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壁白马篇范文

赤壁白马篇篇1

高中文言文知识点归纳

一.重点掌握以下词、句

1.一词多义：

(1)“卒”：①死。“卒葬之”。②终于。“卒相与欢”。(《廉颇商相如列传》)③士兵。“夫以疲敝之卒……”(《赤壁之战》)

(2)“文”：①碑文，整篇文章。“其文漫灭。”②文字。“独其为文”。、③华美、有彩饰。“舍其文轩”。(《公输》)

(3)“道”：①道路。“有碑仆道”。②说、讲。“何可胜道也哉”。③道理。“传道受业”(《师说》)④正确的方法。“策之不以其道”。(《马说》)。

(4)“极”：①尽，-尽情享受。“极夫游之乐”。②至多，最多。“亦极七八万耳”。(《赤壁之战》)

(5)“观”：①观察、看。“古人之观于天地……”②景象。“非常之观”。③建筑物的一种，读 ，“大王见臣列观”。(《廉颇简相如列传》)

(6)“得”：①能够。“不得极夫游之乐”。②心得、收获。“往往有得”。③融洽。“与公甚相得”。④得到，获得。“某得八焉”。(③、④均《王忠肃公翱事》)

(7)“夷”：①平坦。“夷以近”。②铲平、削平。“今操蔓夷大难”(《赤壁之战》)。③我国古代对少数民族及外国的一种蔑称。“南抚夷越”。(《隆中对》)

(8)“相”：①帮助、辅佐，读 。“无物以相之”。②宰相、丞相，读。“操虽托名汉相”(《赤壁之战》)③互相，读 。“卒相与欢。“(《廉颇商相如列传》)。

(9)“悲”：①感叹、叹惜。“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②悲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岳阳楼记》)。③哀怜。“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捕蛇者说》)

(10)“胜”：①尽 。“何可胜道也哉”。②能承担，禁得起， 。“沛公不胜杯构”(《鸿门宴》)。③优美的， 。“予观夫巴陵胜状”(《岳阳楼记》)。④胜利， 。“终不能加胜于赵”。(《廉颇蔺相如列传》)

2.词性活用：

(1)“舍”：筑舍定居。名词活用为动词。“始舍于其址”。

(2)“名”：①命名，称呼。名词活用为动词。“名之曰褒禅”。②说清楚，说明白。名词活用为动词。“而莫能名者”。

(3)“穷”：穷尽，走到头。形容词活用为动词。“好游者亦不能穷也”。

(4)“谬”：弄错，形容词活用为动词。“后世之谬其传……”

(5)“传”：流传下来的文字，动词活用为名词。“后世之谬其传……”……

一、古文化常识：

1、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诗文书画皆精，写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三篇关于赤壁的诗文。

2、望：农历小月十五日，大月十六日

二、通假字：

1、举酒属客：属通嘱，劝酒

2、山川相缪: 缪通缭,萦绕

三、古今异义：

1、望：古——农历小月十五日，大月十六日 今——希望、渴望

2、如：古——往，去 今——如同、像

3、是：古——代词，这 今——判断词

4、美人：古——指他所思慕的人，古人常用作圣主贤臣或美好理想的象征

今——容貌漂亮的女子

5、斗牛：古——星宿名 今——一种体育活动或游戏

四、 一词多义：

1、而：①表转折 例：虽一毫而莫取

②表承接 例：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

③表修饰 例：客喜而笑

2、下：①名词，下面 例：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

②动词，攻占 例：下江陵

3、方：①名词，地方 例：望美人兮天一方

②副词，正当 例：方其破荆州

4、然：①仿声词词尾，……的样子 例：其声呜呜然

②代词，这样 例：何为其然也

5、乎：①介词，相当“于” 例：郁乎苍苍

②语气助词 例：困于周郎者乎

6、之：①助词“的” 例：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

②代词，大自然 例：取之无禁，用之不竭

③结构助词，主谓间取消句子独立性 例：不知东方之既白

7、如：①介词，像 例：浩浩乎如凭虚御风

②动词，往 例：纵一苇之所如

8、望：①农历小月十五日，大月十六日 例：七月既望

②动词，眺望，远望 例：望美人兮天一方

五、词类活用：

1、羽化而登仙：羽——名作状，像长了翅膀一样

2、扣舷而歌之：歌——名作动，唱歌

3、桂棹兮兰桨：桂、兰——名作状，用桂树，用木兰

4、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舞、泣——使动用法，使……起舞，使……哭泣

5、乌鹊南飞：南——名作状，向南

6、西望夏口，东望武昌：西、东——名作状，向西，向东

7、下江陵：下——名作动，占领、攻下

8、顺流而东也：东——名作动，向东进发

赤壁白马篇篇2

关键词：董仲舒；《春秋》；三统；三正；三代

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2-0067-006

应该承认，在汉初的建德过程中，从高祖开始，一直到武帝，各朝的议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董仲舒不可能没有注意到。然而，如果根据《三代改制质文》篇之“三统”、“四法”说，其思想却未必发挥过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但根据其五行之学，特别是“五行莫贵于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其义不可以加矣”[1]64之类的言论，董仲舒又对汉朝土德之建构贡献过不小的智慧。与《吕氏春秋·应同》所主张的“五德转移”说有所不同，董仲舒提出了自己的“三统说”。（1）

一、黑、白、赤三统

按照董仲舒的理解，一年十二个月，有三个月可以被确定为岁之首，即所谓“正月”，并以此月的颜色为本朝崇尚的主色彩。这三个月分别是寅月（农历正月）、丑月（农历十二月）、子月（农历十一月）。“统”字则蕴涵着开始、根本、纲领、纪要之意。根据寅、丑、子这三个月所建立起来的朔始律法、度制服色，就是董仲舒意义上的“三统”。

黑、白、赤三统之所建的根据与要求，在董仲舒那里具体表述为：

（1）建寅、正黑统的根据和基本要求在于：“以黑统初，正日月朔于营室，斗建寅，天统气始通化物，物见萌达，其色黑，故朝正服黑，首服藻黑，正路舆质黑，马黑，大节绶帻尚黑，旗黑，大宝玉黑，郊牲黑，牺牲角卵，冠于阼，昏礼逆于庭，丧礼殡于东阶之上，祭牲黑牡，荐尚肝，乐器黑质，法不刑有怀任新产，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具存二王之后也，亲赤统，故日分平明，平明朝正。”[2]41、42

三正如果从黑统开始，正月初一之日，太阳与月亮在北方营室之位汇合，《礼记·月令》所谓“孟春之月，日在营室”[3]340也，北斗星之柄就指向寅位，天便开始统领阳气而化育万物，万物处于萌发、始生的状态，于是，一切度制、服色都以黑为正。所以，《春秋感精符》曰：“人统十三月建寅，物大生之瑞也，谓之人统，夏以为正。”[4]736天、地、人三统中，夏得人统。

（2）建丑、正白统的根据和基本要求在于：“正白统者，历正日月朔于虚，斗建丑，天统气始蜕化物，物初芽，其色白，故朝正服白，首服藻白，正路舆质白，马白，大节绶帻尚白，旗白，大宝玉白，郊牲白，牺牲角茧，冠于堂，昏礼逆于堂，丧事殡于楹柱之间，祭牲白牡，荐尚肺，乐器白质，法不刑有身怀任，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具存二王之后也，亲黑统，故日分鸣晨，鸣晨朝正。”[5]42

三正如果从白统开始，正月初一之日，太阳与月亮在虚宿之位汇合，《礼记·月令》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3]351北斗星之柄就指向丑位，天便开始统领阳气而使万物突破皮壳束缚，得以生芽、初长，于是，一切度制、服色都以白为正。“故汤受命而王，应天变夏，作殷号，时正白统。”正白统的基本特征是：“亲夏、故虞、绌唐，谓之帝尧，以神农为赤帝，作宫邑于下洛之阳，名相官曰尹。作濩乐，制质礼以奉天。”《逸周书·周月》说：“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汤，用师于夏，除民之灾，顺天革命。改正朔，变服殊号，一文一质，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为正，易民之视，若天时达变，亦一代之事。”[6]《白虎通·三正》说：“十二月之时，万物始芽而白。白者，阴气，故殷为地正，色尚白也。”[7]《春秋感精符》曰：“地统十二月建丑，地助生之端也，谓之地统，商以为正。”[4]736天、地、人三统中，商得地统，属阴气。

（3）建子、正赤统的根据和基本要求在于：“正赤统者，历正日月朔于牵牛，斗建子，天统气始施化物，物始动，其色赤，故朝正服赤，首服藻赤，正路舆质赤，马赤，大节绶帻尚赤，旗赤，大宝玉赤，郊牲骍，牺牲角栗，冠于房，昏礼逆于户，丧礼殡于西阶之上，祭牲骍牡，荐尚心，乐器赤质，法不刑有身，重怀藏以养微，是月不杀，听朔废刑发德，具存二王之后也，亲白统，故日分夜半，夜半朝正。”[2]42

三正如果从赤统开始，正月初一之日，太阳与月亮在牵牛之位汇合，《礼记·月令》曰：“仲冬之月，日在斗。”[3]350北斗星之柄就指向子位，天便开始统领阳气而施化万物，万物则处于施展、运行的状态，于是，一切度制、服色都以赤为正。《春秋感精符》曰：“天统十一月建子，天始施之端也，谓之天纪者，周以为正。”[4]736天、地、人三统中，周得天统。《春秋公羊传》记，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何休《解诂》则讥讽其不合时宜，破坏生态，指出：“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阳气始施，鸟兽怀任，草木萌芽，非所以养微。”[8]

二、 三代、三统与三正

在同一个法统之内，先王与后王之所制也不尽相同。周代之文王、武王、周公之所制分别为：

文王受命而王，应天变殷，作周号，时正赤统。亲殷、故夏、绌虞，谓之帝舜，以轩辕为黄帝，推神农以为九皇，作宫邑于丰，名相官曰宰。作《武乐》，制文礼以奉天。

武王受命，作宫邑于鄗，制爵五等，作《象乐》，继文以奉天。

周公辅成王受命，作宫邑于洛阳，成文、武之制，作《汋乐》以奉天。

文王顺应天命，取代殷商，建立周人政权，定国号为周，改以十一月为正月，服色尚赤，存夏、商二王之后，封其故都，留其传统，而免除了上溯三代、虞王之后的一切优厚待遇；创新排列九皇，在丰邑建立宫殿，称呼辅佐之相为“宰”；创作了《武乐》，制定具有一定文饰的礼仪用来侍奉上天。及至武王接受天命，则在鄗地建筑宫室，划分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2），创作了《象乐》，继承文王之礼仪用来侍奉上天。等到周公辅佐成王接受天命的时候，他则在洛阳建造宫城，完善文王、武王所制定的礼法度制，创作出《汋乐》用来侍奉上天。一统之内，也非铁板一块，时过境迁，物移事变，后王改先王之法，也属正常。儒家并不一味保守教条，毋宁始终强调融通，适时应变，因事制宜。

为了简明起见，三正、三统与三代的关系可列式为：

以寅（正月）为首 建寅 正黑统——夏

以丑（十二月）为首 建丑 正白统——商

以子（十一月）为首 建子 正赤统——周

黑统、白统、赤统形成三种不同的历史基调，远古中国的不同朝代依据自己不同的天命而各正一统。似乎接下来的数千年中国王朝史也必须遵循这样的基本法则，黑、白、赤三统形成了一个个历史演变的循环。按汉初公羊家的这种逻辑，周以后各个朝代的道统也应该沿着黑、白、赤的顺序推演下去。如果说前朝秦帝国还算作一个王朝，并且它“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9]207，是正黑统的，那么，国朝大汉则似乎应该是正白统的。

然而，因为国祚短促，董仲舒对秦的建德似乎颇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周代礼多，秦朝法多，秦与周在根底上是一回事，其治都应该属于文，继周代而兴起、明显异于周王之治理特征的，似乎不是秦王朝，毋宁是倾注了孔子王道理想的《春秋》一经。《春秋》继周代的赤统之后，在学理逻辑上应该“尚黑”。“《春秋》上黜夏，下存周，以《春秋》当新王。”[5]42汉德应该与《春秋》的道统相一致。秦帝国，尽管在现实上是真正实现了中国统一的王朝，但因其施行暴政、多用酷吏、任于刑法，始终没有能够获得上天的认可，不得命符，因而是不合法的历史存在，注定要短命而亡。这种近似荒唐的结论，深刻地反映着汉初学者对秦帝国的地位和作用的评判还没有走出道德主义和情感主义的窠臼。纵观中国历史，朝代的变换，在形式上并不都是那种统一的帝国，如果三统或五德仅以统一的帝国为标志，那么历史上长期的分裂、混战年代，又怎么计算呢，它们是否也应该被列入三统或五德转移的进程之中呢？朝代计算的弹性、模糊性或不确定性，暴露出三统或五德说的主观性、任意性、非严密性和狭隘性特征。董仲舒以及其他许多古代学者在这些问题上并没有作进一步的交代，是学力不足，因而看不到、看不透，还是碍于可能的政治迫害，而刻意含糊其辞，颇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董仲舒的“三统”之说与他的五行理论似乎不尽一致，二者之间好像存在着明显的断裂痕迹。董仲舒一方面在他的宇宙构成论中提出了“五行莫贵于土”[1]64、“五行之主，土气也”[10]的主张，而以为，土既是宇宙构造和物质生成的基本元素之中的一种，同时又是古今政治生活中最为尊贵、最为核心的因素。另一方面，在他的历史意识中，却并不把某一特定的历史朝代直接限定或归结为土德，甚至也不愿意简单地把五行配以历朝各代，这是董仲舒不同于《吕氏春秋·应同》篇的地方，同时也可能是董仲舒的高明、过人之处。将宇宙论与历史观分开来处理，并且，在表达时并不作过多的阐述和铺陈，虽然有所矛盾或不尽圆润，也不在乎，因为这不仅可以避免陷入理论上的被动，也可以省却许多不必要的实际麻烦。方术家的惯用技法，于此可见一斑。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把五行与历史朝代相匹配，以及赋予各个朝代以质、文特性，并且强调其互换、流转，对一切统治者来说，也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和限制作用，这样至少可以提醒现任统治者：所有的王权都是暂时的，如果不以天下黎民百姓为执政基础，懈怠从事，，则必然被新的王朝所取代。在政权民主没有得到理性、有序发挥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公羊学家通过一种循环论历史观、以经学权威的形式多多少少还能够规劝、诫告、乃至制约一下那些通常情况下可以为所欲为的集权者。

公羊家“夷夏之辨”的思想也在“三统说”中有所体现。董仲舒说：“三统之变，近夷、遐方无有，生煞者独中国。”一个还没有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不可能产生历史哲学的。三统之说是中国文化的产物，也是人类进化到一定文明程度、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因而绝不可能孕育于蛰伏在华夏周边、时刻觊觎中原文明成果的夷狄部族，也绝不可能生发于更为遥远的野蛮人群。华夏中国率先经历三统之变，所以才可以先行于其他民族，所以才作为文明之区、礼义之邦而彪炳于世界历史。

董仲舒说：“三代改正，必以三统天下，曰：三统、五端（3），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废、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国。”华夏中国成就出、积累了夏、商、周整整三个朝代的文明成果，既是一种特定地缘政治的产物，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法天奉本，执端要以统天下，朝诸侯也。是以朝正之义，天子纯统色衣，诸侯统衣缠缘纽，大夫士以冠，参近夷以绥，遐方各衣其服而朝，所以明乎天统之义也。”[5]42新王改正朔、易服色，执掌治理天下之机密枢要，必定能够使一切夷狄部族和远方愚昧之民人归化天朝。

三、“三统”与汉德建构

《春秋繁露》一书凡八十二篇，《三代改制质文》篇集中讨论上古三代法统之建构和演变的问题，洋洋洒洒的文字背后所折射出来的是汉德选择与确立的艰难过程。《汉书·郊祀志》录班固之赞辞，简要总结了这一过程，其文曰：

汉兴之初，庶事草创，唯一叔孙生略定朝廷之仪。若乃正朔、服色、郊望之事，数世犹未章焉。

至于孝文，始以夏郊，而张仓据水德，公孙臣、贾谊更以为土德，卒不能明。

孝武之世，文章为盛，太初改制，而儿宽、司马迁等犹从臣、谊之言，服色数度，遂顺黄德。彼以五德之传，从所不胜，秦在水德，故谓汉据土而克之。

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着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11]569、570

可见，汉初从高祖开始，到文帝、武帝，再到宣帝、元帝，儒官从叔孙通、张苍、公孙臣、贾谊，到儿宽、司马迁，再到刘向、刘歆，德运从水德、土德，到火德，争论旷日持久，纵观整个西汉时代好像从来就没有消停过。据《史记》之《封禅书》、《历书》等篇记载，明确提出并极力标榜汉之德运者，张苍法秦而演绎水德（4），公孙臣据邹衍学说而力主土德，贾谊首推“色尚黄”（5），刘向、刘歆则提倡火德。（6）作为史家学者班固的个人意见却在土德与火德之间模棱两可，“昔共工氏以水德间于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汉朝取法土德也行，火德也行，就是不能取法水德，因为有前秦失败、短命而亡的惨痛教训。班固本人可以明确肯定的一点是：“祖宗之制盖有自然之应，顺时宜矣。究观方士、祠官之变，谷永之言，不亦正乎！不亦正乎！”[11]570祖宗之制法，理当继承，但也应该适应时代特点而作必要的变革。汉代无论取法土德、火德，都应该以追求天道公正、历史真理为根本目标。

根据《史记》的记载，秦灭六国后，始皇帝自以为“获水德之瑞”，将黄河更名为“德水”，以冬十月为正月，色尚黑。战国以来，邹衍“五德终始”说影响颇大，以至于几乎完全左右、决定了秦德的最终确立。《封禅书》记载，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螾见。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草木畅茂。殷得金德，银白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鸟之符。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秦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于是秦更 “河”之名曰“德水”，以冬十月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为名，音上大吕，事统上法。[9]207、[11]539

刘邦在得天下之前，当初被立为汉王的时候也自以为是“赤帝子”。《封禅书》记载：“高祖之微时，尝杀大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杀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祷丰枌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因以十月为年首，而色上赤。”（7）及至建政之初，高祖又曰：“北畤待我而起。”也还自以为“获水德之瑞”，当时的群臣亦无异议，所以汉初只得“袭秦正朔、服色”。

汉文帝时鲁人公孙臣以“终始五德”上书，称汉朝应该“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因为能够与土德相感通、呼应，公孙臣甚至坚信，不久将会有黄龙出现。但当时的丞相张苍也精通历书，对公孙臣之说颇不以为然。可偏偏“其后，黄龙见成纪”，张苍于是不得不“自黜”。[12]175加之“汉兴六十余岁矣”，而“草巡狩、封禅、改历、服色事”，一直迟迟“未就”，文帝终于下定决心，“乃召公孙臣，拜为博士，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9]213、212可惜，于文帝、景帝之时，汉德之确立始终悬而未决，迟迟不能落实。

及至武帝即位，在“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又利用“巴落下闳运筭转历”之后，才正式确定本朝之“日辰之度”与“夏正”相同，进而，“乃改元，更官号，封泰山”。武帝为此还专门下诏御史大夫曰：

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广延宣问，以理星度，未能詹也。

盖闻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验，定清浊，起五部，建气物分数。

然盖尚矣。书缺乐弛，朕甚闵焉。朕唯未能循明也，紬绩日分，率应水德之胜。

今日顺夏至，黄钟为宫，林钟为征，太蔟为商，南吕为羽，姑洗为角。

自是以后，气复正，羽声复清，名复正变，以至子日当冬至，则阴、阳离合之道行焉。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12]175、176

至此，争论已久、一直悬而未决的汉德，终于正式确立了下来，此后，汉代知识分子便基本与官方立场保持一致，一时间似乎再无异议。而武帝元封六年，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尚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13]141。于是，法夏、主地、取文，其正建寅（正月，或十三月），用土德而放弃赤统或黑统，成为汉武帝太初改制的基本内容。《三代改制质文》如果确系董仲舒本人之作，无论它完成于武帝建汉德之前，还是在其后，都不可能对武帝的最终决策发挥直接的影响，更谈不上什么决定性的作用，武帝取夏正而不法殷质，建寅不建丑，即为明证。但董仲舒的研究至少也足以反映出当时帝国知识分子在汉德问题上所做的认真探索和严肃思考，尽管其结果未能有效干政，但对王制法统问题的学术推进却功德无量，在《春秋》学术史乃至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也可以留下浓浓的一笔。

值得注意的是，从武帝太初改制的结果看，似乎相传已久的“五德转移说”占足了上风，而董仲舒的 “三统说”、“四法说”或“忠、敬、文”说则杳无音讯。其实，作为最高决策者的武帝并没有简单地只依傍某一家一派或一人的观点，这似乎也能够说明，当政者的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或者刻意要回避既有学术成就，而表明帝王自己已经拥有了一套独立、完整的想法，看透了王朝德运问题的实质与要害，改正朔、易服色终究不过是虚晃一招，而聚拢天下人心、加强意识形态管理才是最高目的，因此有总比没有好，顺总比不顺强，根本不屑于落入当时任何一家一派或一人的窠臼。这种做法也并非没有先例，早在登泰山封禅的时候，朝野群儒针对仪轨礼式，甚至小小的“祠器”争执不休，武帝感觉到这一班人颇有点“牵拘于《诗》、《书》而不能骋”，最终不得不“尽罢诸儒不用”，因为在他的心目中，这一类事情毕竟不过是“采儒术以文之”[9]220、[13]138的东西，犯不着太认真、太计较。当初高祖从受汉王到建政，服色制度也是一会儿赤、一会儿黑，对自家德运也没有太在意过。回想起来，当初严安跟武帝汇报的那句话还是很掏了心窝子的：“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之。故守一而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14]

董仲舒竭力主张汉德应该“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阳，亲亲而多仁朴”[2]43，或者，“五行莫贵于土”，“忠臣之义、孝子之义，取于土”[1]64，与武帝太初改制似乎只有一丝理论上的关联或观点上的相似，并没有任何被采纳、被吸收的痕迹。关于汉德确立之诸多史籍文献中，无论是早先司马迁的《史记》，还是后来班固的《汉书》，都只字未提董仲舒的名字，更不屑说具体到他的质文互动、忠敬文循环、三统流转的思想与观点了。甚至，顾颉刚还怀疑道：“董仲舒的古史系统，究竟孔子曾经梦想过没有？”连董仲舒与孔子之间的学理关联与道统一致性都已经成了问题。“《汉书》中说董仲舒三年目不窥园，亏他关了门会想出这样的一个古史系统来！”[15]这样看来，说《春秋繁露》之《三代改制质文》的一部分属于后人杜撰、晚学衍生也并非没有可能，文本的混乱杂芜，已经严重影响寻找和还原董仲舒思想、观念的内在统一性，而如果其全部为董仲舒之亲撰，其影响也只在思想、哲学，而绝不在当时的现实政治。

注释：

（1）《吕氏春秋·应同》“五德转移”说的具体内容与过程分析，可参阅余治平《“十如更始”与“三统”、“四法”——董仲舒历史哲学的内在根据》一文，见王中江主编《中国儒学》，第五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2）按照周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见《礼记·王制》，长沙：岳麓书社，1989年，第328页。

（3）所谓“五端”，苏舆指“五始”，即元、春、王、正月、公即位。此五者具有发端、初始之义。见《春秋繁露义证·三代改制质文》，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96页。

（4）《史记·张丞相列传》曰：“张苍为计相时，绪正律历。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707页。

（5）遗憾的是，贾谊对汉德建构和确立的贡献经常被后人遗忘。“谊以为汉兴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宜当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于是便“草具其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奏之”。结果尽管“文帝谦让未皇也”，但此后“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发之”。见班固《汉书·贾谊传》，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979页。

（6）刘向根据“五行相生说”推演出汉当为火德，并为王莽政治集团所利用。《宋书·符瑞志》曰：“五德递王，有二家之说：邹衍以相胜立体，刘向以相生为义。”所以在汉兴之后271年的节骨眼上，王莽说：“予前在大麓，至于摄假，深惟汉氏三七之厄，赤德气尽。”现如今，“皇天明威，黄德当兴，降显大命，属予以天下”。见班固《汉书·王莽传中》，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1803页。

（7）司马迁《史记·封禅书》，第210页。汉王早在战争年代就已经大量使用赤帜了。《淮阴侯列传》记，韩信“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闲道萆山而望赵军，诫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信所出奇兵二千骑，共候赵空壁逐利，则驰入赵壁，皆拔赵旗，立赤帜二千。赵军已不胜，不能得信等，欲还，归壁，壁皆汉赤帜，而大惊，以为汉皆已得赵王将矣，兵遂乱，遁走，赵将虽斩之，不能禁也”。长沙：岳麓书社，1988年，第680、681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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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周月[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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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M].长沙：岳麓书社，1988.

[14]班固.汉书·严安传[M].长沙：岳麓书社，1994：1212.

赤壁白马篇篇3

从张艺谋的《英雄》开始，中国电影便开启了一个沸沸扬扬的大片时代。为了取得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双保险，这些影片的制片方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一种最为稳妥的“华语古装动作大片”的模式，内地与港台黄金班底联合制作，古装+动作+国际明星的组合，让这些古装大片尽管总是引得议论纷纷，却总算是让更多的观众走进了电影院。吴宇森的《赤壁》以空前的投资，超强的阵容，经历漫长的制作周期而隆重登场，堪称是这种古装大片模式的登峰之作。

《赤壁》源于吴宇森多年来的一个三国梦想，他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标志孙刘曹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的赤壁之战作为影片的故事主体，体现出导演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迷恋。电影《赤壁》在《三国演义》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的改动，影片没有完全遵循小说的线索来展开故事，而是力图向观众复现出一个古典诗词中描述的那种荡气回肠又令人叹惋的英雄豪杰时代。影片开始即反复用一把锈蚀的剑逐渐复原的特写镜头，以视觉化的方式传达出“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的意境。可以说，电影《赤壁》是寄托了导演吴宇森个人信念的三国，是理想化的三国，浪漫化的三国。为了实现这种个人的情怀，导演吴宇森在电影里削弱了权谋的成分，避免了《三国演义》中倾向性明显的人物褒贬，大胆地把周瑜作为主人公来塑造，突出其“雄姿英发”的一面，还原出了词中“三国周郎赤壁”的风貌。影片在主题与风格上，延续了吴宇森电影对于情与义的追求，剧中的人物都不是为了利益而战，而是全为情义、道义。吴宇森的电影虽然充斥暴力元素，但他却喜欢在影片中用弱小的儿童、圣洁的白鸽和暴力形成鲜明的对比，表达他宽厚的人文胸怀。在《赤壁》中，影片在开头简短地交待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情节之后，便从刘玄德携民渡江、赵子龙单骑救主开始切入正题，将保护弱小者的情节开篇即展现给观众。而《三国演义》中一些表现出人物性格和行为复杂性的内容，比如刘备摔阿斗以笼络人心的疑似虚伪举动，则被导演坚决地舍弃了。

《赤壁》与吴宇森过去作品最大的不同，在于该片是一部史诗格局的宏大叙事作品，而过去的吴宇森电影则多为几个人物之间的小故事，《赤壁》完成了他从小故事到大故事的转变，这相比他过去仅仅在类型与风格上的变化，是一种叙事的转变。

然而在这样的一部商业巨制中，作者的痕迹却不可避免地被抹平了。影片的战斗场面固然格外写实，但和《投名状》等影片相比却并没有太多特别之处，当成吨的血浆洒进千军万马之后，反倒不如当年小马哥冲进包间枪弹横飞时的场面令人震撼。周瑜和诸葛亮的对手戏，虽然也一如既往地表达出了男人之间既敌又友的惺惺相惜，却因为影片的人物繁杂和线索众多而没有给观众以特别的印象。而在吴宇森过去的作品，如《喋血双雄》等影片中，因为故事紧凑而集中，人物的对手戏均表现得十分精彩，通过一些小的细节便将人物性格凸显出来，令人久久不能释怀。而在这样一部大格局、大场面的影片中，由于大量的场面和动作戏控制了影片的节奏，使得一些用于刻画人物性格的细节反而有些矫情。比如诸葛亮给母马接生等情节，显得刻意而游离于剧情。而吴宇森过去影片中那唯美的鸽子也几乎沦为了道具，如果不是抱着轻松调侃的心态去欣赏的话，给鸽子洗澡等情节也差不多是续貂之笔了。

为什么一部集合了如此之多明星大腕、班底如此之强、耗资如此之大的电影仍然难以做到尽善尽美？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对这种古装大片的模式重新审视。笔者曾去过该片的拍摄现场，真切感受到了拍摄一部商业巨制的不易，真可谓“此电影非彼电影”也。单是剧组的车辆、食宿等都需有专门的团队负责管理，剧组在外景地已经不像是一个临时性的队伍，而更像一个常驻部队一样安营扎寨。一部中小成本的电影，一两个月便可拍完，无论是人员还是拍摄过程，都十分集中而紧凑。而如此的一部巨片，犹如一架巨型的机器，有无数个部件在日夜为此运转。这样的一种制作方式下，除去拍摄的艰苦不说，单是各个部门的统一调度和协调都十分困难。中国的商业大片毕竟才起步几年，在经验和人才等方面的积累还都有限，能不出纰漏已是不易，想要和好莱坞一样熟练地将所有的环节牢牢把握，还尚需时日。因此我们便可以理解《英雄》的苍白，《十面埋伏》的虚假，《无极》的荒诞和《夜宴》的爆笑。相对而言，在商业环境中锤炼已久的香港导演在这方面则要稍好些，但即便如此，《投名状》中依然有徐静蕾饰演的村妇莫名突兀地端坐在村头的不和谐画面。《赤壁》的出现，无疑标志着中国电影在投资上已经赶上了好莱坞的规模，然而在整体的把握上，我们是否真的可与好莱坞抗衡呢？别的不说，仅从编剧角度来看，中国目前还远没有形成好莱坞那样专业的编剧团队，没有那种能专门针对诸如笑料、动作等元素进行分门别类写作的职业编剧。国内的电影剧本迄今为止大多还都是个人创作，或者是多个编剧的轮番轰炸，在经过无数次的修改之后，剧本的整体把控便难上加难。《赤壁》的剧情虽然没有明显的疏漏和令人费解之处，叙事铺排也算较有章法，但一些在前几部古装大片中所存在的问题，依然在这部影片中存在着。就拿对白来说，目前所谓的著名编剧们显然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有兴趣，但因为文言文在日常生活中的缺失，使得他们在对白中糅入文言时异常生硬。我们还记得《夜宴》中演员张口而出的“一舞剑器动四方，表演确是我所长”这种将唐诗与大白话糅在一起、并且还能押韵的怪异对白，只能让观众感到可笑。也许是为了保险起见，《赤壁》这次索性是以白话为主，但又矫枉过正，很多时髦的现代语言同样引起了观众的多次笑场。士兵们不断高呼的“胜利，胜利！”，虽然可以理解为编剧的与时俱进，但仍然隐隐让人感到有些技穷的嫌疑。

在这样的一部鸿篇巨制中，对于表演的控制也成为一大难题，因为考虑到市场的需要，古装大片通常要集合港台和内地一线的明星，甚至日韩的演员来助阵。这种不同地区的演员在表演风格上的差异屡屡使这些大片在角色塑造上难以形成统一的格调，且大牌明星身上固有的个人气质也使得对于角色的表现更多地偏向了演员自身的特点。

由于投资巨大，如今的古装大片均十分依赖电脑特技，对于这些大片来说，电脑特技的使用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赤壁》的大量水戏都在河北易县的安格庄水库拍摄完成，能把一个不起眼的水库拍成长江，确实显出现代高科技的神奇本领。然而毕竟电脑特技太费时费力，因此在影片上集中，我们只能看到寥寥数个表现赤壁与长江环境的镜头。而水库的感觉毕竟不同于长江，原本应该在影片中起到重要环境造型作用的长江地貌因为被电脑特技所取代而大打折扣。

在看过如此之多的古装大片之后，《赤壁》以创出多项纪录的大手笔再次给了我们强烈的震撼，《赤壁》的诞生，让每个关注中国电影的人都要去思索一个问题，这种古装大片的辉煌是真正的电影复兴，还只是一种挥霍式的膨胀发展？内地广阔的市场加上大牌导演的号召力，以豪华的阵容和超强的制作，在一定时间内虽仍然能够保证丰厚的利润，但这种模式能够持续多久，观众会不会出现审美疲劳？

《赤壁》究竟可以看作是近年来古装大片的扛鼎巅峰之作，还是一次“辉煌的陷落”，并成为此类古装大片模式的终结？这些问题都成为悬在我们心头的谜团。

赤壁白马篇篇4

关键词：精神支柱 幻境 情境

苏轼的“赤壁三绝”包括两篇赋作《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以及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三篇作品均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所创作的，两篇赋分别作于元丰五年（1082）七月和十月，而词作的创作年限在学术界则是各抒己见，但学者们对“赤壁三绝”在文学史和艺术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都是众口一词的，本文就对其对后世影响进行探讨，从新的视角对“赤壁三绝”的影响进行梳理。

一、从创作背景的相似看“赤壁三绝”的影响

苏轼自小才华横溢，少年得志，二十岁刚出头便得到时任翰林学士兼任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正在他可以在仕途中大展拳脚的时候，他的母亲不幸逝世，无奈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回家守丧28个月。嘉佑六年（1061）苏轼启程赴凤翔任判官，知府的副手，而到1064年苏轼刚任满回京，得以留在皇帝身边受以重用之际，他的夫人和父亲先后去世，因此他不得不又再次回乡守丧。熙宁二年（1069）他再次回京，而此时的京城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历史上著名的 “王安石变法”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苏轼本着“安静沉稳，循序渐进”的原则向皇帝进言，示意变法不可操之过急，用人也不可提拔过快，因此遭到新党派人士的不满而受到排挤，熙宁四年（1071）被贬往杭州任通判。后又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在这期间苏轼虽然官职不高，但也为地方百姓做些实事造福一方，同时与书道友人饮酒作诗，生活倒也自在舒适。而新党一干人马对苏轼不断上表朝廷反应新政在实施过程中的种种恶迹却是心有余悸，因此将苏轼在此期间所作的诗作进行断章取义、妄加揣摩向皇上进言，称苏轼对新法不满，同时并扣上攻击皇上，对朝廷有二心等莫须有的罪名，以致酿成后来对苏轼有着转折性影响的“乌台诗案”。后因皇帝圣明，没有完全听信谗言，以及弟弟苏辙和各位正直同僚的帮忙，苏轼才得以幸免一劫，得以被流放黄州。从此苏轼再没受到重用，生活亦是过得愈发艰难困苦。同时朝廷之中也是动荡不安，新旧两党交替掌权，朝政朝令夕改，加之当时边关的少数民族时常来侵，人民的生活更是在水深火热之中。苏轼虽远在朝堂之外，但却心系国家安危、人民疾苦。纵观苏轼一生才高八斗、满腔抱负却无处施展，且无辜遭人陷害受难，他心中的种种怨气和不满也只能寄诗酒来得以些许的发泄。这和后世许多文人墨客的遭遇有着不近相似之处。如出身于宋代皇室宗族，却终生受用于异族统治的元代赵孟，虽然一生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但始终都是不受统治者的信任，只能寄抱负于书画之中，这种满腔爱国抱负却无处施展的境遇与苏轼是感同身受的。另有明末清初的许多被称为“遗民画家”的书画家们，也都有类似怀才不遇、生不逢时的感受，所以他们也大都像苏轼一样，时常画一些写意画，不在意于所画之物是否与真物像与不像，重要的是能将自己心中那种孤寂、落寞的心境有所依托，在他们看来这才是创作的一大乐事。所以苏轼的遭遇和心境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后代诸多的文人书画家都有与其不同程度的类似遭遇，所以后世文人书画家将其作为自己精神上的支柱和寄托亦是常有之事，这也造就了元明清时期苏轼成了文学和艺术作品中频频出现，并为文人画家不断仿效的人物的重要原因之一。

“赤壁三绝”作于苏轼在黄州时期，此时的苏轼已是心力交瘁，在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劫难之后，他自是感慨万千。据记载，苏轼在黄州期间游历赤壁十余次，面对昔日战火纷飞、枭雄辈出的历史古迹，感怀今世的不幸遭遇、国势衰败，深受儒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想影响的苏轼，不禁发自肺腑地希望当朝当代能够有“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统帅，因为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二十一载，元丰四年十二月宋军在与西夏军对阵中，围攻灵州城不果，反被西夏军引决黄河水贯营，导致“大军粮尽，人皆四散”，死伤将士三十多万。苏轼是深知“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百姓疾苦之人，面对如此惨败之局，他是多么地希望朝廷能够有一位指挥若定的统帅来带领自己国家的军队。此种无奈是后世多少爱国志士心中所忧，而苏轼最终却以“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前赤壁赋》）的潇洒而化解。这种旷达的心胸，这种豪放的情怀是后世不得志文人墨客的楷模和榜样，也是他们的精神寄托和慰藉。苏轼的经历和遭遇，以及他在面对一切困难和挫折所表现出的顽强、豁达，还有那些传世经典的佳作，为后世有着相近体验的文人墨客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精神家园，为他们在逆境中求生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精神支柱作用。

二、从文学艺术创作的借鉴看“赤壁三绝”的影响

首先是文学创作方面的影响。

“赤壁三绝”中均写到月、江等景物，并运用景物的描写来烘托作品的情感基调，另外在前后《赤壁赋》中还写到了作者与客人的对话，既深化了作者当时的心境，又点出了创作的由来，使人感觉情感的抒发亦是那样的顺理成章。不仅如此，在三篇作品中都还有作者大胆想象与现实生活的巧妙切换。如在《前赤壁赋》中：“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此句先是写到自己的情怀已飘到九霄云外的欲仙之感，想到仙人也不过是饮酒作乐，后又回到现实中来，这种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自在畅游的情感抒发，是日后许多文人创作者所追求的创作佳境。而在《后赤壁赋》中苏轼更是放达到用梦境来抒发自己的情怀，梦到那只自由飞翔的鹤变成一位道士来拜访自己，其实无论是鹤，还是那位来去自由的老道士都是苏轼为自己假想的理想对象，他就是用这种梦幻般的手法来抒发自己亦梦亦醒的情感寄托。后来的许多作家均受苏轼的影响，仿照此种写法来反应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和差别。比如清代著名的蒲松龄写的《聊斋志异》，每一个故事中的主人公书生都是在睡梦之中与仙妖相识相恋，而最后又不得不回到残酷的现实社会之中。元代无名氏所作的杂居《苏子瞻醉写赤壁赋》中，更是将这一情节加以夸张，写苏轼“酒后狂放”，作《赤壁赋》，当然此剧主要是放在讽刺当时的官场中人的两面三刀、见风使舵的丑陋嘴脸，也是从侧面颂扬了苏轼的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但是结合元代当时的文坛情况，剧作家们以苏轼为题材进行创作，不仅是对他文学成就的肯定，自然也有人格敬佩的因素。

元代另有一部戏曲叫《苏子瞻风雪贬黄州》，是讲苏轼被贬黄州之时，经历的就是“铸银河，插半天，把人间翻做了广寒宫殿。”用自然之景衬托了苏轼当时遭遇的凄苦境况。元代戏剧创作者特意将其情节进行渲染，与其说是在写古人苏轼，不如说他们亦是在写自己，就像苏轼在《赤壁怀古》中写三国，亦是在慨叹宋代当时的国事。由此可见，苏轼种种的词文创作方法，为后世的文学创作均奠定了坚实的学习基础，后来人在遇到仕途、生活中的困难时，均会想到以苏轼为榜样，效仿其旷达的胸怀，学习其洒脱的创作风格。明代许潮的戏作《赤壁游》中，景的描写和情的抒发与《赤壁赋》是如出一辙，可见苏轼在后世文人中的影响之大。连《红楼梦》第七十六回里“凸碧堂品笛感凄清”，也受了《前赤壁赋》艺术境界的影响。在贾府日渐败落的境况下，黛玉和湘云做出“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凄凉悲伤的诗句，况且曹雪芹借用茫茫黑夜里池中的一只白鹤引出此情节，更是与苏轼《后赤壁赋》中“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的情境相契合。

其次是艺术作品创作方面的影响。

“赤壁三绝”所渲染出来的艺术氛围，为后世的书画艺术家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范本。《前赤壁赋》中营造的是月明之夜，秋风凉爽，徐徐吹拂，与客人泛舟于江上，饮酒赋诗，咏叹宇宙之大，而我之渺小的一种淡淡的哀声之情，此种意境大有“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那种孤独寂寞的哀鸣之感，这种绵绵如细水的作品基调为后来的艺术家们所向往的最佳创作基调。而《后赤壁赋》中却营造出“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小月，水落石出。”的清幽之境，用水声、草木声、动物之声来衬托出当时环境的静寂，那种静寂让人感觉到毛骨悚然，此种境界便并非大多数人所享用的吧，但却也给艺术家们带来了异样的创作灵感，成为很好的艺术作品中的惊艳基调。相比之下，《赤壁怀古》中的那种慷慨高昂的情感基调，为情感的直接抒发和表达带来了最佳的宣泄，为那些想大胆狂放的用艺术的手段来表现主题的人们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题材。因此“赤壁三绝”的出现为后来书画等艺术门类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早在宋代著名的人物画家李公麟，便画过《西园雅集》，画面远山连绵，一些文人雅士坐于松树之下，饮酒赋诗，谈论古今，大有《前赤壁赋》中如涓涓细流般的儒雅风韵。后来明代画家唐寅就选用苏轼泛舟这一题材进行画作，整幅画面清新淡雅，十足的文人画气息。唐寅之所以会选择这一题材，大概与自己和苏轼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有一定关系。唐寅与苏轼一样自小便才华横溢，但都是路途坎坷，他没有像苏轼一样经得住政事的打磨，他选择了逃避，也许在他的心中，苏轼是一个远不可及的楷模，在这幅画中也似乎增添了一份自己的美好愿望和人生理想在其中。而与唐寅同朝代的魏学，却用一种新生技艺来表现这一主题，那便是至今都令世人叹为观止的《核舟记》，便是刻画苏黄泛舟之时的情景。在一个小小的桃胡之上，竟能刻出五人，船舱的窗户八扇，并能够自由开合，而且每个人的面目表情、言谈举止都活灵活现，更有一些茶壶、茶碗、念珠等细小的东西，更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艺人的技术之精湛自不用说，但是从艺人用心之良苦便可以看出苏轼在其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之深远。在元明清朝代交替之时，与苏轼有着同感苦闷的文人墨客不尽其数，而苏轼旷达的心境、排解苦闷的做法自是他们学习和向往的境界，所以他们便拿起手中的笔，撰写着有关于苏轼的诗词，抄写着苏轼在人生低谷时期创作的前后《赤壁赋》，他们不仅仅是在传抄着中国文学艺术的经典，更是在传抄着苏轼那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精神。元代的赵孟、明代的文徵明、祝允明，他们都是政治的受害者，历史的见证者，他们与苏轼一样都为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有着满腔的热忱，却对现实的状况束手无策，只能用手中的笔，心中的情，为后人留下自己满腔的遗憾和无奈。同时，苏轼也是他们人生的精神支柱，他们在仕途受挫之时，大半都选择了弃世，只有苏轼始终心系国家、心系百姓，这样的豁达是后人很难效仿得到的。

宋之后的元明清三朝，历经漫漫近六百年之久，其中涌现出无数的优秀文学艺人，他们都或多或少的受到苏轼的影响，受到苏轼经典之作“赤壁三绝”的影响，而“赤壁三绝”所形成的影响势必不会止于此，而是会更加源远流长的传承下去，因为它带给我们的也不仅仅是文字上的经典保留，更是精神上的鼓舞和启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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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白马篇篇5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并称“三苏”。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

【多维解读】

旷世奇才，英雄本色——他有着超凡脱俗的旷世才华，神奇的文笔、渊博的学识、睿智的思想、高尚的人格、丰富的人生经历、多方面的巨大成就，还有它永远不灭的那份诙谐，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是一座丰碑！他长于散文创作，《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名篇佳作脍炙人口，体现了中国文人的忧患意识和人文精神。他的诗，把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风格巧妙结合起来，多姿多彩，美轮美奂，代表了宋诗最高水平。他的词，清新豪健，题材广阔，挥洒自如，气势磅礴，开创了豪放词风。他的书法、绘画，也都达到了很高水平。除此之外，在哲学、茶道、养生、园林艺术方面，他都有很高的造诣。

性情率真，品格崇高——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文人，苏轼身上，既无头巾气，无山林隐逸气，亦无以富贵骄人气，无忠臣孝子气，无大作家架子气；既无大臣杜门思过之态，亦无谪宦战战兢兢之态。他与你我同在，同悲同喜，丝毫也不刻板，浑是率然纯真的真性情，真品格。

人生坎坷，经历丰富——苏轼的一生，可以用“四个三”来概括：不忘三事——金榜题名、乌台诗案、太后恩宠；不忘三人——敬如父师的欧阳修、素为敬重又有矛盾的王安石、司马光；不忘三地——黄州、惠州、儋州；不忘三情——与苏辙的手足情、与王弗的生死情、与朝云的不了情。他生活中的每一个片断，几乎都与传奇相联系。例如，金榜题名时，他由第一变成了第二，却反而更为出名；乌台诗案中，他九死一生，被贬黄州，却反而出现了创作的黄金时期；他赠弟辙、悼亡妻的词篇，被人们万口流传，历久而不衰。

坚贞不屈，乐观豁达——在为人上，苏轼在几乎丧命的逆境中保持坚贞气节和独立人格，决不随波逐流；在为官上，苏轼坚持为官一地，造福一方，徐州防汛，杭州筑堤，儋州授馆，兴修水利，架桥凿井，赈灾施药，都于史有证；在人生态度上，苏轼即使在身处绝境时，也保持乐观豁达的心态和积极向上的追求。

热爱生活，进退自如——正是由于对生活充满热爱，苏轼从来没有被艰难困苦所压倒，而是永远含笑面对人生。即使晚年贬谪岭南，处境艰难，他仍然随时去发现生活中的乐趣。如《食荔枝二首》云：“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轻松的笔调中，透出的是独立不羁的个性。

【运用示例】

窗棂边的栀子花

你是否羡慕过东坡的人生？是啊，他乐游赤壁，醉饮山林，写下光照千秋的激昂文字。然而，你是否看到了他内心的累累伤痕？作为一个人，他肩负着出将入相、封妻荫子的期许，却接连惨遭贬谪。他的不平、他的郁闷、他的痛苦、他的无奈，你看到了吗？

是啊，你把苏轼生命中的伤痛忽略了，只看到了他的光环，看到了世人对他的敬重与赞扬，于是羡慕他的生命，于是恨自己生命的苍白乏味。你何时才懂得去欣赏自己，去嗅一下窗棂旁栀子花的芬芳？

无息中，生命走得更远

静静的湖水似乎荡漾开去，原来是苏子泛舟游于赤壁之下，从而在晨曦将露时叹出“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在石钟山边吟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这是他的无息，是他对人生的追求，让后人铭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风，可以穿越荆棘

赤壁白马篇篇6

我们知道，联想是指由一种事物通过一定的关系联系到另一事物的一种表现手法，按其分类可分为相关联想、相似联想、相对联想和因果联想。联想无处不在，生活因联想而丰富多彩，工作因联想而精彩迭出，艺术因联想而焕发光彩。许多艺术，因联想而诞生、成熟，也因联想而气象万千、摇曳多姿。它既是构建艺术不可或缺的心理历程，也是欣赏艺术必备的思维境界。教学是一门艺术，同样需要运用联想。运用联想式思维进行教学，正好体现了新课程个性化课堂教学要求。它最大的优势在于有效整合知识、利于理解记忆。

一、整合知识

教学以知识为基点，而任何一个知识点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在一定的范畴内，他都与其他知识点有着这样和那样的联系。教学当中，运用联想可以将分散的、凌乱的知识进行有机的整理与组合，使其系统化、条理化。下面我就以《赤壁赋》为例，谈谈运用联想整合知识的优点。《赤壁赋》作者苏轼，历史上作为一位重要的且很有影响的文人，我们必须讲解。

首先，讲解姓氏与称谓。作者姓“苏”，我们能过相关联想，自然会想到苏洵、苏辙，想到“苏门四学士”。因其与苏洵是父子关系，与其弟苏辙是兄弟关系，他们三人在文坛上并称“三苏”；而与秦观、黄庭坚、晃补之、张末是师生关系。苏轼号“东坡”，人们称其为“东坡居士”，我们由“居士”通过相似联想会想到青莲居士李白、香山居士白居易、六一居士欧阳修、淮海居士秦观、清真居士周邦彦、石油居士范成大、幽栖居士朱淑真、易安居士李清照、后村居士刘克庄、柳泉居士蒲松龄等。东坡死后谥号“文忠”，我们又会联想到欧阳修和元代的散曲家张养浩，因他二人溢号都为“文忠”。

其次，讲解对他的评价。“北宋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在诗词、散文、书法方面皆有卓越成就。”（《诗歌词典》）既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通过相似联想我们立刻会想到其他七位——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通过“唐宋八大家”又会联想到归有光，因归有光与王慎中是明朝“唐宋 ’派”的代表，是“唐宋八大家”与清朝“桐城派”之间的桥梁：苏轼又是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我们又会联想到其他三位——黄庭坚、米芾、蔡襄。

这样，我们运用了多种联想，将一些分散的知识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使这些知识点在一定的范围内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二、利于理解记忆

通过联想我们整合了知识。整合后的知识不是以点的形式散乱的存在，而是以“块”与“链”的形式耀眼地出现。这样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讲授就会举一反三，学生学习就会触类旁通。从而有助于理解加深记忆。我们以《赤壁赋》的背景及文体知识为例来看。

《赤壁赋》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是苏轼被贬黄州夜游赤壁所作。要想深刻的理解文章内容，就必须讲解“乌台诗案”，因“乌台诗案”与作者被贬黄州夜游灵壁表达一种乐观、豁达的人生见解存在着直接的因果关系。“乌台诗案”是理解课文哲理与抒情高度融合的不可或缺的材料。

本文的文章体例属于“文赋”，“文赋”是赋的一种。赋，最早见于《诗经》，只是一种铺陈言志的表现手法。所以班固《两都赋序》中说：“赋者，古诗之流也。”而其作为一种文体最早始于战国后期苟子的《赋篇》，文章体物铺陈，分别写了云、蚕、礼、知、箴五种事物。陆机《文赋》中将其与诗作了鲜明的区分：“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基于此，赋作为一种文体，就有了定性：一种讲究文采、体物铺陈、介于散文和诗歌之间的文体。既然讲到赋，我们马上会想到苟子的《劝学》、宋玉的《风赋》、张衡的《二京赋》、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杜牧的《阿房宫赋》。因为它们都是赋，很相似；所不同的是：《劝学》是体物铺陈的“短赋”即“诸子赋”，《风斌》是抒情浓郁、意象瑰伟、声调绵邈、多用“兮”字的“骚赋”，《二京赋》是鸿篇巨制、繁缛富丽、几尽铺张的“汉赋”即“辞赋”、“大赋”，《归去来兮赋》是多用排比、对仗工稳、字句整饬的“骈赋”即“俳赋”、“小赋”，《阿房宫赋》是合诗声律、平仄对偶、韵制和谐的“律赋”，而《赤壁赋》则是富于伸缩、自由挥写、抒情广阔的“文赋”。转贴于

就此，我们通过因果联想联系到“乌台诗案”，便于理解文章的主旨。又通过相似联想联系到体式上均为赋的文体。同时，通过比较发现了它们的不同之处。进一步加深了对文章体例的理解与辨析。这种教学方式，使得学生的所知得以表现，使得学生的未知得以充实；使得教师的思维广阔无垠，使得教师的语言随意随机。它彰显出的，就是新课程个性化课堂中的显性特征之一，对我们广大教师而言，可望也可即。

赤壁白马篇篇7

追根究源，“旷达”当从庄子说起。《庄子　逍遥游》中无名、无功、无己、无用之境，实乃古人“旷达”之滥觞。庄子让心灵从生死、贵贱、荣辱等种种人生枷锁中超脱出来，活得轻松、自由、洒脱，这正是中国士大夫执著追求、向往的瞬间而永恒的人生观――旷达。及至后世，“旷达”成为无数有个性、才华与骨气而又身世坎坷的文人所追慕人生境界。苏轼的诗词可以说是对“旷达”之人生观的最好注脚。

一、时与空

开篇的这六句高视阔步，气象宏大，一下子就触及了我们人生的两大领域。创造了一个时与空对比和转化。“大江”是空间，“千古”是时间，“三国”是时间，“赤壁”是空间。

时空观念既是一个传统的哲学命题，传统的时空观念在中国古代文人或哲人的笔下很早即成为一个历久弥新、长咏不衰的主题。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体现出一种深沉博大的时间意识。苏轼用“大江”使时间和空间交汇，喻时间消逝于流水。唐代诗人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便有此先例。空间的遥远成了诗人笔下时间的无限。而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说过：你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时间和河流也一样，　永不停止，滔滔向前；这样一去不返，不亦悲夫！然而苏轼，“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林语堂语），时间在他眼中竟是一个平衡者，周瑜也好，曹操也罢，终将消逝在时间的长河里。时间流逝，生命无常，但苏轼，或仰望星空，或俯视大河，全无对生命苦短的丝毫恐惧，仿佛正张开怀抱，迎接时与空的洗礼。

二、“动”与“静”

陡峭的山崖散乱地高插云霄，汹涌的海浪猛烈地搏击着江岸，滔滔的江流卷起千万堆澎湃的雪浪。这是何等壮美之景。“穿”“拍”“卷”三个动词，插入三幅静物画，天空，河岸和雪。一个奔马轰雷，惊心动魄的奇险境界立先眼前。这正是“动”与“静”的对应。试想，黄州赤壁果真如此雄奇壮阔吗？“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在《前赤壁赋》中天光水色纤尘不染的长江，到此却成了波澜壮阔，撼动山岳，激情不可羁勒的怒潮，这当然不仅仅是自然景观的特点，其间涌动着坡压抑不住的豪情。是什么“卷起千堆雪”？我们也许可以说是苏轼的心吧。

三、得与失

史载，建安三年，孙策亲迎二十四岁的周瑜，授予“建威中郎将”的官职，并同他一起攻取宛城。周瑜迎娶小乔，正在宛城战役胜利之后，而后十年他才指挥了赤壁之战。此处把十年间的事集中到一起，在写赤壁之战前，忽插入这一情节，以美人衬英雄。正是历史上那个年轻有为，文采风流，江山美人兼得，春风得意，且有儒将风度，指挥若定，胆略非凡，气概豪迈的少年英雄，念奴娇整整百字，其中便有二十八字描绘写周瑜的个人经历，有人物，有形象，有外貌，有衣冠，有作为，俨然一部小说。然而“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这一段是得与失的对应。孰失孰得，似乎毫无悬念可言。得的是周瑜，情场得意，战场成功，而苏轼却失得彻底？《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苏轼贬官黄州之后的作品，苏轼21岁中进士，30岁以前绝大部分时间过着书房生活，仕途坎坷，随着北宋，几上几下。43岁因为作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出狱后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民兵自卫队副队长）。余秋雨在《坡突围》中这样说“他从监狱里走来，他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和文坛破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这是生命对理想的嘲弄，英雄伟业不管多么精彩，似乎也都遥不可及，这个词人难道就此沉沦吗？

四、大与小

词以“大江东去”开篇，以“还酹江月”结尾，不但是意象的呼应，更是字眼的密合。同一“江”字，却包含了“大”与“小”的对比，大江东去，是“大”，“一尊还酹江月”，一个小小的杯子，意蕴无穷。苏轼深知老庄，“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结尾正是这首词的高潮所在。“一尊还酹江月”，所要祭奠的古人都已被浪花淘金了，看不见了，看得见的只有月亮。但是，光是月亮没有时间感。一定是江中的月亮，大江是时间的“江”，“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江之变与月之不变，是消逝与永恒的统一。一种无奈，一种解脱，一种对命运的认可，一种对天下的事了然于心之后的释然。苏轼是旷达的，他把小容于大，也使他的“小”人生有了“大”智慧。“大”的精神让他张开双臂，仰望宇宙，聆听　“江上清风”，感怀“山间明月”。“旷达”，具有久远的传统和历史的内涵，“旷达”可谓人生的一种胸襟和选择，是对生存困境和生命困境的超脱，是对人格自由和个性解放的追求。苏轼的一生屡遭贬斥，坎坷多艰，而在时空交织的梦中，他感受着动静之间的生命，融化了柔情和深邃，尽情地、率性地享受着自然的无限馈赠，参悟“小大之辨”，伟哉旷达士，知命固不忧！较之周瑜，苏轼如此这般旷达清放的人生境界又　“失”从何来呢？

赤壁白马篇篇8

赤壁之战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的著名战例”。这次战争的史实原来散见于晋人陈寿所著记传体史书《三国志》的《吴主传》、《周瑜传》、《鲁肃传》、《蜀先主传》、《诸葛亮传》等篇。《赤壁之战》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故事，是司马光根据《三国志》有关篇章记载的史料着意剪裁，组织润色而综合写成的。作者匠心独运，设计精巧。

一、结构——安排井然有序，思路——展示明朗清晰

《赤壁之战》这一长文，所写事件纷繁，人物众多。细细阅读，掩卷沉思，则其结构形式、思路线索，全部呈现在眼底，了然于心头。

就大事而言，写了这么三件：先是写了孙权、刘备联合，继而写了孙权内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最后写了赤壁会战。每一大的事件中又有诸多小事件，如在第一件大事里写了谋臣鲁肃和诸葛亮为建立孙刘联盟而进行的外交活动；在第二件大事里写了文臣武将为使孙权确立联刘抗曹方略所进行的公开与隐蔽的较量，其中着重写了儒将周瑜的所作所为；在第三件大事里写了战略相持——南北对峙、战略反攻——火烧赤壁、乘胜追击——水陆并进等。

就人物活动而言，主要写了“七说”（“说”音shuì，劝意）。其中，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孙刘联盟事上写了“三说”：开头写了鲁肃说吴主孙权，原因是“恐为操所先”，以求得孙权能准允自己去了解形势并为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奔走；接着写鲁肃说蜀主刘备，以使他能主动同孙权联合抗曹；三写诸葛亮受命出使吴地，说孙权联刘抗曹。在促使孙权定下抗曹决心并早作决断之事上，写了“四说”：先是写长史张昭说孙权，企图让孙权放弃联刘抗曹打算，认为对曹“不如迎之”；紧接着写鲁肃趁“权起更衣”之机，“追于宇下”，“扩开大计”，提醒孙权不要被主降派言论所惑，使其联刘抗曹决心不致动摇；最后“两说”是写周瑜日夜连说孙权，力排“众人之议”，揭穿曹操诈言，从而使得说服孙权重任得以最后完成，画上一个圆满句号。

《赤壁之战》无论是叙写发生的事件，还是记述人物的活动，都有如链条衔接，一环紧扣一环，且又一气呵成；又都有如影视上的特写镜头，一幕紧接一幕地显示在阅读者的面前，烙印于欣赏人的脑际。文章以事件为经，以人物活动为纬来构建框架，并按照时间先后和空间位置变化来安排，以逻辑顺序来布局。在一系列事件的发展进程中，或交替、或连续融入人物的活动。一个又一个互相承接的事件，一次又一次彼此相连的人物活动，除有不可挪动的外在时空关系外，还有其紧密联系的内在因果关系。而这些因果关系正好体现出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若不得到孙权的认可与赞同，岂有后来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的发生？若无鲁肃说服刘备，哪有诸葛亮前往吴地说服孙权之举？没有鲁肃、诸葛亮苦口婆心地说服孙权，何来孙刘联盟的建立？若无肃、亮、瑜对孙权的说服，又哪有孙权抗曹的决断？没有孙权的最后决断，何来赤壁之战这一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那又怎么会出现后来三国鼎立的局面呢？从纵横全方位观之，司马光在《赤壁之战》一文中走笔的轨迹图象，正好比一“甲”字形貌。此字上半部的“田”，犹如孙刘双方为了共同利益，经过主观努力而暂为一体的态势；其下“┃”，形似锋利无比的宝剑，势不可挡地直插曹军大本营。我们说这一“甲”字，恰好是《赤壁之战》的结构内涵和作者思路绝妙无比的图解。

二、对话——各求理正、据足，言辞——尽透情态、性格

文章开篇写的是鲁肃得知形势有变而向孙权提出应变之计。他切盼得到孙权的准允，马上搞一次必要而有决定性意义的外交活动。可鲁肃不盲目出言，而是抓住孙权急欲扩大“帝王之资”及其“定天下”和保一方平安的心理状态说话，其应变之计与要求，边说理边摆出。最后还以“今不速往，恐为操所先”句结束谈话。这末一句强调了形势的严峻，反映出鲁肃心情的焦虑急迫，同时也激发了孙权，使其不能轻视怠慢。结果真的如此，“权即遣肃行”，鲁肃终于如愿以偿。整个一席话说得孙权口服心服，言听计从，充分显示出鲁肃的政治才能。

接下写的是鲁肃与刘备的一段对话。鲁肃本想与刘备会谈取得最佳效果——“自结于东，以共济事业”，然而老成持重的鲁肃含而不露，摸清对方意欲如何，再作计较。当得知刘备所想之后，便立即陈述东吴优势，点出吴巨“岂足托乎”根由。一优一劣，对比鲜明，作何选择，不言而喻。文章用“备甚悦”三字表明刘备透彻理解鲁肃话意。若鲁肃不这样与刘备会谈，那效果当作别论了。鲁肃主动创造和谐氛围，平等地与刘备商讨，体现了鲁肃友善和坦诚性格，同时也反映出他过人的外交智慧。

这之后写的是诸葛亮与孙权的会谈。刘备“新败”，“遁逃至此”，诸葛亮完全明白自己处在什么地位。为了这次“奉命求救于孙将军”的外交活动的成功，他必须不卑不亢，始终占据主动。于是他先发制人，与权相见后，就总论天下局势，客观分析孙、刘、曹三方面情况，紧接着连续两次反激孙权，使得孙权从根本上断绝与曹操的关系，这就取得了会谈的初步胜利。但联刘问题还未解决，于是诸葛亮趁回答孙权提问之机，将刘、曹对比，说明刘备军力仍很雄厚，而曹操存在着兵力（“远来疲散”）、战术（“不习水战”）、军心（“非心腹也”）等致命的三大弱点，不仅保住了刘备的尊严，更重要的是彻底消除了孙权在联合问题上的疑虑。接着推测建立孙刘联盟必然产生一个接一个的美好前景，从而使孙权在主动断曹后又树立了主动联刘的思想，取得了会谈的彻底胜利。诸葛亮用心良苦，他的话语重理性分析，重事实证实。孙权能发“吾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受制于人！”“吾计决矣！”的誓愿，最后又有“大悦”的反应，全是诸葛亮言辞所具强大的征服力作用的结果。

曹操的话语是在“遗权书”中。虽然只有三十个字，却显其杀气腾腾，骄横狂妄，气焰嚣张。即使人物的言辞很短，作者也不放过写理由写事实。在短短的两句里，写有一“理”（“奉辞伐罪”）“二事”（“刘琮束手”与“今治水军八十万众”），将曹操的狡诈性格反映出来了。写张昭的言论，也是重视写理由写事实。张昭先说明曹操的本性与为人，作为提出“拒之，事更不顺”的依据，为后面提出“不如迎之”垫底。接着，指出孙权优势已失，而曹操优势明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政见。这样写理摆事，使张昭言论更具迷惑力。这从孙权“独不言”的神情和“起更衣”的举止完全可以看出来。

听了张昭的讲话，孙权很不痛快，借故走出议事厅。鲁肃唯恐孙权改变主意，立即“追于宇下”，对孙权讲了一段话。在情急之时讲话，他也是理据在前，结论随后。他直言“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点出了要害，作为“不足与图大事”的因由，使得孙权的心情稍稍安定。接下又向孙权对比分析“可迎操”与“不可”的两种人绝然不同的前途，设身处地，推心置腹，进一步劝权“莫用众人之议”，达到坚定孙权抗曹决心的目的。言辞恳切，充溢着对孙权无限忠贞之情。

最后写的是周瑜对孙权讲的两段话。白天（公开），周瑜讲的也是“不可迎”。不过，所谈与鲁肃不同。周瑜是在分析了曹操在政治上的不利（“托名汉相，其实汉贼”）和分析了孙权在环境、威望、兵力、人才方面的优势的基础上得出“不可迎”的结论。这之后，他又分析指出曹操“冒行”“数者用兵之患”，同时向孙权作出破曹许诺。从而激励了孙权的雄心，使他毅然摈斥了迎降的主张。夜里（私下）“复见孙权”，针对曹操“遗权书”中所言，分析曹操来犯的实际军力（“不过十五六万”）及其弱点（“疲病之卒”、“狐疑之众”），并再次担保破曹，从而消除了孙权在抗曹问题上最大的疑虑。《赤壁之战》中周瑜的话，点点在情合理，句句掷地有声。作者在我们面前展示出一个生龙活虎，雄姿英发、气势非凡而又有远见卓识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