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乡变化的作文范文

关于家乡变化的作文篇1

    现代化在改变人们衣食住行的同时,也带来了思想与意识的强大冲击。资讯流动促进了社会变迁,而电视、互联网等现代传播媒介更是深刻改变了人们的乡土意识和传统的价值观念。原本以乡土文化为载体,以淳朴、善良、亲情和伦常为乡土文化核心的生存价值理念在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现代价值理念的冲击下渐渐远离人们的生活,消逝在城市化的狂浪中。由于乡村文化价值无法与现代化的发展要求相一致,越来越边缘化便成为其最终的归宿。与此同时,具有一定知识和素养的乡村知识分子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纷纷逃离乡土,加之乡村学校教育的落后和对乡土文化的忽视,造成乡土文化不仅失去了生产与传播的主体,更失去了传承的载体。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文明古国、农业大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丰富的乡土文化资源,乡土文化的传承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文试图通过一个亲身实践的另类的乡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社会工作案例来阐释运用整合的社会工作方法推动乡土文化传承的可行性和优势所在,为关注乡土文化传承的研究学者和实务行动者提供借鉴。

    一、共识与困境:乡土文化传承的综述

    费孝通(1998)深入中国社会的基层,用“乡土性”来概括中国的社会特征,他指出中国的社会生活与泥土息息相关,人们具有浓厚的乡土意识;在讲究礼俗的社会里,规范人们行为的不是法则、规范,而是人情、习俗;中国的社会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差序格局”,“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他们活动范围有着地域上的限制,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是一个熟悉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学者于建嵘(2001)认为乡土具有文化意义,强调与传统农耕文明相联系的社会特性。

    不同学者对乡土文化的界定是不一样的。朱方长、李红琼(2005)从乡土文化产生的基础与主体的角度分析,认为乡土文化是一种生发于农业社会,蕴含于中国文化传统之内的农民文化传统,由方言、风俗、观念、信仰、宗教、社会组织等“文化因子”通过世世代代的相传和积淀逐步形成,农耕文化是乡土文化的本质。廖亚辉(2005)从乡土文化的内容及特点出发,认为乡土文化是在血缘或宗法式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形成的,强调“礼”的重要性,在内容上以等级制度和家族家法制度为主。乡土文化保守而封闭,是一种融礼治文化、家族文化与安土重迁文化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黄文彩(2009)在乡土文化的呈现方式上有所突破,认为乡土文化包括有形与无形两种形式。有形乡土文化是指乡土各种生活用具和生活设施等有形的文化载体,无形乡土文化则包括价值观、传统风俗、民间艺术等文化形式。谈朝晖(2006)从农村与城市的地域差异出发,指出乡土文化是当地人民在与客观生活劳作环境长期相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兼具中华民族的共性与地方特色的民风、民俗、价值观和社会意识等。他将城市文明作为参照,凡是在中国范围内,具有鲜明地域特征,有别于城市文明的文化即是乡土文化。

    在乡土文化的研究领域,文化流失已经成为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研究文化流失的影响。有学者侧重乡土文化主体的研究,认为农民是乡土文化活动参与和传承的主群体,也是新农村建设内生本源的主体,对乡土文化的忽视会削弱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力量(刘广宇,2007)。刘铁芳(2008)也认为乡土文化的流失将导致传承主体的文化认同困境,代表先进文明的城市外来文化的冲击导致乡土文化秩序的土崩瓦解,乡村文化的边缘化直接导致了乡村青少年对乡土文化的冷漠,在精神上没有文化寄托。廖亚辉(2005)从文化功能的角度出发,强调乡土文化对乡村社会的稳定作用,认为城市文明的冲击,经济观念的强化、家庭意识的淡化以及恋土情节的弱化等会影响农村的社会结构,动摇农村社会的稳定基础。黄文彩(2009)侧重文化保护的重要性,认为城市化与现代化加速了乡土文化的败落。由于生产方式、思想观念的演变,乡村中古老的民俗风情、道德理念也濒临瓦解。一旦乡土文化得不到保护,优秀的民间艺术、传统技艺、农耕文明将濒临灭绝。在学者中有着这样一种共识,乡土文化流失对乡村社区的日常生活乃至延续发展都具有深远的负面影响。

    在乡土文化传承方面,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领域,关注教育与文化的关联、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关系等;学者普遍认同将家庭、学校和社区作为文化传承的主要场域,教育则是文化传承的主要途径。冯增俊(2001)关注教育与人类文化的关系,将教育上升为文化传承重要途径的高度,认为只有教育才能让文化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要实现文化的传承,必须把教育作为重要的载体和途径,通过教育来发展文化,传承文化、整合文化。王军(2006)认为文化知识的传承是通过教育来实现的,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是使个人智力与非智力因素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中得以发展的必要手段。曹能秀与王凌(2009)梳理了教育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指出民族文化传承可以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区教育等三种形式来完成,强调通过教育实现文化传承的方式是多样化的。在三种传承方式中,黄胜(2009)着重强调了学校教育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因其具有目的性、组织性、计划性以及普及性、大众性、广泛性等特点。王润平(2004)注重传承方式的创新和改进,指出中国的文化传承应从自足式单一传承到参与式多样化传承,从全面泛化传承到有限强化传承,从正向传承到某种程度的反向传承,从机械传承到有机传承,从依赖性传承到建构性传承。

    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国外也有学者针对乡土文化传承的问题展开研究。有学者针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农民身份认同感普遍缺失的问题,强调应该重视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要让具有现代思想的农民通过乡土文化来明确自己多重的身份(汉娜?威特曼,2007)。国外的研究中,学校教育依然被认为是对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的方式,埃德加?莫兰(1999)认为文化会不断被创造和再生,因此文化需要被传输、教授与学习,通过个体身上的学习、再生,从而实现文化的自我延续和发展,确保其异质性与多样性。有学者从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的关系出发,认为在任何社会中主流文化与地方文化之间都不应是一种相互排斥的关系,而应是交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同时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去文化”现象不是教育期望的结果,学校教育应调节好地方文化与习得的主流文化的差异(威廉F.派纳、威廉M.雷诺兹等,2003)。还有研究从文化与社会变迁的观点出发,认为地方文化要与全球化的大背景相适应,全球化、技术化、网络化确实对地方文化带来冲击,但是地方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要与其他文化和领域进行交流,促进自身的发展,与时俱进;地方文化不应该成为博物馆里的静态展品,它是活生生的动态的演绎,也需要创造性地改变以应对外界的变化,文化的变迁将继续保留其原有的身份与价值(温迪?格里斯沃尔德,1999)。国外的研究多强调尊重文化多样性,对与文化传承的方式和途径的研究多集中在学校教育。

    乡土文化流失的负面影响成为该领域的学者普遍的担忧,而加强乡土文化传承的迫切性与重要性更是一种共识。但是,学界对于乡土文化传承和保护的具体措施和方法却多集中于家庭和学校教育。根据我国国情,家庭结构在乡村正在经历着演变,主要承担传承教育责任的父母一辈出于生计需外出打工,空心化的趋势不容忽视,因此通过家庭教育来传承乡土文化的途径有待商榷。另一方面,学校在“唯分数主义”和“唯升学主义”的大旗帜下,多侧重应试教育,对于文化的传播并不注重,更别提被主流文化视为“愚昧落后”的乡土文化了。而且,在师资严重缺乏的乡村地区,文化教育的推行更加举步维艰,乡土文化的传承陷入了困境。鉴于此,寻求一种有别于传统家庭和学校教育模式的另类的乡村文化传承方式、摸索我国乡村文化传承保护的新模式迫在眉睫。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起初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所导致的现代农业对环境的破坏为目的,然而在发展过程中被其他学者所借鉴和引申。其中,费边社会主义者亚瑟(Arthur)对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他创造了生态系统概念,并把有机界和无机界都置于一个复杂的唯物主义合成体之中(约翰?B福斯特,2004)。生态系统的视角启发我们将宏观自然社会环境与社区日常生活辩证地统一起来思考,面对生态环境中人的问题,静态单向度的结构功能分析忽视了主体与环境的有机联系,强调应该借助生态中人的视角重新审视困扰个体的社会政治生态根源,逐步回归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及社区为本的社会工作,以便系统整合地回应贫困及不可持续发展等关乎民生的重大议题(张和清,2001)。

    笔者发现,以往的研究将乡土文化流失与其背后深刻的社会政治根源割裂开来,把乡土社区文化流失当做社区本身的问题,因此难以回应乡土文化的流逝和没落。相信乡土文化有其珍贵的价值,更相信文化流失不只是社区的问题,不只是社区个人的问题。本文将以亲身经历的文化保护实践为基础,探讨生态系统视角下运用整合的社会工作方法1传承和保护乡土文化的可能性。

    二、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在文献法的基础上,主要采用民族志田野调查法,强调研究场景的自然性和真实性,以提高研究的解释性和推广性。

    (一)文献研究

关于家乡变化的作文篇2

关键词：社会转型；精神家园；人文关怀

贾平凹是一个时刻都背负着精神重负的作家，他的小说创作表现出追寻精神家园的强烈意味，从文化寻根、人性反思、都市文化批判到超越乡土与都市文化而直探人类文明本源，作家进行精神探索的心路历程在其小说创作中留下深深的印痕。贾平凹这些年来在反思现代性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精神或心理轨迹，其中既有绝望的批判，又有矛盾而困惑的进退两难，从中传达出现代人精神无处扎根的感伤与茫然以及失去精神家园的焦虑，贾平凹的精神探索和文化价值追寻充满矛盾困惑和走向迷茫虚无，这其中蕴涵着贾平凹的文化人格及其内在矛盾冲突。

一、营造精神的乡土

阎连科曾深有感触地谈到：“作家精神的故乡，就是产生一个作家独有的一种精神的那块土地。我们只有找到了那块土地，才能使我们的种子在那里种植和结果。贾平凹也深怀感念地说：“商州成全了我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商州成了他创作的根据地，他产生了这么一个妄想：“以商州作为一个点，详细地考察它，研究它，从而得出中国农村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以及这个大干世界里的人的生活、情绪、心理结构变化的轨迹。在时代变化不息的思潮里，贾平凹始终在自己的世界中开拓对于人生和生命的理解，坚持着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商州不仅是生养他的故乡，也是他的文学创作沃土。商州不仅成为贾平凹认识世界、历史、人生的一个法门，而且还是贾平凹精神世界的一个“乌托邦”。故乡永远是人类心灵的家园。“故土”和“家园”的回忆已不仅是一种心灵获得暂时安慰的手段，更是一种获得力量的途径。贾平凹从小在农村生活了19年，长大后，读书写作进城，城市文明使他有了新的视角。在极大的变化和文明反差中，回视曾经生长的乡土，乡土迫使他逃离，乡土又令他魂牵梦绕。在告别乡土的过程中徘徊反顾，寄情于村野，托志于乡情，从乡土文明中挖掘理想的生存方式和生命形式，商州世界与他的生命有着一种内在的交融与对应，商州情结内化为一种价值观念，成为他观照和反思都市生态的参照尺度，贾平凹在困惑与浮躁中构筑着自己心中的商州乡土圣地，以此对抗现代文明，坚守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贾平凹的《山地笔记》就带着浓厚的乡恋情结，以充满真挚与热情的孩子般清澈的眼光回望滋育他成长的苦难而饱含温情的故乡母亲，用散淡纡漫的笔调创造了温情脉脉的田园般的商州乡土氛围，向人们讲述着一个个温馨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初发表的《好了歌》、《二月杏》、《厦屋婆悼文》、《晚唱》等反思讽喻型作品受到的批判让贾平凹感到异样茫然，也促使他寻找创作上的变化，他找到了“心灵根据地”，用“商州系列”构筑乌托邦式的商州世界，并进行文体试验，刻意追求形式的自觉，把拙厚、古朴、旷远的美好追求与中国农业文化的优美之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现了乡风民习的挚爱和对纯朴人性的赞美。从此，他魂归商州，从商州故土及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文化之根和精神家园。随后，贾平凹一方面进行文化寻根，另一方面反映时代的变革。《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浮躁》这四部反映农村生活变动的小说在普通农民浸着古风的日常生活情态中，通过商州农村变革与传统文化人格的冲突，传达出时代变革的律动。对变动着现实关系的态度，最直接地牵动着人们对传统的态度，对于商州，贾平凹有着复杂的感情，从文化的依恋走向文化的批判，又努力在文化批判中寻找着文化的精魂。

二、失园者的焦虑

20世纪90年代以来贾平凹的小说创作表现出对失落的家园的苦苦追寻。贾平凹浮躁不安的灵魂在乡村文化和城市文化之间飘荡，不断地寻寻觅觅以安妥自己的灵魂。从《废都》开始，透露出一股浓重的迷失家园的沮丧感。《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秦腔》和《高兴》这些长篇小说表现出贾平凹对精神归宿的痛苦追寻。

与其说《废都》表达的是作家一种文化批判态度，不如说是作家对失落的精神家园的痛苦追寻。《废都》中的庄之蝶集迷醉与清醒于一身。小说主人公庄之蝶在“废都”中由颓废而不甘沉沦到迷途，则代表了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精神焦虑。庄之蝶对自己也有清醒的认识，也想有所作为：“我觉得我并没有完，将有好的文章叫我写出来，写作或许能解脱我”，他不止一次地呼喊“我要写书啊！我是作家，我很想静下心来写我的书！”，身为知识分子而无法实现自身价值的痛苦、无奈、酸楚溢于言表。他想抗争，却无法突围和超越自我，最后却在温柔乡里难以自拔，放纵肉欲，寻找感官刺激，他失去了麻木，在放浪形骸、自暴自弃中实现自我消解，结果，他毁了自己，也毁了他所爱的女人，庄之蝶最后试图逃离西京，隐喻着他企望精神突围和灵魂自救，却中风倒在车站，他的出走并没有找到精神归宿。庄之蝶对人生的痛苦和焦虑，暴露了一个病态而痛苦的真实灵魂和作家心灵的痛苦无助、精神的迷茫，对现实的困惑失去精神家园的悲凉，《废都》表达出对现代人失去精神家园的焦灼。

《废都》还通过牛的境遇表现出强烈的“生存焦虑”，牛的话语背后是无比的苍凉、孤独和寂寞，灵魂的无所依靠，精神的无所寄托。牛哲理性的话语提醒现代人因脱离自然的天性而导致的人种和身体病变。作家是借牛对现代城市文明进行反思，站在农耕文化的基点上来批判、否定城市文明，以警诫世人对城市生活方式的盲目崇拜和迷恋，防止人的本真生存价值的丧失，“作者对当代城市文化的一种悲怨、失望之情，而愈益反衬出作者的乡村、自然、田园情结之浓烈，寻找精神家园的焦灼。”

如果说《废都》表现了贾平凹对失去精神家园的痛苦与悲怆，《白夜》则表达了作家追寻精神家园而不得的悲哀。《白夜》写了在物欲横流的现世中一批小人物的抗争与沉浮、寻求与悲欢及他们殊途同归的悲剧命运。以颜铭等为代表的对现实物质生活的追求与失败，和以虞白等为代表的精神贵族们的悲凉和孤独的命运，而兼具白天与黑夜即雅与俗双重性格特征的夜郎试图超越自我再生，却像精卫填海那样成为非人非鸟，找不到应有的精神归宿，他们都在都市之海中浮沉、挣扎着。《白夜》寄寓了作家深切的人生感受和严肃思考，注目于当代文化转型中人们的生存困境和灵魂的痛楚与蜕变，探寻的悲剧表达了作者深重的忧世情怀和内在精神的彷徨。

在《废都》、《白夜》这两部以西京城为背景的长篇里，贾平凹对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和现代城市文明进行了不遗余力的价值批判，尤其是深刻地揭示了人们置身于当下消费社会中精神异化、无家可归的生存处境。于是，作家把目光投向了城市与乡村的交界地——仁厚村。《土门》写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冲突，寄寓着作者对理想生存方式的思考与追求。《土门》通过成义的毁灭和仁厚村的消失，真实地再现了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胜利，仁厚村的必然消亡象征着农业文明的没落，整个西京城在物欲支配下呈现出的冷酷与浮躁，作者同时展开对现代城市文明和传统农耕文化的双重批判。城乡文明都是残缺的世界，理想的生存家园在哪里呢？作品提到了神禾塬，它是一个理想的生态乌托邦，作者在寻求一种独立、健全的文化理想来调和乡土与都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立冲突。然而，无家可归如丧家之犬的仁厚村人在寻找生存的归宿，梅林找到的却是母亲的子宫，“呵，我们没有家园了，不是真正的家园而暂居这里的阿冰也没有了家园和生命。真正的狗没有了，我们成了又一群丧家的犬，我们将到何处去，何处将怎么等待着我们呢？”这种慨叹，传达出的是双重文明意义上的无家感。人们在寻找新的家园，然而却又疑惑、茫然。乡村城市化，既可以反映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也能表现人的选择的困惑。“《土门》把背景放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揭示了乡村的城市化问题，对城市文明的野蛮无情和乡村文明的保守落后进行了双向批判，同时表现出在传统与现代相冲突的时下，人们的选择与困惑。作者既认识到城市文明的发展标志着时代的进步，却又满怀对城市文明侵吞传统农耕文明的焦虑。

《土门》和《高老庄》是贾平凹精神旅途中的两部重要作品，集中体现了社会转型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以及中国人普遍的无归宿感，留下了作家心灵探索的轨迹，他在城与乡之间挣扎着，寻找着。作为精神上“被抛于都市”的作家，贾平凹痛切地感到寻觅精神家园和灵魂栖所的重要，尤其是坚守文化理想与寻求精神超越的重要。因而，贾平凹创作《高老庄》，进一步在文化选择的困惑与矛盾中寻找文化理想与精神家园。回到高老庄是人们在城市与城郊寻找精神归宿而不得之后的无奈之举。《高老庄》展示文化的冲突，进行文化的审视和反思。《高老庄》体现了贾平凹精神还乡的尴尬，诗意的乡村看不见了。《高老庄》暴露了存在于贾平凹精神深处的一种文化迷茫和困惑。他留恋着乡村，但又痛感它的种种弊害，乡村严峻的真实在他笔下流出，揭示着人种退化和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表现的是作家对于人类生存的一种焦虑与忧患。从都市里进行精神突围的子路回到《高老庄》仍逃不出精神重围，子路又要回城了，要出走了，要再度去继续他的精神漂泊和文化追寻，家园不在，正映衬着精神上渴望家园存在的巨大心灵伤痛。子路的还乡是贾平凹长期以来致力于寻找人类精神家园的一种艺术的呈现，子路与传统文化的决裂，寓含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贾平凹的文化选择的矛盾与困惑，这意味着创作《高老庄》时的贾平凹是痛苦的，进退失据，但还无法摆脱内心的精神困境。这种回归与逃离的悖论，是一切具有怀乡情调的乡土作家所面临的难题，也是贾平凹创作中长期存在的难题之一。一方面，他对乡村的民间传统和精神文化充满着眷恋，另一方面，又对传统文化的弊端充满着失望。

贾平凹在《怀念狼》中表达了对于现代人生命力萎缩和精神危机的焦虑。作品表现出一种人类生存、人存在的焦虑，一种生命的困惑与恐惧，甚至一种人类生存的荒谬感。“寻找狼”的过程本来出于保护目的，最终变成对狼的杀戳过程。这一过程却尽显现代物质文明面对自然和人类生命本真的无奈和尴尬。作家正是出于对人类文明走向的忧患意识，对人类自身的生命状态的改善和强化表现出深切关注。《怀念狼》是贾平凹20世纪90年代思想矛盾和精神冲突的一个继续，作品视野投向了更广阔的境地，作家由对现实的忧患与批判转向了对人类环境与生存的忧患与批判，这应该说是贾平凹文化关注的深入，是他自觉的文化探寻领域的扩展。展现出作家对人类文明的疑虑和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关注，隐含了作家对当下人类困境的忧虑和对东方“天人合一”观的怀念。

真正宣布了乡土家园失去的是《秦腔》。“《秦腔》是贾平凹行将逝去的故乡的纪念碑，也是他漫长的精神旅途上的里程碑，它记载着作家30年寻找的心路历程，也标志着他一贯视为精神家园的乡土故乡的失去。在《秦腔》中读者能感受到作者面对30年来农村变化时精神与情感上的强烈困惑。经历着情感的困惑与悲虑，作为精神流浪者的作家在为自己寻找一种心灵栖息，他把最后的目光投向了哺育他成长的故乡，当他面对以往的熟悉时，竟然惊恐，再也找不到以前的那种慰藉，作者对变化着的时代有惊恐感，对乡村世界及其文化即将消失这一事实怀着惊恐。贾平凹写作《秦腔》时满怀着内心的惶惑和悲怆，他复原了这个世界，却对这个世界不安心，对故土的现状和未来充满迷茫。

乡土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发展到今天正在经受着深刻的裂变，当下的农村，不可避免遭受着现代化、城市化浪潮的冲击，新一代农村也不可避免要面临古老的农耕文化的解体，现代化带给人民的，不仅仅是幸福的承诺，它被遮蔽的灾难时时在其进程中显露出来，现代化不是令农民失去家园便是直接摧毁文化传统，它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深的精神困境，表现出极大的矛盾性，处于两难境地。贾平凹一直关注乡土精神的变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展示乡村文化的尴尬境地，对正在蜕变的乡土精神流露出深深的忧虑，家园已被摧毁，还乡寻根的可能性正逐步丧失，精神家园已失却，使作家感到滞重、困惑与绝望，贾平凹在《秦腔》中写出了处于式微瓦解状态的乡村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凭吊和惋惜，这表现了贾平凹对都市对乡村的冲击，现代对传统的侵蚀的深深忧虑，表达了他思索和展示文化转型所致的思想困惑和价值冲突。

作家对于当代中国农村的观察分析与思考担忧，形象地反映在其对清风街乡民的生活描写中，小说以凝重的笔触对当下农村作了全景式的展示，贾平凹为家乡立的这块碑文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贾平凹在矛盾和痛苦的心态中，讲述故乡的现实，讲述乡亲在现实中的转变，集中表现了改革开放中乡村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和传统格局巨大、深刻变化。作品讲述了农民从土地剥离的解脱与无奈，失落与无助，期待与努力。现代人与土地的关系正在面临着破裂和毁灭。作者寻根的过程其实也是失去根的哀叹，就像一曲绝唱。秦腔成为一种与农业文明相联系的精神情感的载体，是传统文化的精神符号。秦腔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精神意向消失，是一种纠结太多矛盾的尴尬。夏天智、白雪、王老师等对秦腔精神的坚守也无法挽回秦腔衰落的局面。贾平凹很关注社会变革对农民的传统心理与价值观念所产生的强烈撞击以及引发的后果，“小说表现了作者对传统村社文化的“仁义礼智”的精神的失落和现代商业文明的急功近利行为的茫然。”深爱着故土的作家内心已蒙上了一层浓重的感伤与困惑，贾平凹的乡土情结经历了一个感伤与焦灼的阵痛，《秦腔》表达出乡村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带给人们的生命情感的无归宿和精神飘游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困惑、眷恋与挽留、叹息，表达了对现代人失去精神家园的焦虑。

如果说《秦腔》展开的是一群在家园中生活的农民，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在自己的土地上一步步挣扎的心灵故事的话，那么《高兴》无疑是在继续追寻这些开始脱离自己的土地到城里谋生的农民的心灵之旅。贾平凹诠释的是农民工在城市里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流浪、漂泊。都市的扩张和现代文明的侵蚀，使乡村的可耕土地越来越少。生存困境和都市的诱惑，使这些身份难以确定人开始了都市的漂泊生涯。他们离开故乡便开始了身体与灵魂的飘泊，他们靠捡破烂维持生计，在城市中艰难地生存。作品着重描写了小人物刘高兴的悲喜剧。刘高兴努力地活着，想使自己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城里人，刘高兴在坚韧中享受生命的自在和生活的情趣，内心却隐藏着深深的伤感、落寞与悲凉。作为光棍汉的刘高兴，他来城市的目的，除了找到另一个肾、挣了钱做城里人，另一个目的是寻找他的爱情。可那仅有的浪漫是沉重的，颜色灰暗，迷茫痛苦。刘高兴为这一份不太可能成为婚姻的爱情付出了全部，甚至同伴五富的生命。失去了五富，刘高兴仍然在城市漂着。农民所具有的坚韧性又使他毅然、决然地继续留在这个城市里“去不去韦达公司，我也会呆在这个城里的，遗憾五富死了，再不能做伴”刘高兴在以后的日子里还能得到什么？他以后真的能成为城里人吗？能寻回自己的精神家园吗？值得深思。

三、魂归何处

贾平凹的文学创作是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国文学转型的背景下进行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背景作为文学的时代条件，它们的丰富性必然在历史转折时代尤为明显。时下正处于社会转型，改革开放进入发展的新时期，出现了更加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他焦躁不安的灵魂时刻在历史和现实、现代和传统之间游移不定与漂泊，从特有的中国文化困境中作艰难文化选择和反思。贾平凹执著精神家园的求索和追寻，随着贾平凹对时代、人生感悟的日渐成熟，他在小说中表现的追寻家园的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贾平凹在20世纪80年代魂系商州，曾诚挚地咏唱传统乡土文化的一切美好因素，对冲击、侵蚀传统乡土文化的现代文明有害成分予以坚决地拒绝与否定。也正是这浓郁、深厚的乡土情感，又使作家后来对给乡村带来物质丰富的现代文明逐渐予以认同，对阻碍乡土社会向前发展的传统文化中负面因子予以理性审视与批判。这矛盾的心态使得作家面对乡土时感觉迷惘，在追寻安妥灵魂的精神家园时产生了困惑。随着时代的变革，作家的精神自我、文化心理和价值，其实也自觉地在发生极大变化，所有这些都难免造成作家创作的转移变异性以及审美价值取向上的矛盾性。在这个新旧交替、一切都处于变动中的时代里，困惑正是生活的普遍特征，贾平凹经历着社会转型期、文化蜕变期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大阵痛，作家的困惑也是时代的困惑。“贾平凹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都市和乡村题材小说体现出对城乡文明的双向审视、抉择与否定。他承认都市文明是历史的发展方向，但都市本身的种种弊病又使他不能不对其予以排斥；他看到了乡村文明的岌岌可危，却又本能地系心于乡土。矛盾、困惑是这一时期的主色调。“贾平凹在商州和西京、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之间，贾平凹在艰难地游走和选择，他的作品越到后来越是苦闷的象征。从《废都》到《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秦腔》和《高兴》，作品中都弥漫着一种迷惘、徘徊、失望甚至绝望的情调，作家在迷茫中努力寻求人类精神归宿之地，追寻失落的精神家园。在对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双向批判和扬弃中寻找着灵魂的栖居，这注定是现代人无法找到却永远在追寻的精神漂泊。

关于家乡变化的作文篇3

范小青把这种弥漫于城乡之间奔波的人群中的“力”，艺术地表现为一瓶“香薰精油”的诱惑，避开了生活的沉重以及为了生存所可能产生的非道德的冲动，在喧嚣混杂的城市生活中看到了朴素的人心与简单的生活要求。《城乡简史》中的城里人在捐赠自己的图书时，丢了一个账本，这个账本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就是记载着他的日常生活开销和花费，后来这个账本被乡下人王才获得，账本中记载的一瓶四百七十五元钱的香薰精油，引发了王才进城的冲动，他要到城里去看看这么贵的“香薰精油”到底是什么东西。到了城里后王才做的是收旧货的工作，他发现城里真是好啊，菜场里有好多青菜叶子可以拣回来吃，也可以拣到鱼吃，他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一瓶香薰精油”所象征的显然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它诱导着乡下人王才走进了城里。在这个过程中，一种朴素的、简单的生活愿望连结起了城与乡，我们看到的是卑微中快乐的“人心”的满足。可是进城后乡下人也有他们的痛苦和生活给他们带来的沉重压力。有些作家笔下的“乡下人”进城后，在异质的生活环境中，为了生存做出了许多非道德甚至违法的事，让人备感苍凉和哀戚。范小青笔下的老胡在神经质的“自我想象”中折磨着自己，凡是在他身边发生的那类“偷自行车”、“偷吃熟菜”以及“家庭失窃”等等行为都会对他的心理造成影响，认为大家都在怀疑是他做的，不仅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而且害得他多次丢了自己的工作。

老胡自我想象的折磨过程实际上是一颗善良、质朴的心灵与喧嚣混乱的外部世界的不协调产生的深刻矛盾，当警察抓到真正的当事人时，老胡激动地对警察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你们终于来了，我终于可以安心了，这么多年我没睡过一个安稳觉”。这发自内心的话语所表达的正是一个乡下人祈求自我“安心”的美好愿望，“安心”就是保持自己淳朴的本性，保持自己做人的尊严。作者通过老胡的内心变化也曲折地表达了对于非道德冲动行为的谴责。《父亲还在渔隐街》所表达的也是对温暖人性的肯定和赞扬。娟子的父亲进城后就再没有回到乡下，但每个月都寄回维持娟子和母亲的生活费用。当娟子突然和“电话中”的父亲失去联系，决定到城里寻找自己的父亲时，她遭遇了一个个在生活中奔波、挣扎的乡下人那质朴、温暖的心灵，她虽然没有找到自己的父亲，但却找到了人世间最为珍贵的东西———善良和相互扶持在世间行走的关爱。正如娟子拉着小哑巴的手时那种深入骨髓的感受:“小哑巴的手软软的，一股暖意一直通达到娟子冰冷的心间，娟子注视着小哑巴的眼睛，她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父亲的影子，娟子忽然觉得，那个始终在电话里出现的父亲忽然间贴近了，真实了。”她从小哑巴身上，感受到了父亲的气息。这种感受弥漫在她的周围，她所接触到的李秋香等人似乎都与“父亲”有着看不见、摸不到的联系，但都通过对她的“关爱”联系在了一起，这个看不见的“父亲”正是进城后的乡下人内心所保持的对一个陌生女孩的爱意。世界在不断地变化，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可能带来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在这种变动中，一个人也可能做出一些后悔的事情，但对于爱、对于人的善良本性的坚持，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珍贵的东西，它虽然柔弱，却有着巨大的力量，它能使草地变绿，天空变蓝，空气变得新鲜，世界变得美好。

城乡之间的流动，使乡下人走进城里，也必然带来乡下人和城里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乡下人进城”后，城里人会怎样对待他们呢?范小青看到了“城里人”和“乡下人”所可能产生的差异和矛盾，但她没有在作品中着力去表达这种矛盾所可能带来的人物命运的变化及其痛苦，仍然以她温柔的眼睛去发现“人心”的柔软，发现那种善良的情感对人的抚慰，当然，善良、同情、爱等情感在转化为行动的过程中也会遭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挫折，甚至带来内心的悲凉和酸意，但那种柔软的人性力量则仍然像无处不在的阳光，让人感受到生命之间的密切关联。在《低头思故乡》中的城里人姚一晃喜欢看电视新闻，在电视新闻里看到了令人心酸的一个故事:农民工在垃圾箱里拣那些被城里人扔掉的月饼，目的就是要尝尝月饼的滋味。姚一晃看到这个故事后心里酸酸的，他决心在下一年中秋的时候，自己花钱去买一些月饼，送给那些不能回家和亲人团聚的农民工兄弟。在这一想法的实施过程中，虽然遭遇了种种不尽人意的事情，但姚一晃内心的这种情感却联结起了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的“心”，“月饼”的香甜浸漫在生活的过程中，让人理解了城里人和乡下人都有的对生活的美好想象。当然“城里人”与“乡下人”由于生活方式、文化背景的差异，彼此之间也会产生冲突和隔膜，但在社会变动的大格局中，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城里人和乡下人之间都会有着无法隔断的关系，就像《这鸟，像人一样说话》所描述的那样。在《这鸟，像人一样说话》中，居民小区中丢失了东西，人们都怀疑是民工所为，就设置了种种规则，不让民工进入小区。其结果是一场误会，收旧货的“老五”则在万般无奈中回到了乡下，他虽然离开了，但其收旧货的“声音”却由一只鸟模仿并不断地重复。这篇小说在细微的生活细节中呈现出城乡之间人心的隔膜，但看不见的“声音”则提醒人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城里人和乡下人是相互依存的生活共同体，彼此之间是不能分离的。这样的社会现实特别需要我们的文学去唤醒人们在生活中的尊严、理解和同情、包容，就像范小青新世纪以来的短篇小说一样，在纷纭复杂、社会关系发生变化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发现人们情感深处的那种美好、善良，并在生活细微之处呈现出来。文学需要感觉，但感觉指向哪里却是今天的文学应该思考的，如果感觉仅仅指向物质的、功利的、欲望化的东西，那是文学的悲哀。“生态小说”:意识的觉醒与反思“生态文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提出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对于“生态文学”的内涵和“生态文学批评”的方法大家还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如下几个方面大家的看法还是比较一致的:(一)“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文学，它表现人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思想，与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文学有所区别;(二)“生态文学”关心和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三)“生态文学”探寻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根源和文化根源。本文无意去进一步讨论“生态文学”的内涵及其批评方法等问题，仅仅从“生态小说”几个基本的视点出发，对新世纪以来“生态文学”的特点作一分析。

新世纪以来“生态小说”的突出特点就是作家的生态意识的觉醒，这种“生态意识”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中的“生态意识”有所不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许多表现生态问题的作品，都以令人震惊的笔触表现了环境危机给人带来的生存灾难，但思考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是以“人类中心主义”理论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对于环境危机的思考是为了提出“人”的生存问题，而不是在“生态整体主义”的基础上，思考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稳定，换句话说生态小说是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判断标准的。新世纪以来生态小说就以生态的整体利益为出发点，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陈应松《豹子最后的舞蹈》就以“豹子”作为小说的叙事者，叙述了豹子在“神农架”消失过程中的痛苦、孤独、愤怒和哀伤，“我是一只孤独的豹子，我的同类，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父母都死了，我是看着他们死去的;有的是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像一阵阵的岚烟，像一片掉落进山溪的树叶———它们是不会回头的”。当它自己在人类的追杀和食物越来越少的环境中消失的时候，这也就意味着最后一只豹子的消失。在这里，陈应松显然不是从“人的利益的角度”，而是从自然生态的角度对“豹子”的消失寄予了无限的哀悼和深深的忧思。实际上在整个自然世界，动物与动物之间，动物与植物之间，人与动物、植物之间，彼此构成了一个生存的链条，每一个物种的消失，对于世界的生态来讲都是一种灾难，正是从这种“生态”的角度，新世纪的“生态小说”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完整的生态世界的意义，批判了毁灭或破坏生态的种种行为的残暴和。特别是对于“人类”对生态世界的破坏以来带来的问题进行了深切的思考。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就对人与动物之间关系的变化寄予了深深的忧思。可可西里是一片无人区，那里有成群的野生动物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在测绘队员到来之后，它们和人类之间和平相处，动物对人充满信任和友善，但当测绘队员为了生活开始猎杀动物时，野生动物开始逃离人类并与人类产生了激烈的对峙与斗争。

正如作者自己在创作谈《拷问人性中的丑恶》中所说:“三十年里，越来越发达的科学技术不断地向我们提供来自可可西里的消息，无节制的挖矿，植被被破坏，狩猎者残杀那里的珍稀野生动物，驶出可可西里的车队载有数以万计的野生动物皮张，我的眼前时常幻化出濒临灭绝的藏羚羊、野牦牛、黄羊、野马、哈熊、雪豹成群地倒在地上，在哀号、在、在绝望、在乞求……我的眼前还幻化出一张张年老的、年轻的、男人的、女人的嘴和牙齿，在饕餮用珍稀野生动物煎炸炒熬成的美味佳肴。于是，我的心被一刀一刀地割锯，我的心被一次一次地坠入油锅煎炸。我在无法忍受的痛苦中对人性中的丑恶产生了无比的愤慨和痛恨，甚至对我们人类中的另一类人产生了绝望。我在关注拷问我们人类中的丑恶……人们要明白，自然界养育了人类，人类如果要破坏毁灭自然界，最终被毁灭的不是自然界而是人类自己。”

杜光辉在《哦，我的可可西里》中对人性之丑恶的拷问和批判，指向的恰恰是人类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残暴与自私，与这类小说同时出现的还有另外两种类型的小说:(一)从浪漫的、生态的角度叙述了天人合一、物我和谐的理想世界;(二)从生态的角度，揭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疏远后的精神状态。就前一种类型的小说来看，红柯的《哈纳斯湖》以诗意的、富有激情的语言，写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融合;白雪林的《霍林河歌谣》以淳朴的笔触歌唱着人们对草原的感情，歌唱着人们在漫漫生活的艰辛中前行的力量，这种力量恰恰就来自于他们合乎自然的生活方式。人和自然之间相互依存的美好生态联系，在现实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却遭遇了种种问题，很多“生态小说”就描写了“生态环境被人为改变”后，人的精神状态发生变异的痛苦。鲁敏《颠倒的时光》就写出了“人工种植西瓜”给人们的精神生活带来的影响。实际上这篇作品所展现的就是“生态”被人为改变后，人的生活发生的变异，以及重新回归原来生活的渴望。新世纪以来的“生态小说”呈现出来的“生态意识”，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主题是有意义的拓展，它让人们认识到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共同生活的重要性。但是“生态意识”在中国社会现状化的进程中毕竟没有广泛的普及，人们在现实利益的欲望推动下，对“生态”的重要性缺少充分的认识，因此，“生态小说”叙述内容及其表达方式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说，“生态小说”主要存在着如下几个问题:(一)观念化。新世纪以来的生态小说虽然较之于二十世纪描写环境问题的小说有了重大的变化，改变了以“人类中心主义”的眼光去看待自然环境的变化，把人和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生态”的意义，这种变化在文学中具体呈现为对“人”之外的生命的关注和平等的众生观念。这种观念的产生虽然与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与“自然”的冲突有关，但从西方文学作品中移植而来的这种“生态意识”，似乎还没有与中国社会现实发生深刻的内在关联，因此文学作品中的“生态观念”往往以“问题”的方式被图解，而不是化为人的生命中的一部分，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往往呈现出相似性，很多作品都在写人怎样蛮横、霸道地摧残自然及动物，动物、自然反过来报复人类导致悲剧。这种相似性的表达方式自然削弱了文学作品的内在力量。与这种观念化相关的是文学作品想象力的不足。新世纪生态小说的想象力与作家对当代社会的“生态”变化的理解是相关的，当代中国的生态问题不仅仅是人对动物生命不尊重和肆意的虐杀，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整个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在生态环境恶化的过程中，众多的动物、植物在消失，甚至危及到人类生命的存在。如果作家对当代中国的生态问题缺乏充分的理解，自然就无法去追问这种变化的深层原因，自然无法以强大的想象力去展开对这一变化的深层表达。(二)“生态文学”存在的第二个问题是缺乏对于“精神生态”的关注。“自然生态”的变迁必然带来人的精神生态的变化，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地体验到人的精神生态的内在焦虑、痛苦、希冀与快乐，也许就能够从动物、植物的角度充分地理解到它们的灵魂。从生态的意义上，人只不过是动物中的一种，人既然有情感、思想，那么，我们也应该相信其他的动物也有它们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方式，如果生态小说能够进入到这种精神的层面，也许会呈现出另一种想象的艺术世界。

中国新世纪以来的“生态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的一种新类型的文学，当生态问题成为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球关注的焦点问题时，这一类型的文学必将有新的发展。如何理解新世纪的乡土文学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与二十世纪文学相比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对于今天的文学而言，文学的内涵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内容。譬如新世纪的乡土文学就不能用以往乡土文学的概念来进行阐释和说明。周作人强调乡土文学的“地方性和个性”;鲁迅把“侨寓”和“乡愁”作为乡土文学的特征;茅盾在“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之外，认为乡土文学还应该有普遍的、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这些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家对于乡土文学特点的概括，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乡村”和“城市”虽然有联系，但却是有着不同文化特质的区域，作家笔下所描写的“乡土世界”的人都是生活于“乡村”的人。但是在今天的乡土文学中，“乡土世界”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乡下人进城”成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大量的“乡下人”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的流动，必然对乡土文化形态产生巨大的冲击，乡村的生活方式、行为逻辑、伦理法则都在发生着变化。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今天的“乡土世界”，以及在这种变化中产生的乡土文学呢?

乡土文学作为一个文学史的概念，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作为狭义的乡土文学，与特定历史文化语境和叙事方式相关，譬如一九二年代初期的乡土写实小说，一九四年代沦陷区的乡土文学运动等;作为广义的乡土文学，是指一切书写乡土的文学形态，它以乡土世界为叙述对象，呈现出浓郁的地方性经验和丰富的乡土文化因素，包括语言、人物、个性化的生活方式及生活逻辑，等等。本文是在广义的层面上使用乡土文学的概念，并以此为基础讨论新世纪乡土文学的特征。

讨论新世纪乡土文学概念内涵的一个必要前提，是对五四以来的乡土文学观念作一梳理。回顾二十世纪的文学发展过程，乡土文学的观念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一)抗战以前以周作人、鲁迅、茅盾为代表的乡土文学观;(二)自抗战至新时期以前的乡土文学观;(三)从一九八〇年代初至一九九〇年代末的乡土文学观。(一)在一九二〇年代初，周作人认为地方性和个性是乡土文学的生命。他说:“无论如何说法，人总是‘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的道路。现在的人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正如以前在道学古文里一般，这是极可惜的，须得跳到地面过来，把泥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学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和文艺。这不限于描写地方生活的‘乡土艺术’，一切的文艺都是如此。”①周作人所强调的乡土文学的特征是“地方性”和“真实的泥土气息”。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里说:“蹇先艾叙述说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他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

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鲁迅所强调的是“作者侨寓的处境”和与“记忆中故乡相连的乡愁”。茅盾在一九三年代读到乡土文学时认为:“关于‘乡土文学’，我认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是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之外应该还有普遍性的于我们对于命运的挣扎。一个只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予了我们。”

②周作人、鲁迅、茅盾对乡土文学概念内涵的不同理解，隐含着他们从不同的观念出发对乡土文学的理解。周作人在把“地方性”和“真实的泥土气息”作为乡土文学的生命时，是在世界性的文化背景下，强调乡土文学独特的个性呈现形态，也就是说“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鲁迅所说的“侨寓”和“乡愁”，却呈现着现代知识分子在“现代”与“传统”冲突中的精神困境及其现代性的乡土情感形态。茅盾对于普遍的共同命运的挣扎和世界观、人生观的重视，显然联系着新文学中左翼文学的创作传统，强调的是时代背景下乡土人们的生存状态。这看似不同的乡土文学观念实际上都与五四时代的启蒙文化思想有关，只不过强调的侧重点不同，但都指明了乡土文学的重要特征，换句话说，抗战前的乡土文学概念涉及到了三个重要的层面:A、地方性的丰富经验和真实的泥土气息;B、与现代性相联的乡土情感;C、时代背景下乡土人们的生存命运。二、在抗战后直至新时期以前的中国文学中，乡土文学的概念内涵开始和政治意识形态发生密切关系。在一九三年代末至一九四年代初的沦陷区曾有林榕、上官筝等人倡导乡土文学，特别强调乡土文学的国民性、民族性特征。

关于家乡变化的作文篇4

到乡下享受大自然的精髓，是人们在传统都市旅游、海滨度假、人造景区以外的又一种旅游选择。世界旅游组织如此定义：乡村旅游就是以乡村文化为产品核心的旅游。构成乡村旅游最核心的是自然、人和文化。

2006年，国家旅游局在成都召开的全国首届乡村旅游现场会上就将我国的乡村旅游归纳为十个类型：乡村度假休闲型(农家乐型)、依托景区发展型、旅游城镇建设型、原生态文化村寨型、民族风情依托型、特色产业带动型、现代农村展示型、农业观光开发型、生态环境示范型、红色旅游结合型。之后的《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纲要(2009-2015年)》提出：到2015年力争实现乡村旅游接待人数7.71亿人次，收入1145亿元，直接就业989万人，间接就业3680万人，旅游从业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增长5％。以往不起眼的乡村旅游，如今正成为国内旅游消费的一大亮点。

对原生态生活的追寻

我国乡村地域广大辽阔，种类多样，加上受工业化影响较小，多数地区仍保持着自然风貌和风格各异的风土人情、乡风民俗，有着古朴的村庄作坊、原始的劳作形态、真实的民风民俗、土生的农副产品。这种在特定地域所形成的“古、始、真、土”的特点，具有城镇无可比拟的贴近自然的优势，为游客回归自然、返璞归真提供了优越条件。

乡村旅游不仅仅是单一的观光游览项目和活动，还包括观光、娱乐、康疗、民俗、科考、访祖等在内的多功能、复合型旅游活动。乡村旅游的复合型使得游客在主体行为上具有很大程度的参与性，游客不仅能体验乡村民风民俗、农家生活和劳作形式，在劳动的欢快之余，还能购得满意的农副产品和民间工艺品。

作为乡村旅游的重要构成，我国的乡村民间文化绚丽多彩，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乡村的各种民俗节庆、工艺美术、民间建筑、民间文艺、婚俗禁忌、趣事传说等，都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由于乡村旅游浓厚的区域本位主义和家乡观念特色的非规范性，使民间文化具有深刻的淳朴性和诡秘性，对于城市游客来说，这些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

调查显示，热衷乡村旅游的主要是社会中产阶层和上层阶级，他们对乡村的价值与文化极有兴趣。乡村旅游产品的购买者主要是家庭旅游，一类为带有5-12岁孩子的家庭，他们更喜欢待在农庄，亲近家畜；另一类是空巢家庭或银发族，较多为50--65岁之间的夫妇，他们更注重从乡村度假中感受生活的质量。乡村良好的自然风光，质朴的农耕文化、传统文化、地域文化是乡村旅游吸引这些游客的重要因素。

为地方发展注入新活力

乡村旅游不仅使城市里的游客得到身心愉悦，也使农民成为旅游从业者，农村劳动力得到有效释放。

据相关部门测算，一个年接待10万人次的农村旅游景点，可直接和间接安置300位农民从业，为1000个家庭增加收入。在四川阿坝州，近年涌现出的271家“农家乐”中，直接从业农民1184人，带动周边农户超过3000户。乡村旅游不仅让周边农民致富，还拉动距离较远的农民从事旅游运输、种植养殖和商品生产，增加收入。

乡村旅游的发展还拓宽了传统农业的内涵与外延，促进了现代农业体系建设，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的住房变为旅游接待的旅馆，山场、农田、果园、池塘、老屋成为旅游吸引物，传统的农村种植经济正向服务经济转变。2008年10月，党中央在《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和乡村旅游业”；2009年年底《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强调要“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也将乡村旅游作为“加快改善农村民生，缩小城乡公共事业发展差距”的重要举措。可见，乡村旅游业已成为关乎农村经济发展的大事。

据悉，乡村旅游将是实现我国未来人均出游两次以上目标的主要领域，乡村旅游将成为大众休闲旅游的主打产品。到2015年底，国家旅游局将在全国创建100个旅游小镇，建设1万个旅游特色村，带动和促进全国乡村旅游的发展。

乡村旅游的发展之路

许多专家认为，目前，我国乡村旅游正处于重要的发展阶段，呈现多样化、多元化和特色化的发展趋势，乡村旅游逐渐成为融观光、考察、学习、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产品。乡村旅游的产业规模较大，增长速度快，市场潜力大，发展前景好，但总体发展水平还不高。

对此，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指出：“乡村文化是乡村旅游的灵魂，发展乡村旅游要深入挖掘优秀的民族民俗文化，不断提升乡村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旅游吸引力，推进乡村传统文化的产品化，形成自己的特色，变文化优势为资源优势、绎济优势。”

事实是，乡村旅游的发展一方面扩大了旅游资源的丰富性，另一方面也出现诸多挑战。

专家认为，发展旅游是乡村的一种战略选择，但不可能完全代替其他经济形式，不能简单地把旅游当作增加收入、发展经济的引擎。此外，目前相当多乡村旅游规划都表现出定位不准、装饰城市化、乡土环境氛围不足等偏差。乡村旅游的这些城市化倾向，降低了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调查显示，在一些乡村，由于受传统生产方式和文化价值的影响，村民对以服务为导向的旅游业非常陌生，他们缺乏组织旅游业的专业技能，不了解游客的需求和兴趣，不理解发展与保护的平衡关系，不清楚村落发展的承载力，导致盲目破坏性开发，牺牲了村庄的原生态环境，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的经营对象，破坏了“农”的环境，失去了“家”的氛围。在开发乡村旅游的同时，忽略了乡村旅游的生态性和有限性，只是一味强调经济性。

乡村旅游不等于一般性的农家乐，发展乡村旅游必须重视规划，突出特色，打造精品。创新发展模式，要让农民由被动变为主动，由吃、住、行、游、购、娱的传统六大要素向文化、环境、信息、管理与服务、科学与营销的新六大要素转变。乡村旅游一定是精品，绝不是一般的农家乐。

目前，大多地方的乡村旅游项目很单一，农家乐经营的主要项目就是打麻将、打扑克，吃农家饭，却没有把当地的民俗文化融入到乡村旅游中去，也没有很好地展示田园风光。在发展上一哄而起，没有通盘考虑，盲目建设一些重复性的、低档次的农家乐，结果导致旅游设施闲置，导致个别农家乐接待水平不高、经营效益低下。

在度假过程中，游客更有兴趣体验当地文化遗产和传统，购买当地产品和手工艺品，享受当地美食，参与村民们的活动。因此，乡村旅游产品包装的关键是当地化和特色化，住宿设施有一定的闲居性，提供真实而质朴的旅游服务，应防止过度商业化对文化与村民的侵蚀。

关于家乡变化的作文篇5

作为一种文学思潮，乡土文学是20世纪世界文学中较为普遍的文学现象。而在台湾地区，“五四”以后亦曾诞生了受大陆新文化运动影响的乡土文学，并于70年代成为文学主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台湾乡土文学在诸多方面对于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及其文学意蕴和艺术品格的塑造，都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然而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境遇，台湾乡土文学发展的道路崎岖坎坷，一路风雨一路歌，先后经历了日据时的萌芽发生期、1945年光复后至70年代前的萎缩困顿期、70年代到80年代的蓬勃旺盛期。

20世纪20年代中期，台湾新文学作为民族觉醒的一环，脱胎于台湾反抗运动史的文化抗争。这一时期的台湾，历史上属于严酷的日据时期，最突出的矛盾是两个民族之间同化与反抗同化、殖民化与抵御殖民化的斗争；加之在这一片落后的农业园地，传统的封建结构、道德观念体系未被任何东西触动，台湾人民陷于殖民统治封建压迫的双重痛苦之中，广大的台湾知识分子开始寻求社会文化发展的新道路。中华民族忧国忧民的精神传统，大陆“五四”运动的感召，使得许多知识分子一方面投入了实际的抗日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又运用文学作为武器开辟了反帝反封建的第二条战线。台湾新的“为人生”的文学的发生，是台湾民族化文学的发生，更是台湾乡土文学的发生。新文学的奠基者们――赖和、杨云萍、杨守愚、杨逵等最初的乡土之作构成了台湾新文学的源头。在民族主义、人道主义两大思想的引导下，台湾乡土文学一经诞生，就具有尖锐的抗议精神和抵抗色彩，“对民族战士寄以英雄般的歌颂，对弱小百姓抱以深沉的人道同情，对殖民者和帮凶给予愤怒的批判和讽刺。”社会历史背景造就了早期乡土文学的鲜明特征：它是直面现实、寄托血泪的；它是关怀乡土、争取解放的；它是追求全体民众的集体意愿而未抒发小知识分子一人之痛的。因此，它主要以思想和内容取胜。

30年代初，由于客观形势和文学自身发展的要求，投身文学运动的人士越来越多，作家队伍也在不断壮大。就在这时候，不少作家喊出了“到民间去”，“到农村去”的口号，努力促使文艺群众化，走文学大众化的路线，“使思想、文艺浸透于一般民众的心田”，创造真正属于台湾所需要的文艺。最早提倡乡土文学的黄石辉于1930年8月16日发表了《怎么不提倡乡土文学》一文，指出只有提倡和建设乡土文学才能真正产生广大劳苦群众的文艺，他呼吁“用台湾话做文，用台湾话写小说，用台湾话做歌谣，描写台湾的事物。”1931年7月24日，他又发表了《再谈乡土文学》，从语言文字的形式方面论述乡土文学。黄石辉的文艺主张是积极的，但却显得过于狭隘和片面，为此遭到一部分作家的反对，引起了一场关于乡土文学的论争，时间长达两年多，这就是著名的30年代乡土文学论争。此次论争虽然偏向于文学的语言形式问题，但它在日本殖民统治下，从文化角度上对民族意识与地方色彩的强调，以一个极具现代性的思考，把乡土文学与台湾新文学的发展方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乡土文学由此也构成了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主体。赖和、杨逵、吴浊流、朱点人、王诗琅等人地乡土作品，代表了当时乡土文学的最高成就。

1945年台湾光复以后，由于历史原因而导致了乡土文学在一段时间内，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失语状态，不仅创作数量上大为减少，而且有些已经有所成就的作家放弃了乡土文学的写作，这种现象几乎持续到60年代。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50年代“文学”的流行，60年代现代派文学成为主流文学等等，乡土文学因而受到限制。但是，乡土文学确实是“压不扁的玫瑰花”，虽然从总体上来说数量骤减，但仍然有人在为台湾的乡土文学默默耕耘着。这一时期的重要乡土作家钟理和写出了长篇《笠山农场》；吴浊流完成了长篇《亚细亚的孤儿》；钟肇政创作了《浊流三部曲》等，这些作品都是视野开阔、具有历史的纵深感、浓郁的乡土风味的成功之作。

60年代，现代派文学成为台湾文学主流，乡土文学在这一时期处于潜伏之态。然而新的乡土作家也在悄悄中成长，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王拓等新一代作家以其独特的笔法引人瞩目，构成了一个数量极为可观的乡土作家群，形成了乡土文学创作的新高潮。他们的创作不仅表现了乡土文学的发展潜力，又透露出乡土文学从题材内容到叙述视角、艺术形式的悄悄的变化，为以后的乡土文学走向艺术的较高层次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为70年代乡土文学的崛起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70年代的台湾，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社会的动荡，民族回归取代西化成为社会主潮，乡土文学对此立刻作出积极的反应，迎来了自己繁荣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创作以其时代特殊性牵涉到台湾社会的众多层面，引起了台湾社会的广泛关注，并最终于1977―1978年引发了一场乡土文学论战。这场声势浩大的论战实际上是两种文化心理、两种文学主张的一次总交锋，已经蕴育潜伏多年。它首先表现为“官方”对“在野”的围剿，譬如将乡土文学说成是为政治服务的文学，乡土作家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以便将乡土文学纳入“赤化”的文学予以剿灭；其次，它表现为坚持爱国主义、民族意识、继承“五四”传统，发展现实主义还是逃避现实、极端个人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观念的对峙；再次，它表现为追随西方文化和坚持民族文化立场的大搏斗。论战最终以乡土派的胜利而结束，而这次论战也对乡土文学的创作影响深远，“它无疑把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传统接续起来，是台湾新文学史上重要的事件之一。”以现实主义为本质的台湾乡土文学在论战中得到复兴和发展，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使得60年代曾默默无闻的乡土文学取代现代派文学而一跃成为台湾文学主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70年代的这场论战，“是台湾新文学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文学回归运动。这一回归，既是作家意识的觉醒，更是民族意识、社会意识的觉醒。”70年代活跃的乡土作家主要有陈映真、黄春明、王拓、王祯和、李乔等，他们创作了许多优秀小说，产生较大影响。如陈映真的《将军族》、《华盛顿大楼》；黄春明的《儿子的大玩偶》、《我爱玛莉》；王拓的《金水婶》、《望君早归》；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李乔的《寒夜三部曲》等等。“这些作品的共同特色是，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拥抱大地，回归传统，关怀现实生活，关注乡土小人物的命运，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乡土文学代表着台湾文学健康的发展方向。”

80年代以后，台湾政治的进一步民主化和社会结构关系的多元复杂化，使乡土文学创作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一时期的台湾文学正是沿着70年代那场论战提出的一系列文学问题的思考，而呈现出多元和分流趋向。从总体上来说，乡土文学从主流地位退出，与其它诸如政治文学、新女性文学、新生代文学等文学现

象一样，共同组成了台湾世纪末文学多元发展的格局；而从作家构成来看，纯粹坚持只写乡土人生的作家已不多见，作家们愿意跨越多种体裁，尝试多样艺术风格。在这其中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一些乡土文学加大了“文化”的分量，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或可直接领略中国文化的深厚与优秀，或可体味到乡野人生中仍然存在的文化冲突，或可明白作家运用现代精神去评判传统的陈规陋习的用心。肖丽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部小说无论在主题、内容、形象、叙事风格、文字运用上都体现着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影响，因而获得较高的声誉。

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境遇，台湾乡土文学呈现出与大陆乡土文学有所不同的发展和困惑，然而勿庸置疑的是，台湾乡土文学应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它是在中国历史、文化大背景下由于局部地区的特殊际遇而形成的一个有特的文学现象。一方面台湾乡土文学与大陆母体的乡土文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其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又呈现出独特的历史风貌。可以说，台湾乡土文学在中国乡土文学史中占据了特殊的地位。

二、台湾乡土文学在中国文学视界中的文化意蕴

台湾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决定了其乡土文学的社会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一个文学问题。从台湾社会思潮史角度看，乡土文学的社会文化等内涵同样十分丰富，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表征，台湾乡土文学所隐喻的意蕴远远超出了它作为一个普通文学思潮的意义。与此同时，由于较长时间与大陆母体的隔离，台湾乡土文学又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大系统中有着比较特殊的文化风貌。一方面，台湾乡土文学和大陆乡土文学共同渊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母体，二者拥有同一文化传统。尽管海峡的风浪阻隔了两岸人民携手共进，却无意中为中华文化提供了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各自发展的机遇。台湾乡土文学的现实关怀，与大陆乡土文学的文化关怀，形态各异，却又相互补充。作为对“中华传统人文关怀”的承袭，20世纪海峡两岸的文学既面临着共同的坎坷命运与历史境遇，又有着迥异的社会背景，然而两者的“乡土”精神，也由此从不同的侧面得以相互补充，戏剧性地构成了“大中国文学”和合的时空。另一方面，台湾在20世纪又经历了与大陆不尽相同的历史际遇和文化机缘，形成了自己某些衍生于母体的特殊景观及进程。因此，对于中国文学视界中的台湾乡土文学，我们应该运用“和合”的文化立场，“在多元共存、相互沟通的精神下，从客观的文学现实出发，探询不同背景下中国文学的歧变，以期对中华文化的整体有更全面的把握和更丰富的积累。”

20世纪以来，台湾就一直陷于不同的文化冲突之中，台湾的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也一直面临着有关汉民族文化包容下的本土文化与外来各种文化孰优孰劣的思考与选择。而台湾乡土文学作为对文化冲突和文化选择最敏感的反映者，首先面对的就是这一块乡土上文化的多元性以及相互的冲突与交融。中国传统文化重视故园、重视人伦、与自然保持一体、与体力劳动紧密相连的种种特性，在台湾乡土文学作家的笔下有着鲜明的表现。他们或坚持民族文化的立场，尊崇乡土观念，赞赏笔下人物的草根性和传统性，倾情于一种传统的理想主义指引下的人生，以表达向传统的祭拜和回归；或不遗余力地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感异常强烈。与此同时，60年代以来社会的转型、西方经济和文化的入侵，对传统文化体系冲击甚大，台湾的乡土文学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文化因素相互渗透又杂然并存的局面，含有原始色彩的传统文化逐渐抵御不了现代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强大攻势，本土文化制约下的特有的人生型范被击碎。台湾乡土文学作家在描绘多种文化因素杂然并存的人生风景的时候，所面临的往往是现代文明与人性冲突造成的对价值标准的两难选择。

多种文化杂然并存的现象，打破了台湾乡村平静古朴的生活，传统的人情人性受到挑战，连处于原始文化形态中的山地民族的生活、道德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们不仅部分地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家园，放弃了人生的自由形态，而且由于都市文明的渗透，许多人出现了道德、人性堕落的状况。面对这一文化失范的局面，台湾乡土文学呈现出浓郁的“乡愁”情结。这种文化失范，既是“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曾表现过的重要内容，也是台湾60年代以来的乡土文学和大陆新时期的文学再次表现的重要内容。这几种文学都产生于新旧文化、东西文化激烈冲突的时期，作家面对着两种现实：一种是古旧的、传统的但不乏仁义、淳朴、人情、道德气质的现实，一种是崭新的、竞争的、开放的但充满唯利唯实观念的、轻慢情感、道德沉沦、人性堕落的现实。作家的理性可能倾向后一种现实，但情感却往往后顾，徘徊在前一种现实中不能自拔。他们一方面呼吁社会的进步和物质文明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又希望能避免“文明的代价”。这种对文明的困惑的心态，化作乡土文学中极其常见的对乡土情感的双重性：作为与故土有着千丝万缕联结的乡土作家，他们在现代文明对故土的侵袭中，痛悼故土风物的被破坏和传统人情、人性的毁灭，在描写中常用“乡下人”眼光和情感；但作为现代型的知识分子，他们经过城市文明的熏陶以后带有新人文主义的观念，又常用“城里人”的眼光去观照故土的那种古旧静态的生活和传统的国民心理。“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写过乡土小说的作家，都不能逃离这种情感的双重性。这种文化情感的双重性作为作家的主体投射到乡土小说之中后，往往使乡土小说焕发出更复杂的艺术魅力。”60年代以来的台湾乡土文学中，“乡愁”的味道渐渐浓郁起来，而且这味道的组成非常复杂。但总的看来，“乡愁”的抒发，总是与文化的失范和变更有关。其中最本色的“乡愁”表现为由于离乡背井而产生的“恋乡”、“怀乡”情绪；而“乡愁”更高的文化层次是表现作家对乡土社会失范的困惑和焦虑。

文化失范下的台湾乡土文学，文化已经构成强烈的生活冲突和心理冲突。如何化解这两种冲突，就成为70年代至80年代乡土文学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时期的台湾乡土文学作家，为了乡土文学的文化救赎使命，一方面在现代的意识之下重现人性的童真，将故园、故乡、自然、人性之童真，作为救赎的力量，使得这些具象成为一种文化上的所指，表达出台湾乡土文学对人性和谐的向往与精神家园的回归。另一方面，他们竭力追求传统文化精神笼罩下的人生图景的再现，力求表现文化的原生态。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台湾乡土文学与大陆80年代以来的乡土文学一样，对传统的寻根与回归，对初民生活和人性童真的追寻，都不过是中国社会对西方文明挑战的一种逆向性反应，是为了救赎社会道德的崩溃和沦丧。

关于家乡变化的作文篇6

【关键词】乡村；嬗变；家园；想象；文化

中图分类号：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B(2011)10-141-02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国农村的面貌，同时也改变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存方式和生活心态，农民开始自发地转向并接受市场经济。三十年来，农村发生的巨大变迁以及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农民的性格、心态、命运的变化引起了相当一批当代作家(如贾平凹、李佩甫、阎连科、毕飞字、孙惠芳、张一弓等等)的关注和思考。他们笔下各具特色的乡村世界包含了复杂深刻的现实人生，折射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新时期乡土小说的宏阔背景上，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以其清新婉约、平实流畅给文坛贡献了一幅清丽的水墨画。他以独特的视角关注了当下农村、农民的变革并对变革中的乡村和人性进行了思考。同时，他怀着建构家园的冲动和对家园的诗意想象为我们唱出了一首温婉的田园牧歌。

《湖光山色》中刻画了一位曾在北京打工因母亲生病又重返乡村的坚韧的乡村新女性的代表――楚暖暖。作家描述了她与命运抗争，追求美好生活的经历，展现了农村社会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的一系列巨大变化。作品既描绘出了楚暖暖在城市文明影响下对乡村美好生活追求的变化，也描摹出了旷开田在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冲突中经不住权力与欲望的诱惑而嬗变的人性，更展现出了詹石蹬在楚暖暖善的感召下由恶而回归善的这样一种变化。同时，作品为我们描画了在城乡文明冲突中暖暖执著守护着的美丽的楚王庄，这其中有周大新对乡村美和善的温情的爱与礼赞，他执著而痴情地呵护着他的精神家园。

中国一直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种相对稳定封闭的状态在现代社会转型中自然受到了重大冲击。“进城”遂成为许多农民的广泛追求，当代文学中就塑造了很多“进城”后在城乡文明冲突中挣扎生活的农民形象，如陈焕生、小芳、小白、刘高兴等。而这时，周大新把眼光放回到了农村，关注固守土地的农民本身，体现了他长期以来“以农为本”的坚守。楚暖暖曾在北京打工，但作家一开篇就以一通母亲病重的电话将其拉回到了农村老家。此后，作品就以暖暖的命运经历为主线演绎了一幕蔡楚王庄的起浮兴衰的乡土故事。面对进城务工和回乡发展，楚暖暖没有沉迷于城市的繁华，而是勇敢地留在农村，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谱写了乡村发展的新篇章。作为农村新一代农民的代表，暖暖实现了在城市文明影响下的乡村理想的嬗变，并用行动将其实现。

小说中描绘了两代农民的理想。旷开田的父亲说：“咱乡下人只要学会了种地，通常就保了两个底，一个是不会被饿死，一个是不会打光棍……”。暖暖爹也强调：“只要你有了这门手艺，不管将来遇见啥大灾大难，只要这丹湖还在，咱楚家人就都能活下去。”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乡村农民卑微的理想，只求温饱，不奢求发展。然而，作为新型农民，暖暖却不单单满足于这样的要求。在接受了城市文明的影响后，她的乡村理想变化了。她厌烦种地，她说：“咱们的孩子不能像咱们，让他们在这丹湖边上种庄稼，既不懂得啥叫美发、美容，也不知道啥叫咖啡、剧院、公园，我不甘心……得让他们将来到城里上学，到县城里去过日子……”在接受城市现代文明的熏陶后，暖暖深深地意识到农业社会的传统观念已经被现代化的实践所瓦解。

乡村的嬗变，另一个方面则体现在城乡文明冲突中人性的嬗变。作品借助城乡文明冲突这一背景，塑造了詹石蹬、旷开田这两个乡村专制统治者的形象，他们都是作为审丑的对象存在的，然而作家并没有满足于对他们丑恶人性的单一再现，而是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合理有力地表现了他们人性的动态变化过程，难能可贵。正如研究者所言：“《湖光山色》对人性复杂性、可能性的表达是小说值得称道的另一个方面。”

城乡文明冲突中人性的嬗变集中体现在詹石蹬和旷开田这两个人物形象上。詹石蹬可以说是无良无德、无恶不作，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背地里打击别人，为自己牟取私利，甚至营着卑鄙下流的勾当。他利用权利威逼侮辱暖暖和村里的其他女性，还大言不惭道：“在楚王庄，凡我想睡的女人，还没有我睡不成的!”，简直禽兽。在暖暖发展旅游业时，他又百般刁难，想尽一切办法来破坏暖暖的生意，并给其扣上“不合法”的帽子，而当他接过旷开田给他的钱财后，一切就都合法化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顽固的乡村恶势力的代表在下台后，最终在暖暖的以德报怨的善的感召下，出现了人性由恶到善的嬗变，表现出了人性变化的可能性。

文本中塑造的旷开田本是一个勤劳朴实的传统农民，在暖暖的帮助下不断进步、成熟起来。在村长换届选举中，他凭借暖暖的帮助成功当选。而从此，他也开始了自己的堕落之路。由订做官服，饰演楚王赀时发生的变化，到与薛传薪的勾结，他不断地迷失自我，失掉良心，最终成为一个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村霸王。他的变化也并非偶然，“城市不仅给乡村带来了资金与繁荣，带来物质与进步，也带来城市的奢侈与腐败，带来按摩小姐与性病……”。作为新一代的农民，旷开田没有积极汲取乡土传统中的营养，面对现代的城市文明又没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他狭隘自私的品性使得他逐步由善走向恶，他的人性的嬗变也提供了另外一个乡村事实；善恶不是绝对的，历史会改变一个人的价值标准和道德选择。

周大新在当代乡土作家中非常擅长刻画女性形象，尤其以刻画美丽聪慧、善良进取的女性著称。楚暖暖就是作家用关爱与温情刻画出的这样一位女性，她“无疑是一个理想的人物，也是我们在理想主义作家中经常看到的大地圣母般的人物：她美丽善良、爹隋重义，朴素而智慧、自尊并心存高远。”她对待往昔侮辱自己的村主任詹石蹬以德报怨，又锲而不舍地控告现任村主任一自己的前夫旷开田违法经营。这都不是一般女性能够做到的。她的人格品性光芒四射、惠泽乡里，就像水一样，柔美柔韧、润土泽邻。小说围绕主人公楚暖暖而展开在读者面前的一幅幅乡村画卷，是秋收春种、打工返乡、乡村旅游等一系列平凡的生活场景，“展示的却是对人性嬗变、历史遗产和权力运作的崭新思考，表现了一颗高贵灵魂在乡村巨变背景下的惊悸和固守。”小说展示的乡村图景体现出了周大新对乡村命运的关照和反思，对家园的诗意想象和温情守望。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周大新对乡村的关照不是秉承鲁迅式的启蒙视角，而是深受沈从文的影响，对乡土怀着一种乡愁般温情的眷恋。周大新在《湖光山色》中为乡村找到了一条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阳关道――发展乡村旅游业。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结合而产生的乡村旅游的确既让乡村的自然山水向城市展示了自己的淳美魅力，又让楚王庄的乡村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但小说中的楚王庄上演的是一个寓言，是当代乡村的自我重建，但绝不适宜推广到整个中国乡村，它只是作家关于乡村的一种美丽设想。周大新说他的乡村理想是中国不走欧洲城市化进程的老路，保证田园不荒芜，有很多小镇让人们从事商业和娱乐活动，也方便享受田园风光。小说中的楚街最后终于建成，完成了周大新的现代桃源梦。民间的淳朴道德和文化秩序也在楚暖暖的执著坚守下得以重建。周大新在《湖光山色》中为中国的乡土塑造了另一座“希腊小庙”。但是，我们绝不能说周大新没有看到现实农村的疮痍荒凉。正是籍着对现实的不满和批判，才使他像沈从文一样带着一颗悲悯善良的心，带着构建家园的冲动和努力，唱出了一首单纯温润的田园牧歌。

关于家乡变化的作文篇7

1引言

乡村有景观吗?乡村有园林吗?乡村需要景观园林吗?在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今天，在大地景观开始深入人心的现代，对于中国规划建筑界，这些问题已经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众所周知，乡村既是人类聚居环境的基本细胞，也是中国绝大部分人口的主要聚居地区。乡村园林以乡村景观为背景，乡村景观在客观方面包括地理位置、地形、水、土、气候、动、植物、人工物等，在主观方面包括经济发展程度、社会文化、生活习俗，乡村园林正是在这种综合的景观中孕育、演变、发展、生成，所以乡村园林与乡村景观密不可分，故而，乡村景观园林也就成为本文的论题。根据人类聚居环境学理论(刘滨谊1999)，作为乡村人类聚居环境的基本背景，乡村景观园林作为乡村规划的基础背景，它对整个村落的布局、特色的塑造和生态环境的保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的面貌、格局、规划、建设决定着乡村环境的生死存亡。合理而理想的乡村景观园林，表面看上去朴实无华，然而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材致用”、“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指导下，其内在却是丰富多彩、形态各异、耐人寻味的，其中，不乏有许多优点而令今天的城市人神往。当今中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乡村景观园林在乡村人类聚居环境规划建设中的作用、地位日渐重要。对于迅速城市化的乡村地带，乡村景观园林正处于十字路口，迫切需要予以定位、定性、定向、定型，而对于当今那些步入病态衰败的城镇，理想的乡村景观园林无疑将成为“治病”“健身”的一帖灵丹妙药。

在学术界，德国、荷兰、奥地利、美国、日本、韩国等工业先进国家早已关注乡村景观园林这一领域，而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与规划实践几乎还是一片空白。

2乡村景观园林的含义

“乡村景观园林”(RuralLandscapeandGarden)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对其研究的范围和研究的对象，目前还尚无完整而确切的定义。单单从字面上看，它由“乡村”和“景观园林”两个概念组成。这里用“乡村”而没用“农村”一词，主要因为农村是与农业产业联系在一起的，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地域，如今在农村，作为农业生产主体的农民，有一部分并不一定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从事非农事活动，因此，用“农村”来界定范围具有一定的难度域概念，泛指城市和原始无人聚居地带以外的一切地域，特指城市(包括市和镇)建成区以外的地区，是一个空间的地域系统。“景观园林”的定义可以分解为“景观”和“园林”两个方面。对于“景观”，从景观规划设计学科角度，笔者曾有阐述:扼要地讲，景观包含着地球表面自然的、人工的人类聚居环境，并且与社会、文化、习俗、人类精神、审美密不可分(刘滨谊1990，1996，1999)。对于“园林”，张家骥先生在《中国造园论》一书中汇总了许多专家学者对“园林”的理解和定义(张家骥1991)，并在此基础上对“园林”下了定义:“园林是以自然山水为主题思想，以花木、水石、建筑等为物质为表现手段，在有限的空间里，创造出视觉无尽的，具有高度自然精神境界的环境。”因此，广义的乡村景观园林是非城市化地区人类聚居环境，其以大自然真山、真水等自然材料而形成的具有审美价值、高度自然精神境界的环境。

需要说明的是乡村景观园林的界定是相对于城市化而言的，过去许多传统的乡村景观园林目前已成为城市园林，它们不在笔者所研究的范围内。

3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目标

乡村景观园林存在着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传统乡村景观园林伴随着农耕文明而出现，随着工业文明及当今后工业文明的进化，乡村景观园林同样也在走向现代。其演变的根本动力是乡村人们生活的演变，乡村景观园林始终与广大乡村居民的日常生活环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然而，它的地位和作用长期以来一直未引起学术界和规划设计界的关注重视。

从历史的演变着眼，就乡村景观园林与中国古典园林的关系而论，乡村园林在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地位也不容低估。长期以来人们普遍以为中国传统园林起源于古代帝王的苑囿，这是极为片面的。根据不断的考古发掘和对古代诗歌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其实全世界最早的园林应该是原始聚落中及周边的园圃和树木绿化等实用性的园林化的土地，它也是中国园林最早的雏形，并对后来发展起来的恬淡素静的文人村居园林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就是明清之际的文人园，也不断从乡村园林中得到启发，从中汲取营养(刘天华1994)。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乡村园林在中国园林发展历程中，起着基础和源泉的作用，尤其是乡村园林为江南文人园积累了经验、提供了素材、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园林文化，这是确定无疑的。

从现代人类聚居环境建设入手，目前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增长的进程中，村镇建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着。截止1998年底，全国有建制镇17015个(不含县城关镇)，集镇29118个，村庄3557700个，随着撤乡建镇和拆村并点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建制镇比上一年增加480个，集镇减少1206个，村庄减少101635个(1998年村镇建设统计公报)。这种乡村城市化不是意味着把乡村变为城市，而是在于节约用地和提高乡村居民的素质和生活质量。因此，随着乡村城市化的不断进行，乡村居民的居住方式、居住文化必然发生相应的变化，许多传统的聚居村落也将随之消失。乡村城市化使乡村景观园林正在经历着一场历史性的变革:一方面，一些有研究价值的传统乡村景观园林已经或将要遭到扼杀的命运;另一方面，乡村城市化已经或将要产生出新型的乡村景观园林。新一代的乡村景观园林应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如何继承和发扬传统的乡土文化，创造出具有乡村特色而非城市发展模式拷贝的现代乡村景观园林，以改变当今新建村落的平庸无味、千村一色的状况，这是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基本目标。

4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动态

国外许多工业先进国家在这一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如德国、荷兰、奥地利以及美国和日本在乡村景观(RuralLandscape)、乡村地区的规划与建设方面都有非常成熟的经验。但由于现有的资料和技术手段有限，对当前国外在乡村景观园林领域的研究成果没有更详尽的资料，但仅此还是可以看出，国外非常注重对乡村景观的系统研究。

在国内，有关乡村景观园林的产生和发展，尤其是对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几乎都是一片空白。长期以来，人们更多地是关注中国传统园林的研究。尽管如此，仍然存在与之相关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方面:

4.1传统地方性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结合农村园林的实例对江河流域的农村园林的产生原因及其特色分别进行了阐述(舒楠1997，陈志华1999)。此外还有对徽州古典园林有较为详细的研究(程极悦1987，肖国清1988，殷永达1993，张浪1996)，这些文章对乡村园林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例。

4.2传统乡土建筑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以彭一刚院士的《传统村镇聚落景观分析》一书(彭一刚1994)为代表，该书的视点不只停留在乡土建筑上，而是切入到传统村落的研究，对村镇的景观进行了分类和分析，其中包含了构成乡村景观园林的一些要素。此外，陈志华教授等人编写的《浙江省新叶村乡土建筑》和北京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主持的《诸葛村乡土建筑》两套乡土建筑丛书的有关章节也阐述了乡土文化和乡村景观的关系(陈志华1998)。

4.3历史文化传统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以《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古村落:和谐的人聚空间》两本书为例(刘沛林1995，1997)，作者从风水的角度阐述了风水思想与风景、园林、建筑及城市设计的关系，在风水对园林规划的启示”一节中，着重论述了乡村园林的一种类型—水口园林。在中国古村落的景观建构中，分别就村落“八景、“十景、水口园林、村落点景建筑等进行了阐述。

从上述的研究成果来看，虽然有一些与乡村景观园林有关的研究成果，但不成系统、很不完善。乡村景观园林尚未作为一个独立而完整的课题来研究，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进行大量的基础调查、分析论证。

4.4空间格局演变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从人类聚居环境学的角度，选取从古至今的村落实例，分析乡村景观的构成元素，对空间化、时间化等可以量化的元素予以量化，分析其演变发展(刘滨谊，毛巧丽1998)。

4.5现代人类聚居环境与乡村景观园林研究

以《现代景观规划设计》一书为例(刘滨谊1999)，以生态意识、大地景观等现代思想为世界观，以“设计结合自然、现代宏观区域景观规划等理论方法为导向，书中重点分析阐述了欧、美等国现代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与实践。

5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内容

虽然乡村景观园林只是乡村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它却涉及到社会、经济、文化的各方面。乡村景观园林所要研究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历史、地理、建筑、民俗、社会结构、景观、环境、艺术等等。综合上述分析，笔者提出了下列乡村景观园林的主要研究内容:

5.1乡村景观园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过程。

5.2乡村园林在中国传统园林中的地位和作用。

5.3乡村城市化和现代化对乡村景观园林所造成的影响冲击。

5.4乡村景观园林与社会形态的内在关系。

5.5乡村景观园林与乡村经济的内在关系。

5.6乡村景观园林与乡土文化的内在关系。

5.7乡村景观园林的基本类型。

5.8乡村景观园林的空间格局特点。

5.9乡村景观园林的艺术处理。

5.10乡村景观园林的未来发展模式。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重点不在于保护传统的乡村园林，而在于寻求乡村景观园林规划建设的规律和特点，尝试地探索未来乡村景观园林的发展模式，以便能切实有效地指导今后乡村规划中的乡村景观园林规划设计，创造出超越城市的自然而和谐的乡村人类聚居环境。

6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方法

国内有关中国造园理论的论著很多，在此基础上采用文献资料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于传统的乡村景观园林，文献资料是了解乡村景观园林形态构成的一个重要途径，它包括地方史书、地方志、家谱等，这些文献资料对村落的选址、布局、发展等都有详细的记载。目前乡村景观园林需要大量的基础性研究，这就必须建立在大量实证的基础上，然后从社会、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来进行分析、比较，找出规律。由于传统乡村景观园林大多遵循自然法则，随着村落的布局而形成，很少受到来自外界人为规范的约束。因此，选择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乡村景观园林进行实地调查和测绘，并结合对当地居民的问卷调查，了解他们在居住方式和价值观上的变化，以及他们对居住环境的要求。对于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乡村景观园林，受到来自村镇规划标准和农村土地使用政策的影响，因此，还需要认真领会政策、法规的精神。通过对乡村景观园林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通过实证对传统的乡村景观园林和现代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乡村景观园林进行分析、比较，研究乡村景观园林的内容和形式的演变;总结归纳乡村景观园林的基本类型;分析乡村景观园林的构园特色;找出乡村景观园林成园艺术的规律和特点。乡村景观园林研究不是单一学科所能解决的，它在景观建筑学、生态学、地理学、城市规划、建筑学的基础上进行多学科、多角度交叉综合研究。乡村景观园林的研究方法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还有待于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7乡村景观园林研究的意义

乡村景观园林有别于城市景观园林，城市景观园林是通过人工再现自然，而乡村景观园林则是运用自然，更为朴素地保留着更多的自然真迹，从艺术追求而论，如果说，城市景观园林是“虽由人作，宛自天开”，那么，乡村景观园林则是虽由天作，宛自人开”，各自的艺术倾向不同，并无艺术的高下之分。但是，倘若从自然美的角度来看，乡村景观园林远比城市园林自然优美。“师法自然”只有从乡村景观园林中才能获取第一手的灵感源泉，而目前国内的景观园林规划设计界在这一领域几乎还处于一片空白，因此，对于乡村园林的研究更具有特殊的意义。

7.1建立乡村景观园林的观念意识

乡村园林虽然早就出现，但是由于人们理解和认识上的偏差，对乡村园林没有产生足够的重视，以致于长期以来没有人对它进行系统的研究。因此，通过建立乡村园林的概念，使人们对乡村园林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从而激发更多的人从事乡村园林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以填补国内在乡村研究领域的空白。

7.2发掘保护传统乡村景观园林环境

中国现存的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大多为明清时遗留下来的，而乡村园林由于长期以来受外界干扰少，因此，有的乡村园林还保留着宋元时期的风格，这对中国传统园林是一个很好的补充。713创造现代中国乡村景观园林通过对乡村园林的研究，探讨乡村居民对园林的需求，以及乡村园林对大地景观环境和改善生态的重大作用。乡村园林不仅具有朴素的自然美，而且它和人们的平凡生活保持着最为直接和紧密的联系，因此，通过对乡村园林的研究，根据乡村的功能要求、景观要求和经济条件，创造出优美的乡村园林艺术形象，这对于我国未来乡村规划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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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家乡变化的作文篇8

论文摘要:文章区分了乡土小说、农村题材小说、乡村题材小说这三个概念，主张用乡村题材小说来囊括新时期以来全部的乡村小说创作，这既满足了乡村小说创作的实际需要，使这一文学流派能够科学、稳定、健康地发展下去，还对改变当下乡村小说批评的观念、方法和视角有着警示意义。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就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以农村和农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数量繁多，姿态各异，一经出现就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以农村和农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在我们的现当代文学史上有过“乡土小说”、“农村题材小说”、“乡村题材刁、说”这几种不同的称谓，指称的不确定性与当时的文化语境和时代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使得这一文学流派存在着众说纷纭、界定模糊、各抒己见的现象，不利于这一文学流派研究的深入。尤其是进入新时期以后，这几个称谓往往被任意使用，很少顾及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对于新时期以来以乡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笔者认为“乡村题材小说”这一术语比较适合。因此，当下有必要对这三个概念进行甄别清理，为新时期以来的乡村小说找到一个合适的称谓，从而使这一文学流派的研究更加科学和规范。同时，随着中国越来越快的城市化进程，城市文学对乡土文学构成了巨大威胁，大有取而代之之势，甚至有人惊呼“乡土小说”将会灭亡。勿寸这一文学流派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重新厘定，使其科学、稳定、健康地发展下去，眼下就显得迫在眉睫了。

在以农村和农民为表现对象的小说中，在诸多概念中，“乡土小说”用得最多。鲁迅与“乡土小说”的关系是直接的。首先，他以(故乡》、(风波》、(孔乙已)等一大批精美的“乡土小说”创作对后来者起到了规范和号召作用。其次，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乡土文学”给以正式命名和对其一系列特点进行的理论概括无疑成为这一范畴的定型化和普遍化的重要依据。他在称许寮先艾、许钦文、王每彦、裴中文、黎锦明、李健吾等人的小说创作时说:.‘赛先艾叙述过贵州，裴中文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田除了鲁迅之外，周作人在理论上的大力倡导对于其成长以至蔚成流派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在1923年的(地方与文艺》曾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因为无论如何说法，人总是‘地之子’不能离地而生活，所以忠于地可以说是人生的正当道路。现在的人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正如以前在道学古文里一般，这是极可惜的，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学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这不限于描写地方生活的‘乡土艺术’，一切的文艺都是如此。’，冈后来的研究者大多以周氏兄弟的研究为基石，从不同的角度对“乡土小说”的概念进行新的界定:所胃‘乡土小说’，主要就是指这类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日严家炎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解释了乡土文学，该条写道:.’乡土文学，通常指的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具有较浓的乡土气息与地方色彩的一部分小说创作。”从以上的阐释中洲门可以看出，无论“乡土小说”创作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乡土小说”这一历史的文学概念应具有如下基本艺术特征:一，特定的美学内涵和外延:以“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这两个内核特征作为其特定的美学内涵，以乡村生活为其基本描写内容，以农民为其主要观照对象;二，比较单一固定的主题格调:展示乡村的宁静、安详或批判乡村人的愚昧落后是其基本的主题表达;三，特定的情感特征:以既眷念又批判的情感体现出对乡土复杂难言的情感态势;四，特定的艺术表现手法: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为其表现技巧。进入到新时期以后，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原有的“乡土小说”的艺术特征已不能囊括现实创作中全部的乡村}j、说了。有鉴于此，一大批学者对“乡土小说”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重新修正与厘定。“乡土小说”，不能仅仅单纯地看作是书写原乡情韵，揭示乡土地域风情的小说，只要作品中表现了一种乡土情结，乡土意识，都可以称作“乡土小说”。丁帆、金汉、陈继会、雷达、贺仲明等学者就持这种“乡土小说”的传统提法以囊括所有描写城乡生活的文学作品。虽然这一界定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乡土小说”命名的困境，扩大了“乡土小说”的内涵和外延，但笔者认为，“乡土小说”就是“乡土小说”，它是一个有着独特美学内涵的历史的文学概念。如果我们不顾历史的传承和现实的创作状况而对其妄加“改造”，不但遮蔽了“乡土小说”原有的“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这两个决定“乡土小说”存亡的内核性特征，还会使原有“乡土小说，’的概念变得模糊不清。这无异于取消了“乡土小说”存在的合法性。

“农村题材小说”是一个侧重题材范畴的概念。如工业的、城市的、军事的、知识分子的等等，是一个社会政治学的批评术语。如果说鲁迅的论述为“乡土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奠放了一块基石的话，那么茅盾的论述则为“农村题材小说”的创作和研究确立了一个基调，并且成为批评“乡土文学”的重要依据。或许是因为茅盾的特殊身份和背景，他从一开始就没有追随“乡土文学”的一般称谓，而是更着重“农村生活”这样的字眼。他在《关于乡土文学》一文中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是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的展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于我们共同的对于命运的挣扎。一个只有游历家的眼光的作者往往只能给我们以前者;必须是一个具有一定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的作者方能把后者作为主要的一点而给予了我们。’，日茅盾在这里批评的是“乡土文学”缺少的是“革命性内涵”，而这又正是因为缺少进步世界观的指导。作为一位革命现实主义作家，茅盾期待把这些明确的思想和生活内涵纳入“乡土文学”，以拓展其表现的生活领域和艺术视野，从而起到配合左冀文学革命运动。其后40年代，大盆的“乡土文学”创作基本上以茅盾的理论为指导。“乡土小说”抹杀了其“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的特征(只有赵树理除外)，与“农村题材小说”合而为一了。这些作品描写了农民从个体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转变的全过程，为当时的社会变革与政治斗争寻找合理的注解。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千河上》和周立波的《暴风与骤雨》是这一时期’‘农村题材小说”的典型代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学被划分为各个题材领域一一对应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条战线。“农村题材小说”代替了“乡土小说”，成为宣传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农村阵地。就连主张用宽泛的“乡土小说”概念来涵盖中国现当代乡村生活小说的丁帆也认为:“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的大量反映农村社区生活的作品，是不能称其为乡土小说的，充其盆亦只能是一些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原因之一就是它们失去了作为‘乡土小说’的重要美学特征—风土人情和异域情调给人的审美辰足。’可以说“农村题材小说”是一个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概念，是一个烙上了强烈政治色彩的社会政治学用语。实在和文学相去甚远，因此不宜用它来充当涵盖新时期以来所有乡村小说创作的概念，应该放弃使用这一概念。

“乡村题材小说”中“乡村”是一个中性词，意指作家言说的客观对象，以此来区分“乡土”和“农村”这两个经过文学言说而被赋予了特定意义内涵和价值的“想象性构成物”。相比于“乡土小说.，，“乡村题材小说”既有较长的存在历史，又未在其存在过程中形成特定的内涵规定与外延限制。它是一个站在城市与乡村这样一个大视野层面上的观照，可以涵盖“乡土小说”和“农村题材小说”的一个称谓。凡是以乡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小说都可称作“乡牛创预材小说”。可以看出，使用“乡村题材小说”这一概念是和当下中国的现实相一致的，符合城市化进程中乡村小说的发展趋势。赵园、段崇轩、周水涛等许多学者现在已开始使用“乡村题材小说”这一概念。本文认为涵盖新时期以来以乡村生活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乡村题材小说”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概念，主要是出于其内涵和外延实际变化发展的考虑:

首先，“乡村题材小说”比“乡土小说”具有更加广阔的内涵和更加开放的外延。在传统的界定中，“乡土小说”主要指以农村包括乡镇生活为题材，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与地方特色的小说创作。虽然不同的学者对“乡土小说”有各自不同的看法，但纵观所有’‘乡土小说”的概念，我们不难看出，强调“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这两个内核几乎是所有乡土小说史家都坚持的。然而，随着创作与社会生活的同步发展，新时期以来有许多描写乡村的小说并不具备“地域特色”和‘.民俗风情”。首先，有相当一部分小说虽然以乡村为描写对象，但小说并没有显示出某种乡土气息。例如，(分享艰难》、(大雪无乡》、《年前年后》、《天下荒年》等作品描写了乡村生活，但这些小说的艺术魅力不是来自于乡土风情，而是来自于对复杂的现实生活的精确展示和对人们所关注的现实矛盾的精辟分析。其次，还有一部分以农民为描写对象的小说，描写农民在城市的打工生活，展示农民在城市中的悲惨遭遇，故事基本和农业生活无关，已经无法展示出乡土色彩了。如(到城里去》、《白菜萝卜)、《民工》、《泥鳅》等。最后，80年代后期，以马原、余华、残雪、苏童、格非等人为代表的’‘先锋小说”作家的“先锋小说”往往只把乡土作为一个背景，一个故事发生地而存在，这些作品大多依托西方文化观念和哲学思想对社会人生进行形而上的思考，自然忽略了对乡土地域色彩的表现。如(虚构)‘(一个地主的死}‘(山上的小屋)、(米)、(敌人)等小说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可见，“乡土小说”已无法涵盖以上这些小说的内涵。再从外延来看，传统“乡土小说”的外延是农村，其地域范围至多扩大到县一级的小城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小说的地域范围发生在城乡结合带，甚至是城市。如刘醒龙的小说(白菜萝卜》和鬼子的小说《瓦城上空的麦田》等。因此，“乡村题材小说”所要面对的“乡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而是一个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变化性的广阔空间，这既包括原有的广裹乡村原野，又涵盖了正在城市化发展的小城镇及城乡结合部，甚至是城市空间。同时，作品所面对和表现的“人”，也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他们还包括了那些长期游走在城乡之间的企业家、知识分子、乡镇千部、艺人以及那些还未来得及脱去“土”气的城市农民。例如(年前年后》、《分享艰难》、《乡长》、《扶贫》等一大批‘.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品展示了“乡镇干部”这一特殊的文化群体在农村的生活，而(白菜萝卜》、(都市里的生产队》、(败节草》等一类作品所描写的是农民以不同的身份在城市中的生活。

其次，“乡村题材小说，"t匕“乡土小说”包容更加“多元”的主题格调。传统的“乡土小说”主题内涵比较单一，基本是在静态的乡村生活中展示乡村的宁静、安详，或批判乡村人的愚昧落后。作家们是站在乡村外审视乡村的，以启蒙和政治改造作为书写乡村的基本姿态是明确而稳定的。新时期以来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乡村日益被城市吞食，城市文明日益进逼乡村，城乡之间的影响日渐加深，乡村不再成为封闭自足的叙事资源，“‘乡村题材小说”由此呈现出更加“多元”的主题格调。虽然像《清水洗尘》、《梅妞放羊》、(孕妇和牛》、(清洁的日子》等作品在封闭自足的乡村书写中显示出传统“乡土小说”的品质，但更多的作品显示出的是更加丰富“多元”的主题格调。《陈免生上城》、《老井)、《黑骏马》等作品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愚昧落后，对农民身上固有的劣根性进行了批判。(人生》、(平凡的世界》、(哦，香雪》等通过对两种文明冲突的描写，表现出现代化给乡村带来的巨大影响，以及乡村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暴露出来的缺陷。(大树还小》、(黄昏放牛)、(九月还乡》等作品展现了乡村因经济劣势导致的文化劣势，表现出对乡村文化的严重担忧和焦虑。(乡村情感》、(黑蜻蜒》、(跪乳》等作品在批判城市道德时虔诚地讴歌传统美德的乡村文明，表现出很强“文化守成”倾向。(瓦城上空的麦田)、《神木》等作品展示出城市的冷漠无t清，金钱对人心的腐蚀，表现了城市空间下农民异化的现代性主题。“乡村题材小说”主题“多元”的格调还体现在作家“价值依托的多样化”。“价值依托的多样化”在此“既指乡村小说创作的核心价值依托的多元化，又指乡村小说家个体在具体创作时对多种价值意识的兼容并包”。圈例如，从(黑蜻蜓》、《跪乳》等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作家们对“仁”等传统道德精神的眷念，而(乡村情感》、《天下荒年》等作品既认同在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和十七年阶段形成的以“革命精神”为核心的价值意识，又认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人文精神;(歇与山庄的两个女人》、《城的灯》等作品则对城市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认同。总之，新时期以来的“乡村题材小说”具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更开阔的视野，“乡村题材小说”呈现出更加“多元”的格调。

再次，部分“乡村题材小说‘’的乡土情感与“乡土小说”的情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乡土小说作家大多来自乡村，因此有着城乡两方面的人生体验。一方面，乡村传统文化是自我得以确立的根本，他们不可能轻易割断与乡土的情感联系，在文化上也难以逮然摆脱乡土的影响。另一方面，城市文明又远远优于乡村文明，对于经受了现代文明洗礼的这些作家来说，认同本土文化意味着肯定自身生活方式的低劣与不合道德标准，因此形成了他们对乡土的双重姿态，即既眷念又批判。新时期以来，时代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乡村小说作家对乡土的情感也随之改变:一，情感空缺。余华、苏童、格非等一批出生于60年代的作家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他们缺少乡村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作品中的乡村只是故事发生的背景，而非现实中的乡村，他们不关心乡村本身的存在，小说只寄托着某种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因而在他们的创作中基本上不对乡村倾注情感。二，情感变异。长期以来，乡村小说作家始终对城市怀有一种仇恨的心理，这是由于他们在思想上不能适应城市文明而形成的。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作家们对以工业文明为标志的城市文明不再一味地排斥，而是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逐渐意识到城市化将是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三，情感超越。李洱、韩东、毕飞宇、魏微、红柯等更新一代作家的作品已超越了传统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显示出更现代的创作理性。(石榴树上结樱桃)、(扎根》、(玉米)、(一个人的微湖闸》等作品用一种“个体”言说的方式，叙述自己的独特的生命体验和精神感悟，描绘生活的本真状态，表达着自己的切身感受，传达着各自的价值判断，在更为广阔的层面上叙写着中国的城乡关系。

最后，“乡村题材小说”使用的艺术手法比之“乡土小说”更加丰富多样。传统“乡土小说”是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为其表现技巧的，着力描写那种宁静安详、封闭保守的乡村生活，塑造出许多具有传统乡土性格的人物。新时期以来的“乡村题材小说”中描写了大童的城市生活，传统的写实主义已经不能满足现实创作的需要，借鉴新的艺术手法就显得迫在眉睫。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现代主义文学就是城市文学，表现城市精神特质的孤独、虚无的主题是现代主义出现的主要原因，因此向现代主义创作方法和技巧借鉴就成为“乡村题材小说”必然的选择。对现代主义创作方法和技巧的借鉴，大大丰富了“乡村题材小说”的艺术表现力。如残雪的小说《民工团》中就借用了意识流的表现手法，对民工的生存状况予以了似真似幻的刻画。范小青的小说(父亲还在渔隐街》采用了一种迷宫式的现代叙述方式，使小说具有一种荒诞的、不确定的现代感。还有鬼子的小说(瓦城上空的麦田》中就采用了隐喻、象征的艺术手法，用麦田来象征乡土文明，城市来象征工业文明，在两种文明的对举中揭示出进城农民灵魂扭曲异化的本质。这些作品都呈现出小人物的生存艰难，表现了进城农民的精神异化问题。实在接受采访时所说:什么时候，农村题材写的不像农村题材时，小说就写好了”。实所说的“农村题材写的不像农村题材了”，不但包含着“乡村题材小说”的去“乡土色彩”，而且是指采用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技巧去结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