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2 10:05:00
1、做人不可有傲态，不可无傲骨。——（清）陆陇其
2、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
3、人们似乎每天在接受命运的安排，实际上人们每天在安排着自己的命运。
4、春天不播种，夏天就不生长，秋天就不能收割，冬天就不能品尝。——海涅
5、如果你曾经把失败当成清醒剂，就千万别让成功变成迷魂汤。
6、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
7、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丘
8、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志。——吕坤
9、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爱因斯坦
10、但愿每次回忆，对生活都不感到负疚——郭小川
11、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希夷
12、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陈涉
13、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曹植
14、活着的时候，疑虑牵挂着死；死的时候，又眷眷恋栈着生。无怪乎有太多的人一生都活得不安然，活得好累。——杏林子
15、沉沉的黑夜都是白天的前奏。——郭小川
16、一个人的真正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渺小。——保罗
17、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列夫·托尔斯泰
18、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白
19、知了的吟唱为何使人厌烦？因为它只会重复自己的名字。
20、志不强者智不达。——墨翟
21、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22、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刘备
23、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陶渊明
24、无论何时，只要可能，你都应该“模仿”你自己，成为你自己。——（美）莫尔兹
25、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况
26、理想如晨星，——我们永不能触到，但我们可像航海者一样，借星光的位置而航行。——史立兹
27、落叶——树叶撒下的泪滴，既已落下，何须再弯腰拾起；与其肩负苦涩的回忆，不如走向明天，淋浴春雨。
28、人活着总是有趣的，即便是烦恼也是有趣的。——（美）亨利·门肯
29、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张闻天
30、志当存高远。——诸葛亮
31、悲观的人，先被自己打败，然后才被生活打败；乐观的人，先战胜自己，然后才战胜生活。——汪国真35、没有风浪，就不能显示帆的本色；没有曲折，就无法品味人生的乐趣。
32、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陶铸
33、扭曲的身影，企望太阳光来赐予正直，那是徒劳的。
34、人生最困难的事情是认识自己。——特莱斯。
35、先相信你自己，然后别人才会相信你。——屠格涅夫
36、岁月可以赢去我们的生命，却赢不去我们一路留下的欢声笑语，我们的祝福，无尽的爱意。——杏林子
37、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明）黄宗羲
38、理想的人物不仅要在物质需要的满足上，还要在精神旨趣的满足上得到表现。——黑格尔
39、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一直都是光明的。——萧楚女
40、白日莫闲过，青春不再来。——林宽
41、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雪莱
42、生命的全部的意义在于无穷地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左拉
43、常求有利别人，不求有利自己。——谢觉哉
44、路是脚踏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吉鸿昌
45、生活真象这杯浓酒，不经三番五次的提炼呵，就不会这样可口！——郭小川
46、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
47、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陆游
48、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苏格拉底
2、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3、失去了理想，青春之花也便凋零了。因为理想是青春的光和热。
4、男儿不展风云志，空负天生八尺躯
5、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
7、理想是反映美的心灵的眼睛。
8、理想即寻觅目标的思维。
9、理想是力量的泉源、智慧的摇篮、冲锋的战旗、斩棘的利剑。
10、只有知道了通往今天的路，我们才能清楚而有智地规划未来。
11、理想的实现只靠干，不靠空谈
12、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的方向。
13、理想不是一只细磁碗，破碎了不有锔补；理想是朵花，谢落了可以重新开放。
14、理想就在我们自身之中，同时，阴碍我们实现理想的各种障碍，也是在我们自身之中。
15、立志要如山，行道要如水。不如山，不能坚定，不如水，不能曲达。
16、理想是世界的主宰。
17、人生的真正欢乐是致力于一个自己认为是伟大的目标。
18、人的理想志向往往和他的能力成正比。
19、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20、一个人的理想越崇高，生活越纯洁。
21、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22、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
23、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24、有理想的、充满社会利益的、具有明确目的生活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和最有意义的生活。
25、人需要理想，但是需要人的符合自然的理想，而不是超自然的理想。
26、生活中没有理想的人，是可怜的。
27、你们的理想与热情，是你兴航行的灵魂的舵和帆
28、在理想的最美好的世界中，一切都是为美好的目的而设的。
29、理想的人物不仅要在物质需要的满足上，还要在精神旨趣的满足上得到表现。
30、艺术的大道上荆棘丛生，这也是件好事，常人都望而却步，只有意志坚强的人例外。
31、你在希望中享受到的乐趣，比将来实际享受的乐趣要大得多。
33、理想是美好的，但没有意志，理想不过是瞬间即逝的彩虹。
34、伟大的理想只有经过忘我的斗争和牺牲才能胜利实现。
35、为了将来的美好而牺牲了的人都是尊石质的雕像。
36、把理想运用到真实的事物上，便有了文明。
37、理想对我来说，具有一种非凡的魅力。
38、扼杀了理想的人才是最恶的凶手。
39、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
40、理想犹如太阳，吸引地上所有的泥水。
41、沉思的人有一个目标，幻想的人却没有。
42、人的愿望没有止境，人的力量用之不尽。
43、人类的心正是凭借着希望而得到宽慰，一直生活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44、生活不能没有理想。应当有健康的理想，发自内心的理想，来自本国人民的理想。
45、知了的吟唱为何使人厌烦？因为它只会重复自己的名字。
46、如果你曾经把失败当成清醒剂，就千万别让成功变成迷魂汤。
47、扭曲的身影，企望太阳光来赐予正直，那是徒劳的。
48、大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明）黄宗羲
49、一个人的真正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渺小。——保罗
50、岁月可以赢去我们的生命，却赢不去我们一路留下的欢声笑语，我们的祝福，无尽的爱意。——杏林子
51、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一直都是光明的。——萧楚女
52、路是脚踏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吉鸿昌
53、但愿每次回忆，对生活都不感到负疚——郭小川
54、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列夫托尔斯泰
55、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爱因斯坦
56、生活真象这杯浓酒，不经三番五次的提炼呵，就不会这样可口！——郭小川
57、沉沉的黑夜都是白天的前奏。——郭小川
58、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雪莱
59、先相信你自己，然后别人才会相信你。——屠格涅夫
60、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陶铸
61、常求有利别人，不求有利自己。——谢觉哉
62、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丘
63、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陶渊明
64、志不强者智不达。——墨翟
65、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陈涉
66、志当存高远。——诸葛亮
67、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
68、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曹植
69、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
70、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李白
71、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苏轼
72、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
73、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陆游
74、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志。——吕坤
75、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张闻天
76、人的活动如果没有理想的鼓舞，就会变得空虚而渺小。——车尔尼雪夫斯基
77、生命的全部的意义在于无穷地探索尚未知道的东西。——左拉
78、人的理想志向往往和他的能力成正比。——约翰逊
79、无论何时，只要可能，你都应该“模仿”你自己，成为你自己。——（美）莫尔兹
80、人活着总是有趣的，即便是烦恼也是有趣的。——（美）亨利门肯
81、人生最困难的事情是认识自己。——特莱斯。
82、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苏格拉底
83、理想如晨星，——我们永不能触到，但我们可像航海者一样，借星光的位置而航行。——史立兹
84、一个人的理想越崇高，生活越纯洁。——伏尼契
85、没有风浪，就不能显示帆的本色；没有曲折，就无法品味人生的乐趣。
86、落叶——树叶撒下的泪滴，既已落下，何须再弯腰拾起；与其肩负苦涩的回忆，不如走向明天，淋浴春雨。
87、人们似乎每天在接受命运的安排，实际上人们每天在安排着自己的命运。
88、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刘备
89、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
90、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荀况
91、春天不播种，夏天就不生长，秋天就不能收割，冬天就不能品尝。——海涅
92、做人不可有傲态，不可无傲骨。——（清）陆陇其
93、白日莫闲过，青春不再来。——林宽
94、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刘希夷
95、人类的心灵需要理想甚于需要物质。——雨果
96、抱负是高尚行为成长的萌牙。——莫格利希
97、在理想的最美好世界中，一切都是为最美好的目的而设。——伏尔泰
98、悲观的人，先被自己打败，然后才被生活打败；乐观的人，先战胜自己，然后才战胜生活。——汪国真
99、理想的人物不仅要在物质需要的满足上，还要在精神旨趣的满足上得到表现。——黑格尔
关键词：先秦；语言哲学；语言学流派问题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12)01-0021-05
《外语学刊》最近刊载的“先秦语言哲学的流派分野与共同特征”(魏义霞2010)一文(以下简称“魏文”)将先秦语言哲学分为德行、本体、逻辑3大流派，并力图以“正名情结”、“无言情结”来呈现当时语言哲学各流派之间的共同特征。先秦语言哲学流派研究是个很有价值的课题，不仅有助于梳理中国古代哲学的脉络，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语言学思想的根基，对于深入探讨中国当代语言学流派问题有着潜在的重要理论意义。据此，本文拟对魏文的“逻辑派”划分及其关于各流派的“共同特征”的讨论再作探讨，由此反思先秦语言哲学流派问题的思想启迪价值。
1 “逻辑派”的划分问题
所谓流派，即学术思想的派别；各个派别一般具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立场和学术观点。以此来看待魏文的学派划分，笔者认为不尽妥当。魏文以先秦语言哲学思想家关注的对象，即按他们“说什么”(伦理道德、形而上本体或概念命题等言说内容)划分出“德行、本体、逻辑”3大流派。这似乎也无不可。然而，当我们不仅考虑他们说什么，而且考虑他们“怎么说”，即考虑先秦语言哲学家们反思语言的方式时，这种分类就有些不恰当了。
关于“德行派”，魏文所论只是孔子，而“本体派”则只是老、庄。先秦“名实之辩”由孔子发起，而其关注的重心为伦理道德、社会政治秩序。我们认为这没有什么疑问。老庄哲学视“道”为形而上本体，作为意义的终极依据，不可用语言来言说，这也有道理。魏文对这两派的讨论基本到位，所要质疑的是其“逻辑派”的划分及讨论。在“逻辑派”中，魏文纳入了墨家、名家、韩非子和荀子。如前所述，这些思想家的确讨论人的思维，包括概念、命题等问题。但我们认为，他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思想分野。
1.1 墨家的经验论立场
墨家的立场与孔子形成截然对立。孔子要求“正名”并由此引发了“名实之辩”这场语言哲学大讨论。但是孔子思想的进路是“循名责实”，即要求“实”必须符合“名”的先验的意义规定性(“法先王”)。对此，墨家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不是实应当符合名，而是名正确地反映实，即“按实定名”。墨家明确提出，“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墨经・经说上》)，“以名举实”(《墨经-小取》)；“举，拟实也”(《墨经・经上》)。语言是工具，所言说的对象则是实在事物，语言是对实在的模拟、描述。“有之实也，而后谓之；无之实也，则无谓也”(《墨经・大取》)；“言也者，诸口能之，出名者也。名若画虎也”(《墨经・经说上》)。就像画老虎一样，不是实在之物取决于语言，而是语言取决于实在；有了须要刻画、描述的事实，然后人用语音来代表意义，这就是语言。
魏文指出，墨家认为名实是否相符决定语言的真假，语言通过“实”来判定。我们认为这是对的。但须要指出，墨家关于“实在”的概念不仅是一个实践经验层面的概念，而且应当是一个语言逻辑层面的概念。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区分，因为正是这个区分使得墨家的思想超出实践经验而进入理性反思，从而使他们确立自己的经验实证论哲学立场。具体而言，墨家提出的原则是“中效”，即通过实践来检验语义：“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墨经・小取》)。客观实践的效果、效应可以决定所“言”之“意”是否正确；如果“中效”，那么意义就可以判定为正确，如果“不中效”，则不正确。换句话说，墨家“正名”理论的基本立场是：命题为真还是为假的判断标准只能是看命题意义能否得到经验的验证；墨家只相信能够得到证实的判断。显然，墨家在“名”与“实”的语言哲学问题上具有强烈的经验实证论思想。
1.2 名家的唯理论倾向
与墨家不同，先秦名家所提出的命题均是“反常识”的，例如“白马非马”、“龟比蛇长”、“孤驹未尝有母”、“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等等。这些命题绝对无法以“中效”判定真假，因而不可能是经验命题。也正因为它们显得很诡异，无法让一般人理解，所以荀子对名家痛加鞑伐，庄子也对名家冷嘲热讽，名家历史上也因此一直背负着“诡辩”的骂名。然而，以语言哲学的视角观察，先秦名家的思想根本不是“诡辩”，而是货真价实的理性主义语言哲学。这样说有以下3个基本依据。
第一，名家严格区分经验层面和语言层面。公孙龙提出，“天地与其所产物也，物以物其所物实也”(《名实论》)、“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指物论》)。他明确承认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作为实存性存在前提，但是同时指出，语言所言的实在与事物的实存不是一回事：事物是事物本身，而人所言说、思考的“事物”则是语言概念化的认识。物本身没有名称；此物之谓此“物”，由人以语言表征此类物的共性本质而成。语义基于事物，却超越事物本身而构成概念、命题的世界。因此，名实关系事实上是一个语言表达与交流的问题，即“夫名实，谓也”(《名实论》)。所谓正名，不是考察语言与实在之物的关系，而在于着重反思人用语言把握什么性质的存在、语言如何能够正确地表达本质这一根本性问题。公孙龙明确地将思辨界定于语言及其意义的本质层面，与经验层面的实存之物并无直接关涉。
第二，公孙龙以逻辑确定性、必然性标准来反思语言意义的规定性，明确提出正名的基本原则：“唯乎其彼此”(《名实论》)；即：一个语词，“此”或者“彼”，要么具有“此性”或者“彼性”，代表所指称的事物的本质，要么不代表其本质；不可能同时既代表又不代表本质。当且仅当一个语词代表一类事物必定具有且只有该类事物才具有的本质特征时，该语词的意义才具有正确性，因而才是该语词的正确使用，否则便是不正确的使用。公孙龙的这一正名原则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不矛盾律、排中律”等逻辑基本原理。
第三，公孙龙明确提出思辨方法，即分析方法：“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坚白论》)。他所说的“离”不仅限于“剥离”、“割裂”，而是将事物的特性、本质等分而析之，抽取出来进行思辨考察的方法。无论是他的“白马非马”还是“坚白论”，无一不是他的分析方法的具体体现。事实上，正是以“离”的方法才使得公孙龙把关于事物的语义概念、关于事物属性的语义概念等等分别提取出来，作为具有某种实在性的对象进行语言哲学论证，从而提出十分类似于柏拉图“理念”的语义性本体的概念(具体的体现就是他关于“坚白石二”、“二无一”等的论证)。
第四，魏文关于名家的讨论采用现有观点，即惠施的“合同异”不同于公孙龙的“离坚白”。前者具有相对主义倾向，后者割裂事物之间联系。我们认为，这种认识不对。作为名家的主要代表，惠施与公孙龙的思想立场相同，都是在语言逻辑层面上反思语义的确定性问题。如果惠施的思想具有相对主义倾向，那么惠施“历物十事”的第一条命题(“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显然不符合相对主义立场。这个命题追问的是，“大本身”与“小本身”的明确定义。这无疑是对于极大之为极大、极小之为极小的语义逻辑规定性反思。这是纯理性的思辨，没有任何相对主义色彩。此外，惠施的“我知天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也不应理解为相对主义命题。我们绝对应该注意句中的“我知”这个成分；不仅因为它使得此句与我们所知的名家其它命题句型不同，更重要的是，这一句型不同使得这个语句具有不同真值。惠施反思的对象很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断言”、“命题”、“元语句”之类的哲学对象：到底“断言”是否有真值?“断言”是否构成一个“命题”?假如“我知道”、“我相信”等等属于关于对象语句的高层次言说，那么其真值如何确定?我们怎么也不可能把这一类的思辨划入相对主义。
同样，若说公孙龙割裂事物的联系，则应看他为何割裂。我们认为，由于先秦古汉语重名而轻形式的句法结构，使得中国思想家的“割裂”不是以句法为抽象对象，而是以“名”的意义为抽象对象，即单独把“名”的意义与其使用语境割裂开来孤立地考查其本质规定性，所欲探索的问题就是语言意义的本质与依据。例如，对于“坚、白、目、火”之类的形容词(刘利民2009)、名词性的“名”所指称的概念意义，公孙龙抽取出来，反思其意义的本质依据。例如，“且犹白――以目、以火见。而火不见；则火与目不见，而神见。神不见，而见离。”所谓“神见”，即语词概念的意义不再是经验感觉层面的认知把握，而是人的思维所认知的语言抽象层面的概念意义了，这种意义只能由心灵把握。公孙龙这里所说的“神”是十分接近西哲的mind概念，他认为由“神”所能把握的，只能是以“离”，即分析的手段所获得的概念性意义。这样，公孙龙的“割裂”实际上非常类似于古希腊哲学对于语义的割裂与抽象，其目的在于反思语言所言的对象“是”什么，具有什么本质规定性。这无疑是纯理性的形而上学思辨。因此，我们不同意魏文所说的两者“始终关注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而认为名家关注的恰恰是与现实世界没有直接关涉的纯粹思辨理性，所关注的是语义的必然性与确定性的保证，即语言表达思想的真理陛问题。
可见，虽然“名”与“实”的问题确实是名、墨两派的“共同理论旨归”(魏义霞2010)，但两者并不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实”这一语词；名家用“实”指称概念性实在，而墨家则以此指称物性实在。名家的唯理论立场与墨家的经验论立场之差异在此昭然。
1.3 简述韩非子和荀子
韩非子对于语言的观点虽然主要从法律角度出发，却也带有很强的经验论色彩。对此，魏文已简要论及，我们并无异议。但韩非子的这些观点是否构成“逻辑派”的语言哲学，我们持保留态度。如果我们能够把韩非子的言论定位于古代法律语言哲学的话，那么韩非子并无独立的哲学立场；他也没有专门就语义问题进行有别于其他学派的形而上反思。韩非子的语言哲学立场是法律实践指向的，其论证并未超越墨家的经验论理论框架。
而荀子作为后期思想家，博采众长，包括名家的“约定俗成”观、墨家的“中效”实证验证论、孔子的先验主义名实论甚至包括道家由具体而抽象的形而上观念等等，综合而成他自己的某种“具身体验式”语言哲学观。关于这个问题，王寅(2006)已有专文讨论，不再赘述。不过，我们想说的是，荀子虽然是儒家学者中最具有现实主义的思想家，但其主要的思想立场还是与孔子相吻合的，因为荀子在提出“法后王”的同时，并没有否定“法先王”，仍然肯定既定的(先王所定的)意义内涵是语义的本质，是名实相符的基本衡量标准。此外，荀子与孔子一脉相承，着重的是社会伦理、政治道德方面人世的行为规范，而从总体看，他缺乏纯理论思辨的兴趣。这些使得我们不能，也不应将他划入逻辑派。
2 先秦语言哲学流派之间的共同性问题
魏文指出，先秦“各派语言哲学都是对当时社会‘名实相怨’的解决方案，其立言宗旨、关注热点和根本态度是一致的，这些构成了先秦语言哲学的共同特征”(魏义霞2010)。对此，我们持不同意见。
名实之辩由孔子关于“名实相怨”的担忧引起，因而他力图通过“正名”来恢复社会秩序。他的正名观导致所有各家各派激烈的思想立场的冲突、交锋。这本身就表明，在立言宗旨、关注热点和根本态度上，不同思想流派并不一致。不仅在伦理道德领域而且在日常语言使用方面，孔子都要求“实”符合“名”的先验的标准意义要求。例如，他痛心疾首地质问：“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觚，已经不具有标准的觚所应当具有的形状，因而不能再以“觚”来指称!)孔子关注语义的混乱导致思想交流与伦理秩序的混乱这一社会实践，其立言宗旨是人世的，其取向是以过去的理想状态来匡正思想、恢复行为秩序的实践哲学。孔子并没有有意识地上升到语言理性反思的高度，明确提出语言哲学问题本身。
老子反对孔子的基本立场。他虽然与孔子一样，关注社会伦理秩序，但是他的立言宗旨和根本态度与孔子却完全不同。孔子要正名，老子则论证名不可正。老子认为，语词之“名”只能命名具体的物，而其意义却只能由道给出。道，作为万事万物赖之以生、顺之以变的终极依据，当然也肯定是事物的意义之终极凭据。既如此，道不能是任何一物，不能以“‘道’是××”这样的命题语句进行言说。一旦这样言说，则道必定成为一物，而作为一物，它就不能作为他物及其意义的依据，否则便是逻辑矛盾。所以，老子认为，道只能领悟，不可言说，因而也不存在“正名”的问题。后来的庄子更是把这个观点推向极致，走上认知相对主义的道路。
墨家也反对孔子，但是他们的反对完全基于其经验论宗旨。魏文关于墨家的社会伦理思想进行的讨论实际上也正确地反映墨家的经验论立场。不仅如此，如果魏文进一步讨论后期墨家的思想，如在《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小取》等篇中的明确无误的科学思想及语义实证论思想倾向，那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后期墨家“正名”关注的范围远大于孔子的伦理道德、社会秩序，而是涵盖整个语言与实在的关系，更是提出语言如何正确反映实在的问题，从而进入认识论的哲学层面。后期墨家与孔子不仅关注的对象不同，在立言宗旨和根本态度上也大相径庭。孔子正名旨在恢复理想的社会秩序，而后期墨家则着眼于解决人类语言意义及语言表达的思想命题的正确性判定标准这一哲学问题；孔子正名的基本立场是先验的，而后期墨家则针锋相对地反对先验论，倡导经验论。即便是前期墨家的思想与孔子一样
关注社会道德、行为伦理等，但其倾向也是重“实”而与孔子的重“名”大异其趣。
如此等等思想立场的差异十分显著。除了都可以说是在语言之“名”中反思哲学问题，因而都应当是中国古代的语言哲学追问之外，很难得出魏文的前述判断。至于名家，则是在这种众说纷纭、思想交锋之中必定诞生的一个独树一帜的思想流派。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名实之辩由孔子引发，却导致百家争鸣、互不相让的局面；随着辩论的展开和深化，这一辩论本身的发展逻辑必定要求首先澄清辩论基于的基本概念，即什么是“名”，什么又是“实”。孔子要“正名”，老子却论证“无名”；孔子要求“实”符合“名”，墨家却论证“名”符合“实”；等等。于是，人们所辩论的“名”与“实”两个基本概念到底是什么，具有什么样的本质?这个问题须要澄清，否则各派自说白话，辩论永远无法达成结论。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力图确定“名”、“实”之本质意义的，就是名家。
既如此，有一点可以肯定：名家的关注中心、立论宗旨和根本态度是与其他各家各派都完全不同的。与孔子不同，名家不关注社会伦理道德问题，也无兴趣讨论实践问题；与老庄不同，名家相信人以语言也只能以语言认知从而把握世界，而要正确认知与把握，则必须对语言意义的本质规定性进行反思，以保证语言所表达的思想的正确性、必然性和确定性；与墨家经验主义宗旨与立场也不同，名家关注的不是语义的真实性，即语言与实在的符合，而是进入纯粹语言反思层面，力图经由理性思辨来确定语义规定性的保证，试图建立思想认识、表达的真理性。这意味着，即便按照西方古典哲学的标准来衡量，名家的语言哲学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或许也正因为如此，名家所提出的概念、命题、方法等是中国先秦哲学中最近似于古希腊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想。
至于魏文所说的“无言情结”，我们认为那更不是先秦语言哲学的共同点。事实上，魏文对此的论述也只涉及到老庄，最多加上孔子，因而不能得出先秦哲学“注定‘无言’的结局”这样的结论。(魏义霞2008：16)从前述的讨论看，墨家和名家显然根本不谈“无言”问题。即使是孔子，其所谈的“予欲无言”中的“无言”与老、庄的“无名、无言”完全不是一个层面的概念。孔子是在社会政制、道德伦理的行为实践层面上要求作人应当说话谨慎；这一点魏文其实已经明确谈及。(魏又霞2008：15)但老子的“无名”是形而上学概念，是终极意义依据这个抽象层面上的概念，与人的行为无直接关涉；而庄子的“无言”则反映他对于语言能否使人达至终极意义的怀疑，以及他因此而具有的相对主义认识论思想倾向。老、庄关于终极意义依据的思辨与孔子的道德行为实践取向的教诲不在一个层面；“无言”至少在先秦还不是道家之外的中国哲学学派的情结。至于后来在佛学影响下的“无言”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在文学艺术界的巨大影响，则不是我们关注的话题，这里暂不讨论。
由本节的讨论观察，魏文所提出的先秦各派的“共同特征”，其实很难成立。鉴于先秦不同哲学思想流派对于“名”、“实”等概念具有不同的理解，思想的取向与层面并不相同，所反思的对象、方法也大相径庭，我们实在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之间存在着共同特征。相反，如果我们侧重于他们之间的思想立场的差异，或许可以得到更多的启迪。
3 启发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认为，先秦语言哲学流派的划分可调整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先验主义德行派，老子、庄子的玄学本体派，墨家尤其是后期墨家的经验主义实证派，名家的唯理主义思辨派等4大派别。
须要说明，这一流派划分也只是探讨性的。先秦语言哲学家的思想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又有各自的特色，其理论归属不易截然界定。例如，前期墨子也跟孔子一样，关注德行问题，可以属于一种“德行论”；只不过与孔子重“名”的先验语义规定性的立场完全相反，墨子着重的是“实”对于“名”的后验限定；而后期墨家则几乎完全进入科学思维的经验实证主义哲学领域，与孔子的立场甚至议题，更是毫无共同之处。韩非子的思想显然受德行论的影响，力主以“名”的标准要求来规定道德行为之“实”，但是他的思想确实具备墨家实证验证(尽管是社会法制意义上的验证)论的特征。而荀子的语言哲学理论主体明显承袭孔子“法先王”的先验观，但同时博采众长，汲取墨家的验证论和名家的约定论等思想成果，尽管荀子强烈反对墨家和名家的基本立场。在此基础上，荀子超越孔子而提出具有认知论色彩的“正名”论。不过，他的思想并未上升到形而上学的层面。
在所有派别的思想家中，恐怕只有名家的思想真正进入以求真为要旨的纯形而上学思辨，而对“名”、“实”这一各家各派都在议论的概念本身进行严格反思，力图论证语言意义之所“是”与其所“是”之为真的确定性保证。名家的唯理主义立场与墨家的经验主义立场形成当时语言哲学思想真正的对立阵营，其思维层面更是超越儒家等其他各派，其求真的追问又与道家的玄学取向截然对立。但这种语言哲学的高度抽象思辨性或许正是名家的思想不被其他人所准确理解的原因。毕竟，在哲学本体论、认识论问题尚未得到广泛、深入讨论之前就进入语言哲学，尽管或许是因汉语语言本身的原因而有其必然性，但名家思想的确也因缺乏思辨性思维的土壤、与经世致用的思想氛围格格不入而难以为继。
据此，研究先秦语言哲学流派问题，应当着眼于他们给我们的启发。其中一个重要的启发恰恰就是学派问题。我们认为，西方语言哲学流派自不待言，其现代语言学也有其哲学思想的渊源，其山头林立的学派也都各自有其关于语言的哲学立场。(刘利民2010)在我国语言研究历史上，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流派纷呈、思想立场针锋相对的语言研究学派争论再也没有过了。由于经世致用哲学一统天下，关于语言本质的哲学反思发生断裂，致使语言实践研究与语言理论反思脱节；或者更确切地说，只剩下“脚踏实地”的语言考察，没有“仰望星空”的理论反思。尤其是对于具有实证科学主义倾向的墨家和理性主义逻辑思辨倾向的名家的毁灭性打压，使得这两个思想学派对于后来的哲学和语言研究没有产生影响，更遑论藉此提供理论框架来催生语言的科学探索。儒家学派经世致用的思想取向确立我国传统语言研究的经验实用取向，即研究的注意力聚焦于正音、辨义等层面；且由于缺少关于语言本质、语言知识的性质这类根本性问题的哲学反思引导，语言研究限于具体描述层面，没有能升华、形成语言科学体系。
结果，尽管我国语言研究史上也有过大师，但毕竟没有形成独立的语言学理论流派(钱冠连2004)；即便是我们现有的理论流派之争，也多为持有不同西方学派理论立场的学者之间的争论。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中国语言学理论流派还有待形成。而要形成我们自己的学术流派，一个必需的前提就是我们像先秦思想家以及西方思想家一样，对于语言的知识这一类根本问题进行反思、争论。这理当是我国语言学培养“理论习惯”(钱冠连2007)的起点。
先秦思想家在语言中盘旋的努力至少昭示我们，1)中国语言哲学、语言学理论流派是可能的，在多样性方面至少可以与西方语言学流派比肩；2)不同流派之间完全可能根本对立，其对立共同推进语言认识的深化；3)真正的语言研究流派思想源于最根本的哲理性反思。如何发掘中国语言研究传统思想的根基，努力建立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理论及流派，这有待于我国外语界和汉语界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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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易传；儒家；道家；语言哲学
A study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 in Yi zhuan：
simultaneously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onfucianism， Daoism and Yi in linguistic philosophy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primary analysis on the linguistic philosophy in Yi zhuan， Confucianism represented by Confucius， Mencius and Xun zi's thoughts， and Daoism represented by Lao zi and Zhuang zi's thoughts， and make a tentative research on the issues related to linguistic philosophy in the pre-Qin period philosophy， to study what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some thinkers of the pre-Qin period had examined. This paper supplies some inspiration for us to introsp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dern Chinese language and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Key words: Yi zhuan; Confucianism; Daoism; linguistic philosophy
一、问题的缘起
众所周知，自从20世纪初期大量地引进西方学术理念、语汇之后，中国学术的失语状态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然而，只到当前，我们对这种失语状态才有了真正思想的自觉。当前中国学术界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再思索，是学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自己民族学术形态进行再思考的一个侧面的反映。哲学，这一完全移植过来的新学科，已经解构了传统的经学、义理学。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解构，传统学术在新的话语形式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在20世纪“中西古今”的对话中，哲学这门新兴的学科已经获得了中国自己的形式。因此，我认为，现在谈论中国有没有哲学已经是一个没有意义的话题了——即使从20世纪算起，我们不能无视这近一百年所形成的新的学术传统，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肯认这种新的学科的身份？我个人认为，寻找当代中国哲学自己的话语系统，是建构当代中国哲学的有效途径之一。而且也将是治疗当代中国哲学界学术失语症的一种尝试。语言虽不是思想表达的唯一方式，然而哲学的思考与表达是离不开语言的。我们很难想象一种没有自己民族语言的哲学。从思想的建构与表达的角度说，哲学就是对语言的一种重构，或者说哲学就是借助语言的媒介建构自身。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促使很多学者对语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思考，使语言哲学成为20世纪的显学之一，而且对形而上学的许多问题进行了解构。早期的海德格尔曾经夸张地说：“语言是存在之家”。可见哲学与语言的密切关系。我在这里借用的“语言哲学”一词来分析《易传》中的哲学语言观，是在广义的语言哲学的意义上来使用“语言哲学”这一范畴的——对语言的哲学思考皆可以看作是语言哲学的思想，目的是想借助现代西方哲学的新视野来考察中国古代哲人对语言的自觉程度，为寻找中国哲学的语言表达提供一种思想史的借鉴。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高度地肯定了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对自己民族语言的清理工作，称他在打扫德国语言的“奥吉亚斯牛圈”（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第7—8页。“路德不但打扫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的德国散文，……”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18世纪的中国汉学家对自己民族的语言问题亦有相当清醒的理论自觉。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汉学家”，提出了著名的语言哲学和解释学的命题：“由字以通词，由词以通道”。在对宋明理学的具体命题进行批评之时，还专门对汉语的语法进行了形式化分析，对“谓之”与“之谓”两种主谓句形式所表达的意义差别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开创了中国哲学的汉语语法形式化分析之先河。20世纪初期的白话文运动亦可以看作是中国哲学与思想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语言学运动。然而，20世纪前七十年，由于中国社会的主题集中关注于对西方先进制度与科学技术的学习，来不及思考中国文化的自身特性。更无暇顾及西方近现代哲学中的语言哲学了，因而也就不可能认真地省视中国哲学传统中的语言哲学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的语言哲学开始大量地传入中国，中国哲学开始关注语言的问题了。然而，研究中国哲学的同仁对自己民族哲学的语言学问题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试图对《易传》中的语言哲学思想，以及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的语言哲学思想进行初步分析，对先秦哲学中的语言哲学所关涉到的问题作一点探索性的研究，看先秦部分思想家考察了汉语言的哪些方面的特征（这里还来不及研究先秦名辩学家的语言哲学观。先秦名辩学家往往是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思考语言问题，值得认真探究。〗，为我们反思现代汉语与现代中国哲学的关系提供某些启示。
二、《易传》语言哲学的五个方面内容
在先秦诸子的语言哲学中，儒道两家的语言哲学观最有代表性。道家对语言的达意功能基本上持一种消极的态度，坚持认为“言不尽意”。我将之称为反省的、消极的语言功能主义观。儒家对语言的态度要复杂些，一方面，他们对言与实不符、言不尽意的现象有所知觉，如孔子一再强调言行一致。孟子讲“尽信书者，不如无书”。而且对艺术式的夸张语言与历史著作、日常生活中的记事语言的不同有所分别。另一方面，他们对经过认真修辞过的语言的达意功能是有信心的，故尔追求富有文彩的语言。如孔子讲“言而不文，行之不远。”其言下之意是说，具有文彩的语言可以流播远方。故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矣”。在这两大语言哲学传统之中，《易传》的语言哲学具有调和论的色彩。一方面，《易传》作者对语言达意功能的局限性有明确的自觉，意识到了“言不尽意”的一面；另一方面，《易传》的作者又不因此而否定语言的价值，而是力求通过“立象以尽意”的积极方式来弥补语言在达意过程中的不足，从而体现了《易传》作者积极而又辩证的语言哲学思想。这与道家一方面否定语言的价值，同时又利用语言的功能的矛盾语言观，非常的不同。从思想的整体倾向看，《易传》作者的语言观是儒家的而不是道家的。
1．“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易传》对语言特殊功能的认识
在《易传》的作者看来，语言是圣人管理天下的“四道”中之一道：“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而且，“圣人之情见乎辞。”故语言既是圣人管理天下的有效工具之一，也是圣人表达自己情意，让天下人了解其情意的媒介之一。“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社会管理的两个重要方面无非就是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正辞与理财具有平行的关系，可见言辞在社会管理过程中的作用了。合而言之，“理财正辞”为积极的原则，“禁民为非”属于消极的原则。既然言辞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故君子“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系辞上》）在语言的运用过程中要保持积极的态度。《易传》的作者看到语言的重要现实作用，故对语言的整体特征，不同性质的言语、作用及其运用方式，都有较明确的认识。
《易传》作者从两种达意工具——语言与形象的不同功能的比较视角，对语言的独特性质进行了界定：即语言是圣人阐明吉凶的工具。如《系辞上》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又说，“辨吉凶者存乎辞。”所以，“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此处的“玩”乃玩味之意，即通过反复地揣摸语言所蕴含的意义而判断未来的事情是吉还是凶。故语言的作用在于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来预测未来的状态。这里既含有追求新知的意思，又不仅仅局限于纯粹的知识，而关系到对人的价值意义的考虑。
何谓辞呢？“辞也者，各指其所之。”（《系辞上》）这即是说，语言中的辞汇是有其所指的对象的。故名与实总是相应的。此处的“实”当然不一定是客观实在之实，有可能是一种观念性的“实”。因为，不同的辞总是各指其所要表达的对象，而这种对象不一定就是客观实在的东西。圣人治天下，一方面“观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另一方面又“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因此，圣人通过形象的方式达到对客观对象的模拟，通过言辞的分析、判断来揭示形象中所蕴含的意义，从而在汇通的理解中把握天下的变化规则。由此可以进一步地看出，辞所表达的对象不一定是客观的实在。在《易传》的作者看来，只有象与辞的相互配合才足以完整地把握天下的变化之道。因此，言辞（声音与文字组成的狭义的语言）是圣人管理天下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而且负载了分辨吉凶的预测功能。这与道家消极的语言观是十分不同的。
2．《易传》对语用与语境问题之思考
《易传》作者对语言的独特功能有比较辩证的认识。从整体上说，语言能够使天下之人运动起来。如《易传》的作者说：“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天下的深奥意蕴存在于卦象之中，然而使天下之人行动起来的诱发动力存在于语言之中，故语言就是一种权力。
分而言之，善言有善的后果，恶言有恶的后果，故《系辞》的作者对不同性质语言的社会功能有敏锐的知觉。如《系辞上》云：“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孔子说，“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易传》作者在此处所持的言行观，几乎与孔子思想如出一辙。
《易传》的作者特别告诫人们要重视语言的负面作用。尤其在政治生活中，语言更应谨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系辞上》）这样，对语境问题的思考就成为《易传》作者语言哲学的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统治者应该在什么情况去劝说百姓才有效呢？《系辞上》的作者认为，“易其心而后语。”“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只有通过实际行动感动了百姓之心后，然后才用语言去劝说天下人。语言的鼓动作用依赖于有效的行动。正因为言与行皆是君子感动天下的工具，故言行皆要谨慎。既要谨慎其所言之内容，又要谨慎其所言之时间，后者涉及到了语言运用的境遇问题。
3．《易传》对语言达意功能的局限性的认识及其弥补措施
《系辞》作者对语言达意功能局限性的认识，主要是通过历史著作与圣人之意二者之间的张力认识到的。如《系辞上》云：“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其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此处所谓“书不尽言”，即是指历史著作之类的书面语言不能尽达圣人之意。然而圣人可以通过立象的方式以尽自己之意，而且，圣人常常以卦爻的变动来曲尽人间的情伪。故我们对圣人精神的理解可以分成三个层次：1）通过《周易》中的卦爻辞——圣人之言来理解圣人已经明白说出的意思；2）通过卦象来理解圣人虽已表达，但却是蕴含不露的精神；3）通过卦爻的变动来理解天地人间的变化不居之特性。因此，我们对往古圣贤含而未发之意的理解就必需越过现成语言的障碍，在卦象和卦爻变动的过程之中来体会圣人之意。
所以，《易传》作者对《易》本身言辞达意的局限性，甚至卦象表意的局限性是有所知觉的。他要人们理解：“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就是说，《周易》中的所有言语都只是进入易理的第一级台阶：“初率其辞，而揆其方。”不能局限于此台阶忘记超越于语言之外的意义。“既有典常”之后，还要人的实践，尤其是对变动不居的现实本来面目有智的直觉与透解。既利用语言又超越语言的局限。因此，对“《易》理”的了解就不能仅停留在语言的层面。然而，《易传》的作者并没有要人们抛却名言。这是《易传》作者语言观的可贵之处。
4．修辞立其诚——语言与德性之关系
语言的功能与德行的功能相当地不同。德行是通过感化而实现其作用的。如《系辞上》说：“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然而，人的德性与语言不是没有关系的。虽然，从本源上说，人的德性是来自于天道的，如《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然而，人又是如何使天道之善性在人性中展现出来呢？这便需要通过语言。如《文言》说：“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又说“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在儒家，特别是思孟学派的思想家看来，诚乃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君子之德是通过对天道的效法而获得的。而之所以能获得这种先于人的本然存在的“诚”，是通过日常语言中的诚信，日常行为之慎和“修辞”等手段而获得的。“修辞立其诚”之“立”是建立的意思，也即是现代西方哲学所讲的“建构”。修辞也不是一般地修饰言辞，而是通过对经典语言的反复吟诵，并对其中所蕴含的意义的反复体味才能在人性中建构起类似天道之诚。故通过修辞所立之“诚”乃是一种理性的德性，而不是一种宗教的体验。因此，语言在道德本体的构成过程中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言》肯定君子成德的过程是“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故语言在成德的过程中是有其自身的价值的。这与道家否定语言在道德修养过程中的价值的观点十分的不同，甚至与孔子在讨论德与言的关系时所持的观点也不同。孔子讲：“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甚至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易传》作者肯定语言在建构人的道德理性的作用，这一思想与孔子的德言观是相当的不同。
5．《易传》语言哲学的反思性特征及其它
《系辞》作者对书面语言的历史形成过程和《周易》一书的自身特点亦有所知觉。故其语言哲学具有自我反思的特征。从书面语言的形成历史来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书面语言是从粗糙的符号演变而来的，语言的出现并不是一件神秘的事情。因此，关于语言的起源问题，《易传》作者基本上持一种历史理性的观点。从《周易》一书自身语言的特点来看，《易》之为书主要是“彰往而察来”，“显微而阐幽”，故其语言的特征是：“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此，隐喻与象征，构成了《周易》语言的突出特征。这就告诉我们，对《周易》一书的理解不能就事论事，而应该充分发挥联想功能，透解其语言背后的深刻意蕴。再者，从《易》一书的自身形成历史来看，它是殷末周初之际，故其言辞中充满了忧患意识。“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系辞下》）
另外，《系辞下》的作者对语言与人心的实际状态的对应关系有所认识：“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这一语言与指称对象之间直接对应关系的思想在现代人看来可能有失之简单的缺点，但也至少看出言语与人的内在德行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涉及到了境遇语言学的问题，从而展示了古代中国哲人对言语与所言对象关系思考的深度与广度。
二、儒家哲学中的语言观
孔子的正名思想，可以看作是其语言哲学思想的基础。这表明儒家的语言哲学思想一开始就具有“循名责实”的唯符号论色彩。他强调的是规范的第一性和至上性。孔子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正，即是礼制度下的各种礼目之名与人的行为要一致。只有当人的行为与语言表达的规范内容一致时，人的语言，包括发布政令才能具有逻辑上与实际上的合理性，“顺”即是合理的，合法的，因而也是合逻辑的。如果语言不合理，不合法，不合逻辑，则就无法将一件事干好。“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所以，语言（政令）的合理性、合法性、合逻辑性是人们成就事情的必要条件。语言因此而获得了强大的社会功能。
老子“尚朴”，而孔子“尚文”。故在讨论君子人格形象时，孔子非常强调“文”的重要。主张“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因而“文”自身就有“质”的意义。“文”虽然不能等同于“言”，然“文”之中包括言之文。孔子曾说：“言而不文，行之不远”。又说， “不学诗，无以言。”可见，从达意的完美性角度看，孔子还是非常看重具有审美意义的言语的重要性。
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孔子在讨论言与德、言与行的关系时，比较看轻言的作用而重视德的意义 。如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又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近仁”。并以“天”为例，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因此，在言与德与行的关系上，孔子重视德与行而不重视言。他坚决反对言不掩行的行为，主张言行一致。说：“君子耻其言过其行。”因此，从道德哲学的角度看，孔子更重视道德本质的优先意义，重视道德行为的第一性。然而，我们并不因此而说孔子轻视语言的价值与意义。在这里只有比较意义上孰轻孰重的问题。孔子也涉及到了语言运用的境遇问题。如孔子说“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之谓之瞽。”（《季氏》）故与君子相处应该注意自己说话的时机，要求做到时中。这样言之时机恰当与否就反映了一个人德行的高低。
在儒家思想传统内，孟子对语言哲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对历史著作的语言与其所描述的历史存在的统一性表示了谨慎的态度。如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尽心》下）。其次，他对不同类型的语言达意方式有一定的知觉，如他将君子之言与民间之言、诗之语言与日常语言的表意特点作了简单的区分。“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戚。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孟子说，“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因为按照《尚书·尧典》记载，尧老而舜摄位，二十八年之后尧死，舜守孝三年后才即位。这样，民间传说与官方历史记载的正式语言就相当的不同。
又，咸丘蒙举《诗经》《小雅·北山》中的几句诗，以说明王权与孝道的矛盾。“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的回答是：“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因此，对于诗歌语言的夸张特征与日常叙事语言的陈述特征的不同应该有所知觉，不以辞害志，超越语言的表层意思而透解其深层的含义。20世纪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特别区分了语言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之不同，主张通过深层语法的转换把语句中蕴含的意思揭示出来。孟子所讲的“不以辞害志”虽未有如此明晰的语言学的思想，然而毕竟看出了诗歌语言的表层意思与深层意思的不同，可见中国哲人对自己民族语言的表意特性有一定程度的自觉。
孟子还看到语言对人心的影响，故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提出了“拒诐行，放淫辞”的主张。后来人们往往以此来批评孟子的霸气。其实，思想的批评如果不借助政治的力量永远也不可能做到思想的统一。孟子曾自豪地说：“吾知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因此，对语言的自觉可以看作是孟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荀子的正名理论是从孔子的正名思想发展而来的，然而在形式逻辑方面发展了孔子的语言哲学思想。首先，他对已经有的“名”进行分类：“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加于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正名》）刑名，即刑法系统的名称，爵名即爵位之名，文名即礼节仪式之名，散名即在刑、爵、礼之外的一切日常生活系统中的各种称谓。对于不同系统的名称的来源，荀子从历史学的角度给予了分析。特别是对散名的形成原因的分析很有见地。他认为，语言中很多的意义指谓乃是来自于民间的约定俗成。而人们正是在约定俗成的语言系统里进行意义的交流。而且散名在社会上的广泛流行之后，就会成为“后王之成名”。故官方语言系统中的众多概念其实来自于民间。
荀子又从逻辑学的层面，将“名”分为“大共名”和“大别名”两大类。他说：“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这一思想对于人们进行更有逻辑的思考提供了理论的支持。
荀子又提出了实名和善名之分。这涉及到名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评价名的标准等问题。荀子说：“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这即是说，在名与实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是一种人为的约定俗从。最好的“名”是能平易地、直接地被理解的名。
荀子又将名实之间的混乱分成三种：一为惑于用名以乱名者也；二为惑于用实以乱名；三为惑于用名以乱实。像“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之类，则属于用名以乱名之类。在荀子看来，侮即辱之类，圣人为人之类，盗亦人。不能因为名之异而将他们看作不同类。像“山渊平”，“情欲寡”，“刍豢不加甘，大锺不加乐”之类则属于“以实乱名”之类；山渊本来不平，仅从人观察角度的相对性角度看，可以平。然而，作为形式逻辑中的“平”的概念是有特定内容的。故本来不平之山渊来论述“平”，其实是用实际上的不平来破坏“平”这一概念的正常意义。像“牛马非马”之类便是以名乱实，因为人尽管可以创造“牛马”之名，然而并不存在“牛马”之物，故从“牛马”之名的角度论证“牛马非马”的问题，便是以名乱实。荀子通过对先秦名辩学派的“名实观”的批评，将先秦语言哲学中的“名实关系”中的错误现象概括为如上三类，从而力图在语言哲学层面对孔子、孟子的正名思想作出总结。
与孔子基本价值取向一致，荀子非常关怀现实政治。这样，他对语言的权力非常敏感。他认为，只有王者才有制名的权力。他说：“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正名》）而且，他将“名守慢，奇辞起，名实乱”看作是“圣王没”的结果。因此，他认为，语言创造的权力不能归于一般的士人，而应该由王者来统一。他认为，以理性的语言论述方式可以达到政治上的大治，在圣王没、奸言起，“君子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的百家争鸣的时代，他主张通过喻、期、说、辨的四种方式来使天下归于一道。他说：“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故期、命、辨、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正名》）他甚至将那些“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之人称之为“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正名》）这样，人们就“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而能“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因此，荀子语言哲学中虽然包含了对大一统理想的追求，但已经隐含了思想专制的萌芽。
应该说，荀子的语言哲学思想中有一种狭隘的政治功能主义观点。他认为：“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类，差差然而齐。彼正其名，当其辞，以务白其志义者也。彼名辞也者，志义之使也，足以相通则舍之矣；苟之奸也。故名足以指实，辞足以见极，则舍之矣。外是者谓之讱，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拾以为己宝。”（《正名》）当语言“志义之使”的任务已经完成，则不必过分地纠缠于言辞之上。
在儒家思想传统中，荀子的思想含有一定的科学思想萌芽。这一思想在其语言哲学中则表现为一种古典科学的实证思想。他反对言而无证，认为：“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性恶》）并从此实证的角度出发，批评孟子所言的“性善”属于“无辨合符验”之言，故不足信。
在言与知的问题上，荀子认为只有圣人才能从杂多中把握真知：“多言则文而类，终日议其所以，言之千举万变，其类统一也，是圣人之知也。”（《性恶》）这是他的宗圣观在语言哲学中的表达。
要而言之，荀子大大丰富了儒家的语言哲学思想。特别是他从逻辑学的角度对名的不同层次作了区别，使古典的语言哲学与古典的形式逻辑结合起来，使儒家思想朝着体系化的方向又迈进了一步。
四、道家哲学中的语言观
道家哲学的根本精神在于其对人类文明局限性的揭露，故其语言哲学思想的显著特点亦是对语言达意功能局限性的论述。在言与意，言与行等问题上，对语言的价值基本上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如通行本《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又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第五十六章）而庄子及其后学基本上继承了老子这一思想，如庄子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其后学者亦说：“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北游》）由于语言不能把握本体、本质，亦不能深刻地达意，故庄子学派对语言采取了一种非常轻视的工具主义态度：“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外物》）这种工具主义态度的语言观在表面上与儒家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观点不同，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对语言采取了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在言与行的问题上，老子比孔子有更为激烈的主张，要求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而且又说“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四十三章》）庄子的后学者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知北游》）
尽管如此，道家学派人物对语言的一些本质特征还是有所论述的，如老子说：“言善信”。（第八章）又说“言有宗，事有君。”（七十章）“正言若反。”（第八十章）这些话的意思是说：日常语言的本质特征是崇尚诚信，要言之有物，要言行一致。而在具体的言说过程中，要有宗旨而不能漫无边际。有些时候，我们对语言中所蕴含的意义要从反向去理解。这些思想有的被后来的庄子及其学派的学者所发扬，有的则有所颠覆。由于庄子及其后学生活的年代是战国中后期，世道之混乱更甚于老子时代，故《庄子·天下》篇在论述《庄子》一书的风格时说：“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由于世道人心的畸变，故在发为言说之时亦只能采取一种非正常的方式来表达心中的思想。充分地发挥了老子“正言若反”的思想。庄子《寓言》篇，《天下》篇都反复阐述了《庄子》一书的语言特征，如《寓言》篇云：“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以和天倪。”又解释说：“寓言者，籍外论之。” 《天下》篇云：“以重言为真”因此，庄子语言学中有十分丰富的社会心理学内容，他对人的心理与语言的风格有较清醒的认识。这也是道家在人情方面所表现的练达之处。
庄子及其后学对老子所言的“言有宗”和“言不及道”的思想似有所颠覆。他们认为，任何语言的主旨只具有相对性。只有道是绝对的全。如《齐物论》云：“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鸲音，亦有辩乎，其无辩乎？”又说：“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齐物论》）“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齐物论》）“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齐物论》）任何语言皆有所待，都不是对本体之道的把握。唯有不言之道才是绝对的。故言的意义都是相对的。而庄子的后学则认为（原著中托为季真、接子之言），在终极实在的“道”面前，言与不言——默，均不足以载道。语言之根本，乃是“或使莫为”之“道”。如果“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日终言而尽物。”（《则阳》）依郭象注，“言而足”即是“求道于言意之表则足”、“不能忘言而存意则不足。”像庄子本人以寓言、卮言、重言等方式来言说，则可以尽道。如果不能这样则只能停留于物之表象层次。这样庄子的后学就化解了老子哲学中言与道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可以避免他人对自己学派否定语言价值的哲学语言观的批评。〖ZW（〗此点受傅伟勋先生观点的启示。参见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一书第390—392页。三联书店，1989年4月版。
庄子以一种怀疑论的口吻说道：“无谓有谓，有谓无谓”，“今我则已有谓也，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齐物论》）人们对自己所说的话究竟有没有意义，从根本上是持一种怀疑态度的。所以庄子的后学者们说：“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寓言》）
《则阳》篇的作者说：“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对于本质世界而言，往往是 “言而愈疏。”（《则阳》）有时人还处在一种非常奇怪的状态下，就像《则阳》篇的一位隐士：“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 因此，《大宗师》云：“古之真人，……连乎其似好闭也，悗乎忘其言也。”无论是忘言，还是不言，其实与道家尚朴的思想紧密相关的。如老子尚质朴，他虽然也说“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六十二章 ）但他基本上是反对美言的，故老子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第八十一章）而“尚朴”的理论根据在于“遵道”。“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足既。”（三十五章）再者，“希言自然。”（第二十三章）因此，在遵道的前提下，言是没有自己独立地位的。这与《易传》作者强调“修辞立其诚”的观点十分的不同。
结 束 语
关键词：两汉经学；古文；语言；哲学思想
一、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中的语言哲学思想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经今文学派重视通经致用，为解决现实问题服务，政治功利性较强。其对经义的诠释偏重于义理探究，重视对名实关系的探讨。董仲舒的“深察名号”理论是其代表，可以看作是先秦儒家正名理论的继续。其中所揭示出的语言哲学思想大体上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 辨析名、号之异同及其形上意义。董仲舒所说的“名”、“号”都是指语言学中的“概念”。他认为，名号都源于圣人所造，因而都具有传达天意的功能。《深察名号》云：“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但他又认为与名相较，号所指的对象的范围更大，意义更抽象，号与名之间颇存概念的种属关系意谓。他在同篇指出：“名众于号，号其大全。名也者，名其别离分散也，号凡而略，名详而目。……物莫不有凡号，号莫不有散名如是。”董仲舒在此对名号作的定义和区分，其目的是通过对名号的分析进而理解名号背后所传达的天意，以探讨天人关系、寻求治乱之道。其名号理论表现出强烈的经世致用意图。
2. 思考语言的功能与作用。董仲舒认为名号能达天意，把语言作为沟通天人之间的重要工具。并且又说：“天不言，使人发其意”。通过一番论证的转化，“鸣号而达天意”，实际成为“鸣号而达圣人意”。语言的达意功能在这里一方面被神话，另一方面也被限制，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般的传情达意功能董仲舒则没有给予多少关注。董仲舒在此表达了对语言与真理的关系的认识：名的内涵包含了真理，故可以作为标准来规范、要求具体事件；同时名所蕴含的真理，不是表面地、直接地呈现，而需要“深察名号”，即通过对概念内涵的深入分析从而获得名的内在之理。这样名又成为了认识的对象和获得真理的中介。
3. 探索了语言的起源和本质。在董仲舒的理论体系中，名之所以具有特殊功能和重要作用，是因为正确的“名”与天地相联并表达了圣人之意的符号系统。如董仲舒说：“名号之正，取之天地。”名还代表了圣人对事物本质的真实准确的认识，因而正确可信，具有权威性、正当性。《深察名号》说：“名生于真，非其真弗以为名。名者，圣人之所以真物也，名之为言真也。”《实性篇》中董仲舒还指出：“名者性之实，实者性之质”，认为作为某一事物的概念的名，实际反映了该事物的本质。因此，名就不是一种没有实际内容的空洞概念。
4. 对语用问题的思考。董仲舒认为，名不仅具有“循名以得理”的抽象作用，而且，在现实生活的具体境遇中还能发挥实际功能。在《深察名号》篇，他论述了正名、引名的问题，并指出“正名”的基础在于先辨物理，目的在于务求其真，如他说：“《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正名之后，名就具有了审是非的效用：“是非之正，取之逆顺；逆顺之正，取之名号”；而其具体运用在于而“引名”的作用在于循名责实，如他说：“欲审曲直，莫如引绳；欲审是非，莫如引名……诘其名实，观其离合，则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谰已。”董仲舒虽然主张通过“深察名号”以达天意，但他不否认还通过观象、察物等其他途径亦可以探求天意，明察天道。后世谶纬之说就是对其观象方法的运用和放大。两汉经学谶纬学说的流行，一方面表现了该时代今文经学家对语言文字的神秘化运用的倾向，但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语言的认识能力与达意能力局限性有一定的认识，是“言不尽意”思想的一种神秘化的放大。
二、经古文学派在名物训诂过程表现出的语言哲学思想
两汉经古文学派重视名物训诂，学风朴实，考证性较强。他们兼通小学，讲求条例，取得了众多的训诂成果。训诂学的发达反映了此时名实关系问题内容的变化：西汉经今文学所说的“名”是指概念；实，主要指称“客观事物”、“客观原则”。而经古文学家所理解的“名实”问题的“名”则主要指书面文字，“实”则指“经书的原文本义”。先秦以来的“名实之辨”在东汉逐步转变为对名言关系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为魏晋时期的言意之辨提供了思想基础。
汉代古文经学训诂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为随文释义的注释，一为通释语义的专书。前者有列于《十三经注疏》中的汉注六经，后者有扬雄的《鞘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简称《方言》）、许慎的《说文解字》、刘熙的《释名》等著作。这三部专书在方言学、文字学、语源学方面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随经文释义的注疏，其核心内容是字句，但其根本目的是阐发经义，获得真理。汉人多以字句训诂为工具，他们信任语言的达意功能，重视对语言内部机制的研究，以注疏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圣人之言的理解，进而表达自己对外部世界、社会现实的理解和主张。在汉人的字句训诂与语言解释过程中，存在着古人之意与今人之意之间形成的互动和张力。众多的注释名称实际上是汉代经古文经师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理解经义，阐发思想的结果，因而在一个侧面体现了汉代经学的语言哲学思想的实际应用，其中有些名称是汉人原创，代表了汉代经古文经师对经典的独到见解。
中世纪语法学中的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对后来语言哲学中的一些论题有深刻的影响。“柏拉图”这样的名词指代的是个体，算是专名，而“人”这样的名词则指称的是类或共相，可以称之为通名。唯名论者与实在论者都承认专名所指代的殊相或个别物是独立于心灵存在的，具有实在性———我通过“柏拉图”这个名字来提及这位大哲，可是他的存在是客观的，并不依赖于我的思想或心灵对他的指向。他们的分歧就在于通名所指称的共性是否也是独立的存在，唯名论者持否定的态度而实在论者则相反。实在论分成极端与温和两派。极端的实在论认为“共相不仅存在在于心灵之外，而且也与个别物分离而存在于个别物之外”［3］41。按照这种观点，“水果”这种共相不但独立于我们的思想，而且也独立于苹果、香蕉、梨这些具体的水果而存在；而温和的实在论在坚持共相独立于心灵的同时承认它们必须存在于个别物之中。对实在论作出过比较全面批判的唯名论者是阿伯拉尔，他的中心论点是：由于共相是可以表达众多事物的东西，因此共相本身不能是事物，不能像事物一般独立存在，因为一个事物是不能用来表达其它众多事物的，只有名词可以。所以，共相归根到底应该是名词，是普通的词项。另一个比较著名的唯名论者是逻辑学家奥卡姆，他提出过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原则，即“没有必要，勿增实体”。奥卡姆认为，知识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逻辑自明的，可以通过分析词项的关系来判断真假，例如，就命题“香蕉是一种水果”而言，我们只要分析“香蕉”和“水果”这两个词的关系就可以判断这个命题为真；另一类是由经验证明的，即比如通过将命题与外部经验事实对照来判断真假，如“火星上有水”。根据这种知识论，“剃刀”原则对实在论的批判可以总结为：无论是出自逻辑的理由还是经验的理由，都没有必要为了解释普遍概念的性质而在个别事物之外设立与普遍概念对应的实体或实在，所谓共相仅仅是具有意向性的词语或符号。
二、近代哲学：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
近代哲学，如前所述，是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在这个时期哲学家被分成英国的经验主义与欧洲大陆的唯理主义，但他们都对语言与思想的关系作出精辟的论述。经验主义哲学家培根在近代哲学中较早讨论语言。他提出在人脑中存在四种假象妨碍人们的认识活动，而其中最难消除的就是由语言误用而造成的“市场假象”。他说：“市场假象是四类假象中最麻烦的一个，它是通过文字和名称的联盟而爬入理解力之中的。人们相信自己的理性管理着文字，但同样真实的是文字亦反作用于理解力。”［5］30培根区别两种可能造成错误认识的语言误用：一是名称无所指称，例如“快乐”“消极”等；二是错误使用名称导致的语义混乱，例如“现象”“本质”“普遍性”这样的概念都常因定义不当而给认识与沟通平添阻碍。应该说，把语言的误用看作是错误认识与无谓争论的源头正是现代分析哲学的出发点。洛克同样对语言的缺陷做出了批判，他首先提出了意义的观念论，认为词指示的是观念而不是事物。“语言所以有表示作用，是由于人们随意赋予它们一种意义，是由于人们随便把一个字当做一个观念的标记。”［6］386接着他指出了语言在表达观念时的主要缺陷以及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所犯的错误：语言自身的缺陷表现在意义混乱，但原因并不在于文字而在于文字所表达的观念；当文字所表示的观念过于复杂，与日常生活联系不多或缺乏准确定义的标准时，语言就会和观念脱节，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哲学的论理词中，因而洛克强调表达观念的语言应符合人们的日常用法。这种思想后来在日常语言学派中得到系统的发展。唯理阵营中对语言转向的发生做出最大贡献的当属莱布尼茨。首先，他在与洛克的论战中提出关于词语指称的一些观点，他同意词语是用来指代观念，但认为观念不一定是外物的反映，观念与外在事物之间存在不对称性。其次，莱布尼茨是最早提出有必要建设人工语言的人，他认为一旦创造出这种语言，人与人之间许多争论就可以像做数学题被脉络清晰地解决，这种设想被看作是“现代物理逻辑以及维也纳学派提出的统一科学思想的雏形”［3］47。语言转向的先行者弗雷格便是这种思想的后继者之一。另外，莱布尼茨明确区分了事实真理和理论真理，提出事实真理是偶然的，来源于经验，而理论真理是必然的，由逻辑或词语的定义决定。这种划分后来被康德发展为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区分，其意义在于“把理性、逻辑、必然性等问题与经验、事实、偶然等问题区分完全放到了语言表达的范围内考察”［3］47。五、康德：分析与综合的两分康德是近代哲学对语言哲学各流派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他为人类理性的范围划定了界限，并对形而上学是否能够成为科学的问题进行了深度探索，引发了一场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甚至有学者指出，现代哲学基本上都是对康德哲学不同反应的结果。
在康德哲学中对分析哲学传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对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两分。这是他对上面提到的奥卡姆对知识的分类以及莱布尼茨对事实真理与理性真理区分的进一步发展，该理论同时也受到休谟相关思想的重大影响。简单地说，分析判断指判断中的谓词由主词的涵义可以分析出来，是包含在主词中的，例如“单身汉是未婚男子”就是典型的分析判断，其中“未婚”与“男子”都是“单身汉”词义的组成部分。而综合判断指谓词与主词虽有联系，但却不包含在主词之内。“明天会下雨”就是综合判断，因为我们无法通过分析“明天”的意义得出“下雨”的观念。在休谟那里，分析判断是先天的、必然的，而综合判断是后天的、偶然的。他的这种归类意在反传统形而上学，因为一方面，形而上学是事实判断，所以不是分析的；另一方面，这些判断不以经验为基础，也不是综合的，因而休谟认为传统形而上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康德则指出，综合判断并不一定都是偶然的，它们也可以是先天的，否则经验知识就都是后天的，从而不具普遍必然性，这样经验科学就失去了其稳固的基础。为了维护经验科学的地位，也为了建设一种“未来的科学的形而上学”，康德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的概念。他的构想是：人的直观能力先于直观对象，并且决定了他所能够直观到的内容；不仅如此，人的概念对直观内容作出进一步的判断，形成经验知识。［7］300先天综合判断可分为三类，即数学判断，如“两点间直线距离最短”，自然科学的判断，如“物体皆有重量”，以及形而上学的判断，如“形式和本质是第一实体”。康德对分析哲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如他对理性划界的思想可以在维特根斯坦对思想与语言的划界中找到踪迹；他的形式主义思想给语言哲学先行者弗雷格的概念文字提供了启发；而他对分析与综合的两分则得到了维也纳学派的继承与奎因的扬弃。六、结语从事语言哲学研究的哲学家，不论是来自理想语言学派还是日常语言学派，都对意义问题以及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许多精彩的观点，有的还建立起了极具解释力的理论。但他们的成果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上千年西方哲学对语言的关注之上的。对形成语言转向的积淀进行历史性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语言转向的意义以及语言哲学的丰富内涵。
一、“言意之辨”的历史溯源
以先秦时期为萌芽，以名家和法家为代表的关注问题，开始了“名”“实”之辩，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主流，儒家有所关注的“言”“意”问题，有所论述，但并未深入阐述，但是诸子对名实关系，言意关系的论述，开启了人们认识的关系的新领域，人的认识能力与语言表述能力之间有着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二、“言意之辨”的发展与演变
（一）道家学说的发展对“言意之辨”的影响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句出自《道德经》的名句，体现了老子哲学的核心思想――“道”。老子的是“道”并非虚无的东西，是有实在实体的事物，强调“道”是一切存在的根源，也是一切存在的始源。“道”是无限运动着的。“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整个宇宙的万物随着“道”周而复始、循环运动、生生不息，可是事物是会消失熄灭的，而“道”是永远不会消失的，是永恒存在的。“道”是永恒存在的，有了名就会被限定住，由此，“道”是无形的、无限的。老子“道”的本质就是无形、无象，不可琢磨，这是用任何语言和华丽辞藻都无法描述出来的一种本原，这就与语言所追求的确定性和有限性相冲突，由此看来，“道”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言不尽意”的开端。
“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道不可闻，闻而非也；道不可见，见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当名。”庄子对言意关系也有着自己的辩证，他认为“道”是无法用语言所表述的，这就继承了老子对“道”思想的论述，但庄子明确指出了语言的片面与匮乏，语言所代表的东西是表面的，肤浅的，“道”是无法用语言来论述的。庄子对言意关系的观点，深刻的影响着中国哲学“言不尽意”论的发展，为“言意之辨”的诞生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二）儒家哲学在言意关系上的发展
在孔子时期，儒家哲学所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于名实之辩上，这与孔子所处的时代分不开。春秋时期，周王朝的统治日渐衰微，诸侯争霸与混战的局面愈见频繁，孔子将其看做是“礼坏乐崩”的大乱局面。孔子认为要制止这种局面的发生，就必须恢复周礼的权威，重新肯定宗法等级制度的秩序，而其要害就是要正名。正名是孔子哲学的基础，以复兴周礼为契机，孔子逐步创立了儒家学说。注重名实之辩的同时，孔子也提出了言意关系的学说，“意者辞之主，辞者意之需。君子之辞，达其意而已，夫岂多骋旁枝为哉，故曰‘辞达而己矣’。”这是孔子进一步提到他关于人若利用语言文字表述思想感情时应以适切、达意为准则的主张。
孟子和荀子继承了孔子对言意关系的思想，“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由此可见，孟子也是站在言能尽意论的角度看待言意关系的。并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言能尽意的观点。这对中国哲学在言意关系的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
三、王弼“言意之辨”的内在关系
言意关系的讨论真正兴起的时期，是东汉时期。当时，并不是直接针对言意本身开始的，而是从对他人的形神矛盾、志识矛盾品评开始的，从中引发的关于言意关系问题的讨论。因此，言不尽意论的产生与流行源于汉魏之际的人物品评活动。这为魏晋玄学的兴起提供了某种契机。王弼作为玄学的创始人，不可避免的面临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这个命题主要论述就是“有无之辩”，与这个命题紧密相连的另外一个重要命题就是“言意之辨”
（一）“言”“象”“意”的含义
“言意之辨”是王弼哲学的核心问题，“言”与“意”的关系问题又是“言意之辨”的基本关系问题，可以说，“言”“意”关系问题是长时间潜藏在人们头脑中的，无法理清的基本问题。无论是是道家的“言不尽意”，还是儒家的“言能尽意”，都没有极尽详细的对此问题进行论述，而且人们深受这两种思想的影响，为了理清言意关系的问题，王弼哲学提出的“言意之辩”是对这个问题的理性思考。
在王弼看来，“言意之辨”中的“意”是圣人之意，“言”与“象”只不过是传达圣人之意的渠道和载体罢了。“言”是可以描述出来的，“象”是可以表现出来的，“言”与“象”都是用来形容和表现“意”，即天地的意志，万物变化的规律。从个人的角度讲，“意”是圣人之意，是圣人对“宗”“无”的体悟，是人们得以保全性命，不断发展的真意。“意”是世间万物变化的根本，但他需要“言”“象”来表达，“言”和“象”是“意”的必要表现形式，他们一起承载并传递“意”，世人要想对“意”进行理解，就必须通过“言”“象”来认识事物。因为，“言”“意”“象”各司其职，各得其所，有效的在认识中传达天地至理。
（二）言意之辨的内涵
王弼的“言意之辨”与先辈的思想都有所不同，他把“言”“象”当做“意”的载体的思想，极具创造性，“意”作为事物的本质，是由内部包含着有形的、有限的“象”和“言”的统一，反过来说，“象”和“言”又是“意”的反映与表现。这与王弼的本末不二，体用一源的哲学思想是异曲同工的。
1、“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①在王弼看来，“言”的存在就是为了说明“意”的，“象”的存在是为了体现“意”的。他们三者是由“意”到“象”再到“言”的层层递进的关系。
2、“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②王弼十分反对，单独将“象”或者“言”割裂谈“象”与“言”在王弼看来，言是无法与象分离的，象与意分离更是不可能的，更是无法想象的，他们三者是辩证统一的。总而言之，在谈到“言”“意”“象”三者关系的时候，王弼一直坚持体用一源的原则，坚决反对“存言”和“存象”。
3、“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③然而在王弼看来，“忘象”是“得意”的前提，“忘言”是“得象”的前提，要想真正的领悟“意”的本质，最根本的东西在于“忘”，“忘言”“忘象”才能“得意”，“忘”的真意就是扬弃，只有真正做到扬弃，对身外一切表象的、有限的东西进行扬弃，进而把握最真实的东西，才能实现对“意”的真正领悟，只有通过“忘”才能达到天人合一，才能真正领悟“意”的内涵。
四、王弼“言意之辨”的价值
王弼的“言意之辨”为后世治学提供了新思考，自古以来，我们学习知识知识通过后世的经典文献和文本进行阅读、理解和学习，然而这时远远不够的，文字中的东西，只是“言”出来的，势必会有限和不足，那么我们学习的过程绝不对单纯依靠文本来获取，这样一定得不到真知识。在学习时，不但要注重“言”的领悟，也要注重“象”的理解，这样才有可能真正领悟“意”的内涵。
王弼的“言意之辩”为处事做人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一定要注重“忘言”“忘象”的价值，只有真正做到“忘”才能在为人处世的时候，真正做到扬弃一切，舍得一切，才能成就真自我，与天合一，与道合一。（作者单位：西藏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解：
① 王弼《周易注?周易略例?明象》
② 王弼《周易注?周易略例?明象》
关于“副词+名词”（如：很女人）的结构，已经有不少的学者对其进行研究。邢福义认为该结构的使用与句式结构和文化背景有关，并且讨论了该结构可用不可用的问题。桂诗春则认为该结构的使用仅仅是一种语用策略，不符合汉语习惯的用法，甚至认为这类用法不能纳入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语言运用模式，都认为是不规范的用法。
1 转喻
认知语言学认为:转喻不仅仅是语言现象，而是人们一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我们的思维和行为所依赖的概念系统都具有转喻的性质。Lakoff &Johnson（1980）认为隐喻与转喻不仅仅是必要的修辞手段。更是人类的重要思维方式，它们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我们赖于思维和行动的一般概念系统，概念转喻是在同一个理想化认知模型中用一个范畴去激活另一个范畴的认知过程。
2 副词+名词结构的认知分析
2.1 “副词+名词”结构的搭配原则
副名搭配会受到一些原则的制约，例如，“很青蛙”、“很板凳”等几乎是不会出现。下面我们就对名词的凸显度、具体性、范畴层次性等因素对副名搭配产生的影响进行讨论。
2.1.1 凸显度
特征凸显度高的名词在进入副名结构搭配中优先于特征凸显度低的名词。副名结构中名词具有的重要特征就是有较高的特征凸显度。副名结构是概念转喻的一种方式，涉及的范畴转指范畴相关属性，例如，to bus to school 涉及“工具到动作”（INSTRUMENT FOR ACTION）的概念转喻，to go to school这个习惯不如这个行为的方式by bus显著，因此行为的方式可转指行为本身。在日常生活中，同是名词， “很牛”、“很狼”的使用频率为什么会相对比“很鱼”、“很青蛙”更高呢，原因在于名词特征的凸显度不同。因为“牛”、“狼”的特征比“鱼”、“青蛙”的特征更明显，所以“很”和这些名词搭配时使用频率就会比较高。
2.1.2 具体性
抽象名词（如“很古代”“很风度”）表示人或物的指称意义相对最弱。表示性质的内涵意义相对最强。它不指向具体个体，而是指向一个类或集合，如张伯江、方梅（1996）指出“抽象名词不是典型的名词，带有明显的性质意义。”如：“他很哲理的想着”。哲理有意味深长，发人深省的内涵，虽然不能用具体的言语表达，但是人们心理都是能理解的，有了这样的内涵，副词与名词的结合就更自然，语义内容也更充实。
具体名词（“很乡村”、“很淑女”）表示可见可触摸的具体实体，具有较强的空间意义，进入副名结构的能力较抽象名词弱。如果是与人们日常关系密切的具体名词，就更容易进入副词+名词结构。如：“你的作品太泡沫”。“泡沫”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在这样的表达中，人们就很自然的会产生相关的联想。
专有名词 “很雷锋”所指的是唯一的个体，具有最丰富的内涵。专有名词一般是通过 “提高知名度”来获得类似于抽象名词的特征。如说到雷锋，人们就会想起助人为乐的品质；在专有名词的特征只有在被人所熟知后，进入副词+名词的结构就很容易了。
2.1.3 范畴层次性
副名结构涉及名词范畴层次的选择问题。范畴具有层次性，一般基本层次范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也最被人们所熟悉。能与副词搭配的名词经常是基本层次范畴的名词, 例如, 我们会说“很男人”、“很女人”，但几乎不说“很人”。这是因为男人、女人等是基本层次范畴的名词，且具有具体的范畴属性特征。
2.2 “副词+名词”结构的认知理据
从语用角度“副词+名词”结构这样的表达可取语用效果来满际需求，但是在语法层面上就造成了违规现象, 这种违规的言语的怎样被人们所接受并广泛使用的呢？
认知语言学认为“副词+名词”结构的认知理解是借助于概念转喻（conceptual metonymy）来实现的。（沈家煊，1999）转喻概念（如部分代替整体）更是我们进行思维、活动和谈话的方式之一。转喻思维能力是人们在认识客观世界时与现实世界互动而逐步形成的潜在意识和认知能力。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思想也需要更新，观念也要变化。语言作为一种思想和表达方式，就需要我们依赖于已有的知识和概念来认识和表达新思想、新概念。根据具体语境，可以在日常交际中通过转喻，来表达无数的新概念、新思想以满际的需要。副名结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比如，“很男人”、“特贵族”、“非常家庭”中“男人”、“贵族”、“家庭”就是转喻用法，是通过具体事物映射出这些具体事物的典型特征。所以，副名结构的认知理解是概念转喻的结果。
3 结语
“副词+名词”结构这种看似不符合语法规则的表达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反映了认知系统和语言系统不断创新的过程，同时丰富了语言表达，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索。
参考文献
[1]Lakoff, G & M. Johnson.1980. Metaphor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懂成如.转喻的认知阐释.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3).
[4]桂诗春.从“这个地方很郊区”谈起.语言文字应用,1995(3):24-28.
[5]沈家煊.转指和转喻.当代语言学,1997(1).
[6]胡学文.现代汉语“程度副词+名词”结构的认知理据、句法操作及限制条件.山东教学,2005(2).
[7]邢福义.关于副词修饰名词[J].中国语文,19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