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资金范文

挪用资金篇1

关键词 挪用资金罪 资金 挪用债权 客体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1挪用资金罪的客体

关于挪用资金罪的客体，理论界存在一定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挪用资金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主要侵犯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另外还侵犯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经管理制度；第二种观点认为，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产权，具体侵犯的是单位对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第三种观点认为，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具体指占有、支配和使用的权利；第四种观点认为，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资金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第五种观点认为，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产使用权；第六种观点认为，客体是资金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以及作为选择客体的占有权。以上六种观点的争议主要在两个问题上：

1.1挪用资金罪的客体具体是资金所有权中的哪种权能

笔者认为，挪用资金罪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对资金的占有和使用。所有权包括四种权能，即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第一，处分权能：虽然货币的性质是占有即所有，使用即处分，但此处可以将单位对资金的所有权抽象出来，挪用资金罪要求行为人不以占有为目的，只是暂时挪用本单位资金，故不侵犯资金的处分权能；第二，使用权能：行为人之所以挪用单位资金，就是为了利用单位资金另作他用，故必然侵犯了资金的使用权能。这两点几乎不存在争议，争议主要在于收益和占有；第三，收益权能：挪用资金行为不一定会侵犯资金的收益权能，如以现金形态存在的单位资金，本身并没有为单位带来收益，行为人将之挪用并没有侵犯资金的收益权能，故即便不侵犯收益权能，也可构成本罪；第四，占有权能：有的学者认为不应包含在挪用资金罪的客体中，因为资金的价值体现在交换时，单纯的占有资金并不能为物权人带来价值，这是资金和其他物的不同之处。但笔者认为，资金的占有并不是毫无价值的，虽然资金的价值体现在交换，但占有是交换的前提，占有权能保证了物权人在需要时可以随时获取资金，试想，如果一个单位的资金被挪走了部分，一旦单位需要大量资金时，剩余部分不足，则会损害到公司的经营，故占有权能虽本身不能带来利益，但其确实实现其他权能的基础，挪用资金罪的客体应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对资金的占有和使用。

1.2财经管理制度是否为挪用资金罪的客体

从客观上看，挪用行为必然会侵犯到单位的财经管理制度，这是否表明财经管理制度也是挪用资金罪的客体呢？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第一，挪用资金罪规定在刑法条文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可见挪用资金的行为之所以构成犯罪，主要是因为侵犯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产权利；第二，对于挪用行为来说，暂时的挪用对单位财经管理秩序的侵害程度较小，不足以构成犯罪的程度；第三，挪用物品的行为也会侵害到财经管理制度，且与挪用资金对财经管理制度的侵害程度相当，而挪用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物品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可见挪用行为对单位财经管理制度的侵犯与其被规定为犯罪，并无必然联系。故笔者认为，单位的财经管理制度并不是挪用资金罪的客体。

1.3为什么挪用物品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在划定了挪用资金的客体后，还需理清为什么挪用物品的行为没有被规定为犯罪，这涉及到立法者透过挪用资金罪想保护的利益所在。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资金罪都将犯罪对象限定在了资金，而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都不仅包括资金，还包括物品，此种立法的用意何在呢？

挪用行为和侵占行为的差别在于是否以占有为目的，侵占资金或是物品都会造成公司财产的损失，故都认定为犯罪较易理解。而挪用行为则不然，行为人有归还的目的，并不侵犯财产的处分权能，虽然物品可以抵押或变卖转换成资金，但是此转换需要一定时间，需要与其他人达成合意，立法者认为挪用物品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原因，在于物品并不能像资金一样，在单位需要的时刻立即行使其交换职能。

综上，挪用资金罪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对资金的占有权能和使用权能。而挪用资金罪的立法原意实际上保护的是能够立即行使交换职能的单位资产。

2“资金”的含义

2.1货币意义上“资金”

货币意义上的“资金”是资金最核心和最原始的含义，体现了立法者对挪用资金罪犯罪对象最本质的要求。货币包括纸质货币、金属货币、存款货币和电子货币。纸质货币与金属货币的流通较为广泛，不需进一步解释。而存款货币是指能够发挥货币交易媒介和资产职能的银行存款，包括可以直接进行转账支付的活期存款和企业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等。电子货币是指以金融电子化网络为基础，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以传输电子信息的方式实现支付功能的电子数据，通常是利用卡基支付工具、网上支付和移动支付等电子支付工具来发挥货币的功能。卡基支付工具包括借记卡、贷记卡和储值卡；网上支付是指人民通过互联网完成支付的行为和过程，如在现今生活中非常普遍的网银支付；移动支付是指利用移动电话采取编发短信和拨打电话的方式实现支付。

总的来说，纸质货币和金属货币本身就是通过交换实现其货币职能，是最基本的货币形态；活期存款货币可以随时提现；定期存款可以通过提前取款的方式随时提现；电子货币由于涵盖很广，一部分可以随时和现金进行转换，如借记卡、微信支付等，另一些虽不能和现金进行转换，但是却可以随时通过支付实现其货币功能，如储值卡等。可以看出，被法律所承认为“资金”的要么可以随时变现，要么可以随时支付，都可以随时行使其交换功能。

2.2司法解释意义上“资金”

现在司法解释中的“资金”涵盖了金融凭证、有价证券、国库券。刑法第194条规定了金融凭证诈骗罪，此罪中的金融凭证是指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银行结算凭证，而挪用资金罪中的金融凭证应特指能够代表一定权利的银行存单、本票、汇票、支票等。有价证券指具有一定的票面金额，代表资金所有权或债权的证明书。它既能给持有者提供定期收入，又能当做商品进行买卖转让，但它本身只是一种没有价值的虚拟资本。有价证券包括商品证券、货币证券和资本证券，商品证券如提货单，货币证券如汇票和本票，资本证券主要指股票和债权，这也是有价证券的主要表现形式。国库券是指政府的授权部门，尤以财政部为主，发行的债券，是一种短期国债，是债券的一种，分为凭记式和记账式。记账式可以通过交易所买卖，凭证式不能买卖，但和定期存款一样，可以提前取款。

凭证式国债和定期存款可以通过提前取款的方式随时提现；股票和除了国债之外的其他债券虽然不能像现金一样在市场上流通，但按照国家规定可以随时在市场上进行买卖，自由兑换为货币，从而实现其货币职能，是以特殊形式表现的货币形态；司法解释所承认为“资金”也都可以随时行使其交换功能。这种随时交换功能实现的基础在于政府或银行强大的信用保证或是已经市场化、具有公认的市场价格，可以随时变卖。此处的变卖虽然也许达成合意，但由于这部分“资金”已经市场化，如股票，在某一时间具有固定的价格，不需对价格达成合意，而网络交易的方式也使得这种合意达成的用时非常短暂。总而言之，资金的特点在于“随时交换”。

基于此，笔者认为，有价证券中的商品证券并不属于资金范围。商品证券是记载着物权的权利凭证，类似于物，并不具备“随时交换”的能力，可见，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有价证券概念也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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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资金篇2

受累于创始人、时任董事长王恩权涉挪用资金，时空客集团2016年10月24日存在被终止挂牌风险的提示性公告。据公告，王恩权2015年年初占用公司资金241万元，全年累计占用1.86亿元，截至2015年底仍占用6607f元：通过指使基层员工借用备用金和以预付款名义向其个人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转款等方式。今年5月，王恩权因占用公司资金问题到大连市公安局高新园区分局自首；公安局认为王恩权挪用资金一案有犯罪事实，立案侦查；其后公司出现严重人事震荡、运营资金严重短缺、需继续投资项目停滞不前、未能按期披露半年报等问题。

另一重大的企业家涉挪用资金案例，是吴长江涉嫌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案，2016年9月1日在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公诉方书指控称，2012年至2014年8月期间，吴长江在未经雷士控股公司授权及雷士中国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情况下，利用雷士中国公司为其实际控制的五家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金，雷士中国公司为此先后出质保证金高达9.2388亿元。作为雷士公司创始人、颇具传奇色彩的企业家，吴长江很可能要在挪用资金方面栽大跟头。

中国企业家挪用资金的“罪与罚”，何以前赴后继？

一项高频罪名

《刑法》规定，挪用资金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2016年4月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数额巨大”。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超过三个月未还，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数额较大”；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数额巨大”。挪用资金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进行非法活动”情形的数额起点，按照挪用公款罪“数额较大”、“情节严重”以及“进行非法活动”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两倍执行。

近年来，挪用资金罪一直是企业家的高频罪名。

大案如：2012年，新华人寿原董事长关国亮被以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涉案2亿元；2013年，青岛华盾公司创始人、董事长何宽以挪用资金罪获刑7年，涉253万元；2013年，原托普集团董事长宋如华以挪用资金罪获刑9年，涉3.4771亿元；2013年，真功夫创始人、董事长蔡达标获刑14年――侵占、挪用资金3300多万元；2014年，深圳航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泽源以挪用资金罪获刑10年――单独或伙同5名深航原高管挪用20.3亿元。

北京师范大学的《2015企业家刑事风险报告》显示，触犯频率最高的10个罪名依次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职务侵占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行贿罪、贪污罪、挪用资金罪、合同诈骗罪、单位行贿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挪用资金罪排名第7，除去及贪污罪这两个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罪名，排名第5。

雷士照明2014年亏损3.5亿元、吴长江离开后的2015年净利润0.5亿元，此外，长期任董事长、CEO的吴长江从第二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持股相差不到1个百分点）变为第四大股东，进而被董事会解职，去年1月被逮捕，今年9月遭。不管犯罪是否坐实，企业、企业家个人付出的代价无疑都很大。

法制观念淡薄

最高刑罚10年、企业发展受伤：挪用资金的罪与罚不小。个人素质问题是企业家身犯挪用资金罪的关键因素。

首当其>中的是法律意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中国的法制已相对健全，近几年更是明显。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全面依法治国成为国策，法制势必进一步完善。守法，是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企业家个人人身及财产安全的最关键保障，企业野蛮生长、企业家恣意妄为的时代已经过去。理所当然，企业家应该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学法、懂法、带头守法。吴长江被人评价不按规则出牌、霸道。时空客公告称，王恩权法律意识不强。如因法律意识不强而犯错、犯罪，则只能怪自己。

第二，公司治理方面缺乏意识、能力。良好的公司治理意味着权责对等、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董事长、CEO等各公司治理的行权得到规范。实践中，很多企业家缺乏健全公司治理的意识、能力，习惯、喜欢人治，导致企业在相当程度上权责混乱、企业家权力高度集中、内控制度失灵，企业家违规包括挪用资金相当容易。权力过大、缺乏有效制衡，事实上增加了掌权者的个人风险，对企业同样不利，包括成败系于一人。健全公司治理，理该是企业家的一大责任。

2016年9月，吴长江在自我辩护时反复提及自己作为创始人曾带领公司取得的成绩；公诉人回应称，作为创始人，吴长江更应该审慎对待公司财产，但在本案当中，未看到吴长江所应尽到的勤勉责任。深陷挪用资金罪，对创始人群体而言的一个特别之处是，较为特殊的公私不分观念。起初创始人是企业的唯一股东，绝对控股，容易有企业是我的观念，人、财、物随意使用。随着其他股东的进入、创始人股权的稀释，部分创始人信奉企业属于全体股东，有人认为企业属全社会，但有些人依然认为企业是“我的”。这种僵化的思维之下――类似刻舟求剑，创始人容易犯挪用资金罪：企业是我的，哪有什么挪用？这背后的一个法律常识是：公司是独立的法人，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任何人都无权侵犯，侵犯了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乃至法律责任；动用公司财产须合法依规。

挪用资金篇3

要赔偿。承担刑事责任并不影响民事责任的承担，两者并不冲突。

【法律依据】

《刑法》第272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来源：文章屋网 ）

挪用资金篇4

在诸般斡旋下，目前公安部门已经将其中的10亿元资金冻结，可以安全地回到天同的账户上，另外3.8亿元正在协商之中。

《财经》经多方查证获知，天同证券的客户保证金主要存放在建行济南分行、中行济南分行等银行。10月11日和11月1日前后，天同证券分别将总计13.8亿元的客户保证金转至山东联大在中行邹城支行的企业账户上，山东联大将其中10亿存为一年期存款，另外3.8亿元，由山东联大归还了总部设在当地的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600188）。

据悉，这3.8亿元中，2亿元是兖州煤业通过中行发放给山东联大的委托贷款，另外1.8亿元是直接给山东联大的借款。山东联大是天同证券实际上的第一大股东，对天同证券的投资超过5亿元，约占21%的股份。

中行济南分行的有关负责人告诉《财经》，天同证券从中行济南分行的金融机构内部存款账户上转出10亿元至中行邹城支行；证监会调查之后，要求银行将资金追回。据悉，在山东省政府的协调下，公安部门很快将这10亿元资金冻结，可以安全地回到天同证券的保证金账户上。

此外，中行济宁分行计财部有关人士向《财经》证实，今年10月至今，中行邹城支行的各项存款增加了10亿元。对于存款余额至今不过20亿元的邹城支行来说，一个月增加10多亿元的存款，实属异常。

11月11日前后，为追回客户保证金，当地公安部门冻结了中行邹城支行的山东联大账户，中国人民银行济宁分行相关人士也来到邹城――尽管邹城人行称之为“常规检查”，但这在邹城中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另外，建行济南分行有关人士告诉《财经》，10月9日，天同证券曾将原存在该分行的3亿资金转到济宁古怀路证券营业部，而兖煤所在的邹县正在济宁市辖区内。《财经》目前对此尚未确证后来转到中行邹城支行山东联大账户上就是这笔资金，但记者从兖州煤业财务总监吴玉祥处获悉，山东联大偿还其借款，确实与天同证券一事有关联。

吴玉祥告诉记者，10月上旬，山东联大从中行邹城支行的账户上偿还了兖煤近3.8亿元借款，目前有关部门希望公司协助了解情况，要求配合解决天同证券保证金的问题。但兖煤的法律顾问认为该公司并没有法律责任，因此，资金归还问题仍在和有关部门及天同证券协商。

在负债累累的情况下，天同证券何以要将巨额资金转移到山东联大的账户上并为之偿债？以天同目前的资金状况，这十数亿流动资金只可能是客户保证金。挪用保证金是违规行为，在今年10月初证监会明确规定清理委托理财等规定之后，新出现的挪用保证金行为会受到更严厉的处罚。

据悉，天同证券此举的目的，在于将资金转移到联大账户后，后者拿到银行存款证明，可以此为抵押从香港的机构获得融资，用以度过迫在眉睫的支付危机。据称，相关融资筹划已有时日，但谈判细节尚不得而知。

天同证券如此“自救”，除了违规问题，更大的风险在于将保证金转到山东联大账户后，一旦被联大债权人获知后冻结，天同证券将面临保证金流失的重大问题。

今年8月底，山东省酝酿天同证券重组方案，并选定莱钢集团入股。据悉，以天同证券的现状和股东结构，莱钢入股资金可能要超过5亿元。这对于公司是一大笔投资，所以非常谨慎。时至今日，莱钢一直没有注资。

挪用资金篇5

    被告人：刘苏通，男，28岁，广东省潮阳市人，原系潮阳市木材公司和平站一组承包负责人。1992年10月12日取保候审。

    1989年4月，被告人刘苏通对原潮阳县（现为潮阳市）木材公司和平站一组的经营进行了承包（合同期至1990年12月止），并接受了剩余经营资金1.5万元。按合同约定，木材公司应提供给刘苏通定额经营的贷款指标17万元，刘则必须逐月向木材公司上缴利润2300元，并负责偿还公司的贷款及利息。对因经营不善出现资金亏损的责任也由刘苏通承担。同年5月至8月，刘苏通三次向木材公司共借得经营资金5万元，连同原来接受的剩余经营资金共6.5万元。刘苏通用6000元为其弟治病，其余5.9万元用于本人办服装厂。因经营亏本，刘仅归还木材公司贷款2.7万元。合同到期后，除部分贷款没有归还外，刘苏通应当履行的上缴利润等义务也没有履行。检察院立案后，刘苏通还清了尚欠的3.8万元借贷资金。

    「审判

    广东省潮阳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刘苏通犯挪用公款罪向潮阳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潮阳县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审理后，认为刘苏通利用木材公司的借贷资金从事超范围经营活动，因而未能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其行为具有民事违法性，应由民事、经济法律规范进行调整，不构成挪用公款罪。1993年4月21日，潮阳县人民检察院对本案撤回起诉。

    「评析

    本案在处理过程中，对被告人刘苏通的行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刘苏通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理由是：刘苏通利用承包经营负责人的职务之便，挪用木材公司贷给他的巨额经营资金，用于本人办服装厂，进行营利活动，承包期满后部分借贷资金及应上缴的利润均没有归还，其行为符合挪用公款罪的特征，应定挪用公款罪。

    另一种意见认为刘苏通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应作为经济纠纷处理。理由如下：

    1.刘苏通将借贷的经营资金用作其他经营，不具有挪用公款罪本质属性。挪用公款之所以在一定条件下构成犯罪，是因为行为人对公款的占有、使用、收益并不具有法律规定的与之相对应的债的权利义务关系，其犯罪的本质属性是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公共财产的部分所有权，即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如果对公款的使用是建立在与之相对应的债的权利义务之上的，则不具有挪用公款罪的本质属性。本案被告人刘苏通用于超范围经营的资金是本人承担风险责任的贷款，并且其贷款是以履行必要的义务为前提的，其行为显然不属于挪用公款的性质。

    2.刘苏通的行为是一种违约行为，应当运用民事、经济法律规范进行调整。按照合同的约定，木材公司不但可以追回贷出的资金，还可以追回被拖欠的承包利润、贷款利息和滞纳金等款项。如果以挪用公款罪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不仅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而且只能认定被告人非法无偿地占用公司的借贷资金。这样处理的结果只能向被告人追回所谓被挪用的贷款，至于被告人拖欠的承包利润、贷款利息和滞纳金等款项则不能加以追讨，这显然既不符合实际，又不利于保护国家的财产。

挪用资金篇6

    一、 案情

    被告人王某，男，系某银行行长。

    经事先商量，甲公司经理刘某以公司名义用5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在王某任职的某国有独资银行办理质押对开业务，王某再以承兑汇票背书存在问题为由，从保管员处要到该承兑汇票，再由刘某的妻子打借条从王某处拿走。事隔6个月，甲公司还款500万元给该银行。

    后该银行改制为股份制银行，乙公司总经理陈某以公司名义用400万银行承兑汇票在该银行办理了质押对开业务，按照事先商量，陈某当日打借条并经王某同意，从该银行借出该汇票。事隔6个月，乙公司还款400万元给该银行。

    二、 对本案的几种不同意见

    对王某是否构罪及构成何罪的讨论中，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无罪。理由是：挪用公款罪侵犯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公共财物的占有权、使用权，该银行对质押物（承兑汇票）无使用权、受益权、处分权，只是享有优先受偿权。WwW.133229.COM王某将质押汇票借出，没有侵犯到公共财物的占有与使用权；改制后，王某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且是以单位名义出借质押汇票，不符合挪用资金罪的客观方面规定。

    第二种意见认为，王某构成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资金罪。理由是：王某主观上明知将质押的银行承兑汇票借出，会使银行资金存在风险；客观上与他人同谋，利用职务便利，多次将银行承兑汇票借给他人使用。由于银行改制，王某的身份发生变化，其行为分别构成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资金罪，鉴于王某的行为具有连续性，按照重罪吸收轻罪原则认定为挪用公款罪。

    笔者认为，上述案件的正确定性，关键在于正确认识挪用公款罪以及挪用资金罪的客观要件。

    三、 相关法律问题的探讨

    犯罪的客观要件，是指刑法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侵犯性，而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事实特征，包括犯罪客观方面与犯罪客体。正确认识客观要件，对于正确定罪有着实质性意义。

    （一）挪用公款罪的概念及客观要件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之规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归还的行为。

    1、犯罪客体

    通说认为，犯罪客体是指犯罪行为所侵犯的、而为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如某种利益、某种权益、制度、秩序等。

    根据上述挪用公款罪的法律规定，对挪用公款行为侵犯的具体客体，刑法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认识：第一种意见认为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对特定财产之占有使用权能的不可侵犯性和特定财产之占有使用权能本身[①]；第二种意见认为是即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国家财经管理制度以及公共财物的使用权和收益权；[②]第三种意见认为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及公共财物的占有、使用权[③]。

    笔者认同挪用公款行为侵犯的是复杂客体，但认为具体客体不宜扩大化。其一，挪用公款行为是国家工作人员为私人利益，利用职务便利损公肥私，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其二，根据刑法条文之规定，侵犯的是公款而非公共财物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1款与第2款的规定，挪用公款罪犯罪对象为公款，即公共财物中呈货币或有价证券形态的那部分以及特定款物，而不包括非特定的公物。另外，挪用公款罪的本质是“公款私用”，将公款脱离单位的控制而挪作他用，但有归还的主观意图，因此侵犯的是公款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而非所有权。同时，占有、使用、收益权能属于并列、选择性权能，若单位对公款仅享有其中权能的一项，仍能给单位带来一定的利益，擅自挪用不但违反了单位财经制度与纪律，也损害了单位的经济利益，具有社会危害性，因此仅侵犯了其中一项权能，也应当定罪。

    综上，笔者认为，挪用公款罪侵犯的具体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及公款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

    联系案例，质押人刘某将500万的银行承兑汇票质押到该国有银行后，根据刑法第九十条之规定，该银行承兑汇票在国有银行的保管、控制范围内，且汇票属于有价证券，应当认定为公款。质押人刘某将银行承兑汇票转移占有来担保债权的实现，银行作为质押权人对汇票虽无使用、收益、处分权，但有占有权。行长擅自将质押的承兑汇票借给刘某之妻的行为，显然侵犯了对公款的占有权，使公款处于风险之中，应当认定了侵犯了挪用公款罪的客体。

    2、客观方面

    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主要是犯罪行为的表现方式，根据法律规定，挪用公款罪客观方面表现为三种形式：

    一是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

    二是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

    三是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归还的。

    其中，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全国人大常委会2002年4月28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对此有规定：

    （1）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2）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3）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

    对于以上法律规定及立法解释，以下问题值得关注：

    （1）如何理解“个人决定”

    这里的个人，应当不局限于一个人，而是相对于单位、集体而言，“个人决定”应当是指违反了平时的资金决策程序、使用制度。例如为了本单位的资金使用问题，通过个别领导的批准，而违反了通常情况下的领导集体讨论体制，亦应当认定为“个人决定”。

    （2）如何理解“谋取个人利益”

    与上述理解一样，为单位少数人谋取利益的，也属于“谋取个人利益”。

    但有这样一种情形：仅是碍于情面，而将公款以单位名义供其他单位使用，而未谋取个人利益的，应当如何处理？

    这一情形显然未包含在相关立法解释里面，但笔者认为无论是立法解释中第（2）种情形，即“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还是“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均违反了正常的财经制度，只是后者主体的在单位行使的权力可能大于前者，但都是使单位资金处于风险之中，应当予以同样的法律评价，而无需对后者加上“谋取个人利益”的限制。

    因此，笔者认为“仅是碍于情面，而将公款以单位名义供归单位使用，而未谋取个人利益的”，也应当认定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二）挪用资金罪的概念及客观要件

    挪用资金罪，是指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借贷给他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

    1、犯罪客体

    刑法将挪用资金罪归为侵犯财产罪的这一类罪，显然挪用资金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非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财产权。

    但对于侵犯的具体客体是哪种财产权能，却有着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侵犯了所有权[④]，有的认为侵犯了占有权与使用权。笔者认为，挪用资金罪在主观方面同样是将资金挪用而非归己所有，因此，侵犯的是资金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且该三种权能具备并列、选择性。

    不可忽略的是，挪用资金罪同样也是利用职务之便，公款私用。虽然该职务行为的主体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而非国家工作人员，但同样是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刑法条文将挪用公款罪归为贪污、贿赂罪一章，将挪用资金罪归为侵犯财产罪一章，是因为两者侵犯的主要客体不同，侧重点不同，打击力度也因此不同[⑤]。

    因此，笔者认为，挪用资金罪侵犯的客体是单位资金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及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2、犯罪客观方面

    挪用资金罪与挪用公款罪的客观方面非常相似，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对挪用目的的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6月30日《关于如何理解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借贷给他人”问题的批复》，挪用目的包括以下两种情形：

    一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本人或其他自然人使用；

    二是挪用人以个人名义将挪用的资金借给其他自然人和单位。

    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尚有不明确之处。第一，若将第一种情形理解为无偿归本人或其他自然人使用，那么“无偿归其他单位使用”的情形则没有包含在内；第二，若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挪用资金无偿或借贷给其他自然人和单位使用的，则不在法律评价范围内。

    显然，挪用资金罪与挪用公款罪的形式一样，但前提（即挪用目的）却不尽相同，前者的法律评价范围远远小于后者。

    联系案例，乙公司总经理陈某经行长王某同意，从该银行借出该汇票的情况，属于“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挪用资金借给其他单位”的情形，对于此种情形，现有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有的主张参照全国人大常委对挪用公款罪的立法解释，认定为挪用资金罪。笔者认为不妥，在当下我国的刑法理论中，“类推禁止”[⑥]已成为共识，因为一旦承认类推，它就极有可能破坏刑法的客观性、明确性及可预测性等重要价值。虽然挪用资金罪与挪用公款罪有相似之处，但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不宜“参照”，否则破坏了罪刑法定原则。

    因此，依照现有的法律规定，行长王某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挪用资金罪。

    当然，挪用资金罪的相关司法解释并非没有缺憾。“利用职务便利无偿归其他单位使用”以及“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挪用资金无偿或借贷给其他自然人和单位使用的”两种情形，同样也侵犯了单位资金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也侵害了单位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具有社会危害性。而司法解释没有将这两种情形涵盖，无疑给了部分违法者漏洞可钻。

    四、 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客观要件的重塑

    应当说，挪用公款或资金的行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相当常见，对单位资金造成潜在风险，一旦因客观原因无法收回资金，将严重危害单位经济状况，影响社会机制正常运行。然后，法律总是具有滞后性，某些挪用行为本身已经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危害性，但由于法律未予以规定，而未得到应得的惩罚，如此显然不利于社会安定。

    因此，对从现实中寻找出的法律漏洞，有必要通过进一步的立法修改或补充解释予以完善。笔者就已阐述的问题，提出相应立法建议。

    （一）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重新定位

    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建议将相应的立法解释修改为包括下列情况：

    （1）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

    （2）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

    （3）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

    另外，既然挪用公款的使用主体还包括其他单位，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宜表述为“挪用公款归个人或其他单位使用”。

    （二）修改挪用资金罪目的之法律表述

    对挪用资金的目的，现行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为“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借贷给他人”，笔者认为“个人”即已包含了挪用者本人及以外的自然人，实际上挪用资金的使用主体还包括了其他单位；另外，不管是以无偿的还是借贷的形式，最终目的都是归个人使用，使用是目的，借贷是表现形式，刑法将目的与形式作为并列关系并不十分妥当。对此，笔者认为表述为“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或其他单位使用”更加符合挪用资金罪的犯罪特征。

    （三）  完善挪用资金罪客观方面的法律规定

    对于“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或其他单位使用”，建议将相应的立法解释修改为包括下列情形：

    （1）挪用本单位资金归本人、其他自然人或单位使用；

    （2）以个人名义将挪用的资金借给其他自然人和单位使用；

    （3）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挪用的资金借给其他自然人和单位使用。

    余论

    有关上述两种挪用型犯罪的客观要件的不同认识，一直困扰着司法审判实践。笔者认为，其分歧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学理解释的方法不当[⑦]；二是立法规范的缺失与司法实践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基于此，把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侵犯的单位的经济权益理解为除处分权以外的并列、选择性权益[⑧]，以及重塑两罪的客观要件，那么无疑直抵案件公款非公用的本质，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注释:

  [①] 周振想、韩哲：《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11卷，第04期。

 

[②] 《什么是挪用公款罪？》，载于/，于09年5月27日访问。

 

[③] 齐文远：《刑法学》，法律出版社出版，2001年版。

 

[④] 齐文远：《刑法学》，法律出版社出版，2001年版。

 

[⑤] 根据刑法条文规定，挪用公款罪在同等条件下处罚力度重于挪用资金罪。

 

[⑥] 刑法上的类推禁止，是就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而言。一般认为，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可以适当允许。

 

[⑦] 学理解释指有关宣传机构、社会组织、教学科研单位或学者、专家、法律工作者等对刑法规范的含义进行阐明的结

 

挪用资金篇7

我国《刑法》及有关立法和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不少疑难问题，笔者认为挪用公款罪应该从如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一是挪用公款的犯罪主体范围应扩大，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应当成为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现行刑法中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划在同一类罪中，两罪的客观表现形式都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侵犯的客体非常相近，表明挪用公款罪主体应与贪污罪主体相同；而且如果将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挪用公款的行为不认定为挪用公款罪，不利于对国有财产使用权的有效保护；二是公款使用者不应只局限于“个人”，挪用公款给任何所有制的单位使用，均应构成挪用公款罪。刑法之所以对挪用公款行为定罪处罚，是因为挪用公款行为改变了公款的使用权能，至于给个人使用还是给单位使用，使用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如何都不应影响挪用公款行为对公款使用权的侵犯，而且有条件地将挪用公款给单位使用规定为犯罪，浪费司法机关运作成本，也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三是公款的具体用途不应作为挪用公款罪的核心要件，公款的具体用途不应影响挪用行为对公款使用权的侵犯。把挪用公款的具体用途规定为犯罪构成必备要件，不利于正确把握挪用公款罪的认定，造成部分行为人逃避法律制裁。

关键词 挪用公款罪 贪污罪 犯罪主体 立法研究

我国《刑法》及有关立法和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犯罪构成、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具体适应法律和立案标准等都作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给办理挪用公款案件提供了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据。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不少疑难问题，需要立法、司法机关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否则，将直接影响对此类案件的查处。

一、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范围应扩大

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即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而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二款规定贪污罪的犯罪主体除了国家工作人员以外，非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构成，即“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2月作出《关于对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挪用国有资金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规定此类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国有资金归个人使用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定挪用资金罪处罚。笔者认为欠妥，这类人员应该成为挪用公款罪的犯罪主体，理由是：

㈠挪用公款罪的产生过程表明其主体应与贪污罪主体相同

挪用公款罪产生于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自产生时起就与贪污罪有着相同的主体，包含“受委托经手、管理公共财物人员”，199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将原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中的非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和非国有公司、企业委托经手、管理公司、企业财物人员的同种属性犯罪分离为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这时，挪用公款罪和贪污罪仍然保持着相同的主体。1997年10月1日修改后刑法进一步完善了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的主体，使其仍然保持着相同的主体，而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主体却出现了明显的不同之处，给人们对立法本意产生了诸多揣摩。

现行刑法中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是依据犯罪主体而划归贪污贿赂罪同一类罪之中的，两罪原则上应该有相同的犯罪主体。况且两罪的客观表现形式都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侵犯的客体又非常相近，一是侵犯公共财产的所有权，一是侵犯公共财产的使用权；主观均表现为直接故意；只是在犯罪目的和犯罪手段上有所区别，两罪有许多相同属性，有很多必然的联系，又经常相互交织在一起，好似一对孪生兄弟。将“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经营、管理国有财产的人员”排斥在挪用公款罪犯罪主体之外欠妥。

㈡挪用公款罪同样需要强化国有财产的保护

刑法将“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这一类非国家工作人员纳入贪污罪主体范围之中，体现了法律对国有财产的重点保护，充分体现了强化保护国有财产的立法意图，这一立法意图应该贯穿于整部法律当中。同样做为保护国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挪用公款罪不应该受到法律的冷落。也就是说，根据刑法的规定，为了保护国有财产的安全，即使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可以构成贪污罪。就挪用公款罪而言，虽然其社会危害性对国有财产的危害小于贪污罪，但毕竟侵犯了国有财产的使用权，也可能会造成十分严重的经济损失。因此，根据严格保护国有财产的需要，将刑法关于贪污罪犯罪主体的特殊规定适用于挪用公款罪，符合立法意图。反之，如果将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挪用公款的行为不认定为挪用公款罪，而定性为挪用资金罪，司法实践中容易引起混乱，不利于对国有财产使用权的有效保护。

㈢挪用资金罪与挪用公款罪所侵犯的客体存在差异

挪用公款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款的使用权。这里所指的公款是公共财产，即包括属于国家性质的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拥有的属于国家所有的钱款，也包括在上述国有单位管理、使用或运输中的私人钱款，其范围相当宽泛。而挪用资金罪所侵犯的客体是本单位资金的使用权，所谓本单位资金不言而喻，即是本单位所拥有并为本单位所支配的资金。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国有资金归个人使用的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国有资金的使用权，国有资金是公款毫无疑问，但绝不能一概地视为本单位资金。因为行为人挪用的国有资金是受国有单位委托管理、经营的国有财产，其所有权应为国有单位所有，而非挪用人本单位所有，挪用人所在单位对该国有资金只负有管理或经营权。被挪用后受损失的是国家，侵犯的客体是公共财产使用权。因此，将“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国有资金归个人使用的行为”规定为挪用资金罪，不符合该罪所侵害的客体要求，简单地将该行为以行为人的主体身份划归挪用资金罪中是不科学的，也不是严谨的。

笔者建议，将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后增加一款：“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有上述行为的，以挪用公款论”。

二、公款使用者不只局限于“个人”

高法《解释》第一条将“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的”解释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将挪用公款给单位使用规定为犯罪，为完善挪用公款罪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该解释公布以后，曾引起了有关人士和学者的广泛关注，有人认为，该解释是司法解释的扩大化，即有条件地将“私有单位”解释“个人”，使法律地位本来平等的公有企业和私有企业遭遇了不平等的法律待遇。也有人认为，该解释仅将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企业使用的规定为犯罪，而没有将挪用公款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单位使用规定为犯罪，是司法解释失之过窄，有失刑法的公正与合理。人大《立法解释》将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或者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规定为挪用公款罪。从立法的角度，将挪用公款给单位使用规定为犯罪，但附加的“以个人名义”、“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谋取个人利益”等条件，从理论和实践上看均存在问题，其理由主要有：

㈠有条件地将挪用公款给单位使用规定为犯罪有悖于刑法理论

1、刑法之所以对挪用公款行为定罪处罚，是因为挪用公款行为改变了公款的使用权能，至于给个人使用还是给单位使用，使用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如何都不应影响挪用公款行为对公款使用权的侵犯。刑法规定挪用公款罪的三种情形中，只有第一种情形“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强调了“归个人使用”，这种情形中有必要对“归个人使用”予以界定，而后两种情形“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性活动的”、“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中并未要求“归个人使用”，况且立法上使用了“或者”并列性词语，在理解上不能将前者条件附加给后者，也就是说，在后两种情形中，挪用公款给个人还是单位使用均应构成犯罪，在司法解释、立法解释及司法实践中，片面地附加“归个人使用”、“以个人名义”、“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谋取个人私利”、“单位为私有企业、私有公司”等条件都不够科学和严谨。

2、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二款是挪用资金罪因犯罪主体而转化为挪用公款罪的条款，是对挪用公款罪的补充与完善。这一条款明确规定，任何国有单位从事公务人员和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从事公务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资金借贷给他人如果符合挪用资金罪的行为特征，即依照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这里的“他人”是广义上的法律概念，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单位；既包括私有制法人单位，也应该包括公有制法人单位，因此说，在挪用资金罪向挪用公款罪转化过程中，将挪用的公款借贷给任何所有制形式的法人单位使用，都应构成挪用公款罪。

3、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二款，将挪用资金行为规定为挪用公款罪，无疑是要体现对代表国有单位从事公务人员的从严要求，对其危害社会行为的从重打击，因为挪用资金罪是较挪用公款罪之轻罪，触犯轻罪行为，依重罪处罚是立法初衷的体现。如果这一立法初衷在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甚至出现与立法初衷背道而驰的结果，不能不说是立法的一大失误。如某国有证券公司经理私自把本单位上百万元公款借给某国有开发公司从事营利性活动。如果暂不考虑证券公司的所有制形式，该经理将本单位资金借贷给他人（某国有开发公司）进行营利性活动，这里的“他人”法律没有界定，应该包括国有法人单位，所以依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一款应当定挪用资金罪。但是由于该经理身为国有公司经理，依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二款，应对其以挪用公款罪定罪处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立法初衷。然而，事实上却不尽人愿，尽管证券公司该经理身为国有公司经理，属刑法第九十三条二款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之列，但是属于挪用公款给国有企业使用，不构成挪用公款犯罪，这怎么能体现出立法者的良苦用心。因此，只将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企业使用规定为犯罪有失偏颇。

㈡有条件地将挪用公款给单位使用规定为犯罪，浪费司法机关运作成本

依使用公款单位的所有制形式，认定挪用人是否构成犯罪，理论上不科学，实践中也不好操作。一方面，法律规定公款的挪用人对使用人的性质必须明知。如果挪用人主观上不明知公款使用单位的所有制性质，或以不明知为理由推卸责任规避法律，仅以公款使用单位的所有制性质来判定是否构成犯罪，这有客观归罪的倾向，不符合主客观一致的定罪原则。另一方面，将使用公款单位的所有制性质作为构成挪用公款罪要件，无形要加大司法机关的运作成本，浪费司法资源。实践中，有挂靠国有、集体实为个人投资、个人经营的单位；有个人承包、租赁的国有、集体单位；也有委托给个人经营的国有、集体单位；还有国有民营单位等等，这类单位表面上持有国有或集体的营业执照，实际却是个人营利性经济实体。检察机关办案中不仅要收集、提取行为人挪用公款的证据资料，还要收集、提取证明有关使用单位注册资金来源及公司章程、验资证明、营业执照等证明股权状况、企业性质的证据材料，以判断单位的所有制性质，无形中加大了司法机关的工作投入。第三，在实践中这些证明企业性质的证据也是很难获取到的，致使有些案件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只因公款使用单位的性质难以确定而搁浅，一般情况下判断企业的性质可依据企业的《营业执照》，因为它是国家授权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给经营单位取得合法经营权的凭证。但遇到上述情况时，根据有关法规和司法解释，检察机关无权直接否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发的营业执照中核定的企业经济性质，只能向原登记机关提供充足的材料和检察意见，以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重新核定其性质。1987年12月至1999年6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先后下发了6个有关核定企业性质的部门规章，这些规章有的已不适时宜，又没明令禁止，有的前后矛盾，无所适从，而且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也因没有充分依据不愿为检察机关出具证明材料。可以设想，在诉讼中核定企业性质，必然加大检察机关工作投入和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效率。

转贴于 ㈢有条件地将挪用公款给单位使用规定为犯罪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

1、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我国出现了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特别是党的十五大以后，经济成份更加活跃，出现了全民、集体、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国集联营、私有民营、国有民营等诸多经济成份。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一经工商部门依法登记成立，就是合法的民事主体，也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市场经济主体不分所有制，在法律地位上一律平等。而按照高法《解释》规定，同样手段、同样数额的情况下，挪用公款给私有公司、私有企业使用与挪用公款给国有公司、企业使用，前者构成犯罪，后者不构成犯罪，二者在法律上的待遇不同。再有同样是平等市场经济主体的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挪用国有企业资金给私有企业使用是犯罪，而挪用私有企业资金给国有企业使用则不是犯罪，宪法的平等性是如何体现的。

2、将私有公司、私有企业视为个人，势必造成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法律部门之间的不协调。其一，刑法第三十条规定，能够成为单位犯罪主体的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其中“公司、企业”并未将“私有公司、私有企业”排除在外。如果将作为独立法人的私有公司、私有企业视为个人，显然与刑法关于单位犯罪主体的规定不相吻合。其二，同是高法的《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同出于一个部门的司法解释出现截然相反的说法，是不严肃的。

笔者认为，挪用公款给单位使用即构成犯罪。

三、公款的具体用途不应作为挪用公款罪的核心要件

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和高法《解释》针对挪用公款的三种具体用途规定了不同的挪用数额和挪用时间，事实上把挪用公款的具体用途规定为挪用公款罪的核心要件。笔者认为，公款的具体用途不应影响挪用行为对公款使用权的侵犯。

把挪用公款的具体用途规定为犯罪构成必备要件，不利于正确把握挪用公款罪的认定，造成部分行为人逃避法律制裁

1、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不知道使用人用公款搞营利性活动或者用于非法活动，对使用人无法处罚。使用人隐瞒进行营利性活动或非法活动的主观故意与挪用人共同挪用公款，或事先约定挪用人“不知”真实用途与其共同挪用公款，其主观恶意较深，如果数额较大无疑对公款使用权构成侵犯，挪用人、使用人均应受到法律制裁，然而实践中，有些主观恶意较深，挪用情节较重的使用人却因挪用人不构成犯罪，而免受刑事追究；那些主观恶意不深，挪用情节较轻的使用人却要被定罪处罚，严重违背了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如：某甲没言明进行营利活动或非法活动与某国家工作人员共同挪用公款1000万元进行营利活动或非法活动二个月；某乙进行同样活动与某国家工作人员共同挪用公款10万元，时间也是二个月，只是某乙借款时说出了真实用途。按照法律规定前者某国家工作人员不知使用人某甲进行营利性活动或非法活动，虽然数额1000万元之巨，只因时间未超过三个月而不构成犯罪。挪用人无罪，即使某甲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挪用公款共犯标准，也无法对其定罪；而后者某国家工作人员明知使用人某乙进行营利性活动或非法活动，即使数额只有10万元，也因不受挪用时间限制而难逃法网，某乙构成共犯无疑，当然要受到刑事追究。挪用人法律待遇不同，是因其主观故意不同，姑且不论。对使用人而言公款用途、挪用时间等客观行为都相同，数额巨大者不受刑事追究，数额不大的却要定罪处罚，这是法律所不愿面对的事实。

2、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明知使用人用公款搞营利性活动或者用于非法活动，使用人改变了公款用途，对挪用人无法处罚。公款一经被挪出，公款使用权即被侵犯，挪用人就很难掌握使用人如何使用公款。使用人改变公款的用途，改变不了挪用人对公款使用权的侵犯。因此，公款使用人改变公款用途不应影响挪用人的犯罪构成。如⑴个体户宋某向某国有粮食企业经理祁某提出要借10万元公款用于倒卖鞭炮，祁某私自让单位出纳员将公款10万元借与宋某，不到两个月宋某说用不了那么多，归还5万元，另5万元用至两年后案发。一种意见认为祁某挪用公款10万元虽然当初主观上想给宋某搞营利性活动，但是由于宋某实际用于营利性活动只有5万元，应当认定祁某挪用公款5万元；另5万元没有搞营利性活动且归个人使用时间不足三个月不能定罪。另一种意见认为，祁某挪用公款的主观故意就是给宋某搞营利性活动，而宋某也确实用此款进行了营利性活动，至于宋某用于营利性多少不影响祁某的犯罪构成，应认定祁某挪用公款10万元。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本案至今尚未结论。⑵高某向某银行副行长王某提出借款10万元买一台大型汽车搞运输，钱到手后，高某用此款买一台桑塔那轿车自用，两个月后案发。此案的争论焦点是：如果高某不改变公款用途，王某就构成犯罪，如果高某改变公款用途，王某则不构成犯罪。笔者认为，无论高某对公款如何使用都不影响王某对公款使用权的侵犯，都无法改变王某挪用公款的主观故意。以他人的行为判定其有无罪行是不科学的，他人的行为应当是犯罪情节的具体体现。

3、挪用未用的，无法处罚。纵观刑法和高法《解释》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的三种用途，无论哪一种具体用途，都体现在“使用”上，有人认为“使用”和“未用”是两个截然相反的法律概念，挪用“未用”不符合挪用公款罪三种具体用途的任何一种。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与立法本意是相悖的。挪用人一旦把公款挪出，公款所有权人即对公款失去控制，挪用人长期控制公款不用，公款所有权人也就无法用此公款进行经营或获取收益，利益将会受到重大损失，这种行为理应受到法律制裁。如某国有公司经理王某，为个人建房指使单位出纳员取出公款10万元，由于房基地审批、规划不及时等因素，公款在王某办公室存放半年后案发，一种观点认为，王某虽然实施了挪用公款行为，由于该公款没有使用，不属于挪用公款罪中任何一种用途的定罪条件，王某不构成犯罪。另一种观点认为，自公款被王某挪出之时起，王某就构成对公款使用权的侵犯，且时间已经超过三个月，就应对王某定罪处罚，两种观点对恃不大，此案久拖未决。

还有挪用公款多种用途的案件，司法实践中往往很难分清公款的具体用途，致使有些案件久拖不决，如某人挪用公款建私房，私房既有家庭人员居住部分，又有经商网点，还有出租他人进行等非法活动部分，公款具体用途无法确定。实践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告人在法庭上往往以对上述情况不明知为由作无罪辩解，法院也本着就低不就高的原则作无罪判决，使相当一部分行为人逃避法律制裁，客观上造成了放纵犯罪的结果。

参考文献资料：

1、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2、张明楷主编《刑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3、赵秉志主编《新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赵秉志著《犯罪主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挪用资金篇8

关键词:挪用公款;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犯罪对策;司法会计

中图分类号:D918.9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6-0184-02

司法会计检查,是指司法机关为了查明案情,依照诉讼法律规定,对案件涉及的财务会计资料及相关财物进行的司法检查。近几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国家对宏观经济监管力度和微观经济调控手段不断加强,挪用公款案件涉及的作案手段也愈加隐蔽、愈加方式多样。为有效打击经济领域中的犯罪分子,提高诉讼调查质量,作为司法会计师,必须熟悉挪用公款案件司法会计检查的目的要求,熟知挪用公款案件的各种作案方法及类型,熟练掌握不同的检查技术方法与技巧,以应对各种手段挪用公款案件的检查需要。

一、挪用公款案件的司法会计检查的目的要求

根据《刑法》对挪用公款罪的定义及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对挪用公款罪的司法解释,司法会计师在协助侦查人员实施司法会计检查时,应当明确需要查明的下列事实:

1.挪用公款的次数、每次挪用公款的金额、归还次数、每次归还数额及案发时未还数额。

2.挪用公款的开始实施时间、每笔归还时间及“挪”的时间跨度。

3.被挪用款项的去向、用途及获利数额。

4.被挪用款项的应计利息。

5.被“挪用”款的性质,即被“挪用”的款项是国家所有、集体所有还是其他情形。

除上述检查目的外,司法会计师还应当关注可能涉及的司法会计鉴定问题。例如: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或非经营活动时,应当建议侦查部门提请进行投资损益或经营损益问题鉴定,以便查明挪用公款的非法获利额。

还有一种特殊情形是,村民委员会等集体经济组织人员,在协助人民政府履行国有土地的经营及土地征用补偿费用支付等七项管理工作时,挪用的款项属性既有国家拨付的资金也有村民集体资金,这涉及到挪用公款或挪用资金两个罪名。这种情形中,可能需要司法会计师通过司法会计检验或鉴定,通过确认被挪用款项的资金来源,为侦查部门确认被挪用款项的性质提供证据,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挪用公款案件出现的新特点。

二、挪用公款案件的作案方法类型

挪用公款罪侵犯的对象均是本单位一定数额的款项或款项凭证,犯罪嫌疑人常用的作案方法主要有盗用现金或现金等价物、延期报账、冒领预付款、抵押贷款、虚报应付款、擅自审批付款等。但挪用公款案件的作案方法尽管存在着千差万别,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种类型:

1.单笔挪用公款。即犯罪嫌疑人作案次数为一次,挪用笔数为一笔的行为。其特点是作案过程简单明了。

2.多笔挪用。即在某一期间内,犯罪嫌疑人挪用次数为多次,或一次挪用多笔公款。

3.连环性多笔挪用。即多次挪用款项,并以后次所“挪”的款全部,或部分归还前次所挪用款,而另一部分继续“用”出去的行为。

4.混合性多笔挪用。即犯罪嫌疑人将本单位的钱与个人的钱混合使用,当收大于支时,差额部分挪作他用;当收小于支时,不足部分用已挪用的钱或自有的钱支付。这种类型往往发生在单位财务管理非常混乱,作案者又是单位的出纳或现金经管者时。其特点是不易确定挪用次数和归还次数,不易分清挪用了哪笔钱,偿还了哪笔钱。

三、挪用公款案件司法会计检查技术方法探析

根据挪用公款案件的法律规定,挪用公款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必须是既有“挪”的行为又有用的行为才会被法律所追究,“挪”而未用不构成犯罪。笔者总结多年从事司法会计技术工作的经验,认为司法会计师通常可以采用以下技术方法,协助侦查部门发现和查证挪用公款的犯罪事实。

1.时间核对法。即通过核对各类收款凭证的开具时间与款项的入账时间,来证实款项是否被“挪”。如款项的入账时间大大滞后于收款凭据的开具时间,即可列为嫌疑账项,供侦查部门进一步追查。

2.审阅法。即通过对账面上所有付款凭证的审查,来发现嫌疑账项,并进一步跟踪追查的方法。如预付或借出款项,付款凭证没有经过单位领导或其授权人审批,款项即被付出。

3.提示侦查部门对长期挂账的应收或预付款,通过实地调查取证或协查等方式,证实应收或预付款是否已被收回。

4.协助侦查部门通过对库存现金、有价证券、存货等实物进行实地盘点,来证实账实是否相符。

5.协助侦查部门核对银行存款。这是查处挪用类案件的“杀手锏”,具体方法是将银行对账单与银行结算凭证逐笔勾对,来确认嫌疑账项的方法。使用该法时,特别要注意金额相等且长期未达的账项,须进一步追查原因。

6.分期余额分析法。即对单位财务管理混乱,某一会计期间全部或部分收支单据均没入账,现金保管员涉嫌混合性多笔挪用且已逃跑的情况下,为司法机关提供立案追逃依据或侦查方向,确定挪用时间、数额大致范围而采用的方法。具体方法是将所有没入账的单据按时间先后顺序重新恢复现金日记账,分月计算当期收支发生额及月末余额的一种方法。如将某单位恢复后的现金收支及余额编制现金分期余额分析表,如表1。

如果上表结余中不存在白条抵库现象,由于2、3、4、5月份现金余额均大于50万元,鉴定人即可作出现金至少被“挪”50万元,被“挪”时间4个月的鉴定结论,至于“挪”的准确数额和“用”的具体情况,须待嫌疑人到案后由侦查部门作进一步侦查后确定。

7.收支因素分析法。即对挪用行为发生日之前,案发单位经管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性质款项且混合使用条件下,为分清被挪用款的属性,须通过收支因素分析两种款项各自的余额,来确认被挪用款项性质的方法。此方法常用于对村委员会干部涉嫌挪用犯罪时使用。采用收支因素分析法得出的检查结论有三种情形。如某村委会于2007年开始协助人民政府对土地征用补偿费的收取和发放等管理工作,并于2007年3月20日收到第一笔土地征用补偿费,以后陆续收到该款,除此之外村委会还有属于村集体收入的资金,两种性质款在同一个银行账户核算,2008年7月14日,该村委会出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了50万元款,办案机关对该出纳涉嫌挪用公款还是挪用资金犯罪无法认定,委托司法会计对挪用款的性质进行鉴定。

第一种情形下如表2。

从表中看出,期初余额10万元发生在土地征用款之前,应认定为村集体资金,所以挪用行为发生时,该村银行存款150万元中,公款60万元,集体资金90万元,由于两种不同性质的资金在同一个银行账户中混合使用,且集体资金单项余额90万元大于挪用款50万元,按刑法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该种情形应属于挪用资金。

第二种情形下如表3。

同理,该村银行存款90万元中,公款60万元,集体资金30万元,该出纳挪用50万元中,同样按刑法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其挪用资金30万元,挪用公款20万元。

第三种情形下如表4。

再同理,该村银行存款60万元中,全部属于公款,该出纳挪用50万元的行为就属于挪用公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