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9 22:36:43
昔日，诸葛亮隆中一对，使得玄德公慨然叹曰“吾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随后火烧博望坡，联吴抗曹魏，诡辩保荆州，为颠沛流离的刘备集团积蓄了雄厚的实力。然而在此之后诸葛亮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西进巴蜀，庞统为谋，出兵汉中，法正在侧，而诸葛亮也只能在刘备贸然伐吴的意气用事面前无奈的感慨“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足可见诸葛亮已然失去了刘备昔日的言听计从。虽有丞相之名，可未开府治事，这一切昭示着君臣间蜜月期的终结，折射到政治上就是对诸葛亮权力的极大限制，永安托孤，便可略见一二。
先军政治，军权在握
猇亭一战，刘玄德折戟沉沙，兵退白帝城，并更名为永安，以求天假时日再续英雄路。然而，天不遂人愿，章武三年春二月，诸葛亮匆忙赶往永安宫，三月，玄德公病危，正式托孤于孔明：“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诸葛亮拜于床下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如此看来，君明臣贤，似乎无可挑剔，然而值得揣摩的是一位次席顾命大臣李严的出场。“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自此刘禅以皇帝之名行傀儡之实，诸葛亮主持政事，李严统帅军事的蜀汉政治格局形成了。
《孙子·计篇》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作为昔日五虎上将为之敬服的军师，今日权倾蜀汉的当朝丞相，军事大权的旁落，是诸葛亮所不能接受的。而这又恰恰是实现其北定中原政治理想的关键，夺权成为了孔明的当务之急。
然先帝遗嘱萦绕在耳，军政分开的政治格局业已形成，先帝崩殂人心未稳，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刻，诸葛亮选择了忍耐。建兴二年，时机终于到了，诸葛亮出任益州牧，而这却是实实在在的一步妙棋。众所周知，蜀汉立国原有荆州，后云长贸然伐魏，子明白衣渡江，荆州易主，蜀汉实际控制的领地也只有益州而已。而诸葛亮出任益州牧实际上和丞相所管辖的范围并没有不同，但州牧属于地方官员，代天子司牧一方，丞相属于政府首脑，统率百官。这一步棋使得诸葛亮从中央到地方都可以名正言顺地行使职权，而重中之重就是州牧有统帅一州军政的职责。这时候，作为丞相的诸葛亮秉承刘备遗诏，坚决不涉及军事，而作为州牧的孔明插手军事不再是权力欲望的体现，而是分内之事，是诸葛孔明想推都推不掉的责任。益州牧的受领成为诸葛亮跻身行伍的理论基础，这是刘备遗嘱所未涉及、而又是为官一任的分内职责，名正而言顺，于是诸葛亮开始了理论指导实践的第一步——南征。
南方诸郡的反复本不稀奇，而时任丞相长史的王连也认为诸葛亮以“一国之望”贸然南征没有必要，而诸葛亮则“虑诸将才不及己，意欲必往”。陈寿评价诸葛亮曰“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才，优于将略”，所以此时的亲征与其说是对其他将领才能的不信任，不如说是直接掌控军队、插手军事的初始。而以国事为依托更彰显其殚精竭虑，李严为代表的东州集团也毫无可以阻止的理由，诸葛亮成功地实现了掌控军权的第一步。
随后诸葛亮制定了“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先军政治路线，此时受刘备遗诏执掌“内外军事”的李严也开始反击。不过权力的争夺也是一门艺术，而李严差得太远。
建兴四年，面对虎视眈眈的曹魏，诸葛亮欲调永安之军驻守汉中以备不测，李严先提出“以五郡为巴州刺史”，意欲将益州九郡中的五郡分离出来以为巴州，可以亲自主政一方与诸葛亮分庭抗礼。建兴八年，面对司马懿、张郃、曹真的20万大军三路伐蜀，诸葛亮命李严自江州率军2万至汉中，李严又以“司马懿等开府辟召”之事为由，请求开府治事，培养自己的行政集团，诸葛亮虽没有应承，然而均在不同程度上给予了些许的让步。这一次对于权力的争夺似乎李严占了上风，可是他忽略了一个关系命脉的层面，那就是道义。李严每一次政治要求的提出都是以国事相威胁，以蜀汉政权的兴衰为赌注，虽然赢取了政治资本，但是却输掉了人心和名望，将自己推到了整个蜀汉集团的舆论的反面。
建兴九年，诸葛亮再出祁山，令李严督运粮草。恰逢霖雨绵绵，道路泥泞不堪，粮运不济，诸葛亮被迫撤军，而李严在此时却“乃更佯惊，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欲以解己不办之责”。而后诸葛亮向后主出示了李严先后手笔信函，李严才承认负罪，并因此被贬流放，而这一切看起来疑点重重，李严既然以此抵赖又如何会留下白纸黑字在诸葛亮手中？所以李严是权力争夺的牺牲品，文武百官却又没有一人为其鸣冤叫屈。诸葛亮成功实现了先军政治的权谋，在道义上、政治上、军事上成功击溃了次席辅政大臣，成功地绕开了刘备的临终遗言，把军政大权紧紧地握于手中，这不得不称为一种艺术。
政出多门，集于一身
《出师表》中有句话叫做“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所谓的“宫中”自然是刘禅的皇宫，“府中”指的便是诸葛亮的丞相府，在秦汉时期，丞相开府治事便可以拥有自己的行政班底，权势堪比宫中。
此时诸葛亮开府治事和领益州牧之后，蜀汉的行政系统显得极为混乱，小小的益州有着三套看似有高下之分、实则权限相近的统治层级，蜀汉朝廷、丞相府、州牧府。作为蜀汉名义上最高统治者的刘禅也仅仅是高坐于朝堂之上，作为次席辅政大臣的李严也仅仅是拥有着与丞相府并列的军事权，而诸葛亮在朝廷上是先帝托孤的首臣，在丞相府是一言九鼎的丞相，在州牧府更是司牧一方的州牧。政出多门是假，集权于一身是真。
所以蜀汉的各级行政机构有时收到的是来自朝廷的指示，有时是来自丞相府的公函，有时又盖着益州牧府的朱砂大印。而这一切机构的幕后主宰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诸葛孔明。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诸葛亮可以在这三个统治层级中游刃有余地做出最佳的选择，这种多重身份的集合使得他对蜀汉政权的控制得心应手。
蜀汉朝廷之中，诸葛亮有着众多的门生故吏，《出师表》中“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这些人便是诸葛亮在朝堂之上最为倚重的心腹。丞相府开府之后，诸葛亮对于人才的笼络有了理论上的支持和现实条件的保证。韩非子曾有言“主卖官爵，臣卖智力，故曰自恃无恃人”，有了自由授予国家法器的资格，蒋琬、马谡、马忠、廖化等蜀汉才俊自然齐集丞相府，成为诸葛亮延续权力的后备力量。益州牧府内大量的文人儒士如秦宓、杜微、谯周占据着蜀汉的舆论领域，为诸葛亮权力的延续提供着伦理和道义上的支持。
同样，这三个统治层级并不是孤立的，也存在着交叉和递进的现象。蒋琬最初提拔于丞相府，后进入了蜀汉的中央朝廷；费祎既担任过诸葛亮丞相府参军，也担任过黄门侍郎。这三个层面的相互渗透和增补使得诸葛亮更好地掌握了蜀汉的人才资源，控制了官员的升迁与贬谪，自然使得诸葛亮对蜀汉集团的控制力更上一层楼。
至此，诸葛亮不仅仅从李严手里夺回了军权，更巩固了自己的政治权力，并且为维持和发展自己既有权力做出了有效的制度性的补充，虽然看似遁于道义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诸葛亮的权力艺术可见一斑。
越俎代庖，虚君实相
刘禅曾自谓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陈寿也曾说“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足可见刘禅继位伊始对诸葛亮的倚重。然而诸葛亮似乎没有尽到一个辅政大臣的义务，而是实实在在地有意无意间剥夺了刘禅插手政事的权力。刘备托孤，诸葛亮为辅政大臣，辅佐幼主，并非摄政王，纵然揽政事于一身而鞠躬尽瘁，但并未使后主执掌朝纲，有所作为，实愧于刘备托孤之意。
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曾说“诸葛亮既殁，汉主游观，莫之敢止”。都江堰为我国著名的水利工程，作为蜀汉的最高统治者，在自己辖区内去都江堰视察都要等到诸葛亮死后才敢，对于人身自由的限制，似乎已经超过了辅政的范围与界限。
诸葛亮北伐之时也曾有安排“亮寻请祎为参军，允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卫宿亲兵”。虎贲中郎将按照蔡质《汉仪》的记载，下辖虎贲卫士1500人左右，不过董允这个侍中兼虎贲中郎将的权限远不止于“统卫宿亲兵”，下辖所有的宫中卫队。董允为董和之子，董和素与诸葛亮交好，故人之子自可为诸葛亮心腹。董允秉承诸葛亮旨意，对刘禅的控制相当严格，“后主常欲采择以充后宫，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后主益严惮之”。作为小小的宫中卫队长，竟然可以肆意干涉君王的私生活，可以使得君王“益严惮之”，这一切强烈地反衬着刘禅这个傀儡的彻底程度。
对于董允的安排，诸葛亮显然不是如《出师表》所言为了使刘禅“察纳雅言，以咨诹善道”。以侍中衔担任虎贲中郎将统帅亲兵，与其说为了保护刘禅，不如说更好地控制刘禅，防备宫廷之中变生肘腋，毕竟刘禅是蜀汉政权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是上承天命，下理民生的天子。失去了对于刘禅的有效控制，得到的将是致命的打击。其“处事为防制”的原则正好适应了这一目的。
在生活上，诸葛亮对刘禅有着绝对有效的控制，在治国理念与政策制定上诸葛亮也似乎没有征求过刘禅的任何意见。《出师表》一文便是坚实的佐证，且不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拳拳之情，但可见毫无一字征求刘禅的意见，对于人事的安排、军事的部署、战略目标的设定，一切都是诸葛亮已然斟酌之后的决定，断没有刘禅思考补充的余地。对于刘禅更多的是长辈对于后生的训话，而非人臣之于君主的规谏。政事不得操办，人身不得自由，后宫不得自主，纵然“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又如何能够成为一代明君。况且阿斗才与不才史学界多有争执，就诸葛而言，“相权”远远超脱了“君权”的束缚，刘禅成为了蜀汉不折不扣的傀儡。
我熟悉的一个人，并不是家人，也不是偶像，当然也不是老师。他就是生活在三国时期的————诸葛亮。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汉族，山东人，三国时期蜀国丞相，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文学家。在世时被封为武乡侯，死后追溢忠武候，东晋政权追封他为武兴王。诸葛亮年表：年号公元年龄生平及事迹光和四年1811公元181年农历七月二十三（也有说法是农历四月十四），诸葛亮诞生于琅琊阳都（今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中平六年1899诸葛亮生母章氏去世初平三年19212诸葛亮父亲诸葛?去世兴平元年19414诸葛亮与弟诸葛均及妹妹由叔父诸葛玄收养，其兄诸葛瑾同继母赴江东兴平二年19515诸葛亮叔父诸葛玄任豫章太守，他及弟妹随叔父赴豫章（现南昌）建安二年19717诸葛玄病故。诸葛亮和弟妹投奔荆州刘表，开始了躬耕于南阳的生活建安四年19919诸葛亮与友人徐庶等从师水镜先生司马徽建安十二年20626刘备前往南阳三顾茅庐（南阳卧龙岗或襄阳古隆中），随即出山辅助刘备建安十二年20727诸葛亮首战告捷建安十三年20828诸葛亮出使东吴，说服吴王孙权抗曹建安十四年20929诸葛亮任军师中郎将建安十六年21131诸葛亮与关羽、张飞、赵云镇守荆州建安十九年21434诸葛亮留关羽守荆州，与张飞、赵云分兵与刘备会师。刘备攻占成都，诸葛亮任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建安二十年21535诸葛亮整顿巴蜀内政建安二十三年21838诸葛亮留守巴蜀，供应在汉中作战的刘备蜀章武元年22141刘备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诸葛亮任汉国丞相，领益州牧蜀建兴元年22343刘备兵败白帝城，永安托孤于诸葛亮；刘备死，刘禅即位，封诸葛亮为武乡侯，领益州牧（刘禅叫诸葛亮为宰父抑或相父）蜀建兴二年22444诸葛亮调整巴蜀内政蜀建兴三年22545诸葛亮率军南征，平定南蛮蜀建兴五年22747诸葛亮上《出师表》给刘禅，屯兵汉中，即日北伐蜀建兴六年22848北伐失街亭，诸葛亮斩马谡，自贬为右将军，行丞相事蜀建兴七年22949诸葛亮再次北伐，夺取武都、阴平，恢复丞相职位蜀建兴八年23050诸葛亮再次北伐蜀建兴九年23151诸葛亮北伐攻祁山，大败魏军，在木门道伏杀魏名将张合蜀建兴十一年23353诸葛亮在斜谷修造邸阁，屯集粮食蜀建兴十二年23454诸葛亮再次北伐，因积劳成疾，当年八月病故于五丈原木牛流马等，并改造连弩可一弩十矢俱发。与234年在宝鸡五丈原逝世。
《三国志》：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三国志》：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于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三国志》：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孟轲有云：“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信矣！论者或怪亮文彩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臣愚以为咎繇大贤也，周公圣人也，考之尚书，咎繇之谟略而雅，周公之诰烦而悉。何则？咎繇与舜、禹共谈，周公与群下矢誓故也。亮所与言，尽众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远也。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
诸葛亮画像(28张)诸葛亮在汉中休士劝农期间，充分利用了汉中优厚的经济条件，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系列发展生产的得力措施，使北伐军资基本上就地得到了解决，诸葛亮死后，蜀军撤退，魏军还在蜀营中“获其图书、粮谷甚众”。这正说明了诸葛亮休士劝农，实行军屯耕战的效果是显着的。当地人民生活好了，就可以招来更多的人口，使地广人稀的汉中重新得到发展，逐步到达人多、粮多的良性循环，使百姓“安其居，乐其业”。只有富国强兵，才能维护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经诸葛亮“踵迹增筑”的“山河堰”等水利工程至今还是汉中地区灌溉面积最大的水利工程。据李仪祉先生考察而知，“山河堰尚灌褒城田八千余亩，灌南郑县田三万零六百余亩，灌酒县七千余亩，共四万六千余亩。”汉中市的六大名池，至今仍被利用。据考古调查统计，全区至今尚保留有汉以来的古堰七十多处，一些堰渠经历代使用维修，一直延用至今。同时各地在继承和学习古代开发利用水利资源经验的基础上，又不断增修了大批塘、库、陂池等水利设施。仅勉县就增修了能蓄十万立方水的水库三十七个；塘与陂池达三百多个；冬水田至今仍有五万多亩。上述实事说明，汉中盆地古代农田水利设施至今所产生的实际效用和不断改进利用，与诸葛亮当年在汉中休上劝农时，开拓农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的丰功伟绩是分不开的。
初一:卧龙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历史文化名城——襄樊游览观光！我们今天要参观的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古战场——古隆中。 三国故事湖北多，这可不是在吹牛。三国演义120 回，其中的75回就发生在我们湖北，而这75回中又有44回发生在襄樊。
古隆中，又名诸葛庙，它位于历史文化名城襄阳以西13公里的西山环拱之中。据《舆地志》记载：“隆中者，空中也。行其上空空然有声。”隆中因此而名之。
在隆中的山林中有大量的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留下的遗迹和历代修建的纪念建筑。每处遗迹都反映了诸葛亮的重要活动，或反映了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现保存和修复的纪念建筑面积共占地十三亩（不包括庭院），有庄严的殿堂，有依山傍水的亭、廊、楼、榭，建筑风格朴实，具有浓厚的鄂西北民居风味。武侯祠始建于晋朝，隆中文物风景区的形成，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隆中诸葛亮故居，现是湖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风景名胜区之一。 我国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青年时期在这里隐居长达十年之久。脍炙人口的《隆中对》和刘备“三顾茅庐”的史事都发生在这里。
这里清静幽雅，天苍山青水碧。隆中山、乐山、旗山三山环拱，隐若玦环。路回山隐隐，树锁昼阴阴。这里古迹众多，文化沉淀丰富。诸葛亮当年活动遗迹：草庐、六角井、躬耕田、小虹桥、抱膝石、梁父岩等历千年而安然。先贤凭吊诸葛亮，引以托情的武侯祠、卧龙深处、隆中书院、古牌坊以及众多借以托志的碑碣石仍旧相间茂林修竹。
这里文豪云集，志士倾吐情怀。晋代习凿齿。唐代崔道融、宋代苏轼、明代王越等都吊古隆中。现代郭沫若先生亦挥毫抒情，党和国家领导人董必武更有吟怀：“诸葛大名垂宇宙，隆中胜迹永清幽。” 隆中之所以天下闻名，原因有三个：一是诸葛亮的躬耕之地；二是刘备三顾茅庐的所在之地；三是著名的“隆中对策”的提出之地。从晋代开始，仰慕诸葛亮大名的人们就在这儿修建了纪念诸葛亮的建筑，它们是：三顾堂、草庐亭、草庐碑、六角井、躬耕田、抱膝石、梁父岩、老龙洞、半月溪、小虹桥、武侯祠、野云庵等，被称为“隆中十二景”。这些建筑记载着诸葛亮在隆中的生活情况和有关传说。 诸葛亮17岁定居隆中一处依山傍水的村庄，过着边耕边读的田园生活。这就是胡曾在《南阳》一诗中所咏的：“世乱英雄百战余，孔明方此乐耕锄。”诸葛亮躬耕南阳，与古代一些逃避现实的隐士是不同的，十年期间，他发奋读书，广交士林，认真研究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史实，以“观其大略”，还密切注视着天下形势，自比管仲、乐毅，视社会的安定与动荡为自己的责任。所以，有人把他与当时一位杰出人物——庞统，并称为“卧龙”和“凤雏”。
诸葛亮27岁那年。刘备三次来到隆中，虚心地向他请教统一全国的大计。诸葛亮向三顾茅庐的刘备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从战略着眼制定了隆中决策，这就是著名的《草庐对》。话虽只有三百多字，但有对魏、蜀、吴的力量估计，也有统一全国的方针、措施。他最后还肯定地说，只要按提出的决策行事，“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他的主张说得刘备钦佩备至。在刘备的卑词厚礼相邀之下，诸葛亮感于刘备“帝室之胄，信义著於四海，总览英雄，忠贤若渴”，便跟随了他出了山。从此，他们“感通君臣分，义激鱼水契”。诸葛亮一刻也没有忘却自己的责任，为实现隆中决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故世人一致称誉他是“汉室栋柱”、“治世良材”。诸葛亮也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最终成为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被世人景仰，古隆中也因他而闻名于世。 好了，说着说着我们就到了古隆中风景区了，请大家随我一起到景区里参观。 古隆中牌坊 大家请看，在我们眼前的这座石牌坊就是古隆中的第一个景点，它是在清朝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为湖北提督陈文炳负责修建，作为古隆中风景区的标志。石牌坊高约六米，长约十米，在正面大门上刻的是“古隆中”三个大字，两边石柱上雕刻着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句：“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赞扬了刘备三顾茅庐的诚意和诸葛亮业济两朝的赤胆忠心，两边小门上雕刻着诸葛亮的名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表明了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时，虽过着平淡的生活，却胸怀远大的志向。现在请大家看一下石牌坊的背面，上方有五个大字“三代下一人”，这是北宋文学家苏轼的一句名言，意思是说诸葛亮是夏、商、周三代以后最高尚、最伟大的人，没有其他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两边柱子上是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句：“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这句诗赞扬了诸葛亮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 小虹桥 过了石牌坊，穿行躬耕田，就到小虹桥了。清代王铽在《隆中十咏》中，写到小桥说：“有人睹物思玄德，曾向小虹桥上行。”这座小桥还有一段趣史。据说，刘备二顾茅庐时，在桥旁遇见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一看老人衣着狐裘，谈吐不凡，曾误以为诸葛亮，闹了一场误会。从此，小虹桥也和隆中一样著名于世了。
桥为石拱，青石板面。桥下流水清澈，淙淙有声。当你漫步桥上，独自徘徊，不由得你不思索刘备那种“求才若渴”的精神。 武侯祠 绕过牌坊，拾级而上，便是武侯祠。现存武侯祠建于明末清初，依山而建，共分四层院，一层高一层。正殿有诸葛亮的塑像，陈列有铜鼓及其他石刻文物等。两侧设有配殿，西配殿名“三义殿”，内塑有刘备、关羽、张飞像。殿前庭院中有一桂花树，据说为明末时植，每年盛花季节清香扑鼻。中设庭院。祠内所陈列的文物中，有一面同治年间在广西出土的铜战鼓。相传是诸葛亮七擒孟获时用过的战鼓。 武侯祠外古树参天，松柏滴翠，祠内庭院错落，淡雅幽静。武侯祠大厅的木匾上雕刻着董必武“三顾频烦天下计，一番晤对古今情”的题词。正厅、西厅、后厅分别陈列着“诸葛亮生平简介”，后厅里还存放着一尊诸葛武侯塑像，是人们凭吊祭祀的地方。 诸葛亮逝世后，老百姓对他十分思念，因为诸葛亮不仅是劳动人民心目中智慧的化身，更是劳动人民心目中的一代勤政廉洁的名相。因而，凡是他到过的地方，纷纷为他立庙，各地的武侯祠多得数不胜数。目前被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武侯祠就有七座。然而纪念地太多，就难以分辨真假。从古到今，为谁是诸葛亮正宗纪念地而发生过不少争执。其中尤以湖北襄阳古隆中和河南南阳卧龙岗两地的武侯祠谁为“正宗”之争最为有名。 两地的武侯祠，历史悠久。隆中的建于晋代，保留着古朴的风貌；南阳的建于唐代，更显得宏大堂皇；两地都以诸葛亮的躬耕地自居，为武侯祠的正宗而争。为此，还打过不少笔墨官司。 “隆中派”以《隆中对》之“隆中”为证，“南阳派”以《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为证，争得不亦乐乎。直到清代咸丰年间，襄阳人顾嘉衡出任南阳做知府，可要处事公平，不能向着家乡，将武侯祠的正宗桂冠判给襄阳，否则叫他这个知府坐不稳。襄阳人认为，既然是家乡人到南阳为官，一定要为家乡人伸张正义，将古隆中的武侯祠判为正宗，否则不要他回家乡。两边互不相让，要等顾知府表态。顾嘉衡听了双方的意见，没有立即表态，请大家下堂休息，说是第二天再判。第二天一早，双方又来到府衙，等顾知府的评判，只见顾嘉衡拿出文房四宝，提笔写了一幅对联： 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辩襄阳南阳 此联一出，双方心服口服，都佩服顾知府的才智，从此这场争论才告一段落。 那么，诸葛亮躬耕之地究竟在何处呢？只要了解当时的历史地理知识，就不难辨别。隆中在汉时属南阳郡所管辖，于是诸葛亮便称自己“躬耕于南阳”。明代以后，隆中才划归襄阳，而襄阳、南阳又分属湖北、河南两省，因此才有了以上的争论。事实上，诸葛亮的躬耕之地只有一处，那就是古隆中。
【关键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智慧过人；匡世奇才
“诸葛亮，字孔明，自称卧龙，琅玡人也”①（山东沂南），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古语谚：乱世出现英雄，英雄亦逢时也。三国之时，群雄逐鹿中原，鹿死谁手而亦不可知也！诸葛孔明凭借其过人的智慧实现了三分天下的政治梦想，成为流传千古的英雄人物，但其在施政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错误，那我们今天又怎样去读《三国演义》之诸葛亮呢？
一、 诸葛亮素有匡天下之志，一生中心怀统一大业之夙愿
诸葛亮幼年之时，黄巾四起，继而关东诸侯之兵讨伐董卓，天下分裂，军阀割据，混战不休，真可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神州大地一片凄凉惨像。后其随叔父隐居隆中，“躬耕南阳”①但他广交江南名士。“每自比于管仲、乐毅” ②有匡天下之志，他密切注意着时局的发展，因而能对天下之形势了如指掌。此时曹操已经统一了北方，欲南下伐吴，因而流寓荆州的士人纷纷北返，然独亮曰：“中国饶士大夫，熬游何必故乡耶” ③立场鲜明地表示了决不投曹。这其中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一，诸葛亮出身士族，自幼读儒家之书，习孔孟之道，故而深受其影响而忠于汉室，其二，诸葛亮素有匡天下之志，救天下苍生于水火之信念，曹操乃一暴虐之士，何以投之？适逢此时，刘备兵败，闻亮之名，慕而求之，这就是刘备、关羽、张飞三顾茅庐之美传。诸葛亮“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④愿为备效犬马之劳。如果刘备不请他出庐，他就会“尚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⑤宁可终老黄泉，亦不侍操。“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⑥正是这“淡泊明志”之高尚情操，他才不辞危难辅佐刘备，“士为知己者死”之精神令他把报答知遇之恩和匡天下之志统一了起来，也使他自己踏上了一条命运多艰的政治道路，这也是他的不平凡之处，他投身于仁德之主刘备尽可纵横驰骋施展其才华，实现心中大志。
刘备死后，诸葛亮受托孤之诏，时刻不忘兴复汉室，一统天下之志。为完成先帝之遗愿，他兢兢业业，先后五次北伐，但终因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等各方面的因素，先后失利，虽然失败，但诸葛亮之心可鉴。
二、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是他的又一人生大亮点
人无信念之精神支柱，则如同一行尸走肉也，是不会有所作为的。坚定的人生信念是人行万事必须的推动器，也是实现人生价值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诸葛亮辅佐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后又辅佐后主，这是他对历史的卓越贡献，但这些行动都和他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分不开的，这一精神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令人感动，由此赢得了世世代代的千非百万人民的赞颂，于是诸葛亮便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诸葛亮公忠秉政，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影响深远，至今仍然活在人民心中，特别是在东邻日本，诸葛亮之名家喻户晓也，诸葛亮一生中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时刻鞭策着自己，正如他在《前出师表》中所言：“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于陛下之职分也。”他的一生中也在积极践行他的人生恪言，治理蜀汉，兢兢业业，任劳任怨，但从没在先帝、后主面前要求过什么，他数次北伐，多次出祁山以图中原，克复天下，一统大汉江山，直至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百分之百、不折不扣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诸葛亮公忠体国之精神，生前得到蜀人之爱戴，死后亦长期受到蜀国人民的怀念，这足见以诸葛亮之精神是何等地令人感激涕零。
三、诸葛亮以其渊博的学识，过人的智慧而终成一代名相
《三国演义》对此桥段的叙述非常精彩，洋洋数千字，把刘备将死前二十余天的言行举止写活了。当然，这本身也是矛盾的。历史上不少帝王在临死前大多刚说上一句“朕这一生”便戛然断气，刘备的回光返照时间忒也长了些，嘱咐得面面俱到，且文辞还非常古雅，富于逻辑，感情充沛，催人泪下。不能不让人产生某些疑问，他何曾这般从容过？这般从容的背后有何猫腻？
从容布局，时不我待
从孔明等人星夜由成都赶到永安宫，跪拜于刘备病榻前开始，刘备同志共做了如下事情：摸诸葛亮的后背、哭、逐马谡出、与诸葛亮讨论马谡、宣群臣晋见、取纸笔写遗诏，亲自说了“人之将死”的名言、又哭、劝诸葛亮自立为主、命令刘永和刘理以父礼事丞相、嘱众官、嘱赵云、再嘱众官，一切都有条有理。最牛逼的是，他在说完“卿等众官，朕不能一一分嘱，愿皆自爱”这样明显的谢幕词之后，立刻“驾崩”，整个过程设计比超级计算机还要精确。
据粗略估计，刘备做这么多事，至少要花上半个小时；而他是二十天前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才命令诸葛亮星夜赶到白帝城的。也就是说，刘备算准了自己将于某年某月某时（甚至精确到分）将死，再算上从成都到白帝城的距离，刚好给自己留了半个小时的遗嘱时间。
如此“雄才大略”般从容，古今罕见，让曹操也惭愧。
曹时托孤，分香于侍妾，被毛宗岗之流百般揶揄，大意是，你看看，人家刘备说的都是大事，偏偏你还在贪恋女人。这么一揶揄，曹操貌似真不如刘备英雄了。
不过，这也怨不得刘备“显摆”，曹操的境况比他好得多，儿子成年了，内部也安稳。再看刘备，憋屈呀！阿斗才十六岁，江山原是取自刘璋，益州本土大家族和刘璋的势力之间本就矛盾重重，刘备的荆襄集团硬是横插一杠子，等于是背负了内部两股势力的冲突。如今又逢新败，国基动摇，外有强敌，到处都是隐患，自己却时日无多，何以力挽狂澜于既倒？做了一辈子逃跑将军，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这次若再不从容布局，可真没机会了。
将死之时，不失理性，刘备的政治素养倒是老道。
谦逊自抑，扮猪谋虎
小说里刘备有三句话值得一提。第一句，抚其背曰：“朕自得丞相，幸成帝业；何期智识浅陋，不纳丞相之言，自取其败。悔恨成疾，死在旦夕。嗣子孱弱，不得不以大事相托”。第二句，叹曰：“朕不读书，粗知大略。圣人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朕本待与卿等同灭曹贼，共扶汉室；不幸中道而别。烦丞相将诏付与太子禅，令勿以为常言。凡事更望丞相教之！”第三句，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情感的表达层层递进，越来越浓烈。
刘备的一贯风格，就是会笼络人。能够谦逊自责，站在诸葛亮的角度去考虑问题；能够装大度，站在诸葛亮的立场表态，从而博取人情和理智上的加分。扮猪谋虎，诸葛亮没法招架。或许应了那句俗话：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人，永远也不用担心自己的事办不成。
同时笔者也发现，刘备的情感表达始终是建立在诸葛亮的情绪反应上的。比如第一句话说后，孔明“泣”，心意有所相交；第二句话过后，孔明“泣拜于地”，又深了一层；第三句话说后，孔明“汗流遍体，手足失措，泣拜于地……叩头流血”。至此，托孤的目的达到了，刘备可以放心的去了。
人，永远是事业的关键。刘备待人确乎是用“心”的，时时处处以心机待人，绝不疏忽大意、懈怠放逸。不能怪他煞费苦心，毕竟他此时只能寄希望于和他“如鱼得水”的孔明，别无选择。
还有一个情节不能忽视，那就是李严。
从蜀汉政权内部结构来看，以李严为首的刘璋旧部在数量上占多数，而刘备的心腹班底在其中只是少数派。作为一个善用权谋的政治家，刘备不会不知道政权内部潜在的危险。所以，他看似无意的安排诸葛亮和李严一起接受遗诏，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共同辅佐幼主，其实是着眼于尊重新旧双方阵营的利益、比较公平的用“心”考虑。
打预防针，预留后着
学界一直认为“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话是刘备对诸葛亮的试探。从权谋的角度来分析，恐怕不是试探，而是提醒诸葛亮，李严这人得看好，防备其不轨。同时也是在给李严“泼冷水”：若图谋不轨，孔明先生会要你好看。
我把刘备此举称为“打预防针”，大概比较贴切。
凡事多考虑几种可能性，预作防范，总归没有坏处。
刘备托孤前的二十多天，不可能不对国内形势作出正确的研判。刘禅年纪尚幼，无法和李严为首的刘璋旧部抗衡，必须依靠自己的心腹来完成平衡内部矛盾、整合新旧政治资源的工作。而真正可以托付的，只有诸葛亮。诸葛亮既是刘备的心腹，又是入川之前的老班底，更是老部下中的领袖人物。
在遗嘱授权上，诸葛亮固然为正，但就两股势力而言，他和李严在政治地位上应该是平等、不分高下的，否则难以做到实际上的平衡。但是，如果要预防李严为首的刘璋旧部发动叛乱，就必须授予诸葛亮特别的权力，让他可以有控制李严而不被李严压服的特殊名义，即“君可自取”。
通过在接受遗命的李严面前，突出诸葛亮的特殊地位，暗示二人：如果有了变故，出现危机，国家行政力量无法有效处理时，诸葛亮可以为了本集团的利益，不顾君臣名分，走向前台，自取帝位与叛乱者（李严）相抗衡。
从后来发生的事儿来看，刘备打预防针果然效果很好。
诸葛亮一点即透，领会了刘备的用意，在其去世后不久，即以皇帝的名义，外放李严到江州，还委派亲刘备的将领陈到做永安都督，随时监视李严。这样一来，李严对蜀汉中枢权力也就够不着了，只能做一个象征性的朝臣领袖。刘备预留的后着，为诸葛亮赢得了一段时期的“和平”环境，及时启用亲刘备集团的新人充实统治基础，最终化解了新旧矛盾。
李严也不是傻瓜，他在镇守江州期间，曾去劝诸葛亮封王。对李严的这个建议，诸葛亮的回答十分出人意料，他说：“我的确应该封王，可是没有封并不代表我没这个资格，而是现在时机还不到。”无疑，二人在封王问题上的交锋，对刘备的托孤遗命再一次进行了诠释。因为刘备的“提醒”，显然让李严感觉到了自己与诸葛亮在刘备心目中的亲疏，诸葛亮必定要位居群臣之上，成为蜀汉的“影子皇帝”，所以他以封王为借口试探诸葛亮本人是否有此用意。诸葛亮也知道李严的用意，干脆不再顾忌什么，以显示自己完全有能力掌控蜀汉局势。
在现实工作与生活中，刘备托孤的背后，也给了我们不少启示：凡事要给自己留有余地，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实质性思考，如利益在哪儿，如何通过交流实现这种利益，并为之制定出周全的预案；同时也应给他人留余地，多听、多观察对方的语气与举止，决定下一步该说什么、怎么说。
里中有三墓，累累正相似。
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
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
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
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汉代古辞《梁甫吟》
陈寿《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一句“好为《梁父吟》”，引出后来纷纭众说。
纷纭之处有三：一是“为”字的意思，二是“梁父吟”所指何物，三是诸葛亮为何喜欢朗诵《梁父吟》（也作《梁甫吟》）这首诗。
有人把“为”字理解为“做”，即写诗，认为是诸葛亮写了《梁父吟》这首诗；有人认为，“为”就是朗诵，即，诸葛亮喜欢朗诵前人所写的《梁父吟》这首诗。
“梁父吟”，有人认为指曲调，是属于相和歌词的楚调曲，即诸葛亮平时喜欢哼这支曲调；有人认为指诗歌，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讲述晏婴二桃杀三士故事的诗歌。
诸葛亮为何喜欢朗诵《梁父吟》一诗，有人认为，他是为了抒发对山东老家的思念，梁父即泰山；有人认为，他是在表示对齐国三士的同情；有人认为，他在表达对晏婴的景慕。
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更好呢？我的意见如下：
“为”字意思，以理解为朗诵较好。如果理解为“做”，有两点说不通。其一，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可以表明，诸葛亮有诗歌之才或写诗的兴致。至少，历代编辑的诸葛亮文集，包括搜罗最全的清人张澍编辑的《诸葛忠武侯文集》，除了《梁父吟》外，未见其他像样的诗歌作品；其二，把“为”理解成“做”，“好为”就很费解。无论是说诸葛亮喜欢以“梁父吟”这种曲调做诗，还是以《梁父吟》为题做诗，都不合情理，更不合事实。理解为朗诵，就没有这些问题。喜欢一首诗歌，便反复朗诵，合情合理，司空见惯。
“梁父吟”所指，以理解为指诗歌较好。如果“梁父吟”指音乐的曲调旋律，似乎也说得过去。但是，史家记事，大概不会对他这种无关痛痒的音乐爱好感兴趣。史家更兴趣的，是有内容、有含义即能够表现传主志向怀抱的情节。
诸葛亮为何喜欢朗诵《梁父吟》一诗，以理解为景慕春秋时期齐国宰相晏婴较好。诸葛亮虽然是琅邪阳都（今天山东沂南县）人，他父亲也曾经做过太山（即泰山）郡丞，但诸葛亮很小就成了孤儿，跟着叔父诸葛玄，在豫章（江西南昌）、荆州（在今湖北省）等地生活，后来又在南阳隐居。可见，诸葛亮是一个四处漂泊、四海为家的人。诸葛亮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诗人，他对家乡不见得有特别深厚的感情。再者，以史家记事笔法，突然冒出一句他想念家乡的话，也很突兀。可见，怀念山东家乡是讲不通的。看见坟墓，墓中死者又是三个“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的古代壮士，产生同情之心，原本是说得过去的，在汉代诗歌中也有同类例子，例如《薤露》、《蒿里》。但是，这首诗的重点不在表达诗人的同情和感慨，而在于揭出“二桃杀三士”的谋主――晏婴。换言之，这是一首叙事成分多于抒情成分的诗歌作品。更重要的是，结合《诸葛亮传》上下文，结合诸葛亮的生平事迹，说诸葛亮在那里大发对于古代壮士的悲悯之情，也很莫名其妙。
相比之下，理解为诸葛亮在那里抒发对春秋名相晏婴的景慕之情，就很顺理成章。晏婴“节俭力行”的做事方法、帮助齐国三代国君（灵公、庄公、景公）稳固霸主地位的功业、“三世显名于诸侯”的无上荣耀，都是诸葛亮所无比景仰和羡慕的。诸葛亮一生的理想，的确也是像晏婴那样辅助诸侯，成就霸业。本传下文的“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就是直接的证明。《隆中对》、前后《出师表》反复讲的，其实都是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霸业。“复兴汉室”只是一句口号，或者说，是无法实现的最高理想。
在古代，谁都想名垂千史，往往有人刻意的去美化自己，让后人来仰慕，但这样的人最终会被历史淘汰，而那些真正的名人义士确可以深记在人们心中。
在我们中国，有人可以不知道秦始皇，但是没有人不知道诸葛亮的，他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在我国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又有几人能和他相提并论呢？他自己拥有的满腹才华，却在乱世争雄之中稳坐茅庐，静观天下大势。直至贤主刘备率关羽张飞三顾茅庐方请得诸葛亮出山，才能协助当时屡战屡败的皇叔刘玄德完成大业，在《出师表》中淋淋尽致的表现出了他的心胸和才华。在辅助刘备的过程中忠心不二，曾经多少次因为刘备的仁义失去战机，可他从未有过怨言，因为他了解他的主公，凭借着自己惊人的才华战曹操，斗孙权。如果没有诸葛亮，刘备可能在历史的记载中，只是一名小小的诸侯罢了，可能也不会形成当时的三国鼎立之势。后来，刘备病危，欲将大业传给诸葛亮，但诸葛亮他忠心不改，愿全力辅佐刘备的儿子阿斗，刘备去世后，阿斗继承皇位，对于诸葛亮而言，更是增添了许多的困难，因为大家都知道，有一句话是这样形容阿斗的——“扶不起来的阿斗”。虽然少主如此这样，诸葛亮仍然帮助汉室全力完成大业，直至病亡。
在他的一生中，遇到过很多有才华的智士，比如江东的周瑜，鲁肃，还有魏国的曹操，司马懿，他们在当时斗可谓是顶尖的智者，可跟诸葛亮比起来，远远不及。这就是一位伟人诸葛亮的人生，实在值得称赞。
诸葛亮无疑是《三国演义》中最重要的人物，以致郑振铎先生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虽叙述三国故事，其实只是一部“诸葛孔明传记”。诸葛亮集杰出智慧和传统美德于一身，最终却落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蜀相》诗)的悲剧结局，实在令人痛惜。可以说，诸葛亮是《三国演义》充满历史感的悲怆陈说中最具悲剧性的人物。
对于诸葛亮形象的悲剧，学者们进行了多方面探索，有的归因于他事必躬亲的作风，有的归因于他的几次用人失误，有的归因于他的穷兵黩武，有的归因于敌对势力过于强大，还有学者认为诸葛亮作为一个悲剧英雄，表现了儒家精神中“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格信念和“士为知己者死”的文化传统。这些观点无疑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诸葛亮形象悲剧的某些方面，但无形之中忽略了诸葛亮这一人物形象的特殊性。
笔者以为诸葛亮形象既是世代累积堆垛的结果，对其悲剧的分析也应充分考虑这一形象塑造过程中的某些特点。三国故事在民间长期流传的过程中，民间心理所影响的审美趣味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诸葛亮形象的塑造。《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形象凝聚了我国古代历史上各种智慧和斗争经验因而具有惊人的谋略和绝世的才能，几乎成为智谋的化身和代名词，因此诸葛亮形象最本质最突出的特征是“智谋”。作为民间广为流传的智谋的符号其悲剧在本质上也应该是谋略的悲剧。
诸葛亮的智谋悲剧主要源于三个层次的矛盾冲突:最外层是出处选择时人谋和“天时”的矛盾它规定着诸葛亮人谋的性质和施展方向;中间一层是诸葛亮进入刘备集团后人谋与刘关张“义气”的矛盾，它昭示着智慧与忠义的背离;而最内层也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其自身性格中智谋和忠义的矛盾这一层在白帝城托孤后尤其鲜明而集中地体现出来。三个层面环环相扣，上演了一幕千古“智绝”的人谋悲剧。
一
按照《三国演义》中的历史逻辑，诸葛亮正处于“由治入乱”之时，汉朝的灭亡是“数之所在，理不得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强之”，这就是小说中时时提到的“天数”、“天意”、“天时”。出山之前的诸葛亮以“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为人生格言，居于高山流水、柴木修竹的幽雅之处，与书琴相伴，与古淡高超、旷逸清韵者交游，一派闲云野鹤、仙风道骨的风采。他与司马徽、崔州平一样，深知“天时”不利，只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在群雄割据争战的混乱中，作为智者，他选择了隐居，这是他认识到天下大势不可逆转后合乎逻辑的选择。“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他以世外高人的姿态冷静地洞察着天下局势。此时的诸葛亮可以说完全是一个冷静清醒的智者形象。
“顺天者逸，逆天者劳”，诸葛亮很清楚人力与天意相抗的结局。当得知徐庶把自己推荐给刘备后，诸葛亮“作色而言曰:‘汝以我为享祭之牺牲乎?’拂袖而入”，使得徐庶“满脸羞惭，不辞而退”。诸葛亮之所以把“出山”比作祭祀用的“牺牲”，是因为他深知出山的最终结果极有可能是去作道德祭坛上的牺牲品。
“三顾茅庐”历来被传为佳话，人们一般只称颂刘备求贤若渴的美德，而忽视了诸葛亮内心或出或处的痛苦抉择。刘备“一顾”时不遇诸葛亮，固然是机缘不巧;“二顾”之前，童子已经告诉诸葛亮刘备专访一事，他为何又与崔州平外出闲游?况且崔州平已知道刘备专访一事，为何相邀同游?“三顾”之始，诸葛亮卧于草堂之上，也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可以说，诸葛亮待刘备三顾茅庐而后出，既是对刘备惜才、爱贤之心的试探，也是他内心犹豫不决的表现。“三顾”一段文字背后应当有诸葛亮对自身命运的深入思考和进退两难处境的痛苦抉择。一方面刘备的三顾之恩与仁义风范最终感动并征服了他，另一方面，“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本来就是历来谋略之士的不二选择，如果不遇明主，满腹奇谋大略也只有消失于山林草泽之中。儒家的仁爱忠义之心和入世情怀让他踌躇再三后终于答应出山。“非为天时，抑亦人谋”，诸葛亮带着一丝豪情和满怀悲壮开始了一场以自己的“人谋”“斡旋天地，补缀乾坤”的征程。
诸葛亮的出山是儒家道义感战胜智慧判断的结果，一方面他让自己一开始就置身于“人谋”与“天时”之间固结莫解的矛盾中，另一方面让自己的智谋有了挥洒的舞台，从而得以完成“智绝”的形象，同时也正是在这智慧挥洒过程中，展示着与“天时”相抵触的智谋的结局。随着诸葛亮的出山，表现为或出或处的智谋与“天时”的矛盾似乎暂时告一段落。但是这一矛盾事实上规定并限制着诸葛亮出山后几乎所有智谋活动的范围和方向，那就是用尽自己所有的心力和智慧，在艰难困苦中维持处于弱势的刘备集团的生存并使其尽可能得到发展。“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这一矛盾就像如来佛的手掌一般，诸葛亮用尽自己所有的智谋和心血，最终并未能从其中跳出。正如他的老师司马徽认为的那样:“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诸葛亮出山只不过是徒费心力，是一场“人谋”与“天时”相抗衡而以失败告终的悲剧。
二
感于刘备恩义和仁德的诸葛亮终于出山了，他想以自己的“人谋”“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按照隆中决策决定的战略方针，得到刘备信任的诸葛亮处处料敌先机，神机妙算，令敌人闻其名而心胆皆裂。从荆州到益州，在诸葛亮和刘关张的良好配合之下，隆中谋划的蓝图逐渐变为了现实，形成了鼎足三分的割据局面。这似乎为诸葛亮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悲壮理想的实现平添了几分希望。
其实仔细分析可以发现，隆中决策实现的前提条件是自己一方在大的战略方面不能犯错误，犹如走钢丝般不能走错一步，同时等待敌人出“昏招”并充分地加以利用。可以说，这多少是带有侥幸意味的。正当诸葛亮一步步施展其智慧并获得成功之时，不期然而又是必然地遭遇到了蜀汉集团内部刘关张的“义气”这一靠智慧也无法绕过去的巨大障碍。蜀汉的“昏招”也恰恰产生于刘关张的“义气”之中，诸葛亮的智谋于此也无能为力。 刘关张本来就是以在桃园结“义”而起家。在《三国演义》的价值建构中，“义”是最核心的伦理原则，具有超越一切的地位。“忠”与“义”尽管具有相等的地位，但在实践中是“义”先于“忠”的，因为“‘忠’的实现是建立在‘义’的人际道义关系基础上的”。诸葛亮出于“忠”而竭心尽智地辅佐刘备，却没有理由反对刘备出于“义”而作出的选择和决断。这样，在诸葛亮的智谋和刘关张的义气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深层次的结构性的矛盾关系。这一点似乎是想以“人谋”“斡旋天地，补缀乾坤”的诸葛亮所始料未及的。
其实，刘关张的“义气”与诸葛亮智谋之间的矛盾在三顾茅庐时就已经初见端倪了。“三顾”时，张飞不耐烦，“要用麻绳缚将他来”、“去屋后放一把火”，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所尊敬的义兄受到了侮辱。诸葛亮出山之初，关张依仗结义的特殊地位，对诸葛亮也经常心怀不满。好在刘备对诸葛亮言听计从，用兄长的身份和义气约束关张听从安排，排除了干扰，才确保了诸葛亮充分展示出他的智慧，从而取得一次次胜利。在这一阶段，诸葛亮的智慧所遭遇到的只是刘关张“义气”的外层部分而非硬核部分，其智慧的施展阻力不大，甚至以诸葛亮的智慧为主导，与刘关张“义气”形成了良好的配合。两方面统一协调，诸葛亮的天才智慧也由此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随着蜀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刘关张逐渐志得意满起来，尤其是刘关张之间从“义气”出发的一系列举动更是与诸葛亮智慧主导下的“兴复汉室”战略格格不入。“关羽失荆州”是蜀汉衰落的开始，而为失荆州种下祸根的正是刘关张之间的“义气”。荆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曹操南下的首要目标是要夺取荆州，孙策为争夺荆州而战死，可见其地位极端重要。诸葛亮也将占据荆州看作是统一中原的前提，极为重视，智取荆州后亲自坐镇。当西川吃紧时，诸葛亮不得不离开此地。刘备派关平送来信件，要求把荆州交给关羽镇守。诸葛亮尽管素知关羽骄傲自大、刚愎自用，不是镇守荆州的合适人选，但在刘关张“义气”面前，只好执行了这一错误决定。尽管他也试图作出一些挽回，在交付荆州大印的时候，提醒关羽，嘱咐其“北拒曹操，东和孙权”。可是“刚而自矜”的关羽很快将诸葛亮的话抛之脑后，不近情理地拒绝了东吴提亲，使吴蜀反目成仇，自己也败走麦城、身死人手。
刘备得知关羽遇害消息后，完全丧失了理智，决定举倾国之兵伐吴，为关羽报仇。紧接着张飞也因怒虐部下而被暗杀，刘备原本已经怒不可遏，听到这一噩耗后更加气急败坏，“义”令智昏，坚决要除灭东吴而后快。赵云劝谏刘备“国贼乃曹操，非孙权也”，“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希望刘备“以天下为重”，刘备不听。学士秦宓劝谏刘备不要“徇小义”而致国家颠覆，刘备命武士将他推出斩首。诸葛亮闻知，即上表救秦宓。表中说:“但念迁汉鼎者，罪由曹操;移刘祚者，过非孙权。窃谓魏贼若除，则吴自宾服。”先主看毕，掷表于地曰:“朕意已决，无得再谏!”被仇恨冲昏头脑的刘备根本就听不进任何劝阻，认为这是他们兄弟的家务事，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过问，把兄弟间的义气完全置于国家利益之上。面对刘关张之间“义气”的硬核，诸葛亮的智慧一无所用，只能哀叹:“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东行也。”
刘备“义”令智昏，决意伐吴，这一“昏招”使蜀汉元气大伤，既破坏了诸葛亮早已制定的战略方针，自己也败死白帝城。《孙子兵法》说:“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作为一名智者，为个人计算，如果无法劝阻刘备，诸葛亮本可效法范增等历代谋臣，选择归隐或另投明主，以终止个人蹈入无可挽回的悲剧;但是作为骨子里都充溢着忠诚的臣子，道义感却让他觉得这样有失为臣之德。道德和智慧在他的心灵深处激烈地斗争，诸葛亮置身于道德和智慧不能兼顾的两难窘境。诸葛亮出于忠义选择以人谋辅佐刘备逆天兴汉，刘备也是出于对忠义的践行举全国之力为关张报仇，使诸葛亮谋略智慧的心血付之东流。从同一伦理原则出发，效果却背道而驰，其中充满着悖谬。这还不算，忠义之绳索又将诸葛亮牢牢束缚于刘备谋臣兼丞相的位置上，让他眼睁睁地看着用自己的智慧和将士们的鲜血打拼出来的蜀汉政权走向了衰落，只能在成功的希望破灭之后继续着自己夸父逐日式的悲剧英雄的无望努力。
三
白帝城托孤时，刘备嘱咐:“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不论刘备说的这番话是出于何种目的，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刘备对刘禅继承遗志完成统一大业的能力并没有信心，知子莫若父。原本已十分渺茫的统一希望进一步破灭，再加上后主的昏庸愚昧，世事更不可为。
但是诸葛亮义无反顾地担负起辅佐刘禅的重任，他费尽智慧和心力，“安居平五路”，苦心孤诣地支撑着危局，忠心耿耿地守护着庸碌无能的后主。七擒孟获后，蜀汉边境得以巩固，为报刘备的知遇之恩，也为了实现自己在隆中所定的战略计划，诸葛亮决定北伐中原。
北伐之前，诸葛亮谆谆告诫后主“诚宜开张圣听”、“不宜妄自菲薄”，要“亲贤臣，远小人”，并做好了各方面的周密部署。但对于战争的结果，他没有任何把握，只是觉得自己应该这样去做，或者可以说北伐只是他受忠义驱使的一种惯性行为，是为了报答刘备的三顾之恩、托孤之重。在这场不计成败利弊的北伐之路上，诸葛亮的智慧形象越来越模糊，而其道德形象却越来越鲜明高大，北伐的军事意义也越来越被道德意义所掩盖。如果说刘备托孤前，诸葛亮的形象以智慧为主而兼以忠义的话，那么，托孤之后，诸葛亮的形象则纯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义形象，其智慧的形象则似有而若无了。
尽管如此，诸葛亮所效忠的后主却并不领情，不但没有为他提供一个稳固的后方，甚至还在北伐的紧要关头，听信谗言猜忌他，以“久不见丞相之面，心甚思慕，故特召回，一无他事”的混账理由把诸葛亮从前线召回。此时，“如不从之，是欺主矣;若从之而退兵，祁山再难得也”。在“正欲建功”与忠义的两难中，他选择了忠义，而放弃了千载难逢的建功良机。
诸葛亮最终在五丈原走完了自己悲壮的人生道路，死前长叹:“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他忠实地实践了自己受刘备之托时许下的“愿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诺言。
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让人痛惜，发人深思。刘备举兵伐吴为关张报仇之时，已经显示出诸葛亮的智谋和忠义的矛盾，但彼时这一组矛盾尚存在兼容性的一面，因为这毕竟无损于甚至恰恰体现出刘备作为一个仁义之君的形象，刘备仍然值得诸葛亮依之为明主，继续施展其个人智谋。刘备出于“义气”这一社会通行的伦理原则为结义兄弟复仇，这虽然从清醒理性的角度上讲不可取，从道义角度上讲则无可厚非。但刘禅是一个仁、德、义、才诸方面毫无可取之处的昏君，诸葛亮将自己的智谋和忠义移情到这“扶不起的阿斗”的身上，立刻就显露出其智谋和忠义之间的荒谬和背离，前期尚有合理性的“忠义”立刻变味为愚忠，蔽翳了按照智慧逻辑应作出的个人的判断。以理智眼光看，合理的选择应该在大的方面于统一事业有所助益;从个人方面说，则应回避个人的悲剧性结局。据前者，诸葛亮应当“自为成都之主”，取刘禅而代之，无所羁绊地发挥自己的智慧，继续完成恩主刘备未竟的统一事业。据后者，诸葛亮应该抽身退步，急流勇退。但是，已经将儒家伦理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的诸葛亮无法按照智慧的逻辑进行抉择，道德中的忠义的要求使他的选择偏离了智慧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