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胡同之根――砖塔胡同

砖塔胡同，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它东起西四南大街，西至太平桥大街，全长800余米，宽4米，因胡同东口南侧的万松老人塔而得名。它名气之大，并不是因为万松老人塔，而是因为它的“唯一”。胡同，源于蒙古语“gudum”，而胡同之称，始于元大都（北京）。据元人熊梦祥的《析津志》载，大都北京的城池街制：“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通”。通，通胡同，这也就是说当时的北京城内只有二十九条胡同，而在这二十九条胡同之中，只有一条胡同有文字记载，即砖塔胡同。罗哲文先生也曾说：“胡同一词，虽产生于大都，但其时只有二十九条胡同，而保存延续至今者仅砖塔胡同一条。可以说它是北京胡同之根。”在元人李好古的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张生的书童问龙女的丫鬟梅香住址时，梅香说：“你去那羊市角头砖塔儿胡同总铺门前来寻我。”剧中的“羊市角头”，即羊角市，今天的西四；“砖塔儿胡同”即今天砖塔北侧的胡同。从元朝到今天，700多年的时间里，砖塔胡同不但没有因为时代的更迭而消逝，反而连名称都保存完好，这不得不说是北京胡同史上的一个奇迹。在不少留存下来的元杂剧中也常能看到“胡同”一词，如元朝的大戏曲家关汉卿的《单刀会》中“杀出一条血胡同来”，这里便用“血胡同”来形容战争的惨烈。同时期的戏曲家王实甫也在《歌舞丽春堂》中写道“更打着军兵簇拥，可兀的似锦胡同”，虽然在这些戏剧中也都出现了“胡同”一词，但它们更多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来使用，并没给后人留下什么有用的线索。不过从另一方面却证明了“胡同”这种称呼，已经成了当时大都人的一种熟悉叫法。

现在的砖塔胡同内既有四合院、大杂院，又有上世纪50年代加盖的红砖宿舍楼，还有六七十年代的简易楼，80年代的商用楼，和现今的高档住宅小区。而在元、明、清三朝时，砖塔胡同及其南面的口袋底、大院、小院、三道栅栏等胡同内，布满了勾栏、瓦肆（剧场）供人娱乐。尤其在元代，统治阶级对文人的压迫非常残酷，取消了科举制度长达78年之久。在此期间，许多饱读诗书的才子，不能通过读书考取功名，只能靠从事戏曲创作来谋生，因此也促成了元杂剧的快速成熟与发展，像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纪君祥等优秀的戏曲作家都是大都人，而珠帘秀、顺时秀、天然秀、赛帘秀、玉莲儿等各具特色独步舞台的著名演员也都在大都演出。每到演出时分，砖塔胡同里的勾栏瓦肆就热闹非凡，锣鼓喧天，灯火通明，丝竹之声不绝于耳。《青楼集・志》载：“内而京师，外而郡邑，皆有所谓勾栏者，辟优萃而隶乐，观者挥金与之。”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全民娱乐的盛大景象，而《窦娥冤》《西厢记》《汉宫秋》《赵氏孤儿》等这些在戏曲文学史上大放异彩的杂剧，也都创作于这个时期。

到了近代，砖塔胡同里还住过两位大文人。一位是张恨水，另外一位是鲁迅。提到张恨水，人们很快就会想到他的《春明外史》《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等缠绵悱恻的爱情小说，这些小说不仅让张恨水一夜成名，也让他戴了“鸳鸯蝴蝶派”的帽子。其实不然，张恨水的作品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抗战小说”“国难小说”，如《热血之花》《东北四连长》《游击队》等，因此日本人便将他列入了文化界进步人士的黑名单，他辗转逃到了大后方重庆，直到抗日胜利，才回到北平。1946年2月，张恨水担任了《新民报》副刊《北海》的主编，在西城购买了一所有30多间房屋的大宅子，在这里他创作出了《巴山夜雨》《纸醉金迷》《五子登科》等揭露社会黑暗现象的现实主义小说。1949年6月，张恨水突发脑溢血失去了生活来源，只好卖了原来的房子搬入了砖塔胡同43号（今95号）。幸运的是他的身体逐渐好转起来，此后还陆续创作了《白蛇传》《孔雀东南飞》等作品。直到1967年，张恨水离世，他一直都居住在此。

鲁迅，20世纪中国文坛上的重要人物，不仅是中国现代小说、白话小说和近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还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左翼文化运动的支持者之一。但他与兄弟周作人失和一事，却成了文坛上的一桩公案，因此，也引出他搬到砖塔胡同的缘由。1923年7月鲁迅因与兄弟周作人失和，由八道湾的住宅搬到了砖塔胡同61号（今为84号）。在这里鲁迅仅住了九个多月，但却创作出了《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等脍炙人口的名篇，还完成了《娜拉走后怎样》《未有天才之前》等著名讲演稿。2002年砖塔胡同开始由西口拆迁，在各方人士的建议下，拆迁的进程才暂缓了下来。非常遗憾的是位于西口处的张恨水故居已于2004年被拆除。2012年，一则砖塔胡同内的鲁迅故居将被拆除的新闻，又将“维修性拆除”名人故居的事推到了风口浪尖，在众多网友和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吁下，鲁迅故居终于被保留了下来。不仅如此，“北京胡同之根”的砖塔胡同也被保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