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消费范文
时间：2023-11-29 01:00:24
职务消费篇1
7月初，《安徽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出炉。该条例将国有企业中高层领导人员薪酬、职务消费和兼职情况、出国出境费用支出、企业业务招待费使用情况列入厂务公开的必要目录。
提及国企高管的收入，自然无法回避职务消费问题；而谈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国企改革，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的规范化就更成了绕不开的公众聚焦论点。而众所周知，公众对于国企负责人的职务消费一直多有诟病。然而从2003年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被正式纳入监管至今已经十年，从监事会到职代会，从财务审计到纪检监察，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监管并非缺乏平台，更不缺少禁令。
《国企》记者根据公开信息调查发现，此前全国已有多个省出台相关条例规定，且在国企厂务公开的内容表述上与2012年由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监察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六部委联合下发的《企业民主管理规定》中的要求几乎保持一致，内容包括：中层领导人员、重要岗位人员的选聘和任用情况，企业领导人员薪酬、职务消费和兼职情况，以及出国出境费用支出等廉洁自律规定执行情况等。
各种禁令和规范为何至今“疗效”不彰？国企负责人的职务消费又该如何进行监管？这是国企改革需要直面的重要问题。《国企》杂志特邀相关专家各抒己见。
规定与执行错位
对于职务消费，各种规定并不缺乏。财政部企业司有关负责人对《国企》记者表示：2003年以来，各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相关规范。可以说，这些规定清晰地显示了国资委对于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制度建设的逻辑过程：从抽象的原则性规定到具体的禁止性条款和监督机制的建立过程。现有的规定也形成了对于职务消费全方位的管理体系。
这其中，既有对于涉及超标准、豪华、高档消费，用公款支付应当由个人承担的装修、保健、商业保险、培训费等费用，利用职务转移职务消费支出，虚列费用、套取现金等行为职务消费的禁止性规定，也有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的具体项目、标准等制度由企业制定，并报监管部门备案，以适当方式向职工公开的监督制约机制。
这些措施既弥补了职务消费项目难以列举、标准难以掌握等欠缺，又可促使企业职务消费项目和支出标准的明朗化，是当前破解职务消费难题的最佳选择。
有媒体评论指出，国家能从制度层面对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职务行为进行规范，顺应了民意呼声，也是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要求。
但是，相关规定出台后并未在媒体和公众中激起强烈反响，反而对规范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的呼声愈益高涨。安徽省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国企》记者采访时表示：“《安徽省企业民主管理条例》对国企要求公开的内容较以前并没有太大的突破，但在公开的时间、程序、监督考评等方面进行了一些细化。”同时，他也表现出一丝隐忧：“多年来，厂务公开的难点就在于高管收入公开，尤其在职务消费方面。希望此次文件政策正式实施时能得到真正的落实。”
理应“大快人心”的政策为何遇冷？
“老百姓对治理腐败的认知，主要不是对于立法的期望，而是对于严格执法的渴求。”中国政法大学法治与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郝建臻博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湖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研究员田湘波认为：“制定了很多制度，但有关方面执行乏力，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腐败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新规定自然不会在社会上产生太大的反响。”
错位原因何在？
国企高管职务消费规定与执行的错位，职务消费难界定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某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副总经理赵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职务消费的隐蔽性较强。相关规定对过去国有企业容易发生问题的环节做了重点规定，但无法详尽，更无法对企业变通的做法做出明确规定。有些企业会将领导消费转移到下属业务部门、销售部门、下属企业的业务费用预算中，由业务人员签单确认。还有一些企业将领导费用转移到供应商和外包商的合同额中，或将国有企业独特资源让渡给第三方从而形成消费池等。这些转移和消费几乎难以监控，也无法明确指认。”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系主任曾康华也指出，国企负责人进行职务消费时，有时候是集团或群体消费不好划分，同时不少单位也会主动把领导的职务消费转嫁到单位身上。对于高层领导而言，在进行职务消费时基本由下级代办，消费的理由和项目品种繁多，因此公私之间难以划分具体数额，更谈不上认定。
在苏海南看来，问题有三。第一，制度也有，但不是太细，比如请客吃饭占销售收入一定比例，是有总量标准的。但如何分解，如何落实到每次请客吃饭中，就没有标准了。第二，已有的制度没有真正贯彻落实。如果真正落实，比如职务消费一年花了多少钱，人均花了多少，都向职代会真正报告，消费标准按定好的去执行，要管好其实是很容易的。从2003年刮起的审计风暴揭露了国企高管薪酬的典型违规表现：领导职务消费不清、假发票、违规发薪酬、福利费和工会经费的不当使用、商业保险的违规购买等。其中，有些问题至今依然屡审屡犯。第三，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监管机制尚不够完善。从现有的条例规定来看，对于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主要来自企业党委（党组）、纪检监察部门以及职代会，还有国资委的监督。从中不难看出，这种监督并没有让真正对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心存疑虑的普通百姓更多地参与监督。
因而，在两会上，我们也曾看到这样的代表建议：建立一个国资委、企业党委及纪检监察部门、企业职代会、外部独立民众相结合的监督机制，这样可以随时调整国企负责人职务消费改革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使职务消费改革始终处在正确的轨道上。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表示，造成现在国有企业职务消费失范现象的原因有：一是监管不力，即当私利动机泛滥并最终屏蔽职业操守时，高管们有机会以较低的风险从职务活动中牟取私利。二是产权不清，国有资产所有权归属于抽象政府组织，委托人虚置而人必然日渐强势，最终导致“内部人控制”。三是管理行政化。行政部门的绩效考核与组织部门的干部管理方式将行政管理方式注入到国企之中，现代公司组织的制度优势被抵消殆尽，“内部人控制”不可避免。
此外，相关人士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国企高管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在高管整体的激励监督机制中多少显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他们认为，要系统地看待职务消费改革问题，还要将之放在国企改革与增强效率中看待。从整体激励制度来看，只有基本工资、福利、股票期权等中长期激励规范透明之后，再加上规范的职务消费，整个制度才是健全的。
如何规范？
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 “除了加强企业内部监督之外，还应该实施有效的公开监督。现有相关条例规定应当以适当方式向职工公开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职务消费，但并没明确提出向全社会公开，更没提出建立公开制度，希望社会的公开监督能及早提上议事日程。当然，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向社会公开的过程中也需要防止非企业员工由于不熟悉企业情况，形成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给企业正常运营带来负面影响。”中央党校党建部副教授蔡志强指出。
任建民则认为，国企高管职务消费监管难题涉及深层次的制度原因，既有行政行为方式与市场经济规则之间的冲突，也有公共权力与私利动机之间的矛盾。因而，破解国企高管的监管难题，需要从完善制度建设、促进信息公开以及提高制度执行力等方面提供配套改革。
任建民具体阐述道：“首先，建立完善现代产权制度，并且在此基础上健全规范法人治理结构。其中，对国企的产权归属与产权结构的明确是基础条件。也就是说，国企首先要理清企业和政府的关系，把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企业而不再是政府部门的延伸，国企高管也应还原为真正的企业家而不是官员。国有企业应当按照职业经理人考核和发放薪酬，把上市公司的治理模式引入国有企业。其次，把国企高管的职务消费放置在阳光之下。一是须结合严格的会计、审计及税收制度，公开国企高管的所有职务消费。同时，国企高管仅仅公开收入和职务消费还是不够的，按照公务员标准应该公开他们的财产和家属情况。二是应该结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制度，使国企重大问题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大额资金使用等问题及时向企业员工甚至全社会公开相关信息。此外，还应结合公司信息披露制度，公开公司经营的账务状况、盈利情况、盈余分配等相关信息。三是应在国企高管中引入竞争机制和退出机制，市场经济的发展将会培育出日益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国有企业产权明晰之后可以让职业经理人公开竞争上岗。”
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小燕教授则建议实行国企高管人员淘汰制，建立负激励机制。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采取企业员工投票、全民社会监督的形式，以增强员工和社会各界对国企高管人员的了解和信任。当高管面临失去既得利益的风险时，将会更加珍惜政府和人民赋予的权利，切实承担起经营国有资产的受托责任。
“解决国企高管职务消费中的腐败问题，关键是要严格执行制度，做到违法必究，真正建立起权责一致的责任体系。只有这样，法规制度才不会成为花瓶，而是具有实实在在权威性和执行力的规范性文件。”郝建臻表示，“否则，所谓的法规制度仅具有劝告、倡导的作用，而不会真正得到刚性实施。”
社科院研究员丁敬平博士认为，在规范高管职务消费问题上，国外经验值得借鉴。“目前国内外各界在理论上对职务消费还没有公认的定义和界定。然而，在国外成熟的专业人力资源公司的数据库里，保存着各种行业各种规模的不同层级管理者的职务消费数据。借助这些数据及严格的审计，企业就能较为有效地控制高管的职务消费。在美国，企业高管的福利和职务消费只在薪酬结构中占有很小的比例，而且会在合同中做明确说明。一些企业倾向于把职务消费计入薪酬，给有消费需要的岗位设立一定资金额度，打入到薪金中，无论盈余还是不足，全由支配者自己调整。因此，可以说美国高管的薪酬就是一道减法，先是给他一份足以吸引他的高额薪资，然后减去税收，再减去职务消费金，最后才是他实得的报酬。恰恰相反，目前我国国企高管的薪酬则是一道丰厚的连加法，即很低的薪水，加上各种名目的福利、津贴，然后再加上基本可以视作‘管吃管住’的职务消费。”
但是，丁敬平也表示，没有必要全盘拷贝西方经验，因为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在探索解决模式的难题。“其实即使成熟的国外企业，也无法完全控制一些职务消费中存在的弊病。如曾被誉为‘世界第一CEO’的美国通用电气前高管Welch·J，在他离婚案中暴露出职务消费过度和滥用问题。这位CEO退休后从乘坐公务飞机到购买棒球门票，甚至是报纸和一些日常用品都无须自己买单。由于美国证券委员会并没有要求各公司披露高管的退休金详情，因此退休待遇恰恰是很多高管当初要求的激励手段之一。”
链 接
职务消费规范化的探索
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现代企业架构渐次明晰，但国有企业负责人的薪酬体系始终纠结，职务消费的边界也有模糊不清的现象。因此，国资委成立伊始就开始了职务消费规范化的探索。
国有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开始被正式纳入监管始于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规范职务消费，加快福利待遇货币化。”同年11月27日，国资委出台《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2004年6月，《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暂行办法》颁布。这两部法规勾勒出了国资委作为国资托管人对于央企负责人管理的最初构想。
到2006年6月，经历了大量调研而形成的《关于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职务消费的指导意见》正式公布。通过《意见》，国资委尝试对于央企负责人经常发生、用途明确、标准易定的职务消费，实行货币化改革。尽管《意见》公布之初，公众、学者对其提出内容尚需进一步细化等要求，但标志着职务消费规范终于起步。
职务消费篇2
关键词：公务员；职务消费；制度规范；货币化改革
职务消费是指公务人员为履行公务所必需的、适度的消费，包括招待费、差旅费、交通费、通讯费等，它构成政府运行成本的主要部分，是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所必需的费用支出。但是，职务消费与权力紧密相关，对职务消费的范围及标准既无允许的规范，又无约束的规定，往往会导致行为主体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使得必要的消费供给不足、腐败现象普遍存在。要保证财政资源的使用不偏离公共利益，就必须将职务消费纳入制度化、货币化、规范化的轨道。
一、当前公务员职务消费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1.职务消费不透明、不规范，滋生腐败
职务消费中的腐败是腐败最集中、最常见的表现。由于对职务消费的范围、标准等基本问题缺乏明确的规定，使得实际工作中缺乏合理、规范的制度性约束，形成了“职务消费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局面。制度刚性的缺失和消费的不透明又使得假公济私的个人消费、过度的职务消费以及故意的奢侈浪费层出不穷。与贪污、受贿等其他的腐败行为相比，职务消费中的腐败有其自身的特点，它几乎天天在人民大众面前发生，很容易导致民心的流失。
2.职务消费管理口径不一，随意性大，并呈扩大化趋势，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
职务消费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预算外资金，由于我国对职务消费的管理口径不一，存在很大的地域、部门差异，随意性较大，因此，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职务消费项目越来越多。另外，“实报实销”的财务报销制度使得公务员只要有合法的票据，就可以由政府为其“埋单”，这些行为必然会加重政府负担，导致行政经费的过快增长和财政资金的严重浪费。
3.供给制和实物分配制广泛存在，导致了高行政成本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务员职务消费及福利待遇由政府大包大揽：其住房、用车、通讯工具等实行实物配给，差旅费、招待费等采取“实报实销”的财务报销制度。当前的职务消费制度虽然进行了试点改革，却依然没有实现全面货币化分配，大部分地区继续实行实物供应，并且对供应对象也缺乏严格的控制。1995年，全国行政事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11%，如今已经达19%～20%了。2006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行政事业支出超出财政支出部分，高达5780多亿元[1]。
4.监督主体不合理，有效监督少
公务员既是职务消费政策制定者，又是职务消费政策执行者，并且是最后的受益者[2]。行为主体的一致性使得监督过程中暴露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上级“鞭长莫及”难以监督、同级“怕惹非议”不愿监督、下级“怕穿小鞋”不敢监督，最终导致内部监督失灵；另一方面，由于公务员职务消费在制度上缺乏透明性，使得公众和舆论等外部监督获得信息的渠道不畅通，获得的信息量也不对称而难以实行监督。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职务消费制度难以达到节约资金、防治腐败的目的。
二、公务员职务消费制度中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1.缺乏完善的公务员薪酬制度
目前职务消费的诸多问题与薪酬制度的不合理有着直接联系。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低工资的薪酬制度，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给公务员加过几次薪，但由于幅度不大，公务员工资偏低的状况并没能得到根本的改观，与其社会地位、工作需要和工作强度难以匹配。在这种情况下，职务消费就变相成为公务员工资的补充。由于我国缺乏公务员工资加福利的薪酬体系，各种津贴和补助游离于工资之外，公务员的福利待遇也缺乏统一的标准，较低的工资以及不规范、不透明的各种补贴又加大了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差距，刺激了部分官员的腐败行为。可以说，低工资是造成当前职务消费混乱、公私不分的根本原因。
2.制度建设方面的缺失
①预算约束的缺失。硬性的预算约束的缺失，是导致职务消费异化最根本的原因。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预算制度，预算没有细化，执行标准不一，只重投入、不重产出，必然导致不计行政成本，不讲行政效率。近年来，我国对预算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但是实际执行中随意性大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预算难以从经济根源上规约职务消费。目前，我国的预算制度还未完善，还存在大量的预算外资金，预算的法律效应也不强，没有任何约束力。
②职务消费范围界定模糊。由于职务消费与公务员所拥有的权力有直接关系，有人据此把职务消费同权力消费等同起来，认为只要与手中权力沾边的消费，都可以找公家报销。有一些消费虽然与权力沾边，却介于职务消费和非职务消费之间，这种消费既不违反职务消费的规定，却又超出职务消费的范围。比如，一些无明确目的的会议被安排在高档宾馆甚至是旅游度假区，有些领导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力空间，提高接待的档次并且扩大邀请的范围。正是由于职务消费的范围规定不明晰，导致职务消费恶性膨胀。
③职务消费制度在执行中大打折扣。我国现行的职务消费制度在设计的时候就不合理，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执行起来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有些制度规定脱离实际，缺乏可行性，造成职务消费在制度和执行上严重脱节，比如差旅费制度；其二，公务员既是职务消费制度的制定者，又是职务消费的直接受益者，很难排除自身利益的干扰，执行起来难以真正到位。
④对职务消费违规行为处罚不力。由于目前对大吃大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职务消费中出现的问题难以量化，对职务消费违法违纪行为尚无明确的规定，鲜有人因为职务消费而受到制裁。低风险及消费“攀比”效应的广泛存在，很容易促使一些公务人员不必担心后果地过着奢侈的生活。
3.政府机构臃肿，人员严重超编
目前，我国依然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机构设置框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为：机构臃肿、人员严重超编，特别是直接为领导干部服务的人员日益增多。2005年8月10日，安徽省出台《关于加强对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管理监督的暂行规定》，取消了省辖市、县(市、区)领导干部的专职秘书配备。两年前，四川省也做出了类似的规定，但是改革的阻力很大。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进行此项改革，不仅市县级领导有专职秘书，就连一些乡镇干部也普遍有秘书跟班。自1982年以来，国家虽然先后对政府行政体制进行了五次较大的调整，但政府机构人员膨胀问题依然十分严重。人越多，官越多；官越多，事越多；事越多，又刺激人更多，如此，陷入帕金森定式。官多，必然导致与此相关的职务消费过度膨胀[3]。
三、公务员职务消费制度改革的思路
要彻底清除公务员职务消费中出现的问题，就必须进行改革，将其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货币化轨道，用制度来规范、约束职务消费行为；同时，根据职务消费项目的具体特点，将部分职务消费货币化，从制度根源、经济根源上规约职务消费。
1.加强思想建设，强化职业自律
推行公务员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首先要解决公务员思想认识上的种种问题，引导其破除利己思想，树立行政成本意识，强化职业自律；同时，加强公务员对腐败的认识，提高其思想觉悟，从而实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2.加强制度建设，规范职务消费行为
①实现公务员职务消费制度化。这就要求按照政府运行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逐步建立起一套机制完善、运作规范、措施得力的管理制度，彻底清除职务消费“灰箱”，降低公务成本，提高行政经费利用率。为此，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压缩职务消费的范围，严格区分个人消费与公务消费。职务消费应该主要限于在职人员的公务消费，要坚决杜绝私人消费由政府“埋单”的现象。
其次，分类制定职务消费标准。职务消费标准既不能搞一刀切，也不能一成不变，要充分考虑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和不同部门的工作需要，承认不同地区同级别职务消费差异的合理性，分级、分类核定地方政府职务消费标准，从而达到既能满足公务员的正常公务消费，又能降低公务成本、提高政府行政经费利用率的目的。同时，为了保证标准的有效执行，制定消费标准的单位必须是独立于执行标准单位、个人之外的“第三方”[4]。
再次，改革公务员的薪酬制度。职务消费恶性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公务员的法定工资较低。借鉴西方公务员薪酬制度的经验，公务员工资应该包括满足其生活方面的支出以及履行公务的必要支出。在财力支持的条件下，应给有消费需求的职位设立一定的金额，并将其纳入公务员薪酬之内，其职务消费部分结余归己超支自付。同时，要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不同的工资标准，允许合理的工资差距。通过逐步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使其工资水平略高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
最后，充分利用市场的调节机制。配合建设有限政府和节约型政府的要求，政府要将市场能做的还给市场去做，政府只做市场不想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政府机关的一些行政服务能推向市场的应当交由市场去做，例如：公车可以通过成立汽车租赁公司来提供服务，取消专职司机队伍；机关后勤服务也可以进行社会招标。政府管的事情少了，职务消费的范围和耗费自然就会有所下降。
②实行部分职务消费货币化。职务消费的货币化改革，主要是对职务消费中票据报销部分进行的改革，在管理方式上实行核定标准，包干到人；在支付方式上，实行货币化[5]。
将职务消费全部货币化是不现实的，很多指标难以量化衡量，要避免出现“泛货币化”的倾向。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将易量化的职务消费(如交通费、通讯费等)以货币的形式直接发放给公务员，超支自付、节余归己，以强化其成本和效率意识。有的用货币化的方法就不合适，比如差旅费，对此只能依靠建立严密的职务消费报批制度。
③硬化预算约束。职务消费主要来自于预算外资金，职务消费问题存在的主要根源在于预算的软约束，因此，抑制职务消费问题最根本的措施是预算制度的有力约束。具体来说，在预算的编制层面上，要做到全面、及时、合理，加大预算外资金的清理力度，所有的职务消费都要用预算内资金支出；在预算的执行层面上，要使广大公务员认识到预算的本质就是法律，一旦被批准，就不能随意更改，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违反预算即是违法。
3.加大监督处罚力度，维护制度的权威性
职务消费中出现的腐败问题，与监督处罚不力、政务透明度不高有直接的关系。进行职务消费制度改革，就必须将政府的公务活动置于“阳光”下，接受外部的监督。
①实行政务公开，提高公众的参与度。由于政府政务不透明、公开程度不高，公众对公务员职务消费最基本的知情权都得不到满足，更谈不上监督。而且我国现行的制度安排缺乏必要的保障机制，公众揭发官员腐败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激励和保护，公众参与度比较低。建立职务消费公示制度，定期公布政府行政经费使用信息，有利于职务消费透明化、公开化，把领导干部职务消费行为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降低职务消费腐败的发生率。
②以外部监督为主，严惩违法违纪。由“内部人”制定改革规则容易导致职务消费货币化程度过高，从而引发“变相腐败”：一方面享受职务消费补贴，另一方面又暗中报销费用，因此，必须加强对改革过程的监督检查。内部监督的失灵启示我们将监督的重心转移到依靠外部监督上来，形成以纪检、监察、司法、舆论、公众等组成的外部监督合力。对于官员的违法违纪行为，要畅通渠道，鼓励群众举报、媒体曝光；纪检监察机关要通过开展专项检查，及时查处违纪人员；司法机关要对职务消费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加大惩治力度，切实维护制度的严肃性。
4.加快各项配套改革，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配合。职务消费制度改革的顺利实施，需要精简机构、预防转嫁消费、完善考评机制等相关措施保驾护航。
①进一步推进机构改革。臃肿的机构、超编的人员必然导致政府财政不堪重负。为了切实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公务员职务消费改革必须配合机构改革才能有效进行。合理规定职务消费适用人群的范围及额度，遏止“公共地悲剧”。在保证行政作为的前提下，改革最终要达到减人、减事、优化职务消费结构的目的。
②建立转嫁消费的预防机制。当前进行的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并没有全面铺开，只是在少数地区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搞试点，改革还没有深入到垂直部门和企业，这就为部分官员利用职权转嫁改革的成本提供了机会。由于目前尚未对此有明确的惩罚措施，出现问题处理起来很棘手，因此，必须针对这种行为竖立起“警戒线”。
③完善公务员绩效考评机制。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必须与完善公务员绩效考评机制相结合，防止因职务消费紧缩导致公务员行政不作为，影响政府行政效率。要将是否利用职务消费搞腐败、是否在职务消费中奢侈浪费作为考核公务员廉洁自律情况的重要内容和晋升的重要依据。对于那些拿了补贴不好好履行职责的，要有专门的惩罚办法，将异化的公共权力重新引导到“公共”的大道上来。
参考文献：
[1]王鹏.去年公车出行耗资3000亿[N].现代快报，2007-01-18(A16).
[2]张永刚，邸平玲.从公务员职务消费看当前腐败[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6)：126-128.
[3]焦建国.规范职务消费：辨析、探源与改革建议[J].地方财政研究，2005(9)：4-8.
[4]孙建东.对行政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的思考[J].经济与管理，2004(12)：35-37.
职务消费篇3
关键词：公务员；职务消费；制度规范；货币化改革
职务消费是指公务人员为履行公务所必需的、适度的消费，包括招待费、差旅费、交通费、通讯费等，它构成政府运行成本的主要部分，是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所必需的费用支出。但是，职务消费与权力紧密相关，对职务消费的范围及标准既无允许的规范，又无约束的规定，往往会导致行为主体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使得必要的消费供给不足、腐败现象普遍存在。要保证财政资源的使用不偏离公共利益，就必须将职务消费纳入制度化、货币化、规范化的轨道。
一、当前公务员职务消费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1.职务消费不透明、不规范，滋生腐败
职务消费中的腐败是腐败最集中、最常见的表现。由于对职务消费的范围、标准等基本问题缺乏明确的规定，使得实际工作中缺乏合理、规范的制度性约束，形成了“职务消费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局面。制度刚性的缺失和消费的不透明又使得假公济私的个人消费、过度的职务消费以及故意的奢侈浪费层出不穷。与贪污、受贿等其他的腐败行为相比，职务消费中的腐败有其自身的特点，它几乎天天在人民大众面前发生，很容易导致民心的流失。
2.职务消费管理口径不一，随意性大，并呈扩大化趋势，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
职务消费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预算外资金，由于我国对职务消费的管理口径不一，存在很大的地域、部门差异，随意性较大，因此，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职务消费项目越来越多。另外，“实报实销”的财务报销制度使得公务员只要有合法的票据，就可以由政府为其“埋单”，这些行为必然会加重政府负担，导致行政经费的过快增长和财政资金的严重浪费。
3.供给制和实物分配制广泛存在，导致了高行政成本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务员职务消费及福利待遇由政府大包大揽：其住房、用车、通讯工具等实行实物配给，差旅费、招待费等采取“实报实销”的财务报销制度。当前的职务消费制度虽然进行了试点改革，却依然没有实现全面货币化分配，大部分地区继续实行实物供应，并且对供应对象也缺乏严格的控制。1995年，全国行政事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11%，如今已经达19%～20%了。2006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行政事业支出超出财政支出部分，高达5780多亿元[1]。
4.监督主体不合理，有效监督少
公务员既是职务消费政策制定者，又是职务消费政策执行者，并且是最后的受益者[2]。行为主体的一致性使得监督过程中暴露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上级“鞭长莫及”难以监督、同级“怕惹非议”不愿监督、下级“怕穿小鞋”不敢监督，最终导致内部监督失灵；另一方面，由于公务员职务消费在制度上缺乏透明性，使得公众和舆论等外部监督获得信息的渠道不畅通，获得的信息量也不对称而难以实行监督。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职务消费制度难以达到节约资金、防治腐败的目的。
二、公务员职务消费制度中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1.缺乏完善的公务员薪酬制度
目前职务消费的诸多问题与薪酬制度的不合理有着直接联系。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低工资的薪酬制度，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给公务员加过几次薪，但由于幅度不大，公务员工资偏低的状况并没能得到根本的改观，与其社会地位、工作需要和工作强度难以匹配。在这种情况下，职务消费就变相成为公务员工资的补充。由于我国缺乏公务员工资加福利的薪酬体系，各种津贴和补助游离于工资之外，公务员的福利待遇也缺乏统一的标准，较低的工资以及不规范、不透明的各种补贴又加大了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差距，刺激了部分官员的腐败行为。可以说，低工资是造成当前职务消费混乱、公私不分的根本原因。
2.制度建设方面的缺失
①预算约束的缺失。硬性的预算约束的缺失，是导致职务消费异化最根本的原因。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预算制度，预算没有细化，执行标准不一，只重投入、不重产出，必然导致不计行政成本，不讲行政效率。近年来，我国对预算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但是实际执行中随意性大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预算难以从经济根源上规约职务消费。目前，我国的预算制度还未完善，还存在大量的预算外资金，预算的法律效应也不强，没有任何约束力。
②职务消费范围界定模糊。由于职务消费与公务员所拥有的权力有直接关系，有人据此把职务消费同权力消费等同起来，认为只要与手中权力沾边的消费，都可以找公家报销。有一些消费虽然与权力沾边，却介于职务消费和非职务消费之间，这种消费既不违反职务消费的规定，却又超出职务消费的范围。比如，一些无明确目的的会议被安排在高档宾馆甚至是旅游度假区，有些领导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力空间，提高接待的档次并且扩大邀请的范围。正是由于职务消费的范围规定不明晰，导致职务消费恶性膨胀。
③职务消费制度在执行中大打折扣。我国现行的职务消费制度在设计的时候就不合理，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执行起来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有些制度规定脱离实际，缺乏可行性，造成职务消费在制度和执行上严重脱节，比如差旅费制度；其二，公务员既是职务消费制度的制定者，又是职务消费的直接受益者，很难排除自身利益的干扰，执行起来难以真正到位。
④对职务消费违规行为处罚不力。由于目前对大吃大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职务消费中出现的问题难以量化，对职务消费违法违纪行为尚无明确的规定，鲜有人因为职务消费而受到制裁。低风险及消费“攀比”效应的广泛存在，很容易促使一些公务人员不必担心后果地过着奢侈的生活。
3.政府机构臃肿，人员严重超编
目前，我国依然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机构设置框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为：机构臃肿、人员严重超编，特别是直接为领导干部服务的人员日益增多。2005年8月10日，安徽省出台《关于加强对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管理监督的暂行规定》，取消了省辖市、县(市、区)领导干部的专职秘书配备。两年前，四川省也做出了类似的规定，但是改革的阻力很大。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进行此项改革，不仅市县级领导有专职秘书，就连一些乡镇干部也普遍有秘书跟班。自1982年以来，国家虽然先后对政府行政体制进行了五次较大的调整，但政府机构人员膨胀问题依然十分严重。人越多，官越多；官越多，事越多；事越多，又刺激人更多，如此，陷入帕金森定式。官多，必然导致与此相关的职务消费过度膨胀[3]。
三、公务员职务消费制度改革的思路
职务消费篇4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建立健全企业激励约束机制，规范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根据上级《关于印发〈关于加强领导人员职务消 费管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精神，结合省公司实际情况，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领导人员职务消费管理总体原则
一、统筹考虑。将职务消费管理纳入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的范畴，同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加强公司内部管控 和领导人员年薪制管理相结合，统筹考虑。
二、立足工作。职务消费管理立足于工作需要，既要确 保职务消费的有效性，又要坚持勤俭节约、适度消费。
三、公开透明。通过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和强化监督管理 机制，实现职务消费的透明化管理，正向引导职务消费，促 进企业经营业绩的提升。
第三条 职务消费是指领导人员为履行工作职责所发生的消费性支出及享有的待遇，本办法所称职务消费具体包 括通讯、公务用车配备及使用、业务招待（含礼品） 、差旅 和国（境）外考察培训。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领导人员包括：公司领导、公司总经理助理，公司机关部室、中心正、副职。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五条 职务消费实行综合管理部门与职责归口管理部门分工合作、密切配合的管理模式。
第六条 人力资源部是职务消费的综合管理部门，综合部、财务部、工会、机关工委、审计部和纪检监察室是职务 消费的职责归口管理部门。
第七条 各部门主要职责如下：
一、人力资源部负责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制订、完善领 导人员职务消费管理办法及相关规章制度；负责汇总领导 人员职务消费年度预算及预算执行情况；负责向上级主管 部门、公司厂务公开领导机构、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报送领导人员职务消费年度预算及预算执行总体情况。
二、 综合部是领导人员业务招待费 （含礼品） 通讯费、 、 公务用车使用和国（境）外考察培训费的归口管理部门， 负责制订、完善相关管理细则；负责组织编制相关预算， 并监督预算执行情况；负责建立管理台账，记录、统计领 导人员职务消费情况， 并定期向人力资源部提供相关数据； 负责相关的其他日常管理工作。
三、财务部是领导人员差旅费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 制订、完善相关管理细则；负责组织编制相关预算，并监 督预算执行情况；负责建立管理台账，记录、统计领导人 员职务消费情况，并定期向人力资源部提供相关数据；负 责相关的其他日常管理工作。
四、工会和直属机关工委负责组织协调将领导人员职 务消费情况公示并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
五、审计部负责审核职务消费列支渠道和标准；负责 监督检查管理台账；负责对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情况进行专 项审计。
六、纪检监察室负责对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情况进行监 督和检查。
第三章 预算管理
第八条 领导人员职务消费实行预算管理，并遵循“单独编制、分项管理、总量控制、严格审批”的管理原则。
第九条 领导人员职务消费预算由预算管理办公室组织各项费用归口管理部门进行编制，预算单列。
第十条 领导人员职务消费预算按照消费项目分别编制，细化到人。
第十一条 预算管理办公室在预算范围内对领导人员职务消费进行总量控制。职务消费预算的确定、调整需经全 面预算管理委员会讨论通过。
第十二条 明确限额（量）标准的职务消费项目，按照限额（量）标准编制预算；未明确限额（量）标准的职务消 费项目，其费用增长率不得超过本部管理费用增长率。
第四章 项目管理
第十三条 通讯费用是指领导人员为履行工作职责而发生的办公固定电话、住宅电话、小灵通和移动电话费用。
一、办公固定电话费用
（一）各级领导人员的办公固定电话费用在预算范围内 统一支付。
（二）省公司领导的办公固定电话根据工作需要可开通 国际直拨功能。
二、住宅电话、小灵通和移动电话费用
按《公
司机关及直附属各中心办公用品、招待费、会议 费、通信费用管理办法》中有关通信费用管理规定执行。第十四条 车辆。 公务用车按《公司车辆配备管理暂行规定》文件执行。
第十五条 业务招待费是指领导人员为开展公务活动 公务用车是指因领导人员工作需要配备的支出的招待（含礼品）费用。 按《省公司机关及直附属各中心办公用品、招待费、会 议费、通信费用管理办法》中有关招待费管理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差旅费是指领导人员因工作需要，离开公司所在地前往异地执行公务活动所发生的相关费用，具体包括 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差旅补助等。
一、国内差旅费 按《关于公司机关差旅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 公司机关及直属中心差旅费管理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文件 执行。
二、出国（境）差旅费 按照出国（境）考察培训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国（境）外考察培训是指领导人员因工作需要，前往国（境）外参加考察培训等公务活动。
（一）出国（境）审核 领导人员出国（境）考察培训要从严掌握，具体按照省 公司外事管理有关规定和年度出国 （境） 考察培训计划执行。
（二）出国（境）费用
1.出国（境）培训费在预算范围内据实支付。
2.出国（境）差旅费 出国人员发生的长途交通费用和市内交通费用实报实 销，住宿费限额报销，伙食费、公杂费和零用费包干使用。 各项费用补助限额标准按照《差旅费管理办法》执行。
第十八条 个人自理。
第五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九条 凡违反开支标准发生的各项费用支出，一律领导人员职务消费要严格执行省公司财务管理规定的审核报销程序，由经办人员提交报销或支付申 请，消费归属人签字确认，归口管理部门总经理或被授权人 审签，财务部审核并予以报销或支付。
第二十条 领导人员职务消费通过管理台账进行记录和统计，管理台账由归口管理部门按照消费项目分别设置、 细化到人。
第二十一条 领导人员职务消费管理制度需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式征求员工意见，并经公司党组会或总经理办 公会讨论通过。
第二十二条 领导人员职务消费年度预算和年度消费总体情况需向职工代表大会报告或在适当范围内公示。
第二十三条 各级领导人员年度职务消费明细需向上级主管领导报告，并在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上通报。
第二十四条 省公司出资企业需向省公司报告在其企业 兼职的领导人员的职务消费情况。
第二十五条 门的监督检查。
第二十六条 对违反职务消费有关规定的领导人员，予 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情况接受上级主管部以通报批评；对情节严重或造成恶劣影响的当事人和相关责 任人，给予相应的党纪、政纪处分或经济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实施过程中，如因工作需要或其他原因对某项职务消费标准予以调整，按照新的有关规定执 行。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人力资源部负责解释。
职务消费篇5
【关键词】国企领导人员 规范 职务消费 建议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职务消费是指领导人员为履行工作指责所发生的消费性支出及享受的待遇，是企业必要的公款消费。主要包括了公务用车配备及使用、通讯、业务招待（含礼品）、差旅、国（境）外考察培训等消费项目。它是当今社会的一个敏感话题，也是职工普遍关注的"热点"、企业经营管理的"难点"问题，也是目前国有企业反腐倡廉建设的一项新内容。尽管目前国有企业在必要公款消费特别是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方面作了明确规定，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力度不大、规范不够等问题。
一、目前国企领导人员职务消费的模式
1、单项控制型。其特点是：对企业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相关的消费与开支项目，企业结合实际逐一立规定矩，进行管理和控制。被调查企业中大多数采取这种办法。如通信费、交通费、业务招待费等，企业大都建立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对开支的标准、范围等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实际运作中效果较好。如通信工具方面，大多数企业参照党政机关的作法，对公费配置的移动电话一次性作价卖给原使用者，通话费实行限额报销，限额标准每月在150元至400元范围之内；对企业领导人员住宅电话通话费，实行"规定限额，超额自负，节约归己，自行结费"的办法，确定了报销标准，一般每月为100元左右。又如交通工具方面，大多数国有企业结合实际制定了有关小汽车的使用管理规定，对油耗实行公里概算发油票，维修实行定点制等。在业务招待费开支方面，许多企业都确定了开支的范围、标准和程序，且每年的业务招待费的使用情况，一般都要向本企业职代会报告。
2、实报实销型。其特点是：对企业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相关的消费与开支项目，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开支，据实报销，开支范围、标准等没有作出具体限制。部分企业采取了这一办法。如有的企业因业务需要与外界通信联系较多，对企业主要领导的移动电话通话费，没有限额控制，而是据实报销。大多数企业对领导人员的差旅费用，基本上也是开支多少，报销多少，对开支的范围、标准等没有作具体的限定。还有如过年过节，由企业领导出面，对企业协作单位、相关部门"感情投资"的公关费用、接待应酬费用等，基本上也是实报实销。
3、总量包干型。其特点是：对将企业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相关的消费与开支项目，根据营业和净利润及历年的实际开支水平进行测算，测算后确定每年的开支总额，预算包干由个人支配，超支不补，余额结转。少数企业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如武汉中百集团，他们在年初根据本年度下达的营业额指标，按销售额的0.07%予以控制，将下属部门全年的经营消费、领导人员职务消费进行一次性拨付，其中包括所有与经营活动有关的费用。又如武汉医药公司，对总经理的日常接待应酬费用，包括企业生存、发展所必须的正常交际费用、外出考察和"公关"费用等，经职代会确定为每年12万元，由总经理个人支配，超支不补，节余下转。
二、当前国企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危害
近些年来，各种不必要的、完全职务行为以外的消费现象也变换花样，以职务消费的名目出现，从而加大了企业生产成本，成为企业员工反映的热点问题之一。针对变换名目、不合理消费合理化"处理"的现象，由于国家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没有明确的立法和规范，尽管从中央到企业都出台了许多规章制度进行约束和限制，但存在的问题和漏洞仍然不少。主要表现在：
1、认识不到位，工作缺乏系统性。一是思想懈怠。企业主管部门和企业本身对规范职务消费问题，未引起足够重视，对其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持等待观望的态度，未纳入企业议事日程研究和解决。二是认识偏差。片面理解企业领导人员拥有绝对的权力，对迎来送往等职务消费项目，随意性大，透明度不高。三是消极抵制。对待规范职务消费，思想上有抵触情绪，怕规范后捆绑住自己的手脚。害怕职务消费的问题一旦规范下来，增加了透明度，有些事就不好办了，因而顾虑重重。四是廉洁意识淡漠。极个别自身素质不高的国企领导人员，喜欢钻制度和管理空子，甚至把企业的资产，当成自己可以随心所欲支配的"私人账户"。因此，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仍然存在管理方式单一，工作不够具体、系统、全面等问题。
2、机制不健全，管理缺乏针对性。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改制步伐的加
在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监督管理，明显存在工作不同步、制度不健全、管理监督滞后的现象。尤其是在涉及企业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相关开支与消费的管理上，仍然沿袭企业改革改制前的制度办法，用多少报多少，没有预算，没得控制目标，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企业对领导人员职务消费存在范围无界定、额度无限制、过程不透明、追究不到位等情况，从而导致领导干部职务消费行为的失控，公车私用、私事公费、中饱私囊等现象时有发生。有的企业即使制定出一些规章制度也是流于形式，未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
3、环境影响大，监督缺乏有效性。一是受市场"潜规则"影响。为了企业生存，有些职务消费是不得已而为之。特别是在一些竞争性强的行业中，要与民营、私营企业、个体抢市场、抢份额，迫使一些国有企业不得不采取与民营、私营企业、个体相同的手段，进行所谓"情感投资"、"互动联谊"，明知违规，又不得不违心去做。二是攀比心理造成心态失衡，违规违纪问题时有发生。一日当权，切莫浪费好时机。别人都是如此，自己更应该借此捞一把。受此心态影响，加之企业对领导人员职务消费管理和监督不到位，致使少数素质不高、对自身要求不严的企业领导人员钻制度和管理上的空子，在职务消费方面搞、侵占国家和集体财产，致使企业蒙受损失，造成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
由于对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管理和监督不规范，造成的危害也是极其严重的：
1、增加了企业成本。企业发生的与企业领导人员职务相关的一些非生产经营费用，一般都记入企业管理费中，一些国有企业对这方面的开支控制不严，增加了生产经营成本，给企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2、引发干群间矛盾。特别是一些效益不太好的企业，职工工资尚且不能足额发放，倘若企业领导人员不能与职工同甘共苦，注意勤俭节约，严格要求自己，而是搞铺张浪费，甚至，必然会引起广大职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较严重的干群矛盾，危及企业和社会稳定。
3、毁掉了一批干部。从近年来，我国国企领导人员违法违纪案件看，职务消费方面的问题占有一定比例。贪一时之欲的领导干部，不仅受到了党纪政纪和法纪处理，更是自毁个人前程，自毁幸福的家庭。
4、造成企业负面影响，助长不良风气。一些国企领导人员喜欢用公家的钱，办私人的事，觉得"不花白不花"，领导人员不断膨胀的贪欲和享乐主义在企业内部滋生蔓延，不仅给企业外部造成负面的影响，有损企业形象，更在企业内部充斥着良性的企业文化，助长不良风气的形成，更给职工给予不劳而获的歪曲误导。
三、进一步规范国企领导人员职务消费的建议
1、充分发挥企业教育引导，增强领导干部的廉洁意识。
思想决定行动，是行动的先导和动力。要切实规范国企领导人员的职务消费，力求达到规范化、合理化、节约化，就必须有积极正面的引导。一要加强国企领导人员的形势教育。认真学习党的十精神和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要强化把加强作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的意识。要充分认和国家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决心和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形势，认真学习《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深刻认识规范国企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是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领导班子整体效能的重要手段；是企业领导人员廉洁自律、廉洁从业的时代要求；是职工群众的殷切期盼；是改善民生、构建和谐企业的重要举措；是源头防腐、治腐的重要切入点。要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形势教育，切实从思想上筑牢防线。二要持之以恒地对国企领导人员进行党的宗旨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警示教育，增强他们实践科学发展观和"廉洁从业"的自觉性。通过学习教育，让各级企业领导人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通过学习教育，使他们明白权力是组织和职工赋予的，在行使权利中必须时刻牢记党宗旨，不负重望。从而在工作中自觉增强廉洁从业意识。
2、建立健全制度建设，强化规范职务消费。
机制建设是保障，完善制度是基础。一是要将领导人员职务消费纳入企业全面预算管理体系，明确职务消费的范围界定和必须遵循的原则。要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中间强化树立正确的职务消费认识。规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就是对企业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相关的消费与开支项目的范围、标准、程序等，用制度的形式作出规定，并严格监督执行。规范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必须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来进行，且要遵循因公必需、量力而行、勤俭节约、公开透明的原则。二是要健全完善基本制度，明确规范职务消费的内容、标准和对象。企业领导人员哪些开支属于职务消费，应包含哪些项目，标准如何确定，这是规范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因此，必须按照循序渐进、逐步规范的办法来解决。对有条件的项目先规范，条件尚不成熟的后规范。就当前情况，应首先对国企领导人员在通信费用、交通工具费用、差旅费用、有关接待应酬费用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制定相应管理办法。职务消费的对象，应包括企业领导层的每一个成员。规范的重点是企业主要负责人，即党委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等。职务消费的标准，应由企业依据有关政策规定，根据企业的业务需要和效益状况，结合自身实际来确定。职务消费的内容、标准、对象确定后，相应的制度办法必须提交职代会或董事会、股东大会讨论通过，才能付诸实施。三是要结合企业实际，确立职务消费的模式。"据实报销型"模式存在较多的漏洞。根据目前情况，可以采取单项控制型、总量包干型两种模式，企业可以结合自己实际情况加以选择，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单项控制型模式，是指对确定的职务消费的项目，逐项建立规章制度，明确开支的范围、标准、审批程序、监督措施等内容，使领导人员的消费行为做到有章可循，并逐步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管理轨道。总量包干型模式，是指对确定的消费项目，根据历年来的开支水平状况，测算出年平均消费或开支总量，据此包干给领导人员掌握，实行"总量包干、超支不补、余额下转"的办法。为了防止总量包干后，领导人员超标准、超范围以及将应由领导人员职务消费范围内的开支，转移到下属单位开支等违规问题的发生，领导人员消费的凭据要留存并交财务部门核销，定期接受财务、审计部门的审核和监督。
3、强化监督管理功能，确保规范长效运行。
监督是发现腐败，促进机制规范运行的最直接途径。要确保国企领导人员职务消费规范运行：一是把职务消费纳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范畴。结合国有企业的改革改制，把规范领导人员职务消费同建立和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实行年薪制等相结合，进行大胆的改革和实践。通过改革，将领导人员职务消费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置于严格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下。二是把规范职务消费与实行厂务公开、党务公开、阳光司务等制度结合起来。把职务消费作为厂务公开、党务公开、阳光司务的内容，对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的情况，定期公布，接受职工监督。三是要实行多部门、全方位、相互制衡的监督控制。企业监事会、职代会和财务、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都有对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情况进行监督的权力。职代会每年要审议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情况报告，并提出改正意见。监事会要把经理层职务消费纳入年终述职报告的内容，作为履职情况评价的重要依据之一。审计部门要把职务消费纳入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和离任审计的内容，审核、检查职务消费项目的开支情况等。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对职务消费情况的监督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和纠正。对假借职务消费，搞铺张浪费、、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要进行严肃查处。以此，维护企业和职工的利益，确保企业平稳持续发展。
【总结】
职务消费篇6
关键词：公务员；职务消费；制度规范；货币化改革
职务消费是指公务人员为履行公务所必需的、适度的消费，包括招待费、差旅费、交通费、通讯费等，它构成政府运行成本的主要部分，是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所必需的费用支出。但是，职务消费与权力紧密相关，对职务消费的范围及标准既无允许的规范，又无约束的规定，往往会导致行为主体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使得必要的消费供给不足、腐败现象普遍存在。要保证财政资源的使用不偏离公共利益，就必须将职务消费纳入制度化、货币化、规范化的轨道。
一、当前公务员职务消费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1.职务消费不透明、不规范，滋生腐败
职务消费中的腐败是腐败最集中、最常见的表现。由于对职务消费的范围、标准等基本问题缺乏明确的规定，使得实际工作中缺乏合理、规范的制度性约束，形成了“职务消费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局面。制度刚性的缺失和消费的不透明又使得假公济私的个人消费、过度的职务消费以及故意的奢侈浪费层出不穷。与贪污、受贿等其他的腐败行为相比，职务消费中的腐败有其自身的特点，它几乎天天在人民大众面前发生，很容易导致民心的流失。
2.职务消费管理口径不一，随意性大，并呈扩大化趋势，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
职务消费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预算外资金，由于我国对职务消费的管理口径不一，存在很大的地域、部门差异，随意性较大，因此，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职务消费项目越来越多。另外，“实报实销”的财务报销制度使得公务员只要有合法的票据，就可以由政府为其“埋单”，这些行为必然会加重政府负担，导致行政经费的过快增长和财政资金的严重浪费。
3.供给制和实物分配制广泛存在，导致了高行政成本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务员职务消费及福利待遇由政府大包大揽：其住房、用车、通讯工具等实行实物配给，差旅费、招待费等采取“实报实销”的财务报销制度。当前的职务消费制度虽然进行了试点改革，却依然没有实现全面货币化分配，大部分地区继续实行实物供应，并且对供应对象也缺乏严格的控制。1995年，全国行政事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11%，如今已经达19%～20%了。2006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行政事业支出超出财政支出部分，高达5780多亿元[1]。
4.监督主体不合理，有效监督少
公务员既是职务消费政策制定者，又是职务消费政策执行者，并且是最后的受益者[2]。行为主体的一致性使得监督过程中暴露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上级“鞭长莫及”难以监督、同级“怕惹非议”不愿监督、下级“怕穿小鞋”不敢监督，最终导致内部监督失灵；另一方面，由于公务员职务消费在制度上缺乏透明性，使得公众和舆论等外部监督获得信息的渠道不畅通，获得的信息量也不对称而难以实行监督。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职务消费制度难以达到节约资金、防治腐败的目的。
二、公务员职务消费制度中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1.缺乏完善的公务员薪酬制度
目前职务消费的诸多问题与薪酬制度的不合理有着直接联系。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低工资的薪酬制度，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给公务员加过几次薪，但由于幅度不大，公务员工资偏低的状况并没能得到根本的改观，与其社会地位、工作需要和工作强度难以匹配。在这种情况下，职务消费就变相成为公务员工资的补充。由于我国缺乏公务员工资加福利的薪酬体系，各种津贴和补助游离于工资之外，公务员的福利待遇也缺乏统一的标准，较低的工资以及不规范、不透明的各种补贴又加大了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差距，刺激了部分官员的腐败行为。可以说，低工资是造成当前职务消费混乱、公私不分的根本原因。
2.制度建设方面的缺失
①预算约束的缺失。硬性的预算约束的缺失，是导致职务消费异化最根本的原因。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预算制度，预算没有细化，执行标准不一，只重投入、不重产出，必然导致不计行政成本，不讲行政效率。近年来，我国对预算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但是实际执行中随意性大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预算难以从经济根源上规约职务消费。目前，我国的预算制度还未完善，还存在大量的预算外资金，预算的法律效应也不强，没有任何约束力。
②职务消费范围界定模糊。由于职务消费与公务员所拥有的权力有直接关系，有人据此把职务消费同权力消费等同起来，认为只要与手中权力沾边的消费，都可以找公家报销。有一些消费虽然与权力沾边，却介于职务消费和非职务消费之间，这种消费既不违反职务消费的规定，却又超出职务消费的范围。比如，一些无明确目的的会议被安排在高档宾馆甚至是旅游度假区，有些领导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力空间，提高接待的档次并且扩大邀请的范围。正是由于职务消费的范围规定不明晰，导致职务消费恶性膨胀。
③职务消费制度在执行中大打折扣。我国现行的职务消费制度在设计的时候就不合理，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执行起来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有些制度规定脱离实际，缺乏可行性，造成职务消费在制度和执行上严重脱节，比如差旅费制度；其二，公务员既是职务消费制度的制定者，又是职务消费的直接受益者，很难排除自身利益的干扰，执行起来难以真正到位。
④对职务消费违规行为处罚不力。由于目前对大吃大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职务消费中出现的问题难以量化，对职务消费违法违纪行为尚无明确的规定，鲜有人因为职务消费而受到制裁。低风险及消费“攀比”效应的广泛存在，很容易促使一些公务人员不必担心后果地过着奢侈的生活。
3.政府机构臃肿，人员严重超编
目前，我国依然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机构设置框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为：机构臃肿、人员严重超编，特别是直接为领导干部服务的人员日益增多。2005年8月10日，安徽省出台《关于加强对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管理监督的暂行规定》，取消了省辖市、县(市、区)领导干部的专职秘书配备。两年前，四川省也做出了类似的规定，但是改革的阻力很大。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进行此项改革，不仅市县级领导有专职秘书，就连一些乡镇干部也普遍有秘书跟班。自1982年以来，国家虽然先后对政府行政体制进行了五次较大的调整，但政府机构人员膨胀问题依然十分严重。人越多，官越多；官越多，事越多；事越多，又刺激人更多，如此，陷入帕金森定式。官多，必然导致与此相关的职务消费过度膨胀[3]。
三、公务员职务消费制度改革的思路
要彻底清除公务员职务消费中出现的问题，就必须进行改革，将其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货币化轨道，用制度来规范、约束职务消费行为；同时，根据职务消费项目的具体特点，将部分职务消费货币化，从制度根源、经济根源上规约职务消费。
1.加强思想建设，强化职业自律
推行公务员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首先要解决公务员思想认识上的种种问题，引导其破除利己思想，树立行政成本意识，强化职业自律；同时，加强公务员对腐败的认识，提高其思想觉悟，从而实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2.加强制度建设，规范职务消费行为
①实现公务员职务消费制度化。这就要求按照政府运行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逐步建立起一套机制完善、运作规范、措施得力的管理制度，彻底清除职务消费“灰箱”，降低公务成本，提高行政经费利用率。为此，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压缩职务消费的范围，严格区分个人消费与公务消费。职务消费应该主要限于在职人员的公务消费，要坚决杜绝私人消费由政府“埋单”的现象。
其次，分类制定职务消费标准。职务消费标准既不能搞一刀切，也不能一成不变，要充分考虑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和不同部门的工作需要，承认不同地区同级别职务消费差异的合理性，分级、分类核定地方政府职务消费标准，从而达到既能满足公务员的正常公务消费，又能降低公务成本、提高政府行政经费利用率的目的。同时，为了保证标准的有效执行，制定消费标准的单位必须是独立于执行标准单位、个人之外的“第三方”[4]。
再次，改革公务员的薪酬制度。职务消费恶性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公务员的法定工资较低。借鉴西方公务员薪酬制度的经验，公务员工资应该包括满足其生活方面的支出以及履行公务的必要支出。在财力支持的条件下，应给有消费需求的职位设立一定的金额，并将其纳入公务员薪酬之内，其职务消费部分结余归己超支自付。同时，要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不同的工资标准，允许合理的工资差距。通过逐步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使其工资水平略高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
最后，充分利用市场的调节机制。配合建设有限政府和节约型政府的要求，政府要将市场能做的还给市场去做，政府只做市场不想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政府机关的一些行政服务能推向市场的应当交由市场去做，例如：公车可以通过成立汽车租赁公司来提供服务，取消专职司机队伍；机关后勤服务也可以进行社会招标。政府管的事情少了，职务消费的范围和耗费自然就会有所下降。
②实行部分职务消费货币化。职务消费的货币化改革，主要是对职务消费中票据报销部分进行的改革，在管理方式上实行核定标准，包干到人；在支付方式上，实行货币化[5]。
将职务消费全部货币化是不现实的，很多指标难以量化衡量，要避免出现“泛货币化”的倾向。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将易量化的职务消费(如交通费、通讯费等)以货币的形式直接发放给公务员，超支自付、节余归己，以强化其成本和效率意识。有的用货币化的方法就不合适，比如差旅费，对此只能依靠建立严密的职务消费报批制度。
③硬化预算约束。职务消费主要来自于预算外资金，职务消费问题存在的主要根源在于预算的软约束，因此，抑制职务消费问题最根本的措施是预算制度的有力约束。具体来说，在预算的编制层面上，要做到全面、及时、合理，加大预算外资金的清理力度，所有的职务消费都要用预算内资金支出；在预算的执行层面上，要使广大公务员认识到预算的本质就是法律，一旦被批准，就不能随意更改，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违反预算即是违法。
3.加大监督处罚力度，维护制度的权威性
职务消费中出现的腐败问题，与监督处罚不力、政务透明度不高有直接的关系。进行职务消费制度改革，就必须将政府的公务活动置于“阳光”下，接受外部的监督。
①实行政务公开，提高公众的参与度。由于政府政务不透明、公开程度不高，公众对公务员职务消费最基本的知情权都得不到满足，更谈不上监督。而且我国现行的制度安排缺乏必要的保障机制，公众揭发官员腐败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激励和保护，公众参与度比较低。建立职务消费公示制度，定期公布政府行政经费使用信息，有利于职务消费透明化、公开化，把领导干部职务消费行为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降低职务消费腐败的发生率。
②以外部监督为主，严惩违法违纪。由“内部人”制定改革规则容易导致职务消费货币化程度过高，从而引发“变相腐败”：一方面享受职务消费补贴，另一方面又暗中报销费用，因此，必须加强对改革过程的监督检查。内部监督的失灵启示我们将监督的重心转移到依靠外部监督上来，形成以纪检、监察、司法、舆论、公众等组成的外部监督合力。对于官员的违法违纪行为，要畅通渠道，鼓励群众举报、媒体曝光；纪检监察机关要通过开展专项检查，及时查处违纪人员；司法机关要对职务消费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加大惩治力度，切实维护制度的严肃性。
4.加快各项配套改革，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配合。职务消费制度改革的顺利实施，需要精简机构、预防转嫁消费、完善考评机制等相关措施保驾护航。
①进一步推进机构改革。臃肿的机构、超编的人员必然导致政府财政不堪重负。为了切实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公务员职务消费改革必须配合机构改革才能有效进行。合理规定职务消费适用人群的范围及额度，遏止“公共地悲剧”。在保证行政作为的前提下，改革最终要达到减人、减事、优化职务消费结构的目的。
②建立转嫁消费的预防机制。当前进行的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并没有全面铺开，只是在少数地区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搞试点，改革还没有深入到垂直部门和企业，这就为部分官员利用职权转嫁改革的成本提供了机会。由于目前尚未对此有明确的惩罚措施，出现问题处理起来很棘手，因此，必须针对这种行为竖立起“警戒线”。
③完善公务员绩效考评机制。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必须与完善公务员绩效考评机制相结合，防止因职务消费紧缩导致公务员行政不作为，影响政府行政效率。要将是否利用职务消费搞腐败、是否在职务消费中奢侈浪费作为考核公务员廉洁自律情况的重要内容和晋升的重要依据。对于那些拿了补贴不好好履行职责的，要有专门的惩罚办法，将异化的公共权力重新引导到“公共”的大道上来。
参考文献：
[1]王鹏.去年公车出行耗资3000亿[N].现代快报，2007-01-18(A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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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消费篇7
一、当前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企业领导人员作为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交通、差旅、通讯、业务接待等相关费用。这些费用由于属于公务性质，理所当然应由企业承担，这也是几十年来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区别于普通员工的一大“特权”。也正是由于领导人员职务消费行为客观存在，近些年来，各种不必要的、完全职务行为以外的消费现象也变换花样，以职务消费的名目出现，从而加大了企业生产成本，成为企业员工反映的热点问题之一。针对变换名目、不合理消费合理化“处理”的现象，从中央到企业都出台了许多规章制度进行规范和限制，但存在的问题和漏洞仍然不少。主要表现在：
（一）采取的措施和办法还不够系统。尽管一些企业在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方面，对通信费、交通费、业务招待费等作出了一定的限制，但方式比较单一，仍然不够具体、系统和全面。还有一些项目，如公关、差旅等费用，没有纳入规范管理的范畴。在有制度要求的一些项目中，有的得到监督执行，产生一定效果；有的则流于形式，未得到落实。少数企业对规范管理职务消费问题还在等待观望，没有将其列入管理的议事日程。
（二）控制不严，漏洞较多。有的企业由于缺乏严格的制度约束和管理，造成职务消费的开支失控：如国企领导人员的差旅费用大都居高不下，开支缺乏有效约束；有的财务管理制度不严，企业领导违规使用信用卡，公私消费不分；有的开支缺乏标准，随意性大，透明度不高。石化系统某企业开发公司董事长，在不到3年的任职内，以职务消费名义，“白条”报销的费用就达80.88万元之多，最终被立案查处。
（三）违规违纪问题时有发生。有些国有企业由于制度不严、管理失控，致使少数素质不高、对自身要求不严的企业领导人员钻制度和管理上的空子，在职务消费方面搞、侵占国家和集体财产。以中原油田所处的濮阳市为例，该市2003年查办的企业领导干部违法案件中，利用职务消费侵占公款、贪污的案件就占到75%。由于对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管理和监督不规范，造成的危害是严重的。
第一，增加了企业成本。企业发生的与企业领导人员职务相关的一些非生产经营费用，一般都记入企业管理费之中，一些国有企业对这方面的开支控制不严，增加了生产经营成本。某石化生产辅助企业，2002年、2003年管理费用分别为480万元和665万元，而这两年该企业差旅、车辆租赁费、业务招待、交通费、办公费等费用分别高达176万元和280万元，占到年度管理费用的36.7%和42.1%。其中，企业领导的职务消费占到相当的比例。
第二，引发干群间矛盾。特别是一些效益不太好的企业，在职工工资都不能足额发放的情况下，如果企业领导人员不能与职工同甘共苦，勤俭节约，而是搞铺张浪费，甚至，必然会引起广大职工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较严重的干群矛盾，危及企业发展和社会稳定。
第三，毁掉了一批干部。从近年来各地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企业人员违法违纪案件看，职务消费方面的问题占有相当比例。《中国监察》报道的某地一大型涉外企业老总，就是因为在出国进行贸易洽谈时，把在国外的职务消费开支，拿回国内重复报销，而受到严肃查处。北方某石化城在2002、2003年两年时间内，企业领导人员挥霍消费公款和非法占有公款的案件有64起，其中涉及企业主要领导干部19人，他们都分别受到了党纪政纪和法纪处理。
二、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目前，国有企业在领导人员职务消费方面，出现不规范的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重视程度不够。有的企业主管部门和企业本身对规范职务消费问题，未引起足够重视，对其重要性、必要性认识不足，尚未纳入议事日程加以研究和解决。有的国企领导人员片面理解《企业法》，把《企业法》赋予企业的权力，等同于自己的权力，对迎来送往等职务消费项目，随意性大，透明度不高。极个别自身素质不高的国企领导人员，甚至把企业的资产，当成自己可以随心所欲支配的“私人银行”。有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对待规范职务消费，思想上有抵触情绪，怕规范后捆绑住自己的手脚。还有些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员认为，规不规范职务消费无所谓，每年的职务消费还是那么多，一旦规范下来，增加了透明度，有些事就不好办了，因而顾虑重重。
二是机制不健全。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对企业领导人员的监督管理还明显存在跟不上形势要求、制度不健全、管理监督滞后的现象。特别是在涉及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相关开支与消费的管理上，许多企业仍然沿袭过去的老办法，吃的是“大锅饭”，用多少报多少，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有的企业对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哪些可以开支，哪些不能开支，没有明确的界定；有的是开支标准不确定，完全靠领导人员个人掌握，随意性大；有的企业对领导人员职务消费的范围、标准等，没有经过职工代表大会审议，而是少数人说了算；有的没有明确具体部门来规范、管理、操作和监督，从而导致领导干部职务消费行为的失控。
三是社会大环境的负面影响。有些国有企业的负责人说：为了企业生存，很多职务消费是不得已而为之。特别是在一些竞争性强的行业中，由于要与一些民营、私营企业抢市场、抢份额，迫使一些国有企业不得不采取与民营、私营企业相同的手段，进行所谓“感情投资”、“投入”，明知违规，又不得不违心去做。
三、对规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问题的建议
加大对职务消费行为的规范管理，最重要的是要使国有企业主管部门和企业负责人深刻认识到规范职务消费是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是加强国有企业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是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的需要。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要明确职务消费的基本涵义和规范职务消费必须遵循的原则。规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首先应对“职务消费”的涵义和概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规范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就是对企业领导人员履行职务时相关的消费与开支项目的范围、标准、程序等，用制度的形式作出规定，并严格监督执行。规范企业领导人员职务消费，必须结合企业自身实际来进行，且要遵循因公必需、量力而行、勤俭节约、公开透明的原则。
二是要明确职务消费的内容、标准和对象。企业领导人员哪些开支属于职务消费，应包含哪些项目，标准如何确定，这是规范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因此，必须按照循序渐进、逐步规范的办法来解决。对有条件的项目先规范，条件尚不成熟的后规范。目前条件下，应首先对国企领导人员在通信费用、交通工具费用、差旅费用、有关接待应酬费用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职务消费的对象，应包括企业领导层的每一个成员。未进行公司制改造的企业，应为企业领导班子每一个成员；已进行公司制改造的企业，应为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每一个成员。规范的重点是企业主要负责人，即厂长、党委书记和董事长、总经理等。职务消费的标准，应由企业依据有关政策规定，根据企业的业务需要和效益状况，结合自身实际来确定。职务消费的内容、标准、对象确定后，必须提交职代会或董事会、股东大会讨论通过，才能付诸实施。
三是要明确职务消费的模式。以前那种企业领导人员花多少报多少的“据实报销型”模式存在较多的漏洞。根据目前形势，建议采取单项控制型、总量包干型两种模式，企业可以结合自己实际情况加以选择，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所谓单项控制型模式，是指对确定的职务消费的项目，逐项建立规章制度，明确开支的范围、标准、审批程序、监督措施等内容，使领导人员的消费行为做到有章可循，并逐步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管理轨道。此模式比较符合大多数国有企业的现实状况，且许多企业在这方面有了一些成功的做法和经验。所谓总量包干型模式，是指对确定的消费项目，根据历年来的开支水平状况，测算出年平均消费或开支总量，据此包干给领导人员掌握，实行“总量包干、超支不补、余额下转”的办法。为了防止总量包干后，领导人员超标准、超范围以及将应由领导人员职务消费范围内的开支，转移到下属单位开支等违规问题的发生，领导人员消费的凭据要留存并交财务部门核销，定期接受财务、审计部门的审核和监督。
职务消费篇8
在年底召开的中央企业负责人会议上，国务院国资委主任王勇坦言，这一年确实不易，每个行业的压力都很大。
王勇在会上披露了过去一年中央企业的业绩：2012年1至11月，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0.1万亿元，同比增长8.9%；实现利润总额1.1万亿元，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截至11月底，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31.2万亿元，同比增长11.5%。
“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王勇说，这一年来，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经受了严峻挑战，付出了巨大努力。
2012年上半年，受全球经济增速回落等因素影响，中央企业经济效益出现较大幅度下降。一季度利润总额同比减少335.3亿元，下降11.8%。二季度经济效益降幅呈扩大趋势，利润总额同比减少541.8亿元，下降16.1%。直至三季度才扭转了经济效益下滑的趋势，利润总额同比增长2.1%，自9月以来利润总额连续3个月实现正增长，预计全年“保增长”工作目标能够实现。
从逻辑上看，企业效益下滑，缴纳税收也应该下滑，但1至11月，中央企业已缴纳税金1.7万亿，同比增长12.8%，高出全国同期税收收入增幅3个百分点。这也是各类所有制企业中缴纳税收增长最高的。
2012年，中央加大力度推进结构性减税的改革措施，进一步为小微企业减免税费。税收结构调整的结果是，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央企承担了国家为支持小微企业减税让税所带来的财政压力。王勇表示，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显示出中央企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责任感。
2013年职务消费要求零增长
在2012年上半年经济效益大幅下滑的压力下，为实现“保增长”目标，中央企业严控各项费用开支，大力推进降本增效。“许多企业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减投资项目，大大压缩投资规模。许多企业下大力气压缩非生产性支出，大力调减职务消费。许多企业主要负责人带头降薪，三季度以来，中央企业人工成本各项指标增幅逐月下降。”
据悉，中船集团面对行业整体下滑，主要领导人主动降薪30%。在上半年亏损的情况下，其他许多中央企业的主要负责人、集团管理层在下半年也主动带头降薪，以示共患难的决心和态度。在建材行业整体陷入低迷的情况下，中材集团大力推进降本增效，其管理、财务和销售三项费用总额下降了20%，其中销售费用同比下降了40%。中国北车大力压缩管理费用，人均职务消费下降38%。神华集团更是下令不买、不换一辆新车，除了经营性业务，一律不允许出国。在煤炭行业整体下行的压力下，神华集团2012年实现了700多亿利润。“这点利润是一点一点抠出来的。”王勇说。
2013年，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要继续大力推进降本增效。严格实行薪酬与企业效益紧密挂钩，切实采取措施控制人工成本，规范职务消费，大力压缩非生产性支出。
王勇表示，2013年国资委将严格按照规定规范中央企业领导人员薪酬管理，让企业领导人薪酬和绩效更紧密挂钩，让考核更严格执行。
与此同时，根据中央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的精神，2013年将要更加节俭地过紧日子。按照国资委的要求，中央企业要例行勤俭节约，坚决反对铺张浪费，严格遵守职务消费各项规章制度。
“我希望中央企业按照职务消费零增长的要求来控制消费。”王勇强调，职务消费必须有预算，简化各种不必要的接待、会议，严格管理公费出国，购车要购国产车。“零增长，我认为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谋划国企改革顶层设计
“稳中求进”仍然是2013年经济工作的主基调，中央企业的任务是要全力保持生产经营稳定。但在2013年，中央企业面临的国内外市场竞争和经营环境将更加复杂。
目前中央企业大多分布在传统产业，不少处于产业链、价值链的中低端环节，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比较低。一些行业产业集中度较低，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核心竞争力不强。存在重复建设、恶性竞争、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一些企业内部也存在大而全、小而散的现象。加快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的任务十分迫切。
国资委要求，2013年，央企要深入推进布局结构调整，进一步梳理中央企业主业，推动国有资本向重点行业和领域集中、向优势企业集中、向主业集中。通过市场化方式退出、并入产业相关优势企业或交由资产经营公司整合等方式，加快剥离非主业、非核心、不具竞争优势的企业或业务。
王勇表示，国内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生产经营成本刚性上升，将使央企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须着眼于化解产能过剩的矛盾，通过兼并重组整合一批产能，通过关停并转淘汰一批落后产能，通过加快走出去转移一批产能。
深化改革是中央企业的红利。在2013年的改革安排中，国资委突出强调了如下方面的改革：
要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积极深化并不断完善中央企业公司股份制改革，推进有条件的企业整体上市，更多地引进民间资本和外资参与企业改制重组。据悉，2012年，中央企业退出和改制的领域，超过60%是由民营企业参与收购的。
要继续深化人事、用工、分配三项制度改革。王勇在提到分配制度改革时强调，企业内部工资结构要合理化，注意调整企业管理层与一线工人之间、集团总部机关及一线之间的收入差距，一次分配注重效率也要注重公平。
要加大力度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减轻企业办社会负担。据统计，目前中央企业还有医院、学校和管理的社区等办社会职能机构8000多个，对这些机构的费用补贴每年多达几百亿元；中央企业现有离退休人员523.6万人，还有困难职工等100多万人，企业为此需要承担大量管理和其他负担。
2013年将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支持力度。“国有企业改革仍处于过程之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体制、机制、结构和历史遗留问题仍然很多，难度也越来越大。一些企业存在重发展轻改革的倾向，对突破改革重点难点问题有为难情绪，重点领域改革进展相对迟缓。”王勇表示，未来要以更大勇气和智慧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要做好顶层设计，2013年将研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意见，在总结国有企业改革实践基础上，提出下一步改革的总体目标、基本路径、具体措施。
王勇同时要求，各中央企业也要结合自身实际，谋划好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2012年部分央企严控开支情况
中船集团
主要领导人主动降薪30%
中材集团
管理、财务和销售三项费用总额下降20%
中国北车
人均职务消费下降38%
神华集团
不买、不换一辆新车，除了经营性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