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1 08:08:47
关键词： 大荒 荒怪 想象的政治地理 边缘与中心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0）
《红楼梦》这部120回的长篇巨著是如何开始叙述的？熟悉该书的人马上就会想到曹雪芹故弄玄虚般地安排的那个宇宙时空的极限场景：
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起？说来虽近荒唐，细玩深有趣味。却说那女娲氏炼石补天之时，于大荒山无稽崖炼成高十二丈、见方二十四丈的顽石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那娲皇只用了三万六千五百块，单单剩下一块未用，弃在青埂峰下。⑴（P1）
贾宝玉"红尘历劫"，来到人间富贵场温柔乡走一遭，他的终极来源却早自女娲补天之际，也就是所谓开辟之地之初。他的终极出处被曹雪芹确认为"大荒山无稽崖"，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呢？用现代人的语汇来说，那就是远在天边、无从稽考的地方。何以见得？脂砚斋给《红楼梦》一书的前身《石头记》所加的批语中说。
大荒山，荒唐也；无稽崖无稽也。⑵（P4）
从"大荒山""无稽崖"的具体意象，到"荒唐""无稽"抽象判断，表现出隐喻的功能转换原理："隐喻不仅是文学想象和修辞之工具，而且也是制约着个人思想行为的价值观念。"⑶（P3）《庄子?天下篇》自述庄周的著述风格时曾用"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来形容。看来特别喜好庄子的曹雪芹是有意套用庄周的措辞来为他笔下主人公的出身做出欲露故藏的交待，同时也为他这部"满纸荒唐言"的世情小说张本。用他自己的话说："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起？说来虽近荒唐，细玩深有趣味。"脂评："自占地步。自首荒唐，妙！"
"荒唐无稽"看起来不可追究，但实际上都还是各有出处的。确切言之，《山海经》中的《大荒经》早已为大荒山提供了想象的原型；而《尚书?大禹谟》中"无稽之言勿听"的训戒则给庄子的"无端崖"和曹雪芹的"无稽崖"乃至庄子的"无何有之乡"、"无极之野"、"芴漠无形"等预设了"禁果"及破禁的逆反冲动。
弗莱指出："如果我们不承认把一首诗同另一首的诗联系起来的文学意象中的原型的或传统的因素，那么从单一的文学阅读中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系统性的思想训练的。．．．．把我们所遇到的意象扩展延伸到文学的传统原型中去，这乃是我们所有阅读活动中无意识地发生的心理过程。一个象海洋或荒原这样的象征不会只停留在康拉德或哈代那里：它注定要把许多作品扩展到作为整体的文学的原型性象征中去。白鲸不会滞留在麦尔维尔的小说里：它被吸收到我们自《旧约》以来关于海中怪兽和深渊之龙的想象性经验中去了。"⑷（P153－154）本着这种从整体考察局部的批评原理，曹雪芹笔下的大荒山意象只有还原到中国文学传统中对荒远渺茫的想象经验中去，方可得到透彻的解析。在这方面，具有本源性和奠基性的一部古书就是《山海经》。
《山海经》是上古典籍中唯一的以"荒"为其篇名的书，也是"大荒山"意象的最早出处。《山海经?大荒西经》云：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是颛顼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是谓大荒之野。⑸(P413)
在这短短的数十字中就出现了三种以"荒"为名的意象：大荒、大荒之山和三面一臂的神人大荒之野。先看"大荒"，这并不是专用的地名，而是泛称边远荒凉之地。《大荒东经》也说"东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左思《吴都赋》沿用此意象："出乎大荒之中，行乎东极之外。"刘逵注："大荒，海外也。"这一意义的"荒"又可加上指示方位的定语，称作"四荒"或"八荒"。
《楚辞》是《山海经》以外最多言及"荒"之意象的先秦古书。《离骚》中云："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朱熹注四荒云："四方绝远之国"。看来"荒"的想象同距离感有一定关系。空间上的"绝远"是"荒"的条件。那么，究竟远到何种程度呢？《大荒西经》所说的"日月所入"和《大荒东经》所说的"日月所出"透露了答案：远到空间上不能再远的地方。古人相信太阳月亮的出入之处在天地交界的东极西极，那也是想象中世界的最边缘处。《尔雅?释地》讲到四荒的所在：
觚竹、北户、西玉母、日下，谓之四荒。
这是中原人心目中四方荒远之地。觚竹即孤竹，相传为北方山戎所居之地。北户在极远的南方。《淮南子?地形训》又称作"反户"。高诱注："在向日之南，皆为北向户，故反其户也。"旧说以为指日南郡，在今越南中部。但是开北户以向太阳的情况在越南见不到，倒是南半球的典型现象。可知古人已隐约知道遥远的南方太阳北行的事实。西玉母是神话中的女神，又是西海远荒之国名。日下指东方古国。邢疏："日下者，谓日所出处其下之国也。"太阳出处之国，神话想象中的扶桑国。郑樵认为"日下即日本"，有关四荒的认识在《尔雅》这部字典及其注解中大致就这么多。除了几个神秘莫测的国名以外，实际上什么也不了解。再看《山海经》的《荒经》部分，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里不仅有关于四荒的具置的坐标说明，还详细描述了各荒远之地的国家特点，民俗与物产情况，这些内容大部分都很难在其它古书中找到，因而更显得稀奇和宝贵。可以说，如果没有《山海经》对四荒的叙述，中国文学想象中的荒远空间的构成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反过来说，《山海经》的《大荒四经》基本上奠定了汉语文化共同体有关非"中国"部分的远方世界的想象图景。从《博物志》、《神异经》、《列子》到《西游记》，此种荒远世界的景象虽然有所发展有所增补，但其怪异，凶险或者奇妙的表现特征却同《山海经》如出一辙。
为什么荒远就会怪异呢？这和人的认识局限有关。大凡不易了解的事物就容易在想象中怪异化，而司空见惯的近处事物则不会如此。汉语中的"古怪"这个词表明：时间上的远距离"古"会导致怪异化的主观反应，《吕氏春秋》引《商书》云："五世之庙，可以观怪。"而"荒怪"这个词则暗示着空间上的远距离同样会引起类似的心理反应。俗语中所说的"少见多怪"，良有以也。坡诗《次韵孙职方苍悟山》："苍梧奇事岂虚传，荒怪还须问子年。"后世大凡怪异荒唐、查无实据之事皆可称荒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二篇云："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怪，诞而不情。"此类荒诞不近情理之事物的渊薮，毫无疑问当推《山海经》。《山海经》的"大荒四经"中不仅将空间上的荒远怪异详加表述，而且同时穿插着时间上的荒古遥远之叙述，那就是一系列关于神圣祖先、帝王世系的传说。仅以《大荒东经》为例：
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⑸（P338）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中容人食兽、木实，使四鸟：豹、虎、熊、?。⑸（P344）
．．．．．有司幽之国。帝俊生晏龙，晏龙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食黍，食兽，是使四鸟。⑸（P346）
有白民之国。帝俊生帝鸿，帝鸿生白民，白民销姓，黍食，使四鸟：虎、豹、熊、?。⑸（P347）
有黑齿之国。帝俊生黑齿，姜姓，黍食，使四鸟。⑸（P348）
东海三诸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黄帝生禺?，禺?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处东海，是为海神。⑸（P350）
有困民国，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W牛。有易杀王亥、取?W牛。河念有易，有易潜出，为国于兽，方食之，名曰摇民。帝舜生戏，戏生摇民。⑸（P351）
从《大荒东经》的上述引文中可知，少昊、帝俊、黄帝、王亥四位神祖的世系被安排在荒远空间的描述中。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后世之人关于"荒古"事件的追忆往往带有神圣的意义。而任何类似乌托邦的美妙奇异幻想总要在世俗居住区以外的遥远地方寻找非现实性的空间。充满神秘色彩的"大荒"自然成了祖先神们出演的舞台。李丰??壬?赋觯?《山海经》保存在大荒经、海内经的记录方式，是每个民族常见的口传文学的传播方式：不论是历史悠久进入文明社会的民族，像埃及、巴比伦、或现在仍散见于世界各地而犹无文字记录的待开发民族，像澳洲、非洲土著，他们都多少保存了自己的部族如何创业、成立的古老传说，虽然有些已被记录在简册中，成为各民族的圣史（Sacred history），但最早期，都是利用十口相传的方式，叙述自己种族的来源，以及祖先创业的丰功伟绩。这些圣绩都是各民族文化的根，标示着民族成长的艰辛历程。大荒经、海内经就是其中一部分中华民族的圣史。"⑹(P96－97) 从黄帝为华夏民族共祖，帝俊和王亥为商代信仰的祖先神，少昊为远古信仰中的白帝和百鸟之神等情况看，《大荒经》中有关"荒古"帝系的追述显然旨在同现实社会的空间相区别，使"圣"与"俗"的划分获得空间尺度上的基准。诸如帝喾、尧、舜、?、禹、伏羲、女娲、炎帝等其它见于《山海经》的古帝王事迹，亦可作如是观。
然而，无论是时间上的"荒古"，还是空间上的荒远，都难免在世俗理性的观照之下呈现为"荒怪"或"荒唐"的一面。尤其是以儒家理性主义为代表的正统思想，更加不能容忍怪力乱神现象的流传。《荀子?正名》云："无稽之言，君子慎之。"《中庸》亦云："戒慎乎，其所不?；恐惧乎，其所不闻。"正是在这种正统意识的制约下，吾国第一部通史的作者司马迁竟然也不敢正视《山海经》中记载的上古圣史素材。他在《史记》中追溯民族文化根源，作首篇《五帝本纪》，基本按照儒家传播的古史体系来展开叙述。篇后太史公曰：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⑺(《史记?五帝本纪》)
司马迁超出孔子孟子等儒家圣人之处在于，儒书中只讲尧舜，"荒古"之事被视为无稽；而他却从民间大量传闻中注意到比尧舜更早的黄帝，从各种"不雅驯"的说法中精心选择出"其言尤雅者"，写进了《史记》。但除此之外，如伏羲，女娲等更古的传说中帝王神祖，就一概按儒家的"戒慎"标准，排斥在正史叙述以外了。在《史记?大宛传》后的太史公曰中，司马迁不仅明确表示他看到过《山海经》这部书，还公开表明他对此书不信任的态度：
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⑺（《史记?大宛传》）
司马迁不敢正视《山海经》，因为其内容"怪"。挪用荀子的话作解释，就是"无稽之言，君子慎之。"与"荒"有关的东西，大都属于无稽，"荒怪"一词的出现，实非偶然。而"荒诞"与"怪诞"等近义词所构成的语义场，大致勾划出儒家理性主义所指认的谈论。殊不知，"怪"与"圣"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微妙。"不语怪"的戒条难免把《荒经》中的民族口传圣史殆尽。见闻广博，行万里路的司马迁尚且如此，惶论后世之俗儒。
道家则反其道而行之。《庄子》开篇就以《逍遥游》中的无稽之谈为"怪"翻案，在陈述了鲲鹏变化的神话后，专门交待"无稽"之言的"有稽"出处："《齐谐》者，志怪者也。"难怪后世儒者把《庄子》和《山海经》视为同类，更将后者称为"古今语怪之祖"。由此形成的对抗儒家理性话语的悠久传统，给了上自屈原、李白，下至蒲松龄、曹雪芹们历代文人驰骋幻想，寄托叛逆情怀的灵感之源。《荒经》及其所标榜的"荒"之理念，就这样同其对立面--中心的观念相互依存，为一切试图反叛或挑战中心价值的非正统言论提供着空间背景。怪不得生来就与儒家四书五经格格不入的贾府公子宝玉会走上叛逆之途，因为他的终极来源便是"大荒山无稽崖"。
荒远与中央的空间对立还具有另外一层文化蕴含，那就以怪异荒诞来打破人们习以为常的世俗秩序的合法性，为超越和创新的思想提供契机。因为对荒怪事物的关注必然会引发人们对熟悉的现存事物的反思，产生某种"陌生化的效果。而这种空间转换和价值转换最有利于观念上的去蔽和更新。符号学家指出：
．．．．在每个世界中，事情的发生都遵照那个世界的文化代码，所以可以预料－因而不是"新的"。与此相反，如果进入别的世界，这不论对原属的世界，还是对要进入的世界，都会见到无法预料的事，会导致打破以往的秩序。⑻（P168）
同样的道理还可以通过"中心"与"边缘"的对立范畴来加以说明："中心"的秩序化是完整的和稳定的，而"边缘"的秩序化则是不完整和不稳定的。"中心"由于受完整的代码控制而处于优势状态；"边缘"则由于脱离代码或无法编码而呈现为"异化"状态。"中心"并不能发生什么"新的"的事情，倾向于沉闷呆滞；而"边缘"则是新生事物产生的地方，呈现出一种活泼的状况。两者之间的对立产生出张力："中心"意欲扩展自己的秩序而排除"边缘"，"边缘"则寻找秩序的缝隙而威胁"中心"。 ⑻（P169）由此不难理解，正统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文化代码系统为何要选择"荒"、"诞"、"怪"、"异"这样一些代表"边缘性""异端性"的语汇来为"王化之外"的空间和事物命名⑼。
与《山海经》中的"大荒"概念相对应，上古社会统治阶层的权力话语还特别炮制出"五服说"中的"荒服"。"五服说"首见《尚书?禹贡》，把天下划分为由中心向外展开了五种空间层次，分别叫做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这里的"服"是什么意思呢？古代注家以为："服，事也。"外层空间如同众星拱月一般服事着中央的统治。更加简捷明快的理解是把"五服"之"服"看作是"辟土服远"之"服"，也就是统治向外拓展，一层层地确立其征服者权威。"荒服"作为最外层的政治空间。《禹贡》传说为大禹所作，正如《山海经》传为禹、益所作。但是学者们发现，夏朝时中国尚未有五服制、只有所谓九州制。《禹贡》的大部分篇幅是讲九州制的，突然插入一段有关五服制的议论，可能是后代人添加进去的。⑽（P1-19）王成组先生说："五服一段，另外提供一种依据距离远近而改变赋制和政治影响减弱的地带观念。从孔子在拟订政治规划的角度来估量五服的差异性和九州的相似性显然有矛盾。五服的作用主要表明他意识到在政治文化方面必然会受到距离远近的影响。"⑾（P8）这就把五服说的发明权归属到儒家圣人孔子那里去了。我们当然不必认同这一看法。从"辟土服远"的权力话语要求着眼，可以把五服说以及随之而来的九服说看成是标准的"政治地理"观念。如果说九州的划分还只是对天下领土的一种数字单位式的分类，那么五服或九服的划分则更加明确地体现了王政教化征服边远异族的政治意图。此种意图在后起的九服说中可以看得更为分明。《周礼?夏官?职方氏》云：
乃辨九服之邦国：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为卫服，又其外方
五百里为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藩服。⑿（P2684）
从处于九服之外层的蛮、夷、藩这些名目看，显然是中央帝国对边远民族的习用蔑称；而"卫"与"镇"之类的名目则毫不掩饰地流露着文化冲突所导致的政治的、军事的意蕴，已根本不是纯粹空间划分意义上的地理概念。人类学者曼革纳若（Marc Manganaro）指出：当代批评理论和社会理论中的"权力""他者"概念，特别是由福柯、萨伊德和托多洛夫等人所做的理论化阐述，给人类学及其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带来相当的振动。此类研究表明，对另一种文化提出解释的是此文化中隐含的权力，它足以对所解释的对象实施改造和重构，创制出符合其话语的需要的另一种版本的他者形象，如蛮夷戎狄之类，随便你怎么称呼。⒀（P2）
"荒服"、"蛮服"、"夷服"一类术语的出现，一方面体现着中央帝国霸权话语对边远异族人的他者化改造；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要征服和控制这些地区的人民和物产，使之臣服于中央政治的意图。《国语?周语上》记祭公谋父之言曰："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这是对五服制的解释。顾颉刚先生分析后二服说：把"夷蛮"与"戎狄"区别为要服和荒服，原因在于，夷蛮虽不是前代王族，但久居中原，其文化程度已高，只由于同新王室关系较疏，所以被排斥在华夏的行列之外。要服之名表示自我约束。戎狄者，未受中原文化陶冶之外族，性情强悍，时时入寇，故谓之荒服。荒，犹远也。⑽（P2）
将五服说中的"荒服"同《山海经》的"大荒"观念对比，后者较少带有政治军事的霸权意味，更多地表现出对远方异国的神奇化和神圣化，尤其是将华夏民族的祖先神谱系大量穿插在大荒的地理叙述中时。这是特别值得研究者关注的一点。尽管从地理学史的观点看，人们惯于把《山海经》和《禹贡》视为同类著作，但是以上的观念分析表明二者在思想渊源上有着重大差别。透过这种差别，有助于审视《山海经》成书背景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若即若离关系。
"荒"不仅同象征社会秩序的"中央"相对立，而且还同文明社会所崇尚的若干正面价值相对立，成为某种负面价值的编码符号。如"荒淫"、"荒废"、"荒乱"、"荒亡"、"荒失"、"荒昧"、"荒色"、"荒恣"、"荒耽"、"荒疏"、"荒宁"等等。《孟子?梁惠王下》云："从兽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这是儒家话语中从道德贬义上对"荒"的一种较早的解说。《周书?谥法》则有"好乐怠政曰荒"一说。《诗经?唐风?蟋蟀》笺："荒，废乱也。"《淮南子?主术训》注："荒，乱也。"贾谊《新书?道术》提出另一种道德贬义的解说：
以人自观谓之度，反度为妄，以己量人谓之恕，反恕为荒。
这样，"荒"与"妄"相呼应，成为"度"和"恕"等道德品质的反面了。围绕着"荒"概念的这些语义层面虽然有别于标示空间之远距离的"大荒"，但是由此构成的语义相关性仍然是文化编码中值得分辨的现象。当西方人用英文中的"荒原"之"荒"来对译《山海经》中的"大荒"概念时，古汉语语义场中的原有张力结构也就基本上破遮蔽住了。约翰?希夫勒(John Wm. Schiffeler)著《山海经中的传说生物》一书，便用Classic of the Great Wilderness来意译《大荒经》，并注解道：大荒指四海之外的"空无"（emptiness）。四海指文明人居住的世界，而大荒则在文明界域之外，被看作是一种"文化的荒漠"（cultural wilderness）。⒁(PVI) 希夫勒注意到"荒"所蕴含的文化意义，但毕竟无法在西文中找到与之吻合对应的词。因为脱离了上古华夏文化中儒道对峙的观念背景，诸如"荒"、"荒唐"、"荒怪"一类语词是无法得到透彻理解的。另一位西方学者亨瑞提?默子（Henriette Mertz）在《淡墨：中国探索美洲的两个古老记录》一书中提到《山海经》的《大荒东经》，英译名为The Great Eastern Waste, ⒂（P142）以"荒地"之"荒"来译大荒之"荒"，同样难免传达中的遮蔽效应。日本神话学家松田稔对比分析《大荒四经》与《海外四经》的异同点，认为清代注释家毕沅提出的《荒经》为《海外经》注释的观点不无合理性，并进而指出二者中都存在对绘画的文字化叙述现象。如大荒经总计事项128项中，绘画的叙述有16项。⒃
这使我们注意到与"荒"相应的想象图景。
森林，尤其是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通常会成为民间想象中"荒"的典型代表。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大量神话和童话故事都讲到这种陌生的、险恶的森林背景。"在这些作品中森林是邪恶的化身，是凶兆，是危险的，无法控制的。应该回避或赶快穿过森林和荒野，还要对它们表示敬畏并以听天由命的方式加以接受。红衣小骑士胡德匆匆穿过森林，一路上都在发抖，汉瑟尔和格里特尔遭到一个森林巫婆的。许多故事都反映出人屈从于中世纪时期的黑暗，阴郁、不祥和危险的森林。"⒄(P25) 至于是什么原因使森林如此显得可怕，从神话中得到的线索是：那里往往是恶魔、妖怪，凶兽栖息和出没的地方。
美国学者纳什(R.Nash)在《荒野与美国人的心理》一书中将西方民间想象中的可怖森林上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神话观念：古希腊神话提到森林之主潘神（Pan），他"被描绘成长着羊腿、羊耳、羊尾巴和人身的形象。他兼有粗野的和无穷尽的玩耍精力。必须穿越森林或大山的希腊人都怕遇上潘神。英语’惊恐’（Panic）一词就起源于过路人在荒野中听到奇怪的叫声时产生的恐惧，他们认为叫声意味着潘神的来临。与潘神有关的是一帮森林之神的一群性情凶恶的羊人，专事饮酒、跳舞和淫欲．．．．根据希腊民间传说，森林之神强抢女人，掳走敢于进入他们的荒野魔窟的孩子。森林之神和半人半马怪集希腊森林精灵于一身。这些半人半马怪有人的头和躯干以及马的身体、腿和尾巴。"⒅(P11)
在早于古希腊神话2千多年的苏美尔神话中，森林妖怪的母题已经存在了。如果从文化传播源流的意义上看，苏美尔、巴比伦为代表的西亚两河流域上古幻想中的恐怖森林或可视为欧洲文学上此类母题的原型。在根据苏美尔神话改编的巴比伦英雄史诗《吉尔伽美什》中，写到一位隐匿于杉树林中的可怕妖怪芬巴巴：
为了把那杉林守护，
恩利尔让他形成人间的恐怖。
芬巴巴的吼声就是洪水，他嘴一张就把火吐，
他一口气，人就一命呜呼。
森林里[六十比尔远的野牛吼叫]，他都听得清楚。
那森林谁敢擅入！⒆(P36)
在这里，森林同城邦社会形成空间的对立。
比较神话学家齐默尔（Heinrich Zimmer）指出：与房屋、城市和耕地这一类安全的地方相对，森林成了所有的凶险、妖魔、致人和病症之所在。也正因为这样，祭拜神灵的首选自然场所中就有森林，祭品则常常悬挂在树上。⒇(P112)日本学者伊藤清司也同意用这种二元划分的空间观来看待《山海经》，认为它主要表现的是与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农业文明相对的"蛮荒野生的空间"。前者可称为"内部世界"，后者则为"外部世界"，它构成文明社会的空间。
在这个"内部世界"的，是莽莽苍苍的森林和泽薮，死一般寂静，即使在白天也十分阴森可怖。在那无边无际的原野的尽头，则耸立着云遮雾罩的山岳。在这个陌生、恐怖、蛮荒的世界里，野兽猛禽横行，蝮蛇猖獗。对这个世界，《淮南子》描述为："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所以，在当时人们的观念里，"外部世界"是一个充满危险的"负的空间"。[21]（P1-2）
作为"负空间"而存在的"大荒"或"海外"的想象图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衬"正空间"的价值和秩序，引导人们的自我认同方向，就象趋利避害一样自然地归顺于"内部世界"。
然而，森林、荒野作为负空间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文明对立面，在相互转化的意义上，它可以经过人为的开垦、驯化而变成正空间的边缘部分。"捍卫领土边缘的有效性可使整个领土成为比较紧密和巩固的地域单元；领土内可生存人口数的增长或导致对领土内的完全控制，或导致向领土外的扩张，抑或两者兼有。因此，任何重大的文化进步终将引起文化群体对领土单元的重新定义．．．文化群体中发生的文化演变也会造成领土分布格局的改观。就总体而言，从森林走向草原，又从草原走向荒漠，人类领土范围逐渐扩大并与文化演进的步伐一致。" [22]（P83）从这一层意义上看，正因为有"荒"的存在，才不断激发人类"开荒""垦荒""辟荒"的文化行为。从往古的"大荒"幻境到今日现实中的开垦"北大荒"，中国人关于"荒"的文化想象如何伴随着文明和理性的增长而变得"祛魅化"，于此可知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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⒇参看J. E. Cirlot, A Dictionary of Symbols,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ack Sage, New York，Philosophy Books, 1971.
[21] [日]伊藤清司.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M].刘晔原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
中国北方荒漠区主要位于西北内陆河流域、黄河流域及内蒙古高原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分属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宁夏、陕西、山西、河北等省和自治区,面积约34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的35％。中国北方荒漠区降水稀少,时空分配极不均匀,不合理的土地资源利用导致生态与环境剧烈退化,是我国北方和东北亚地区的主要沙尘源地。生态与环境建设是该区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研究荒漠区降水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变化趋势对荒漠地区退化生态系统植被的保护与恢复,区域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论文利用我国北方荒漠区35个典型气象站1955年至2005年的月降水资料,对我国北方荒漠区降水分异规律及其丰枯变化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利用中国科学院阜康荒漠生态站设在新疆三工河流域的降雨量观测网2007年5-8月降雨资料,对西北内陆干旱区山地-绿洲-荒漠系统(MODS)降水的空间变异特征进行了分析。
主要结论如下：
1.在北方荒漠区降水时空变异方面,近50年来,我国北方荒漠区降水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呈现出较大的变异性。预计未来,春、夏季降水将增多,冬季降水逐渐减少,年降水有增加趋势；降水年增幅较大的地区由内蒙古东部逐渐向西北偏移。存在5年、9年及准14年主周期,突变点分别位于1963、1988、1996和2001年；1988年以来降水以9年及14年周期为主。降水空间分布格局以“相间复杂”型和“东西相反”型(对北方荒漠区降水空间总体变化贡献率分别为35.8％和20.4％)为主,且新疆地区对北方荒漠区降水波动影响最大(对总体变化方差贡献为70.4％)。“相间复杂”型表征北方荒漠区受局部区域天气系统影响较大：“东西相反”型显示降水变化趋势自西向东依次减弱,西部有向暖湿变化中部地区趋于暖干而东部地区趋于干旱的可能。
2.在北方荒漠区降水时空变化趋势方面,各地单独丰水年的概率要高于单独枯水年,而发生连枯年的概率则高于连丰年；极端干旱区和干旱区的降水有增加趋势的地区概率分别为83％和70％,而半干旱地区降水有明显减少趋势的概率为58％。地处干旱区的新疆、青海及甘肃等地区降水将会增加,而地处半干旱区的内蒙古东部等地降水将会减少,降水年内分配的差异将变缓；北方荒漠区的西部和东部降水年际波动呈增加趋势,中部地区波动有变缓的趋势。变化范围在15％～78％之间,其中,新疆南部和青海的年际变化最大,大部分地区在变差系数40％以上,内蒙古地区相对平稳为28％左右。
3.在内陆干旱区MODS的降水时空变异方面,应用EOF及REOF法、地统计学方法分析三工河流域雨量观测网数据。结果表明：依据0-30km、30-60km及60-150km处的三个荷载区段,与三工河流域山地、绿洲及荒漠等3个不同景观的地貌单元南北距离吻合；降水增幅自山地、绿洲、荒漠依次减小；山区降水变异函数符合高斯模型,绿洲区降水变异函数符合球状模型,荒漠区降水变异函数各月模型不同。在研究尺度下由随机因素引起的降水空间异质性仅占总空间异质性的0％-9.57％,以空间自相关引起的空间异质性为主。基于各地各时段基台值、分维数及变程等特征参数变化,判定绿洲区的降水空间变异性最大,山地次之,沙漠区最小；各地貌单元降雨的空间各向异性不显著。就全流域而言,6月份降水空间异质性最为显著,8月空间变化最小,这与变异系数相吻合；降雨在南北方向(0°)和东南-西北方向(135°)变异性最强。
《山海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一部百科全书，保存了大量原始神话，而其中的洪水神话流传已久，在当今社会闪烁着它独特的魅力。这些洪水神话大致分为共工的洪水成因神话、相柳发洪水、鲧禹治水、应龙相助发洪水四种类型。通过对洪水神话故事的分析，再把考古资料、其他文献资料及地理知识加以佐证，我们可以发现某些洪水神话是真实存在的。并且，这些洪水神话在当代还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文化、精神、科学、民俗等价值。
关键词：《山海经》；洪水神话；当代价值
一、《山海经》中的洪水神话
《山海经》中的洪水神话具有浓厚的奇异性、幻想性，但从另一方面看，它们也是历史的影子。我们将神话看作是古代人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带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自我诠释，是对神秘自然现象的主观解释和自由想象。我们把《山海经》中的洪水神话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关于共工的洪水成因神话。《山海经・大荒北经》：“共工之臣相繇，九首蛇身自环，食于九土，其所所尼，即为源泽。不辛乃苦，百兽莫能处。禹湮没水，杀相繇，其血腥臭，不可生谷。其地多水，不可居也。” [1]p489鳐从外貌看是一个凶猛的怪兽形象怪物，它有着强大的本领，使得百姓不能正常生活。而在《山海经・海外北经》中也有记载“共工之臣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 [4]p279我们大胆假设相柳就是相繇，当时爆发大洪水是由于巨大的九头怪相柳凭借自己的本事四处作恶，被禹杀死，而带来的洪水灾害。而相柳是共工的臣子。《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有系昆之山者，有共工之台，射者不敢北射。” [4]p295共工居住的地方连涉猎者都不敢往前，可见在先民眼里，共工也是凶恶的。以上论述都说明了共工与洪水有莫大的关系。
（二）治水神话故事。《山海经・海内经》是这样记载的：“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岛。” [4]p536大禹除了继承了其父的遗志，成功治理了洪水。还杀死了作恶多端的相柳使地可以播种谷物。如《山海经・大荒南经》记：“大荒之中，有山名巧涂之山，青水穷焉。有云雨之山，禹攻云雨”。 [4]p432-433《大荒北经》“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池，群帝是以为台。” [4]p489除鲧禹治水外，还有治水英雄河伯，《山海经・海内北经》：“ 从极之渊深三百仞，维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两龙。一曰忠极之渊。” [4]p349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黄河水神，河伯原名冯夷，也作“冰夷”。在先秦古籍《尸子》中有一个河伯帮大禹治水的故事，“禹理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鱼身出，约‘吾河精也’。授于河图，而还于渊中。” [2]河伯献河图给大禹，大禹依此治水成功，间接来说，河伯也是功不可没。
（三）应龙相助发洪水。《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
尤。” [4]p491应龙在蚩尤之战的关键时候蓄积洪水，使黄帝化被动为主动，应龙除了帮助黄帝杀了蚩尤，并且还杀了夸父。《山海经・大荒北经》：“应龙已杀蚩尤，又杀夸父，乃去南方处之，故南方多雨。” [4]p480-491综上所述可推断南方的洪水灾害或许与应龙有关。
二、洪水神话后延分析
把《山海经》中这些洪水神话故事与某些历史文献性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在时间、地点、人物、内容上都有或多或少的重叠。如关于大洪水的起因，《淮南子・天文训》记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3]而《史记・司马祯补三皇本纪》记载：“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 [4]从这些史料都认为洪水神话的成因是共工争权怒撞不周山的。这与《山海经》中洪水神话有着极为相似的地方。而鲧禹治水神话在《史记・夏本纪》中记载“予娶涂山”，“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 [5]对大禹治水的方法。《荀子・成相篇》中有此记载：“禹有功，抑下鸿，为民除害逐共工，北决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 [6]《庄子・天下》中也提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 [7]其次，很多文献也对大禹的功绩称赞不已。从这些史料对大禹治水方法和功绩的记载，可见《山海经》中的大禹治水神话是有迹可循的。
一、中国西部荒漠化土地的分布
中国西部分为西北和西南两大区域：西北包括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省区，西南则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重庆、西藏等省市区。学术界一致认为，西北地区土地荒漠化的情况很严重，但对西南地区的土地荒漠化尚未达成共识。事实上，土地荒漠化的问题在西北和西南地区都是存在的，只是表现的特征不同而已。
据国家林业局《第二次全国荒漠化监测》结果，1999年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达到267.4万平方千米，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27.9％。其中风蚀荒漠化面积187.3万平方千米，占荒漠化土地总面积的70％；水蚀荒漠化面积26.5万平方千米，占9.9％；土壤盐渍化面积17.3万平方千米，占6.5％；冻融荒漠化面积36.3万平方千米，占13.6％[2]。这些荒漠化的土地主要分布在18个省（区）的471个县（旗）。这些县（旗）大部分位于西部地区。
西北地区的土地荒漠化主要表现为农田和草场的沙化。我国西北地区有十几处面积较大的沙漠，它们是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库姆达格沙漠，青海的柴达木沙漠风蚀地，内蒙的巴丹吉林沙漠、乌兰布和沙漠、雅玛利克沙漠、浑善达克沙地，内蒙、甘肃的腾格里沙漠，内蒙、宁夏、陕西的毛乌素沙地等等。这些沙漠分布于东经75°至东经122°，北纬37°至北纬47°的高原、盆地和平原之间，总面积达70多万平方千米[3](P3)。除沙漠之外，西部地区还有将近60万平方千米的戈壁。如此广袤的沙漠、戈壁是中国西部独特的自然景观，也是西部土地荒漠化的重要表现。
在茫茫沙漠和漫漫戈壁的周边地区，土地荒漠化的情况随处可见，不少地方的耕地和草场已经完全沙化。内蒙古沙漠化土地最多，达80 560平方千米；其次是新疆，沙化总面积为30471平方千米；陕北地区沙化21686平方千米；甘肃沙化面积10736平方千米；宁夏沙化面积10215平方千米；青海沙化面积亦达到4400多平方千米。在上述沙化土地中， 正在沙漠化的土地约67000平方千米，强烈沙漠化的土地约60000平方千米，严重沙漠化的土地约35000平方千米。陕北地区和内蒙鄂尔多斯地区，内蒙科尔沁、西拉木伦河上游、锡林郭勒及察哈尔草原，宁夏中东部地区、贺兰山西麓山前平原，甘肃弱水流域、阿拉善中部及河西走廊绿洲边缘地带，沙漠不断向外扩展[4]，使大片农田、草场呈现出荒漠景观。据统计，陕西土地荒漠化率为15.96％，甘肃为50.62％，宁夏为75.98％，青海为33.06％，新疆为86.07％，内蒙古为59.27％[5](P153)。情况相当严重。
西南地区的土地荒漠化则主要表现为农田的石漠化。石漠化地区土层浅薄，植被稀少，生态环境脆弱。在漫长的岁月中，西南诸省区形成一些面积较大的岩溶地貌和石漠景观。如云南全省岩溶面积达11.1万平方千米，主要分布在滇东、滇东南和滇东北地区，占全省总面积的29％。贵州省石漠化土地在黔南、黔西南、黔东南、六盘水、安顺、毕节、铜仁、遵义等地均有分布，总面积达13.888万平方千米，占全省总面积的7.9％。在石漠化地区，岩石裸露率在70％以上者占石漠化面积的38.9％。有不少旱地还潜伏着石漠化的危机[6]。广西石漠化的情况更为严重， 岩溶山区的石漠化面积已占总面积的37.8％[7](P336)。
除沙漠化和石漠化外，水土流失等原因引起的土地退化也相当普遍。20世纪末，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为179万平方千米， 西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约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2／3。据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小组的《1999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和陆大道等的《1999年中国区域发展报告》，1999年西北各省区的水土流失面积为56.22万平方千米，西南各省区水土流失面积为45.99万平方千米，这还没有包括西藏的水土流失面积，如果加上西藏，数字就更大了。在西部各省区中，宁夏的水土流失率达69.94％，陕西66.87％，四川43.65％，贵州43.55％，高出全国平均值的1至3倍。由于水土流失，地力不断下降，不少原本适宜农牧的地方也出现了荒漠化的倾向。
二、西部土地荒漠化的历史过程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中国西部地区土地荒漠化并非一朝一夕之故。无论是西北地区的沙漠化现象，还是西南地区的石漠化现象，都是在“史前”时期和历史时期逐渐形成的。换言之，西部地区的土地荒漠化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据地质资料、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位于西部地区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和浑善达克沙地在地质历史时期就已经存在。陕北黄土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毛乌素沙地则是在第四纪以来逐渐形成的[8]。尽管这些沙漠形成的时间有先有后，但都经历了由小到大的变化。
翻开丰富的历史典籍，我们在先秦、秦汉时期的文献中已可看到“流沙”的记载。不过，那时的“流沙”只有三处：一处是指敦煌以西的沙漠，即今新疆境内白龙堆沙漠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一处是居延海一带的流沙，即今内蒙古的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还有一处是指阴山以北的沙漠，史书上称之为“大漠”或“大幕”。敦煌以西的沙漠位于丝绸之路沿线，当年张骞凿空、班超通西域、赵充国在西域屯田皆经过其地，故文献中对这一沙漠记载较多。《高僧传》载法显赴印度时，“发自长安，西渡流沙”。所谓“西渡流沙”就是向西穿过白龙堆的沙漠。居延是汉代重要的屯田区域，故居延以东以北的流沙多见于汉代史籍。《汉书》卷二八《地理志》载，弱水“余波入至流沙”。《后汉书》卷一一三解释说，居延又称“居延海”，是古代的流沙之地。至于阴山之北的流沙，则往往与匈奴相连。《说文解字》说：“漠，北方流沙也。”《后汉书》卷二三载：“遂陵高阙，下鸡鹿，经碛卤，绝大漠。”《晋书》卷九七载：“匈奴地南接燕赵，北暨沙漠”。当时对于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毛乌素沙地并没有明确记载，说明那时毛乌素沙地明沙很少，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中对沙漠的记载明显增多。这一时期文献中记载的沙漠，仍然主要是前面提到的流沙。如《博物志》卷八载：“自敦煌涉流沙往外国，沙石千余里。”《周书》卷五载：“鄯善，古楼兰国也……地多沙卤，少水草。北即白龙堆路……西北有流沙数百里。”这些记载所说的流沙显然是指塔里木盆地中的沙漠。《晋书》卷二载：“前者明公西征灵州，北临沙漠，榆中以西，望风震服。”《魏书》卷九九载：“鲜卑秃发乌孤八世祖匹孤自塞北迁于河西。其地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这里所说的沙漠或大漠则是指甘肃以北内蒙古地区的沙漠。此外，这一时期的文献中还提到青海柴达木盆地的沙地。《洛阳伽蓝记》卷五载：“发赤岭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土谷浑国。路中甚寒，多饶风雪，飞沙走砾，举目皆满，唯土谷浑城左右暖于余处。”这说明人类活动范围扩大，认识的沙漠较前增多。由于战争和动乱的等因素影响，有些地方已出现荒漠化的倾向。最典型的事例就是西汉时在河西走廊和“西域”开垦的一些“屯田”被迫放弃，沦为荒漠化的土地。时至今日，在武威、张掖、敦煌等地的沙漠和戈壁上，仍然可以依稀地看出汉代城堡、烽燧和农田的遗迹。但此时的土地荒漠化是有限的。许多后来沙化非常严重的地方在当时生态环境仍然是较好的。如当时黄土高原北端的白于山南麓有茂密的森林，白于山北麓的芦河流域和红柳河流域则是灌木草原，间有乔木散生其间。公元五世纪初，匈奴首领赫连勃勃曾说：“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见若斯之美！”[9](卷五五五引崔鸿《十六国春秋》) 并在此地修建了著名的“统万城”，作为大夏的国都。说明此地生态环境很好，根本不存在荒漠化的问题[10]。
隋唐五代时期，文献中对西部地区的主要沙漠均有记载。由于人类活动的加强，西部荒漠化地区有所扩大。例如，唐代前期，统万城周围地区仍是有名的“卧马草地”。其后由于毛乌素南缘地区过度开垦和放牧，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毛乌素流沙不断南移。到唐代晚期，统万城一带已受到风沙的侵袭。河西走廊地区自汉代设郡以来，人口不断增加，土地开发的规模日益扩大。经过长期的经营，到唐代显得相当富庶。但由于人们对绿洲水土资源过度利用，以及采取过度樵采等不良土地利用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绿洲的生态环境，从而导致了沙漠化的扩大。唐代以后，石羊河下游、黑河下游、马营河及摆浪河下游等地的汉唐绿洲都经历了沙漠化的过程[11](P79—144)。由于昆仑山北麓河水的退缩，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移，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大片绿洲变成荒漠，楼兰、精绝等西域古国被掩埋在沙漠之中，成为沙漠深处的废墟[12](P19—27)，丝绸之路南道也随之衰落。
宋元明清时期，荒漠化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在宋辽夏金对峙阶段，由于战争和动乱，北方地区人口逃亡情况严重，不少地方农田荒芜，水利失修，沦为荒漠。在辽、金和西夏统治的北方地区，荒漠化的情况特别突出。《辽史》卷三二载：“辽国尽有大漠”，《宋朝事实》卷二载：“自京、镇等处土田丰好，兵马强盛，地利物产颇有厚利，其他自中下州固已寂寥荒漠。”《西夏书事》卷三三云：“夏南境地仅存五六千里，居民皆散处沙漠、山谷间。”显然，宋元之际是北方荒漠化扩大的重要阶段。明清之际，由于人口大量增加，西部地区再次掀起开垦土地的热潮，许多地方的天然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荒漠化不断扩大。在西域地区，绿洲面积急剧缩减，许多汉唐时期的遗迹都被掩埋在黄沙之下。在鄂尔多斯高原南部，毛乌素沙地不断向东南地区推进。在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情况与日俱增。在西南四川、贵州等地，石漠化区域也在扩大，以毛乌素沙地南缘为例。毛乌素沙地南缘在明代出现大规模屯垦。清初长城沿线放垦，所留草地仅十之二三。结果出现“古沙翻新”或“就地起沙”的情况。形成“地拥黄沙草不生”的荒凉景观。民国时期，鄂尔多斯与黄土高原之间的天然植被继续遭到破坏，荒漠化随之不断扩大，最终形成了目前的状况。
三、导致西部土地荒漠化的原因
中国西部土地荒漠化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西部土地荒漠化会呈现出加速的态势？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在土地荒漠化过程中起了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值得我们反复思考。土地荒漠化既是自然现象，又是社会现象，可以说是人类活动作用于自然环境的结果。因此，我们在研究西部土地荒漠化原因的时候，必须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入手。
从自然方面来看，中国西部存在着容易导致土地荒漠化的条件。中国西部是我国四大高原和四大盆地的所在地，在高原与高原和高原与盆地的结合部，地形地貌十分复杂，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全新世以来，我国气候曾发生过周期性的变化。据竺可桢先生研究，历史时期中国气候大致可分为四个温暖期和四个寒冷期[13](P475—498)。温暖期气候温热，水草增加；寒冷期气候干凉，风力强劲。在由暖到寒或由寒到暖的过渡阶段，气候振荡，灾害频繁，往往对西部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尽管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无论是干旱的西北地区，还是多水的西南地区，都曾因风力侵蚀和水力侵蚀而发生过土壤退化的事。
西北地区深处内陆，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气候干燥，沙漠较多。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大部分地方及新疆北部的一些地方年降水量在100毫米至700毫米之间，而内蒙古西部和新疆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均在100毫米以下，有些地方年降水量甚至不足20毫米。由于降水主要集中在7、8、9三个月，加之气候干旱，蒸发量大，所以一年中湿度差别较大，容易出现水灾、旱灾和风灾。历史时期西北地区此类灾害屡见不鲜。如汉文帝后元三年（前141）秋季大雨，昼夜不绝，连续三十五日，蓝田山水暴涨，漂没九百余家。又如明宪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关中连年大旱，百姓流亡殆尽，出现“人相食”的悲剧。再如1983年4月27日， 沙暴吹袭陕北，顿时天地昏黑，伸手不见五指。在野外耕牧的农民来不及躲避，或迷路失足，或为狂风卷起，或被沙尘窒息，死伤者多达数十人。水灾的直接后果是造成水土流失，而水土流失就意味着地力下降，开始向荒漠化的方向发展。旱灾的后果是造成土壤水和地下水大量蒸发。而土壤水、地下水与植物生长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在降水量极少的西北干旱地区，土壤的含水量主要靠地下水毛管供给。当地下水位下降，毛管上升水不能达到地表或植物根系层时，植被开始衰退，覆盖度降底，受到沙化的潜在威胁。如果地下水位进一步下降，土壤发育成干旱土时，植物便会干枯死亡。而当土壤上层长期处于干燥状态，植被衰败以后，就容易受到风蚀破坏，从而出现沙漠化。地下水位越深，荒漠化的可能性越大，植被越少，荒漠化等级越高。风灾对土地荒漠化的影响更为明显。风是沙漠扩展的原动力，地表一旦失去植被保护就会受到风蚀。在风蚀的作用下，地表的枯枝落叶层、粗腐殖质层、腐殖质层、泥炭层、盐聚层逐渐被风吹掉，形成光板地。当风沙流作用于裸露的地表时，会产生线状风蚀擦痕，擦痕加深，形成略微凸起的土墩与风蚀线状凹地。随着风蚀作用的不断发展，光板地演变成风蚀劣地，被吹蚀的物质形成风沙流。当风沙流速度降低或遇到障碍时，所挟沙尘下落堆积，受不同风向的影响而形成各种类型的沙丘，从而使该地变成沙漠景观。
西南地区的大部分地方属于热带季风气候，气温较高，降雨较多，水资源相当丰富。这一地区虽然没有什么沙漠，但存在着大量的喀斯特地貌。此类地貌石多土薄，植被很少，极易受到水力侵蚀。在水力侵蚀的情况下，水土大量流失，形成石漠化景观。古代西南地区水土流失和石漠化问题似乎并不严重，但近代以来由于人口骤增，情况发生很大变化。20世纪50年代，贵州省的水土流失面积占该省国土总面积的14.2％，60年代增至18.9％，80年代增至28.4％，90年代增至43.5％[7](P284)。四川等省水土流失和石漠化现象也较严重。正因为如此，长江之水日见浑浊，被人称为“第二条黄河”。
从社会方面来看，人类不合理的经济活动大大加速了西部土地荒漠化的进程。我国对西部地区的开发已有五千年的历史。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岁月中，西部开发的活动基本上没有停止，但由于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的影响，有时出现高潮，有时停滞不前，有时甚至出现倒退的局面。大体说来，西部开发的历程可以分为八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特点[14]。有些王朝在进行西部开发时，不考虑西部各地经济社会的差异。或只注重军事控制，不注意经济效益；或只注重开荒种田，不注重多种经营。对于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或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方，进行过度开发，甚至竭泽而渔；对其他地方则视而不见或很少过问。有的为了扩大马羊的生存空间，不惜驱逐农户，破坏庄稼，把农田变为牧场；有的为了扩大耕地面积，不惜砍伐森林，开垦草场，把宜林宜牧地区变为农业区。而滥垦滥牧、毁坏森林和粗放的耕作方式则直接影响着西部土地荒漠化的进程，对西部土地荒漠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历史时期在西部的许多地区都曾发生过滥垦滥牧的事。滥垦主要发生在西部传统的农业区域和农牧交错地带，其结果往往与土地荒漠化相联系。如在塔里木河上游的阿拉尔地区，1959年至1996年，耕地面积从22870.6公顷发展到37691.7公顷，增加14821.1公顷。同期下游阿拉干地区沙漠化土地则由137120公顷发展到149420公顷，增加12307公顷。而塔里木河下游的铁干里克农耕区1970年后因缺水灌溉被迫弃耕的16600公顷土地已经沙化[15]。滥牧主要发生于草原区，其结果也与草场退化联系在一起。如内蒙古的锡盟草原在20世纪80年代放牧超载15.4％。由于放牧过度，导致大量草场严重退化，迫使175户牧民迁往他乡[16](P93)。这样的事例在史籍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由于滥垦滥牧、毁坏森林、草原的事件时有发生，其后果是森林和草原不断缩减，有些地方甚至成为濯濯童山。这种情况在黄土高原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黄土高原地区曾经存在过大片的森林和草原。在原始社会末期，黄土高原东南部、秦岭山脉、中条山、吕梁山、豫西诸山及渭河、涑汾河、伊洛河诸平原都属于森林地带，黄土高原西北部地区则属于草原地带或森林草原地带[17](P434)。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人类活动的加强，黄土高原的平原河谷地带逐渐被开垦成农田，平原河谷地带的森林随之缩减。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农业区的扩大，平原地区规模较大的森林逐渐消失，除关中地区的上林苑中尚有较多林木外，其他平原上已经很少有森林的记载。平原地区的森林消失以后，陇山以西、秦岭、晋西北诸山及阴山山脉的森林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唐宋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的森林和草原继续缩小。到了宋代，秦岭、陇山、黄龙山、岚州、石州、汾州等地的林木被大量破坏。明清时期，黄土高原地区的森林和草场进一步缩小。由于大量屯田，过度开垦，加之滥砍滥伐，平原地带自不必言，丘陵和山区的森林也迅速减少。如渭河上游的森林在这一时期大量消失，只有渭源、陇西、天水诸县的五竹山、首阳山、马鹿山、辛家山等地尚有少量森林残存下来。陕北地区的森林，主要分布在黄陵、洛川、富县、延安、延长、宜川等县的某些山区。清代中期以后，对森林的破坏犹为严重。据说在周至至洋县的300里间，砍伐林木的人经常不下数万。如此乱伐，自然对森林的存在构成巨大的威胁。此外，清代对河套等地的大规模开垦，不仅使草原面积越来越小，而且也使畜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农耕区的植被大量减少。据民国《横山县志》讲，“草地仅十之二三”。森林和草场的毁灭，使土壤失去了应有的屏障，不仅难以含养水分，而且在风力、水力侵蚀的作用下日益退化，甚至就地起沙。这两个原因互为表里，恶性循环，使土地荒漠化情况愈演愈烈，不少地方因此变成了沙漠。
此外，对水资源使用不当也曾导致土地荒漠化的发展。如塔里木河两岸在汉、唐时期曾有不少规模较大的城镇，天然植被良好，农业发达，但过度开垦用水，使河流萎缩，水系变迁，从而导致大片土地荒漠化，昔日繁荣的城镇也相继沦为废墟。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楼兰、且末、精绝等地在汉代都是发达的农业区，后来均被沙漠吞没。近代以来，由于山前地带新绿洲大量引水，使河流中下游水量日益减少，直接导致古代绿洲的消亡。目前塔里木河两岸的胡杨林面积由686万亩减至150万亩，下游地区60年代开垦的45万亩良田仅存18万亩。著名的罗布泊已经干涸，荒漠化的发展呈现出加速的趋势[15]。1950年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三个屯垦区，使耕地面积大量增加。为了浇地，修大小水库70座，容水26.9亿立方米。“由于渠库结合，把大量地表水引入灌区，强烈地改变了地表水的时空分配。上游灌区过量引水，再加上水库渗漏影响，使地下水位上升，次生盐渍化发展，盐渍化耕地面积占总可耕地面积的35％～45％。源流输往干流水量减少，使干流中下游地下水位下降，中游区平均下降1～2米，下游平均下降4～6米。地下水位下降，植被衰败，土壤风蚀加剧，沙漠化不断扩大，平均每年以0.25％的速度递增。生态环境恶化，局部地区（如铁干里以下）完全崩溃。”
四、治理西部荒漠化土地的策略
土地荒漠化严重地制约着西部经济社会的发展。治理荒漠化的土地已经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当务之急。如何治理西部荒漠化的土地？海内外曾有不少学者献计献策。在这里，笔者想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谈点个人粗浅的看法。
笔者认为，要治理好西部荒漠化的土地，首先要在思想上充分认识西部土地荒漠化的危害，认识治理西部荒漠化土地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土地荒漠化的历程来看，西部土地荒漠化呈现出不断加快的趋势：时间离现在越近，土地荒漠化的频率就越快，强度也就越大。如陕北榆林所属定边、靖边、横山诸县在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生态环境较好，隋唐以后受到毛乌素沙漠的威胁，逐渐出现荒漠化的倾向。宋元明清时期，荒漠化情况加剧。到20世纪前期，流沙向南推移50千米以上，吞没农田牧场210万亩，390万亩草地沙化，6个乡镇的421个村落受到风沙的侵袭或压埋，就连著名的榆林城也受到风沙的严重威胁，以致有“榆林三迁”的说法。建国后各地建设步伐加快，土地荒漠化的情况有增无减。如毛乌素沙地近40年面积增加了47％，林地面积减少了76.4％，草地减少了17％。浑善达克沙地的扩展更为惊人，9年间流沙增加了98.3％，草地面积减少了28.6％[19]。近年荒漠的扩展速度还在加快，内蒙古阿拉善地区、新疆塔里木河下游、青海柴达木盆地东南部等地区，土地沙漠化扩展速率年均达4％以上。目前中国西部荒漠化土地数量之大、分布之广、 危害之大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每天的经济损失超过1亿元人民币。 严峻的事实触目惊心，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西部地区土地荒漠化的情况确实是令人担忧的。如果不痛下决心治理荒漠化的土地，西部经济社会将难以持续发展，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其次，要正确认识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在土地荒漠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中国西部土地荒漠化的成因来看，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在土地荒漠化的过程中都曾发生过作用，但这并不是说二者的作用是相同的。在史前岁月中，西部地区的土地荒漠化只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但在人类活动的历史时期，西部地区的土地荒漠化就加入了人为的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类活动的加强，人为因素对土地荒漠化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加速土地荒漠化的主要因素。这一点无须引经据典，只要看看近年西部土地荒漠化的发展情况就会一目了然。据统计，在我国近几十年来土地沙漠化的面积中，因滥采滥伐引起的占28％，过度放牧占20％，滥垦占24％，垦殖后水系改变导致沙漠化的占16％，工矿交通破坏植被导致沙化的占9％， 只有一小部分是沙丘前移侵占邻近土地造成的沙化。由此可见，人类不恰当的活动已经成为土地荒漠化的主要原因。自然因素可以导致西部地区的土地荒漠化，但它本身有一定的调适功能，当自然环境有所改善时，也可能有利于荒漠地带恢复它的生态系统。与自然相比，人类具有强烈的主观能动性。如果人类能够改变自己的生产生活方式，树立牢固的生态意识，减少对自然的破坏活动，使人与自然处于和谐发展的状态，就完全可以防止或减少荒漠化的发生。只有充分利用大自然的生态恢复机能，发挥民众保护环境的主观能动性，兴利除弊，未雨绸缪，才能在治理西部荒漠化土地的过程中有较大的建树。
再者，要吸取以往防风治沙的经验教训。我国政府对治理荒漠化的工作相当重视。早在1958年，国务院就召开了全国治沙会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发出了“向沙漠进军”的号召。此后陕西、甘肃等省区都成立了治沙研究所，地处沙区的地方政府组织群众植树造林，防沙治沙，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世纪90年代，涌现出内蒙古赤峰、陕西榆林、新疆和田、宁夏沙坡头等治沙的先进区域。这些区域防风治沙的措施主要是种树种草。种树种草的方法分为人工和飞播两种。人工措施主要是在流动沙丘上设置沙障，条、灌、草结合，合理布局，层层推进。栽的树种有杨树、油松、樟子松、侧柏、花棒、踏郎、紫穗槐、刺槐、沙棘、沙柳、旱柳、柠条等。种的草种主要有沙蒿、沙打旺等。飞播措施主要是在离村落较远的大沙中用飞机播撒花棒、踏郎、沙蒿、沙打旺等。近年来国家又实行退耕还林的政策，鼓励农民种树种草。虽然国家十分重视荒漠化的治理，并采取了一系列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但在总体上西部土地荒漠化的势头还没有得到遏制。原因是一些西部地区的开发者缺乏生态保护意识，急功近利，不计后果；“一边治理，一边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破坏的规模甚至超过了治理的速度。这种情况是令人痛心的。只有吸取古今中外治理荒漠化的经验教训，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扬长避短，才有可能将治理荒漠化的工作落到实处，收到较好的效果。
1.人们根据地理位置和---------的不同划 分为四大地理区域。 A地形和气候。 B自然和人文地理特点。C山脉与河流。 D气温和降水2.下列界线中，与我国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分界线大致吻合的是 A．冬季最冷月均温0℃等温线 B．季风区与非季风区的分界线C.地势第二、三级阶梯的分界线 D．年降水量400毫米等降水量线 3.秦岭一淮河以北和以南的河流相比，北方的河流最显著的特点是 A．水量丰富 B．含沙量更小 C．汛期更长 D．有结冰期 4.我国四大地理区域中，最寒冷的是 A．南方地区 B．北方地区 C.西北地区 D．青藏地区 5.导致我国南、北方地区耕作制度产生很大差异的最主要因素是 A．地形 B．水源 C．土壤 D．气候 6.季风区主要位于 A．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 B．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C．西北地区和青藏地区 D．青藏地区和南方地区 7.南方地区农作物一年可以两熟或三熟的主要原因是 A．红壤比较肥沃 B．劳动力充足，有丰富的耕作经验C.全年生长期较长，水热条件好 D．平原面积广大 8.下列关于北方地区的叙述，正确的是A．年降水400毫米以下 B．位于第二级阶梯上 C．有我国面积的平原 D．本区的山脉昆仑山9.西北地区最突出的地理特征：A“高”和“寒” B干旱 C温和 热 D冷和干10. 南方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是A.小米 B.小麦 C.水稻 D.高粱11. 海拔平均在4000米以上，被称为“世界屋脊”的是A.北方地区 B. 青藏地区 C.西北地区 D.南方地区12. 我国主要牧区分布在 A．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 B．西北地区和青藏地区C．北方地区和西北地区 D．青藏地区和南方地区13. 南方旧式民居屋顶坡度大，是因为A.便于接受阳光充足 B. 便于空气流通 C. 便于散热 D. 便于雨水下泻14西北地区的地面植被由东向西大体为：A荒漠—荒漠草原—草原。 B荒漠—草原—荒漠。C草原—荒漠—草原。 D草原—荒漠草原—荒漠。15. 下列关于北京的说法正确的是 A．位于华北平原北部边缘 B．气候以亚热带季风为主 C．位于天津市东侧 D．东侧濒临东海16. 北京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博物馆的数量居全国第一，这说明北京是全国A．政治中心 B．文化中心 C．国际交往中心 D．金融中心17. 香港和澳门分别位于哪条河流河口的东侧和西侧 A．长江 B．珠江 C．海河 D．闽江18. 下面关于澳门的正确叙述是A．居民都为中国血统 B．居民以葡 萄牙人为主 C．轻重工业十分发达 D．业和旅游业是澳门发展的重要支柱19. 有日光城之称的城市是：A昆明 B广州 C拉萨 D上海20.北京城的城市中心被称为 A．皇城 B．紫禁城 C．蓟城 D．中心城21. 首都北京的职能是：A重工业中心。 B政治经济中心。C政治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 D文化交通中心22. 我国某山脉，山北以旱地为主，山南以水田为主，这条山脉是 A．喜马拉雅山 B．昆仑山 C．秦岭 D．大兴安 岭23. 下列属于北方地区代表性的农作物是 A．水稻、柑橘、油菜 B．小麦、苹果、花生C．油菜、甜菜、大豆 D．甘蔗、芝 麻、苹果24. 香港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是①有丰富的森林资源 ②有丰富的矿产资源③有优越的地理位置 ④有优良的天然港口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 ．①④25. 下列关于香港的说法 错误的是A．国际贸易中心 B．加工工业中心C．交通运输中心 D．信息服务中心和旅游中心26. 香港人多地少，土地昂贵，解决土地不足的办法是①建设高层建筑 ②减少绿化用地 ③填海造陆 ④减少人口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27.香港的转口贸易伙伴是： A祖国内地 B英国 C美国 D澳门 28. 北方地区典型植被类型：A热带雨林。 B亚热带常绿阔叶林。C温带落叶阔叶林。 D针叶林。 29. 以下地理区域中，与其他三项不属于同一类型的是A．南方地区 B.西北地区 C.x藏自治区 D. 青藏地区30.我国的沙漠位于 A.准格尔盆地 B.四川盆地 C.塔里木盆地 D.柴达木盆地
一、选择题（每题2分，共70分） 题号 1 2 3 4 5 6 7 8 9 10答案 B A D D D A C C B C题号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答案 B B D D A B B D C B题号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答案 C C B C B C A C C C
烛阴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钟山山神，身长千里，通体赤红，居住于章尾山，烛龙有一子名为“鼓”，被处死于钟山之东。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烛阴的传说故事，供大家参考。
一、烛阴基本介绍现代人在洪荒流小说中杜撰了烛龙创世的说法，更有甚者还无端的将烛龙吹嘘成了盘古的身体部位。实际上烛龙作为四大神龙之一，地位最高也仅仅是等同太阳，见于元初《说郛》“烛龙即日之名”，在这一等同太阳的说法里烛龙还是《山海经》里噎鸣、石夷、鹓等神人的下属，烛龙睁眼闭眼变换昼夜都是身不由己，听命于噎鸣等神，远不及青龙、应龙于古籍创世五亿天地、一怒而灭世。
除却烛龙等同太阳的说法外，烛龙还有执炬、衔烛、衔火精，分别照亮幽都、无日之国的版本。在这些版本里烛龙的能力全部来自于炬、烛、火精，所照明范围也仅限幽都或无日之国，同时烛龙又成了无名神人、应龙的从属，就连烛龙赖以逞威的“炬”也都源于无名神人所赐。据汉代王逸于《楚辞章句》中考证无日之国即“幽都”，唐代王勃也曾称“烛龙避尧日于幽都”。
烛龙除了躲避尧日，还有见星则惧的记载。《景星赋》载“癸丑之秋，有星丽天……烛龙不敢张炬”。
烛龙不仅在《后汉书》：“征烛龙令执炬兮，过钟山而中休”奉无名神人之令执炬，还有更多职责，南朝王融称：“仙者驾御所至，烛龙为之引导”，甚至还有《使琉球录》记闻曰“仙瀛……长照烛龙膏”，认为仙岛瀛洲用烛龙的脂膏照明。
二、烛阴概述《后汉书》中云：“征烛龙令执炬兮，过钟山而中休”，烛龙被神人征召，要手执火炬，直到到了钟山，才能稍作休息 [13]。唐代李贤注解到：“烛龙，北方之神也，经曰：西北海之外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眼，及视乃明，不食不寝，是烛九阴，是谓烛龙炬，可以照明”，直接将烛龙视作与火炬一体，称作“烛龙炬”。
但被神人征召的烛龙，却又因畏惧“景星”、“尧日”，而数次怠慢“执炬”的职责，唐代王勃就曾称：“烛龙避尧日于幽都”。《景星赋》也有载：“癸丑之秋，有星丽天……烛龙不敢张炬”。
山海经中的烛龙
《使琉球录》所记闻：“仙瀛……长照烛龙膏”，或许就正是神人对烛龙的惩罚。袁珂曾推测说《玄中记》载：“北方有钟山焉，山上有石首如人首”中的石首，即烛龙所化，但也并无证据可以断论。
《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女和月母之国。有人名曰鹓……是处东极隅以止日月，使无相闲出没，司其短长”，通常认为鹓即五凤之一的鹓雏，与《大荒西经》：“有人名曰石夷……处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长短”，共同司掌昼夜的长短，使日月不得有空闲，倘若烛龙等同太阳，则烛龙除了无名神人征召执炬，应龙掌管烛龙所处天门外，于《山海经》中也有着至少三位上司。
《大荒西经》更有：“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章太炎与袁珂皆认为噎即噎鸣，《海内经》："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常羲生月十有二”相似。
处东极隅、西北隅司掌白昼、黑夜时间长短的鹓与石夷，以及总司日月星辰，生岁十有二的颛顼之后——噎、噎鸣，可以说是烛龙的上司和主人了。
三、烛阴历史传说烛龙之说的由来，诸多古人都曾给出过自己的解释，《楚辞章句》说“无日之国，有龙衔烛而照之也”，《山海经校注》：“炬，可以照明，为烛”、“烛照九阴之幽隐，烛龙之称烛阴，盖以此矣”。而《山海经注》说“烛九阴”意为“烛照九幽之处”，并非烛龙的名字
杜芳秀,1954年出生在吴起县长城乡白于山区腹地的东洼村,1972年,应征入伍,由于表现突出,先后荣立三等功两次、受团嘉奖5次。1974年4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4月由于在军训时脊椎受伤,康复后离开部队。
1981年,家住当时定边县胡尖山公社的姨父、姨姨没儿没女,年老体弱,无人照料,他和妻子商量后,带着刚满两岁的孩子,落户到定边县胡尖山公社黄伙场村。1983年到1988年首次在家乡试种黄芪和甘草获得成功,随后一直从事洋芋、葵花等农副产品的购销。1996年在北京做荞麦皮及床上用品生意,1997年返乡开始造林绿化事业。
2001年7月,创立定边县秀海荒山治理有限责任公司,公司一直将“退耕还林、封山禁牧、改善生态、多种经营、滚动发展、造福百姓”作为发展的宗旨。以建设秀美山川为目标,以治理水土流失为核心,以退耕还林舍饲养殖为重点,走“公司+农户”的经营路子,将公司和群众的利益紧密的连在一起,充分调动广大群众造林绿化、禁牧退耕的积极性。
目前公司养殖肉驴60头,生猪存栏200头,白绒山羊200只,2005年公司创建年产10吨的黄酒生产厂,养殖厂和黄酒厂现有固定职工86人。公司成立以来规模迅速发展,由成立时的一个乡、7个行政村、28个自然村、431户农户发展到现在的7个乡镇、35个行政村、211个自然村,1365户农户的联营体,区域面积达136平方公里。累计造林种草12.55万亩,其中荒山造林10.88万亩,使238座荒山变绿,退耕还林草16670.3亩,建立采种基地300亩,苗圃基地669亩。
2000年,杜芳秀获得全国绿化奖杯;2003年被省人事厅、林业厅授予造林模范称号;2005年7月,被陕西省委、省政府授予“党员带头致富人”称号,2007年3月,被全国绿化委员会、人事部、国家林业局授予“全国防沙治沙标兵”,2007年4月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2008年11月被全国绿化委员会、人事部、国家林业局授予“三北防护林建设突出贡献者”称号。
陕西的地图,形如一尊慷慨请缨的跪姿秦佣。俑像双揖的拳头,就是榆林市定边县。这里是黄土高原与内蒙古鄂尔多斯荒漠草原过渡地带,中部白于山横亘东西,辐射南北,将全县分为两大地貌类型:南部为白于山区丘陵沟壑区,北部为毛乌素沙漠南缘风沙滩区。
定边属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主要特点是:春多风、夏干旱、秋阴雨、冬严寒,年平均降雨量不足320毫米。独特的气候环境决定这里水土流失非常严重。这里也是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重点区域。先后实施了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退牧还草等生态工程。杜芳秀就生活在这里。
一个绿色的理想
1954年农历腊月,杜芳秀出生在吴起县长城乡白于山区腹地的东洼村的一个贫穷的农家,家中兄弟五人。童年生活非常艰苦,缺衣少食,条件根本不允许他有入学的机会。那时农村做饭的燃料主要靠柴火,可五六十年代,村里农家做饭的主要燃料是牲畜粪便。12岁的杜芳秀常常为家里做饭的燃料发愁,为搞到点儿牛羊粪,他们弟兄几人翻山越岭,不辞劳苦,因为点牛羊粪有时还和其他的小朋友大打出手。当时年幼的杜芳秀就想,这么广漠的土地为什么不多多栽些树呢?等树长大了,修剪下来的枝叶,不就解决做饭的燃料问题吗?于是他们弟兄几人在他13岁那年春天,在他家乡的最高山头上栽了五棵杨树。那时只是出于对生计的需求,他就把栽几棵树,能搞点柴火烧作为他的理想。这就是他树立的人生的第一个理想,这个理想是他现在从事的事业的最初理想,一个绿色的理想。
寻梦的路
1972年,19岁的他应征入伍,由于表现突出,先后荣立三等功两次、受团嘉奖5次。1974年4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4月由于在军训时脊椎受伤,康复后不得不离开部队。
1981年,家住当时定边县胡尖山公社的姨父、姨姨没儿没女,年老体弱,无人照料,他和妻子商量后,带着刚满两岁的孩子,落户到定边县胡尖山公社黄伙场村。
黄伙场村坐落在白于山区深处,这里人口稀少,山大沟深,交通不便,仅有一条勉强可走的畜力车道路通往外界。他来到这里后看到当地条件和他的出生地差不多,荒山、荒沟很多,杜芳秀一直就喜欢栽树,现在看着满眼的荒山、荒沟,他就又一次和妻子栽起了树。黄伙场村的农民先是不理,后来又不解,种那么多树干啥?杜芳秀回答说,我们爱栽树。村长问他,到处栽树,那树长大了,连地也不是成他的了?杜芳秀笑答,地是国家的、集体的,树栽在谁家地头算谁家的也行。村长点点头,那好,那你想怎样种就怎样种吧,只要不种在现耕地就行。就这样几年下来,杜芳秀夫妇把黄伙场村周围许多荒山、荒坡都栽上了树。杜芳秀说,只要砍点树苗子,功夫钱不就够了嘛。
1983年,具有商业眼光的他在乡政府所在地,开了第一家小饭馆。到1988年,挣了1万多元后,他首先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试种320亩黄芪、甘草。第三年秋季,仅黄芪就净挣2万多元。
有了资金,他向村上申请承包一座四面是沟,很像一座孤岛的荒山。这座荒山共2200亩,花了22000元,分两期承包了这座荒山,期限30年,雇用农民工当年就全部栽种了杨柳、柠条、木瓜、椿树和药材。而这笔承包费,他没有交到农民手中,在全乡各村还处在没有通照明电时,他先用6000元承包费为村里架设低压电线路,让村里人用上电,使有限的钱用在了关键地方。
1994年秋,定边县及周边地区遭受了几十年未遇的暴雨侵袭,他所住的营盘山水库,洪水迅速聚集,即将漫顶。接到警报后,时任村民兵连连长、抢险队长的他与几十个民兵赶到现场,抢险抗洪。由于长时间浸泡,曾在部队受伤的腰部疼痛难忍,无法行动。不久,他因为在北京看病,发现做荞麦皮可以赚钱,便在北京做起了荞麦皮生意。
1997年,他在电视、报纸上看到总书记发出“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大西北”的号召,再加上国家“退耕还林,以粮代赈”的政策出台,他童年时的绿色梦想又一次萌动了。咱们回去种树,他对妻子说。妻子非常不理解,他则耐心地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的角度对妻子讲解,并动情地说:“咱那里贫穷,白于山区缺水、缺林,可那里有多少土地啊!怎就不能养活人?再说姨夫、姨姨年岁大了,生活自理也困难,没有人照顾不行,咱们不能对不起老人。还有咱种了那么多的树,在树地再套种药材,我这些年一直想,怎就不能以山养山呢?”“以山养山”这种思维虽不先进,但对于白于山区的老百姓讲,何尝不是多少代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呢!
敢叫荒山成林海
1998年,他带着做荞麦皮生意赚下的36万元又回到了黄伙场村,1999年1月份,他向集体承包了2200亩荒山,一年之内全部栽上树苗。这年冬季,杜芳秀望着连绵的大山,想起同村吕世友的母亲临终嘱托他帮助吕世友的话,他对吕世友说:“兄弟,咱俩虽不是亲威,但你要相信我,跟着吧!”吕世友时年30岁,但他从20岁起,在不到10年中,年轻的妻子、多病的母亲和祖父祖母相继离去,这4个亲人的治疗及丧葬费用,加之他续娶婆姨,不仅花完他家的积蓄,还欠下近10万元的债务。杜芳秀让他退耕还林,吕世友一次性退了110余亩耕地,全部栽上树。如今的吕世友,5间明亮的房屋,家用三轮车、摩托车、两头骡子、四孔酿黄酒的窑洞、20多头猪,他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他说:“我是杜芳秀联户造林第一家,从1999年至今年,我每年收入三四万元,这两年,国家退耕还林补助和养殖业、种药材、做黄酒等几项收入,每年可收入五六万元,如果不是杜芳秀,我根本无法生活”。
为了让全村农户都能与他干这一事业,2000年他又承包了1万亩荒山,并在冬闲季节走家串户动员大家与他一起承包荒山,走套种绿化、种草养殖的路子,经过一段时间酝酿与商议,周边30多户农民与他联户承包荒山3.1万亩。这年7月,在学庄乡党委政府的支持下,他登记注册了“定边县秀海荒山治理有限责任公司”,没有办公设备,没有交通工具,只有两孔窑洞和一颗颗滚烫的心。窑洞门前贴着他着自编写的对联:“誓将秃岭变绿洲、敢叫荒山成林海”。
公司成立了,他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并把他的个人行为转变为集体行为,这是一次“质”的飞跃。公司以“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改善生态、多种经营、滚动发展、造福百姓”为宗旨,以建设秀美山川为目标,以退耕还林、舍饲养殖为起点。按照“公司+农户”的模式,将公司和群众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充分调动广大群众造林绿化、禁牧退耕的积极性。
公司已成立,目标也已明确,但如何组织更多的农民加入,这已成了一件大事,于是,他每天骑辆旧摩托车走村串户,动员群众来开会。听说开会,许多农民不愿来,说杜芳秀又不是政府,他开什么会?杜芳秀一看不行,只好买只羊,让人家给炖上,再买几瓶白酒,说请大家吃羊肉,喝酒。酒也喝着,话也拉着,一份份协议也就悄然签出了。但在酒足肉饱之后,也有几个养羊大户,却借酒劲大声嚷嚷:把山都栽树了,让我们到哪里放羊?仅2002年,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支持协助下,前后召开了类似这样的会议100多场次,有一个村开会竟有11次之多。尽管这样,还有不少群众不愿参与,他用身边的人和事作比较,宣扬退耕还林多种经营的好处,经过努力,广大农民的思想认识提高了,几十里外赶来与公司联户承包。
为了建立公司与农户紧密相关的合作机制,使荒山变绿,群众有好的效益,公司出台了一系列让利于联户的措施,在合作形式上采取村集体、农户签订合同,增加了群众的可信度,而分配方法则采取公司+农户按1∶1∶8的比例分配收益,农户不负担任何费用,办公费、种苗等开支都由公司抽取的那一部分支出,从根本上实现了让利于联户。2000-2001年国家退耕还林补助粮款下来后,他没有按合同上提取管护费的5%,却一分不留地全部分给农户,许多农民在感激之余,制作了六面锦旗,敲锣打鼓送到杜芳秀家中,锦旗上赫然写着:“牺牲个人利益,一心为了群众”。这就是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和品德。
截至目前,杜芳秀的公司由原来的7个行政村,28个自然村,431户农户,发展成为涉及周边7个乡镇35个行政村,211个自然村,1565户农民的联营体,累计造林种草135443亩,其中荒山造林118773亩,使238座荒山变绿,退耕还林16670亩,建立采种基地300亩,育苗基地669亩,还办了黄酒加工厂。另外,在累计10多年时间里,他自己投资治理了165座荒山,共57000多亩。为方便治理,方便当地群众,他还投资近6万元,在山上修通了13公里的环山公路。
他为了绿化荒山,改善山区农民的生存环境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也得到了一定的荣誉。1995年6月,被原榆林地委、行署评为劳动模范;2000年获得全国绿化奖杯;2003年被省人事厅、林业厅授予造林模范称号;2005年7月,被陕西省委、省政府授予“党员带头致富人”称号,2007年3月,被全国绿化委员会、人事部、国家林业局授予“全国防沙治沙标兵”,2007年4月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2008年11月被全国绿化委员会、人事部、国家林业局授予“三北防护林建设突出贡献者”称号。
这些年,因为绿化造林,他不仅花完了自己的积蓄,妻子开烟酒百货门市的收入和儿子的工资,还欠债120多万元。去年春季,仅承包的10.3万亩荒山补值和5000亩“三北”四期工程,便给农民工开工资28.6万元。造林种草,退耕还林使成千上万农民受益,仅胶泥口村的30余户村民,每年给杜芳秀打工,平均每人每年挣4000多元,有不少原在银川等地打工的农民返回家乡给杜芳秀干。他们说,外地挣下钱要不来,老杜很实在,不管他自己多么困难,从不欠栽树的工钱。黄伙场村支书说,老杜这个人,为绿化荒山,苦了他自己,帮了多数人,舍小家,为大家,群众都很佩服他。
最近,杜芳秀和他的公司承包了县城东边长城林场的沙地15500亩,投资25万元修通9公里,计划建一个设施齐全有50户农民组成的移民新村,并在公司所在地东边建成一个生态农业示范区和种苗基地。目前,两个项目已经投资动工兴建。此外,为了改善定边县城气候环境,杜芳秀和他的公司已经申报在县城东西两侧各种植1万亩针叶树种生态林业基地,至2006年11月,已种植了近5000亩。
这就是杜芳秀,一个朴实的农民,用他的一腔热血,铸造着他的绿色理想,将自己的一切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西部大开发的热浪中,用一个共产党员的情操,默默地为西部的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做着贡献。
定边县秀海荒山治理有限责任公司
定边县秀海荒山治理有限责任公司于2001年7月成立,近年来公司一直将“退耕还林、封山禁牧、改善生态、多种经营、滚动发展、造福百姓”作为发展的宗旨。以建设秀美山川为目标,以治理水土流失为核心,以退耕还林舍饲养殖为重点,走“公司+农户”的经营路子,将公司和群众的利益紧密的连在一起,充分调动广大群众造林绿化、禁牧退耕。公司成立以来规模迅速发展,由成立时的一个乡、7个行政村、28个自然村、431户农户发展到现在的7个乡镇、35个行政村、211个自然村,1365户农户的联营体,区域面积达136平方公里。累计造林种草12.55万亩,其中荒山造林10.88万亩,使238座荒山变绿,退耕还林草16670.3亩,建立采种基地300亩,苗圃基地669亩。
关键词：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贡献
Abstract:Thenatureprotectionareaconstructionprotectsthebiodiversitymostefficientpaths.Bytheendof1993,ourcountryaltogetherestablishedvarioustypesnatureprotectionarea763,totalarea66,180,000hm2,approximatelycomposedthelandarea6.8%.Thisarticleinsummarizesinourcountrynatureprotectionareaconstructionachievementfoundation,outlinedthenatureprotectionareatoeachkindofnaturalecosystem,thewildbiology,thedomesticatedspecies,thewildbloodrelationshiptoplantandtheidioplasmresourcesconservationpresentsituation,includinghasconstructedthenatureprotectionareaforprotectionbiodiversityvariouscomponentsquantity,thearea,thedistributionandthemanagement;Hasappraisedthenatureprotectionareatothebiodiversityvariouscomponentsprotectioneffect;Hasanalyzedtheexistencequestionandproposedthatstrengthensmeasurewhichthebiodiversityprotects.
keyword:Natureprotectionarea;Biodiversity;Protection;Contribution
1.前言
一般而言，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措施分为“就地保护”(insituconservation)和“迁地保护”(exsituconservation)两种方式，前者是主要措施，后者是补充措施。普遍认为，生境的“就地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最为有力和最为高效的保护方法。就地保护不仅保护了所在生境中的物种个体、种群或群落，而且还维持了所在区域生态系统中能量和物质运动的过程，保证了物种的正常发育与进化过程以及物种与其环境间的生态学过程，并保护了物种在原生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和种内遗传变异度。因此，就地保护在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三个水平都是最充分、最有效的保护，它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最根本的途径。
就地保护措施就是建立自然保护区，通过对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和有效管理，从而使生物多样性得到切实的人为保护。自然保护区建设在全世界得到普遍的推广，至l993年，全世界已建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有关的自然保护区8619个，面积达79226.6万hm2，约占全球土地面积的6％[1]。中国自然保护区始于l956年建立的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经过近40年的努力，全国已建立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763个，总面积6818.4万hm2，约占国土面积的6.8％[2]，其中，与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关的生态系统类和野生生物物种类自然保护区717个，面积6607万hm2。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对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的保护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中国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现状与评价
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分为森林、草原与草甸、荒漠、内陆湿地和水域、海洋和海岸等5个类型[3]，已建自然生态系统类自然保护区共433个，面积4703万hm2。
2.1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
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生态系统。中国地域辽阔，森林类型很多，分布很广，森林面积13370万hm2。据研究，我国陆地生态系统共分27大类460个类型，而森林生态系统就占了16大类，约185个类型[4]。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工作开展最早，50年代和60年代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多半是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至1993年底，全国共建立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371处，面积1429万hm2；另建有森林生境野生动、植物物种类型自然保护区l80个，面积337.8万hm2。两者面积合计1766.8万hm2，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13.3％。森林生态系统类型保护区的建立不仅有效地保护了大量的森林资源，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各种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森林生态系统，在科学研究和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已建的森林类型保护区不仅数量较多，为全国自然保护区主体；而且分布较广，遍布全国所有林区和生物地理区域，代表着各种森林植被类型。比较典型和重要的有：保护寒温带针叶林的黑龙江呼中保护区；保护温带针叶、落叶阔叶混交林的黑龙江丰林、凉水保护区，保护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的辽宁白石砬子、医巫闾山，河北雾灵山，河南老君山等保护区；保护亚热带落叶、常绿阔叶林的河南鸡公山、安徽马宗岭等保护区；保护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安徽古牛降、清凉峰，福建梅花山，江西井冈山，湖南公山、壶瓶山，广东鼎湖山，广西大明山，四川缙云山，云南哀牢山，察隅等保护区；保护热带雨林、季雨林的云南西双版纳，海南尖峰岭、白水岭、五指山等保护区。此外，我国还建立了一批保护山地森林垂直分布带谱的保护区，如吉林长白山、陕西太白山、湖北神农架、贵州梵净山、云南高黎贡山、哈巴雪山等自然保护区。我国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已初步形成全国性网络，具有一定的基础，但与我国森林资源和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的要求相比，尚有一定差距，虽然自然保护区面积已占森林面积的13.92%，但与我国林业用地面积相比，仅占林业用地面积的6.72％。在保护区分布方面也尚有不合理的地方，如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分布比较集中的福建、湖北、浙江、广东等省，自然保护区面积与其森林资源拥有量还不相适应，有待加强。此外，大兴安岭林区和黄土高原、太行山地区水源涵养林区的自然保护区建设也有一定差距。
2.2荒漠生态系统的保护
我国荒漠面积约192OO万hm2，占国土面积的30%左右[6]，主要分布在西北内陆地区和青藏高原。主要类型有草地荒漠、典型荒漠、极旱荒漠以及高寒荒漠。我国荒漠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建设始于1983年建立的新疆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到1993年底，全国共建立此类型自然保护区7个，面积3006.7万hm2；另建有荒漠生境野生动、植物物种类型自然保护区7个，面积560.2万hm2。两者面积总计3566.9万hm2，占我国荒漠总面积的l8.58%。其中比较典型和重要的有：保护原始高寒荒漠生态系统和珍稀野生动物的新疆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保护高寒荒漠2.3草原与草旬生态系统的保护
、高寒草甸和珍稀野生动物的羌塘保护区；保护极旱荒漠生态系统的甘肃安西自然保护区，等等。我国已建的荒漠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虽然数量不多，仅占保护区总数的1％，但面积很大，占全国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45％。这些保护区的建立对维持和改善我国西北地区的自然环境、保护野生动物和植被资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荒漠地区自然条件恶劣，荒漠生态系统十分脆弱，一旦破坏，很难恢复，特别是西北地区将是21世纪我国能源和经济建设的重点区域，因而当前更要注重荒漠类型保护区的建设，尽可能多地划定一些保护区。另外，由于荒漠保护区面积大，难以封闭管理，因而要采取特别措施，加强对已建保护区的管理，禁止在保护区乱捕滥挖野生动、植物资源，特别要阻止保护区内非法采矿活动。
2.3草原与草旬生态系统的保护
我国草原资源十分丰富，现有草地约17300万hm2，占国土面积18％[5]，主要分布在东北西部、内蒙古、黄土高原北部、西北地区以及青藏高原。草原类型主要有典型草原、草甸草原、荒漠草原和高寒草原4大类。我国草原和草甸自然保护区建设起步较晚，发展也较缓慢。至1993年底，全国共建立草原与草甸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14个，面积137.8万hm2;另建有草地生境野生动、植物物种类型自然保护区2个，面积4.4万hm2。两者面积共计142.2万hm2，约占我国草地面积的0.82％。其中比较典型和重要的有：保护草甸草原的黑龙江月牙湖、吉林腰井子等保护区，保护典型草原、草甸草原和沙地疏林草原的内蒙古锡林郭勒保护区；保护干草原生态系统的宁夏云雾山草地保护区；保护山地草原和草甸的新疆天山中部巩乃斯草甸、金塔斯山地草原等保护区。我国拥有广大面积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草原与草甸生态系统类型众多，并孕育了比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已建的草原与草甸生态系统类型保护区不仅数量偏少(仅占保护区总数的2%)，而且面积也很有限(亦仅占保护区总面积的2%），有些典型的草原和草甸生态系统至今尚没有建立自然保护区。另外，从草地资源保护的角度看，现有保护区也远远不能满足我国草地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的要求。
2.4内陆温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的保护
内陆湿地和水域包括湖泊、河流和沼泽。我国湖泊、河流众多，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平原、东北三江平原、青藏高原、蒙新地区和云贵高原；沼泽主要分布在东北山地、三江平原和川西若尔盖高原等。内陆湿地和水域总面积3800万hm2，占国土面积的4％。我国内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始于70年代后期，目前已建自然保护区16个，面积91.6万hm2；另建有内陆湿地和水域生境的珍禽、候鸟、水生野生动植物类型自然保护区64个，面积675.4万hm2。两者面积合计767万hm2，约占我国内陆湿地和水域总面积的20％。其中，比较典型和重要的保护区有：保护原始沼泽生态系统及珍禽的黑龙江洪河保护区；保护高原湿地的贵州草海保护区；保护湖泊生态系统和珍禽的内蒙古达赉湖、吉林查干湖、云南茨碧湖、泸沽湖等保护区；保护河流生态系统的海南文澜江、四川通江诺水河等保护区。湿地生态系统具有滞纳洪水、抗旱排涝、净化水质和调节气候等功能，并且还是许多珍禽和水生野生动植物的重要栖息与繁衍场所。但湿地生态系统也具有脆弱易变的特点，易受自然条件制约和污染影响。目前，由于乡镇工业污染日益严重，许多湖泊和河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甚至影响到人体健康。因此，应加强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区的建设，而目前湿地类型保护区的数量和面积都偏少。我国河湖众多，类型丰富，流域面积在100km2以上的河流有5万多条，面积在1km2以上的天然湖泊有2800多个，此类型保护区的发展潜力很大。2.5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的保护
我国濒临太平洋，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近海水域纵跨暖温带、亚热带和热带，有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四大海区。面积达470多万km2。大陆岸线长达1.8万余km，近海有5100多个岛屿。我国近海因地域差异形成许多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如河口、港湾、红树林、珊瑚礁、岛屿和海流等多种生态系统类型。到1993年底，我国已建立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25个，面积37.8万hm2；另建有海洋野生动、植物物种类型自然保护区31个，面积336.3万hm2。两者面积374.1万hm2，分布于从鸭绿江口到北仑河口的海岸沿线和近海海域。其中，比较典型和重要的保护区有：保护珊瑚礁生态系统的海南三亚、临高角等保护区；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的海南东寨港、青澜港，广东内伶仃岛——福田，广西山口、北仓河口、福建龙海等红树保护区；保护海涂湿地等保护区；保护岛屿生态系统的海南万宁大洲岛、浙江南麓列岛等保护区。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近海海域面积相当于陆地面积的l/2，随着海洋国土意识的不断加强，对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将逐年增加，海洋环境的污染也日益加剧。与其要求相比，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建设存在较大差距，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面积上都有待于进一步发展。
3.中国野生生物物种的保护现状与评价
中国是世界上物种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动植物种类约占全球动植物区系的10％左右。由于我国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特别是自第三纪后期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未受冰川覆盖的影响，保存了许多在北半球其它地区早已灭绝的古老孑遗种类，特有种、属也很丰富。加强中国野生生物资源的就地保护将对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作出巨大贡献。我国野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建设始于60年代，在80年代得到充分发展。至1993年底，全国共建立野生生物类自然保护区284个，面积1904.1万hm2。国务院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257个动物种和类群以及国务院环委会公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中354个植物种的大多数都已得到有效的就地保护。
3.1野生植物的就地保护
我国已建立野生植物类型自然保护区70个，面积104万hm2。其中：
——保护珍稀濒危植物的代表性保护区有：保护原始水杉林的湖北利川、湖南洛塔保护区；保护洪桐的湖北星斗山保护区；保护银杉的广西花坪等保护区；保护桫椤的贵州赤水、四川金花、邻水等保护区；保护金花茶的广西防城上岳保护区；保护苏铁的四川攀枝花、云南普渡河保护区；等等。
——保护珍贵用材树种的代表性保护区有：吉林白河长白松保护区；福建罗卜岩楠木保护区；福建三明格氏栲保护区；等等。
——保护珍
贵药用植物的代表性保护区有：黑龙江五马沙驼药材保护区；广西龙虎山药材保护区；等等。虽然绝大多数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已在自然保护区得到保护，但由于有些物种种群不集中，在保护区内的种群量比较有限，而种群的相当部分散生在保护区之外，这些种群极易遭受威胁，应以建立自然保护点的方式加强对保护区外种群的就地保护。有些经济药材植物极易遭受人为破坏，即使在保护区内，也遭到偷采偷挖，如人参、杜仲、天麻等植物，对此，需要采取特别的保护措施。此外，以往的植物就地保护比较偏重于大型木本植物，常常忽视对草本及灌木植物的保护，而草本植物往往因生活强度弱，对环境改变特别敏感，常因人类影响而更易走向灭绝。在今后的保护区发展规划中，应注意这些方面。
3.2野生动物的就地保护
在284个野生生物类保护区中，有214个为野生动物类型，面积1800.l万hm2。其中：——保护陆栖哺乳动物的代表性保护区有：保护大熊猫的四川卧龙、唐家河，甘肃白水江、陕西佛坪等16个保护区；保护金丝猴的陕西周至、芒康等保护区；保护东北虎的黑龙江七星粒子保护区；保护亚洲象的云南南滚河保护区；保护长臂猿的海南坝王岭保护区；以及陕西牛背梁羚牛保护区，海南大田坡鹿保护区等。
——保护水生哺乳动物的代表性保护区有：湖北长江新螺段和天鹅洲两白暨豚保护区；广西合浦儒艮保护区；新疆布尔根河狸保护区；辽宁大连斑海豹保护区等。
——保护以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的代表性保护区有：浙江尹家边扬子鳄保护区；广东惠东海龟保护区；新疆霍城四爪陆龟保护区；江西潦河大鲵保护区；辽宁蛇岛保护区等。
——保护珍禽及候鸟的代表性保护区有：黑龙江扎龙、吉林向海、辽宁双台河口、江苏盐城、申扎、云南会泽、甘肃尕海等鹤类保护区；山西运城、山东荣城、新疆巴音布鲁克等天鹅保护区；山西庞泉沟、芦芽山等褐马鸡保护区；陕西洋县朱鹮保护区；江西鄱阳湖、青海青海湖鸟岛、内蒙古达里诺尔、甘肃苏干湖等侯鸟保护区。
——保护珍稀鱼类和其它珍贵水产资源的代表性保护区有：黑龙江呼玛河、逊别拉河保护区；福建宫井洋大黄鱼、长乐海蚌保护区；辽宁三山岛海珍品保护区；广东海康白蝶贝和海南临高白蝶贝保护区；等等。我国野生动物资源就地保护已取得很大成就。但仍有相当数量的野生动物种处于濒临灭绝的危险之中，如华南虎、东北虎、白颊长臂猿、白掌长臂猿、朱鹮、赤鹤等种群数量均在100只以下。而且以往的保护主要集中在珍稀濒危动物种，而忽略了一些常见野生动物种的保护，继而使这些种类也走向濒危，如黄羊、狼、黑熊等。另外，以往的保护偏重于脊椎动物，特别是大型哺乳动物，而忽视了无脊椎动物，如昆虫、贝类的保护。对水生动物的保护也重视不够，这些物种都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得到重视。
4.中国遗传资源的就地保护
遗传资源是指驯化家畜动物、栽培作物的品种资源及其野生亲缘种。我国农业历史悠久，遗传资源极其丰富。随着外来品种的引进、推广和高产品种的种子专业化生产，使家畜和作物的遗传多样性发生深刻的变化，我国特有的一些地方性古老、土著品种已逐渐消失。随着自然生境的不断缩小，一批农作物野生亲缘种正遭受生存威胁，有些已经消失。这些野生亲缘种对改良作物品质具有不可代替的作用，应当得到有效的就地保护。在我国已建的自然保护区中，以遗传资源为主要保护对象的不多，主要有：保护栽培果树野生亲缘种的新疆巩留野核桃保护区、塔域巴旦杏保护区等；保护野生花卉资源的湖北保康野生腊梅保护区、黑龙江老山头荷花保护区等；保护淡水鱼类种质资源的江西鄱阳湖鲤鲫鱼产卵地保护区等。遗传资源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受到国际社会的日益关注。中国是世界作物的重要起源中心之一，据统计，在我国栽培的600多种作物中有237种起源于本国。而我国在遗传资源就地保护方面差距较大，甚至尚未起步，很多工作有待于开展。例如，我国是水稻的起源地之一，分布有3种野生稻，但至今尚未建立野生稻生境自然保护区，随着农业开发，野生稻生境将日益缩小，不久将会消失，造成重大经济损失。遗传多样性的保护与利用已成为国际性关注的热点，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中，遗传资源的保护与利用是一项关健内容，涉及到国家的利益。因此，加强遗传资源的保护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战略问题，应给予特别的重视，在自然保护区规划中，应十分重视遗传多样性的就地保护，力争多建立一些保护区。
5.结语
我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已取得很大成就，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一定距离。随着《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生效和实施，对生物多样性的就地保护将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中国是该《公约》的缔约国之一。我国政府已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列为90年代和21世纪环境保护工作重点，制定并公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在《中国21世纪议程》中也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列为重点项目。为了切实加强生物多样性的就地保护，国家计委已委托国家环保局编制《1994-205O年中国自然保护区发展规划》。该规划目标在2000年，全国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国土面积10％；到2050年达国土面积l5％。然而，真正实现此项宏伟目标还须付诸十分艰巨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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