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诚税”背后

李嘉诚旗下的香港国际货柜码头遇上工潮，不仅香港，整个东南亚的海运都受到影响。一些香港人打出要求政府创设“李嘉诚税”的横幅。这场工潮的背景其实并不复杂：回归16年来，香港贫富悬殊加剧，在港元贬值、百物腾贵的背景下，劳工阶层在经济低迷期被压下去的工资，却在经济复苏时一分钱也没有加回来。从2007年的扎铁工人罢工到这次的码头工人罢工，去工业化的香港，为何近年工潮此起彼伏？

在香港国际货柜码头公司（HIT）的码头上工作的工人，有公司工与外包工两种。前者是HIT的直接雇员，后者则是HIT外包服务承办商聘请的工人。这次罢工的主要是后者，罢工的直接原因是外包公司多年来都没有加薪，工潮之所以僵持不下，表因则是外包公司一直不肯与工人谈判。要理清楚事情原委，有必要问一个问题：外包扮演什么角色？

在周边码头竞争之下，近年香港的货柜业生意大不如前。要维持盈利，外包部分业务成为减省成本的必然选择。外包有没有影响薪酬水平？根据香港统计处的数据，1999年香港货柜码头的从业人员为3782人，薪酬总额为12.8亿元（港元，下同），这两个数字到了2011年分别为3498人及12.6亿元，从薪酬总额看，工人的名义收入似乎并未减少。然而，这与工人的亲身感受不同。罢工工人指出，工资在回归后有减无加，例如俗称“揸纸”（桥边理货员）及“水爷”（船上苦力）这些职位，经常三更连上，现时日薪为1115元，远低于1997年的1480元。

这两堆数据呈现出一个奇怪的画面：一方面，码头工人的总体薪酬水平持平；另一方面，罢工工人的工资却在下降。那么钱去了哪里？如果没有其它因素的影响，只可能是以下三种情况之一：一，外包商吃掉了一部分本来可以分给工人的工资。二，公司工的工资在稳步上升，此消彼长，外包工工资下降。三，前面两个原因同时发生。

无论是哪一个原因，HIT为何在明知外包工工资过低的情况下，仍继续加大外包比例？这恐怕与HIT打击工运的意图有关。回归前HIT还没有外包工，工人曾通过“按章工作”向公司施压，以图加薪。在此之后， HIT便引入判头公司，除了减省成本，另一个客观效果是防止公司直属工人再次组织工运。工人不隶属于同一公司，发动和组织工运都变得困难；由于公司工待遇较外包工为佳，客观上也能迫使前者在工潮爆发时作壁上观。

当然，HIT及外包公司之所以能顺利推行这种分化工人的策略，也与体制背景的工会背弃工人有关。在这次工潮中，工人要求加薪两成，以弥补过去十几年的损失，但工联会下属的货柜运输业职工总会居然私下接受HIT开出的5%的所谓“让步”。

从全局上看，无论有否参与罢工，所有香港的码头工人都希望工运成功，因为只要撼动了HIT及其外包商加薪，其它码头公司都不得不跟随。站在资方的立场，倘若李氏旗下的HIT也妥协的话，其它公司焉有不跟随之理？因此这场硬仗的本质就是被长期压榨的码头工人向资本集团争取一个利益分配的新格局，这一诉求虽然被体制派的媒体冷嘲热讽，但明显得到香港劳工阶层和年轻人团体的积极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