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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据统计，现存苏词中的梦词达64首之多，这些词，是苏轼跌宕人生的一个剪影，也是他对人生、对命运的思考和慨叹，体现着他惊世的才华和无尽的性格魅力。
关键词：苏轼；梦；人生
据考东坡先生自通判杭州之时开始填词，至今流传下来的确定的作品共有331首①，残句11则。另有他集互见词8首及存疑词11首。其中含有“梦”字的词有64首，共69句，大约占了苏轼词作的五分之一。这64首梦词，如果按照具象与抽象的概念，可大致分为两类，即梦与喻梦，也有人将其分为真梦与喻梦。
首先说梦。关于梦字的内涵，《说文解字》云：“梦，不明也。”《康熙字典》进一步解释为：“觉之对，寐中所见实行也。”寐中所见，感同身受，并不是真实的现实，却又与现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苏轼的这些记梦词，从表现的内容来看，既有宴饮酬唱的醉梦，也有羁旅忆别的幽梦，更有前途未卜的惊梦。从时间分布来看，出现最多的，是在乌台诗案的前后。从这些词中，我们可以一窥东坡居士于人生的跌宕起伏中沉淀出的阔大气度。
自嘉佑二年苏轼进士及第以来，可以说在杭州为官的岁月是他政治生涯中最为惬意自由的日子，也是他在之后常常忆起不断缅怀的回忆。因此在杭州所创作的这些记梦词中的梦，诸如“惊破绿窗幽梦”、“觉来幽梦无人说”、“下有幽人画梦长”此类，其情感倾向是婉而不哀的。而这年的九月，苏轼结束了他杭州通判的生涯转赴密州知州，此后的几年，他辗转于密州、济南、开封与徐州、湖州等地，直至乌台诗案爆发。几番辗转加上时局政事的暗涌，苏轼词中的梦开始蒙上一种幽喑惆怅的情绪，“残梦”、“幽梦”、“惊梦”可以说是这一时期苏轼梦的代表。然而苏轼之所以是苏轼，是因为他所特有的洒脱与旷达。再看这首《沁园春》：孤馆青灯，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团团。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
这首词作于宋神宗熙宁七年十月苏轼赴密州任途中。此时苏轼由通判升为知州，虽是升迁，但苏轼似乎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欢心。无穷的世路与有限的劳生，昔年辅君济世的远大抱负与当前的困顿失意，糅杂着怅惘与坚定，酸楚与豁达，在幽怀婉转中又有着苏轼特有的洒脱清迈。
然而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记梦词的意境内涵更加丰富了。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从一个名震京师的才子沦为阶下之囚，从一个心怀“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一方大员变成迁贬黄州“不得签书公事”的待罪之臣，昔日历历与今时种种的强烈反差，一时之间的翻云覆雨，可以说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然而苏轼在谪居黄州五年多的时间里，垦东坡，筑雪堂，酿酒会友，悠游唱和，向陶而归，完成了自我心灵的救赎与解放。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是苏轼来到黄州的第三个年头，苏轼早已摆脱了初到时的忐忑不安与惊惧无措，开始过上一种真正自由的生活，有田有屋，有酒有友，躬耕田园，高唱归去来兮。这年二月，苏轼效仿渊明的斜川之游，写下了这样一首《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鸟鹊喜，报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增城。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馀龄。
此时的东坡，以超脱的隐者自比，走遍人间，历经荣辱，再不是当年意气风发，胸有宏志的青年，最终只能叹一句“吾老矣，寄馀龄”，并不是不无奈不怅惘的，但是苏轼却以一种满足的、欣喜的眼光，来欣赏自己的躬耕生涯，并选在太湖之畔的宜兴买田置地，打算“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
但是命运的起伏并不是就此完结，元丰八年（1085）的五月，一纸诏令又将苏轼任命为登州太守。而此时苏轼全家刚刚抵达宜兴才十多天，所期待的生活还并未开始，便被这纸诏书搅乱。尽管忐忑，苏轼还是接受了官职前往登州。然而到达登州才五天，便又奉诏前往京城。可以说几乎整个元丰八年，苏轼一家都是在旅途中度过的，十二月终于抵达京城，此时苏轼已近天命之年，却开始了其政治生涯最为辉煌的一段时光。哲宗新立，太后辅政，王安石的罢免与司马光的为相，以及苏轼短短几个月时间内的迅速升迁，几乎位极人臣，都将他慢慢卷入新旧党争的漩涡中心。进退两难的苏轼，选择了自退外放。先后任杭州、颍州、扬州太守的苏轼虽然一直逃避斗争，斗争却从未停止对他的纠缠。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三日，太后的驾崩同时昭示着苏轼的政治生涯最辉煌时期的结束。远调定州没多久，苏轼就被贬知英州，还未到任就又被贬至惠州，三年后又从惠州迁往海南儋州。这场长达六年之久的一贬再贬，是苏轼自黄州之后再一次面对命运的反复无常，所面临的情况甚至要更严重恶略，但是经历过黄州生涯的苏轼早已不像前次迁贬一样痛苦忐忑。太多的荣辱起伏、聚散得失，让苏轼学会用一颗安详的心去面对。也正是这样的人生经历，让苏轼的记梦词超脱之前晚唐五代的缠绵悱恻，生发出一种大气与洒脱。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常常用梦来比喻人生世事：“万事到头都是梦”，“笑劳生一梦”，“身外偿来都似梦，醉里无何即是乡”，以及“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等等不一而足。
关于“人生如梦”，佛家《金刚经》中有著名的六如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唐传奇小说《枕中记》中，所谓“宠辱之道，穷达之运，得丧之理，死生之情”，不过一枕黄粱，“人生之适，亦如梦耳”。
封建时代士人的命运从来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中，正如东方溯《答客难》中所说：“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苏轼作为一个“奋厉有当世志”，始终将儒家思想封为正统的封建士大夫，在经历过种种起伏莫定的人生之后，面临着壮志与难酬、顺遂与穷途之时，在佛理与道家的思想中寻求到一种超脱和救赎，以“浮生若梦”来宽解忧患，安定内心。但是，这并不是苏轼心态的消极，苏轼总能再“人生如梦”的感慨之后回归到“一笑人间古今”的洒脱，回归到“一樽还酹江月”的旷达。所谓的荣辱生死，聚散得失，不过“只堪妆点浮生梦”罢了。正如黄苏《蓼园词评·南乡子》载沈际飞论苏轼：“东坡升沉去往，一生莫定，故开口说梦。如云‘人间如梦’，‘世事一场大梦’，‘未转头时皆梦’，‘古今一梦，何曾梦觉’，‘君臣一梦，今古虚名’，屡读之，胸中鄙吝，自然消去。”
苏轼的种种记梦词，超越了古今时空，超越了个体生命的悲喜，是他整个起伏跌宕人生的沉淀，正如王水照先生《苏轼传》的小标题，是“智者在苦难中的超越”，是苏轼的绝世才情与他随缘自适、达观处世的气度的结合，也是他为历代人所不断颂扬的人格魅力的所在。（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7，10.
[2]王水照，崔铭.苏轼传[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1.
[3]林语堂.坡传[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
[4]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三联书店.2009，7.
[5]刘丽姣.苏轼涉梦诗词探析[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1，1.
[6]邹晓春.苏词梦象与梦境释论[J].词学研究.2011，8.
[7]李霞.浅论苏轼之“梦词”[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8，28.
注解：
赤壁又名赤鼻矶，是耸立在黄州江畔的一座绛红色小山。千尺峭壁直插江中，汹涌江水奔涌而过。宋神宗元丰年间，江山胜景吸引着政治上失意的贬官苏轼，苏子常常流连于此。苏轼游赤壁，有案可稽者应为六次，兹据有关文献资料追迹寻踪。
元丰三年（1080） 八月，东坡初游赤壁，撰《秦太虚题名记》。
苏轼于元丰三年二月一日抵贬地黄州，先是借住在定慧院，后来住进了紧靠长江的临皋亭驿站，生活一直未能安定。这一年的八月初六、初七左右，苏轼与其子苏迈游览了赤壁，这是有文字记录的苏子首次赤壁之游。苏轼初游赤壁，对赤壁之壮观即产生深刻印象，苏轼《秦太虚题名记》对此次游历有所描述：
明年予谪居黄州，辩才、参寥遣人致问，且以题名相示。时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涨，水面千里，月出房、心间，风露浩然。所居去江无十步，独与儿子迈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乔木苍然，云涛际天，因录以寄参寥。使以示辩才，有便至高邮，亦可录以寄太虚也。（《苏轼文集》398页）
秦太虚即高邮秦观，苏轼最欣赏的弟子之一。辩才（元净）、参寥（道潜）皆为僧人，苏轼任杭州通判时的方外密友。秦观元丰二年八月十六日作游杭《题名记》，此文由辩才、参寥送示苏轼。苏轼乃作题跋，忆当年杭州旧游，并叙夜与苏迈棹小舟游赤壁事。在《秦太虚题名记》这篇杂记中，“明年”指元丰三年，“去中秋不十日”约为八月初六、初七左右。东坡交待了兴致勃勃夜游赤壁的情形，并将此种心情转达于友人。
此时的苏轼寓居黄州已半年，受创的心灵依然悸痛，但却力图从山水之中寻找一种精神的救赎。诚如苏轼在给司马光的信中所说：“寓居去江干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上，此幸未始有也。虽有窘乏之忧，顾亦布褐藜藿而已。”（《与司马温公》，《苏轼文集》1442页）在苦难和不幸中寄情于山水，寻求一种精神慰藉，从《秦太虚题名记》中，我们读到的苏子，正是这样一种精神状态。
元丰四年（1081）十月，东坡二游赤壁，撰《念奴娇・赤壁怀古》。
元丰四年十月的一天，坡登临赤壁矶头，面对如画江山，追慕古代英雄，感叹华发早生，写下了千古绝唱《念奴娇・赤壁怀古》。此词上阕粗笔勾勒赤壁景色：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苏轼词编年校注》398页）
《念奴娇・赤壁怀古》的编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王文诰《苏诗总案》卷二：“元丰四年辛酉（1081）十月，赤壁怀古，作《念奴娇》词。”傅藻《东坡纪年录》：“元丰五年壬戌，公在黄州。七月既望，泛舟于赤壁之下，作《赤壁赋》，又怀古作《念奴娇》。”今之论者，多以为 “赤壁词”与《赤壁赋》作于同时，即元丰五年七月。
笔者认为，《念奴娇》和《赤壁赋》不作于同时。理由如次：其一，“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和浪花翻涌，“惊涛拍岸”之景象不一，两篇作品不可能作于同一时间。其二，《念奴娇》虽然写出了江山如画的风景和追慕英雄的情怀，但无法掩盖的，还是那种华发早生“人生如梦”的悲哀。尽管这种悲哀融汇在壮阔江山和久远历史中，使词中的低沉情绪得到消融，但此作蕴含着的苏轼郁积心头难以化解的失意之感，读者还是可以强烈感受到的。这与元丰四年苏轼的思想情绪较为一致。而《赤壁赋》则表现出超然物外的人生解脱。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赤壁赋》中的“哀吾生之须臾”“托遗响于悲风”，与《念奴娇》中的“人间如梦”思想如出一辙，而《赤壁赋》的主旨恰恰表现出对这种思想的否定和超越。两篇作品既然表现的对人生的感悟截然不同，也就不太可能作于同一时间。因此，厘定此词作年为“元丰四年”，与苏轼思想较为吻合。笔者由“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一语推测，此词之作，当在是年“十月”稍前。
从词中“一尊还酹江月”一语看，苏轼似乎也不是月夜一人独上赤壁，而是与苏迈携酒而上赤壁的。
元丰五年（1082）五月，东坡三游赤壁，撰《记赤壁》《怪石供》。
元丰五年是苏轼游赤壁最多的一年。其时，苏轼渡过了寂寞消沉的贬谪初期，生活上也趋于安定。在友人和邻居的帮助下，新筑的草庐雪堂离江畔很近，耕作东坡之暇，苏子常临赤壁。五月，苏轼于赤壁聚宝山采集了与玉难辨的美石，送给好友了元（佛印）禅师。在《怪石供》一文中，苏轼对此作了详尽记载：
齐安小儿浴于江时，有得之者，戏以饼饵易之，既而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枣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处，以为群石之长。又得古铜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庐山归宗佛印禅师适有使至，遂以为供。（《苏轼文集》1986页）
文末书“元丰五年五月，黄州东坡雪堂”。可见其间苏轼曾流连江畔，以饼易石。此时苏轼生活基本安定，江畔寻石，表现出词人的一种生活情趣。《舆地记胜》卷四十九《黄州・景物下》：“聚宝山，在州治之后，赤壁之上，山多小石，红黄粲然。东坡所作《怪石供》即此石也。”
作于此时略前的《记赤壁》一文亦同记此事：“岸多细石，往往有温莹如玉者，深浅红黄之色，或细纹如人手指螺纹也。既数游，得二百七十枚，大者如枣栗，小者如芡实，又得一古铜盆，盛之，注水粲然。有一枚如虎豹首，有口鼻眼处，以为群石之长。”（《苏轼文集》2255页）从怪石数量可推知，此文作于《怪石供》略前，亦在元丰五年五月间。
文中之“数游”指去江畔寻石，有没有登临赤壁呢？答案是肯定的。同文记载：“断崖壁立，江水深碧，二鹘巢其上。上有二蛇，或见之。遇风浪静，乘小舟至其下。舍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这是白日泛丹，探穴登山所见皆寻常之景，苏轼遂将注意力集中于“温莹如玉”之“怪石”了。
苏轼常于世人难耐之苦境中自寻其乐，表现出一种超然旷达的胸襟气度。搜寻怪石即为一例。在写给堂兄苏子明的信中，苏轼透露了这种人生快乐的奥妙：“世事万端，皆不足介意，所谓自娱者，亦非世俗之乐，但胸中廓然无一物，即天壤之内，山川草木虫鱼之类，皆是供吾家乐事也。”（《苏轼文集》1832页）嗣后赤壁两赋，表现出的参透人生的思想，不是一时的感触，而是思想的累积，从上述两文中正可见其端倪。
元丰五年（1082）七月，东坡四游赤壁，撰前《赤壁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赤壁赋》明确记载此次游览的时间为元丰五年七月十六日晚。月明星稀，苏子与客游览赤壁，并写下著名的《赤壁赋》。赋记游云：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苏轼文集》5页）
赋记“举酒属客”之“客”当指道士杨世昌。这一年的四、五月间，东坡好友杨世昌自庐山来黄州，居住在雪堂，元丰六年五月方离去。二人情同手足，相处甚洽。临别，苏轼著《贴赠杨世昌》，对其赞赏有加：“棉竹五都山道士杨世昌子京，自庐山来过余，近一年乃去。其人善画山水，能鼓琴，晓星历骨色及作轨革卦影，通知黄白艺术，可谓艺矣。”（《苏轼文集》2587页）“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吹洞箫”之人为杨世昌无疑。苏轼《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君家有田水冒田，我家无田忧入室。不如西州杨道士，万里随身惟两膝。沿流不恶溯亦佳，一叶扁舟任漂突。山芎麦曲都不用，泥行露宿终无疾。夜来饥肠如转雷，旅愁非酒不可开。杨生自言识音律，洞箫入手清且哀。”（《苏轼诗集》1123页）“西州杨道士”空手一身，多才广艺，草行露宿，云游四方，勘破世情，无忧无虑，可见亦风流跌宕之人。杨道士的到来给苏轼的谪居生活带来了趣味。
近年有些文章据文赋“主客问答”之文体特征，认为“客”为子虚乌有式人物，不必指实为杨世昌。笔者不赞同这种看法。时杨世昌住苏轼家中，苏轼夜游赤壁，杨道士岂有不随行之理？文中“羽化登仙”明明白白是道家用语，是苏、杨二人畅游赤壁的共同感触。何况，三个月后苏轼与杨道士同游赤壁有着明确的文字记载。苏轼的思想变化不会凭空而来，两赋流露的释、道思想，与苏子同僧人、道士的频繁交往密切相关。
从《赤壁赋》中可以看出，此时的东坡，暂时搁置了儒家建功立业的淑世情怀，转而用庄子相对论的眼光来看待宇宙万物。江水东去，昼夜流逝，然而万里长江依然奔流；月圆月缺，变幻不定，然而一轮明月未尝减损。世间万物均同此理，从变化的角度看，天地是瞬息万变的；从不变的角度看，江月又是万古长存的。苏轼以水月为喻，借庄子相对论悟出人生的哲理，实现了自我解脱。
元丰五年（1082）十月，东坡五游赤壁，撰《后赤壁赋》。
“十月十五日夜，与杨道士泛舟赤壁，饮醉。夜半，有一鹤自江南来，翅如车轮，戛然长鸣，掠余舟而西，不知其为何祥也。”（《贴赠杨世昌》，《苏轼文集》2857页）坡五游赤壁，《后赤壁赋》记此次游览情形云：
于是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予乃摄衣而上，履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盖二客不能从焉。划然长啸，草木震动，山鸣谷应，风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苏轼文集》7页）
随从东坡游览之“二客”，一指杨道士，另一客可能指古耕道。古耕道，黄州进士，苏轼紧邻，与苏轼过从甚密。元丰五年，雪堂落成，东坡丰收，古耕道常随苏轼出游。“今者薄暮，举网得鱼，巨口细鳞，状如松江之鲈。”捕鱼者应为近邻，而最具此种可能的人物当为古氏。
全篇所表现的是一种随缘任性、清澈无滓的自然之境。苏子处处以自然为心，乐则乐，悲则悲，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一如江山景色。两赋相较，前赋以“主客问答”之法谈玄说理，后赋侧重叙事绘景，现实梦幻交织，写法上颇多变化。然而表达超然物外这一主旨，两赋并无二致。前后两赋，相得亦彰，表现出苏子对人生的彻悟。
元丰五年（1082）十月，东坡六游赤壁，撰《李委吹笛》。
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东坡四十七岁生日。是日，“置酒赤壁矶下，踞高峰，俯鹊巢。酒酣，笛声起于江上。客有郭、古二生，颇知音，谓坡曰：‘笛声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问之，则进士李委，闻坡生日，作新曲曰《鹤南飞》以献。呼之使前，则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数弄，嘹然有穿云裂石之声。坐客皆引满醉倒。委袖出嘉纸一幅，曰：‘吾无求于公，得一绝句足矣。坡笑而从之。’”（《李委吹笛》诗序，《苏轼诗集》1136页）
其后一年，元丰六年八月，东坡《与范子丰书》亦记其事：“李委秀才来相别，因以小舟载酒饮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亦惊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苏轼文集》1452页）《李委吹笛》诗如下：
山头孤鹤向南飞，载我南游到九嶷。
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怜时复犯龟兹。
（《苏轼诗集1136页》）
李委笛声悠扬超佚绝尘，东坡如入仙境兴致甚佳。仿佛乘鹤高飞来到九嶷山下，听到娥皇、女英哀悼虞、舜的歌声，又仿佛来到龟兹古国，听那不同凡响的异域高妙之音。李委献曲是生日庆典的高潮，苏子和他的朋友们“皆引满醉倒”，度过了欢愉的一天。
李委的身份是“进士”抑或“秀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贬谪黄州不到三年，苏轼身边又高人满堂，奇士盈庭。这一天东坡“置酒赤壁矶下”，庆贺生日，“客有郭、古二生”，从游之客为邻居郭遘、古耕道二人。二人皆为苏轼好友。《东坡八首》：“郭生本将种，卖药西市垣。古生亦好事，恐是押牙孙。”（《苏轼诗集》1083页）郭遘为唐代名将郭子仪之后，靠卖药为生。古耕道为一侠义之人。苏轼诗中戏称他为唐代侠士古押牙子孙。
这是有文字记载的东坡最后一次游览赤壁。从苏轼六游赤壁的经历中，不难看出苏轼贬居黄州后的心路历程：从初贬黄州的精神苦闷，到赤壁二赋的思想解脱，到生日庆典的自得其乐，苏轼实现了一位智者对苦难的超越。这就是苏轼不同于历史上的许多迁客骚人之处。与黄州赤壁相关的诗词文赋成为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终以“文赤壁”之名令黄州赤壁誉满天下。
黄州赤壁是否赤壁之战的战场？对此，东坡的确是持怀疑态度的，苏文中曾两次提及。“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不知果是否？”（《记赤壁》，《苏轼文集》2255页）“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传》云‘曹公败所’，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时曹公败归华容路，路多泥泞，使老弱先行，践之而过，曰：‘刘备智过人而见事迟，华容夹道皆葭苇，使纵火，则吾无遗类矣。’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庶几是也，然岳州复有华容县，竟不知孰是？”（《与范子丰书》，《苏轼文集》1453 页） 引文可以说明，苏轼对此虽有怀疑，但从未进行否定，而是保持了一种“不知为不知”的立场。
论者多认为“东坡本是借山川”，苏轼不过是将错就错，借赤壁之名行怀古之实。对这种看法，笔者不能认同。视黄州赤壁为三国古战场，诗歌吟咏中早见。杜牧《齐安郡早秋》：“可怜赤壁争雄渡，唯有蓑翁坐钓鱼。”《赤壁》：“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冼认前朝。”赤壁词中“人道是”之“人”指唐人杜牧，小杜考证齐安郡黄州赤壁为三国古战场。苏轼是政治家、文学家，但不是历史地理学家，黄州赤壁究竟是不是三国古战场，苏轼当在信疑参半之间。但在文学作品中，从“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到“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再到“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却表现出一个从“疑”到“信”的过程，东坡宁可信其为真，并未判其为伪。当苏轼亲临赤壁，伫立在高耸的山崖上望着滚滚东去的长江，当年万舰齐发、烈焰映空的战争场景便浮现在目前，必然觉得如此险要地形真是天然的好战场。笔者深信，创作一词两赋之时，苏轼是将此地作为古战场看待的，而且，赤壁战场在黄州这一判断，应当是苏轼发思古之幽情的出发点，至少，从现有文献中找不到“东坡本是借山川”的直接证据。
参考文献：
孔凡礼著《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苏轼著、王文浩辑注、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
邹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
四川大学中文系唐宋文学研究室编《苏轼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
王水照、崔铭著《苏轼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曾枣庄著《苏轼评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念奴娇・赤壁怀古》不仅是苏轼词的代表作，而且是整个词史的巅峰之作，甚至被奉为词艺的最高峰，千百年来几无疑议。然而，其艺术究竟如何高妙，却缺少明晰的读解，往往是大而化之的质的定性比较多。胡仔说：“东坡‘大江东去’赤壁词，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元好问也说：“东坡《赤壁词》殆戏以周郎自况也，词才百许字，而江山人物无复余蕴，宜其为乐府绝唱。”（金・元好问《题闲闲书赤壁赋后》）具体量的分析比较到位者甚是寥寥，就连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也只是说：“上片即景写实，下片因景生情。”[1]最具新意和深度的是孙绍振教授关于“豪杰风流和智者风流”的分析[2]。而我个人认为，这首词的艺术探索还有未竟的领地。就艺术而言，其高妙之处全在于一个“错”字，“错”出了水平，“错”出了风格，“错”出了艺术，“错”出了魅力。
一、“人道是”：明言错，将错就错，怀古伤今
“人道是”，也就是别人说是；至于“我”自己，是颇为怀疑的。苏轼在《赤壁洞穴》里是这么说的：“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或言即周瑜破曹公处，不知果是否？”（北宋・苏轼《东坡志林》）他在《与范子丰书》里也说：“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传云曹公败所，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北宋・苏轼《与范子丰书》）黄州赤壁很可能不是真赤壁，真的赤壁在哪里呢？在赤鼻矶的上游，长江的南岸，和赤鼻矶相距几百公里呢，它叫蒲圻赤壁，又叫周郎赤壁，还有个名字，叫武赤壁（黄州赤壁就叫文赤壁）。苏教版必修一《赤壁赋》注释说：“苏轼所游赤壁实为黄州赤鼻矶（在今湖北黄冈），当地人误读为‘赤壁’，进而以为是赤壁古战场的遗址。一般认为，三国时的赤壁古战场，当在现在的湖北蒲圻。”[3]唐朝著名史学家杜佑说：“鄂州之蒲圻县有赤壁山，即曹公败处。”（唐・杜佑《通典》）
为什么要在“三国周郎赤壁”之前注明“人道是”呢？要知道，诗词不比散文，字数是有严格限制的，可谓一字千金。苏轼至少有两层意思要表达，一是做一个说明，我苏轼是不相信此赤壁就是三国赤壁的；二是虽然明知不是三国赤壁，可我还是要借其怀古。怀古是和伤今联姻的，这里面就包含了强烈抒情的意味。换言之，苏轼太想伤今了，以至于这个“古”是真是假都不管不顾了，即便是错的，将错就错又何妨？问题是，苏轼现在怎么了？他有怎样的“今”呢？课本注释说“谪黄州团练副使”，“谪”是十分粗略的，问题在于为何“谪”，怎么“谪”。
林语堂说：“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三月，他调任江苏太湖湖滨的湖州。在他到任谢恩奏章上，他说了几句朝廷当权派觉得有点过分的话。六月，一个御史把坡谢恩表中的四句话挑出来，说他蔑视朝廷而开始弹劾他。”[4]哪四句话呢？“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北宋・苏轼《湖州谢表》）“其”，就是“我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逮捕，押往京城。然后是审讯，余秋雨在《坡突围》里写道：“究竟是什么罪？审起来看！怎么审？打！一位官员曾关在同一监狱里，与坡的牢房只有一墙之隔，他写诗道：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通宵侮辱、摧残到了其他犯人也听不下去的地步，而侮辱、摧残的对象竟然就是坡！”[5]苏轼一心想着死，他觉得连累了家人。他给苏辙写诗诀别说：“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北宋・苏轼《狱中寄子由》）好在他朝中的好友范镇给神宗写信，说他“实天下之奇才”，宋神宗其实也不想杀他。在坐了四个月的大牢后，苏轼获释，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连签署公文的权力都没有。副使闲官根本就没什么俸禄，苏轼寄居在黄州的寺庙里，靠朋友帮助开了几十亩荒地，掘井筑屋，亲自耕种，自号东坡居士。苏轼被关的地方叫御史台，因为院内遍植柏树，乌鸦栖巢于上，故称乌台，苏轼的案子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侮辱摧残以至于斯，可谓劫后余生！他的罪名其实是莫须有的，是一帮排挤他的小人捏造的。苏轼自己对这段遭遇也闭口不言。初到黄州，苏轼生活十分困窘，他这样描述当时的窘境：“余至黄州，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北宋・苏轼《东坡八首・序》）缺衣少食而需要垦荒种地，至为落魄潦倒。旷世才子，一代文豪，如此遭遇，令人唏嘘感叹。关键是，在此之前，苏轼还算是比较风光的。我们来看看他的简历。
仁宗嘉佑二年（1057），二十岁，考中“事实上的状元：主考官欧阳修，因猜测封闭试卷出自他的弟子曾巩之手，为避嫌，才把苏轼擢为第二。”[6]嘉佑五年（1060），二十三岁，参加由宋仁宗亲自主持的“制科”殿试，又考了第一，宋代开国一百年，在苏轼之前，只有一人。嘉佑六年（1061），二十四岁，出任凤翔签判，有签署公文和断案的权力。神宗熙宁四年（1071），三十四岁，出任杭州通判，节制太守权力。熙宁七年（1074），三十七岁，出任密州太守；熙宁十年（1077），四十岁，出任徐州太守；神宗元丰二年（1079），四十二岁，出任湖州太守。元丰三年（1080），四十三岁，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太守已经是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况且苏轼每在一地，政绩卓著，百姓拥戴。苏轼似乎也志得意满，踌躇满志。在密州，有一次打猎，他写词道：“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北宋・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不仅豪气干云，而且风光无限呢。
在密州时，“鬓微霜”，零星白发；现在呢，在黄州，“早生华发”。“早生”，本不应该这么早，却这么早就生出白发了；而且，“华发”给人白发很多的联想，未老先衰了。诗案前后，不啻天壤！
这是伤今，他借的“古”呢？“公瑾当年”。“当年”是什么时候？赤壁之战（公元208年）时。公瑾当年多少岁？三十四岁。年轻呀，加上“小乔初嫁”，情场得意，地位特殊（二乔姐妹，孙策纳大乔，周瑜纳小乔），可谓春风得意。而且周瑜很英俊，“雄姿英发”，有诗为证：“世间豪杰英雄士，江左风流美丈夫。”（南宋・范成大《吊周瑜》）真豪杰，美男子，倜傥风流。“羽扇纶巾”，儒雅呀；“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曹操的百万大军，在周瑜儒雅的谈笑间灰飞烟灭，够潇洒！赤壁一战而天下三分，周瑜功勋卓著。爱情，才貌，功业，地位，无不称心如意，简直美不胜收！
什么叫鲜明对比，这就是。未老先衰，劫后余生，潦倒落魄的苏轼；春风得意，倜傥风流，儒雅潇洒的周瑜。相形之下，苏轼伤今之意跃然纸上。所以黄苏说：“题是怀古，意谓自己消磨壮心殆尽也。总而言之，题是赤壁，心实为己而发。周郎是宾，自己是主。借宾定主，寓宾于主。”（清・黄苏《蓼园词评》）借古之周瑜，伤今之苏轼。
二、“小乔初嫁”“羽扇纶巾”：有意错，错出艺术，设错因梦
有意思的问题在于，苏轼不仅怀古怀错了地方，而且还怀错了事实。一是周瑜娶小乔的时候二十四岁，苏轼把时间整整推后了十年；一是装束为“羽扇纶巾”的是诸葛亮而不是周瑜，苏轼张冠李戴了。我们来看几则史料。
“瑜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领江夏太守，从攻皖，拔之。时得乔公二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乔，瑜纳小乔。”（西晋・陈寿《三国志・周瑜传》）
娶小乔时周瑜二十四岁，是在攻取皖城（公元214年）之后，不是在赤壁之战时。
“诸葛武侯与司马宣王在渭滨，将战，宣王戎服莅事，使人视武侯，素舆葛巾，持白毛扇指挥，三军皆随其进止。”（东晋・裴启《语林》）
诸葛亮羽扇纶巾，是个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儒将，而周瑜“羽扇纶巾”则未见任何史料。
“臣（诸葛瑾，笔者注）窃以瑜昔见宠任，衔命出征，身当矢石，尽节用命，视死如归，虽汉之信、布，诚无以尚也。”（西晋・陈寿《三国志・周瑜传》）
周瑜是一个披坚执锐、冲锋陷阵、威武勇猛的武将，而不是羽扇纶巾的儒将。
是苏轼不知道这些事实吗？不可能，大学士坡，饱读诗书，学富五车，“野史笔记，悉皆通晓”，不可能连四大史书之一的《三国志》也不读的。他这是故意的，明知故错。问题在于，苏轼为什么要明知故错呢？
“小乔初嫁”时，周瑜才二十四岁；至赤壁之战时，周瑜已三十四岁，小乔已嫁十年，不是“初嫁”。作者写赤壁之战而写“小乔初嫁”，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彰显周瑜的少年得志，所谓“英雄美人，相得益彰”是也。而写周瑜少年得志，则是为了反衬自己的不得志。这是潜台词。
“羽扇纶巾”的张冠李戴，却是颇费思量的。为什么把儒将诸葛亮“羽扇纶巾”的标志贴在武将周瑜身上呢？也就是把儒将、武将合于周瑜一身了，儒将化了的周瑜，是个什么形象？风流潇洒。苏轼可能觉得，只是勇武，缺少可爱；加上美人，称得上风流；而只有具备了羽扇纶巾的儒雅，才称得上潇洒。（苏轼本就是一个十分潇洒的人，从《密州出猎》就可见一斑。）
潇洒到什么程度？“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一场血战，火烧连营，飞矢如雨，竟然如此轻松自在！这是夸张，更是衬托，勇武的拼杀变成了儒雅的说笑，淡化武力其实是为了强化儒雅。
不只于此，苏轼还为这“谈笑间”的大战设置了一个十分壮阔的背景，是怎样的呢？“乱石穿空”――岸上险，“惊涛拍岸”――岸边险，“卷起千堆雪”――江中险，（“雪”除了白的颜色，还有冷的感觉。）险，险，险，雄奇壮阔，惊涛骇浪，声势浩大，雷霆万钧。在这种情状之下打战，战场之惊险可想而知！而周瑜只是“谈笑间”，何其潇洒！正着说还不过瘾，苏轼又反着来说，接下来他怎么说？“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江山如画吗？惊涛骇浪，雷霆万钧，可以画出来吗？画是美好的代名词。而波澜壮阔者，非有襟大气度者不能画，且此画也只能于胸中构画。有多少豪杰？不就是周瑜嘛。这些都是背景，为的是让周瑜出场。
这就恐怕不只是用来反衬苏轼自己的落魄了。我们不妨用仿句的方法来理一理思路。
把黄州赤鼻矶错当成蒲圻周郎赤壁，是为了借以怀古伤今，所谓将错就错、事出有因，进而表现出苏轼伤今的强烈愿望。
把“小乔初嫁”推迟了十年，是为了彰显周瑜的少年得志，所谓英雄美人、相得益彰，进而反衬苏轼现今的潦倒落魄。
把“羽扇纶巾”转借给周瑜，是为了给武将周瑜以儒将风度，所谓文韬武略、儒雅潇洒，进而突显苏轼心中风流潇洒的梦。
很显然，这里可能寄托了苏轼的某种理想或曰梦，自己多想成为周瑜那样的人呀。为此，苏轼不惜用时光倒流、偷梁换柱的办法来无限美化周瑜。能不无所不用其极吗？他是偶像嘛，偶像务必是完美无缺的。一句话，原来苏轼故意弄错几个事实，实际上是想因为他心中的一个梦，像周瑜那样风流潇洒的梦。
这里需要略微解释一下“风流”这个词。词典上有四个义项：“①风雅洒脱，有才华而不拘礼法；②杰出不凡；③男女私情；④放荡轻浮。”[7]苏轼这里，除第四项外，余者似乎兼而有之，以风雅洒脱，杰出不凡为主。而且可能还有突破，因为苏轼笔下的周瑜还包括建功立业宏图的实现。因此，苏轼的“风流”应该增添一义：建功立业宏图的轻松实现。
苏轼的梦实现了吗？当然没有，实现了就不叫梦了。“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神游”故国，强调是精神相遇，也就是联想想象；应笑我多情，难道不可笑吗，潦倒落魄如此，还做着风流潇洒之梦，想想也无非是梦一场。认识到“人间如梦”，说明美梦已醒。梦醒了，苏轼做什么？“一尊还酹江月”。用一杯酒祭奠江中之月。这个“江”，在词的开头出现过，它不是一般的江，而是“大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滚滚东逝的长江，大浪淘沙的长江，逝者如斯夫的长江。他是在祭月亮吗？不是，他是在祭奠他心中的那个梦。流走的是江水吗？不是，是他心中的那个梦。淘尽的都是英雄人物吗？也不是，还有梦，那个风流潇洒的梦！
这个梦还是一个清醒的梦，换句话说是苏轼精心营造的，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向往和憧憬，是个白日梦。这之后不到三个月（赤壁词作于七月底），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十月，他还真做了一个梦，睡着之后做的梦，他在《后赤壁赋》里写道：“是岁十月之望，携酒与鱼，复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时夜将半，四顾寂寥。适有孤鹤，横江东来，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顾笑不答，予亦惊寤。开户视之，不见其处。”（北宋・苏轼《后赤壁赋》）如果说前面的梦随江水流走了，这里的梦则随仙鹤飞升了，“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了。但不管是流走了还是飞走了，梦都没有了，有的，只是冰冷的现实！
如此说来，好像苏轼该呼天抢地、痛心疾首了。事实不然，这里分析的只是诗意，也就是赤壁怀古词词意所应在。生活中的苏轼不完全是这样的，在他散文化的文字里，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泰然、超然和洒脱。他在给李之仪的回信中说：“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北宋・苏轼《答李端叔书》）纵情山水，开心于不为人知。《前赤壁赋》也说：“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这之前在《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词序里说：“顷在黄州，春夜行蕲水中，过酒家，饮酒醉。乘月至一溪桥上，解鞍，曲肱醉卧少休。及觉已晓，乱山攒拥，流水锵然，疑非尘世也。书此数语桥柱上。”（北宋・苏轼《西江月・序》）放浪山水，欣然自足，应该还是很洒脱的。
三、“酹江月”“惊涛拍岸”“千堆雪”：无意错，艺术的“错”，诗文有别
当然，梦是没有了，可“错误”还在继续。“酹江月”说明时间是在晚上，而“乱石穿空，惊涛拍岸”之景似乎于白天乃见。“江月”，江中之月，能看见月亮在水中的倒影，说明风平浪静；而上阕“浪淘尽”“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似乎表明此时还惊涛骇浪。进而，明月之夜，满地满江皆似霜雪，浪花之雪白（“千堆雪”）如何见出？还有，题为“赤壁怀古”，似乎苏轼站在赤壁山上，居高临下，雄视千古，可苏轼真到过山顶吗？
其实苏轼并没有上到赤壁山的顶峰。他在《赤壁洞穴》里说：“断崖壁立，江水深碧。遇风浪静，辄乘小舟至其下，舍舟登岸。入徐公洞，非有洞穴也，但山崦深邃耳。”（北宋・苏轼《东坡志林》）洞穴肯定在山腰，而非山顶，而且风平浪静才去，“惊涛拍岸”恐怕是去不了的。苏轼在《前赤壁赋》游赤壁是在七月十六日的晚上，当时“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他在《后赤壁赋》游赤壁是在当年十月十五日的晚上，当时“月白风清”“山高月小，水落石出”。都是在天气顶好的情况下游赤壁的。前一次没有上山，“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后一次上山了：“予乃摄衣而上，履f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盖二客不能从焉。予亦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听其所止而休焉。”（北宋・苏轼《后赤壁赋》）但很难爬，虽然苏轼比“二客”好一些，但依然没有爬到山顶。
苏轼没有登临赤壁山，也就是说《赤壁怀古》完全是他想象联想之词，唐圭璋先生“即景写实”，所言非也。这就涉及到诗词和散文的区别了。诗歌尤其是抒情诗超越了具体时间、地点、人物、时间之类的限制，它是概括性极强的，视自由的、假定的想象为生命。黄生说：“极世间痴绝之事，不妨形之于言，此之谓诗思。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以假为真。”（清・黄生《一木堂诗麈》）明知故错，还要错上加错，苏轼之梦不可谓不“痴绝”；而所谓“即景写实”其实是“以虚为实”。这和散文有很大不同。散文里的事实虽然不是生活事实的复制，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接近事实的。在诗词中说“白发三千丈”，没有人觉得有什么不妥；而在散文里硬要说“生出了三千丈长的白发”，则肯定要闹笑话了。像前述日记式的《赤壁洞穴》开头“黄州守居之数百步为赤壁”，记游性质的《前赤壁赋》开头“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后赤壁赋》的开头“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等都是十分具体、真实的。
“把‘大江东去’，当作即景写实，从字面上理解为‘长江滚滚向东流去’，就不仅遮蔽了视觉高度，而且抹杀了诗语的深长意味。这种东望大江，隐含着登高望远，长江一览无余的雄姿。”[8]而事实上苏轼并未登高，大江东去，一望无余的视野，显然是诗人的心域，是假定性的想象。且“千古风流人物”是不管怎么“看”都是看不到的，而是联想到的。想到了大江，想到了历史英雄人物，仿佛他们都在“我”的脚下，就给人一种诗人处于雄视千古的高度的错觉。空间之高和时间之长就这样一“望”而知，时空的瞬间转换只有诗的想象才能完成；也只有完成了这种自由的想象，诗才会具有如此深长的意味。这种错觉是很美妙的，妙就妙在若有若无之间。
同样的道理，“乱石穿空”三句，也为想象之语。上文已述，他是在给周瑜的出场创设背景，并非登高望远之所实见。在散文里，“断崖壁立，江水深碧”“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丝毫看不见惊涛骇浪的影子。这就足以说明，诗性的想象是假定的、自由的。孙绍振教授说得十分明确：“诗歌中的物象并不是客观的物象，而是客体的一个特征被主体的某种感兴所选择，在想象中同化的结果。”[9]彼时的大江需要它波涛汹涌，它就会在诗人笔下涌起惊涛骇浪；而此时的大江需要它波浪不惊，诗人就可以让它风平浪静。“酹江月”时风平浪静就是缘此。光“酹江”，诗意还是十分平淡的，虽说有对开头“大江”的照应，但这种照应还只是线性的，只不过是将“望”江变为“酹”江而已，“酹”是“望”的结束。而“酹”江中之月就不一样了，月的意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赋予了非常丰富的内涵。在《前赤壁赋》里“月”象征永恒；而在《赤壁怀古》里，似乎可以代称词人的理想、梦想。月光本来不动，而有了“江”，月光就流动起来了，也就是那个本来也算是永恒的梦也随之而流走了。此时的“江”就一定得是静的，波浪不惊，这才能看见水中之月，能见水中之月，才知“我”的梦虚无缥缈。诗意的美妙就在这动与不动之间。
诗尤其是抒情诗是极致化了的情感（“痴绝”）的介质（“形之于言”），是理想化了的生活（“以无为有”），靠的是自由的想象（“以假为真”）。既然是假定的想象，我们也就大可不必深究这首词写的是白天还是晚上了。或者，他写登高望远之时是在白天，像“大江东去”，像“乱石穿空”；而俯首祭月之时是在晚上，因为唯有月亮才是他此刻的知己，此刻的寄托。（这也是他赤壁诗文里每次出游都在明月之夜的原因）于是，前述的几个“错误”也就不是错误了，而是艺术的虚拟，假定的想象。余秋雨说：“黄州我还是想去看看的，不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古战场的遗址，而是从艺术的角度看坡的情怀。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好像王尔德说过，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谓对错。”[10]细究苏轼赤壁词，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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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苏轼词 旷达
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人，他的作品当时广泛流传，身后影响深远。他的诗、文、词的创作都在各自的文类领域内达到了发展的高峰，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
近人论词多以豪放为贵，而苏轼则是豪放之宗。词体自开创以来，因温廷筠《花间集》而奠定了温婉，言情的自身特点，在传统士大夫看来，“诗言志，歌咏言”，而“词别是一家”。从北宋之初的二晏、张先、柳永都恪守词的当行本色，表现个人日常生活情感。而词到了苏轼的手中，则一扫当时绮艳柔靡的风气，扩大了词的变现范围，改变了词的风格，将传统的在酒边花下浅斟低唱的“十七八女郎”的婉约词转向了“关西大汉”的豪放词。不可否认的是，苏轼在词体改变上做出的贡献。他将历来以柔婉为传统的词体注入了阳刚之气，并将诗歌的表现功能和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使词可以像诗一样表现作者的性情和个性。但是纵观苏轼作品除大家熟悉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念奴娇 赤壁怀古》等气势磅礴，风格豪迈的作品外，真正称得上豪放的作品还是少数的。与其说苏轼作品以豪放见长，不如说更多的作品中表现了苏轼乐观旷达的情怀。
从苏轼一生波折起伏的宦海生涯中可以看出，苏轼在政治上坚持儒家入世的精神，在生活上较多地采取庄禅旷达的态度，执著超脱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与李白相比苏轼少了几分桀骜不驯，多了几分隐忍平和；与杜甫相比，苏轼少了几分痛心疾首，多了几分超然达观。
如，《卜算子・缺月挂疏桐》 该词作于元丰五年（1082）十二月。此时据历史上有名的差点致苏轼于死地的“乌台诗案”（元丰三年）过去已两年。在经历此浩劫之后，劫后余生的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被贬黄州的四年多时间内，也是苏轼创作的高峰期。
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旷达的人生观。
被贬官之后的苏轼的心理历程，从该词中清晰可见。该词上半阙描写在定慧院居住的寂静，选定夜深人静、月挂疏桐这一特定时间，仿佛只有一个形只影单的孤鸿独自往来。下半阙专写孤鸿，它惊恐不安，心怀幽恨，无处栖身，最后只能选择冰冷寂寥的沙洲作为自己的归宿。该词的象征寓意颇为明显，以孤鸿寓自己，饱受政治迫害之后的孤独，忧郁；孤芳自赏，不肯同流合污的气节，正是苏轼被贬黄州后的心情和处境的真实写照。
再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该词作于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年。作者从外出途中遇雨的生活小事，便写出这样一首质朴但不乏人生哲理的作品来。该词上片反映出作者被贬官后无官一身轻的洒脱，但又执拗的表现出对做官的厌恶。“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似乎已清楚的表达出归隐江湖、泰然处之的选择。而该词真正表现苏轼人生态度的关键是下阙，雨过天晴之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然旷达。“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不仅是苏轼面对自然风雨的态度，更是面对政治上风雨随遇而安的洒脱了。虽然该词句句写实，但细细体会，句句都体现出苏轼潇洒旷达的心胸和开朗襟怀。
写作该词仅几月之后，苏轼又创作《临江仙》。
词的下阙再次清晰地表达了作者旷达恬淡的精神。“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是老庄思想的精髓之一，一个人的形体本不属于自己，乃是天地所赋予，为何世人却要去自寻烦恼的为世俗而奔波劳累呢？苏轼在经历了政治上的重大挫折，转而向老庄寻找解脱之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苏轼在痛苦的逆境之中再次表现出了他独有的旷达不羁的性格和浪漫情怀。
在其他词作中表现苏词旷达超脱的句子依旧信手拈来。“多情却被无情恼”，“此心安处是吾乡”，“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水调歌头》等等，都表达出苏轼在遭受人生挫折时，在进取与退隐之间的矛盾之中超脱开来，从容面对，笑对人生。
像苏轼这样的人物在古代历史上是有伦比的，林语堂在《坡传》中这样高度评价道：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因此，我们与其说苏轼词中豪放的词风开拓了词的新局面，不如说旷达超脱的人格魅力感染影响了世代的后人至今。
关键词：苏轼诗文 禅宗思想 随缘放旷
众所周知，苏轼的豪放风格是建立在积极进取、洒脱达观的思想基础之上的，儒家的入世、“致君尧舜”是苏轼诗词的主导思想。但当苏轼在仕宦道路上遭受打击、迫害之时，却能随遇而安，既不蛮干硬拼，也不消沉隐世，而是以旷达的态度解脱苦闷，“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我们认为这正是苏轼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结果。
苏轼虽受儒学影响颇深，但同中国广大的封建士大夫一样，“早岁便怀齐物志”，与庄子结下难了之缘。《苏辙集·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写到：“（东坡）初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庄子说：“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苏轼就是这样的“德者”。其原因就在于苏轼视贬所与“吾乡”齐一，于是便“安土忘怀”，这种精神胜利法与庄子的“万物其一”并无二致。“升沉何足道，等是蛮与触”，“早知臭腐即神奇，海北天南总是归”，“何处青山不堪老，当年明月巧相随”。其诗词如是观，其文亦如是观。
如《超然台记》便是如此。此文作于密州，其时苏轼因两次上书神宗反对王安石新法，均未被采纳，便郁郁不得志，请求离京外任。先是通判繁华的杭州，三年后改任密州。杭、密生活水平相去悬殊：杭州欢宴不断，密州却“斋厨索然，日食杞菊”。苏轼借老庄“万物齐一”的思想安慰自己道：“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如能“万物齐一”，超然物外，无美恶之辨，将“舟楫之安”等同于“车马之劳”，处“雕墙之美”同“采椽之居”，视“湖山之观”匹“桑麻之野”，则“吾安往而不乐”。因此当苏轼临老谪居海外，穷愁颠越，无不自得，超然物外，便不难理解了。
然而实现这份超然，更离不了禅宗的影响。从个性和气质看，苏轼是一个颇有见识、才华横溢的文人才子，尤其是他格外丰富的感情世界，常常表现出一种高层次的内在孤独感。他总是带有哲学思想去多愁善感，去思考人生、自然、社会等大命题，为民族、时代和人类命运而忧心忡忡。而此时此刻，在他苦苦求解时，禅宗给他指明了一个思想出口。
禅宗认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它主张在现世求得一种自由解脱，关键在于“真性自空”，使心灵处于一种空虚的境地。这种“空”，不是简单的“空无”，而是心处尘世，精神上却一尘不染。也就是说，摆脱人世间的有无、生死、得失等功利欲望的束缚，根本解决人本性中绝对自由之追求与客观现实的矛盾，达到精神自由的境界。禅宗所崇尚的这一超然玄悟的心性，深深影响了苏轼的人生观，他追求真率自然，不受事物的羁绊，形成狂放不羁和通达洒脱的个性，正所谓“任性逍遥，随缘放旷”（苏轼《论修养帖寄子由》）。
苏轼因父病故，扶丧归里。他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皆因新法的施行与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所见的“平和世界”。
熙宁四年（1071）出任为杭州通判后，苏轼遍游佛寺，向高僧怀琏、慧辩、元净、契嵩、惠勤、参寥等参法。苏辙在《偶游大愚见余杭明雅照师旧识子瞻能言西湖旧游将行赋诗送之》一诗中回忆道：“昔年苏夫子，杖屦无不之。三百六十寺，处处题清诗。”熙宁七年（1074）苏轼出任密州太守。在密州山穷水恶之中，历历在目的是人民疾苦，参禅礼佛成了苏轼排解郁闷的重要渠道。可以说，密州是苏轼思想倾向于禅宗的开端。
苏轼接受禅宗也是有其现实因缘的。苏轼生长于佛教传播相当发达的四川，他自幼生活的眉山，与佛教圣地峨眉山相去不远，距著名的乐山大佛更近。处在峨嵋佛教文化圈内，苏轼家庭的宗教气氛也十分浓郁，其父苏洵系云门宗四世圆通居讷皈依弟子，其母程夫人亦系优婆夷，其弟、其继妻都信佛，家中供有五代贯休所绘的十八罗汉水墨画像。等苏洵和程夫人逝世后，苏轼将他们生平喜爱之物捐给寺院，并作《十八罗汉颂叙》。坡之弟苏辙，亦系佛教居士，名列“唐宋散文家”之内。他在《试院唱酬十一首·次前韵三首》中写道：“老去在家同出家，《楞伽》四卷即生涯。”苏轼的续室王闰之亦好佛，东坡曾在她的生日时根据《金光明最胜王经》的教义，买鱼放生为其祝寿，并作《蝶恋花》词云：“放尽穷鳞看圉圉，天公为下曼陀雨。”以及后来苏轼在杭州纳的歌妓王朝云更是信佛笃深。由此可见，苏轼接受禅宗是有着深厚的家庭渊源的。
苏轼禅宗思想的深刻化应是在黄州时期。其弟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云：“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当绍圣年间苏轼再贬惠州、儋州之时，其佛学修养已汇通三教，且有了深刻的认识。
从1057年母丧到1074年出任密州，近二十年的风风雨雨，使苏轼深深体会到世道艰难、宦海多波，此时也许在王闰之和固有的家庭环境影响之下，苏轼主动向禅宗靠拢，从中汲取营养，去追求那种“外物无芥蒂于心”的精神宁静，以使自己在生活中顺其自然，随遇而安，“无往而不自得”，始终保持通达乐观的生活态度。
这种生活态度表现在诗词中，就是出现了大量的人生“如梦”“如幻”之类的词语。这些都缘自佛教的空、净思想。基于十二因缘的基本理论，释迦牟尼提出了著名的“三法印”佛教人生观，即“诸行无常印、诸法无我印、涅槃寂静印”。既然人生一切现象皆依据因缘和合，且人的一生永远在流转变化之中，那么人、人生便没有真实本体，就像《金刚般若经》中所谓众生之相“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苏轼的笔下，人生的空幻意识比比皆是：密州时期的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不但是人生变化不定的写照，也是佛家因缘和合的阐释。更加明显的还有“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是梦”的感慨。不同于佛教的是，苏轼能将人生本质的无意义与当下生活的有意义相结合，从而追求现实生活的滋味、内容、意义。而这种矛盾的结合，形成巨大的张力，成为苏轼豪放超旷风格的生长土壤。
由此可见，在禅宗“任性逍遥，随缘放旷”思想的影响下，苏轼最终以一种不可抑制的冲动，一种无法遏制的欲望尽情表现其张扬的个性、潇洒的英姿，为我们展现了一位“天下之无思虑者形象”。苏轼的一生在政治上是不得志的，也正因为政治上的不得志，让他有机会了解中国博大精深的禅宗文化，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追求内心的平衡和心灵的超脱。禅宗思想改变了苏轼的人生态度和行为方式，更铸就了他文学上的辉煌！
本节课是《记承天寺夜游》的第二课，第一、二课时在学生充分预习的基础上，我已
经引导学生对全文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特征进行了合作、探究。为探究主线让学生
在欣赏苏轼并从他的诗词看他的人生态度和艺术风格的同时，探究其内容并能联系现
实生活实际，总体上，我自己认为本节课还是比较成功的，由于学生对苏轼的诗词涉
入极少，故教学中我主要采取了自主、启发、朗读、探究和自评的方法。
二、执教的过程
我在执教2012年6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八年级上册第22课（《记承天寺
夜游》―苏轼）（书193页）时，指导学生分析作者创造了一个清幽宁静的艺术境界，
表达了他壮志难酬，愤懑自嘲自解的难言之情，元丰六年正是作者被贬到黄州的第五
个年头，虽有耕种田地可以自勉，也有壮丽山河可以游乐，却壮志未酬，心忧国事，
从他的“月色入户”，则“欣然起行”，欢快之情，溢于言表。念无与为乐者，无不
显露出作者那微妙变化的思想感情！作者的那种高尚人生态度，真正通过描写把人代
入空明清蒸，亦真变幻，赏心悦目的境界，“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两
人耳”，表达了作者被贬做了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一个无事可做的闲职的那种悲凉与
痛苦，人生的感慨，赏月的欣喜，漫步的悠闲――种种难言的感情尽在其中，文中表
达了作者集儒、道、佛思想一生的人生态度。笔者又在执教该书的第25课诗词五首中
的第五首（《浣溪沙》―苏轼）（书206页）一文时，看出了苏轼自己被贬官黄州期间
的凄凉环境和悲凉心情，当时苏轼已经48岁了，但忽见泉水两流，激发起作者的不悲
自发，虽失意而仍然干一番大事业的豪情壮志来，但从他的首句“山下兰芽短侵溪”
到末句“休将白发唱黄鸡。”特别是从末句休将自发唱黄鸡，看出作者虽老犹少的精
神壮志，老当益壮，奋发进取的理想感情。从这首小令描写暮春三月兰溪的雨后美景
，抒发了自己虽处困难，仍力求振作精神的乐观向上的态度。因此我在语文课上指导
学生们，让他们正确去理解苏轼的诗词艺术风格和他所追求的人生态度。
中国自古以来评价一位文人，看他不是成就而是人品道德的好坏，也就是他的人格。
苏轼几千年来美名为人们一直传颂，我认为千百年来，人们对苏轼既敬且爱又喜，试
从《东坡乐府》一书分析他的艺术风格和人生理想，该书一共收集了苏轼词三百四十
余首，自然是苏轼在词作上的总结，世人已经公认这些词在总体上呈现出豪放、旷达
、飘逸的韵味，但也可以看出他的人生乐观、健康、进步、坦诚、向上、平静的人生
态度。比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文，表达了苏轼用儒家思想自律，以佛、道
精神自解他的人生态度。“我乘风归去……何似在人间”！此词值得我们认真品味他
那种求醉、求欢、求乐去达到心灵的自我平息，此词作于宋神宗宁九年（1076年），
时值苏轼任职于密州太守，因不满王安石新法而对新法的拥护的那些人的排挤和打击
，在政治上难免有失落之感，加上这一时期，他的胞弟加最好的朋友苏辙七年未见面
了，在亲情上便难免有孤独之意。笔者认为：这首词实质上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痛苦―
―幻灭――觉醒――期盼的情感调节，他的一生历经坎坷，但他的精神逼真地展示了
出来，于是他在词里慨然而歌“人有悲欢离和，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
长久，千里共婵娟”。由此观之，苏轼把他的人生情感和自然界的物联系到一起，运
用物我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来平扶内心。
综上笔者可以看出：从苏轼的词可以看出他的人生态度和艺术风格，甚至每位读者读
苏轼的词作，都可发现：一、在苏轼的时代，词作为一种言情文学体裁，能够自由放
胆的宣泄内心的种种情感，有而排遣忧郁。二、苏轼的大部分词作，都应该说是他政
治生命的低谷中，其文学达到顶峰时期，具有人性、道、佛、儒的思想更显著，他正
是运用这些思想为工具来调整自己的。三、苏轼的词在其人生态度上以儒家思想贯通
一气，不屈抗争，积极用世，以进一步求取热爱生活、关注生活、积极生存的力量。
为苏轼著上了层层美妙的人格魅力。是苏轼给自己调配的一剂精神药方，也是他自己
调节性灵的一大补剂。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他的以豪放自称的千古名文―
《念奴娇.赤壁怀古》。此词作于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谪居住黄州期间，从开篇大江东
去到樯橹灰飞烟灭，他努力抒写了江山壮丽、人杰盖世的雄伟气概。苏轼曾经有千古
风流人物的理想，其他人能达到为何自己不能达到？现实政治人生的起伏沉落，戴罪
之囚的潦倒无奈，自然让他悄然而悲，肃然而恐。所以，苏轼在此豪放让我们真真切
切的听到了铁板铜琶之声。假如苏轼没有儒家积极入世的态度，就会在很多时候不会
有这种焦虑。词人短暂的人生如烟的功名都放到宇宙大我中去考察。难怪不得林语堂
先生称苏轼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因为我了解他，是因为我喜欢他。难怪不得
黄庭坚说：“人谓东坡作此文，因难以见巧，故极工。余则以不然。彼其老于文章，
故落笔皆超逸绝尘耳。”
我从《东坡乐府》中发现，苏轼的道、佛、儒思想可以说一直是词人用来排遣内心隐
忧的武器，或许说得平静一些是一种工具！而苏轼生活的时代，能将词写得那么豪放
，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苏轼的人生态度的真实表现！他的诗词内
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立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
诗词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苏轼的文学强调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
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空灵秀逸，朴质清秀。如梨花香远益清。他
的思想具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深切关注老百姓疾苦，几次遭贬之后，更加崇尚
道家思想并回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大一解脱，具有平常心是道的思想真正地过
上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三、授课优点
1.结合苏轼不但在文学领域上是大家，更重要的是苏轼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在画、
书、诗、文、词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
术天才，分析了人物形象，欣赏了精彩的细节描写，巧妙地贯穿了该节课的主题。
2.教学设计合理，教学度量适当。本篇课文，也许对于城市和农村初中生来说，可能
两课时就够了。因为基于学生的素质和他们对唐诗宋词这些的了解太少，师生进入教
学的情景可能快得多！由于农村地域限制或学生本身对苏轼不了解而显得陌生感，所
以，可能教师在切入本文教学时，可能要费力得多，即便安排了他们充分的预习。因
此，我对本文的教学设计安排了二课时：第一课时，学生自选阅读方式，理清故事情
节，让学生复述故事情节后教师归纳；第二课时，再结合已经熟悉的故事情节，让学
生分组讨论、探究人物的性格特征。
3.教学方法适当。本节课我主要采取了讲述、朗读、启发、提问、探究等教学方法。
总之，教学之法永无定法，我只是抛砖引玉，渴求各位同行赐教为谢！同时，我
也会在今后的教学中大胆实践，不断创新，上出语文课的特色，为提高学生的语文素
苏轼的很多作品，都或多或少地运用了主客对照的写作手法。《前赤壁赋》作为与传统汉赋渊源颇深的经典文赋，沿用了赋体主客问答、抑主扬客的传统格局，“客”的戏份最重；《后赤壁赋》中，“二客”只在前半文中扮演重要角色，后半部分被“孤鹤”抢了镜头。《定风波》中的“客”只在序言中出现，而《临江仙・夜归临皋》中的“家童”，《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周郎”，以及《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中的“孤鸿”，笔者觉得也可暂且归入“客”的范畴。无论是实有还是虚构，也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为之，苏轼作品中这些“客”的出现，对我们深入苏轼的精神世界，窥探他内心的挣扎与复杂，都会起到重要作用。
一、儒与道的纠结
生长于诗书之家的苏轼，儒家“兼济天下”的追求是他人生的底色。“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即使被捕被贬，也不忘心中的“美人”（指君王或政治理想）；即便纵情山水，也会想起“酾酒临江、横槊赋诗”的英雄曹操。另一方面，苏轼的人生理想却明显是道家的：“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后赤壁赋》中的神秘孤鹤与梦中的道士，也可看做苏轼“不期而遇”之客。乘鹤是道化升仙的标志，苏轼不仅借孤鹤来表达自己高贵幽雅、超凡脱俗的心境，更传达出内心深处渴望超越现实痛苦、遗世而独立的追求。
《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对“周郎”的遥想，折射出天赋旷世之智、宰相之才的苏轼骨子里的儒家建功立业的追求。对比三国英雄，倍感凄凉；但苏轼就是苏轼，以他的博学与智慧，惯看“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历史长河，道家佛家所揭示的人生空漠轮回之理，又让他变得达观，在自“笑”中“一尊还酹江月”。
林语堂在《坡传》中，对苏轼与道教的关系作了如此评价：“为人父兄夫君颇有儒家的风范，骨子里却是道教徒。”笔者觉得，苏轼“骨子里”的儒家思想与道家理想到底孰轻孰重，也许连他自己也很难说清。
二、凡与仙的较量
《后赤壁赋》首段中，“过黄泥之坂”时，二客尚能与苏轼“行歌相答”，为何在赤壁“攀栖鹘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之时，“盖二客不能从焉”了呢？难道是因为二客体力、兴致不及苏轼吗？联系K轼被贬黄州的写作背景不难看出，二客大概是心中无事之寻常闲游，苏轼却心有孤愤郁结，需要排遣与发泄。后文的“悄然而悲，肃然而恐”既是奇异惊险的赤壁景物引发的真实感受，也是兴尽悲来面对现实后，原有孤凄之情、忧惧之心的重新抬头。
《定风波》小序中“同行”之客与《后赤壁赋》中的“二客”异曲而同工。同样是“道中遇雨”，为何“同行皆狼狈”，而苏轼“独不觉”呢？同行的举动是正常人的反应，凸显出苏轼的反常。苏轼为何如此痴狂呢？词中提到“酒醒”，说明他喝醉了。难道只他一人大醉？为何他要大醉呢？借酒浇愁是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他人也大醉，是否就会和苏轼一样大雨中“独不觉”，还要“吟啸且徐行”呢？
苏轼自幼以来就涵养着一身超凡脱俗、卓然独立的“仙气”。苏辙在《 武昌九曲亭记 》中写到：“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相较于凡俗之人的“正常”反应，苏轼身上原本就多出几分对自然万物的敏感与热爱。所以笔者认为，“盖二客不能从焉”之时，“二客”是凡人，苏轼是仙；“悄然而悲，肃然而恐”之时，苏轼又是凡人，而“孤鹤”与“道士”则寄托着他的升仙理想；大醉的苏轼，饮下的是凡人的郁闷，大雨中“独不觉”，还要“吟啸且徐行”的苏轼，展露无遗的是高贵幽雅、超凡脱俗的神仙之姿。
三、人与己的隔膜
苏轼《答李端书》云：“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被贬黄州的苏轼，似乎尝到了“万人如海一身藏”的轻松与自在。但年方二十初到汴京就成为北宋文坛与政坛一颗闪亮新星的苏轼，如何忘怀孔夫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的教诲呢，他内心的痛苦与孤独又有几人能解呢？
《临江仙》中的苏轼“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拖家带口、处境艰难，为何要抛家不顾，自我放纵呢？除却固有的洒脱性情之外，也有乌台诗案造成的现实痛苦，苏轼深陷其中，难以排遣，只能靠醉酒来获得暂时的解脱。原打算回家倒头便睡，柴门却久叩不开：“家童鼻声已雷鸣，敲门都不应。”他仿佛觉得自己被身外的世界完全排离开来。“倚仗听江声”的他变得异常孤独，也顿时清醒过来：既然明知“此身非我有”，何必在意那些身外之物、俗世之累，索性“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吧。这里，渴望“归去”的苏轼，与《后赤壁赋》中渴慕道士却“不见其处”的苏轼，内心深处的孤独与迷茫是近似的。
《后赤壁赋》与《定风波》中的“客”，与《临江仙》中的“家童”角色相似。他们是苏轼身边亲近的人，或陪苏轼游玩谈笑，或随侍苏轼左右，他们也许与苏轼相处越久，越会被苏轼可敬的大学问、可叹的大智慧以及可爱的真性情所折服，进而会对苏轼的处境报以无限的同情与不平，但这并不能让精神上孤独的苏轼得到多少慰藉。在人生的漫漫旅途中，每个人都注定只能是独行者。而天才善感、命途多舛的苏轼，注定比芸芸众生体验到更深刻的孤独。我们读出了苏轼的平凡，更要读出苏轼超乎常人的痛苦；我们读出了苏轼的孤独，更要读出苏轼高贵幽雅的情怀和超凡脱俗的智慧与追求。
四、虚与实的映衬
《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这首词作于苏轼被贬黄州的第四年，此时他的政治处境未变，人生困局未解，内心的复杂与挣扎仍然存在。词中的“孤鸿”，就像是苏轼的影子，也可看作是与苏轼同病相怜之“客”。上片“缺”“疏”“断”几字，写尽“幽人”深夜无眠、孤独凄清的心境；下片的“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写孤鸿宁愿忍受寂寞凄冷，也不愿栖息寒枝的高洁自守。全词清奇冷峻，物我交融，虚实映衬，托物言志，苏轼借孤鸿抒发了内心的孤独与幽愤。
“儒道佛三教扬精粹，政德文千载树楷模。”凡人的烦恼与痛苦固然无法避免，但成功融会了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苏轼，大多数时候都能做到处变不惊，在顺境中积极进取，在逆境中自得其乐。儒家的入世有为，让他珍惜现世、热爱生活；道家的无为齐物论，又使他淡泊名利，在逆境中也保持淡定从容；佛家的静寂圆通，则启迪他走向圆融旷达。苏轼在历经磨难、深切体认这些思想的过程中，流露出的智慧和才华，充分地体现在他的诗文之中。从主客对照的角度去解读苏轼的过程，也是引导学生立足文本，品读语言细节，紧贴文理脉络与逻辑，结合自身生活体验去亲近苏轼内心的丰盈与博大的过程。
【关键词】《坡》；历史剧；成功之作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111-02
苏轼是我国历史上一代文豪巨擘，其融会贯通儒、释、道三家，在诗词书画领域均有极高的造诣且能自开境界，垂范后世。苏轼一生宦海沉浮，连遭贬谪，却随遇而安，达观自适，政绩卓著，百姓爱戴，在军事、水利、教育、医药等领域均卓有建树。宋朝宰相王安石夸赞其为“不知更几百年才出如此人物”！自古以来，苏轼的诗词文赋流传甚广，影响颇大，关于苏轼的传说故事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其人格精神更是受到后人的景仰追慕。历代文人学士中恐怕没有几人能像苏轼一样，千百年来能够如此深受百姓喜爱！因此，将苏轼搬上荧屏就成为人心所向之事！而电视剧《坡》在东南卫视黄金时段的首播终于填补了此项空白。该剧由北京小百花文化艺术中心出品，国家一级导演王文杰执导，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苏轼研究专家冷成金教授任总编剧，陆毅、林心如担任主演。该剧以内忧外患的北宋朝廷为背景，择选文风改革、王安石变法、乌台诗案等重大历史事件，再现了千古风流人物苏轼那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人生历程。
一、主线脉络清晰，材料繁而不乱
该剧共44集，始于苏轼读书有成，金榜题名，终于其老来遇赦，卒于常州，以其波澜起伏、豪迈壮阔的一生为叙事主线，向观众展现出一位集文学、思想、艺术、政治魅力于一身的奇才形象。编剧冷成金教授说写《坡》不愁找不到材料，愁的是如何去粗取精，他用三条副线――政治线、情感线、文化线穿插叙述来概括人物丰富传奇的一生，从人物的政治抱负、情感家庭、文人情怀三个方面支撑起叙事主线。政治线呈现了坡一生的政治生涯、理想抱负，他与政坛友人欧阳修、范镇，忘年交王安石，政敌王、李定等官场人物的恩恩怨怨；情感线刻画了坡的爱情、婚姻生活，他与两任妻子王弗、王润之，侍妾王朝云，红颜知己杨小莲的情感世界，从生活层面塑造人物形象；文化线展现了坡的文才修养、气质秉赋，他与佛道两家结下的不解之缘，和尚佛印、参寥，道士吴复古、巢谷都是苏轼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整部剧娓娓道来，有张有弛，不蔓不枝，浑然天成。
二、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
该剧是一部历史题材电视剧，历史剧要把握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和谐统一。历史剧的前提是尊重历史，以基本史实为依据进行艺术创作，同时在历史真实基础上再进行审美创造，艺术拔高。《坡》本着“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在历史与艺术之间找到了一条平衡之路。在处理重大历史事件时皆能有史可依：诸如北宋诗新运动，这是一场继唐代古文运动后在宋朝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文学革新之风。宋仁宗时期，诗新运动形成高潮，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氏父子皆为代表人物。剧中欧阳修、曾巩等人与苏轼、苏辙兄弟共同倡导平易晓畅、务实朴素的文风，力主文风改革与史实相符。主人公坡人生轨迹的呈现也遵循了历史的真实面目：进京应试，名动京师，自请外放，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短暂在朝为官，再度自请外放，接连被贬，遇赦北归，卒于常州。他一生才高遭嫉，困于党争，辗转十湖九州，岁月在流转迁徙中逝去，他从荒凉的西北边防到偏僻的海岛儋州，足迹越过北宋的山山水水，南北跨越几千公里，历经坎坷，万劫不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该剧在把握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也进行了适当的艺术虚构。比如，在苏轼二妻一妾之外又为其设置了一位集美貌、智慧于一身的红颜知己――小莲。小莲与苏轼互相爱慕、心心相印，但有情人终不能结成眷属，小莲的早逝带给了苏轼无尽的悲凉之感！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一代文豪概莫能外！小莲这一人物形象的安排让观众在赞叹、膜拜天纵奇才坡之时，对本来遥不可及、超出常人的角色产生了近在咫尺的亲切情感，感叹一代名士与凡夫俗子相比要承担更多的枷锁负累与心灵的禁锢束缚！著名文艺评论家李准表示：该剧作者不戏说历史，不追求表面的热闹，始终保持着对历史美学品格应有的追求。该剧作为一部历史题材名人传记佳作，在历史背景、人物主要经历和一生重大事件上秉承实录精神，不虚构，不浮夸；作为一部电视剧作，在进行艺术加工创作时又能兼顾观众欣赏心理与人物塑造要求合理虚构情节，实属一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和谐统一的佳作良品！
三、文学艺术呈现恰到好处，展现深厚文化底蕴
该剧艺术透视了坡的人生轨迹，坡的文学艺术成就在剧中大量呈现。其诗词名篇、散文佳作、书画名品如何高效恰当地融合在电视叙述语言之中呢？坡剧组给了广大观众一个满意的答案。编剧将坡的大量诗词作品如盐溶水般化入电视剧创作中，自然恰切，不露痕迹。苏轼的词作广为传诵，《卜算子・缺月挂疏桐》、《临江山・夜归临皋》、《念奴娇・赤壁怀古》是观众耳熟能详的文学作品。《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是苏轼被贬黄州时寓居定慧院时所作，刚刚经历过乌台诗案的苏轼幽独寂寞，却又孤高不肯流于世俗。该剧29集是这样呈现三首词作的：苏轼父子为革除黄州活埋女婴的恶俗与王党羽吴通判发生争执，被羁押狱中。夜深人静，父子夜不能寐，苏轼想起过往荣辱，思绪难平，略加沉思，借月夜孤鸿之景吟出：“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捡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该剧准确把握了词作的创作时间和作者的创作心理，托物寓怀，抒发了苏轼孤高自许、蔑视流俗的心境。徐太守将苏轼从狱中解救出来并设宴压惊，席间提及西北兵败，苏轼不禁悲从中来，慨叹自己壮志难酬。醉归雪堂，家童睡熟，叩门不开，清风明月，东坡酒醒，静听江声，想起人生的种种无奈，遂拣起树枝于沙地上赋词一首《临江仙・夜归临皋》：“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e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上阕叙事，描摹醉态，下阙直抒胸臆，飘逸旷达与悲凉伤感交织一处，表达了自己渴望心灵解脱而又无法解脱的人生困境与感伤。心与景合，神与物游，借着醉意，怀着豪情，苏轼信步游江，面对滚滚江水，伫立闭目，耳畔訇然作响的波涛声夹杂着三国鏖战时响彻山谷的厮杀呐喊，苏洵、苏辙、程夫人、王弗、小莲、欧阳修、王安石、范镇等人的话音起伏，猛然开眼，豪迈地吟诵：“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文学作品穿插于剧情中巧妙呈现，交代了作品产生的大背景与小环境，观众可以知人论世，较好地领会作品的含意指向和作者的理想态度，有助于深刻理解其文学作品。以电视语言传播文学作品，借助视觉画面外化文学作品的内在美感特质，在广大观众中普及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且这种文化熏陶润物无声，自然生动，效果极佳。
四、文士精神深入精髓，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编剧冷成金教授指出：“苏轼是传统社会先进文化的代表，体现了封建社会文人的最高境界。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真正的根，有着永恒的价值。”苏轼不唯上、不唯权、不唯势，一切唯真、唯善、唯民，在他身上体现出难能可贵的民本思想、人文情怀和理性精神。第3集中坡初出茅庐、进士及第，上呈仁宗的治策言辞尖锐，苏辙恐其招惹言词之祸，苏轼反驳到：“杀身之祸又有何惧？只要所言是为圣上计，为天下苍生计，何惧之有？……你我若言不能进，行不能正，只顾一己私利，……改革文风又有何用？改革吏治何时能成？……我苏轼虽是眉山乡野之民，却有致君尧舜之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今后当为王佐宰辅，上不负明主，下不负苍生！”坡身上集中体现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苍生为己任，舍我其谁的人生理想，即便明知悲剧宿命，依然初衷不改。在朝与在野，升官与贬官，通达与穷困，坡为天下百姓造福、兴利除弊的思想从未改变。当朝为官，他不迎合王安石，反对骤行新法，主张徐行徐立，司马光上台，尽废新法，苏轼力陈理由，反对尽变。他行事以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越是身处逆境，背负重压，越要迸发出生命的强大力量，活出人之为人的尊严与骨气！
一生沉浮，宦海漂泊，在坡的三百多首词作中，“归”字被频繁使用。李泽厚先生说：“苏轼一生并未隐退，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苏轼的“归”不仅是对政治的退避，也是对社会的退避，对人生的退避。只有站在超出常人的高度，思考自然智慧的精英人士才会深刻意识到人生天地之间，“寄蜉蝣于天地，渺苍海之一粟”（《前赤壁赋》）的无奈与悲哀；才会面对奔腾不息的江水，悼古伤今，发出“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慨叹；才会有“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的洒脱与感伤；才会在中秋佳节，举头望月，叹息：“子由远在千里之外的济南，巢谷不知云游何处。母亲走了，父亲走了，姐姐走了，弗儿走了，小莲妹妹也离我们而去。人生怎么如此无常！”眼角含泪，微带醉意，以酒酹地，拔剑起舞，吟出：“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的绝唱！
苏轼对宇宙人生的感叹与思索，对人生价值意义的终极追寻，渴望精神自由与心灵解脱，从外界寻找慰藉与出路永远无解，只能转而退居内心，寻找内心的归宿，如其词《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所云：“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的这种退避、无奈并非消极意义上的退避，他的退避是寻求内心的安宁自由，也正是因为其心灵的自由奔放，不受世俗羁绊，才能随遇而安，处处为乡。外放被贬，足迹踏遍十湖九州，所到之处政绩卓著，百姓拥戴。任凤翔签判，他安置流民，巩固边防，杭州修堤、防疫，密州抗旱、徐州防洪，黄州救婴，环州退敌，定州练兵，惠州建桥，儋州宣教。
该剧所展现的坡这一文人士大夫形象虽有溢美之嫌，但剧中人物所散发出来的人格魅力、精神价值都具有极大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电视观众对该剧给予了高度关注与评价，再次说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具备传统美学品格的历史剧作前途宽广，广大电视观众的审美品味、文化期待不容低估！
作者简介：
陈志霞（1978-），女，汉族，河南安阳人，北京水利水电学校讲师，文学硕士，北京市优秀青年骨干教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影视艺术与中职教育研究，参与撰写著作5部，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30余篇，主持或参与省部、校级以及横向课题10余项，并获各级各类教学、科研以及管理奖20余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