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夏的诗句范文
时间：2023-10-12 07:45:21
立夏的诗句篇1
本文从西夏文典籍中辑录西夏人翻译的《诗经》文句二十六则并考察其义训正误，试图据以窥知西夏党项人对经典汉文学的理解能力，以及 中国 的主流文学传统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 影响 。经初步考察可知，西夏《诗经》译例中有半数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有的甚至可以说是严重失误，这说明西夏知识分子对于《诗经》并不像我们预期的那样熟悉，以《诗经》为代表的中原古典文学没能成为党项文人文学的滋养。
【关键词】 诗经 西夏 翻译 古典诗歌
《宋史·夏国传下》记载，西夏仁宗人庆元年（1144）“始建学校于国中”，天盛元年（1149）“策举人，始立唱名法”。科举 考试 中的“唱名”初见于宋太宗雍熙二年（985），由此可以估计西夏的相关制度基本上是从北宋承袭来的。在此之前，西夏曾向北宋索取过“九经”及“正义” （《宋会要辑稿·礼》六二之四、四一） ，人们似可期望中原传统的儒家经典也会被用作西夏科举的教材，从而成为西夏党项文人文学的滋养。不过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只知道夏仁宗在执政期间曾大力倡导文教，但是却无法对西夏人的受 教育 状况和文学素质给出全面综合的估价。本文将从西夏文典籍中辑录西夏人翻译的《诗经》文句并考察其义训正误，试图据以窥知西夏人对经典汉文学的理解能力，以及中国的主流文学传统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我们之所以首选《诗经》为考察对象，这不仅是考虑到真正读懂《诗经》需要具备专门的训诂学知识，而且考虑到诗歌的翻译在所有的文学形式中应该是最难的，也就是说，翻译《诗经》对于外民族译者来说是一件颇为“见水平”的工作。
西夏人翻译的中原汉文书籍属于“四部书”的有十余种，均出土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水城遗址，今藏俄罗斯 科学 院东方 研究 所圣彼得堡分所和英国大英博物馆。全部资料中并没有整部的《诗经》译本，我们所能见到的仅仅是一些零星的句子，这些句子本来是中原其他书籍在行文中征引的，西夏人在翻译那些书籍时便把原引《诗经》的句子一道译了出来。就 目前 所知，夏译汉籍中引及《诗经》的有六种，共征引二十八则，具体情况如下:
《孟子》，佚名夏译，写本。原件照片1966年由科罗科洛夫和克恰诺夫合作刊布 ① ，199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次刊布②。原书残损严重，迄今未见全文解读。现存部分引《诗》五则，依次出自《豳风·七月》、《小雅·大田》、《大雅·文王》、《鲁颂·閟宫》、《小雅·车攻》。
《类林》，唐于立政（627—679）原撰，佚名夏译，夏乾 十二年（1181）刻字司刻本。原件照片及俄译文1983年由克平发表③，汉译文1993年由史金波等发表④，原件照片199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次刊布⑤。现存部分引《诗》六则，依次出自《鄘风·相鼠》、《大雅·皇矣》、《小雅·白华》、《小雅·鹤鸣》、《王风·大车》、《小雅·青蝇》。
《论语全解》，宋陈祥道（?—1093）原撰，佚名夏译⑥，夏乾佑年间刻字司刻本。原件照片1966年由科罗科洛夫和克恰诺夫合作刊布⑦，199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次刊布⑧ ，已有全文汉译⑨。现存部分引《诗》四则，依次出自《大雅·卷阿》、《大雅·抑》、《小雅·伐木》、《大雅·下武》。
《孝经传》，宋吕惠卿（1030—1111）原撰，佚名夏译，夏仁宗 时代 草书稿本。原件照片1966年由科罗科洛夫和克恰诺夫合作刊布⑩，199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次刊布11 ，迄今未获全文解读，仅见格林斯蒂德完成的楷书转写12。可识读的部分引《诗》十则，依次出自《大雅·文王》、《小雅·小旻》、《大雅·烝民》、《小雅·小宛》、《小雅·节南山》、《大雅·抑》、《曹风·鸤鸠》、《大雅·泂酌》、《大雅·文王有声》、《小雅· 隰 桑》。《孟子传》，考为宋陈禾（1100年进士）原撰，佚名夏译，写本。原件照片1966年由科罗科洛夫和克恰诺夫合作刊布13，但编排次序略有 舛 讹，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另以正确次序刊出 14，已有全文汉译15 。现存部分引《诗》一则，出自《小雅·谷风》。
《经史杂抄》，撰者、译者及撰译年代均不详，刻本，首尾皆残，书题为今人所拟。原件照片199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布 16，迄今未见全文解读。书中自称引《诗》两则，一则可以译作:
《毛诗》曰:“我生于母，父养育我。长大成人，如何不孝?”又曰:“我之初生，父母劬劳。我欲报恩，昊天不许报之。”
这大约是《小雅·蓼莪》诗句的 舛 讹:“哀哀父母，生我 劬 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很明显，译者仅仅是以自己的体会叙述了诗歌的大意，而未能忠实地表现原作的词句，严格地说这是不能称作翻译的。不惟如此，《经史杂抄》的另一则引《诗》更令人难得其解:
《毛诗》曰:“线依针过，衣成不成在于线;中依主行，夫敬不敬在于女。”
我至今不能认定这段话译自《诗经》的哪一首，也许它和《诗经》根本就没有关系。事实上，《经史杂抄》是迄今所见编译质量最差的西夏着作，估计它的汉文原作者和西夏文译者都只是民间的小知识分子，并没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书中虽然也征引了二十余种古籍，但大多像是据市井传言记录的，作者和译者恐怕都没有亲自读过有关的原着17。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两则引《诗》并不能算作真正的《诗经》西夏文译例。
除去《经史杂抄》中的两则，我们下面来逐一考察其余的二十六则译《诗》。初步的考察基于这样的假设:唐宋之际已有包含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的《毛诗正义》行世，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必读书之一，则西夏知识分子读《诗》也当以《毛诗正义》为本18。这样，如果我们看到西夏人翻译的《诗经》词句合于《毛诗正义》诂训，那么这就说明西夏译者是仔细读过《诗经》的，反之则说明他们没有仔细读过《诗经》，或者对《诗经》根本就是一窍不通。
1.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鄘风·相鼠）
西夏译《类林·忠谏》:“为人所以贵于禽兽者，以其有礼。《毛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岂可去礼乎?”其中征引《鄘风·相鼠》两句 （见附录，下同）， 字面意思是“人为礼无，则速不死何为”（为人无礼，则不速死何为）19。西夏译“遄”为“速”，合于毛传“遄，速也”。
2.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信，有如皦日。
西夏译《类林·贞洁》:“时楚国伐息国，虏息君，使守门，楚王将妻其夫人。夫人不从，作诗曰:‘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若予不信，有如皦月。’后遂自杀。”其中征引《王风·大车》四句，字面意思是“生时室异，死时墓同。若我不信，月清明如”（生时异室，死时同墓。若我不信，如清明月）。西夏译“谷”为“生”合于毛传，译“穴”为“墓”合于郑笺“冢圹中”。《诗经》“日”字西夏作“月”，估计是翻译所据《类林》汉文底本讹“皦日”为“皦月”，西夏译者沿用其误而不知校改。“皦”字毛传训“白”，西夏译作“清明”，来突出“白”义，不确。
3.淑人君子，其仪不忒。 （曹风·鸤鸠）
西夏译《孝经传·圣治》:“其民畏而爱之，则而象之，故能成其德教而行其政令。《诗》云:‘淑人君子，其仪不忒。’”其中征引《曹风·鸤鸠》两句，字面意思是“善人君子，其仪不差”。西夏译“淑”为“善”，译“忒”为“差”，合于《孝经》玄宗注“淑，善也;忒，差也”，而不合于《诗》毛传“忒，疑也”（孔疏:“执义如一，无疑贰之心”）。
4.昼尔于茅，宵尔索绹。 （ 豳 风·七月）
西夏译《孟子·滕文公上》:“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其中征引《 豳 风·七月》四句，今残存前两句，字面意思是“日间草拔，夜间索制”（日间拔草，夜间制索），似出《孟子》赵岐注“昼取茅草，夜索以为绹”，亦基本合于《诗》郑笺:“女当昼日往取茅归，夜作绞索以待时用。”
5.友贤不弃。 （小雅·伐木）
西夏译《论语全解·卫灵公》:“对而言，则事贤友仁;通而言，则贤亦可言友，仁亦可言事。《诗》曰‘友贤不弃’、《易》曰‘休复下仁’是也。”其中征引《小雅·伐木》小序一句，字面意思是“贤友不弃”（友贤不弃）。
6.不失其驰，舍矢如破。 （小雅·车攻）
西夏译《孟子·滕文公下》:“吾为之范我驰驱，终日不获一，为之诡遇，一朝而获十。《诗》云:‘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我不贯与小人乘，请辞。”其中征引《小雅·车攻》两句，今残存七字，字面意思是“法不矢，箭放中如”（不失法，放箭如中）。按郑笺释“舍矢如破”为“矢发则中”，可知“如”在此用同“则”，西夏译为“如同”之“如”，犹言“就像射中了一样”，误。
7.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 （小雅·鹤鸣）
西夏译《类林·辩捷》:“张温复问:‘天有耳乎?’秦 宓 答曰:‘有。《毛诗》中说: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若无耳，何以闻之?’”其中征引《小雅·鹤鸣》两句，字面意思是“九宵鹤鸣，声音天闻”。按“皋”字毛传训“泽”，“九皋”犹言“深远的池沼”，西夏译为“九宵”，大误。
8.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小雅·节南山）
西夏译《孝经传·三才》:“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于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诗》云:‘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其中征引《小雅·节南山》两句，字面意思是“明明师尹，民俱尔视”。西夏译“具”为“俱”，译“瞻”为“视”，合于毛传。惟“赫赫”毛传训“显盛貌”，《孝经》玄宗注训“明盛貌”，而西夏译“明明”（明显、清楚），未突出“盛”（显耀）义。
9.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小雅·小旻）
西夏译《孝经传·诸侯》:“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其中征引《小雅·小旻》三句，字面意思是“颤颤敬敬，渊深上如，冰薄行如”（颤颤敬敬，如上深渊，如行薄冰）。按毛传:“战战，恐也;兢兢，戒也。”《孝经》玄宗注:“战战，恐惧貌;兢兢，戒慎。”西夏译“颤颤”犹言“冻得发抖” （《文海杂类》5.162） ，未表现“恐惧戒慎”义。
10.夙兴夜寐，毋忝尔所生。 （小雅·小宛）
西夏译《孝经传·士》:“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诗》云:‘夙兴夜寐，毋忝尔所生。’”其中征引《小雅·小宛》两句，字面意思是“早起夜寐，汝生所勿让”（早起夜寐，勿让汝所生）。毛传训“忝”为“辱”，即“辱没”意，西夏译为“谦让”之“让”，全然无稽。
11.将恐将惧，置予于怀。将安将乐，弃予如遗。 （小雅·谷风）
西夏译《孟子传·离娄下》:“以朋友道绝，故《谷风》之诗云:‘将恐将惧，置予于怀。将安将乐，弃予如遗。’彼羿与逢蒙之所以分别也。”其中征引《小雅·谷风》四句，字面意思是“恐也惧时，我怀内置。安将乐将，我弃遗如”（恐惧之时，置我怀内。将安将乐，弃我如遗）。
12.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小雅·大田）
西夏译《孟子·滕文公上》:“《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其中征引《小雅·大田》两句，今残存七字，字面意思是“田公雨，我私于至”（雨公田，至于我私）。
13.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 （小雅·青蝇）
西夏译《类林·占梦》:“王梦见青蝇，积矢，毁东西台。王问龚遂，龚遂曰:‘《毛诗》中说:营营青蝇，止于樊。恺 悌 君子，无信谗言。今左右谗佞以虚矫劝者多也，陛下察之!’”其中征引《小雅·青蝇》四句，字面意思是“苍蝇纷纷，垒边于降。逊能君子，谗舌言勿信”（纷纷苍蝇，降小垒边。能逊君子，勿信谗舌言）。按“营营”毛传训“往来貌”，西夏译“纷纷”，大致可通。但毛传训“樊”为“藩”（藩篱），郑笺训“岂弟”为“乐易”，而西夏译“樊”为“垒”（营垒），译“岂弟”为“能逊”（谦逊、柔和），皆误。
14.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小雅· 隰 桑）
西夏译《孝经传·事君》:“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诗》云:‘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其中征引《小雅· 隰 桑》四句，字面意思是“心上爱矣，远不谓矣，心中藏矣，何日记矣”。西夏译“遐”为“远”，与郑笺相合。
15.天步艰难。 （小雅·白华）
西夏译《类林·辩捷》:“张温问曰:‘天有足乎?’秦 宓 答曰:‘有。《毛诗》中说:天步艰难。若无足，何以有步?’”其中征引《小雅·白华》一句，字面意思是“天行艰难”。西夏译“步”为“行”，与毛传相合。
16.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大雅·文王）
西夏译《孟子·滕文公上》:“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谓也。”其中征引《大雅·文王》两句，今残存五字，字面意思是“是，其命唯新”。按“其命惟新”毛传:“乃新在文王也。”西夏以语气词“唯”当“乃”字，可通。
17.无念尔祖，聿修厥德。 （大雅·文王） 西夏译《孝经传·开宗明义》:“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大雅》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其中征引《大雅·文王》两句，字面意思是“汝祖不念，其德修”（不念汝祖，修其德）20。按“无念”毛传训“念也”，孔疏:“言当念汝祖。”知“无”在此为发语辞，或可译“当”，或可不译，西夏译以否定词“不”，大误。18.乃眷西顾。 （大雅·皇矣）
西夏译《类林·辩捷》:“张温问秦 宓 曰:‘天有头乎?’答曰:‘有。’张温曰:‘在何分?’秦 宓 曰:‘《毛诗》中说:乃眷西顾。以此知之。’”其中征引《大雅·皇矣》一句，字面意思是“天顾方时西方乃见”（天回顾时及见西方）。西夏补出主语“天”，大约本于《皇矣》上文“上帝耆之”。
19.媚兹一人，应侯顺德。 （大雅·下武）
西夏译《论语全解·卫灵公》:“《诗》中云:‘媚兹一人，应侯顺德。’可以为王者之佐故也”。其中征引《大雅·下武》两句，字面意思是“此妙一人，王合德顺为”（此妙一人，合王顺德）。按郑笺训“媚”为“爱”，则句意当作“爱此一人（天子）”，夏译“此妙一人”不通。又“侯”字毛传训“维也”，知在此为发语辞，无实义，西夏竟译以“王侯”之“王”，大误。
20.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 （大雅·文王有声）
西夏译《孝经传·感应》:“孝 悌 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其中征引《大雅·文王有声》三句，字面意思是“西自东自，南自北自，不服思无”（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
21.岂弟君子，民之父母。 （大雅· 酌）
西夏译《孝经传·广至德》:“《诗》云:‘恺 悌 君子，民之父母。’非至德，其孰能顺民如此其大者乎?”其中征引《大雅·泂酌》两句，字面意思是“赢胜君子，民之父母”。按“岂弟”毛传训“乐易”，西夏译为“赢胜”（胜利、成功），语义全然无稽。
22.来游来歌。 （大雅·卷阿）
23.靡哲不愚。 （大雅·抑）
西夏译《论语全解·公冶长》:“《卷阿》诗中曰:‘来游来歌。’《抑》诗中曰:‘靡哲不愚。’宁武子邦有道时知，邦无道时愚，盖得诸此而过者是也。”其中征引《大雅·卷阿》、《大雅·抑》各一句，字面意思分别是“游来歌来”（来游来歌）、“智不愚无”（无智不愚）。按毛传:“国有道则知，国无道则愚。”西夏译“哲”为“智”，合于毛传“知”字。
24.有觉德行，四国顺之。 （大雅·抑）
西夏译《孝经传·孝治》:“生则亲安之，祭则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诗》云:‘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其中征引《大雅·抑》两句，字面意思是“觉行德有，四国顺也”（有觉德行，四国顺之）。按“觉”字毛传训“直”，“觉德行”郑笺训“大德行”，《孝经》玄宗注同，西夏译作“觉”（觉悟、菩提），不确。
25.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大雅·烝民）
西夏译《孝经传·卿大夫》:“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其中征引《大雅·烝民》两句，字面意思是“夕朝倦无，一人之事”（朝夕不倦，以事一人）。西夏译“解”为“倦”，合于孔疏“早起晨卧，非有懈倦之时”的“懈倦”。
26.戎狄是膺。 （鲁颂·閟宫）
西夏译《孟子·滕文公上》:“《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其中征引《鲁颂·閟宫》两句，今残存三字，字面意思是“羌伏之”（羌是伏）。按“膺”字毛传训“当”，犹言“抵御”，《孟子》赵岐注训“击”，西夏译作“伏”（降伏），不确。
用《毛诗正义》衡量以上全部二十六则译例，我们可以认为是译得不错的有十二例（1、4、5、11、12、14、15、16、20、22、23、25），译得不太确切的有八例（3、6、8、9、13、18、24、26），存在严重失误的有六例（2、7、10、17、19、21）。进一步观察还可以得知，凡是西夏人能够准确翻译的诗句，其语义大都比较浅显，西夏译者凭借一般的汉语知识即可解决，不一定要 参考 《正义》，而一旦遇到带有古义古训的诗句，他们便难免力不从心之感。这些事实说明西夏人对于《诗经》虽然不见得全然没有读过，但也只是略知一二，并不像我们预期的那样熟悉。从13、21两则译例中的“岂弟”译法不同来看，所有的译例也许并非出自同一译者之手，但考虑到《类林》和《论语全解》都是由西夏政府机构“刻字司”刊印的，我们当可相信这些译者必然是当时政府的最高级知识分子21。政府最高级知识分子对经典汉文学的理解能力已属平平，那么其他人士将更会等而下之。
可以推想，西夏人对《诗经》的理解能力还不足以使中原古典文学成为西夏文人文学的基础。西夏诗歌作品存世的不多，可以认为是其代表作的是俄罗斯 科学 院东方 研究 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的一部佚题的诗集。这部诗集的正面是刻字司于乾 十六年（1185）刊印的五首长诗，背面是手抄的若干首较短的诗，戈尔巴乔娃和克恰诺夫称之为“宫庭诗”22，其中有一些 目前 已获解读，着名的如《大诗》23、《月月乐诗》24 、《夏圣根赞歌》25、《新修太学歌》26，等等。无论是从形式上还是从 内容 上看，这些作品都不像是受到了中原经典汉文学的多少 影响 ，而是明显地和吐蕃、回鹘、鞑靼民间文学一脉相承27。当然，西夏人作出如此的选择，并不见得仅仅是因为中原经典文学的词句古奥，除此以外，与中亚草原民族相同的 自然 环境和生产生活习惯也都会成为西夏文学局面的重要成因。
有证据表明，12世纪下半叶的西夏政府尽管在口头上提倡 学习 中原汉文化，但至多只是在“汉学”才要求人们读一点儒家经典，而在以教授西夏文为主的“番学”中则很可能采取的是词赋取仕制度，政府没有统一组织过“九经”的西夏文翻译，“番学”出身的西夏官员也并不研读“九经”28。目前我们还无从确知西夏人是怎样阅读中原典籍的。事实上，在西夏立国之前，包括《诗经》在内的中原文学作品早就在中北亚少数民族间流传了，不过有趣的是，这些少数民族文人虽然手里拿着汉字的文本，但口中却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阅读的。例如《周书·高昌传》载:
有《毛诗》、《论语》、《孝经》，置学官弟子以相教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 洪迈《夷坚丙志》卷一八载:
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顷奉使金国时，接伴副使秘书小监王补每为予言以为笑。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大率如此。
以此类推，我们估计西夏党项人这样读《诗》的也为数不少。很明显，这样的随口翻译往往使教书人不能仔细斟酌原诗的词句，其翻译质量可想而知。由此我们想到，承载着当时发达文化的中原经典文学并不一定会在周边民族中很快形成压倒的优势，这里面起决定作用的是各民族平民间的 经济 文化交往。在中古时期，和汉族接触最为密切的是女真人，契丹人次之，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在辽金文学中多少找到一些受中原文学传统影响的女真、契丹作品。至于西夏、吐蕃和回鹘人，则因为和中原极少有大规模的民间交往，所以中原经典即使偶然进入那里，恐怕也只能在政府意志下成为学校教学的点缀，而无力从根本上撼动原有的民族民间文学传统。
注释
①В.С.КолоколовиЕ.И.Кычанов，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ка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Луньюй，МэнЦзы，СяоЦзин），Москва:《Наука》，1966，текстыстр.75-131.
②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 中国 社会 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俄藏黑水城 文献 》第1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60—74页。
③К.Ъ.Кепинг，Лес категорий，Утраченн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лэйшу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Москва:《Наука》，1983.
④史金波、黄振华、聂鸿音《类林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⑤《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册，第221—332页。
⑥吴其昱曾猜测《论语全解》的西夏文译者是仁宗朝的宰相斡道冲，本文没有采用这种说法，参看WuChi-yu，“Sur La version tangoute d’un commentaire du Louen-yu conservée à Leningrad”， T，oungPao，vol.LV，Livr.4-5，1969。斡道冲事迹见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四《西夏相斡公画像赞》。
⑦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ка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тексты стр.3-49.
⑧《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册，第47—59页。
⑨聂鸿音《西夏译本〈论语全解〉考释》，《西夏文史论丛》（一），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⑩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ка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тексты стр.135-221.
11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册，第2—46页。
12Eric Grinstead，Analysis of the Tangut Script，Lund:Studentlitteratur，1972，pp.300-376.
13Китайская классика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текстыстр.53-74.
14 《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册，第74—80页
15聂鸿音《西夏本〈孟子传〉研究》，《国学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6《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册，第117—132页。
17聂鸿音《西夏本〈经史杂抄〉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18西夏人在翻译汉文典籍时，凡遇原文“诗”（诗经）字往往要译成“毛诗”，可以用为佐证。
19本文对西夏字义的确定参照Н.А.Невский，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60，以及李范文《夏汉字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0西夏文第七字（Analysis of the Tangut Script第310页第6行第5字）至今无人能把它转写为正楷，因而不能译出。
21有关西夏刻字司的史实，参看聂鸿音《西夏刻字司和西夏官刻本》，《民族研究》1997年第5期。
22 З.И.Горбачева и Е.И.Кычанов，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63，стр.54.
23Е.И.Кычанов，Морезначений，Установленныхсвятыми，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Центр《Петербургское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1997，стр.217-236.
24西田龙雄《西夏语“月月乐诗”的研究》，《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25卷，1986年。
25 Е.И.Кычанов，“Гимн священным предкам тангутов”，Письмен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Востока，1968.又见西田龙雄上引文。
26西田龙雄上引文。又见聂鸿音《西夏文〈新修太学歌〉考释》，《宁夏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
27克恰诺夫曾就西夏格言谚语和中亚民族民间文学的关系进行过精彩的研究，参看Е.И.Кычанов，Вновь собранные драгоценные парные изречения，Москва:《Наука》，1974，стр.79-86.
立夏的诗句篇2
东晋画家顾恺之写的一首五言诗，题为《春夏秋冬》，把四季分嵌于句首：诗曰：“春水满泗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以画家的眼光，写出了四季的自然景物。
唐代雍裕之《四气》；“春禽犹竞啭，夏木忽交阴。稍觉秋山远，俄惊冬霰深。”
北宋汪洙编的《神童诗》一书中，有一首流传颇广而又脍炙人口的诗：“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一年四季人们的生活情趣，给人以不同的感受。
宋代无门和尚曾经做过一首《颂》诗：“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此诗言中有物，立意新颖，耐人寻味。
《广笑府》中有一首怕读书的诗：“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过得秋来冬又到。收抬书箱过残年。”此诗生动地刻画了一副好逸厌学懒惰的形象，至今仍广为流传。
清代女诗人吴绛雪的《四季诗》极妙：“笼堤绿柳弄春晴晓日明(春)。香莲碧水动风凉夏日长(夏)，秋江楚雁宿沙洲浅水流(秋)，红炉黑炭积残冬遇风雪(冬)”。每个季节10个字，再从10个字中回环出一首七绝，以“春”诗为例：“笼堤绿柳弄春晴，柳弄春晴晓日明。明日晓晴春弄柳，晴春弄柳绿堤笼。”
鲁迅先生在1932年10月作的《自嘲》诗中，末句一联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把“春夏秋冬”嵌在一句之中。巧妙地借自然界的四季，暗比当时的政治气候。
清朝，大名鼎鼎的医师叶天士写了以春、夏、秋、冬为题的四首诗。诗中巧妙地嵌入22味中药名。把四季描述得十分逼真，富有情趣。诗云：
春风和煦满常山，
芍药天麻及牡丹。
远志去寻使君子，
当归何必问泽兰。(春)
端阳半夏五月天，
菖蒲制酒乐半年。
庭前娇女红娘子，
笑与槟榔同采莲。(夏)
秋菊开花遍地黄，
一回雨露一茴香。
牧童去取葡萄酒，
醉到天南星大光。(秋)
冬来无处可防风，
白芷糊窗一层层。
待到雪消阳起时，
门外户悬白头翁。(冬)
春夏秋冬不仅入诗，诗意盎然，而且，联语引人入胜。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被贬江州时，曾在庐山修筑草庐。落成之后，他曾写了这样一副门联；“南檐纳日，冬如春暖；北户迎风，夏似秋凉。”寥寥16个字，就生动地描述了其草庐坐北朝南，四季宜人的优美风景。
明代大史学家谈迁，为撰写《国榷》，艰苦备尝。他曾写过一副抒怀明志的纪实对联：“依人过冬夏；秉笔写春秋。”上联写出其寄人篱下的窘境，下联抒发了自己秉笔写史书的雄心斗志。联中“春秋”与“冬夏”对仗工稳。
明朝唐伯虎替某酒店书写一副广告联：“酿成春夏秋冬酒；醉倒东西南北人。”妙绝。
比较起来，有一家名为“花城”饮食店的门联，就显得更胜一筹，联云：“花迎春夏秋冬福；城纳东西南北财。”
清朝郑板桥任潍县县令时，有位老塾师告状东家不肯遵约兑付酬金。郑手指大红灯笼，拿“四方”，出句：“四面灯，单层纸，辉辉煌煌，照遍东南西北。”这位老塾师想起自身遭遇，用“四季”，对句：“一年学，八吊钱，辛辛苦苦，历尽春夏秋冬”。郑对穷困潦倒的老塾师，深表同情，当堂秉公拍案了结这宗官司。
一次一名叫刘凤浩的秀才进京赶考．考取第三名，得了探花，只因其貌不扬。乾隆便想亲试一下他的才学，就随口念出一上联：“东启明，西长庚，南箕北斗，朕乃摘星手。”刘听罢沉思一会，便脱口对道；“春牡丹，夏芍药，秋菊冬梅，臣为探花郎。”联中以春夏秋冬四季花卉对东南西北四方星辰，可谓珠联璧合。
古时尚有一副关于“春夏秋冬”的对联也可谓绝妙：“冬夜灯前，夏候氏读春秋传；东门楼上，南京人唱北西厢。”此对联上联镶嵌入“春夏秋冬”四季名：下联镶嵌入“东南西北”四方位。既贴切自然，又天衣无缝，令人读后不禁拍案叫绝。
我国农事活动将四时嵌入对联之中，含有启人深思的哲理。比如：“春夏秋冬春为首莫忘耕耘；梅桃李杏梅占先要问收获”。这副对联勉励人们要珍惜韶华，抓紧耘作。“春种夏耘放眼满田皆碧玉；秋收冬藏开心遍地是黄金。”这副新春联，极其生动地画出了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欣欣向荣，丰衣足食的欢快景象。
立夏的诗句篇3
关键词：夏目漱石；汉诗；非人情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6-0147-04
夏目漱石在小说、散文、评论和俳句方面成就卓越，在汉诗方面亦令人瞩目，他自少年期就爱好汉学，积累了丰富的汉学修养。成为作家前，他曾用汉语创作的《木屑录》中提到自己儿时诵唐宋诗词“数千言”，受其影响，产生“以文立身”志向。夏目漱石共创作汉诗二百多首。留学英国前，创作了77首汉诗。1910年7月因胃溃疡入院，出院后到修善寺疗养，这期间创作汉诗17首。南画趣味时期(1912—1915)，夏目漱石喜欢上绘画艺术，创作了许多绘画作品，并为自己的画题诗，共有38首。在他晚年创作小说《明与暗》的期间创作汉诗78首，占总数的三分之一还要多，堪称奇迹。本文按照夏目漱石汉诗创作时间的先后，选择作者留学英国前，修善寺大病时期和写作《明与暗》时期的代表诗作，主要以写作《明与暗》时期的汉诗为中心，探讨夏目漱石汉诗表现出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世界。
一
“一边在山路攀登， 一边这样思忖。∕发挥才智， 则锋芒毕露；凭借感情， 则流于世俗； 坚持己见； 则多方掣肘。总之， 人世难居。∕愈是难居，愈想迁移到安然的地方。当觉悟到无论走到何处都是同样难居时，便产生诗， 产生画。”诗人与画家的天职与使命就是为了让人在难居之处“尽量求得宽舒”，艺术的尊贵在于“能使人世变得闲静，能使人心变得丰富。［1］(P105)这是夏目漱石早期小说《旅馆》开篇关于人生与艺术的一段精彩表述。其中所蕴含当时历史背景下作者所持有的独特“非人情”文学审美思趣味，简而言之就是“超脱世俗的小说”。“非人情”文学观念源于1907年冬夏目漱石为其挚友高滨虚子的写生集《鸡头》所作的序，在这篇序文里，他主张小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余裕的小说，一种是非余裕的小说。鲁迅在《现代日本小说集关于作者说明》中，对夏目漱石的余裕小说做过如下说明：“有余裕的小说，即如名字所示，不是急迫的小说，是避了非常这字的小说……世间是很广阔，在广阔的世间，起居之法也有种种的不同：随缘临机的乐此种种起居即时余裕，观察之亦是余裕。有了这个余裕才得以发生事件已经对于这些事件的情绪，故亦依然是人生，是活泼泼的之人生也。”［2］(P96)。以夏目漱石首，他门下的作家为中心而组成的文学流派，是与自然主义文学派相对的文学。“非人情”文学主张能使人忘却现实生活中的痛苦与悲愁，具有浮扁舟游桃源的趣味的艺术，正如荷尔德林诗中所言“充满劳绩，但人诗意地居住在此大地上。”我们可以看出夏目漱石创作汉诗的动因在于此。在走向小说创作之前，他创作了许多带有出世色彩的汉诗，如：
出门多所思，春风吹吾衣。芳草生车辙，废道入霞微。停筇而瞩目，万象带晴辉。听黄鸟婉转，睹落英纷霏。行进平芜远，题诗古寺扉。孤愁高云际，大空断鸿归。寸心何窈窕，飘渺忘是非。三十我欲老，韶光犹依依。逍遥随物化，悠悠对芬菲。
菜花黄朝暾，菜花黄夕阳。菜花黄里人，黄昏喜欲狂。旷怀随云雀，冲融入彼苍。缥缈近天都，迢递淩尘乡。斯心不可道，厥乐自潢洋。恨未化为鸟，啼尽菜花黄。
上述两首五言汉诗属于夏目漱石在熊本五高任教时的代表作品。前一首汉诗在夏目漱石后来创作的小说《旅馆》（1906年）第12章中引用过，夏目漱石借主人公画家之口道出：“这首诗很好地表达出了躺着看木瓜和忘掉尘世的感情。”“忘是非”、“随物化”等用词表达了作者怡然自得地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心境，显示出老庄思想。诗中传达出的宁静心境和观物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禅宗思想影响的结果。1985年底，夏目漱石给挚友正冈子规的信中写道：“是非如云烟，善恶亦一时，唯守拙持顽，永远贯彻之。”有评论家指出，后一首汉诗和《旅馆》的第一章内容有关联，作品中的画家引用雪莱的云雀诗，感慨道：“诗人不管如何幸福，他总不能像云雀一样忘却周围的现状，执著地、专心地去歌唱自我的喜悦。西方的诗自不待言，就连中国的诗也时常有‘万斛愁’之类的字眼。”［1］(P108)在夏目漱石看来，戏剧和小说，“是难免有人情的。苦恼，愤怒，喧闹，号哭”，西洋诗的根本也是吟咏人情世故，充满着同情、爱、正义、自由等等。他希望“诗不是鼓舞那种世俗人情的东西，而是放弃俗念、使心情脱离尘世”，“哪怕是暂时的也好”。他认为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句，王维的“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的诗句，有着抛却一切利害得失，超然物外的宁静心境，建立起“优雅的乾坤”，这是夏目漱石所追求的 “非人情”世界。
眼识东西字，心抱古今忧。甘年愧昏浊，而立绕回头。静坐观复剥，虚怀役刚柔。鸟入云无迹，魚行水自流。人间固无事，白云自悠悠。
“虚怀役刚柔”的理念与“虚怀不昧”相通。“虚怀”是无私的自然之心，夏目漱石在这首诗中喜欢使用虚怀”，“虚明” 和“虚白”这类词语，是夏目漱石对“虚怀不昧”的向往。夏目漱石在《旅馆》中，有段谈及基督和日本寺院里和尚的文字：“我记得王尔德说过，基督是具备高度艺术家气质的人，基督我不知道。我认为观海寺的和尚确实具有这种资格。他心地通达，像一个无底的布袋，毫无阻隔。他随处而动，任意而为，腹内没有沉积一点尘埃。”［1］(P203)。实际上，夏目漱石所憧憬的人，即超越尘世， 守拙质朴的诗化了真人。何少贤认为夏目漱石当时有消极避世的思想，“漱石的诗文里一再出现守拙和持顽两个词反映出相同的思想，证明他有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而采取回避等消极方法的一面。”［3］(P160)就是说，相对于充满了困恼、愤怒、同情、正义、自由等的人情世界，夏目漱石汉诗就是超脱的“非人情”世界。
二
立夏的诗句篇4
关键词： 《华夏集》 庞德 译者的显性 意象
1.引言
1915年，诗人兼译者的庞德出版了一本名为《华夏集》的英译汉语古诗集。该诗集中庞德不妄加评论的诗歌风格，要求诗人以鲜明、准确、含蓄和高度凝练的意象生动及形象地展现事物，并将诗人瞬息间的思想感情融化在诗行中的诗歌创作翻译理念得到诠释。
2.异化理论中译者的显性
为了提高译者的地位，保留源语语言的精华，韦努蒂提出一些建设性的翻译策略。在翻译活动中，译者通常是语言和文化异化的中介让目的语读者通过译文了解源语语言文化知识。韦努蒂认为两种语言文化间的差异应该采用抵抗翻译方式解决。抵抗这一术语是韦努蒂用来指文学文本的翻译策略，能在译文中保持源语文化、语言的特点的翻译策略，同时也能不同程度地在译文中体现出译者的存在，从而提高译者的地位。这种翻译策略挑战了英美翻译界根深蒂固“透明”的翻译要求。
3.《华夏集》意象翻译中译者的显性
《华夏集》中的Sepe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送孟浩然之广陵》）是著名诗人李白创作的和老朋友分别的诗歌，全诗包含32个字，精练的语言以意象的形式交代了老朋友离别的时间地点与去向，以及诗人对老朋友的依依惜别之情。在庞德翻译的Seperation On the River Kiang中，他创造性地把“故人”翻译成了Kon-jin。然而费诺罗萨在手稿上的“故人”下方标注了“an old acquaintance”。许多评论者都认为庞德是为了让读者了解kon-jin的意境，因为这个词听起来比较有诗意而且能使他们想到远东的朋友。同样，译文中的“ko-kaku-ro”和“Kiang”达到了相似的效果。庞德之所以将这两个地点名词以其日语读音翻译成英语，是因为他想直接把原诗的意象直接传递给目的语读者。诗中“烟花”指的是百花盛开的春天，柳絮飘飘，如梦如幻，说明孟浩然离去的时间，而庞德直接采取逐字翻译的方法，将其翻译成smoke-flower，这个富含意象的词语为目的语读者还原了一幅春天的美丽景色。“Lone sail”表现出孟浩然孤独的远行，“blots”形象地表达了友人已经远去，在碧空里只能看到一个点，诗人能看到的只是流入天际滚滚的江水。这首离别诗全诗没有一个关于分别的词，但目的语读者可以从庞德译诗中的意象得到与源语读者相同的对老朋友依依不舍的惜别之情。更重要的是，庞德借这首诗歌的翻译达到了将中国古诗的写作手法传达给西方读者，改革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矫揉造作、无病的写诗风格，借意象的景色表达诗人内心的情感的目的，同时在译文中让读者感受译者的存在，提高译者的地位。
《华夏集》中李白的《古风·胡关绕风沙》和《古风·代马不思越》两首诗歌的译文中尽可能地借异化翻译策略为手段宣扬意象主义的手段，体现出译者的显性。《古风·胡关绕风沙》这首诗的白骨横千霜，嵯峨蔽榛莽翻译中，“Bones white with a thousand frosts，high heaps，covered with trees and grass.”庞德忽略了源语和目的语语法规则，将几个充满意象的词汇串联在一起直观地为读者呈现出来。上句直接点出了沙漠中白骨累累，而下句则暗含沙漠中太多的白骨堆由于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堆积起来。从原文和译文中的对比不难看出，庞德并没有过多地改写原诗，而是将诗歌直接从中文译为英语，保留了原文的语法特点，显示出了原文的异域风情。这一点尤为体现在“荒城空大漠”的译文“desolate castle，the sky，the wild desert”中，费诺罗萨的译文和注解都非常清楚：
？摇？摇？摇？摇荒？摇？摇？摇城？摇？摇？摇空？摇？摇？摇大 ？摇漠
注解：desolate castle sky large desert
译文： I see a ruined fortress in a most blank desert.
英语读者在初次阅读此句翻译时便知这不是一句完整的英语句子。尽管费诺罗萨在手稿中的串解添加了原文所没有的主语及深层次的含义，[1]P223但是从译文中可以看出庞德并没有遵照费诺罗萨的手稿将此句按照正确的中文语法翻译成英语，而是创造性地将这“荒城空大漠”这句诗分割成三个不同的意象并置在一起。庞德除去了三个词之间显示其语法关系的连接性词语，将凸显出来的三个独立的视觉意象直接呈现于读者面前。[2]P46许多评论家指出，庞德这样异化性的翻译并非不理解原文而是有意而为之，其目的就是要将译文最大限度地向原文靠近，让目的语读者接近原文作者，使之领略汉语诗歌所带来的与目的语主流文化风格迥异的异域文本。叶维廉认为庞德采用这种翻译方式是为了达到艺术效果。[3]P195
4.《华夏集》诗句翻译中译者的显性
庞德《华夏集》中句子的翻译策略是一个亮点。在翻译《华夏集》时，庞德采用了抵抗翻译策略。为了挑战当时的诗歌创作的潮流，庞德将中国古典诗歌和美国现代诗歌结合在一起。有时，他甚至将其诗学原则运用在翻译中。许多译者提倡以翻译要以忠实作为首要原则，译者必须遵守目标语的语言结构。然而，作为诗人兼译者，庞德认为传统的英美诗歌“掩盖其缺点，分散了读者的注意力”。[4]P187中国古典诗歌有很多特点，而首当其冲的是诗歌中的对照手法。庞德青睐中国古典诗歌的原因之一是被诗人不加任何评论直接呈现出自己的感情，而这种创作方式在19世纪的英美文坛中较为少见。
《华夏集》中的第二首诗歌是古诗二十九首之二，这首诗歌的翻译完全体现出庞德译诗中出现效仿中国古典诗歌句法的特点。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首先，在翻译这首诗歌时，庞德同目的语诗人一样采取了意识流的翻译手法。首先呈现给读者女主人公现在的状态，随着诗歌情节的发展，读者渐渐了解了她的命运。此外，译诗中的7个句子中的5句庞德均以And开头，让目的语读者更清楚接下来的诗句都是这位美人及其所处的环境。通过模仿中国古典诗歌写作的译法，庞德认为诗人可以更直接地将其所经历、所看见的呈现给读者。
《华夏集》译文中保留下来的这些中文语法特点，特别是动词在译文中的灵活运用可称为庞德翻译的一大特色。费诺罗萨曾表示，在翻译过程中，特别将中文翻译成英语时，我们必须保留原文的精髓，使用一些独特而有效的动词而非形容词、名词或者不及物动词。[5]P15-16
在费诺罗萨的影响下，庞德在翻译中使用的动词非常生动并且具有暗示性。这首译诗中的另一个源语特点就是英文叠词。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叠词是指词和词连起来的用法。这首诗歌的翻译中，庞德继续沿用了源语的叠词特色，增添了译诗的意蕴，使之更具节奏感，让目的语读者也感受到了所描绘的自然景色或人物特征更加形象。庞德把诗歌第一句“青青河畔草”中的前两个叠词“青青”翻译成了“blue”，显而易见青草的颜色是绿色，应该翻译成“green”。但是庞德独具匠心地将“blue”代替了“green”。一方面，费诺罗萨在手稿中同样将青青翻译成“blue”，另一方面，庞德之所以坚持“blue”，是因为该词英语中也表示抑郁不快乐，庞德意在诗歌的开篇就让目的语读者通过“blue”领会这位女子的忧郁。诗歌的第四行的“皎皎”在费诺罗萨的笔记中译为“white，brilliant and luminous”，然而庞德却将其翻译为“white”。这是因为首先 “white”一词比“brilliant and luminous”更具体，庞德更倾向具体化而非抽象化。其次，苍白的脸色告诉读者女主人公孤单隐居的生活。庞德把第六行的“纤纤”两字分解开来，句子开头庞德将第一个“纤”翻译成“slender”，展现出一个柔弱女子的形象。而第二个“纤”则用来修饰这位柔弱女子的纤纤玉手。庞德在这首诗歌中有意将第五句和第六句诗歌空了一行。叶维廉认为这行空白是为了帮助达到诗歌特殊的目的。[6]P148诗歌前半部分为目的语读者再现了源语诗歌中河岸边一位年轻孤单的女性纤纤素手打开窗户，她形单影只；而诗歌的第二部分则表现出在女主人公嫁给一位浪子后孤单的生活。庞德用第五句和第六句之间的空行将整首诗连接起来。祝朝伟指出这个空行是庞德诗歌翻译中一个出乎意料的改变，使诗歌中的两个部分形成鲜明的对比，让目的语读者体会到言有限而意无尽的文学效果。
5.结语
通过呈现源语富有内涵的意象词汇和模仿中国古典诗句的翻译方法，庞德在将中国古典诗歌引入西方文学界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华夏集》自出版以来一直吸引着很多学者从各个角度研究庞德的诗学观念是如何在这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与此同时，译者的地位也在译文中得到了彰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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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ound，Ezra.ed.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Medium for Poetry. California City Light Bookstore，1936.
立夏的诗句篇5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关键词】 墨家/传《诗》版本/《诗》学观念/《诗》学系统
私学兴起，《诗三百》(以下简称《诗》)作为一种广为流传的古代作品被先秦诸子引用。流传至今的《墨子》53篇中，计引《诗》11条、说《诗》4条。将其与其他战国秦汉典籍引《诗》说《诗》进行比较，可以考察墨家的传《诗》版本、《诗》学观念及其所从属的《诗》学系统。
一、由《墨子》引《诗》看墨家传《诗》的版本
《墨子》引《诗》计11条，所引文字与《诗三百》流传至今的最早版本，即汉代“四家诗”及出土文献所引相校，可分为如下三种情况来叙述。
(一)与“毛诗”及“三家诗”词语有别者
1. 《墨子·明鬼下》引《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问不已。”[1] (P215)后两句，《毛诗》作“亹亹文王，令闻不已”[2] (P504)。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未言《齐诗》、《鲁诗》、《韩诗》与《毛诗》有异[3] (P824)，是《墨子》“穆穆”，《毛诗》及“三家诗”作“亹亹”。《墨子》“令问”。《毛诗》及“三家诗”作“令闻”。“穆穆”、“亹亹”，《诗·大雅·文王》中均用来形容文王之威仪，可以通用；或者，《墨子·明鬼下》作者记忆有误，将《大雅·文王》第四章首句之“穆穆文王”与第二章首句之“亹亹文王”倒用。“令问”、“令闻”，字形相近，吴宽抄本《墨子》即作“令闻”[1] (P215)，此或为《墨子》流传中抄写讹误所致。
2. 《墨子·天志中》引《大雅·皇矣》：“《皇矣》道之曰：‘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1] (P186)《毛诗》字同[2] (P522)。“不识不知”，《贾子·君道》、《淮南子·诠言训》引作“弗识弗知”，故王先谦谓“鲁‘不’一作‘弗’”[3] (P859)。是《墨子》所引与《毛诗》同，而与《鲁诗》字异，但《鲁诗》之“弗识弗知”与《墨子》所引及《毛诗》、《韩诗》、《齐诗》之“不识不知”义同，或《鲁诗》在自口授到写本的过渡中出现此异。
3. 《墨子·兼爱下》引《大雅·抑》：“《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1] (P115)《毛诗》上句作“无言不雠，无德不报”，下句同[2] (P555-556)。因《礼·表记》引作“无言不雠”，故王先谦曰“齐与毛同”；因《列女传·周主忠妾传》引作“无言而不”、《蔡邕集·太尉桥公庙碑》引作“无言而不酬”、张衡《思玄赋》有“无言而不酬兮”句，故王先谦曰“鲁‘雠’一作‘’、‘酬’”；因《诗考》引《韩诗外传》卷十之晏子使楚事中作“无言而不酬”，故王先谦曰“韩作‘酬’”[3] (P934-935)。是《墨子》引此诗所用版本与齐、鲁、韩、毛之祖本均异。
4. 《墨子·尚贤中》引《大雅·桑柔》：“《诗》曰：‘告女忧恤，诲女予爵，孰能执热，鲜不用濯。’”[1] (P46-47)《毛诗》：“告尔忧恤，诲尔序爵。谁能执热，逝不以濯。”[2] (P559)“三家诗”与毛同[3] (P945-946)。《墨子》所引与鲁、韩、毛词语差别较大，特别是最后一句，“鲜不用濯”与“逝不以濯”(郑笺“逝犹去也”)意义差别较大。
5. 《墨子·尚同中》引《周颂·载见》：“是以先王之书《周颂》之道之曰：‘载来见彼王，聿求厥章。’”[1] (P81)《毛诗》作“载见辟王，曰求厥章”，无“来”字，“彼”作“辟”，“聿”作“曰”[2] (P596)。“三家诗”与毛同[3] (P1031)。
以上《墨子》引《诗》5处26句109字中，与《毛诗》相异者10句，10句中相异字14字，占《墨子》所引句数的38％，占《墨子》所引字数的13％；与《齐诗》相异者10句，10句中相异字14字，占所引句数的38％，占所引字数的13％；与《鲁诗》相异者11句，11句中相异字15字，占所引句数的42％，占所引字数的14％；与《韩诗》相异者9句，9句中相异字13字，占所引句数的35％，占所引字数的12％。这么大的差异比例，我们有理由相信，《墨子》引《诗》所用版本与汉代“四家诗”的祖本有别。
(二)与“毛诗”及“三家诗”名称、章次、句次大异者
1. 《墨子·天志下》引《大雅·皇矣》：“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然：‘帝谓文王，予怀明德，毋大声以色，毋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1] (P199)“毋大声以色，毋长夏以革”，《毛诗》作“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2] (P522)。“不识不知”，《贾子·君道》、《淮南子·诠言训》作“弗识弗知”，故王先谦谓“鲁‘不’一作‘弗’”[3] (P859)。《墨子》所引版本既不同于《毛诗》，又不同于“三家诗”。这里最为重要的是：《墨子》引《大雅》而名“大夏”。
2. 《墨子·尚同中》引《小雅·皇皇者华》：“《诗》曰：‘我马维骆，六辔沃若。载驰载驱，周爱咨度。’又曰：‘我马维骐，六辔若丝。载驰载驱，周爰咨谋。’”[1] (P81)其字句与《毛诗》同[2] (P407)。除“周爰咨谋”《鲁诗》作“周爰咨谟”外，其余均与“三家诗”同[3] (P561)。但《墨子》所引章次与《毛诗》、“三家诗”不同：《毛诗》、“三家诗”均“我马维骐”章在前而“我马维骆”章在后。
3. 《墨子·兼爱下》引《小雅·大东》：“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1] (P114)而《毛诗》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2] (P460)。“三家诗”同《毛诗》[3] (P727)。《墨子》“其易若厎”与《毛诗》、“三家诗”之“周道如砥”不但字词大异，而且句次位置也不同。
以上3处《墨子》引《诗》中，1处与汉代“四家诗”名称有异，1处与汉代“四家诗”章次有异，1处与汉代“四家诗”句次有异，这说明《墨子》引《诗》所用版本，确实与汉代“四家诗”的祖本有别。
还应特别指出的是，《墨子·天志下》名《诗》之“大雅”而曰“大夏”，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中名“大雅”而曰“大夏”的称谓相同(拙考此《诗论》非孔子所作，而为持“以《诗》为史”《诗》学观的战国人所作)[4] (P127)，这证明了战国时确有名“大雅”而曰“大夏”的《诗三百》版本存在，《墨子》此引并非“字误”。这也再次说明了《墨子》引《诗》所用版本确实与汉代“四家诗”的祖本有别。
(三)关于《墨子》所引逸《诗》
1. 《墨子·尚贤中》：“《周颂》道之曰：‘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于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1] (P58)俞樾谓此所引当为“圣人之德，昭于天下。若天之高，若地之普。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5] (P170-171)。此二种诗句，皆不见于《毛诗》与“三家诗”，当为逸诗。
2. 《墨子·所染》：“《诗》曰‘必择所堪，必谨所堪’者，此之谓也。”[1] (P17-18)此二句诗亦不见于《毛诗》与“三家诗”，当为逸诗。
3. 《墨子·非攻中》：“《诗》曰：‘鱼水不务，陆将何及乎。’”[1] (P128)此二句诗同样不见于《毛诗》与“三家诗”，当为逸诗。
《墨子》引《诗》11处，逸诗既达3处之多，占所引《诗》的27％，这便使我们不得不对战国《诗三百》的流传情况，特别是所谓的“逸诗”作进一步考察。
成书于孔子后学的《论语》中引《诗》9条，其中逸诗1条，占11％；《孟子》引《诗》37条，其中逸诗1条，占3％；《荀子》引《诗》107条，其中逸诗7条，占7％。其他，《庄子》引《诗》1条，为逸诗，占100％；《管子》引《诗》3条，其中逸诗1条，占33％；《韩非子》引《诗》5条，其中逸诗1条，占20％；《吕氏春秋》引《诗》18条，其中逸诗4条，占22％；《战国策》中引《诗》8条，其中逸诗4条，占50％。另外，极有可能产生于战国时期的“三礼”中，《周礼》引《诗》19条，其中逸诗3条(均为《狸首》)，占16％；《仪礼》引《诗》50条，其中逸诗13条(《笙诗》10条、《新宫》2条、《狸首》1条)，占26％；《礼记》引《诗》139条，其中逸诗6条(《狸首》4条、其他逸诗2条)，占4％。
由上可见，战国时期的儒家书和非儒家书引《诗》时，逸诗都占相当大的比例，特别是非儒家书引《诗》，逸诗一般都在20％以上。这说明在战国时期，并没有一个大家都共同遵奉的《诗三百》版本。反过来讲，是各家各派各自承传着不同的《诗三百》版本。这一情况，与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诗论》所反映的情况是一致的。
而从儒家书引《诗》看，时代越往前者逸诗比例越高，如《论语》11％，而《孟子》仅3％，《荀子》引《诗》数量多，逸诗比例也只有7％；如《仪礼》26％，《周礼》16％，《礼记》仅4％。这可能是，战国儒家在《诗三百》的承传中，逐步积淀为相对稳固的版本所致。
二、由墨家引《诗》论《诗》看墨家的《诗》学观念
《墨子》引《诗》计11条，各有不同的引用目的。由此目的，可以推见墨家对《诗》的社会作用的认识，可以考察墨家的《诗》学观念。
(一)《墨子》引《诗》所表现的“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念
《墨子》引《诗》11条中，有7条将《诗》句所述作为历史事实来对待，认为《诗》可反映历史，并以此所反映的史实作为说理的重要论据，来证成自己的思想观点。这种对《诗》的作用的认识，这种引《诗》方式，都表现着作者具有“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念。
墨子具有“以《诗》为史”《诗》学观念的最明显例证，莫过于《墨子·明鬼下》载墨子与时人讨论有鬼无鬼时所说：“《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问不已。’若鬼神无有，则文王既死，彼岂能在帝之左右哉？此吾所以知《周书》之鬼也。”[1] (P215-216)墨子竟将周人祭祀时赞美文王的想象之词“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作为文王死后鬼魂升天的事实证据，来证明自己“有鬼”论的正确性。将诗句所反映的周人的想象内容也视作史实，说明了墨子确实具有“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念。这类例子还有《墨子·天志中》载墨家所论：“夫爱人利人，顺天之意，得天之赏者谁也？曰若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皇矣》道之曰：‘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帝善其顺法则也，故举殷以赏之，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誉至今不息。”[1] (P185-186)另外，《墨子·天志下》亦曾引《大夏(雅)·皇矣》诗句：“非独子墨子以天之志为法也，于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然：‘帝谓文王，予怀明德。毋大声以色，毋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诰文王之以天志为法也，而顺帝之则也。”[1] (P199)此两引都可见，墨子以《皇矣》所述周朝代殷，作为周文王“顺天之意，得天之赏”的证据，将周人臆造的“帝谓文王”云云当作历史事实，其中蕴含的“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念十分明显。
上述例证表现出：在墨家眼中，《诗》同《书》、《春秋》等古代作品同样，都是载录历史的。这种观念，是对春秋《诗》学观念的一种继承。笔者在另文中已论述过：自西周至春秋中期，在“《诗》载史”思想指导下，以《诗》所述作为史实或格言来引用，逐渐成为多数人认可的引《诗》方式。他们在引《诗》时，或把《诗》句当作格言或公理，或把《诗》句所述当作历史事实，以此作为当世君王施政措施或社会道德规范的比照，反映着彼时逐渐形成了“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念[6]。从上述《墨子》引《诗》中可透视出，墨家继承的正是这种“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念，墨家采用的正是这种“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念指导下的引《诗》方法。
(二)《墨子》引《诗》所表现的“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
《墨子》引《诗》，也有将《诗》句作为格言来运用的。格言，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积淀出的言简意赅、广为传播的熟语。其中或饱含社会经验，或饱含人生体悟，或饱含社会公理。在传世《诗》篇中，或因作者用已长久流传的格言入诗，或因某些《诗》句的哲理意蕴在流传中被人们认可而成为新的格言，它们都被先秦诸子引作论据来说理诘辩。今查《墨子》中作为格言来引《诗》者主要有以下3例。
《墨子·尚贤中》引《大雅·桑柔》：“《诗》曰：‘告女忧恤，诲女予爵。孰能执热，鲜不用濯。’则此语古者国君诸侯之不可以不执善，承嗣辅佐也。譬之犹执热之有濯也，将休其手焉。古者圣王唯毋得贤人而使之，般爵以贵之，裂地以封之，终身不厌。”[1] (P46-48)此引《诗》中“孰能执热，鲜不用濯”作为格言，来劝谕君王应明白“唯毋得贤人而使之”的道理，教导君王要像“执热”必“有濯”那样，欲推行自己的“贤人政治”，必须尚贤使能。此引《诗》句作为格言的目的，在于证明墨家“尚贤论”的正确性。
《墨子·兼爱下》引《大雅·抑》：“《大雅》之所道曰：‘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即此言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也。”[1] (P115)此将《诗》句“无言而不雠，无德而不报”和“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作为格言，来说明“爱人者必见爱也，而恶人者必见恶”的社会道理，来论证墨家自己所宣扬的“兼爱天下”的正确性。
又，《墨子·所染》引逸诗：“非独国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义，淳谨畏令，则家日益、身日安、名日荣，处官得其理矣，则段干木、禽子、傅说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奋，创作比周，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矣，则子西、易牙、竖刀之徒是也。《诗》曰‘必择所堪，必谨所堪’者，此之谓也。”[1] (P17-18)此以逸诗“必择所堪，必谨所堪”作为格言明训，来说明“士亦有染”即应谨慎择友的道理。
这种以《诗》句作为格言，认为《诗》中包含着社会公理、人生通则和生活经验的观念，我们将其称为“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
“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产生的前提，首先是把《诗》句所述当作前人历史经验的积累，认为其中蕴含了深刻的历史规律和社会规则。从这一角度讲，它是“以《诗》为史”《诗》学观念的一种变式。
(三)《墨子》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
据《淮南子·要略》言，墨子先“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来认为儒家“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7] (P709)。墨子此种学术经历，使墨家与儒家在引《诗》说《诗》时既有相同处，又有很多不同处。其最大差别，在于对《诗》社会政治作用的认识不同。墨家认为《诗》可承载历史，认为《诗》是社会经验的总结，但不像儒家那样认为《诗》可以作为推行礼义教化的工具。这种观念在墨家论《诗》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墨子》载墨家论《诗》4处，《墨子·非命中》曰“在于商、夏之《诗》《书》曰：命者暴王作之”[1] (P251)，其“商、夏之《诗》”与本文所谓《诗三百》之《诗》不同，故不论。另外3处，1处涉及到《诗》的创作源出，2处涉及到《诗》的社会功用。就《诗》的社会功用方面，墨家与儒家的认识却十分不同。
《墨子·公孟》载儒、墨两家就《诗》《书》作用曾发生过争论：“公孟子谓子墨子曰：‘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而曰可以为天子，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1] (P416)儒家之徒公孟子认为“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便掌握了治世之法宝，便可以“为天子”，但墨子认为只有做到“尊天事鬼、爱人节用”才可谓大智。这表现了儒墨两家关于《诗》《书》作用的认识差异：儒家认为《诗》《书》是治世的法宝，领略了《诗》《书》所蕴含的“礼乐”教化规则，就可以成为社会治理的最高指挥者——“天子”，其“以《诗》为教”的观念十分明显，而墨家则认为《诗》《书》作为治世的法宝，已是前代圣王之事，若今天还如此认为，则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即捡了别人记录财富的刻契就认为自己已经拥有这些财富一样虚假可笑。也就是说，墨家认为《诗》《书》作为治世法宝已经过时，掌握《诗》《书》要义不如“尊天事鬼、爱人节用”重要，其否认“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的倾向也是十分明显的。
此外，《墨子·公孟》还载：“子墨子谓公孟子曰：‘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公孟子曰：‘国乱则治之，国治则为礼乐。国治则从事，国富则为礼乐。’”[1] (P417-418)墨子认为诵《诗》、弦《诗》、歌《诗》、舞《诗》均会误“听治”、误“从事”，即认为传《诗》、学《诗》与政治教化无关，与社会治理无关，更不利于社会生产，因而反对儒家之徒公孟子的“诗乐治国说”。从中可以看出，墨子对于儒家“《诗》《书》教化可以治国”学说是持否定态度的，也就是说，墨家是反对“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的。而儒家之徒公孟子则认为传《诗》、学《诗》可以“治国”、利于“从事”，其“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是十分明显的。
儒、墨两家相异《诗》学观念的形成与其所主张的治世理念的不同有关。儒、墨两家虽都推崇古代圣王，试图建立一个像古代盛世那样清平和谐的社会，但同样作为士阶层的儒、墨两家，在设定士人的社会功能时却持论有异。儒家认为社会成员人人做“圣贤”才可达到社会大治，故不但强调士人自己要效仿古圣贤而做“仁人”，而且强调士人的言传身教功用，强调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教化民众以治世，所以将承载古代圣王贤哲言行的《诗》作为教化民众的工具。但墨家却不然。墨家过多地强调士人自身学古圣贤以治世，但对于士人如何带动民众学圣贤则语焉不详，故而认为学《诗》仅可了解古圣贤的言行，学《诗》与政治教化无关，与社会治理无关。这两种治世理念的差异，导致了儒、墨两家《诗》学观的不同。因此，墨家在论《诗》中才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
三、由儒墨《诗》学观念之相异看战国《诗》学系统
战国时期，儒、墨两家的《诗》学观念不同，故其所从属的《诗》学系统也不同。
(一)墨家与孟、荀《诗》学观念的不同
战国时期，诸子各家中引《诗》论《诗》最多的是儒、墨两家。由上述所见，儒、墨两家不但引《诗》所用版本不同，解《诗》论《诗》所表现出的《诗》学观念也多不相同。这里，我们再用《墨子》与《孟子》、《荀子》引同一首《诗》却目的各异来看儒、墨《诗》学观念的不同。
以上曾言，《墨子·兼爱下》引《小雅·大东》“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及“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来说明文王、武王兼爱天下，不私亲戚弟兄，从中可以看出墨家是将诗句所述视作历史事实的记录，来论证自己“兼爱”学说的正确性，从而表现着“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念。
《孟子》和《荀子》都曾引过《大东》诗句，但其着眼点和引用目的均与墨家不同。
《孟子·万章下》载孟子论国君应以士为师、对士应延请而不能随意召唤时说：“欲见贤人而不以其道，犹欲其入而闭之门也。夫义，路也；礼，门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门也。《诗》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8] (P248)孟子将此诗句作为“礼、义、门、路”的比照，将诗句所述作为引人行礼行义的教导。
《荀子·宥坐》引孔子对父子相讼的处理后论曰：“故先王既陈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贤以綦之；若不可，废不能以单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从，然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今之世则不然：乱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堕焉，则从而制之，是以刑弥繁而邪不胜。……今夫世之陵迟亦久矣，而能使民勿逾乎？《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眷焉顾之，潸焉出涕。’岂不哀哉！”杨倞注：“言失其砥矢之道，所以凌迟，哀其法度堕坏。”[9] (P522-524)荀子认为此《诗》句叙述的是后人迫念西周错刑用礼的教化局面，故而引用它来反衬当世“乱其教”、“繁其刑”、“法度堕坏”的混乱局面，号召今世执政者应像西周诸王那样推行礼义教化、错刑用礼而达社会大治。从中可看出，荀子亦将此诗作为礼义教化的承载体，荀子引此诗的目的亦在于推行礼义教化。因此可以说，孟子、荀子都遵循的是“以《诗》为教”的《诗》学观，与墨家的“以《诗》为史”的《诗》学观不同。
如上所言，墨家不以“礼义教化”解《诗》，而遵循“以《诗》为史”诗学观念的最为明显例证，莫过于《墨子·明鬼下》载墨子与时人讨论有鬼无鬼时引《大雅》“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问不已”，将周人的想象之词作为文王死后“有鬼”的证据，来论述自己“明鬼”论的正确性，从而体现了墨子“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念。
《孟子》和《荀子》都曾引过《文王》诗句，但其着眼点和目的都不同于墨家。
《孟子》曾四次引《大雅·文王》。《公孙丑上》引“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以证“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的道理[8] (P75)，以此教人正其身而行其仁；《离娄上》引“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以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的道理[8] (P167)，以此教育执政者应为民表率；《滕文公上》引“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以证“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的必然性[8] (P118)，以此诗句教育滕文公应效仿周文王以仁政治国；《离娄上》引“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肤敏，裸将于京”以证“师文王，大国五年，小国七年，必为政于天下矣”的论断[8] (P168)，宣扬效仿周文王推行仁政可得天下。孟子认为这些诗中承载着礼义教化思想，引用它们可以作为宣扬仁义、推行教化的论据。显然，其中蕴含着“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
《荀子》亦引用过《大雅·文王》。其《君道》曰：“人主无便嬖左右足信者谓之暗，无卿相辅佐足任者谓之独，所使于四邻诸侯者非其人谓之孤，孤独而晻谓之危。国虽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9] (P245)荀子用文王“多士”以兴国，来教导今世君主应得人以施政。他认为此诗中含有以文王言行教化世人的特殊意义，故用此诗作为教导君主的工具。所以，其中蕴含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也是十分明显的。
这类儒、墨两家引同一首《诗》，却因理解不同而引用目的各异的例子，还有多处。
如《墨子·天志中》引《大雅·皇矣》“帝谓文王，予怀明德。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1] (P186)，和《墨子·天志下》引《大夏(雅)·皇矣》“帝谓文王，予怀明德。毋大声以色，毋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1] (P199)，均将周人臆造的“帝谓文王”云云作为历史事实来引用，其“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念十分明显。
而《荀子·修身》也曾引《大雅·皇矣》诗句：“礼者，所以正身也；师者，所以正礼也。……故学也者，礼法也。夫师，以身为正仪而贵自安者也。《诗》云：‘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此之谓也。”杨倞注：“引此以喻师、法暗合天道，如文王虽未知，已顺天之法则也。”[9] (P33-34)荀子将所引诗句视作对周文王合天命、守礼法的赞颂之言，教导君王应效仿文王顺天行礼、尊师重师。这种将《诗》作为教导君王的教化工具的做法，明显地具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
(二)墨家与儒家从属不同的《诗》学系统
《诗》的引用，从它产生后不久就开始了。从《左传》和《国语》所载西周中后期和春秋人的引《诗》解《诗》中，以及某些早期文献所载战国人的引《诗》解《诗》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的先秦《诗》学观念的发展轨迹：(1)西周人以《诗》所述为历史事实，因而常常引《诗》与时事作比照，表现了“以《诗》为史”《诗》学观的萌芽；(2)春秋中期士大夫曾大量引《诗》，他们或把《诗》所述当作历史事实，或把《诗》句作为格言，从而确立了“以《诗》为史”的《诗》学观；(3)春秋后期人引《诗》时亦把《诗》句作为格言或史实，依旧承袭着“以《诗》为史”的《诗》学观；(4)一般认为作为战国初期人的《左传》作者在引《诗》时，或视《诗》中所述为史实以作论据，或视《诗》句为格言以作论据或结论，从而延续着“以《诗》为史”的《诗》学观；(5)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诗论》所反映的受孔子早年《诗》学观影响的某学派人，在论《诗》解《诗》时，亦表现着“以《诗》为史”的《诗》学观[10]；(6)《墨子》所记载的主要活动于战国前、中期的墨家学派在引《诗》解《诗》时，明显延续着“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它们构成了先秦时期《诗三百》流传中的一个传统的《诗》学系统——“历史《诗》学系统”。
但是，春秋中期起出现的“《诗》言志”观念，使《诗三百》流传中出现抛开《诗》的本义而用其引申义的现象。在此基础上，孔子从中年解《诗》起，改变了自己此前所遵从的传统的解《诗》方法与说《诗》理论，另外创造出“以诗为教”的解《诗》方法与说《诗》思想，把《诗》看作宣扬礼义教化的承载体，其目的在于以《诗》推行礼义教化，表现出“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10]。其后，不管是《孟子》所载孟子解《诗》论《诗》，还是《荀子》所载荀卿解《诗》论《诗》，抑或“三礼”中所载战国儒者解《诗》论《诗》，遵循的都是孔子中年后开创的解《诗》用《诗》方法，表现出的都是“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它们构成了先秦时期《诗三百》流传中的另一《诗》学系统——“诗教《诗》学系统”。
综上可见，《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的祖本有较大的语句差别、字词差别以及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说明战国时期有多种《诗三百》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时，表现出“以《诗》为史”的《诗》学观念，与战国儒家引《诗》、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战国儒家《诗》学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而墨家《诗》学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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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夏的诗句篇6
清代诗人高鼎的《村居》把我们带到春天的田野里，放起了风筝：
草长莺飞二月天，
拂堤杨柳醉春烟。
儿童散学归来早，
忙趁东风放纸鸢。
这是一首生机盎然的诗作，诗人为我们打开了一幅清新明丽的画卷，表达了对美好春光的热爱之情。前两句写景,写得颇有生趣：青草、黄莺、蓝天、绿堤、碧柳、白烟，作者虽没有直接泼洒浓墨描绘，但春之色彩自然地跃入读者的眼帘。草之“长”，静态中显生机；莺之“飞”，动态里传声韵；以“拂”与“醉”，明写杨柳摇曳之姿，暗含春风荡漾之意，为下面写“纸鸢”埋下伏笔，同时也是诗人春日好心情的形象写照。后两句写人，显得朝气蓬勃：诗人选取天真活泼的孩子放风筝这一情景，来表现人们在春天里的活动。着一“早”字，可见“刚起头儿，有的是功夫，有的是希望”(朱自清《春》)；注一“忙”字，表现出儿童那种急于玩耍的心理和神态，一群可爱的孩子的形象仿佛出现在读者的眼前，村头、田间、路旁、河滩……到处是他们追逐、跳跃、欢呼的身影。天空中，各种风筝随风飘飞，红的、黄的、绿的，蝴蝶形、蜻蜓式、老鹰样，不一而足。短短的四句诗，情景交融，使人备感亲切、神清气爽。
春姑娘披着五彩花衣悄然离去，夏公主又翩翩而来，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热情奔放的季节。且让我们到河边钓鱼去：
蓬头稚子学垂纶，
侧坐莓苔草映身。
路人借问遥招手，
怕得鱼惊不应人。
唐代诗人胡令能的这首《小儿垂钓》，以白描的手法描绘了夏日里一个富有趣味的生活细节。诗人勾勒了小儿垂钓时的神态，宛如一部简短的动画片。诗人将小孩垂钓时那专注而带些稚气的神态简直写活了。“蓬头”，指小孩披散着头发，也许头发上还沾挂着一些草埂、草屑哩。“侧坐”，指随意坐下，自由自在，毫无拘束。诗人把“垂纶”“稚子”置身于“莓苔”之上、杂“草”之中，不加雕饰，写出了一个山野孩子真实的外貌特征，表现出其顽皮活泼而又憨厚朴实的特点，真切自然，惹人喜爱。小家伙是多么的机智、聪明、灵巧啊，他选择了一个人迹罕至的阴凉之处，恰好是鱼不受热、人不挨晒的理想的垂钓之处。更让人觉得有趣的是：此时有人路过，正要向他问话，他却“遥招手”而“不应人”。大概是鱼儿正在咬钩吧，他心中不禁一阵喜悦与紧张，担心惊跑了鱼儿，只好用手比划着回答过路人。一个“遥”字，表明了他不想让人靠近的心理。远远地就摆手示意，这并非冷漠无礼之举，而是心意相通的友好之态；他不是懒得回话，而是像对待老朋友一般，用手势来表情达意。那种专心致志、一本正经的情态，令人忍俊不禁，更让人感受到小家伙的可爱。
一个真正懂事的乖孩子，要能成为大人们的好帮手。对了，放鸭、喂鹅，正是这些“小大人”们干的活儿：
乌鸟投林过客稀，
前山烟暝到柴扉。
小童一棹舟如叶，
独自编阑鸭阵归。
――宋・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
楝花风起漾微波，
野渡舟横客自过。
沙上儿童临水立，
戏将萍叶饲新鹅。
――明・邵亨贞《贞溪初夏》
前一首诗描绘出“放鸭晚归”的图景：鸟儿纷纷“投林”，行人渐渐稀少，云烟远来，罩住了农家的门窗；不知是谁家的孩子，撑起一叶扁舟，赶着鸭群，独自回家。诗人从收工回家的人群中选择了放鸭儿童，通过描绘他的动作来表现乡村暮色，栩栩如生，宛若一幅真实生动的生活画。特别是“独自”二字，充分表现出“小童”的聪明能干。
后一首摄取了“溪边饲鹅”的情景：夏风轻轻吹，溪水缓缓流，野外渡口舟自横，行人过溪河；水边沙滩上，小孩真顽皮，手拿萍叶，戏喂新鹅。诗的前两句描写环境：楝花、微波、野渡，渲染出江南水乡那平和宁静的氛围；后两句刻画人物，表现出乡村孩子的活泼和勤劳。
不难看出，这两首诗的写法相似、情境相近，颇值得我们作对比欣赏。两首诗都是先绘景、后写人，前者为后者设置背景，后者为前者增添生活情趣，从而营造出一种优美的意境。
夏日的美妙时光，让人难以忘怀，那么秋天呢?请读宋代诗人叶绍翁的《夜书所见》，它让我们感受到了秋夜里的童趣：
萧萧梧叶送寒声，
江上秋风动客情。
知有儿童挑促织，
夜深篱落一灯明。
这是一首舒缓缠绵的小夜曲。首句用“萧萧梧叶”和“寒声”极力渲染秋夜的冷清，使人感到秋风瑟瑟、寒气袭人。第二句写“江上秋风”牵动了诗人无限的“客情”，我们仿佛看到了诗人那孑然独立的身影。世有悲秋之说，身在异乡为异客的诗人，没有亲友的慰藉，站在这瑟瑟秋风之中，怎不感慨万千!“送”“动”二字，使情与景融合在一起，表达出诗人的多少惆怅!三、四两句将笔触转向了无忧无虑的孩子们：他们在父母的身边幸福地生活着，享受着家庭的温暖，就是在这凄冷的秋夜里，也能提着灯笼，在篱笆边捕捉蟋蟀，尽情地玩耍，面对此番景象，诗人虽在凄凉之中感到了一丝安慰，但内心愁苦的滋味却更加深重了。诗人以乐景写哀情，反衬自己的游子愁思，情与景融合在一起，相得益彰，显得诗味无穷、颇为感人。在这凄清的秋天里，童趣是多么的令人向往、让人陶醉啊!
冬天的“百草园”似乎比较乏味，可一下雪，一结冰，就不一样了。有诗为证：
宫树堕晴雪，
凝寒入毳裘。
邻娃取冰箸，
道是玉搔头。
这是元代诗人曹文晦《四时宫词》中的一首，描写的是冬天儿童嬉戏的情景。前两句形容天气寒冷。首句触题，展开一幅雪后初晴的图画，虽未明夸雪量之大，却蕴含赞美之意。“树”前一“宫”字，紧扣诗题，一下子便把人们带到了庭院深深的情境之中；后接一“堕”字，可见所绘并不是雪花飘飞之景，而是雪块剥落之状，这就切合了后面的“晴”字。俗话说：下雪不冷化雪冷。不错，昨夜下了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现在天放晴了，雪开始融化，使人觉得寒气直往衣服里钻，第二句写的就是这种感觉。着一“凝”字，将寒气固体化了，令人倍觉寒冷；后接一“入”字，巧妙传神，极富动感，难怪连细软的皮衣也抵挡不住那严寒呢。后两句表现出无限的童趣。大意是：邻近的娃娃们来到这里，摘取挂在树枝上的冰条，骄傲地告诉别人这是用白玉做成的搔头。冰箸，指像筷子一样的冰条，俗语谓之“凌(líng duó)”，它是因雪融遇寒而成的。玉搔头，即玉簪。孩子们将无用的冰条当作珍贵的玉质饰品来玩耍、炫耀，其纯朴天真、活泼可爱的样子，如在眼前。另外，“玉搔头”一语，道出了宫中的特点，切合题旨。综观全诗，前两句渲染气氛，反衬后两句的稚人稚语，更显出孩子们的兴致之高。诗人揽寻常景致入诗，质朴自然，情趣盎然。
立夏的诗句篇7
陶冶情操化暑气
美的诗篇如甘泉，可净化人的心灵。使人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并从中有所感悟。一首好诗，可令人沉醉于美的意境和美的享受之中，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忘却酷暑逼人的烦恼。用心把燥热挡在身外。
我读到唐代诗人杜甫的一首五言绝句，生动逼真地描写了人们对凉风习习的夏日之夜的企盼：“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肠。安得万里风。飘飘吹我裳。”
“仲夏苦夜短。开轩纳微凉。”夏季日长夜短。睡眠不足。入夜开轩，晨起关闭，外避暑气，内保清凉。确是富有科学道理的消暑妙法。
宋代人陆游喜欢独自来到碧波荡漾的莲花池边。在轻风吹拂的柳树下支床消暑。“携杖来追柳处凉。画桥南畔倚胡床。月明船笛参差起。风定池莲自在香。”暑夏之夜，拄杖追凉来到桥南，此时明月清风，星河半落。夜凉袭人，十分爽快惬意。
绿树葱茏。万木荫蓊的山中也是一个天然的空调世界。唐人姚合的五言绝句写出了身居林木掩映的高楼消暑的妙趣：“避暑高楼上。平湖望不穷。鸟穿山色去。人歇树阴中。”高楼树荫生风，大山湖水吸热，真是夏天避暑的妙境!
“何以消烦暑，端居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散热由心静。凉生为室空。此时身自保，难更与人同。”独坐广庭，心静生凉。不啻一剂消暑妙方!
清风扑面凉意生
几首古诗。几杯凉荼，细品慢吟。独具情趣。让人沉浸于清爽的世界里。“夕阳场圃树荫凉。麦豉瓜姜豆粥香。人坐晚餐牛吃草。蚊烟影里说家常。”子彦的这首《夏夕》诗，俨然一幅恬淡的江南风情水墨画。吟罢心清神怡!
“葵扇摇风绕树行。晚凉新浴葛衣轻。一溪流水随荫绿，人立平桥话月明。”清代洞庭诗人袁景澜《夏日村居》组诗中的一首，读着此诗，似感清风拂面，凉意顿生。
“消夏湾头云水深。浣纱人去剩飞禽。石公石姥常相对。坐话沧桑阅古今。”一对老夫妻在乡间的林边赏乌、溪头私语，心情多么悠然自在，精神多么愉悦爽快，毫无“苦夏”之忧!
宋代诗人杨万里则喜欢在月夜的庭院中闲步纳凉。清风频吹，星河半落，自然静中生凉，酷热渐消。有他的《夏夜追凉》为证：“夜热依然午热同。开窗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
坡突出体现“静”在消暑中的特殊作用：“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功。空故纳万景。”(《送参寥师》)
陆游的诗就告诉人们面对酷暑不要恐慌，要宁神静气，心静自然凉：“竹梢露滴惊戏梦，荷盖风翻送早凉。暑用酒逃犹有待，热凭静性更无方。”
“柳枝西出叶向东。此非画柳实画风。风来无质堆上纸，巧借柳枝相形容。”赏画吟诗，消暑纳凉!
无怪乎有诗人描绘这等妙趣：“惟就意所适，扇簟消清暇。我心玉壶冰。足抵千金价。”面对炎热。不要心急气浮。要宁神静气，心静自然凉，这是最好的消夏妙方。
立夏的诗句篇8
荷花入诗，情彩飞扬，雅俗共赏，有人借荷香淡淡抒发清闲散淡情怀，有人借荷花艳艳展示生命意趣，有人借荷花生死倾诉相思苦情……凡此种种，多姿多彩，荷为人而生，文因荷而贵，人荷相映，演绎了一首首洋溢着生命情愫的华彩诗章。
清闲散淡之花。孟浩然的《夏日南亭怀辛大》抒写诗人夏夜水亭纳凉的清爽闲适和对友人的怀念之情。“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感此怀故人，中霄劳梦想。”一、二两句遇景入咏，融情于景。夕阳西下，素月东升，“夏日”可畏而“忽”落，明月可爱而“渐”起，一快一慢凸现诗人的愉悦心理。三、四两句即事抒怀，活灵活现。诗人沐浴之后，洞开亭户，披头散发，靠窗而卧，逍遥自在，令人羡慕。五、六两句细化身心快感。清风送爽，荷花飘香，如丝如缕，沁人心脾;翠竹滴露，清脆悦耳，如丝如筝，清幽绝俗。写荷以“气”，写竹以“响”，意境幽深静谧，情调高雅别致，荷香和佳竹巧妙地烘托出诗人悠然自得，闲适自乐的素淡情怀，为下文抒发诗人渴盼知音，怀想故人创设了氛围。
青春意趣之花。王昌龄的《采莲曲二首》(其二)刻绘田田荷叶之中、艳艳荷花之下采莲少女的美丽形象，意境优美，情调欢快。“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一、二两句写诗人伫立凝望，人花一体，难以分辨的情景。罗裙舒展，绿如荷叶，宛见采莲少女亭亭玉立之姿;笑脸相迎，艳若荷花，如睹采莲少女欢声笑语之态。荷叶罗裙，人面荷花，浑然一体，相映成趣，乍一看去，几乎分辨不清孰为荷叶，孰为罗裙，哪是荷花，哪是脸庞。这些采莲女子简直就成了美丽大自然的一部分，或者说竟是荷花精灵!三、四两句写诗人眼花缭乱之际，走神错意之时的意外发现，展示青春少女的无限活力。采莲少女与绿荷红莲融为一体，忽然不见踪影，诗人踟蹰怅惘，惊奇不已。可是，没过多久，莲塘之中歌声四起，热闹非凡，诗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些“看不见”的采莲女子仍然在这绿叶红花的荷塘之中，仿佛是和诗人这样的观望者开了个玩笑。这群江南女子啊，聪明美丽，天真活泼，出没绿波红花之中，歌唱劳动，歌唱生活，充满着青春活力。从她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如荷飘香，如花美丽的青春风采。
相思愁苦之花。孟郊的《怨诗》以痴心傻气的想象来抒发女主人公愁苦深重的相思之情。“试妾与君泪，两处滴池水。看取芙蓉花，今年为谁死!”两地相思的闲愁苦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也是没大小，没体积，不具形象的东西，测定起来很不容易，可是诗中女主人公却异想天开：试把我们两个人的眼泪，分别滴在荷花池中，看一看今夏美丽的荷花被谁的泪水浸泡而死。显然，在她心目中看来，谁滴的泪多，谁的泪更苦涩，荷花就将为谁而“死”，那么，谁的相思之情更深，自然也就测定出来了。比试滴泪，滴泪成池，泪淹芙蓉，见证爱情，此等痴心透骨的情语非性情中人不能设想。出污泥而不染的“芙蓉花”成了男女主人公相思离情的可靠见证。李商隐的《板桥晓别》化用典故，抒写情人的离别苦情。“回望高城落晓河，长亭窗户压微波。水仙欲上鲤鱼去，一夜芙蓉红泪多。”一、二两句远眺近观，点明离别的时间、地点和朦胧奇幻的环境氛围。三、四两句分别化用典故写行者和送者。“水仙”句暗用琴高事。《列仙传》上说，琴高是战国时赵人，行神仙道术，曾乘赤鲤来，留月余复入水而去，诗人此处把远行之人比着乘鲤凌波而去的水仙，化实为虚，奇幻天真。“红泪”句暗用薛灵芸事。据《拾遗记》记载，魏文帝美人薛灵芸离别父母登车上路，用玉唾壶承泪，壶呈红色，到了京师壶中泪凝如血，诗人此处将送行者(女主人公)暗喻为水中芙蓉，以表现了她的红润美艳;又由红色芙蓉进而想象出它的泪也应该是“红泪”。这样，一朵艳艳芙蓉勾画出了俏丽佳人泣血神伤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