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还是“白银战争”?

全书三部分环环相扣，并紧紧围绕着“什么因素导致了清朝由盛转衰”(whatshaped ChinastransitionfromtbeHigh Qingtoitsmodernfate)这一问题，同时对近代东亚中国与B本的力量消长、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发生的原因、今文经学在鸦片战争前后的突起等老问题，多有创见和新解。

2007年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并迅速蔓延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现行的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至今，美元的走势仍然牵动着众多国家的神经。而早在100多年前，也是一种货币――白银，联系着世界，并将当时的中国卷入全球化之中，使清王朝由盛转衰，即所谓逆转(upside down)。台湾著名历史学家林满红积20余年之功，以白银为线索，沟通货币、社会与意识形态三方面的主题，于2006年出版了ChinaUpside Down：Cubers-7，Society，and ldeolo-gies，1808-1856一书，为我们展现了嘉道咸之际中国广阔的社会场景，作出了清朝由盛转衰的新解释，是一部有全球视野，贯通经济史、思想史、政治史的力作。

一

林满红早年在台湾接受学术训练，获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学位，后又到哈佛大学深造，师从孔飞力教授，获得第二个博士学位。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现为台湾国史馆馆长。中文著作有《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晚近史学与两岸思维》、《猎巫、叫魂与认同危机：台湾定位新论》等。

作者关注19世纪早中期的白银危机，是缘于在哈佛深造时，在孔飞力教授的指导下研读了1842年湖北钟人杰起义的相关文献。钟人杰起义爆发的起因之一是由于用来支付赋税的货币――白银，变得越来越贵，农民无法满足衙役的征收要求；而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赋税折银，银贵钱贱。作者通过这个现象进而思考当时的经济、社会状况，并联系到传统士大夫对白银危机的认识和处理方式。此项研究开始于1982年，到2006年出版，持续了24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林满红的女儿已从一个一岁的小孩变成一个可以评论这本书的成年人。在研究过程中，作者利用在世界各地参加学术会议之机，搜集了相当多的资料，从参考文献来看，有中文、英文、日文甚至韩文的材料或论著，同时作者也因此结识各地的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本书的部分章节，在成书之前或已发表在学术期刊上，或已收入论文集中。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全球的联系：白银与世界”，由三章组成。作者指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传统中国都通行以铜钱为货币，清朝也延续了这一传统。但从16世纪到19世纪早期，白银开始在中国境内广泛使用。可是，官方对白银生产和供应并没有控制权。由于云南、缅甸和安南的银矿无法提供稳定的白银来源，中国流通的白银，主要是通过贸易获得的，贸易对象包括日本、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因此是由市场而非政府来决定白银的供求与价格。大体在1775年起，琉球、朝鲜、缅甸、日本、安南等亚洲国家均不再向中国出口白银，中国几乎完全依赖于美洲白银的供应，并由此被拖入全球化之中。

关于白银外流和银贵钱贱的原因，19世纪前半叶的士大夫们大体有两种认识：一是认为是鸦片的输入而以白银支付，使得白银外流并导致银贵；一是认为存在以低品位的外国银币换取高品位的中国纹银的投机行为，并将纹银运出中国，导致银贵。学术界流行的多是第一种观点。林满红则有意对这种观点进行重新审视，从她第二章的标题“鸦片：罪魁祸首?”即可看出。林满红认为根源在于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国对美洲白银的过度依赖；由于拉丁美洲的独立运动导致的世界白银供应不足；国际市场对中国茶叶和生丝的需求疲软。林满红运用了大量的统计、表格、图像等，使结论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她指出，1820年之后英国等向中国输入鸦片的激增是受世界金银减产的影响，因为没有足够的白银支付购买中国茶叶和生丝的货款，就以鸦片充当等价物。林满红进而推断，如果像19世纪晚期那样，鸦片进口没有伴随世界市场对中国茶叶和生丝的需求减少，则鸦片进口的损失将由出口货物来抵消，对清朝造成的冲击将不会那么巨大。于是，通过放眼全球，林满红将白银外流的根源定位于白银的减产，而非鸦片的输入，“鸦片战争”更确切地讲是“白银战争”。

银贵钱贱造成社会秩序的失范是作者第三章的论述主题。在农民方面，赚取铜钱，却要以白银纳税，无形加重了赋税负担，加剧了民众与官府的紧张，甚至引发起义，比如前述的钟人杰起义，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官员虽然俸禄用白银支付，但不时要赔补税收短缺，私人投资的收益也受影响，从而更倾向于贪污。士兵因为兵饷大部分以贬值的铜钱发放，士气低落，直接导致军队战斗力的下降。可以说，银贵钱贱加深了政府与民众、地主与佃农、商人与工匠之间的冲突。虽然1856年后世界白银供应充足，中国流通的白银也增多，银钱兑换率回落，商业税(厘金)为清廷镇压太平天国提供了经费，但清王朝已无可避免地逆转(upsidedown)了。与此同时，日本由于与白银的关系不如清朝密切，经历明治维新，在东亚的地位迅速上升，从而导致中日之间“权势转移”。

全书的另一半篇幅转向关注传统士大夫们。第二部分为“经济论争中的文化资源”，作者展现了当时下层士大夫与上层官员们对国家在银钱危机中应该扮演的角色展开的激烈论争。一派认为要加强国家的货币权，发行不兑现的钞币，但可用于缴纳赋税或公共支出；一派认为要限制国家权力在货币方面的扩张，而让私人部门担任较重要的角色。在论争当中，“传统”犹如一个百宝箱，不同主张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需要的东西。虽然其时西洋经济思想尚未输入，但在作者看来，一派的思想类似凯恩斯主义，一派的思想近似哈耶克主义。此外，与传统认识不同，作者认为道德派学者比魏源等务实派追求更急剧的变革。

在第三部分，林满红进而分析两派在论争中的经济思想和社会理论。她将这些学者大致分成两派：“道德派”(interven-tionist group)和“务实派”(aceommoda-tionist group)。“道德派”指谴责人的自私倾向、强调国家干预的学者群，而“务实派”指认为自私倾向是理所当然或应予以重视，同时认为国家干预越少越好的学者群。通过分析两派学者对人性的看法，对国家的概念，“国家”与“天”的权威层次关系，“国家权力”与“市场力量”的关系，商业、贸易、消费的关系，个人财产的观念，制度变革等认识的不同，展现这些不同的认识如何导致士大夫们在货币问题上的分歧。作者进而用一章的篇幅论证到，学者之所以会有这些不同的政 治一经济思想，会分成两派，主要不在于年龄、阶层、族群或官职的不同，而在于学术思想(ideas)的不同，也就是说，“道德派”近于桐城派，“务实派”近于“阳湖派”，从而将落脚点最终放在了今古文之争上。作者最后还指出，社会现实会影响思想的流行。在1850年以前，“务实派”取得短暂的胜利，但在太平天国起义后，叛乱频仍，“道德派”重新占了上风。

全书三部分环环相扣，并紧紧围绕着“什么因素导致了清朝由盛转衰”(whatshaped Chinag transition from the High Qingto its modem fate)这一问题，同时对近代东亚中国与日本的力量消长、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发生的原因、今文经学在鸦片战争前后的突起等老问题，多有创见和新解。

全球性的视野是本书的亮点，但如果作者能在历时性方面适当延伸，则本书将更加生色。比如要更好地理解作者所描述的清中期白银在中国境内的广泛使用，甚至连偏僻的农村也难逃银贵钱贱的影响，就需要考虑到一条鞭法改革后所形成的贡赋体制，也就是说，中国对白银货币的需求很大程度上是由赋税折银引起的，国家财政运作的需要在此起了主导的作用。又比如，作者分析了银贵钱贱的原因，强调了19世纪前半期银价上涨对清王朝造成的严重后果。但我们发现，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银价开始下跌，到90年代更是大幅跌落，直至20世纪初。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当时世界上多数国家纷纷放弃金银复本位而采用金本位制度，故抛售白银，同时有加利福尼亚银矿扩大、1878、1881年国际通货会议上恢复复本位制度的议案未能通过等诸原因。如果银价上涨使中国逆转(upside down)了，那么银价下跌能否让中国再一次逆转(upside down)?如果不能，那是为什么?相信这样反观后一阶段，也将增进我们对前一阶段的理解。如果作者能对这种变化进行描述并给予合理的解释，必将加深我们对整个19世纪的认识。

就全书结构而言，第七章是分析“道德派”和“务实派”形成的原因，属于纯粹的士大夫研究，未涉及银钱问题，也不能对清朝由盛转衰的总议题有所解释，似没有单独列为一章的必要。第六章是研究两派在论争中所运用的社会理论，因此有必要理清彼此错综复杂的关系，进而探寻不同群体对社会理论如何选择及其背后的原因。可是，作者却只是简单地“为方便起见”(for the sake of conven-ience)而划为“道德派”与“务实派”。如果将第七章压缩后作为第六章的开始部分，可能是较合理的结构安排。有趣的是，作者将第六章的主体内容以《嘉道年间货币危机争议中的社会理论》为题发表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时，确实先有一节专论经世学者的意见形成管道及背景分殊。不知为何在出版成书时却舍弃这一合理的做法。

以上的评论，或许有些是苛求，有些是误读。总体而言，本书具有的全球视野，对传统问题的新解释和打通经济史、思想史、政治史的尝试，都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多的思考和启发，为后来研究者所必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