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文化范文

胡同文化篇1

关键词：街巷；胡同；保护；开发

古城开封的大小街道很多，可谓纵横交织，四通八达，大多是历史遗留下的，因而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城内的街道基本是东西和南北走向,构成棋盘型的城市格局。本文在对开封街巷胡同现状和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其文化价值，并进一步探析胡同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利用。

一、开封街巷胡同的由来

开封的街道和胡同有“七角八巷”和“七十二胡同”之说。“七角”乃县角、行宫角、崔角、丁角、吴胜角、都宅角、府角。角一般指街的拐弯处，不少是以靠近较大的府衙宅院而取名。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建筑虽荡然无存，地名却传了下来。如县角是民国年间开封县衙所在地，行宫角由清皇帝行宫得名，吴胜角以关帝庙得名，府角由明代周王府得名。七角中，演变成大街的有丁角街、吴胜角街等。巷即小街，类似胡同。开封城内的“八巷”指的是：双龙巷、贤人巷、聚奎巷、保定巷、金奎巷、南京巷、慈悲巷和第四巷。第四巷今改名为生产中街。开封“八巷”均有其来历。例如，贤人巷于民国以前称仙人巷，有神仙庙一座，人们不断来此求医问药，仙人巷以此得名。上世纪20年代冯玉祥毁寺庙，把仙人巷改名贤人巷；聚奎巷于清代靠近贡院，赴省应试文人多聚居于此，故有“聚魁(奎)”之称；保定巷传说是狄青得宝之地，“保”即“宝”的谐音。开封的胡同也独具特色，我们所说的“七十二胡同”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而是指其数量之多。胡同名称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开封深厚悠久的历史，开封街巷胡同的命名大都有一定的来源依据。如开封人一说到“巷”就会想起的“双龙巷”。这条小巷，从古至今，盛名不衰，故事不断。明代史籍《如梦录》记载此巷为“宋太祖、宋太宗旧居之地”，相传宋代赵匡胤、赵光义哥俩打小在这儿长大。一条小巷走出两位皇帝的事，绝无仅有。从宋以后人们就称这里为双龙巷，一直到今天。这些街道胡同大多历史悠久，古老典雅，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展示着鲜活的市井风情。街巷胡同的名称蕴藏着古城开封的历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宝贵的文化旅游资源，折射出开封作为八朝古都的灿烂文化和厚重历史。

二、开封街巷胡同的文化价值

历史的发展赋予了开封丰富的人文资源，开封古街巷胡同的变迁也显现出其特定的当代文化价值，主要包括：历史文化价值和旅游文化价值。历史文化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即历史人文印记和建筑文化价值。名人故居彰显历史名人的印记，是了解当时社会生活发展的直观教育基地，对研究当代社会的历史有重要作用，显现出历史价值。通过研究名人遗物、名人笔下记载的历史事件等，了解更多的史实。开封现存名人故居多为清末民初时期建筑，其中保存较好的有刘青霞故居、萧楚女故居、刘少奇逝世纪念处等，保存相对完好的有杨靖宇先生读书处、张登云故居等。位于刘家胡同的刘青霞故居建于清光绪六年，是开封市区民居保留最完整的一处，是典型的并排两座三进四合院，有着北方四合院传统建筑的典型面貌；而作为辛亥革命河南起义诸事件的历史佐证之一———张登云宅，是座典型的三进四合院，这些建筑对研究北方民居的四合院建筑有重要意义。开封古街巷胡同文化底蕴深厚，并积累了特有的中原民俗文化。旅游文化价值大体包括两种，一是古街巷胡同本身所含的历史印记，如名人故居，是历史的缩影，给游客触摸历史之感；另一种是以古文化为载体的现代化旅游文化活动，当前，借助于商业发展模式，根据胡同的特点挖掘文化资源，形成胡同文化商业区，既能使游客居民享受这里的文化气氛，又能为保护老胡同提供一些经济支持，是较好的文化商业运行模式。

三、开封街巷胡同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现状及其原因

随着时代的变迁，在开封旧城改造中，许多街巷胡同已被拆除而不复存在。据相关数据统计，清光绪二十四年开封城有胡同58条，民国年间城巷有所扩大，至20世纪40年代胡同增至78个。新中国成立后旧城街道不断得到改造，至1983年仍有胡同62个，至1990年，城区共有胡同75个。到1999年骤减为52个，9年又减少了23个，呈递减趋势。例如位于石桥口西的绣球胡同以及其中的苏小妹故居，现已经彻底消失；还有处在市儿童医院北侧的耳朵眼胡同，也已全部拆迁；酱醋胡同，在书店街及山货店街改造中消失；原先位于午朝门广场西南角的万寿街，其街道东首临近午朝门，因午朝门前原有一座牌坊，牌坊上有块题有“万寿无疆”四字的匾而得名。时至今日，午朝门牌坊、“万寿无疆”匾以及万寿街均已不复存在。虽然开封市早在2006年就已经出台了“宋都古城风貌保护和重现工程”规划，但仍有不少街巷胡同消失。保护街巷胡同、传承胡同文化迫在眉睫。造成现今不少街巷胡同消失或正在消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古街巷胡同的基础设施不完善。卫生环境不佳、居民生活条件差等等问题都使开封的街巷胡同大大减少。尽管现在还有许多人喜欢邻里之间亲切融洽、热热闹闹的胡同生活，但落后破旧的生活环境使得胡同生活对居民的吸引力日益降低。居民们为了得到更好的居住环境而纷纷从胡同搬出，使胡同难逃拆迁厄运；其次，许多居民的搬迁，造成胡同丧失了原有人气。此外，古街巷胡同大多处在城市的中心区，其位置优势能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而胡同本身的发展滞后却拖了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后腿，这也是为何房屋开发商热衷于胡同的拆迁。

（二）存在问题

在开封现存的街巷胡同中也存在着巨大的问题。首先，古街巷胡同基础设施薄弱。在胡同中穿梭，最明显的感受就是卫生条件较差、电线到处乱拉，暴露在外，这不仅影响胡同的面容，也是严重的安全隐患；此外，很多胡同较窄，除去本身的房屋建筑外又有私自搭建的许多棚屋，使胡同更加拥挤。其次，许多胡同周围的建筑物，有严重的改扩建现象，而且大多没有统一规划，显然这也影响了开封街巷胡同的原有风貌。此外，古街巷胡同的拆迁现象越来越多，这也使得开封原本丰富的“胡同文化”再无可考。当前，随着人口的快速膨胀和城市建设的急速发展，开封城区建设得以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旧城区的街巷胡同被包围在城市中心且大多发展滞后，保护与开发开封街巷胡同、并加以利用是当务之急。开封市委市政府于2011年提出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的战略目标，经过近几年的精心规划和快速推进，知名景点的开发、利用等方面呈现着高标准、严要求的发展态势，国内游客对旅游服务的满意度也比较高。不过对开封城内大道两侧的街巷胡同的开发还远远不够，而这些恰恰很好地反映了开封的古城风韵，即静幽、闲散，可以说开封密集分布的街巷胡同是开封拥有的又一独特的历史资源，我们决不能让它随着旧城改造而变得面目全非、甚至消失。

四、开封胡同文化的保护与开发

（一）建设旅游文化胡同

开封的街巷胡同承载着历史，至今还流传着许多逸闻趣事，是开封珍贵的旅游文化资源。建设胡同文化商业区，是较好的文化运作方式。例如，已于2014年5月盛大开街的七盛角文化民俗街，是开封首个集旅游、文化、休闲、餐饮、购物为一体的全仿宋建筑项目，是以宋文化为主题，中原民风、民俗为内涵，并融入现代创意文化及时尚气息，满足现代人消费习惯、审美需求，体现开封文化特色，集时尚购物、特色餐饮、民宿客栈、娱乐休闲、文化体验为一体的民俗文化休闲街区。但是，仅仅是把街巷胡同改造成现代化特色商业街的模式是远远不够的。可以发现，在七盛角入驻的大都是酒吧、咖啡馆、时尚餐饮类商家，这些都是在每个城市都有的。开封街巷胡同的真正发展是要在其中加入更多的开封本土元素，突出“开封特色”。开封的历史文化气息浓重，若能将这些融入到街巷胡同的商业发展中，将会使其获得更好的开发。例如开封的宋文化、汴绣文化以及被列入文化遗产名录的木版年画……都可以以商业经营方式进入胡同的发展中。希望政府以本土文化发展为主线进行引导，从而使游客能真正享受到古城开封本地的文化氛围，展现古城开封的真正魅力。

（二）建设人文宜居胡同

除了商业化的胡同模式以外，建设宜居胡同也应当成为街巷胡同建设的又一大重点。提高胡同的居住吸引力，不能只把破旧胡同彻底拆掉从而建造新式大楼，而是要在保持胡同原貌的基础上对胡同内的居民楼进行翻新，重新整合基础设施，改善胡同环境，从而真正提高胡同的宜居性。房屋建筑具体改造方式可参照珠玑巷、七盛角的建筑风格，用现代建筑技术还原传统韵味，使传统建筑和现代生活较好地进行融合。同时，应加大胡同基础设施的投入，大力改善胡同居民生活条件，从而使街巷胡同居民也能享受现代生活，同时也保留了传统的胡同文化。

（三）建设胡同历史文化保护区，合理规划胡同建设

保护开封的胡同文化，必须处理好城市发展与街巷胡同保护之间的关系，这就必须对胡同建设进行合理规划。对城市中的重要街巷胡同加以改建，充分展现其文化特色，建成胡同历史文化保护区；而在其周围还可建成现代楼房，从而将传统的胡同文化融入到现代城市之中。如今的开封胡同发展水平整体较低，有些甚至环境极差，成了城市建设的“污点”。所以，必须将丰富的胡同文化发展起来。城市的发展不能以胡同的毁灭为代价，保护开封的街巷胡同，发展开封特色胡同文化工作迫在眉睫。

五、结语

在城市现代化高度发展的今天，经济成了城市发展中的重中之重。很显然，在许多大城市中我们看到的都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而难以寻找到具有城市民俗特色的街巷建筑。开封街巷胡同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胡同文化是古城文化的缩影。建设旅游文化胡同、人文宜居胡同和历史文化保护区，是保护古城开封传统胡同文化的的重要部分。作为八朝古都开封，即使是在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也应该对街巷文化的保护重视起来。如今，以开封城内独具特色的七盛角、珠玑巷为代表的街巷建设计划已经开始，双龙巷也已正在建设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独具民俗特色的开封街巷文化能够得到充分的保护和发展，成为了解开封、感受开封的又一途径。

作者:李若琳 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参考文献:

[1]开封市地方史志编委会办公室,编.开封风物大观[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胡同文化篇2

肉市街、布巷子、瓜子店街一路走下去。这是我第一次逛中轴线前门大街东侧的这条街。我原来不知道这里有条街，记忆里那里只有窄窄的胡同可以通到全聚德前门烤鸭店的厨房和后门。上世纪80年代初前门的全聚德还归北京市第一服务局管，我是局业务处的职员，少不了去全聚德烤鸭店。印象最深的是来了个日本的摄制组，要拍全套的北京烤鸭菜品和烤鸭烹制难嫉狡鸭的整个过程，他们的中方接待单位是家国际影视公司，而第一服务局接待他们的任务就落在了我头上。我征求了烤鸭店经理的意见，他表示拒绝日方拍摄，我觉得有道理，心想日方的拍摄组要拍这么细已不是为在日本传播中国饮食文化介绍中国传统美食这么简单，有窃取北京烤鸭技术之嫌。在烤鸭店的一个单间里展开了激烈的舌战。我发现和那帮人打交道不仅要非常谨慎小心地挑选字眼，还得引经据典，找足理由告诉他们为什么“婉拒”。你是不能把怀疑直白地告诉他们的。头一次与外方谈判，精神高度紧张，而恰是这种紧张使我的潜能得到了挖掘和发挥。我把日方和中方影视公司的人全给气晕了，我很得意。他们找到局里，处长把我狠撸了一顿，说你一个刚转业的大兵一个普通业务干部有什么资格和权力决定拒绝还是同意？不过处长让我写的不是检查而是情况汇报。多少年之后我了解到，日本人比中国人还要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深得很，来中国的拍摄组不把他们拍摄的目标项目挖个底儿掉是绝不会罢手的，往往国人自己都说不清楚了的他们却已非常系统地挖掘和整理了出来。他们拿出的东西让国人汗颜。有日本人的这面镜子，我才有了不说追根探源至少把前门大街东边的这条街走一走了解了解的欲望吧。这条街也是前门大街，明代早期它是不存在的，它与前门大街是一体的，是前门大街的东侧，街旁的所有建筑全临那条唯一的前门大街。我知道这个是从写前门史的一本小册子上，就是死活对不上号。前门大街被分割成了三条街，另一条街是连为一条街的珠宝街、粮食店街，那条街不算宽，也就相当于南北向的一条长长的胡同，但很清晰，笔直笔直的，没什么建筑性的阻隔和障碍，不像这条街，怎么拾眼都望不出是条街来。我站在前门烤鸭店的房顶上向四面望过，除了前门大街，一片四合院。记忆往往是骗人的，可能我是被记忆误导了，从大脑皮层翻找出来的唯一的和这条街位置相合的就是从前门大街进鲜鱼口后不远的一条南北向的鱼肠短街，两侧全是杂七杂八的小商铺小门脸，闹闹哄哄，我因它太挤巴而不愿往里深走，它应和前门烤鸭店连着，但我在前门烤鸭店这边确实不记得有能称为街的通道。

认真地串这条街我是从全聚德烤鸭店的老墙开始的，这老墙已成文物了，它诞生于清朝同治时代。前门烤鸭店也被称为全聚德的起始店。全聚德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有过一段争战期，争战的原因是当时北京有三家全聚德，开在距离不远不近的三个地方，分属于不同的单位主管。争的是什么？谁家是正宗的全聚德！和平门全聚德烤鸭店抱着祖传的老匾，前门全聚德是祖传下来的老店，还有创始人的第五代传人。―场没有结果的舆论混战。现在不争了，全纳入全聚德烤鸭集团，不管多少家都成一家了。此店还衍生出另―场争战。―个女作家依全聚德史写了部话剧《天下第―楼》，我们处的文化人邢渤涛则写有一部全聚德烤鸭店史，发表的时间不知早《天下第―楼》多少年。《天下第―楼》剧本出现了大段大段的与邢书相同的文字，著作权版权官司打得不亦乐乎，新闻界―通爆炒，谁都有同情者支持者。邢渤涛没干过那位女作家，官司败诉，不过虽败犹荣。舆论爆炒真正的获益者是前门全聚德烤鸭店，不花钱的广告。

从全聚德的老墙往南走，现今的路是通畅的了，建筑却不见了旧影旧貌，一水儿的新建古典，磨砖对缝大瓦房、民国风的小洋楼、出檐设廊方木大柱的二层古典阁楼、幽谧的小庭院、古典与现代元素混搭的穿街廊、有电梯上下的地沉式花园…一所目触的都让人难忘。可以看到肉市街、布巷子胡同的牌子，旧商街的氛围、气息那就劳您甭惦记了，已消失在流逝的时间中。

这里是前门步行街的一部分，它在步行街规划改造中完成了升华，抹去了几百年的沉旧城市记忆。

前门大街三条街的形成，是由于一些小贩在大街石道之旁搭盖棚房为肆，这是明代末年的事。明代的前门大街叫正阳门大街，此街因是御路而铺设石板，铺又不是全铺，石板路两侧的空间还很大，石板路上不走皇上的时候小贩们先是摆摊卖货后来发展到搭棚建房卖货，一天天的成了势，明崇祯九年有官员上疏想取缔，没能奏效，估计是牵涉到官员和相关政府机构利益，肯定是坐地收租的，抑或皇上本人就喜欢看热闹。到清乾隆以后，席箔棚房逐渐地改建为砖瓦房，一条宽阔的正阳门外大街就被切割成三条街。有人以六必居为例，说原本在街面上的六必居退到粮食店街去了。六必居酱园开业于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不过这至今都只是个传说，热衷的人各有各的考证，众说纷纭。它没挪过位置是真的，历代屡经翻新改造而已，但不进就是退呀！从清到民国，隔出新街来的房子里诞生了很多老字号，那些历史陈迹中的砖瓦房，无论怎么辉煌，在整体上应当是和今天的砖瓦房无法相比的，今天的砖瓦房，连经拆迁改造出来的东侧街道临街建筑也都是奢华型的。奢华加上地界儿有点儿背，没点实力的商家是不敢租用的吧，卖肉卖布的小贩更不可能回迁了，所以这条街道显得很是清冷。但这却为游客静静地欣赏街景提供了便利。

看到了东西向的半街，还看到了半街街头的老树，内心有点激动。回想起二十多年前一次骑自行车穿这一带胡同看到的画境：高墙老房大宅院夹出的半巷，宽宽的，几棵粗壮老槐立在巷间，浓荫下的静谧中弥放着岁月幽深的况味。惊讶历史上的平民区也有这样的景！现在看到的和那画面有点儿相似，忍不住走过去。有情侣在那树下亲呢，不忍打扰，好在南边也有树，很老，枝权叶冠举在房顶上，比北边的那棵还多些胡同老树的况味。知道这是改造这片街巷时特意留下来的。这里已是另一条胡同，名叫新潮，应是民国时有过不俗的手笔。树旁的一栋房子有些个性，但还算不上特别惹眼，门旁却挂着一块解说牌。这房有故事。看牌，上面写的内容是此宅建于民国初期，多次易主，曾先后开过银号、饭庄、客栈、颜料店什么的。宅院的突出特点是建筑彩绘，双箍头掐汉瓦，硬包袱，贴金及二朱红颜色。这些都属于官式彩绘，民居彩绘中极为罕见，而且精美程度令人赞叹。此种彩绘在北京现存极少，此处的艺术水平最高而且相对完好，疑是民国初期一些彩绘师傅突破封建规制的诸多禁忌，将官式彩绘的做法引入到了民间。

长学问。看不了全宅，朱漆门紧闭，看房的外立面，门窗是多种几何体，平顶建筑，双层顶凸出一点点，有砖雕的墀头，属硬山式，檐下包长方围条，山墙上是砖料，正面油漆彩画，主图案我觉得是万字纹，外嵌刻宝相花，再上是红黄绿白的云纹，有富贵、如意、长寿永恒之意吧。从侧面看，此房的后面还有房，是双坡顶了，民国时的新旧组合体建筑。此房南面已是台湾文化商务区了，有个小广场，广场上阿里山的标志物，陈列看木色的一节车厢和一辆红色的火车头，东西向的大江胡同在广场南侧，沿广场沿大江胡同向东是高低错落的建筑群和群间的长街短巷。这是精心打造出的一个街区，在里面游走，有已找到了历史通道走进了历史街区的感觉，改旧修旧如旧的典范。不过，前门大街东侧的街在南边不远也就中断了，正在挖深坑打地基，不久的将来会出现一片新的仿古建筑群。胡同深处的文化写意

我特想把串前门大街东路以东那一片胡同的经历和感受记录下来并讲给朋友听。只几年的功夫，我陆续在那里拍下的好多街景街物都成了绝照，它们彻底消失了，再也见不到了。这也应该是预料中的事，那儿靠近东路的好大一片街区早被圈围了起来，等待拆迁。我本来想从大江胡同的东半拉进入那片区域，却发现胡同已被封堵了，别说车，人都进不去。就想起鲜鱼口东段路北长巷二条曾看到的一幢老宅院来，担心它的命运。那套老宅院的院墙非常高，封闭性强，门洞西向，有点与众不同，最撩人的是它那门罩和墀头的砖雕，门罩的砖雕长长的―溜，分了好几层，这在北京的胡同里并不多见，那简直就是砖花的世界。

长巷二条果然在拆，胡同西侧的一大片建筑已然消失，变成了堆料场，未拆完的建筑已成废墟，而东侧的房屋基本还没有动。它的残破是历史的遗留，不堪岁月折磨的老人一样，苍凉孱弱的身躯吐露着陈旧的气息。老房的小门脸把我拉入怀旧的情绪里。看到大房子了，它立在高台上。这条胡同的房屋基本都在高台上，门口的阶台都设在向外凸出的一方高台基两侧，房门、房屋高出胡同路面近一米的样子。我一直以为这是这一带房屋在形制上的一种习俗性追求，高屋础高阶台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像微缩的城墙内侧的登城马道。大户人家尚武或是武将出身，创造出了这样一种款式，此后大家纷纷仿效时久便相沿成习的缘故吧？进草厂胡同、大江胡同都发现了这种现象，偶尔翻书才得知它与这一带的地势和水有关。长巷胡同共4条，其形状都是“（”形，这形状是因三里河。三里河从长巷头条西侧流过，河是“（”形，依河而建的胡同也不得不是“（”形。据说，这是一组著名的斜街。三里河的走向在今北晓顺胡同，得丰西巷与长巷头条之间，穿过鲜鱼口，其北过西打磨厂，与护城河连通，入内城到正义路南口，接玉河，即今南池子大街，南则一直到龙须沟。有河，地势低洼，雨季水大成涝，房不建在高处还能住人吗？高房基高阶台就成了这一带的一道景儿。

在长巷二条先看到的大房子离大门装饰花砖的房子很近了，几步路，差不多是紧挨着。那房子当然还在，顺胡同，西向的倒座房，小窗户开在房檐下，离地很高。这老旧的倒座房随胡同的大量拆迁改建也越来越成北京的稀有一景了。细看门罩砖花，主图案应属博古类吧，雕着香炉、烛台、宝瓶、投壶、流苏、佛珠什么的，像个多宝阁，其下凸凸凹凹的几层各色花纹图案，很是气派。没有门墩儿，门洞进深很浅，以前应为财大气粗却无职无权的户主宅第。阅读阅赏砖花需要学问，我这样的阅读者，只有泛泛的美的感慨和赞叹。

拍了几张照片，再向北走，没多远，发现自己居然进了西打磨厂。意外的惊喜！意外是，我本以为西打磨厂随着前门大街的改造已消失了。以前我进西打磨厂都是从纷乱的箭楼东那片细如牛毛的小夹巷穿过去，前门大街改造后那里至今还是拆迁后的工地，又有了切割这小片区域的宽展单向行驶车辆的公路。冒出在眼前的西打磨厂是拆改区东部的西打磨厂，很多记忆中的老建筑都在，像经过梳洗打扮的徐娘展现着重又靓丽起来的风姿神韵。它少了商业氛围，少了过去人流熙熙攘攘的喧闹，像个精心保护起来的街道建筑博物馆，近代的洋楼、上世纪50年代典型的合作社门脸、双坡顶青瓦硬山铺面房和民宅高低错落交相辉映。也不是完全没有商用，挂着几家招待所和旅馆的牌子，还有一家小饭铺孤苦伶仃的。有一种功能和街貌都未曾确定下来的感觉，该保护的都保护了，封墙里已拆迁的部分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什么？长巷二条、三条、四条的北口都在这条街上，串老胡同，进去便是。

西打磨厂这条街很长，故事印在老辈人的记忆中。我没有走到它与东打磨厂的结合部便拐向了西兴隆街。我惦记着草厂胡同。草厂胡同共10条，每条在胡同口都嵌有说明牌，介绍胡同的长度、历史沿革和曾经的名宅古院。它让我深感兴趣是因为它是完全按现有格局和风貌保护起来的胡同文化展示区。我头次进这片胡同区的时候有种被惊着了的感觉，周边已彻底改造了，兴隆街完全不是我记忆中的老样子，老街商铺林立招牌成列人车拥挤的哄闹已变成了宽展柏油路的清寂，贴近草厂区域的老房子有的已变成了瓦砾土堆，留存着的则悲昂地倔挺着，等待赴刑场一般，我从中看到即将诀别的凄美。感叹北京的老胡同片区越来越少了，太多的胡同名称已成了历史的记忆，漫漶在时光的虚无里。可前一两年我真正走进这片胡同区的时候却发现老房和宅院仅是翻修了，原有的模样丝毫未变，拆了又重新建起的也依照的是老样子。如此大面积的原装原味的胡同区就像遗世珍宝，它完全可以作为旅游区开放，不要说外地人外国人，连北京人逛起来都会兴味盎然。胡同和四合院不仅是建筑布局和建筑艺术，它更是一种生活形态，人伦关系、邻里关系、生活方式都与公寓式的楼房不同，它更具人情味儿，像红漆窗格、门框旁吊着的流苏、屋檐下挂着的鸟笼、砖台上摆着的花盆一样透着随性和温馨。看到一位老哥在家门口坐着闭目养神，走过去打了声招呼，没聊几句就亲兄弟一样无话不谈了。竟有和我同岁、同出生月份、名字只差一字的奇事儿。他告诉我，装修老房，政府和个人各掏一半费用，这谁家会不乐意呀，全都见新了。他住的是老宅院，门台很高。他家的旁边就是个曾经的会馆，草厂的10条胡同里，好几条都有过会馆，草厂七条胡同内就曾有南安、袁州、重州三家会馆，会馆文化是这一带的一大亮点。有看着临街门怎么都是最普通人家的，从打开的门里望进去，小院里竟然有抄手游廊，抄手游廊油漆彩画，古典而又漂亮，金屋藏娇哇！

胡同文化篇3

关键词：中职语文；翻转课堂；课堂实例

随着信息技术广泛运用，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能力的不断提高，近几年翻转课堂这种发源并流行于美国的一种创新型教学模式，逐渐为我国教育界所关注，并已经在我国开始了尝试与运用，它将引领我国教育教学模式的变革，也必将为我国中职语文课堂教学改革提供新的思路与途径。

一、新课改下中职语文课堂教学模式亟待改革

中职语文课程教学目标要求通过课内外的教学活动，使学生在提高各方面语文能力的同时，养成自学和运用语文的良好习惯，为提升全面素质、综合职业能力和适应职业变化能力奠定基础。可综观中职语文课堂教学现状令人堪忧：教师大多沿用传统的“课堂讲课+课后作业”的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中心，以教室为中心，以知识为中心”，严重阻碍了学生的思维和个性的发展。中职学生本来学习基础就较薄弱，加之这种旧的教学模式完全忽略了学生的主体作用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导致语文课堂缺乏活力，不利于学生的思维及个性的发展，难以适应社会对职业技术型人才培养的需求，因此颠覆中职语文传统的教学模式已势在必行。

二、翻转课堂为中职语文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随着对新课改下中职学校语文教学翻转课堂式教学模式的深入研究，发现这种教学模式对于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具有积极意义。

翻转课堂是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为理论基础，在教学流程的建构上，以其“先学后教，以学定教”的教学模式，颠覆了我们所习惯的“先教后学，以教导学”的结构框架。教师在课堂上不再是 “主角”，学生也由台下被动接受的“观众”变成了思维活跃的课堂参与者。学生在信息化环境下，课前借助教师精心设计制作的微课、数字故事、电子任务书和网络上的其他开放资源，引导学习新知识。课上学生更愿意积极地参与讨论、交流与展示，因有充裕的时间，对文本的讨论也会更加细致和深入。师生一起完成作业答疑、协作探究和互动交流，实现知识内化。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学生学习更主动、更具个性，学习情感也更加愉悦，学习效果必将得到提升。这种活跃的语文课堂活动，不仅能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也提升全面素质和综合能力，尤其是团队协作能力和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为提高职业能力和适应职业变化能力奠定了基础。“翻转课堂”在实现以促进学生发展为主的教学理念上更进一步。

所以，在中职语文课堂教学中恰当地运用翻转课堂进行教学，对构建活力课堂，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种创新型教学模式为中职语文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

三、以课例谈翻转课堂的具体实施

笔者以高等教育出版社《语文》（拓展模块）第一单元第一课《胡同文化》为例。

1.教学过程

（1）课前自学新知：借助网络学习平台，引领学生在“读-看-想-问”中初步完成“梳理文章思路”的教学重点。课前学生利用手机或电脑登录网络学习平台，查看教师推送的微课、学习任务书等资源。教师在网络环境下引领学生按照以下四步开展自主学习。

①读文本。在网络学习平台中有教师推送的范读视频，学生自读文本，结合“诵读评分表”进行自我评价，将结果上传教师端。

②看微课。在制作微课时，利用富有北京特色的建筑图片、地道的北京方言及优美的音乐向学生全面展示出浸蕴在浓浓京味中的北京胡同。交待有一种更能体现市民文化特征的建筑，将学生注意力吸引到课程中来。

③想思路。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梳理文章思路，让学生带着疑问在网络学习平台进行讨论和交流。

④解疑问。学生在网络学习平台上讨论问题，针对疑问和困惑展开协作学习。教师也通过网络平台与学生进行交流，把握学情，并筛选出共性问题和重点问题，为下一部分的课堂内化奠定基础。

（2）课堂内化提升。通过集中点拨-分组研讨-交流展示-拓展延伸四个环节，落实领悟文章主旨，体会作者情感的教学难点。

①集中点拨。根据网络学习平台上的问题反馈，针对课前自学产生的共性问题，教师集中讲解，强化认知，进而解决大部分学生的疑惑，掌握梳理文章思路的方法。

②分组研讨。对于学生疑惑的重点问题，形成小组研讨。在学生研讨时，笔者要求结合课后习题，对文中精彩语句进行语言分析批注，以此来探讨问题的答案，进而化解难点，并分发给各组批注表。

③交流展示。通过小组研讨，借助语言分析批注，文章主旨及情感内涵已经呼之欲出。学生通过探讨体会美，通过赏析品鉴美，通过诵读领悟美，通过交流提升美，进而领略到胡同文化的“民俗美”。因学生的认知能力有限会产生质疑，为什么作者会对胡同文化的衰落表现的如此超脱豁达呢？根据问题预设，播放数字故事。

④拓展延伸。当学生还沉浸在深思中时，为了及时巩固学习成果，组织学生进行情境发言，进一步内化文章主旨。

2.教学反思

笔者认为，本节课亮点是：“动态生成，以学定教”。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学生充分利用课前自主学习，教师将课前生成问题作为课堂教学重点，以学定教，实现教育的较高境界。

从教学效果来看，本课 “立足学科，关注发展”。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文本实际，既帮助学生学会语文知识，又着力引导学生用发展眼光看问题，进而提升个人适应社会生存发展的能力。

综上，翻转课堂作为一种新的课堂教学模式，能激发学生主动探究的欲望，促进学生在愉悦中学习。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自主协作，在交流机制中，融入了多元互动，这种在自主学习与合作探究中给学生带来了积极、主动、高效的学习，势必对学生的全面发展产生积极深刻的影响，为学生今后的职业发展奠定基础。所以，探讨将翻转课堂式教学模式运用于中职语文课堂教学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1]卞丽娟.利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构建中职语文活力课堂[J].新课程下.2014（10）.

[2] 叶波..翻转课堂颠覆了什么―论翻转课堂的价值与限度[J].课程.教材.教法，2014（10）30.

胡同文化篇4

关键词：外来词 “胡” 语义泛化

1.引言

外来词是在各种语言中都普遍存在的词汇成分。不同语言相互吸收外来词主要是在文化接触、语言接触过程中发生的。

正如萨丕尔所言：“语言， 像文化一样， 很少自给自足。交际的需要使说一种语言的人和说邻近语言或文化上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交际可以是友好的或敌对的。可以在平凡的事务和交际关系的平面上进行， 也可以是精神价值——艺术、科学、宗教的借贷或交换”汉语在历史发展中，也与许多语言发生过接触。《汉语外来词词典》一万余条，所收外来词语源共84种。汉语中有很多来自少数民族语的语词成分，如来自梵语的“琉璃”，突厥语的“琥珀”等。秦汉时期外来词尤以匈奴语居多，如“猩猩”、“狮子”、“胭脂”、“胡”。随着语言的发展，汉语出现了大量的带“胡”字的描写词，如“胡豆、胡麻、胡饼、胡姬、胡说”等。

学界对于“胡”字词是否属于外来词尚存在争议。学界公认语素“胡”是外来语素，但对“胡闹”、“胡豆”、“胡床”、“胡桃”等“胡”字词及“胡搅蛮缠”、“胡言乱语”等成语是否属于外来词尚不明确。

本文将对异族语素“胡”及“胡”字词进入汉语后的归属问题进行简要探讨，并对语素“胡”功能转变和构词能力进行初探。

2.对外来语素“胡”的考察

2.1“胡”字考源

“胡”在古代是对“匈奴”的另译。汉语“匈奴”一词最早见于《史记》。史有为在《外来词——异文化的使者》一书中介绍：汉文典籍中关于匈奴异名多达32种，如“鬼方”、“混戎”、“犬夷”、“猃狁”、“隗国”等。他指出，这些异名也许只是匈奴中不同部落的自称，是同一词的变异。其中“方”、“国”、“戎”、“夷”都是汉人所加，去除这些，余下的成分与“匈”、“胡”都是一音之转。由此可见，“胡”最早是通过音译方式引入汉语的。

2.2“胡”的语义泛化

“胡”首见于西汉《汉书·匈奴传》：

“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不为小礼以自烦。”

汉初，“胡”是北方匈奴氏族的自称。而随着中原文化与西域异族文化的冲突、交流，“胡”在两汉时期逐渐从专称演变为通称，泛指北方、西方非中原民族，也指部分东方非中原民族。如“东胡”指称鲜卑、乌桓。

“胡”作为一个单音节语素符合汉语的音节特点，加上胡汉文化冲突、交往，其能产性不断增强，“胡”的语义进一步泛化。至魏晋时期，“胡”指“来自北方和西方民族的，以及来自国外的（东西）”，大量异族的物产、文化产品都冠之以“胡”，如“胡床”、“胡拜”、“胡旋舞”等。

东晋时期，五胡乱华。胡人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赶走了西晋统治者，主宰了中原。但居于统治者地位的胡人文化落后，不羁礼法，与中原礼法格格不入。汉人说话办事多“克己复礼”，非礼勿言，非礼勿行，加之对异族统治者的仇视心理，汉人便把乱说和没有根据的说话称之为“胡说”、“胡扯”；不讲理、越轨的行为称之为“胡闹”，“胡来”。此后，“胡”又多了一项意义，即“随意乱来”。

“胡”的语义泛化路径大体标记为“专制北方匈奴氏族——泛指北方、西方非中原民族——北方和西方民族的，以及来自国外的物产、文化产品——异族文化差异导致汉族对外族人行为的评定”。

3.“胡”字描写词的归属界定

3.1外来词的界定

外来词的吸收方式分为五类，即纯音译、半音半意译、音译加表义类语素、音译兼意译、借形。学界对于外来词历来有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综合起来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只有音译词才能算是外来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音译词、意译词都是外来词。第一种观点过于片面，汉语在吸收借用外族语言时不是只有音译一种方式，那些来源于汉字文化圈其他民族的外语词，有些在字形上与外语原词还存在着联系，如“政治、消费、生产、革命、民主”等，这部分外来词语也应该归属于汉语外来词。

在对意译词是否属于外来词的界定上，史有为认为意译词分半音半意及“仿译”（calque）两类，它们均称为“准外来词”，但一般不列入外来词中，这些“准外来词”实际上是汉语固有词。

3.2“胡”字描写词归属界定之我见

笔者认为，“胡”作为外来语素是必然的，“胡不思”、“胡洛真”、“胡同”、“葫芦巴”等音译词归为外来词也是肯定的。

然必须指出的是，并非含有外来成分的词就是外来词。不少词语音上虽然有源自外族语的成分，但语义上并非整体上借自该语言的词并不属于外来词。大量“胡”字描写词其实是用本族语言的语素和规则构成的新词，只不过该类词把外族语里某个词的意义移植进来。这一类“胡”字描写词如物名“胡豆”、“胡麻”、“胡马”、“胡姬”；文化产物“胡旋舞”、“胡坐”、“胡拜”；对异族的描写引申出的“胡来”、“胡闹”都不属于严格的外来词范畴，更准确来说应该是汉语固有词。

4.外来语素“胡”的功能演变初探

4.1词典释义

《现代汉语词典》对“胡”的解释如下：①古代泛称北方和西方的民族；②古代称来自北方和西方的民族的（东西），也泛指来自国外的（东西）；③姓氏；④表示随意乱来，⑤疑问代词，⑥胡子，同“鬍”。（“胡”作为疑问代词，仅零星见于上古文献，至汉末已消亡，口语中不再运用，且与西域语言的传入无关[8]。义项③、⑥均不是外来词，不属于本文探讨范围）

《现代汉语词典》收“胡”字词共计32条，其中属于汉族与本国外族接触而产生的“胡”字描写词为28条。

《汉语大辞典》收“胡”字词外来词词典收词338条。其中属汉外接触而产生的达264条，约占78%。

但在《汉语外来词词典》中，“胡”字词25条，其中反映西域事物的共计20条。如“胡不思”指西域的一种拨弦乐器，源于突厥语“qobuz”；“胡洛真”指守卫官，源于鲜卑语“uraqcin”；“胡达”指伊斯兰教徒的“阿拉”，源于波斯语“khuda”；“葫芦巴”指西域一种豆科植物，源于古阿拉伯语“hulbah”；“胡同”指小巷，源自蒙古语“gudum”等。岑麒祥主编《汉语外来语词典》中收“胡”字词4条，除“胡地布拉斯”（英国人名）外，“胡达”、“胡同”、“葫芦巴”均属于少数民族外来词，这些词均见于《汉语外来词词典》中。

4.2由外来语素演变成汉语基本语素

“胡”作为外来语素具有很强的构词功能。我们认为“胡不思”属于外来词。但要说“胡琴”是外来词，或许会引起争议。“胡琴”一词中，“胡”更多的是一个“注源性”标记。与之相类似的还有“胡天”、“胡马”、“胡沙”等，这些词都是汉人根据自身社会的事物或交际需要，自主的将外来成分“胡”与汉语固有的“琴”、“天”、“马”、“沙”等成分结合而成，以形容“胡”所指称地区的事物、物名、文化习俗等。这些词的整体并非直接来源于外族语，只是汉语自创之词。

直到今天，“胡”还是现代汉语的基本语素之一。可构成“胡琴”、“胡凳”、“胡马”、“胡来”、“胡闹”、“胡乱”等词。（值得注意的是，胡琴简称“胡”，它在语言发展中又成为另一实语素，可构成“二胡”、“板胡”、“京胡”等）

4.3“胡”的“注源性”标记功能

“胡”这个语素作为外来语素是肯定的。“胡”作为外来语素具有很强的构词能力。而在“胡”字描写词中，“胡”这个语素更多的体现了其“注源性”的标记功能，即说明某事物的来源。而这种功能并非以引进该词为目的，只是融入汉语后，作为基本语素的构词能力的体现。

4.4“胡”的文化功用及语义变化

“胡”字词在汉语构词能力中充分显示了其“文化功用”。 从文化的整体上看，外来词无疑是异文化的使者，是文化冲突、融合的体现场所。外来词可以给汉语社群带来异域的视野，如前文提及的大量“胡”字物名词语。

而由于异族文化差异、言语不通，“胡”引伸出不讲理、乱来之义，这是其作为一个基本语素融入汉语之后经“重新分析”，发生了被全民接受的表意变化——这种变化也体现其语义贬降。

“胡”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改变了它的语义要素， 发生了被全民接受的表意变化。基于民族文化、民族心理的差异性，汉人对胡人所言称之“胡说”，所作称之为“胡来”，逐渐由中性词发展成贬义词。

而“胡言乱语”（出自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卷十六）、“胡搅蛮缠”（出自明杨尔曾《韩湘子全集》）、“胡姑姑，假姨姨”（出自元无名氏《谢金吾》，指胡乱认亲戚）等成语、俗语的出现及在文学作品中的大量应用，更是其语义贬降的体现。

5.结语

汉语外来词是汉语词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古至今一直在汉语词汇系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有着不同于汉语其他词汇的特点。汉语在接受外来词的过程中，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不断创造和吸收新词新语来反映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概念， 不断变更词义轻重、使用范围、褒贬色彩来适应交际的需要， 完善了语言作为交际工具的职能。正如“胡”字词进入汉语之后，汉语对使用范围、褒贬色彩进行改造以适应交际的需要，这也体现了汉语自身发展的特点和演变规律。

胡同文化篇5

【关键词】茶文化；二胡音乐；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J632.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1007-0125（2018）15-0064-01

我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在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音乐是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二胡又在中国古典音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二胡乐器的独特演奏特点，使其最能体现演奏者的文化底蕴，并且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在这一方面其与茶文化有共通之处，因此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二者相互融合在一起，深受中国儒家、道家、佛家传统文化影响，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特色。

一、茶文化在中民间音乐艺术中的重要作用

（一）茶文化在娱乐中的作用。民间音乐艺术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当民乐艺术同茶文化相互融合在一起后，迸发出独特的艺术气息与作用，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出其”寓教于乐”作用，可以在快乐中学习，在学中体会快乐，这也是二者可以得到广泛发展的关键因素所在。例如，人们在品茶时需要有一个良好而愉快的心情，此时如果再配以二胡弹奏的音乐，营造出一种和谐而舒缓的环境，有助于人们品茶静思，还可以使人们思想得以升华。人们在这种舒服愉快的环境中，伴随着二胡音乐的优美旋律，又可以更好地品味茶文化，体现茶的静思作用。同时，品茶者心情愉悦的时候，又会依据自己的心情变化，去选择一些自己喜爱的乐曲。如此就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即能体现民间音乐艺术的优美与高雅，又能体会与感悟到茶文化博大精深。

（二）茶文化对音乐教育性的促进作用。民间音乐艺术不但具有娱乐提高人们思想境界的作用，还可以通过音乐所表达与传递出的独特思想与含义，发挥特定的教育意义。当民乐艺术同茶文化相互整合之后，人们在品茶时，受到音乐的熏陶，开拓与提高品茶者的思想与视野。同时，又可能让品茶者在各种音乐艺术的演奏中得到一定的教育。比如把品茶与二胡音乐相互结合起来，可以让品茶者在品茶时，可以去感悟二胡所弹奏出古典音乐或是現代音乐。

二、茶文化同二胡之间的共同点

（一）二胡音乐中对于道家思想的阐释。二胡是一种很重要的中国古代乐器，在中国悠久历史当中，其与中国道家文化相互结合在一起，成为各个朝代中道家思想的传播的重要工具。二胡乐器，因其音色与音质的特点，特别能与人们的心理产生共鸣，优良的二胡名曲都具有陶冶思想与洗涤灵魂的作用。例如，著名的二胡名曲《二泉映月》，是一首二胡传世名曲，此曲不但可以把人们引入到夜阑人静，月冷家清的意境当中，让人感受到江苏无锡惠山泉的自然之美，使人与自然融合起来，形成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还可以把作者那种跌宕起伏而坎坷的人生展现在人们面前，让人们从思想上得到共鸣。另外，道家思想代表作《道德经》中所提倡的做事态度，以及恒久的心态，同二胡的本身特点之间具有很大的默契。熟练的二胡演奏者无不是经过长时间持之以恒的练习才能达到，这一点与道家思想具有共同之处。

（二）二胡音乐是一种重要的感情寄托。二胡最早起源于唐朝，当时正值中国儒家文化发展最为快速的一个时期，所以二胡从其出现之初就与儒家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二胡在早时被称作为“奚琴”是胡琴的一种，到了近代也被称作二胡。到目前为止，二胡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在如此长久的历史中，二胡渐渐的成为文人士人寄托情感的一种重要载体。人们根据不同的时代特点与历史背景发明了出很多的表现形式，例如高胡、中胡以及革胡等。在封建时期，二胡在民间流传相当广泛，并且因其中正和平的音色与音质同儒家思想不谋而合。

三、茶与二胡的有机融合

当代的茶艺表演多配以古典音乐作为背景，因为茶艺代表着中国的一种文化传统，而古典音乐中最体现古典韵味的就是二胡所弹奏的音曲。因此，在不断的发展进程中，二者有机融合在一起，人们可以利用二胡音乐的引人入胜的作用，把人们更好的代入到茶文化当中。比如在进行茶艺表演时，经常用到的经典名曲《弹乐》与《红梅随想曲》，让人们在欣赏茶艺的同时，又可以体会到二胡乐曲所营造的优美旋律。二者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在感受二胡音乐之美的同时，又可以品味到茶的浓郁芬芳。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二胡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古典乐器。对于中国古典音乐的发展与传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当其与茶文化相互结合之后，就形成了雅俗共赏被广大人们所喜爱的特色传统文化之一。茶文化与二胡音乐的深层次融合，使其表达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其影响也更加深远。

参考文献： 

[1]孙博.茶文化与二胡音乐的深层融合发展[J].福建茶叶，2018，40（01）：293-294. 

[2]樊佳.琴艺古韵—二胡音乐与茶文化的共性探析[J].福建茶叶，2017，39（07）：107-108. 

胡同文化篇6

[关键词]老北京地名儿；地名文化；演变

对地名文化的研究源远流长，它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科学技术等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息息相关。地名绝不仅仅是指一个地理空间或行政区域的称谓和命名，而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种文化传承，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传递着丰富的文化信息。

老北京地名儿的采用与变迁过程中，始终伴随官方意志和民俗文化的角力、冲突与融合。官方意志在管治和规划某一区域时无处不发挥着其主导命名的权力，这同该区域历代沿袭下来的民俗传统重叠在一起，两者或相融或冲突，更加丰富了地名文化的内涵，进一步拓展了地名文化研究的空间，使老北京地名儿从一个个枯燥、干瘪、死板的称谓、字符和代号，衍生成了一幕幕鲜活、丰满、灵动的历史活剧，穿越时空，挥舞手臂，向我们走来。

从老北京地名儿看地名文化的传承性

北京正式成为全国的首都是从元大都开始的。元大都的都城平面为南北长的长方形形状，四周辟门11座。至明朝，北京城共有城门20座，即“里九外七皇城四”，在元大都11门的基础上减去光熙门、肃清门，并将崇仁门、义和门改名为东直门和西直门，此后直至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北京九门名称即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东直门、西直门、朝阳门、阜成门，沿袭至今。嘉靖三十二年，北京外城郭修建，新增城门：东便门、西便门、广宁门、广聚门、右安门、永定门、左安门。1962年，开通和平门。1946年，将日伪开通的启明门（东）和长安门（西）分别改名为建国门和复兴门。

这些城门的命名或表达着统治者的政治理想：安定、永定、左安、右安；或表达着封建正统观念：丽正、正阳、顺承；或表达着政治教化：文明、健德、义和、崇仁、崇文；或表达着功略政绩：肃清、光熙、平则（贼）、宣武。并且，这种渗透了统治阶级长治久安、兴邦兴国愿望的地名历代传承，沿用至今。

同统治阶级有着政治理想一样，平民百姓也有着自己的生活愿望。老北京地名也反映着京城百姓的民俗情结。比如祈求幸福平安，盼望吉祥如意，希望福寿通达，期待富贵荣华等等。据统计，在老北京地名中带有“福”这一字眼的名称最多，如多福巷、三福巷、五福里、千福巷、万福巷、定福庄、隆福寺街、纳福胡同等等；以平安、太平为“主题词”的地名也不少见，如平安里、永安里、广安门大街、长安街、太平庄等等；有些地名又与“寿”字相关，如万寿路、寿比胡同等等；不少地名还表达着人们喜悦、祥和、吉利的心理，吉祥胡同、吉兆胡同、同乐胡同、同庆街等等；有些地名预示着年年有余、大吉大利：兴盛胡同、丰华胡同、富强胡同、大兴庄、兴隆街等等。

由历代沿用下来的老北京地名和出自百姓生活的地名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着北京这座城市的发展与进步，也见证着北京老百姓生活的多彩纷呈和多姿传承，更成为北京文化兼收并蓄、多元包容的表征。

从老北京地名儿看地名文化的文雅性

一个小胡同、一条窄巷子，居住的都是寻常人家，叫什么名儿或者不叫什么名儿都是老百姓自己的事情。由此，好多胡同、街巷取名字的时候似乎信手拈来，地名用词跑不出老百姓的日常用语，是什么就叫什么名字，形状像什么就叫什么名字，住着什么户家、做着什么生意也叫什么名字。胡同里住一家经营棺材生意的，这条胡同就叫棺材胡同；胡同里环境差、臭气冲天、蚊蝇遍布，就索性叫巴巴胡同、蝇子胡同；胡同形状两头尖、中间大的就叫嘎嘎胡同；胡同、街道形状像大烟袋的就叫烟袋胡同；死胡同，有进处、无出口，就叫闷葫芦罐儿、口袋胡同。取名求生动形象、直接自然，好称谓、易区别，恶、俗、贱都不忌讳，将北京人的民俗情结展现的淋漓尽致，将原汁原味的北京地理描绘的栩栩如生。

近百年来，原生态的老北京地名儿经历过多次官方主导的以“地名雅化”为目标的改革。所谓地名雅化，就是把那些粗俗、恐怖和有辱民族风俗的地名改为比较文雅的称谓，促进地名标准、规范和传承。“雅化”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一种方式是尽可能地引入吉祥如意的词汇，例如“闷葫芦罐儿”先改称“蒙福禄馆”，最后定为“福禄巷”；“鸡爪胡同”改称“吉兆胡同”；“王寡妇斜街”改称“王广福斜街”；“打劫巷”改称“大吉巷”，等等。总之，这一改动将“福禄寿”三星全都凑齐了。

第二种方式是将低档、形而下的东西变成高档、形而上的事物，例如把“猪”变成上档次的“珠”（珠宝）或“竹”（梅兰竹菊），如“母猪胡同”、“老母猪斜街”分别改称“梅竹胡同”和“杨梅竹斜街”，“猪市口”改称“珠市口”，“驴市胡同”改称“礼士胡同”，“哑巴胡同”改称“雅宝胡同”，“张秃子胡同”改称“长图治胡同”，等等。总之，雅化就是要让“下里巴人”摇身一变，成为“阳春白雪”。

第三种方式是把消极、暮气沉沉的元素转变为积极、朝气蓬勃的色彩，如“棺材胡同”改称“光彩胡同”，“羊尾巴胡同”改称“扬威胡同”，“屎壳郎胡同”改称“时刻亮胡同”，“蝎虎胡同”改称“协和胡同”，“阎王庙街”改称“迎新街”。通过雅化，一切变得积极向上起来。

第四种方式是降低原来有瑕疵地名的影响力，在不改变老地名的情况下，为附近一个地标赋予新名称，让不喜欢原地名的人多一个选择。如，公主坟、八王坟的地名虽未改变，但在两地建设立交桥的时候，并未直接命名为“公主坟桥”和“八王坟桥”，而是分别命名为“新兴桥”（根据企业名称命名）和“四惠桥”（根据四环与通惠河交叉命名），如此，重新命名的同时也保留下两个地方的历史渊源。

总之，官方的介入使得“地名雅化”成功实施。但与此同时，人们也会产生不少担忧。民间地名是社会长期发展和演变的产物，它记录了一个区域的历史变迁，反映了一个地域的历史文化特色，也经历着这个区域历代人的生活状况与成长历程，当它一旦被官方地名所“雅化”掉，那这历史遗留的唯一的文化标志将无处可寻，那留下封存的只能是满城记忆了。

从老北京地名儿看地名文化的时代性

地名与时代同步，地名的演绎永远与历史时代的变革同生共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名的变迁便能反映出不同时代的变迁。关于老北京地名儿的时代性最突出的实例，当数“”时期北京地名的变化。

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的报道文章。文章说，首都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到处张贴革命传单和大字报，到处集会演说，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发动猛烈冲击。一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色彩的店铺字号必须更换为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倡议迅速改掉那些毫无政治意义的学校名称。红卫兵们认为北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大街上不能有所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臭名字，倡议把“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把“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把“西郊民巷”改为“反修路”，把“光华路”改为“援越路”。在红卫兵的鼓动下，王府井百货大楼改名为“北京市百货商店”，“东安商场”改为“东风商场”，“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

地名改动最严重时期，要数“红海洋”运动时期。大部分的胡同都加上了“红”字，使得当时带“红”字的胡同一下子激增到了100多条，叫“红日路”的就有27条。除了“红”字街名外，像“革命”、“立新”、“人民”、“四新”等字眼也被硬生生的改入胡同和街道名称中，此外更有“崇文门大街”改称“红旗大街”，“地安门东大街”改称“工农兵东大街”，“长安街西口”改称“社会主义胡同”，另外还有翻身胡同、秋收胡同、红到底胡同、学毛著胡同等等。

直至1966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所谓“红海洋”的通知》， “红海洋”运动的风潮才被坚决制止，但改乱的地名仍旧沿用着。“”结束后，随着我国政治和社会生活恢复正常，北京胡同的旧名称也逐渐得以恢复，到1985年，大部分胡同都恢复使用原名，重现了古都的风貌。

改革开放之后，北京城市边缘得以不断的扩大，城郊许多的地方也逐渐成为工业区、开发区、经济园、试验基地等等，北京市对这些新建的街区进行整体规划和建设，其名称大多带有现代、开放、多元甚至国际化元素，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展现着北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新形象、新面貌和新气息。

胡同文化篇7

毫无疑问，这是一届成功的胡琴艺术节，纵观艺术节的各项活动，呈现出以下特点：体现了综合性与多元性。综合性表现为，胡琴节安排了音乐会、展演、讲座和研讨会等多项活动，这些活动又都围绕胡琴的演奏、教学、胡琴音乐作品创作和胡琴文化的发展等问题展开，应该说是对当下胡琴现状的综合展现；多元性体现在每个活动项目都有自身的个性特点，比如每场音乐会风格迥异，曲目取材广泛——既有充满民间风土韵味的传统乐曲，又有颇具时尚色彩的当代之声，同时，研讨会和讲座内容不一、观点和视角各不相同，呈现了多元化的色彩。此外，本届胡琴节集中展现了当代二胡演奏的水准并集中展现了胡琴音乐的创作现状。

综合性与多元性

1. 色彩斑斓、赏心悦目的音乐会与展演

音乐会众多、曲目丰富是本届胡琴节一大特点。本届胡琴节一共推出了五场音乐会与一个单元的“地方戏曲（乐种）主胡展演”和“胡琴乐器演奏讲解”。音乐会上演的曲目多样、风格迥异，既有长演不衰的经典胡琴名作，又有近年来新创作的、在业内有影响力的作品；作品的体裁方面既有室内乐、合奏曲，也有独奏、协奏曲。当然，每场音乐会的风格定位完全不同：综合性、丰富性和具有庆典色彩是12月19日晚开幕式音乐会的总体特征。“集韵汇珍”音乐会呈现了广东、陕北、豫北、蒙古等地浓郁的地域风情，展现了二胡、京胡、板胡、高胡、中胡等胡琴家族乐器多样的韵味和美感。优秀学生合奏、室内乐作品音乐会为二胡专业的学生提供了一个自我展示和实践的平台，也让更多的人在关注二胡独奏演奏和作品创作的同时，进一步去关注胡琴的合奏以及室内乐作品的发展。12月21日晚上，板胡专场音乐会除了展现板胡的魅力以外，也可以说是当代板胡发展创新的一个见证。12月22日晚上在中山音乐堂举办的闭幕式暨新作品音乐会也是本届胡琴节的重头戏。如果说，开幕式展示了二胡的过去，那么闭幕式音乐会显然着意于综合呈现当代二胡音乐的创作、演奏现状，或者说在于思考二胡的发展如何面向未来。此外，不得不提的是地方戏曲主胡展演项目，可以说这是本届胡琴节的一大亮点，在本次展演中亮相的有山西晋剧、潮州音乐的主胡，以及竹琴、文琴、雷琴、坠琴四件胡琴家族乐器的演奏与讲解，让人充分感受到种类繁多的胡琴家族所具有的韵味之美。

2. 观念闪光、亮点纷呈的研讨会

本届胡琴节设有三场研讨会，主题分别是创作研讨会、教学研讨会和板胡研讨会。研讨会邀请的诸多作曲家、胡琴演奏家、音乐学学者，他们都对各自领域和所关心的问题畅所欲言，就胡琴的创作、教学、演奏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虽然各自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毫无疑问都对推动胡琴音乐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建设意义。

11月19日的胡琴创作研讨会议题主要有：当前的胡琴音乐创作现状；如何平衡传承与创新；音乐技法与表现目的；胡琴音乐创作中的音乐语言等。与会人士对这些议题展开了深入而全面探讨。胡琴教学研讨会于2012年11月21日举行，与会的专家有来自各地音乐院校二胡专业的学科带头人、教师，也有活跃在舞台上的演奏家。发言涉及二胡教学的具体手段、培养理念及培养模式等。板胡研讨会于2012年11月22日举行，由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青年教师胡瑜主持。研讨会云集了国内各音乐院校的板胡教师与地方院团的板胡演奏家，研讨会针对板胡艺术在当下发展现状和如何发展板胡音乐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研讨会的议题准确地抓住了当下胡琴界的热点问题，诸如创作如何平衡传承与创新、民乐创作的音乐技法如何达到表现目的、胡琴音乐创作中的音乐语言与创作面向、胡琴的教学实践问题、人才培养的模式、胡琴乐器的文化定位与推广等。这些正是长期以来在音乐界热议的问题，也是时下业内所共同关心的焦点问题，而胡琴节组织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显然对推动胡琴音乐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3. 实践与理论相融、音乐与文化并举的讲座

本届胡琴界四场讲座围绕二胡的教学演奏、音乐与文化。四场讲座主讲人或为二胡界名家，或为音乐界、文化界知名学者，这都显示了音乐和文化相融的特征。四场讲座分别是：“我的教学与演奏理念”（刘长福），内容主要围绕练琴、教学两方面展开，讲述了刘先生几十年来在教学和演奏上的心得与体会，对青年学子学胡有很大的启发。“讲座与演奏会”（闵慧芬，嘉宾汝艺、王珑），闵慧芬把演讲与演奏相结合，重点论述了二胡学子如何向民间学习、向传统学习，同时也讲述了她的“二胡声腔化”的理论和实践。“演奏家的境界”（刘再生），认为演奏家的境界就是对音乐表现和音乐造诣所达到的时代高度，并对如何达到“入化”的境界提出了观念和看法。“中国文化与音乐境界”（王岳川）北大中文系教授、学者王岳川的讲座主要谈的是中国文化和音乐内在关系的问题。他认为中国文化身份与音乐立场，要以中国情绪、中国情调、中国身份才能确立。

集中展现了当下的

胡琴演奏水准和创作现状

1. 当下演奏技术突飞猛进令人叹服

在本届胡琴节亮相的演奏者除了当前国内数位顶级二胡演奏家外，也出现了一大批近年来国内的演奏新星。通过数场音乐会，就演奏而言，可以看到，当代二胡演奏的领军人物于红梅、严洁敏，及其以杨雪、孙凰、尚祖建、闫国威等人为代表的新一代演奏家都有着完美的技术水准，对音乐的阐释也展现了他们深厚的艺术涵养。早在十年前，当于红梅从有着“演奏家的试金石”之称的美国卡内基音乐厅的舞台走下来，《纽约时报》即评价她为“体现中国当代音乐文化精神的演奏家”，并认为她是“世界级的弦乐大师”，这些音乐会也让观众再次感受到她的风采。而其他几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可以看到当下“学院派”体系中对打算走职业道路的学子进行的系统训练，使得当前这一批演奏家的技术今非昔比。当然，对演奏技术的展示，不局限于二胡，也还有板胡等其他乐器，但综合来说，本届胡琴节集中展示了当代胡琴演奏的最高水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2. 真实呈现了当代胡琴音乐的创作现状

百年来，以二胡为代表的胡琴文化的发展，离不开胡琴音乐作品创作的推动。在本届胡琴节上，可以看到当前二胡音乐创作的发展现状和二胡创作的几个趋势——作曲家和演奏者在运用二胡的音乐语言时更加自由，也更能体现21世纪的时代精神：在创作方式和理念方面，从改编到移植西方乐曲以学习借鉴西方音乐语言与技术，再到现在创作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二胡作品以创造自己的声音；在音乐语言和风格方面，不再局限于一般情感，而更注重内在精神气度；在创作的技法探索方面，二胡音乐作品创作的探索明显增多，作曲家都在寻找新的音乐语言、探索新的创作技法，与此同时，就在演奏家、作曲家注重发展二胡演奏技巧、拓宽二胡艺术表现力的同时，人们对二胡艺术的审美要求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原有的音乐语言了。

此外，本次展演中亮相的山西晋剧、潮州音乐主胡，以及竹琴、文琴、雷琴、坠琴四件胡琴家族乐器的演奏与讲解，也博得了满堂喝彩，正是当下“民间文化热”的一个有力证明。艺术节的四场讲座让音乐与文化并行、实践与理论相融，也使得艺术节整体的学术色彩更为浓厚。另外，胡琴节的与会者来自全国各地，既有当代著名的胡琴演奏家、作曲家和胡琴教育家，也有普通胡琴爱好者；既有来自国内各大音乐院校和高师音乐专业的师生，也有来自基层戏班的民间艺术家，这也进一步体现了本届胡琴节融合传统与当代，联结传统与学院派的特点。

胡同文化篇8

1917年9月和1918年1月，胡适、先后进入北大，比小两岁的胡适，此时是北大英文学、英文修辞学、中国古代哲学三门学科的教授，风头正劲。而此时的，仅是北大的一名职员、图书馆主任。还未兼任教授，其影响无法望胡适之项背。不过，胡适的性格、为人处世决定了他对待这位新同事的态度。何况二人之前已互闻文名。更为重要的是二人对当时现实社会的诸多问题的认识与观点是一致的。例如。他俩都注重自身道德的修养，所以，在1918年都参加了由蔡元培发起组织的“进德会”：二人都对底层劳动群众抱有深深的同情和关怀：都反对复辟帝制和专制政治，赞同民主：都主张要改造中国传统文化，努力用新文化代替旧文化：都主张解放妇女，遵守道德婚约，“糟糠之妻不下堂”……正是这些思想和立场的一致，使他俩不约而同地走进新文化运动的阵营。虽然在这之前，在日本忙于讨袁活动，误课过多，被早稻田大学除名。但这段经历使原本具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感情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同时，在日本大量阅读了宣传社会主义思潮的书籍和杂志，听过日本社会主义思潮代表人物的课，主张将学业与“挽救民族，振奋国情”联系，形成了只有革命才能改造中国的思想，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这种环境完全不同于胡适在美国所感受到的那些。胡适在美国，接受的是自由主义民主思想的熏陶，美国的民主政治影响了胡适一生，对胡适思想影响最直接最具体最深的两个人，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赫胥黎教他怎样怀疑，教他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教他把一切学说都作待证的假设，教他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和思想的结果。上述二人思想对胡适的影响，最终被胡适凝练成“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和“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治学格言。胡、李二人的学术、留学和思想背景不同，决定了两人最初进入社会文化领域的不同角度，一个更关心文化学术，一个更关注政治法律。这是日后两人走上不同道路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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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胡、李二人都有贡献，“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一条战壕里的亲密战友。说陈独秀是“的总司令”。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统帅，胡适则是副帅、第一大将。陈独秀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回顾五四新文化时，说：“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那时。已经有了这样的说法：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四台柱”。可见当年，不论是鲁迅，抑或，他们的影响都无法与胡适媲美。

1916年从日本回国后，就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先是担任《晨钟报》编辑，后应章士钊之约任《甲寅日刊》编辑，1918年1月进入北大后，不久就参加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工作。与胡适、鲁迅不同，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与陈独秀相比，他早于陈接受马克思主义。所以，在五四新文化时期，有影响的文章，主要是《青春》、《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类政治性文章。如此，胡、李二人势必产生分歧。胡适把新文化运动视作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提出“二十年不谈政治”。

由于《新青年》主要偏重于思想文化方面，陈独秀和决心另外办一个政治评论的刊物，这就是1918年12月21日创刊，直接批评政府的《每周评论》。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反北洋军阀政府的《北京市民宣言》被捕，避居乡下。胡适在危难中接办了以谈政治为主的《每周评论》，胡适不想谈政治，这时已无法全然回避政治，于是他“就决定谈点基本的问题”――不要空谈主义，而要研究问题。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第三十一号《每周评论》上，发表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是要谈“主义”的。这就不可避免地在胡适与之间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

当时在报刊上见到的“主义”，在文入学者嘴里的“主义”琳琅满目：无政府主义、过激主义、安福部的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等：而社会主义也是五花八门：基尔特的社会主义、费边社会主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王揖唐的社会主义、皇室中心的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等等。胡适对“主义”的抨击，其矛头针对的是当时普遍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思想方法。在胡适看来，那种高谈“主义”而不研究具体问题，是思想上“懒”的表现，因为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这是一：其二，胡适认为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应该研究，但强调抽象的“主义”要少谈，因为每一种“主义”都蕴涵着救世的具体主张，如若我们不去实地研究这个社会的需要，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曲，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怎么能有用处呢?其三，胡适认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其四，胡适认为“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到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不负责任、自欺欺人的梦话。胡适反对把“主义”当做绝对真理和终极教条。胡适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说：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使人“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恨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者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惨剧”。从后来胡适的一些文章中可以发现，胡适其实不是一概反对“主义”的，他不赞成苏联的社会主义，却赞成“自由的社会主义”。

胡适的这些观点遭到了反驳。

在读到胡适的文章后，立即撰文《再论问题与主义》予以反驳，发表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五期上(1919年8月17日)。坦言：“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主义的……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说，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分离的关系，中国的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

胡适随后于8月24日在《每周评论》第三十六期上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在遭到、蓝公武等人的继续反驳后，胡适又写了《四论问题与主义》准备刊于《每周评论》第三十七期。但在8月30日排版付印时，警察突然光临，《每周评论》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查封，一切财物也被充公了。该文也因此没有发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没有分出胜负时，就这样无疾而终了，

3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虽然直接发生在胡、李之间，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在争论中

既无人身攻击，也无后世的“大批判”语言，一切都是那么地自然平和，以理服人。正因为如此，直至被奉系军阀杀害，始终都认为自己与胡适之间的友谊超过自己与陈独秀之间的友谊。而胡适也以实际行动证实着与的友情。论战后，在胡适的日记中，仍有很多这样的记载：“守常(，字守常)来谈政事”、“守常约吃饭”、“守常来商量”、“与守常谈”……

1920年8月1日，胡适与、蒋梦麟等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要求取消《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报纸条例》等限制言论、出版和人身自由等恶法。

1922年5月，《努力》周报出版，胡适是主要创办人，由他起草的《我们的政治宣言》，提出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标，极力鼓吹“好政府主义”，有意味的是，胡适起草这个宣言时，他第一个征求意见、与之商量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俩商定要邀集更多的人次日在蔡元培家中聚会，胡适、、丁文江、陶行知、汤尔和、梁漱溟、王宠惠、高一涵、张慰慈、罗文干等一干人在蔡宅集体讨论并略作修改后，十六位与会者均作为提议人签署，作为大家共同的政治宣言。

1925年，离开北大，成为职业革命家，

1926年7月。胡适作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三委员之一，要乘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穿过苏联，到英国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全体会议。途经莫斯科时，胡适在这里停留了三天，参观了革命博物馆和监狱，很受感动，又看了一些教育方面的材料，印象颇好。他给张慰慈写信说，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苏俄是在做一项“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胡适的结论是“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到了伦敦和巴黎，胡适的激动情绪还未退去，又给徐志摩写了两封信。称赞苏俄。胡适的这些信，在国内的朋友间传阅，在报纸一披露，引起不小的反应。当时国内正逢北伐战争，革命空气浓厚，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中共的宣传下，一片叫好声。胡适这时称赞苏俄。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这时，则对北京的朋友们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的话很值得玩味。胡适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凡事是要“小心求证”的。胡适“往西去”，“东”“西”一比较，一“求证”，只怕对苏俄的“试验”会有另外的认识。

说这话的时候，胡适已到了美国。那么，胡适的“往西去”怎样了呢?胡适从美国归来路过日本，曾经拜访过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福田德三博士。福田德三博士的话对胡适的刺激很大，他因此感慨地说：“世间的大问题决不是一两个抽象名词(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紧的是事实。现今许多朋友只高谈主义，不肯看看事实。”的担忧终于成了事实，胡适以后没有少著文批评苏联的制度，最著名的一是他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作的序，二是《史(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

1927年4月28日，被绞杀，胡适正在日本准备回国。

就义后，家境悲惨。当时全国十大报纸之一的《晨报》报道说：“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女儿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李之乐亭原籍，家业毫无。生前唯知努力学问，不事生产，平素又极俭朴，故境状萧条……”1932年6月问，夫人赵纫兰生活困难，特地给胡适写信，托胡适代为与北大交涉。延长和增发原先给予的每月五十元的抚恤金。全信内容如下：“适之先生：前两月的时候与先生去了一信，不知收见了没有7关于守常先生北大薪水事，希望先生与学校当局交涉一下!能多增发若干元才好!本来学校每月只发五十元；且此五十元又不能照月发给，家庭本来没有进项，专靠此项度日实在不够。还有此五十元薪水不知发给若干时日，可否在时间上多延长一些?这些事都请先生费心给办办!因为先生从前与守常先生是好朋友，故敢这样的求先生。”在赵纫兰眼里，胡适“与守常先生是好朋友”。8月26日，周作人给胡适一信，说长女李星华来说，要将遗书出卖，蒋梦麟提议由大家集资买下，寄赠图书馆以作纪念，希望胡适帮助办理此事。这两件事，胡适均一一照办了。

1933年，的夫人赵纫兰带着子女从河北老家来到北平，求助胡适、蒋梦麟诸人及北大代他们办理安葬事宜。胡适垂泪允诺，为安葬事奔忙。胡适与蒋梦麟等人一面带头各捐款二十元，一面发动生前好友、同事捐款，购置墓地。是年4月22日，胡适等人在北平为举行了公葬。在众多挽联中，其中一条格外令人难忘：“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后死；北李如在，那用我辈哭先生。”在与共产党争夺天下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学者们公开为共产党创始人举行公葬，是需要有多大勇气啊!

1930年，《胡适文存》第三册出版，扉页题词――纪念：四位最近失掉的朋友：先生、王国维先生、梁启超先生、单不庵先生。胡适在公开出版的著作上，将共产党创始人的名列第一予以纪念，而另外三人皆是学者，足见他与的友情与胡适不买账的胆量：不容忽视的是，此时正千方百计要剿产党。

1934年刘半农去世，胡适挽联的上联日：“守常惨死，独秀幽囚，新青年旧友，而今又弱一个。”与的友谊，胡适未曾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