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4 20:30:03
要克服生活的焦虑和沮丧，得先学会做自己的主人。
要铭记在心：每天都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日子。
所有的胜利，与征服自己的胜利比起来，都是微不足道。
生命太过短暂，今天放弃了明天不一定能得到。
快乐不是因为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
2007年,李嘉诚又一次做到了,且一年之内财富增加了90亿美元。美国《福布斯》最新一期公布的“大中国地区40大富豪”榜单排名中,年届八旬的李嘉诚以320亿美元(约合2496亿港元)的身价稳居华人首富的位置,而在去年,李的身价是230亿美元。
这就是被号称为“超人”的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而在外人看来,说李嘉诚是“超人”似乎一点都不过分。如今,李嘉诚掌管着一个华人世界所罕见的、业务庞杂且高度国际化的商业帝国。他旗下货港遍布23国,以标准货柜运载量而言,占全球市占率13%,为世界最大的私营货柜码头商。同时,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配电商、加拿大第五大石油公司(以产量计)。旗下的电讯部门,在15个国家推出电讯业务。长江集团也拥有全球最大的香水、美容、药物零售连锁集团,在33国经营19个品牌。目前,长江集团来自香港以外的收益约八成。
一般企业家,在一个国家或在一个产业称霸,已经算了不起,算是商界明星。但李嘉诚旗下产业横跨地产酒店、电讯、能源、基础建设、港口、零售、生物技术等领域,事业跨越55个国家,他应是华人历史上,横跨最多产业、最多国家的企业家。
在香港,李嘉诚的产业更是无孔不入，举凡食物、服装、药品、家具、计算机⋯⋯你想得到的日常用品,全都经过这家公司。
用李嘉诚自己的话说,如果他要和每一间公司的负责人通两分钟电话的话,那时间也“不得了”。
为未来工作
由于在华人世界的巨大影响,李嘉诚甚至被冠以了“华人巴菲特”的美誉。确实,李嘉诚在全球商界的口碑,大多来自于一些极富想象力的投资与交易,这为他赢得了“精明的资产交易者”的名声。和号称“股神”的巴菲特一样,李嘉诚也极善于分配资本,厌恶负债,热爱现金流稳健的业务,并都将状况不佳的老牌公司重塑为一部“价值机器”。
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与巴菲特的单纯的股票投资相比,李嘉诚更多的却是实业投资。他会像一个投资者一样耐心地将资本囤积于某一领域,承受亏损压力维持一些业务的发展,也会在恰当时机将新兴行业与资本市场的概念高调结合,以融资所得逐渐将一个产业由虚做实。他敢于在一些政策风险很大的市场下注,往往能够全身而退,而他早年一些不被看好的投资,亦能获得数以亿计的回报。
这一轮,让李嘉诚得利的是房地产。有资料显示,现在李嘉诚旗下的和记黄埔已经把94%的土地和项目都投在了内地,去年其在内地的房地产业务盈利56.67亿港元,同比增长了44%。
由于非常看好内地的房地产市场,购下地块后储备待用,已是李嘉诚在内地进行房地产投资的公开秘密,有的地块甚至被雪藏了十多年之久。在内地房地产市场,李嘉诚可谓是一线、二线城市通吃。2007年4月,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以24亿元联合投得重庆市南岸区杨家山片区地块,该项目总建筑面积为410万平方米。规模之大,相当于再造一个新城,预计总投资将超过120亿元人民币。
10月,李嘉诚又购买了上海小陆家嘴X3-2地块。12月,作为昆明市公开出让的最大一块居住用地,李嘉诚旗下的云南俊发地产又以17.29亿元的价格将其纳入麾下,创造了当地土地交易总额最高的纪录。
这显然与李嘉诚对于市场的超强的洞察力分不开。事实上,李嘉诚的发家史确实也是一个李嘉诚对于对于机遇的把握史。
讨厌风险
除了地产,李嘉诚的2007年的巨额收益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可能就是来自于炒股的套现收益。事实上,和房地产一样,自2005年6月的998点低点开始,A股市场一路高歌猛进,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站上了4000点。在内地股市的带动下,香港股市行情也一路走高。当时不断有人放言,A股将到8000、9000点,H股还将再涨50%。
然后正是这样的大背景下,李嘉诚在2007年的股市的投资行为却只能用“抛售”来形容。根据香港联交所的交易记录显示,2007年,李嘉诚曾对包括中国远洋 (1919.HK)、南方航空 (1055.HK)、及中海集运 (2866.HK)等8家企业进行了明显的减持。
从去年9月,李嘉诚就开始减持南方航空。11月8日,当李嘉诚第九度减持南方航空时,通过一次性减持580万股实现套现5559.3万港元。而在此期间,南方航空的股价从每股13.2港元滑至8.67港元。
此外,李嘉诚还通过旗下的长江实业 (0001.HK)4次减持中海集运,套现近9亿港元。同时,李嘉诚减持了中国远洋约1.7亿股数,套现金额超过51.7亿元。仅上述3支股票,李嘉诚就套利约合90亿港币。
而在此之前,李嘉诚还大幅减持了永安旅游 (1189.HK)、金匡企业 (0286.HK)等几只香港本地股,仅金匡企业李嘉诚就套利约1.1亿港币。
作为香港联交所18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李嘉诚的抛售无疑是对于H股未来不看好的结果。接近李嘉诚的人评价说,他是一个很有危机感的人。李嘉诚讨厌任何风险,这与其在企业经营层面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多元化产业密集投资得迅猛之势形成鲜明反差。
“你一定要先想到失败,从前我们中国人有句做生意的话:‘未买先想卖’,你还没有买进来,你就先想怎么卖出去,你应该先想失败会怎么样。”这是李嘉诚关于风险控制方面的至理名言之一。
事实上,李嘉诚密集减仓后,恒生指数便连绵下跌。去年10月,香港恒生指数创下历史新高31638点,今年1月恒生指数就跌穿了25000点。其实,早在07年5月份,面对内地疯狂的股市,李嘉诚就表示了担忧:“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好为现在的股市担心,一个市盈率50至60倍的情形,根据任何过去的历史,结果是会‘撞板’,泡沫绝对是有。”
由于目前内地与香港各¾济环节已经环环紧扣,唇齿相依,李嘉诚亦也预见到,一旦内地经济有任何风吹草动,香港必定不能独善其身, “无论内地经济有什么波动,一定影响香港,是绝对的!”
“香港投资者要小心炒股票。”这就是李嘉诚最后对港人也是对于自己的奉劝,并谋得了己身的全身而退。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代,无论在商界、文化界、影视娱乐界还是体育界,沪港两城都不断涌现出精英人物,他们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各自城市的范围,影响着世界,他们扎根在各自的城市,代表的却是中华民族,他们最能体现两座城市各自的城市精神。
商界:李嘉诚VS郭广昌
若谈香港商界城市名片式的人物,李嘉诚、包玉刚、李兆基、霍英东、郑裕彤、邵逸夫等名字便会跃然纸上,而素有“超人”之称的李嘉诚无疑又是个中翘楚。
1928年出生于广东潮州的李嘉诚,14岁时被迫辍学,开始谋生之路。不到20岁,李嘉诚便升任为一家塑料玩具厂的总经理。两年后,李嘉诚用平时省吃俭用积蓄的7000美元创办了自己的塑胶厂,并给这家小厂取名为“长江”。自此之后,李嘉诚与“长江”一路走来,成就了包括塑胶花、房地产、码头、零售以及电讯等各领域的商业帝国,使得“李嘉诚”这三个字几乎成为白手起家的商业经典的代名词。
人们不断探究李嘉诚成功的商业秘诀,而功成名就的李嘉诚,谈商道时却喜欢不断宣称“做人比做生意更重要”的道理。因而,“人生哲理”也成了解读李嘉诚的出发点。
古希腊学者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起整个地球。”此名言一直被人们当作豪言壮语来引用。但是,李嘉诚对这句名言的阐释却与众不同,他知道,“支点”不应该是等别人给的。李嘉诚说:“支点的正确无误才是结果的核心。这门功夫倚仗你的专业知识和综合力,能否洞察出那些看不见的联系之层次和次序。今天很多公司只看见“千斤”和“四两”的可能性转化,而忽视了找到支点的可能性。”
资本运作则成了李嘉诚精算出的撬动商界的“支点”之一。早在1979年,“长江”购入了老牌英资商行――和记黄埔。数十年里,和黄的系列动作成了资本运作的典范。例如,不惜累计亏损数百亿港元,李嘉诚几年来坚持布局和黄在欧洲各国的3G业务:买牌照、出售公司股份、将公司分拆上市等等。由此可见,李嘉诚凭借自己在资本层的实力打持久战的决心和毅力。
从香港到上海,李嘉诚也开始频频出手:地产、码头、日化等行业,经常看到李氏父子活跃的身影。
在上海,有一个从李嘉诚那里学到的资本运作本领并用于创业的书生,他就是被称为“上海的比尔・盖茨”的郭广昌。
1992年,25岁的郭广昌和梁信军等人开始创办复星公司的前身广信。后来郭广昌转攻房产销售及生物制药等领域。1998年,改制后的复星实业上市,一次即募集资金3.5亿元。2001年,复星用“增资―扩股”方式连续收购了“豫园商城”和“友谊股份”,2003年又收购了“南钢股份”。郭广昌自称,这一系列收购,受李嘉诚收购“香港电灯”、“长江基建”等案例启发不小。
郭广昌曾说过:“李嘉诚没有什么专业,投资就是他的专业,用产业来嫁接资本市场。李嘉诚做企业的模式值得复星学习,李嘉诚是地产大王、码头大王、信息产业大王,产业做得很成功,而这为他在资本市场建立了很好的声誉。”
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成就了李嘉诚事业的起点,而如今的上海,让郭广昌也找到了勾勒宏伟商业蓝图的感觉。
文化界张爱玲VS金庸
上海－香港“双城记”一度是文化界探讨的热点话题。这个热点话题中的首选热点人物,非张爱玲和金庸莫属。
张爱玲在其小说《倾城之恋》里,总结女主人公白流苏的命运时,说:“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而文学批评家柯灵说:“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
香港的战事成了张爱玲许多作品的背景,而上海却是“张爱玲”这个传奇的真正背景。
5岁,张爱玲开始在私塾读《红楼梦》、《西游记》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7岁尝试写第一部小说,但没有完成。8岁时,全家从天津返回上海。10岁,进入黄氏小学,母亲为她改名:张爱玲。1939年的夏天,考入香港大学文科。太平洋战争爆发,返回上海。而战时的香港给她留下了抹不去的印记。1943年5月,张爱玲的中篇小说处女作《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在周瘦鹃主持的《紫罗兰》杂志上连载。接着,她的一系列小说、散文在上海各家杂志上出现。上海掀起了第一次“张爱玲热”。 上世纪的40年代也被认为是张爱玲创作的黄金时期。1955年,张爱玲离开香港去了美国。1995年,张爱玲在洛杉矶去世。
在张爱玲去世前的1993年,4本张爱玲《传记》出版,读“张爱玲”热潮在上海再度翻涌。
《封锁》这部短篇被视为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一个寓言。在那个焦灼而混乱的时代,成就了张爱玲作品异常的流光溢彩。
老上海的公寓、电车,成了张爱玲作品无法回避的意向。张爱玲不喜欢应酬,公寓的阳台是她看世界的一种方式。她喜欢站在公寓阳台上静静观察外界的光景:看人提篮子买菜;看“封锁”,看电车来来往往。
张爱玲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但好的作品,还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
《传奇》这部集子是张爱玲的这种文学观和人生观的形象化。她在书的首页写道:“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金庸，原名查良镛，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其炫目的文学生命及报人生涯却是依托于香港这个“世界自由港”而存在的。在香港,查良镛开始了一条与其成为一名外交官的儿时梦想迥异的人生道路。
如今,似乎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迷”。而提到金庸,人们都会想起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这是金庸为了便于记忆,将其十四部长、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凑成的对联。金庸的武侠世界不断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广播剧、舞台剧等文学形式,还被译成英文、泰文、越文、法文、马来文、韩文等流传。
上世纪50年代的香港,是金庸创作的起点。其时其地的武侠小说界有三人风头最劲,他们是金庸(查良镛)、梁羽生(陈文统)、百剑堂主(陈凡),被称为“文坛三剑客” 。其中,金庸名声更响也更远。这也与其高明的“左右互搏”之术不无关系――一手创作武侠小说,一手办报纸、写社评。
1948年底,24岁的查良镛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开始“身无分文走香江”。 之后,几经周折,查良镛又调到《新晚报》当副刊编辑。梁羽生也在那里任职,两人一起下棋,一起写棋话,闲聊时聊得最起劲的就是武侠小说。已过而立之年的查良镛,终于在1955年写出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连载,笔名“金庸”作为一个“武侠世界”的同义词由此诞生。
自此之后,他一发不可收。接下来的《雪山飞狐》几乎“香港纸贵”。《射雕英雄传》出版后,金庸奠定了在新派武侠小说中的地位。那年,他34岁。
一年后,1959年,金庸用8万港元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伙创立了《明报》,任主编兼社长历时35年。而《明报》初创刊之际,大多数人认为其根本撑不过一年半载。但金庸坚持不懈,白天写报纸社评,晚上写武侠。金庸的社评受到香港市民的喜爱,据悉,美国国务院也剪辑他的社评作为资料加以研究参考。而其武侠小说在《明报》上的连载,无疑也成为其报业度过难关的一个关键。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以及《白马啸西风》、《天龙八部》等小说都陆续在《明报》连载。
《明报》声望确立后,1965年底,金庸又创办了《明报月刊》。之后,在通俗文化流行的香港,金庸又开始操持创办《明报周刊》。这份周刊,一方面开香港娱乐周刊的先河,另一方面又为金庸带来可观的利润。此时,金庸的小说创作彻底不用再“为生计谋”了。
在《明报》创刊30周年之时,65岁的查良镛也宣布卸任社长一职。两年后,明报企业上市。之后,功成身退的金庸开始了周游列国讲学、求学的自在生活。
体育娱乐界 姚明VS成龙
“体育”正日渐成为上海这座国际化城市的一张醒目的名片,人们听到看到越来越多的国际体育赛事:F1,网球大师杯、世乒赛等。
有分析评论说,上海这样开放程度极高,国际交流极频繁的城市,蕴涵着制造“一流高手”的契机。 以“海纳百川”为口号的上海,体育赛事攻坚战,更多放在了“高、精、尖”项目和市场化程度高的项目上。
姚明与刘翔,作为“上海制造,国际品牌”的出现是恰到好处。于是,上海开始流行这样一句话:“姚明代表上海男人的高度,刘翔代表上海男人的速度,常昊代表上海男人的深度。”
姚明第一次正式接触篮球训练,是在他9岁参加少体校之后。他18岁加入了国家队。2002年,姚明成为火箭队历史上第五位状元秀, “小巨人”的绰号开始流传于世界。在休斯顿,姚明就代表中国。在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当代篮球运动的顶级中锋姚明的姓“Yao”已经成为一个“符号”。
2003年,姚明开始成为第一任上海形象“代言人”。雅典奥运会上,姚明成为中国代表团的旗手。而中国男篮在雅典奥运会上获得了第八名,姚明的传奇故事多了一种演绎――从“乖孩子”变成一个敢说敢做的人。
2米26的身高,出色、谦虚、幽默、真诚、健康等这些词汇逐渐汇成“姚品牌”的核心。
2005年8月,姚明同老东家休斯敦火箭队提前一年续约,拿到了一份5年7600万美元的合同,成为了目前收入最高的中国运动员、亚洲运动员和NBA国际球员。
姚明是NBA的新宠,而香港功夫影星成龙也曾经一度在好莱坞风光无限。
1995年成龙借《红番区》一片敲开了好莱坞的大门。4年后,成龙凭《尖峰时刻》登上《时代》杂志,从而奠定了好莱坞动作片巨星的地位。除了片约不断,成龙在星光大道上也留下了自己的名字,成为第2205颗明星。此前李小龙是在成龙之前进入好莱坞星光大道的唯一一位华裔影星。
从香港到好莱坞再回到香港,成龙感叹道:“好莱坞并不是我的天下,只有回到香港我才能如鱼得水。”
从8岁就开始涉足功夫电影的成龙,以几乎没使用过替身演员的打拼精神,用危险动作打下了香港电影的半壁江山。在华语演艺圈内,人们习惯性地称成龙为“成龙大哥”。成龙的电影已经成为香港的一个标签,而成龙也借此成为了“香港旅游大使”。
经过戏校的10年苦练,5年的武打、特技替身、龙套配角和助理武术指导后,成龙踌躇满志地出发了。1978年,成龙版《醉拳》颠覆了以往黄飞鸿武术宗师兼道德典范的形象,塑造了一个顽皮活泼、惹是生非的“功夫小子”。这一年,标志着“成龙电影”的真正开始,也是功夫喜剧的开端。继李小龙之后功夫片的领军人物,成龙又另创了一种喜剧武打风格。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特的文化氛围及快速的经济发展,也是此种功夫喜剧孕育的极佳土壤。成龙将功夫、枪战、夸张的特技融为一体,为香港电影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
成龙曾表示,他与李小龙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的电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功夫片,而是更注重“喜趣”。
尽管成龙多次重复着这些差异,人们还是习惯于将他和李小龙来比较。“要知道,我从来就不想成为第二个李小龙。我只想做第一个成龙。”成龙如是说。
书香世家，才俊少年
在广东省潮州市北门街有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因其狭长如面线，故名面线巷。面线巷里有一座极为寻常的古宅，门面不大，院墙斑驳老旧，既无石狮守门，亦无雕龙画凤，倒是大门前的那个用于插贡旗的三米高的碑座，十分抢眼。
1928年7月29日（农历六月十三），李嘉诚就出生在这座破旧的宅院里。李家的祖先原为中原人土，因灾荒而南迁至福建莆田。明末清初，又因战火连绵不断而在世祖李明山的带领下，举家迁至粤东潮州府海阳县（今潮州市），并定居于此，至李嘉诚这一代，已经有十世了。
李氏家族可以说是书香世家。李嘉诚的曾祖父万曾是清朝每12年甄选一次的文官八贡之一，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而李家宅子前用于插贡旗的碑座，就是见证。
祖父李晓帆也是一位饱读诗书、博学多闻、思想进步的人土，17岁便得中秀才，只因朝廷腐化、日趋败落，所以未曾进仕。李嘉诚的伯父李云间和李云梯青年时代曾东渡扶桑留学，一个学商科，一个念师范。
李嘉诚父亲李云经，也是天资聪颖，少年成才，只因家道式微，不得不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投身教育，成为当地十分有名气的小学校长，颇受人尊敬。
李嘉诚就是在这种治学风气甚浓的家庭氛围中生活和成长的，耳濡目染下，他自幼就酷爱读书，一心向学。李嘉诚三岁时便能读诗诵文，五岁便能妙笔生花。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山河破碎、日寇暴虐、民不聊生，处于天涯一隅的潮汕也非太平之地。1939年6月，潮州沦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执教多年的父亲失业了，小学尚未毕业的李嘉诚也辍学了。
几天以后，李嘉诚和弟弟李嘉昭、妹妹李素华跟随父母加入了逃难大军的行列。
历尽千辛万苦，穿越一道道严密的封锁线，跋山涉水十多天，李嘉诚一家，终于来到了香港。
比其他家庭幸运的是，李嘉诚一家在香港并非举目无亲，他的舅舅庄静庵在香港已经成家立业，生活也相对殷实。庄静庵少年时出外谋生，从银号的学徒做起，逐渐做到经理，后来又转做贸易。1935年到香港，开始涉足钟表业，从代加工手表带开始，逐渐累积起丰厚的家底，后来还成为了香港的钟表大王。
那时候，香港还未沦陷，相比烽火连天、兵荒马乱的内地，这里算是一个太平之地了。然而香港等待少年李嘉诚的，却是更大的磨难，同时也改写了他的人生。
李嘉诚一家初到香港时，住在庄静庵家中，那时，庄静庵的生意还处于起步阶段，生活只算得上小康，李嘉诚一家的到来，虽然不至于让庄家的生活捉襟见肘，可是一下子多了好几张嘴吃饭，也着实着增加了不少的负担。父亲李云经身上有着中国传统的文人气节，不愿意一直过着受人恩惠、寄人篱下的生活。于是不久，他们一家便搬出庄家单过了。
香港是一个金钱至上的商业社会，李云经纵然满腹经纶，却没有丝毫的用武之地。好不容易，李云经在一间潮汕同乡开的小公司谋得一个小职员的工作，薪水微薄，养活一家五口，着实捉襟见肘。
虽与香港的商业文化格格不入，但李云经明白，要想在香港生存，非得融入这个社会不可。
要融入香港社会，第一步就是要过语言关。香港的中学，大都是英文教学。其他香港的同学都是从小就开始学英文，而李嘉诚没有任何英文基础，上课如听天书，不知所云。这让一直都是学校骄子的李嘉诚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是，李嘉诚是个十分要强的人，他发誓，一定要苦学英语，赶上其他同学。
李嘉诚学英语，几乎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在上学放学的路上，人们总是能看到一位额头高高、四肢纤瘦的男孩，一边走路，一边拿着单词卡片，口里面还念念有词，神情十分忘我，常常走到了墙根底下都不自知，若不是有好心人的提醒，李嘉诚那大额头不知道要被撞破多少回呢！
夜深人静时，为了不影响家人的睡眠，李嘉诚就独自跑到外边，在昏暗的路灯下，一边读英语，一边蹲在地上用捡来的树枝划拉着每个单词、短语、句子。天刚蒙蒙亮，他便起床出门，找一个安静的地方诵读英文读物。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努力，他终于逾越了英语关，不仅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英文，而且也能读懂英文报刊、书籍，听懂英文广播了！也是从那时起，李嘉诚就一直没有放弃过英语的学习。今天，李嘉诚能在国际商业舞台上侃侃而谈，就是得益于一生的勤学不辍。
太平的日子没过多久，战火便延及香港，很快，香港也沦陷了，李嘉诚一家的生活变得更为艰难。
然而，祸不单行，长期郁郁不得志，再加上劳累过度，李云经病倒了，从此卧床不起。
为了给父亲治病，李嘉诚一家的生活过得相当清贫。两顿稀粥，再加上母亲去集贸市场收集的别人不要的烂菜叶子便是一天的“美食”。断粮更是常有的，若不是舅舅的接济，一家人恐怕早就饿死了。全家人唯一的希望就是父亲能尽快把病养好，让全家渡过难关。
李云经最终没能熬过去，在与病魔抗争两年之后，于1943年的冬天，撒手人寰。
在父亲的病榻前，15岁的李嘉诚提前举行了自己的“成人礼”，他坚定地向父亲保证，自己一定会自食其力，担负起家庭的重任，让母亲和弟妹都过上好日子。
尽管舅舅庄静庵提出要照料李嘉诚母子的生活，并资助李嘉诚完成中学学业，但是李嘉诚谨记父亲的嘱咐，谢绝了舅舅的好意，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心爱的学校，用他还很稚嫩的肩膀，毅然挑起赡养慈母、抚育弟妹的重担。
从煲茶仔到小学徒
1943年的冬天，香港遭遇了几十年罕见的寒冬。日军横行，市景萧条，再加上寒冷将至，街上行人愈加稀落。衣着单薄的李嘉诚拖着疲惫的身体，步履蹒跚地走在清冷的大街上，为了找工作，他已经连续跑了好几天，脚底早就磨起了血泡，可是在这个非常时期，找个工作谈何容易啊！此时的他饥肠辘辘，冷得直打哆嗦。是啊，现在他一天只吃两顿菜叶稀饭，米是舅舅送来的，菜叶是母亲从市场捡来的，弟弟妹妹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量很大，通常三口两口就吃完一碗粥，而母亲总是故意吃得很慢，然后把剩下的半碗粥分给他们，懂事的李嘉诚不忍母亲挨饿，常常很快吃完一碗粥就推说自己吃饱了。
庄静庵实在不忍心看到外甥一家的生活如此清苦，更不忍李嘉诚小小年纪便要独自承受如此重担，于是提出让李嘉诚去自己的公司工作。之前，他之所以没有提出来，一来是想让外甥在没有任何靠山的情况下好好磨练磨练，二来也是因为商场上对用人唯亲比较忌讳。李嘉诚理解舅舅的苦心与无奈，同时他也牢记着父亲临终前的嘱咐，再次谢绝了舅舅的好意，坚持凭着自己的能力找工作，养活家人。望着倔强而坚定的外甥，庄静庵的内心既欣慰又心疼。但他还是顺从了李嘉诚的心意，答应让他自己去找工作，但是如果三天之内找不到工作，就一定要到自己的公司去。李嘉诚点头答应了。
皇天不负有心人，第二天，李嘉诚便找到了工作。香港人大多有喝早晚茶的习惯，李嘉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西营盘的“春茗茶楼”里当一名煲茶的堂仔。
茶楼的生意很红火，客人络绎不绝。每天天蒙蒙亮，就有茶客上门。因此伙计们必须在早上五点钟之前赶到茶楼，为客人准备茶水、茶点。舅舅为了让李嘉诚能更好地掌握时间，送给了他一只小闹钟。李嘉诚特地把闹钟调快10分钟，每天都第一个赶到茶楼。时至今日，李嘉诚一直都保留着调快时间的习惯，这也正是他做任何事，都走在时间的前面的原因。
茶楼的工时，每天都在15个小时以上。李嘉诚每天都是披星戴月去上班，万家灯火时才能回到家中。白天，茶楼的茶客不多时，其他的大伙计可以借此休息休息，但是李嘉诚是地位最卑下的堂仔，他必须时刻呆在茶楼的大堂里，随时准备伺候客人。
茶楼是个小社会，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们虽与李嘉诚脑海里那些古代圣贤相去甚远，但一个个都是这么的实在、鲜活。他们或贫，或富；或豪放，或沉稳。也许是泡在书堆里太久的缘故，李嘉诚对茶楼的人和事，有一种特别的新鲜感。他会从某一茶客的衣着、举止、言谈中揣测其籍贯、职业、财富、性格，由此养成了观察人的习惯，这对他日后从事推销工作大有裨益。
一年后，李嘉诚辞去了茶楼的工作，去了舅舅的中南钟表公司。李嘉诚之所以到舅舅的公司做事，不是因为受不了茶楼工作的辛苦，相反，经过了一年的历练，李嘉诚早已不再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小伙计，而是凭借着出色的工作能力被老板提升为领班，还加了薪。当然也不是要接受恩赐，他深知自己初入社会时，曾经“拂逆”过舅舅的一番好意。而现在自己已经在社会闯荡和磨炼过了，也应该到了报恩的时候，于是，这才答应到中南做事。
但是舅舅并没有因为这层“打断骨头连着筋”的甥舅关系，给予李嘉诚特别的关照，给他安排一个安逸的工作，而是让他从泡茶扫地的小学徒开始做起。
李嘉诚在茶楼受过极严格的训练，对此自然是轻车熟路，做得又快又好。最初，许多职员不知李嘉诚是老板的外甥，都在庄静庵面前夸李嘉诚伶俐勤快。李嘉诚是一个有心而且好学的人，他利用打杂的空隙，跟那些老师傅请教装配钟表和修理的技巧，仅用了半年时间，心灵手巧的李嘉诚就学会了各种型号的钟表装配及修理。庄静庵看到李嘉诚的长进十分欢喜和欣慰，但他担心年少的李嘉诚心生骄傲，从来没有当面夸赞过他。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英国重新接管香港后，离港逃难的人都重返香港，香港的人口迅速回流，造成食品短缺，燃料不足，住房匮乏的现象。港英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市民供给，以图复兴香港经济。
庄静庵预见香港经济必将在不久之后迎来飞速的发展，于是决定重新调整人事、扩大公司经营规模、增开分店，18岁的李嘉诚被调往高升街钟表店当店员。实际上，庄静庵也是有意识地让李嘉诚接触营销领域。
而此时的李嘉诚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单薄瘦弱的少年，经过岁月与苦难的磨砺，他已经长成了精瘦结实、英气十足的18岁小伙子了。在茶楼，他学会了如何察言观色、如何与人打交道；进了中南公司后，经过学习钟表的装配与修理，他对各类钟表也了如指掌，并很快掌握了钟表的销售技巧。
外表谦和的李嘉诚，骨子里有一股子不屈不服的傲气，他渴望出人头地，就像舅舅那样，成就一番大事业。大凡成大器者，天资聪颖只是其一，重要的还是强烈的求知欲和锲而不舍的勤奋精神。那时候，身边的同事大多安于现状，只想靠混资历得到加薪。而李嘉诚却不同，尽管过早地辍学，但是，他却从没有放弃过学习。
在茶楼打工时，他就常常把英语单词写在卡片上，利用短暂的空闲快速瞄上几眼，但因为怕被经理和领班训斥，他就强迫自己，一定要做到过目不忘。进了中南公司后，晚上的时间可以完全由自己支配，李嘉诚就又给自己定下新的目标――利用工余时间自学完中学课程。
可是，要学习就得有教材，李嘉诚的收入微薄，既要维持全家的生活，还要供弟妹读书，他希望弟妹能一帆风顺地完成学业，而不是像他这样。这样一来，他的钱几乎所剩无几，根本买不起教材。但这也难不倒李嘉诚，他想到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他发现有许多中学生，将用过的教材当废纸卖掉，或当垃圾扔掉，有书店专门做这类旧书生意。于是，李嘉诚把零钱一分一分地攒起来，用来买旧教材，学完后，又重新卖给旧书店，再用卖旧书的钱去买“新的”旧教材。如此一来，既能学到知识，又省下了不少钱。
此时，香港经济开始迅速恢复，战时遭到破坏的工厂、商行都已恢复生产营业，香港人口也激增到一百多万。市景日益繁荣，入夜之后，港岛九龙的霓虹灯交相辉映，满载货物集装箱的巨轮，昼夜不停地出入维多利亚港。中南钟表公司的业务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李嘉诚为香港经济的巨变兴奋不已，同时也开始思考今后的路该怎样走。他可以在舅父的庇佑下谋求发展，成为一名出色的钟表商，收入稳定，生活安逸。但这不是他想要的，也不是先父期待的。于是，李嘉诚毅然再一次孤身闯荡社会。
行街推销，锋芒初露
半年后，李嘉诚突然离开了势头正旺的中南公司，去了一间名不见经传的五金制造厂，做起了被香港人称为“行街仔”的推销员。
在李嘉诚看来，这段推销员的生涯是他一生最好的经商锻炼。行街推销，不像在茶楼伺候客人，或者坐店销售钟表那样，已经有了现成的客户，而且对方已经有了购买的意向。如何去寻找客户，联系客户？与客户初次会面该说什么？穿什么衣服？客户是否需要你的产品？是否有购买的意向？如何激发客户的购买意向？对于已经建立了购销关系的客户，如何去巩固这种关系？真正的推销艺术，在于推销的本身，光凭理论或听别人说是无法掌握其精华的，必须在实际的推销中去把握和领悟！
李嘉诚生性腼腆、内向柔和、不善言辞，最初，在向客户推销产品之前，心里十分紧张。于是他就在出门前或者路上把要说的话想好，再设想顾客可能会有的几种反应以及自己的应对办法，反复练习，从而成功地克服了容易紧张的心理。
五金厂出品的是日用五金，比如镀锌铁桶这一项，最理想的客户，是卖日用杂货的店铺。这是大家都看好的销售对象，竞争自然激烈。李嘉诚却绕开代销的线路，向用户直销。
酒楼旅店是“吃货”大户，李嘉诚直接“攻入”一家旅店，一次就销出去一百多只。家庭用户都是散户，一户家庭，通常只是一两只。而高级住宅区的家庭，早就使用上铝桶。李嘉诚就来到中下层居民区，专找那些上了年纪的大婶卖桶。那些大婶平日里闲居在家，最喜欢的就是串串门，互相唠唠家长里短，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李嘉诚的义务推销员，销路很快便打开了！
自从李嘉诚加盟五金厂后，五金厂的业务蒸蒸日上，以销促产，产销均步入佳境。李嘉诚自然成为了备受老板器重的“第一功臣”。可是李嘉诚却又一次提出辞职。老板哪里肯放弃这个难得的人才，提出给他升职加薪，可是仍然没能留住李嘉诚！
走南闯北的推销生涯，不仅初步形成了李嘉诚的商业头脑，丰富了他的商业知识，而且也使李嘉诚结识了很多好朋友，教会了他各种各样的社会知识。同时，在推销过程中，他实践了宽厚待人、诚实处世的做人哲学，这为他日后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不久后，他开始自己创业，开办了长江塑胶厂。
居安思危，挽救危机
“待人以诚，执事以信”的商业准则，再加上灵活的商业头脑，使得李嘉诚的事业顺风顺水，这让年轻的李嘉诚更加信心满满、春风得意。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初尝成功的喜悦后，随之而来的却是一场灭顶之灾！
由于看到之前承接的订单赚到了不少的钱，李嘉诚开始急切地去收购那些资金不足、设备简陋的塑胶企业，扩大长江的生产规模，过快的扩张，承接订单过多，加之简陋的设备和人手不足，极大影响了塑胶产品的质量。长江厂开始出现资金周转不灵的现象，甚至面临日益严重的亏损。
终于有一天，几个客户怒气冲冲地闯入李嘉诚的办公室，指责他的塑胶制品质量粗劣，要求退货。李嘉诚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确太急躁了，忽略了商场中变幻莫测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只是一味追求数量，而忽视了质量。接下来的日子，又有多家客户要求退货，而一些未销售出去的产品，对方也拒绝收货，并要求李嘉诚退还定金。李嘉诚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这种代价几乎把长江厂推向了濒临破产的境地。工厂停产，产品积压，没有进账，原料商仍按契约上门催交原料货款，而银行得知长江厂陷入危机，数次派人催还贷款，长江厂面临清盘的威胁。万般无奈之下，李嘉诚不得不裁减员工，工人们个个人心惶惶，为长江厂的前途，更为自己的生计忧心忡忡。
李嘉诚太年轻了，余勇可贾，但经验不足，他把困难设想得太少了。企业的主人，就像一船之长，决策即是航向，任何失误，都可能把航船引向灾难。如果在这之前，李嘉诚所经历的磨难是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而这一次，却是他自己亲手造成的，李嘉诚因此陷入了深深的懊恼与自责中。
经过一番深深的思考，李嘉诚痛定思痛，很快调整好心态，回到厂里，他召集来全体工人，真诚地道歉，坦诚地承认自己的错误，不仅拖垮了工厂，损害了工厂的信誉，还连累了员工。并且向工人们表示，从今往后，绝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并保证与全体员工同舟共济，共同挽救危难中的长江厂。工人被李嘉诚的真诚打动了，纷纷表示愿意支持他，和他一起共渡难关！
紧接着，李嘉诚亲自“负荆请罪”，一一拜访银行、原料商、客户，向他们认错道歉，祈求原谅，并保证在放宽的限期内一定偿还欠款，赔偿对方的损失。李嘉诚丝毫不隐瞒工厂面临的随时都有可能倒闭的空前危机，诚恳地向对方请教拯救危机的对策。
李嘉诚的真诚，再次打动了对方，银行放宽了偿还贷款的期限，而原料商同样放宽了交付货款的期限，大部分的客户也作了不同程度的让步，还有的真诚地为长江厂摆脱困境出谋划策。
但是，李嘉诚却不敢松一口气，银行、原料商和客户，只给了他十分有限的回旋余地，事态仍然很严峻。工厂里的积压产品，库满为患。这之中一部分是质量略差的次品；另一部分是延误交货期的退货，产品质量并无问题。李嘉诚抽调员工，对积压产品进行重新归类，抽调无质量问题的产品，自己则像当初做“行街仔”那样，带着这些产品，马不停蹄到市区，以极低廉的价格推销出去。而那些次品则卖给专营旧货次品的批发商，就这样，李嘉诚陆续收到一些货款，分头偿还了一部分债务。
李嘉诚昔日结交的一些朋友，有的对他避而远之，有的则真诚地向他敞开心胸，不求回报地对李嘉诚施以援助。有道是，“患难见真情”，正是靠那些真诚的朋友，李嘉诚终于获得了新的订单。
吸取了之前的教训，李嘉诚多方筹措资金，购买原料和新的机器设备，又亲自到被裁减的员工家中，真诚道歉，请他们回来上班，还补发他们离厂阶段的薪水。
之后，李嘉诚又再次拜访银行、原料商和客户，寻求进一步谅解，商议渡过难关的对策。到1955年，高筑的债台终于拆掉，长江厂终于重新出现转机，产销也渐入佳境！
经历过这次挫折和磨难，李嘉诚又成熟了许多，他给自己立下了座右铭：“稳健中寻求发展，发展中不忘稳健。”
直到今日，回想起这段沉浮岁月，李嘉诚仍然心有余悸。这是李嘉诚创业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它用惨痛的失败反映李嘉诚成功之路的坎坷不平和最为心痛的一段际遇，记录了李嘉诚摸爬滚打于暴雨泥泞之中的艰难历程。
李嘉诚基金会（Li Ka Shing Foundation，简称LKSF）由李嘉诚于1980年创立于香港，是一家致力于教育、医疗、文化及其他公益事业的慈善机构。在2006年，李嘉诚将其资产的1/3投入基金会。
成立30多年以来，基金会之所以能取得较大的成就，就是因为它以致力带动社会进步，缔造社会良性循环为宗旨，以捐款资助教育、医疗、文化、公益等项目为服务方式。通过项目资助提高受助单位的项目管理能力，倡导改善下一代的生活，提升能力。同时，针对突发事件建立了特设项目，基金会加强了对自然灾难的紧急援助，直接扶助受灾者。迄今为止，李嘉诚基金会支持的款额已超过150亿港元，连同李嘉诚推动属下的长江集团的捐款，总支持款额已经超过182亿港元，而其中有近90%用于支持大中华区的教育改革和医疗服务项目。
基金会的目标
早年经历让李嘉诚深深体会到健康和知识的重要，他认为教育及医疗两者是国家富强之本。多年来，李嘉诚一直试图将教育、医疗扶贫和医疗科研的关系搭建起来，实现1+1+1>3。正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Robert J.Birgeneau所言，改善人类生活质素、推动社会发展的两个重要元素，就是医疗与教育。自李嘉诚基金会成立以来，医疗和教育也一直是其项目发展的核心部分。
李嘉诚基金会有三个目标，或者说有三个主要的核心策略：一是培育崭新的奉献文化;二是推动教育改革，倡导思维范式的转变，令人力资源更持续发展，以发展积极可持续的革新;三是支持医疗发展，鼓励探索追求更健康的世界的医疗研究服务。迄今为止，基金会已经横跨19个国家及地区，协助了多家医院、学校和大学，使之能更好地影响社会。
基金会的运作管理
李嘉诚基金会的机构总部设在香港，其余18个分部遍布在各大洲。基金会的运作管理相当独特，采取从不动用基金会现有资产的原则，如果基金会在一年捐出10亿元，第二年李嘉诚就会再放10亿元来补足基金会的本金。并且，李嘉诚表示，基金会百分百做捐献，无论其家族成员或是董事，都不能从基金会拿取一分一毫。李嘉诚基金会内拥有股票和现金，筹集资金相对容易。有了充足的资金后，如何进行良好的运作以保持高效就变得至关重要。
李嘉诚基金会有其自身的运作特点，其一就是发展有重点（教育与医疗），其二是项目选择高效，其三就是要有全面分析。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对项目的选择。首先，基金会小组会对项目进行甄选，并优先考虑符合其使命及目标的医疗教育项目。通过成熟的筛选机制筛选出项目后，由李嘉诚本人亲自判定，以确定最终的资助项目。之后，基金会小组对资助范畴内的项目进行分析，其分析标准主要有三个，即项目的目的是什么，项目的方法是否可行，项目的社会效益有多大。分析结果最终汇总提交给李嘉诚，包括每个项目的最基础元素（5W：who、how、when、what、why），即谁受益，如何受益，何时受益，受益价值是什么，为什么能受益等。
自成立以来，李嘉诚基金会一直坚持严格的资助原则，即有关项目必须能推动社会改革进步，确保投入的社会资本能缔造最大的效益;项目必须获得政府在政策层面或以配对基金形式的支持，同时受助单位须显示其有效管理及有效运用受助资金，没有浪费资源。基金会尤其注重政府对项目的支持。在决定投入后，如项目在国内，李嘉诚通常会选择与国内相关部门合作，以此强化项目的落实。项目在国外，也是如此。比如2011年捐助4000万美元在美国伯克利大学建立生命科学中心，对方也会按捐助作出相应的配套。
基金会的捐助方向及主要项目
教育
教育是百年大业。人类文化和科技得以承先启后，继往开来，都有赖于良好的教育基础，而教育与地方、社会和国家的富强进步，更是息息相关。只有加强教育、创新科技，才能开拓无限的发展空间。多年来，李嘉诚深深感到教育的重要，认为教育是培养国民慎思明辨和具创意的思维方式、广阔的胸襟视野和正确的价值观，掌握科技创念和专业技能的最基本因素，其发展不单要依靠政府提供资源，亦有赖于企业及个人投入心思和资助。在教育领域，李嘉诚一直是尽心尽力，立志于带动社会的良性的循环，他深信，投资优质教育是改善人类状况的最佳投资。在李嘉诚的理念指引下，基金会对推动教育发展不遗余力，其积极深远的影响不容置疑。其中，几个标志性的项目尤其引人注目。
为推动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李嘉诚于1981年在中国汕头创办了中国唯一一所由私人捐资的公立大学――汕头大学。多年来，李嘉诚基金会向汕头大学捐资逾62亿港元。迄今，汕头大学已经培养了超过10万学生，其中医科学生超过3.5万。在2013年，基金会更是捐款超过10亿港元，资助汕头大学与全球知名的以色列理工学院联合创办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TGIT），以引领中国发展在工程、科学和生命科学等领域的教育改革进程，推动科研和创新。
1998年，李嘉诚基金会与教育部合作，开展专项高层次人才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这是基金会在教育方面的一个标志性项目，在中国高等学府重新燃起以学者为本、奖励优秀学术成就为志向的教育宗旨。这一计划为提高中国高等学校学术地位，振兴中国高等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启动以来每年均从海外吸引留学生归国研究，至今数量已经超过千人。这些海内外中青年学界精英多数已成为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同时带动了国家重点建设学科，使其赶超或保持国际先进水平。许多学者评价，这一计划开辟了人才使用的新模式，是集选才、引才、奖励、支持四位一体的高层次人才计划。
而李嘉诚基金会的另一个带有“长江”字样的标志性项目是2002年创办的长江商学院。作为一家非赢利性教育机构，长江商学院是国际管理教育协会（AACSB）和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的成员，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工商管理硕士授予单位”。同时，长江商学院是国内第一所，也是惟一的一所实行教授治校而非行政治校体制的商学院。在“在中国创办一所世界级的商学院”的梦想召唤下，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管理学教授学者纷纷回国加盟长江。截至2013年底，长江商学院已拥有30多位常驻教授学者。如今，长江商学院成为中国培养世界级企业家的摇篮，国内知名的企业家马云、傅成玉等都曾就读于此。
李嘉诚有一句名言“知识改变命运”。他认为，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99年，李嘉诚基金会推出励志纪录片《知识改变命运》，由国际级摄影大师顾长卫担纲导演。李嘉诚希望通过这一行动，使重视和学习知识成为一股风气，并传达到每一个角落，从而对整个社会和每个个体都产生正面作用。正是因为这一项目，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为社会服务，为教育出力。后来，基金会于2001年捐资3亿港元，倡导实施“大山挡不住知识”计划。该计划在国家的进一步推展下，由240个县扩展至全国，建立起了高速、互动的优质多媒体科技学习平台，让广大西部农村的孩子也能享用到平等的数码学习机会。从2003年开始，受助学童已经超过1.2亿。
医疗
医疗服务是基本的民生需要。一个地方的医疗质素水平，是衡量当地先进程度的指标之一。而具有优秀的医疗人才和先进的仪器设备，是优质医疗服务的保证，这有助病人减少痛苦，恢复健康，重拾自信和尊严。李嘉诚基金会成立至今，已经拨款逾53亿港元用于资助全球的医疗项目，受惠医院441家，参与医生5538名，参与的义工更是多达将近20万人。
在医疗方面，李嘉诚基金会一方面关注最先进的医学研究，比如曾经捐助的英国剑桥大学癌病研究、美国伯克利大学生物医学和健康科学研究中心、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圣米高医院知识研究院、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病毒学研究、美国耶鲁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尖端医学科研、斯坦福大学与牛津大学“大数据”医学合作研究等;另一方面也关注国内贫困地区医疗条件的改善，比如针对西部贫困家庭疝气儿童的手术康复计划、针对全国贫困家庭唇腭裂儿童的手术康复计划――重生行动，以及医疗扶贫计划“启璞计划”和“展璞计划”。同时，基金会还关注末期癌症患者，开展“人间有情”临终关怀计划，其宁养服务已遍及国内42年医院，每年有2万名患者受惠。
文化
文化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一个国家文化的承传，更是每一代国民应有的天职。多年来，李嘉诚对于文物的保护、维修以至宗教哲学研究、艺术、体育发展及文化交流活动的推广，均给予大力赞扬和支持。基金会开展的主要文化项目包括捐资潮州开元寺修复工程、资助中央芭蕾舞团、捐建潮州广济桥修复工程、创办中国文化论坛、建立广东省潮剧发展与改革基金会、设立中国文化交流基金、修复甘肃省敦煌榆林石窟、修缮塔尔寺藏经阁等。在海外，基金会是位于美国华盛顿的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的捐助者，还曾捐助位于美国纽约的哈林舞蹈剧院。
公益项目
李嘉诚深信众擎易举，众志成城。可以说，他将自己的公司以“长江”命名便是对这一信念的体现，因为长江是不择细流、汇聚百川的中国大河。李嘉诚一直认为，帮助社会上无助的人是最有意义的事。历年来国内多次严重的天然灾害如水灾、地震等，基金会及李嘉诚旗下集团都会率先作出捐献，救灾赈济。例如2008年5月四川省汶川县发生地震时，基金会免费为所有断肢灾民提供轮椅及义肢装配服务，并设立助学金资助受灾学生，以支持灾区的震后重建工作。2013年4月，基金会积极参与四川省芦山县地震赈灾工作。
科技
从2006年开始，李嘉诚改变回馈社会的策略，通过投资科技，希望促成科技、政府和社会三方共同努力，以解决贫富差距、粮食安全、生态环保、信誉缺失等问题。2014年5月和10月，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支持与领导下，国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经济年鉴社与李嘉诚基金会合作，举办了两次“科技创新日”系列活动。在活动中，李嘉诚基金会作为公益基金，其与风险投资结合的运营模式，兼顾了商业价值和公益价值。
其后，又考得澳洲会计师资格。1984年升为和记黄埔执行董事，1985年被委任为长江实业董事，1987年跃升为副董事、总经理。直至1993年接替马世民，成为和记黄埔董事、总经理。
霍建宁是香港赚钱最多的“打工皇帝”。以平均每日上班12小时计算，他每上班一分钟，银行户头即可进账超过1040港元，每日的薪酬达75万港元。
2010年5月5日，香港特区政府税务局公布数据显示，2009—2010年度缴交最多薪俸税的“打工皇帝”，税款达9100万港元，高于2008—2009年度的7100万港元，增幅28.2%。根据和黄刊出的年报，霍建宁2009年薪酬达1.24亿港元，仍然称得上香港地区的“打工皇帝”。
职务
长江基建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副主席
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香港电灯集团有限公司——主席
和记黄埔有限公司——集团董事总经理 和记电讯国际有限公司——主席
和记港陆有限公司——主席
Hutchison Telecommunications Limited ——主席
Partner Communications Company Ltd ——主席
赫斯基能源公司——董事
稍有留意香港首富李嘉诚新闻的人都知道，每次李嘉诚旗下的长和系集团召开业绩会，李嘉诚身边总会有一位头发花白的中年男士陪同，不时为李嘉诚一一解答记者尖锐的提问。这个中年人，叫霍建宁。
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霍建宁”这个名字称得上家喻户晓，他除了是李嘉诚旗下和记黄埔（以下简称“和黄”集团的董事总经理），也是每年香港税务局薪俸税的大户之一。日前，和黄公布的去年公司业绩年报显示，霍建宁去年年酬高达1.7亿港元，这是199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其日均工资65万港元，即使老板李嘉诚或副主席李泽钜等人都望尘莫及。虽尚有不少集团未刊发年报，但根据过往多年经验，霍建宁有很大机会再次荣登香港“打工皇帝”的宝座。
年报披露后，霍再次成为坊间热门话题之一，但有趣的是，许多以霍建宁为奋斗目标的打工仔，对他却知之甚少。到底霍建宁是什么人，他何以成为李嘉诚眼中的大红人？
“专才”加“忠仆”
综合香港传媒过往多年的报道，今年60岁的霍建宁，只是出身于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他毕业于香港著名中学拔萃书院，后来负笈美国及澳洲，并考取澳洲会计师牌照。
1979年，霍建宁回港加入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出任会计主任。3年后辞职，与友人合资开会计师行。可是，会计师行不久便告结业，霍建宁又再投李氏怀抱，重返长实。1985年，霍建宁获委任为长实董事，并在两年后晋升为长实副董事总经理。1993年，李嘉诚的另一家公司和黄集团的董事总经理马世民离职，于是霍建宁走马上任，成为和黄新的“一把手”。
单从上述简单的履历表中，实在看不出霍建宁有何过人之处，可以获李嘉诚青睐。2004年，前和黄“一把手”马世民在一次专访中，才首次披露了当年他是如何看中比他小12岁的霍建宁：当时他到日本公干，霍建宁被借调过去帮忙，结果马意外发现此人是一个出色的谈判专家。由日本回到香港后，马很快就向李嘉诚推荐了霍。
霍建宁后来的表现，印证了马世民眼光奇准。
1993年，霍建宁登上和黄董事总经理之位。但在当时，他被认为是接下了一个“烫手山芋”。那时和黄正大肆在海外扩张，但投资的英国电讯网络Rabbit和加拿大赫斯基石油均连年亏蚀，股价长期偏低。
霍建宁接手后，果断将Rabbit出售，转移投资个人通讯网络Orange，然后将赫斯基石油撇账，并减债重组，积极开垦油井、气井，令和黄业务在短短几年间逐步转亏为盈，向李嘉诚交出了一份亮丽的业绩。
继后，霍建宁接手处理和黄的欧洲电讯业务Orange。1999年底，霍建宁飞往欧洲，将Orange卖给德国的电讯集团Mannesmann，然后把收回的Mannessmann股票高价出售于英国Vodafone。霍建宁这一番转手，成功替集团赚取超过千亿港元的盈利，创出“和黄卖橙（Orange中文意思即‘橙'）赚千亿”的佳话。这宗交易，令李嘉诚十分骄傲，霍建宁为此收取了一笔为数1.6亿港元的花红。
此役令霍建宁在李嘉诚心目中的地位，再也无人可以代替。过去多年来，和黄集团成为全球名牌电讯商，旗下各公司及管理人员屡获海内外各种荣誉称号，霍建宁功不可没。
霍建宁能成为李嘉诚左右手，亦有其他过人之处。其中一点是，霍建宁个性随和低调，但每当老板李嘉诚及集团遭外界批评时，他必会出来挡箭。譬如，李嘉诚旗下的百佳超级市场在2002年率先调低猪肉售价，遭肉商炮轰垄断市场，霍建宁随即举行记者会反驳：“据我所知，如果是垄断的话，我们应该加价才对。但现在我们是减价了，我实在不明白什么叫做垄断！”
最令外界津津乐道的，是霍建宁和胡应湘为应否兴建港珠澳大桥互相指骂的事件。2002年8月份，香港地产发展商和集团主席胡应湘向特区政府重提兴建港珠澳大桥，除连接香港大屿山与珠海及澳门外，并有货柜码头，令香港发展为南中国的物流中心。胡的建议在当年得到新鸿基地产、九仓和信德等大地产商的支持。但由于大桥项目对和黄雄霸港口业务构成威胁，遭到李嘉诚的极力反对。
护主心切的霍建宁，随后不顾身份狂轰胡应湘。当时身在意大利的霍建宁，甚至以电话会议召开记者会，以成本效益问题大力反胡，称：“胡先生提出要兴建大桥，他赚到钱，我会恭喜他。不过，请你别影响到别人，这会害死人的。”
带儿子挤巴士的小气爸爸
李嘉诚有两个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不要以为富豪的儿子就可以做温室里的花朵，享受荣华富贵，李嘉诚从来都不娇惯儿子，他坚信，教孩子学会自立自强，学会做人处事，比给他金山银山要强百倍，所以，两个儿子从小就被要求克勤克俭，不求奢华。
李泽钜和李泽楷虽然出生在大富之家，却很少有机会享受奢华的生活。他们小的时候，李嘉诚很少让他们坐私家车，却常常带他们坐电车、巴士。有一次，李嘉诚看到在路边摆报摊的小女孩边卖报纸边捧着课本学习，就特意带两个儿子经过这个报摊，让他们学习小女孩认真学习的态度。
李家兄弟在香港圣保罗男女小学上学，在这所顶级名校里，许多孩子都是车接车送，满身名牌，可他们却经常和爸爸一起挤电车上下学。以至两个孩子经常闷闷不乐地向父亲发问：“为什么别的同学都有私家车专程接送，而您却不让家里的司机接送我们呢？”每次听到兄弟俩的质疑，李嘉诚都会笑着解释：“在电车、巴士上，你们能见到不同职业、不同阶层的人，能够看到最平凡的生活、最普通的人，那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社会；而坐在私家车里，你什么都看不到，什么也不会懂得。”于是，两个孩子和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在拥挤的电车里一天天长大。那些神色匆忙满身疲倦的成年人、那些和他们一样挤电车的孩子，让他们懂得，真实的生活充满了辛勤和劳累，安逸和奢侈并不是生活的常态。
小气爸爸还很少给儿子们零花钱。和学校里那些大手大脚花钱的同学们相比，李泽钜和李泽楷甚至怀疑自己的父亲是不是真的像大家说的那样富有。
教孩子学会做人是父母最重要的责任
李嘉诚曾说过：对子女的教育，百分之九十九应该教他们做人的道理，即便是他们成人后，也应该是三分之二教他们如何做人，三分之一才是教他们如何做生意。所以李泽钜和李泽楷从小就接受父亲这样的教育――要真正做一个好人、一个成功的人，必须勤奋努力，诚实守信，不贪图小利，多为别人着想。为了让儿子们真正明白这些做人的道理，李嘉诚身体力行。每天晚上，辛苦了一天的他都会坐在书桌前阅读、自学外语。李嘉诚自幼家境窘困，连小学都没读完，所以为了能够做一个更加成功的人，他积极学习，勤奋地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李泽钜和李泽楷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学习也很自觉勤奋。
在李家兄弟的童年时期，每逢星期日，李嘉诚就会带兄弟俩一起出海游泳，而游完泳后，必定要给他们上一堂严肃的国学大课。他会拿出随身带着的《老子》《庄子》等书，一句一句读，然后再一个字一个字解释给儿子听。时间一长，李泽钜和李泽楷记住了那些传统的做人准则，比如诚实，比如信义。
除了让儿子们在理论上明白人生的道理，李嘉诚还在生活中要求他们从点滴做起，做个真正的良善之人。有一次，香港刮台风，李嘉诚家门前的大树被刮倒了，李嘉诚看到两个菲律宾工人在风雨中锯树，马上把儿子从床上喊了起来，指着窗外的工人说：“他们背井离乡从菲律宾来到香港工作，多辛苦，你们去帮帮他们吧。”李泽钜和李泽楷马上穿上衣服走进了风雨，而这时的李嘉诚在他们身后绽开了笑容。
为了培养儿子自立，李嘉诚还鼓励他们自己挣零花钱，所以李泽钜和李泽楷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做杂工、侍应生。李泽楷每个星期日都到高尔夫球场做球童，看着小小的儿子背着大大的皮袋跑来跑去，李嘉诚甚是开心。而当李泽楷告诉他，把挣来的钱拿去资助有困难的孩子时，他更是笑逐颜开。懂得了勤劳和独立、懂得助人即是助己的儿子，是他想要的好儿子。
狠心送儿子出国，让他们学会独立生活
儿子们一天天长大，李嘉诚决定送他们出国上学，让他们独立生活。这个决定对于15岁的李泽钜和13岁的李泽楷来说，未免过于严酷，因为这意味着小哥俩要离开父母，告别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独自面对陌生的环境，自己安排学习和生活了。让孩子们这么早就告别无忧无虑的家庭生活，独自到千里之外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去求学，李嘉诚的确下了狠心，望子成龙的他有自己的想法：让孩子们早一点独立生活，胜过给他们金窝银窝。
到美国的第一夜，李家兄弟俩就被排山倒海的陌生和寂寞弄得手足无措。以前大事小情都依赖父母惯了，现在，父母远在万里之外，什么事情都要自己解决，小哥俩无所适从，更糟糕的是因为语言不通，他们感到举步维艰。这一次，他们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独自面对生活。
李嘉诚的妻子对于远方的儿子，自然格外牵挂，特别是接到儿子们声泪俱下的电话时，更是心如刀绞，可是她明白李嘉诚这样做的良苦用心――父母不可能永远守护在孩子身边，只有让他们早一些经受暴风雨的洗礼，才能锻炼他们的意志，培养他们的生存能力，才能让他们在未来之路上经受住风吹雨打。所以，每次儿子们打回来电话哭诉委屈，她都坚定地鼓励他们坚持下去。她和李嘉诚一样，希望儿子们的翅膀能够尽快硬起来，学会自己飞翔。
于是，小哥俩在美国开始了独立生活的第一个篇章。除了学习，他们要面对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做饭，虽说李嘉诚教子甚严，可小哥俩却从没有下过厨房。为了解决一日三餐的问题，小哥俩开始跟电视上一个专门教做菜的节目学习，每天跟着主持人学烧菜，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就学会了几道风味菜的做法，然后开始生活得像模像样了。
在照顾好自己的生活后，小哥俩利用学习之余积极寻找打工的机会。有些熟悉他们的朋友知道他们在打工，不免感到诧异：“你们的父亲是亚洲的大富豪，为什么还要这么辛苦？”哥俩相视而笑，耸耸肩回答：“那又怎样！”
毕业了别找我，有本事自己创业去
事实证明，李嘉诚的狠心是正确的。后来，李泽钜和李泽楷都以优异的成绩从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然而当他们想进入父亲的公司施展才华时，父亲却对儿子们说：“我的公司不需要你们！”兄弟俩愣住了，说：“爸爸，别开玩笑了，您有那么多公司，就不能安排我们工作？”李嘉诚斩钉截铁地说：“别说我只有两个儿子，就是有20个儿子也能安排工作。但是，我希望你们先去打自己的江山，让实践证明你们有资格到我公司来任职。”
兄弟俩再次离开了香港，来到加拿大，白手起家，一切从零做起。磕磕绊绊之后，终于有所成就，李泽钜成功经营了一家地产开发公司，李泽楷则成了多伦多投资银行最年轻的合伙人。在他们创业过程中，李嘉诚冷酷得不近人情，什么都不管不问，任凭哥俩在商海里挣扎拼搏。
今年7月，香港资深投资银行家梁伯韬遇到了自己“从业26年来前所未见”的困难交易――接手电讯盈科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0008，下称电盈）。这个交易之难，既难在当事人各行其是、剑拔弩张的开局，亦难在棋到中盘后渐趋紧迫的市场压力和接连不断的风波骤起，更难在平衡决策者对电信资产的诸多考量。
就在离最后期限还剩两周的时间，11月12日，梁伯韬宣布了市场期待已久的投资财团名单。电盈转手的22.65%股份中，李嘉诚基金会、西班牙电信（Telefónica）和梁本人各自接下12%、8%和2.65%。“结局多少有些出人意料，却又在意料之中。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一位香港电信投资专家对《财经》表示，“亦是各种现实约束条件之下的最好解决。”
在不到四个月时间里，梁到底遭遇到和化解了怎样的生平至难考题？这个终极财团结构应该如何解读？李嘉诚李泽楷父子均涉电盈案将激致怎样的监管反应？在亚洲罕露行迹的西班牙电信为何入局？
“为了李家也为了国家”
交易的第一道坎，横在电盈大股东和二股东之间。六年前，香港首富李嘉诚的次子李泽楷成为电盈第一大股东，通过新加坡上市公司盈科(亚洲)拓展有限公司持股电盈22.6%。去年1月，网通股份有限公司亦成为持股电盈20%的第二大股东。
今年6月19日，控盘香港最大电信公司后一直进退两难、欲振乏力的李泽楷，最终决定脱手电盈。澳大利亚麦格理银行及美国私人股权投资基金TPG-新桥有意问津，然而其兴趣主要在于收购其“电信和媒体资产”，而第二大股东网通恰恰“不愿看到电盈股权或其主要资产发生任何变化”。有志成为国际电信运营商的网通，一直希望控股电盈，但囿于内地有关部门政策考虑，始终未果。李泽楷的欲退不得与网通的欲进不能，构成了阻碍电盈交易的主要矛盾（参见《财经》2006年第15期“破解电盈僵局”）。
在大股东与二股东相持不下之际，梁伯韬于7月初出场，表示将组织一个财团买下李泽楷手中22.65％电盈股份，收购价为每股6港元，总价超过90亿港元。
梁以港人身份，挑头只买下李泽楷股份，这成了完成交易的第三条道路，获得各方接受。
然而，自梁以私人公司Fiorlatte Limited名义接手电盈以来，市场的质疑之声从未停止。既然市场上均知梁本人的资金能力有限，那么，最急迫的问题是，谁将最终为这笔高达91.6亿港元的交易埋单？
虽然梁表示稍后即公布参与投资的财团名单，但香港本地投资者对电盈交易普遍持冷眼旁观的态度。问及是否有意参购电盈，一位香港顶级富豪对记者表示，“他（指李泽楷）爸爸富可敌国”，语间大有此事何必外人代劳之意。另一位香港上市公司主席则认为，电盈资产并无特别投资价值，加之梁的出价比当时电盈股价多出20%左右，足令后来者却步。
“这个交易算是把梁伯韬套住了。”香港一位投资银行家对《财经》分析。接近梁的一位知情人也说，梁伯韬原本一直是天津渤海产业基金筹备组顾问，有意在离开花旗后为戴相龙主政的天津政府运筹“中国第一只产业基金”，此番深套电盈，实在是“牺牲很大”，但此责兼及公私，所谓“为了李家也为了国家”，惟有担当。梁担任李嘉诚私人投资顾问多年，与李氏父子均交好，在香港市场上众所周知。
父与子
接近梁伯韬的上述知情人表示，在接手电盈后，梁伯韬曾为寻找可能的买家以组成“收购财团”颇费周章。据悉，前往梁氏处探讨收购电盈者不乏其人：有西方战略投资者有意接盘控股，有海外金融投资者属意电信资产，有境内中资机构试图直接入局，但具体到相关公司及收购方式，均为中方难以接受。与此同时，香港一些商界大佬对“李家之事”有意伸手者不多，二线商家愿意入伙却又期待中国内地银行贷款相助为条件――这当然亦难以落实。
梁伯韬剩下的选择并不多。他想到了西班牙电信，网通持股5%的战略投资者，并经网通介绍与之进行了“非常艰苦的谈判”。然而，无奈种种内外限制形格势禁，西班牙电信仅可购股8%，而梁氏手中所持电盈股份总计22.65%。余下的14.65%仍然很难为梁伯韬一人消化，李嘉诚出手是一张保底大牌。当然，这正是卖家李泽楷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李泽楷当初有意出售电信资产引致轩然大波之时，李嘉诚即提出以旗下基金会接盘之主张，遭到李泽楷坚拒。据梁伯韬告诉《财经》，后来是李泽楷建议他买下了电盈股份。不过他也承认，李泽楷当时并非想假他之手，让父亲最终介入。“他知道我要搞股权投资基金，所以建议我买下来，然后搞个PE（私人股权投资基金）解决资金问题。”一位接近李泽楷的消息人士也告诉《财经》，“Richard（李泽楷）跟我说过，如果他拿我爸爸的钱，就不卖给他。”
昔日33岁的李泽楷以并购香港电讯一战成名，被视为香港豪富子弟“单飞”成功的表率。“他要独立，要向香港人表明自己可以成事，不需要父亲的帮助。”这位消息人士说，这个志愿构成他性格中最强硬也最sentimental（情绪化）的一面。如今电盈神话破灭，由父亲来收拾残局，对倔强的李泽楷无疑是一个情感和名声的双重挑战。
但是，梁伯韬没有也不可能按李泽楷的意愿组建起一个有众多投资人参加的财团组合。“上百亿元投资一家公司，过于单一，组建PE非常困难。”梁氏对《财经》说。电盈收购于是变得更为扑朔迷离。
李泽楷7月在接受《财经》采访时，称梁伯韬曾发誓其收购资金并非来自父亲。但李泽楷同时也表示，“至于他身后是不是有很多投资者，他(指李嘉诚)是不是其中一个，这个我很难说。我也不能去进行强制性调查。”可谓多少留了余地。9月21日的电盈公告强调了李氏父子间“并无进行有关出售事项的通讯”。不过梁后来对《财经》记者否认了李泽楷的“发誓说”，并发表中英文声明，表示从未做出相关承诺。
李泽楷的情感上顾虑还只是一方面，市场更关注的还是利益冲突本身。9 月下旬，电盈承认，梁伯韬为购买电盈股份所付的5 亿港元定金系李嘉诚提供提供融资，此后，新加坡证券交易所裁定大股东关联方已涉交易。10月底，李泽楷及其关联公司被禁止参与盈拓私有化及出售电盈股权交易的临时股东大会投票，电盈交易又增添了新变数。按李泽楷与梁伯韬交易约定，该交易需得到盈拓临时股东大会对出售电盈股权交易的批准。
挑战还来自本地监管层面。市场对李嘉诚介入电盈的普遍预期，随即引发了是否有碍市场竞争、是否损害小股东利益的质问。李嘉诚介入电盈可能涉及的监管律令包括三方面：其一为《广播条例》对广播牌照持牌机构股权变动及跨媒体拥有权之规定；其二为《电讯条例》对电讯持牌人拥有权变动的规定；其三为香港证监会对其是否符合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购回政策的裁定。
简言之，上述监管限制启动的敏感线是：电信持牌人发生15%以上股权变动需报告和收购上市公司股权超过30%触发要约收购。这两条限制，在梁伯韬最后出炉的财团安排中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根据香港《广播条例》，电盈全资所有的子公司――电讯盈科媒体有限公司及Starbucks (HK) Limited，分别持有本地收费电视节目服务牌照及非本地电视节目服务牌照，如果发生公司及股权结构的改变，持牌机构必须向广管局申请豁免。
电信方面，李嘉诚旗下已拥有和记黄埔3G香港有限公司，而经营固话业务的电盈控制着拥有另一张香港3G牌照公司Sunday。根据2004年版香港《电讯条例》相关规定，如果电信牌照持牌人发生变动，电管局可酌情展开是否可能损害市场竞争的调查。“电管局如果不过问（电盈交易），令一个家族同时控制两个电信企业，将有碍市场公平。”一位香港电信分析师对记者称。
而证监法规方面，香港议员刘慧卿于11月8日立法会议上提出，将全面收购触发点设置在30%，是否足以保障小股东的权益？是否“应考虑效法新加坡交易所的做法，规定当收购涉及重大的股权变动时，买方须披露资金来源”？
在刘慧卿发难后，香港立法会决定于11月23日就李泽楷出售电盈是否违规召开会议。11月15日，李泽楷分别致函香港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及资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谢绝对方提出的列席11月23日会议的邀请。
根据《财经》记者得到的李泽楷信件原文，李对监管机构关注的一些问题作出了回应。李称，电盈交易“不涉及跨媒体拥有权问题”（香港《广播条例》限制电视及广播牌照控制者跨媒体收购）。但他更强调指出，在与梁伯韬7月签订股权出售协议前后，对李嘉诚涉入交易毫不知情――“这个问题如此之重要，以至于我就此不止一次询问过梁先生。”
电盈交易面临的重重监管压力与大股东纷繁家事，只是梁伯韬需要兼顾的两个方面。在具体的投资者选择上，第二大股东网通之前反对电盈交易的主要理由，逐渐演绎成香港之电信资产不可转手外国人的声音――“只要是港人持股就可以”。
此间观察人士认为，李泽楷最初计划整体出让电信资产，本有激国内大电信公司出手之意。但截至目前，中国电信或中国移动等均未流露出参与意向。本地投资者袖手旁观，外国投资者亦不可求，梁伯韬在11月21日的声明中表示，“本人原意是想邀请第三方透过私人股权投资基金参与Fiorlatte对电盈之投资，但本人在利用该办法来筹集资金时遇到困难”。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如果合同内外诸般条件不能满足，电盈交易将于11月30日自动失效。“我做投行26年，从未遇到过这么复杂的项目。”53岁的梁告诉《财经》。
以“第三个儿子”之名
11月12日，梁伯韬组织的电盈收购财团名单终于揭晓。一如市场所料，李嘉诚为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之一。
据接近交易的人士透露，对于这个结果，李泽楷“非常矛盾”。一方面，梁伯韬尽施浑身解数，依然不能觅得现有方案之外的其他买家；另一方面，40岁的儿子仰赖父荫令当事人也倍感尴尬。11月22日，李泽楷竟在接受香港媒体《明报》采访时称，自己希望盈拓小股东否决电盈交易。“他最不高兴的是李嘉诚参与。”接近李泽楷的人士表示，李泽楷甚至对梁的具体操作有怨怼之意。
揭晓的投资人名单上最令人意外的是西班牙电信。西班牙电信子公司Telefónica Internacional S.A.U.、李嘉诚设立的两只基金李嘉诚（加拿大）基金会（“加拿大基金会”）及李嘉诚基金会有限公司（“香港基金会”），联同梁本人，成为李泽楷22.65%电盈股的接盘者。其中，西班牙电信占8%，香港基金会10%，加拿大基金会2%，梁占2.65%――加之Fiorlatte已有的电盈约0.7%股权，梁个人将持3.35%电盈股。根据公告，梁的收购资金来自个人资金、银行融资及向李嘉诚借款。
按李嘉诚基金会公告，上述12%电盈股代价约48.5亿港元。其中，加拿大基金会所支付款项来自其“公益项目及投资后的剩余现金”；香港基金会收购款则“全数由李先生额外捐赠予香港基金会”――此部分额外捐款总数为40.4亿港元。加上之前对梁伯韬借出的5亿港元定金，此次李嘉诚为次子脱身动用的资金总额在50亿港元以上！
李嘉诚基金会被李嘉诚称为“我的第三个儿子”，成立于1980年，用于对教育、医疗、文化、公益事业进行系统资助，迄今已捐出及承诺之款项约77亿港元；同时亦在香港及海外进行选择性投资以扩充善款。
李嘉诚基金会下属三只基金分别为香港基金会、加拿大基金会及海外基金会。上述基金会在具体投资与捐赠项目上并无划分。参与此次电盈收购的加拿大基金会成立于2005年1月，其时适逢李嘉诚出售其在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股份，所获全部收益约78亿港币被捐赠给李嘉诚基金会及新设立的加拿大基金会。
据李嘉诚基金会公告，三位李氏家族人士为香港基金会董事会（14席）及海外基金会董事会（13席）成员，加拿大基金会董事会（7席）中则无李氏家族人士。但基金会已规定，“任何李氏家族成员或其他李嘉诚基金会董事会成员不得从李嘉诚基金会获利”。当记者询问李泽楷是否为李嘉诚香港及海外基金会三位家族人士之一，其发言人拒绝作答。
过半收购资金源自李氏家族，满足了第二大股东“只要是港人持股就可以”的要求；以慈善基金会作为投资人，意在化解市场及监管机构对“损害市场竞争”等质疑。“李嘉诚的公司是已有电讯牌照，但去买电盈的并不是其公司。”一位香港电信分析师指出。第二大股东网通也对记者表示，“交易首先是符合香港法律的，也是符合香港电信监管条例的，否则不会达成。”
事实上，早在6月中旬李泽楷有意出售电盈资产引致轩然大波，李嘉诚便曾提出以旗下基金会接手的方案。然而李泽楷对此拒不接受。接近李嘉诚的消息人士透露，“李泽楷如此不领情”，使李嘉诚大为伤心。然而，后来有了梁伯韬的进入，买家之一仍是李嘉诚基金，李泽楷虽然无奈，心中不悦可以想知。
所以，在梁伯韬的财团安排公布，李泽楷准备接受香港立法会调查之时，李梁之间才有了上述书面的“临空过招”。
不过，接受《财经》采访的多位投行分析师认为，李泽楷与梁伯韬之间新近就发誓与否的辩白，对交易完成并无影响。
首先，电盈大股东、新加坡上市公司盈拓小股东并不那么重视买家身份，而更关心股票价格。梁的每股6港元出价，高出目前电盈股价15%以上，显然对股东有吸引力。其次，出于合同之法律约束和对小股东已有的特别派息承诺，李泽楷不太可能出于意气在最后关头取消交易。最关键的是，“网通对李泽楷已失信任，他出局对公司（指电盈）比较好”。
SPV安排、8％玄机与西班牙“仓库”
事实上，梁伯韬财团安排之核心，在于持股仅8%的西班牙电信。这家市值在欧洲仅次于沃达丰的电信公司，虽然近年表现活跃，但主场一直在欧陆与拉美，其在亚洲的最主要投资，便是在中国网通集团（香港）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代码：0906）持股5%。
西班牙电信的角色设计，显示梁伯韬作为一个一流交易家（deal maker）的想象力与能量――在几乎满足了各方要求的同时，将电盈“死局”扭转为有极大可能“三活”的局面。在这个因两大股东对峙而形成的乱局里，一边是李氏家族内务，一边是由中国电信企业所代表的国家利益――梁伯韬要创造一个“方方面面都能接受”的新架构，实属不易。
就在梁伯韬公布财团名单次日，网通（香港）亦公告，宣布加强与西班牙电信之前已有的“策略性联盟”：西班牙电信可在适当时机，将在网通（香港）的持股提升到9.9%，并在持股比例达到5%-14.9%时，增加在网通（香港）董事会的一个席位，达到两席。
西班牙电信参与电盈收购财团的图谋显然不止于电盈。
就在梁伯韬财团名单揭晓前十日的11月1日，梁伯韬与网通（香港）董事长先后造访电盈香港总部，被外界普遍视为两大股东新协商的开始。
早在去年6月，西班牙电信便以2.4亿欧元代价获得了网通（香港）2.99%股份，折合每股价格为11.45港元。西班牙电信表示，双方将展开各种技术合作。同年9月5日，西班牙电信将持股比例增加到5%，成为网通（香港）第三大股东。
中国国家主席去年11月访问西班牙期间，两国签订了总值9亿欧元的经济合同――《财经》采访获知，网通（香港）与西班牙电信的策略性联盟协议亦在其中――西班牙电信将可以增持网通（香港）股份至9.9%。但协议订立一年后，增持并未实现。
阻碍西班牙电信增持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在加入WTO时对电信业开放的承诺。在固话领域，“入世”后五年，也就是今年，外资入股上限为35%，到2007年方可达到49%。按网通（香港）目前股本结构――约25%股份在港发行，两大独立外资股东持股约10%――整体外资比例已达到目前法定上限。
据消息人士表示，在李泽楷欲出售电盈股份之初，亦通过投行联系过西班牙电信，但对方并无意与私募基金展开电盈收购竞争。那么，在国内外遍寻电盈买家而不得的梁伯韬，如何能说服西班牙电信入局？
按西班牙电信公告，在以3.23亿欧元获得8%电盈股份后，西班牙电信与网通集团将把各自所持电盈股份――占电盈已发行股份的27.94%，转入一家特殊目的机构(SPV)，后者将成为电盈的最大单一股东。
“这个SPV是整个电盈交易的精髓所在。”一位接近交易的人士分析说，既放大了西班牙电信的话事权，使8%股权亦具吸引力，同时令网通如愿从第二大股东升为第一大股东，加大了交易达成的胜算。而李家亦卸下大股东之责，至少实现了“半退出”的目的。
这个SPV里“中外外”的结构，使人容易联想起十余年前联通引入外资、最终被清退的“中中外”模式。网通法律事务部副总经理李涛解释说，“中中外”是投资于境内基础电信企业（即联通），但此次电盈交易中出现的SPV是投资于境外的香港企业（即电盈），所以不受国内电信法规监管，亦符合香港的有关规定。
SPV之外，西班牙电信还获得了两项特殊待遇。首先，视乎交易完成十个月电盈股价表现，西班牙电信可获得收购价10%的下调，即以5.40港元/股买进其他买家仍需按6港元/股价格成交的股票。其次，在一定条件下，西班牙电信可将在电盈股份按市场价格转换为网通（香港）股票，从而令其在网通（香港）股份增至9.9%。
网通李涛表示，换股是为满足西班牙电信对包含未来退出机制的要求。具体做法上，西班牙电信持有的电盈股份有两年锁定期，但之后可有多种选择，比如直接出售或换股。但换股需满足三个条件，其一，中国政府批准；其二，符合中国加入WTO的相关承诺（主要是电信业开放政策对外资持股的规定）；其三，符合香港证监部门法规（主要是公众股流通比例问题，即对市值40亿港币以上的公司，流通股股份应超过25%，且最少要有10％的股票由公众持有）。“这三个条件都非双方所能左右，双方都很清楚这一点。”李涛告诉《财经》记者。
谈及与西班牙电信未来之合作，网通更表示“目前尚没有仔细的规划”。
SPV、价格折扣、换股，环环相扣的三个安排之下，网通如愿以偿成为SPV结构的最大获益者；而对有意借电盈之机图中国市场之实的西班牙电信而言，换股与价格折扣的安排则是一个很难拒绝的诱惑。
为何西班牙电信只买8%电盈股份？一位接近交易的人士称，西班牙电信去年斥资257亿欧元并购英国电信运营商O2，为缓解股东对公司过度扩张的担忧，已承诺到2007年底用于并购的预算不会超过15亿欧元，亦不增发新股。
“这个交易之生死全在于西班牙电信。”一位香港资深电信业投资专家对《财经》表示，按行内术语，西班牙电信在此交易中的作用被称为“仓库”，即为网通暂时保管股份。8%是一个既不能增也不能减的比例――如果西班牙电信拿到的多于8%，其与网通组成的SPV持股就会逼近或超出30%，从而引发要约收购；如果少于8%，李氏基金会持股接近或达到15%，则会引起电管局对持牌人股权变动是否损害市场竞争的调查。梁伯韬手上的股份，则首先出于上述分配的需要，再者“他也需要借此解释自己在这个交易中的身份”。
坊间一直传梁将出任电盈交易后的公司董事会主席一职。而网通在接受《财经》采访时，对于董事会主席人选一事出言谨慎，显然不愿给市场造成网通就此掌控电盈的印象。
“中国网通与其一致行动人对电盈没有控制权，目前和日后亦无意控制电盈董事会――除非中国网通在遵守香港所有适用并购监管规定的前提下取得对电盈的控制权。”网通法律事务部副总经理李涛表示。
李涛不讳言网通与西班牙电信是“一致行动人”，称SPV设立意图便是“希望对电盈的事进行事先沟通和讨论，以便达成一致意见”。但也有批评意见指出，实际上，梁伯韬财团及网通都属于“一致行动人士”，此次交易导致股权变动比例应为盈拓部分加上网通部分，早超过40%（要约收购触发点为30%）――“香港证监会岂可不察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