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7 09:02:05
国学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沉淀，更是几千年来经久不衰流传下来的经典。我们一定要多读国学，因为古圣先贤在国学经典中给我们了太多的启示，在国学经典中记载着深刻的道理。多读多看国学，可以让我们领悟到人生哲理和经世哲学。
今天，我终于读完了《听南怀瑾大师讲国学》这本书，读后，我知道了国学的智慧博大精深，国学经典中的智慧是无穷的。书中将南怀瑾先生对国学的领悟都记录下来了，让我们聆听大师的精言妙语、感悟温慰无比的人生智慧。最让我记忆深刻的一章是：《知识能力就是推动你起飞的风》，在《庄子·逍遥游》中，有几句这样的话：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意思是，大鹏鸟要飞的时候，非要有风不可，如果风力不够，鸟的两个翅膀都没有办法展开，就飞不起来。大鹏鸟飞到九万里高空以上，大气层都在它下面。鸟要起飞，下面要靠风力，风力愈大，起飞的时候愈容易，翅膀快速一拍，就起飞了。南怀瑾先生却用这个道理来比喻人生：“年轻人想要做成一番大事业，你的学问、你的能力、你的才智全都要去养成，那就是你的风。”
《听南怀瑾讲国学》这本书告诉了我很多的道理，我非常喜欢读它。
四年级:仝欢
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家宋教仁撰写过一副行书对联：“白眼观天下，丹心报国家”。宋氏英年被袁世凯杀害，他短暂的一生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国民革命，无暇舞文弄墨，留存于世的对联无疑是不可多得的瑰宝，从中可以看出宋教仁作为政治家的思想侧面，也可以看到他的书法功底。对联上有4枚印章，都是受赠者冯平的，上联3枚朱文印，印文分别为“名誉者无形之资产”“心侠”(冯平的字)、“猫庵”(冯平的书斋)，下联一枚白文印，“壮公长寿”(冯平号壮公)。这副对联撰写于1912年2月，除受赠人冯平外，还涉及到柳亚子。
宋教仁(1882～1913年)，字钝初，别号渔父，湖南桃源县人。辛亥革命后，宋教仁出任中华民国法制局局长，同年3月任农林总长。与此同时，宋在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四处奔走，积极筹划组建，雄心勃勃地争取国会议员选举获取多数席位，以期凭借多数党资格组织责任内阁，制约袁世凯的篡权阴谋和专制独裁。可是，宋教仁对袁世凯的阴险毒辣估计不足，最终为袁氏谋杀。
民国成立，柳业子应邀赴南京总统府担任骈文秘书，可是他对弥漫于总统府的主和气氛非常反感，毅然辞职。1912年1月中旬到上海天铎报社，以“青兕”为笔名撰写时评，揭露袁世凯的政治阴谋，反对主和派。江苏太仓的冯平(1887～1951年)也来到天铎报社，与柳亚子一起写文章反对袁世凯。
共同的政治目标使宋、柳、冯三位同盟会会员与南社成员汇聚一起。1912年2月的一天，宋教仁来到天铎报社，会见柳亚子，同时见到了冯平。宋对冯平的立身行事早有所闻。1907年冯从日本回国，投身国民革命，1909年遭清政府追捕，一度误传他已被杀害。令宋教仁印象最深的是冯平毁家报国那一节：1911年9月，冯平变卖全部家产，集资支持中国少年社，多次组织社员北行，谋杀满汉权贵。10月，与同乡俞剑华率众响应辛亥革命，捣毁以镇压太平军而得高官的巡抚钱鼎铭的专祠和南门街的清军忠祠，光复了太仓。及至宋、冯二人初次相见，聚谈良久，宋教仁把义胆侠心、英气勃勃的冯平引为知交，即席写下了上述对联相赠，并书跋语以记其事：“民国成立后一月，遇壮公于海上天铎社，剑光闪闪，肝胆逼人，湖海青灯，订知交焉。君于九、十月间毁家成中国少年社，社友北行者再，大功告成在指顾问，用书是联，以博一笑。武陵渔父。”
上联“白眼观天下”，既是写实又是用典，冯平的一只眼睛患先天性青白眼，联语中的白眼又可作冷眼解。这一句宋氏以赞扬的口吻，幽默地说冯平以独特的眼光来观察天下变幻的风云。下联“丹心报国家”，宋氏把冯平引为同调，决意赤胆忠心为国为民竭尽全力。当时宋教仁没有带印章，事后也没有补钤。他写对联完全是政治家手笔，不拘泥于雕虫小技。宋教仁的这副对联，堪称海内孤品。
南社成立以后，南社同仁每年都有纪念秋瑾之举。这里介绍一副为鉴湖女侠秋瑾和忏慧词人徐自华所作的行书对联。对联作者是湖南湘阴的南社社友李德群，字经舆，生卒年不详，早期南社社友。联语是：“侠心通剑气，丽句有金声”。词语对仗工稳，墨色浓淡相宜。
上联“侠心通剑气”，歌颂的是秋瑾。秋瑾(1879～1907年)，字璇卿，号竞雄，别号鉴湖女侠，浙江绍兴人，光复会和同盟会会员，生性刚强不屈，勇武豪迈，她投身民主运动，提倡女权，宣传革命。秋瑾一生与侠与剑结下了不解之缘，秋瑾的盟姐徐自华在《鉴湖女侠秋君墓表》中说她“意气自雄，读书敏悟，为文章，奇警雄健如其人；尤好剑侠传，慕朱家、郭解为人”，因而自取别署“鉴湖女侠”。秋瑾的诗词中也屡屡出现刀与剑。统观秋瑾的诗作，已经远远超出了朱家、郭解的侠心和剑气，作为先知先觉的女性，秋瑾的龙泉夜啸不是为了个人，也不仅仅为了女性，她胸怀天下，早已作好了为国牺牲的准备。
下联“丽句有金声”，赞美的是南社社友徐自华。徐自华(1872～1935年)出生于浙江石门(今桐乡)书香之家，南社著名女诗人。字寄尘，号忏慧，别署忏慧词人，室名听竹楼、秋心楼。早年守寡，儿女早殇，孑然一身。著有《秋心楼诗词》，一唱三叹。“金声”一词，语带双关，一则比喻徐自华的精词妙句，二则“金声”即钲声，钲是古代军中的乐器，说忏慧词人的诗词蕴涵着催人奋发的力量，就如同进军作战中的钲声一样。
联语的底部，李德群撰有如下跋语：“忏慧夫人以葬鉴湖女侠遗骸，声动海内外。元年十月，余因送侠骨来杭，承夫人款之秋社，得读其词集，清丽绵邈，入宋元之室矣。因撰二语奉正，以志佩仰。湘阴李德群书于秋心社，正湖上飞雪时也。”下有两方印章，阴文“李德群印”，阳文“经舆”。这段跋语十分可贵，隐含着鲜为人知的史实，为研究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和人物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徐自华义葬秋瑾有前后两次，李德群在民国元年(1912年)十月参与的送侠骨来杭已是第二次。
1904年底，秋瑾第一次从日本返国，经人介绍与正在浙江南浔女校任教的徐自华相交，两人纵论家国大事，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订下了金兰之契。自华年长7岁，秋瑾称她为盟姐。1907年2月4日，两人赴杭州游岳王坟，感慨岳飞的身世及遭遇，她们联想到自身随时随地可能死于非命，相约凡一不测，后死者将负责为之安葬岳王坟侧。1907年5月，秋瑾回绍兴主持大通学堂，联合金华、兰溪等地会党组织光复军，月中，秋瑾赴上海与徐锡麟相约分头在皖、浙举行起义。因为缺乏经费，秋瑾特地来到徐自华桐乡老家，夜半叩开盟姐家门，告知行将起事。徐自华听罢，慨然倾尽手头银两，又把自己身边所有首饰尽数相赠。秋瑾大为感动，脱下臂上的一双翡翠腕环回赠盟姐，留作纪念。临别，秋瑾再次提到岳王坟前的诺言，自华泪流满面地说：“倘不幸至此，我责无旁贷!”1907年7月15日，秋瑾于绍兴轩亭殉难。迫于封建王朝的残暴，秋瑾家属不敢收尸，只得由善堂草草成殓，蒿葬于府山之麓。年末，秋家才悄悄雇人移榇常禧门外严家潭丙舍暂厝。次年，徐自华与秋瑾生前好友桐城吴芝瑛，卜兆西冷，营建茔地，又会同吴芝瑛的丈夫无锡廉惠卿，一起在杭州断桥附近安葬了鉴湖女侠。吴芝瑛是著名女书法家，她书写了“呜呼鉴湖女侠秋瑾之墓”，徐自华女士撰写了墓志铭，亦由吴芝瑛书写，勒石之后，又石印成册，分贻朋好。其事其文及其书法，当时合称为“三绝”。
1908年8月，御史常徽察知事情经过，上奏清廷，清政府决定毁墓抓人，徐自华与吴芝瑛赫然在通缉之首。当时总督两江的最高官员是端方，吴芝瑛获知此人有金石之癖，于是花血本贿赂他好几种名拓碑版，价值巨万，端方才网开一面，但平墓必得进行，秋瑾尸身仍被秋家移至严家潭丙舍。不久，秋瑾的夫家湘潭王氏遣杂役二人来到绍兴，将棺木运回，与丈夫合葬。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秋社同人会于西湖，沪军都督陈英士首倡重新营建秋瑾陵墓的建议，秋社同仁全力支持。同年9月，徐自华以秋瑾营葬事务所主任名义努力筹办，李德群则自告奋勇，护灵 归杭。10月，在原墓西首重建秋瑾墓，原墓址构建成风雨亭，供人凭吊。民国2年，孙中山总理与陈英士来杭州，亲莅秋瑾墓致祭，孙中山当场挥毫，题赠了“巾帼英雄”匾额，又应众人的请求，同意担任秋社名誉社长。
李德群护灵来杭，在秋社逗留了一段日子，受到了徐自华的热情款待。在秋心楼上，李德群兴奋地阅读了徐自华的诗词，深深为秋瑾的“侠心剑气”和徐自华的“丽句金声”感动，面对西湖上纷飞的大雪，他写下了这副出自肺腑的联语，赞美两位中国杰出的爱国女性，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南社同仁与秋瑾女侠的一段可歌可泣的佳话。
于右任为近现代当之无愧的书法大家，人们赞扬他，大多是由于他的“于草”，其实他的行书决不在草书之下。在此引录的一副于右任行书对联，落款中隐含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联语：“芳树垂绿叶，好鸟鸣高枝。”上款：“端方弟同志”，落款：“于右任”，钤有印章二，白文“右任”，朱文“于”。
对联写得很美，“芳树”“绿叶”“好鸟”‘‘高枝”，色彩鲜艳，形象美好，接着作者用一“垂”一“鸣”两个动词立马将四种物象连缀起来，构成画面，有动有静，有声有色。对联仅仅下了10个字，已显于右任诗词的功底。更重要的是，于老的形象描绘并非为形象而形象，他蕴蓄着深意。特别需要介绍的是对联受赠的对象“端方弟同志”。
1904年，江苏巡抚端方(1861～1911年)，兼摄两江总督，权势张天。此人属满洲正白旗人，号陶斋，因紧随慈禧而得宠，对于反清排满的有识之士，他惯于耍弄软硬两手。端方收集彝器文物很多，也工于书法，一副儒雅的派头，颇有欺骗性。当时，有识之士对端方恨之入骨，但迫于其权势，奈何他不得。
就在这时，吴江同里的沈祥之生了个儿子，取名藻墀，字端方。此后，沈氏动不动就在大庭广众面前指桑骂槐：“端方算什么东西，还不是我那不知事理的儿子!”1909年，沈祥之加入了南社，频频参加南社在上海的雅集，结识了同隶南社的于右任。于氏听说沈祥之为儿子取字“端方”，很是感慨。1922年至1924年，于右任出任上海大学校长。沈端方于1922年北京大学法科肄业。次年秋，由父亲陪同来到上海大学拜见于右任先生。于校长奋袖出臂，为沈端方书写了上述那副行书对联。上联“芳树垂绿叶”，用形象的比喻写沈端方是明代“吴江派”领袖、戏曲家沈Z后裔，下联“好鸟鸣高枝”，是赞扬，也是祝愿，希望小沈前途无量。
白蕉是著名王体书法家，于1949年5月25日清晨以一首七律记录下了上海的崭新一页：“揩眼相看此日新，阳乌潜曜始如春。精神为发宵无睡，城郭能知世有人。静后惊雷犹隐隐，行中战马亦振。未哀十载流离了，终惜百年陇亩身。”此诗题目是“新纪元卅八年五月廿五日上海解放凌晨观行列一首”。
1949年5月24日深夜，人民自上海西南直插市区，苏州河以南解放。25日清晨，人民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展现在市民面前，彻夜无眠的白蕉心潮难平，展纸举笔，立就上述这首七律，气势不同凡响。
诗人所落的纪年是“卅八年五月廿五日”，前面没有用“民国”，别出心裁地冠以“新纪元”三字，兴奋之情充溢字里行间。记得白蕉曾经自刻一方“传诸千秋”印章，经常在所作的诗词上钤用，这首《新纪元卅八年五月廿五日上海解放凌晨观行列》，堪称传诸千秋的杰作，一首划时代的妙构，一叶高妙的法书。
南社的书法和绘画是清末与民国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特定时期的特殊产物，是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现象。南社书画，尤其是书法在这个转型时期推陈出新，百花齐放，出现了空前的辉煌。
南社社员的书画反映了特定时期的历史事件，蕴涵着丰富的地方文化，也凸现了南社成员的鲜明个性。历史是一面镜子，南社书画研究是一个新兴的课题，可以从书法、绘画等角度进行艺术鉴赏，更可以通过作品的内涵了解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等多个层面。相信随着南社研究的深入，伴随而来的将是南社书画的收藏热潮。
路德坤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个朋友，亦文亦武，博古通今；快人快语，嫉恶如仇。上一次为他写序的那本书，是他以前从政的心得。而眼前这本书，更多的则是他对未来的思考。只要看看这本书的标题，就大致能感到这本书的分量和沉重。
最早是在《新晋商》杂志上读到路德坤的文章，其中有篇《五问山西煤商》，让人久久不能忘记。笔笔忧患，字字滴血。山西是个能源大省，更是个文化大省，但与大规模的煤炭开采不能比的是，文化资源的开发过于迟缓。煤炭资源是有限而不可再生的，晋人，“吃”完煤之后“吃”什么？一个超常思维的提议――吃晋文化。作者真诚呼吁，山西的新晋商、煤商们投资文化产业。之前之后，《新晋商》为他设了专栏，影响渐渐扩大，特别是谈及文化的篇章，角度独到，观点新颖，深受读者的好评。
《山西“吃煤”之后》，其实是路德坤对现实社会多年思考的结晶。其中第一部分“晋山、晋水、晋文化篇”，是作者对于山西文化景观审视性的一些观览与思索。与一般游记不同的是，作者把他所看到的，始终归结到如何开发旅游资源，做好文化产业的课题上来。无论是以李世民、武则天为代表的李氏文化，还是明末清初的傅山大师；无论是高君宇、石评梅，还是曾任太钢第一任董事长的阎锡山；无论是太原的城市文化，还是美丽的塞外名胜花园屯……一人一事一地，总能让路德坤想得更远更深，如何开发，如何保护，总会想出一些开发点子，总要为未来的当地文化发展“支招”。浓厚的晋文化，让这位生于甘肃靖远、在太原工作生活了30多年的外来者，比许多山西人，包括我，还要为之自豪，为之兴奋。这是一种无以自解的情结，一种深入骨髓的爱恋，山西的文化建设已经成了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拳拳之心，在对位于太原晋源区的蒙山大佛的关注上，尤可睹见。这座发现不久的世界最高、历史最悠久的大佛，让路德坤为之欣喜若狂，他多次前去考察，竟先后发现其三大神奇之处。他多方呼吁，不仅在游记中予以大力推介，还在报纸上多次撰文。作为太原市一名政协委员，他提出将其定名为中国太原蒙山大佛的建议，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关注。以至在对豪华婚礼的批评中，他竟联想到若是煤商们能将多多少少的闲余资金用到蒙山大佛等历史文物的保护开发上，岂不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壮举、一大幸事、一大亮点！将蒙山大佛打造成太原走向世界的新名片，已经成了让路德坤不舍昼夜、寝食难安的弘誓大愿。佛若有灵，也一定会为之动容。如真的到了那一天，路德坤居功至伟！
在对晋文化的研究与开发上，路德坤不仅有言，而且有行。蒙山大佛自不必说，举几件小事也可感知一二。一本反映山西5000年古文明的《华夏之根》，路先生不仅自己读过3次，还写出鉴赏文章。并且自费买了几十本，亲自送给关注山西文化建设的朋友。这还不够，他又建言有关部门，将此书与《立秋》《一把酸枣》光盘，作为对外交流的赠送礼品，以使更多的人能进一步了解山西。在观看了三晋民歌盛会《归途》之后，他又提出很多切实可行的建议，诸如应增加《走西口》这出折子戏，应下大力气提高演唱感染力等等。路德坤从何时起开始如此痴迷地关注晋商文化，我们尚不得知，但作为一名外省籍的太原市民，他这份百折不回的研究热情足以让我们对他表示深深的敬意。
路德坤从事的不是那种书斋型研究，他总是把目光投向现实，投向社会，以期有所改变。在晋文化上如此，在其他方面也是满怀热忱。在书中汇集的近几年来的一些提案中，既有关于在法院、检察院系统设立历史文化博物院（馆）的建议，也有取消“农民工”这让9亿人心痛的称号的呐喊；既有中华民族应有自己的“感恩节”的进言，也有对离退休党员及大病重病生活困难党员减少收缴党费的呼吁；甚至对降低废品回收员交租赁喷新费这些很难让人注意到的问题也念念不忘。2008年春晚，众人演唱一首《农民工之歌》。节目虽然赢得了普遍赞誉，但路德坤对“农民工”这一称谓却越想越无法接受，如鲠在喉，如芒在背。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路先生之说，则蕴含着一种对农民的深情大意。令人警醒，令人感动。特别是路德坤能始终保持的这份对现实生活的敏感性和敏锐性，也一样令人钦佩，令人深思。
曾获全国优秀公安局长、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的路德坤，现在担任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他在全国最早倡导警察文化，在《我与警察文化》一书的序言里，我曾对他的这种倡导表达了我的敬佩之情。现在本书的第四部分“重调息讼春风暖篇”，可以称之为“诉讼文化”。作为太原市政法系统城市发展八个创新课题之一，重调息讼旨在改变民事审判方式，构建和谐诉讼文化。作为这一创意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路德坤在他关于重调息讼的论文中和人物、法庭的采访中，把他的思考一览无余地告给了大家。他还将高建群著的《最后的民间》一书中十二回精彩案例与调解文化结合起来，将之作为民间调解、司法调解的范例来推荐。既有理论探讨，又有实践证明，可以看出路德坤大胆创新的职业精神，也可看出他所具有的多方面的文化素质。
与路德坤交往多了，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思考的人。文化改变生活，国学丰富精神。他对儒家文化、晋商文化深有研究。像对南怀瑾先生的著作的认识，他也有深入的思考。对南怀瑾大师的讲述、语录，摘其扼要，撷其精华，林林总总，竟有19篇之多，冠之以《听，南怀瑾大师的讲述精彩语录》，显示出了他对大师的偏爱。从政之余，他日常的阅读量很大。除了文化书籍以外，他还读史，读现实题材小说。在对小说的阅读中，他不是沉迷于故事，而是跳出来，分析其中的为人处事之原则，并摘录其中的精彩语录。好文共享，好言共赏。
路德坤为人热情，处世积极，甘于奉献，其心可鉴。作为政法系统的一名领导干部，作为多年的朋友，路德坤的工作虽然繁忙，但却能抽出时间，发奋读书，勤于思考，积水成海、聚沙成塔，以至汇集成册，得到广泛好评，实属难能可贵。
昨宵犹是在亲前，今日相思隔楚天。
独上曝衣楼上望，一回屈指一潸然。
已是秋来无限愁，那禁秋里送离舟？
欲将满眼泪，并入湘江一处流。
与家人的分离，即使同在湖南而分居两地，已带给婚后的秋瑾无尽的悲伤。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秋瑾在王家的现实处境与真实心态，她在王子芳那里并未得到足够的感情慰藉，于是，身处丈夫家中，更多的倒是做客他乡的孤独与寂寞感。
几乎可以肯定，从结婚伊始，所谓“幸福”的感觉便与秋瑾无缘。尽管湖南家居时期，秋瑾与王子芳的夫妻关系尚属正常，矛盾并未表面化，但一些潜藏的裂痕已然存在，只待时机成熟，便可发作而扩大为鸿沟。那时机，在秋瑾的生涯中，即具体化为北上京城。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有理由相信，秋瑾如果始终囿居湘潭，很可能只会以才媛淑女留名后世，其早期大量的闺怨诗作以及“一时有女才子之目”的名声，已提示出此一前景。何况，志趣相左的夫妇终身厮守，即使在今日的中国也不罕见。不过，二人婚姻基础的先天缺陷仍值得关注。
王家靠经商致富，缺少文化气息，与秋家以读书人进入官场的根柢不同。王子芳排行最小，受家庭熏染，自有一般富商子弟常见的习气，留日后的秋瑾曾愤恨地将其概括为，“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并断言“其终身不能改变”。后来的研究者往往根据秋瑾的自述，相信王子芳是一个专横、荒唐的恶少。这种说法起码不够全面，因为还有另一面的材料值得关注。
秋瑾北上京华后结识的京师大学堂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的夫人繁子，是少数几位接触过王子芳并对其作过描述的人。她笔下的秋瑾的丈夫，和我们已经熟悉的形象迥异。初次见面，是服部繁子应邀去秋瑾家拜访。秋瑾出来迎接——
秋瑾的丈夫也跟了出来，白脸皮，很少相。一看就是那种可怜巴巴的、温顺的青年。他腼腆地对我施礼，秋瑾又对他低声说了几句，他又施了一礼便走了，好像是出门了。
此后，王子芳还独自造访过服部夫人，专为请求她同意带秋瑾去日本。当时服部繁子的印象是，“此人大概是管不住妻子了吧”；甚至想：“我若拒绝了他，他就会受到家庭女神的惩罚，那实在可怜。”服部夫人最后一次见王子芳是在永定门火车站为踏上东游路的秋瑾送行：
丈夫面带哀伤，发辫在风中吹得零乱，看着更让人痛心。可他还像一般丈夫应做的那样，提醒秋瑾一路保重，到日本后来信。
列车开动后，他还“抱起男孩向车中招手”。这样一个温顺、体贴的好丈夫，对于我们似乎很陌生。不排除其中以表象示人的一面，很可能中间也夹杂了经过“贤母良妻”教育的日本妇女的偏见，但王氏的性格软弱，这一点应该没有太大的疑问。这时的秋瑾已独自与丈夫居住京城，脱离了婆婆的制约，且接受了男女平等的观念，与湖南家居时情形自不相同。不过，对丈夫的不满仍一以贯之。也许是出于爱面子或自尊，秋瑾与服部繁子讲起她与王子芳的关系，出乎意外地用了“我的家庭太和睦了”的说法。但是，接下来的表白更值得玩味：
我对这种和睦总觉得有所不满足，甚至有厌倦的情绪。我希望我丈夫一些，地压迫我，这样我才能鼓起勇气来和男人抗争。
假如服部夫人记忆无误，1904年2月间秋瑾这段关于婚姻状况的自白，起码表现出对丈夫的柔顺相当反感。自然，这并非意味着二人的和谐无冲突，从秋瑾赴日后给兄长的信，以及其女灿芝、知友徐自华的记述中，均可见与“和睦”之说截然相反的证词。
灿芝此时虽尚年幼，也有心为父亲回护，在尽可能依据史实写作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秋瑾革命传》中，却也不得不如此描写王子芳：
王廷钧原是一个年少风流的公子哥儿，到了北京以后，被一班朋友们带着，成天价在外面酒肉征逐，后来又结交上了几个贝子贝勒，常常是花天酒地的混在一起，有时竟彻夜不归，甚至卧倒在酒瓮的旁边，沉醉不醒，所以夫妻之间，时相勃谿。
争吵最激烈的一次，应是秋瑾所说的“出居泰顺栈”之事，即以其愤而离家别居显示了矛盾的白热化。那时还未与秋瑾相识的徐自华，在四十年后出版的《炉边琐忆》中倒说得颇为详细：
……王廷钧原说好要在家宴客，嘱秋瑾准备。但到傍晚，就被人拉去逛窑子、吃花酒去了。秋瑾收拾了酒菜，也想出去散心，就第一次着男装偕小厮去戏园看戏，不料被王发觉，归来动手打了秋瑾。她一怒之下，就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
徐自华的消息来源虽无法确知，但对此事的叙述大体可信，参照秋瑾的自陈当可了然。尽管如前所述，王子芳有个性偏弱的一面，却也不会事事依从秋瑾，发火，甚至动手打人（可能也有酒精的作用），都不能算反常。而其中更重要的信息，尤在于王子芳的沉湎于习气而不能自拔，这在传统的道德修养中，也被视为性弱、无毅力的表现。
虽然有争闹，有不满，居京时期的秋瑾却并未与王子芳决裂。临行时最后一刻的场景，服部繁子已有详细记述。而为约请时任《大公报》编辑的女界名人吕碧城一同赴日留学，秋瑾在6月东渡前的十余日，曾往天津一行。据《大公报》主人英敛之1907年6月10日（四月二十七日）日记：“秋闺瑾女（士）由京来，其夫王子芳及秦××偕来。”因秋留宿，王先归，可见王子芳此行专为护送秋瑾而来。回京时，秋瑾系与傅增湘同伴，则去程原可托付秦某。而王之陪同，于礼仪，于表现夫妻关系，均甚周到，这未必非秋瑾之意。
不过，王子芳乃凭家资捐纳进入仕途，来京后，逢“西学盛行”，亦附会风气而“习洋文”，但其人的无才学尽可断言。同乡远亲、父辈又在湖南湘潭为官因有通家之好的陶在东，居官京城时，又与秋瑾相逢，所述王氏情景可信度甚高：
……一般富家子弟，多捐部曹而坐食此息（前文云：“清时京官恃印结费为生，印结者，出仕人分发引见，需同乡京官出具认识并无违碍甘结，而纳费若干，苏浙之外，以湖南收入最多，每员月可分得数十乃至百数十金。”），子方（芳）当然不能例外，女士（按：指秋瑾）意殊不屑，然此类京官如习举业，仍可以附监生资格，赴顺天乡闱，取科第显达。子方（芳）为人美丰仪，翩翩浊世佳公子也，顾幼年失学，此途绝望，此为女士最痛心之事。（《秋瑾遗闻》）
秋瑾早年诗中吐露的闺中寂寞，此亦为重要原因。
这里值得特别提出讨论的是《谢道韫》一诗。各种秋瑾集一般将其置于居湘与在京诗作中间，以之代表在夫家生活及入京初期的秋氏心境，应该不成问题。这是一首五绝：“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借咏古以自况，在诗中表达得明白无误。东晋才女谢道韫以“未若柳絮因风起”一句喻雪之轻柔，胜过堂兄谢朗“撒盐空中差可拟”的质实，遂成才思敏捷的佳话。但秋诗夸赞谢女的才华出众，重心却落在同情其婚姻的不般配。刘义庆《世说新语》既于《言语》篇记谢道韫之咏絮才，又在《贤媛》篇录其“天壤王郎”的故事：
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说。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材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王凝之出身名门，父乃王羲之，照谢安的说法，本人资质也不差。不过，因谢道韫从小生活在一门人才济济的大家族中，提起自家的叔父、兄弟，都是并世少见的出类拔萃人物，眼界既高，丈夫王凝之自不能令其满意。不承想天地间竟还有王郎这一等人的说法语气，已充分传达出谢道韫对丈夫的鄙夷不屑与对婚姻的极度失望。于是，从才学考虑，秋瑾以为谢1905年，秋瑾赠给浙江绍兴明德女子中学堂同窗好友张冰华的一张照片，后由张冰华弟媳捐献给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道韫若能嫁给南朝才子鲍照，方无遗恨。其实，诗人并非专为古人抱憾，异代隔世、门第悬殊的谢鲍联姻在现实中既绝无可能，此种设想因而只是表达了秋瑾个人的心事，即才女与才子结合的婚姻愿望。诗中隐身未出的不如意的女婿“王郎”，毫无疑问，实指其丈夫王子芳。
与之相对应，谢道韫则显然为秋瑾之自拟。道韫最受世人推重处在才智，秋瑾也以才华自负，故常从此落笔，借以自许、许人。咏雪词，固然忘不了一提“谢家娇女，正笑倚栏干，欲拈丽句”的现成典故；愁雨诗，也要以之替换多情皇帝唐玄宗，而自写情怀：“最是淋铃闻不得，谢娘减尽旧腰肢。”在秋瑾笔下，谢道韫便是才女的代称，若转赠他人，亦属惺惺相惜的最高称誉。得其“丽句天生谢道韫”之赞的徐小淑，即为秋瑾最喜爱的女弟子，绝命书的受托人。爱乌及屋，“谢庭”、“谢家”也作为人才荟萃之地，为秋瑾所乐道。
一般人印象中，谢道韫只是位才学过人的聪明女子，这当然得益于《世说新语》的传神笔墨。而如果一并阅读了《晋书·列女传》本传，便会发觉，谢女原来还有胆力非凡的另一面。文人多半限于坐而论道，谢道韫以一介弱女子，偏有勇气抽刀杀人：
及遭孙恩之乱，举厝自若。既闻夫及诸子已为贼所害，方命婢肩舆抽刃出门，乱兵稍至，手杀数人，乃被虏。
其气概刚烈，气度雍容，“毒虐”如孙恩，亦“为之改容”敬服。有此缘由，生性豪侠如秋瑾，对谢道韫自可更增一份亲近感。写作用以警醒女界的弹词《精卫石》，被派遣下凡“整顿旧江山”的女仙行列中，于是也少不了“舌辩临风谢道韫”（第一回）。尽管所取为《晋书》记其能言善辩事，夫君弟王献之与人论说“词理将屈”时，道韫“乃施青绫步障自蔽，申献之前议，客不能屈”，而“为小郎解围”，只因聪慧确系谢女最特出处。
不过，富文才、具胆量的谢道韫，毕竟有其人生憾事。且由于其人之冠绝一时，而显得遗憾更深。熟读前代小说、戏曲的秋瑾，对“郎才女貌”、“才子佳人”一类创作套路本已了如指掌，加以个人的亲身体验，自然对谢氏满怀同情。而既是心有同感，说起来也难分彼此，痛切伤情。“天壤王郎”这一并非罪大恶极的缺憾，便成为包办婚姻最不幸的苦果，屡遭秋瑾厉斥。
东渡日本后，与革命派人士相接，秋瑾的思想日趋激进；加之因在外留学，费用紧张，与王子芳的经济冲突更形加剧。此时，秋瑾对王氏的感情，已由不满急转为痛恨。1905年春，秋瑾曾回国省亲，逗留三四个月，却只回到绍兴母家，而未一往京城。在此期间及其后写给兄长秋誉章的信中，言及王子芳，便咬牙切齿，再无半点情分。1905年6月19日自绍去信曰：
子芳之人，行为禽兽之不若，人之无良，莫此为甚！即妹之珠帽及珠花，亦为彼纂（篡）取，此等人岂可以人格待之哉？彼以待妹为无物，妹此等景况，尚思截取此银及物，是欲绝我命也。况在彼家相待之情形，直奴仆不如。……一闻此人，令人怒发冲冠，是可忍，此不可忍！
回东京后又去信曰：
讨取百金，不妨决裂，因彼无礼实甚，天良丧尽，其居心直欲置妹于死地也，目我秋家以为无人。妹已衔之刺骨，当以仇敌相见。
从秋瑾信中可知，其赴日后，王子芳“一年之久，未通一函”，不免绝情；秋瑾又误信“闻早娶妇矣”之说，“仇怨”自然加深。更兼以资财断绝，最后一丝系联亦将无存。至此，秋瑾对王子芳便只剩下了仇恨。语及结局，也每称“怨毒中人”，而出恶言：或设想“不能自食，则必以一讼取此儿女家财；不成，则死之而已”；或嘱家人“如后有人问及妹之夫婿，但答之‘死’可也”。而经由法律程序正式离婚，也已在念中：
如彼至京有无礼之举动行为，吾哥即可藉口彼从前之暴状及对我父母之无礼种种荒谬之行为，例之今日文明世界，与之开谈判离婚。
此时回首不如意的往事，经过感情的过滤，留在记忆中的也唯有痛苦与愤怒。不必说，留日后的秋瑾与王子芳，无论所思所想还是行为作派，相差已有天渊之别。丈夫仍是一碌碌无为的小京官，妻子却已成为胸怀革命大志的新派留学生。原有的情不投，再加上道不合，分手势在必行。何况，在秋瑾，正是英雄气长，儿女情短，一消一长，也应了古人之言。英杰心事，多半在拯世济民，青史留名。秋瑾也不例外，前者尽现于东游后所作诗词中，而与家人书信，则任情吐露了其流芳心愿。王氏既已被秋瑾视作个人婚姻史上的污点，为千秋名誉计，秋瑾也决意与之决裂。因此，在致其兄书中，秋瑾一再提及：
妹得有寸进，则不使彼之姓加我姓上。
抚心自问，妹亦非下愚者，岂甘与世浮沉，碌碌而终者？水激石则鸣，人激志则宏。他日得于书记中留一名，则平生愿足矣。无使此无天良之人，再出现于妹之名姓间方快。
妹近儿女诸情俱无牵挂，所经意者，身后万世名耳；不则宁湮没无闻，断不欲此无信义者有污英雄独立之精神耳。
应该承认，秋瑾向往英雄壮举的豪侠性格，已潜藏着对出名的渴望。而这一欲望转为强烈，则开始于北上京华。从相当封闭的湖南小城来到人才荟萃的政治中心，得以结识居家左近的吴芝瑛，是秋瑾一生之大幸。吴芝瑛的伯父吴汝纶，在文坛、政界均负盛名。1902年，京师大学堂重新开办，吴汝纶即被委以总教习之重任。虽因其执意先行赴日考察，归来遽而病逝，未及履任，但在上层社会仍留有深厚的根基。吴芝瑛既得此家声，本人又多才艺，书法造诣尤深，见重当世，名动京城。秋瑾与吴过从，由莫逆之交到结拜姐妹，也在其引领下，扩大了社交圈。除同乡、亲属这层旧关系网，更添加了与京中新派名士的交往，如廉泉、傅增湘、江亢虎等，皆为此时相识。秋瑾又积极参与女学堂的筹办和妇女座谈会的活动，同女界名流亦往来密切，拜访创办京师卫生女学医院的廖太夫人邱彬忻，到日人服部繁子家中出席妇女座谈会，因而日渐闻名。其名声也终于传出京外，英敛之即听人言，而知“北京亦有一碧城女史，乃姓秋，适王氏者也”。秋瑾日后东渡留学，也存有交结同志的用心。其频繁出现在各种集会场合，先后参加“三合会”、“光复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又发起组织“演说练习会”、“实行共爱会”，活跃于众多社团中，未始与此无关。秋瑾急于寻求救国之方的焦虑，本易同正在留学界蔓延的革命情绪合拍，其“素自豪”的个性，又以锋芒逼人而引人注目，因此，在留学界也很快出名。
已为女中豪杰的秋瑾，对丈夫的平庸与置之不理便再不能容忍，所谓“以国士待我，以国士报之；以常人待我，以常人报之”。此时反思当年婚事，也只觉其于个人事业、名声有百害而无一利：
呜呼！妹如得佳藕，互相砌（切）磋（此亦古今红颜薄命之遗憾，至情所共叹），此七八年岂不能精进学业？名誉当不致如今日，必当出人头地，以为我宗父母兄弟光。奈何遇此比匪，无受益，而反以终日之气恼伤此脑筋，今日虽稍负时誉，能不问心自愧耶？
使得一佳子弟而事，岂随（遂）不能稍有所展施，以光母族乎？悲哉！今生已矣。
凡此，若提及姻缘错配，必关乎名誉受损，可见秋瑾对于成名的极为看重，以及对于王子芳作为丈夫存在这一事实的无比痛悔。于是，不难理解，为何颇具自传性质的弹词《精卫石》，会有意改变主人公黄鞠瑞（赴日留学后更名“黄汉雄”，对应着秋瑾的名号“竞雄”与“汉侠女儿”）的婚姻状况，只因秋瑾努力想从记忆中抹去那一段不光彩的历史，断不许天壤王郎“有污英雄独立之精神”。
阅读《精卫石》，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在诸种女性苦难中，作者对“遇人不淑”这一类型的“红颜薄命”寄予了最深的同情，花费笔墨最多。为彰显婚姻的不幸，本来不过是乏才情、无大志的不称心女婿，至此从内心到外貌越发不堪。尤其与秋瑾此时的民族革命情绪相结合，王家靠随曾国藩征讨太平天国而发家的隐私也被发掘出来，愈增重其罪恶。篇中以“苟才”（谐音“狗才”）影射王子芳，已迹近辱骂，叙其家世及本人行状则云：
其父名叫苟巫义（谐音“狗无义”），为人刻薄广金银。从前本是窭人子，开爿饭铺作营生。不知因了何人力，结识了、同里忠奴魏大清（谐音“卫大清”）。从此改营钱店业，提携平地上青云。家资暴富多骄傲，是个怕强欺弱人。一毛不拔真鄙吝，苟才更是不成人。从小就、嫖赌为事书懒读，终朝捧屁有淫朋。刻待亲族如其父母样，只除是、赌嫖便不惜金银。为人无信更无义，满口雌黄乱改更。虽只年华十六岁，嫖游赌博不成形。妄自尊大欺贫弱，自持（恃）豪华不理人。亲族视同婢仆等，一言不合便生嗔。要人人趋奉方欢喜，眼内何曾有长亲？如斯行动岂佳物，纵有银钱保不成。（第三回）
除发迹史外，在秋瑾致其兄信中，均可见同类言词。而称苟才“闻言像貌尚堪憎”（第三回），对王子芳来说，便属溢恶，因秋瑾弟宗章虽肯定二人“瑟琴异趣，伉俪不甚相得”，却也承认王氏“风度翩翩，状貌如妇人女子”，并非面目丑陋。
而以此怙恶不悛的“纨裤无赖子弟”（第四回），行娶“容如美玉口如脂”、“傲骨英风藏欲露”、“琳琅满腹锦成章”（第二回）的女中英杰，自会引来作者的万般痛惜。除身为当事者的黄家父母外，出现在《精卫石》中的所有人，几乎都对这桩婚聘表示过叹惋，且言词相近：黄鞠瑞的业师、颇具维新思想的俞竹坡评为“才女配匪人”，闺中友鲍爱群的母亲鲍夫人说是“才女配庸人”，另一女友左醒华的父亲也“深嗟彩凤配凡禽”（第三回）。而与黄鞠瑞年龄相仿、尚未论婚许嫁的四位年轻女子，由人思己，不寒而栗，说起来更是哀伤沉痛。与黄女结拜为姊妹的梁小玉情同一体，自是感慨最深：嗟叹黄“遇人不淑真堪痛，彩凤随鸦飞展难；唱和无人谁共语，俗奴浪子配才媛”；抱怨苍天“何苦生了人才又作贱，只落得、名花落溷鸟呼冤”（第四回）。四女子聚会一堂，“说到女人诸苦处”（第五回），话题也以婚姻为中心。江振华甚至叹息：
女子苦处多呢！最可痛的是：婚姻误配与俗儿，惨煞佳人薄命辞。……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第四回）
无怪乎鲍家丫环秀蓉向鲍夫人汇报“小姐都在痛泪潸”的缘故，重点也在“才女婚姻归俗子，后来必定受敖（熬）煎”（第五回）。众才女的悲观，更因古来如此，愈发愁不可解。梁小玉便以朱淑真、谢道韫、袁机这三位古代才女的所遇非人，痛伤黄妹并己身：
彩凤随鸦鸦打凤，前车之辙断人肝：淑真枉有才如锦，遇人不淑恨难填；道韫文章男不及，偏遇个、天壤王郎冤不冤；袁家三妹空能句，配一个、高子真如禽兽般。难道是、真个才人多命薄，都无非、父母连姻不择贤。
不过，除了痛哭怜伤，众人却想不出脱身之法，只能决心一死：“若然误配终身恨，不若当时一命捐。”（第四回）瞻望前途，如此绝望，而其思路仍然落在古人窠臼中。毕竟黄鞠瑞见识出众，且生当国门已被迫打开的近代中国，有古代才女无法想象的国外游学一途可供选择，因此，在婚期临近、诸姐妹代为伤惋之际，竟从容不迫说出“求学向东瀛”一策，令众人大开眼界，顿见光明。在黄女讲来，西方男女平权，女子受教育，有学问、有技艺，自可身心独立。照此行事，在座诸人即不致重蹈覆辙，己身既能自立，择夫便当自主。而其理想的婚姻组合，也从才子才女进升为“学堂知己”（第五回），虽已是人格完全平等，才学却仍是最受关注的素质。于是，一幕行将开演的“天壤王郎”悲剧，在黄鞠瑞率四女子“踏破范围去”、“万里快乘风”（第六回）的胜利大逃亡中，终以喜剧形式完满结束。
弹词中的“近代谢道韫”们固然可以“鲤鱼脱却金钩去，摇头摆尾再不来”，现实生活中的秋瑾出嫁王家，却已成无法更改的事实。对家人倾诉，秋瑾自不妨披肝沥胆：
吾以为天下最苦最痛之无可告语者，惟妹耳。居无室家之乐，出无戚友之助，飘泊天涯，他日之结局实不能豫定也。
原有的家庭生活已无乐趣可言，幸好秋瑾确可如黄鞠瑞一般东走日本，便有机会打破家庭范围，专心向外发展，从求取知识，终至步入革命之途。一首以自比谢道韫开篇的《如此江山》词作，清楚地展示了秋瑾的心路历程：
萧斋谢女吟《愁赋》，潇潇滴檐剩雨。知己难逢，年光似瞬，双鬓飘零如许。愁情怕诉，算日暮穷途，此身独苦。世界凄凉，可怜生个凄凉女。曰“归也”，归何处？猛回头，祖国鼾眠如故。外侮侵陵，内容腐败，没个英雄作主。天乎太瞽！看如此江山，忍归胡虏？豆剖瓜分，都为吾故土。
个人“知己不逢归俗子”的不幸，反而化作从家庭革命走向社会革命的重要动力。无家室之累的秋瑾，倒可以全心全意地投身革命，并终于为之而献身。
分析秋瑾的心理，赴日后，加入革命团体，交结革命志士，生活的内容已全然改变。在新生活与旧婚姻的对比中，她认定后者是前者的障碍，破除不合理的家庭关系于是被视为革命应有之义。而且，因疏离家庭而归心革命，又在投入革命中，不断加强对旧家庭的反感，这一互动的过程，也造成了秋瑾将怨愤集注在王子芳一身。秋瑾本人易趋极端的个性，又使其表现出来格外激烈。因此，对秋瑾知之甚深的陶在东，才会有“其走入革命之途，由于天壤王郎之憾”一说。至于断言秋瑾“徒以天壤王郎之憾，致思想上起急剧之变化，卒归结于烈士殉名”，并设想“浸假王子方（芳）而能如明诚、子昂其人者，则当过其才子佳人美满之生活，所谓京兆画眉，虽南面王不易也”，却又执于一端。秋瑾的豪侠性格，对英雄事业的热切向往，周遭环境的改变，以及时势的推移，都是其走向革命不容忽视的因素。其趋新的愿望、好动的性情，也使她易于感应时代氛围，深受时事刺激，并以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在肯定秋瑾对婚姻的不满大有助于其趋向革命的同时，我们也不应放过其他必要的条件。
留日以后，秋瑾必定在诸多场合对知友倾吐过与王子芳的纠葛和对婚姻的痛悔，王时泽即从“其《咏谢道韫》诗，有‘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之句”，而“见其对于婚姻之不满”。大致可以确定为王时泽所作的《秋瑾传》，因写于秋瑾被杀后不久，记忆犹新，其篇末关于秋与王子芳关系的概括，很能正确显现时人对秋瑾的评价：
或曰秋瑾狂妇人耳，其夫遇之厚，而瑾终轻之。与人言，则肆詈詈骂。秋瑾狂妇人耳。或曰秋瑾奇女子也，其夫特庸奴耳。瑾之绝之，非瑾之罪也。且瑾性伉直，故不谐于俗，则人之訾之也固宜。论者言人人殊，世莫知其当否。然瑾固爱国尚义之人也。瑾未尝学阳明之学，而其行义，则与阳明暗合。特瑾疾恶过甚，面诘人非，或不免来人之诋訾耳。呜乎！此固瑾之所以为瑾欤？
【关键词】攻乎异端 斯害也已 释义 原因 意义
一：古今释义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许慎在《说文解字》里释义，攻，击也，又引申为“治”，所以有攻击与专治两重解释。异，分也，表示有分别之意，不同于自身。端，物初生之题也。结合起来，“异端”一词便有了异于自身的他技、极端主义、非圣贤之道的三种解释。他技是相对于以自身所执为大道而言的小道;极端主义为偏于一端，不走中道的意思;而非圣贤之道具有邪、不正当、不正确的意思;而“已”，在句子中便有了作为动词的停止与语气词的两种用法。“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据天文本论语校勘记，“已”下有“矣”，古本、唐本、金藩本、正平本同。 总结古今释义，关于“攻乎异端，斯害也已”的阐述大体有以下六种释义：
一：专注于极端主义，这是有害的。赞成这一释义的有宋朝的朱熹，“范氏曰：‘攻，专治也，故治木石金玉之功曰攻，异端，非圣人之道，而为别为一端，如杨墨是也。其率天下至于无父无君，专治而欲精，为害甚矣。’‘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害为尤甚。学者当如淫声美色而远之，不尔，则VV然入于其中矣。’” 与这一解释相近的还有批林批孔时期《<论语>批注》的“攻，攻读，钻研。异端，不同的主张。孔丘所说的异端就是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学说。” 二：专注于他技这等小道，这是有害的。关于这一释义的说法为：“颜氏家训省事篇：古人云多为少善，不如执一……如此之类，皆得梗概，皆不通练以及论语后录：异端即他技，所谓小道也。小道必有可观，致远则泥，故夫子以为不可攻，言人务小道而致失大道。” 三：专向反对的的一端用力，那就有害了。这一释义的支持者为：《集解》攻，治也，善道有统，故殊途而同归。异端，不同归者也。 以及钱穆的“可见本章异端，乃指孔子教人为学，不当专于一偏，戒人勿专在对反之两端坚执其一所谓异途而同归，学问当求通其全体。” 还有，李泽厚也支持这样的观点：“盖异端者各为异端，彼此互异，唯执持不能同则悖，悖则害矣。” 四：攻击不正当、邪恶的议论，祸害便可消除。这一释义的持有者为：孙弈示儿编谓：攻如“攻人之恶”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谓攻其异端，使吾道明，则异端之害人者自止。 杨伯峻也持同意观点：批评那些不正确的议论，祸害就会被消除。五：攻击极端不走中道的议论，祸害便可消除。持这一论点的是南怀瑾：异，就是特别的，不走中道的，标新立异的，怪异的。 六：攻击不同于自己的他技小道，这是有害的。这一释义的支持者为李零：“异端，指不是君子所为的小道，与异端邪说无关。原文的意思，就是攻击小道很有害。” 还有燕山大学的高迎泽、张瑾通过句法结构分析也得出了同样的释义。
二：释义的原因及意义
对于“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以上六种释义都有着它形成一种阐释的缘由及意义。其中释义一与释义四、释义二与释义六，释义三与释义五是相对应的。在释义一中，朱熹把异端直接与美与丑联系起来，认为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时，佛、道是异端，对于正统而言，他们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邪恶的。这就很难怪宋以后的科举考试都以四书为基础了。而其实孔子生活的年代，佛与道尚未形成，连杨墨也没形成，朱熹这样的引证是有误的。 而这也很好地说明了朱熹注四书时是很注重自身的心的主观性的。值得指出的是，他作为当时的一个大学问家，他告诫人们要远离淫声美色，确实又是作为知识分子背起醒世的担当，也是他释义的社会现实意义。社会现实意义也是释义四的态度追求。其实在上世纪70年代的批林批孔盛行时，北大哲学系学子翻译的论语还是忠于经典的，不理智的是，他们把《论语》与孔子绝对化地当做了奴隶制度与专制社会阻碍新民主前进顽固势力，给他们戴上各种高帽，加以彻底的批判，从而让儒家传统受到最巅峰的破坏与扭曲。所以在此处的“异端”就“自然而然”地被解释为孔子眼里的新生民主阶级。孔子这样吃黄连，或许我们需要考虑一下，当新生力量标榜自己的合理与文明而对“顽固”了两千年的文化加以拳脚时，谁更野蛮。
笔者认为，释义二的提出前提是：什么是大道什么是小道不仅界限分明而且是被确定了下来的。在这种语境下，就不存在如今我们今天所说的专才与通才了。按照这样的理论，在人的精力有限前提下，只有专攻于书卷的人，才能有机会走向大道。而实际上，小道的理解仅仅是异于自身而已，用我们现在的眼光去看，并无大小之分，所以释义二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存在很大不足的。释义三与释义五其实是同一个意思的不同表达。无论是反对抑或被反对的一方，均为一端，一端即为不中，不中即不得全体;攻击不走不中道的思想做法，祸害便可解决。因而两种释义的最终指向都是以中为用。端，每一段的发端也。他们这样释义的立场便是基于儒家传统的中庸思想。这一种思想在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篇第六）便体现得很明了。钱穆注释：孔子平日言学，常兼具两端，如言仁常兼言礼，或兼言知。又知音质与文，学与思，此皆兼举两端，皆《中庸》所谓执持其两端，则自见有一中道。中道在全体中见。仅治一段，则偏而不中央。故《中庸》曰：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结语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因为在“攻、异端、已”等词语的不同意义，以及语法区别，形成了以上六种解释。释义一与释义四有其现实社会意义的原因与意义，释义二与释义六所折射的是关于社会专才与通才的讨论以及中华民族所强调的兼容，释义三与释义五是基于儒家中庸美学思想的阐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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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诵读；课堂教学；误区；教学建议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1216（2016）10C-0043-02
一、中职经典诵读教学的误区
（一）误把诵读当作朗读
朱自清先生认为：“诵读是独自一个人默读或朗诵，或者向一些朋友朗诵。”而在当前中职经典诵读教学中，关于对经典诵读含义的解读，许多教师只是把诵读简单地理解为朗读，没有认识到诵读的形式与方式是多样的，既可以出声地朗读、朗诵、背诵、也可以不出声地默读，甚至可以是唱读──吟诵，误把诵读当作朗读。
（二）误把诵读时不求甚解当成死记硬背
不求甚解是指读书时只领会全文大意，不在字句上过分追究，作为学习经典的一种方法是值得提倡的。但是在教学中，一些教师把“不求甚解”错误地理解成了经典不需教师的指导，只需让学生反复读、反复背即可，认为“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误把不求甚解当成了死记硬背。但帮助中职生大致梳理经典内容，在对经典作品背景、相关知识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诵读经典，会加强学生对经典的理解，提高学习效率。如果像儿童读经那样，让中职生在对经典作品完全不解的基础上一遍遍地死读、死背是没有意义的。
（三）误把经典诵读课上成文言文翻译课
在经典诵读中，许多教师常常把经典诵读教学等同于语文课程中的文言文教学，诵读的教学目的还是为常规的语文课堂教学服务，着重对学生进行经典中字词的讲解、句意的分析，一些教师对经典进行逐字逐句翻译。在经典诵读教学中，许多教师不了解诵读教学的有效教学手段，缺少指导学生沉潜经典、反复诵读的意识，只是专注于经典作品的翻译，误把经典诵读课上成文言文翻译课。
二、中职经典诵读教学实施建议
（一）转变诵读观念，提升教师认识
中职学校长期以来，重视招生和技能教育，关注的是学生的就业能力，教师的知识储备大多局限在与就业有关的教学内容上，不再主动关注其他的教学资源，很多语文教师知识面狭窄，尤其在经典诵读教学方面，教学观念落后，教学能力偏弱。对于这种情况，学校需要采用各种方法改变教师的教育观念。可以邀请专家学者进行相应专题讲座渗透诵读教育观；可以邀请有经验的教师举行座谈会，介绍进行经典诵读教学的经验与感想体会；还可以指派教师到经典诵读教学开展得比较成熟的学校考察与学习。总之，通过各种方式深化教师的经典诵读意识，转变诵读教学观念。
（二）丰富教学形式，提高诵读效果
经典诵读教学绝非是领着学生反复机械地读经典，也不是给学生翻译经典，经典诵读教学的教学形式是多样的。朗读、朗诵、背诵等读书方法，不仅可以作为学生的学习方法，也可以作为经典诵读的重要教学方法，完全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对诵读形式的设计，各种诵读方法恰到好处运用，帮学生学习经典。可以把范读、自读、齐读、引读、跟读、领读等诵读形式结合起来，进行经典诵读教学，但是要注意的是不能“只是单一地让学生读起来而没有朗读指导”，要通过指导学生诵读的语气、语调、节奏、感情，使学生在反复诵读中体会经典作品的涵义与作者的情感。
在经典诵读教学中，还可以通过涵咏法进行。可以指导学生在诵读经典作品后，将直观感受，对作品的鉴赏，情感的共鸣，以及质疑与批评，用简短的语言批注；还可以由教师提出几个可以引起学生思考与争鸣的问题，让学生在小组内讨论与交流，每组派代表汇报学习成果，由师生点评总结。
总之，经典诵读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要根据学生的特点与经典作品的特点，选用恰当的教学方法，提高经典诵读的教学效果。
（三）增加教学手段，辅助诵读教学
在经典诵读教学中，除了运用多媒体、投影仪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辅助经典诵读，也可以适时选用其他手段辅助经典诵读教学。比如，在经典中，有一些作品特别适合表演，可以让学生把其编成短剧、小品、歌曲，并与乐器演奏，舞蹈表演，独唱与合唱等艺术形式相结合，表现经典的背景、作者的故事、经典作品的主要内容。另外，可以让学生每天在经典抄录本上抄写诵读的经典作品，要求边抄边读或抄后诵读，加深学生对经典的理解与记忆。当然，在经典诵读教学中，还可以让学生制作经典学习手抄报、制作诗配画、书写经典书法作品，充分展示学生学习经典的成果，促使学生深层次学习经典与运用经典。
（四）开展诵读活动，拓展诵读途径
根据中职生的特点，教师可以巧妙地把学生学习经典与各种各样活动结合起来，拓展诵读途径。例如，通过制作经典诵读读书卡、开展经典读书会，举办经典背诵擂台赛、发放经典诵读积分卡、颁发经典诵读考级证等活动，经教师适当、合理地引导，激发学生学习经典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
[1]南怀瑾.南怀瑾谈儿童经典教育[M].济南：明天出版社，2012.
关键词：西湖；文化；通识课
中图分类号：G64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1-0013-02
一、课程的立意与基本情况
《西湖文化漫谈》是浙江省杭州市下沙高教园区的一门校际公选课，也是浙江理工大学的通识课，自2008年开设以来，已近六个年头，每学期1～2个教学班，每个班选修人数基本保持130人左右。2012年建立了4A平台课程（高等教育出版社开发的课程软件平台）。先后完成了两轮全程教学录像。
第一，课程定位与教学实践。《西湖文化漫谈》立足以西湖文化为中心的杭州文化和以杭州文化为代表的吴越文化，围绕西湖展开对于所处吴越文化的解读。作为江南最著名的山水人文总相宜的5A级风景区，西湖本身也是一个文化的缩影，拥有极其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了解西湖文化、熟悉杭州文化，对于大学生和普通民众，具有特殊的意义。其目的也在于使大学生和社会公众通过西湖文化了解杭州文化、吴越文化，增强作为杭州市民的主人翁意识，为西湖的保护和开发做出新的努力，为杭州提升城市建设品位作出新的贡献。《西湖文化漫谈》面向大学生、普通社会民众、知识层、劳工层。它属于文化素养课，同时兼具历史学、地理学、旅游学、文化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多学科多层面的内容，属于典型的综合性和交叉性课程。它没有固定的教材，也没有内容比较充实、汇聚性较强的参考书。《西湖文化漫谈》的教学目的在于，力图使听众逐步达到：（1）高品质地游览西湖、品读杭州。（2）自觉成为文化西湖的知音和游览西湖的文化型非职业化导游（服务于家庭和亲朋好友）。（3）掌握一定的历史学、文化学和旅游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4）认识全国其他地方的区域文化。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多种区域文化如岭南文化、中原文化、齐鲁文化、三秦文化等的比较研究，更加深入地了解以西湖文化为中心、为标志的杭州文化的特色、历史内涵、发展历程和历史命运。（5）通过了解西湖文化，进而了解杭州文化、吴越文化，增强作为杭州市民的主人翁意识，为杭州提升城市建设品位作出应有的贡献。当然，也为宣传西湖、杭州尽一份绵薄之力。
第二，课程主要内容。本课程的常规教学安排一般是这样的：本科教学32学时，10个专题，从形成历史、自然状貌、山水景观、与全国其他三十多座西湖的异同、政治、经济、军事、民俗、宗教、名人等多个方面，进行全面介绍，展示西湖文化丰富多彩的构成和发展变化。比如其中的五个重要专题，基本内容是：专题一：情满西湖苏小小。苏小小是西湖柔美婉约的化身。千百年来的传说、令人神往的感情、坚贞不移的生活态度、期期艾艾的情感悲剧，都超不过苏小小崇尚自由、尊重个体生命价值、热爱生活的品性。同时，透过苏小小，也可以感受到杭州多彩的民间传说、名人故事等世俗文化和吴越江南宽容、豁达的文化神韵。专题二：宋嫂鱼羹，乡愁一碗（略）。专题三：“三”字神奇透西湖。西湖的形成和发展既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又有文人墨客的风流韵事，更有现代旅游事业的“添油加醋”。三塔、三岛、三堤、三怪、三雄……，众多的以“三”字相聚的自然景观和文化因子，是西湖的特色甚至名片。其中，既有千百年来的自然造化，也有时人的添附和唱和。一系列“三”连起来的风物文明，增厚了西湖的品位，拓展了西湖的内涵。由其展开去，可以更加细致地观察西湖、品读西湖。专题四：十葬秋瑾，风雨世纪。经过不亚于十次的来来往往，鉴湖女侠秋瑾终于魂归西湖。之前，她曾经下葬过绍兴、萧山、长沙岳麓山、西湖等地。绍兴轩亭口遇害之后的葬身变故，不仅是中国特殊政治文化的写照，也是对秋瑾评价的差异性的真切表现。葬之于西湖者，仅仅因为秋先烈早年的一个夙愿；迁之出西湖者，不过是因为作为革命者的秋瑾仍然在男性话语权的世界里尚未落定“英雄簿”而已。但是，这反反复复的葬、迁，无情地让西湖多了一些悲凉和壮丽。专题五：颜色如花命如叶：西湖词人朱淑真。朱淑真，一代词人，旷世才女，却红颜薄命。不幸的婚姻、对爱情的渴望、凄惨的人生结局……。朱淑真事件，一方面揭示封建时代中国妇女的基本人生轨迹，另一方面，再现西湖亘古不变的爱彩，以及所谓的“精灵”、“妖冶”、诗情画意的风采。西湖文化的内涵是深厚的，内质是高贵的，内容是丰富的。它既是动态的，变化中的，也是静态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人的性格心理、语言特征、建筑风格、山水风光、生活习性、活动方式，以及社会交往、风俗时尚等诸多方面都有深厚的蕴藏和广泛的流露。通过对这种文化的历史形成、辐射传播、生长发育、积累提升等各个环节的考察、分析，阐释该文化与众多的区域文化的区别与联系，寻找该文化的历史脉络和未来发展趋势，并且作出自我批评，探求自我发展的新动力新空间，是该课程研究和开设的重要立足点。在此基础上，和现代的西湖开发、杭州发展结合起来，做未来的文化预测和筹划，促进具有更加鲜明个性的西湖文化的提升。
二、从《宋嫂鱼羹，乡愁一碗》说开去
西湖文化繁盛多彩，绝不是靠几次座谈、课堂所能够达到其万一的，也不是我们三天两夜凭着某一个故事就能展示其中巨大、丰厚的内容的。仅就衣食住行的“食”说起，西湖文化就是一个博大精深的世界。
第一，宋嫂鱼羹是一道美味的杭帮菜，也是杭帮菜的经典之一。杭帮菜有东坡肉、龙井虾仁、西湖醋鱼等，不胜枚举。其中宋嫂鱼羹占有特殊的位置。它有一个统一的做法，口味却是因人而异。原料是鲑鱼一条，配料有火腿、笋、蛋黄，佐料、调料更多，如葱段、姜块、姜丝、黄酒、盐、醋、猪油，大概有20种。宋嫂鱼羹的美名不仅仅在于其鲜美的味道，主要还在于其中浓浓的乡情。乡愁一碗，主要是因为宋嫂鱼羹所产生的年代――南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令人凄惶的年月。据说宋高宗退休后，泛舟西湖上，后来弃舟登岸，登上苏堤，遇到宋五嫂主动献食。高宗倍感可口，与宋五嫂聊了起来。二人不约而同地表现出远走他乡后对故乡的回忆和留恋。他乡遇故知啊，高宗为之题诗一首。物以人名，人助物贵。宋嫂鱼羹从此逐渐传扬开去，并成为杭城美味一品，一直到如今。
第二，宋嫂鱼羹是一碗乡愁。1127年，康王赵构继位于应天府（河南商丘），北宋转而成为南宋。金兵继续大兵南下，一直追到江南。高宗仓皇难逃，一直到温州海面，可谓狼狈至极。大批北方民众随之难逃，无论达官贵人，还是黎民百姓，无不凄凄惶惶。远离故土，到江南重新开辟生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语言、饮食、气候、人际关系等诸多问题，成为顺利适应下来的重要障碍。其实，最大的牵制还是对故乡的魂牵梦绕。君臣难以忘记当初的荣华富贵，老百姓呢，难忘记自己的家园、故土、祖坟、亲属，中间阶层，难忘平稳和谐的生活。但这一切都只能够是不堪回首的故国而已。在金兵的追击下，虽有李刚、宗泽、岳飞等主战派力主驱逐鞑虏、恢复故国，并曾展开了一系列抵抗。无奈还是胜少败多，南宋王朝的统治范围、地域空间被压缩得越来越小。于是，人们的思乡情结愈来愈浓。高宗难逃，路过杭州，却一不小心爱上了西湖，就此留了下来。杭州命之临安，何意？临时安顿下来的地方。但是，江南美景、吴侬软语，诱惑力极强。当高宗来到杭州城西西溪湿地的时候，抑制不住对西溪的惋惜，不得不继续难逃，还留下了“西溪且留下”的交代，因此也成就了今天杭州城的一个名镇――留下镇。老百姓对于离开家园、远遁南方而生的乡愁似乎更浓烈。高宗赵构，江南人往往把他称作小康王。一个“小”字，一种浓郁的情感。民间还流传着很多关于康王南渡的故事，大多蕴含着渴望康王振臂一呼，举起抗金大旗，众志成城把敌人赶跑的拳拳之心。如“泥马渡康王”、“半山娘娘救康王”、“香积寺奇梦”等。老百姓更是采用了多种生动的方法，饮食文化就是其中之一。宋嫂鱼羹，就是这样的一碗乡愁。当然，大排面、油条等食物也基本出于这样的情怀。
第三，乡愁是一柄双刃剑。作为一个游子，远离故土的时候，乡愁可以变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让人常怀故土的眷恋，希望成功时回到家乡，为桑梓尽力。这时，乡愁是一股催人奋发向上的动力，一股正能量。但是，乡愁情结在催人奋进的同时，也可能耽误人，把握不好，会变成一把伤人的剑。乡愁，蕴含、承载了对家乡的怀念和追思。遗憾的是，南宋王朝特别是高宗时期，没有很好地利用这种能量。事实上，南宋初期，国人大多怀着一腔热血，要收复中原，恢复故国，这个力量汇聚起来是一股洪流，不可阻挡。高宗也许看到了，也许根本没有看到，也许就是无视。他没有把握住。当时，虽然南北分庭抗礼，宋王朝并不是国库空虚，依然在江南的富足之地凝聚了巨大的国力。他没有很好地动用这份国库资源，没有很好地整合民力、财力、人心，形成合力，奋勇抗金。南宋王朝的唏嘘再三，永远刻在杭州的历史上，也永远留在了西湖的历史上。
参考文献：
[1]孙跃，宋涛.西湖文化[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
[2]杭州文化局.西湖民间故事[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
[3]杭州市地方志办公室.西湖志[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4.
[关键词] 创新 德行 五心俱全
我国高校中青年教师的数量已日渐增多。为了今后能在培养创新人才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有胆识、有才能，体现出“以创造精神、批判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为本质特征的大学精神”[1]，就需头脑冷静、思虑深远、自觉地回归传统、坚守传统。在我看来，所谓创新人才的内涵，不仅仅只是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等等智能性因子，还应有道德完善、人格健全、礼仪合度等非智能性因子。
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凡涉及到人的教育培养，一直提倡道德、才能并重，且把道德要求放在首位。四书之一的《大学》明确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2]孔子对其弟子的“四教”，是“文，行，忠，信”。这些，无疑值得我们回归和坚守。当然，“这种回归，并不是说儒家文化或者说整个的中国文化变为唯一的精神救赎，大家一下就能找到自信，而是说在这种回归的历程中，我们更多地发现内心的愿望，找到参照的坐标系。”[3]在现实条件下，为抵御劲头强盛的世俗邪风，为尽量减少有才无德的畸形或有害的所谓“人才”，赢得自身和学生的双重纯净、高尚品德，高校青年教师努力追求“五心俱全”就显得十分必要。五心的内容是：
爱心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爱即是仁，仁即是爱。爱心是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因此，高校青年教师在人才培养中自觉发扬传统文化中“爱”的精神，至关重要。在现实条件下，“爱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爱学生。首先，对“师”的定位要清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总在“五伦”中生存，而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则兼有二伦：父子、朋友。因此，教师既要把学生视为子女，又要把学生视为朋友。其次，自觉坚持“有教无类”说，促进每个学生健康地全面地成长。在现今时代，特别要关爱贫困生、后进生、缺点较多的学生，不为急功近利的社会习俗所俘虏。当然，爱心还要体现在对学生合情合理的严格要求上，但这种严格要求，必须基于真正的人文关怀。
2.爱真理。说起大学，人们往往会提到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诚然是一种非常可贵的见解。但我认为，自由之思想也好，独立之精神也罢，都应以追求真理、服从真理为前提，否则可能适得其反。高校青年教师，对此尤需注意。历史经验证明：思想解放程度愈高，在不断产生真理的同时，伪“真理”也会经常出现。这也是一种辩证关系。
高尔基说：“人需要真理，就像瞎子需要明快的领路人一样。”[4]因此，第一，要始终保持追求真理的热情。第二，要敬畏真理，服从真理。第三，要敢于维护真理。
3.爱自己。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欣赏是人的本能，也是人发展提高自己的动力。但我认为，辩证地看，自我欣赏实际上是一柄双刃剑，既可利己利世，亦可害己祸世。所以我认为，爱自己必须既有“道”又有“方”。“道”指原则、方向，“方”指方法、措施。
要正确地爱自己，必须在三个方面不懈努力。其一，认识自己。老子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5]因此要严于解剖自己，既知其长又知其短，从而不断“充电”，扬长避短，堪为师表。其二，敢于承认失误、纠正失误。当今之世，盛行“表扬与自我表扬”。乐于此道者，实际上恰恰是没有自信心的表现。高校青年教师，应抵制此风，在承认失误、纠正失误方面树立新风。其三，奋进不止，完善自我。我们提倡的爱自己，就是克服自我膨胀、自暴自弃这两种毛病，不断学习、不断提高，积聚“自我实现”的本钱，修成正果。
真心
世界级的文艺评论家别林斯基说过一句名言：“失去了真，同时也失去了美。”[6]因此，胸怀真心，应是高校青年教师人生追求的一项重要内容。
1.真诚。这里主要说诚，即诚信。于丹教授说：“诚信不仅仅是传统经典中的一项基本道德原则，它也成为了普遍的民间信仰。”[7]可见，诚信对于“人”来说，是多么重要。面对现实生活中诚信严重缺失的状况，我们一定要做到真诚面世，在合乎法律、道德、礼仪的前提下，信守承诺。
2.真率。主要体现是明彻、坦率，心地阳光、无阴奸之气。因此，与同事、与学生相处，应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勿使人看你如同雾中看花，似真似幻。另外，要大事聪明小事糊涂，勿为鸡毛蒜皮之事耿耿于怀，喋喋不休。这样，别人与你相处，便只有放心而没有担忧。当然，真率不是不看场合、不看对象、不要礼仪的一味心直口快。孔子曰：“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8]意思是：只爱好直率却不喜欢学习，它的流蔽是尖刻伤人。可见，真率而又善于学习，懂得礼仪是多么的重要。
3.真实。要做到真实，按中国传统文化的要求，心静不躁、少欲戒贪是其根本。现实生活中的不少人之所以“失真”，皆因心躁欲多且不择手段所致。高校青年教师应以“失真”之人留下的笑柄为戒，努力做到：第一，守住本性，守住符合实际的自我定位，脚踏实地努力而不急功近利，修行庄子所欣赏的那种“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的人生境界。第二，说实话，办实事，求实绩，使自己的言、行、德、功经得起客观检验。特别是研究成果，必是己心己血所铸，绝非造假剽窃所成。第三，以真实的“自我”立世示人。凡人，或大局，或小节，总是瑕瑜共存的，正所谓“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因此，只有优势不膨胀而劣势不隐匿，只有长处减一分评价而短处加一分评价，只有正确的矢志坚守而谬误的大胆承认并自纠，才能称之为真实。
知耻心
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知耻的阐述惊世骇俗。“礼、义、廉、耻”说，就是它的代表。当下的现实生活中，不知耻的人、不知耻的事时不时招摇而出，搅扰世风，令人深忧。涉世未深的高校青年教师要避免重蹈覆辙，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不懈努力。
1.坚守道德、师德底线，不断向更高层次攀登。道德底线、师德底线是什么？就是不要混淆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不要跨入后者的界区。通俗地说，就是不欺世，不损人。人生在世，谁都有“自我实现”的愿望，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实现之路不能走歪，实现手段不能卑劣。否则，不是欺世，便是损人了。所以，青年教师应以欺世、损人为耻，正确地去获取“自我实现”的善果。
2.得意不忘形，失意不忘形。人的一生，得意有之，失意更有之，因为“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因此，正确对待得意与失意，也是人生一大学问。南怀瑾先生提醒人们说：“‘唯大英雄能本色’，无论怎么样得意也是那个样子，失意也是那个样子……这个个性是最高修养。”[9]如果高校青年教师记住这种提醒，做到宠辱不惊、心定意稳，注意时时总结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那就会不断提高、不断拓展，最终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
3.勇于抵制假恶丑。不抵制假恶丑，就是对真善美的轻视、放弃，就是一种耻辱。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早有见义勇为之说。现代知识分子禀赋这种传统而同假恶丑不断斗争的事例，常教人心生敬意。高校青年教师更要学习发扬这种可贵精神，做抵制假恶丑的新生代中坚力量。首先对假恶丑要有本能的痛恨感，进而迸发一种心理上的抵制激情和抵制推动力；其次要是非分明，保持距离，无论有多大压力，都不要混迹于不良流俗之中，甚至助纣为虐；另外，要依据主客观条件，采用可行而有效的方式与假恶丑作斗争，不使它们污损高等学校的育人环境。
包容心
我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包容的论断比比皆是。现在，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包容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包容有多少，收获就有多少。高校青年教师正处于充分发展自我的最佳期，学会包容尤为重要。包容的方面、内容很多，但就培养创新人才而言，主要有以下三个重点。
1.包容学识。古今中外，凡有用之知识，有用之人生体验，或宏观或微观，都应兼纳于心，化为己用。视野要开阔，胸怀要博大，头脑要清楚，勿使自己被所学专业、所代课程束缚，从而做到兼收并蓄。另外，要认真积累人生体验，提高感悟客观外物的能力，以成为教育的“智者”而不是教育的“工匠”。这样，才能以自己充满智慧的“一桶水”带给学生富含创新因子的“一碗水”。
2.包容他人。他人指天下人。与人交往，应像孔子的弟子子所主张的那样，“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10]即尊重贤者，也包容普通人；赞美好人，也同情能力低下的人。天下之人，学问有多寡，识见有高下，才具有大小，心智有优劣，这很正常，这也是一种“道”。因此，首先是除了大是大非外，一定要能容人之短，千万别借他人之短抬高自己，标榜自己。但在当今之世，更要特别注意容人之长，一定要像钱文忠先生所倡导的那样，“尊重别人的才能，哪怕这种才能表面上看起来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千万不要把自己的才能看得太重，而对别人的才艺不屑一顾。”[11]
3.包容学生。这与前已述及的“爱学生”密切关联。对学生的包容，主要在三方面：其一是包容学生的各类见解；其二是包容学生的个性。其三是包容学生的弱点、缺点。
甘为人梯心
在力求培养更多创新人才的今天，教师的甘为人梯之心，除了道德、人格、礼仪等方面的示范引领外，还要具体体现在“将创新意识融入日常的教育教学行为中……将创造的精神传递、种植在学生身上，在自己思考的同时也促使学生思考、质疑、创造。”[12]基于上述认识，笔者以为，高校青年教师要真正具有甘为人梯之心，应作三方面的不懈努力。
首先，要推己及人。要常常想到：自己的成长、建树，绝不可能在单打独斗中完成，而是要多少借助有形或无形的“人梯”。还要深刻认识到：学生的成功，也是教师自身价值的一种客观体现。其次，要用有效措施促进学生成长、发展、超越。显然，没有良好的德行、广博的学识、科学的理念、高超的能力，要成为良梯而使学生顺利攀登，是十分困难的。因此，高校青年教师只有首先充实、丰富了自己，然后才能成功地把学生送上创新的“云梯”。再次，要有甘做人梯的眼光和气度。具体而言，就是要善于发现有特长、有“绝活”的学生，做到心中有数、精心呵护。对于在某些方面已经或者即将超过自己的学生，则要充分欣赏，大胆肯定，并作实事求是的宣传，促其尽早成功。
南怀瑾先生将佛学比作百货商店、将道家比作药店之后说：“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所以他进而提出：“要深切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的演变，不但要了解何以今天会如此，还要知道将来怎么办。”[13]正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提供的丰富内容，我才提出了“五心俱全”之说，以期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高校青年教师在培养德才兼优的创新人才进程中勇于担当，并具有担当得起的德、才、识、智。言之浅浅，期之殷殷，唯愿与同龄者、同行者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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