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09 10:51:52
【关键词】林徽因；灵性；理学；建筑美；诗歌
一、引 言
享有“民国第一才女”之称的林徽因，不仅是建筑学家、学者、教授，更是一位秀外慧中、才华横溢的诗人、作家。梁从诫先生曾说过：“在现代文化界里，母亲也许可以算得上是一位多少带有一些文艺复兴色彩的人，即把多方面的知识与才能――文艺的和科学的、人文学科和工程技术的、东方的和西方的、古代的和现代的――汇集于一身，并且不限于通常人们所说的‘修养’。而是在许多领域都能达到一般专业者难以企及的高度。” [2]正是因为如此，林徽因以其独特的女性气质和灵性色彩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朵艳丽奇葩。
“灵性”一个看起来非常抽象的词语，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种解释：“其一是指人的天赋的智慧，聪明才智；其二指动物经过人的驯养、训练而具有的智慧。” [3]由此，笔者窃以为“灵性”之于人应该是先天资质与后天培养的合金。诚如林先生《灵感》一诗中所说“金镶上翠”。 [4]人的天赋异禀是“金”，它会因为“翠”的点缀而卓显高贵典雅，“翠”就是后天的教育培养。同理，“灵性”之于文学创作亦是如此：自己所具备的文学素养、所掌控的艺术理论、所具有的才能，别的作家也具有，这就是“翠”，就是后天的培养。那什么是“金”呢？“金”就是作家异于其他作家的艺术个性或者是在继承他人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超越、新的创造。总之，“金”是带有个人性的一种存在（物质的或非物质的）。这就是笔者所理解的“灵性”。
二、情理相融的诗歌追求
林徽因出生于充满书香之气的官僚家庭，家中的陈设与家藏图书使她自小就浸淫在古典文化浓厚氛围之中。林先生的异母弟林暄先生曾回忆：“林徽因生长在这个书香家庭，受到严格的教育。” [5] 林先生自己也曾于1931年致胡适先生的信中说：“我的教育是旧的，我变不出什么新的人来，我只要‘对得起’人―爹娘、丈夫（一个爱我的人，待我极好的人）、儿子、家庭等等。[6] 到底林暄先生与林徽因自己所言的“教育”是什么样的，笔者窃以为有必要费些笔墨交代一二。
稍有文化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有清一朝之学术，概汉学、宋学而矣。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得更清楚“窃谓近代学者每分汉宋疆域，不知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平汉宋之是非。” [7] 由此可臆测宋学对清代的读书人影响之巨。何谓“宋学”？即宋明之理学“惟长生久视之术，既渺茫而莫验，涅出世之教，亦厌倦而思返，乃追寻之於孔孟、六经，重振淑世之化，阴袭道院、禅林之绪余，而开新儒学之机运者，则所谓宋明理学是也。” [8] “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 [9] 从钱穆先生的叙述中，可知这种杂糅儒释道三家精义的新儒学（即理学）在清末民初的几十年仍是余威尤在的。
林徽因出生于一九0四年，当时清朝没有灭亡，且其祖父又是清朝的翰林，这些都足以说明林所受的教育是“旧的”。既然是“旧的”，那就不免受到“理学”的波及影响。由此可知，林先生幼承庭训所接受的教育正是这种“理”字当头的传统教育。从她以后的人生旅程及诗歌创作中都能窥视到那种融儒家的淑世之思、恪尽人事；道家的性灵飘逸、物我一体；佛家的红尘看破、修缘善见的修养与气质。及长又入教会学校读书，出国留学。在她身上有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共性，即“双重文化”（指清末民初在传统教育与西学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他们都是早期读四书五经，及长又留学欧美。胡适、冯友兰、王力如是。）的影响。个人的资质、家庭影响、学校教育、社会文化、时代潮流共同塑造了灵异的林徽因，使其作品灵光泛起、觉生顿悟、柳暗花明、醍醐灌顶。以《别丢掉》为例：
别丢掉
这一把过往的热情，
现在流水似的，
轻轻
在幽冷的山泉底，
在黑夜 在丛林
叹息似的渺茫，
你仍要保持着那真！
一样是隔山灯火，
满天的星，
只使人不见，
梦似的挂起，
你问黑夜要回
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
山谷中留着 有那回音！
这首诗写于1932年，刊于1936年《大公报・文艺副刊》，一般研究者认为是林徽因为了纪念她与徐志摩之间挚真至诚的恋情而作。“别丢掉”显然是作者对过去的回忆。“一把过往的热情”，对什么的热情？亲情？爱情？还是交情？还是友情？从末句“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我们可猜测到那“热情”的对象正是“流水似的”爱情。诗人在追忆那逝去的爱情时并没有痛哭疾首，哭个昏天黑地，而是“流水似的轻轻”，诗人情感的表露蕴于理智的外衣之内，尤彰诗人的创作风采。“幽冷、黑夜、松林”这些冷色调的词汇并没有使诗人驻足于过去的苦痛记忆。“叹息似的渺茫，你仍要保存着那真”。一劲地伤感过去是没有用的，重要的是将那“真爱”永久保存。诗人伤感之后的豁达将诗人带入另一番境地：“一样是月明，一样是隔山灯火，漫天的星。”过去的都已过去，物是人非的感慨油然而生。“秦时明月汉时关”，不变的“永恒”并不会系住“不息的变幻。”“梦似的挂起，你问黑夜要回”，“世事恍如”，暂且将那爱的一场“梦”挂起不提。”问黑夜要回”， 要回什么？“黑夜”会欠诗人什么？空旷的山林、漆黑的夜晚，“那一句话”―“我爱你”成为山谷中留有的回音。原来诗人要向“黑夜”所要的正是那句为“黑夜”吞噬的爱的誓言。
诗人的追忆往事多少都会带些情绪化的字眼，处理不好便会导致情感泛滥、过于伤怀。回首再看林诗《别丢掉》中的“幽冷、山泉底、黑夜、松林”这些带有诗人感伤气息的词汇，也会为她的伤感所影响，但诗人通过“一样的月明，一样是隔山灯火”的描述，挽狂澜于既倒，将诗人“山泉底的感怀幽郁”一下提到“一样是月明”的豁达开阔。着实显示了诗人情感与理智（道学者的豁达）相汇交融的风格。这种“山泉底”的感伤与“一样是月明”的豁达、“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艺术美的追求正是作者创作灵性的一大表现。
上面浅显地论述了林徽因先生诗歌智性与悲情的和谐化一所彰显的“创作灵性”。其实诗人的理性并不仅与悲情相融，而且还互化在诗人欢快的情感跳跃中。《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句爱的赞颂》：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响点亮了四面风；轻灵
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
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
那轻，那娉婷，你是鲜妍
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
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
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
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
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着的白莲。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
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
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诗人起始就以“四月天”点明了诗歌的律动是快乐的，人间四月，百花斗艳，万木争荣，那种生命的激情由此点燃。“笑响点亮了四面风；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诗人“轻灵”的“笑”在如此富有生命的“四月天”里交相错舞着“变”，可想而知，那是多么愉悦的心情表露。但从诗人的愉悦中，我们并未发现一丝的狂放或失态。“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落的细雨点洒在花前”，唐代大诗人杜工部诗云：“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黄昏的细雨”滋润了四月的花，不正是那一场切合时宜的好雨，一场“春夜”的喜雨吗！“轻、娉婷、鲜、冠冕、天真、庄严、月圆”等词寄托着诗人对生命的渴望：“轻、娉婷、鲜、天真、月圆”是快乐的，“冠冕、庄严”是高贵的。诗人对生命的渴望没有直白地说出，而是含蓄委婉地缓缓道来。你像“雪化后那片鹅黄”，一种“冬天已经过去，春天还会远吗”的欢快在心中猝然开启。你是“一树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呢喃燕子语梁间”的喜悦明快，读来令人心喜神欢。总体看来，诗人的心情是愉悦的，诗歌的格调是欢乐的，但是诗人并没有信马由缰地放纵自己的情感，不是西方浪漫主义诗歌那种“情感的宣泄”，而是在理性的呵护下有节制、有条理地委婉道出。愉悦中尤带矜持，放松中略显拘束。诗人的诗是情中有理，理中含情的。
在新月派诗人中，以诗歌冠名于世者不乏其人，然做到情感的表达与理性的节制互化为一之中和美的却少而微。以新月派翘楚徐志摩《沙扬娜拉一首―赠日本女郎》 [10]为例：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全诗虽然仅22个字，却将一个日本少女不胜羞涩的情态展现得淋漓尽致，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恋恋难舍”之情已是昭然若揭。直白地描画一个少女“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如何的豪放不羁，毫无顾忌。更甚者，三次“珍重”的往还复沓，诗人的那种“难舍”之情宛然立于纸上。古人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而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11]林先生在诗中表达自己的“七情”是常事，但她的表达方式是含蓄的，带有传统的”中和之美“的遗韵。这也是林先生高于徐先生之处。
三、出乎新月、超乎新月的建筑美
林徽因诗歌创作的灵性还突出表现在她对诗歌建构的形式美的追求方面。诗歌“建筑美”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由新月派理论家闻一多先生在《诗的格律》中提出的，他说：“在我们中国的文学里，尤其不应当忽视视觉一层，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字是象形的，我们中国人鉴赏文艺的时候，至少有一半的印象是要靠眼睛来传达的。原来文学本是占时间又占空间的一种艺术，既然占了空间，却又不能在视觉上引起一种具体的印象―这是欧洲文字的一个缺憾。我们的文字有了引起这种印象的可能，如果我们不去利用它，真是可惜了。[12] 闻一多先生的《死水》即是此理论的典范之作。“建筑美”、“音乐美”、“绘画美”的诗歌规范建构了新月诗人（确切说是后期新月诗人）共同的创作追求。闻一多先生在《论【悔与回】》中进一步指出：“不必呆板的限定字数，但各行相差也不应太远，因为那样才显得有分量些。” [13] 但继闻一多先生之后许多新月诗人为这种匀称的章节和整齐的句式所束缚，形成一种对‘豆腐干诗’的固守，对新诗创作产生了不必要的负面影响。诚如石灵先生所言：“这就是为什么一提起新月派，人们就会想起‘豆腐干诗’的原因。这也给予了新诗规律化的反对论者以很多理由的证据―因为确实的，这样会有，把诗人从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又重新纳入新的桎梏的危险”。[14] 但身为新月派诗人的林徽因并未落入此俗套，“她的诗作虽然在外在形体上都做到了节的匀称和句的整齐，但这匀称和整齐并非是对豆腐干式诗体的一味固守，而无不是内容的需要，在诗形的繁复多变、摇曳多姿的构建中，通过各个诗节的同构与对称，在动中而不是静态中，求得节与节、句与句的均衡与整齐，既有力地传达出了诗的主旨，抒发了作者的情怀，又使读者从诗形的活泼多样上，享受到建筑艺术的灵动美”。[15] 以《笑》为例：
笑的是她的眼睛、口唇
和唇边浑圆的漩涡。
艳丽如同露珠，
朵朵笑向
贝齿的闪光里躲。
那是笑―神的笑，美的笑；
水的映影，风的轻歌。
笑是她惺松的鬈发，
散乱的挨着她耳朵。
软软如同花影，
痒痒的甜蜜
涌进了你的心窝。
那是笑―诗的笑，画的笑；
云的留痕，浪的柔波。
诗人以“笑”立意，截取人的一颦一笑，足以见识到林先生的心思缜密与玲珑。诗人用“水的映影、风的轻歌、云的留痕、浪的柔波”这些美轮美奂、充满灵动性的词建构了一个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美丽飘逸的诗的世界。整体看来，这首诗句式整齐，章节匀称，符合了新月派诗歌“建筑美”的追求。但不完全是闻一多先生“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式的严格。《死水》全诗每行均由一个“三字尺”和三个“二字尺”组成，读起来虽然音韵铿锵有力，但是由于缺乏灵动的支撑而略显呆板滞硬。如果说《死水》是由汉字的方块体组构的一个大的长方体的话，那么林徽因的诗歌就是一座闪动着灵逸光辉的水晶宫。《笑》由上下两大部分组成，整体上看是均齐的，其实不然，少数词语的灵性跳跃为原本呆滞的“豆腐干诗”披上一层灵动的外衣。看起来、读起来都彰显林先生洒脱、飘逸的气质。“笑的是她的眼睛，口唇，和唇边浑圆的漩涡”，两部分的开头远看是一样的，近看就大变样了。它们既没有《死水》式的压韵与协调，更不具有《死水》那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古板。“笑的是她惺松的鬈发”，正是这“惺松的鬈发”没有来承接“她的眼睛、口唇”而使诗歌收放自如，顿生灵妙之感。正如一座美的建筑物，如果缺少个窗子，它就不会显得完美。诗歌亦然。诗歌的灵动就是完美建筑物的窗子，如龙的眼睛，是点睛之笔；如雪中送炭，是温暖之笔。作为建筑学家的林徽因是深谙于此的。这也就是“作家异于其他作家艺术个性”的那块“金”。其他如《一首桃花》、《山中一个夏夜》、《城楼上》等诗的形体建构，均能表达出林先生独有的建筑审美趋向。这灵妙之笔的勾勒与林徽因集建筑学家、诗人、作家于一身是分不开的，正是交汇碰撞产生的灵异火花才使其诗歌清新脱俗、与众不同，具有极强的审美内核。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林徽因先生本身就是“灵”的个体存在。她以自己广博的学识，中西文化所培养的深厚学养将多门艺术有机地融为一体，形成林徽因所独有的艺术个性―灵性。以上笔者从三个方面对林先生的创作灵性进行了论述。毋庸置疑，林先生的创作灵性绝非止于鄙人所论三方面，只因笔者学识谫薄而得此管窥。
【参考文献】
[1]（美）费慰梅.中国建筑之魂―一个外国学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M].成寒，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87.
[2]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A].林徽因文集（文学卷）[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447.
[3]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866.
[4]梁从诫.林徽因文集（文学卷）[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177（注：为简便起见，以下凡林徽因诗歌，均引自该书，不再一一作注。）
[5]陈学勇.莲灯微光里的梦―林徽因的一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9.
[6]梁从诫.致胡适[A].林徽因文集（文学卷）[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322.
[7]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
[8]钱穆.国学概论.第19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7
[9]钱穆.朱子新学案[M].台北：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7：3.
[10]中山大学中文系.徐志摩诗精粹[C].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56.
[11]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04：21.
[12]朱自清.闻一多全集・第三卷 [Z].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2：415.
[13]朱自清.闻一多全集（第三卷）[Z].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82：449.
如此说来，更是――
她是诗人，一生写过几十首诗，在诗歌创作上有明显的新月诗风格；她是建筑学家，她的丈夫、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曾对学生说，自己著作中的那些点睛之笔，都是“她”给画上去的；她是演员，曾是三位最优秀男子心中永远的“齐德拉公主”。在“太太们的客厅”里，她以超凡的风华，融入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男性为主的京派知识分子群体，虽然这些男人们总是带有挑剔的目光，批判的习惯，但是在她的身上却无一例外地不再吝惜赞美之词：改革先锋人物、大文豪胡适称赞她为“中国一代才女”，她是才子诗人徐志摩《偶然》中那个深情款款的“你”，她是作家沈从文眼里“绝顶聪明的小姐”，她是学界泰斗金岳霖心中永远的“女神”，并为之终生不娶。……她就是林徽因，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梁思成的贤妻，梁启超的儿媳、著名学者林长民的爱女。一个象牙般美丽的女子，一个带有“文艺复兴色彩”的时代先锋，一个周身洋溢着太阳光辉的人间精灵！
一
1904年6月10日，林徽因出生在杭州陆官巷一座青砖大宅中，原名“徽音”。林家是当地有名的官宦世家。林徽因的祖父林孝恂是清朝的进士，曾在浙江省金华、孝丰等地任职。父亲林长民早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擅长诗文，工书法，为民国初年“立宪派”名人，著名的学者，曾任国务院参议、司法总长、国宪起草委员会委员长。
林徽因的表叔父就是在狱中写下《与妻书》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从小，林徽因就受到了很好的家庭教育，5岁时，由大姑母林泽民授课发蒙。8岁时，移居上海，入上海虹口爱国小学学习。1916年，林长民任职北洋政府，将全家迁往北京，林徽因转入英国教会办的北京培华女中。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得林徽因对传统文化有着极深的修养，这对她后来在建筑学、美学和诗文创作方面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6岁时，林徽因随父亲游历欧洲各国，增长见识，感受西方文明，并且在游历中，受邻居女建筑家的影响，对建筑学产生兴趣，找到了人生目标――做一名建筑学家。
青年时代的林徽因就在数学和绘画方面展现出不凡的天赋。1924年6月，林徽因和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同时赴美攻读建筑学。由于当时美国宾州大学建筑系不收女生，她改入该校美术学院，而主要选修建筑系的课程，实现了自己的志愿。1927年夏，林徽因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
二
在林徽因的感情世界中有三个男人不得不提：一个是她的夫婿，建筑学家梁思成，一个是诗人才子徐志摩，另一个是为她终生不娶的学界泰斗金岳霖。这三个男人贯穿着她的情感世界。
林徽因与徐志摩当年的那场轰轰烈烈的爱情猜想，是那时文坛津津乐道的话题。当年，徐志摩的诗作和才华广为人知，有一定的影响力，许多人是因为关注徐志摩才知道林徽因的。
1918年，徐志摩北大肄业以后前往美国留学。后来因为崇拜西方哲学家罗素，他离开美国，来到英国留学，希望在英国能够亲耳聆听偶像的讲学。可是，到了英国以后才知道，罗素不久前刚刚去中国讲学了，遗憾的徐志摩只得在剑桥附近一个叫沙士顿的地方住下来，等待罗素归来。
就在这期间，他认识了林长民，并且在其家里认识了林徽因。当年林徽因16岁，还是个中学生；徐志摩24岁，已经为人夫、为人父。正值青春芳华的林徽因，纯洁懵懂，对一切事物充满了好奇和渴望。共同的理想和志趣让林徽因和徐志摩相谈甚欢，他们相约在波光潋滟的康河上泛舟游玩，在康桥上指点美景、赋诗吟唱……面对这样一个如此美好的女子，徐志摩一下子就被林徽因吸引了。他十分欣赏这个出生在旧时代，却拥有着新女性才学的小姑娘，林徽因的端庄、秀丽、风采更让这位浑身洋溢着浪漫情怀的诗人难以自禁。他曾经给林徽因写过一封信，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是没有想到，这封信却把林徽因“吓到”了。不久，林徽因随父亲提前回国，与徐志摩不告而别。
岁月流转，当徐志摩与林徽因再见时，林徽因已与父亲的好朋友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订了婚，即将嫁作他人妇。虽然如此，徐志摩与林徽因依然保持着来往，他们一起组织新月社活动，一起演戏，愉快地以书信交流。林徽因在北京西山养病期间，徐志摩还经常去西山看望她，并帮助她发表了一些诗作。
1924年4月，64岁的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徐志摩和林徽因共同担任翻译，并精心安排泰戈尔在华的行程。在北京欢迎泰戈尔的集会上，徐志摩和林徽因站在泰戈尔左右的照片被当天北京的各大报纸以醒目的版面刊登出来，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其中以李欧梵在《浪漫一代》中的描述最为传神：“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松竹梅的一幅岁寒三友图。”民国初年这如诗如画的一幕，至今仍传为美谈，引起人们无限遐想。许多人都希望才子佳人能够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但在所有人善意的愿望面前，林徽因以她不同于一般女子的冷静和理性，做出了毅然的选择：在浪漫不羁的诗人与儒雅谦和的建筑学家之间，她选择了踏实稳重、平凡厚道的梁思成。“在享受即时的虚荣与追求学问理想之间，她选择了学业和理想”。这一选择不免让当时的许多人不解，甚或唏嘘。多年以后，林徽因曾对自己的儿女说：“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而事实上我并不是那样的人。”（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1924年6月，林徽因和梁思成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学。至此，徐志摩与林徽因的所谓“感情”随着林徽因的离去，在人们的一声叹息中划上了句点。
1928年春，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加拿大温哥华梁的姐姐家结婚。同年8月，夫妇俩学成归来，任教于东北大学建筑系。回国后，徐志摩与林徽因一直保持着朋友的情谊，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徐志摩可以说是林徽因诗文创作的领路人，“如果没有徐志摩，林徽因也许没有那样热爱诗歌”。在文学方面，徐志摩给了林徽因很多的帮助，这可以从林徽因的诗作中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徐志摩的风格得到印证。1931年11月19日，为了赶去听林徽因在北京协和小礼堂的一堂有关中国古代建筑的学术报告，徐志摩冒雨登机，结果飞机在济南附近的党家庄失事。一代才子就此陨落，怎不叫人扼腕。闻知悲号，林徽因伤心欲绝，悲痛不已，两次作文悼念知己。
对于徐志摩，他的才华、浪漫、洒脱、飘逸是林徽因欣赏的、爱慕的，但这一切又是她无法掌握的。这最终令她没有像“同时代的丁玲、石评梅、庐隐那样，从追求自由的爱开始，然后又为爱所困”。然而，对徐志摩的爱，林徽因是能够感受到的，她也十分珍视这份感情。徐志摩遇难后，梁思成从北平赶去处理丧事。在失事的现场捡了一块烧焦的木头。梁思成以为是飞机残骸（那时候的飞机有些部分是木制的），便拿回去带给了林徽因。林徽因非常悲痛，把这块木头挂在卧室的床头，直到她去世，一直没有摘下来过。
1955年4月1日，林徽因去世。在她的追悼会上，有一幅挽联格外深情贴切：“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这幅挽联出自当时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金岳霖之手。
金岳霖，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191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英国，又游学欧洲诸国，回国后主要执教于清华和北大，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创始人。金岳霖是林徽因生命中的另一位知己。为了林徽因，他终身未娶。因为在他心中，世界上已无人可以取代林徽因。金岳霖对林徽因的爱恋近乎执着，他以特有的方式表达着对爱的理解。多年来，金岳霖一直与林徽因夫妇毗邻而居，成为逐“林”而居的“游牧民族”。梁家几乎每周都有沙龙聚会，金岳霖经常是沙龙的座上宾。金岳霖对林徽因的才情、人品赞羡至极，十分呵护；林徽因对他亦十分钦佩敬爱，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爱慕。金岳霖对林徽因的感情持久而深沉，经得起时间的打磨、沉淀。汪曾祺先生曾在《金岳霖先生》一书中记述了这样的细节：林徽因去世多年后，金先生忽有一天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郑重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在场的人惊诧之余，无不唏嘘慨叹。即便是几十年后，当金岳霖先生八十高龄，年少时的青春激情，早已化作云烟飘散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长河中后，有人拿来一张他从未见过的林徽因的照片来请他辨别时，“他会凝视良久，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有千言万语哽在那里。最后还是一语不发，紧紧握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许久，像小孩求情似的对别人说：‘给我吧！’”林徽因在金岳霖心中，始终是最美的“人间四月天”。
金岳霖是一个懂得爱的人，他对林徽因一生的追逐诠释了真爱的博大与高尚。他用陪伴守候爱，用无私给予爱，用忠诚坚守爱。他的爱跨越了世俗，跨越了时空，征服了所有自以为懂爱的人。而最让人动容的是，到最后他依然坚定地说不悔。金岳霖“用一生的痴恋，不离不弃的执着，终于让我们相信，这世上曾经有一双手，真实地触摸过永远”。
三
梁思成与林徽因很早就相识了。当年，林、梁两家世代交好，林长民与梁启超是多年好友。这样的家庭关系，让林徽因和梁思成有机会经常接触。1923年，徐志摩、胡适等人在北京成立新月社，林徽因常常参加新月社举办的文艺活动，曾登台演出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饰演主角“齐德拉”公主，梁思成担任舞台设计。
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让林徽因和梁思成最终走到了一起。1924年，在梁启超和林长民的安排下，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起赴美留学。学习期间的朝夕相处，加深了两人的感情。四年后，在收获学业的同时，他们也收获了爱情。1928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渥太华梁思成姐夫任总领事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后，梁思成对爱妻呵护备至，林徽因对丈夫也是照顾有加，两人沉浸在幸福甜蜜中。学成回国后，夫妻二人举案齐眉，共同致力于他们所热爱的建筑事业。
梁思成对于林徽因的爱是踏实的、厚重的。他的爱不像徐志摩狂风暴雨般的猛烈，不像金岳霖那如长沟巨壑般深邃，他的爱宽容、稳重、真实，这使得佳人最终抛弃了虚幻的浪漫而选择了真实，将爱情放到平凡、踏实的婚姻生活中。梁思成的才华并不逊于徐志摩和金岳霖。他在建筑学方面的成就足以让林徽因不后悔她的选择。只不过，梁思成没有那样轰轰烈烈，他将他的感情完全融入到每一天的朝夕相处中，融入到工作上每一次激烈讨论中，融入到病榻旁不离不弃细心照顾中……梁思成对林徽因的爱也是无私的，这体现在她对林徽因无条件的信任和包容中。面对金岳霖对妻子近乎偏执的追求，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大度和宽容，去处理三个人之间微妙的情感纠葛，以致他与所谓的“情敌”成为邻居好友，多年相伴却各自坚守着承诺。这样的丈夫怎能不让妻子动容！
三段情感如薰风吹过，伊人在风中，凝神遐思。如果非要将这三段情感做一比较的话，那么徐志摩是热情如火，金岳霖是深情似潭，梁思成则是包容比海。林徽因和三个男子共同演绎了爱情绝唱，告诉后人，爱原来也可以这样。
1928年春，林徽因与丈夫梁思成学成归来任教于东北大学建筑系。当时，张学良出资发起的征集东北大学校徽图案大奖赛，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图案一举夺魁，拿下那次比赛的最高奖金。
1931年，林徽因和梁思成辞去东北大学的工作，加入了由朱启钤、梁思成等人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中国营造学社是一个在国内最早应用现代科技对古建筑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学术团体。
中国营造学社不仅在学术上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资料而且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建筑专业人才，除了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罗哲文等许多建筑学界的重量级人物均出自营造学社门下。从这一角度讲，中国营造学社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对中国传统建筑研究和保护所作出的贡献是空前绝后的。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号四合院（后为24号院），是梁林夫妇于1931年至1937年间曾居住过的院落。该院落还是一代文化人记忆中名人荟萃的“太太会客厅”。
在此期间，梁思成和林徽因及同仁们主要做了两件意义非凡的工作：一是以故宫建筑群为样板，以故宫内的工匠为师，参考民间建筑则例，编成第一本以现代科学观点、方法、语言总结中国古代建筑构造的读物――《清式营造则例》。这本书的出版破解了古代工匠们的千年密码；二是以河北省蓟县的唐代建筑独乐寺为开端，对华北、山西、河南及江浙的1823座古建筑做了实地测绘考察，并对故宫进行了全面的测绘，出版了《中国建筑参考图集》10集。
为了抢救掩埋荒野、即将被遗忘的珍贵古建筑，完成《中国建筑参考图集》的出版，林徽因和丈夫一起远赴穷乡僻壤、荒寺古庙，风餐露宿、不辞辛劳地实地考察、研究、整理。从1930年到1945年，夫妇俩走遍了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古建筑物两百余个，获得了许多远溯唐宋的发现。
他们历经辛苦在中华大地上搞田野调查，跑了137个县市，勘测了1800多座古建筑，绘制了精准的建筑结构图，重新发掘出从汉唐到明清的珍贵历史遗迹，发现了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好的石拱桥――河北赵县的隋代赵州桥、世界现存最高的木构建筑――山西应县的辽代佛宫寺木塔和中国现存最伟大的唐代建筑――山西五台山的佛光寺等众多古建筑。
梁思成夫妇的工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林徽因还写下了有关建筑方面的论文、序跋等二十几篇，部分篇什为其与梁思成合著。
四
李庄，四川南部长江边上一个平静的小山村，长期以来如果不是被人故意遗忘，也给人陌生遥远的感觉。
1940年秋天，抗日战争进入最为惨烈的阶段。南侵日军强渡汨水，突进长沙等城市，并从宜昌和长沙威逼陪都重庆，大后方岌岌可危。
这年秋天，国立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营造学社、中国大地测量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等高等学府、研究机构等开始陆续内迁李庄，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才陆续回归原地。
因为日寇侵华所导致的中国知识界一次群体性的南渡西迁，遂使李庄一度凸显为现代学术史上一个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为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的人文学术重镇。正如李庄的“发现者”岱峻所言：中国大地的广袤民间，永远像一处温情无限的林地，总能在艰难时世中为犹如惊弓之鸟的文化人撑起一方祥和的浓荫。
70余年前，这里该是何等的“风光”――那是今人在承平语境下的想象，小街上行走的，都是些星光灿烂的大师：傅斯年、李济、吴定良、董作宾、梁思成、童第周，还有英国著名学者“中国通”李约瑟博士和美国学者费正清……
按国民政府的规定，战时知识分子所拿到的薪金，只有战前的十分之一，加上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等因素，他们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受疾病威胁几乎濒于绝境，以至1942年4月18日，素不求人的傅斯年不得不放下身段分别提笔给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和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的翁文灏两位政府要员写信求助，祈其向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并直陈最高当局转达求援之意，信中饱含的惜才怜士、行侠仗义之情，读来令人耸然动容。时隔不久，梁氏兄弟就收到了朱家骅寄给傅斯年转交的以其掌控的“特别经费”中赠出的两万元，以示救济。
然而，包括傅斯年、董作宾、陶孟和、李方桂、李济、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梁思永、童第周、岑仲勉、郭宝钧、凌纯声、芮逸夫、曾昭、吴定良、劳等在内一大批在当时就已蜚声中外的一流学者，没有中止学术生涯，反而口咬菜根，青灯黄卷地写出了一大批具有奠基意义的传世名著。比如，1984年美国出版的《中国建筑史图录》和1998年国内出版的《中国建筑史》，是梁思成研究中国建筑的扛鼎之作，此书1943年成于李庄。书中的照片，有李庄板栗坳，测绘图有李庄的旋螺殿。
虽然，生活困苦不堪，但林徽因和梁思成均表示：“国难当头，绝不离开祖国”。他们拒绝了美国大学的高薪聘请，在这样的环境下洗尽铅华，她的肺病越来越严重，很多时候只能躺在床上，并经常大口大口地咯血，但仍然顽强地承担了《中国建筑史》全部书稿的校阅，并执笔写了五代、金、辽、金部分。此外，还写下一首《十一月的小村》，描述了李庄古镇优美而充满诗意的乡村画面。
五
1946年，抗战胜利后，林徽因全家回到北平。教育部指令梁思成在其母校清华大学创办新的建筑系并任系主任（直到1972年1月9日去世为止，笔者注）。除此之外，他还被中国政府派往美国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顾问，参与大厦的设计工作。
1948年年底，中国人民包围了北平。梁思成夫妇想到古城无数百年建筑可能毁于战火，日夜不眠，寝食不安。1949年初的一天，两名拿着一张北平军用地图突然来到梁思成家，他们要求梁思成夫妇用红笔圈出一切重要文物古迹的位置，以便被迫攻城时尽可能予以保护，这一举动让梁思成夫妇十分感动，随即消除了对共产党的疑虑。他们立即编写了《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这本书后来演变成《全国文物保护目录》。
北平解放后，林徽因受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担任《中国建筑史》课程并为研究生开《住宅概论》等专题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林徽因和梁思成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工作热情。夫妇二人共同为培养新中国早期的建筑人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林徽因也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旺盛精力，不但出色地完成了所担负的工作和教学任务，而且还与梁思成合作写了《城市规划大纲》、《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等学术论文。
1949年9月到1950年6月，林徽因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1950年，林徽因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总工程师，对首都城建总体规划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意见。1951年，她担任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承担为碑座设计纹饰和花圈浮雕图案的任务。1952年，她参加中南海怀仁堂的内部装修设计，还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1953年，她当选为中国建筑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并担任《建筑学报》编委、中国建筑研究委员会委员。林徽因还十分关心传统手工业的复兴，为濒临停业的景泰蓝、烧瓷等传统工艺品设计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新式图案，并亲自参加试制。
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座城市蔓延。梁思成因提倡以传统形式保护北京古城而多次遭到批判。目睹明清古城被野蛮拆毁，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抚砖痛哭，惋惜不已。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当时负责解释拆除工作。为了挽救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毁于一旦，他们制定了一份《北京城市规划方案》，提出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应保存故都紫禁城，保留古城墙古门楼等5条建议。然而，统统无济于事。市长的答复是：“中央领导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他说他希望从天安门上看下去，到处都是烟囱。”结果，仅保留了紫禁城中间没修马路外，北京的大部分古城墙，包括地安门、广安门、西直门等标志性门楼都被拆毁。
不久，在文化部举办的文物界知名人士欧美同学聚餐会上，恰与吴晗同桌的林徽因当众指责：“你身为历史学家和政府官员，却保护古城墙不力！你们把古董给拆了，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弄得对方尴尬不已。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说：“她（指林徽因）虽然那时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
不过，更有意思的是，2012年1月27日（年初五），就在人们质疑为什么文物建筑总是要到被拆掉后才会引发强烈追问后，前文提及的引发究竟是否“梁林故居”争议的平房，终究还是难逃被“维修性拆除”的命运，实施拆除工作的建设单位为华润集团北京富恒房地产开发公司。
六
林徽因早年患有肺病，抗日战争期间，长达八年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使得她的病情不断加剧，最终恶化为肺结核，这在当年属于不治之症。病痛的折磨，让佳人愈发成了一个苍老憔悴、不停咳喘的“病西子”。萧乾在《才女林徽因》一书中记述：“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进入中年后的林徽因，身体上的不适让她时常流露出忧郁之情。即便如此，病榻上的她凭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坚强意志通读了《二十四史》中有关建筑的部分，为撰写《中国建筑史》搜集资料，经常工作到深夜。
林徽因在从事建筑科学研究之余，也从事文学创作。1931年4月，她的第一首诗《谁爱这不息的变幻》以“徽音”为笔名，发表于《诗刊》第二期上。紧接着她又先后在《诗刊》、《新月》、《北斗》、《大公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作品。这些作品中大部分是诗歌，也有散文、小说、戏剧和文学评论。她的诗作风格如人，不仅清丽温婉，而且韵律自然，深受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推崇。其中最具有代表的是诗作《你是人间四月天》。林徽因还经常参加北平文学界读诗会等活动。1936年，平、津各大学及文化界发表《平津文化界对时局宣言》，向国民政府提出抗日救亡的八项要求，林徽因是文艺界的发起人之一。
……
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结合在当时可以说是郎才女貌、门第相当，他们在婚前既笃于西方式的爱情生活，又遵从父母之命结下了秦晋之好。林徽因之父林长民是段祺瑞内阁中的司法总长，梁思成之父梁启超作过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所以说两家是门当户对。《林徽因传》里则有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如果用梁思成和林徽因终生痴迷的古建筑来比喻他俩的组合，那么，梁思成就是坚实的基础和梁柱，是宏大的结构和支撑；而林徽因则是那灵动的飞檐，精致的雕刻，镂空的门窗和美丽的阑额。他们是一个厚重坚实，一个轻盈灵动，他们的组合无可替代。”
2月14日是西方的情人节，俗话说：只羡鸳鸯不羡仙。咱们就着这个节点，去这对世人眼中完美夫妇的故居寻找他们爱的痕迹。
北京的梁林故居有两个地方：一处是在北总布胡同24号（旧时3号）；一处是在新林院8号，是抗战胜利后梁思成、林徽因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时的居所。今天咱们去寻的是在09年引起轩然大波的北总布胡同24号院。
人物标签
梁思成：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梁思成被誉为“古都的恩人”，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是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建国以来几项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
林徽因：建筑学家和作家，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同时也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她与丈夫梁思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她的文学著作包括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
情感标签
林徽因与梁思成 16岁的林徽因游历欧洲，在英伦期间，结识了当时正在英国游学的徐志摩，两位才情横溢的青年热烈地相恋了。但志摩的妻子---幼仪的影子在她心中总是拂不去，经过痛苦的思索，她与志摩不辞而别……
之后林徽因同意了父亲为她定的一桩婚事，嫁给著名学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梁启超的安排下，游学欧美主攻建筑设计。1928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渥太华梁思成姐夫任总领事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婚后梁对林呵护倍至，夫妻二人致力于他们所热爱的建筑事业。
梁林故居现状
北总布胡同24号院是梁思成、林徽因于1930年至1937年在北京租住的地方，最初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随着北京旧城的变迁，在1988年，这座院落经历了灾难性的劫难。一位开发商买下了24号院里的土地，在其中建起了一座三层的现代楼房，原先院中的假山、柳树全都被清除，东厢房被拆除，倒坐房的房门被砌死。完整的故居形象已经荡然无存。
2009年7月初，梁林故居再次面临遭拆除的威胁，门楼、西厢房被拆毁，正房、倒座房尚存。在新华社记者的呼吁下，在京城引起了一场舆论风暴，由于各方的努力，保护派的声音得到了有关人士的支持，梁林故居遭拆除的命运得以逆转，最终被确立为“不可移动的文物”。
这次寻访故居之前已经查询了相关资料，本想着故居已经被确立为“不可移动的文物”，而且从上次拆迁到现在已经时隔两年多，故居应该已经得到了妥善的修缮和保护，可到了北总布胡同却始终没有找到24号院的门牌号，倒是找到了北总布胡同12号院（24号院北侧，仅一墙之隔的12号院是梁思成、林徽因的挚友――金岳霖的故居），眼前的景象却令人惋惜，12号院除了大门保留着，里面也保留着三两间房，南边的房子都已经拆了，外面围上了蓝色的护栏板。在多方打听下，才在一位老大爷口中得到确认，24号院就是12号院南边的这些断壁残垣。怀着无奈而又惋惜的心情走进这片“废墟”，仔细观察着这些残缺的瓦片和依然屹立着的屋梁，想在仅有的这些细节中来寻找曾经发生在这里的一些故事，感受冰心笔下的“我们太太的客厅”。
北总布胡同24号：因冰心笔下“我们太太的客厅”而闻名
梁思成、林徽因长期在海外生活，然而他们更钟情的却是中国民族的建筑和艺术。从1930年至1945年的15年间，他们的足迹遍及中国15个省的200多个县，测量、摄影、研究的古建筑和文物达2000余处。这些丰富的积累和深邃的建筑理念，给后人留下宝贵的财富。
1901年，梁思成出生在东京，12岁时才随母亲回到北平。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堂的梁思成赴美留学，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建筑系硕士，继而就读于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的东方艺术专业，与他同行的是被称为“旷世美丽、才华绝代”的林徽因。
林徽因1904年6月出生于杭州。父亲林长民是诗人兼书法家，早年留学日本，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觉民、林尹民是堂兄弟。祖父林孝恂为清朝翰林，进士出身，他本给孙女取名“徽音”，出自《诗经・大雅》之“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徽音”是美誉的意思。
林徽因从17岁开始发表新诗并爱好戏剧和绘画，后来改名徽因这里面也有个小插曲。在她大量发表文学作品后，与一同名同姓的男性作者经常相混，排印也常发生错误，于是在1931年《诗刊》第3期上，由主编徐志摩将“徽音”改为“徽因”。
北总布胡同24号的这方院落里曾经有过名噪京华的“我们太太的客厅”，聚集过中国文化界名流，承载着林徽因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
梁林家的客厅实际上经常扮演着俱乐部和文学沙龙的角色，时常集聚着一批文人墨客在此高谈阔论。每当这时，正如费正清所说的：“她交际起来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部围着她转。”林徽因令大家瞩目，是个活动中心，林徽因身边大多是男性朋友，她的聪明和高傲隔绝了她和一般人的距离，几乎圈内女性都对她敬而远之。
北总布胡同24号从前的院子是个宽广、温馨的地方。院子四边各有一排单层的平房，灰瓦铺成的屋顶，房屋之间铺砖的走廊也是灰瓦顶子，面向院子的一面都是宽阔的门窗，镶嵌着精心设计的窗棂，院子中间种着几株开花的树，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一双小儿女常在树下嬉戏。
就是在这间客厅里，每到周末，金岳霖、徐志摩、萧乾、沈从文……这些中国文化史上杰出的人士就会聚集一起，在阳光中畅叙，间或飘起几杯刚煮好的咖啡的浓香，而聚会的主角自然是林徽因。梁思成说话不多，他总是注意地听着，偶尔插一句话，语言简洁，生动诙谐。
梁林故居的故事
林徽因和梁思成的故居有很多故事。比如1933年11月1日，沈从文将正在就读燕京大学新闻系三年级的萧乾的短篇小说处女作《蚕》，发表在他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几天后，读了这篇小说的林徽因对沈从文说：“萧乾先生文章甚有味儿，我喜欢。能见到当感到畅快。”沈从文随即写信告诉萧乾，说有位“绝顶聪明的小姐”喜欢你的小说，要请你到她家去吃茶。就这样，兴奋而有点紧张的萧乾，穿着自己最好的蓝布大褂，与师傅一起叩响了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门扉。
那天的情景萧乾一直记忆犹新，“她刚刚骑马归来，身上还穿着骑马装，显得格外潇洒轻盈。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后来聊起天来，谈锋甚健，几乎没有别人插嘴的机会。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
1937年，在日本侵略者的炮火逼近之时，梁思成和林徽因不堪沦落日寇之手，操起行囊远赴深山老林，抢救祖国的建筑遗产。自此，他们再也没有回到北总布胡同住过。
“我们太太的客厅”背后的故事
“我们太太的客厅”缘起于1933年，冰心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好事者将林徽因、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一一对号入座。冰心的这篇小说发表后，引起平津乃至全国文化界的高度关注。
林徽因与冰心的祖籍同为福州，算是同乡，二人的丈夫梁思成和吴文藻是清华住一个宿舍的同学，是真正的同窗。
小说中所描述的“客厅”正是北总布胡同24号院中的客厅，从这篇小说中可以窥探出冰心和林徽因之间微妙的关系。那么，这篇小说里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在《我们太太的客厅》中，关于人物的介绍是这样的――
“我们的太太自己虽是个女性，却并不喜欢女人。她觉得中国的女人特别守旧，特别琐碎，特别小方。”在我们太太那“软艳”的客厅里，除了玉树临风的太太，还有一个被改为英文名字的中国佣人和女儿彬彬，另外则云集着科学家陶先生、哲学教授、文学教授，一个“所谓艺术家”名叫柯露西的美国女人，还有一位“白袷临风，天然瘦削”的诗人。只见：诗人微俯着身，捧着我们太太的指尖，轻轻地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彩云……”我们的太太微微一笑，抽出手来，又和另一位文学教授把握。
文中无论是“我们的太太”，还是诗人、哲学家、画家、科学家、甚至外国的风流寡妇都流露出一种明显的虚伪、虚荣的色彩。
关健词：林徽因 1937--1945 诗歌创作
1937年“七七事变”，林徽因全家自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八年抗战，舟车颠簸的无限悲楚，物价的飞涨，日寇的空袭，不断的“逃难”，每况愈下的生活状况，使林徽因肺病复发。“从天津到长沙共计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为的是回到自己的后方。”后几经周转避难与空袭频繁的昆明，困守在贫穷而封闭的李庄。林徽因常年因病卧床，除了极少的消息来源，林徽因无从体会到村子之外的世界的精彩纷呈，灵魂深处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变得更加深沉，诗歌创作常常是苦涩的和忧郁的叹息。
一.苦涩的漂泊
1940年到李庄后，林徽因旧病复发。《一天》这首诗是贫病交加的林徽因在封闭落后的小乡村---李庄写的。在凄清病苦的日子里，她挣扎着，苦痛着，孤独的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的望着窗棍，阳光在上面变动着深浅不定的色泽，漫长的一天又从她的生命中溜走了。”屋外是凄冷荒芜的大地，屋内是流亡无依的学者，诗句从心底浮上来：“我没有时间盘问我自己的胸怀，黄昏却摄着脚，好奇的偷着进来！”“今天十二个钟头/是我的十二个客人/每一个来了/又走了！”作者把时间的刻度比作客人，把黄昏看做是起来安慰的朋友，都是直入人心的比喻。林徽因在《一天》里眼睁睁地看着这白天的十二个钟头消逝，心里禁不住发出这样的感叹：“黄昏黯然/无言的走开/孤单的/沉默的/我投入夜的怀抱！”白天的煎熬寂寞过去了，而黑夜依旧，漫无止境。林徽因在流亡岁月流露出对时间流逝的沉郁悲怆，甚至是苦涩的情绪在诗行的韵律中显得那么寂静。阳光的色泽在窗外的世界不断流动着，作者内心体验也随着夜的到来由期待，激动，骄傲而变得黯然。这种独特的审美意境从作者的心中自然的流淌，简单纯净。
持续的战争拖得人们奄奄一息，依旧无法走出李庄那封闭的生存空间。持续攀升的物价致使生活愈加穷困，在这狭小的李庄，作为一个受到高等教育曾游历过欧洲各国又善于交际的读书人，她的“气节心理”时不时萦绕在心头，纵使自己的心情，心绪异常糟糕，但她仍不断的自我调节，安慰自己，因此，写于此时的《忧郁》一诗是作者多篇诗歌中最“忧郁”、“绝望”的了。从通篇繁复，丑陋，苦涩的意象中，我们似乎又能找到不同寻常的韵味：在那冰冷的残酷的时间里，仿佛有着宿命的无奈。穿透语言文字，我们深刻感受到诗人远远超过于肉体痛苦的精神上的痛苦，体会到林徽因那终至无言的苦难遭际。
这个时期的林徽因在生活中“不断缝补那些几乎补不了的小衣和袜子......”但是，她的视界却并没有被这样的生活琐碎所禁锢。她的眼睛从这里穿了出去，穿过门窗，院墙，小村，穿过时间，病痛和战争，一直到达她所热爱的遥远的朝代和“现实的背面”。 1944年的《十一月的小村》，作者用一连串的联想和想象铺展在对着小村外的期待中：这十一月的小村外是由自然的“江，天，红叶，雾”组成的一幅淡泊清幽的图景，还是由山路绵延处的“青烟，茅屋，枯柴，歌唱之声，老农，耕牛，零落的牛羊”等乡村画面所铺展的动态乡村生活？于是作者拷问：“是什么做成这十一月的心/十一月的灵魂又是谁的病？”作者对村外景物的想象开始内转为对村内现实的叙写。由“野藤，老墙，青石，大门，水田，荒坟”所构建的乡村景象，在作者心中幻化成了对漂泊的思索。尽管流亡的现实极其残酷破败，但“它们永说不清谁是这一切主宰”。在乡村图景的流动中，作者满怀希望，虽然烦乱，但“云彩”总是环绕在这寂寞的乡村。于是用“柱枝”来丈量这代表着黑暗生活的“旧影”，用“微风”送来的“十一月的回答”来期盼这场残酷战争的结束。从村外到村内再到内心，作者所选取的景象组成了一幅苦涩的“小村”意象，在作者的笔端娓娓道来，饱含深情。
二.真实的关切
1938年，林徽因一家初到昆明，感受到了蓝天纯净，白云悠闲，暖阳自在的云南生活。不久梁思成病倒，一家生计处于困境中，她坚持爬几座山去给学生上课以赚取微薄的生活所需。虽然“生活的压迫似乎比以前更有分量了”，但她努力保持着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而且能够体察平民生活，发掘出战乱时普通生命存在的意义。写于此时的《昆明即景》正是林徽因对生活的细微体验。《昆明即景》由《茶铺》和《小楼》两首诗组成。
《茶铺》以“立体的构画”，描写了昆明城市街头顺城脚下茶铺里的丰富生活，诗人写到了在茶铺中喝茶的人各种姿态：“茶座上全坐满了/笑的/皱眉的/有的抽着旱烟......”不管你来自何方，不管你年老或者幼小，只要端起一碗清茶，都放下了白天的忙碌于辛酸，惬意的让时间停滞于茶叶沉浮中，享用着那片刻里获得了安静与闲淡。在等待茶的余韵里，“也为了放下扁担同肩背/向命运喘息/倚着墙/每晚靠这一碗茶的生趣/幽默估量生的短长......”
生命总有不可承受之重，倘若无法变更现实的残酷，何不安静的找找心灵的依靠？喧闹的“茶铺”意象，是闲暇汇聚的地方，象征着大后方不宁静中的宁静与温暖，这是一个可以让人暂时忘却战争，享受片刻宁静的地方。代表各种表情的人生姿态，“茶叶”意象构成了对生命的体悟，在作者笔下徐徐展开，这再普通不过的民众即使是在战火硝烟的岁月，自有消遣的乐趣：安静地享受着茶杯世界里那难得的闲淡自在。
《小楼》中则体现出了林徽因的专业的眼光（建筑），诗中有这样几句：“那上七下八临街的矮楼/半藏着/半挺着/立在街头瓦覆着它/窗开一条缝/夕阳染红/如写下古远的梦”当然诗句定稿后将“那上七下八临街的矮楼”改为“张大爹临街的矮楼”。其实林徽因很关注昆明的老房子的样式和神韵。
在上了年纪的张大爹的眼里这些都寻常不过，“不吟咏它好”。他不相信古老，宁愿“拐着杖常到隔壁沽酒，宁愿过桥，土堤去看新柳”。由花，草，瓜，坛，罐组成的“小楼”意象渗透了林徽因内在生命感受与对“乡村”现实的观察。破旧的“小村”象征短暂易逝的生命;古老而又丑陋的“矮楼”，“破坛”，“破罐”象征被列强肆虐践踏的中华文明在现实的土壤里屹立不倒。张大爹这个生活在后方人民的典型，他可以毫不顾忌生命的短长，而愿意去追寻新的事物，抗战时期，林徽因在诗作中传递出普通人对这场战争地行动与思索。
三.沉郁的呼唤
1937年之前的林徽因，旅居英伦，游历欧陆，同时也受新月诗派的影响，诗歌大都是敏锐的生命感悟，但在这个抗战的特殊生存状况下，她的诗进入到对现实、个人、国家和时代的理性思索。
《除夕看花》一诗主要描写了春节来临前，人们用鲜花做装点，作者却因赏花而添了无尽的乡愁和国恨。以“异乡的口调”从花市上买来具有地方特色的“山茶花”，“雪白”，“红血般”的茶花在节日里本来是热闹的，却给异乡人带来麻木的伤感。“如果心头再旋转着熟识旧时的芳菲/模糊如条小径越过无数道篱笆/纷坛的花叶枝条/草看弄得人昏迷/今日的脚步/再不甘重踏上前时的泥沙。”心里所熟悉的“芳菲”在模糊的记忆里，在旋转，有着重重的忧患。往事不堪回事，诗人的心并没有在此停留，诗中，林徽因对社会时局的感触更深：“月色已冻住/指着各处山头/河水更零乱/关心的是马蹄平原上辛苦/无响在刻画/除夕的已不是花/仅一句言语梗在这里/抖战着千万人的忧患/每个心头上牵挂。”林徽因这一时期对自然景物不再是简单的赞美，而是关注战争带来的阴影与伤痛，在写景中寄托了诗人对生命，对家园的思考。
在得知弟弟林恒死于对日空战中时，她悲痛万分，写下了《哭三弟恒---三十年空战阵亡》这首书信形式的长篇抒情诗。诗中点出了烈士牺牲的意义。第二节写她沉重的悲哀，因为牺牲者太年轻，第三，四，五节写牺牲的原因――飞机太旧太慢，当年寄托这希望的盟军没有伸出援助的手......但作者没有悲观：“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在第六，七，八节中，诗人从对“死亡的回忆”转向了对“生的幻想”她劝慰弟弟，他的热血没有白流，同时也发出“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的感叹。最后一节，诗人自我安慰，烈士已献出了一切，没有留下什么给自己：“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同安慰/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体味到作者那无法抑制的悲痛，化为了掷地有声的诗句。林徽因虽身在大后方的一个封闭的小山村里，但她时时关注战争，用敏感的心体验着残酷的现实。此时，她已摆脱了单纯的个人情感的宣泄，以更开阔的视野及博大的胸怀转向对民族与国家的隐忧，让我们听见内心深处道德与责任的呼喊。
参考文献
1.张清平著：《林徽因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
2.林徽因著：《你是那人间的天》，中国华侨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
3.林徽因著：《林徽因文集》，当代世界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
【关键词】文献纪录片；《梁思成·林徽因》；史料；解说词；影像
《梁思成林徽因》（以下简称《梁林》）与其他文献纪录片相比有一些共性的东西。第一，同为历史人物选题，只是普通观众对于林徽因梁思成的故事，尤其是对林徽因有一定的好奇，这是此片所拥有的优势。第二，结构上文献片都经常采用两条叙事线索，将人物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相联系，在讲述梁林的学术追求之路的同时，还夹杂了中国动荡的社会环境这条暗线，两条线索也常有交叉，以凸显人物命运在时代洪流中飘散摇曳的无奈感。第三，文献纪录片最难的工作是资料搜集，对过去事情的呈现不只要真实，还要找到可以承载故事的事物，所以寻找资料是文献片共同的追求。《梁林》的资料有这么几个主要来源：梁、林和费正清夫妇的通信，费正清回忆录，费慰梅写的梁、林传记，美国、日本等东亚研究学者的访谈，梁再冰和梁从诫访谈，清华建筑系师生访谈。在历时三年的资料搜集中，逐步确立了影片的立意、人物的立足点、梁思成和林徽因“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围绕着这个基点全剧找到了线索，有了父辈、诗歌、建筑、儿女、朋友、社会等一系列关键词，书信、日记、文章等关键元素。
《梁林》之所以成功，重要的它根据自己的主题量体裁衣，能够在共性基础上形成鲜明的风格，即它舒缓诗意的基调。纪录片的基调如同一个人所具有的性格，《梁林》全剧舒缓而富有诗意，这仿佛编导有意为之，无论社会如何动荡，人物命运如何坎坷，叙事都尽力娓娓道来。这样的基调是建立在编导对人物的理解基础之上的，也符合所讲述人物内心气质的。此片以女性视角来结构全篇，温婉的音乐，唯美的空镜头，清淡的女声解说，素雅干净的建筑画面，对老照片的光影处理，这些都是构建整体基调的重要元素，对这些元素的处理决定着此片的特色。
一、史料的艺术化处理
历史影像资料的多与少并不应该成为创作的束缚，重点是对资料的开发程度。素材并非局限于人物本身，资料既在“人物之内，又在人物之外”。如何能找到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材料的相互联系，进行多维的时空关系拓展，并纳入到整体框架中考量着编导。在《梁林》编导所找到的几个元素中，推动叙事和抒情、让观众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穿插于其中的书信和诗歌。
片子以解说的形式，将书信用第一人称直接表达出来。大量使用直接引语，对此片的真实还原做了最大的努力。如梁、林与父亲之间的通信让我们看到了两人的家庭背景和自小所接受的良好教育，与密友费夫妇之间长久的通信往来，梁、林二人私人化的表达，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带着各种态度和脾气的真实的梁、林；将倾诉衷肠的信件读来，仿佛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向我们倾诉生活的酸甜苦辣。第一人称叙述可以与观众形成互动，变观众被动接受信息为主动参与事态的发展。这种极强的参与性和感知性给片子带来了生气和活力，而非仅仅局限于史料的客观陈述，史料在此不仅作为物证出现而且还最大程度上为还原当时的环境和心境做出了努力，也为真实记录增加了情趣。
书信这一重点元素在片中有不同的呈现方式，编导对其做了不同形式的加工。有在美国所拍摄的费夫妇留存的书信镜头，用于现实回忆；有将书信清晰的笔迹置于屏幕之上使其潜入背景画面中，形成“信讲历史，历史读信”的效果。不同方式的解读使视觉听觉和情感上都形成了一种张力，尽管是静态画面，但依然栩栩如生。书信为整个片子在内容上注入了灵魂，这种能让观众直接感知人物内心的效果是任何解说都是难以实现的。总之，人物文献纪录片的素材开发就是要“化腐朽为神奇，把历史积淀的素材开掘出独特视角，赋予人物以昭示现实的现代意义，寻找文献人物与当下观众交流的渠道，使得观众能够与人物沟通，与历史对话。”
此外，剧中对诗歌的表现也是一大亮点。诗歌本用于写景状物，托物言志，表达情感。而在片中多处诗歌朗诵，大都伴随某一事件叙述的高潮或者末尾处，处于梁、林的情感节点或者观众观看的情感节点处，比如在处理林徽因、徐志摩的情感时，就朗诵了徐志摩的诗。此时诗意语言的出现是为叙事带来一种节奏感，为事态的发展提供了感情上的依托，我们体会到的是作者当时当境的情感表达需求，也借以满足了观众收看时情感宣泄的需要。同时诗歌在整体叙事中带来一种韵律，将全剧始终置于诗意化的舒缓的基调之中。
二、解说词结构叙事
文献纪录片的运动画面有限，生动性不免受到影响，解说就担负起了叙事的主要责任。文献纪录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信息特别丰富，不只包括主要人物的经历叙述，还承担部分知识普及的功能。受文献资料所限，声画不能完全结合，多数都需要空镜带过或者是老照片的慢速处理，所以在影片进程上，解说词成为片子与观众交流的重点渠道，它必须要写得更加言之有物，兼具叙述性和抒情性，并且要注意在观众感到疲倦之前，加入新的兴奋点，非常有难度。
在《梁林》中，就特别重视解说词的转折和悬念式铺垫。比如《天书》的最后一句 “从此中国究竟有没有木质建筑，如果有，它在哪里？”即是下一集《佛光》的引言和伏笔。在《佛光》中还有这么一句“这一天是他们人生道路上最辉煌的一天，然而也就是这一天，他们的命运开始逆转”。“四年前，这两位年轻人在北京意外相遇，分手之际，他们每个人的人生乐章刚刚开始跳跃出最美丽的音符，若干年后，当他们下一次见面时，费夫妇已向人生的巅峰迈进，而他们的这对中国挚友，却已走完人生最美好的时段，接下来将在无休止的战乱和政治运动中，在疾病和心灵煎熬中度过余生。”但所有跌宕起伏的解说都是由柔和平静的女声解说来表达，内心波澜不惊越发带给观众心理上的冲击。像这样风格的解说在《梁林》的解说词中每隔一段就会出现，这种通过语言来调节叙事节奏和情感节奏的方法特别适合此片整体舒缓的基调，它既创造了兴奋点，又没有引起感受上太大的落差，也不会打破编导所塑造的缓缓讲述娓娓道来的视听环境。
三、诗意的影像表达
《梁林》影片从头至尾贯穿了诗意的情绪。这种情绪是由众多元素组成的，包括林徽因的诗人身份，解说中诗歌的朗诵还有富有诗意的影像表达。
什么是《梁林》中富有诗意的影像表达呢？片中在介绍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卷入东北军阀内部战争不幸身亡时，画面出现的是带着露珠的枯黄落叶片片飘落，一股伤感的气息便相伴飘来。画面的寓意告诉我们林父的生命像秋叶一样凋零了。从画面本身看，这只是一个景物空镜头，既不属于实物展示，也不属于真人讲述，并没有构成叙事逻辑的一部分，但它却是纪录片真实和叙事的一种变量和升华。它是作者在对材料进行探寻、整理、选择、编辑、理解的基础上，主观创造和客观记录的统一，这既是对人物进行深度准确表达的需要，也是抓住观众观看心理，引起观众共鸣的一种重要手段。
诗意的表达使纪录片在真实记录的基础上多了更多艺术化的处理。这种艺术化的处理重点是借助于写意性的镜头来实现的，林父林长民、诗人徐志摩、梁父梁启超三人去世之际出现的“枯黄秋叶飘落”，梁思成在期间面临“复古主义”批判时，出现了天色由亮变昏暗，树在大风中被刮得左右摇摆的画面；当讲到梁思成重操旧业，进行古建筑测绘时，画面出现一片新叶、绿芽、碧波荡漾的物象。这样的视觉表达，用画面语言、色彩明暗变化、事物的指代性制造意象，创造出了诗的意境。纪录片在选择和处理表意性画面时，是一种提供信息和表达情感的过程，也是作品风格形成的过程。尤其是在抓取镜头时，赋予其运动或静止事物的隐喻和象征含义，更是提升作品品格的有效途径。那么，这些寄托了创作者审美理想，人生理念的意象表达“将我们引向感情，又从感情引向思想”。如此一来，纪录片的表意性便在时间与空间上得以延伸，不再局限于讲述回忆本身，而是建构起一种引人入胜富于视觉张力的叙事体。法国剧作家马塞尔·马尔丹在他的《电影语言》一书中指出：“在纪录片的创作中，不是将思想处理成画面，而是通过画面去思考。”
文献片通常是巧妇要为无米之炊，这就需要编导发挥其发现力和创造力，颇具有挑战性。笔者认为每一部纪录片成功都是在一定基础上拥有其个性的发挥，所以要让文献生动起来，最重要的就是为选题量体裁衣，寻找最适合它的表达手段和方式，充分发挥叙述载体的潜力。
（作者：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1930年代；沙龙；林徽因；冰心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20-0048-06
1933年9月27日，已在中国文坛颇有影响的冰心开始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①令人不解的是，这篇现实主义风格突出的小说发表后，当时十分活跃的文学界鲜有正式评论公开发表，但在学人内部却引起了强烈反响，甚至还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小说中描绘的“太太的客厅”所喻指的对象及其所代表的在北平文化界方兴未艾的文化沙龙，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对于这场因文而兴的沙龙风波，学术界并未给予太多的关注，相关的专题研究成果很少，且主要体现在文学史的研究领域，其研究重点在于《我们太太的客厅》是否影射了林徽因，并因此使冰心与林徽因二人结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陈学勇的《林徽因与冰心――答王炳根先生》，他指出，这篇小说发表时“许多熟人议论，作品讽刺了林徽因和徐志摩”，冰心“以发表小说公开讥讽‘太太’，孤傲气盛的林徽因绝对不堪，‘结怨’之深势在必然”。②如果说所谓的“太太的客厅”，代表的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新潮的交际方式，“是近代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沙龙等公共空间的‘东方版本’”，③或是“京派文人的一种聚合形态”④的话，由《我们太太的客厅》一文引发的争论和矛盾，则具有更加复杂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1930年代知识分子精英群体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的理念分歧。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跳出个人恩怨的窠臼，更加深刻地剖析这一矛盾背后的“问题”。
1930年代，随着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学术文化研究及文学创作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空间。在北平，以高等院校，尤其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名校为中心，逐渐聚集起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精英。他们不仅接受过良好的新式教育，思维活跃，而且相当一部分人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和文化世家背景。“一方面禀赋丰厚深广的传统文化积淀，同时又前往西方文化的中心地欧美或中介地日本亲身沐浴过。”⑤相似的学术兴趣和求学、甚或成长经历，使得他们很容易找到彼此感兴趣的话题，也愿意把对方视为可信赖的交往对象而经常在一起交流畅谈。当然，较为丰厚的薪俸及较多的闲暇时间，也是促使交往得以实现并延续下去的重要因素。抗战之前，国内高校普遍依据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的《大学教员薪俸表》发放教师薪俸，其中教授400～500元/月，副教授300～340元/月，讲师220～260元/月，助教140～180元/月。①虽然各高校在执行过程中情况不尽一致，但总体而言，抗战爆发前的高校教师，尤其是清华、北大等名校教师的薪俸能够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这种定期或不定期的聚会，不拘形式，不拘内容，自由灵活，完全是在思想和文化层面的交流与沟通。虽然聚会的方式各不相同，也很少有一位才貌双全、机智优雅的贵族女性主持，但就其交往内容而言，则颇具近代以来西方沙龙的风格，或者说，这种新式的知识分子精英的公共交往方式，就是中国化的学人沙龙。
朱光潜和梁宗岱共同组织的“读诗会”在1930年代的北平很有名。“读诗会”每月一至两次，地点就在北京大学附近慈慧殿三号朱光潜的家里。“读诗会”参加者几乎囊括了所有的京派作家。北京大学有梁宗岱、冯至、孙大雨、罗念生、周作人、叶公超、废名、卞之琳、何其芳、徐芳等人，清华大学有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李健吾、林庚、曹葆华等人，此外还有林徽因、周煦良等社会名流。朱光潜的一些学生也定期来此聚会。大家“或曾在读诗会上作过有关诗的谈话，或者曾把新诗，旧诗，外国诗，当众诵过，读过，说过，哼过。大家兴致所集中的一件事，就是新诗在诵读上，有多少成功可能？新诗在诵读上已经得到多少成功？新诗究竟能否诵读？差不多集所有北方系新诗作者和关心者于一处”。“多数作者来读他自己的诗，轻轻的读，环境又优美合宜，因作者诵读的声容情感，很可以增加一点诗的好处。”②对于组织这个聚会的动机，朱光潜坦言源自自己在英国留学时的经历：
我在伦敦时，大英博物馆附近有个书店专门卖诗，这个书店的老板组织一个朗诵会，每逢周四为例会，当时听的人有四五十人。我也去听，觉得这种朗诵会好，诗要能朗诵才是好诗，有音乐，有节奏，所以到北京后也搞起了朗诵会。③
事实上，这种相对封闭的学界同人聚会不仅成为他们进行社会交往、愉悦身心的重要方式，而且也是他们汲取信息、交流思想、评论国是、激发灵感的重要载体。例如哲学家金岳霖经常邀上一帮子学术界的好朋友来家里聚会，被称作“星（期）六聚会”。每次聚会，“总要问问张奚若和陶孟和关于政治的情况”，金岳霖虽然是搞哲学的，但在自家的沙龙上，“从来不谈哲学，谈得多的是建筑和字画，特别是山水画”。④据陈岱孙回忆，经常来此聚会的“当然以学界中人为最多。而学界中人当然又以北大、清华、燕京各校的同仁为最多”。“但也不排除学生们”“外籍的学人”以及“平津一带的文人、诗人和文艺界人物”。他甚至还在聚会上遇见过“几位当时戏剧界的正在绽蕾的青年演员”和“几个玩斗蟋蟀的老头儿”。陈岱孙感慨：“人物的广泛性是这茶会的特点。”⑤胡适在1931年3月14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当天参加“星（期）六聚会”的人，他说：“到金岳霖家吃茶。我到的太早了。与岳霖闲谈。吃茶的人渐渐来了，有Miss Jones，Mrs.Swan，Prof.& Mrs.Jameson、志摩、叔永、莎菲、擘黄、奚若夫妇、端升、熊。”⑥
北平学术文化界的小范围聚会还有很多。传统文人色彩浓厚、甚至有着些许“隐士”风格的是以周作人为中心，俞平伯、废名、孙伏园等人参加，通过聚餐、尺牍、唱和、听曲、逛书店等方式建立联系的“苦雨斋”群体。工作需要外加学人情谊色彩突出的有《独立评论》成员聚餐会和沈从文、萧乾负责《大公报》文艺副刊期间组织的来今雨轩茶会及聚餐会，等等。
当时北平的学术文化界人士，不仅乐于参加这种文化沙龙，有条件者，更愿意召集各方朋友，来家中聚会，亲自担当沙龙的主人。久而久之，一些沙龙渐成气候，在北平学术文化圈颇具知名度。其中，位于北平北总布胡同三号的梁思成、林徽因家的茶会，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1933年的京城“沙龙”风波不仅与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使其得到了一个称号――“太太的客厅”。
1930年前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先后辞去东北大学的教职，回到北平，全家搬进东城区米粮胡同二号。之后不久，又搬到靠近东城墙的北总布胡同三号。由于梁思成夫妇独特的人格与学识魅力，加上他们显赫的家世和国际色彩浓厚的教育背景，回北平伊始，他们就结交了众多学术界和文化界的朋友。随着他们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以及交往圈子的不断扩大，梁家定期或不定期举办的招待朋友的茶会人气日盛，颇具知名度和号召力，成为这一时期北平文化沙龙的代表。
梁家茶会之所以名噪一时，主要原因有三个方面，而这三个方面原因也凸显其特点与风格。
一是聚集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
梁家茶会通常是在星期六的下午，没有固定的主题，没有规定的钟点，没有繁文缛节，就是海阔天空地聊天。诗人徐志摩、哲学家金岳霖、政治学家张奚若、经济学家陈岱孙、物理学家周培源、人类学和考古学家李济、社会学家陶孟和、国际政治专家钱端升、哲学家邓叔存、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甚至还有他们刚刚结识的美国朋友――费正清和费慰梅，等等，这些当时或是以后享誉中外的学术大家，都是这里的常客。徐志摩生前在北平参加的最后一个活动，就是梁家茶会，主题是欢迎来华参加太平洋会议的柏雷博士。
应当指出的是，梁家茶会的参与者，包括茶会的主人，同样也经常参加其他好友举办的沙龙。林徽因就是慈慧殿三号“读诗会”的常客，而来梁家茶会的诸多好友往往活动之后，又会直奔金岳霖家的“星（期）六聚会”。尽管当时的知识分子精英群体总体上处于相对封闭状态，但通过一个个文化沙龙，他们有效地构建起一张社会关系网络。
二是茶会的女主人才华横溢、率真热情。
这是梁家茶会最具特色的一点，也是后来招惹非议的重要原因。毫无疑问，林徽因是茶会的核心人物。不仅因为她是这个院落的女主人，更主要的是她出众的才华和率真的性格。费慰梅对此感受颇深，多年之后还念念不忘梁思成夫妇的热情和真诚，以及林徽因表现出的率真个性。当时，费慰梅和费正清新婚燕尔，初到北平，在无意间结识了梁思成夫妇，继而成为好朋友，并经常应邀参加梁家茶会，她回忆说：
每个老朋友都记得，徽因是怎样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谈话和她的著作一样充满了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的精辟警语而倾倒。①
李健吾则这样描述林徽因：
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她缺乏妇女的幽娴的品德。她对于任何问题感到兴趣，特别是文学和艺术，具有本能的直接的感悟。生长富贵，然而命运坎坷；修养让她把热情藏在里面，热情却是她的生活的支柱；喜好和人辩论――因为她爱真理，但是孤独，寂寞，忧郁，永远用诗句表达她的哀愁。
他甚至明确表示：“当着她的谈锋，人人低头。”②
林徽因尽管天赋极高，留下的文章却并不算多，萧乾对此不无感慨：
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③
三是为有才华的年轻学人提供了崭露头角的舞台。
事实上，梁家茶会不仅有鸿儒，很多年轻人也得以在此与大师们面对面沟通与交流，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学习平台。萧乾的经历就颇具代表性。1930年代是林徽因从事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她非常关注文艺界的动态，尤其是刚刚崭露头角的、潜质高的年轻人，甚至会主动邀请他们到梁家作客，千方百计予以提携。萧乾就是其中的一个幸运者。当年的他还只是一个在燕京大学读书的默默无闻的文学青年，在天津《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蚕》。林徽因对这篇小说很欣赏，主动写信请时任《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辑的沈从文出面，邀请萧乾到梁家喝茶。她告诉沈从文：“萧先生文章甚有味。我喜欢，能见到当感到畅快。你说的是否礼拜五，如果是下午，五时在家里候教，如嫌晚，星六早上也一样可以的。”①不难想象、也不难理解接到邀请后萧乾那种诚惶诚恐的心情。这次茶会让萧乾信心和勇气倍增，“就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②
对于文化沙龙这种西式风格的学界同人的交往方式，当时的社会舆论并未提出太多异议。相反，很多参与者深感获益良多。梁思成晚年曾告诉他的学生：
不要轻视聊天，古人说：“与君一夕谈，胜读十年书”……学术上的聊天可以扩大你的知识视野，养成一种较全面的文化气质，启发你学识上的思路。聊天……常常是没有正式发表的思想精华在进行交流，三言两语，直接表达了十几年的真实体会。许多科学上的新发现，最初的思想渊源是从聊天中得到的启示，以后才逐渐酝酿出来的。英国剑桥七百年历史出了那么多大科学家，可能与他们保持非正规的聊天传统有一定联系……聊天之意不在求专精，而在求旁通。③
就在沙龙文化盛行北平之际，冰心发表了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毫不客气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她所熟悉的知识界精英，对这种文化现象以及当时知识界精英自我封闭、脱离社会的问题予以了辛辣的讽刺和批判。在她看来，被时人津津乐道的文化沙龙，恰恰是这种靡靡之风的集散地。一场关于京城文化沙龙的风波由此而引发。
在小说中，冰心用略显调侃的风格勾勒和讽刺了上流社会“沙龙”上各色人等光怪陆离的言行，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虚伪、无知、颓废。冰心笔下的“太太的客厅”的主人是一个敏感、好强、虚荣的妇人，“是当时社交界的一朵名花”，看似整日忙碌，实则空虚无物，每天在无聊的应酬和闲谈中打发时光。“太太的客厅”的常客尽管不乏科学家、画家、诗人、哲学家、医生等所谓的上层社会精英，但在作者看来，这些人都是病态的，从为人处世，到言谈举止，尽管还没到醉生梦死的地步，但至少是空虚无聊之极，就如同小说中的诗人所写并当众诵读的那首名曰《给――》的新体诗：
给――
我昨夜梦登最高的峰上，地下没有一盏灯，
天上没有一颗星。
我只觉得身边有个你――
冰冷的是你的手，跳动的是……④
冰心之所以采取这种叙事风格来创作这篇小说，其主要目的应在于引发学界同人的警醒和反思，即作为领风气之先的知识界精英，应该如何脱离一味营造个人情调的小圈子，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面对社会，面对“九・一八”之后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面对民族和国家赋予知识精英的使命。单就此而言，《我们太太的客厅》应该算得上是一部很有思想的文学作品。吊诡的是，一方面，这部作品发表之后，学界和舆论界出奇的平静，鲜有评论文章发表。但另一方面，在学界同人中间，即在所谓的“熟人”内部，却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并由此引起了关于“太太的客厅”的诸多猜测。事情的起因并不复杂，对于小说中所描述的人和事，学界同人很容易产生联想：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写的，整篇作品其实是在影射、讽刺林徽因和参加梁家茶会的朋友们。好事者甚至将小说中的人物与梁家茶会的常客逐一“对号入座”。尤其是小说中着力描写的那位“诗人”，“头发光溜溜的两边平分着，白净的脸，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态度潇洒，顾盼含情，是天生的一个‘女人的男子’”，⑤这与现实中徐志摩的形象竟如此相像，难怪人们会有如此的联想。文洁若回忆：
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大姐拿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给我看，说书里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而写的。⑥
纠葛由此而产生，尽管林徽因和冰心两人均未对此事公开表态，但一些信息还是流露出她们的不睦。据李健吾回忆，林徽因曾亲口讲过一个得意的趣事，《我们太太的客厅》发表后学界同人猜测很多，林徽因刚好从山西考察古建筑回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看到这篇小说后，立即叫人把那坛老陈醋送给了冰心。①1940年11月，林徽因在写给好友费慰梅和费正清的信中丝毫未掩藏对冰心的反感，她说：
朋友“Ice Heart”却将飞往重庆去做官（再没有比这更无聊和无用的事了），她全家将乘飞机，家当将由一辆靠拉关系弄来的注册卡车全部运走，而时下成百有真正重要职务的人却因为汽油受限而不得旅行。她对我们国家一定是太有价值了！很抱歉，告诉你们这么一条没劲的消息！②
或许是当事双方均为社会公认的才女，又是福建同乡，留美同学，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注意力放在她们之间的冲突上，渐渐地，竟然忽略了对冰心小说现实意义的关注和思考。因此，在这场沙龙风波中，原本应很有意义的关于知识精英责任与使命的讨论并未出现，小说中的“太太的客厅”究竟是不是梁家茶会的翻版、女主人公是不是林徽因等八卦议论却着实不少。虽然风波的劲度不大，且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其影响还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梁家茶会从此拥有了一个非褒亦非贬的名号――“太太的客厅”；二是后人往往把这场沙龙风波与冰心、林徽因的私人恩怨联系起来，似乎除此之外，这场风波没有值得后人去关注和思考的价值了。前者，无须多言；后者，或许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分析，沙龙风波的症结究竟在何处？
晚年金岳霖在其撰写的回忆录中，曾专门提及当年的沙龙风波：“（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30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③作为当年北平文化沙龙的身体力行者，金岳霖的观点或许正是冰心需要听到的反馈。对于1930年代中国的国情和流行一时的文化沙龙，冰心应该很熟悉，否则她也不会贸然以此为对象来创作小说。
1930年代的中国处于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状态中。一方面，随着1928年张学良宣告东北三省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南京国民政府初步完成了对全国的形式上的统一；之后的党统之争和中原大战，最终以的胜出而告终，南京国民政府自此基本上确立了自己在中国的正统地位，国家建设亦开始步入正轨。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快速发展期，也因此促进了科学文化事业的进步，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潜心思进，在科学、教育、文化领域不遗余力地推动着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另一方面，民族危机一步步加深。日本加紧对华侵略步伐，从肆意干涉中国内政，到“九一八”事变吞并中国东三省，扶植洲国，再到1935年的华北事变，日本人不停地用裸的暴力打压着中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建设国家的热情和信心。但国民政府却在攘外必先安内旗帜下，大打内战。可以说，抗战爆发前十年，中国社会就是在这种痛苦而压抑的矛盾状态中踯躅前行。加之转型期中国社会的混乱秩序，加剧了各式各样的社会矛盾。
正是受这种纷繁复杂形势的影响，任何一种现象，尤其是上层精英的言行，都会在社会上产生不同的反响。在国难当头、民不聊生的时代，一大帮生活优越的高级知识分子远离劳苦大众，品茶论道，自然会在社会上产生一些非议。更何况，还有一些上层知识分子一再标榜要远离社会，追求所谓的闲情雅致。前文曾提及的以周作人为中心的“苦雨斋”群体在1930年代的北平也颇负盛名。1930年5月12日，周主持的散文周刊《骆驼草》创刊，由废名起草的《发刊词》开篇即声明：“我们开张这个刊物，倒也没有什么新的旗鼓可以整得起来，反正一响都是于有闲之暇，多少做点事儿。”关于办刊原则，废名强调，“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④“苦雨斋”群体的交往方式主要有四种：第一，家常性的互访活动，闲聊，品茶，家宴，往往是无目的的消遣闲暇时光；第二，相对比较正式的宴会，一般在一些相对固定的餐馆进行；第三，共同的外出活动和社会活动，例如寻访北平的古旧书店，逛琉璃厂，郊游等；第四，书信往还和题写序、跋等，体现了传统文人墨客交往的特性……①应该说，试图超然政治与社会之外，一味追求人文的“闲适”生活，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一部分知识精英的理想追求，一种看似悠闲、实则颓废空洞的生活状态。如果处在歌舞升平的和平年代，这种追求或许说得过去，但在危机四伏、亟待变革的中国，如果他们的追求得以引领时尚，结果恐怕不堪设想。就这一点而言，“苦雨斋”群体看似少了几分洋气，且没有漂亮的女主人，实则更接近冰心笔下的“太太的客厅”中的各色人等。
虽然《我们太太的客厅》很具思想性和时代性，但小说的发表引发的种种猜测和议论，恐怕是冰心始料未及的。显然，这种烦恼也波及到林徽因和她主持的梁家茶会。需要指出的是，与其说是冰心的小说让梁家茶会饱受非议，不如说是危机的时代改变了人们对很多事物的看法和评价。尽管，大部分知识分子精英并没有忘却自己的国家，忘却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以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和金岳霖为例。从东三省沦丧，到抗战全面爆发，面对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梁思成夫妇全力以赴地展开了与时间的竞赛，争分夺秒地开展古建筑调查，进行系统研究，提出保护方案，力争赶在战争爆发之前，找到尚存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力争赶在日本学者之前，写出中国的建筑史。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方式的抗战呢！1935年末，日军全面侵略中国的态势已迹象尽显，梁思成、林徽因便开始了内迁的准备。在写给好友费慰梅的信中，林徽因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如果我们民族的灾难来得特别迅猛而凶暴，我们也只能以这样或那样迅速而积极的方式去回应。当然会有困难和痛苦，但我们不会坐在这里握着空拳，却随时让人威胁着羞辱我们的‘脸面’。”②在流离失所、朝不保夕的日子里，梁思成、林徽因仍在真诚地期盼着胜利的时刻。李健吾曾这样评述抗战期间颠沛流离中的林徽因：“现在，到什么场合寻找她的音容？她和丈夫，抛弃闲适的客厅生活，最先去了昆明……我最初听到他们的信息，是有人看见林徽因在昆明的街头提了瓶子打油买醋。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其后，美国聘请他们夫妇去讲学，他们拒绝了，理由是应当留在祖国吃苦。他们享受惯了荣华富贵，如今真就那样勇敢，接受上天派给祖国的这份苦难的命运？林徽因，在她大勇若愚的忧患中，贫病中，倔强中，没有写出类似下面的美好的词句：心此刻同沙漠一样平，思想像孤独的一个阿拉伯人？”③
金岳霖则在抗战爆发以后和诸多清华同仁一起开始了流亡生涯。从北平到长沙，最后辗转来到昆明。强烈的爱国心和对日寇的满腔仇恨，激励着金岳霖全力以赴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并先后完成了《论道》和《知识论》两部书稿。对于他在抗战期间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冯友兰的一段话讲得非常透彻：“从表面上看，我们好像是不顾困难，躲入了‘象牙之塔’。其实我们都是怀着满腔悲愤无处发泄。那个悲愤是我们那样做的动力，金先生的书名为《论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用这个陈旧的名字，金先生说，要使它有中国味。那时我们想，哪怕只是一点中国味，也许是对抗战有利的。”④
傲人才情
因一张“白天黑水”的设计图样，林徽因争鸣于京都。建筑学者、美术设计师、诗人，众多头衔在她的身上汇集，注定她是一个辉煌的女性。建筑学家的科学精神和作家的文学气质在她的身上糅合得浑然天成。她的建筑设计常常氤氲起美好的诗意，诗中又常常用古建筑作比，会有真切凝练的神韵。“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一个充满活力的女子。她的诗总是那么温暖宁静，洋溢着和煦的春风。
因一部“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成名于繁华的旧上海。小时侯，张爱玲就被目为天才。“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常常作为她才情的彰显。在旧时红色与绿色灯光交错中，她用安静的调子讲述繁华绚丽的故事，一曲终尽，落下满地的荒凉。一部部纷繁的小说，像是罗织一张张浓艳的画布，大块大块的色调勾勒出凄楚的虚幻。
惊世之恋
在爱情面前，徽因是理性的。留学期间，她爱上了才华横溢的徐志摩，而此时，他已有妻室，她亦与著名学者梁启超之子梁思成订下媒妁之约。面对内心晕起的炽烈情愫，徽因踟躇了。但她经过理性的思考，终究决定将这份情收于心底，酿成甘醇美好的回忆。于是她听从父母之言，回国与梁思成完婚。夫妻相敬如宾，为着共同的建筑事业奔走忙碌,堪称中国知识分子的夫妻楷模。
对于爱情，张爱玲则是感性的。《封锁》牵起了她与胡兰成的的红线。他惊诧于她的才情，便勾起了文人与文人的惺惺相惜。胡兰成是懂张爱玲的，懂她贵族家庭背景下的高贵优雅，也懂她因为童年的不幸而生成的及时行乐的思想。因为懂得，所以张爱玲并不在意他是汉奸，依然爱他。三年并不长，却是她生命中最珍视的年华。就算在胡兰成挥霍滥情时，她亦能以高傲的姿态送去诀别信与30万。她只轻描淡写：“我将只是萎谢了。”但那是怎样凄切的疼痛？三年，耗尽了她的情感，亦夺去了她的灵感。
灵魂落差
在古老的北京城，徽因常常领受盛满的赞誉，因她的才情、优雅与纯洁。林徽因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智力活动兴趣的妇女，向来是一个群体的中心，总是一群人如壁脚灯一样地抬头仰望她，用柔和的光线烘托她，愈发显得她眼波灵转，顾盼生姿。在多年后，她却要在病榻上忍受疾病侵袭的痛楚，颠簸与愁苦刻在她的脸上，早已失去了往日的光鲜。“坐一条寂寞的船，自己拉纤”，这种难耐的孤寂要一人承受，又是怎样的凄凉？
满目繁华后，必然会有荒凉。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大红大紫，无人不知，然而几十年后，张爱玲在美国又深居浅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灿烂夺目后平静地隐退，又需要怎样的勇气？又有几人能耐得住这无边无际的岑寂？怪不得有人说，只有张爱玲才可以同时承受灿烂夺目的喧嚣与极度的孤寂。
张爱玲的《爱》中有这样一段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我不知道林徽因属不属于张爱玲所要遇见人的范畴，只是上天没有让她们煊显于同一个年代，林徽因步入桑榆暮景时，张爱玲才以“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姿态闯入文坛，于是她们跌跌撞撞地错过了。
由此看来，画者是否是徽宗，并不重要。
画中绘有一支蜡梅，梅枝劲挺交错伸直向上，枝上黄梅盛开。右侧梅枝上有两只白头翁，相互紧紧依偎，精巧灵动，齐齐望向左侧画外，似乎画面之外有更加新奇之处。枝间还有黄蜂飞舞。画幅下方有山矾一支，花朵纯白，含苞待放。画面构图精巧，景物简单，但描绘细致，连白头翁的瞬间神态都能准确捕捉。画面背景简单，主题突出。其中的题画诗更是对整个画作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诗云：
山禽矜异态，梅粉弄轻柔。
已有丹青约，千秋指白头。
诗的头两句是对画面内容的描述，两只白头翁相依落在梅花盛放的枝头，显得安逸轻松，一派和平景象。在图像中，腊梅以及腊梅下方的山矾看似平常，却是画作的重要背景，点出了画中描绘的时节。腊梅在冬季开花而山矾却是早春开花，画中描绘的时节正好的冬春交接，乍暖还寒的这样一个时间段。画面中，在这样一个相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花木禽鸟仍呈现出怡然自得、安逸祥和的状态，为徽宗想表达的意涵营造出了一个让人信服的画面世界。后两句诗点出了画中寄托的徽宗作为“艺术家帝王”的真实心态。“白头”为一语双关，既指画面中白头翁鸟，又利用了“白头翁’’在文化语境里代表白首不变的誓约暗合徽宗对书画的喜爱之情。而“丹青约”的意义也值得推敲，“丹青”一词最早指的是颜料，《周礼・秋官・职金》中记述，“丹砂和青，可作颜料”。后引申为书画的代名词。同时又因丹青色艳而不易泯灭，故以比喻始终不渝。《后汉书・公孙述传》：“陈言祸福，以明丹青之信。”此中的“丹青之信”与诗中的“丹青约”意思应是相同的。“千秋”更是强调了时间的长久。由此可见，诗作中的“山禽”、“丹青约”、“千秋”、“白头”与画作中的“白头翁”相互呼应，描述对约定的坚持与坚守，整幅作品呈现出徽宗对忠贞不渝这种品质的赞赏与追求，特别是对在艰难环境中对信义的坚持的肯定。这样看来，《腊梅山禽图》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对自然物的描绘，亦不是单纯的徽宗对“丹青”的表白之作，其中还隐涵着徽宗的政治理想与对臣民拥有信义这种高尚品质的期许。另一方面，这幅画亦可看作徽宗对自身统治的一种赞美和嘉许，“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对于守信这种高尚道德的歌颂亦是徽宗对自身统治的肯定。综上所述，结合画面气氛和题诗分析，《腊梅山禽图》追求的意境应该与政治教化与祥瑞颂德相关。
祥瑞又称“符瑞”，为吉祥的征兆之意。被儒学认为是表达天意的、对人有益的自然现象。儒学认为，这些现象出现是天对皇帝的行为和所的政策的赞成或表彰。自汉代以来史书中就有对祥瑞的专门记载。《宋书》卷二七《符瑞志》也记载：“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所谓“符瑞”，是君主或王朝之合法性、正当性的证明。符瑞的构成非常广泛，分为上瑞、中瑞、下瑞几个等级，包括天象、地理、鸟兽、植物诸自然产物，也有被赋予特殊意义的人造器物，还有一些神异人、事。
徽宗时期对祥瑞现象的重视集中体现在对祥瑞物的保存上。这种保存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这种对祥瑞物的收集和保存直接表现在大型皇家苑囿的修造上，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艮岳。徽宗即位之初便开始修造艮岳，根据记载，最初修造此苑囿的原因是徽宗听信方士之言加高皇城东北部地势以求子。而方士之说应验后，艮岳的修造并没有结束反而规模更加的庞大，直至宣和四年才修造完毕。艮岳中汇集了各地送来的所有祥瑞之物，包罗万象，可以说把分散的个别祥瑞之物集合成了一个象征系统。宋徽宗集天下祥瑞之物为一堂聚于艮岳之中，使艮岳成为了具有典型祥瑞象征意义的符号。艮岳现在已不复得见，在徽宗的文章中我们可以一窥它的原貌。徽宗御制《艮岳记》云：
设洞庭、湖口、丝豁、仇池之深渊，与泗滨、林虑、灵壁、芙蓉之诸山，取奇特异瑶琨之石。即姑苏、武林、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粤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凤尾、素馨、渠、末利、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风气之异，悉生成长，养于雕栏曲槛。……恍然如见玉京、广爱之旧，而东南万里，天台、雁荡、凤凰、庐阜之奇伟，二川、三峡、云梦之旷荡，四方之远且异，徒各擅其一美。未若此山并包罗列，又兼其绝胜，飒爽溟津，参诸造化，若开辟之素有，虽人之山，顾岂小哉！
从文中可知，艮岳中汇集了所谓的“天下之物”，其中包括各地的特产珍奇，可以说是整个北宋江山的一个缩影。除此之外，徽宗还在艮岳中制造人间仙境之感。用种种方法制造云雾飘渺之象。据说徽宗朝屡屡出现的瑞禽，由专人在艮岳中饲养、驯练。在《华阳宫记》记载：“山之上下致四方珍禽奇兽动以亿计，犹以未也。”艮岳的建造，象征意义十分明显，正如李质《艮岳赋》中所云：“何动植之嘉休，表白天之多。”它既展现了徽宗统治下国家的繁荣、物产的丰富，又通过神仙世界的营造，祥瑞动物花卉的呈现，幻化出了一个徽宗理想中的顺应天命群祥毕至的王朝。另一方面，祥瑞物象还通过绘画的形式留存了下来。艮岳的修造是徽宗集齐所有祥瑞之物所构成的象征系统，是徽宗想要展现给世人的他统治下的理想世界。
同艮岳有着密切联系的《宣和睿览册》亦是徽宗这一思想的产物。《宣和睿览册》包含了上万幅画作，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北宋以祥瑞物、祥瑞现象为题材的绘画如《祥龙石》、《五色鹦鹉》、《腊梅山禽图》、《瑞鹤图》等大多收在其中且均取材于艮岳之中。可以说众多祥瑞绘画是艮岳的一个缩影，画家通过对写实的再现技法把艮岳中的众多祥瑞物象还原到画作之上，记录了祥瑞现象出现的瞬间，延长了祥瑞物的生命，不仅完整保存了物象的原貌而且扩展了祥瑞现象存在的空间。
崇尚写实的宋代绘画是构建祥瑞世界这种虚幻空间的重要手段。从徽宗的题诗题词画押亦可见徽宗的主观意愿与祥瑞绘画有着紧密的联系。以《瑞鹤图》为例，图中记录的是一次祥瑞现象，画面绘有20只丹顶鹤环绕宫殿自由翱翔，其中两只对止于鸱吻之上。画面上徽宗的亲笔题词详细记述这次祥瑞现象的发生时间、地点及过程。
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忽有祥云拂郁低映端门，皆仰而视之。倏有群鹤飞鸣于空中，仍有二鹤对止于鸥尾之端，颇甚闲适，余皆翱翔如应奏节。……飘飘元是三山侣，两两还呈千岁姿。似拟碧莺栖宝阁，岂同赤雁集天池。徘徊僚浪当丹阀，故使憧憧庶俗知。
整幅《瑞鹤图》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祥瑞环绕，神秘美好的世界。通过画面与题词的结合传递出来的信息让人不易察觉这事件的虚假性。从画面角度出发，写实性的绘画为这种真实性的建立提供了客观条件。首先是对于丹顶鹤的描绘极尽的细致逼真，这种对于物象的写生性的刻画在徽宗一朝极受推崇，在徽宗的倡导和推动以及整个时代格物致知的风气下，可以说院画家都掌握着高超的写真能力。其次是建筑物的真实性，人们可以从画面中轻易地辨认出描绘的对象为当时的宣德门，可见画面中对建筑细节的准确性，而这种准确性会大大增加画面所绘祥瑞现象的可信度。宋徽宗辅以的文字说明则加深了这个祥瑞现象的真实性，确切的时间、地点、围观的人群让人不得不承认事件的真实。图像与文字达到了相互证明的效果。与《瑞鹤图》这类描绘祥瑞现象的图像不同，《腊梅山禽图》更多的是通过画面与题诗的相互呼应达到祥瑞思想的传达作用。仅从画面上出发也许观者并不能特别明显地感受作者想要传达出的祥瑞思想。画面中的腊梅、白头翁、山矾并不像祥云、仙鹤这样的本身就是被广泛认可的祥瑞之物让人一见就能产生相应的联想，亦不是所谓的珍禽异兽，珍贵花木，本身就是珍稀之物。这种普通的物象实际上减弱了画面的神秘性，人们在观看时并不会立刻联想到这是一幅歌颂统治的想表达祥瑞思想的绘画。但是，《腊梅山禽图》通过诗歌的呼应提升了画面的可看性，也点出了画面想表达的祥瑞思想。与《瑞鹤图》高调的表现形式一样，这种更为隐晦的内敛的表达方式在此期间也被广泛使用，如《五色鹦鹉》、《梅花秀眼》、《桃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