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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埃及穆斯林兄弟会 埃及政府 政策
穆斯林兄弟会由哈桑·班纳于1928年3月在伊斯梅尔城创立。“穆斯林兄弟会”一名由来于班纳规定的入会誓词“我们都是为伊斯兰效命的兄弟，故我们是穆斯林兄弟会。” 兄弟会的口号是：“真主是我们的旗帜，先知是我们的楷模，天经是我们的宪法，圣战是我们的方法，为真主殉教是我们的愿望。” 1938年穆斯林兄弟会（后文简称兄弟会）首次在政治舞台上正式亮相，二战期间得到大发展。20世纪40年代其成员发展到大约200万人，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开始涉足政治角逐。
一、“七二三”革命前的兄弟会及其与政府的关系
兄弟会与法鲁克王室的关系较为错综复杂。兄弟会在夹缝中求生存，利用对方的矛盾，获得若干实质利益。首先，王室对兄弟会纵容和扶持的直接后果是使其日益势壮，参加政权角力并进行大量的政治暴力活动。兄弟会曾怂恿法鲁克国王称哈里发，王室则利用扶植兄弟会以制约华夫脱党。其次，双方相互利用，政治上都极为保守落后共同打击共产党。再次，兄弟会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暴力活动，是埃及人民反英、反殖斗争的一部分。最后，兄弟会及其暴力活动加剧了“七二三”革命前埃及的政治动荡。二战后到50年代中期，兄弟会在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中壮大力量，在军队和社会中扩大影响。民族危亡之际，兄弟会坚持反英立场，得到民众拥护，势力逐渐壮大，于是与同样反帝、反殖的世俗民族主义代表——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合作，合力法鲁克王朝。
二、纳赛尔时代的穆斯林兄弟会因与当局的暴力冲突而遭到严厉镇压
纳赛尔时代初期，兄弟会因协助有功，且双方高层领导人素有交往，故兄弟会未受到纳赛尔的敌视，而是利用兄弟会作为对付政敌——王室、旧政党和纳吉布的工具。但是，代表世俗民族主义的纳赛尔政权和代表伊斯兰主义的兄弟会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目标上存在根本分歧，纳赛尔政权世俗化、现代化的目标与兄弟会政治、社会伊斯兰化的目标大相径庭，必然遭到纳赛尔巩固新政权之后的强力镇压。当局以兄弟会涉嫌暗杀纳赛尔和策划为由，于1954年和1965年两次大规模逮捕、审判和监禁兄弟会成员。兄弟会实力大为削弱，其作用边缘化，在埃及政治生活中几乎听不到兄弟会的声音。但兄弟会势力并未消失，而是潜入地下，从事秘密活动。1966年，埃及政府发现兄弟会得到沙特阿拉伯的财政支持，图谋，暗杀纳赛尔，纳赛尔利用其强有力的统治，镇压兄弟会。1954年以后兄弟会几乎完全陷入冷冻状态。
三、萨达特时代兄弟会基本完成转折并一度为萨达特所借重
纳赛尔的铁血镇压导致兄弟会分化：少数派成为伊斯兰极端分子，进而分化出20世纪70年代后产生的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而兄弟会多数主流派向温和方面转化，主张在现行政治体制下开展合法斗争并基本放弃暴力政策。兄弟会的生存和发展则在萨达特当政后获得了新的机遇，有人称之为兄弟会的“第二次建立”，由此兄弟会基本完成了从政治暴力到和平合法斗争的转变。萨达特上任之初，为了树立个人权威，便拉拢伊斯兰势力，帮助复兴穆斯林兄弟会，使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宗教。萨达特和兄弟会处于一种非正式的势均力敌的局面。他容许兄弟会成员以温和立场传播教义、出版杂志、建立社会组织、财政机构等，对兄弟会成员采取政治宽容态度，容忍其对他的一些政策持反对意见，但是兄弟会在法律上依然不合法， 不允许其成立政党。1976年兄弟会喉舌《宣教》月刊被批准复刊，至此兄弟会获得半合法地位，逐步发展成为具有相当社会基础和社会影响力的最大的宗教政治组织。1976年10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使兄弟会成员首次获得参政、议政的机会，走上议会斗争的道路，开始扮演某种象征性的的角色。
四、穆巴拉克总统上台以来确定了兄弟会的半合法性，但坚决反对其建党要求，对兄弟会采取软硬兼施的政策。兄弟会的策略走上更为温和务实的轨道，但仍没能超越政府的控制
本阶段，兄弟会采取以温和的改革主义为方向的政治路线，力图在现行国家体制下从事有节制的合法政治斗争。“不再被视为由异化的、处于社会边缘的激进分子所组成的极端组织，而成为埃及社会主流伊斯兰教的一部分”①当局的政策也为兄弟会开展活动给予了更广阔的空间，非正式的承认了其政治存在、允许其间接参与并在全国社会服务领域扩大活动。兄弟会历经几十年奋斗，终于建立起一个包括工、农、商、金融、教育、旅游、医疗和传媒业在内的广泛的网络。此外，它还控制了许多职业协会，如律师协会、工程师协会、医生联合会和大学教员联合会等。兄弟会发展成一个多功能型社会政治集团。“然而，80年代初穆巴拉克政府和兄弟会的关系表现为一种微妙的平衡。” ②对兄弟会，穆巴拉克政府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措施，极力拉拢兄弟会，吸收一些兄弟会成员进入议会，以便将其纳入“民主化进程”，并继续推行政教分离的政策。兄弟会于1984年、1987年和2000年三次参加议会选举，成功地进入人民议会，逐渐成为穆巴拉克向国内外宣扬其民主和包容性的“金字招牌”。然而，穆巴拉克始终拒绝兄弟会的建党要求，只允许其维持半合法地位。90年代以来，因兄弟会势力强大和伊斯兰政治暴力白热化，致使穆巴拉克政府对兄弟会的政策从“文牵”转向“武制”。1994年底以来，当局对兄弟会频繁打击，逮捕、审判和监禁兄弟会的活跃成员，以阻挠兄弟会全面开展活动和参与埃及、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公共政治生活。
五、2011年埃及革命后，成立“自由与正义党”，成为埃及最具实力的政治力量，并将在未来影响埃及政局
2011年1月，在突尼斯剧变的影响下，埃及爆发持续18天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最终了穆巴拉克政权。兄弟会不是这次革命的主导力量，却是最大受益者，成为埃及革命“摘桃子的人”。穆巴拉克政权后，兄弟会迅速采取行动，利用政局快速完成建党等一系列动作。如成功推动修宪、迅速组党，采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略，放弃总统选举，全力投入议会选举。2011年4月30日，兄弟会在位于开罗穆卡特姆区的新总部，召开16年来首次公开“协商会议”，宣布成立“自由与正义党”。该党宣布了较开放的政治纲领，称其并非伊斯兰党，而是全民党，宗旨是建立民主、民权国家，无意建立伊朗式的伊斯兰国家。副主席Essam al-Arian说“但是要保证能够被大多数埃及人接受”，“我们谈革命中的各种口号 - 自由、社会正义、平等 - 所有这些观点在伊斯兰教法里都可以找到”。所有认同该党理念的埃及人都可以加入它。为广泛团结各派政治力量，确保赢得埃及剧变后的首次大选，自由与正义党牵头组建了由新华夫脱党、中间党、明天党等20余个党派组成的“民主联盟”，作为一个整体参加大选。经过穆斯林兄弟会积极筹划精心准备，在2011—2012年埃及国会选举中，该党赢得213席成为人民议会第一大党。2012年1月23日，该党总书记·萨阿德·卡塔特尼在当天举行的人民议会首次会议上，赢得503票中的399票当选为新一任议长。今后，兄弟会将在民主化、经济转型和外交政策等方面做出积极改变。
综上所述，埃及穆斯林兄弟会自1928年创立八十多年来，对政府的斗争策略从暴力对抗转变为采取和平、合法和半合法的温和方式，穆巴拉克后成功组建自由与正义党，并终于在2011—2012年埃及人民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由于其在民众威信、经济实力等方面的优势，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政策发展对埃及后穆巴拉克时代的政局走向、社会转型产生巨大影响。
【参考文献】
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导演斯皮尔伯格让观众感受到士兵作为普通人的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只是受制于篇幅,留白甚多,缺憾不少;《兄弟连》则是更为充分地诠释了普通人在战争中成长为坚强的战士和保家卫国的英雄的光辉历程。中国诸多战争题材电视剧多少受到《兄弟连》的影响,相继制作了《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我的兄弟叫顺溜》等以平民化英雄为主角的军事题材电视剧。《太平洋战争》并没有延续《兄弟连》的主题立意,而是重回《拯救大兵瑞恩》所要表达的思想,即:士兵亦是普通人;由此主题决定了两部貌似兄弟篇的迷你剧叙事上的迥异。《兄弟连》是凡人在战争中成长为英雄,《太平洋战争》则是将战争中的英雄还原为凡人。这种放弃英雄史观的战争题材电视剧的艺术价值已经超越了《兄弟连》而达到一个崭新的创作高度。
自该剧播出以来,中国网络观众的收视反馈竟没有产生像接受《兄弟连》时的轰动效应。观众的观点分成截然对立的两派,反对者认为:战斗场面远不如《兄弟连》频繁,战役内容的叙事并不充分,总体感觉看得不过瘾;支持者认为:尽管《太平洋战争》在形式上和《兄弟连》有诸多相似之处,但该剧的主题并不在于塑造英雄,也没有叙说英雄从是如何从普通人成长为英雄的,而是努力将英雄还原为凡人。确实,《太平洋战争》从未打算讲一部关于平民化英雄的故事,而是借助战争的残酷揭开被英雄史观裹在英雄身上的光芒战袍,还被吹捧为英雄的普通士兵以人的本来面目,进而揭露战争的本来面目。
一、主角身份的叙事定位
《太平洋战争》中的三位主角较之传统英雄史观指导下塑造的英雄形象本质上是不同的。除了约翰・斯隆这一人物实实在在是位战斗英雄,罗伯特・莱基和尤金・斯莱基根本就是普通士兵。这是《太平洋战争》与《兄弟连》因主题立意迥然而造成的创作策略上的根本差别,也是国内观众对该剧形成接受上的态度分化的主要原因。其实,国内部分观众不太接受的最主要原因是“期待视野”与《太平洋战争》产生了偏差。长期以来,国人对于战争题材的影视剧都习惯于有一个或几个英雄人物。不管英雄人物是一身正气的李向阳,还是满脸匪气的李云龙,也不管是英雄是从赵刚式天生的,还是许三多式后天的,中国观众习惯了“英雄史观指导下的创作出来的战争剧人物。《太平洋战争》中的三位主角中有两位根本没有英雄范儿”。罗伯特和尤金两位大兵的身上找不到一点英雄的气质。罗伯特偷东西、尿裤子,战争结束还是个小兵,连个英雄模范都没混上;尤金在战场上学会的本事就是抽烟和杀戮,战争结束后竟然还像个孩子不愿去工作。即便是战死沙场的约翰也没有过多叙述他的英雄成长史,倒是刻画了他与英雄身份不符的种种行为举止。显然,导演和制片人并未为了迎合战争迷对于战争历史的复习计划而再现史实故事。
“拍摄一部战争片的艺术很多程度上也在于做出正确的策略决定故事究竟要如何结构。”[1]《太平洋战争》的主题核心是“人”,战争作为事件存在是为突出“人”服务的。本剧浓墨重彩的“人”也非以往战争影视剧中大写的“英雄”,而是战争中身心倍受摧残的普通人。导演借罗伯特在第十集里对“为什么要参战”作了调侃式的解答――为了电视,这显然是在暗示观众们此片的主题不在于纪念英雄,而是要观众知道战争中有多少人受到摧残,人性因此而被扭曲,反战是本剧的真正主题。由此可见,《太平洋战争》着力打造的三位主角和众多配角,都不可能是英雄,也不可能以英雄的模样出现在观众的眼前。
作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战斗英雄巴斯隆,导演在叙事中并没有刻意表现他是如何受人尊敬的。相反的,导演有意识地让英雄“落地”。巴斯隆照旧会打架和试图偷宪兵的吉普;他依然和普通士兵一样泡妞,也和凡夫俗子一样利用“英雄”的形象享受挥霍。英雄固然伟大,但战争之残酷和反动才更是导演希望观众铭记的。“英雄成为英雄不单单因为他选择站在坏蛋的对立面,还因为他代表着某些东西,可能是公正、理想、家庭、朋友、社会或者国家。”[2]当巴斯隆在瓜岛战役中为了战友忘我杀敌时,他的行为成就了一段可以为被誉为英雄行为的事迹。显然,导演并不想拔高巴斯隆的思想境界,尽管现实中的巴斯隆作为英雄的影响力很大。只是在一瞬间,他的行为代表了朋友、社会或者国家,体现了某一层面的正义或者公正,也光耀了他的家庭。然而,家庭却为之付出了更大的牺牲,导演恰恰希望观众们牢记这一点。只有在惨痛的代价面前,人们才会深切地感受到老父打开荣誉勋章后婆媳相拥而泣的视觉冲击力和心灵震撼力。
二、视听语言的配合
战争从来都是残酷的,只是观众并不能从题材样式丰富的战争影视剧中获得准确的认知。从传播学的角度说,战争题材影视作品在宣扬战争的积极意义的同时,往往会产生宣扬暴力的负面影响。战争题材影视剧,既能激昂青年观众保家卫国的爱国情绪,也能刺激青年对杀戮行为的狂热。《太平洋战争》的成功之处,恰恰在于充分借助视听叙事手段抑制了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情绪。
通过对史实资料的大量认真细致的研究,导演和制作人员还原和再现战争中各个战场的真实场景和逼真情境。无论是战场的血肉横飞,还是战场气候和环境的恶劣,都能够造成观众面对残酷而恶劣的视觉影像时,战火刺激的兴奋感被抑制,而且会因为强烈到令人身体不适的审丑化视觉冲击产生对于战争的莫名厌恶。这种厌恶又和本片里的三位主角和他的战友们在战争中所感受的情绪几近一致。而这样的视觉冲击所产生的效果,不是为了丑化战争中的英雄,而是运用“美丑对照原则”塑造出被战争媒体捧为“英雄”的凡人。“大写的真实要在事物的表面现象之后、之外、之内、之下寻找,它们或维系现实,或拆解现实,但它们不可能被直接观察到。”[3]审丑化的视觉效果要符合真实,还得让观众能够一目了然,而且感受直观。这对影视制作的细节表现力要求很高。全剧花费最大的莫过于战争场景和环境的再现。战场上的血腥和残酷,一是通过对演员进行真枪实弹的训练和逼真场景里的排练以达到演员表演上的真实。战争的残酷与恐怖由演员的真实反应、战场的逼真环境和特写近景等强化了的视觉镜头直接传递到观众的眼睛里,无须移情,直接震撼观众的视神经和大脑皮层,形成共鸣。与此同时,制作者选取了大雨如注日日不绝的格洛斯特岛战役和酷热无水的贝里硫战役形成恶劣环境,既是对史实的还原,又强化了观众的视觉感受效果。恶劣的环境里,海军陆战队士兵要对付着他们无法理喻的日本兵,如此残酷的战争一点点吞噬尤金们原本积极善良的人性,这让观众能够一点点看清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和抹杀。
在视觉冲击的同时,为了避免《太平洋战争》造成观众过于阴暗收视心理,制作方聘用由Hans Zimmer、Geoff Zanelli和Blake Neely共同创作了全剧的配乐。配乐总体风格偏于舒缓,用铜管乐形成沉郁而厚重的军乐曲风。乐曲以《荣誉》为主题曲,表达对军人的血染沙场的敬意,而《恐惧》、《我走了》、《失去的朋友》和《为你祈祷》等乐曲在每一次战役血战场面前后出现,既缓冲了观众满眼所见的战争之残酷,又引发观众从故事的表象向现实中战争的更深层面去探究和思考。一如《男人在战争中》、《我在哪里》、《战争是地狱》和《归家》几曲所要表达的――当战争制造地狱,再善良的男人也会变成恶魔,更何况那些内心本就充满暴戾之性的恶徒,唯有归家才是让灵魂得到救赎的良方。这些舒缓、沉郁的乐曲响起,影片的视觉节奏也随之应和。镜头的运动也趋向舒缓,画面也显得干净,全景画面往往不再是残酷的战场或恶劣的天气,而是呈现相对唯美的视觉效果。“故事并不是现实的逃避,而是一种载着我们去追寻现实的载体,让我们付出最大的努力去挖掘出混乱人生的真谛。”[4]配合默契的视听语言,恰恰做到了让观众既看见还原到逼真的战争故事,更看到导演在故事里寓含的人性诉求和反战主题。
三、纪录化的叙事手段
《太平洋战争》所使用的纪录化的叙事手段,是对《兄弟连》的延续。经过《兄弟连》的实践,这一叙事手段被证明是艺术创作与商业运作积极互动的成功范例。该剧是根据真实存在的尤金・斯莱基和罗伯特・莱基分别写作的战场回忆录以及对部分老兵的采访资料改编制作而成的。导演“按照真实事例来讲述这个故事”,和纪录式的访谈叙事开局手法内外呼应,使得剧作的真实感大大加强。建立在真实基础上的讲述,总会更容易让观众自觉地接受作品试图传达出的情感和思想。但电影的时长决定了观众没有足够的思考时间,电视剧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让观众有足够长的时间去思考和填补作品在叙事情节上的留白,也能够慢慢和深入地体味“蕴藏在影像之下的人生真谛”和思想主题。
而且,全剧采用片断式的叙事手法布局每集故事,这一点很符合回忆式的访谈纪录片特征。老人对于往事的回忆往往是碎片式的,记住的事情也可能是大事件中小细节。这样的纪录特性,《太平洋战争》成功地进行了叙事结构上的移植。这种纪录式的叙事手段,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中国部分观众对于该剧的理解困难。他们可能是过于习惯中国传统叙事,难以接受西方的叙事思维,从而造成对于战争人物理解的不满足,他们看不到完整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人物形象,也不能获得完整的战争故事,只能看到由断章组成的战争故事和没有丰功伟绩的普通士兵战场琐事,甚至在思想上还有从未克服的对战争的恐惧。但是,这些恰恰是《太平洋战争》与《兄弟连》形似神异之处,也是它比之后者更深刻之处。
此外,导演特别注意适时的留白,这也强化了纪录式的叙事。适度的留白,与整个剧作纪录式的叙事风格形成对应,更增添了作品的真实感。士兵们本就来自民间,大众的故事有很多是无始无终的,观众们通过自己的阅历去填补他们在生活中的真实经历,未尝不是一种叙事中的妙招。留白,在此剧中也成为对纪录化叙事手段的忠实运用。
纵观全剧,导演不着一字言反战,但是反战之意显而易见。不以一言说英雄,然人性之光奕然。“文化离开诚实而强有力的故事便无从发展。”[5]这一切,都是源自导演诚实而有力的叙事,也正因如此,《太平洋战争》能够“不仅揭示人物真相,而且在讲述过程中表现人物本性的发展轨迹或变化,无论是变好还是变坏。”[6]这才是《太平洋战争》成功的关键。
注释
[1][美]霍华德・苏伯:《电影的力量》,李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7页。
[2][美]霍华德・苏伯:《电影的力量》,李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197页。
[3][美]罗伯特・麦基:《故事》,周铁东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4][美]罗伯特・麦基:《故事》,周铁东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
[5][美]罗伯特・麦基:《故事》,周铁东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
[6][美]罗伯特・麦基:《故事》,周铁东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页。
春节似乎刚刚从我们身边走过，谈到春节期间的春节晚会和小品，恐怕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北京电视台的春晚小品《真的想回家》，《真的想回家》中的植物大战僵尸和汤潮作词作曲演唱的歌曲《真的想回家》让人无法忘记，歌曲《真的想回家》唱哭了现场的观众和嘉宾，小品的创意也来自这首歌曲。汤潮说《真的想回家》之所以能够让人感动就是因为歌曲本身表达了每个人和父母之间的感情---对父母的思念和惦记、对家乡的怀念，尤其是现在大家都很忙，压力都很大的年代，回家陪陪父母、和父母在一起吃顿饭都是很奢侈的事情，所以《真的想回家》让所有的人都走心了，记住了。
汤潮被称为“故事类情歌创始人”，出道十几年来一直坚持原创，已经发行自己作词作曲演唱的6张原创大碟，《狼爱上羊》、《美了美了》、《那滋味》等脍炙人口的歌曲都出自汤潮，是不折不扣的音乐才子，极富音乐天赋和才华横溢的汤潮，不仅仅自己不断的在推出全新的音乐作品和唱片，同时也担当了多部电视剧的音乐制作和主题歌的创作和演唱，例如《乡村爱情》系列剧、《关东大先生》、《不是钱的事儿》、《怪侠》、《撞击》和即将在浙江卫视、天津卫视、辽宁卫视和黑龙江卫视四家电视台同时播放的电视剧《老兵》等多部影视剧。与此同时汤潮也为业内很多知名艺人打造音乐作品，如宋祖英、小沈阳、王小利等。
《我的兄弟》是汤潮新近创作的歌曲，计划收录在汤潮2014年即将发行的新专辑中，一次和赵本山老师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汤潮让本山老师听一下自己新的作品，就包括这首《我的兄弟》，本山老师听后觉得很好，更是与《老兵》的剧情极其贴切，如同量身定制一般，赵本山老师听后即定下该曲为电视剧《老兵》主题曲。《老兵》这部年代大戏反应的是抗日战争时期老兵张向北回到老家东北后想过平凡日子，没想到当时官僚腐败，原本殷实的家境被警察局长洗劫一空，父亲也被害身亡。无奈命运捉弄，张向北偏偏爱上了警察局长的女儿高欢，老天并不眷顾这对年轻人的爱情，暗恋高欢的严洪森对张向北百般迫害。艰难面对各种挫折的张向北结识了为人正直的辽城大亨金六爷（赵本山饰），在金六爷的帮助下，张向北重新树立人生目标，与金六爷一同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日军藏匿的军火库，他们凭借智慧和勇敢找到大批武器，并将所有武器交给了地下党，为解放战争做出贡献，张向北和金六爷最终投身到革命队伍。如此跌宕起伏的剧情中汇集了谍战、抗战、爱情、悬念、枪战等多种元素。但是电视剧本身向大家传递的主题还是兄弟之间的情义、肝胆相助等情愫，所以汤潮的歌曲《我的兄弟》成为了电视剧《老兵》的片尾歌曲，片头歌曲是汤潮创作和演唱的歌曲《好男儿》。
《我的兄弟》曲风大气回肠，气场十足，歌词简洁朴实，以男人特有的豪爽和重情重义，深度提炼朋友情感，用最直击人心的音乐表达了兄弟之间彼此的关心——关心彼此的生活、关心现在生活的状况、关心是否已娶亲生子……表达了男人之间的情义！歌中对兄弟的思念用叙事的方式来表达成为歌曲最大的特点，整首歌听来带有淡淡的忧伤，问候兄弟的同时饱含着激昂的斗志，是一首耐人寻味的兄弟之歌。节奏感强，铿锵有力，成为2014年歌坛谱写兄弟感情的首支正能量歌曲！
汤潮无论是外形还是个性都是男人味实足，更是非常注重兄弟、哥们之间的情感，汤潮朋友很多，基本都是男性，他喜欢和真正的兄弟一起聊天、一起喝点小酒，他说这是一个男人生命当中不能缺少的，正是因为汤潮真男人的性格，所以能够创作和演绎《我的兄弟》这样的音乐作品，再加上汤潮富带着悲凉、刚毅和沧桑的嗓音，细腻而动情的演唱深入人心，《我的兄弟》让所有听到这首歌的男人在歌曲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是一种共鸣，也是一种倾述，好的作品就是这样，要贴近每一个人的心声！
关键词：《光荣的愤怒》 英雄传奇小说 人性 复杂性
一、《光荣的愤怒》中的另类英雄
影片《光荣的愤怒》在结尾的时候唱道：“黑井镇上出了一个英雄啊”，这个英雄无疑指的是伴随着音乐走过来的叶光荣。叶光荣是黑井镇的村支书，故事讲述他带领土瓜、大旺、水根、狗卵为首的村民，在一次“”行动中扳倒了长期控制着黑井村的熊家兄弟。这看起来像是当下传统/经典革命文本的又一次变形书写，以叶光荣为首的革命阶级代表人民的苦大仇深，而以村长为首的反革命阶级则制造苦难，影片在传输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寓言逻辑时也就塑造了叶光荣这样一位英雄人物形象。然而叶光荣似乎并不如传统/经典革命文本中神通广大、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影片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具有复杂人性的另类英雄。
（一）动机上的模糊不清
熊家四兄弟在黑井村横行霸道、一手遮天。老二是村里的会计，他总喜欢欠别人的，赖了开餐馆的土瓜几万块钱，土瓜敢怒不敢言。老四一副乡村杀马特青年的模样，却是村办厂长，没事喜欢“搞运动”，了大旺媳妇儿，大旺也只能忍气吞声。作为村长的熊老三则显得更富阴谋城府，他推倒水根家房子的无礼行为叶光荣也只能在背后默默看在眼里，“黑井村被熊家兄弟霸着已都烂掉根了，再不整不行的了”。我们以为这就是叶光荣想要扳倒熊家四兄弟的动机，就像他说的一样：“有仇倒谈不上，为的是掀翻熊家兄弟，把全村人头上的大石头掀翻”，就连他跟大旺、水根、土瓜聚集在一起商量“造反”策略的时候想出的暗号“打倒，黑井村有希望”都一样显得理直气壮、大义凛然。但叶光荣的动机可能不止如此。
影片的开头叶光荣和熊家四兄弟一起聚在土瓜的餐馆开村委会，熊老三明面儿上一套：“光荣是自家人，别跟自家人过不去”，但他们各怀鬼胎却是明显的事实，他们不是一条心。更重要的是，叶光荣处于劣势，如果叶光荣不想一直受制于人，那么就要将黑井村的格局重新洗牌。就连导演曹保平也没有否认：“叶光荣作为黑井村的支书，他是没有话语权的，因为黑井村就是熊家四兄弟的天下。在这种情况下，他要么做傀儡，要么冒险把熊家四兄弟扳倒。而叶光荣他并不是一个碌碌无为的人，他是有野心的，也希望自己在仕途上能够有所作为，希望自己也成为 有话语权的人，成为核心。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铤而走险。” ①对于叶光荣的动机导演并没有要故意崇高化的意思，也认为叶光荣动机的模糊性体现了人性的复杂，无可厚非，因此屏幕上直接打出“支书叶光荣想把熊家四兄弟一口吃掉”的字幕，没有替这位英雄隐瞒。
（二）行动中的犹疑怯懦
在我们的印象中，作为正义化身的英雄似乎随时一副疾恶如仇的样子，目光如炬，捏紧了拳头，看着远方，充满了希望和力量，没有怀疑和动摇，但是叶光荣不一样。在吩咐土瓜去找水根和大旺后他不放心地趴在床边看，却没料到老三突然拎了兔子站在家里，光荣转身把窗帘拉上随即意识到不对又把窗帘打开，这无疑是露迹的行为，显示出内心的惶惑不安。在听大旺说了“到时候你动了手，你收不了场，整来整去还不是整不住他一根汗毛，到时候你几个倒成了他家案板上的肉。”时，叶光荣也忍不住害怕地咽了口水。包括后来在行动中叶光荣在面对群众的胁迫、质疑，面对熊老三的试探、揭发时，演员富有层次的表演都使我们看到了叶光荣平静甚至木讷外表下内心的波澜与一直紧绷的弦，因此我们能感受到整部影片叶光荣从头到尾压抑的紧张神经，以至于最后奔溃爆发时我们也才并没有觉得突兀。
曹保平说：“我感兴趣的是一种状态。一种渺小的个体在强势压迫挣扎时，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狡黠、犹疑、张皇乃至悲壮的状态。这种状态非常地生动，我喜欢，因为它有质感、真实！” ②影片无疑成功地展现了叶光荣的这种状态，而这种状态是符合真实人性。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际上来看，人物在面对斗争行动时所会产生的利己、胆怯、犹疑、恐惧的心理才是真实的。
（三）结局的反讽
影片收尾的时候，叶光荣、大旺、水根、狗卵组成的新的领导班子又聚在了土瓜的餐馆开村委会。土瓜仍然对叶光荣唯唯诺诺，叶光荣也端着架子没有放下，吃完饭后新一届领导成员虽是给钱了，可给的钱明显是意思一下。此种状况跟熊家兄弟霸着黑井村时相比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却无实质的差别。“结尾那场戏我又点了他一下。他上台之后又开村委会，情况和熊家四兄弟那时候有所改变，但是改变得并不是很彻底，很多地方还是中国农村的处理事情的方法，带着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些痕迹。” ①我们可以看出土瓜在拿起钱的时候意味深长地笑了，这是讽刺和自嘲的笑，也是无可奈何的自我慰藉的笑。这样的结局使影片的批判力度又加深了一层，旧的政权之后并没有许诺美好未来，而是揭示出现实困境的循环往复。
影片另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地方要向前推进到那个“天降神兵”的结局。从影片的逻辑发展来看叶光荣的失败似乎是必然的结局――熊家兄弟势力雄厚、广大，而他自己势力薄弱，这本身就有些以卵击石。况且熊家四兄弟好歹是绑在一条绳上的蚂蚱，而叶光荣的伙伴们，如狗卵者有勇无谋，充满着阿Q精神；如土瓜者奴颜婢膝，自保叛变。与其他伙伴的合作也建立在一个虚假的“上头的意思”之上，其实是不牢靠的。而且叶光荣本身的行动策略不当、情况又没了解清楚，当我们意料着必然失败的结局时，突兀的神兵降临了。不少人诟病影片的结尾，认为这是影片的败笔，但我们能看出来，导演不能吗？“在电影结局反复了六七次，总是通不过。电影管理部门给‘光荣’罗列的意见多达几十条如：怎么可以这样描写党的最基层支部书记，他会那么猥琐，他会那么鸡贼，会不择手段，靠欺骗人把4个村霸打倒呢？而光天化日之下，又怎么可能出现那样的乡村恶霸呢？” ③了解电影创作过程的人应该知道，《光荣的愤怒》历经十余年才搬上大荧幕，而且是妥协的结果。因此，这样一个突兀的结尾的残留，可以看做是对于影片艺术性的破坏，但同时却又成为了留在影片中一种实实在在对现实的反讽。
二、中国当代文学中的英雄形象
“十七年文学”继承了传统小说的传奇书写方式和审美品格，在观念上弘扬了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作家们创作出《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大批革命英雄传奇作品。这一时期革命英雄传奇小说中的英雄同样具有传统英雄身上的传奇性，他们通常有着超人的智慧和胆识，也经历过刻苦的磨炼和考验，具有常人所不具备的本领，在关键时候能够作为民族英雄挺身而出，他们在思想觉悟上有着明确的阶级立场、深厚的阶级情感、崇高的革命目标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在外形塑造上也通常高大威猛、怒目、剑眉，极具正义感。抽除了“人性”，英雄在革命话语下完全沦为了“神性”的符号书写。
新时期对战争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产生了一系列的转变过程，对于“英雄”也有了新的定义和认识。《西线轶事》和《高山下的花环》中刘毛妹、梁三喜、靳开来等当代英雄的品格和经历虽然仍具有一定传奇性，但总来说已经把他们当做人而不是神来书写了，他们具有普通人的性格和生活方式。而进入90年代以后，一方面“英雄文化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一个没有英雄或不需要英雄的时代，在革命者向职业军人转换的时代，如何塑造英雄、特别是如何塑造和军队、战争相关的英雄，如何释放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当代军人被压抑了的爱国主义激情，构成了军旅作家正在承担的“英雄文化”的现代焦虑。” ④主旋律军事题材小说及其电视剧，如《我是太阳》《亮剑》《历史的天空》中的关山林、李云龙、梁大牙也不再同于革命英雄传奇小说中被神话的英雄了，他们虽然仍具有天赋和经验，但已然是一个个会犯错、有的人。
三、人性复杂化写的批判意义
因此，回过头来再看《光荣的愤怒》时我们发现其中对于叶光荣这一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无疑是在新英雄主义道路上的继续前行。虽然《光荣的愤怒》并非战争题材，但受压迫的一方奋起反抗并最终压迫者的叙事仍是传统/经典革命文本的书写，况且革命和斗争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新时期都以或显或隐的方式存在着。影片则无论在人物形象、性格特点、心理活动甚至阶级立场上都没有作简单化的处理。叶光荣在形象上邋遢甚至猥琐，性格上犹疑不定且鸡贼，就连阶级立场也是不那么坚定的。我们能通过影片看出人物在极端情况下所展现出来的复杂人性，这种毫无保留甚至放大的展现会使我们审视包括革命一方的复杂性，由此影片带来的批判才是更深刻和有力量的。它不仅反映了村霸一手遮天、横行霸道的黑暗现实，也展现了革命一方的斗争和人性的复杂，反讽意味浓厚，足见其批判彻底。叶光荣作为一个另类的英雄，其人物形象复杂饱满，当我们观看《光荣的愤怒》这样一种后革命时代的拟革命书写时，对于中国当下的处境才会有更清醒和深刻的认识。
注释
① 曹保平，侯亮.要好看，要有思想――访《光荣的愤怒》导演曹保平[J].大众电影，2006（14）.
② 余楠.曹保平的愤怒与光荣[J].新世纪周刊，2007（28）.
③ 《关于本片曹保平本人的一些话》，豆瓣影评：https：///review/1568423/
据悉，法国卡斯特兄弟公司即将在央视《对话》、《讲述》等高端财经栏目投放CASTEL红酒广告，同时，其品牌运营商北京恒亿盛世公司投放的CASTEL家族牌红酒广告在CCTV—4已经播出。
携手张裕进军中国大陆市场以来，法国CASTEL兄弟公司成为中国市场进口红酒赢家。公开数据显示其2008年销售量为540万瓶左右，中国市场已经成为CASTEL全球明星市场，毕度维表示，受金融风暴影响，法国红酒传统出口大国英国等红酒销量大减，中国红酒市场的快速上升，令中国市场在CASTEL兄弟公司全球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
“2008年CASTEL在中国市场成为销量最大的进口红酒，2009年将进一步增长。”CASTEL上海办事处总经理毕度维表示。
目前，法国CASTEL兄弟公司在中国大陆已经布局10家品牌运营商，其中既有上海建发、山东新保真等老牌酒商，也有深圳南宇投资等后起之秀。分布于上海、山东、福建、广东、江苏、浙江等红酒消费大省。
法国红酒硕士，广东某酒庄总经理曾微认为，品牌和渠道是进口红酒鏖战中国市场两大瓶颈。CASTEL携手张裕进军中国市场以来，通过是是非非、分分合合的炒作，已经拥有一定品牌知名度，知名度的增加和消费者的熟悉，CASTEL具备了挟品牌而令诸侯的部分基础。
广东酒协常务副秘书长李唐认为，在品牌、渠道、消费者三者中，消费者的话语权越来越大。“随着消费者的成熟，渠道的霸主地位日渐受到威胁，于是借力品牌影响消费者就成为运营商的选择，CASTEL现象即使证明之一。”
毕度维总经理也曾向笔者表示“CASTEL在中国大陆逐渐完成了市场布局，CASTER兄弟公司上海办事处主要负责品牌维护和公关等，市场和终端交给10大品牌运营商负责。”
从2009年3月起，CASTEL上海办事处就相继在温州、广州等和经销商及媒体进行沟通见面会。“类似的活动会在浙江、江苏、四川等红酒消费成熟地区开展，主要是经销商、媒体见面沟通。条件成熟的地区也可以举办一些评鉴活动。”CASTEL上海办事处总经理助理殷凯表示。
虽然市场主要交给10大品牌运营商运作，但法国CASTEL兄弟公司的策略和泸州老窖、郎酒等白酒多品牌打天下的“群狼战术”颇为相似。“CASTEL将各个不同品种、不同价位段产品交给不同运营商操作，如上海建发操作玛茜、山东新宝真操作卡伯莱、深圳南宇投资操作瑞泰伯爵，每个运营商都有自己的强势区域。”殷凯也表示“中国地大物博，单个品牌运营商不能完全覆盖市场，多品牌打市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然而CASTEL的法国版群狼战术也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
第一：身份走光和品牌稀释危险
CASETEL品牌成名缘于和张裕的联手，当年，一脚跨进大陆市场的CASETEL默默无闻，聪明地选择了借力打力之道，张裕卡斯特中西合璧占位成功，一举成为当年200元以上高端红酒的代名词，极大提升了其品牌价值。
群狼战术的一大特点，就是在母品牌的统领下，众多子品牌占领不同价格带、渠道和区域，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营造声势和气氛，通过市场互动和震荡，共同做大市场。但是这要求母品牌不断得到维护和提升，同时子品牌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同作战。才能维护和提升品牌形象，否则，如果子品牌太多母品牌价值被快速稀释，各个子品牌之间又相互内斗，群狼战术很容易变成“群狗战术”。
随着CASTEL系列产品的引进，中档甚至低挡CASTEL数量猛增，CASTEL擦边产品开始大量出现。诸如“卡斯特伯爵”、“卡斯特夫人”遍地开花，CASTEL在消费者心目中，高端进口红酒形象逐渐褪色和模糊，进口酒文化的普及，国外红家供货商历史和渊源的逐渐清晰，CASETEL当年成名江湖的高端背景频频“走光”，逐渐为行业和经销商所了解。这犹如当年服装领域的“鳄鱼”、“梦特娇”，从当初的贵族化身蜕变为大路货，只用了短短几年时间。前车之鉴，CASTEL如果不注意维护提升，品牌价值面临贬值和稀释的窘境。
第二：商标之争隐患。
由于种种原因，中文“卡斯特”商标已经被上海卡斯特酒业公司投资人注册持有，市场上出现英文“CASTEL”和中文“卡斯特”同场竞技的局面。
宋河粮液广东分公司业务总经理李军表示：法国CASTER兄弟公司未能持有中文“卡斯特”商标，仿佛电脑系统开了一个后门。从认知的角度，绝大多数中国人对CASTEL和卡斯特是难以分清的，在商标归属认知含混背景下，CASTEL宣传和推广骑虎难下。不投入推广品牌，可能意味市场份额的损失和品牌知名度的下降；投入资金宣传品牌，弄得不好又为他人作嫁衣。
CASTEL上海办事处总经理助理殷凯表示，CASTEL在中国市场的品牌宣传和推广，都将以“城堡+葡萄”LOGO和“法国卡斯特兄弟公司”为诉求重点，通过消费者教育，让其认识到CASTEL葡萄酒的品质和文化，淡化商标认知模糊给消费者造成的混乱。
毕度维告诉笔者，随着10大品牌运营商的确定，法国CASTEL兄弟公司中国市场格局基本确立。法国CASTEL兄弟公司是一家历史悠久的家族企业，不会看重红酒短期贸易，对市场和品牌有长远的规划和安排。
1922年，荣家手握十二个粉厂，高峰时日产量超过七万包。生产的“兵船”牌面粉行销大江南北，在当时中国商业系统销售的面粉中占到了29%的总份额。同时，荣氏的棉纱企业也风光无限。
可仅仅20年前，荣家却穷到连办第一家粉厂的资本都凑不出，荣德生急得要走绝路。实际上荣家面临的绝境远不止这一次，荣氏集团的建立，几乎就是一部绝处逢生的历史。
一
创建荣氏家族企业的是兄弟俩，哥哥荣宗敬，弟弟荣德生。这对兄弟很有意思，他们无论形象还是性格都截然不同。
荣宗敬从13岁起就摸爬滚打于上海的十里洋场中，他整天西装革履，发蜡铮亮，一副大上海生意人派头。因为长期在金融界历练，荣宗敬深谙资本运作规律，勇于投机，敢负债经营，擅长把握住一切扩张机会，但多少有点以商业冒险为乐趣。
弟弟荣德生少年时期一直生活在父兄的卵翼之下，成长过程比较稳定，脾气要温和一些，长得慈眉善目，喜欢穿长衫，端紫砂壶，像个农家野老，做起事情来比哥哥要按部就班。对待钱财他更加保守，属于一个钱掰成几瓣花的人。
说起来，荣家崛起的最初基业保兴粉厂就是靠了兄弟二人共同努力才打开局面的。
荣家兄弟的父亲荣熙泰早年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小小的广生钱庄。荣熙泰去世后，荣宗敬留在上海打理钱庄，荣德生则应父亲老友之邀，南下广东去当了三河口厘金局总帐。
在广东，荣德生见识了外轮运进中国的机制面粉，他预料这种“质细色白”质量上乘的面粉必将取代土制面粉，萌生开办粉厂之意。1900年庚子国变之际，荣德生借口时局紧张，母亲催促，毅然离开收入不错的厘金局，回到无锡，打算兴办实业。
靠着荣宗敬透支储户存款，加上父亲的老朋友，厘金局前总办朱仲甫鼎立相助，兄弟俩凑齐资金购买了一套当时最便宜的，英国机器带法国石磨的洋粉机，着手建厂。可兄弟俩的事业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一番风顺。
一帮地方士绅状告荣家的保兴粉厂“擅将公田民地围入界中”，并指责粉厂的烟囱正对县城学馆，“破坏风水，有伤学风”，要求停办粉厂。好在当时的两江总督刘绅一是洋务派，支持地方搞实业，保兴粉厂这才得以最终建成投产。
虽然粉厂投产，可因风水一案荣家把当地士绅也得罪光了，麻烦果然不期而至。先是当地面馆、点心店宣称保兴出产的洋粉口感不如土粉，拒绝采用，而后更有人造谣说保兴厂的大烟囱是“用童男童女祭造才竖起来的”，说洋粉吃了会不消化，甚至说保兴粉有毒，某地某人已经吃死了云云。
谣言有多大力量不用多做解释，起码在涉及食品安全的问题上，恐怕多数人都是宁可信其有的。其结果是保兴粉在无锡当地基本断了销路，只能通过相熟的米面行掺在土粉里出售，价格比土粉还低。幸亏粉厂的副产品麦麸意外走俏，才勉强打成平手。
就在这时，刚刚起步，还没有走上正轨的荣氏企业遇到了第一次真正的危机。看粉厂不赚钱，朱仲甫打了退堂鼓，提出退股。万般无奈之下，荣德生到上海找有钱的族人和父亲的朋友求助。保兴这么一家小小粉厂，规模不大，经营也不好，自然吸引不了富豪们的兴趣，唯一有兴趣的祝兰舫打的也是吃掉保兴的主意，提出全盘收购。
好容易才把厂子办起来的荣德生当然不舍得就这么把自己的心血给卖了。可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更何况朱仲甫当初出的是一万五千元，荣德生拿不出这笔钱，只能找哥哥荣宗敬商量对策。
荣宗敬是在生意场上打滚的角色，对商业投资中的门道了如指掌。他太明白了，明着讲经营有问题，别人岂有不落井下石之理？只有反其道行之，让别人觉得你是财大气粗的土豪，才能搞到资金。马上就拿出主意：借着自家的钱庄经营不错，干脆宣布增资扩股，向外多招股份。
这招果然奏效，不仅原先执意独资买断的祝兰舫答应入股，还吸引了一个名叫张叔和的游乐场主。增资以后的保兴号改名茂新，为了打开销路，荣宗敬亲自出任了茂新号的批发经理。
荣宗敬敢把身家性命压在粉厂里，当然不是盲目的想投机。事实上他早就看准了，粉厂经营根本没有问题，唯一有问题的只是销路。南方人的主食以大米为主，面粉在南方卖不动再正常不过。长江以北才是粉厂真正的市场。
事情果然如他所料。茂新在北方的生意一炮打响，一个月就把积压的两万包面粉销售一空，次年二月趁日俄战争爆发的机会，三个月内就销出20万包。
二
荣家的生意越做越好，不仅茂新号增购新机器扩大产能，1905年，荣宗敬更是提出“吃着两头，再办一厂”，在上海兴办振新棉纱厂。荣氏商业王国初现端倪。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荣氏集团再次被天灾人祸推到破产边缘。
1908年，中国小麦歉收，价格上涨，外国商人看出商机，大批向中国出售面粉，机制面粉的价格反而下降。茂新的利润被严重压薄。刚好荣宗敬投资橡胶股票失手，连父亲留下的钱庄都搭进去了。原本他从国外定购了一批低价面粉，这批面粉到货，多少还有一线生机，可运送面粉的货船偏偏触礁沉没，彻底断了荣宗敬的希望。
屋漏偏逢连夜雨，先前向荣家订货的货主因为无法提货，把他给告了。他的账房先生眼看东家可能过不了这一关，干脆卷了剩下的现款逃跑。荣宗敬几乎被逼到走投无路。
虽然荣德生以田契和房契为抵押借来款项，帮哥哥续上了最关键的一口气。可毕竟这时候兄弟俩家底还不厚，荣德生借来的钱只能勉强吊住一条命，真想补上窟窿，还是得靠荣宗敬想办法。
这时候，荣宗敬再次显示了他敢冒险性格，欠的钱还不出来就干脆再借。以购买机器，扩大生产规模为由，荣宗敬向关系不错的聚生钱庄提出借款十二万。
这一招虽然是无奈之举，可也有精明的算计。外人不清楚兄弟俩的财政状况，看他们敢借钱买机器，肯定觉得两人还有本钱。而且小麦和面粉的价格不可能长期倒挂，只要熬过难关，粉厂总有恢复赢利的时候。要是不借钱周转，生意反而会因为资金链断裂就这么完了。
果然这次又被他料中，不久欧洲局势紧张，战争危机逼近，外国进口物资渐少，进口粉价上升，小麦的价格却随着丰收开始下降，粉厂逐步恢复赢利。棉纱厂的利润也渐渐增加，荣氏兄弟的生意越做越好。
就在茂新粉厂和申新纱厂都干得热火朝天，兄弟俩的生意蒸蒸日上的时候，又一次危机降临到两人头上。粉厂的销售经理和采购经理看面粉生意红火，动了单飞的心思，打算自己建厂。因为手头本钱不够，竟然向荣宗敬开口借钱。
手下员工想自己开厂跟老板唱对台戏，放在今天肯定被看成忘恩负义，这俩人不被老板骂一顿赶出去恐怕就算是客气的了，借钱更是门也没有。可精明的荣宗敬却从这件“坏事”中看到了新的商机。
他本就热衷于扩张，正在酝酿建设新厂，只是没有合适的厂址，手里资金也不够。听二人说厂址已经找好，二人也能凑出一部分资金，干脆提出，借钱不行，但可以合股办厂。荣氏兄弟各出一万元作为股本，另外还允许新厂使用茂新厂创下的品牌。新厂和茂新的销售和采购仍然由二人统一负责。
这两人本来一愁本钱不够，二愁新品牌打开销路不易，三也舍不得茂新的职位和收入，荣宗敬的提议对二人来说竟是一举三得的好事，双方当即一拍即合，很快，荣氏集团又一家明星企业福新粉厂建成投产。这之后，荣氏集团的发展走上了快行线。
1913年到1917年，荣宗敬在上海连收购带新建，连开六家粉厂，荣德生在无锡也又开了三家新厂。荣氏的棉纱生意也稳步扩张到四家。
三
荣宗敬敢以这么快的速度扩张，是因为深刻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利于实业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洲参战各国生产停顿，对各种物资的需求如饥似渴，几乎是中国生产什么他们就进口什么。荣家的兵船牌面粉借机远销到欧洲和南美，申新纱厂的生产规模也在三年时间里涨了三倍多，利润更是上涨了十倍。
到了文章开头所说的1922年，荣家兄弟已经成了全国著名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可就在这一年，荣家又经历了一次风云突变。
结束了战争的欧洲各国渐渐恢复生产，重回中国市场，出口市场萎缩，进口商品冲击价格，荣氏集团的利润严重滑坡。偏巧此时荣宗敬投资股票又失了手，一赔三百余万。虽然他四处奔走想借款救急，可各银行都觉得荣氏形势不妙不肯放贷，只有日本东京兴业株式会社同意借款三百五十万日元。
日本人的钱岂是那么好借的，不仅利息高，还狮子大开口，要求荣氏以申新的一、二、四三个厂的资产为抵押，同时还要让福新面粉公司做担保。打的算盘是不仅要吞并申新纱厂，连福新面粉公司也不放过。
借这笔钱简直就是饮鸩止渴，当时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就劝荣宗敬，哪怕卖掉几个厂自断一臂，也比还不出钱把整个荣氏赔进去强。荣宗敬却铁了心不肯认输，执意接受日本人的借款，而且答应了日本人提出的全部条件，只坚持一条：借的是日元，还的时候也还日元。
他拿整个荣氏集团进行的这次豪赌，最终还是赢了。外人可能认为他赢得侥幸，可事实上他敢放手一搏，就是因为深谙资本运作，看出一战结束后日本一样面临经济转型，日元肯定会下跌。果然如他所料，受五卅运动后反帝运动的影响，日元汇率直线下滑，让他轻轻松松如期还上了欠款。
到1934年，荣氏集团的纱锭占到了全国的20%，布机占到28%，粉厂的规模也占了全国的三分之一。荣氏集团旗下企业达到21家，成为当时全国首屈一指的民营企业集团。荣宗敬甚至敢放出豪言说：“当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四
从一天三百包的产量还愁卖不出的小厂，晋身为日产数万包供不应求的面粉大王，荣家兄弟只用了二十年。从办厂资金都凑不出的穷兄弟，发展到领跑全国的家族企业，兄弟俩也不过用了三十年而已。
放眼当时的中国，荣家兄弟投身实业时，比他们本钱厚、人脉广的比比皆是，这些人却鲜有能在历史上留名的。荣氏集团艰难前进的路上，也曾有比他们成功的先行者，比如以状元身份开办纱厂的张謇，可张謇也是惨淡收场。究其原因，跟荣氏兄弟相反相成的性格恐怕有很大关系。
据说张謇曾评价过，说自己的大生纱厂万事由自己一个人主持，难以持久，荣氏兄弟相互扶持，才能常保不败。
其实办企业的诀窍就在于此，众人能够形成合力，自然比一个人单打独斗强得多。想让众人形成合力，光靠豪言壮语和所谓的企业文化，起到的作用必然有限，只有众人利害攸关，才能保证大家有力往一处使。个性不同，能力各异的人走到一处，自然能取长补短，企业也就会常保不败。
乱中僵持
《南风窗》：叙利亚的内乱已经持续两年了，从最开始的抗议运动发展为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军事对抗，现在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和反对派武装分子似乎谁也扳不倒谁，他们之间的力量对比如何？总统巴沙尔最近仍然表示有信心赢得内战，他现在是在采用拖延战术直至2014年下台吗？
殷罡：巴沙尔现在就是要保住自己的合法性，他不能后退，否则叙利亚的局势将变得不可收拾，阿拉维派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实际上，西方和阿盟现在也不愿意让他，因为即便巴沙尔，谁也得不到叙利亚。
巴沙尔政权的反对派，一部分是流亡海外的知识精英，还有一部分是各个地方势力组成的武装团伙，形成了叙利亚自由军。但自由军不是一支完整的军队，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能够做到不同地区之间的呼应就不错了，还谈不上协调，基本上是各个武装团伙的孤立行动。政府军方面虽然有叛逃，但大部分核心留下了。阿拉维派控制了安全部门、空军以及最核心的部队，这些人作战能力非常强，而自由军并没有得到外部的大规模武力支持和武器援助，所以就形成了战场上的僵局。目前，政府军方面似乎越战越勇，他们可以抵抗住自由军或者其他反对派武装对一些地域的进攻，像北部城市阿勒颇，反对派打了几个月始终还是没有完整控制那个区域。
事实上，海外流亡的知识界和自由军是可以与政府进行对话的。真正在叙利亚制造恶性爆炸事件和起到颠覆作用的，恰恰不是他们，而是数以万计由外部渗透的宗教狂热分子和极端分子。开始的是来自伊拉克、约旦、利比亚这些地方，现在连车臣、阿富汗的某些宗教势力都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谁还说希望武力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就比较糊涂了。
《南风窗》：也就是说，现在叙利亚局势要比当年利比亚更为复杂？
殷罡：是的。叙利亚的局势要比当时的利比亚复杂得多。卡扎菲一方有雇佣军，反卡扎菲一方有外来官方势力，包括卡塔尔空军、北约空军，但是反卡扎菲的更多是利比亚人自己，情况还比较简单，但是叙利亚已经成为地区冲突、种族冲突和宗教冲突的混合体。巴沙尔和反对派之间不会轻易妥协，即便巴沙尔在某种国际势力的支持下可以和反对派联盟对话，从外部渗透的基地分子也不会参加这种对话，他们会颠覆对话结果。
《南风窗》：库尔德人在内战中好像左右摇摆，一开始保持中立，后来又参战。他们会是搅乱叙利亚局势的因素之一吗？巴沙尔政权和反对派对库尔德人分别是什么态度？
殷罡：反对派中有一部分是库尔德人，他们与自由军有所不同。自由军是逊尼派阿拉伯人反对什叶派中的阿拉维派的统治，而库尔德人是希望维持自己传统居住地的和平，不希望遭到任何一方的践踏。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居住在北部地区，与土耳其南部的库尔德人是跨边界的。叙利亚、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都有库尔德人。过去，叙利亚库尔德人的生存状况是最好的，待遇最公正，也没有发生反叛。在反巴沙尔的运动和对战中，库尔德人开始至少是保持中立的。现在，他们的处境比较微妙，库尔德人也有自己的上万人武装，他们要考虑在叙利亚的未来。因为，阿萨德家族待他们不薄，他们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占少数派的阿拉维派统治这个国家，这对他们是有利的。如果逊尼派阿拉伯人统治国家，未必对库尔德人有多好，但是阿拉维派现在前景不妙，所以他们又不敢与叙利亚自由军作对。库尔德地区实际上是巴沙尔和反对派双方都要收买的对象。只要库尔德人不卷入，叙利亚的冲突还是可控的。
土耳其也不希望叙利亚的库尔德势力在这场内乱中占便宜，否则就会造成对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鼓励。所以在和叙利亚北部交界的地方，土耳其处于一种纠结状态。而且，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实际领导巴尔扎尼也希望叙利亚的库尔德人牢牢控制自己的地盘，并且在将来的政治格局中有稳定的政治份额，这样对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有好处，等于变相有了一个出海口。
各方角力
《南风窗》：叙利亚现在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内部的对抗，还有区域斗争，某些外部势力都想对叙利亚施加影响，其未来的走势如何？
殷罡：阿拉维派勉强可以称为什叶派，它是伊斯兰什叶派、萨满教甚至还有基督教教义的混合体。阿拉维派在叙利亚掌权实际上是对逊尼派的一种惩罚。阿拉维派的人过去社会地位比较低下，都是仆人、长工，属于社会杂役阶层。上世纪20～40年代，法国对叙利亚进行委任统治，实行义务兵制，要求各家各户出兵源，于是地主让自己的长工去当兵、商人让仆人去当兵、富人让穷人去当兵。也就是说，逊尼派让阿拉维派去当兵。二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兴起，其思潮传入叙利亚，最先接受这种思潮的肯定是受压迫的人，而这些阿拉维派的青年当时恰恰掌握着军权，所以顺理成章地接管了这个国家，一直统治到现在。
阿拉维派内部也有分化和派系斗争，后来逐渐服从了阿萨德家族。阿萨德家族还是比较聪明的，他们意识到靠少数人不能统治多数人，于是和逊尼派的富豪、中产阶级结成联盟，阿拉维派的权势和逊尼派的资本结合，构成了阿萨德政权的骨架。比如说去年叛逃的塔拉斯，他是小阿萨德信任的逊尼派青年将领，他的父亲老塔拉斯又是老阿萨德信赖的军事强权人物。小阿萨德的妻子也是来自于逊尼派的一个大家族。
阿萨德政权高压统治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和穆斯林兄弟会之间的矛盾。上世纪80年代初，老阿萨德做出了一些社会改革，穆斯林兄弟会非常激烈地反对，穆斯林兄弟会曾经占领了哈马，处决了哈马的几百名复兴党官员。这招致了阿萨德家族的血腥报复，当时，小阿萨德的叔叔里法特·阿萨德率领的政府军围攻这个城市。根据反对派缴获的政府资料，哈马大屠杀至少造成了2.6万人死亡。因此，这个政权和穆斯林兄弟会有很深的仇恨。此后，穆斯林兄弟会几十万人流亡国外，现在已经繁殖到百万人以上。因此，阿萨德政权不得不保持一种高压统治，稍微一松，穆斯林兄弟会就会杀回来。
所以，叙利亚就是一个中东矛盾的集合体：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矛盾，逊尼派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德鲁兹人、什叶派中阿拉维派的矛盾。同时，叙利亚在法理上还和以色列处于战争状态，它的南部一小块领土还被以色列占领着。叙利亚的周边又是土耳其、约旦、以色列、黎巴嫩这些国家，地缘环境非常复杂。叙利亚刚发生内乱的时候，我就做出了一个判断，北约不会像对待利比亚那样出兵，出兵就是捅马蜂窝。叙利亚是最适合通过政治手段、街头压力实行渐进式政治变革的国家，但恰恰某些外部势力把它搞乱了。阿盟搞乱叙利亚的最初目的，就是一定要在叙利亚实现真正的逊尼派阿拉伯人主导，改变什叶派少数派统治的现状。这个现状本来是由冷战造成，但是通过暴力手段去改变就会变得不可收拾。
《南风窗》：叙利亚反对派的海外总部，土耳其有一个，现在埃及又有一个，两个有什么区别？土耳其和阿盟在叙问题上有重大分歧吗？
殷罡：自由军是受到土耳其庇护的。因为开展军事活动需要很好的地理条件，叙利亚自由军与土耳其关系很好，打了败仗可以退到土耳其，伤员也可以送到土耳其。但突厥人对于阿拉伯人来讲是一个异族，一般的阿拉伯人对土耳其人是警觉的。自由军在地理上不得不投靠土耳其，这使得一些阿拉伯人感到别扭。
而在埃及的是政治上的反对派，是非暴力的，他们不会把自己的活动基地放在土耳其，那样的话，他们觉得会成为阿拉伯人的叛徒。这部分人在叙利亚的奋斗目标就是恢复阿拉伯人的统治，所以他们一定要亲近阿拉伯，而不会把土耳其作为一个依靠对象。
土耳其和阿盟在叙利亚问题上当然是各打各的算盘。中东地区动荡以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一会去利比亚，一会去埃及，幻想着阿拉伯人会采用土耳其政教分离的现展模式，试图输出土耳其的影响，但都被顶了回去。所以现在土耳其处于一种防守的姿态，害怕阿萨德政权做困兽斗，冒险对土耳其实施打击。而且土耳其也不可能给自由军太大的支持，或者协助他们进攻，以免战火烧到土耳其。
在更迭阿萨德政权这个问题上，阿盟和土耳其是一致的。但是更迭之后怎么办，他们不可能一致。在中东地区，任何一场冲突都要观察4个主体民族之间关系的运动：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和犹太人。现在，4个主体民族都在叙利亚这个大舞台上表演。以色列轰炸它的军事研究中心；土耳其人支持自由军以发挥影响；伊朗革命卫队派出的秘密武装人员和黎巴嫩真主党渗透到叙利亚去挺巴沙尔政权，因为巴沙尔政权是伊朗苦心经营30年的中东什叶派联盟中的重要一环。
《南风窗》：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都想争夺埃及曾经在中东的老大地位，所以它们都希望能够通过影响叙利亚达到自己的目的，刚才您已经谈到了土耳其和伊朗的态度，那么沙特呢？
殷罡：沙特毫无疑问是想改变和影响叙利亚政局，让叙利亚成为一个真正的阿拉伯国家，所以支持叙利亚自由军。在“叙利亚之友”会议上，沙特是最早呼吁北约军事干预的，希望能够复制利比亚模式。在中俄否决了军事干预、北约又对军事干预迟疑的情况下，沙特很失望。它对叙利亚现在似乎有一种减少作为的趋势。
未来在何方？
《南风窗》：叙利亚未来会陷入一场长期的报复性教派战争吗？新体制的形成如何才能避免进一步的？
殷罡：陷入复仇性的教派战争可能会是长期的。面对这个问题，叙利亚和埃及的情况不一样，埃及的宗教势力穆斯林兄弟会经过了几十年的磨难，他们已经与时俱进到可以被纳入体系，而且这个国家有传统。但叙利亚显然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新的体制首先要恢复阿拉伯人逊尼派在叙利亚的应有的地位，同时给叙利亚的少数派阿拉维派和库尔德人、德鲁兹人平等公民权，不能搞复仇。其次就是清理外来武装分子，这些外来武装分子占到叙利亚战场活跃分子的至少20%。
《南风窗》：叙利亚的反对派一开始就以“埃及的今天是叙利亚的明天”作为口号，但是现在埃及也陷入混乱，穆尔西和司法界的矛盾也越来越深，这是为什么？“埃及的今天”对叙利亚有什么启示？
殷罡：尽管现在埃及执政的穆斯林兄弟会组建了政党，但背景还是宗教的。穆斯林兄弟会摘取了革命果实，想把埃及的宗教化程度提高一些。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人尤其是司法界反对穆尔西，主要是因为他犯了一个大错，发表宪法声明撤换总检察长。埃及的司法界一直是相对独立的，根据穆巴拉克时期的宪法，总统是没有权力撤换总检察长的，甚至没有权力确定，只能是总统提名、议会批准。而穆尔西上来比穆巴拉克还专权，这就让人们难以接受了，司法界当然不能答应。对于世俗派、基督徒也就是科普特人来讲，过去的萨达特时期，伊斯兰法仅仅是埃及宪法法律的来源之一，穆斯林兄弟会却把它改成了宪法的主要来源，强化伊斯兰教法，宗教化程度就进一步提高了，这些人也不干了。
穆尔西对宪法修订非常仓促。修宪的时候，埃及军方本来想在制宪委员会安插一些世俗派进去，但人数没有凑够，结果制定宪法的还是一些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新的宪法虽然限定了总统任期，似乎是限制了总统的权力，但还有许多没有说明的地方，比如政教关系、军队作用、妇女地位等等。这种情况下举行宪法公投肯定会招致不满，上街游行也就是必然的。穆尔西现在受夹板气，穆斯林兄弟会希望他成为一个强势的总统，而选民要求他公道，所以他在经济上不可能有很大作为。
埃及的变革由广场青年、自由派现代青年发动，是世俗的。全国都被卷了进来，最后掌握政权的不是变革的发动者，而是穆斯林兄弟会。也就是说，变革的初衷和结果是不一致的。埃及现在的混乱，说明全民运动的后患是很难收拾的。
《南风窗》：如果巴沙尔战败的话，国际社会会做出什么反应？
殷罡：观察叙利亚局势得看霍姆斯这个城市在谁的手里。大马士革、霍姆斯、阿勒颇这3个城市非常重要，如果政府军守不住阿勒颇，那么北部地区就成了叙利亚的班加西，现在政府军还在死扛。
拉塔基亚是阿拉维派的老巢，若大马士革守不住，巴沙尔会通过霍姆斯撤退到塔尔图斯、拉塔基亚沿海山区一带。拉塔基亚山区30到100公里的范围内，阿萨德政权用很多年构筑了很强的最后生存根据地，储存了足够30万阿拉维派精英使用的食品、弹药、水和医药，他们会在这一带顽抗。当内战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俄罗斯会百分之百出兵保护它在叙利亚的塔尔图斯海军基地、保护这个阿拉维派抵抗区。这种前景美国和法国都知道，真要想端巴沙尔老窝的话，俄罗斯肯定会干涉，所以它们不敢出兵。叙利亚与俄罗斯在地理上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战火不可能烧到俄罗斯本土，而俄罗斯舰队一旦控制了这个地区，谁敢跟它打？所以，叙利亚的局势是戏中有戏。熬到2014年是最好的办法，要减少伤亡，自由军就要就地停火，保持僵持是损失最小的。
临终给儿子们留下“鸿基永固”四字真言的新鸿基创始人郭得胜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往生之后，三兄弟立刻就将其训诫抛之脑后，上演如T V B剧情一般的家族内斗大戏。
3月底，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联兼董事总经理郭炳江（郭得胜二子）及郭炳联（郭得胜三子），与前香港政府二号人物――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因涉嫌贿赂同时被廉政公署拘捕。
有香港媒体评论，在香港这样一个由少数巨头控制房地产行业的弹丸之地，郭氏兄弟和政府官员因腐败共同受审，或将创下香港之最。要知道，这起案件涉及的当事双方，一方是自香港开埠以来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一方是前政府官员。
更有港媒爆料，兄弟二人被调查或缘起于同胞大哥郭炳湘的举报。爆料者言之凿凿：事发之后，郭炳湘通过发言人称对此事“不做评论”；同时，郭炳湘自2008年与两名胞弟决裂后，曾两度举报两个弟弟与许仕仁存在“利益输送”。
一场持续多年且剧情不断升级的豪门内斗大戏，让郭氏家族“力压”港岛财富圈，成为了长年不衰的话题。那么，郭氏三兄弟究竟会因为怎样的利益冲突而不顾血肉亲情？
洋货大王
得益于香港经济地位的迅速崛起，郭氏家族积累下万贯家财的过程只经历了两代人。
新鸿基的创始人郭得胜，1911年生于广东中山，读了几年私塾后，即随父亲做生意。那时候，郭氏族人大部分都做土、洋杂货的买卖，出入商界的郭得胜自然也不例外。受日本侵华战争的波及，郭得胜随父亲到了澳门，抗日战争胜利后举家迁往香港。
虽然，战后的香港满目疮痍，但年轻的郭得胜却坚信在这里能追逐到自己的梦想。
郭氏家族的传奇故事是从香港上环一间名为“鸿兴合记”的店铺展开的。其主营业务是批发工业原料、杂货。凭借郭得胜的踏实和勤奋，生意日渐兴隆，1952年改称“鸿昌”百货，专事洋货批发。后来，“鸿昌”的生意遍及国内各省，销售网点更远至东南亚，郭得胜“洋货大王”的称号就这样被叫响了。
靠着敏锐的商业嗅觉，郭得胜从二战后香港制造业的发展中看到了机会。随着服装等轻工行业的发展，市场对于拉链的需求很大。于是，通过周旋，郭得胜获得了日本“YKK”拉链在香港的独家权，并利用多年建立的零售网络，在东南亚各地推广该产品。洋货贸易让郭家的生意产生了质的飞跃。到20世纪60年代，鸿昌公司每年转手的货物价值超过千万港元。
从1958年开始，香港房地产行业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做熟了“小部件”生意的郭得胜决定玩一把“大买卖”。随即，他成立了“永业企业有限公司”，开发小项目，并用5年时间在业内扎了根。
1963年，为了进一步扩大版图，郭得胜联合冯景禧和李兆基，将公司重组为新鸿基实业有限公司，鏖战房地产市场。先是在20世纪60年代，郭得胜瞅准了制造业大发展的时机，大量建设工业厂房，这让新鸿基迅速站稳脚跟。随后，公司在香港率先推出分层出售和长年限的分期付款购房模式，大受欢迎。自此，新鸿基声名鹊起，郭、冯、李在地产界被称为“三剑侠”。
郭得胜胆识惊人。1967年，香港社会动荡，物业价格大幅下降，新鸿基“逆潮流而动”，大量购入土地，兴建大楼。待到1970年香港经济恢复，高价售出，让新鸿基获利颇丰。1972年，新鸿基地产在香港上市。公司当年实现盈利5142万港币，比预期利润高出50%。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三剑侠”分道扬镳，郭得胜将公司易名为新鸿基地产，亲任董事长。随后，伴随资产的迅速膨胀，新鸿基地产的业务开始涉及保险、财务、物业管理、交通运输等多个行业。
应对香港移民浪潮是最考验一个香港商人的商业眼光。郭得胜坚持：“除了在内地投资之外，新鸿基不会考虑将资金调往海外。”事实证明，他的判断让新鸿基再获发展。
1990年，郭得胜逝世。这时的新鸿基已成为市值达254亿港元的大型地产集团，与创办时相比，增长了63.5倍。
兄弟接班
郭得胜去世后，其长子郭炳湘出任集团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老二郭炳江、老三郭炳联则分别担任副主席兼董事、总经理。一时间，三兄弟并驾齐驱，拉动新鸿基继续一路狂奔。
在结束了野蛮发展之后，香港房地产市场日趋成熟。消费者对于住宅有了更高需求。三兄弟注意到了这一趋势，重点发力高品质住宅，并将主攻方向圈定在大型住宅和商业楼房方面。
1991年，半岛帝景园建成，首开香港豪宅之先河。借此，新鸿基还成为了香港最早在社区内修建功能完善的会所的开发商，一度引领了地产发展的潮流。
在商业地产方面，新鸿基的战略布局可圈可点。1992年，中环广场的竣工让新鸿基攀上了事业的又一高峰――它成为香港当年市值最大的地产公司。从1995年开始，新鸿基参与到香港最大的商业发展计划中，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等三座顶级酒店。2009年又建成环球贸易广场。这座高达490米的建筑，是香港第一、世界第三高楼，而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二期和香港中环广场分别占据香港高楼榜的二、三位。
与此同时，郭氏兄弟积极推进商场计划。通过运作，新鸿基获得了遍布香港50多家大型商厦的拥有权。2000年，新鸿基投标获得地铁九龙站的项目承建权，开始参与交通领域的建设。及至此时，郭氏家族的产业遍布地产、交通、电信等多个领域，拥有香港三号线、内河码头、机场空运中心和商用航空中心的专营权。
遵照父亲的意愿，三兄弟在内地加大了投资。在上海，开发了上海环贸广场；在广州，参与中国大酒店的项目；在北京，建设了新东安市场……新鸿基地产兴建的多个项目成为当地的地标性建筑，被誉为打造城市天际线的企业。截至2011年底，公司在内地的土地储备达853万平方米，包括778万平方米的发展中物业，土地储备中逾75%均为高级住宅或服务式公寓，其余为优质写字楼、商场及酒店。
经过郭氏兄弟近20年的经营，新鸿基的市值高达2000亿港币，资产比他们接班时增长了近8倍。
同根相煎
没有永远的感情，只有永远的利益。用这样的话形容亲兄弟间的感情，似乎有些残忍。
正当香港媒体用“一个人”来称呼郭氏三兄弟时，2008年5月27日，新鸿基董事局变动公告，委任郭氏三兄弟79岁的母亲郭邝肖卿为董事局主席，郭炳湘于即日转任非执行董事。两位弟弟引述自己安排的医学教授的诊断报告：郭炳湘患有“躁狂抑郁症”，不适合继续掌舵新鸿基。
这个“病”要从1997年震惊中外的一起绑架案说起。那一次，悍匪张子强在郭家豪宅大门外强行将郭炳湘掳走，禁锢于新界一间村屋内。被绑架期间，郭炳湘被困于小木箱中，遭受身体摧残。经过多方斡旋，郭家在支付6亿港元赎金后，郭炳湘被释。
虽然平安回家，但遭绑架的恐怖经历令郭炳湘身心重创，他亲口承认因被绑架而患上抑郁症，经过逾一年时间的治疗才康复。
在这场绑架案中，郭炳湘妻子李天颖的表现颇受郭家老太太郭邝肖卿的认可。而郭炳湘却与女商人唐锦馨关系暧昧。郭炳湘几次三番想让唐锦馨获得郭母认可，结果招致郭母反感。
此外，与两个胞弟的保守不同，郭炳湘在内地的投资战略颇为大胆激进，也是因为唐锦馨的“幕后”支持。藉此，郭炳湘试图藉此将她吸纳为新鸿基董事局的成员。这极大触动了郭母和两位胞弟的利益底线。日益积聚的利益矛盾终于迫使两兄弟与郭母，将大哥踢出局。
虽然尽力腾挪，无奈寡不敌众，郭炳湘的势力逐步被削弱。2008年10月4日，持有新鸿基地产42.09%股权的家族信托基金进行内部重组，将郭邝肖卿确定为基金全部受益人，郭炳湘则被排除在受益人的名单之外，再无翻身机会。
此后，郭炳湘更沦落到转战长实集团，给李嘉诚打工。2011年9月15日，郭母退休，郭炳江及郭炳联兄弟出任公司联，顺理成章得到新鸿基控制权。
自此，人人都以为香港“地产五虎”之一、与长江实业和恒基地产等齐名的新鸿基郭氏家族“兄弟阋墙”风波就此告一段落，没想到如今风波再起。两兄弟被调查之后的3月30日，新鸿基地产股价大跌，市值一天便蒸发约380亿港元，尽管有银行内部人士分析，新鸿基运营比较稳健，此次事件面临的风险不是很大。
有评论指出：东方人的家族信托基金均由财产授予人操控绝对话事权。由于郭母在家族中的地位毋庸置疑，得不到母亲的支持，郭炳湘难回新鸿基。因此，即便郭炳江、郭炳联陷入刑事拘控，郭炳湘复出的机会也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