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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杜牧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②。
注释：
①诗题一作《赤壁怀古》。 ② “东风”二句：感慨当年赤壁之战中假如不是东风给了周瑜方便，二乔也会成为铜雀台中的俘虏。铜雀，即曹操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建造的铜雀台，是曹操的享乐之处和建安邺下文人的活动中心，因楼顶有大铜雀而得名。二乔，东吴乔公的两个女儿，一嫁孙策，称大乔，一嫁周瑜，称小乔。
上榜理由：
武宗会昌二年（842）四月，杜牧出任黄州刺史，游赤壁（黄冈的赤鼻矶，因耸立江边，山岩呈赭红色，所以称“赤壁”，并非曹操与孙刘联军赤壁大战之处），感汉末战事，遂作此诗。
同是怀古，杜牧此诗的写法却又与刘禹锡以上二首不同。这首《赤壁》不重叙事、不重描写，也不营造意境。全诗用语平平淡淡，仅以一件残戟做引，一句议论点题：“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只是这一点题，就像一石投湖，激起涟漪万千，全诗也顿时鲜活起来。同时也激起了历代诗评家的关注。宋人许认为赤壁之战这样严肃的历史事件，不该落脚到两个女人的命运上，评价此诗：“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清人沈德潜也认为杜牧的议论是“轻薄少年语”。
相较而言，反对许论断的声音更多一点。宋明之际已有人为此诗辩护，到了清代更是拥护如潮，吴乔评赏此诗“用意隐然，最为得体”；贺贻孙称赞它“风华蕴藉，增人百感，正风人巧于立言处”。到了近代，刘永济的点评更加清晰明了：“大抵诗人每喜以一琐细事来指点大事。即如此诗，二乔不曾被捉去，固是一小事，然而孙氏霸权，决于此战，正与此小事有关。家国不保，二乔又何能安然无恙？二乔未被捉去，则家国巩固可知。写二乔正是写国家大事。且以二乔立意，可以增加诗之情趣。”
（编选自《唐诗排行榜》，中华书局2011年版）
思索·感悟
1、《赤壁》是秋季的。
2、《赤壁》是唐代诗人杜牧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诗人即物感兴，托物咏史，点明赤壁之战关系到国家存亡，社稷安危；同时暗指自己胸怀大志不被重用，以小见大。
3、这首诗是诗人经过赤壁（今湖北省武昌县西南赤矶山）这个著名的古战场，有感于三国时代的英雄成败而写下的。发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十月的赤壁之战，是对三国鼎立的历史形势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一次重大战役。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韵味诗眼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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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红楼梦》第一回）。痴，可解释为：无知，傻；疯癫；入迷。如果解释为入迷的话，则对任何诗人都是适合的。任何诗人都要进入如醉如痴的境界，才能写好诗。作为鉴赏者来说，都要深“解其中味”，才能读好诗，讲好诗。
据说目前有些中小学老师讲古诗，只停留在释词译句的阶段，有的则在后面附加一条政治思想教育的尾巴，语言枯燥，令人生厌。
怎样欣赏诗歌？怎样从事诗歌教学？关键在于品出诗的韵味来。要品出诗的韵味，就要做到（一）知人论世，博学多闻；（二）不炒现饭，立足于新；（三）紧扣诗眼，咀嚼生味；（四）进入角色，引起共鸣。
（一）知人论世，博学多闻
教与学是一桶水与一杯水的关系。老师积累的学识，必须大大超过讲课的内容，才能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因此不能满足于教学参考资料。平时要勤学苦练，多读一些典籍及文艺作品，还要懂点历史，懂点美学，提高文化修养，丰富生活阅历，了解创作的时代背景和创作目的。进而理解其思想内涵和艺术技巧等，这样才能提高对诗歌的鉴赏能力。如杜牧《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如果只是简单地注译一下，就是：一根折断的戟埋在沙里，铁还没有完全锈蚀，我亲自拿起它来磨洗一番，认出是前朝赤壁的遗物。如果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孙刘联军就会失败，连二位乔夫人都会被曹操掳去，关在铜雀台上，供其淫乐。这样枯燥的翻译，还有什么味道呢？要讲得生动有趣，就要这样讲析：
赤壁有六，（黄冈、汉阳、汉川、武昌、嘉鱼、蒲圻）历代文人习惯于将黄冈赤壁当成三国赤壁。一度贬为黄州刺史的坡说的“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念奴娇·赤壁怀古》）。请朱日浚曰：“赤壁何须问出处，东坡自是借山川”。也曾做过黄州刺史的杜牧也是借三国赤壁之酒杯，浇自己胸中之块垒而已。
发生在公元208年10月的赤壁之战，孙刘联军打败了曹军。诗人从反面着笔：假如这次东风不给周郎以方便的话，那么大乔小乔就必然被俘。孔明利用曹植《铜雀台赋》的“揽二桥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将高楼间的两座桥（即复道）曲解为大乔和小乔。（桥通假为乔。此事见《三国演义》第44回。）《许彦周诗话》曰：“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顾，只怕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许彦周）讥杜牧《赤壁》诗，不说社稷存亡，惟说二乔，不知大乔孙策妇，小乔周瑜妇，二人入魏，即吴亡可知。此诗人不欲质言，变其词耳”。诗人必须用形象思维反映生活，才能以小见大，见微知著，耐人寻味。
赵翼还批评此诗“不度时审势，徒作异论，以炫人耳”（《瓯北诗话》）。这种说法只是就史论史，而没有联系杜牧其人，探讨其异论之所由发。杜牧有经时济世之才，而终生寄人篱下，为人幕僚或远守僻郡，“一肚皮不合时宜”，所以特别强调东风的作用，乃暗喻自己知兵，而生不逢时，借史实以吐其胸中不平之气，即含有阮籍登广武战场时发出的“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这样的感叹，自负不凡，风格俊爽，体现了“雄姿英发”的气概。
由上可见：这首诗只有二十八字，却涉及到天文（天气预报有东南风，而不是借东风），地理（身在黄冈赤壁，而借三国赤壁以抒怀），历史、军事（赤壁之战），训诂学（桥通假为乔）和文学知识（包括三曹的文坛掌故、小说《三国演义》，文艺理论中关于塑造人物形象不必坐实地名、史实，形象思维要以小见大，才能耐人寻味等等）。可见要“解其中味”，非有渊博的学问不可。
做学问不要急功近利，有些年轻人只看了一个选注本就急于写论文，往往不全面不深刻，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应先看选注本，后看全集，才能融会贯通。如李白《独坐敬亭山》：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还。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如果孤立去看，难于理解其中含义。如果对照其受谗后写的《赠从弟》：“一朝辞病归江海，畴昔相知几人在？前门出揖后门关，今日结交明日改”。才理解到《独坐敬亭山》乃愤世嫉俗之语。李白看透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这首诗用的拟人手法。似乎众鸟也浅薄无情，一见到李白，就全部高飞而去；似乎孤云也世故圆滑，一见到李白，就悠然地飘飘而去。三四句偏从不独处写出“独”字的韵味：你们这些势利小人都远离我而去吧！看来只有敬亭山是我的知音，它绝不会跑掉，我在看山，山也在看我，互不厌倦。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贺新郎》）。也是点化这首诗的意境，都有睥睨世俗的无限感慨。
要解其中味还要读点历史。我听了一堂毕业班学生讲《卖炭翁》的课，讲课人是一个学习态度认真的三好学生，她能大胆尝试，就应大力肯定。但那堂课讲的枯燥无味。这不能怪她，原因之一是她不了解历史，以致未能给学生以思想上的启迪。
讲这首诗应首先讲清题目下的自注：“苦宫市也”。宫，指宫廷。市，指买东西，名词作动词。据韩愈《顺宗实录》第二卷，《通鉴》第235卷，《旧唐书》第十四卷，《张建封传》均载此事，是中唐以后皇帝对人民财物的一种野蛮而残酷的掠夺。德宗贞元（785－805）末年，派宦官到市面上购买物品，宦官请几百个狗腿子遍布热闹街坊，叫做“白望”。看到所需要的东西，就口称“宫市”，随便付一点报酬，强买强卖，公开掠夺。有些还索要门户钱（户口税）和脚钱。市民看到他们就关门逃避。这首诗就是反映这一弊政给人民造成的痛苦和灾难。苦、意动，认为苦。即指受到宫市之害而感到痛苦。这首诗思想较进步，但也有局限性，未反映农民的反抗精神。据韩愈《顺宗实录》：
尝有农夫，以驴负柴，宦者称宫市取之，与绢数尺，又就索门户，仍邀驴送柴至内。农夫啼泣。以所得绢与之，不肯受，曰：“须得尔驴”。农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后食。今以柴与汝，不取值而归，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殴宦者。
白居易（772－846）和韩愈（768－824）系同时代人，不会不知道此事，足见白居易是有意这样写的。
如果了解上述历史，就能了解宫市的内涵。不然的话，学生还以为是流氓集团的个人行动，那就无法认清封建社会的反动本质。
陆游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示子yù＠①》）。我们也可以说：汝若欣赏诗，功夫在诗外。因此，要提高对古诗的欣赏能力，首先就要勤学苦练，博学多闻，广泛阅读作品，读点历史，读点美学，提高文化修养。如果才疏学浅，孤陋寡闻，就只能是释词译句，索然寡味了。
（二）不炒现饭，立足于新
鉴赏诗歌或从事诗歌教学，要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内容新颖，切忌炒现饭，老一套。但要端正方向，既要立足于新，又不能危言耸听。立足于新，首先是适应时代的需要，形势在发展，现在的教学对象变了，我们的学生思想活跃，自我意识强。价值观念在不断变化，有一股不断探索的精神，如果我们仍以陈旧的观点对学生进行说教，势必使学生产生厌倦情绪或逆反心理。
不但观念更新，知识也得更新。俗话说：“学无止境”。我们不能照本宣科地读教材，念讲稿，不能套用一种刻板的公式和结论。在教学过程中应有的放矢，灵活运用，切忌炒现饭，贵在创新意。
如《木兰诗》的教学，还像传统那样逐字逐句地讲解，学生肯定乏味，如果采取启发式教学，提一些引人深思的问题，效果则大不一样。如问为什么写“唯闻女叹息”？为什么写木兰一再想念爹娘？这样写是否损害了木兰的英雄形象？为什么用四句写买鞍马？这样是否犯复？为什么只用了六句写十年征战生活等等，通过师生共同活动，学员回答，教师补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木兰诗》善于从矛盾斗争中刻划人物性格，其实写出征前的叹息，才真实感人地表现了木兰被封建礼教束缚的女性身份，写征途中思念父母，才能突出其爱祖国、爱民族的进步思想战胜了狭隘的家庭观念。第一段写木兰问答用了十二句，第二段写买马用了四句，只有这样铺叙，才能渲染在国家民族斗争尖锐时刻人物的紧张心情和激烈的战斗气氛。谢榛说：“若一言了问答，一市买鞍马，则简而无味，殆非乐府家数”（《四溟诗话》）。而写十年征战只用了六句，这是因为繁简的标准取决于与主题思想的关系如何。凡与主题思想关系紧密者则详写，关系少者则略写。这首诗的主题是歌颂木兰代父从军的形象，而非写人物传记及战争经过，故详写其出征情况而略写其十年征战生活。
立足于新，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而进行的观念更新和知识更新，不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更不是为了赶时髦，凭一时之见，抓住某一片面理由，就作翻案文章，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传统文化，对传统评论一概否定。如《孔雀东南飞》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这对夫妻的悲惨遭遇，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的罪恶，表达了追求男女婚姻自由的合理愿望。但汤斌先生的《＜孔雀东南飞＞的悲剧与父系社会家庭结构形式的瓦解》（《文学遗产》1989年第6期）却危言耸听、生搬硬套了弗洛伊德的理论，用所谓俄狄普斯情结来分析这个悲剧，认为焦母趁仲卿不在家的日子里逼儿媳通宵达旦地织布，是进行待。为了证实焦母有强烈的性要求，就在年龄问题上作文章，推断焦母是一个中年寡妇，说焦母之所以排斥刘兰芝是由于“性嫉妒”，“当儿媳进门之际……于是就化为极端嫉恨的心理”，等等。我认为这样的求新是不足为法的。
（三）紧扣诗眼，咀嚼生味
所谓诗眼，是指一首诗或一句诗中最精炼最传神最关键的一个字。
古诗词教学如何做到既使学生受到思想上的启迪，而又不失语文课的特点？关键在于区分语文课和政治课的不同之处，前者是通过字、词、句的解释上升到篇章结构，即通过紧扣诗眼，通过活生生的艺术形象来感染学生。如讲《卖炭翁》就应着重通过“把”、“称”、“jiǒng＠②”、“叱”、“牵”、“驱”、“惜”，特别是“系”、“充”等诗眼来揭露宫使的强盗行径。
手把文书口称敕，
jiǒng＠②车叱牛牵向北。
宫市掠夺人民财物根本用不着文书，一个“把”字说明他们只是虚张声势进行讹诈。宫廷在长安城北，炭车歇在城南，宫使就大声吆喝（叱牛）着把牛车掉过头来（jiǒng＠②车）牵向北边走。“jiǒng＠②”、“叱”、“牵”写出了不容老翁分辩强行把牛赶走的横蛮无理的嚣张气焰。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牛车已被赶走，才腾出笔来写老翁的心理活动。一车炭要砍上万斤柴才烧得成，需要多少烟薰火燎？它凝聚着老翁的多少心血和希望！而今已全付之东流！一个“驱”字，一个“惜”字，把老翁那种痛不欲生而无可奈何的心情形象地刻划出来了。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系，打结；挂上也。说明宫使根本不讲道理，不讲价钱，强行把没有什么用处的库存货（二丈红绡一丈绫）往牛角上一挂，就算作了炭的价线。诗人不发一句议论，就戛然而止。老人是怎样带着又饥又困的身子回去的？他还能活得下去吗？这些问题全留给读者去思索，同时又不禁为老人的悲惨遭遇而潸然泪下，为宫使的罪恶行径而切齿痛恨！
通过上例可见，讲透了诗眼，诗的韵味自然就出来了。足见政治思想教育不是游离于课文之外的一条附加的尾巴，而是寓于教师声情并茂的对课文的理解剖析之中。
诗眼一般在什么地方呢？一般在动词上。因为动词能表现事物的发展变化，矛盾斗争，最能体现诗的意境，所以鉴赏诗，首先要在动词上下功夫。
以动词作诗眼的脍灸人口者，比比皆是。如“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孟浩然《临洞庭赠张丞相》）。“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杜甫《旅夜书怀》）。“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元稹《行宫》）等等，举不胜举。
还有以副词作诗眼的。副词一般与动词结合起来，相得益彰。如“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副词）逢君”（杜甫《江南逢李龟年》）。“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白居易《钱塘湖春行》）。“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等。
还有不少是以形容词作诗眼的。如王维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红楼梦》第48回香菱赞“直”字“圆”字用得好，“再找不到两个字来换这两个”。再如孟浩然尝于太学赋诗，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的诗句，使一座惊服。（王士源《孟浩然集序》）妙处也在于形容词“淡”用得极好，魏庆之誉之为“灵丹一粒，点铁成金”（《诗人玉屑》）。至于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泊船瓜洲》）更是脍灸人口。有时还以介词为诗眼。如杜牧的《山行》诗云“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这首诗的诗眼是介词“于”。于，比也，胜似也。为何比二月的花还要红？在神不在貌。因为它的火红，它的艳丽，是经过抗严寒、傲霜雪的结果。满山红叶，胜似春花，不但刻划了枫林的外在美，还刻划了它的内在美。杜牧在一般人以为萧瑟的秋风中，有着独特的美的发现，表达了达观进取的生活态度。获得了高昂健康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给人以思想上的启迪和艺术上的享受。
也还有以数词为诗眼的。如：
郑谷在袁州，齐己携诗诣之。有《早梅》诗云：“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谷曰：“数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齐己不觉下拜。自是士林以谷为一字师。
（魏庆之《诗人玉屑》卷之六）
郑谷改“数枝”为“一枝”，这个“一”字就是诗眼。因为“一枝”是最早开的梅花，意境更新，韵味更浓。
（四）进入角色，引起共鸣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绝大部分都是抒情诗。有人认为诗学就是情学，认为诗是心灵的燃烧。所以古人读诗或低声吟哦，或漫声长吟。古人称作诗曰“吟咏情性”（《诗·周南·关雎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磋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毛诗序》）。所以诗歌教学与鉴赏，不能只满足于释词译句。读诗也好，讲诗也好，最重要的是自己进入角色，把自己的感情全部投入进去。如果冷冰冰地以旁观者的身份来朗读、分析、讲解，就会索然寡味。老师的一颦一笑，语言声调，无不牵动学生的心弦，师生感情同频共振，就能收到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
朗读课文切忌无精打采，有气没力。要注意声音宏亮，抑扬顿挫，以高低快慢的不同声调，展现诗歌的意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朗读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结庐在人境》）时，要把“悠然”二字拖长声调，体现陶潜那种悠然自得的心情，让学生理解陶潜那种蔑视官场寄情山水的高风亮节和优美意境。
教师要以无限深情朗读讲析歌颂祖国山河的诗篇，如王维的《山居秋溟》和李白的《望天门山》等诗篇，给人以美的薰陶和精神上的愉悦，教师在一边朗读，一边讲解，同学也不约而同地齐声朗诵，引起强烈共鸣。在这时，一种对祖国自然美的无限赞颂之情，不禁油然而生。要以无限深情歌颂历史上的仁人志士的豪情壮志，如对屈原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为国牺牲精神，对杜甫的“以饥寒之身而怀济世之想”的崇高品质，都倾注着无限景仰之情，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学到了知识，又培养了民族自豪感和积极进取精神。
总之，在中小学的古诗词教学中，如果能做到以上四点，教学效果一定会有大的提高，也能很好地给学生以思想上的启迪和艺术上的享受。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辶加鹬左
周郎赤壁
“赤壁争雄如梦里，且须歌舞宽离忧。”唐代诗人李白诗中所吟的赤壁便是指周郎赤壁。
周郎赤壁位于湖北省赤壁市(原蒲圻县)西北36千米处的长江南岸。三国时，著名的赤壁之战就发生在这里。对于这次战役，晋代陈寿的《三国志》和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均作过精彩记述，古典小说《三国演义》对此也有生动描写。
蒲圻赤壁，古名石头关。孙权、刘备联军曾在此用火攻，大破曹操战船。由于当时火光冲天，映照江岸，崖壁一片彤红，“赤壁”由此得名。此处遗迹很多，成为历代名人凭吊、吟咏抒怀的胜地。解放后，经过修整，并增建了亭台和旅社等。
在赤壁矶头的石壁上，刻有各种文字、印记、诗赋和画像。仅镌刻“赤壁”二字的题榜即有4处之多，其中字体最大的“赤壁”题榜为楷书，字径达150厘米×104厘米，气势雄健，遒劲苍古，相传系周瑜亲笔所题。南宋时，诗人谢叠山乘船经过时，亦曾见石壁上有这两个字。此字的上下方均有刻字，其上方刻有高达120厘米的“鸾”字，其下方有古代诗人题记和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镌刻的诗文。近旁有诸葛亮、刘备等人的画像。这组古代石刻，左右配伍，上下辉映，更增添了赤壁的历史厚重感。
在蒲圻赤壁遗址的南屏山顶建有拜风台，又名武候宫。传说是诸葛亮祭东风的七星坛遗迹。后入筑台建官，以资纪念。拜风台前后相连着两殿一厅，周围环绕苍松翠柏，巍峨宏丽。前殿有介绍赤壁之战的各种图片、文字史料，后殿塑有诸葛亮、刘备等人的坐像。抱厅陈列着许多珍贵的出土文物。
金鸾山腰建有凤雏庵，相传三国时，庞统曾隐居于此。在赤壁山头，建有翼江亭，传说是东吴的军事哨所，周瑜、诸葛亮等曾在此嘹望江北曹军的动静。亭系近代重建，四周芳草凝碧，山花斗艳，极富诗情画意。在此可一览大江风光。前人到此曾留下许多诗篇：“江上战余陵是谷，渡头春在草连云”，“长江天堑系安危，江上帆樯曳夕辉”。
今天，浦圻赤壁以其丰富的文物和优美的风景，以及历代诗文碑刻和动人传说，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人。从这个意义说，蒲圻赤壁可谓“文武兼备”的赤壁。
东坡赤壁
看过小说《三国演义》的人也许会问：怎么又出了一个“东坡赤壁”?回答这个问题，要冼从苏轼贬官黄州谈起。
苏轼(公元1037-1101年)，四川眉山人。他20岁考取进士，担任过翰林院学士、礼部尚书和侍读(给皇帝讲课的官)等官职。后来因写了一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诗词和文章而获罪，被捕入狱。出狱后，于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二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苏轼剐到黄州，就写卞了《初到黄州》一诗：“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竹连山觉笋香……”他一到黄州，就爱上了黄州的山水，也喜欢上了黄州的美食，并写了很多文章和诗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前后《赤壁赋》和《赤壁怀古》。因为苏轼在黄州写了《赤壁赋》，黄州赤壁才有了名气，成为海内皆知的名胜古迹。
东坡赤壁位于长江北岸，在古黄州(今湖北黄冈)城西。断岩临江，突出下垂，色呈赭赤，形如悬鼻，因而得名“赤壁”。据《黄州府志》记载，城外赤鼻山“崖石屹立如壁，其色赤，亦称赤壁”。
赤鼻山风景优美，为历代名人游览的胜地。唐代时，李白、杜牧等曾来此游玩。杜牧留下了“城高倚绝，地胜足楼台”的赞美诗句。北宋文学家苏辙说这里是“波流浸灌，与海相若”。南宋诗人陆游认为这里是观赏风景的“佳处”。苏轼评价这里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可见，古代的黄州赤壁以水取胜，以山见长，山水兼备，景色宜人。难怪苏轼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经常邀请客人泛舟于赤壁之下。他们或乘着月光，或身披霞辉，驾着扁舟，在“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的江面上惬意飘荡，饮酒赋诗，相互唱和，好不快乐。
黄州赤壁名胜古迹很多，大多与苏轼有关。拜谒黄州赤壁，不能不去二赋堂。此堂建于清代康熙年间，画檐雕棂，清秀雅致。堂内有苏轼前后《赤壁赋》的木刻和石刻，故名二赋堂。正中，有一上下顶立的巨幅木壁，将堂分为前后两半，木壁正面是《前赤壁赋》，背面是《后赤壁赋》，均出自书法名家之手。走进二赋堂，顿有“唯闻翰墨香”之感。
东坡赤壁的现存建筑是1922年改建的。解放后，经过多次修缮整理，焕然一新。除二赋堂外，还有留仙阁、碑阁、酹江亭、放龟亭等瑰丽典雅的建筑群。每一处古迹都有许多动人的传说，留下了不少古人的诗文佳句。
赤壁辨析
查阅《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我们得知，赤壁有三――蒲圻赤壁、黄州赤壁和今天山西省河津县西北的赤壁，后者是十六国前赵光初元年(公元318年)刘曜称帝所在。
苏轼在《前赤壁赋》中云：“西望夏口(今武昌)，东望武昌(今鄂城)，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苏轼泛舟赤壁，浮想联翩，他不由得发出了感叹：难道这不就是曹孟德被周瑜打败的地方吗?
“二赋”写成之后，有人讥笑苏轼不知道三国赤壁究竟在哪里，以为苏轼弄错了地方。其实，苏轼明知黄州赤壁非蒲圻赤壁，仍按三国赤壁来写，不过是借题发挥而已。清代诗人朱日浚在《赤壁怀古》诗中写道：“赤壁何须问出处，东坡本是借山川。古来胜迹原无限，不遇才人亦杳然。今古登临同此地，风流未坠草芊芊。”苏轼本人也写过：“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人道是”就是“别人说是”，显然，这是苏轼借传说来抒发自己的情怀。
蒲圻赤壁，又称三国赤壁、周郎赤壁。因它与战争有关，古人称之为“武赤壁”。它在长江南岸。
黄州赤壁，又称东坡赤壁，在长江北岸。明朝茅端征在《赤壁集・序》中指出：“没有苏轼，则无黄州赤壁。”换句话说，因为苏轼在黄州写了《赤壁赋》，黄州赤壁才有了名气，几乎海内皆知。清代康熙年间，黄州知府郭朝祚把黄州赤壁正式命名为“东坡赤壁”，并亲书门额。从此，黄州赤壁同苏轼的名字连在了一起。由于黄州赤壁是因历史文化名人而出名的，为了区别蒲圻的“武赤壁”，人们又把黄州赤壁称为“文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
东风不与周郎便，
铜雀春深锁二乔。
暑假到了，我和妈妈怀着愉快的心情来到湖北省的赤壁，那里空气清新，阳光明媚。
我们来到沙滩上，我和妈妈开始堆沙堡、挖通道，我和妈妈一人拿了一个小铲子挖，我们挖呀、挖呀，终于挖了一个深深的洞，累得我和妈妈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手上和脸上都沾满了沙子。接着，我们又开始挖通道，突然，挖出了一个长长的东西，我拿出来一看，原来是一把剑，竟然还没有烂掉。
我把它磨一磨又洗一洗，上面出现了“三国”两个字，原来是三国时期的兵器。
若当初不是刮起东风，方便周瑜火攻，还是刮西北风，那么操曹就会打败周瑜，抓起二乔关在铜雀台，让他们失去自由。
我们又参观了其它景点，赤壁的文物古迹真多呀！
关键词：黄州府；人文重镇；文化生态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3-0106-08
清代道光朝著名文臣、两江总督、湖南人陶澍说：“汉魏以来，襄、郑一带衣冠极盛，近则文风首推武、汉、黄三属，而安陆、荆州、德安、沔阳次之，襄阳远不逮矣。”陶公目光犀利，所论湖北人文的发展大势不差，只不过他所说的“近”不够明确，是宋、元，还是明、清？尤其是把“武昌府”、“汉阳府”排在“黄州府”之前。不知出自何种标准？若论朱明王朝，则黄州府的人口数、进士人数、书院数以及《湖北艺文志》及其《补遗》中的著作人数等各项指标均居湖北省第一位，尤其是明代黄州府弦歌不绝，一流大师云集，思想学术领一时之。黄州府并非湖北的中心城市，在明代却成为湖北的人文重镇，对这种人文气象形成的文化生态的探讨，无论是对区域文化史的研究还是对当下的文化建设都意义重大。
一、明代黄州府的人文气象略探
明代的湖北是继先秦、两汉三国之后人文历史的又一高峰，故汉阳徐澄宇为《湖北诗征征诗启》云：“朱明代兴，文风大振。诗言四派，楚居其三。”荆州、襄阳和黄州府曾经是湖北人文发展史上的三大重镇。具体而言：“春秋战国时代湖北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在荆州附近的郢。……从汉代开始，襄阳渐有取代荆州成为湖北重心之势。……从明代开始，湖北的经济和文化就进入了‘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的时代。武汉周围的黄州府、武昌府、汉阳府，无论就学校数、科举考试中式人数，还是所出文化名人数，都高于省内其他地区；荆州府、襄阳府在省内仍属发达地区，但其领先和重心的地位已经丧失，退居到次要地位。”据张建民研究，“有明一代，湖北各府州县科举进士总计达11 19人。全省八个府中，以黄州府中进士人数最多，达321人；其次为武昌府232人：荆州府190人；承天府147人；德安府108人；襄阳府68人；汉阳府43人；郧阳府10人。”
如果说科举最高级别的进士还不能完全代表人才的话，那么作为文化化石的古籍和文化结晶体的著作是有说服力的。据《湖北艺文志》及其《补遗》中的《湖北古代著述人物表》统计，有明一代可考的湖北各州府的著作数量为：黄州府406人，武昌府185人，荆州府164人，德安府90人，直隶安陆州75人，直隶沔阳州51人，汉阳府42人，襄阳府33人，郧阳府7人。故嘉靖乙未进士王廷瞻在《黄州府志后序》中说：“夫黄，在楚称巨郡。而文献尤甲诸郡。”又说：“黄既为楚巨郡，声名文物，又与海内大区相比数。”声名文物之盛又以思想学术为标高，“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政治思想、道德伦理思想、文艺思想、科技思想以及社会风尚等精神文化的诸多侧面，往往杂糅于学术著作之中，因此，我们把思想学术史作为狭义文化史的主干看待”。而哲学又执思想学术之牛耳，“宋明哲学有三个里程碑，分别以‘天理’、‘良知’、‘童心’为最高范畴，而以‘童心’为最高范畴的哲学体系，正是李贽的创造。”而成就李贽的正是黄州府的山水与人文，“黄州，山水清远，土风厚善。其民寡求而不争，其士静而文，朴而不陋。虽闾巷小民，知尊爱贤者。”一个外乡人客居黄安、麻城达十七、八年之久，其间以开风气之先“必自楚人始”自信的公安三袁、状元焦竑、汪可受、周柳塘等纷纷前往麻城，砥砺学问，激扬文字，黄州府成为人文荟萃之中心，李贽与耿定向的每一次论争，朝野侧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与李贽在黄安、麻城的惊世骇俗之论是明代科技与人文的双子星座。
二、黄州府成为湖北人文重镇的文化生态根基
（一）湖广行省地缘政治结构的流变
“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日：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这是清人顾祖禹从政治军事的角度论述湖广之形胜，但巧合的是荆州、襄阳、武昌历史上都曾经是湖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种中心地位的形成与地缘政治结构关系紧密，“对于古代中国社会来说，地缘政治结构是受地方行政制度与自然环境双重约束下所形成的区域空间结构”。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从西周到北宋，中国的中央政府主要建在北方，都城主要在西安一洛阳一开封一线，荆州和襄阳得此地缘之利，“盖天下之形势视建都者为推移，藩屏之疏密视建都之向背何如耳”。故江陵和襄阳在元代以前曾是湖北的行政中心，宋代以后鄂州（今武昌）地位上升，成为湖北的重心，但其行政中心的地位并未确立。到了元代鄂州成为湖广行省的治所，鄂州才全面确立大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1281年，原来迁移至湖南潭州的湖广行省治所又迁回鄂州，于是鄂州正式成为湖北的行政中心，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改鄂州路为武昌路，后又改为武昌府。这样自楚昭王十一年冬（公元前505年）起，郢（大约在战国中晚期之际被称为江陵）作为楚国都城，在近一千八百年的时间里，湖北的行政中心在江陵和襄阳，黄州府远离湖北的行政中心。宋元之世，蕲、黄二州分治，宋代蕲州、黄州属淮南西路，其治所在寿州，今安徽凤台；元代蕲州路、黄州路属河南江北行省，其治所在汴梁，今河南开封，宋元二世蕲黄均处于所在省的偏远地带，远离其行政中心，故王葆心说：“宋、元之交。吾蕲黄以边傲，文化榛芜。”
朱明代兴，湖广进入了“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的时代，武昌成为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黄州府毗邻武昌，一变其两千年来的不利地位，获得区位优势。洪武十一年（1378年）明政府将蕲州归属黄州府，实现了“蕲黄合一”。标志着自东晋、南北朝、隋、唐、宋、元以来近千年两州分治局面的结束。受此地缘政治和行政区划变动的影响，黄州府文化勃兴。从先秦至清康熙之世，黄州府古籍见之于《四库全书》的有40人的著作，其中最早的在唐代，乃贞元间蕲州人卢储，绝句两首；宋代有7人；其余均为明清之人，且有明一代共23人，尤其是出现了享誉全国的一流大学者，如医药学家李时珍，理学家顾问、顾阙，竟陵派代表作家刘侗等。哲学大师黄冈人熊十力在《问津学会启》中总结道：“有明心学之兴，黄冈郭氏、黄安耿氏、蕲春顾氏，并为荆楚大师。”又据《湖北历史人物词典》记载，宋元之世，黄州府人物占全省12%，而明、清、民国之世则分别占30%、36%、34%。足见地缘政治与行政区划的产生对区域文化的发展作用巨大。
（二）历史积淀是文化复兴的基石
王葆心在总结明代黄州府麻城县的科举之盛时说：“大抵人文科目、衣冠之兴衰。存乎一时之风气，如齐、鲁，如洛、闽，皆以地望表学术：次则捂绅科第，亦乘地望。”又说：“故风气之开，必积久乃成，成后亦可积久不灭；其灭也，必有种种摧败之方”。这说明人文重镇的形成非一日之功，必积久乃成，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实事求是的说，黄州府历史上的居民多为少数民族。远古时期，三苗是也；夏商周时期，越楚争锋；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五水蛮强大滋生。相对而言蛮民文明进化较迟，故鄂东地域民风彪悍，而学风稀薄。晚唐大诗人杜牧为黄州刺史时尚感叹：“黄境邻蔡，治出武夫，近五十年，令行一切，后有文吏，未尽削除。”蕲黄二州为隋伐陈的主战场。对结束天下分裂的局面起了重大作用。伴随着隋文帝平定南陈，居住在蕲黄二州地域的五水蛮同化进程加快，“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僻处山谷者，则言语不通，嗜好居处全异，颇与巴渝同俗。”在同化的过程中，蕲黄二州地域的民情风俗在悄悄发生改变，蕲春“人性并躁劲，风气果决。包藏祸害，视死如归，战而贵诈，此则其旧风也。自平陈之后，其俗颇变，尚淳质，好俭约，丧纪婚姻，率渐于礼，其俗之敝者，稍愈于古焉。”以平陈为界，蕲黄二州风俗大变，实乃文治教化之功。隋唐之世，天下重归一统，强大的中央集权，高度发达的文化，至杜牧为黄州刺史时，蕲黄二州地域已没有汉、蛮之别了，“黄州在大江之侧，云梦泽南。古有遗风，今尽华俗。”自杜牧守黄州，天地灵气，气节文章开始照临本邦，诚如陆游云：“然自牧之、王元之出守，又东坡先生、张文潜谪居，遂为名邦。”自唐历宋而至明，名儒硕彦，文采风流。道光癸卯举人、刑部郎中邓琛在《光绪黄州府志序》中总结道：“自宋王元之、苏子瞻二公气节文章照临此邦，山川亦勃发其清淑之气，笃生俊哲。自是以还，理学名儒，文采经济，史不绝书。见于明史者五十三人，文物声名，遂为楚中之冠。”由此可见，杜牧、王禹傅和坡三位客籍名宦是黄州文化的播种者、传承者和奠基者。
会昌二年（842年）四月二十三日，杜牧从京城由比部员外郎外放黄州，直至会昌四年（844年）九月离任。明弘治十四年《黄州府志》卷5载：“杜牧，大和间为黄州刺史。有才名，多奇节，吏民怀服之。有诗见艺文。”杜牧守黄州乃黄州之幸。人民之福。当时的黄州还只是一个“户不满三万，税钱才三万贯”的下等州。杜牧出生于关中大族、文化世家，其远祖杜预是西晋著名政治家和学者，祖父杜佑是中唐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先后任三朝宰相，作为文化世家的传人，杜牧曾自豪的说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杜牧本人才华横溢，其诗与李商隐并成为“小李杜”，尤以“七绝”见长。其作于黄州任上的怀古咏史诗《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不仅开创了咏黄州赤壁之先河，而且给黄州赤壁注入金石之声。堂堂剑气，一扫晚唐诗风的靡靡之音，绮靡之气，在俊拔峭健之中，不失风华流美之致，其豪情与才气挥洒在黄州的山水之间。让黄州吏民怀服的不仅仅是诗文，而且还有一个为政者的人格魅力，“今者蒙恩，擢授刺史，专断刑罚，施行诏条，政之善恶，唯臣所系”。作为一个文化巨子，杜牧对推行文治教化表现了高度的自信与自觉，“止一县宰，独能不徇时俗，自行教化，唯德是务，爱人如子，废鞭笞责削之文，用忠恕抚字之道，百里之内，勃生古风。”在某种意义上，杜牧是黄州文化的播种者，因为“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落后地区的发展则更加与某些杰出人物密切相关。唐代江南、岭南等一些文化后发地区，其文化发展主要依靠先进文化的持续输入。文化输入的途径，除了民间的渠道之外，官方教化则更为重要。”圆
如果说杜牧来黄州是自我放逐的话，王禹傅则是被动选择，所幸的是他“不以谪为患”，而是把自己融进黄州雄奇的山川之中，“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从而开创了中国贬谪文学的新纪元，一种“忘却忧患得失的超迈人生态度”，表现出“劲健高旷”的旷达情怀，诚如作者自己所说“平生诗句多山水，谪宦谁知是胜游。”（《听泉》）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旷达情怀，屡遭贬谪却愈挫愈奋的刚健有为的人生态度对黄州士人的精神世界影响巨大。
王禹偁可以说是黄州文化的传承者，作为宋初散新的先导者，他在《送孙何序》中说：“咸通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闻。”主张文章：“传道而明心。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又辅之以学，助之以气。”明确提出要以韩愈为师，强调以学问入文，文章以气为助，这是宋代诗新理论的先声。这些文章革新理论，直到咸平二年（999年）三月二十七日赴黄州就任刺史以后，通过自己的诗文创作得以实现，尤以《黄州新建小竹楼记》传诵千古，既有古文的畅达疏朗之美，又不失骈体的对称与铿锵。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对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赤壁赋》影响巨大。从对黄州学子的影响来看，更是不可估量，王禹偁不仅把当时最新的诗新理论带到黄州，而且通过诗文创作为黄州学子提供了学习的样板。不仅如此，王禹偁冒着触犯神灵的风险，重修文宣王庙，在黄州人民的心中重建精神的殿堂，黄州学子终于有了自己学习的场所，对推动黄州的文教事业功德无量。然天妒英才，成平四年（1001年）王禹偁改任蕲州刺史月余就“托体同山阿”，卒年48岁。“子规啼月小楼西”，他的精魂与功业永远留在黄州，他也赢得“王黄州”之誉，个中缘由，诚如苏轼所说“夫贤人君子，天之所以遗斯民，天下之所共有，而黄人独私以为宠，岂其尊德乐道，独异于他邦也欤？抑二公与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也。元之为郡守，有德于民，民怀之不忘也固宜”。
陈寅恪先生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而坡正是赵宋文化的集中代表者，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浪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能多见的。”坡是黄州文化的奠基者，他对黄州人文的影响全面而深刻。具体而言，一是自苏子瞻谪居黄州，宋代一流文人和学者云集黄州，如唐宋家之一的苏辙，江西诗派鼻祖的黄庭坚，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柯山张耒。二是黄州本土文人学者第一次崛起，“近世以诗得名，自言傅衣江西，尝作宗派图。自豫章以降，列陈师道、潘大临……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就籍贯而言，江西籍十一人，居第一，湖北籍六人，居第二，而这六人中五人是黄州府，即潘大临、潘大观、夏倪、林敏功、林敏修。三是大大普及了儒佛道三教文化，黄州人下层人士之中创造性人才井喷。东坡是文化的化身，佛心道骨，兼儒家济世之志，在黄州的山水间一路行来一路歌，与各色人等交朋友，尤其是与黄州下层人士的交往，大大触发了这些“身为下贱”之人的创造之光，“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阳狂垢污，不可得而见。”名医庞安常就是其中之人。庞安常不仅医术高明，而且文化修养极高，颖悟异常，据《东坡志林》记载：“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亦日螺师店。予买田其间，因往相田得疾。闻麻桥人庞安常善医而聋，遂往求疗。安常虽聋，而颖悟绝人，以纸画字，不书数字，辄深了人意。予戏之曰：‘予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疾愈，与之同游清泉寺。”又如江西诗派骨干成员，黄州诗人潘大临，隐居武昌樊口，沽酒为生，东坡居黄，收为门人，与东坡诗酒唱和，一日诗人谢无逸寄信潘大临，索其新作，大临回复道：“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气所蔽翳。昨日闲卧，闻搅林风雨声，欣然起，题其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至，遂败意，止此一句奉寄。闻者笑其迂阔。”异人并不一定是身居高位之人，但往往是创造性人才，是人间难得之士。四是创造了精彩纷呈的“黄州赤壁文化”，正如鄂东文史专家余彦文先生在《黄州赤壁文化》序言中所说的那样：“黄州赤壁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雅文化的典范，是中国士大夫文化的精华。”自东坡以后，黄州赤壁由“周郎赤壁”向“东坡赤壁”的转变，实现了“周郎事功”向“东坡文章”的飞跃。
经历唐宋元三世之积淀，至朱明之世，黄州府文化世家大兴，这是历史积淀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化大兴之标志。据《中国文化世家·荆楚卷》统计，湖北湖南有74家“文化世家”，其中湖北省有32家，而黄州府有15家，居第一，而这15家中，除了黄冈潘氏世家是宋代以外，其余十四家均为明清以后。明代黄州府著名的文化世家有蕲州的顾（顾问、顾阙）、冯（冯天驭）、郝（郝守正）、李（时珍）蕲州四大家和黄安一麻城的耿、梅、刘、李、田五大名门望族。关于文化世家对学术文化的促进作用，陈寅恪先生曾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有过精辟的论述：“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中原经五胡之乱，而学术文化尚能保持不坠者，固由地方大族之力，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诚哉，斯言！李时珍在医学上所取得伟大成就，个中原因多多。但家学传承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蕲州李时珍家族四代行医。其父李言闻自幼饱读诗书，文化功底深厚，中过秀才。李时珍本来按照家族意愿走科举仕途之路，自幼发奋苦读，“读书十年，不出户庭，博学无所弗窥”。然两次举人考试败北，“诗人不幸医家幸”，从此“李言闻的诊所是李时珍的课堂和实习基地；李言闻的药园是李时珍的实验室；李言闻的著作是李时珍的必备教材；李言闻藏书、与李言闻友善的其他书香门第藏书，是李时珍的图书馆；李言闻、与李言闻相知的饱学之土（如顾问、王世贞）是李时珍的老师和益友。天才成长的这种环境。是李言闻一手营造的。”
（三）经济勃兴是人文重镇形成的基础
“东南财富地，江浙人文薮”描述的是宋元时期长江下游之江、浙两省成为国家经济与文化的中心，同时也揭示了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宋元之世，东南之长江下游平原关乎国家命脉，“粮安则天下安”，故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谣，及至明清之世，则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说。由“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虽不能说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在经济地位上超过了长江下游的江苏浙江，但至少可以说明两湖平原在明清之世取代太湖平原成为国家粮食主产区和国家商品粮基地，顺利接过江浙的产业转移，湖北自春秋战国的楚国之后进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二个战略机遇期，“通常的看法认为，战国以后的两湖平原——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在中国社会经济天平上无足轻重，唐人即有‘扬一益二’之说。这种陈陈相因的观念，导致后人对湖区平原社会经济研究的误区：偏重于长江下游太湖平原和长江上游成都平原，而对长江中游两湖平原则相对冷落。”
地缘政治和交通条件也是影响两湖经济在全国地位的重要因素。湖北承北启南，联东袂西，处天下之要冲，境内交通线路纵横交错，其中全国通大动脉有两条，其一是经荆州襄阳纵贯南北，其二是沿长江横通东西，故东晋习凿齿说：“楚有二津：谓从襄阳渡沔，自南阳界出方城关。是也通周、郑、晋、卫之道；其东则从汉津渡江夏出皋关，是也通陈、蔡、齐、宋之道。”自春秋战国至六朝，湖北境内的南北交通干线居主导地位，隋唐以后，大运河成为南北交通最重要的干线，宋元之世，长江下游之江浙两省成为全国富裕之地，京师供给主要通过大运河，湖北被甩在这条大动脉之外。湖北经济社会发展沉睡千年之后，到明中叶而大放异彩，其标志是“湖广熟，天下足”和汉口的兴盛，这两者之间又互为因果：
中国之地，四通八达，莫若楚也。楚固泽国，耕稼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郡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言其土地广沃，而长江转输便易。
这里透露了几个重要信息，诸如两湖土地广袤而肥沃，湖泊众多，双季稻盛行，大量商品粮外输，交通便利等，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大量粮食的剩余和交通便利。而交通之便利得益于汉口码头的兴盛：
明成化初，水通前道，故河遂淤。于是汉口有兴机矣。盖汉口初一芦洲耳，洪武间，未有民居。至天顺间，始有民入张添爵等祖父在此筑基盖屋，嘉靖四年丈量，上岸有张添爵房屋六百三十间，下岸有徐文高物六百五十一间。汉口渐盛，因有小河水通，商贾可以泊船，故今为天下名区。
巧合的是“湖广熟，天下足”这一民谣最早见于弘治年间进士湖南郴州人何孟春的《余冬序录》：“今两畿外，郡县分隶于十三省，而湖藩辖府十四、州十七、县一百四，其地视诸省为最巨，其郡县赋额，视江南、西诸郡所入差不及。而‘湖广熟。天下足’之谣，天下信之。盖地有余利也。”又据张国雄的研究，“湖广熟，天下足”之“湖广”主要由“江汉一洞庭平原、鄂东沿江平原（即鄂东南、鄂东北）、湘中丘陵盆地组成。他们不单是几个自然地理区，而且也是两湖粮食生产最发达的农业经济区。”而黄州府之黄冈、蕲水、蕲州、广济、黄梅、黄陂之沿江平原均在此经济发达之域。
地处鄂东的黄州府，北倚大别，南带长江，东吐鄱阳，西吞云梦，中由“五水”水系把东北部山区、中部丘陵、西南部平原分割成众多条块，数以千计的天然湖泊人工湖点缀其间。且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气候温湿，雨热同期，物产丰富。万历《黄冈县志》云：“黄邑南介薮泽，有鱼稻之利；东凭高埠以利麻桑；西临平川以利棉花。俯视仰给，喜喜自足。”明中期的黄州府不仅水稻种植业发达，经济作物麻桑和棉花种植甚广，渔业、纺织业发达。
根据梁方仲先生的研究，无论《大明一统志》还是《读史方舆纪要》，明中叶时，黄州府的人口为湖广之冠。肇始于北宋，历南宋和元末的两个小高潮，至明洪武年间形成高峰的“江西填湖广”移民潮大大促进了黄州府的开发，随着水利的兴修和垸田技术的推广，至万历年间，黄州府“野无遗土”了。在赋税方面，早在明朝初年的洪武六年（1373年），朝廷根据税粮的多少，将全国的府分为上、中、下三等，其中20担以上者为上府，黄州府为上等州府，可见黄州府在明朝初年就处于全国经济发展的前列。这种经济的发展体现在文化上就是黄州府进士的人数在湖北的所有州府中居第一位，达321人；就时间而言，明朝前期进士人数45人，后期276人，这种变化也与黄州府前后期经济发展程度相颉颃。现根据张建民《湖北通史》（明清卷）的统计列表如下：
（四）丰厚的教育文化资源是人文重镇形成最直接的原因
明末崇祯年间人陶晋英居武昌有年，长期在湖南湖北间寻山问水，探寻古迹，其所著《楚书》云：“蕲黄之间，近日人文飙升泉涌。然士风与古渐远，好习传奇，以旷达为高，绳墨为耻，盖有东晋之风焉。盖其一段精光，亦自铲埋不得。勿论士大夫，即女郎多能诗文者，如周元孚、董夫人辈。”明代的黄州府人文飙升泉涌，这种人文气象的出现与黄州府教育的普及与提高息息相关，正如宋人胡瑗在《松滋县学记》中所说：“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明代黄州府的学校教育包括官学和私学，且明初政府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强化思想控制，推行以官学为主的文教政策。早在洪武二年十月，朱元璋就谕中书省臣：“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风俗，莫先于学校。”明政府立国子监于南北两处，又令郡县皆立学校，在各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以至出现“明代学校之盛，唐宋以来所不及也。生员虽定数于国初，未几即命增广。不拘额数。”朱元璋还大力提倡兴办社学。将社学纳入官学体系，“昔成周之世，家有塾，党有庠，故民无不知学，是以教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郡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也。”自杜牧王禹偁守黄州，黄州府历代政绩卓著之官员无不与办教育相关联，正如明代《黄冈重修学记》载：“学校之兴有资于守令，旧矣。文翁之在蜀郡，范纯仁之在襄邑，皆以能兴学校，崇教化，致民俗，丕变故，声誉显于当时，名闻昭于后世，有不可及也。盖学校风化之源，三纲五常之道，由是而后明；诗书礼乐之教，由是而后行；风俗由是而变：人才由是而出。”地方官员以兴教育为己任。也是黄州府教育发达之原因。在最高统治者的鼓动和地方官员的推动下，明初黄州府官学发达。
私学的主要形式是私塾，在黄州府广大的农村私塾占有绝对地位，是黄州府教育的根基。从私塾的设塾方式来看，有族塾（族馆）、公延馆、专延馆、门馆等；从学生的程度而言，又可分为蒙馆和经馆。但无论哪一种形式，教育经费是发展教育的前提条件。明代黄州府的私塾教育经费主要是通过兴办义庄（义学）和士绅商人捐赠来筹措。明代黄州府的各宗族大多是移民家族，各宗族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都积极鼓励子弟读书出仕，许多族谱中明确规定，凡不读书、不习礼者，不得参与祭祖：凡科考中式者则给予丰厚的奖励。如蕲春童家畈《童氏宗谱·奖贤》中就规定：“欲振家庭，端培士气，如有人泮给花红三十两。”为了确保教育经费，有的家族甚至把庙产收益也作为兴学之资，如黄冈《谢氏宗谱》卷首下《能跃公传》：“助理宗从，重新古灵梵刹，虽重在供佛，而实则为阖族弟子读书计，故其规模皆校塾也。”在明清时代，皇权不下县，县下靠宗族，宗族之义学对于普及农村教育。确保寒门俊秀之士子完成学业，进而进入社会精英阶层，实现社会的正常流动，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
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明代的学校教育均沦为科举的附庸，科举这种曾经的先进文官选拔制度日渐成为笼牢人才的桎梏，“举天下而为十八房之读。读之三五年而一幸登第，则无知之童子，俨然与公卿相揖让，而文武之道弃如弁髦。嗟乎！八股盛而六经危，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进而愤然曰：“八股之害等于焚坑，而败坏人才有盛于咸阳之郊之所坑者。”面对科举的腐败，而官学和私学又成为科举的附庸，一批有识之士为天下计，纷纷恢复或创建书院，重新倡导讲学之风，首倡者乃著名学者王阳明。明正德年间（1506-1521）王阳明主讲白鹿洞书院，黄冈郭氏宗族七世孙郭庆从王阳明学，据《黄冈县志》卷8《人物志·儒林》载：“闻王守仁讲学，徒步往从之三年，得其说。”耿定向亦称赞郭庆说：“为举人时，从文成王（即王阳明）游最久，文成念其笃实，常延为馆师，其所提训者甚悉，具录文成集中。”黄州府毗邻江西九江郡，王学浸染颇深，受此影响，明中叶后书院大兴，其书院总数居湖北全省之冠，现根据蔡志荣《明清湖北书院研究》列表如下（见下页）：
从上表可知，黄州府的书院数在湖北省占第一位与黄州府的进士数一致，也与黄州府在明代前后期进士数同步调，以此观之，教育对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明正德（1506-1521年）以后，黄州府的名儒硕彦以书院为阵地，大兴讲学之风。著名理学家、户部尚书黄安人耿定向辞官归隐后。在家乡黄安筑天台书院，主讲程朱理学，名动一时，状元焦竑在《天台书院记》中说：“天台先生崛起楚之黄安，推明孔、颜、周、陆之学，与乡人肆习之，从游者履恒满户外”。耿定向与其弟定力、定理以及周思久、周思敬二人在黄安一麻城一带形成黄州府西北部讲学中心。与此同时，以蕲州人理学家顾问、顾阙两兄弟和黄梅人瞿九思，以崇正书院、阳明书院、江汉书院为中心开展活动，形成了以蕲春一黄梅一广济为中心的东南部讲学中心。这两大学术中心的形成，促进了各个学派之间相互砥砺学问，问难答辩。也吸引了全国一流学者、文人加入其中。《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曾任职于蕲州荆王府，其职务为“荆府纪善”，细细品读《西游记》，就会发现《西游记》中的有些城池物象、地名风俗、方言俚语与蕲州风土人情有相似之处，特别是“《西游记》第八十八回、第八十九回关于玉华王府的章节，则是以荆王府为原型进行创造的。”著名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应黄安、麻城名士之邀先后于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万历四十八年至天启元年两次到黄安、麻城讲学，主讲《春秋》，深得学子欢迎。此外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与黄州赤壁、麻城藏书家刘承禧与《金瓶梅》的传播与刊刻、李贽在黄安、麻城对《水浒传》的评点及其《李卓吾评点忠义水浒全卷》传世，足见明代黄州府人文气象峥嵘。
在这些客籍文化名人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李贽。李贽于万历九年（1581年）卸任云南姚安知府投奔黄安三耿，直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被迫离开麻城，在这长达十七、八年的时间里专心在黄安、麻城讲学著述，其《焚书》、《藏书》均在麻城完成。而李贽与耿定向的每一次论争，朝野侧目，天下耸动。关于李贽与耿定向的论争，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有精彩的记述：“卓吾寓周柳塘湖上。一日论学，柳塘谓：‘天台重名教，卓吾识真机。’楚倥诮柳塘曰：‘拆篱放犬。”’一般的观点认为，耿定向重名教而与主流社会思想相合，而李贽重性情而与主流社会相悖。其实李贽与耿定向思想的差异与冲突原因不止如此。先哲与时贤著述颇丰，本文不再赘述。但李贽作为一个“未能超脱传统的反传统”的晚明思想家与“维护纲常却对嘉靖以后‘世风日偷’持批评而欲‘陈先进懿行以救时弊”’的理学家耿定向的争论对黄州府的学风与文风甚至对中国思想史与中国哲学史影响巨大，正如湖北宿儒甘鹏云所说：
有明一代，讲学之风最盛，大都宗主白、甘泉、阳明三家。就湖北言之，李承箕、李承芳、吴廷举、朱伯骥、曹磷，源于白沙者也。何迁、余胤绪、袁国臣源于甘泉，则白沙之再传也。蕲州二顾、黄安三耿，源于阳明者也。唐希皋师事钱德洪，张绪师事邹守益。刘承烈师事耿天台，则阳明之再传也。李若愚师事张甄山，则阳明之三传也。
1、“铜雀春深”比喻人是笼中雀。
2、出自唐代诗人杜牧的《赤壁》，原句是：“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3、意思是当年曹操举兵攻打东吴的时候，如果不是忽然刮起了东风使得周瑜以火攻曹营的计划得以实现，那么曹操就该打败了东吴，著名的江东美女大小乔就要成为战利品被曹操关进铜雀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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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国志平话》;情节划分 ;故事探源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5）16-0052-02
《三国志平话》（以下简称《平话》）中卷主叙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二事，本可就这两次战役酝酿之久、曲折之多、决战之烈作一番铺陈渲染，但在中卷里，两场战役并未成为出彩之所在，笔墨重心仍是刘备集团，24条图目中以蜀汉内容为标题的就有19条。为明晰中卷所叙事宜，本文即以中卷24条图目为线索，将其所叙三国故事划分为六个情节，并依次对各个情节故事作一番简要探源，以期明了《平话》的叙述纹理，把握史官文化与民间文化在书中混杂交融情况。
一、汉皇叔欲谋曹操
此情节包含汉献帝宣玄德关张、曹操堪吉平等两个故事，前者系曹操平吕布的余波，后者则意味着曹操刘备矛盾激化、“蜜月”结束。
此节除医官吉平欲害曹操事史书未载外，余者皆由陈寿《三国志・先主传》（以下凡出自《三国志》者，均不再注明《三国志》）演出，唯事件之时间顺序略有不同，即论英会在谋诛曹操事发之前，而非事后。于细节方面，有三处出入。一是《平话》加刘备为豫州牧、左将军、汉皇叔，《先主传》仅记此次刘备随曹操还许都，曹操表刘备为“左将军”;而未杀吕布前，刘备败走归曹操，曹操“以为豫州牧”，则豫州牧并非此次所封;至于“汉皇叔”，不是官职，不需封加，然遍查《三国志》，不见刘备为“皇叔”的记载，盖为《平话》所加以拔高刘备身份。二是帝赐董承玉带却遭曹操搜查，史书不记，《平话》借此说曹操权柄之重和汉室之危，颇具小说味道。三是《平话》只言曹操打死吉平，但《后汉书・孝献帝纪》却记“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平话》淡化此事的影响，放弃了一次描述政治斗争残酷、塑造曹操残暴形象的机会。
二、刘关张赵聚古城
此情节包含关公袭车胄、赵云见玄德、关公刺颜良、曹公赠云长袍、云长千里独行、关公斩蔡阳、古城聚义等七个故事，实为历史上的袁绍、曹操官渡之战，但《平话》却将着眼点落于刘、关、张三人的离聚上，官渡之战反成了点缀。
车胄被杀一事于《关张马黄赵传》有载，《平话》所写有三处与史不符：一是车胄原为徐州刺史，非太守，亦非曹操所派;二是车胄为刘备所杀，并非关羽;三是关羽系曹操东征的俘虏，而非“协议投汉”，更无“三事之约”。此外，《平话》还言关羽之降是为刘备之家小，然《武帝纪》云：“备走奔绍，（操）获其妻子。备将关羽屯下邳，复进攻之，羽降。”可见刘备家小是因弃被擒，关羽是战败被擒，并非同时出降。
关羽斩颜良事史有所记，但诛文丑于史存疑，《三国志》“关羽传”只明确记载颜良为关羽所杀，不记文丑;而《武帝纪》只言“斩丑”，未记谁人所为，只是紧接“斩丑”后言：“良、丑皆绍名将也，再战，悉禽，绍军大震。”《平话》或据此认定文丑亦为关羽所杀，并将斩颜良、斩文丑两役并作一役，尽显关羽神勇。《平话》更言张飞此时占古城落草号“无姓大王”，刘、关、张、赵四人古城聚义，则纯为民间虚构，却与《平话》上卷所言刘、关、张三人太行山落草相映成趣，且描写较之生动活泼。至于关羽为表明心迹古城前杀蔡阳亦为虚构，据《先主传》所载，蔡阳乃于汝南死于刘备之手，非在古城为关羽所杀，且蔡阳之死在关羽复归刘备之后，而非复归之时。
三、入荆州三顾孔明
此情节包含先主跳檀溪、三顾孔明、孔明下山等三个故事，主要叙述刘备落脚荆州大败曹仁后，军师徐庶离去，刘备三请诸葛亮事宜。
刘备投奔荆州刘表，《先主传》有所记载，然亦有区别，《平话》是刘表引为“肘膊”而蒯越、蔡瑁“不忿”，史传则是刘表“疑其心”。然蒯越、蔡瑁二人设计逼害，刘备马跳檀溪，或是根据裴松之引《世语》的注解而来。至于《平话》言曹兵来攻，被徐庶设计杀得大败而归，于史无载，故也无所谓谁之计。而徐庶因忧母亲安危离开刘备并向其推荐诸葛亮一事，史书有所出入：一是徐庶母乃是刘备率众南行出逃时被曹操俘获，非在许昌被获;二是徐庶曾推荐诸葛亮，但并非离去时才予以推荐。
三顾孔明的具体细节于史无所载，《诸葛亮传》仅言：“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平话》于是添枝加叶，使得三顾孔明事颇显曲折，也尽显刘备求才若渴之心意，此乃《平话》发挥成功之处。但《平话》的发挥细读之又显得很怪异，一是因为它将诸葛亮描写成了一道士，居于“道庵”，侍仆为“道童”，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而且又喜撒谎，可见当时说书人为求吸引观众，是不惜歪曲史实、污蔑前贤的。二是刘备此间居然创作了两首诗，一七绝、一五言，端是改写了中国诗歌发展历史。
四、曹操南下伐玄德
此情节包含玄德哭荆王墓、赵云抱太子、张飞拒桥退卒等三个故事，主要叙述曹操举兵南侵、刘备逃离荆州。
诸葛亮出山后，《平话》为其设计博望屯大败夏侯军一役，此或据《先主传》记载而来，但并未言是谁之计，《平话》记之于诸葛亮，凸显亮之计谋。《平话》言刘备投荆州为刘琮所拒，系《先主传》所记演化而来，略有出入。至于刘备哭刘表，则由裴松之注引《典略》“备过辞表墓，遂涕泣而去”而来，并予以细化。赵云百万军中救阿斗，《三国志》“赵云传”中有所记载，《平话》则言甘夫人死，与史不符;其余皆据此想象，颇能显示赵云的忠和勇，并演化出“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一句歇后语。张飞据水断桥则来自《三国志》“张飞传”，《平话》予以夸大，言张飞“叫声如雷贯耳，桥梁皆断，曹军倒退三十余里”，虽系夸张，却具有相当之趣味性，更充分刻画出张飞勇猛不可挡的气概。
五、赤壁鏖兵败曹操
此情节包含孔明杀曹使、鲁肃引孔明说周瑜、黄盖诈降蒋干、赤壁鏖兵等四个故事，主要叙述刘备、孙权联手抗曹，并于赤壁大败曹军。
赤壁之战前诸葛亮到东吴说孙权联刘抗曹事，于《先主传》、《诸葛亮传》、《吴主传》均有记载，《平话》所记故事框架与史无异，唯诸葛亮斩曹使、太夫人借孙坚遗言劝孙权抗曹未见，盖系民间想象。诸葛亮用激将法说周瑜，亦为民间想象，《三国志》“周瑜传”记此事为周瑜主动说孙权抗曹，并请缨领兵。《平话》所言或用以强化周瑜、诸葛亮二人的对立和冲突，却将周瑜塑造成贪财、好色之人，实在是得不偿失。至于周瑜计得曹操箭，据裴松之引《魏略》乃孙权所为，《平话》移至周瑜，并引出蒋干中计、黄盖诈降事。蒋干中计，反杀蒯越、蔡瑁事，于史无载，当系《平话》杜撰。然蒋干曾为曹操说客，至东吴欲说周瑜投曹，则于《三国志》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中可见，但并未有盗书之事，反而对曹操称赞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黄盖诈降则记于“周瑜传”中，然《平话》于期间又夹杂诸将手心写计、诸葛亮祭风事，虽不见于史实，却使战事一波三折，颇具民间想象，足以吸引听众。
至于赤壁鏖兵，是为三国鼎立之重要战役，《三国志》“周瑜传”、《资治通鉴》中对这场战役的惨烈有所描述。《平话》以此为框架，添枝加叶，最为臆想者莫过于安排关羽于华容道截杀曹操，却因“面生尘雾，使曹公得脱”，究其缘由，非是关羽报答曹操前待之恩，而是“曹公家有五帝之分”，民间之发挥，固然使情节较史书明确、生动，但也着实让人惊愕。
六、得荆州周瑜不忿
此情节包含玄德黄鹤楼私遁、曹彰射周瑜、孔明班师入荆州、吴夫人欲杀玄德、吴夫人回面等五个故事，主要叙述赤壁之战后，刘备、孙权争夺胜利果实，周瑜设计欲除刘备事。中卷至此亦完。
赤壁之战发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两年后（210）周瑜亡;而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吴黄武二年（223），是孙权为实现“以武治国而昌”的军事目的而建，刘备则于该年去世。仅就时间来说，周瑜、刘备都不可能出现在黄鹤楼，更不可能于赤壁之战后在黄鹤楼上宴饮。故《平话》所谓“玄德黄鹤楼私遁”纯为民间杜撰，盖因黄鹤楼名气太大，而又始建于三国，《平话》遂演义此故事，不料却错得一塌糊涂。
曹彰射周瑜事，不见史传。史载周瑜曾“会流矢中右胁”，《平话》或据此演义，然是役曹军主将为曹仁，非曹彰也，《平话》混淆了史实。至于刘备得荆州，《先主传》、《周瑜鲁肃吕蒙传》均有记载，《平话》所叙，显然与史不符，纯为借题发挥，彰显诸葛之智。期间又言周瑜三次气得“金疮出血似水流”，更加突出周瑜之偏狭，为下卷言其被“气死”埋下伏笔;然《三国志》记周瑜“性度恢廓”、“器量广大”，绝非《平话》中那样气小量窄。刘备娶孙权之妹，乃是刘备为荆州牧后，孙权有所畏惧，于是“进妹固好”，是否为周瑜设计所使，却不得而知。《三国志》“周瑜传”亦曾记载周瑜上书孙权，要孙权“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平话》或将此二段结合，再撰以周瑜千方百计想杀刘备却为太夫人所阻等曲折且富冲突性、趣味性的情节，演义出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姻缘来。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平话》中卷虽是叙述官渡之战至赤壁之战这段时间的历史，但六个情节的重心却在刘备集团，两次战役以及曹操、袁绍、孙权三个集团都成了陪衬。《平话》有着非常鲜明的“拥刘贬曹”思想意识，中卷如此叙述，夸大刘备集体在历史事件中所发挥的作用，虽于史实不符，却顺应了当时民间“以蜀汉为正统”的思想观念，并使“拥刘贬曹”的思想意识得到渲染，从中亦可看到民间思潮是如何影响史实叙述的，明了《三国志演义》“拥刘贬曹”的思想意识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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