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5 09:23:53
我诞生在20世纪初，因家败父亡，我成了一个贫穷的孤女，而当时的中国又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黑暗时代，人民在水深火热中煎熬，这些痛苦不能不感染着我，使我感到寂寞、苦闷、愤懑。我要倾诉，要呐喊，要反抗。因此我拿起笔，要把笔作为投枪。我为人生、为民族的解放，为国家的独立，为人民的民主，为社会的进步而从事写作。――【中国】丁玲
我初习写作时还是个孩子。那时候，我想当一名古典舞蹈家。可天有不测风云，我的舞蹈课停止，又似乎被另一种激情所控制，便拿起笔来开始写作。这种激情可以翩翩流露于笔端，跃然纸上。这是对生活的赞叹，一种活生生的再创造。――【南非】纳比娜・戈迪默
写作是由不得我的事。好比我长了一个疖子，不等疖子熟，就非得把脓挤出来不可。――【英国】格林厄姆・格林
艰难的行军
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遍吹《行路难》。
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
――《从军北征》【唐】李益
出征的战士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凉州词》【唐】王翰
豪迈的志向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满江红》【南宋】岳飞
威武的列阵
八百里分麾下炙，
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破阵子・为孙同甫赋壮语以寄》【宋】辛弃疾
紧张的气氛
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塞上燕脂凝夜紫。
――《雁门太守行》【唐】李贺
惨烈的战场
边庭飘u那可度，绝域苍茫无所有！
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燕歌行》【唐】高适
悲壮的牺牲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
――《陇西行》【唐】陈陶
雪夜的追击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关键词：井上靖 中国题材战争诗歌 残酷性 逃离
一.井上靖中国题材创作概述
日本当代著名作家井上靖（ 1907―1991）是一位与中国关系非常密切的作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曾经担任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多次率团来到中国访问，推动了中日文化、文学的交流与发展，促进了中日两国友谊的发展。出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他热衷于向日本民众介绍中国文化，并从中国历史中取材，创作了《异域人》、《漆胡樽》、《天平之甍》、《敦煌》、《孔子》等多部历史小说。在多次访问与游历中国后，井上靖又写下了一百余首诗歌，抒发诗人在中国的所见所感，描写各地的风土人情，礼赞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山川的壮丽秀美、西域的迷幻之谜。这些诗作大都收集在其诗集《运河》、《乾河道》、《星阑干》等中。
二.井上靖的中国战争经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给中日两国、尤其是中国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伤害。许多日本青年应征入伍，被派到中国，正处于青壮年时期的井上靖也卷入了这场战争当中，成为残害中国人们的帮凶。据相关资料记载，1937年9月，井上靖作为中国派遣军的一员，作为随日军第三师团辎重队来到中国的石家庄，参与了对中国军队的作战，4个月后，他因为患严重的脚气病退伍返回了日本。据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专务理事佐藤纯子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井上靖再度来到石家庄，出于对中国尤其是对石家庄人们所犯下的罪行及内疚心理，他坚持不出机场，并对着石家庄方向敬了一个礼说：“石家庄人民，我对不起你们！”[1]
一个问题引起了我们的深思，那就是作为作家的井上靖，以中国古代历史为题材，写下了如此众多脍炙人口的小说，在《异域人》、《漆胡樽》、《敦煌》、《苍狼》等作品中，也涉及到了战争题材，甚至有一些非常精彩的战争场面的细节描写，但是却很少涉及到当代战争尤其是作者亲身经历了的那场侵略中国的战争。是井上靖不愿意回忆这段并不是很愉快的历史呢？抑或是其他原因？笔者不敢妄加揣测。对战争的亲身经历与体验对一个普通人的思想、行为都会产生极大的甚至是一生的影响，对那些感情细腻、极度敏感的作家的影响当然就更加明显了。井上靖虽然在其多达三十二卷《井上靖小说全集》的皇皇巨著中没有对这场战争的正面描写，但是在其诗作当中还是有极少数作品涉及到他对战争的切身体会与感受，表达了他对战争的看法与态度。这些诗作虽然之前很少有学者的研究涉及到，但是很好地揭示了井上靖对战争的看法与态度，对我们全面了解与把握井上靖及其文学是很有意义的。
三.井上靖的中国题材战争诗歌
综观井上靖的四百余首诗歌，涉及到侵华战争的诗歌其实也有二十余首，但是大部分诗作是诗人晚年所在，表达诗人对在战争中死去的朋友的怀念之情，如在《戎装》）中抒发对在中国大陆南方战场上死去的山根、川村、桥爪、林等中学时期同学的怀念，他的这些同学，“把那年轻的生命/一个个接连不断的，消逝在大陆南方的新的战场上。”[2]（50）与此相似，《八十岁有感》对年纪轻轻倒毙于西伯利亚野战中中的T君，《“昭和”也远了》对战死于异国他乡的友人K、S、T、F等的怀念。同时也有有着对这场战争意义的怀疑、否定和无声的控诉。“他们那死的意义，在降落频繁的雪片之中，就变得远、远、小、小下去。”[2]（56）而真正反映诗人1397年在中国大陆参战的经历与体验的诗作只有《元氏》、《旁观者》、《落日》与《分别》等少数几首。这些诗作真实地反映了井上靖当年对战争的亲身经历、体会、心理活动以及急于逃离战场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诗人对战争的态度。
1.《元氏》与《旁观者》：对战争残酷性的切身感受
《元氏》是井上靖正式出版的第一部诗集《北国》所收录的三十八诗作中的一首，具体创作时间不详，但是能够确定的是这首诗作来自于诗人真实的战争体验与感受。作品一开始就点明了战争发生的地点是“在河北省西南部一个叫元氏的小村庄”。相关资料表明，井上靖随侵华日军到中国时，其所属部队是野炮兵第三师团第四兵站辎重兵中队，一九三七年年底这支部队正转战于河北省西南部。紧接着描写了我们忙于备战的情形：“我们在快要坍塌的城墙上，拼命地堆着土袋。为了防备几小时后即将发生的敌人的袭击，加固着自己面前的堡垒，就这样度过了日落时刻那忙碌的时光。”在战争间隙这片刻难得的和平与安宁时刻，我与身边的战友无忧无虑的交谈，“那时难以想象的静谧的黄昏，初冬和平的村庄里那繁茂的树丛，远方地平线处南飞的鸟群，那遥远的西边山麓不断升起的狼烟，还有那时我们三人无忧无虑的交谈。”由于当天夜里的战斗，当天黄昏还在畅谈的三个人，两个已经离开了人世，而幸存下来的诗人也负了伤，从而反映了战争本身的残酷无情：“右边的战友、左边的战友都在第二天离开了人世。”在战争面前，个人变得渺小而无能为力，诗人只能将其归结于命运的安排，在战争中掌握人生与死的是命运。“激战――那样混浊喧嚣的东西竟然没有掀起丝毫微尘。是命运的安排，是的！”[3]（29）
《旁^者》同样反映出战争惨烈的一面，“激战之后的翌日，我一边凝视着由于焚烧几百名战友的尸体而燃起的紫烟，一边在吞噬了无数子弹的河中沐浴。”在残酷的战争中与死神擦肩而过，侥幸存活下来之后，人往往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珍惜生命的意识。“我感到自己体内有一种无法名状的激情在激荡澎湃。我用手拭着簌簌掉落的眼泪，心中切实地感到了生存的难能可贵。在散落在水面的阳光，风声与岸边杨柳的葱郁中，我懂得了：无论人生多艰多难，人必须好好地活下去，并且为了生存应该倾尽全力。这时，我感受到自己侥幸存活的欢喜与可贵。”[4]（169）
2.《落日》与《分别》：逃离战场，和平宁静生活的向往
《落日》是井上靖晚年创作的一首短诗，于一九九零年四月发表在《昂》第十二卷第六号，后收入其最后一部诗集《星阑干》中。整首诗由三节构成，回顾了当年随部队来到河北石家庄，由于掉队而追赶部队，在路途的所见所感，再次表达出对和平宁静生活的向往之情。第一节用一句话点明了时间与地点，“二十岁时代的时候，只一个人，离开部队，追赶部队，在薄暮渐渐低垂的河北省南下。”第二节描写了行军途中的见闻，日暮时分，在田间劳动的男男女女悠闲地观看落日与归巢的鸟群，“落日，染红了石家庄南方的大平原。停下来时，在田圃中劳动的男女们集来，一块儿仰望着连连出现的南渡的鸟群，落日映在眼前”，如果没有接下来的“有时又倾耳听到枪声”，我们一般难以想到这是在当年日寇铁蹄侵略与残杀下的情景。第一、二节是对当年的回，第三节则回到了当下，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抒发感概，认为离开部队、远离战争的那段时间是“最无防备、但也最为安全的几个小时”，[2]（88）由此反映出诗人对战争的厌倦之情。
在井上靖的诗作中，《分别》是篇幅比较长的一首诗，有1640余字，于一九九零年六月发表在《鸠吆》第八卷第四号。诗作回忆了当年诗人来到中国战场，因为患了冲心性脚气病而离开部队，来到河北省的元氏车站，转乘北上的列车去石家庄野战医院治病时，在车站等车的数小时所发生的事情，并在站长的帮助下终于挤上了一辆临时货车，与站长匆匆分别的情形。诗作虽然不像《元氏》与《旁观者》那样，写出战争的惨烈之状，但是却表达出一种离开战场的更加迫切的心情，“――这是自己所选择的自己救自己的唯一活命的道路。除此之外，似乎再没有得以活下去的方法。”[2]（148）从表面看，这里似乎是说去医院看病的事情，而实际上表达了诗人对战争的态度，只有离开这里，离开战场，才有可能得救.所以“那夜，十一点钟，北上的临时货物列车来了”，诗人是“从壕中飞奔出来，”在站长又拉又推的帮助下，“好歹总算设法把我挤进一辆车箱中去。”诗人认为，在这车站与站长的分别，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分别，“真正能说是分别的“分别”，就是在异国落着小雪的车站所经验过的这个分别。”[2]（154）
作为战后初期登上文坛的井上靖，与同时期注重讲述真实战争经历、揭露战争给人带来的痛苦的大冈升平、梅崎春生以及武田泰淳等战后派作家不一样，井上靖在其文学创作中往往回避战争，但是毋庸置疑战争经历深深的影响了作家的人生观，并在其作品中加以体现。而在《元氏》、《旁观者》以及晚年写作的《落日》与《分别》等诗作中，更是直接描写了战争的惨烈与残酷，表达出个人在战争中受命运摆布的软弱无力，以及逃离战争、渴求和平宁静生活的愿望。
参考文献
[1]井上靖说“对不起”[N].报刊文摘2007.06.27
[2]（日）井上靖.乔迁译.星阑干[M].台北：九歌文库，1999.
[3]井上靖.井上靖全集[M].东京： 新潮社1979.
[4]井上靖.井上靖全集（第1卷）[M].东京：新潮社，1995.
[5]（日）井上靖.乔迁译.干河道[M]. 台北：九歌文库，1998.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井上靖中国题材诗歌研究”（12YBA277）；湖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优秀青年项目“井上靖中间小说研究研究”（13B106）。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日诗歌－－日本侵占中国时期的爱国诗歌二首
丘逢甲的一首爱国诗
春愁难遣强看山，
往事惊心泪欲潸，
四百万人同一哭，
去年今日割台湾。
1896年5月，台湾被日本强占一年后，诗人代表当时台湾岛上四百万同胞，写的这首以《春愁》为题的小诗，仅仅四句计二十八字，字字是血和泪写成的。
丘逢甲（公元1864年—1912年），台湾彰化人。光绪十五年（公元1888年）进士，曾任清政府工部主事。
1894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对中国的陆海军进行挑衅，中国军队英勇作战，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以及缺乏坚决反对侵略的准备，以致北洋海军全军覆没，中国失败。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割让台湾给日本。丘逢甲闻讯在台湾积极组织义军抗日保台，出任台湾抗日保台义军的大将军，指挥抗日。但终因寡不敌众，遭到失败，不得已离开台湾内渡到大陆。此后在广东创办学校，推行新学，并与同盟会有来往。他的诗，大多是为、洗雪国耻而作，慷慨悲壮，雄健奋发，忧国忧民怀念台湾的心情始终未变，直到1912年临终前仍遗言：“吾不忘台湾也”，要求在他死后安葬时须面向台湾。
戴望舒《我用残损的手掌》
我用残损的手掌
摸索这广大的土地：
这一角已变成灰烬，
那一角只是血和泥；
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
（春天，堤上繁花如锦障，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
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
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
这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
江南的水田，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
岭南的荔枝花寂寞地憔悴，
尽那边，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
无形的手掌掠过无恨的江山，
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阴暗，
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
温暖，明朗，坚固而蓬勃生春。
在那上面，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
像恋人的柔发，婴孩手中乳。
我把全部的力量运在手掌
贴在上面，寄与爱和一切希望，
因为只有那里是太阳，是春，
将驱逐阴暗，带来苏生，
因为只有那里我们不像牲口一样活，
蝼蚁一样死……那里，永恒的中国！
这是诗人1942年在日寇阴暗潮湿的土牢里写下的一首情真意切的诗篇，抒发了诗人对灾难祖国由衷的关切和真挚的爱，同时也表达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向往。诗的前半部分写“我”用“残损的手掌”深情地抚摸在敌人的铁蹄蹂躏下的祖国广大土地：“这一角已变成灰烬，／那一角只是血和泥”。接着，诗人无形的手掌触到家乡一片湛蓝的湖水，现时“微凉”的湖水与昔日“堤上繁华如锦障”的美丽春光形成强烈反差，表现出诗人对敌人践踏故土的无比忧愤。为了使诗歌表达的主题不流于肤浅狭隘，诗人想象的世界由近拉远，由北到南，从长百山的雪峰、黄河的泥沙到江南的水田、岭南的荔枝、南海的海水。诗人选择每一地域中最典型的风景加以点染，它们既是人民的苦难与不幸的象征，又是侵略者罪恶的见证。“手指沾了血和灰，／手掌沾了阴暗”两句既是对上半段的总结，又与开头三、四行遥相呼应。
终于，平静了半晌的大漠上又传来了军中的号令，冷清的月光下，连那曾经聒噪不休的黑鸦也不知何处去了，只有几匹瘦弱的老马偶尔的几声嘶叫，他们也害怕了吧！我的嘴角沁出一丝苦笑，来了，还是来了。随着主将的一声令下，镶金的铁棒结实的打在厚重的鼓面上，马叫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声声的响亮的口号，我一手牵着马缰，一手握着长枪，多年来的战场生涯使我有了良好的心理，此时的我还是和往常一样向家乡望了望，而就在我回过神的那一瞬间，马蹄声、刀刃声混起来了，孤寂的大漠变得咆哮了。两军交战了，这场战争，实力相当的我们拼的只是耐力和勇气。这就像是两股飓风的交汇吧，我心中虽然这样想着，下手可一点也没放松，转眼，又有几个匈奴兵倒在了我的枪下，月光还是那么冷，大漠上的刀剑却是更冷的，主将已经阵亡了，他的最后一句话仍是打到匈奴，但眨眼他的尸首便找不到了，满地的鲜血侵红了沙子，仿佛是枯木中开出的一朵朵红牡丹，而我呢？我的披风和铠甲上早已血迹斑斑，两方的死伤十分得多，冷冷的兵器撞在同样冷的铠衣上，激起了一片更冷的余光。“扑”一只断箭射入了我的左臂，晶莹的鲜血呼啸而出，溅在了我的额上、肩上。我眉一松，还是咬着牙砍到了几个来犯的匈奴兵。正当我感到撑不住时，一声更洪亮的号鸣伴着天边的鱼肚白传来了---是我们的援军！我卧在长枪边，笑了，也哭了……
以上是我仿写的《木兰诗》的战争场面，对于木兰，我是怀着敬崇的心情，那是真正的英雄，淡泊名利，女子情态，人情味足。在这里，我只想说，木兰不是花架子，她的美，摄人心魂！
北京昌平区昌平一中分校初一:梦里见月
2、积尸草木腥，血流川原丹。——杜甫《垂老别》
3、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
4、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曹松《己亥岁》
5、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北朝民歌《木兰诗》
6、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辛弃疾《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7、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家人。——戴复古《淮村兵后》
8、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田间《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关键词 赤壁之战，周瑜，团结，女性
如同“特洛伊”战争之于希腊人一样，三国赤壁之战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是妇孺皆知、耳熟能详的。几乎所有的中国男人对于三国故事(尤其是战争场面)都有一种深深迷恋之情。正是出于这种心理，加之对香港著名导演吴宇森的创作期待，我不能控制自己对于最新上映商业大片《赤壁》(上)一睹为快的渴望，终于在很久没有进入影院的情况下又进了一次。看完该片，心中似有很多感悟不吐不快，写出来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方家学者。
中国传统史家在写作有关战争题材的作品时往往形成一个惯例：写战争不仅仅正面描写战争，更要重视对战争之前为何产生、中间过程如何进行，战争结局的历史总结花费很大笔墨。相比较而言，对于战争的正面描写往往并不突出。电影虽然不同于历史和小说，但在刻画生活真实的艺术要求上是一致的或者说是相通的。吴宇森将《赤壁》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正在上映的只是上半部)，除了由于商业运作上的考虑之外，我想更主要的是因为：在正面刻画“赤壁之战”之前有很大的戏份空间可以展开，而这足以构成一部不少于90分钟(《赤壁》片长2个小时以上)的商业大片了。那么，在一场战争之前，什么是值得作家们重点描写或者导演重点探讨和表现的主题呢?我想只有两样：一是战争的动机是什么即为什么而战；二是战争如何进行。而这两者往往就已经注定了战争的最终结局(即为什么如此结果)。
影片一开头，吴宇森就用他娴熟的电影技巧为我们交代了战争发生时的历史背景。年少的汉献帝在朝堂上心不在焉地等待早朝的开始，一只误闯进来的小鸟激起了他好玩的童心，忍不住使他当众逗起鸟来。而众大臣们则都战战兢兢地跪伏在朝堂之下等待丞相曹操的到来。在早朝上，曹操主动请战要求讨伐刘备，在遭到汉献帝委婉拒绝时，他则一面提及自己往日对于幼帝的辅助之功，一面慷慨激昂地陈说自己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汉室天下”。最终，在他的威逼之下小皇帝只好违心地同意下诏出兵讨伐。汉中大夫孔融据理力争反对出兵，并直指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结果很快招来被祭旗的命运。这些镜头不仅生动地展示了一代枭雄曹操权倾朝野“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情景，同时也交代了赤壁之战的缘起和曹操方面口头上的战争目的。而在影片中间，通过曹操手下一位心腹之口说出了其真正的出兵目的：“原来大哥出兵只是为了一个女人。”这一方面表现了曹操的虚伪狡诈，同时也注定了曹兵最终败亡的命运。因为，中国一句古语说的好“名不正则言不顺”。曹操出兵表面上的理由虽然冠冕堂皇，但实际却是为了一己私欲而不顾士兵和百姓死活，这种兴“不义之师”的战争当然是不得人心而注定失败的。
相对于曹操的穷兵黩武不管百姓死活，刘备却正好是另一个典型。在曹军追赶的危急关头，他为了掩护百姓逃亡宁可放弃迅速逃跑的机会以及付出多牺牲自己部队的代价。在诸葛亮以及手下将士劝说他“成大事不讲小仁小义”弃百姓先走时，他发怒说：“这些百姓都是汉室的子民，他们不满曹操的统治才跟我走的，连他们都不能保护，那么这场抗争还有什么意义?”这里透露出中国传统的“民为贵，君为轻”的儒家伦理观念，同时表明了刘备对于这场“抗争” (未来的赤壁之战)目的的理解和定位一一为了汉室百姓摆脱曹操的残暴统治。因此，在影片中间，刘备被周瑜评价为“仁主”。在刘备这样的“仁主”影响之下，连关羽这样的武将也不仅将“百姓”的利益放在嘴上，同时也置于个人的安危之上。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吴群臣中反对孙权联刘抗曹的老臣们所说出的理由也是“为了保住江东的百姓”。不过，在这些投降派们口中冠冕堂皇的理由背后实际上是他们对于一旦开战后，有可能失去往日权势和地位的深深忧虑!而对于孙权呢，他的战争动机是什么呢?影片通过两个场景表现出来。一个是诸葛亮之口，他一边对孙权进行激将，同时又一针见血地指出：“我知道你一直韬光养晦，但宝剑藏久了也要了……”
后来影片很快出现孙权一人躲在密室里抽出宝剑又合上的画面。在妹妹面前，他终于吐露自己的心声：一直承受着父亲和兄长所创立的“丰功伟绩”的压力，内心一直有种觉得不如他们的自卑，但又一直不甘心承认自己的无能而渴望证明自己。而心直口快的孙尚香一句“哥哥这样说只是为了激励你”，成功开解了孙权心中最后的疑虑，唤醒了他立志抗曹的决心。再加上周瑜当面撕破曹操劝降书的举动以及劝其打猎途中将曹操以虎为喻的一番话更使他下定最后决心一一联刘抗曹。影片以他在朝堂上当庭以剑击案，阻止群臣进一步劝降的举动表现了孙权最终参与战争的决心和勇气。
而对于周瑜呢?他的战争动机何在?
我认为，对于他来说不仅仅是出于建功立业、树立威名的需要。在这一点上，他与刚刚出山还没有建立具体功绩的诸葛亮不同。他虽然当时年纪不大，但已经久经沙场官至大都督。不仅如此，在皇亲国戚上，他贵为当今吴主孙权的已故兄长孙策的连襟。他已经没有必要仅仅为了一点功名的虚荣而冒得罪曹操、一朝战败一无所有的风险。他个人家庭生活也很幸福，娶到了连曹操都要艳羡的绝色美女――小乔。他完全可以为了自身的安逸和享乐而放弃战争。但是他偏偏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影片通过一点细节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一个是孔明之口说出的“东吴真是一个好地方，可惜曹操来了之后这里将很快变为一片焦土”。后面，在周瑜见刘备的一幕中，他自己亲口说出了自己的心声(也是他的战争动机)是“保国卫民”，他的战略是“以战止战” (在小乔面前说出的)。在影片中，导演还通过周瑜在练兵之际，一个牧童的笛声居然使他入迷以及后来为老农主持公道找回耕牛的细节，表现了他既为民又爱兵的思想境界和维护江东领土完整、保卫百姓幸福生活的政治理想。其中导演故意安排了诸葛亮为母马接生的场面，我认为这不仅是为了搞笑，而是为了表现周瑜以及东吴人民爱好和平、追求安宁幸福生活的理想。这可以从小乔的一句话“求你一件事，将来它(小马)长大了不要让它当战马”中得到印证。
与吴宇森以往常拍商业黑帮大片一样，《赤壁》(上)继承了其一贯场面宏大的特点。而且由于战争规模远远超过任何一个黑帮火拼打斗场面，显得气势更加恢宏、景色非常壮观。在那种刀光剑影中，主要凸显的同样是一种男性的阳刚之美。无论是诸葛孔明的八卦阵还是曹操的庞大水师在江面一字排开都给人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作为从香港拍黑帮枪击片起家又到美国好莱坞打拼多年的国际著名导演，吴宇森对于电影战争场面的构画是非常讲究也很显功力的。如他在重视战争中局部场面拍摄的同时，非常注重长镜头的运用以烘托整个战争场面 的氛围。长、短、中镜头相结合，以多层次、立体地展示整个战争画面。这一点应该说是为今后同类型国产商业大片制作提供了难得的宝贵经验。另外，对于关羽、张飞，尤其是赵云英勇神武的细节刻画虽有脸谱化之嫌，但也确实是既尊重史实也表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尚武和勇敢精神。考虑到(《赤壁》一片在海外的发行市场，这种处理不仅为西方观众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历史精神，同时也容易得到我们整个海外华语圈观众的集体认同。
与以往的三国故事不同，吴宇森版的《赤壁》并没有以集中国古代智慧为一身的诸葛亮来作为整部影片的核心人物，而最多算是将他作为与周瑜并列的另一位中心人物(相比较而言，他的地位还略低于周瑜)。从尊重历史史实的角度上来说，赤壁之战的最高前线指挥官确实是周瑜而不是诸葛亮。在人物塑造上，我认为：《赤壁》一片具有开拓性的是对于周瑜这个人物的重新解读和刻画。吴宇森没有采用中国普通民众一般耳熟能详的小说本《三国演义》的价值评价标准与人物特点，而是主要采用陈寿《三国志》的史实描写，并通过自身研究加入自己对于三国人物以及历史的理解。从这一点上说，我认为：吴宇森导演已经抛弃了刘汉正统这样传统的封建历史观念，相反引入了很多现代历史和人文观念。这就使得《赤壁》一片具有很强的现代性特征。周瑜在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是一个妒贤嫉能的东吴主帅。而在吴宇森的《赤壁》中，周瑜被完全“”了。他不仅是一位通晓阵法、严格军纪的将帅，而且是一个谙熟音律很有情趣的才子、懂生活疼妻子的好丈夫，更是一位知人识人、爱才惜才的好知音、好领导。他不仅没有嫉妒孔明的才情，相反与他产生惺惺相惜之情。他不仅帮孔明最终成功劝说犹豫不决的孙权下定决心联刘抗曹，而且在刘备那里，他也能够巧妙地利用刘备所编“草鞋”为喻，说明了“柔弱胜刚强”的哲理，成功化解了两家手下发生冲突的僵局。在指挥陆路阻击曹军的战役中，他不仅虚心接受诸葛孔明采用一种“过时的阵法”――“八卦阵”的建议，而且在战争进行到难解难分的紧要关头，能够不顾个人安危身先士卒，亲身投入战斗。也正是在这次战役中，周瑜被敌人的冷箭所伤，这就为后来的创伤复发导致早亡埋下了伏笔。
从总体上说，《赤壁》一片延续了吴宇森电影一贯的阳刚之气，着力表现的主题主要是有关战争、男性之间的互助、友谊等等。如片中小乔对周瑜说：“他(曹操)会用兵，但是他没有朋友。”再比如，诸葛亮与周瑜共同弹奏一幕。通过琴声，周瑜感觉到诸葛亮的心声，他对小乔说“他的琴声告诉我，他需要帮助”等等这些都是表现了男性之间的友谊和互助是何等的可贵。而这恰好体现了导演的创作意图：“我想拍出中国人的智慧和团结。”这也从一个侧面暗示了“赤壁之战”最终为什么曹操失败而孙刘联军取得胜利了。因为，中国有句古话“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而且“团结一心共同战胜一切困难”的理念在我国刚刚遭受汶川特大地震的时代背景下显得是那么的及时和宝贵。而且，我相信：这也是符合全世界人民的主流价值观念的。在展现男性阳刚力量之美的同时，《赤壁》一片也注意了女性角色的刻画以及对爱情、家庭等主题的探讨。正如徐克《黄飞鸿》系列中，徐克导演加入了十三姨这个女性角色，并且安排了十三姨与黄飞鸿之爱情等大量戏份。吴宇森在《赤壁》一片中重点发掘和刻画了周瑜之妻“小乔”和孙权之妹“孙尚香”这两个女性角色。虽然这两个人物在传统的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有所提及，但笔墨很少，几乎几笔带过。而导演将她们发掘出来，其实不仅是为了商业大片宣传和制作的需要，也是有其特殊意图的。这种意图可以由孔明对于“孙尚香”的一番话中见端倪。孔明说“你是一个有个性的人，而有个性的人往往被人误解”、“你做了很多事，可惜被埋没了”。由台湾著名模特林志玲扮演的周瑜夫人小乔，除了使周瑜人物塑造更加丰满且交代了曹操发动南征战争的动机以外，也增加了电影中的阴柔之美，对其主要由男性角色构成的战争影片起到一点平衡作用。而赵薇所扮演的孙尚香一角，则不仅增加了电影中女性的戏份，由她那句引起普通观众笑场的“天下兴亡，匹女有责”更是诠释了导演“女人能顶半边天”、“战争并不能让女人走开”以及“历史是由男人和女人共同创造”的现代观念。而这似乎不仅来自于吴宇森导演本人，更主要的恐怕是因为本片的编剧之一――牛春龙女士(吴宇森的夫人)之功吧。
论文摘要：以诗传史、以诗证史的“诗史”观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诗学传统，其发展到宋代日趋成熟，宋夏战事诗正是宋人“诗史”观念的产物，它融铸着文人士大夫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浓郁的爱国情怀。宋夏战事诗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发于危难，记录史实；2．有史有情，忠愤沉郁；3．律切精深，意在言外。通过对宋夏战事诗“诗史”性质的考察，可以帮助我进一步去深入认识历史、反思历史，并从中积累民族的生存智慧。
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在其《重刻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说：“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这是宋代史学发达，文人史学意识强烈的最好说明。记录百余年宋夏战争状况的宋夏战事诗，正是宋人“诗史”观念下的产物。宋代是历史上非常特殊的时代，其以文治国的政治方略，造就了有宋一代灿烂的思想文化，但同时也导致了军事力量的薄弱，因而在与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过程中，宋廷基本上都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况之中。面对国家命运受到严重威胁，北宋文人内心的爱国热情及忧患意识顿然勃发，他们不仅走上战场，亲历战争，同时用诗歌记录了他们在国家危亡时期的所闻、所见、所感，共创作了近干余首与宋夏战事相关的诗歌。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感情充沛真切，既具有纪实性，同时又不乏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和独具特色的艺术个性，体现出鲜明的“诗史”性质。鉴于前人对“诗史”内涵的莫衷一是，本文先就其概念作简要辨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一、“诗史”观辨正
从记述史实、考见得失、褒善贬恶的角度出发，中国传统的“诗史”观念当肇始于孔子所整理的《春秋》，它以鲁史为主线，记述了当时天下大势的演变情况，具有以文传史的性质。此后，孔子创立的“春秋笔法”逐渐渗透到诗歌创作领域中，诗、史互证的观念也开始得到加强。
到了唐代，“诗史”概念被明确提出。唐人孟柴在其《本事诗》中云：“杜(甫)逢(安)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_2j(孟綮认为杜甫诗歌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期间的社会现状，具有以诗传史的意义，因之称其为“诗史”。自此之后，“诗史”遂成为杜诗特质的经典概括。
到了宋代，由于其军事力量的孱弱，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不时对宋代边境及朝廷进行武力威胁，这使得宋朝的民族矛盾异常尖锐。为了激发和鼓舞世人的爱国思想及忧患意识，北宋文人开始进一步彰显杜甫以诗记史的创作观念，“诗史说也随之在宋代被进一步彰显与完善。如北宋诗论家黄彻在其《蛩溪诗话》卷1中云：“子美世号‘诗史’，观《北征》诗云……史笔森严，未易及也。”蔡居厚在《蔡宽夫夫诗话》中云：“子美诗善叙事，故号诗史。”史绳祖《学斋占毕》卷4云：“惟其字字有证据，故以史名。”以上诸家提到的“史笔森严”、“诗善叙事”、“字字有证据”等概念，都是对杜诗以诗传史性质的确认。黄庭坚更是以“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来概括杜诗“诗史”的内涵。南宋的潘淳在其《潘子真诗话》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切，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然。”其立足于杜诗以史笔陈时事，抒发忠义之情来揭示其“诗史”内涵，而对杜诗“句律精切”的强调，又迎合了宋人作诗的理念，由此赋予杜诗“诗史”观以全新的内涵。然而，这一时代观念的融入，在某种程度上又冲淡了“忠义”之情的抒发。因此，明清时期的理论批评家在赋予“诗史”说以时代特征的同时，对宋人的“诗史”观念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明人杨慎认为：“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在杨慎看来，宋人只看到了杜甫诗歌的纪实性，而忽视了其所包涵的内在情韵。他认为“诗史”说的要义不仅是铺陈时事，同时还要意在言外，富有情韵。前七子中的何景明更是从“诗本性情之发”的观念出发，批评杜诗“博涉世故，出于夫妇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此语意在指出杜诗一味描写对社会现实的所见所感，而忽视自我内心的个性化情感，这明显脱离了诗歌的抒情本质。此后，李贽提出“童心”说，公安派倡导“性灵”说，这都是对诗歌应张扬个性、舒张情感的强调。受其影响，明代的诗文理论家亦以“情本论”来评价杜诗。明末清初的吴伟业在“诗与史通”思想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史外传心之史”的崭新命题；钱谦益在推举杜诗纪实性与爱国思想的同时，亦赋予其以“心”传“史”的内涵。二者所谓之“传心”，实际上就是抒发特定时境下的内心情感，目的均是为了明晰诗与史的界限，从而将“以诗传史”的传统“诗史”内涵向诗歌的抒情本质回归，宋人重道德情感的“诗史”观因之受到空前挑战。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与文化背景下，“诗史”观始终都被敷染着一层主观色彩，从而造成了内涵上的不确定性。那么究竟以何标准去看待“诗史”观念呢?在笔者看来，欲解答以上问题，我们还是有必要再回到唐代孟綮对“诗史”内涵的最早说明。盂柴在定义“诗史”观念时，明确指出杜诗之所以被当时号为“诗史”，其原因是“杜(甫)逢(安)禄山之难”，而且将社会动荡流离之现实“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这其中的“毕陈于诗”、“殆无遗事”都是针对杜诗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广度而言，而以“隐”来加强“毕陈于诗”与“殆无遗事”之间的联系，实则是对“诗史”隐时世而显性情之抒情方式的强调。因而“推见至隐”正是针对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感而言，即以自我的主观情感体验去反映现实、感悟世事，而不仅仅是记述史实，以此来凸显以诗传史的特殊性。正如现代学者们所说的那样：“像杜诗这样刻画如此众多‘乱离人’的群相，这样广泛地反映他们的生活，这样真实而深刻地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确实是前无古人的。这是杜诗之所以堪称一代诗史的重要原因”；“史实只提供事件，而杜诗则提供比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通过古人的评述与现代学者的阐释可见，记述历史史实与表达思想感情的双重结合才是“诗史”的核心内容。当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诗史”作品所反映之“情”的内涵不尽相同。这也就是后世在论及“诗史”内涵时，总是会敷染上不同时代的思想文化特征，并对“诗史”观有不同理解的原因之所在。
由以上辨析可见，被称为“诗史”的作品不仅能够反映某一时期重大社会事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而且创作主体还应以时代价值观念对历史事件作出情感评价，并运用一定的艺术手法加以表现，使其具备一定的审美价值。
从此意义上讲，杜甫虽然是最早享有“诗史”盛誉的诗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杜诗才能被称为“诗史”。“诗史”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每当国家处在“患难”、“颠沛”之时，总会有文人将他们的笔触伸向广阔的社会历史，全面深刻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寄寓自我的主观情感，表现出深沉的忧国忧民情感，这样的作品都具有一定的“诗史”性质。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能够客观真切地反映某一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记实与抒情并重，同时所记述的历史事件具有连续性、完整性，这是成为“诗史”作品的必要前提。在此基础之上，笔者认为：记录百年宋夏战争情况的宋夏战事诗是对历史史实的真实记述，不仅具有以诗传史、以诗补史的意义，同时亦将记实叙事与感时伤世的爱国情感紧密结合在一起，并融合了宋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观念，体现着宋代的历史文化特征，从而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
二、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民族战争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如匈奴与秦汉之间，突厥与唐之问，契丹、女真、党项与宋之间，蒙古与宋、明之间，都发生过这样的战争。然而不论是就历时时间、空间跨度还是战争规模而言，北宋与西夏之间历时百余年的民族战争无疑是其中较为显著的，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由于采取以文官治国的政治策略，北宋的许多文人都亲历了这场战争，并用诗、文、词等不同艺术方式将战争情况记录下来，从而形成了规模浩大的宋夏战事文学。内容涉及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透显出浓厚的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从“诗史”观韵一般内涵出发，笔者认为宋夏之战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发于危难。记录史实
诗歌具有传史的功能，但必须是记录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的作品才能被称为是“诗史”。为数近千首的宋夏战事诗虽然并不是出自一人之笔，视角亦各有不同，但诗人们的关注点是一致的，那就是用艺术化的方式，真切记录了宋夏战争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状况。比如张定千的《诗一首》，这是最早涉及描写宋夏关系的作品，其中“只怕河湟陷夷狄”，已经显现出对西夏入侵北宋的担忧；苏舜钦在《庆州败》中，以“今岁西戎背世盟，直随秋风寇边城”一句，进一步点明西夏攻宋是一种不义行为，并导致“羞辱中国堪伤悲”的结果，这代表着宋初文人对宋夏战争性质的认识。此外，苏舜钦的《庆州败》、梅尧臣的《故原战》、刘颁的《闻西戎乞降》等作品，均对战争发展情况进行了连续性描写，比较清晰地展现出宋夏战争的进展脉络，从而与历史的发展线索相映衬，具有以诗记史的意义，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也相当广泛。其中既有对严酷战争场面的实录，如“战死动万计，募人填卒伍”、“肌肤存空骨，性命半鬼篆”、“白骨似沙沙似雪，凭君莫上望乡台”、“马跃践胡肠，士渴饮胡血”等；又有对士人忧国忧民之心的真切展露，如“草檄朝慵腕劳脱，论兵夜苦舌疮痍”、“奋舌说利害，以救民膏肓”、“报君自说心如石，忧国人言鬓如丝”等。这些内容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北征》等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如出一辙，共同体现着“不隐恶，不潜善”的史家精神。如果说，杜甫因生活在一个“兵连祸结，天下鼎沸的时代”，从而将自己所身受的、所观察到的，一一捉入他的苦吟的诗篇里去，并因此被誉为“诗史”的话，那么宋夏战事诗的作者们又何尝不是生活在一个被战争所困扰的时代，他们也同样将战争的所见、所闻、所感写入作品当中，只不过他们是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分层次、多样化地去展现战争生活的各个侧面，最终由个人化的局部的描写汇合成集体性的全面展现，从而深刻地反映了宋夏战争时期的社会现实，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可以说，与宋夏战争相关的重要历史事件在宋夏战事诗中都有所反映，不论是亲历战争现场、记录实战情况，还是根据耳闻抒发对战争的感受，都体现出了北宋文人对宋夏战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密切关注，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二)有史有情。忠愤沉郁
尽管以诗记史、以诗传史是“诗史”作品的重要功能，但这并不能掩盖其抒发情感的审美本质。宋初诗人杨亿在其《读史白体》一诗中云：“史笔是非空白许，世情真伪复谁知。”其强调诗歌创作要展现“世情”，而不是一味去写实，这实际上是对诗家有史而无情之创作倾向的批判。此后的韩宗愈亦以“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来定义杜诗“诗史”的情感特征。由此可见，宋人将“诗史”作品的纪史与言情功能视为同等重要。受此影响，宋夏战事诗同样是以记述客观史实为依托，以此展现北宋士人在国家遭受战祸时期的心理感受，蕴涵着浓厚的主观情感色彩，而这一主观情感则集中体现在“忠义”二字上，即如黄庭坚所谓的“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此处的“忠义”实则是宋人报国热情与必胜信念的深切体现。不论是杨亿“予生虽儒家，气欲吞逆羯”(《郑工部陕西随军转运》)的威武势气，还是梅尧臣“勇脱区区簿书内，壮心应欲请长缨”(《送李泾州审言》)的慷慨情怀，无不是宋人“忠义”之精神的深刻体现，其深远的济世之志与浓郁的爱国热情均包涵于其中。
有“忠”必有“愤”，这似乎是古代文人士大夫在入世过程中的必然心理过程。在强大的王统和道统面前，士人们只有绝对服从的权利。因而，当面对国家危亡而又无法施展自己的人生抱负时，由“忠”而“愤”的情感便会油然产生。由于军事力量的孱弱，北宋在抗击西夏的过程中连连挫败。面对朝廷用人不济、赏罚不明而造成的战败局面，文人们对此痛心疾首，并通过诗歌将满心的忠愤之情展现出来。如陶弼的《兵器》一诗，就以“朝廷急郡县，郡县急官吏。官吏无他术，下责蚩蚩悲”来揭示朝廷面对西夏的强大攻势而举手无措的难堪境遇。此外，诸如“中原太平日已久，刃顿兵闲空细柳”、“西边用兵地，黯惨无人耕”、“马肥甲重士饱喘，虽有弓箭何所施”、“纵横尸暴积，万殒少全生”等对边地战事惨痛局面的揭示，其情感之痛切沉郁，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方面是“报君自说心如石，忧国人言鬓如丝”的炙热之情，另一方面则是“谋夫愤愤壮士忧，屡献忠言曾苦口”的难言隐衷，当忧国之情与愤然之心碰撞到一起时，北宋文人也难免产生“只期名随扁舟去，掉臂江湖掷锦袍”的退避心态，以及“倚锄西北望，涕泪沾空襟”的无奈喟叹。由此可见，宋夏战事诗在以纪实笔法抒写社会现实的同时，亦倾注了浓郁的主观情感，最终达到了以“史”传“心”的目的，让后人感受到北宋文人在面对国家危亡时的复杂心态与艰难处境。
(三)律切精深。意在言外
记史与传情是“诗史”的核心内涵所在，这必然需相应的艺术形式去加以表现，宋人对此极为重视。如欧阳修就以“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年不少衰”来定义“诗史”的内涵，其所谓的“律切精深”正是对“诗史”作品外在艺术形式的强调。就连以阐发性理思想而名著一时的理学家邵雍，在《诗史吟》一诗中亦认为：“诗史善记事，长于造其真。真胜则华去，非如目纷纷。”其所谓的“真”和“华”其实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他在肯定“诗史”作品真实记述社会现实的同时，亦强调形式上的美观。不论是“律切精深”，还是形式之“华”，它们都是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之总体艺术特征的具体体现。
在宋夏战事诗中，我们发现宋代文人往往用“羌贼”、“西戎”、“羌奴”、“猖夷”、“豺狼”、“夷狄”等称谓指称西夏。如苏舜钦《瓦亭联句》中的“风策策风呼号，羌贼胆开凶焰豪”；郑獬《羌奴》中的“饱则啼啮，羌奴敢肆行”；曾巩《边将》中的“当今猖夷久猖獗，兵如疽痈理须决”；等等。由此可见北宋文人对战争的憎恶。在发表议论的同时，北宋文人亦不忘以声色工整的句律来表达内心的情感。如：“悠悠捐岁序，忽忽抱心曲。”(高敞《没蕃土》)“气绝心肝裂，号穷血泪横。”(王令《何处难忘酒》)“幕府上功连旧伐，朝廷称庆具新仪。”(王安石《和蔡副枢贺平戎庆捷》)这些诗句中的“悠悠”与“忽忽”、“心肝裂”与“血泪横”、“旧伐”与“新仪”的对举，虽律切精深，但却意在言外，形象而真切地表现了北宋文人厌倦战争、渴望统一的内心愿望，这既是他们诗歌语言锤炼的结果，同时也是其至大至刚、豪放外发之人格力量的显现，二者的高度结合，正是宋代文人在历经宋夏战争过程中振作精神、焕发热情、内心激愤之心灵世界的艺术呈现，从而达到了传史与传心的双重效果，这恰恰符合了“诗史”观的艺术规范。
关键词： “The Man He Killed” 文体意义 战争
一、引言
诗歌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学样式，以其独特的音乐美、视觉美、意象美和寓义美［1：16］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传统上，语音、格律、诗的布局、行数、比喻的用法、句式、标点等是探讨诗歌文体特征的着眼点［2：45―47］。本文将诗歌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相结合，探讨以下一首诗［3］的文体意义：
“The Man He Killed”
Had he and I but met
By some old ancient inn，
We should have sat us down to wet
Right many a nipperkin！
But ranged as infantry，
And staring face to face，
I shot at him as he at me，
And killed him in his place.
I shot him dead because――
Because he was my foe，
Just so： my foe of course he was；
That’s clear enough； although
He thought he’d ’list， perhaps，
Off-hand like――just as I――
Was out of work――had sold his traps――
No other reason why.
Yes； quaint and curious war is！
You shoot a fellow down
You’d treat if met where any bar is，
Or help to half-a-crown.
这是Thomas Hardy （1840―1928）一首脍炙人口的战争题材的诗。诗中以一位参加南非战争归来的老兵的口吻讲述了自己在战场上杀死了一位士兵的经历。作者通过这首小诗揭露了战争的残酷，表达了反战的主题。
本文将从语音模式、格律模式、标点、布局和语域、及物性、主位、衔接等方面探讨这首诗的文体意义。
二、语音模式、格律模式、标点和布局
这首诗的语音模式包括多种押韵（rhyme）：行内韵（internal rhyme），头韵（alliteration）和尾韵（end rhyme）。全诗的押韵模式是abab、 abab、abab、abab、abab。
全诗共20行，5个诗节，每个诗节4行诗句。每一行的音步是抑扬格，即每一诗行的音节遵循“非重读―重读―非重读―重读”的模式［2：35］。
这首诗的语音模式和格律模式不仅使它读起来朗朗上口，音律优美，还深化了主题，具有独特的文体魅力。
第二节第三行“I shot at him as he at me”，“he”和“me”构成了行内韵，而且根据这首诗的格律模式，这两个词需要重读，因此加深了叙述者和他杀死的士兵在战场上的对立、矛盾关系。另外一处行内韵同时也是元音韵（assonance）出现在第二节的最后一行“And killed him in his place.”元音韵指的是具有一个相同元音的音节［2：31］。“killed-him-in-his”每个词都有一个相同的短元音/i/，形成了一种急促而紧凑的节奏，突出了战争中紧张、激烈、压抑的气氛。
最后一节第一诗行中的“quaint”和“curious”都是以辅音/k/开始的，因此构成了头韵。头韵具有加强语气的效果，同时朗朗上口，加深读者的印象，强调战争的奇怪、不正常。
根据这首诗的格律模式，第一节第三行中的情态动词“should”应被重读。一般说来，重读的词比不重读的词携带更重要的信息。此处“should”重读的文体效果是强调对于这两个士兵来说“sat us down to wet/right many a nipperkin！”是“本应该”发生的非常正常的事情，然而事实却是，他们“staring face to face”并且向对方射击。唯一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相遇的场所是战场，而不是酒馆，强调是战争撕裂了人与人之间“本应该”和谐美好的关系。“should”的重读使这一节描述的温馨美好的情形和下一节二人在战场上互相厮杀的情形形成了更加鲜明而强烈的对比，从而给读者更加强烈的震撼，以引起读者对战争残酷的思考。
这首诗中具有文体意义的标点符号是两处破折号和两处感叹号的使用。一个是“because――Because”中的破折号，反映了叙述者在试图找到杀死那位士兵理由时内心世界所经历的犹豫、彷徨和不确定。二是第四节中“off-hand like――just as I――/Was out of work――had sold his traps――”。这两行诗句讲述的是叙述者想到那位死于自己枪下的士兵入伍前可能有着和自己相似的悲惨遭遇：“失业”，“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破折号在视觉上有“延续，延伸”的效果，象征着他们入伍前所经历的生活苦难在这里并没有列举完。他们经历了多少生活的苦难，在困境中的苦苦挣扎还有当时的迷茫、孤独和无助，都通过这些破折号留给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
感叹号一般用来表达强烈的感情。第一节中“We should have sat us down to wet/Right many a nipperkin！”是一个陈述句，句尾却使用感叹号；同样，最后一节“quaint and curious war is！”。联系上下文，此两句的感叹号加强了叙述者控诉战争残酷的语气和力量。
这首诗在布局上也独具匠心。每一节的第三行比其他三行向左拉长了四个字符的位置，并且比其他行多了一个音步，是四音步（tetrameter），而其他行则是三音步（trimetre）。因此读者很容易一看到这首诗后就先浏览这几行，内容如下：
We should have sat us down to wet
I shot at him as he at me，
Just so： my foe of course he was；
Was out of work――had sold his traps――
You’d treat， if met where any bar is，
这几行诗正构成了这首诗的情节：我们“本可以坐下来一起喝酒”，成为好友，但事实是我们互相厮杀。只因为我们作为敌人在战场上相遇。他也许和我有着同样悲惨的命运：“失业，卖掉所有家当”，若我们不在战场而是在酒吧相遇，我“会请他喝酒”。
这首诗在结构上首尾呼应：第一节和最后一节重复了一种假设：若在酒馆相逢，他们会一起坐下来喝点小酒。这和他们向彼此开火的事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渲染了浓厚的令人惋惜的气氛。一切的差异只因他们相遇的场合，在战场，而非在酒馆。至此战争对生命残酷的摧残，对人性无情的扭曲便被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三、语域和及物性分析
Halliday认为语域指“根据语言的使用情况所发生的变异”（variation according to use）［4：41］，包括语场（field）（所发生的事件）、基调（tenor）（交际中涉及的人以及人物间的关系）和方式（mode（话语形式）三个方面的内容。
这首诗的语场有三个：一是第一节讲述的假设二人在酒馆里相遇时发生的事情；二是第二节描述的二人在战场上相遇后发生的事情；三是第四节叙述者想象中在战场上被他杀死的那位士兵入伍前的生活经历。基调有一个，即为叙述者和在战场上被他杀死的那位士兵。方式也是一个：叙述文字。
第一节中，“Had he and I but met /By some old ancient inn”“We should have sat us down to wet/Right many a nipperkin！”这两个句子都是没有目标的物质过程，第一句还包含一个环境成分：“By some old ancient inn”。第二节中，“But ranged as infantry”也是物质过程，只有目标“he and I”，没有动作者，暗示了我和那个士兵参加战争的被动、无奈和盲目；“infantry”还暗示了此语场的环境成分是“在战场”。“And staring face to face”是行为过程，行为者是“he and I”，环境成分是“face to face”，“I shot at him as he at me”是物质过程，动作者分别是“I”和“he”，目标分别是“him”和“me”；“And killed him in his place.”是物质过程，动作者是“I”，目标是“him”，环境成分是“in his place”。该节对二人在战场上相遇后发生的事情的描述中使用了多个以彼此为目标和动作者的物质过程，因此暗示了二人在战场上的对立冲突关系。由以上分析可知，第一个和第二个情景的参与者是相同的，都是叙述者和那位不相识的士兵，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语场，这是由于环境成分的不同造成的：第一个是在古老的酒馆里“By some old ancient inn”，第二个是在战场上。因此是环境决定了这两个普通人的命运和关系，即战争是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源。
四、 主位和衔接
根据系统功能语法，陈述句中的主语作主位时是无标记主位（unmarked theme），而补语作主位是有标记主位（marked theme）［5：120］。这首诗中有两处有标记主位。一个是“my foe of course he was”中的补语“my foe”和“quaint and curious war is！”中的补语“quaint and curious”。通过使用有标记主位，读者的注意力被分别吸引到了“my foe”和 “quaint and curious”上，从而起到了强调的作用和战争的“奇怪”的作用。在叙述者杀了那位士兵后，他一直试图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合理的解释，但是“他是我的敌人”是他能找到的唯一的理由，这个理由是如此薄弱和无力以至于似乎都不能说服他自己。因此，必须通过强调他是“我的敌人”这种尖锐的矛盾冲突，叙述者才能使自己的心灵得到暂时的解脱。然而，一想到被他杀的人可能有着和自己同样悲惨的命运和经历，叙述者就又开始感到不安和后悔，进而开始反思和质疑战争的罪恶。通过对“quaint and curious”的强调，有效地加强了叙述者对战争控诉的力量，这与第三节叙述者试图为自己在战争中的行为找到解脱的理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重复是语篇重要的衔接手段之一。这首诗中出现了两处重复，一个是词汇的重复 “because――because”，反映了叙述者在试图找到杀死那位士兵理由时内心世界经历的犹豫、彷徨、矛盾和他对自己想出的理由的不确定性。由此表明叙述者本人对战争感到很迷茫，很失落。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打战，更不要说战争的本质了。另一处是“quaint and curious”产生的语义重复，强调战争拥有“奇怪的”能够扭曲人们之间和谐友好关系的魔力。
在句法层面，从属连词“although”与它引导的让步状语从句“he thought he’d ’list，...”分别位于第三节和第四节，这样从句被放在了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上，因此从句传达的关于二人入伍前可能拥有相同悲惨境遇的信息得到突出和强调，突出了二人本是同病相怜，被迫应征入伍“ranged as infantry”，却在战场上互相厮杀，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最后看一看诗中代词的衔接。题目是“The Man He Killed”，第三人称“He”把读者拉到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地倾听“He”的故事。诗的前四节的叙述角度发生了变化，以第一人称“I”来讲述的，叙述者仿佛在和读者聊天，娓娓道来，把读者最大限度地拉到身临其境的情境中，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诗的最后一节，叙述角度再次发生变化，变成“you”，这个代词在这里显然不是特指那位叙述者，而是泛指千千万万在战争中杀过人的士兵。这就把那位叙述者个别的经历和感受升华为一类人共同的思想和疑惑，这首诗反战的主题在这里得到彻底升华。
五、结语
本文将诗歌传统的研究方法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的理论相结合，具体分别从语音模式、格律模式、标点、布局和语域、及物性、主位、衔接等语言的各个层面对Thomas Hardy的战争诗“The Man He Killed”进行了分析，探索了上述各个方面的文体意义是如何共同实现这首诗的文体意义并深化全诗的主题的，即通过一个参加过战争的士兵的自白，强烈地控诉了战争对宝贵生命的摧残，对和谐美好事物的破坏。正是全诗的语言在以上这些方面存在的独特魅力，才使这首诗脍炙人口，经久不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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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ornborrow，J.& Wareing，S.Patterns in Language ：Stylistics for Students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London：Routledge/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98/2000.
［3］何功杰编著.英美诗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4］Halliday，M.A.K.，& Hasan，R.Language，Context and Text：Aspects of Language in a Social-semiotic Perspective.Geelong，Vic.：Deakin University Press，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