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8 07:33:52
曾国藩皈依孔孟，真心诚意的工夫岂不是天下一流吗？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曾国藩即犯此病。不过他给人洗脑，别人可明里受洗暗里拒洗，因此倘若作客观评价，曾国藩洗脑的成就实在不高。最典型的例子是，其长子曾纪泽接受严父教诲多年，却一朝尽弃所学，借出使俄国之便，纳洋妇，从洋俗，行洋礼，绝对乖悖了家风，对此曾国藩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听之任之。
最滑稽的是，曾国藩积累了数十年的“教学经验”，到头来却将它们弃若敝屣，一改理学家的惯常面目，示人以阴阳家的普通声气。据朱克敏的《雨窗消夏录》记，曾国藩尝谓吴敏树、郭嵩焘曰：“我身后碑铭必属两君。他任捃饰，铭词结语，吾自为之，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传万世。’”临到生命垂暮，曾国藩传给人的竟是“不信书，信运气”六字，怎不教儿女、友人、部属跌碎眼镜？
曾国藩平日讲求的是孔孟儒道和程朱理学，经他数十年如一日的熏陶，别人已经深信不疑了，至少也是将信将疑，可他这位“导师”内心却根本不相信，还有比这更荒诞的黑色幽默吗？当然，曾国藩还算良知未泯，生前肯揭破自己的假面。
曾国藩终生相信运气，但他崇信运气的态度前后有些变化。壮年时他说：“吾尝举功业之成败，名誉之优劣，文章之工拙，概以付之运气一囊之中，久而弥自信其说之不可易也。然吾辈自信之道，则当与彼赌乾坤于俄顷，较殿最于锱铢，终不令囊独胜而吾独败。”在这段话中，他强调自信心，运气还占不到绝对上风，但这种自信心逐年消磨，终于所剩无几。他的好友胡林翼曾喟然慨叹：“成败利钝，实关天命，吾尽吾心而已。”两位晚清的柱石之臣，身处艰危之境，都把天命和运气看得极为重要。
曾国藩见赵烈文一脸傲然之气，就想杀杀他的锐气。
曾国藩带着赵烈文，到最能打恶仗的一个军营阅兵。
曾国藩问他，手下的表现怎样，赵烈文说：“此营军气已老，恐不足恃。”
曾国藩不以为然，觉得是一派书生狂言。
赵烈文知道曾国藩瞧不起自己，告辞了。
一个月后，在一次战役里，赵烈文所说的这一营部队大败溃散。
曾国藩三顾茅庐，又把赵烈文请回来。
在晚清，赵烈文以大智慧而著称，别人不知道曾国藩为什么要开展自我批评，赵烈文已经洞悉问题的关键。于是，他写了一篇上书，向曾国藩进言。
在这篇上书里，赵烈文说出曾国藩后来常提的名言：“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
他对曾国藩说：“曾大帅，您爱贤好士，天下皆知，现在，幕府中的幕僚相继离开，让您很迷惑、很不解，您有没有想过，他们离开，到底是因为他们辜负您呢，还是您辜负他们呢？”
这一问，对曾国藩来说，不可谓不惊心。
他说：“在出兵檄文上，您树立一个高尚的目标，要以儒家的信仰，挽救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目标，当然很崇高，当然没问题，也是我们这帮知识分子愿意聚拢到这儿来的关键原因。但是，您要求所有人都像您自个儿一样，做一个不贪名、不求利的彻头彻尾的君子，那就太不切实际了。”
事实确实如此，曾国藩特别强调，团队中的人才，个个都要是“忠义血性”之人。
他说，他的选将条件是：“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曾国藩全集・书札》）
你自己如此做，也这样要求所有的团队成员，都成为你这样不“汲汲名利”、不求官求财的君子，按赵烈文的意思，这就是痴人说梦。
赵烈文说，方今天下大乱，有识之士聚集到身边来，固然要成就一番事业，但还有更为现实的需求。这些人不是没有公心，有公心的同时，还有私心，这是人之常情。谁没有父母妻儿？谁没有家眷子息？谁不是要先能生存，才能谈精神？曾大帅，您是大帅，当然不“汲汲名利”，手下这帮人，他远要养家糊口，近要谋个人前程，完全是自然而然的事，本来无可厚非。现在，您一句“做君子”的理想，就断送这一切。这样一来，大家跟着您，还混个什么劲儿呢？
这就要说到您手下这些人才，为什么要跑到胡林翼那里去。
武汉是您带兵打下来的，皇帝大加赏赐，还封了您做湖北巡抚。手下这些将士，这些文官谋士，哪个不是披星戴月、劳苦功高啊？当然，您也不是没赏大家，也不是对功臣没有提拔。问题是，看您才提拔、保荐几个人啊，这么大的战役，事后，您总共保荐了不到三百人。胡林翼大人后来抢回武汉，战役还比您当时小，事后，胡大人足足向朝廷保举、提拔了三千多人。这一下，大家都看出来了，在曾老师您这儿，有理想，有君子，但没前程，没前途；到胡大人那儿，有理想，有君子，还有前程，有前途。谁还愿待在您这儿啊？
所以，赵烈文的观点就是，你不能照顾手下人、团队成员的利益，不能体谅他们的私心，也就不能成就你所谓的“公心”。
据说，曾国藩读完赵烈文的这篇上书，一声长叹，从此幡然醒悟。后来，曾国藩的幕府，再次远超胡林翼的幕府，成为当时天下闻名的“神州第一幕府”。
但时任翰林院任庶吉士的李鸿章运气实在不怎么样，每次向皇帝呈奏折都被晾在一边，弄得他心里很郁闷。听说曾国藩要带湘军出境，他立刻想去投奔。当时国内外都非常重视军队建设，只有在部队，才能够得到发展，再说，曾国藩是自己的老师，投奔他，一定错不了。
这天，李鸿章着重修饰了一番，前去拜见曾国藩。贴子递上后，差役将他领到了便室，告之曾大人在洗脚，让他稍等。这一等，两个时辰过去了。正在李鸿章满肚子窝火时，差役适时而来，这回径直将他领到内室门口，并向里喊道：“李大人来了”！里面答道：“进来！”李鸿章一脚跨进去，只见曾国藩捧着一本书，很悠闲地坐在椅子上，面前水盆冒着热气，他全无一点礼节，头也不抬，一面低头泡脚，一面冷漠地说：坐吧。李鸿章大小也是朝中官员，从来也没有受过这样的冷遇。他终于没能压住火气，大声质问：“先前差役告诉我你在洗脚，我等了好长时间，你的脚怎么还没洗完？”曾国藩并不恼，慢腾腾地回答：“脚是百穴之地，洗脚乃健康大事，百病之扰，一洗了之。”李鸿章气坏了，这是什么话，我来拜见是有要事相商，又不是听你讲中医。他气得脸色发紫，这时只听外面传来哧哧的笑声，那些候在门外的仆人们都笑了起来。这一笑，李鸿章更觉没面子，他站起身，气呼呼地拂袖而去。曾国藩并不挽留，说了句“少年气盛，如何做事，”接着哈哈大笑。听着刺耳的笑声，李鸿章又羞又气，恨不得立刻回头把曾国藩的洗脚盆掀翻，他强忍怒火，大步跨出门外，发誓再也不来这个地方了。
出了门，李鸿章仍是怒气冲天，他挥着马鞍，使劲抽打着马。走到桥边时，忽听背后传来洪亮的喊声：“兄弟慢走。”回头一看，他的老同学程学启骑在马背上正冲他微笑。李鸿章调整了一下情绪，停下马，与老同学打了声招呼。程学东一开口就告诉他中了曾国藩的计。李鸿章听糊涂了，程学启说：“老师说你才大如海，可惜锋芒太露，如果能改掉这个毛病，你将是一个全才。老师故意怠慢你，好让你自己醒悟，这不，他让我来找你到府上叙谈。”李鸿章听到这儿，心里既震惊又惭愧，自己从没意识到自己性格的狭隘，更没想到老师竟会这样用心良苦，于是和程学启策马回头，拜见老师。只见曾国藩盛装站在通道上迎接他们，笑容满面，同先前好似换了一个人。
曾国藩为什么要当面羞辱李鸿章呢？他有一句名言：器量比才干重要，有才干者为人所用，有器量者才能用人。曾国藩深知，李鸿章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但他一向才高气盛，要让他成为栋梁之材，性格必须圆润通达。于是，曾国藩由怠慢开始，处处磨练他。让李鸿章参与大事，锻炼他的决断能力；与能言善辩之士争论，收敛其锐气；用全体人士等他吃饭逼他改掉他早睡晚起的懒惰。并数次严厉批评修正他说大话的毛病等。在曾国藩的苦心孤诣下，李鸿章的思想、性格和生活习惯都有了很大改变。对于桀骜不驯者，常规激励不能使他幡然醒悟，只有触及到灵魂，他才能意识到自己的短处。
10年前,我在部队当兵时,写了一篇小散文,被连长大加赞赏。在全连大会上,连长念了这篇小文,念毕,连长再次竖着大拇指感叹:“好文章啊,我们连一定能出一位作家!”这句话让中专毕业的我深受鼓舞,对自己会成为作家更是深信不疑。在战友和连长的鼓励下,我把业余时间都用来写作,几年下来,我发表了几百篇文章,岗位也一变再变,先到基层连队,后到团机关,再到新闻报道组,最后退伍当了一名用稿费足以养活一家人的自由撰稿人。
拇指的力量让我一个农村入伍的普通小战士变成了一名靠文字养家的自由撰稿人。
大拇指的力量不仅对普通人有效,对大人物同样有用。一次,曾国藩和幕僚们在行营里闲聊,幕僚们对湘军的杰出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彭玉麟等赞不绝口,此时曾国藩插话道:“吾平生无大绩,唯可以自诩的就是不好须臾耳。”在大家谈论湘军英杰的特点时,有人归纳说:“彭公勇猛,人不敢欺。”另一个接着说:“李公智巧,人不能欺。”说到这儿,大家一下都没词了。曾国藩抬头看了大家一眼,大家仍是沉默,关键时刻,只见门帘一挑,一个年轻后生闪身进来跟了一句:“曾帅仁德,人不忍欺!”说毕弓身退出。“此为何人?”曾国藩面无表情地问道。幕僚答:“是个秀才,在营中管管抄写,人还厚道。”曾国藩面色放缓说道:“此人有大才,可堪大用。”此后小后生一直跟着曾国藩,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小后生已升任盐运吏。
从人性的角度讲,任何人,无论男女,无论年龄,无论职位,无一例外都需要拇指的力量。儿童有了它,进步速度会超出你的想象;年轻人有了它,信心会逐步增强;中年人有了它,敢于面对失败,挑战自我;领导人有了它,会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然而我们想过没有,我们是不是对别人及时竖起了大拇指?是不是善于给予别人这种力量?记得在美国企业界盛行一句名言:“有两件东西比金钱和性更为人们所需要,那就是认可和赞美。”
任何人内心深处都渴望别人为自己伸出大拇指。一个经常真诚地对别人伸出拇指的人,心中充满智慧和阳光,他所得到的回报,也一定是更多地为他竖起的拇指,正如我们常说的“赠人玫瑰,手存余香”。一个人,要想在职场中如鱼得水,在商场中左右逢源,首要的原则就是――善用拇指的力量。
拇指虽然只是一个平凡的肢体末端,但是只要在适当的时候将它竖起来,就会产生出一种神奇的力量,而且它的方向永远向上!
曾国藩本人虽不善带兵打仗(曾亲率大军上阵,结果全军覆没,几乎跳江自尽),但他那帮连皇帝圣旨都敢不遵的湘军悍将只要收到他的书信,就立马变得服服帖帖。
我们还是来看看曾氏的育人成果吧。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之后,清朝有18个行省,其中14个行省的行政长官是曾国藩的学生或部属,他们是:李鸿章、李瀚章、杨载福、彭玉麟、曾国荃、塔齐布、沈葆桢、刘铭传等。
曾国藩的老对头左宗棠一直对曾不服气,旁人对左宗棠说:曾国藩的诗词、书法不如你,打仗更不如你,但曾氏帐下人才辈出,当总督、巡抚的有10余人,你老人家帐下除了你自己还有谁可以担当重任呢?
心高气傲的左宗棠听后沉默不语,曾氏的育人之能连他的冤家对头都不得不心服口服。
笔者在学习、思考曾氏育人之道时很想摘录曾的一些经世名言,但其大多数文字讲述的是日常琐事,强调修身养德,看上去甚是平淡无奇。也许,这正是曾氏育人的独特之处吧。
曾氏育人之道
1.择人而教。兴办团练之初,曾国藩曾亲自招聘兵士及初级军官。招聘时,他先看对方手掌有无老茧,那些细皮、油腔滑调者坚决不用。曾国藩在京城10余年,亲眼目睹了八旗子弟由于骄奢淫逸导致战斗力一塌糊涂。
曾国藩心里非常清楚,只有带出一支作风顽强、能打硬仗的部队,才能获得胜利。这些双手长满老茧的农民,经过他两年多的调教,变成了能征善战的湘军。
2.谆谆善诱。曾国藩是一位杰出的培训大师,办团练之初,对于如何调教好一帮手上长满老茧的农民,他很是动了一番脑筋。
当时的清朝正规部队――绿营的士兵娇生惯养,军纪极差,对百姓强抢强要,自然得不到百姓支持,结果被太平军打得落花流水。如何培训好这帮农民兄弟而不至于重蹈绿营覆辙呢?他亲自填写了《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第一扎营莫偷懒,莫走人家取门板;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军士与民如一家,千万不可欺负他……”
整篇《爱民歌》通俗易懂,没有什么深奥的大道理,都是平时行军、扎营、打仗的一些注意事项,农民兄弟一看就明白,也乐意接受。我第一次读到《爱民歌》时很震惊,原以为这么有名的湘军军歌一定会词句华丽、寓意非凡,没想到竟是这样平白。毫无疑问,后来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正是脱胎于曾氏的《爱民歌》,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3.不厌其烦。曾国藩在兴办团练时每天士兵早操他都要亲自训话,对一些简单的军纪军规反复讲解,不厌其烦,直到士兵养成良好的习惯。
一部《曾国藩家书》没讲什么大道理,实际上是曾国藩在教家人、部属、学生如何做人做事,其内容无所不包:如何走路、写字、读书,不早婚,不坐轿,新屋落成不准写侯府或相府字样,儿媳妇及女儿每月要做多少针线活,女儿婚后不准长住娘家,老家的丫环长大了要嫁出去等等,指导得细致入微、很繁琐。
通过不厌其烦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方法,曾国藩除了带出一大帮部属、学生成为总督、巡抚、将军外,在家教方面也无人能及。曾氏一门自曾国藩至今已有七八代人,代代秉承其家教,均有大才。
4.因材施教。曾国藩教育农民:好好打仗,打赢了就会有钱,回家可以当地主;他教育读书人:好好打仗,打赢了就可以做官,可以光宗耀祖。
曾国藩的“因材施教”符合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马斯洛认为:每个人都有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实现是最高需求,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自我实现目标。曾国藩识别了农民和读书人不同的自我实现目标,并将他们的自我实现目标与湘军的团队目标结合在一起,对他们分别进行最有效的激励教育。这样,农民和读书人这两个素质和能力结构完全不同的群体就同样愿意拼命为曾国藩打仗。
5.以身作则,榜样教育。曾国藩认为“天下唯有恒字是第一美德”,他本人就是恒的榜样,他写日记坚持了几十年,直到断气那天还写有日记。
曾国藩教人要勤奋,认为“即令世运艰屯,而一家之中,勤则兴,懒则败”。他本人就是勤奋的榜样,每天除了处理繁杂的公务,要写日记,还要至少读10页史书,平均两天写一封书信,利用战争余暇他还写出了多本学术著作。
曾国藩教人要俭朴,认为“士农工商,勤苦节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他本人也是俭朴的榜样。他当总督后还穿粗布衣,吃饭每餐不重荤,最多4个菜,读书用的竹书箱也一直用到总督府。
曾国藩身边的部属、学生、幕僚耳濡目染后,自然有样学样。曾国藩所处的晚清是一个政治黑暗、军队腐败、社会风气很差的时代,通过他的言传身教,三四十年间官场及民间一改颓靡风气,居然形成了中兴之象。所以,有史家说曾国藩使晚清延长了60年寿命。
今日之企业家中也有不少人仿效曾氏的“以身作则”,只可惜有的人虽有曾氏之勤奋,却私德有亏,难望曾氏之项背。我们一些营销管理者习惯了特权思想,习惯了严以待人、宽以律己,这样的管理者所带领的队伍是没有战斗力的。
以身作则,道理非常简单,但要做到并且坚持一生,却是极大的难事。因为一个人最大的困难永远来源于对自己的否定和突破。
前些年流行一句话：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做官要学曾国藩什么呢？有人以为曾国藩在晚清政坛始终屹立不倒，应该学他左右逢源的做官技巧。但曾国藩认为，他做官的根本，做官的最大技巧就一个字，穷。
曾国藩在给其九弟的家书里，曾经袒露心声，说到过自己做官的技巧。为什么要说此话题呢？他估摸弟弟们将来也要当官，出于关爱之心，在他们当官之前，先把自己为官的心得体会说给他们听。他认为他的体会，是最重要的为官之道，希望弟弟们将来进入仕途，一定要以此为戒。他在家书里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章明鉴临，予不食言。”（《曾国藩全集·家书》）（图1）
图1 曾国藩家书教育弟弟为官之道
意思是说，我向来以做官发财为耻，以做官能守穷为荣。我发誓，将来我留给子孙的遗产里，要有我做官挣的钱，就违背了我人生信仰，老天爷作证，我绝不食言。曾国藩是在教育弟辈做官要清廉，做一个清官，才是个好官。但仔细琢磨这段话，有三个蹊跷的地方。
第一，做官不贪财，做官以穷为本，以清廉为本，这本是应有之事，正常之事，人尽皆知的道理。为什么曾国藩要跟弟弟在家书里赌咒发誓，要说章明鉴临，予不食言呢？
第二，他说留给子孙的遗产里要有做官挣的钱，那是可羞可恨的。但是曾国藩做到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兵部尚书，官位至极，直到死在两江总督任上，留给子孙的遗产里怎么可能没有当官挣的钱呢？别说他是两江总督，就是个知府，也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况且两江总督收入比知府不知要高出多少倍。
第三，客观事实和这段话相矛盾。在曾国藩之前，湖南湘乡没出过什么大官，但是后来却出了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曾国藩发达之后，特别喜欢提拔乡人。湘军里有很多湘乡人，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曾家也成为当地最大的乡绅，最大的富户，曾一度为湖南首富。都成为湖南首富了，说自己从来当官不贪财，这不矛盾吗？不是曾国藩在说大话、说假话吗？
放下第一、第三个疑问，吃鱼先吃鱼肚子，先来分析第二个疑问。就是曾国藩到底有没有留官俸作为遗产留给子孙？
他到底留下多少遗产给两个儿子？没有史料证明，后人不曾知晓。有没有曾国藩做官挣的钱？也许多少有一点？
先从一件事上进行反证分析。曾国藩的两个儿子曾纪泽、曾纪鸿都当朝为官。曾国藩死后，两人因受过严格家庭教育，向来以清廉自守。老二不很有名，老大则颇有名声，是晚清最著名的外交家。史料里明确记载，他在任英法大使期间，因为国家没钱，他把自己的薪俸全部贴补了建造使馆和外事活动。一向勤俭持家，非常节约，常年不买新衣服。
曾纪鸿在北京当一个低级官吏，比他哥还穷。曾纪泽出使英国时，曾纪鸿身体不好，后来生了一场大病。生病就要看病，看完病就要抓药，可他就是没钱买药。平常官俸很微薄，再加上这俩孩子在曾国藩的教育下不拿任何灰色收入，一直过得很清贫。曾纪鸿这时挺为难，想管大哥借，但一想，还是算了。一是大哥不在国内，二是大哥家里向来拮据，哪有钱借给自己？这时离曾国藩死没多久，要是曾国藩留下大量遗产，怎么可能没钱看病呢？是不是把曾国藩留下的遗产都挥霍一空了呢？史实证明，这两个孩子向来品节高尚，决不是败家子。就在万般无奈时，左宗棠听说了这件事，热泪盈眶。说，我平时最不服曾国藩，现在我老左不服老曾也不行了，老曾真是教子有方。这两个孩子身在官场，且名门之后，竟然清廉自守到这步田地，穷到连看病的钱都没有。于是左宗棠慷慨解囊，雪中送炭，才帮曾纪鸿度过难关。曾纪泽回国知道此事后，专门写信感谢左宗棠。谢意溢表，却没说弟弟不该接受救助。因他也没办法帮助弟弟，只好由左宗棠来资助弟弟治病。这说明两个孩子穷到了什么地步。
如果曾国藩留下大量遗产，能穷到连病都看不起，能穷到让左宗棠相助才能度过难关吗？不可能。所以可以推理出来，曾国藩确实没留下多少遗产给孩子，或者他留的遗产里没多少金钱。
第三个疑问就是曾家既然是湖南首富，曾纪泽、曾纪鸿怎么可能穷到这个份儿上？如果曾纪鸿这么困难，而曾家老家又那么有钱，怎么可能不向亲戚伸手，而接受左宗棠的救助呢？这很奇怪。答案是，曾家在湖南是首富不假，但不等于说曾国藩他家富，而是曾家家族在湖南是首富。曾家最富的是谁呢？就是他九弟曾国荃。曾国藩有四个弟弟，曾国荃排行老四，整个家族兄弟姐妹一起排，曾国荃排行老九，曾国藩称他为九弟。后来曾国荃带兵，在军中人称九帅。曾国荃和曾国藩不一样，是个非常贪婪的人。而且打仗特别狠。曾国藩虽是书生带兵，但有湖南人的狠劲儿，他四个弟弟比他还狠，被称为“如狼似虎五兄弟”。在五兄弟中，最狠的就是曾国荃，最喜欢干丧尽天良的事。什么事？屠城抢掠。攻下一座城就开始屠城，然后就纵兵劫掠。抢钱，抢金银财宝，抢所有值钱的东西，特别贪财。曾国藩的四个弟弟都特别贪，尤其老九最贪。知弟莫若兄，曾国藩知道九弟的德行，所以写信时给他讲当官第一要，是要守得住贫穷，要清廉为官，然后赌咒发誓，拿自身做一个典范，就是希望能够把弟弟引上正途。可惜，虽然曾国藩在家庭教育上很有方法，但对他几个弟弟，尤其在清廉为官上，一直没办法。这几个弟弟天性贪婪，尤其曾国荃贪婪到极点，屠城抢劫完后就把钱运回湖南老家，逐步成为湖南首富。这也解释了第一个疑问。
曾国藩花尽了心思告诫这个弟弟不要贪，但没辙，曾国荃根本不听他的。曾国藩手下最心爱的一个将领，叫彭玉麟，实在看不下去，上了奏折，列举了曾国荃十大罪状，要弹劾曾国荃。而且不避嫌疑，先把奏折递给曾国藩，说请曾大人帮我递呈朝廷。曾国藩很为难，为什么？他这四个弟弟，三个都跟他出来带兵打仗，三弟五弟都战死沙场，他觉得特别亏欠几个弟弟。想来想去，最终藏私护短，把这事压了下去。但曾国荃呢，依旧我行我素，不论曾国藩怎么教育，他就是不听。不仅自己在家里大兴土木，还出头替曾国藩拿主意。他回老家探亲时看到曾家老屋比较破旧，曾家几兄弟没分家，老屋住的是长房这一支，就是曾国藩这支。曾国荃心想，你不建，我有钱，我替你建。于是自作主张，把曾家老屋翻修了，还新建了几间房。他估计大哥要说他，也没敢特别花钱，花了三千串钱，相当于几百两银子。曾国藩知道后，果然勃然大怒。写信给曾国荃说，你怎么能替我拿主张呢？新房子搬进去容易，搬出来难，一旦住进好房子你再住差的，你就不舒服。曾国藩的意思是，由简入奢易，由奢入简难，你让我的子女住到奢华环境里，他们怎么能节俭呢？要不你把新房子给我拆了，要不我这辈子坚决不回家住你新建的房子。（图2）
曾国藩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穷字呢？他有他的道理，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曾国藩认为，在官场上，这个穷字是保身之道，很重要。不是讲做官要学曾国藩，学他做官的技巧吗，那就学穷字可以保身这条。曾国藩是清王朝最重用的一个汉人官员。清朝有一个政策叫作满汉相防，满清朝廷向来不敢重用汉人，不是说不给汉人官当，但是有实权的，尤其是掌握兵权的官都不交给汉人。曾国藩是一个例外。为什么会有这个例外？时事所迫。曾国藩组建湘军时，一出战，湘潭大捷。然后趁势兵进湖北，打到武昌城下，一举收复武汉三镇。消息传到皇帝那儿，咸丰高兴得手舞足蹈。说不意曾国藩一介书生，乃能建此奇功。他在圣谕里说，获此大胜，孰非意料所及。感慨自己想不到，高兴。一高兴，就封官许愿，封曾国藩为湖北巡抚，曾国藩成了一方大员，一方诸侯，相当于湖北省长。有了实权，调兵、调粮、拿钱都非常好办，曾国藩非常高兴。依官场规矩，皇上封你官，你得客气客气，推辞一下，你不能觉得就应该封我这官。所以他写了封奏折，说我才德不足以做此高官，推辞、客气一下，履行官场潜规则。哪知道，奏折送上去之后，过了七天，咸丰皇帝的批复下来，结果实在让曾国藩想不到。咸丰说“朕料汝必辞，又念及整师东下，署抚空有其名，故已降旨令汝毋庸署理湖北巡抚。”就是说我知道你肯定要推辞，既然你推辞，那你就不要当湖北巡抚了。咸丰皇帝大概也不好意思，随奏折批复还有一段话，不仅不给曾国藩湖北巡抚一职，还把他骂了一顿。说你上次写奏折给我，为什么不署湖北巡抚官衔？我上次圣旨已经让你做湖北巡抚，你就应该在奏折署上湖北巡抚官职。你太不像话了，下次一定要注意。
咸丰怎么像小孩一样，变得这么快？一般人不理解，都替曾国藩鸣不平。曾国藩多聪明，一下就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事实上，曾国藩武昌大捷的消息传来，咸丰确实很高兴，也下了圣旨封曾国藩为湖北巡抚。但高兴劲儿还没过去，旁边一个大学士祁隽藻就跟咸丰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身。匹夫居闾里，一嗥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想非国家之福也。”就是说，皇上啊，曾国藩在家丁忧，身上没有官职，不过是个平头百姓。而登高一呼，四方响应，想想恐怕不是国家之福吧。这话一说完，咸丰激凌凌打了个冷战，为什么？一下想起满汉相防的祖训来。曾国藩是汉人，让他做湖北巡抚掌握实权怎么可以？咸丰皇帝又感慨了一句说，才走了半个洪秀全，又来了一个曾国藩。此后，咸丰一直对曾国藩小心提防，甚至咸丰死了之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也对曾国藩一直处处戒备。曾国藩对此心里像明镜似的，清清楚楚。他打下天京后，从左宗棠、彭玉麟，到曾国荃等各级将领，都建议他反了满清。东南半壁江山有钱，有粮，有军队，有实力，要不就满清，要不就隔江而治。曾国藩不肯。为什么呢？两个原因:
一是曾国藩有根深蒂固的儒教君君臣臣的道德观念。信仰决定人生，既是儒家的信仰造就了有成就的曾国藩，同样也决定了他不可能做一个反臣。二是曾国藩也知道自起兵之初，满清王朝就对他时刻提防，若不慎将把柄落入人手，立刻盛极而衰，脑袋都不知道怎么掉的。所以他一直在官场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小心谨慎。他非常懂得为官之道，明哲保身之道。曾国藩讲，你得穷，你得不贪，你能穷你不贪说明什么？说明你没野心，没把柄落在人家手里。所以曾国藩一带兵，立刻喊出口号，喊得震天响。喊什么？说我曾国藩不怕死，不贪财。其实这也不是他先说的，是岳飞先说的：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国家才有希望。曾国藩喊我不怕死，不爱财，就是想说明我是尽忠报国的。他始终在钱财这儿没给人抓住把柄，
第二个原因，曾国藩这么看重穷，是他认为不论在官场，还是在人生，穷是善身之道。民间有句俗话，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其实对于男人来讲，最危险的两样东西不是女人，是什么呢？金钱和权力。名利场上，但凡权钱交易，场场都是危局，都是惊心动魄的败局。男人碰到权钱交易，没有不坏事的，没有不坏身的。所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眼里把钱看成比一切都重要的这种人，人品肯定不咋的。
图2 穷是善身之道为官之道曾国藩一生清廉
曾国藩拿他几个弟弟没办法，只好下尽功夫教育自己的孩子。他有一封信写得非常有名，是写给二儿子曾纪鸿的，当时曾纪鸿才九岁。一般写信回家，都是写给老婆或者写给父母，顺带问问孩子怎么样。曾国藩不仅给父母写信，给兄弟写信，给老婆写信，儿子才九岁就单独给他写信，曾国藩真是一位好父亲。信开始先鼓励曾纪鸿说，听说你九岁就很懂事，很好啊。赏识教育，把孩子捧了一下。然后就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曾国藩全集·家书》）就是说，一般人都希望子孙当大官。我自己不希望当大官，只希望当君子。我也不希望你当大官，当一个君子最重要。君子的定义是什么呢？就一个条件，勤俭自持。你能洁身自好，那就是君子。信的最后说，“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曾国藩全集·家书》）曾氏名言，真是治世之铭也。
现在不知道怎么教育富二代，看看曾国藩家书，早就提出了最好、最有用的答案。富一代应该怎么养富二代？即使有钱也得穷着养，穷着过，这是最重要的。
第三个原因，曾国藩这么看重穷字，这和他人生信仰有关。曾国藩是一个标准的儒生，以儒家传人，以理学宗师自命，所以仁爱忠恕、礼义廉耻是他心中至高的标准。他在南京任两江总督时，把自家老婆、孩子接了过来。当时淮军首领，他的学生李鸿章，一看曾老师的家眷来了，就出面请曾家女眷吃饭。这时候曾国藩的两个小女儿还没出嫁，为参加宴会，两个女儿吵了一架。为什么吵呢？因为两个女儿只有一条绸缎裤子，还是大嫂留给她们的。一条绸缎裤子两人都要穿。怎么办？最小的女儿曾纪芬回忆说，自己抢不过姐姐就哭了。曾国藩安慰她说，如果明年我还能继续做两江总督，一定单独给你做一条。曾纪芬一听，开颜欢笑了。曾纪芬后来很有名，叫崇德老人。（图3）
堂堂的两江总督曾国藩，至于要连任了才能给女儿做一条绸缎裤子？至于抠门儿到这份儿上吗？事实上，不光对女儿，对家人他都是这么要求的，对自己更是向来这样要求。曾国藩考中进士时，做了一件天青缎马褂，这件衣服一穿穿了30年。平常舍不得穿，过年过节或有庆祝活动时，才拿出来穿一穿。直到他死时，这套衣服还跟新衣服一模一样，一辈子就做了这么一件新衣服。曾国藩有一句名言，说“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曾国藩全集·家书》）为什么衣服还是旧的好呢？因为生活还是简约的好。
曾国藩有个外号叫“一品宰相”。因为他每饭只食菜一品，就是一碗饭、一碗菜。不光有这个外号，还有一个著名的吃饭典故。描述曾国藩吃相的，叫作只吃眼前菜。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到扬州视察，扬州是盐商聚集、有钱人居住的地方。知府为拍足马屁，备下盛大酒宴招待总督大人。曾国藩因为要找盐商筹措军饷，不好拒绝，就去了。到那儿一看，傻了眼，瞠目结舌，饭菜怎么豪华奢侈到如此地步？曾国藩一般不让人为难，但实在吃不下去。不论别人怎么劝菜，就吃眼前的，吃了几筷那道菜。别人都纳闷儿，又不敢问总督大人。都以为一品宰相，一顿饭只吃一碗菜，所以他只吃眼前的。曾国藩之后告诉身边人自己为什么只吃眼前那道菜，说“一食千金，吾口不忍食，目不忍睹。”（《曾国藩全集·日记》）就是说，当今天下纷乱，百姓流离，这帮家伙一顿饭吃掉老百姓多少钱，多少顿饭啊？这些挨千刀的。但又不好当时寒下脸来，为表明态度，无声抗议，只吃眼前菜。
曾国藩一生守住了一个穷字。他说，：“受不得穷，立不得品；受不得屈，做不得事。”你经不得穷，你的人品就立不起来，就不可能成就非凡人生。安贫乐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困难。像曾国藩从头到尾的人生中，始终如一的坚持下去确实很难。但他的人生里有没有说时容易做时难的事呢？有没有也做不到的事呢？请继续阅读下期。（图4）
图3 曾国藩教育家人以守穷为荣
随着湘军名气看涨，又有了一句名言，曰“无湘不成军”，通常理解为军中无湖南籍将士则难成劲旅，则此一“湘”字又指湖南。其实，这又是一个误会。最初，此字仍是指称湘乡，而这句话是用来赞美湘军创始人――罗泽南，意谓他所率领的湘勇在当时的湖南省内是最精锐的部队。增字释义，应说“无湘乡勇不成湖南军”，才是原义。
曾国藩挥师东进，终克南京，其间，“湘军”二字渐渐见诸公文，众所周知。然而，其时所谓“湘军”，与今日所讲的湘军仍有不同的地方。当时公文，有时用湘军，有时用楚军，有时称湘勇，或又称楚勇，而这些词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即“湖南军”。同时，如“豫军”（河南）、“苏军”（江苏）、“江军”（江西）、“鄂军”（湖北）等称号，都是指称某省的军事力量，与“湘军”是同一用法。而后人所理解的湘军，则专指由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统帅的以湖南籍将士为主体的军队。两者是有区别的。
当时，在湖南省，除了曾、胡等人所率领的湘军，还有巡抚、提督统制的绿营，以及地方上的零散武装，这些军队都被称为湘军。湘军真正成为今天我们所理解的湘军，被赋予专有名词的意义，还需要后来衍变的时间。包括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刘坤一在内的历任湘军统帅，在咸丰、同治、光绪三个朝代，迭出代兴，南征北战，这才将“湘军”两个字从泛指的名词塑造为专有的名词，从这以后，也才有了所谓湘系、湘军集团的说法。
湘系，即湘军系。曾国藩及其弟曾国荃所部属于湘系，其他如胡林翼、左宗棠、刘长佑、彭玉麟、刘坤一等人也是湘军系，这些人及其部队，相互间当然有联系，但亲疏有别，并非抱成一团、不分彼此，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相联属。
在湘军内部，早有非湘籍人士担任高级将领的例子，如塔齐布（满洲）、鲍超（四川），都是湘军的统帅。在后期，则有著名的徽商胡光墉（雪岩），他跟左宗棠关系密切，也可以视作湘军集团的一员。又如吴大澄（江苏）――他率湘军参加甲午战争，在北方全军崩溃，可以说，湘军最后就“断送”在他手上――也可视为湘军集团成员。在此意义上，“湘军”不仅是个军事组织，而且已成为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上的概念。
有趣的是，自甲午战争，直到民国开国，乃至后来的抗日战争，这期间也频繁出现“湘军”这个词。有些军队因在湖南作战，或因军中湘籍将士比较多，也被称为湘军。当然，以上这些不过是遵循历史惯性，沿用以前的称呼而已。
【关键词】晚清 曾国藩 家庭教育
【中图分类号】G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0)09-0102-02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湖南湘乡人,是洋务派领袖之一,在政治、军事、洋务上显赫的功绩,在哲学、治学、教育上有独到见解。本文就其家庭教育进行初步的分析。
一、曾国藩家庭教育的原则及出发点
“爱之以其道”是曾国藩家庭教育的原则,也是他一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所谓“爱之以其道”,就是用他自己的为人处世之道教育子弟。他把自己的人生经验用儒学文化加以提炼,蕴含在历时二十年的家书中,用它那无时不在的穿透力来教育子孙。
曾国藩注重家庭教育的出发点有二:
其一,从“兴小家”出发。曾国藩谥称“文正”,他寒窗数十载,从军数十载,备受艰辛,方有权绾四才,位列三公,拜相封侯,他深知名誉、地位、家世来之不易,渴望自己的儿孙显赫万世,永不衰败。同时,他目睹那些达官显贵家庭之子女,不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固守祖父留下的基业,就是挥霍浪费,吃喝嫖赌,欺压人民,横行市井,不思上进,家业荡然已尽的诸多事例,为此而深为忧虑不安。于是,曾国藩冷静思索,从封建传统文化中寻找根据,经过自己的理解、消化,独创了一套治家理论和方法。
其二,从“昌大家”出发。曾国藩认为,家庭教育和政治息息相关,治家治国的关系密不可分。他认为:“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注1]而大众又融于各个家庭,家庭组织,在当时的社会,又以父子兄弟为中坚,想求家事顺遂,应当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原则。国家之组织,以君君臣臣为中坚,欲求国泰民安,应当以君明臣忠为准绳。国家又由无数个家庭组合而成。因此,家庭教育是起点,也是基础。可见,曾氏把政治观贯穿于家庭教育中,而且不仅仅局限于一家或几个子弟的范围,以求实现家庭教育的长远目的;每个家庭的教育搞好了,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教育也就搞了上去;那么国家也就会随家庭稳定而稳定,随家庭繁荣而繁荣。
二、耕读、勤敬、孝友:曾氏之家庭教育内容观
曾国藩对子女的家庭教育非常严格,虽然他常年在外做官、带兵打仗,但家信未尝间断,希望子弟们对先世家风谨守勿失,以达其兴“小家”并“昌大家”之家庭教育目的。一定的家庭教育目的总是要借助一定的教育内容来实现。曾氏之家庭教育内容观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曾氏认为应当“耕读”并列,不要丢失农家子弟的本色。“耕”(包括种菜、养鱼、养猪等)可使子弟具有勤劳的品质并使家衣食足而富有生机;“读”则可使家有书香之气。二者结合,则既能提高子弟的各种能力,又能磨炼他们的意志品质。曾国藩强调:“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柴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必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习之。”[注2]又严格规定:“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椅、牧粪、锄草,是极好之事。”[注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氏把“耕读”教育摆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
其次,曾国藩认为,对子弟进行教育,要力持“勤、敬”(谦恭,恭敬),戒骄、戒惰、戒奢。古往今来家世兴衰,特别是家世衰败有很多。究其原因,曾氏认为与“勤敬”二字有很大关系。他说:“无论乱世治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注4]在事实上也是如此:“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敬,虽愚人亦有贤知风味。”[注5]可见,曾氏认为,理论与事实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勤敬二字则贯通其中,这是家世兴衰好坏的基本准则。
与勤敬相反的则是“傲惰”。曾国藩认为,教育子弟的关键为力戒“傲惰”。他常说:“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宴起为首。”[注6]并以少时与其弟在乡下卖菜、拖啤车的往事,激发其弟切莫丢弃农家本色。曾国藩已觉察到,曾氏子弟多少已染上了骄傲习气,有的人开口闭口议人长短是非,因此指出这“均非好气象”。他反复提醒在乡下主持家业的弟弟曾国湟,好好管教子侄辈,“勿谓有家人作官,则遂敢于侮人;勿谓已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注7]在教育子弟戒骄戒惰的同时,曾国藩还主张力戒奢侈。他明确指出:“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首即是,舆马仆人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注9]为此,就应当“力崇俭德,善持其后”。他告诫:“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器,若沾惹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简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 可见,为了堵塞源流,谨防傲惰,必须以谨守谦勤为主;戒奢侈,必须以崇尚俭约为主。
再次,“孝友”,即对长辈要孝敬,对子弟友邻要和善,兄弟之间要团结。曾国藩认为“孝友”是家庭的祥瑞,只要做到“孝友”,就立得好处;否则的话,就会遭及殃祸。“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注10]他在这里指出了“孝友”得不到贯彻所产生的后果――家道衰败。在孝友的教育方面,曾国藩反复告诫诸子弟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 ,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爱,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爱,不愿其为仕宦之家。”[注11]曾氏在这里最痛恨的是仕宦之家,因为能延续一二代者实不多见,最欣赏的是孝友之家,次则耕读之家,如能把孝友与耕读二者结为一体,那么家世将有可能永不衰败。可见,曾国藩把“孝友”的教育摆到了何等重要的地位。
三、曾国藩家庭教育的影响
曾国藩家庭教育的理论,在教育子女方面获得了成功,对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们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是清末“高干子弟”,曾纪泽、曾纪鸿没有变成“衙内”和大少爷。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自学而通英文,成为清末著名爱国外交家;曾纪鸿不幸早死,研究古算学也已取得相当成就。不仅曾国藩的儿子个个成才,曾家的孙辈还出了曾文钧这样才华横溢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宝荪、曾约农这样有影响的教育家和学者。曾国藩对其三弟曾国荃的劝导最多,曾国荃不负其望,后来仕途通达,成为清朝大臣。据有关调查统计,当今曾国藩的后代遍布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且多为科技、教育文化工作者,有的还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
在曾国藩的家乡,曾国藩的治家思想和方法,从清末到民国,从富家到贫民,从官僚士大夫到普通民众,都曾把曾氏家训奉为至宝,曾氏教育观对人们的影响,我们可以用一些事例加以说明。钱穆评述说:“道、咸之际,有曾国藩家书家训,乃以书信亲教弟与子,此乃一种家庭教育。”[注12]冯玉祥以曾国藩“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的名言,常常教育其部属应该随时警惕;对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观很重视,视曾国藩家书为至宝。据传,每当有人询问家庭教育的问题时,往往回复“阅曾文正公家训”某月某日即可。从上述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系统的家庭教育理论和方法,不仅与中国士大夫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官僚、政客中的一部分人,甚至有些军人亦以此教育下属、子弟及军队士兵,其影响至深至远,出乎曾国藩本人意料。
注 释
1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1264
2 同上:251
3 同上:276
4 同上:264
5 同上:267
6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1319
7 同上:66
5 同上:83
9 曾国藩.曾国藩家书•教子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10 刘毅正、刘晓霞.求阙斋日记类抄(卷上).北京:金城出版社,1996:46
11 曾国藩.曾国藩家书家训.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240
这是原雅安市委书记徐孟加在“忏悔书”中写到的一段话，相对于不少八股式的忏悔，这份忏悔写出了不少“真情实感”。这位身陷囹圄的官员回忆鞭炮声尚且痛不欲生，他若看到老百姓在他免职之日打出的“送瘟神”的横幅，不知会作何感想。
徐孟加被免职、调查、判刑之后，滚滚骂名一直未断，除了判决书上宣布的和受贿，他在雅安为官七年还积累了其他负面政绩和民怨。
如同众多官员的忏悔录一样，徐孟加也用大篇幅表示悔不当初。这让人不免想起曾国藩的一句名言――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这些腐败官员要是在位时细品这句话，也许可以避免后来的下场。
作为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曾国藩给后世留下颇为深远的影响。“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一生治军治家都模仿他。他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言论，很受后人推崇。“盛时常作衰时想”便是他常诵的格言，这与他常求的境界“花未全开月未圆”有些相似，体现了他的适可而止，韬光养晦，谨慎小心，中庸处世。
事实上，曾国藩确实是这么做的。攻破天京后，曾国藩兄弟的声望如日中天，处于极盛。危机也开始显现，充满猜忌的清廷开始有了种种为难之举：利用湘军内部矛盾，暗中支持左宗棠、沈葆桢与曾国藩分庭抗礼;压制升任浙江巡抚的曾国荃，不允许其单折奏事。
曾国藩如何应对这场宦海危机呢？他的办法是多策略避嫌。首先奏请裁撤湘军，他在奏折中向清廷表示：臣统军太多，即拟裁撤三至四万人，以节靡费。同时奏请其弟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
很快，清廷批准了奏折，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慰藉。
曾国藩三下五除二，把官场风险降到最低。有人说，这是他谋事在先，以退为进的为官谋略。其实，仔细想来，背后还是“盛时常作衰时想”的底色在发挥作用。这样的思想，对于今天依然有指导意义。
人的功名越高，越容易得意忘形，而此时的隐患也越多，做人为官只图一时风光，结果一败涂地的例子颇为常见。为官处世中，不能光顾眼前盛时，只顾上场，应该想想人去后、下场时，迎接自己的是讽刺的鞭炮声还是发自肺腑的掌声。
盛时常作衰时想，起码可以让领导干部守好廉洁关。悬崖勒马收缰晚，船到江心补漏迟。对于腐败官员来说，早知有含泪写忏悔录的今日，何必当初呢？这些人要是盛时想一想衰时，也许就能够保持忧患意识、风险意识，遇事多考虑前因后果，遇事经得住诱惑，多一分畏惧、去一分贪婪，多一分小心、少一些欲望，在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上，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如临深渊的警觉。
盛时常作衰时想，还可以帮助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一个人在领导位置上庸庸碌碌混日子，离任时欢送他的，可能就是跟徐孟加所听到的那般鞭炮声。有媒体报道，雅安市民骂徐孟加，更多指向其政绩平平、空谈务虚。“在雅安七年没干多少实事，尽是空对空地吹壳子。”最典型的是一条长224米的苍坪山隧道，耗时7年完工，雅安人给徐算过一笔账，照他修隧道的速度，让他带领大家修川藏高速的话，300年才能通车。
论文摘要：曾国藩是实施家庭教育的典范。他以“爱之以其道”为原则,以“兴小家”、“昌大家”为目的,在“耕读”、“勤敬”、“孝友”等方面身体力行,教育子弟,取得了实际的效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湖南湘乡人,是洋务派领袖之一,在政治、军事、洋务上显赫的功绩,在哲学、治学、教育上有独到见解。本文就其家庭教育进行初步的分析。
一、曾国藩家庭教育的原则及出发点
“爱之以其道”是曾国藩家庭教育的原则,也是他一生追求的最高境界。所谓“爱之以其道”,就是用他自己的为人处世之道教育子弟。他把自己的人生经验用儒学文化加以提炼,蕴含在历时二十年的家书中,用它那无时不在的穿透力来教育子孙。
曾国藩注重家庭教育的出发点有二:
其一,从“兴小家”出发。曾国藩谥称“文正”,他寒窗数十载,从军数十载,备受艰辛,方有权绾四才,位列三公,拜相封侯,他深知名誉、地位、家世来之不易,渴望自己的儿孙显赫万世,永不衰败。同时,他目睹那些达官显贵家庭之子女,不是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固守祖父留下的基业,就是挥霍浪费,吃喝嫖赌,欺压人民,横行市井,不思上进,家业荡然已尽的诸多事例,为此而深为忧虑不安。于是,曾国藩冷静思索,从封建传统文化中寻找根据,经过自己的理解、消化,独创了一套治家理论和方法。
其二,从“昌大家”出发。曾国藩认为,家庭教育和政治息息相关,治家治国的关系密不可分。他认为:“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注1]而大众又融于各个家庭,家庭组织,在当时的社会,又以父子兄弟为中坚,想求家事顺遂,应当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原则。国家之组织,以君君臣臣为中坚,欲求国泰民安,应当以君明臣忠为准绳。国家又由无数个家庭组合而成。因此,家庭教育是起点,也是基础。可见,曾氏把政治观贯穿于家庭教育中,而且不仅仅局限于一家或几个子弟的范围,以求实现家庭教育的长远目的;每个家庭的教育搞好了,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教育也就搞了上去;那么国家也就会随家庭稳定而稳定,随家庭繁荣而繁荣。
二、耕读、勤敬、孝友:曾氏之家庭教育内容观
曾国藩对子女的家庭教育非常严格,虽然他常年在外做官、带兵打仗,但家信未尝间断,希望子弟们对先世家风谨守勿失,以达其兴“小家”并“昌大家”之家庭教育目的。一定的家庭教育目的总是要借助一定的教育内容来实现。曾氏之家庭教育内容观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曾氏认为应当“耕读”并列,不要丢失农家子弟的本色。“耕”(包括种菜、养鱼、养猪等)可使子弟具有勤劳的品质并使家衣食足而富有生机;“读”则可使家有书香之气。二者结合,则既能提高子弟的各种能力,又能磨炼他们的意志品质。曾国藩强调:“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柴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必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习之。”[注2]又严格规定:“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椅、牧粪、锄草,是极好之事。”[注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氏把“耕读”教育摆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
其次,曾国藩认为,对子弟进行教育,要力持“勤、敬”(谦恭,恭敬),戒骄、戒惰、戒奢。古往今来家世兴衰,特别是家世衰败有很多。究其原因,曾氏认为与“勤敬”二字有很大关系。他说:“无论乱世治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注4]在事实上也是如此:“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敬,虽愚人亦有贤知风味。”[注5]可见,曾氏认为,理论与事实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勤敬二字则贯通其中,这是家世兴衰好坏的基本准则。
与勤敬相反的则是“傲惰”。曾国藩认为,教育子弟的关键为力戒“傲惰”。他常说:“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宴起为首。”[注6]并以少时与其弟在乡下卖菜、拖啤车的往事,激发其弟切莫丢弃农家本色。曾国藩已觉察到,曾氏子弟多少已染上了骄傲习气,有的人开口闭口议人长短是非,因此指出这“均非好气象”。他反复提醒在乡下主持家业的弟弟曾国湟,好好管教子侄辈,“勿谓有家人作官,则遂敢于侮人;勿谓已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注7]在教育子弟戒骄戒惰的同时,曾国藩还主张力戒奢侈。他明确指出:“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首即是,舆马仆人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注9]为此,就应当“力崇俭德,善持其后”。他告诫:“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器,若沾惹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简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 可见,为了堵塞源流,谨防傲惰,必须以谨守谦勤为主;戒奢侈,必须以崇尚俭约为主。
再次,“孝友”,即对长辈要孝敬,对子弟友邻要和善,兄弟之间要团结。曾国藩认为“孝友”是家庭的祥瑞,只要做到“孝友”,就立得好处;否则的话,就会遭及殃祸。“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注10]他在这里指出了“孝友”得不到贯彻所产生的后果——家道衰败。在孝友的教育方面,曾国藩反复告诫诸子弟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 ,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爱,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爱,不愿其为仕宦之家。”[注11]曾氏在这里最痛恨的是仕宦之家,因为能延续一二代者实不多见,最欣赏的是孝友之家,次则耕读之家,如能把孝友与耕读二者结为一体,那么家世将有可能永不衰败。可见,曾国藩把“孝友”的教育摆到了何等重要的地位。
三、曾国藩家庭教育的影响
曾国藩家庭教育的理论,在教育子女方面获得了成功,对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们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是清末“高干子弟”,曾纪泽、曾纪鸿没有变成“衙内”和大少爷。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自学而通英文,成为清末著名爱国外交家;曾纪鸿不幸早死,研究古算学也已取得相当成就。不仅曾国藩的儿子个个成才,曾家的孙辈还出了曾文钧这样才华横溢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宝荪、曾约农这样有影响的教育家和学者。曾国藩对其三弟曾国荃的劝导最多,曾国荃不负其望,后来仕途通达,成为清朝大臣。据有关调查统计,当今曾国藩的后代遍布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且多为科技、教育文化工作者,有的还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
在曾国藩的家乡,曾国藩的治家思想和方法,从清末到民国,从富家到贫民,从官僚士大夫到普通民众,都曾把曾氏家训奉为至宝,曾氏教育观对人们的影响,我们可以用一些事例加以说明。钱穆评述说:“道、咸之际,有曾国藩家书家训,乃以书信亲教弟与子,此乃一种家庭教育。”[注12]冯玉祥以曾国藩“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的名言,常常教育其部属应该随时警惕;对曾国藩的家庭教育观很重视,视曾国藩家书为至宝。据传,每当有人询问家庭教育的问题时,往往回复“阅曾文正公家训”某月某日即可。从上述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系统的家庭教育理论和方法,不仅与中国士大夫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官僚、政客中的一部分人,甚至有些军人亦以此教育下属、子弟及军队士兵,其影响至深至远,出乎曾国藩本人意料。
注 释
1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1264
2 同上:251
3 同上:276
4 同上:264
5 同上:267
6 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1319
7 同上:66
5 同上:83
9 曾国藩.曾国藩家书•教子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10 刘毅正、刘晓霞.求阙斋日记类抄(卷上).北京:金城出版社,1996:46
11 曾国藩.曾国藩家书家训.北京: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2: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