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用资金范文

挪用资金范文第1篇

[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挪用资金罪指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的资金归个人使用或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或虽未超过3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对挪用资金罪的数额作了更为详尽的规定：(1)挪用资金数额1万元至3万元超过3个月未还的。(2)挪用资金数额1万元至3万元未超过3个月但进行营利活动的。(3)挪用资金数额5000元至2万元进行非法活动的。显然，本案被告所谓挪用资金的数额及用途，均不足以构成挪用资金罪，且从本案的全过程看，尚缺乏被告主观直接故意的要件，倒是被告在短款发生后，以欠据的形式承诺赔偿公司的损失，并得到公司首肯，这应视为对“挪用”最直接的否定。因此，本案应依法判令被告偿还5334．05元，而不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讼。

(作者单位：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兵团分院)

他缘何获刑两年？

李海洲

[案例] 丁念海是四川来疆打工人员，因工作不负责任，被开除。为此丁念海怀恨在心，偷偷把棉田里6根长160米的滴灌带割断以报复他人。经审理，法院以破坏生产经营罪依法判处丁念海有期徒刑两年，赔偿一三三团经济损失9072元。

[说法] 《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规定，由于泄愤报复或者其他个人目的，毁坏机器设备、残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坏生产经营的，处3年有期徒刑、拘刑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

(作者单位：兵团检察院)

死者能赔偿他的损失吗？

徐冬梅　刘晓兰

[案例]　2005年11月，李某驾驶着自己的面包车与骑摩托车的王某相撞，王某当场死亡，李某也受了伤。该事故经艾警部门处理后，交警部门认定李某负本起事故的次要责任，死者负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死者的家属遂向法院要求李某赔偿死者丧葬费和死亡补偿金16．3万元的40％。法院支持了死者家属的请求。之后李某要求死者家属赔偿其受伤花费的近7万元医疗费的60％，那么李某的损失能否从其赔给死者的损失里折扣?

[说法]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从2004年5月1日起，死亡赔偿金是赔偿给死者家属的物质损失，其性质是遗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家属继承了死者的死亡赔偿金，就应当在继承的遗产范围内清偿死者应当赔偿给李某的损失。本案李某的损失小于其赔偿给死者家属的死亡赔偿金额，可以从中折扣。

(作者单位：农一师阿拉尔人民法院)

收养女应由谁抚养？

牧　磊　施平

[案例] 原告刘甲与被告刘乙(7岁)法定人王某于1996年4月10日收养刘乙，未与刘乙生父母办理法定收养手续。1999年3月12日，刘甲与王某协议离婚，刘乙由王某抚养，刘甲负担抚养费。2005年5月，刘甲以经济困难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解除与刘乙的收养关系。王某不同意解除收养关系。那么，收养女刘乙应由谁来抚养呢?

[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第一款规定：“收养人在被收养人成年以前，不得解除收养关系，但收养人、送养人双方协议解除的除外，养子女年满十周岁以上的，应当征得本人同意”。由此可以看出，养父母与未成年养子女解除收养关系是《收养法》所禁止的，但它有惟一的例外情况，那就是收养人与送养人就未成年养子女达成解除收养关系的协议。本案中，刘甲、王某与刘乙的生父母无法达成解除收养关系的协议，因此刘甲的诉讼请求得不到支持。

(作者单位：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兵团分院)

结婚证明为何不合法？

徐　芸

[案例] 张某5年前与夏某办理结婚登记时，因当时没有结婚证书，便只领取了有关部门同意张、夏二人结婚的结婚证明。最近张某与妻子不合到当地的法院去办理离婚时，法院告之其婚姻不合法，不予受理，请问法院的做法对吗?

[说法] 我国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也就是说合法的夫妻关系是以是否取得结婚证来确定的。张某所领取的证明是不合法的，该证明也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所以法院的做法是有法律依据的，也是适当的。现在张、夏二人应尽快到当地婚姻登记机关补办结婚登记手续，领取结婚证，确定合法的夫妻关系，之后才能相互享受配偶身份的各种权利。

挪用资金范文第2篇

关键词 挪用资金罪 资金 挪用债权 客体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识码：A

1挪用资金罪的客体

关于挪用资金罪的客体，理论界存在一定争议。第一种观点认为，挪用资金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主要侵犯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另外还侵犯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经管理制度；第二种观点认为，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产权，具体侵犯的是单位对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第三种观点认为，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产所有权，具体指占有、支配和使用的权利；第四种观点认为，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资金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第五种观点认为，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产使用权；第六种观点认为，客体是资金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以及作为选择客体的占有权。以上六种观点的争议主要在两个问题上：

1.1挪用资金罪的客体具体是资金所有权中的哪种权能

笔者认为，挪用资金罪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对资金的占有和使用。所有权包括四种权能，即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第一，处分权能：虽然货币的性质是占有即所有，使用即处分，但此处可以将单位对资金的所有权抽象出来，挪用资金罪要求行为人不以占有为目的，只是暂时挪用本单位资金，故不侵犯资金的处分权能；第二，使用权能：行为人之所以挪用单位资金，就是为了利用单位资金另作他用，故必然侵犯了资金的使用权能。这两点几乎不存在争议，争议主要在于收益和占有；第三，收益权能：挪用资金行为不一定会侵犯资金的收益权能，如以现金形态存在的单位资金，本身并没有为单位带来收益，行为人将之挪用并没有侵犯资金的收益权能，故即便不侵犯收益权能，也可构成本罪；第四，占有权能：有的学者认为不应包含在挪用资金罪的客体中，因为资金的价值体现在交换时，单纯的占有资金并不能为物权人带来价值，这是资金和其他物的不同之处。但笔者认为，资金的占有并不是毫无价值的，虽然资金的价值体现在交换，但占有是交换的前提，占有权能保证了物权人在需要时可以随时获取资金，试想，如果一个单位的资金被挪走了部分，一旦单位需要大量资金时，剩余部分不足，则会损害到公司的经营，故占有权能虽本身不能带来利益，但其确实实现其他权能的基础，挪用资金罪的客体应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对资金的占有和使用。

1.2财经管理制度是否为挪用资金罪的客体

从客观上看，挪用行为必然会侵犯到单位的财经管理制度，这是否表明财经管理制度也是挪用资金罪的客体呢？笔者不赞同这种观点。第一，挪用资金罪规定在刑法条文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可见挪用资金的行为之所以构成犯罪，主要是因为侵犯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财产权利；第二，对于挪用行为来说，暂时的挪用对单位财经管理秩序的侵害程度较小，不足以构成犯罪的程度；第三，挪用物品的行为也会侵害到财经管理制度，且与挪用资金对财经管理制度的侵害程度相当，而挪用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物品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可见挪用行为对单位财经管理制度的侵犯与其被规定为犯罪，并无必然联系。故笔者认为，单位的财经管理制度并不是挪用资金罪的客体。

1.3为什么挪用物品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在划定了挪用资金的客体后，还需理清为什么挪用物品的行为没有被规定为犯罪，这涉及到立法者透过挪用资金罪想保护的利益所在。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资金罪都将犯罪对象限定在了资金，而贪污罪和职务侵占罪的犯罪对象都不仅包括资金，还包括物品，此种立法的用意何在呢？

挪用行为和侵占行为的差别在于是否以占有为目的，侵占资金或是物品都会造成公司财产的损失，故都认定为犯罪较易理解。而挪用行为则不然，行为人有归还的目的，并不侵犯财产的处分权能，虽然物品可以抵押或变卖转换成资金，但是此转换需要一定时间，需要与其他人达成合意，立法者认为挪用物品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的原因，在于物品并不能像资金一样，在单位需要的时刻立即行使其交换职能。

综上，挪用资金罪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对资金的占有权能和使用权能。而挪用资金罪的立法原意实际上保护的是能够立即行使交换职能的单位资产。

2“资金”的含义

2.1货币意义上“资金”

货币意义上的“资金”是资金最核心和最原始的含义，体现了立法者对挪用资金罪犯罪对象最本质的要求。货币包括纸质货币、金属货币、存款货币和电子货币。纸质货币与金属货币的流通较为广泛，不需进一步解释。而存款货币是指能够发挥货币交易媒介和资产职能的银行存款，包括可以直接进行转账支付的活期存款和企业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等。电子货币是指以金融电子化网络为基础，通过计算机网络系统，以传输电子信息的方式实现支付功能的电子数据，通常是利用卡基支付工具、网上支付和移动支付等电子支付工具来发挥货币的功能。卡基支付工具包括借记卡、贷记卡和储值卡；网上支付是指人民通过互联网完成支付的行为和过程，如在现今生活中非常普遍的网银支付；移动支付是指利用移动电话采取编发短信和拨打电话的方式实现支付。

总的来说，纸质货币和金属货币本身就是通过交换实现其货币职能，是最基本的货币形态；活期存款货币可以随时提现；定期存款可以通过提前取款的方式随时提现；电子货币由于涵盖很广，一部分可以随时和现金进行转换，如借记卡、微信支付等，另一些虽不能和现金进行转换，但是却可以随时通过支付实现其货币功能，如储值卡等。可以看出，被法律所承认为“资金”的要么可以随时变现，要么可以随时支付，都可以随时行使其交换功能。

2.2司法解释意义上“资金”

现在司法解释中的“资金”涵盖了金融凭证、有价证券、国库券。刑法第194条规定了金融凭证诈骗罪，此罪中的金融凭证是指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银行结算凭证，而挪用资金罪中的金融凭证应特指能够代表一定权利的银行存单、本票、汇票、支票等。有价证券指具有一定的票面金额，代表资金所有权或债权的证明书。它既能给持有者提供定期收入，又能当做商品进行买卖转让，但它本身只是一种没有价值的虚拟资本。有价证券包括商品证券、货币证券和资本证券，商品证券如提货单，货币证券如汇票和本票，资本证券主要指股票和债权，这也是有价证券的主要表现形式。国库券是指政府的授权部门，尤以财政部为主，发行的债券，是一种短期国债，是债券的一种，分为凭记式和记账式。记账式可以通过交易所买卖，凭证式不能买卖，但和定期存款一样，可以提前取款。

凭证式国债和定期存款可以通过提前取款的方式随时提现；股票和除了国债之外的其他债券虽然不能像现金一样在市场上流通，但按照国家规定可以随时在市场上进行买卖，自由兑换为货币，从而实现其货币职能，是以特殊形式表现的货币形态；司法解释所承认为“资金”也都可以随时行使其交换功能。这种随时交换功能实现的基础在于政府或银行强大的信用保证或是已经市场化、具有公认的市场价格，可以随时变卖。此处的变卖虽然也许达成合意，但由于这部分“资金”已经市场化，如股票，在某一时间具有固定的价格，不需对价格达成合意，而网络交易的方式也使得这种合意达成的用时非常短暂。总而言之，资金的特点在于“随时交换”。

基于此，笔者认为，有价证券中的商品证券并不属于资金范围。商品证券是记载着物权的权利凭证，类似于物，并不具备“随时交换”的能力，可见，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有价证券概念也需要进一步的解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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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用资金范文第3篇

关键词： 资金； 挪用资金罪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6-0101-01

【案情简介】

犯罪嫌疑人蒲某自2000年8月至2009年4月担任某胶片公司业务员，负责推销相纸、药水等货物及收取货款业务。自2004年开始，犯罪嫌疑人蒲某多次利用职务之便，以后收货款充前货款的方式，将收取的货款用于个人投资、结婚、支付房租及缴付住院费等个人生活消费；2007年犯罪嫌疑人蒲某将十万余元货款全部赔进股市，并于股市投资失败后开设多个外汇账户，用于个人外汇交易，共赔进折合人民币近五万元货款；后犯罪嫌疑人蒲某为了将前期亏掉的货款尽快补回，长期在本市多家动漫城进行游戏活动。犯罪嫌疑人蒲某的行为被公司发现后，公司领导与其协商，双方签订了还款计划，但截至案发时，犯罪嫌疑人蒲某并无实际行动履行还款计划，其擅用某胶片公司货款数额累计高达二十八万余元。

【分歧意见】

对本案的定性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犯罪嫌疑人蒲某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另一种认为其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犯罪嫌疑人蒲某侵犯的是公司资金的所有权还是使用权；二是其在主观上有无非法占有的目的。

持挪用资金罪观点一方认为，犯罪嫌疑人蒲某行为侵犯的是公司资金的使用权，由于犯罪嫌疑人蒲某在擅自使用公司货款时并没有更改公司账务，虽然用的是“以后补前”的方式将之前挪用的货款补上，但公司对其名下所有货款仍具有使用权，该权利仍受法律保护，犯罪嫌疑人蒲某仅仅是对该笔款项的使用权进行非法侵犯而非对所有权的占有；在其主观上应认为是挪用而并无非法占有的目的，首先，犯罪嫌疑人蒲某在案发前后明确表示自己愿意归还，只是因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并无使用非法手段平账，这就表示其在主观上确实无占有之意；最后，在整个犯罪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蒲某一直在用“以后补前”的方式将货款补上，也表明其行为仅为挪用而并非侵占。

持职务侵占罪观点的一方认为其侵犯的是所有权，根据我国《民法》规定，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由于犯罪嫌疑人蒲某长期占有公司货款不归还，导致公司长时间丧失对该货款的使用权，从而使得所有权形同虚设，名存实亡；而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原因有三：第一，由于公司报案前曾与犯罪嫌疑人蒲某协商还款一事，虽然犯罪嫌疑人蒲某主观上表示愿意归还，但事实上并无实际还款的行动表示，也就表示其之前的还款意愿纯属敷衍；第二，其长期使用公司资金进行炒股、炒外汇等营利性活动以及非法活动，其应当知道这些活动的风险性会直接导致不能将公司货款退还，但其实无收手之意，反而越陷越深；第三，案发后，犯罪嫌疑人蒲某虽然主观上表示愿意归还公司货款，但实际上根本无偿还能力，导致公司所有权名存实亡，因此足以认定其主观上对该笔款项有非法占为己有之意。

【评析意见】

挪用资金罪和职务侵占罪同属于侵犯财产类犯罪，二者都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犯本单位的财物，不同的是挪用资金罪是非法取得本单位资金的使用权，其行为方式表现为挪用，即并不企图永久非法占有，而是准备用后归还；而职务侵占罪侵犯的是本单位财物的所有权，且行为方式是侵占，即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那么犯罪嫌疑人蒲某的行为该认定为挪用资金罪还是职务侵占罪，笔者认为应遵照主客观相结合原则来分析。

首先，不论是职务侵占罪还是挪用资金罪，犯罪嫌疑人蒲某系某胶片公司业务员的主体身份的特殊性及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犯罪活动是没有争议的。其次，从法律上和理论上看，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全能，当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能的部分或全部与所有权仅仅是暂时分离的，所有权暂时失去了这些权能，这时的所有权结构是不完整的。但根据所有权弹力性原则，只要没有发生使所有权消灭的法律事实，如所有物的灭失或赠与等，那么暂时分离的权能还是要回归所有权人的，也就是说，如果本案中犯罪嫌疑人蒲某的行为构成职务侵占罪，则其行为必须是使得公司对该笔款项的所有权直接丧失，而事实上犯罪嫌疑人蒲某并无使用非法手段平账，即表示其并没有使公司对该笔资金丧失所有权，其行为侵害的是公司对资金的使用收益权，因此不能认定其有非法占为己有的目的。最后，犯罪嫌疑人蒲某作案当时的主观意思表示，结合客观事实进行判断，而不能将其犯罪结果的“无力偿还”作为定罪的标准，该结果只能对其量刑产生影响，并不能影响案件的定性问题，因此不能将他“想还却还不上”的行为认定为非法占有。

挪用资金范文第4篇

受累于创始人、时任董事长王恩权涉挪用资金，时空客集团2016年10月24日存在被终止挂牌风险的提示性公告。据公告，王恩权2015年年初占用公司资金241万元，全年累计占用1.86亿元，截至2015年底仍占用6607f元：通过指使基层员工借用备用金和以预付款名义向其个人实际控制的其他公司转款等方式。今年5月，王恩权因占用公司资金问题到大连市公安局高新园区分局自首；公安局认为王恩权挪用资金一案有犯罪事实，立案侦查；其后公司出现严重人事震荡、运营资金严重短缺、需继续投资项目停滞不前、未能按期披露半年报等问题。

另一重大的企业家涉挪用资金案例，是吴长江涉嫌挪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案，2016年9月1日在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公诉方书指控称，2012年至2014年8月期间，吴长江在未经雷士控股公司授权及雷士中国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情况下，利用雷士中国公司为其实际控制的五家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金，雷士中国公司为此先后出质保证金高达9.2388亿元。作为雷士公司创始人、颇具传奇色彩的企业家，吴长江很可能要在挪用资金方面栽大跟头。

中国企业家挪用资金的“罪与罚”，何以前赴后继？

一项高频罪名

《刑法》规定，挪用资金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2016年4月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数额在三万元以上的，应当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数额巨大”。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营利活动或者超过三个月未还，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数额较大”；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数额巨大”。挪用资金罪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进行非法活动”情形的数额起点，按照挪用公款罪“数额较大”、“情节严重”以及“进行非法活动”的数额标准规定的两倍执行。

近年来，挪用资金罪一直是企业家的高频罪名。

大案如：2012年，新华人寿原董事长关国亮被以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涉案2亿元；2013年，青岛华盾公司创始人、董事长何宽以挪用资金罪获刑7年，涉253万元；2013年，原托普集团董事长宋如华以挪用资金罪获刑9年，涉3.4771亿元；2013年，真功夫创始人、董事长蔡达标获刑14年――侵占、挪用资金3300多万元；2014年，深圳航空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泽源以挪用资金罪获刑10年――单独或伙同5名深航原高管挪用20.3亿元。

北京师范大学的《2015企业家刑事风险报告》显示，触犯频率最高的10个罪名依次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职务侵占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行贿罪、贪污罪、挪用资金罪、合同诈骗罪、单位行贿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挪用资金罪排名第7，除去及贪污罪这两个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罪名，排名第5。

雷士照明2014年亏损3.5亿元、吴长江离开后的2015年净利润0.5亿元，此外，长期任董事长、CEO的吴长江从第二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持股相差不到1个百分点）变为第四大股东，进而被董事会解职，去年1月被逮捕，今年9月遭。不管犯罪是否坐实，企业、企业家个人付出的代价无疑都很大。

法制观念淡薄

最高刑罚10年、企业发展受伤：挪用资金的罪与罚不小。个人素质问题是企业家身犯挪用资金罪的关键因素。

首当其>中的是法律意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中国的法制已相对健全，近几年更是明显。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全面依法治国成为国策，法制势必进一步完善。守法，是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企业家个人人身及财产安全的最关键保障，企业野蛮生长、企业家恣意妄为的时代已经过去。理所当然，企业家应该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学法、懂法、带头守法。吴长江被人评价不按规则出牌、霸道。时空客公告称，王恩权法律意识不强。如因法律意识不强而犯错、犯罪，则只能怪自己。

第二，公司治理方面缺乏意识、能力。良好的公司治理意味着权责对等、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决策执行监督机制，董事长、CEO等各公司治理的行权得到规范。实践中，很多企业家缺乏健全公司治理的意识、能力，习惯、喜欢人治，导致企业在相当程度上权责混乱、企业家权力高度集中、内控制度失灵，企业家违规包括挪用资金相当容易。权力过大、缺乏有效制衡，事实上增加了掌权者的个人风险，对企业同样不利，包括成败系于一人。健全公司治理，理该是企业家的一大责任。

2016年9月，吴长江在自我辩护时反复提及自己作为创始人曾带领公司取得的成绩；公诉人回应称，作为创始人，吴长江更应该审慎对待公司财产，但在本案当中，未看到吴长江所应尽到的勤勉责任。深陷挪用资金罪，对创始人群体而言的一个特别之处是，较为特殊的公私不分观念。起初创始人是企业的唯一股东，绝对控股，容易有企业是我的观念，人、财、物随意使用。随着其他股东的进入、创始人股权的稀释，部分创始人信奉企业属于全体股东，有人认为企业属全社会，但有些人依然认为企业是“我的”。这种僵化的思维之下――类似刻舟求剑，创始人容易犯挪用资金罪：企业是我的，哪有什么挪用？这背后的一个法律常识是：公司是独立的法人，拥有独立的法人财产权，任何人都无权侵犯，侵犯了就要承担相应的后果乃至法律责任；动用公司财产须合法依规。

挪用资金范文第5篇

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日臻完善和作为多元化市场主体之一的私营企业不断增长的情势下，如何在理论上拓展对现行刑法挪用资金罪主体问题的认识范围，已成为极为迫切的研究课题。我国现行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构成挪用资金罪。本罪的主体是非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由于在实践中，有些私营企业的业主或投资者也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由此便引发了一个问题，即私营企业业主或投资者挪用本企业资金，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挪用资金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能否成立挪用资金罪﹖对上述问题，综合已见诸报端的评论文章的观点，概有肯定和否定两种观点。持肯定观点的同志认为：首先，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本罪的主体是非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私营企业的业主或投资者直接参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应认为其也属于企业的“工作人员”，自然可以成为本罪主体。其次，业主或投资者的资金一旦注册成为企业的资本，就不再是业主或投资者的个人资金而是企业的资金了。以公司为例，股东的钱进入公司后是作为公司的资产和所有者权益的形式存在的。除非公司有利润分配给他，或公司破产或他退出股份，否则，他所拥有的只是公司的股份，而不能直接占有或拥有公司的资金。因此，私营企业业主或私营公司股东挪用本企业或公司资金的，就侵犯了企业或公司的财产权，可构成挪用资金罪。否定观点则认为：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挪用资金罪属于侵犯财产权的犯罪。私营企业的资金属业主所有，业主挪用本企业资金，不过是所有者对其所有资金的一种支配或处分行为，不存在侵犯财产权的问题，自然就不构成犯罪。

笔者认为，由于挪用资金罪属于侵犯财产权的犯罪，要认定私营企业业主或投资者挪用企业资金的行为是否构成挪用资金罪，关键是要确定业主或投资者与企业的财产之间是否具有直接的所有与被所有的关系以及挪用资金的行为是否对财产所有权构成了侵犯。因此，对这一问题不可一概而论，而要分析具体情况。

私营企业从责任形式上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依法取得法人资格的私营企业（主要是公司）。在这类企业中，投资者对企业的投资已成为企业的资产，企业的资金支配必须以法人的名义进行，投资者的个人财产与企业资产是相分离的。投资者只享有所有者权益，而对其所投入企业的资金没有直接的所有权。企业法人以其全部资产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因此，在这类企业中，企业业主或投资者挪用企业资金的行为无疑侵犯了企业的财产权，可构成挪用资金罪。另一类是非法人的私营企业。具体又可以分为两类：个人独资企业与非独资企业。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二条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经营实体。”就个人独资企业而言，业主对企业的全部资产享有直接的所有权。因此，业主挪用企业资金并不涉及侵犯财产所有权的问题，因而不应构成挪用资金罪。就非独资企业来说，多表现为合伙。我国合伙企业法第二条规定：“合伙企业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各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该法还规定：“合伙企业的财产由全体合伙人依照本法共同管理和使用。”对合伙财产的支配和处分须经全体合伙人的同意。合伙事务执行人未经其他合伙人的同意而擅自挪用合伙企业的资金，就可能侵犯整个合伙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因而可以构成挪用资金罪；但如果是全体合伙人经过协商，同意将合伙企业的一部分资金挪作他用，则属于合伙企业对合伙财产的处分行为，不存在侵犯合伙企业财产所有权的问题，也就不构成挪用资金罪。因此，就非独资的私营企业而言，关键是看业主或投资者挪用资金的行为是否对企业的财产所有权构成了侵犯。这一原则对其他形式的非独资企业也同样适用。

值得注意的是，有人认为，私营企业业主或投资者挪用资金的行为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并未侵犯财产所有者的所有权，但可能导致债权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即全部或部分债权得不到实现，从而间接侵犯了债权人的财产所有权，因此这种情形也应可以构成挪用资金罪。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妥当。如前所述，私营企业业主或投资者擅自挪用资金但未侵犯财产所有权的情形只可能存在于该企业是非法人的情况下。而无论是个人独资企业还是合伙等非独资企业，业主或投资者对企业债务都承担无限责任（合伙人更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如果企业资产不足以清偿债务，业主或投资者应以其个人财产清偿，债权人的利益一般来说不会因此受到实质性的损害。再者，债权和所有权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概念，即便债权人的债权因为挪用资金的行为而未能全部实现，也只是债务的追偿问题，而非所有权纠纷，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

挪用资金范文第6篇

【关键词】挪用资金罪 保险人 犯罪主体

一、案例

2008年6月1日，罗某提供两名担保人、缴纳保证金，与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新疆分公司继续签订保险营销员保险合同，该公司授权被告人罗某销售指定的人身保险产品，并为客户提供售后服务。2011年至2013年，被告人罗某将代收的王宗利等126名投保人缴纳的保险费360273元挪为己用。

二、分歧

本案定罪的关键是能否将“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解释为从事单位业务的人员。反对的观点是，保险公司与人之间系平等民事主体，不存在隶属关系，保险人不属于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本案不得认定为挪用资金罪。支持的观点为，将挪用资金罪主体扩大解释为从事单位业务的人员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即保险人可以构成挪用资金罪。

三、评论

笔者赞成第二个观点，即法院判决保险人可以构成挪用资金罪的观点，理由如下：

（1）将保险人解释为保险公司职工符合实质解释论的立场。首先，将保险人解释为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更有利于保护该罪所保护的法益。实质解释论主张，对构成要件的解释必须以法条的保护法益为指导，而不能仅停留在法条的字面含以上。挪用资金罪保护的法益为公司、企业及其他组织的财产权，公司、企业及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有主管、管理、经营、经手单位财物的权利及便利条件，故限定为犯罪主体。从本案来看，保险人负责代收保险费，同单位职工一样有着管理、经手单位财物的便利，为保护法益，有必要将保险人认定为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

其次，将保险人解释为保险公司工作人员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实质的侧面主张以实在法之外的标准衡量和检测法律，寻求法律的实质合理性。认定一个人是否“公司、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不应形式的考察劳动关系的有无，更应实质的考虑所承担的职责及从事的业务范围。本案被告人罗某作为保险人，负担保险公司的保单销售、售后服务、保费收取，其履行的职责属于保险公司职工的职责。

第三，对挪用资金罪犯罪主体进行解释时，应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关系变化的时代背景。当下企业经营形式的多样化，企业人员的组成也日趋复杂，单位的劳动人事用工方式已经趋向多元化，保险人是一种新型用工形式，这种社会变化应是解释刑法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2）将保险人认定为保险公司职工未超越社会公众的预测可能。保险人作为一种新兴保险从业形式，与保险公司之间的关系缺乏社会认知度，一般人普遍认为保险人就是保险公司的业务员。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投保人确信保险人的行为代表公司，属于职务行为，由此建立对保险人的信任，与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

（3）将保险人认定为保险公司职工符合法秩序统一的原理。在定罪时“理应考虑民法的权利关系作为界定，仅从刑法独立性的立场处罚进行考虑的见解是不妥当的”。显然在动用刑法制裁犯罪时，有必要考虑与民事、行政法律在此领域内的规定的内在统一性。

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挪用资金罪，则确定被告人挪用的资金为保险公司已收取的保费，由被告人向保险公司退赔损失，并不影响保险公司向投保人履行保险义务。但如果不承认本案被告人罗某是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便只能认定其行为是侵占罪，将其收取保费的行为被认定为个人行为，投保人成为侵占的受害者，否定了保险公司与投保人的保险关系，投保人交纳保费的行为转换成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代为向保险公司交纳保费的委托关系，显然不妥当。从社会效果的角度来探讨，这种法秩序统一的效果，更有利于善后。

四、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将保险人认定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符合实质解释论的立场，未超越公众的预测可能，且符合法秩序统一的原理。

在经济蓬勃、飞速发展的当今社会，各种经济形式、交易模式、用工方式不断创新，一方面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助力，但另一方面，法律具有滞后性，在司法实践按照法律条文的字面意思解释法律，不可能适应当前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指导下，坚持实质解释论的立场来解释法律。

参考文献：

[1]陈莉丽.保险公司保险人员构成犯罪探讨[N].贵州民族报，2013.

[2]李国波.保险公司人侵吞、挪用保险费的司法认定[N].保险职业学院学报（双月刊），2012.

[3]张明楷.实质解释论的再提倡[J].中国法学，2012.

[4]张明楷著.刑法学第三版[M].法律出版社，2007.

[5][日]佐伯仁志等.刑法与民法的对话[M].于改之、张小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挪用资金范文第7篇

2月末，烟台银行刘维宁潜逃案在各方封口之下，毫无官方可透露进展。“刘案很清楚，关键会波及他人，一时估计出不了结果。”2月28日，山东证监系统知情人对时代周报记者推测。

刘维宁案疑涉高层

刘维宁携款潜逃，绝对不可能是一人干成，还会有其他涉案人员。

此前，烟台办案警方的表态，给刘维宁携款潜逃案留下了太多遐想的空间，但谁也没有料到传言迅速波及烟台银行高层，甚至是董事长庄永辉。“总行、胜利路支行都有刘维宁改制前的老同事，案发时传言这些人可能会涉案。”烟台银行内部人士表示。

从烟台银行还是烟台城市商业银行的阶段，便一直担任胜利路支行行长的刘维宁，8年内数经变故，始终坚守一个岗位，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烟台银行内部人士表示，刘维宁得以长期担任胜利支行行长之职，一是因为其在烟台银行内部工作十几年，根深蒂固；另一方面，确实与烟台银行内部实权高管，尤其董事长庄永辉关系紧密。

此前报道，刘的出逃皆因2011年年底，烟台银行实行的“末位淘汰”制度，根据烟台银行此前的规定，各个支行的存款将会在年底进行比拼，排名倒数第一的行长将立即“下课”，在年底考核中，刘维宁任行长的胜利路支行位于烟台银行所有支行中的倒数第一，故而被淘汰。

近年一直经营状况不好的胜利路支行，作为行长的刘维宁，也仅靠与烟台银行高层的私人关系，尤其是董事长庄永辉力挺，才得以过关，而最终实行的末位淘汰制，终于让刘无计可施，选择潜逃。

“他们关系比较铁，细节不清楚，但他(刘维宁)干这事，董事长肯定都知道。”烟台银行内部人士表示，刘维宁跟庄永辉的关系，在行内并不是秘密。

事实上，刘维宁被捕以后的淡定态度，似乎心里有底，也跟烟台银行高层此前处理类似事件方式有关。六年前就曾发生时任烟台银行烟台山支行行长张群利达5亿元的票据贴现账外经营事件，其影响之恶劣不亚于刘维宁案。但张群利当时轻松摆平此事，如今是烟台地产开发商、亿万富翁。

2000年前后，于兴成因贪污被判刑入狱，新出任主持工作的董事长庄永辉看上了张群利胆大的性格以及头脑灵活，将其派到了烟台山支行做行长。

知情人透露，张群利事发以后，庄永辉并没有给予相关处罚，而是立即安排信贷部放款数亿元给这些账外经营的公司，以此交换，帮张群利收回了账外资金，渡过难关，但导致如今已有近1亿元不良贷款。

2006年，张群利辞职，但并非与烟台银行高管交往的句号。

改制后遗症

2006年，张群利与人合作新注册了润利置业，工商资料显示，张群利的出资额达到4200万元，占润利置业注册资本金的84%。由此，从烟台银行辞职仅几个月的张已成为千万富翁。

“吃水不忘挖井人”，一度担任阳光100烟台分公司总经理一职的张群利，在烟台银行股改中扮演了颇为关键的角色。2005年至2010年烟台银行年报都显示，烟台阳光壹佰投资有限公司一直位列烟台银行前十大股东之列。值得关注的是，此阶段正是烟台银行改制的关键时期。

2008年2月1日，烟台市商业银行（烟台银行前身）与香港恒生银行、永隆银行正式签订三方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两家香港银行将购入烟台商业银行共计24.99%的增资扩股后的股权，其中恒生银行控股20%，成为烟台商业银行大股东。

知情人透露，合作操盘者庄永辉等高管，在合作完成前便抢先下手购入股票，预期套利。2007年之前，庄永辉便已联络几个人一起购买了1.5亿股的烟台银行股权，每股1元钱。和香港外资银行合资后，烟台银行股权价格水涨船高。如今，烟台银行股权价格在2.5-3元之间浮动。庄永辉联络的人，目前尚无确凿证据，但张群利操盘的阳光100烟台分公司，正是烟台银行主要股东之一，几经辗转风生水起。

知情人透露，庄永辉购买股票的资金，除一部分可能来源于“联络人”，其他也可能来源于银行内部票据、资金。庄永辉要买烟台银行的股权但资金有限，便安排烟台银行营业部先开出空头的银行承兑汇票，然后马上贴现套出资金，购买烟台银行股权，接着又用股权质押，贷出款项，转回原来开空头承兑汇票的账户，充当保证金。正常情况下，开承兑汇票的前提是必须要有充足的资金和抵押，然而庄却逆流程操作，在没有任何条件前提的情况下，完成了整个流程。

“如果上述情况属实，如此大笔资金进出，可能涉及几个支行，经手人必须信得过。”烟台国有银行一中层分析。

知情人透露，为了避免股权份额太大引起他人怀疑，庄永辉等人把所持的1.5亿股股权分别由山东德州扒鸡集团等公司代持股权。

德州扒鸡、阳光100等公司均否认曾代持相关股权。2009年开始，烟台银行的股权开始升值，庄永辉安排人陆续对外转让股权，2010年和2011年，其转让了数千万股股权以偿还贷款。此期间，德州扒鸡、阳光100等公司很巧合地一直抛出烟台银行股份。

山东标金悬疑

票据贴现账外经营，似乎成为烟台银行部分高管的操作常态。刘维宁案发前，山东标金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标金”）已为其敲响警钟。

2011年9月，山东标金爆发千人被爆仓丑闻。注册资金仅500万、注册也仅仅两年，当时尚名不见经传的山东标金，一度成为关注焦点，其背后金主被锁定为烟台银行高管。

案发当时，山东标金网站显示，其为烟台银行金通资产管理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标金的法定代表人正是烟台银行副行长孙涛。山东标金吸引国内众多资金的原因，也正是由于其宣扬的烟台银行的品牌。“山东标金和我们没任何股权关系。”事发后，烟台银行董秘秦鲁斌表示。

然而，烟台银行下属公司金通资产管理公司，是山东标金母公司，而号称为圈子独立法人的金通资产，一直被银行内部人士认为是烟台银行高管的小金库。

根据烟台政府办公室2004年10月资料，为解决烟台市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置换问题，市政府决定由市政府所属的市经济发展投资公司作为贷款主体，与市商业银行签订贷款合同，向市商业银行贷款9亿元，期限为20年，贷款执行基准利率，由此将市商业银行的9亿元不良贷款置换出来，同时注册一个金通公司作为担保人对上述贷款提供担保。

2005年4月，金通公司成立，注册资金为1000万元，法人代表为赵秉权，烟台银行多位人士成为该公司股东，其中后来事发的刘维宁出资16.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65%，而烟台银行行长助理冯丽强出资238.45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3.85%。2009年6月，金通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换为烟台银行行长助理高翔。

2011年1月21日，金通资产以500万资金收购山东标金，庄永辉任命烟台银行副行长孙涛为新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令人吃惊的是，一度震惊金融界的山东标金事件，在烟台银行高管的一再否认下，最终不了了之。

2011年12月8日，金通公司将255万股股权（占注册资本的51%）以255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烟台宝泰食品有限公司法人代表王希生。借此，烟台银行高管再次逃过一劫，然而刘维宁案案发，终于成为其多年积弊爆发导火索。

烟台银行困境

“刘维宁案闹这么大动静，大事化小的难度很大。”烟台一家国有银行中层表示，目前迟迟没有后继动作，主要原因可能是各方复杂利益倾轧，尚未得到平衡。率先发难的是烟台银行大股东恒生银行。

按照烟台银行的设想，主要与外资股东在风险管理、零售银行、中小企业贷款、业务创新、员工培训等多个领域展开合作。2010年年报显示，恒生银行持股20%列第一，永隆银行持股4.99%列第三。除派驻副行长外，恒生还先后向烟台银行派驻了首席信贷官和首席风险官，以强化授信风险管控。

引入外资之后，烟台银行董事会的博弈便从未停止。该行2010年年报显示，董事会成员共13人，7人来自股东方，独董两人，董事长为庄永辉。

值得一提的是，迄今，烟台银行还未有行长一职。仅由董事长庄永辉提议李永平担任副行长，主持行长工作。

“港资银行注入，主要目标为拓展内地银行业务，更直接目的是期待上市后套利。”烟台银行内部人士分析，烟台银行经此一案，进一步融资乃至上市计划受阻已成事实。此前，恒生已有撤资消息传出，但内部人士分析，撤资是底线，也是烟台银行困局下谈判的重要筹码，“烟台银行高管层和当地政府，都可能面临一定压力”。

更大的困局来自烟台银行自身经营状况。“一手好牌已快打成瘪三了。”烟台国有银行一中层，用山东流行的扑克牌够级，形容烟台银行的困境。

坐拥700万人口、山东省GDP第二的烟台为后盾，烟台银行资质原本较国内绝大多数城商行，更为资本雄厚、掣肘因素也较少，但是，绝对权力，却将烟台银行带入了发展困境。目前，在全国144家城商行中，烟台银行资产规模排名第73位，在山东排名第八。

与此同时，银行历任高管却频传挪用资金、账外经营的传言，且造就了张群利这样的亿万富豪。

一旦恒生银行撤资，没有新的资本注入，烟台银行的家底，也许进一步暴露在阳光下。局面濒危之时，包括董事长庄永辉在内的高管一直选择缄默，更为耐人寻味的是，采访需要宣传部批准的托辞，似乎意味着当地政府开始介入相关问题。

挪用资金范文第8篇

2009年1月19日,全国人行系统组织开展内控安全检查,人行丽江市中心支行在全辖内控安全管理检查中发现某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账户与人行不符。据查,2008年3月20日,云南省丽江市某商业银行票据交换员冯某代同城票据交换系统录入员王某的班,冯某利用其既做同城票据交换系统录入员又做同城票据交换员之机,伪造200万元虚假进账单,将资金划到冯某弟媳的工行账户。2008年12月2日,冯某冒用同城票据交换系统录入员王某的操作员号和密码,采取同样的手法将200万元划转到冯某弟媳的工行账户。2008年12月11日,他故伎重演,又划100万元到冯某弟媳的工行账户。月末他采取压票,推迟入账、涂改对账单等手法使该行存款准备金账户的余额与该行在人行的存款准备金账户的余额保持平衡。冯某累计挪用该行在人行存款准备金账户资金500万元用于炒股,案发后归还了210.55万元。

二、案件分析

(一)商业银行方面的问题

这个案件暴露了该商业银行内控管理上的重大漏洞以及诸多违规操作行为。

1.操作员管理不力。该行放松了员工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对员工内控管理懈怠。同城清算是银行资金的重要出口,资金清算金额大,往来频繁。该行让同城票据交换员冯某去代同城票据交换系统录入员的班,这两个岗位是相互制约的,如此安排严重违反了内控管理规定。提出资金“一手清”,缺乏制约,风险非常大,给犯罪分子有机可乘。

2.密码保管不善。2008年12月2日冯某冒用该行同城票据交换系统录入员王某的操作员号和密码,将该行提出交换清单金额430.71万元篡改为630.71万元,伪造进账单将虚增200万元通过同城票据交换划转到冯某弟媳的工行账户。其中,盗用密码未说明具体情形,这有三种可能,一是王某的密码保管不善或密码设置过于简单,给冯某窃取了。二是2008年3月20日,冯某代王某的班就是使用王某的密码进行操作的,王某的密码未定期更换。三是该行日常管理较松散,业务相互代办,不分彼此,给冯某作案提供了可能和便利。

3.印章加盖不全。通常转账支票与进账单是配套使用的,记账员记账后要将提交他行的进账单加盖单位业务公章。票据交换员提出交换时要加盖同城票据交换章,这是重要的内控举措。而伪造虚假进账单未加盖单位业务公章,否则,就是与保管业务公章的人员联合作案。未加盖业务公章的进账单提入工行,工行接受并入账,说明工行柜面审核不严。

4.存在压票现象。从2008年4月至12月冯某采取压票不入账的形式,使该行月末账面余额与人行相符。该行压票现象长期存在,违反支付结算规定。挂账资金账务处理不及时既延长客户资金到账时间,影响了客户资金的周转,也弱化了事后监督的效果,同时,还给作案人员掩盖犯罪事实提供了途径。

5.内部监督形式化。由于该行网点有关人员未将记账凭证与同城清算差额报告表及留存的提出票据清单认真核对;事后监督人员审核时未注意会计事项的相关性,对提出资金未与付款凭证逐笔勾对,导致虚增提出200万元未被及时发现。

6.月度对账走过场。对账单由同城票据交换员在开户行和开户单位之间传递,冯某篡改对账单余额,然后将印章涂盖在篡改过的地方,说明未换人对账,票据交换员担任对账工作是严重违反内控制度的。2008年2月账务核对不符,该行签章确认核对相符;6月冯某采用压票手段,仍然相差10元,但该行又签章确认核对相符。该行对账工作走过场,致使冯某一年之中三度作案成为可能。

(二)人行方面的问题

案件虽发生在商业银行,但从发案到发现,时间将近1年,人行作为开户行在管理和操作方面也存在问题,并负有一定的责任。

1.会计制度方面的缺陷。《中国人民银行会计基本制度》仅要求人行按月向开户单位发送余额对账单进行对账,必要时可与开户单位进行面对面对账。未明确规定要提供分户账给开户单位核对发生额。该制度将对账权限给了开户单位,未详细规定开户行定期对账的责任和义务。制度上缺陷给对账工作留下了漏洞,而仅仅核对余额无法防范挪用资金的现象。

2.定期对账工作的漏洞。人行对账单余额栏只有小写金额,容易涂改,不易发觉,如:冯某通过涂改3月份对账单余额,该行签章确认核对相符。按惯例人行季度一般要开展面对面账。6月份冯某采用压票手段,存款准备金账户仍然相差10元,该行又签章确认核对相符。人行季度上门对账却未发现差错,也是难辞其咎的。而且,对账回单收回后,营业网点和事后监督人员未认真核对,否则涂改对账单的行为及其动机将早日发现。

3.票据交换系统的落后。同城票据交换系统是目前运用最多、使用最广泛、最廉价的清算系统。但该系统的版本不一,大多由各省自行开发,系统的安全性存在较大隐患。该系统与会计、国库的核算系统及商业银行的核算系统不相衔接,提出、提入资金都必须重复录入,既影响了资金周转速度,也给同城票据交换员作案预留了较大的空间,同时,给监督和防控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4.双方信息交流的不畅。支付结算管理由人行会计财务部门,具体操作在会计营业部门,支付结算检查大多由会计财务部门组织。除了对账、同城票据交换这两种渠道外,在信息数字化高速发展的今天,未建立和开通更有效信息交流平台,会计营业部门与开户单位信息交流不畅,2009年以前相互之间账务查询只有通过电话联系,其准确性和可靠性均值得商榷。

三、对策建议

这一案件启示我们:人行管理着巨额的基础货币,既要有效地防范内部风险,为开户单位提供更加全面、周到、安全的服务,也有责任对开户单位资金安全提供高效的外部制约和监督。

1.规范账务核对。将《会计基本制度》有关对账的内容进行修改完善,要求人行每日与开户单位进行账务核对,人行月度除提供对账单外还要提供分户账给开户单位核对发生额;明确要求开户单位换人进行账务核对或由会计主管进行对账。月度余额、对账单应增加大写金额栏,发生额不符时要逐笔查清并列明。

2.统一清算系统。开发全国统一的、安全高效的同城清算系统;或者以大额、小额支付系统代替同城清算系统,降低清算费用;实现同城清算系统与各行的会计核算系统最大限度信息兼容、数据共享,减少岗位设置和数据重复录入,提高工作效率。

3.严格内部监督。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不断规范事中、事后监督流程,明确监督责任。柜面监督要严格把关,提入业务一定审核凭证使用是否符合规定、凭证上是否有提入行的业务公章和票据交换章。提出业务一定要将转账支票与同城提出资金清单逐笔核对账号、户名、提入行是否相符;事后监督要逐笔勾对发生额,核对余额,要复核凭证与凭证之间勾稽关系,要查清资金来源。否则,难以发现问题和风险。

4.拓展信息交流。建立现代化的日常信息交流平台,或将今年推广的对账系统增加信息交流渠道,将人行支付结算规定和要求及时传达到开户单位,开户行或开户单位之间每日核对账务,结算工作中发现问题或疑问可以及时通过系统反馈到对方,对方要限时回复。由会计营业部门组织或参与支付结算检查,及时掌握开户单位执行结算纪律和存放入行资金的安全性、准确性,对开户单位无故压单、压票等违反结算纪律行为进行严肃处罚。

5.加强内部控制。商业银行要强化员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加强岗位交流,开展思想动态排查,并将员工操作的合规性与业绩考核挂钩。会计主管或部门负责人要明确岗位职责,合理安排人员代班,杜绝违反内控原则的兼岗行为。要定期检查密码、公章的保管使用情况和挂账资金合理性,严格结算纪律,避免压单压票现象发生。要主动参与对账或适时检查对账工作开展情况,严控内控漏洞和风险。

挪用资金范文第9篇

一、 案情

被告人王某，男，系某银行行长。

经事先商量，甲公司经理刘某以公司名义用500万元的银行承兑汇票在王某任职的某国有独资银行办理质押对开业务，王某再以承兑汇票背书存在问题为由，从保管员处要到该承兑汇票，再由刘某的妻子打借条从王某处拿走。事隔6个月，甲公司还款500万元给该银行。

后该银行改制为股份制银行，乙公司总经理陈某以公司名义用400万银行承兑汇票在该银行办理了质押对开业务，按照事先商量，陈某当日打借条并经王某同意，从该银行借出该汇票。事隔6个月，乙公司还款400万元给该银行。

二、 对本案的几种不同意见

对王某是否构罪及构成何罪的讨论中，存在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王某无罪。理由是：挪用公款罪侵犯的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公共财物的占有权、使用权，该银行对质押物（承兑汇票）无使用权、受益权、处分权，只是享有优先受偿权。王某将质押汇票借出，没有侵犯到公共财物的占有与使用权；改制后，王某不具备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且是以单位名义出借质押汇票，不符合挪用资金罪的客观方面规定。

第二种意见认为，王某构成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资金罪。理由是：王某主观上明知将质押的银行承兑汇票借出，会使银行资金存在风险；客观上与他人同谋，利用职务便利，多次将银行承兑汇票借给他人使用。由于银行改制，王某的身份发生变化，其行为分别构成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资金罪，鉴于王某的行为具有连续性，按照重罪吸收轻罪原则认定为挪用公款罪。

笔者认为，上述案件的正确定性，关键在于正确认识挪用公款罪以及挪用资金罪的客观要件。

三、 相关法律问题的探讨

犯罪的客观要件，是指刑法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的侵犯性，而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事实特征，包括犯罪客观方面与犯罪客体。正确认识客观要件，对于正确定罪有着实质性意义。

（一）挪用公款罪的概念及客观要件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之规定，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归还的行为。

1、犯罪客体

通说认为，犯罪客体是指犯罪行为所侵犯的、而为刑法所保护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如某种利益、某种权益、制度、秩序等。

根据上述挪用公款罪的法律规定，对挪用公款行为侵犯的具体客体，刑法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认识：第一种意见认为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行为对特定财产之占有使用权能的不可侵犯性和特定财产之占有使用权能本身[①]；第二种意见认为是即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国家财经管理制度以及公共财物的使用权和收益权；[②]第三种意见认为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及公共财物的占有、使用权[③]。

笔者认同挪用公款行为侵犯的是复杂客体，但认为具体客体不宜扩大化。其一，挪用公款行为是国家工作人员为私人利益，利用职务便利损公肥私，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其二，根据刑法条文之规定，侵犯的是公款而非公共财物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1款与第2款的规定，挪用公款罪犯罪对象为公款，即公共财物中呈货币或有价证券形态的那部分以及特定款物，而不包括非特定的公物。另外，挪用公款罪的本质是“公款私用”，将公款脱离单位的控制而挪作他用，但有归还的主观意图，因此侵犯的是公款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而非所有权。同时，占有、使用、收益权能属于并列、选择性权能，若单位对公款仅享有其中权能的一项，仍能给单位带来一定的利益，擅自挪用不但违反了单位财经制度与纪律，也损害了单位的经济利益，具有社会危害性，因此仅侵犯了其中一项权能，也应当定罪。

综上，笔者认为，挪用公款罪侵犯的具体客体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及公款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

联系案例，质押人刘某将500万的银行承兑汇票质押到该国有银行后，根据刑法第九十条之规定，该银行承兑汇票在国有银行的保管、控制范围内，且汇票属于有价证券，应当认定为公款。质押人刘某将银行承兑汇票转移占有来担保债权的实现，银行作为质押权人对汇票虽无使用、收益、处分权，但有占有权。行长擅自将质押的承兑汇票借给刘某之妻的行为，显然侵犯了对公款的占有权，使公款处于风险之中，应当认定了侵犯了挪用公款罪的客体。

2、客观方面

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主要是犯罪行为的表现方式，根据法律规定，挪用公款罪客观方面表现为三种形式：

一是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

二是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

三是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归还的。

其中，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全国人大常委会2002年4月28日《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的解释》，对此有规定：

（1）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2）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3）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谋取个人利益的。

对于以上法律规定及立法解释，以下问题值得关注：

（1）如何理解“个人决定”

这里的个人，应当不局限于一个人，而是相对于单位、集体而言，“个人决定”应当是指违反了平时的资金决策程序、使用制度。例如为了本单位的资金使用问题，通过个别领导的批准，而违反了通常情况下的领导集体讨论体制，亦应当认定为“个人决定”。

（2）如何理解“谋取个人利益”

与上述理解一样，为单位少数人谋取利益的，也属于“谋取个人利益”。

但有这样一种情形：仅是碍于情面，而将公款以单位名义供其他单位使用，而未谋取个人利益的，应当如何处理？

这一情形显然未包含在相关立法解释里面，但笔者认为无论是立法解释中第（2）种情形，即“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还是“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均违反了正常的财经制度，只是后者主体的在单位行使的权力可能大于前者，但都是使单位资金处于风险之中，应当予以同样的法律评价，而无需对后者加上“谋取个人利益”的限制。

因此，笔者认为“仅是碍于情面，而将公款以单位名义供归单位使用，而未谋取个人利益的”，也应当认定为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

（二）挪用资金罪的概念及客观要件

挪用资金罪，是指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借贷给他人使用，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

1、犯罪客体

刑法将挪用资金罪归为侵犯财产罪的这一类罪，显然挪用资金罪侵犯的主要客体是非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财产权。

但对于侵犯的具体客体是哪种财产权能，却有着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侵犯了所有权[④]，有的认为侵犯了占有权与使用权。笔者认为，挪用资金罪在主观方面同样是将资金挪用而非归己所有，因此，侵犯的是资金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且该三种权能具备并列、选择性。

不可忽略的是，挪用资金罪同样也是利用职务之便，公款私用。虽然该职务行为的主体是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而非国家工作人员，但同样是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刑法条文将挪用公款罪归为贪污、贿赂罪一章，将挪用资金罪归为侵犯财产罪一章，是因为两者侵犯的主要客体不同，侧重点不同，打击力度也因此不同[⑤]。

因此，笔者认为，挪用资金罪侵犯的客体是单位资金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及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2、犯罪客观方面

挪用资金罪与挪用公款罪的客观方面非常相似，唯一不同的地方在于对挪用目的的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6月30日《关于如何理解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的“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借贷给他人”问题的批复》，挪用目的包括以下两种情形：

一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本人或其他自然人使用；

二是挪用人以个人名义将挪用的资金借给其他自然人和单位。

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尚有不明确之处。第一，若将第一种情形理解为无偿归本人或其他自然人使用，那么“无偿归其他单位使用”的情形则没有包含在内；第二，若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挪用资金无偿或借贷给其他自然人和单位使用的，则不在法律评价范围内。

显然，挪用资金罪与挪用公款罪的形式一样，但前提（即挪用目的）却不尽相同，前者的法律评价范围远远小于后者。

联系案例，乙公司总经理陈某经行长王某同意，从该银行借出该汇票的情况，属于“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挪用资金借给其他单位”的情形，对于此种情形，现有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有的主张参照全国人大常委对挪用公款罪的立法解释，认定为挪用资金罪。笔者认为不妥，在当下我国的刑法理论中，“类推禁止”[⑥]已成为共识，因为一旦承认类推，它就极有可能破坏刑法的客观性、明确性及可预测性等重要价值。虽然挪用资金罪与挪用公款罪有相似之处，但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不宜“参照”，否则破坏了罪刑法定原则。

因此，依照现有的法律规定，行长王某的行为不能认定为挪用资金罪。

当然，挪用资金罪的相关司法解释并非没有缺憾。“利用职务便利无偿归其他单位使用”以及“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挪用资金无偿或借贷给其他自然人和单位使用的”两种情形，同样也侵犯了单位资金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也侵害了单位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具有社会危害性。而司法解释没有将这两种情形涵盖，无疑给了部分违法者漏洞可钻。

四、 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客观要件的重塑

应当说，挪用公款或资金的行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相当常见，对单位资金造成潜在风险，一旦因客观原因无法收回资金，将严重危害单位经济状况，影响社会机制正常运行。然后，法律总是具有滞后性，某些挪用行为本身已经具有相当大的社会危害性，但由于法律未予以规定，而未得到应得的惩罚，如此显然不利于社会安定。

因此，对从现实中寻找出的法律漏洞，有必要通过进一步的立法修改或补充解释予以完善。笔者就已阐述的问题，提出相应立法建议。

（一）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重新定位

对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建议将相应的立法解释修改为包括下列情况：

（1）将公款供本人、亲友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的；

（2）以个人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的；

（3）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供其他单位使用。

另外，既然挪用公款的使用主体还包括其他单位，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宜表述为“挪用公款归个人或其他单位使用”。

（二）修改挪用资金罪目的之法律表述

对挪用资金的目的，现行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规定为“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借贷给他人”，笔者认为“个人”即已包含了挪用者本人及以外的自然人，实际上挪用资金的使用主体还包括了其他单位；另外，不管是以无偿的还是借贷的形式，最终目的都是归个人使用，使用是目的，借贷是表现形式，刑法将目的与形式作为并列关系并不十分妥当。对此，笔者认为表述为“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或其他单位使用”更加符合挪用资金罪的犯罪特征。

（三） 完善挪用资金罪客观方面的法律规定

对于“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或其他单位使用”，建议将相应的立法解释修改为包括下列情形：

（1）挪用本单位资金归本人、其他自然人或单位使用；

（2）以个人名义将挪用的资金借给其他自然人和单位使用；

（3）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挪用的资金借给其他自然人和单位使用。

余论

有关上述两种挪用型犯罪的客观要件的不同认识，一直困扰着司法审判实践。笔者认为，其分歧关键在于两点：一是学理解释的方法不当[⑦]；二是立法规范的缺失与司法实践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基于此，把挪用资金罪、挪用公款罪侵犯的单位的经济权益理解为除处分权以外的并列、选择性权益[⑧]，以及重塑两罪的客观要件，那么无疑直抵案件公款非公用的本质，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注释:

[①] 周振想、韩哲：《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11卷，第04期。

[②] 《什么是挪用公款罪？》，载于/，于09年5月27日访问。

[③] 齐文远：《刑法学》，法律出版社出版，2001年版。

[④] 齐文远：《刑法学》，法律出版社出版，2001年版。

[⑤] 根据刑法条文规定，挪用公款罪在同等条件下处罚力度重于挪用资金罪。

[⑥] 刑法上的类推禁止，是就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而言。一般认为，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可以适当允许。

[⑦] 学理解释指有关宣传机构、社会组织、教学科研单位或学者、专家、法律工作者等对刑法规范的含义进行阐明的结

挪用资金范文第10篇

一、从挪用公款罪的保护对象看，应将挪用公款给其他单位使用认定为挪用公款罪。

《刑法》的保护对象也就是犯罪侵犯的客体，它是指犯罪主体的犯罪活动侵害的，为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利益。挪用公款罪的保护对象，即该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和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其中主要是使用权）。也就是说只要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侵犯了公款的使用权，不论其是自己使用，还是给他们使用，也不论其是给私有公司，企业使用，还是给其他单位使用，均不影响其挪用公款的性质，均应由挪用公款罪加以保护。

挪用给私有公司、企业的是公款，挪用给其他单位使用的同样也是公款，挪用公款给其他单位使用损害的社会利益同样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和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当这些社会利益因挪用公款给其他单位使用而遭受损害时，挪用公款罪自然应当加以保护。同一部法典厚此薄彼，只保护挪用给其私有公司、企业的公款，而不保护挪用给其他单位的公款，这显然不利于平等、全面保护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如一个国有单位的两个国家工作人员同时利用职务之便挪用相同较大数额的公款，一个挪向是私有企业，一个挪向是其他单位，最终因为挪向的单位性质不同，一个构成犯罪，一个不构成犯罪，这显然于法难解，于理不通。因此，损公肥私要打击，损此公，肥彼公也要打击。

二、从挪用资金罪的比照来看，应将挪用公款给其他单位使用认定为挪用公款罪。

挪用资金罪是随着1995年《公司法》的诞生，从挪用公款罪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新罪名。一是犯罪主体的分离，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员从挪用公款罪中分离出来；二是犯罪客体的分离，规定挪用资金罪侵犯的客体是单位财产的所有权，而不是挪用公款罪，既侵犯公共财产所有仅，还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分离的目的，旨在体现挪用公款罪相对于挪用资金罪因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而表现出的渎职性，其社会危害程度大于挪用资金罪，应予从严处罚，而非其他目的。因此，两者在客观行为上应保护高度的一致。

而《刑法》272条第1款对挪用资金罪作了这样的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 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在此款中，对营利活动和非法活动的规定与挪用公款罪无异议，如何理解此款中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借贷给他人呢？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作出司法解释答复为利用本单位资金归本人或者其他自然人使用，或者以挪用人的个人名义将所挪用的资金借给其他自然人和单位。很显然，以个人名义将所挪用的资金借给其他单位使用已成为挪用资金罪的打击对象，而此行为却不能成为挪用公款罪的打击对象，挪用资金罪的打击范围大于挪用公款罪的打击范围。由此看出：两者在客观行为上并不能保持一致，打击范围的缩小不能体现挪用公款罪的从严原则，与挪用资金罪在立法技术上不相协调。

三、由于不能将挪用公款给其他单位使用认定为挪用公款罪，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借贷给他人在《刑法》第272条第1、2款中出现不同的解释。

《刑法》第272条第1款规定如前述，第2款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外罚。也就是说，准国家工作人员挪用资金的行为以挪用公款罪论处。此处，挪用公款罪与挪用资金罪被规定在同一个条文中，两者都涉及到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借贷给他人的问题，但此句话在两罪中的含义是否一样呢？两种司法解释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挪用资金罪的司法解释不仅包括本人使用，同时还包括给其他人和单位使用。囊括了所有的自然人和单位。准国家工作人员犯挪用公款罪的司法解释，必须参照刑法第384条挪用公款罪的司法解释，即除了借给本人和其他人、私有企业，公司使用，其他单位除外，由此得出，同一个条款中，因主体不同表现出的罪名不同，使同一句话表达的法律含义、内容都不同；这显然在语法上，法律上都不符合逻辑，在司法实践中前后不一，不便于操作，不能保证刑法的统一、正确使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应在挪用公款罪中增设挪用公款归其他单位使用的内容，将挪用公款罪的条款修订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或借贷给他人，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同时在挪用公款罪的司法解释中将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或借贷给他人解释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公款归本人或其他自然人使用，或者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