会为学习知识带来方便，人要去外地学习知识，上高等院校，语言不统一，会带来很大的障碍；又说中国的教员，不用国语，学生听不懂，所以必须印讲义。因此他指出：“要是人人都能讲国语，那没有到一处学一种语言的麻烦，也没有在讲堂听不懂的苦，那不是很便利的么？”⑶
其次，在谋生方面。人要是在家乡种田、做手工、开一个小店，没有学习国语的必要。但是要到外地谋生，跨越省界，就必须学习国语，这样就会克服语言交流的障碍，就不会因为语言的不统一而给谋生带来困难，谋生就会因为大家都使用国语而方便。
最后，在为社会服务方面。国家的国民，有了爱乡之心，就不能不有爱国之心“我们既然爱国，要尽我国民的责任，我就不可不知道全国国民的意思；而且有时也一定要把我的意思，给全国国民知道；这就要有一种交流意思的工具，那就是国语了。”⑷
可见，蔡元培从国家和个人双重角度出发，对统一国语的目的作了阐述。即统一国语，既可达到抵御外侮、统一国家的目的，又能满足个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从中体现了蔡元培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紧密联系，时刻为国家和人民着想的品质。
二、怎样在中国统一国语
蔡元培认为：“同一领土之语言，皆国语也”⑸。“使立定国语之名义，刊行国语之书籍，设一轨道以导之，自然渐趋于统一，不过迟速之别而已。……然则苟有轨道可循，无用虑区域之广，人口之多也。”⑹可见，蔡元培认为在中国统一国语必须先设轨道，即先确定一个标准，有一个标准正确引导，经过一段时期，就可以达到国语的统一。
在确定国语的标准上，有人主张用北京话，有人主张用汉口话，还有人主张用河南话、南京话、广东话。蔡元培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一种方言比较表，可以指出那一地方的话是确占大多数，就不能武断用那一地方的。且标准地方最易起争执，即如北京现为都城，以地方论，比较的可占势力，但首都的话，不能一定有国语的资格。德国的语言，是以汉堡一带为准，柏林语算是土语。北京语没有入声，是必要大多数反对的。所以国语的标准不能指定一种方言，还是用吴稚晖先生‘近文的语’作标准，是妥当一点。现在通行的白话文，就是这一体。”⑺
在确定了国语的标准之后，蔡元培指出，要造成一种国语，应该从语音、语法和语体三个方面着手进行。
在语音方面，民国元年，教育部专门开了一个读音统一会，经过讨论最后把注音字母确定为39个。蔡元培认为国音标记，最好是两种方法：一是完全革新的，就是仍用拉丁字母，一是为接近古音起见，用形声字上声的偏旁，来代替一切合体的字，大约至多用1000字，也就足够了。第一种方法是许多人主张的。第二种方法是他自己的主张，“因为用这种方法，教授时有的便利，可以从古篆学起，学一字就懂得这个字所以这种写法。又许多字所以同一个音，觉得很有趣味，一定容易记得。但后来语音统一会议定的，却是这两法中间的一法，既然经过什么正式的会议议决的，比较的容纳多数意见，总胜于私人闭门造车的了。这三十九字母虽然以北音为主，但是有入声有浊音，可算是南北音都有的。他所收不进的音，还可以加闰音，这也算很便当了。”⑻
在语法方面，蔡元培认为“白话的文法，比古文简一点儿，比西文更简一点儿。懂得古文法的人，应用他在国语上，不怕不够；懂得西文法的人，应用他在国语上，更不患不够……近来有人对于第三位的代名词，一定要分别，有用她字的，有用伊字的，但是我觉得这种分别的确是没有必要。我们所用的数词，一切都按着十进，简便多了。静词的级数，动词的时间，止要加上更、最、或已、将等字，没有词尾变化。句法止主词在前，宾词在后，词语在中间，差不多没有例外。”⑼
在语体方面，即是用白话文还是用文言文的问题。蔡元培说：“文章的开始，必是语体；后来为要便于记诵，变作整齐的句读，抑扬的音韵，这就是文言了。”［10］他还指出：“白话是用今人的话来传达个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间接的。剪接的传达，写的人与读的人都要费一番翻译的工夫，这是何苦来？……从前的人，除了国文，可算是没有别的功课。从六岁到二十岁，读的写的，都是古人的话，所以学得很象。”［11］
所以，在蔡元培看来，统一国语就要用白话的文法，用白话的语体，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针对有人认为文言是统一中国的利器，使用白话就会造成国家分裂的观点，蔡元培进行了批驳：“提倡白话的人，是要大家公用一种普通话，借着写的白话来统一各地方的话，……那里会分裂呢？要说是靠文言来统一中国，那些大多数不通文言的人，岂不摒斥在统一以外么？”［11］最终他得出主张白话的人一定占优势的结论。认为将来的应用文，一定会都用白话、美术文，会有一部分使用文言。
三、蔡元培统一国语思想的意义
语言、文字的统一从来都是民族统一的重要象征。从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开中国古老的闭关锁国的大门，使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惊醒的时刻起，中国的有识之士就开始了探索救国救民的艰难历程。他们先后经历了从器物―制度―文化的探索。蔡元培也和他们一样，积极为国家和民族谋求出路。他在提出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主张的同时，又主张语言救国，希望通过语言的统一来实现民族的统一，挽救国家和民族危机。他主张统一国语的思想，推动了民国初年的国语运动的发展，有益于国民教育的开展，后来我国推广普通话，也是从语音、语法和语体方面进行了规定。上个世纪50年代，大陆地区规定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可见，他的统一国语的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我国从上个世纪50年代在大陆确定普通话的标准以后，推行普通话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的漫长历程，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与人交往的频繁，使用统一的语言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蔡元培在上个世纪初能认识到统一语言的重要性，主张统一国语，在全国推行国语，可见其思想的进步性。因此他的统一国语的思想又具有现实意义。
蔡元培一生追随时代潮流，追求进步，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为己任，为国家和民族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他生活的时代，国家没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都深深牵动着他的心，因此他的思想和实践都是围绕着爱国、救国展开的。他主张在中国统一国语，最终达到统一国家的目的，把统一国语视为统一国家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这是值得我们称赞的。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在他生活的时代，仅仅依靠统一国语来统一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的，国家的统一只有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才能实现。因此，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蔡元培主张通过统一语言来统一国家的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他的思想和愿望又带有空想的色彩。
注释：
［1］［2］［5］［6］［7］［8］［9］［10］［11］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26、256、256、257、427、428、429、429、358页。
说蔡先生之传统，有很多角度，其中之一是蔡元培一生没有置备私产。他亲历满清、北洋、民国，为国家社会服务多年，地位不可谓不高，为家为私的机会多多，但他没有谋私谋家，一生搬家多次，只是租居而已。这样的国士或说“国之重臣”，确实有着传统中国文化中士大夫的品德，那就是以国事天下事为念，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念兹在兹。
蔡先生病逝，国民政府给蔡元培先生了褒扬令，称赞他，“道德文章，夙孚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在唁电中称其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蒋梦麟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吴稚晖的挽联是“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
千金散尽
蔡元培的做官机会太多，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甚至富贵于他是可望可即之事。但蔡先生属于那种对钱没有概念，大手大脚之人。跟一般寒酸文人不同，蔡先生生性豪放，不拘小节，爱花钱，爱请客。据说他第一个妻子王昭为此非常不满，丈夫乱花钱，根本不是过日子的态度。两人经常吵架。蔡先生的儿子蔡怀新证实，父亲置业并不困难，后来不仅没有置业而且没有积蓄的原因是，收入多，支出也多，主要支出除购买中外图书典籍外，还用来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及接济有困难的亲友、学生。
一生受惠于蔡元培先生的人太多了。我们随便即能想到陈独秀、鲁迅、胡适、梁漱溟、、刘开渠、王云五这些人，还有众多的学生、看门人，都得益于蔡元培先生。甚至到晚年，仍然如此，有人回忆：先生晚年旅居香港，生活极端拮据，仍不忘周济他人。当时有一位广东籍诗人名叫廖平子，恬淡高洁，不屑钻营，家无隔夜之粮。廖平子时常将他写的诗作呈蔡元培。蔡元培知道廖平子生活清贫，即赠廖法币拾元，每月皆然，历数年而不断……
可见蔡先生的豪情出于至诚。
一般的官吏极易为官场习气所染，他们习惯了当官做吏后，再难以回归平实，再难以自食其力。这方面，蔡元培先生的自信自足是包括官吏在内的中国人中少有的。1907年5月，40岁的蔡元培放弃国内的身份地位，在驻德公使孙宝琦帮助下前往德国，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再次学习了4年之久。
因为公派留学机会搁浅，蔡元培没有放弃，决定自费。当时他还需要抚养妻儿四口，孙宝琦答应每月资助银子30两，让他在驻德使馆中做兼职，但使馆只应允照顾食宿，不提供职务和薪金。为此，蔡元培给当时在德学习的唐绍仪侄子唐宝书、唐宝潮兄弟四人做家庭教师，为他们讲授国学，每月报酬100马克。他还通过同年同乡挚友张元济先生向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特约蔡元培在欧洲为该馆著文或编译，按照千字3元（编译）和5元（著述）的标准，每月稿酬100元（约合今人民币7000元左右），如此保证留学所需，并维持国内妻子儿女的生活。
辞职，辞职
他自称“好好先生”，但其实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他终生都涉足官场，辞职之烦扰于他几乎是家常便饭。
1890年，24岁的蔡元培应邀出任上虞县志总纂。他所定的编写条例得不到各分纂的赞同，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辞职。
1898年，32岁的蔡元培时任翰林院编修。传统中国社会，中进士点翰林后，就意味着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更意味着身系国之重望参与写史的行列。但当年戊戌后，蔡元培仍选择了辞职。
1900年，34岁的蔡元培已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一年多，学堂新旧势力争执不断，他支持新派，遭到出资人的干涉。蔡元培断然辞职，后勉强留任。次年，因办学经费的事再起矛盾，蔡元培就辞职离开。
1902年，36岁的蔡元培时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一年多，学校发生，蔡元培支持学生退学，他自己则是辞职。
1912年，46岁的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7月2日，为抵制袁世凯专制独裁，蔡向袁当面坚辞教育总长。
1917年，51岁的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7月3日，因抗议张勋复辟，向总统黎元洪提出辞职。后复任校长。
1919年，5月4日“”爆发，部分学生被捕，蔡元培四处奔波救助被捕学生，7日上午10时，被捕学生终于悉数获释。8日蔡元培向总统徐世昌递送辞北大校长信，并发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当晚离京。后放弃辞职。
同年12月31日，北京市小学以上各学校教职工要求政府以现金发薪而罢课，教育部未能及时应对，蔡元培与北京其他各大专院校校长联名辞职。1920年1月8日，蔡元培再度辞职，直至1月12日教育部及北京政府对教职工所提要求完全承认，才又复职。
1922年，56岁的蔡元培痛感对北大学生“平日训练无方，良深愧惭”，愤请辞职。后经多方挽留而复职。
1923年，57岁的蔡元培为抗议北京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向总统府提出辞去北大校长职，并发表《关于不合作宣言》。
1928、1929那两年，蔡元培几乎月月在写辞职信：请辞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请辞司法部长，坚辞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坚辞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坚辞国民政府委员……有人统计，蔡元培先生一生辞职有24次之多，其中为北大辞职7次。
关键词：蔡元培；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科学教育思想
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山阴县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民主主义教育家，他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冯友兰说：“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近代的大教育家，这是人们所公认的，我在大字上加了一个最字，因为一直到现代我还没有看见第二个像蔡元培先生那样的大教育家”。[1]北京大学教授萧超然说：”如果中国古代最大的教育家是孔子的话，那么中国近代最大的教育家就是蔡元培，蔡元培是继古代孔子之后独步于中国近现代文坛的教育巨匠”。[2]
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恢弘浩淼，不啻于人类教育思想史上的一座宝库，而内容丰富、深蕴哲理的科学教育思想则是整个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如奇珍，光芒万丈，辉映寰宇，泽被后世；似丰碑，立足近代，秉承古代，昭启现代。
蔡元培的科学教育思想，基于他本人的经历实践和探索思考，基于他所生活的社会状况和时代环境；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源于近代西方文明的影响。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是非常值得我们珍视和研究的。作为中国教育思想史乃至人类教育思想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蔡元培的科学教育思想有其自身复杂的背景和广泛的来源。拙文就此二端稍作探析，藉以祈教于方家，冀获引玉之功。
一、时代背景：近代中国的落后及世界列强的入侵
作为封建社会的垂暮之年，清朝后期，已是风雨飘摇，大厦将倾，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文化失落，教育废弛，社会动荡，国内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空前激化，危机重重。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增加生产、扩大市场、赚取高额利润，从而肆意将殖民侵略的贪婪触角伸向了海外，积极争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中国，作为世界上物产丰饶、地广物博的东方大国，早令列强垂涎欲滴了。英、法、美、俄等资本主义国家纷纷接踵入侵，《中英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瑷珲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落，中国进一步丧失了和领土的完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再次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大大地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此后，英、俄、美、日、法、德等国争先恐后地夺取侵华权益，迅速掀起了一个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
当蔡元培于1868年诞生之时，正值中国因鸦片战争失败而遭受资本主义列强凌侮的时候，而甲午战争的失败尤使蔡元培震惊，面对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西方列强，他深切感受到中国明显的衰弱，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他开始涉猎“新学”。“自甲午以后，朝士竞言西学，孑民始涉猎译本书。”[3]1899年，蔡元培读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使他“始知炼心之要，进化之义，乃证之于旧译物理学、心灵学诸书，而反之于春秋、孟子及黄梨洲氏、龚定庵诸家之言，而怡然理顺，涣然冰释，豁然拨云雾而睹青天。”[4]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人们只关注与治国安邦密切相关的那些圣人礼法和伦理纲常，科学长期遭受冷落。“我国人士，由来尤多好高骛远，专尚空谈，以致有科学落后之今日。若仍因循故知，不图努力精进，则恐唯有受天演之淘汰而已，然此亦因限于科学、智识之幼稚也。国内发明既寥若星辰，著作尤鲜若鸿毛，欲求一可读之书，殊不可得，深进研究，更属梦想。”[5]至于今日中国之学术程度，“则吾人益将无地以自容”。可是，世界列强则为另一番图景：“近来列强提倡学术研究，不遗余力。在国内，固然不惜用最新的设备，集中专门人才，使之致力于宇宙的秘奥，事物的创造，崭然有新的发见或发明，以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名誉，而且高掌远蹠，肆力于国外，尤其眈眈于我国疆土。”[6]蔡元培为中国缺乏现代科学而万分自愧，他认为，欧洲人所谓的某学某术受中国影响，指的是中国古代的学术，而非中国当今的学术，在西洋科学发达而中国科学落后的现实形势下，今人无可引以解嘲。
近代中国的落后，引发了蔡元培的深切思考，他在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比较中西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进行科学教育，方是振兴祖国，改变落后状况的有效途径。“欲救吾族之沦胥，必以提倡科学为关键。”[7]20世纪初，世界科学迅速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发达，科学竞争日趋激烈，世界上的强国，无不是工业兴隆，对于声、光、化、电的学问研究得细致入微的，蔡元培说：“今人竞言科学救国矣。夫科学何以救国？岂不以人类所以进化之秘奥，他学所不能明者，科学能之；国家所赖以生存之要素，他术所不能致者，亦为科学能之。并世各国之富强，正与科学之发达以骈进。”[8]蔡元培指出了科学的重要作用及科学发达与国家富强之间的正比关系。他数度出国留学，将中国与西方进行比较，探求西方诸国国富民强的奥秘，认为中国在近代以后科技已经落后，要想富强发达，唯有学习欧美先进的科学技术，他指出现代文明源于欧美，“盖欧化优点即在事事以科学为基础，生活的改良，社会的改造，甚而至于艺术的创作，无不随科学的进步而进步。”因此，我国要发展，“尤不可不于科学的发展，特别注意呵！”[9]蔡元培的科学教育思想正是在这种近代中国落后及西方列强凌侮的时代背景下盟生的。
二、广泛来源：中西方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1、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
就“百家争鸣”而言，蔡元培赞誉如是：“我国先秦时代，诸家风流，颇具科学途径，治哲学者有道学，治道德政治之学者有儒学，治论理学者有名学，治法学者有法家，治词学者有纵横家及小说家，治农学者有农家，治理工之学者有墨家，其学说皆有独到之处，足与希腊学者抗衡。”[10]先秦时代的“百家争鸣”，其科学途径深深地激发了蔡元培的民族自豪感。正如他在《中国伦理学史》中所说：“种种学说并兴，皆以其有为不可加，而思以易天下，相竞相攻，而思想界遂演为空前绝后之伟观。”[11]事实上，确如蔡元培所言，奇伟壮观的“百家争鸣”在中国思想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百家争鸣”中所反映的学术民主和学术自由精神深深融入了蔡元培的精神世界，成为他自由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百家争鸣”中各派学说所呈现出的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繁荣景象，成为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的源头；“百家争鸣”中寻求变革、促进发展的学术理论，成为蔡元培冲破传统、积极变革的原动力；“百家争鸣”中崇真尚实、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成为蔡元培科学精神的主要来源。综上所述，“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成为蔡元培科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正向来源，从正方向上丰富了蔡元培科学教育思想的内容。
2、对儒学独尊的深切反思
蔡元培认为，在我国学术史上，法家偏重群性，道家偏重个性，二者均不适合我国民族的习惯，只有儒家能兼顾个性与群性，在中国流行了二千年而不被更替。但是他随后又对儒学展开了深切的反思：“中国墨学中绝，故以后科学不发展，而宗仰孔子之儒家，自汉以来，不能出烦琐哲学之范围。”[12]虽然墨家重视科学技术教育，在我国科技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在“儒学独尊”强势冲击下，同为显学的墨家，不得不急流勇退，归于沉寂。蔡元培认为，在我国最近的一千年内，国人的思想为烦琐的哲学所束缚，因而科学极不发达，科学上的进步也特别缓慢，根本就不能与科学发达的世界各国作同一速度的演进。蔡元培对我国汉以后儒家学者的治学方法也做了一番深思：“自汉以后，学者偏重读书，如董仲舒治《春秋》，三年不窥园；阳城读书集贤院，昼夜不出户，凡六年，皆为人所艳称。使人以此为学，真古人所谓专己守残者耳。”13]在古代中国，科举取士成为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途径，激起了众多学者的学习热情，但是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中央集权专制下，儒家经典是考生重点研习的内容，儒学理论是考官判别优劣的标准。“学而优则仕”，全国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吸引到科举这座“独木桥”上来，科举制度成为向知识分子灌输儒学教义、向全国普及儒学理论的强有力手段，这比行政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命令更有效地“罢黜”了“百家”，使诸子成为被禁之列，结束了新学术、新思想的百家争鸣。
在近代中国，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崩溃，儒学思想的主导地位，逐步发生了动摇，这引发了先进知识分子的反思，蔡元培就是其中杰出的一位。蔡元培是标准的儒家学者，但他却能对儒学思想进行深切反思，这一点尤为可贵。对“儒学独尊”的深切反思，成为蔡元培科学教育思想的逆向来源，儒学重伦理教育、轻自然科学教育，儒学尚继承、轻创新等弊端，从反方向上给蔡元培科学教育思想以重要的启示。
(二)西方近代文明的影响
蔡元培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但他数度留学西洋，对国外文化也颇有研究，而这些又成为其科学教育思想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来源。
1、康德哲学思想的指导
康德是18世纪德国著名的古典主义哲学家，在世界范围内，他第一次提出有科学价值的天体起源学说。他用自然自身具有力量的观点将太阳系描绘成一个有发生、发展的演化过程，该过程无需神力的“第一推动”，从而在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上打开了最初的缺口。
1907年以后，蔡元培五次走出国门，其中三次留学于德国大学，留德期间，他几乎每个学期都在大学开设的康德哲学讲座上听课，其中有冯特所讲的《新哲学史-从康德至当代》和福尔特所讲的《康德哲学》等。听课、读书之余，他翻译了德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鲍尔生根据康德哲学思想撰写的《伦理学原理》一书，留学法国期间，蔡元培还草拟了《康德美学述》一文。
以康德的“二元论”哲学为指导，蔡元培建构了他的哲学和教育思想体系，他认为世界可分为两个方面：一为现象世界，即物质世界，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均属之，它是相对的，有形的，有限的，受因果律的制约，与时间、空间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是可以经验的，属于政治范围；一为实体世界，即本体世界，一切精神现象均属之，它是绝对的，无形的，无限的，不受因果律的制约，无时间、空间的限制，是超越经验之外的，是超政治的。依据上述划分，蔡元培认为属于物质世界（现象世界）的自然和社会永远不可能进入本体世界（实体世界），只有人的精神才能进入这个世界，物质世界只有通过人的精神才能与本体世界相通；而与本体世界愈接近，人的精神就愈趋于自由高尚，人也就愈变得纯真完美。本着这样一种对宇宙人生、对社会发展的总体认识，蔡元培指出：“教育者，则立于现象世界，而有事于实体世界者也。故以实体世界之观念为其究竟之大目的，而以现象世界之幸福为其达于实体观念之作用。”[14]蔡元培认为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是相互关联的，是一个世界的两个方面。他认为联合现象世界和实体世界的津梁就是教育。教育虽然立于现象世界，不排除对现象世界幸福的追求，但其最终目的却在于追求实体世界的最高精神境界。所以，他认为教育工作从根本上讲，就是帮助受教育者发展其能力，养成“完全人格”，为人类文化的进步恪尽一份责任。
在以康德哲学思想为指针而制定的民国教育宗旨中，蔡元培将科学教育放在首要位置，康德的哲学思想毫无疑问是蔡元培科学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
2、德法科学文明的激励
就科学而言，在西方文明世界中，蔡元培尤为推崇德法两国，“近世言科学者，率推德法两派。法人多创见，德人好深思，两者并要，而创见尤为进化之关键也。”[15]蔡元培以为德法两国的科学程度各有千秋，德国注重精细分析的研究，法国注重发明新法的研究，我国学者应充分吸收两国特别是法国科学家的发明锐气。这种发明的锐气在蔡元培看来，它的实际表现则是：在近代社会科技革命的浪潮中，世界各国竞相发明新的器具，德国的飞艇、法国的飞机，为人们的交通旅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法两国能够持久作战，究其原因，蔡元培认为是两国科学的发达。他如此推崇德法的科学文明，这与他在这两国的留学经历是密切相关的。1907年夏，蔡元培赴德留学，学习德文；1908年进莱比锡大学学习，历时三年六个月；1912年9月，蔡元培再度赴德留学，继续在莱比锡大学学习，至1913年6月止。他在德国留学所修的课程主要有《心理学原理》、《儿童心理学与实验教育学》、《心理学实验方法》、《德国现代文明史：其过去与现在》、《德国古代与中世纪的文明》、《德国现代文明史：世界观与科学观》、《古典时期的德国文明》、《欧洲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的历史》、《作为一个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歌德》、《现代自然科学的主要研究成就》等，就这个粗略的课程目录，可以看出几点：（1）蔡元培在选课方面特别重视文化史、文明史方面的课程学习，他并没有从狭义上来理解教育，而是将教育的内容即文化道德和教育方法理论即心理学联合起来学习；（2）在研究西方文化方面，他尤其注重对科学基础的探讨，此后又将之与中国文化作了比较研究，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在中国开创了文化史比较研究的传统；（3）蔡元培善于学习那些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先进的科学成果，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欧洲文明怎样过渡到近代文明的这个根本问题。可以说近代化、现代化是他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为了研究这个问题，他特别注重学习一些自然科学。1913年，蔡元培赴法国留学，学习法文，从事著译、考察和研究，积极参与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和华法教育会，至1916年10月受命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止。此间，蔡元培除了翻译康德的著作外，于1915年以德国哲学家鲍尔生与冯特所著《哲学原理》为基础写成《哲学大纲》。1920年10月至1921年9月，蔡元培赴欧美各国考察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先后去了德法等十个国家，访问了这十个国家的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拜会了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等大科学家。1923年7月至1926年2月，蔡元培又一次赴欧洲，在德法等国从事讲学、考察、参加各种学术活动。
蔡元培十分重视吸收外来文化，在面对技术先进的西方各国时，他毅然离开发展停滞的祖国而抵达近代化的国度，学习并且精通西方新出现的科学文化知识。他的理念是：一个民族，不能不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犹如一人之身，不能不吸收外界的空气及饮食，否则就不能有所长进。
德法两国的科学文明对蔡元培的影响极大，他在欧洲各国留学和考察期间，耳濡目染，深受其熏陶，德法两国的科学文明是蔡元培科学教育思想的又一个重要来源。
时值民族危机，蔡元培抛弃了封建士大夫的头衔，踏上了资产阶级的救国救民的道路，他继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吸收西洋文明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科学教育思想，它是在立足时代背景的基础上，对东西方文化的有机融合，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相结合的产物。
参考文献：
[1]冯友兰.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A].见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纪念集[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48.
[2]萧超然.蔡元培与近现代中国教育改革[A].见丁石孙、萧超然、梁柱等著：蔡元培研究集[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5.
[3]转引自蔡元培研究会编：论蔡元培[C].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89：203-204.
[4]高平叔.蔡元培全集：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4：96.
[9]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卷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535－536.
[11]、[14]高平叔.蔡元培全集：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4：9；133.
[10]、[13]、高平叔.蔡元培全集：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4：62.
[15]高平叔.蔡元培全集：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84：145.
这是一个静谧的弄堂，弄堂南侧是独门独栋的法式三层楼。一楼是“蔡元培故居陈列室”，二楼和三楼如今住着蔡元培的女儿蔡睟（suì）盎。
踩着光线昏暗的木楼梯“咚咚”上楼，蔡睟盎正在接电话，一口上海话说得慢条斯理，像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总在话尾加上“的”，很有古风。保姆告诉记者，这个82岁的古稀老人，不分早晚地接听各种电话，连饭都吃不安稳。
蔡睟盎是蔡元培的第5个孩子。她前阵子摔伤了腿，得用双手撑着桌子，才能勉强走几步。老人很热情，只要有客人来，就会详细询问人数，然后吩咐保姆去买小柑橘，去甜点店买四色点心。蔡睟盎有一个红色签名本，上面有每位来访者的签名，里面竟然已有8万人。
十年找到恋爱感觉
说起蔡元培，有两件事令人不能忘怀，一是他在北大，二是他与“五四”运动。蔡元培是浙江绍兴山阴县人，他的一生经历了清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政府时代，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他的“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等名言警句影响了许多教育仁人，被认为是中国教育革新的第一人。
蔡元培一生清廉简朴，没有置业，常常搬迁。在上海，他最早住在凤阳路，后来搬到万航渡路、愚园路、华山路。1937年，举家迁往香港。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两年后，他的妻子周峻带着儿女回到了现在的住所。
蔡元培一生结过三次婚，有两个女儿和五个儿子，长子6岁夭折。蔡睟盎和蔡怀新、蔡英多是第三位夫人周峻所生。目前，也只有这三位子女还健在。
蔡元培的第一段婚姻是旧式婚姻，由兄长做主。也许因此，很多专题片省略了这段往事，很少提及。蔡睟盎对此不太满意，“第一位母亲王昭虽然是旧式女子，但是见识很广。父亲跟她结婚的时候还是个秀才，不久就中了举人。”
1900年，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他写出了《夫妻公约》，重新调整与妻子王昭的关系，这对结婚十多年的夫妻在这时找到了恋爱的感觉。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王昭因病去世。
蔡睟盎说：“父亲在祭文里写过，王昭从来不跟官场太太往来，很淡泊。后来父亲因为反对清朝，辞去翰林院官职回到家乡教书，很多人都说他傻，但她带着两个儿子从北京回到家乡，支持他。”蔡睟盎听说，当时很多人都劝父亲复职，唯独王昭没有劝过他。“我父亲信奉男女平等，劝她放脚、不要迷信鬼神，她也听，准备逐步去实行。同时也尊重他。这段感情胜过新婚。”
以开演说会代替闹洞房
王昭去世时，蔡元培33岁。这时的他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颇有名气，很多文人志士纷纷上门来给他说媒。为防媒人扰其清净，蔡元培贴出了“征婚启事”：第一，不缠足。第二，识字。第三，男子不娶妾，不娶姨太太。第四，丈夫死后，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这份“征婚启事”在当时可算惊世骇俗，上门的人顿时退避三舍。
1901年的一天，蔡元培在朋友家看到了一幅工笔画，线条秀丽、题字极有功底，出自书香门第黄仲玉之手。黄仲玉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当地有名的才女。她没有缠足，识字，还精通书画，孝敬父母，完全符合蔡元培的择偶标准。蔡睟盎说：“父亲爱美术，先看到黄仲玉的画，还没见到人，就托人去提了亲”。
这次婚礼完全是现代文明式的。当时，蔡元培到周峻下榻的宾馆迎接周峻，之后两人一起到苏州留园，拍摄了结婚照片。蔡元培西装革履，周峻身披白色婚纱。在婚礼的宴席上，蔡元培还向大家讲述了他们的恋爱经过。“忘年新结闺中契，劝学将为海外游。鲽泳鹣飞常互且，相期各自有千秋。”蔡元培就是用这样的文字，记下了他的第三次新婚。
婚后十天，蔡元培携周峻及子女离沪，奔赴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夫人和女儿都进了国立美术学院，而他则开始潜心编写《哲学纲要》。每临黄昏，布鲁塞尔的林间小道上，总能见到一对老夫少妻相偕而游，吟诗赏月。
后代命运各不同
蔡睟盎打开夹在圆桌上的台灯，拿出蔡元培全集第七卷，朗读起父亲为大姐威廉去世写的《哀长女蔡威廉文》。她把书捧得很近，坚持读完全文。蔡睟盎说，父亲最爱大姐。大姐生得很美，在大学里有很多追求者。“后来大姐爱上了美术理论家林文铮，结婚前夜，她为父亲画肖像，希望画可以陪伴父亲，可惜这幅画没有画完。后来大姐不幸去世，这个消息，母亲不敢告诉父亲，她和大姐夫商量好，每次写信仍落款‘威廉附笔请安’。母亲也没有告诉我们，只是让我脱掉红色的鞋。”
1940年3月5日，就在周峻50岁生日的前两天，蔡元培在香港病逝。
蔡睟盎回想父亲最后的岁月，“本来父亲是计划从香港出发，转道越南，从陆路去昆明，和大姐会合。后来，父亲看到一张昆明的报纸，上面写着‘女画家蔡威廉追悼会、遗作展’。父亲很伤心，写了这篇文章。一年后，就在香港去世，临终还惦记大姐。”
蔡睟盎从出生起，就一直陪伴在父亲左右。蔡元培和孩子们无话不谈，为孩子们做玩具，读《西行漫记》。“有人觉得我父亲当过官（教育总长），当官的人都会让自己的儿子去学法律、学政治，以后也好当官，但父亲对我们的教育非常开明，他曾写了七个字给母亲‘且从诸兄学实科’，告诫我们要学习实在、有用的科目。”
蔡睟盎的大哥蔡无忌留学法国13年，是畜牧兽医专家；大姐蔡威廉留学比利时和法国，学习油画卓有成就，但英年早逝；二哥蔡柏龄是法国部级物理学博士，曾与法、美科学家共同发现反铁磁性现象，获法国国家科学院奖章。她说：“大哥很聪明，十几岁就把法国大百科丛书看下来了。他到临终前还在工作，他说中国农业史还没写完，中国畜牧兽医史也没写完。第二天，他就不能讲话了……”
蔡睟盎一生未嫁，离休前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研究员，每天步行上下班，来回五公里。60年代起，她先后担任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8年离休。
接受了西方新思想的蔡元培，正在重新思考女权的定义。面对纷至沓来的媒人，蔡元培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他挥毫泼墨写下一张“征婚启事”，高悬于书房的墙壁之上。
蔡元培在启事中列出五项征婚条件：第一，要不缠足的女性；第二，对方要识字读书，通文墨；第三，婚后一夫一妻，男不娶妾；第四，如果丈夫先死，妻子可以改嫁；第五，意见不合，可以离婚。
蔡元培的做法，真可谓冲破藩篱的大胆举动。20世纪初江浙女子之中仍盛行自幼裹足，而与蔡元培年龄相当的女子有天足的可谓少之又少。女子无才便是德，仍是当时的治家格言，有文化的女性并不多见。单单是这两条标准，将很多人拒之门外。让人们感到更为“过分”的是最后两条，竟然说什么“改嫁”，又说“意见不合，可以离婚”，这简直是天理难容！怎可在尚未成婚之前就说出如此荒谬的话？
媒人们看了蔡元培的征婚启事后，愤然离去。蔡元培却不以为意，如果不能按自己的想法找到伴侣，那还不如孤身一人。
一年之后，蔡元培终于找到了她理想的爱人――出身书香门第的黄仲玉，有着一双天足，思想开明，识字且精通书画。二人喜结良缘，并举行了中西合璧的新式婚礼，以“开演说会”的形式代替了闹洞房。
这是一段平等的婚姻，夫妇双方可以彼此平视――黄仲玉对蔡元培的爱当然如同高山一样，需要她的仰视，而蔡元培无时不刻在关注她的生活和命运。他们从一个个人生的坎坷走向平坦，从一次又一次的风霜雨雪中走向晴天朗日。他们在精神上是平等的。
1920年，蔡元培赴欧洲考察，就在这期间，夫人黄仲玉去世了。此时的蔡元培已经年过50，担任北大校长，日常事务繁多。由于家庭和工作的需要，蔡元培不得不再次续娶。和上次一样，蔡元培再次公开了自己的择偶标准：第一，本人要具备相当的文化素质；第二，年龄可以略大；第三，熟谙英文，能成为他的助手。
3年后，33岁的周峻走进了蔡元培的生活。这一次，二人举行了现代文明式的婚礼，蔡元培西装革履，周峻则身披洁白的婚纱。在婚宴上，一对新人还向大家介绍了两人的恋爱经过。
论文摘要：蔡元培的大学教育理念及其在北大的实践对近现代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他反对把大学作为官僚养成所，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 自由，兼容并包”。主张发展学生个性，实行选科制。反对文理相隔，主张文理沟通。反对校长独断独行，实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这一系列大学教育改革思想，对于当今高等教育所面，临的素质教育、高校改革创新以及课程建设仍有一定的现 实意义。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教育家，他长期致力于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的研究，多次专门考察德国和法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教育，深受西方大学理念的影响，为高等教育改革奠定了深厚的思想理论基础。蔡元培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尤其是为改革和发展中国高等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大学是什么，古今中外学界有不少论述。古代的“大学”教育指的是最高层次、最完善的教育。《说文解字》：“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 ”；“学，觉悟也，从教形，意尚蒙也” 。《大学》在开篇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熹的《大学章句》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认为：“大学者，非谓有大楼渭也，有大师之谓也。”在蔡元培先生的心 目中，“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基于这种“大学观”的大学理念，蔡元培把个人学识和时代要求紧密结合，再加上他又较长时间主持北京大学，有丰富的大学教育实践经验，因而形成了颇有创建性的比较系统的大学教育思想。
一、大学应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
大学，按照蔡元培的理解，是指“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综合性高等教育机构，也是一个思想包罗万象、言论百家争鸣的场所。大学应当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是蔡元培办学的指导思想，也是他大学教育思想的出发点。1912年 5月 16日，他以教育总长身份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在演说中就提出“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目标就是按照现代大学的标准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立大学理念。北京大学的前身是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辛亥革命后，虽改名为北京大学，但由于北洋军阀政府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坚持以孔孟之道去禁锢人民的头脑。此时的康有为等保皇派，也在上书黎元洪、段祺瑞积极主张将孔教定为国教。当时的北京大学官僚积习很深，校政极其腐败。不少人把上大学作为升官发财的阶梯，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读书就是为了猎取功名利禄。教员中也有不少是不学无术的，课堂讲授敷衍塞责。学校里封建复古的陈腐思想泛滥，制度混乱，学术空气稀薄。 为了扭转这种腐败的学风，蔡元培在就任校长的第一次演说中明确指出：“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强调了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他还提出，大学不能只从事教学，还必须开展科学研究，要将学术研究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个地方若是没有一个大学 ，把有学问的人团聚在一处，一面研究高等学术，一面推行教育事业，永没有发展教育的希望。”他要求大学教员不是灌输固定知识，而要对学问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大学生也不要死记硬背教员的讲义而要在教员的指导下自动地研究学问。为了使大学能承担起教学 、科研双重任务，他极力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中详列了三点理由：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深造创造条件。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 ，有从事科学研究 的机会。
蔡元培对大学性质的认识切合了中国当时的国情、北京大学的校情和世界大学的发展趋势，他“从 1917年到 1919年仅两年多的时间，就把北大从一个官僚养成所 变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把死气沉沉的北大变成一个生动活泼的战斗堡垒”。他在办学指导思想的重大变革，不仅促进了北大的发展，其意义远超出了一所大学的范围，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从大学应该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这一思想出发，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主要体现在学术和教员两方面。
1．在学术上反对墨守成规，提倡自由发展。学术自由是大学的灵魂。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前，北大是腐败与专制并行，学校像个衙门，没有多少学术气氛，教师不学无术，墨守成规，学生无心学习。蔡元培立足于中国近代教育国情，强调了自己的治校方针是“依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他认为大学应该广泛吸收各种人才，容纳不同学派。如果抱残守缺，持一孔之论，守一家之言，不可能成为真正高水平的大学。“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悉听其自由发展。”在学术上各种派别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应该在相互包容和讨论中吸收精华，促进学术的发展。
2．以学术造诣为主罗致各类人才。由于学说必须由人提倡、宣传和发展，教员又以研究、传授学问为己任，所以思想 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实际中更多地体现在对待教员方面。为贯彻兼容并包的原则，蔡先生首先“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 学问的兴趣” 。在聘请教员上，最重要的标准是有无专门学问。只要有真才实学，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就聘为教员。在担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立即请陈独秀任文科学长，随即聘任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为教授，他们和原北大的钱玄同等学者一起致力于北大文科的革新。而对于确有真才实学而学术观点、政治倾向不同的守旧学者，只要不妨碍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仍延为教授，展其所长，对他们一视同仁，绝不歧视。如刘师培，曾参与反清革命，后变节为清探，又为袁世凯称帝效力，但国学造诣极深，故仍聘任为教授，讲授《中国中古文学史》。对于学术水平低下，教学态度恶劣的教员，则不管什么人，坚决辞退。 因此，北大一扫往 日沉闷保守的气息，教师队伍一时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各种思潮学说纷起，形成了各种学术思想新旧交融、百家争鸣的活跃气氛。在文科教师队伍中，既集中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也有政治上保守而旧学深沉的学者，如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崔适、陈汉章等。在政治倾向上，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主张改良。在新派人物中，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的不同代表。当时的北大，“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盛极一时。北大也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酝酿发祥的思想摇篮。
蔡元培思想 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起了进步作用，从思想学术上为国人开导出一股新潮流，冲破了旧有习俗，推动了大局政治，使得新文化有了立足之地，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科学民主的思想得以传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蔡元培不仅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
三、学为基本，术为支干，文理沟通
在学科建设上，蔡元培的基本思路是：“学”为学理 ，“术”为应用 。文、理是学，法、商、医、工、农皆为应用，故是术。“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趣不同，文、理学也，虽也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非研究真理为目的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亦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 ，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经验，促进术之进步。” J(丹 “学为基本，术为支干”，“学”必借“术”以应用，“术”必以“学”为基础 ，但 “学”重于“术”。这一改革思路扭转了当时重术轻学、重工轻理和重应用轻理论的偏向。在北大蔡元培主要进行了如下整顿。
1．扩充文理，改变“重术轻学”的思想。蔡元培认为，没有基础学科的发展，应用学科的发展决不会有后劲，鉴于当时存在“重术而轻学”的现象，蔡元培认为大学为研究学理的机关，要偏重文、理二科。因此在学制的设置上，《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须合于下列各款之一，方得名为大学：“一、文、理二科并设者。二、文科兼法、商二科者。理科兼医、农、工三科或二科，一科者。”他保留北京大学文科原有的哲学、中国文学、英国文学三门，增设史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三门。理科原有数学、物理、化学三门，增设地质学一门。工科并人北洋大学，原有工科两班，毕业后即停办。商科改为商业学门，并人法科。同时扩充文、理两科的专业门类，加强两科的建设。北大遂由原来的五科改为文、理、法三科大学，突出文理两科，强调基础理论 的地位，也是蔡元培“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观点的延伸。
2．沟通文理，废科设系。蔡元培认为传统文、理分科的做法已不适应近代科学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文理是不能分科的，文科里面包含着理科，如史学、文学均与科学有关，而哲学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同样理科各学科与哲学有关，自然哲学 ，尤 其为 自然科学的归纳。而且，由于学科之间的彼此交错，有些学科不能截然分开。
如心理学从前属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划人理科；理学中有人文、地质、地理，分别偏于文科和理科，很难辨其学科性质，“文科的哲学，必植根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为了避免文理科学生相互隔绝，互不沟通，蔡元培主张沟通文理，合为一科。1919年，他在北大 撤销了文、理、法三科界限，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全校设立 l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3．改年级制为选科制。为进一步落实文理沟通的思想，在教学制度上，蔡元培主张采用选科制。1917年 10月，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 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 40个单位，必修占3／4，选修占 1／4。选修科 目可以跨系。1919年暑假后，选科制在北大各系陆续施行。
选科制体现了蔡元培“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思想，同时也是落实他“沟通文理”思想的一个具体措施，为文、理科学生相互选修课程提供了方便。1922年以后，全国其他高校也纷纷采用选科制。
四、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在学校管理体制建设上，以教授治理校务，用民主制度决定政策，以分工方法处理各种兴革事宜是蔡元培的基本思路。蔡元培反对大学校长独断独行，主张民主办校。1912年，他任教育总长时亲手起草的《大学令》中就已确立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大学校务管理原则，规定“大学设评议会，以各科学长及各科教授互选若干人为会员，大学校长可以随时齐集评议会，自为议长”，但未能切实施行。蔡元培初到北大时，一切校务仍然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连各科学长也无权与闻其事。蔡元培任校长后，认为这种局面不利于学校建设和教学活动的开展，开始分步建立教授治校的体制。第一步，设立评议会，重新制定了北大的《评议会章程》，规定“大学内部规则”须经评议会通过，始能生效。评议会成员由各科学长和教授代表组成，校长为当然的议长。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如制定和审核学校各种章程、条令，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学衔，提出学校经费的预决算等。第二步，组织各 门教授会 。1917年，北大评议会通过了《各学科教授会组织法》，规定各门重要学科，各自合为一部，设教授会。各教授会各设主任一人，由本部会员投票选出，任期两年，其职责是：分管各学门的教务，规划本学门的教学工作。
蔡元培主张教授治校，主要是为了让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管理学校，1920年，北大开学时 ，他说：“我希望本校以诸教授为各种办事机关的中心点，不要 因校长一人的去留使学校受影响。”1922年，在《北大成立二十周年纪念会开会词》中，他说“为沟通文理科及采用教授制起见，将学长制取消，设各系教授会，主持各系的事务。最近又由各系主任组织分组会议，凡此种种设施，都是谋以专门学者为本校主体，使不至因校长一人之更迭而摇动全校。”
经过蔡元培的一系列管理体制的改革，北大逐步革除了原来的“形同衙门”的管理体制，建立了以教授为主体，以评议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和总务长为基本机构，立法、行政、教务、事务分立的教授体制。体现了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思想，提高了工作效率，从而促进了北大的蓬勃发展。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大学产生以来第一个系统地总结、阐述大学观的教育家。他的大学教育理念及其在北大的实践对近现代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他反对把大学作为官僚养成所，认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重视大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发展学生个性，实行选科制；反对文理相隔，主张文理沟通；反对校长独断专行，实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制度等一系列大学教育改革思想，对于当今高等教育所面临的素质教育、高校改革创新以及课程建设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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