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的成语故事范文

关于马的成语故事篇1

[关键词] 马克·吐温 语言幽默 分析

马克·吐温作为幽默文学作家，他的创作源泉往往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来讲，马克吐温汲取了美国民间生活中的笑话趣闻进行写作，在语言的运用过程中使用幽默诙谐的语言，让读者在欣赏戏剧性的故事情节的时候，充分让自己徜徉在幽默的语言中，马克吐温的文学作品是美国幽默文学作品的代表作品。

一、马克·吐温文学创作风格分析

（一）马克·吐温善于将夸张的手法扩大化

夸张的写作手法作为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的手段，被广泛应用到文学创作中，马克·吐温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喜欢将原有事物的一些特点和特性进行放大，同时有的时候马克·吐温还喜欢将自己的文学作品中的一些内容故意的缩小化，使得在读者内心深处的影响能够产生巨大的落差。在其文学作品《百万英镑》中，马克·吐温就通过自己对于夸张手法的创作风格，将该文学作品中的一个在旧金山矿业经纪人那里当办事员的亨利·亚当斯在伦敦时候的一次奇遇，这个时候在伦敦的两位好兄弟打赌，把一张无法兑现的百万大钞借给了亨利。之前作为打赌的一次活动却成为了亨利人生丰富经历的一次美好转折。作者通过夸张性的描述揭露出了当时英国社会的拜金主义思想的盛行。

（二）马克·吐温善于用故事的结局戏剧化

作为马克·吐温文学作品的幽默不仅来源于其语言的幽默，同时也来源于它所揭露的故事情节的戏剧化的描写。他的一些小说的结构规律大体上是这样可以表现出来的，其主要是通过自身的一些故事情节的戏剧化设计，然后通过幽默诙谐的语言将其文学作品连接起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吐温将自己作品的读者带到他预先设计好的一个领域当中去，按照正常人的思维，其故事情节应该是按照一般规律进行下去的，马克·吐温却不是这样进行设计自己的文学作品的，马克·吐温往往将自己的文学作品中的具体内容进行前期的渲染，最后给读者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例如在其文学作品中有关于人物“诚实”、“善良”进行描写的，但是在其文学作品的最后往往作者都是一反常态，将这些“诚实”、“善良”的人们的本性通过一个小的故事或者插曲，又让他们的那种经不住利益诱惑的丑态无形中的显露到了读者的面前，给读者一种恍然大悟的觉醒。

（三）马克·吐温经常在作品中使用第一人称的写作方法

文学作品创作的过程中，一般的作家不会使用第一人称的形式进行文学创作，但是马克吐温却不一样，他喜欢用第一人称的形式进行文学作品的创作，这里的主要原因在于使用第一人称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能够将文学创作的内容深入到读者的内心深处。第一人称是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唯一能够拉近与读者距离的一种有效的形式，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进行文学作品创作的过程中，如果在语言上进行幽默诙谐的创作的时候，总应该将自己置于文学创作的首要的位置上去，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吐温在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的时候，为了能够拉近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让读者能够更加相信马克·吐温在文学作品中所刻画的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其中最主要的就在于使用第一人称的写作手法，让自己的语言能够在读者阅读的过程中无形中成为了读者自己本身，让自己的文学作品能够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为了读者内心深处的一部分。这种写作的手法也为后来马克·吐温幽默的文学作品占据更大的市场奠定了基础。

二、马克·吐温文学作品中幽默语言产生的社会背景分析

马克·吐温文学作品的产生是和他所生活的年代以及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有着一定联系的，看马克·吐温的文学作品我们应该去关注的是马克·吐温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他所成长的社会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马克吐温所成长的年代正是美国的资本主义空前的膨胀，社会的矛盾越来越严重的时候，也就是美国社会转型期的时候，这个时候的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严重的转变，马克·吐温通过对周围生活的观察，他作为一个作家对于周围事物的变化是看到眼里，记到心里的。马克·吐温借助自己诙谐幽默的文学作品将自己的内心深处的一些对社会的不满表现到自己的文学作品当中，他在文学作品的创作常常使用的是讽刺的手法。

马克·吐温的文学作品创作中的诙谐幽默的语言还受到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的影响就是那些民间相传的那些能够给大家带来欢声笑语的故事，马克·吐温将这些故事进行整理归纳，就成为了自己的文学作品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马克·吐温的文学作品中有一个文学作品就是《加利维拉县有名的跳蛙》，该文学作品取材是民间的打赌的形式，将文学作品内的故事进行完善化，揭示出了非理智的反常，以及其小市民的那种相对极端空虚无聊的精神世界，而这种精神状态的可笑，并不是人人都能够深深感受得到出来的，只有通过像马克·吐温这样的作家的描述才能够真正将其现实的意义展示出来。

三、幽默元素在马克·吐温文学作品中的作用

这里所说的幽默的元素代表的内容是多样性的，主要表现在马克·吐温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所使用的幽默诙谐的语言、出人意料的故事结尾、惊悚万分的故事情节的描述，这些都可以称之为其作品中的幽默元素。马克·吐温在刻画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时候，往往喜欢用幽默又出于人们意想不到的语言对其人物进行描述。他的一部文学作品《竞选州长》其主人公在马克·吐温的描述下面成了憨厚诚实，天真无暇的一个人物形象，对于外界的事物应该算是一无所知，但是在该小说的结尾处却写成了你忠实的朋友，过去是好人，现在却成了臭名昭著的伪证犯。这样的结尾是作者所构造出来的对于文学作品进行深思熟虑的表现，使该作品具有强烈的讽刺效果。

马克·吐温的文学作品中的幽默往往就是能够将那些发生在小说中的喜怒哀乐充分的融汇到平静的客观事物当中，在进行小说内容描写的过程中往往是带着轻松的氛围进行幽默的表述，并具有讽刺的意味，同时对于资产阶级的道德沦丧和那种虚伪的外在进行联系，让他们在现实的生活中表现出他们内在的本质来，将他们内心深处的那些想法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那些不足之处都一一的展示给了读者，让读者在笑过之后能够深刻反思，去品位这个故事的真正意义在哪里。同时我还可以看到的就是马克·吐温的文学作品中的幽默故事往往是情节设计上的幽默，深刻的意义在于所描写的故事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本质，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对美国的社会现实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的文学作品在很大的程度上成功在于他的幽默的元素上面，这里的幽默元素尽管包含着多样的构造，但是我们还是应该充分的重视其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的幽默的特征。

四、结语

综上所述，马克·吐温作为十九世纪美国杰出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家，其文学作品具有幽默文学作品的特征，同时也具有讽刺意味的特征，马克·吐温幽默文学作品能够成功的走进读者内心深处、在读者的内心占据一定位置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充分利用了幽默元素进行文学创作，第一就是利用了幽默诙谐的语言，从语言上就占据了读者的胃口，另外一个就是马克·吐温善于设计出相对戏剧性的故事结局，同时他还善于利用读者的心理将故事情节进行跳跃式的展开。这些内容都是能够使得其文学作品能够经久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马克·吐温不仅在美国的文学界独树一帜，而且他还对美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克·吐温进行文学创作的时期正好是美国社会进行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资本主义的那种逐利的思想在这个时期显示出的是一览无余，同时这个时期也正好是美国的幽默文化兴起的时候，这个时候的人们喜欢幽默诙谐的故事，在日常的生活过程中，也常常将幽默诙谐的故事打造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这就给马克·吐温进行幽默文学创作奠定了社会的基础。马克·吐温的文学作品受到了传统的幽默形式的影响，这其中就包含着使用相对带有讽刺意味的语言进行文学作品的创作。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内，马克·吐温凭借着自己的感觉，通过使用幽默诙谐的语言进行描述，将那些潜藏在幽默故事背后的那些事情一览无余的展示到了读者的面前，让读者在体会幽默语言和情节跌宕的故事情节的过程中，充分的感受美国的幽默文学作品带来的对于社会黑暗一面讽刺的力量，让人们能够充分的认识到自身的社会位置。另外对于马克·吐温的文学作品我们在看到他的长处的时候，同时也应该看到其不足的一个方面，就是使用幽默诙谐的语言进行文学作品的创作往往也会给人们带来不正式的意思，这样的话也就影响了其文学作品的严肃性，不能够起到严肃文学该起到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何东燕. 马克·吐温小说的幽默艺术[J]. 涪陵师范学院学报. 2002（03）

[2].童彦. 马克·吐温小说中的幽默与讽刺艺术[J]. 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12（04）

[3].周杰. 试论马克·吐温短篇小说的幽默特色[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04）

[4].李雄. 幽默与马克·吐温的小说[D]. 南昌大学 2007

[5].范川凤. 马克·吐温的幽默语言艺术[J]. 逻辑与语言学习. 1994（03）

[6].刘敏. 从轻松的幽默到辛辣的讽刺——浅析马克·吐温几篇作品中的讽刺和幽默[J].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06）

[7].薛丽萍，张永美. 浅谈马克·吐温作品中的美国式幽默[J]. 中国西部科技. 2009（08）

[8]. 胡芊. 探析马克·吐温作品的美国式幽默风格[J]. 时代文学（下半月）. 2012（03）

作者简介

关于马的成语故事篇2

关键词:结构主义;符号矩阵;审美趣味;孤独

中图分类号:J9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7-0083-02

《玛丽与马克思》(《Marry and Max》)是2009年第一部票房超过百万美元的澳大利亚电影,也是圣丹斯电影节31年历史上首部被邀为开幕电影的动画片,它的类型按其导演亚当・艾略特的评价来说是“粘土传记”。制作团队花费5年时间完成影片,亲手捏制人物的每个动作和神情,这种机器制造的缺席把观众从电影的视觉奇观和音响特效中解放出来,静心体味影片的人物、情节和环境,获得了有别于视觉文化时代电影奇观所带来的“震惊”的审美感受。

一、叙事情节

《玛丽与马克思》采用了零聚焦叙述焦点,叙述者大影像师以两个笔友的书信为线索讲述他们孤独的生存状态。玛丽住在澳洲,是一个额上有胎记,没有朋友,孤独忧郁的小女孩;马克思住在纽约,是一个自闭敏感的肥胖的中年犹太人。他们二人本没有交集,却因巧合成为笔友,彼此鼓励,彼此倾听。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成为玛丽人生的导师,玛丽则在一次次的伤痛中体味成长。

结构主义理论家茨维坦・托多洛夫相信“文学是而且也只是某些语言属性的扩展和应用”,小说的基本结构类似于一个陈述句:主语+谓语+宾语。小说中的人物相当于主语,他们的行动相当于谓语,他们行动的对象、结果等相当于宾语。其中,动词谓语可以随着情节演化而有转化,这种转化使小说由原来情节的平衡转为不平衡,又转为新的平衡,跌宕起伏,扣人心悬,由此产生故事的审美趣味。电影作为视听综合艺术,同样具有叙事特征,同样可以运用托多洛夫的“叙事转化”理论进行分析。根据这一理论,《玛丽与马克思》的情节可以简化为五个单元:

(1)玛丽与马克思两人的生活平行进行,故事处于原始平衡状态;

(2)玛丽第一次给马克思写信,故事失衡;

(3)马克思的指导带领玛丽找到了幸福,建立新的平衡;

(4)玛丽借助马克思研究心理疾病致使马克思极度愤怒,再次失衡;

(5)马克思原谅玛丽,建立了一个更为稳定的极限平衡。

影片在三次平衡、两次失衡中展开了一部人生戏剧。故事开始时,玛丽和马克思都有各自平静的生活,他们吃甜食、看动画片并渴望朋友,生活习以为常。可是,玛丽的书信打乱了这种平静。她的来信让马克思陷入了不安和困惑,因为马克思很矛盾,他不愿生活发生变化却又期待朋友的出现,最终经过18小时的挣扎下定决心接受这种变化,给玛丽回信,从此他们的生活中出现了一种新元素:朋友。马克思的鼓励和指导让玛丽对生活更有信心,使其生活日益完美,而玛丽将马克思作为精神研究的案例却让马克思脆弱的心灵大受伤害,导致矛盾产生,通信中断。随后,玛丽把对马克思的歉意寄托在烟酒上,生活越来越混乱;马克思也不能忘记这次伤害,越来越不能理解别人的想法,变得更孤僻。最后,两人从对生死的理解中感悟到了人生的意义,故事情节再次达到平衡,他们的心也再次恢复平静。

纵观整部影片,在奉行娱乐至上原则的快餐式消费文化社会里,电影特别是商业大片大都用视听奇观来吸引观众眼球,获得票房大卖。而《玛丽与马克思》则是大量依靠大影像师的画外音和人物读白娓娓道来,以平缓的节奏完成电影叙事的,产生了有别于视觉奇观所带来的“震惊”的审美趣味。

通过上述五个情节单元的划分可以看到,电影表面上的叙事节奏符合了影片所要揭示的人类孤独生存状态的要求,奠定了平和、舒缓的影片风格。但是,在故事情节上,“平衡―失衡―新的平衡―再次失衡―极限平衡”的转化过程又使观众体验到了情节的波澜起伏。表层的平缓呆滞与内部情节的动态转变形成巨大张力,使影片产生了隐性的“震惊”效果,审美趣味由此产生。

二、人物结构

结构主义理论家格雷马斯提出“符号矩阵”来解释文艺作品,即在矩阵中设立一项为X,它的对立一方是反X,在此之外还有与X矛盾但不一定对立的非X,又有反X的矛盾方即非反X。文学故事起于X与反X之间的对立,但在故事进程中又引入了新的因素,从而又有了非X和非反X,当这些因素都得以展开,故事也就完成了。根据这一理论,可以得到如下一个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每个角色都是孤独的,但他们对孤独的解决方式不同:玛丽主动寻找朋友,马克思被动接受朋友,艾维自得其乐地享受生活,雷恩害怕出门却不断尝试。这四个角色作为符号矩阵中的四个因素,形成了五对关系:

(一)主动找寻的玛丽和被动等待的马克思是影片最基本的一组关系,故事就开始于两人的对立。玛丽与马克思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都喜欢甜食,喜欢看动画片《诺布莱一家》,渴望朋友却没有朋友。但是,他们又有很大不同:马克思面对生活的伤痛选择把自己层层包裹起来,用规律平和的生活化解一切可能出现的未知,玛丽却敢于接受生活的未知,虽然生活不完美但仍充满幻想和希望;同样是看《诺布莱一家》,玛丽是真正羡慕他们有很多朋友,马克思则是羡慕他们生活在纪律分明的社会结构里却永远那么和谐融洽,因为马克思不会表达自己的感情,从而无法判断别人的心情。如果社会制度明晰,那么他就不会因为无法“适时”表达而苦闷。

(二)主动找寻的玛丽和自得其乐的艾维,她们都在找寻,但找寻的方式和层次不同。玛丽积极地想突破牢笼,不惜靠发传单、表达爱情来寻找幸福,她是通过改变现状找寻幸福的。而艾维则是在不改变现状中找寻快乐,有与没有都无大碍。

(三)不断努力的雷恩是被动等待的马克思的反衬。他们都受过生活的伤害,在自我保护的本能下变得自闭。但雷恩与马克思不同,尽管雷恩畏惧外界未知的一切,但他却一直都在尝试走出自己的“壳”并最终获得胜利,马克思则是选择呆在自己的屋子里逃避。

(四)主动找寻的玛丽和不断努力的雷恩之间的联系是影片中的关键环节。可以说,正是雷恩的不断尝试给玛丽的潜意识里注入了积极的因素,也正是雷恩在冲出自己恐惧的时候给玛丽带去了她希冀已久的马克思的原谅,实现了叙事的转化。

(五)自得其乐的艾维和被动等待的马克思也是不可忽视的环节。艾维的等待式找寻与马克思的被动等待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她善于在生活中寻找乐子,尽管很老了,牙不好使,眼也盲了,却仍在开心地生活并主动关心他人。正是她的存在让马克思的生活有了一抹新鲜的色彩。

三、结语

关于马的成语故事篇3

伯乐相马这个成语比喻善于识别人才，爱惜人才。指个人或集体发现、推荐、培养和使用人才的人。你知道关于成语的典故具体有哪些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成语伯乐相马的典故，供大家参考。

一、伯乐相马成语解释(伯乐：相传为秦穆公时的人，姓孙名阳，善相马。)伯乐善于发现千里马。比喻善于发现和选拔人才;出处：汉·韩婴《韩诗外传》卷七：“使骥不得伯乐，安得千里之足。”唐·韩愈《 马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二、伯乐相马成语典故传说中，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叫 伯乐。在人间，人们把精于鉴别马匹优劣的人，也称为伯乐。

第一个被称作伯乐的人本名 孙阳，他是春秋时代的人。由于他对马的研究非常出色，人们便忘记了他本来的名字，干脆称他为伯乐。

有一次，伯乐受楚王的委托，购买能日行千里的骏马。伯乐向楚王说明，千里马很稀有，找起来不容易，需要到各地巡访，但请楚王不必着急，他尽力将事情办好，将马找到。

伯乐跑了好几个国家，连素以盛产名马的燕赵一带，都仔细寻访，辛苦倍至，还是没发现中意的良马。一天，伯乐从齐国返回，在路上，看到一匹马拉着盐车，很吃力地在陡坡上行进。马累得呼呼喘气，每迈一步都十分艰难。伯乐对马向来亲近，不由走到跟前。马见伯乐走近，突然昂起头来瞪大眼睛，大声嘶鸣，好像要对伯乐倾诉什么。伯乐立即从声音中判断出，这是一匹难得的骏马。伯乐对驾车的人说：“这匹马在疆场上驰骋，任何马都比不过它，但用来拉车，它却不如普通的马。你还是把它卖给我吧。”

驾车人认为伯乐是个大傻瓜，他觉得这匹马太普通了，拉车没气力，吃得太多，骨瘦如柴，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伯乐牵走千里马，直奔楚国。伯乐牵马来到楚王宫，拍拍马的脖颈说：“我给你找到了好主人。”千里马像明白伯乐的意思，抬起前蹄把地面震得咯咯作响，引颈长嘶，声音洪亮，如大钟石磐，直上云霄。楚王听到马嘶声，走出宫外。伯乐指着马说：“大王，我把千里马给您带来了，请仔细观看。”楚王一见伯乐牵的马瘦得不成样子，认为伯乐愚弄他，有点不高兴，说：“我相信你会看马，才让你买马，可你买的是什么马呀，这马连走路都很困难，能上战场吗?”

伯乐说：“这确实是匹千里马，不过拉了一段车，又喂养不精心，所以看起来很瘦。只要精心喂养，不出半个月，一定会恢复体力。”

楚王一听，有点将信将疑，便命马夫尽心尽力把马喂好，果然，马变得精壮神骏。楚王跨马扬鞭，但觉两耳生风，喘息的功夫，已跑出百里之外。后来千里马为楚王驰骋沙场，立下不少功劳。楚王对伯乐更加敬重。

三、伯乐相马成语造句1、赞美潜入耳，润物细无声伯乐相马，相中的马将产生极大自信，百里马也变千里马。

2、伯乐相马，相而不骑，不如不相!

3、现实中，干部选拔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伯乐相马。

4、我们盼望有伯乐相马的机会。

5、朋友你说，韩寒的"站"，是伯乐相马还是商业炒作?

6、一个领导，要善于发现人才，就好像伯乐相马，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7、韩寒的"站"，是伯乐相马还是商业炒作?

8、伯乐相马这个故事,千年流传不衰,就是人们始终期盼着伯乐能够永存。

9、从“伯乐相马”到“赛场竞马”,我省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创新。

10、兵藏武库,马入华山兵荒马乱兵慌马乱伯乐相马兵马不动,粮草先行。

11、全面推行择优聘任、公开竞聘,实现由“伯乐相马”到“赛场竞马”的转变。

关于马的成语故事篇4

论文关键词：《神箭手射雁》，惩恶扬善，语义方阵，“善-恶”叙事，审美理想

 

文学源于生活，较之于作家文学，民间文学保存了一种与人类生活和原始文化一脉相承的浑融性质，与生活的关系更为密切。民间故事讲述人常以其生动的内容、活泼的形式，表达并传播社会群体特有的是非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道德杠杆凸显于民间故事中时，往往会用“赏善惩恶”作隐喻，引导民众向善弃恶，告诫人们从善就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报偿，作恶则会遭到可悲下场。

爱情故事作为民间故事的一类，以其多舛的人物、引人入胜的情节、波折但不失美满的结局构成了文学中的华彩乐章。但在《神箭手射雁》这则裕固族爱情故事中，爱情主题却不断淡出，“惩恶扬善”的思想则不断突现：

从前，某国王想挑选一个武艺高强的英雄为驸马。消息传出，一个终日游手好闲、连射箭都不会的牧主的儿子也想去应试。一天，他看到一群大雁飞过，便急忙弯弓射箭，一只大雁应箭而落，但穿在大雁咽喉上的却不是他自己的箭，他拔掉那支箭，把自己的箭插到死雁的咽喉处。这时，一位年轻的猎手追过来说那雁是他射下来的，浪荡子一口咬定，大雁是他射落的。争执不休，便请求国王定夺。国王让二人当

场比赛，胜出者即为雁的射落者。阴差阳错：比赛时猎手一时失手、只射落了一只大雁，浪荡子胡乱放箭、射下了两只大雁。于是，国王便当场将浪荡子选为驸马，定于三日后成婚。不料，次日便有领国入侵，新驸马战战兢兢上阵御敌，被射死阵前；猎手弯弓搭箭、打退了敌军。大喜之下，国王便将公主许配给了年轻的猎手……

就结果而言,这个故事属于戏剧性的爱情故事，但故事的深层反映的却是惩恶扬善的思想内容，又可属于“惩恶扬善”类故事。这类故事一般在家庭、邻里等社会伦理背景上展开叙事，且在大多数含有“赏善惩恶”模式的故事类型中，都有鲜明的二元对立因子，使听者易于找到学习的榜样和鞭挞的对象。故事中牧主的儿子是一个百无一能语文教学论文，却整天做着当驸马爷的美梦的浪荡子。在与年轻的猎手比试中侥幸获胜，便真拿自己当驸马爷看待，终在战场送了自己的性命。猎手尽管在比试时意外败北，但仍满怀自信，不怕实践的考验，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在一般的爱情故事中，纵然有正义与邪恶的对抗，也紧紧围绕“爱情”这一主题，但在《神箭手射雁》中，善恶之争是叙事的焦点，至于猎手与公主的百年之好，倒成了这场争战的一个附庸产物。也即，为表达“惩恶扬善”主题，这个故事鲜明深刻地反映了善恶斗争的全过程，却不写猎手与公主的恋爱经过。

可以说，“惩恶扬善”始终是这则故事内容的核心、美的本质，故事即以善恶的对立及由此形成的矛盾冲突结构全篇。《神箭手射雁》的高明之处在于：以性格迥异、身份不同的角色对立安排，把抽象的善恶二元对立，转化成具体生动的二人（猎手与浪荡子）对立，让读者轻松地认识善与恶的本质。

其实，为探求这种二元对立赋予文本的深层意义，格雷马斯在其角色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语义方阵概念。其语义方阵的基本含义如下：设立一项为X，它的对立项为反X（二者是对立关系），在此之外，还有与X矛盾但并不一定对立的非反X（矛盾关系），又有与X构成补充关系的非X（蕴含关系），四者的关系如下图所示：

X反X

非X非反X

1.格雷马斯矩阵图

按照格雷马斯的观点，语义方阵是最基本的意指结构，能够从一个二元对立产生出许多复杂意义，而且所有现象都是通过符号方形的逻辑来组织的怎么写论文。也即，格雷马斯旨在说明位于叙事结构深层的对立是如何从一个基本的二元对立产生出来的。

故事起因于猎手和浪荡子关于“雁死谁手”的争论，猎手极力想证明那只大雁是自己射落的，浪荡子则无赖地否定这一事实，而在佛教中，说谎就是“恶”的一种，诚实自然也与“善”相关，善恶之争已初露端倪。

猎手（不说谎）浪荡子（说谎）

善 恶

2.“辨雁”矩阵图

争执不下，只好找国王定夺，国王采纳了公主的建议，让二人比射箭，谁胜出大雁就归谁所有，谁就是大雁的射杀者。国王的这一决定在调动受众欣赏趣味的同时，也推动了故事叙事的进行，善良的大众当然期望猎手能胜出。不料，比赛结果与受众的愿望相去甚远：

猎手（输）浪荡子（胜）

不是大雁的射杀者大雁的射杀者

不被国王许婚 被国王许婚

3.“比试结果”矩阵图

比赛时，不耐烦的公主轻轻推了一下迟迟不敢放箭的浪荡子肘部，以示催促，浪荡子手一松，恰巧射中两只并飞的大雁，侥幸取胜……至此，这种美好愿望与愿望未果之间形成的落差，使受众在痛其（猎手）不幸之时，也获得了一种悲剧性的审美体验。

偶然取胜的浪荡子非但不知悔改，仍然居心叵测地自欺欺人：“公主啊！你刚才不该撞我那么一下子——我是等雁队排好了，要一箭射下十只来；可惜，因为你这一撞，我只射下了两只”！[1]他愚蠢奸诈的丑恶面目加剧了受众的反感，如果让他成为驸马，就违背了受众根深蒂固的“恶者必有恶报”的良好愿望，也与民众“圆满”的审美追求背道而驰。

于是，紧要关头，叙述者语气一转——领国入侵，新驸马在阵前心慌意乱，逃走未遂，被对方一箭射死于马下；而年轻的猎手，艺高人胆大，大败敌军，做了国王真正的英雄驸马。叙述至此，峰回路转，大众终于可以长叹一口气：恶终不敌善。

围绕故事主人公所引发的善恶之争及其结果，我们可用格雷马斯的语义方阵进行更清晰的表示：

猎手（善）浪荡子（恶）

成为驸马（赏） 死于敌手（罚）

4.“善恶之果”矩阵图

由于视角的不同、文化的区别以及语言的差异等，人们对“善”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善能给自己、他人、社会以利益、快乐、幸福的理解，已成为古今中外的有识之士的共识语文教学论文，善也因此被推崇为普天下高尚的美德。

裕固族信仰佛教，佛教以“善”作为追求的价值之一，认为“善”可以使人们脱离苦海，乃至最终导向解脱之路。这种思想必然会以各种形式渗透在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包括对裕固族文学创作的影响。裕固族民间文学大多都有善恶斗争的内容，隐含惩恶扬善的思想，有些甚至十分突出。通过善与恶的对比，这类作品常以强烈的道德力量来达到“惩恶扬善”的目的。《莫拉》、《格萨尔传说》、《哥哥和弟弟》等裕固族民间文学无一例外。不仅如此，这种模式还形成了裕固族民间文学“善-恶”对立的基本叙事结构，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情节安排，多符合这一结构。因此，在应以“爱情”为主体的裕固族爱情故事《神箭手射雁》中，爱情（故事）淡化为宣扬“惩恶扬善”的一个背景，倒也在情理之中。

在我国，自古善与美不分家，《说文解字》：“善，吉也。从言从羊。此与义美同意”。[2] “以善为美” 同样也是《神箭手射雁》讲述人的审美理想，整个故事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强烈的“扬善惩恶”是非观。随着这种“善恶叙事”的进行，叙事者在彰显自己的审美理想，并向习俗化过程中的受众灌输某一群体特有的是非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同时，也使受众在对善/美的把握、体验过程中获得情感满足，产生审美愉悦。

当然，这种美感主要来自于叙述者独特的审美叙事，具体而言：在情节的设计上，讲述者多通过制造一连串巧合，将生活升华为艺术——有意以“恶”的偶然成功设置悬念，又以“恶”的最终失败昭示“恶”的最终灭亡；叙述者也借助“对比”的手法，设置善良与恶毒构成的结构矛盾，这种结构遵循对比的逻辑，拉大、扩张了善/美与恶/丑之间的距离，使善的更美、恶的更丑，构成一种巨大的反差，使受众在一目了然的善恶判断中，完成审美道德的评价，复归审美情感的平衡。

注释：

[1]安建军等选编.裕固族民间文学作品选[C].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年5月，第19页。

[2]许慎著.说文解字[Z].徐铉校定，王宏源新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40页。

参考文献：

（1）郭宏安等.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二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罗钢．叙事学导论[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4）[法]A. J.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M].吴泓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关于马的成语故事篇5

关键词： 希腊神话 英语习语 文化

人所共知，西方文化有两个源头：一为希腊（Hellenic）文化，一为希伯莱（Hebrew）文化，而希腊文化中的希腊神话（Greek mythology）对英语的影响非常广泛。表现在词汇方面就是英语吸收了部分词汇将之沿用，不但增加了英语的词汇量，而且增强了英语的表达力。希腊神话对基本英语词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词汇形成的理据即事物命名的根据和缘由上，从天文、地理、动物、植物、医学、心理学到英语的词根和词缀，可以说是俯拾皆是。这些词源包含的信息不仅可帮助读者准确理解每个词的词义，增添记忆单词的乐趣，还能特别记录、描述英语与古希腊文化的差异和交流，具有很高的历史性和趣味性，在这里就不赘述。其中，很多源于希腊神话的英语习语逃脱了时间的吞噬而流传至今，因为它们深刻地反映了人的本性、处事原则及判断善恶的标准等，它们所说明的道理在今天依然适用。这些习语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根据希腊神话故事中的某些特定情节，取用其情节中出现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短语固定而成。其特殊意义是由特定的故事情节赋予的。二是基于某些词汇的神话背景，将这些词语与英语中的其它词语组合而成固定的短语，这些短语表达与相关神话背景相关的语义。了解这些神话背景，有助于这些习语的理解，也有助于一些文学作品的欣赏。下面是笔者收集的一些源于希腊神话的习语及简要神话背景，希望有助于相关习语的记忆与理解。

1.Pandora’s box（潘朵拉的盒子）：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为人类盗来了天火，激怒了宙斯（Zeus）。Zeus决定惩罚人类，于是他命令火神造出一个美貌的女人Pandora，让她去勾引Prometheus的弟弟埃比米修斯（Epimetheus）。结果Epimetheus上当，接近了Pandora，Pandora就将手中的盒子打开，放出了里面的罪恶、灾难、疾病、不幸，只留下了“希望”在盒子里。于是Pandora’s box就成了“灾难的根源”的代名词。

2.Pygmalion Effect（皮格马利翁效应）：皮格马利翁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塞浦路斯国王，善雕刻。一次他雕刻了一座美丽的少女像，在夜以继日的工作中，皮格马利翁把全部的精力、全部的热情、全部的爱恋都赋予了这座雕像。后来，爱神阿佛洛狄忒见他感情真挚，就给雕像以生命，使两人结为夫妻。于是“皮格马利翁效应”成为一个人只要对艺术对象有着执著的追求精神，便会发生艺术感应的代名词。

3.the sword of Damocles（达摩克利斯之剑）：Damocles是叙拉古王朝的一位大臣，非常羡慕帝王的荣华富贵。一天，国王让他坐在王位上，在Damocles的头上用一根头发悬一把利剑，告诉他王权的危险就像那把剑一样，随时可能降临。于是the sword of Damocles就成了“富贵中隐藏的危险”的同义语也可以指形势危急，千钧一发。

4.Damon and Pythias（生死之交）：Damon和Pythias是好朋友。Pythias出事被判了死刑，为了使他能够回家探视亲人，Damon留在牢中作人质，如果Pythias不按时返回，就处死Damon。当期限满、临处刑之际，Pythias及时赶回。国王深受感动，将二人全部释放，因此，Damon and Pythias意思就是“生死之交”。

5.Penelope’s web：源自史诗《奥德赛》（Odyssey）。泊涅罗珀（Penelope）是奥底修斯（Odysseus）的妻子，以忠贞而著称。特洛伊战争持续了十年，Odysseus在返家的途中又耽搁了十年。在这漫长的二十年中，许多王公贵族向Penelope求婚，她都托辞说必须等织完布后才能予以考虑，一到晚上，她又将白天织好的布再拆开。因此PeneLope’s web就成了一项永远也完不成的工作。

6.apple of discord：意思是“不和的根源、发生纠纷的事端”。佩琉斯和忒提斯举行婚礼时忘记了邀请不和女神厄里斯（Eris）。这位女神大为恼火，留下一个刻有“献给最美者”的金苹果，引起了雅典娜、赫拉和阿芙罗狄忒的纷争。此事导致漫长的特洛伊战争。

7.the Trojan horse（特洛伊木马）。特洛伊木马与特洛伊战争有关。传说中的特洛伊战争的起因是特洛伊王子帕里斯（Paris）在访问希腊时，拐走了斯巴达王美丽的妻子海伦（Helen）。这件事引起了全体希腊人的愤怒，于是引发了特洛伊战争（the Trojan War）。在特洛伊战争中，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城，十年未能攻破。这时希腊将领奥底修斯（Odysseus）提议使用木马计，于是他们造了一匹巨大的木马，其中藏有精兵强将，然后佯装撤退。特洛伊人将其作为战利品不惜掘开城墙，拖进城里。当天夜晚，希腊勇士从木马中爬出，打开城门放进早已悄悄返回的希腊军队，一举攻陷特洛伊城。Greek gift这一典故现喻指“图害某人的礼物”，而用the Trojan horse指“暗藏的敌人”。

8.Achilles’heel：阿基里斯（Achilles）希腊勇士，人与神的结晶。出生之后被母亲倒提着在冥河中浸过，除了足跟之外，全身刀枪不入。最终在特洛伊战争中死于Pads箭下。Achiles’heel意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特指唯一致命弱点、缺点。

9.Swan song：字面译做“天鹅之歌”，源于希腊成语Keynesian aolna。在古希腊神话中，天鹅是阿波罗的神鸟，故常用来比喻文艺。传说天鹅平素不唱歌，而在它死前，必引颈长鸣，高歌一曲，其歌声哀婉动听，感人肺腑。这是它一生中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次唱歌。因此，现代英语中这个习语比喻某诗人、作家、作曲家临终前的一部杰作，或者是某个演员、歌唱家的最后一次表演。早在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寓言作家伊索（Aisopos）的寓言故事中，就有“天鹅临死才唱歌”的说法。在英国，乔叟、莎士比亚等伟大诗人、剧作家，都使用过这个成语典故。如：莎翁的著名悲剧《奥赛罗》（Othello）中塑造的爱米莉娅形象，她在生死关头站出来揭穿其丈夫的罪行。她临死时把自己比做天鹅，一生只唱最后一次歌。

10.under the rose：直译“在玫瑰花底下”。源自古罗马神话故事。爱神丘比特（Cupid）是爱与美之神维纳斯（Venus）红杏出墙和战神玛斯（Mars）所生的儿子。为了维护其母的声誉，丘比特给沉默之神哈伯克拉底（Harpocrates）送了一束玫瑰花，请他守口如瓶，不要把维纳斯的风流韵事传播出去。哈伯克拉底接受了玫瑰花就缄默不语了，成为名副其实的“沉默之神”。由于这个神话传说，古罗马人把玫瑰花当作沉默或严守秘密的象征，并在日常生活中相尚成风。人们去串门做客，当看到主人家的桌子上方画有玫瑰，客人就了解在这桌上所谈的一切均不应外传。under the rose于是有了“秘密地，私下地，暗中”的意义。

11.Charon是冥间用小舟载鬼魂过冥河（Styx）的一艄公，因而Charon’s boat这一习语指“临终”，那条大河就叫Styx（冥河），阴森可怖。英语中的“漆黑一片”就叫“black as the Styx”；而“cross the Styx”就是死亡的委婉说法。

总之，词汇与文化的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希腊神话以其丰富的文化底蕴影响了英语词汇的形成，而英语词汇也继承和传扬了古希腊文化。因此，英语学习者除了掌握一定的语言文学知识外，还应对希腊罗马神话有所了解。这对于提高学习兴趣、扩大词汇量和了解西方文化的一些渊源，无疑是大有帮助的。

参考文献：

［1］平洪，张国扬.英语习语与英美文化［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

［2］黄鸿森，温乃铮译.神话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王宏.希腊神话与英语词汇［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5.

关于马的成语故事篇6

以词典的形式进行小说创作，塞尔维亚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的《哈扎尔词典———一部十万个词语的词典小说》与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较为著名。“词典”作为叙事方法，“实际上可以追溯到中国早期的文学形式———笔记体。笔记体是由词条引出的零散的思绪汇集而成的体裁。这样的体裁在欧洲出现过。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的倒数第二章就是这种范例。另外许多像《唐璜》、《高干大》、《巨人传》等长篇小说都采取了笔记体形式。它们由一个个与主题相关的零散的故事组成。”①“词典”可以看做是以散点透视为核心的“笔记体“小说的具象化与现代化，“笔记体”也可以看做是现代词典小说的雏形。但是，以明确集中、单纯而又富有地方色彩的语词来结构小说，以“词典”为小说的表现形式，《马桥词典》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最早的，因此，在它问世之后的 1996年至 1998 年，对于它的评价经历了赞赏与批评相混杂的时期，评论者与作家以法院的方式进行了对抗。《马桥词典》最终得到了专家学者的一致肯定，获得了1998 年上海第四届“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长篇小说一等奖，这是主流话语肯定其成就的表示，2010 年 10月《马桥词典》又获得了“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显示了国内外作家与批评家对其价值的认同，“完全剽窃”说被彻底击毁，从此，《马桥词典》毫无争议地被看做是现代小说形式探索的先锋作品也是成功的典范②。小说形式的借鉴与内容的改编在中外文学史上产生了诸多足具典范的作品，如《一千零一夜》之与《十日谈》，古希腊传说以及戏剧之于莎士比亚的戏剧，没有评论认为这些作品是“剽窃”。关于《马桥词典》的论争排除炒作因素外，应该与“词典”这种形式本身的局限性相关，作家很难将其改造成为形式上更具个人性的东西。因此，在《马桥词典》之后，大约十五年内没有中国当代作家以“词典“为基本形式写过小说，即使韩少功本人也不再进行此种形式的写作探索。现代小说的形式探索从极端的工具书式的语词解读重新回归到了文学艺术各门类之间的混搭主流。但是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词典”式小说不会也不应该消失。《聊斋志异》与赵树理的某些小说（《三里湾》、《李有才板话》、《登记》、《小二黑结婚》等），其具有的艺术魅力与词条式的小说建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它们的艺术生命力说明，以“词条”的形式讲述故事是一种有益的途径。

2011年，湘西作家黄青松推出了他的长篇小说《名堂经》，这部小说虽然没有使用“词典”这一语词作为小说名字，但它的内容是以词条为标题展开的。作者认为自己的小说与韩少功的小说《马桥词典》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本，没有任何模仿的成分，唯一相同之处应该是作品涉及的社会生活与文化习俗都具有湖湘地域文化中的民间性与底层性③。任何作家对于自己的作品都具有极端的独特性意识，韩少功以法律的形式击溃了《马桥词典》是“完全抄袭”《哈扎尔词典》的评价，黄青松则以变异的“词典”形式展示《名堂经》的独一性。实际上，作家间的文学创作，相互影响可能是潜在的，也可能是毫无影响关系的，因为人类生活经验的相似性会使不同作家产生相似的情感体验或创作冲动，正如《马桥词典》与《哈扎尔词典》，它们除了标题之外毫无相似之处，而《名堂经》与《哈扎尔词典》在内在气质上却有相通性，两者都是以语词的形式展现民族的传说与历史。从描述的细节上看，《名堂经》与《马桥词典》也有其相似之处，如对于与食物与相关的语词的偏爱，而且在村寨名称上两部小说也有相似之处（“马桥”与“花桥”）。

二、村寨生存哲学的探讨与村寨历史图本的建构

现代小说的发展经历了写实到虚化的过程。从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乡土小说、自叙传抒情体小说到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小说、京派乡土抒情体小说以及海派心理分析小说，一直到建国后的战争小说、新时期的反思伤痕小说，无论它们注重的是客观写实还是主观抒情，这些小说都在努力建造一个真实的艺术文本，力图使读者相信，这些小说所描述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以引起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诸多的小说创作却试图结构小说本身的典型性与真实性，如先锋小说，力图还原小说的虚构性，这股探索浪潮一直持续到21世纪的小说写作中，如韩少功的《暗示》。同时，现代小说发展的写实线索并没有中断，而是得以强化，只是在文本中取消了现实与虚构之间的沟通性因素———典型性，小说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拉近，最具代表性的是20 世纪 90 年代兴起的新写实小说。在新写实小说的带动之下，新历史小说开始出现，这些小说以崭新的视角解读过去的一切生活，既有对现有“历史”（正史）中的重大事件的细节性的重新描述，也有对伟人或英雄人物形象的重新塑造，以战争题材与帝王题材小说最为突出，小人物在历史的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开始凸显。

在新写实与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思潮的带动之下，重新审视处于社会底层、对于社会历史进程似乎并无任何重要影响的、乡村世界的思想意识与风俗文化就具有了主流性，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与黄青松的《名堂经》可以看做是新历史小说在乡土世界的拓展与表现。它们将受外在世界影响较小的湖的偏僻乡村的人物、风俗与历史发展作为主要的内容，《马桥词典》集中探索了村寨世界的生存哲学，《名堂经》则力图建构一部“花桥世界”的民族历史图本。这两部小说都以“词条”的形式描述了乡土世界的历史现状与风俗人情，这种形式本身就是在努力塑造一个真实可信的世界。“词典”是我们了解词语在社会生活中意义的工具书，具有权威性与实用性，它是我们深入认识世界的带有真理性的途径。因此，关于“花桥”与“马桥”的“词典”也具有索引性，它们比一般的“词典”更具形象性也就更具有传播的力度。相比较而言，《马桥词典》的哲学思辨性质更强，而《名堂经》的历史整合性更强，这与作者的创作动机密切相关。韩少功是以《马桥词典》来探索现代小说最具表现力的艺术形式的，他对以往小说的“主线霸权”极为不满④，因此他的“词典”虽然也可以找出由不同词条组成的、具有关联性的故事与人物，但是这些都只是小说视角发散化的一种表现，而不能构成完整的、符合现代小说焦点透视原则的情节人物与主题。韩少功已经把小说尽量“词典化”，以突破小说的完整性表述与精心结构方式，试图达到以较小的篇幅容纳较为丰富的思想与文化内涵的艺术效果。

黄青松的《名堂经》则可以看做是一部湘西地区少数民族的村寨历史，他将这种封闭性较强的乡土世界的今昔做了对比，将花桥世界中充满生命欢喜悦乐与悲伤感慨的生死荣辱融入到语词之中，以独特的同时又具有人类共通性的、湘西边地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来标注语词。德国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认为，“人类的历史没有任何意义，深奥的意义仅寓于个别文化的生活历程中。”在《名堂经》的封面上，作者引用了斯宾格勒的这个论断，凸显了其对于兼有民族性与地域性特征的花桥历史与文化价值的高度认同。相比较《马桥词典》而言，《名堂经》更具整体性与逻辑性，作者将这部词典分为三个部分，以故事讲述的方式阐释了湘西花桥世界具有代表性的语词：第一部分为“名卷”，重点列举了与花桥人生活密切相关的人、事、物，使用的是名词，这一部分应该是属于事物表象的词语；第二部分为“堂卷”，介绍花桥世界的风俗人情，使用的是动宾结构的语词；第三部分为“经卷”，重点描述了花桥世界的与鬼神崇拜现象。作者对于“名”“、堂”“经”三卷的湘西互粉，使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风俗人情到等方面对花桥有较为深入的了解，“花桥”作为一个“世界”的整体性得以清晰的展示。

三、语词范畴与指向的相似性与差异性

语言是人类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手段，语音是区分语言种类的标志，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也是不同文化的交流，因此，理解特定语词的功能与含义就成为理解不同语言群体的文化的重要途径，在这个意义上，以词条作为基本形式的小说才更有价值。《马桥词典》与《名堂经》以语词为中心、以语词所赖以形成的社会生活、文化心理等作为描述与分析的主要对象，通过故事来揭示语词在文化中的关键。如果我们对照韩少功与黄青松在作品中所选择的词条，我们会发现，虽然两人的写作目的与写作背景的湘西作家群研究差异，使得他们所关注的对象有所区别，但是两部作品语词所涵盖的社会习俗与历史文化概念的范畴却大致相似。在社会制度上，“马桥”与“花桥”基本上以乡村自治为基础，以国家基层建制为外在的组织形式，传统的村民合议是主要的议事程序。由于社会历史环境的差异，建国前，“花桥”比“马桥”的社会制度更为原始，是以“寨佬”为首的“合款制”。在风物习俗上，两部作品都力图深入到形成原始村寨信仰与禁忌的心理深处，同时探讨这些信仰与禁忌在现代科学的冲击下所体现出的保守与变异。如树神崇拜思想，有“马桥”的“枫鬼“与“花桥”的“树神”，如鬼神禁忌思想，有“马桥“的“背钉”、“走鬼亲”、“嘴煞”、“结草箍”、“磨咒”、“放藤”、“飘魂”，有“花桥”的“踩生”“、取骇”“、山鬼”、“阳胡猖”、“回煞”，等等。在历史文化上，两部作品都涉及了各自村寨从远古直至当代的重要传说与事件，《马桥词典》将马桥人的历史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罗家蛮（“蛮子“），《名堂经》中花桥人的历史甚至上溯至洪水传说与人类再生之前（“齐天水”）。更为重要的是，这两部小说中关于民族或村寨上古历史的记载或传说，具有相互关联的性质，“罗家蛮”曾经是湘西土著居民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曾迁徙至湘西地区居住。在湘西方言中，“罗”、“傩”读音相近，韩少功在作品中指出，“罗人”与土家族人是同宗同源的⑤。

《马桥词典》与《名堂经》在具体的语词选择上也有相似甚至相同之处，这些词语的意义指向与文化内涵相近，它们所体现的村寨历史、文化与社会心理也大体相同。如《马桥词典》中的“台湾”、“神”与《名堂经》中的“台湾佬”、“神”，此外如对机的称谓，马桥人称为“大鸟”，花桥人称为“铁鸟”。韩少功认为，“马桥人的‘神’用来形容一切违反常规与常理的行为。在这里，人们最要紧的是确认人的庸常性质，确认人只能在成规中度日。任何违反成规的行为，从本质上说都不是人的行为，只可能来自冥冥中的莫测之物，来自人力之外的天机和天命。不是神经质（神的第一义），就是神明（神的第二义）。”在马桥的世界中，具有“神”性的人是异类，韩少功用马本义的女人铁香的相关故事来解释马桥人“神”的概念：这个女人异常漂亮，甚至可以闭月羞花，可以使牲畜躁动不安；这个女人异常大胆，无论是对于婚姻还是对于性，都敢于决断敢于表露，她创造了一个词语“打车子”，用来形容男女情事。这样一个女人最终与人私奔饿死山洞也不算奇事，她以独特的存在与死亡，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生动地解释了“神”这个词语的第一义与第二义。《名堂经》中，作者黄青松也细致地解释了“神”在花桥人语汇中的含义，那就是不合常规超越常理。有三类人在花桥属于“神”的范畴：一类是具有“神仙”、“神明”“英雄”意义的“神”，属于花桥原始信仰中的英雄人物与具体超自然力量的人物，如八部大王，对这类“神”的称呼中带着敬畏；一类的“神”性是属于有世俗权势的人，其“神”性随着权利的消长而扩大缩小或归于无有，对这类人的用“神”形容，其中包涵着羡慕，这里的“神”有颐指气使的味道；一类是用来指有钱的人，如清贵百万、狗佬，这类人财大气粗丧失了花桥人朴实厚道的优秀品质，显得与花桥世界格格不入，对这类人，“神”的说法带有羡慕与鄙视交织的心理。在《名堂经》关于“神”的词条中，作者通过狗佬与五俺杯的冲突展现了村寨乡土世界中纯真信仰的消失与道德伦理的崩颓，五俺杯所代表的不惧权势的乡土原始道德在狗佬所象征的金钱崇拜的社会观念的冲击下，渐渐地喜剧性地丧失了。

关于马的成语故事篇7

1.来源种类多样化

（1）来源于文学作品。文学是典故的宝库，许多典故来自文学。讲英语的人常常引用莎士比亚作品里的典故，例如，“that’s all Greek to me”（我对此一窍不通），“all is not gold that glitters ”（好看的东西不一定都有用）等。汉语中常说某人是猪八戒，意思是他很像《西游记》里那个鲁莽粗疏、追求享乐的猪八戒；还有“三顾茅庐”出自《三国演义》，“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出自《红楼梦》等。

（2）来源于神话和传说。整个西方文学和艺术都深受希腊和罗马神话的影响。如“A Herculean task” 指需要巨大的体力或智力才能完成的任务；汉语典故“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等均来自民间传说。

（3）源于。许多英语典故来自基督教《圣经》中的人物或事件，例如“a messiah”（弥赛亚，指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者）来自《圣经・旧约全书》；有些汉语典故如“临时抱佛脚”来自佛教。

（4）源于体育或文娱活动。有些典故来自体育或文娱项目，如英语典故“to not get to first base”（没有取得初步成就）来自美国流行的棒球；汉语典故“马后炮”“ 舍车马，保将帅”与中国象棋有关。

2.结构固定且内涵深刻

英汉典故的结构是约定俗成的，不能随意更改。而且典故意义不能靠单个的字或词来确定，它是整体的，内涵精深，耐人寻味。如“Black Friday”不是字面上的“黑色星期五”，而是“极为不顺利的日子”；“胸有成竹”也不是胸部长出竹子来，而是表示事前有充分而全面的考虑。

3.喻体选取相似

英汉典故中都有以人设喻的，如英语典故“Hamlet ”指复仇者或充满矛盾的人；汉语典故“诸葛亮”指足智多谋的人。以事物设喻的，如英语典故“kick the bucket”表示“一命韬簟钡囊馑迹缓河锏涔省安缀R凰凇痹虮硎疚⒉蛔愕乐意。以地名设喻的，如英语典故“carry coals to Newcastle”指的是“徒劳无益”的意思；而汉语里的“垓下之围”表示“英雄的穷途末路”之意。

二、英汉典故的差异

1. 结构形式上的差异

英语典故的结构非常灵活，构成的字数不固定，有长有短，短则一字，长则一整句。如“Ark”（避难所）、“birds of a feather”（一丘之貉）、“Hair by hair you will pull out the horse’s tail”（矢志不移，定能成功）等。相反，中文典故的结构相对固定，多数为四字结构，只有极少数字数较多或以句子形式出现。如“掩耳盗铃”“ 郑人买履”“ 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等。

2.上的差异

众所周知，东西方的有很大差异。在西方，绝大多数人信奉基督教。《圣经》不仅是宣传教义的经典，而且也是影响人们生活的重要著作。人们在作品或讲话中常常引用《圣经》里的典故。如“the gift of god”（上帝的礼物）比喻聪明或才智，“death in the pot”指暗藏的危险等。佛教是中国信徒较多的宗教，有许多汉语典故来自佛经。如“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比喻罪恶虽重，只要悔改，便有出路；“大彻大悟”形容彻底领悟等。

3.地理环境上的差异

英国本土四面临海，历史上其航海业闻明于世。英语里有许多典故与海水有关。如“spend money like water” 表示“挥金如土”的意思。我国地处亚洲大陆，千百年来人们主要从事农业，因此产生了许多与农耕、土地有关的典故，如“拔苗助长”“沧海桑田”等。

三、小结

总之，英汉典故作为人类共同的语言文化遗产，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由于中英民族在历史、传统、、地理环境等方面的不同，英汉典故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因此在日常的书面或口头交流中，英语学习者对英语典故切忌望文生义，一定要理解其文化背景，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顺利交流的目的。

参考文献：

[1]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英汉语言文化对比[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关于马的成语故事篇8

十九世纪末，东西方各有一位学者几乎同时对指称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各自发表了对本学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论著。这就是德国的弗雷格从哲学和逻辑学角度所作的指称研究和中国的马建忠从语言学角度所作的指称研究。

一　《文通》指称研究的哲学基础

马建忠的指称理论，是他的语言观的核心。他的语言观集中体现在《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的《后序》中：

荀卿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夫曰群者，岂惟群其形乎哉！亦曰群其意耳。而所以群今人之意者则有话，所以群古人之意者则惟字。传曰：“形声相益之谓字。”夫字形之衡从、曲直、邪正、上下、内外、左右，字声之抑扬、开塞、合散、出入、高下、清浊，其变幻莫可端倪。微特同此圆顶方趾散处于五大洲者，其字之祖梵、祖伽卢、祖仓颉，而为左行、为右行、为下行之各不相似而不能群；即同所祖，而世与世相禅，则字形之由圆而方，由繁而简，字声之由舌而齿、而唇，而递相变，群之势亦几于穷且尽矣。然而言语不达者，极九译而辞意相通矣，形声或异者，通训诂而经义孔昭矣。盖所见为不同者，惟此已形已声之字，皆人为之也。而亘古今，塞宇宙，其种之或黄、或白、或紫、或黑之钧是人也，天皆赋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则常探讨画革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若希腊、若辣丁之文词而属比之，见其字别种而句司字，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吾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于是因所同以同夫所不同者，是则此编之所以成也。（《马氏文通》，商务印书馆，1983年，12页，以下仅注页码）

这里，马氏从语言与社会、语言与思维两个关系的角度论证了语法的“天赋”性，其要点是：

1.在思维领域里，人类有着不分种族的、古今一贯的共同的意义世界。

2.语言是人类进行思维（“此心之所以能意”）和交流思维成果（“此意之所以能达”）的工具，语法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能力，“能意”、“能达”是人类社会存在（“能群”）的基本条件，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所在。

3.语言的表层（“已形已声之字”）成分如语音、文字等，各民族间差别很大，因为这些都是“人为”的。然而作为语言的深层——“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的语法，则各民族间的差别达到了最小限度（“其大纲盖无不同”），因为这是“天赋”的。

4.人类的语言能力与思维能力具有天然的联系，是天赋的。

基于以上认识，马氏认为语言是人类创造智慧的惟一工具，他借用“文以载道”的古语来阐说：

天下无一非道，而文以载之，人心莫不有理，而文以明之。然文以载道而非道，文以明理而非理。文者，所以循是而至于所止，而非所止也，故君子学以致其道。（13页）

这就是说，语言既是人类意义世界的表达手段，也是人类意义世界高度抽象化的精华。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我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从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科学工具，马氏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提出：要吸取西方科学文化的精髓，首先要抓住学习语言这一关键，而学习语言的捷径在于学习语法。由此他进一步论证了学习语法对于开发人的智力的巨大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马氏特别强调汉语语法的特殊性表现于“易”，“夫华文之点画结构，视西学之切音虽难，而华文之字法句法，视西文之部分类别，且可以先后倒置以达其意度浓澜者则易。”（13页）这个“易”，根源于汉语把介于思维与语言之间的种种形式的（“部分类别”）变化减少到了最低限度。马氏在整部《文通》中始终注意比较中西语言的这种差异——“中国文字无变”（246页）。他深刻对比了中西两种表面迥异的语言，抓住其中的意义底蕴，所以他坚持人类普遍语法的主张，并以古汉语这种古老、丰富而精密的语言为代表，考察了人类语言中所蕴存的普遍意义世界。

二　指称与言说的对立统一

《文通》通过汉语意义世界的描述而体现它的意义理论。《文通》的目的是向童蒙教授语法，为了便于掌握和运用语法，马氏将科学性与简易性统一起来，找到了指称理论的核心——指称与言说的对立统一，由此建构汉语语法学的体系，这个体系实质上就是汉语语法意义的体系。

实词、虚词的划分，现在已被公认为马氏的首创，而实、虚二分，正是《文通》对语法意义的首层分类。

《文通》说：“夫言者，心之声也，而字者，所以记言也。”（381页）所以，“字”的分类就是语言意义的分类（《文通》“字”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词”）。

《文通》说：“凡字有事理可解者，曰实字。无解而惟以助实字之情态者，曰虚字。实字之类五，虚字之类四。”（19页）综观马氏对实、虚各类字的研究来理解这段话的意思，“事理”应该具体化为“对应于客观世界思维对象的意义”，“助实字之情态”应该具体化为“对应于思维组织的结合剂的意义”。这样，马氏对语法意义的首层分类就可以表解为：

“实字之类五”，表面上是名、代、动、静、状五类并列，实际上马氏将它们别为两类：名代与动静状。

《文通》说：“凡实字以名一切事物者，曰名字，省曰名。”“凡实字用以指名者，曰代字。”“代字之异于名者，名因事物而各殊，代字则所指异而为字则一。……故代字者，不变之名也，用与名同。”(20-21)这是将各代归为一大类。

又说：“故静字与动字两相对待。”（21页）“动静两类字，古人于遣词造句，视同一律，并无偏重也。”“状字原以肖动静之貌，与静字无别。古人于静字状字，统以静字名之。”（286页）这是将动静状三者归为一大类。

又说：“于是记言天下之事物者，则有名字，有代字；记言事物行止之状者，则有静字，有动字。”（381页）“夫事物之可为语者，不外动静两境，故动境语以动字，静境语以静字。”（127页）“行动必由事物而发，而情景亦必附事物而著。”（21页）这是进一步论述指称字（名、代）与言说字（动、静等）的对立统一关系。总之，马氏认为指称与言说是语言反映客观世界的两大基本范畴。马氏对语法意义的第二层分类可概括为下表：

马氏以上所论，是词法（即词汇义的概括与抽象）上的指称与言说。在句法中马氏同样以“指称——言说”作为第二层分类。他说：“句者，所以达心中之意，而意有两端焉：一则所意之事物也，夫事物不能虚意也，一则事物之情或动或静也。意达于外曰词。《说文》云：‘意内而言外曰词。’”“凡以言所为语之事物者，曰起词”“凡以言起词所有之动静者，曰语词。”（24页）“然则句之成也，必有起语两词也明矣。盖意非两端不明，而句非两语不成。”（25页）“起词者，即所志之事物也；语词者，事物之动静也。故欲知句读之所以成，当先知起词、语词之为何。”（385页）这层分类可以表述如下：

据《文通》的论列，“静字先乎名者”及先于名的“他类之字用如静字者”（112页）也是言说，这样，言说义又应细别为二：

孤立的词语，从指称角度说意义不大，指称理论一开始就要求在词语运用中研究指称，《文通》也不例外，它一再强调“是书本旨专论句读，而句读集字所成者也”（15页）。主旨是研究语言的交际单位——句子，语法单位分字、句二级，体例虽以词法为目次分卷，其实是以句法内容贯串其中，词法句法浑然一体而以句法为核心，无论词法句法都以“指称——言说”的对立统一为基础展开研究。

在词法中，如前所述，先分为指称词与言说词两大类，然后再按指称或言说的不同特点分为名、代、动、静、状。这种分类标准后世称为“概括意义”，归根到底，“概括意义”就是指称义和言说义的不同表现。汉语词法学自马氏开创以来一直存在意义、功能（或称“分布”）两种分类标准，其实二者都源于对指称与言说的不同角度的认识，意义标准着重于其内容方面，功能标准着重于其运用方面。后人指责马氏将词类与句法成分一一对应起来，也是误解了马氏从词的运用角度研究其指称意义的做法。

在句法中，马氏运用“指称——陈述”对立统一的观点研究句法结构框架，确立了汉语句子的主谓二分格局，并由此带动了动词研究、短语研究和句型研究，建构了相当丰富而深刻的句法系统。

《文通》将词法句法紧密结合在一起研究，这很容易造成两个层面的混淆，但它得益于上述“指称——言说”两个层面的清醒区分，故总体上能把握住而不相混。它说：“起词者，为所语也；语词者，所为语也。……夫事物之可为语者，不外动静两境，故动境语以动字，静境语以静字，语词必以动、静之字为之者，常也。”（127页）“第二卷之论名字、代字者，所以知起词之所从出也。后四卷之论动字、静字者，所以知语词之所由生也。”（385页）这些都表明它正确区分了“字”与“句”两个层次。当然，在涉及个别问题时，有过一些混淆，这应另文讨论。

三　汉语名词的指称特点

《文通》对“名字”的划分，较他类字的划分范围为宽，几乎包括了一切具有名词功能的词组：“要之名无定式，凡一切单字偶字，以至集字成顿成读，用为起词、止词、司词者，皆可以名名之。”（40页）他把“霍氏之祸”“视同一名”，说“将然之前”、“已然之后”“用与名字无异”；又说“五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江河之所以流”“皆作名字观”（40页）。

显然，马氏正是着眼于这些大大小小的语言单位具有共同本质——指称性，所以把它们统统归入“名字”。在语法上，这样处理确有混淆词法句法之嫌，然而却与哲学家、逻辑学家的处理方法相一致，他们正是把具有指称功能的表达式统称为“名字”，因为这样在指称研究上有它的方便之处。马氏于句子成分中不设“定语”，或许正是因为他把定中词组都“视同一名”了。

名词的再分类，马氏同样依据指称特点。传统西方语法中名词再分类有三种方法：

《文通》借鉴拉丁语法最多，而拉丁语法常用的是(1)(2)两种分类，《文通》恰恰采用了第三种方法，因为专名与通名的对立正是指称理论特别重视的。这不仅是因为专名（《文通》称为“本名”）表示单指，普通名词（《文通》称为“公名”）表示通指，更重要的是普通名词比起专名来所含的描述成分更多而标志成分更少，因而二者在运用中表现的指称功能差异很大。马氏特别注重专名与通名的区分，这与弗雷格开创的西方指称理论不约而同。

对于第三种方法，《文通》也不是全盘照搬，它所吸收的多与指称有关。例如：

公名则分为二：一曰群名，所以称人物之聚者。……一曰通名，所以表事物之色相者，盖离乎体质以为言也。（34页）

“群名”即集合名词，“通名”，即抽象名词，这两类从指称角度看也极为重要，其中抽象名词所涉及的共相问题就构成哲学界关于“本体论承诺”争论的焦点。

又如“名有一字不成词，间加‘有’字以配之者。”（39页）这里所说的“有”，就是后世所谓名词词头。从指称角度看，这种“有”大略有两种作用：一是加在专名之前作为标志；二是加在普通名词之前构成定指名词。前者如“有虞、有夏、有殷、有周”，后者如“有邦”、“有居”、“有政”、“有家”、“有庙”、“有北”、“有梅”。总之，“有”可看作上古的一种定指标志，马氏重视它是有道理的。

马氏还考察了汉语双音化趋势对指称的影响，他说：

古籍中诸名，往往取双字同义者，或两字对待者，较单辞只字，其辞气稍觉浑厚。（38页）

从意义理论的角度看，这种构词法确是很值得研究。两个语素的意义融合会产生微妙的指称效果：(1)内涵的丰富化、外延的专指化：以马氏所举“性命”为例，“性”本是天赋、禀受，可用于万物，“命”指生理的寿夭，也不仅用于人。二者融合为“性命”，不仅有生理的寿夭，还强调人独有的思维、语言、智慧这些人类本性，内涵的多维化，使“性命”只能专用于人。(2)内涵的抽象化、外延的泛指化：如“形”是外形，“容”是容貌，本都是具体名词，但说“形容枯槁”，则不仅有体形，有容颜，更有二者所反映的精神状态，表示一种综合的面貌。马氏说“辞气稍觉浑厚”，就是对这种内涵外延所生变化的正确把握。

马氏还从指称转换的角度考察了古汉语修辞的借代，这就是“用本名为公名”、“用地之公名指人”、“以地之本名指人”（33页）。修辞属于语用层面，以上所论语头属于语素层面，双音并列式词又属于词汇层面，马氏从指称角度把它们统一在一起了。

指称词的另一类——代字，与名字相比，有明显的差异，马氏更有深入细致的考察，此不赘述。

四　言说词转为指称——“名字假借”

“名字假借”是马氏提出来的语法理论。对汉语中这种语法现象，马氏给予特别重视，《文通》收集大量语料进行深入研究，指出它主要发生于“通名”（34页），因为“通名”就是“所以表事物之色相者，盖离乎体质以为言也”（34页），就是说，语言中需要对事物的属性（“色相”）进行指称，这是抽象名词存在的原因。汉语词无形态，动词、形容词等属性词都可以直接用来指称属性本身。这里揭示了汉语的一个根本特点。通观《文通》全书，对于这一问题的论述计有：

1.“名字”节中用将近一半篇幅列举丰富的实例进行论证（34-40页）。

2.“偏次”节中列举大量实例显示了组合关系是言说词转为指称的条件，其例有：

声色之好（90页）／轩冕之赏、斧钺之威、少顷之怒（91页）／山溪之险、兵革之利、颜色之戚、哭泣之哀（92页）／千人之诺诺、一士之谔谔（93页）／军之曲折、一人之誉、一人之毁、棺椁衣衾之美（94页）／鸡豚狗彘之畜（95页）。

3.“静字”节中考察了“静字用如名字”的种种条件与指称特点，如“静字单用如名者，前文必有名以先焉”（114页），“无先焉而静字单用者，则所指人物，必其显然易知者也”（115页），“静字不附名字，而先以‘其’字者，必有所指”（117页）。

4.“散动诸式”节中论到“散动用为止词”、“用如起词”、“用如司词”（222-225页），也是“名字假借”，因为马氏说过“用为起词、止词、司词者，皆可以名名之”（40页）。

5.“也”字节论“‘也’字助动字，所以直指其动字之行，其为用也同乎名。”（340页）也是从指称角度来论证动字“用如名字”的。

马氏所论“用如名字”实际包含了两种情况：(1)动词、形容词的名物化，如“鞍马之勤”、“道途之远”（34页），也就是以上所述对属性进行指称的情况；(2)定语代替定中词组的现象，如“上”、“下”、“贤”、“贵”用以指人（34页）。前者属词类范畴，后者属句法范畴，似不应混为一谈，但马氏是从指称角度看：二者都是言说词在运用中转为指称用法，又都以上下文的组合显示作为必要条件。

《文通》指出汉语词类的这一根本特点后，汉语语法学界整整争论了一百年。三十年代、五十年代两次大讨论似乎否定了马氏的看法，然而进入八十年代之后，随着结构主义缺陷的显露和语法研究向意义的回归，人们反过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马氏的正确。

五　指称词转为言说——“静字假错”

《文通》“静字假借”主要包括两方面：(1)名词作表语；(2)部分名词作定语。语法学界今天已很少有人赞同马氏的看法。但是按照指称理论，马氏的处理是很有道理的。

1.名词作表语

表语，马氏称“表词”，就是形容词谓语和名词谓语。《文通》说：“若语词言起词之何似、何若，状其已然之情者，当以静字为主。静字后乎起词而用作语词，所以断言其为何如也，惟静字为语词，则名曰表词，所以表白其为如何者，亦以别于止词耳。”（26页）“又或表词不用静字，而用名字、代字者，是亦用如静字，以表起词之为何耳。”（26页）这就是说，表语一般由形容词充当。如果由名词充当，那就是“名字用如静字。”“表词”节中又强调说：“表词则概为静字。然有以名字与顿、豆为之者，则必用若静字然。”（127页）例如：

《史·魏其列传》：“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此汉之约也。”“天下者”起词，“高祖天下”，偏正两名也，其表词也。犹云“所谓天下者乃高祖之天下”也，此所谓用如静字也。……《秦策》：“虎者戾虫，人者甘饵也。”“虫”“饵”皆名也，而为表词，用若静字然。（129页）马氏坚持认为名词作表语时词性发生了变化，理由就是这时名词与形容词一样，是“表起词之为何”了，也就是说，这时名词已作为言说词使用，不再指称事物，而是描写主语的属性。现代逻辑学的研究证明了马氏是正确的。金岳霖先生说：“‘孔丘是人’这一命题中的主词的对象，确实是作为客观事物的孔丘；这一命题所肯定的，是这一客观事物有‘人’那样的客观属性。”（《罗素哲学》，金岳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03页）所以说，凡名词作表语，都是名词的言说用法，即无指用法。

当然，马氏虽凭他敏锐的思辨力感觉到了名词的言说用法，却找不到可用的术语来表述，所以只好借用语法术语“用如静字”来比附。

马氏对表词的认识，也有一个失误，这就是表词有“次”。“次”本是“名代诸字”才有的（89页），表词既然已是“静字”，就不应当有“次”。这一失误，根源还在“次”的理论，尤其在“同次”，此应另文讨论。

2.一部分名词作定语

关于这部分“静字假借”，《文通》有两处较为集中的论述，分见于“静字”节和“偏次”节：

更有以公名、本名、代字、动字、状字用如静字者。夫字无定类，是惟作文者有以驱遣之耳。以他类之字用如静字者，如“王道”、“王政”、“臣德”、“臣心”之类。“王”“臣”二字，本公名也，今先于其他公名，则用如静字矣。又“齐桓”、“晋文”、“尧服”、“舜言”之属，“齐”“晋”“尧”“舜”皆本名，今则用如静字。“吾国”、“吾家”、“其言”、“其行”诸语，“吾”“其”二字，皆代字也，今则用如静字。（112页）

《孟公下》：“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犹云“天之时”、“地之利”、“人之和”也，而偏正各次皆奇，合而为偶，故不参“之”字，便于口诵。又《离娄上》：“既竭目力焉”、“既竭耳力焉”。又《离娄下》：“其事则齐桓晋文。”又《公孙丑上》：“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又《万章下》：“君十卿禄。”又“天位”、“天禄”、“天爵”、“人爵”、“冬日”、“夏日”、“鼎肉”、“舆薪”等语，偏正字奇，皆不参“之”字。《庄·应帝王》：“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又《史·赵世家》：“毋为怨府，毋为祸梯。”以上所引，偏正两次皆奇字也，而偏次之用，一如静字，合于正次以成一语，故不参“之”字也。（91-92页）

综合以上两处论述，可知马氏是将这部分“静字假借”现象作为“偏次”的一种情况来处理的。至于“偏次”究竟在什么条件下才“用如静字”，马氏虽未明确界定，但若将以上两处论述置于《文通》在词语运用中研究指称的整个理论框架之内来考察，还是可以寻出他的思想脉络：大体上马氏认为符合以下两个条件的名字才是用如静字：(1)一个名词在前修饰后一名词“以言事物之如何”；(2)与后面的名词合成“一语”，即凝固为一个整体，其间不再插入“之”字。

今天我们自然有足够的术语将以上的意思表述得更精确一些：(1)这个前附的名词只以其内涵发挥作用而不再以其外延发挥作用，从逻辑学上说这是内涵用法，从指称理论说这是无指用法，以大家熟知的上述“王道”为例，“王道”与“道”的差别在于前者是种概念，后者是属概念，前者是对后者进行概念限制而推演出来，所增加的内涵正是“王”所表达的属性。如果将“王道”转化为命题，则只能转化为性质命题，即金岳霖先生所谓“主谓词式的命题”（《罗素哲学》103页）。(2)“王道”严格说来已经不等于“王之道”，“王”已不指称现实世界“王”这种对象，其意义略等于“足以王天下的”。从语法上说，“王道”的“王”已不能单说，已经语素化了，“王道”不应再看成偏正词组，而应看成附加式合成词。

关于代词，其指称本较复杂，马氏论其“用如静字”失误也多。简言之，人称代词作定语总是表领属和范围，而这两类定语都是有指的，故马氏认为“吾”、“其”可以“用如静字”是不妥的。当然“其”还有指示代词用法，但指示代词也不存在“用如静字”问题，因为它们仅仅是指示而已，不表属性（不能“言事物之如何”，仅仅可以无指而已）。《文通》认为“用如静字”的代词还有一个“何”（77页），这是正确的，因为“何”用于附名，确可以无指而言说某种虚拟的属性。

至于“动字”、“状字”，本是言说词，这里暂不详论。

总而言之，《文通》“字类假借”的理论，反映了汉语中词语在句中使用时指称用法和言说用法的灵活转换，这确是汉语语法的根本特点之一，马氏也确是深得其中底蕴，故字里行间颇为自信。可惜由于他是在语法中来讲指称，借用语法术语来表述，缺少一套专门的指称术语，所以不免显得模糊且多有失误，这是《文通》整个指称理论的缺陷，也是后人不易认识其精华的原因。

《文通》的语法研究，总体上既有现成的西方传统语法体系作为借鉴，又有我国古代语法思想可以继承；然而关于指称研究，却基本上是在无可借鉴的情况下进行的，惟其如此，其指称理论就更具中西合璧的特色，既带有西方那种重分析、重形式、重实证、重逻辑的科学思辨，更带有东方的重综合、重内容、重联系、重价值、重整体把握的朴素的辩证思维。马建忠的指称研究，更富于建设性，从而启迪时人去吸取西方学术的先进思想，终于在中国学术中开创了现代语法学这一崭新的学科。

【参考文献】

1　车铭洲　1989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四川人民出版社。

2　牟博　1995　《关于名称的指称功能问题》，《哲学研究》12期。

3　陆俭明　1993　《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4　涂纪亮　1993　《英美语言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