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9-14 19:08:16
过早辞世的悲哀
湘军元老胡林翼对于中国史知识只普及到中学课程的中国人来说，太陌生了。即便是大学本科，非历史专业的人，知道的也不多。他辞世时才49岁；与胡林翼同年出生的左宗棠活到72岁，左晚年最大的功勋是新疆平乱，这一关乎祖国版图的功绩使他直到今天还尽人皆知；比胡林翼大一岁的曾国藩活到71岁，是他在胡林翼死后，攻下了天京(今南京)，打败了建都十三年的太平天国，还先后做过三任两江总督；而与他们同时期又稍晚些的李鸿章活到78岁，一直被争议到当下。
近年来一直活跃于湘军史研究领域的谭伯牛告诉《新世纪周刊》，就对湘军中的控制和影响来说，胡林翼要大于曾国藩。胡林翼去世时还不到50岁，这还只是他在当代湮没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位“太子党”的为人处事，虽有枭雄气度，但在中国绵延千年的观念中，这种气魄一直难敌曾国藩宋明理学修身的优势和曾所居的道德制高点。
个性影响威望
清代著名改革家陶澍在1830年至1839年任两江总督时，慧眼识英才，先后发现了两匹千里之驹。前一位是令自己的父亲都失望的胡林翼，他把女儿嫁给了胡；后一位是左宗棠。
胡林翼出身显赫，其父亲胡达源是嘉庆二十四年一甲三名进士，也就是1819年的探花。身为翰林院侍讲的儿子，胡林翼少年时在皇城根下长大，这种门第使胡林翼结交非凡，所谓来往皆鸿儒也不过这般――他的师友不是军机大臣文庆就是林则徐。因此，胡林翼不仅幼年聪慧，在眼界上也要高于一般人，有一个例子是，他年纪少时即认为“今天下之乱不在盗贼，而在人心”。
在胡林翼出生的前一年(即1811年)，湖南长沙府一个乡绅的家里添丁进口，那位自幼成长于湘乡农村的男孩子叫曾国藩。曾国藩的父亲是一位塾师，这就保证了他自幼接受到系统的封建教育，也使儒家文化和宋明理学熏染了曾国藩的一生，从小懂得“锐意功名，意气自豪”。而这些，在封建中国被视为“人间正道”。
胡林翼却在很多人看来，就没走“正道”。他的社会与官场结交，自然而然地养成了负才不羁、挥金如土的习性。道光二十年(1840年)秋天的江南主试舞弊则令他受了降职处分，父亲也被这个不成器的儿子气得要死，并且不久就撒手人世。谭伯牛认为，胡的青年时期声名不及曾国藩正是由于这些原因。
父亲和岳父相继去世，对胡林翼打击重大，他决定“池圃足高卧，图书供古欢”，从此洗心革面、独善其身。直到6年后，多亏了熟悉他的林则徐力助，才捐了个知府在云南林则徐的手下再次出山。
举荐曾国藩任两江总督
胡林翼在咸丰六年(1856年)，已经因攻破武昌城而实授湖北巡府，此时曾国藩虽雄韬伟略尚不得施展，还只在做一个侍郎。正巧这时他的父亲去世了，咸丰七年(1857年)他便以回家守制为由，其实是赌气回乡。
曾国藩负气回家乡居三年后，云南昆明人氏两江总督何桂清于1860年去世了，这个至关重要的位置谁来接替，一时成了众臣聚焦所在。谭伯牛说，当时最合适的就是让胡林翼继任两江总督，但深明就里的胡林翼给湖广总督官文呈奏，请他上奏朝廷给曾国藩一些实权，他不是不能自己写这个奏折，但是胡曾关系之密切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所以胡在努力举荐自己朋友之时，还考虑到避嫌对于他们二人会更有利。再有一个原因就是胡林翼深谙中国纲常中乾纲独断，因此经过这番迂回曲折的举荐后，曾国藩还真的在众臣的推举下就任两江总督。
抱憾而死
打下安庆这一硬仗，湘军镇压太平军已接近尾声，再打下天京就能把太平军彻底剿灭了。1861年9月的一天，走在长江边上的胡林翼眼睁睁看到一艘英国兵舰恣肆地鸣着长笛在长江水面纵横驰骋，所经之处的中国渔船都被巨浪冲翻，这位救世之臣悲愤至极血脉喷张，一口鲜血喷射出来，倒在地上。从此肺病日益加重，9月30日便离世了。
曾国藩的幕府薛福成笔记中记载了这一悲剧。当时胡林翼即对左右说：没救了，长毛(对太平军的蔑称)被消灭是迟早的事情，然而洋枪洋炮长驱直入怎么得了?这是我的一块心病。
胡林翼看到英军兵舰时，中国刚刚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才一年，英法俄美四国在《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获得了赔款，并驶进了中国沿海沿江的贸易通道。
在这两个条约签订之前，见识了坚船利炮的胡林翼已经请两广总督叶名琛帮他购入大量西洋军火。训练自己的湘军和水师，打算“师夷长技以制夷”。胡林翼壮大水师的理想在27年后，由比他小近一轮的李鸿章实现了，但仍旧是个悲剧。
军事哲学影响中国
黄埔军校有一本从1924年建校开始历届沿用的教材，就是由曾国藩胡林翼二人原著蔡锷辑录、增补的“蒋版”《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第一位把晚清名臣曾国藩和胡林翼的治军思想辑录成册的，是北伐名将蔡锷蒋军。这位近代军事家对曾胡二人的军事思想推崇备至，亲自辑出一本对曾胡军事思想进行过系统归纳册子《曾胡治兵语录》。
胡林翼对青年也具有很深的影响，在蔡锷这本册子的基础上，又亲自校订增补了一些他认为非常有必要的内容，他给这一个章节的内容取名《治心》，添加到蔡锷版《曾胡治兵语录》一书里，这就是1924年版的《增补曾胡治兵语录》。
事实上，并非只有国民革命军中的将领视胡林翼的军事思想为圭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支部队中，对曾胡的军事才干和思想也尤为重视。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出版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两年后八路军山东军区重印出版，但是解放后这本书因为众所周知的政治、历史原因绝版了。
本人对胡林翼的推崇，可以从他的“字”中体现出来。1945年，在重庆谈判时的与著名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时任《新民报》副刊编辑的张恨水说起过自己“字润芝”的典故。
说，这个“字”是在湖南一师时杨怀中先生为他取的。杨怀中，字昌济，1913年结束留日回国开展教育事业。1915年湖南一师学生得到杨怀中推介的一部《胡文忠公全集》。他反复阅读后，觉得胡林翼确实值得学习，“胡字‘润芝’，我就改为‘学润’。杨先生对我说：‘司马长卿崇拜蔺相如改名相如。你既然尊敬胡润芝，就干脆改成润芝吧。’以后，师长和好友们多叫我‘润芝’。”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是位研究的专家，他在向《新世纪周刊》介绍的早期思想形成时说，五四时期许多新潮人物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却与他们不同。虽然吸纳新思想，但是并不废弃旧学。他最喜欢读、最常读的还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的著作。
杨天石认为，“读新学常常食而不化，读旧学诸书，则如鱼得水，常常用以作为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原则，或用以为作治兵从政的轨范。”在1922年4月11日的日记中记道：“胡公之言、德、功三者，皆有可传，而曾公独称其进德之猛……崇拜胡公之心，过于曾公矣!”
谭伯牛认为，、，借鉴最多的是湘军治军思想方面的内容。是一位活学活用各种传统和知识的典范。湘军的战略是六个字“扎硬寨、打死仗”，这种步步为营的打法与创造的游击战完全不同，游击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敌疲我打”的十六字方针，被美国西点军校列为军事经典。这说明善于活学活用和发展胡曾的军事哲学。
曾国藩日记的篇幅都不长，几十字，一二百字，写的内容多是生活的白描，从早晨起床开始，吃的什么饭，和谁说的什么话，甚至晚上做了什么梦，都一一记录下来，然后回忆自己一天的言行，发现其中哪一点不符合圣人要求，就加以自责，做深刻反省。更关键的是，曾国藩写日记不光自己看，还让别人看。虽然那时没有互联网，可以将自己的所思所想到网上，与粉丝们互动，但曾国藩有他的办法，他把日记抄录数份，然后在朋友圈子里传阅，朋友们会在后边加批注，谈自己的感想，或批评，或鼓励，就像现在粉丝们的跟帖一样。
比如，有一次，好友倭仁在他的日记后批语道：我辈既如此学，便须努力向前，完养精神，将一切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净尽，专心一意，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务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曾国藩看到后的反应是，“为之悚然汗出”，然后感叹说，不如此“安得此药石之言”。还有一次，他在日记中抱怨骆秉章对他很冷淡，他的三弟曾国华评论说：“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难堪。”这让他如醍醐灌顶，想起自己素来自负，对这位前辈加上级汇报工作或说话总是不容质疑，于是一下子警醒过来。
日记通常都是非常私密的东西，通常都会严加保密，不让外人知晓，可曾国藩为什么如此开放呢？
原来他在日记中虽然能够毫不留情地剖析自己，做到狠斗私字一闪念，但自己的缺点、错误或是陋习改正起来却非常困难，总是改了犯，犯了改，改了再犯。例如，他曾在日记中立誓“夜不出门”，但还是经常“仆仆于道”。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京城刮起大风，他仍然“无事出门”，回来深切自责“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十二月十六日，菜市口要杀人，别人邀他去看热闹，他“欣然乐从”。
内修效果不理想使曾国藩认识到，光靠自我反思、自我监督是不行的。于是他把日记公开，让众多的眼睛看着自己，并且通过亲人朋友的“跟帖”、点评，点醒和提示自己，形成强大的外在监督力量。用他的话说就是：“势必有所激，有所逼，才能有所成。”完全靠自己监督自己，往往靠不住，人都是在外界的压力之下，才能做真正的改变。
曾国藩天资并不聪慧，但却成为“内圣外王”式的人物，成为清朝的“中兴之臣”，与他注重自我修养，使自己不断完善是分不开的。而在其漫长的一生中，写这种类似“微博”的日记，并公之于亲人朋友，成为他最重要的自修方式。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县（今双峰县）人，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出生于一个穷山僻谷的耕读人家。他一生勤奋好学，以“勤”、“恒”两字激励自己，教育子侄。谓“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事事松弛。”他抓住一切读书的机会不放松，死前一日犹手不释卷。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冬，曾给自己订下了每天读书的十二条规矩，它们是：
一、主敬：整齐严肃，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五、读史：念二十三史，每日圈点十页，虽有事不间断；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九、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
十、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的多寡，养气之盛否；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
十二、夜不出门。
曾国藩的这十二条读书规矩，前三条是为读书作准备的。第四、五、九、十、十一条是读书的方法；而第六、七、八、十二条看起来似乎与读书关系不大，实质上是要求自己集中精力读好书，因而这看似关系不大的规矩，却是保证读书质量的重要手段。
据唐诗戡所撰的《曾国藩治学之道》一文中介绍，咸丰八年（1858年）曾国藩在军务繁忙之际，犹定申、酉、戌、亥四个时辰温旧书，读新书，偿外债（指诗文债、字债），写笔记。同治元年（1862年），他任两江总督，白天忙于军政事务，夜里仍温读诗文。他自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初一起写日记，至同治十一年（1872年）二月初二止从未间断，数十年如一日。
他不仅勤于读书，而且善于读书，深得要领，曾说：“万卷虽多，而提要钩玄不过数语。”其见解可谓精辟之极。曾国藩读书注重消化归纳，从而提出自己的精当见解。
他很重视作读书笔记，除经史外，常随手摘记，使得他的读书精深有用。曾国藩曾说：“凡奇僻之字，雅故之训，不手抄则不能记。”曾国藩喜欢读史，曾写成《历代大事记》数卷，以此作为重要的读书方法。
关键词：曾国藩 经世思想 评价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作为清王朝执掌重权的汉族封疆大吏，他既是封建社会末期最后一尊精神偶像，也是近代思想文化的重要代表。曾氏服膺程朱理学，又全力研习经世之学，当大清帝国内忧外患交相侵袭，几欲颠覆之时，是他创立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进而平定东南半壁江山，大清始有同治中兴；不仅如此，近代中国首艘兵轮，首炉钢水，首批技术工人的诞生，首批中国学童远赴泰西深造等，均与曾国藩及其同道的倡导与活动紧密相关。曾国藩也因此成为咸丰、同治这一特殊历史时期思想驳杂、颇富特色的理学经世派，其经世思想对中国近代社会和近代文化的变迁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一、整饬吏治方面
曾国藩从整顿吏治入手，转变全国官场风气，以应时变。面对清朝吏治的严重弊端，曾国藩尖锐地指出，现在官场“大率以畏葸为慎，为柔靡为荣”。京官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退缩者，即同官互推，不肯任怨，动辄请旨，不肯任咎;琐屑者，斤斤计较，不顾大体。外官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国家一旦有事，则满廷皆疲沓泄，相与袖手”。在曾国藩主政一方后，更进一步认识到了吏治腐败的恶果，深以吏治腐败和民心不满为忧。认为要从整顿吏治，挽回民心入手，“若不从吏治人心痛下功夫，涤肠荡胃，断无挽回之理”。于是他抱定“以吏治人心为第一义”，收拾人心，以缓和“民乱四起”的社会矛盾。
曾国藩在整饬吏治上提出首先要有一定的制度和法规，作为考察和制约官吏的标准。“窃以为吏治有常者也，可先立法而后求人。”他以州县为整饬单位，因为“吏治之兴废全系乎州县是之贤否”1。他亲自制定约束州县官吏的《劝诫规定》十六条，作为官吏廉洁尽职的标准。其中包括：劝诫州县、劝诫委员、劝诫绅士、劝诫营官等等各四条。每条下面都以浅近明快的文字加以说明，并刻印成册，州县官吏人手一份，作为不贪财、不沽名的座右铭。其次，曾国藩力除官僚作风，办事讲求实效。他指出：“凡公事迟延，通弊有二，曰支曰展。支者，推诿他人，如院仰司，司仰府，府仰州县……但求推出门外，不求了结其事……展者迟延时日，如上月展至下月，春季展至夏季……上下相容，疲玩已甚。”2曾国藩还“力救冗之弊”，裁撤机构，减少多余人员，使官员各尽其职各专其责。他说：“凡治事以员少为妙，有专责而无推诿，少则必择才足了事者，而劣员不得滥竽其间，少则各项头绪，悉在二三人心中，不致坐杂遗忘。”其三，他力主“戒私”，“为官择人而不为人择官，为事择人而不为人择事”。他说：“办事择人，则心公而事举，为人谋事则心私而事废。”曾国藩对于自己的亲信故旧也不例外。其挚友李元度，好文学、有才气，但好取宠纳贿，曾与之约法五章，其中有用人戒滥戒私，为官择人而不为人择官。曾国藩的用人原则，为其招徕了众多的人才，“凡法律、算数、天文、机器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3，如薛福成、容闳、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思想家、科学家、学者，都因知遇曾国藩而得到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由于曾国藩重视吏治，止浊扬清，加上修文兴教，劝农课商，“不数年间，民气大苏，而宦场浮滑之习，亦为之一变”4。
二、军事改革方面
在军事方面，曾国藩属于湘军的领袖人物，在清末的军事改革过程中有着许多的进步之处。本文从他在选拔将士和治军思想方面分析，以探薇其特点。
曾国藩对于绿营兵官气深重、投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很深的认识：“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以窍太多，漓朴散淳，真意荡然。”为了根本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的军官，选将必须注重“纯朴之人”，即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伪饰之人。这种将淳朴之人委以重任的做法，对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极为重要。“坚忍”亦就是打仗时能冲锋陷阵，身先士卒。他一反中国古代兵家论将、选将的方法，而将“忠义血性”，意即对封建政权的忠心放在了第一位。为此，他不拘一格，不限出身，大量地提拔书生为将。在曾国藩看来，中小地主阶级分子，出身卑微，迫切希望改变所处的社会地位，按惯例是应通过读书做官的方式来达到其目的，然而，清朝末年的状况却使他们无望改变社会地位。据统计，清末全国绅士人数约有145万，政府官职及头衔仅能容纳15万，闲居乡里的绅士至少有130余万，两者之间差距悬殊。当社会统治秩序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他们将本能地站出来，以封建的卫道精神同农民军进行对抗，捍卫封建统治秩序，加之无官可做只好投笔从戎，一显身手。按照这些原则选将练兵，处理将士关系，虽未必能达到他的“塞绝横流之人欲，以挽回厌乱之人心”的目的，但对于提升士气、提高湘军的战斗力方面确实起到了较大的积极作用。
1、选拔将士
曾国藩目睹晚清绿营将领的浮滑之风，认为首先要以封建道德观念、儒家仁义忠信武装将领，使之成为忠将、良将，无负君父家国之望。他反复强调：“今欲图谋大局，万众一心，自须别开生面，崭新日月，专用新招之勇，求忠义之将。”5
曾国藩认为满蒙贵族，绿营将领几无一人可用，“旧求满蒙宗藩勋旧之中，则旧科难改；若求之汉人卿相督抚之中，则殊乏妙选”6。他“念营将积弊不可用，纯用书生为营官，率诸生员、文童，以忠诚相期奖”7。在“忠义血性”的前提下，曾国藩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标准，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不要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8他还说：“将领之道必须身先士卒……又军事最贵气旺，必须有好胜之心，有凌人之气，酷羡英雄不朽之名，兼羡号令风雷之象。”9对于将领，曾国藩十分注意一个“勤”字，他说:“营官之要全在一个勤字。训练勤，则弱旅亦成劲旅矣；稽查勤，则哨队咸守营规矣。”10在招募士兵上，以“朴勇而好义”的山农为兵。曾国藩继承了戚继光募兵不用市人而用乡农的思想，“尤不宜用城市之人，读戚南塘之书，自能领悟”11。曾国藩规定兵勇“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12，主张选兵“以山乡为上，百技艺者皆可为猎，专挑多力之人”。
2、治军思想
曾国藩有着系统的治军思想。首先他主张严明纪律，规定各种纪律几十条，严禁将士吸食鸦片、及奸淫。如营中有吸食洋烟者尽行责革，营外有烟馆卖烟者尽行驱除。“凡打牌、押宝等事既耗钱财，又耗精神，不能起早，不能守夜，断无不误军事之理”。吸烟、“全是一种暮气”，暮气必败，故必严禁。其次，进行爱民教育，不许兵勇欺压百姓。曾国藩说：“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要义。除莠去草，所以爱苗也；打蛇杀虎，所以爱人也；募兵剿贼，所以爱百姓也。若不禁止骚扰，便与贼匪无异，且或比贼匪更甚，要官兵何用哉？故兵法千言万语，一言蔽之曰：‘爱民。’”爱民不能仅限于口头，官吏要“廉洁”，曾国藩反复告戒将领“居官以不要钱为本”，所有将士不得“强掠民夫，强占民房”。如有违抗者，“即行指名禀明，军法从事”。最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曾国藩把封建伦理道德视为湘军的精神支柱，“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用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岳飞的“不要钱，不怕死”的口号激励将士。
三、思想渊源
从曾国藩的家学渊源和处事原则两方面，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他在整饬吏治和军事改革方面的思想原因。
首先，从家学渊源上看。嘉道之时，湖南的经世之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曾国藩从小就受到儒学思想的熏陶，从6岁上学起，便跟随父亲学习儒家经典，接受严格系统的儒学训练。他“九岁毕五经，十五岁读周礼仪礼史记文选”13。自20岁起，曾国藩开始到外地进一步求学，先在衡阳唐氏家塾和乡涟滨书院就读，1833年考中秀才，尔后入长沙岳麓书院学习。曾国藩在岳麓书院学习了大约1年，1834年肄业，并于当年考取湖南乡试举人。这段时间，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是“急于科举”14，锐意功名，以便光宗耀祖、振兴寒门，尚难说有经国济世的宏愿。但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这就是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儒家著述，掌握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尤其是在当时湖南最高学府长沙岳麓书院求学时，得到了颇有名气号称“弟子三千”的欧阳厚钧亲身教诲，从而打下了牢固的儒学功底，成为他以后治学的基础。同时，早年的学习生活，使他受到了湖南特有的学术风气的影响，这对他日后产生并形成经世致用思想起到了很好的奠基作用。曾国藩在求学时就已接触到了重理学、轻汉学的学术氛围。除推崇理学外，湖南学士又有探讨社会有用之学、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风气。在这方面应首推魏源，他长期究心于经世之学，所辑录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对湖南的学风影响很大。黄睿著《花随人圣摭忆》中曰:“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15另外，像王义清、罗典、欧阳厚钧、丁善庆、邓显鹤、贺长龄、贺熙龄、唐鉴等有名学者也都很注重经世致用。这种经世之学风直接影响了曾国藩，可以说是他个人思想的基础。另外，曾国藩的家境与家教，也是促成他萌生经世思想的一个因素。从经济上看，曾国藩在为官以前，曾家只能算作中小地主。曾国藩的祖父一生都率妻携子，勤于耕作。16从科考上看，曾家世代无人获取功名，是默默无闻的寒族。曾国藩出世时，祖孙三代连一个秀才都没有，可谓寒门冷籍。但曾家几代人，从其曾祖父起，都不甘于寒寂，一方面克勤克俭、吃苦耐劳，使家境逐步好转；另一方面，勉励子孙，刻苦读书。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只进过几天私塾，一则家境维艰;二则天资不丰，没读几天便辍学了。父亲曾麟书，亦天分不高，虽经年苦读，先后参加17次考试，耗其半生光阴，但直到40多岁，才考上个秀才。因此，曾国藩的祖父和父亲，都把猎取功名以光大门第的希望寄托在曾国藩的身上，并对他严格督教，穷年磨厉，期有所成。因此，修身以齐家的抱负，在曾国藩早年岁月中，深深地植根于头脑之中，并对他一生的思想和实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果说经世之学是儒家修身治平思想具体化的话，那么早年的曾国藩在严格的家教下，苦读儒经，以求金榜提名、振兴门第的奋斗历程，从逻辑上应视为其经世实践的第一步。而这种早期实践内化到精神层面，对于曾国藩这位善于“内省”的人来说，就是其经世致用思想的胚胎。
其次，从处事原则上看。曾国藩出身农村，养就了他吃苦耐劳，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每食只蔬菜一品，决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之啬，无殊寒素，时人以其每食具菜一品，因乎之为‘一品宰相’云”17。曾国藩对自己、对家人同样都要求严格。作为湘军统帅，对待部下各湘军将领自然也是非常严格，咸丰三年，曾国藩奉命办团练，就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藉以号召吾乡之豪杰”18。然某些湘军将领，在长期的打仗过程中，不再仅仅满足于微薄的兵饷，更何况欠饷现象时常发生，因此，在打胜仗时往往洗劫一空，敛取钱财。对此，曾国藩深有体会，“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橐。余不能禁人之不苟取，但求我自不苟取。以此风云僚属，即以此报答圣主”19。但作为最高领导者的曾国藩决不任各将领为所欲为，破坏湘军纪律，影响士气，即使对某些关系较深的将领也不姑息纵容。曾国藩这种治军治军方法，固然与他的出身、性格及做事风格有关，但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他所处的地位造成的。曾国藩是湘军的创始人，也是最高统帅，拥有无人可以取代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然曾国藩一直是虚衔领兵，清政府对其是既加以利用又不完全信任，咸丰十年之前，始终没有给他以真正的实权，因此在湘军创建早期，为军饷等问题与地方官处处不和，左右碰壁。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紧紧抓住湘军这一政治资本，决不容许他人干涉分裂湘军，对任何破坏湘军统一的行为必须严厉打击和预防，并且严明军纪，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湘军的整体实力，从而使湘军在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获得清政府的信任，作为进一步为湘军争取政治经济利益的资本。
再次，从其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上看。在鸦片战争以前，清代的学术主要有宋学和汉学。宋学在清代高居庙堂，被认为是官方学术，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清朝统治者以朱熹配享孔庙，科举制考也以朱注《四书》为标准。清代汉学，即所谓古文经学，最初是经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所提倡，再经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人的阐发而形成的一种学派。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一部分头脑比较清醒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目睹满族以“夷狄”入主中原，深以为耻。他们不满当时逃避现实，空疏无本，“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20的学风，相继大倡“经世致用”，主张“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21但是进入康乾盛世时期后，在清政府的文化高压政策下，士人学者皆不敢妄谈时政，汉学逐渐丧失了其经世致用的精神，并转而专工名物训诂，形成了脱离实际的乾嘉学派。经世致用的主张一度沉寂。清代的宋学与汉学由于旨趣不同，门户之见极深，尤其为了经学的正统而争论不休。故汉宋之争又是清代学术的一大特征。直到嘉道之际，大清国势衰落，政治腐败，社会危象丛生，人们逐步认识到无论是汉学还是宋学，或空谈性命，或繁琐考据，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无所裨益，因而学术界出现变革之象。以庄存与和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派”顺应了这一学术变革的潮流，提出了不拘汉宋，重在“取法致用”的主张。特别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前后，“日之将夕，悲风骤至”，龚自珍、魏源等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封建士大夫受清代复兴的以阐发微言大义为宗旨的今文经学的影响，纷纷把目光投向政治，投向现实社会，倡言“以经术为治术”，重新举起了经致用的旗帜。加之当时的道光皇帝在即位后，求治心切，大力提倡“经世致用”思想，“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要为其有用者”。22皇帝提倡，士大夫当然趋之若骛。至此经世思潮很快复兴起来，并且影响越来越大。这样的学术背景对于曾国藩经世改革思想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乾嘉时期，汉学虽然在全国“风靡一时”，直驾程朱理学而上，但由于湖南地处僻远，与文化发达的江、浙等省交通不便，使得湖南士人依旧固守程朱理学。直至道光时期，湖南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时有发生。为了对付农民起义，保护和扩大自己的既得利益，湖南的地主阶级崇尚经世致用和务实。湖南士人魏源所辑录的《皇朝经世文编》一书选录了顺治至道光近二百年来经世之学的力作，多达一百二十卷，近三百万字。此书由贺长龄刊刻发行后，“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23，对湖南的学风影响很大。
四、结语
经世致用的观念古已有之，但在封建社会的各个时期，其隐现程度不同。当社会稳定，经世致用的观念就如同一股潜流，当社会动荡，国运衰微时经世致用的观念就会喷薄而出，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到了鸦片战争前后，清廷内忧外患不断，再次激起文人士子的经世致用思潮。以庄存与，刘逢年为代表的常州学派复兴了今文经学；龚自珍，陶澍，贺长龄等人成为早期的经世派；与第一鸦片战争有密切关系的林则徐，魏源，姚莹等人，则成为经世派的领军人物；加之当时的道光皇帝继位后，大力提倡经世致用思想，“士不通经，不足致用；经之学，不在寻章摘句，要为其有用者”24。经世致用思潮很快兴起且影响愈来愈大。
曾国藩学术明显的经世特征既有其师唐鉴的师承，又有明清以来实学特别是湖湘学派的熏陶。曾国藩始终一贯的经世思想、救时意识与其成长的湖湘文化氛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湖南自宋代以来即号称理学之乡，然而湖湘学风对义理之学的关注从未与经世致用割裂开来。从胡宏等人创立“湖湘学派”起就十分留心经世之学，至王夫之更是“言必征实”、“义必切理”，鸦片战争前后，湖南又一举成为经世派的大本营。近代湖南的一代有影响的人物中，如贺长龄、贺熙龄、罗饶典、唐鉴等便承继湖湘理学学风，既讲求义理，又注重经世致用。青少年时代的曾国藩就是在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中浸润成长起来的，从而奠定了他一生沉浸于理学，终于成为一学大家的基调。然而同一般的理学家热衷坐而论道、玄谈性理不同的是，曾氏一方面讲求修身、节欲，追求内在道德的完善；另一方面追慕王夫之、贺长龄等经世前贤，孜孜不倦地讲求经世之学，以“匡时救世”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
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以开放务实的姿态，一方面继承传统文化的礼俗政教，汇诸子百家于其中，另一方面吸纳西学之长技于其中，从而体现了“先圣制礼之体之无所不赅”25的特色。曾国藩经世思想充满着“卫道”和“创新”的双重变奏，其始终张扬的“守道”和“救时”意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悠久深厚的大文化系统所具有的保守性与开放性的双重特性，在与异质文化系统相接触时，有排斥也有兼容。可以说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是传统儒学在中国近代史这片特殊的土壤中的特殊发展，堪称传统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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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第256页
如果没有好德，其他的四福无从谈起。人不但拿不到幸福，还会招来麻烦和灾难。缺少对生命的真正认识，一味地去发财，到一定程度，没有方向肯定会挥霍，会吃喝玩乐，甚至做一些、反人类的事情，最后，当生命能量的账户上出现赤字的时候，疾病就会到来，灾难就会到来。
不明理的人是不会过日子的。现在有些人糊里糊涂地结婚，糊里糊涂地生，再糊里糊涂地养。其实，生产饼干还要看说明书呢，但结婚不看说明书，生孩子不看说明书，夫妻之间凭着感觉生活，情绪一上来，恶语就出来，心就会受伤。心一旦受伤之后，要想疗治就难了。所以要认识生命，学习生活，善待生命，善用生活，这就是
好德。
想要建一个幸福的大厦，你得先拿到图纸。拿到图纸，还得会看。生命这台精密机器，更需要学习，不学习就想让它健康地运转，那是不可能的。好德就是读懂生命的说明书。想要成为高能量生命，不看说明书不行，学习要天天进行，好德也要天天进行。古人早晨一小时的定课，晚上一小时的定课，读经典，就是好德，就是在看生命说明书。
好德是五福里面最重要的一福，有了好德，就会有长寿，就会有康宁，就会有富贵，就会有善终。好德就是让人们认识如何得到五福。
好德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正如曾国藩祖父曾星冈立在家庙神位前的对联所言：“敬祖宗一炷清香，必恭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读宜耕。”读，就是好德，读经典，读圣人之言。耕，告诉人们做本分的事，从劳动和汗水中获得生存的权利和报酬，不要通过算计去获得。正是这种家训，让曾家门庭大旺，人才辈出。有人统计，仅曾国藩兄弟五房里出过的大成就者就有二百四十多位，其有用人才之多，分布行业之广，影响之大，为人所赞。
单说晚清重臣湘军之父曾国藩，就是一位战略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亦言曾国藩为人之道“足为吾人之师资”，把《曾胡治兵语录》当作教导高级将领的教科书，自己又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拜读不辍。
曾国藩能够取得如此成就，正是靠着祖上留下的耕读精神。祖父靠勤勉耕种、勤俭持家让全家人过上了温饱生活。父亲曾麟书开始读书，但一生乡试17次不第，最后只比曾国藩早一年考中补生员。但这种精神却深深地影响了曾国藩，让曾国藩自幼勤奋好学，22岁考取秀才，24岁中举，入省学岳麓书院，28岁中了同进士，进入翰林院。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给子侄的必读书单中，曾国藩第一推荐《了凡四训》。
无独有偶，对这样一本好德范本，还有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现代企业家用它来经营企业，就是被称为“经营之圣”的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我们看他畅销全世界的著作《活法》，就知道他一生在实践《了凡四训》的要义。有人曾建议稻盛和夫投资房地产，他说，不通过劳动和汗水赚来的钱是不吉祥的，他不干。可见，虽然他从事的是现代产业，但其经营理念却是中国人讲的耕读精神。因此，他的企业能够稳健运营，几次大的金融危机，让多少企业倒闭，多少公司破产，但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企业，说明“耕读”是一条人间正道。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这里我们并不想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评判，而只是想说，既然同一段话可以做不同的解释，一种思想也完全可能产生不同的影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好比小孩子看《红楼梦》里面尽是吃喝玩乐，青年人看《红楼梦》里面尽是谈情说爱，中青人看《红楼梦》里面是钩心斗角一样。要研究儒家思想对于传统科技的影响，关键应该看被影响的对象是如何做出反映的。正如儒家思想在不断变化一样，传统的知识分子对于农业的态度也并非是一成不变。本文的主人公曾国藩（1811—1872）对于农业的认识可能就与孔孟有所不同。
曾国藩出身农家，农业在他一生的经济和精神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即便是后来他做了大官，无需躬耕以足衣食，可他并没有因此而忘怀稼圃，戎马倥偬之余，他也采用家书的方式一再教导子弟重视农业生产。咸丰十年（1860）闰三月初四日给纪泽（1839—1890，长子）的信中提到：
昔吾祖星冈（曾玉屏，1774—1849，祖父）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
同月二十九日在与其弟澄侯（曾国潢，1820——1885，次弟，行四）的信中也提到：
余与沅弟（曾国荃1824——1890，四弟，行九）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
以后“八字诀”多次出现在曾国藩的家书之中。
有时，曾国藩也会把其中与农业有关的几件事单独提出来，叮嘱再三。同治五年（1866）六月二十六日在给纪泽、纪鸿的信中提到：
尔等亦须留心于莳蔬养鱼，此一家兴旺气象，断不可忽。
同年九月十七日又向纪泽、纪鸿（1848—1881，次子）再度重申：
家中外须讲求莳蔬，内须讲求小菜。此足验人家之兴衰，不可忽也，此谕。
对自己的兄弟也是如此要求。咸丰八年（1858）七月二十一日于在给澄、季（曾国葆，1828——1863，五弟）两弟信中写道：
家中种蔬一事，千万不可怠忽。屋门首塘养鱼，亦有一种生机。养猪亦内政之要者。下首台上新竹，过伏天后有枯者否？此四事者，可以觇人家兴衰气象，望时时与朱见四兄熟商。
同年八月二十二日的信中又写道：
家中养鱼、养猪、种竹、种蔬四事，皆不可忽。一则上接祖父以来相承之家风，二则望其外有一种生气，登其庭有一种旺气。虽多花几个钱，多请风个工，但用在此四事上总是无妨。
同年九月二十八日的信中再次提到：
押韵之‘书蔬鱼猪’，不押韵之‘竹’，千万留心一一培养。……县城菜园之人，似尚须请来治菜畦，一切究竟在行些。
事情就出在花钱请人种菜上面。尽管曾国藩一而再，再而三地教导自己的子弟要种蔬、养鱼、养猪，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兄弟之间却存在分歧。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初四日字谕纪泽，提议从省城用重价雇人至家种蔬，他说：
乡间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类多兴旺。晏起无蔬之家，类多衰弱。尔可于省城菜园中，用重价雇人至家种蔬，或二人亦可。其价若干，余从营中寄回，此嘱。
不料他的建议却遭到了一直在家料理家务的澄弟的反对。澄弟的意见如何不知，但从曾国藩的反映来看，兄弟间的斗争还是很激烈的。咸丰十一年五月十四日，曾国藩致澄弟家书写道：
省城雇一种菜之工，此极小之事，弟便说出许多道理来，砌一个大拦头坝。向使余在外寄数万金银，娶几个美妾，起几栋大屋，弟必进京至提督府告状矣。
曾国藩何以要如此坚决地从省城用重价雇人至家种蔬呢？城乡之间的蔬菜种植水平的差异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他在与弟书继续写道：
乡间种菜全无讲究，比之省中好菜园，何止霄壤！余欲学些好样，添些好种，故令纪泽托在省雇工，弟可不必打破耳。
两个月后，曾国藩再写信给澄侯四弟，问：
家中雇长沙园丁已到否？
曾国藩虽然大部分时间不在乡间务农，但对于农业生产的关注和实践，使他对于某些农业生产技术，也有了自己的心得，并能将之运用于生产之中。咸丰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在给澄侯、季洪两弟的信中提到：
押韵四字，蔬菜茂盛，此是一家生意。细塘上之横墙不筑尽可，下首须雄过上首，此吾弟之老主意，兄亦颇主此说。且有菜无淤，亦是罔济，淤亦押韵字也。
这是曾国藩就菜园周边环境和施肥所提出的见解。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在给纪泽的信中又提出了一个菜园布置之法：
省城园丁来家，宜废田一二丘，用为菜园。吾现在营课勇夫种菜，每块土约三丈长，五尺宽，窄者四尺余宽，务使耘者及摘蔬之时，人足行两边沟内不践菜土之内。沟宽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横直，有沟有浍，下雨则水有所归，不使积潦伤菜。四川菜园极大，沟浍终岁引水长流，颇得古人井田遗法。吾乡老农虽不甚精犹颇认真，老圃则全不讲究。我家开此风气，将来荒山旷士，尽可开垦，种百谷杂蔬之类。如种茶亦获利极大，吾乡无人试行，吾家若有山地，可试种之。
曾国藩对于竹木的种植密度也有自己的见解。他在同治三年（1864）四月二十四日给澄弟的信中提到：
黄金堂下手之竹，务须大删，每二尺宽乃可留一根。柞树尤宜多芟，否则愈密愈不长也。
他自己对于农业生产深有体会，并能把这种体会，来用解释读书时所遇到的问题。古文中有“涵泳”二字，左思《吴都赋》：“#鼊鲭鳄，涵泳乎其中。”唐韩昌黎集十四禘祫议：“卧生遭圣明，涵泳恩泽，虽贱不及议而志切效忠。”《朱子语类》五‘性理二’：“此语或中或否，皆出臆度，要之未可遽论，且涵泳玩索，久之当自有见。”《陆象山语录》：“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未晓不妨权放过，切身须要急思量。”涵泳二字对多数读书人来说，也许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曾国藩在咸丰八年八月初三日写给纪泽的一封家书中提到：
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曰：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大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勃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
又如“穜種”二字，曾国藩在咸丰十年四月初四日给纪泽的信中提到：
尔问穜種二字。此字段茂堂辩论甚晰。穜为艺也（犹吾乡言栽也、点也，插也），種为后熟之禾。诗之‘黍稷重稑’，《说文》作‘種稑’。種，正字也。重，假借字也；穋与稑，异同字也。隶书以穜種二字互易，今人于耕穜，概用種字矣。
从中也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农业是有相当了解的。
曾国藩原本是个读书人，尽管他出自农家，但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读书的目的便是“跳农门”，所谓“学而优则仕”。仕就是做官，从事治国平天下的大事，而农业则一般被视为小人之事。最典型的就是前面提到的孔子鄙樊须的故事。自樊须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都不愿轻易地谈论有关农业的问题，更不愿意躬亲农耕，或从事与农业有关的研究和著述，以远小人之嫌。以致于在整个中国古代出现了一种“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的现象。这就极大地影响了农学的发展，明代马一龙在谈到他著《农说》的宗旨时说：“农者不知道，知道者又不屑明农，故天下昧昧不务此业。”而一些从事农业研究和著述的人则往往有一种“作贼心虚”的感觉。
贾思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提到《齐民要术》的写作宗旨时，说“鄙意晓家童，未敢闻之有识，故丁宁周至，言提其耳，每事指斥，不尚浮辞。览者无或嗤焉。”这虽然可以看作是贾思勰的谦虚之词，但自谦中流露出了自卑的心态。这种因自卑而怕人耻笑的心态，在后世一些农学家身上也得到了反映。如，唐韩鄂在《四时纂要》“序”中说到，该书“虽惭老农老圃，但冀传子传孙。仍希好事英贤，庶几不罪于此。”可见当时人们鄙农的思想并未消除。而诗文更受人们的欢迎，读书人热衷于“诵短文，构小策，以求出身之道”。
宋朝的情况较之唐代要好些，但士大夫们仍然是“以耕桑之事为细民之业，孔门所不学，多忽焉而不复知，或知焉而不复论，或论焉而不复实。”宋代虽然出了不少花谱一类的著作，但这些著作无论是作者本人，或是当时的人都不把它当作农书，有哗众取宠之心，而无实事求是之意，“近时士大夫之好事者，尝集牡丹、荔枝与茶之品，为经及谱，以夸于市肆。”至于“农者，政之所先。而稻之品亦不一，惜其未有能集之者。”正如陆游有诗云：“欧阳公谱西都花，蔡公亦记北苑茶，农功最大置不录，如弃六艺崇百家”。只是后来有了曾安止爷孙俩的出现才打破了这种局面，为谱录类著作中增添了《禾谱》和《农器图谱》两书。
当然，鄙视农业，看不起农民，这也可能并不是中国特色，而是人类的一种通病。法国著名的遗传育种学家法布尔（J.H.Fabre）就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历史赞美尸骨累累的战场，却不屑于谈论人们赖以生存的农田；历史知道皇帝私生子的姓名，却不能告诉我们小麦是从那儿来的，这就是人的愚蠢之处。”但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儒家思想对于这种愚蠢是负有责任的。
但我们在承认传统中国“农者不学，学者不农”这样一个基本事实的前提下，也必须看到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所发生的一些变化。这种变化可能与科举制度的形成有关。科举制度形成之后，使得一些读书人不得不面临考场失利之后，自身的生计成了问题。于是唐时便有人说：“夫治生之道，不仕则农。”农业成为人生的第二志愿。唐代诗人陆龟蒙在科场失意之后，便选择了躬耕垂钓的生存方式，宋人陈旉也以“种药治圃以治生”。可以说，科举制度形成之后，士人务农的例子多了起来，但这并非是自觉自愿。
士人对于农业的态度随着理学的兴起而发生变化。理学标榜“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关注的是社会问题，但他们提出了“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口号，并运用于自身的实践当中。农业生产也就成为格物穷理的一个方面，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参与其中，并研究一些与之相关的理论与技术问题。如朱熹在任南康军（今江西省星子县）地方官时，针对当地农业生产中存在的技术问题，了劝农文，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技术措施。宋学家陆九渊（1139-1193）就对自家水稻增产的经验做过总结。明末清初程朱理学的继承人陆世仪在谈到自己涉猎农事的心路历程说：“自甲申、乙酉以来，教授不行，养生之道几废。乙酉冬季，学为贾，而此心与贾终不习。因念古人隐居，多躬耕自给。予素孱弱，又城居，不习田事，不能亲执耒耜，但此中之理不可不略一究心。虞九江兄向有水四在西郭，已躬耕有年矣，为予略说其概。予有薄田二十亩，在二十三都，佃甚贫，不能俱种。予乃出工本买牛具，自往督而佐之。一则古人省耕、省敛之方；一则稍欲涉猎其事，以验农田水利之学也。”从中可以看出，象陆世仪这样的理学家涉猎农事，有不得已的一面，也有一定程度的自愿。这也就是他们在农学上取得一定成就的原因。陆世仪著作多种，《思辨录》为其代表作，书中“修齐篇”的一部分讲述了区田种法，亦算是有所发明，其中尤以对农业中的三才理论阐述最为值得称道。清初张履祥作《补农书》也受到了理学的影响。张本人就是一个著名的理学家。他的弟子陈克鉴在“《补农书》引”提到：“农书之补，何为而作也？昔吴康斋先生讲濂、洛、关、闽之学，而隐于农，率弟子以躬耕。先生慕而效之。读书馆课之余，凡田家纤悉之务，无不习其事，而能言其理。谆谆以耕读二字教后人者，于《初学备忘》、《训子语》中载之备矣。”著有《豳风广义》、《修齐直指》、《知本提纲》等的农学家杨屾也曾受到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儒”的李颙（二曲）的影响。
理学虽然部分地改变了人们对于农业的态度，但整个社会对于农业根深蒂固的观念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对大多数人来说，从事农业是一项不体面的职业。曾国藩时代就是如此。道光四年（1824）吴邦庆在为农书《泽农要录》所作序中指出：“古无不学之农，……亦少不农之士。后世农勤耒耜，而士习章句，判若二途。故农习其业而不能笔之于书，士鄙其事而末由详究其理。”一般读书人对于农业还是不屑一顾的。
曾国藩是个大人物，用梁启超先生的话来说，“曾文正者，岂惟近世，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孟子说：“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以曾国藩这样的大人，何以要念及小人之事呢？原因有三：
一是家教。曾家从其祖父曾星冈开始便以耕读为治家之法。曾星冈年少时虽然也沾染过不少“游惰”习气，引起一些人的讥笑，但自35岁起立志自责，苦心致力于农事。他居枕高嵋山下，见到“垄峻如梯，田小如瓦”，觉得不便耕作，便领着耕夫“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与此同时，他又精心钻研水稻和蔬菜栽培技术及管理方法。为了增加收入，他“入而饲豕，出而养鱼”，一年四季，“彼此杂职”，无有空闲。他曾对曾国藩等孙辈说：“凡菜茹手植而手撷者，其味弥甘；凡物亲历艰苦而得者，食之弥安也。”这种亲耕劳作的观点，对于曾国藩兄弟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从曾国藩给子弟的家书中即可以看出这点。
二是理学。曾国藩重视农业虽然出自家传，也是受理学的影响所致。曾国藩在京中时，追随唐鉴、倭仁等人讲习理学。唐鉴号称理学大师，在京城士林中声望较高。他告诫曾国藩，读书“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宜熟读”，可以当作自己学习的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朱子等理学大师对农业的认识与重视，肯定会对曾国藩产生影响。是曾国藩一生尊奉程朱理学，以“理”为世界万物之本，同时极其重视经国济世之学。
三是认识。曾国藩在继承前人的思想之上，也有所发展。如果说，唐宋士人将农业看作是治生之道，宋明理学认为是格物所需，曾国藩则将农业看作是持家之道，他是从家族的兴衰来看待农业问题的。他在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给他的几个弟弟的信中写道：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
咸丰四年四月十四在给四个弟弟的信中提到：
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之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项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佚矣。
八月十一日的信中再次嘱咐：
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
同年早些时候，曾国藩曾手写过一副由其父曾麟书亲自撰写的一幅对联：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关键词：曾国藩 藏书 使用 启示
曾国藩（1811—1872），湖南湘乡人，清朝晚期重臣、湘乡散文学派创立人。其一生不虚度光阴、严格要求自己、对书收藏使用的思想行为，特点鲜明，虽然历经一百多年，却依然光辉不减。
1、多藏书
人的一生，需要收藏使用的东西，可能很多。然而，对于许多的人来说，最需要收藏使用的，或是经常要收藏使用的，可能就是书。因为，书不仅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也能改变一个人的家庭。基于这种理念，曾国藩认为 “买书不可不多”。这句话有多重含义，一是多收藏书，二是收藏的种类与数量（复本）要多，三是要用自己的钱来购买，以保障自己与家庭成员清正廉洁自由的阅读使用、展示各自的喜好与特长及渊博的知识。
曾国藩藏书，始于道光十六年。当年是他第二次入京考进士，“恩科”试罢，又“名落孙山”，在返乡途至金陵城时，已囊中羞涩，便典当了“四季衣裘”、到书肆买了一部《二十三史》。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第三次进京赶考，金榜题名。之后，在京师生活14年，用自己的工资陆续买书“约7000余册，2-3万余卷”。其日记载，有一段时间，仅去琉璃厂的购书活动就有“60多次”。另外，曾国藩在京外生活的时间里，也不断的用自己的工资买书。
为了方便阅读使用图书，与家人互不干扰，曾国藩在其父藏书楼（名“利见斋”）的基础上，用自己的工资又扩建立了“求缺斋”（曾国藩自用）、“归朴斋”（曾国藩长子曾纪泽用）、“艺芳馆”（曾国藩次子曾纪鸿及其夫人郭筠用）、“思云斋”（曾家其他人用）四座藏书楼，共收藏 “各类中外图书30多万卷”，居当时全国私人藏书之首。
2、藏用结合
藏用结合，有两个含义，一是指结合个人与家庭成员的实际需要收藏；二是收藏后，个人与家庭成员就应当使用。藏而不用，是浪费时间、人力、物力与财力，不如不藏。曾国藩对书的藏用结合，是从买书开始的。前述，他2次进京考试“名落孙山”后，便感到自己的知识离进士的要求还太远，于是买了一部《二十三史》，每天“清晨起读，夜半而息，一年之内几乎足不出户，终将《二十三史》通读一遍”；至道光18年，再次进京赶考，“成进士”；敲开了谋生立业的大门。之后，他每天坚持利用工作间隙临帖习字，使其字“刚劲谨严”、达到了“上乘”水平，进入了书法家的行列。同时，他依据藏书中的理论与社会、家庭情况，于道光21年，撰成《里胥》，诉说民间疾苦，痛责腐败吏治，得到好评；不久便获取翰林院侍讲、内阁学士等职位；28年10月，他于所藏的书中辑录古今名臣大儒言论，以修身、齐家、治国3目分为32小类编成《曾氏家训》，使其家英才不断出现，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之后被升迁为礼部右侍郎、兵部右侍郎等职。咸丰4年2月，其针对自己的部队兵力不足与洪秀全崇拜天主教不符合中国国情的现实，引用所藏的《新约》、《诗》、《书》典则，发表《讨粤匪檄》，使一大批知识分子脱去长衫，率领农夫，投到他的旗下，迅速的加强了军队的实力；后又针对部分军人扰民、失去信任问题，于8年12月，作《爱民歌》，让军队传唱，使湘军声威大震，同太平军决战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使其成为了“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山祖师”。咸丰9年2月，他所藏的书作《圣哲画像记》，开列了32位圣哲名单；并认为：“此三十二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表明了圣哲的标准，拓宽了达到圣哲目标之路，对治学者起到了促进作用。咸丰10年5月，其在所藏的书中辑录成《经史百家杂钞》26卷，传播于世，创立了晚清湘乡学派；7月，被委任两江总督。咸丰11年，曾国藩运用藏书中的知识在安庆创办军械所；同治2年，造出中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同治3年7月，被加封为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成为“中国近代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同治四年一月，他在藏书中挑选出汉唐以来各大臣奏疏17首，辑成《鸣原堂论文》，成为古代奏疏参考的首选资料；同年，建成江南制造局。同治7年，其利用所藏的书中知识组织人员试制成第一艘轮船；先后被补授体仁阁大学士、改授武英殿大学士、调任直隶总督等职。同治8年8月，其运用藏书中的知识撰成《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提出儒学有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科，唯义理为治学根本，把中国文化重新划分为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门学问，见解独特。他的著作还有《求阙斋文集》、《诗集》、《读书录》、《家调》、《奏议》、“200多万字”《日记》、“1520封”的《家书》、“6599首”《十八家诗钞》，汇集到一起，达100多卷，名为《曾文正公全集》，流传于世。另外又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其诗歌散文主持了道、咸、同三朝的文坛，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其著作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利用所藏的书籍，“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 ‘三不朽’事业”，成“为‘中华千古第一完人’”。
有曾国藩藏书用书的直接熏陶，其家庭成员在运用家中藏书来促进个人的修养与建功立业上，也都不甘落后。其弟国潢，成年后运用家里藏书中的知识“协助父亲、叔父管理家务，教育子侄”；国华成年后运用家里藏书中的知识从军，官至三军统帅，后战死沙场；国荃，成年后运用家里藏书中的知识参军，官至总督，“恩赏穿黄袍马褂”，加封一等威毅伯，去逝后追赠太子太傅、谥忠襄，有《曾国荃全集》（6册，第一、二册奏疏；第三册书札；第四册书札、电稿；第五册家书；第六册公牍、批牍、文集、诗词、联语、题铭、附录）传世；国葆，成年后运用家里藏书中的知识参军，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带兵攻克安庆，官“晋秩同知，赏戴花翎”，同治元年（1862）“领兵攻下南陵，参与围攻金陵”，病逝军中，“追赠其为内阁学士，谥靖毅”。曾国藩之子纪泽用家里藏书中的知识，历任英、法、俄大臣、兵部右侍郎、海军帮办，“被袭封一等侯勇侯爵”，“在外交界享有盛誉，与郭嵩焘齐名”，卒于户部任内，谥惠敏，有《曾惠敏公遗集》（奏疏6卷、文集5卷、诗集4卷、出使日记2卷）行世；纪鸿运用家里藏书中的知识成为科学家，在数学、物理学上著述成果较多，撰成专著《对数详解》（5卷）、《圆率考真图解》（首次将圆周率推算到100位）、《炮攻要术》（6卷）、《电学举隅》（中国最早电学著作）、合著《粟布演草》（2卷）等书；次女曾纪耀与五女曾纪芬运用家里藏书中的知识成为才女，分别有《紫琅千遗稿》、《廉俭救国说》传世；长女曾纪静，三女曾纪琛，四女曾纪纯，均知书达理。其他家庭成员利用家中的藏书，在持家卫国上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3、不虚度光阴
曾国藩工作之余勤于读书、用书，不虚度光阴。道光二十四年（1844）十一月二十一日，他给四位弟弟的信说：“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今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抄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后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后来军政事务更加繁忙，他依然不断的读书、写作。从道光十九年（1839）一月一日起，至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二日止，数十年如一日，“终生手不释卷，枕书而眠，直到临终的前一天才搁笔，为后世留下1500万字”[6]的治学成果。
4、对己要求严格
曾国藩对自己要求严格的程度，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史料中，可以看出，他的后半生是在接连不断的疾病折磨中度过的。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时年30岁），其“便肺病大作”（当时为不治之症），后又出现经常性的“吐血”、“耳鸣”、“眼睛模糊”、“肝病”、“脚麻”及“右目完全失明”、“疝气”、“肾病”、“牛皮癣伴随终身（心情一不好就奇痒难耐，夜不成寐）”，“可谓百病缠身苦不堪言”。尽管如此，他在政务、军务的百忙之余，亦然不停的坚持练习楷书、读史、写日记，撰写文章等；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获得了上述的丰厚成果，是任何一位十分健康之人，也极难办到的。但是，曾国藩却说，“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搁殊多，三耻也”。他又在遗嘱中说：“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以此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自己的藏书用书要求越来越高，想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上均有最高建树，这也是他能不断前进并引领全家人认真读书用书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田树德.曾国藩家事[M].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2]胡卫平.曾国藩在京师期间的藏书活动[EB/OL]（ 2006-11-28）[2009-7-1]
[3]张建安.“乡间侯府”富厚堂[N].中国教育报，2007-10-14.
[4]唐浩明.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上册[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很久没在空间写什么了，上来也不过是一堆废话，最近想劝某人多读点书，别都变成象我一样笨，居然对我说什么：全信书不如无书。。。这TM是什么逻辑？欺负我产后语言组织能力低下，如此初级且立不住脚的观点我居然不知道如何反驳，气煞我也，特在此立贴反驳此无知又无畏的人：
第一、全信书不如无书，这句话并不是提倡读书无用论，而是说读书不能读死书，死读书，读书和实践虽一时说不好到底孰轻孰重，但可以肯定的是缺一不可。
第二、任何离开基础理论的实践都属于蛮干，实践的经验固然重要，但是仍然离不开理论的支撑。
第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当你经历过许多之后再回来看看书中所述，你会发现曾经在经历中所遇到的不解的困惑可能会得到很好的诠释，今后对同一件事物你才会有更深层次更透彻的理解，借此把书中的理论和实践所得的经验加以融合之后挪为己用，在未来的道路上才不易再犯同样的错误，所谓经历了才明白，这是我亲身体验过血的教训得出的结论，绝不只是听信于他家之言。
哎，自己变得迟钝之后可能说服力也降低了不少，如果有朋友还有其他更好的观点可以补充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