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裁法范文

仲裁法篇1

关键词：仲裁裁决 司法监督 制度

仲裁是一种具有民间性质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利益多元化，纠纷多样性，需求多样化的时代，仲裁被越来越广泛地应用到民商事争议的解决中来，它在化解矛盾、保护当事人权益，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中都有着特殊的作用，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仲裁与法院的司法程序同为纠纷解决的方式，法院无可争议的是国家公权力的代表，有国家公权力的性质。在仲裁发展的过程中，怎样处理仲裁和司法的关系是仲裁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仲裁和司法的关系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司法机关对仲裁的支持与协助，另一方面是司法机关对仲裁的审查和控制。而仲裁司法监督就是仲裁与司法关系的体现之一，仲裁一方面基于其自身的弱点而需要司法对其监督，另一方面又基于对仲裁的尊重而要求司法机关对其的监督应当是适度的，所以，适度的司法监督是平衡仲裁与司法关系的最好的工具。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和通知等文件规定了我国的仲裁司法监督制度，应该说我国的仲裁裁决司法监督制度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体系，但在世界范围内仲裁司法监督趋向于司法监督的干预减少的形势下，仲裁和司法的监督应该是适度的，而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中看干预明显过度，这点主要体现在监督范围和监督方式上，我国现代的司法监督制度是跟我们国家特殊的法律文化有直接关系的。 我国的仲裁在《民诉法》和《仲裁法》 出台之前并没有良好的基础，当时我国仲裁的情况并不乐观，包括仲裁程序、仲裁员的素质以及仲裁的独立性方面都不尽如人意，因此国家权力对仲裁也就抱着不信任的态度，对仲裁进行全方位的监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法律规定司法对仲裁较多的干预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的。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尤其是加入WTO之后，我国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国内外贸易活动飞速发展，而随着贸易活动的增加产生的纠纷也就越来越多，仲裁在这样的过程中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十多年前的法律中规定的司法对仲裁过度的干预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我国当前的形势，司法对仲裁的过度干预有损争议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威胁到仲裁的价值和优势，阻碍了仲裁制度的发展。仲裁裁决司法监督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而如何才能把握适度以及怎样通过制度建设来体现这种适度是仲裁裁决司法监督制度中的焦点问题，这对于我国仲裁裁决司法监督制度的发展有着很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仲裁"（arbitr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它是一种诉讼之外定分止争的方式具体是指争议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合意并将他们已经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特定的争议提交给非司法机构的第三人，由其依照特定的程序和规则审理就该争议做出具有终局性的裁决的法律制度。仲裁有着诉讼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仲裁的优势集中体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

1.自治性。当事人通过仲裁协议或者仲裁条款约定将争议交由仲裁机构来解决，这完全是双方平等自愿协商后的结果。从是否通过仲裁解决争议到交由哪一仲裁机构解决，从如何组成仲裁庭到仲裁庭由谁组成，从仲裁是否开庭到适用何种程序进行，都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可以说，仲裁是最淋漓尽致地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

2.专业性。现代商事纠纷越来越具有专业性、技术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在仲裁的过程中通常要面对诸多法律问题、经济贸易问题和技术问题。在仲裁中，做出仲裁裁决的第三人是当事人在符合仲裁资格的仲裁员的范围中选定的。由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仲裁员来进行仲裁为保障仲裁结果达到实体公正提供了充分保障，在这一点上诉讼中"通才"的审判员可能无法达到争议双方当事人的要求。

3.便捷性。相对于诉讼中繁杂的程序来讲，仲裁的进行要便捷和迅速可以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节省尽可能多的时间成本，仲裁的许多制度设计有助于高效、便捷的解决纠纷，与诉讼相比这点更加符合民商事主体的需求。尽管仲裁是一项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拥有着许多独特的优势，但是仲裁与诉讼相比，在官方性和强制性上则有所欠缺。尤其是在强制性上，仲裁作为一种解决纠纷的方式，单纯靠争议双方的自觉遵守来实现是不够的，因此仲裁的发展必然需要强制力的加入，而这种强制力需要借助国家公权力，司法权作为与仲裁具有同样的解决纠纷作用的国家权力，仲裁与司法就这样自然而然地被联系起来。

在商事活动和经济贸易的不断发展中，仲裁走过了从自治型到压制型，再到开放型的过程。现代商事仲裁并非完全游离于国家权力之外，二者关系一种直接的体现就是仲裁司法监督。仲裁司法监督是司法机关对仲裁进行监督的各种制度的总称，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仲裁司法监督是从积极肯定和消极否定两方面来定义的，是指一国法院依据其国内法律或有关国际公约的规定，对商事仲裁程序中有关商事仲裁协议、商事仲裁庭的组成、商事仲裁的审理和裁决程序，以及商事仲裁裁决的执行等事项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给予支持和协助的行为。广义说下的仲裁司法监督不仅包括法院对于仲裁的审查和控制，如法院在特定情形下可以撤销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也包括法院对于仲裁的支持和协助，如仲裁中的证据保全、财产保全和生效仲裁裁决的强制执行由法院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予以实施。狭义的仲裁司法监督仅仅指法院对于仲裁的审查和控制，只关注消极否定的方面。无论是法院对仲裁活动的支持协助还是法院对仲裁活动的审查控制，都是仲裁和司法关系的体现，但是本文主要关注狭义仲裁司法监督，将其限定于法院对仲裁活动的审查控制。采狭义概念的仲裁司法监督的语境之下，仲裁司法监督的表现具体包括对仲裁管辖权的司法监督、对仲裁庭组成的司法监督以及对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仲裁管辖权的司法监督和对仲裁庭组成的司法监督属于事中监督，仲裁裁决司法监督是对仲裁活动的事后监督。仲裁裁决的司法监督是指有管辖权的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依据职权，对国内仲裁裁决或者涉外仲裁裁决、外国仲裁裁决依法进行审查，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做出裁定的法律活动。

仲裁裁决司法监督是法院对仲裁监督的核心和关键，它在整个仲裁司法监督体系中居于最重要的地位。这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仲裁裁决是解决当事人之间争议的书面结果，它也是仲裁进行的整个过程的直接成果，而仲裁进行中出现的任何问题都可能会有损仲裁裁决的公正，仲裁裁决做出之时仲裁机制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的处理也就结束了，对仲裁裁决的监督可以更完整的监督仲裁进行中出现的错误。其次，仲裁裁决具有终局性，仲裁裁决做出后当事人不得再次申请仲裁或者向法院。而仲裁裁决一旦出现问题，如果没有监督机制的存在则会造成无法挽回的错误，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赋予当事人对仲裁裁决提出异议的权利，由法院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监督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当今的仲裁司法监督强调时间后移，也就是尽量减少在仲裁进行过程中司法机关对仲裁的干预，注重对仲裁的事后纠错和救济，这有利于保持仲裁的独立性，提高仲裁进行的效率，维护仲裁的制度价值。仲裁裁决司法监督就是法院对仲裁的事后监督的体现， 司法机关对仲裁裁决监督的是非常有必要的，原因如下：

1.契约性与监督的必要性

仲裁实际上是国家法律予以认可的民间处理争议纠纷的一种方式，它以当事人的授权为基础，同时具有国家法律所赋予的司法效力。仲裁的启动根据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在仲裁进行的过程中当事人拥有主动权来确定仲裁的程序和规则。仲裁制度体系构建的核心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即契约性，尽管在纠纷最终解决上具有司法性，但是契约合意无可非议是仲裁最重要的本质属性。契约性中所指的"契约"也就是指仲裁协议。所谓仲裁协议，是指双方当事人在自愿、协商、平等互利的基础之上将他们之间已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书面文件。仲裁的开始是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而达成的仲裁协议，仲裁协议决定着仲裁的启动。同时，当事人可以在仲裁协议中约定一切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事项，对仲裁的进行掌握着主动权。仲裁的契约性也反映了仲裁民间性的特质。民间性也就是一种私权属性。从仲裁发展的历史可知仲裁本是一种纯粹的私力救济的方式，是在仲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国家权力才渗透其中，将其作为一项法律制度确定下来。而作为居中公断人的仲裁机构是民间机构，不隶属于任何国家机关，仲裁机构之间也并无行政性关系。民间性是仲裁制度产生发展之基础，是仲裁制度生命之源泉，亦是其优越性之基石。仲裁的启动即仲裁协议源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并且仲裁协议可以约定一切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事项，而当事人约定了交予仲裁解决纠纷则排除了法院的管辖权。而如果仲裁协议无效，整个仲裁活动就丧失了基础，如果仲裁行使程序不当，也就不能达成仲裁的公正性价值目标。因此，仲裁需要司法的监督以保证仲裁的公正和合法性。

2.司法性与监督的必要性

仲裁的司法性体现在仲裁裁决与法院判决具有同等的效力，直接约束争议双方当事人，对争议双方当事人具有强制力，这一强制力是以国家公权力为后盾的。如果仲裁裁决得不到争议双方当事人的自觉遵守，那么败诉的一方有权请求法院确认仲裁裁决的效力并强制执行之。仲裁之所以成为一项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单凭其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和民间性是不够的，如果仲裁审理的结果仅仅依靠争议双方当事人的自觉遵守而不能得到国家公权力的认可与支持，那么仲裁制度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就会大打折扣。从仲裁法律地位的确立到可仲裁争议范围的确定，为维护国家司法机关之尊严，法院在协助仲裁案件时，必须查明协助之事项，或仲裁判断为正当或合法。

对于仲裁司法监督的范围，历来存在着全面监督论与程序监督论之争。坚持全面监督论的人主张仲裁司法监督应当从实体到程序进行全面的监督，坚持程序监督论的人主张仲裁司法监督应当只审查程序性问题而不问实体性问题，法院对仲裁实行监督的目的，是为了纠正仲裁员可能发生的错误，求得对双方当事人都公平的判决，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但监督范围太广将费时费力。实践表明，当事人选择仲裁解决争议，最重要的就是期望获得一份终局裁决，以避免繁琐、漫长的上诉程序。尽管仲裁裁决的终局性意味着当事人丧失了通过上诉程序纠正裁决可能发生的错误而获得公平裁决的权利，但仲裁裁决的终局性能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潜在利益，它显然比上诉程序带来的利益大得多。

对于法定范围中全面监督还是程序监督的问题，个人认为应当坚持程序监督，将实体性问题排除出监督范围，只审查程序性问题和社会公共利益。法的价值中公正与效益相比公正处在更高的价值位阶上，而一项争议解决的方式也不可能抛弃公正这一价值目标，但是要先申明的是效益和公正同为仲裁追求的价值目标，在仲裁机制中二者也是完全可以并存的，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兼而有之的多选题，在此前提下笔者认为效益与公正二者相较，效益价值的优先定是吸引争议双方选择仲裁的更重要的方面，事实上一般情况下，如果当事人更加偏好于公正目标，他完全可以选择程序完备的诉讼体制，去"享受"一审、二审乃至再审对权利的全面救济和公正的最大化地实现。若无相反的意思表示，则可以推定当事人选择仲裁解决纠纷就代表他衡量过诉讼和仲裁两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利弊而做出了选择，以放弃司法程序的完备来换得"一裁终局"的便利高效。若司法机关坚持对实体性问题进行监督以求得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则未免有点杞人忧天，非但达不到目的还会有损仲裁的价值，使得当事人选择仲裁的信心和动力下降，从长久来看不利于仲裁的发展。

结束语

公正包括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程序公正本身就是公正的内容之一，对于仲裁来说亦是如此，仲裁的程序公正通过仲裁进行的程序来保障，仲裁的实体公正则通过仲裁结果即仲裁裁决来体现。仲裁程序的公正表现在仲裁庭的适当组成，当事人充分地参与到仲裁程序，而仲裁结果的公正则表现在仲裁所做出的法律判断是否与事实相一致，与法律规定相一致。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都能达成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主客观因素的限制，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经常存在着差距，完整的实体公正很难实现。但如果说实体公正是终点的话，程序公正就是通向这一终点的捷径，程序公正是一种"看得见的正义"，通过运作程序上的规范保障着实体公正的最大化实现。

仲裁法篇2

论文摘要摘要：仲裁作为一种社会冲突的解决机制之所以存在并不是人为决定的，而是争议解决的社会需求和仲裁制度内在构造的合理性之合力促成，仲裁制度的出现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是一种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仲裁是一种社会冲突的解决机制，是司法外解决争议的一种最为制度化的形式。一般认为仲裁是来源于商人们的发明创造。

冲突或争议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纠纷和矛盾和人类如影随形，它反映了人的个体性和人类的社会性内在矛盾。无论人们怎样避免矛盾，矛盾依旧存在；无论社会学家、法学家们如何设置一道道防线以预防纠纷，纠纷依然发生。活生生的人类社会就是一个纷争不断的社会，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争议和解决争议的历史。

在人类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由于人们的观念不同，社会对解决冲突的要求不同，因而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也不完全相同。人类社会开始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人们所实行的是自力救济，即当人们受到他人侵害时，往往是通过自身的武力迫使对方停止侵害或者自我臣服。但当这种最原始、最简单的纠纷解决方法无法适应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时，非凡是这种自力救济方式开始日益违的主流道德，统治者们便通过法律禁止自力救济，同时逐步确立了公力救济的纠纷解决模式，诉讼便成为这种公力救济的象征。然而，在否定了原始的自力救济的今天，在冲突双方无法自行消除矛盾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人们饱尝了诉讼带给他们的程序繁琐，费时费力费钱，裁判者由于不了解某些专业知识而造成不公正裁决的痛苦后，公正、迅速、经济的纠纷解决方式便成为人们的迫切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主体的平等地位得到确立，自由意志得到认可，人和人之间原来的身份关系也逐步转变成为理性的契约关系。和此相适应的纠纷解决方式——仲裁，越来越得到人们的承认和接受，仲裁制度便由此产生和发展起来。

和自力救济相对的诉讼和仲裁解决矛盾和纠纷，不是由当事人双方的任何一方来主持解决争议并最终作出裁断，而须有公正的第三方主持程序，并且按照双方均能接受的是非标准进行裁断，最终当事人服从这种裁断而平息纷争，这种纠纷解决方式是具有理性聪明的人们之必然选择。此种由争议双方当事人和独立、公正的第三方所形成的“三角结构”的争议解决模式被称为一种必然的“社会逻辑”。

一、仲裁制度的基石——意思自治

意思自治是仲裁的立足点和依据，是仲裁制度产生、运行的重要原则。可以说，没有意思自治就没有仲裁制度，也就不可能有行使仲裁权解决纠纷的方式。

(一)意思自治界说

意思自治原则即契约自治或契约自由原则。它是16世纪法国法学家杜摩兰(CharlesDumoulin，1500～1566)明确提出的。从根本上讲，意思自治是一种法哲学理论，此原则的主旨则是当事人意志决定论，即当事人有权依其自我意志做出自由选择，并可以而且应该对依其自我意志做出的选择负责，从而当事人的自我意志是约束其契约关系的准则，即人的意志可以依其自身的法则去创设自己的权利义务。当事人的意志不仅是权利义务的渊源，而且是其发生的根据。意思自治的理论基础是“私法自治”理论，罗马法曾深刻阐述道，公法的规范不得由个人之间协议而变更，而私法的原则是“协议就是法律”(即私法规范可以由私人的协议变更)。这一原则的法律精髓就是摘要：自己是自己的立法者，自己是自己的执法者。即作为意思自治的最基本的体现和实现的契约，对于缔约人本人来说就是法律。

此外，意思自治和市民社会之间亦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市民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以契约性关系为网络组合而成的社会系统，而联结契约当事人的纽带就是意思自治，意思自治理念构成了市民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并给市民社会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市民社会观念强调应充分关注个体利益和最大限度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以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几乎各国的法律皆强调个人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和契约自由，强调当事人意思自治和效益公平，以避免国家对个人权利的侵犯。“在私法范围内，政府的唯一功能就是承认私权，并保障私权之实现，所以应在国家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竭力排除政府参和”。意思自治理念的确立，在人身关系上彻底否定了封建身份关系对个人的束缚，强调人格独立，摈弃人身依附，宣扬人格平等，使人性第一次获得真正的解放，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由此，权利神圣是市民成为法律主体的最基础的条件，身份平等则是市民社会中真正能够确立私权神圣的路径，而意思自治作为以上两个理念共同功能的对象，也便成为了市民社会的最高理念。

意思自治原则是顺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伴随民商事主体交往日益频繁，社会冲突亦日趋激烈，人们在意思自治的观念的影响下，将维护私人自由缔约的权利设计为法律的首要目标，寻找着更有利于达成自身初期预设目标的救济方式。因此，民商事主体为了重新确定自己的权利义务，而选择最佳的纠纷解决方法。诉讼制度自然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纠纷解决制度，但诉讼制度的各种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有鉴于此，各种非诉讼解决方式应运而生；在形形的对抗和冲突中，由于其性质、形式和激烈程度不同，解决冲突和纠纷的手段、方式也势必呈现多样化的状态，各种社会力量在社会利益的交换、冲突和整合弈，单一以诉讼方式来解决纠纷已显得力不从心，尤其在经济交往领域，商事仲裁在诉讼之外寻求争端解决机制的突破，成为司法解决争议方式重要而有益的补充。

(二)仲裁意思自治的体现

仲裁的整个过程，即是一个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过程，具体而言，包括下面几个方面摘要：

首先，仲裁能成为解决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方式，必须源于双方的自愿，它是双方自愿的选择。仲裁庭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所拥有的审理当事人争议的权力，并非直接源于国家强制力，而是来源于当事人双方自愿的合意授权，这种授权方式一般表现为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前或争议发生后所签订的表示愿意将争议提交仲裁解决的仲裁协议(A.greementofArbitration)，而假如没有这种仲裁协议，当事人就不能将争议交付仲裁解决，仲裁庭也就无权受理此类争议。因而，仲裁这一纠纷解决机制是以当事人的自愿为前提和基础的，假如没有当事人的自愿合意，就没有仲裁的产生。

其次，仲裁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除了表现在选择仲裁方式上的自愿性之外，它还体现在仲裁程序中当事人所享有的广泛的自。当事人根据双方合意，可以自行确定仲裁庭的仲裁事项，可以选择仲裁机构、仲裁庭的组成、仲裁地点、仲裁所使用的语言、仲裁过程中争议所适用的实体法律，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进行所依据的程序规则。仲裁作为解决社会争议的机制，一般被认

为是当事人自己的发明创造，仲裁程序的所有内容一般情况下均可以由当事人自由选择和决定，仲裁体现出显著的自治性，这种自治性就是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享有广泛意思自治权的表现。

最后意思自治为当事人履行仲裁裁决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助于仲裁裁决得以顺利执行。仲裁裁决是仲裁员在仲裁协议的授权下，对仲裁当事人之间的纷争进行裁断之后所形成的一种实为契约的协议。“承诺必须遵守”的原则，使仲裁裁决对当事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约束力，仲裁当事人据此应该履行仲裁裁决。

意思自治原则之于仲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摘要：一是有利于当事人形成权利义务的预期，当事人可根据自己选择的准据法预见法律行为的后果，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二是有利于契约争议的迅速解决，节约交易成本；三是使当事人可以彻底摆脱身份关系的影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人的平等和自由。总之，仲裁制度根源于意思自治，因为其本身就是一种契约制度，仲裁制度产生的前提、仲裁制度存在的合理性根据都无不归因于意思自治原则。

(三)仲裁意思自治相对性原则

在仲裁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意思自治不仅是当事人主体性法律地位确立的原则，是当事人“自己为自己的立法者”的依据，也是仲裁庭通过双方当事人的仲裁协议取得和行使仲裁权的基础。它确认了当事人自主决定纠纷解决方式、自主设定仲裁程序、自主选定仲裁员，甚至自主确定所适用法律以及承认并履行裁决的自由，并且不仅从法律上承认了其行为的有效性，同时也确认了仲裁庭行使权力的合法性以及仲裁权受当事人意志约束的局限性。

然而，现代仲裁制度中的意思自治原则并不是绝对的，恰恰相反，从杜摩兰提出意思自治这一原则时起，包括杜摩兰自己在内的绝大多数法学家都认为该原则所确定的自由是有限制的，是相对的，并且随着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的加强，已经把这种限制发展得十分系统化和制度化了。仲裁意思自治原则尽管是当事人主体性的本质，是仲裁制度的灵魂，但这种自治、自由并不绝对。黑格尔曾指出，“当我们听说，自由就是指可以为所欲为，我们只能把这种看法认为完全缺乏思想教养，它对于什么是绝对自由的意志、法、伦理等等，毫无所知”。作为当事人的意志，它必然无法和国家强制性法律相抗衡，必然无法超越仲裁法律中的禁止性规范，相反，它却要受到这些强制性、禁止性规范的限制和制约。

体现绝对意思自治原则的争议解决方式是调解或协商，较为严格限制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争议处理方式是法院诉讼，而仲裁是介于调解或协商和法院诉讼之间的体现相对意思自治原则的争议解决方式。仲裁意思自治原则的相对性是仲裁作为一种有效地解决当事人争议之机制的前提，是仲裁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是仲裁区别于其他解决非诉讼争议方式(ADR)而成为除法院诉讼之外最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根源。仲裁意思自治的相对性，就是仲裁具有强制性的体现，它根源于仲裁制度的本质，是仲裁具有司法权性的表现。仲裁的意思自治相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摘要：其一，是仲裁程序的开始和进行。这一阶段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相对性，即意思自治受到限制，根源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本身。这是因为，仲裁程序的开始虽然以当事人在争议发生前或争议发生后自愿签订的仲裁协议为前提和条件，但是一旦当事人以书面协议约定以仲裁方式解决争议，他们就开始受到仲裁协议的约束，此时当事人就只能以仲裁方式解决双方的争议，而一般不能再到法院进行诉讼；并且在仲裁进行中，当事人必须按照仲裁协议的内容进行仲裁，除非双方一致同意更改(这在本质上就形成了新的仲裁协议)，否则仲裁的过程完全按照仲裁协议的规定进行；假如一方当事人拒绝参加仲裁程序，有关仲裁庭有权进行缺席审理，进而作出缺席裁决。其二，是仲裁的执行层面。仲裁庭所作出的仲裁裁决，依据法律规定具有强制执行性，当一方不履行裁决时，另一方可以要求法院协助进行强制执行，这时根本不考虑亦不需要考虑另一方当事人是否愿意。仲裁的意思自治相对性在执行层面的表现，根源于国家的意志，即由体现国家意志的法院协助仲裁裁决的执行，它亦是国家法律对仲裁制度合法性的确认。在这一层面上，仲裁制度显著地表现出本身所包含的司法权性，表现出了其作为法律所确认的社会争议解决方式的性质。

仲裁仅有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不够的，国家法律对意思自治的补充和适当限制十分必要。这里关键的新问题是国家法律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限制这种权利滥用之间如何平衡。

二、仲裁的性质

仲裁的性质，乃仲裁的根本，它是仲裁制度的本质属性，是仲裁制度基本特征的根源，是决定仲裁的具体规定以及实践运作的依据，也是我们熟悉和探究仲裁制度的根本出发点。

综观仲裁制度的演化发展历史，国内外众多学者以各自独特的理性视角，凭借对仲裁体系的整体把握和对仲裁制度未来发展趋向的合理猜测，大致提出了包括契约理论、司法权理论、混合理论和自治理论等四种不同的理论主张。综合分析这些各具特色的理论，有助于我们全面把握和熟悉仲裁制度，以期达到和接近对仲裁本质的真理性认知。

(一)仲裁的契约论

仲裁的契约理论认为，仲裁是一种契约，具有契约的属性和特征。即仲裁是基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而设定的，仲裁程序也是根据当事人在协议中的约定确定的，仲裁就是履行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有关解决纠纷的协议的结果。这种理论之所以强调仲裁的契约性，是认为仲裁员的权力不是来自于法律规定，而是来自于当事人之间的协议，由此仲裁权即是一种契约性权力。

仲裁的契约性是基于仲裁来源于双方当事人的授权，即当事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协议即契约，双方当事人依据自己的愿望和合意使仲裁庭获得仲裁权，从而作出裁决，解决纠纷；同时，在仲裁庭和当事人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契约，这种契约是一种委托契约。法国学者尼布耶那认为摘要：“仲裁裁决具有契约性质，这是因为仲裁员权力的取得，不是来自法律或司法机构，而是来自于当事人间的协议。仲裁员是按照当事人在协议中的意愿去裁定争议的。当事人让仲裁员以公断人身份作出裁定是一种真正的委托。由此，裁决也被注入了契约性……，如同所有协议一样，裁决必然具有法定效力，而且具有终审判决的权威。”

契约论一般被分为两个发展阶段摘要：传统契约论和现代契约论。传统的契约论者坚持认为仲裁是当事人协议一致的结果，并据此反对国家对仲裁的干预。他们认为，仲裁员是当事人的人，仲裁员在进行仲裁时扮演着当事人的人的角色，而作出的裁决也是当事人协议的结果，因而对被人有约束力。现代契约论者已经放弃了“仲裁员是当事人的人，裁决是一项基本的契约文本”的观点，但是，他们仍然坚持仲裁的契约性质，强调仲裁活动是当事人协议一致的结果，当事人在仲裁活动中应有充分的自由。因此，当事人有权选择法律来决定仲裁过程而不应受到国内法的约束。

我们认为，契约论学者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仲

裁制度的特征，明确了契约在仲裁制度中的重大功能，阐述了仲裁制度中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理论根源，有助于现代仲裁制度体系的进一步完备。现代仲裁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在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这是因为充分发挥仲裁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是仲裁制度区别于法院诉讼的最重要特征，这是仲裁机制的立身之本；另一方面，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极大地提高了仲裁制度的效率，增强了仲裁制度的灵活性，进而彰显了仲裁制度的价值取向。

然而，我们不能同意契约论学者将仲裁制度的本质视为契约性的主张。因为在契约论学者看来，现代仲裁制度在本质上体现了当事人的完全自愿性，仲裁是纯粹的私人机制，不是国家行为的体现；仲裁员正是依照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所确定的意愿来行事的，仲裁当事人的自由意志是仲裁员权力的唯一来源。可见，契约论学者将契约性视为仲裁制度的本质特征，并且认为仲裁制度和国家权力无关，即和国家司法权无涉。必须指出，在充分肯定契约性在仲裁制度中的重大功能的同时，不能随意夸大，以致一叶障目。不难发现，在法律出现后，仲裁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能够在社会中合法地存在，必须依靠法律的确认摘要：争议当事人合意选择仲裁作为解决彼此争议的方式，必须以国家法律答应为前提，假如国家法律不答应某种争议事项以仲裁方式加以解决，那么当事人选择仲裁解决争议就是无效的；仲裁当事人对于仲裁机构、仲裁员、仲裁庭、仲裁地点和时间、仲裁所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等方面的选择，必须以国家法律给予当事人此种权力为前提；对于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一般也要遵守执行地的法律和有关国际公约。因此，契约性在仲裁制度中并不是绝对和无限制的，它终究无法摆脱一国法律的控制和支配。事实上，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其本身就是法律认可的结果，意思自治原则在仲裁制度中的种种表现从本质上说就是国家法律内容和价值的反映。总之，仲裁制度中的意思自治原则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是由国家法律所确定的，仲裁的意思自治原则只能在这一限度内部分地排除国家法律对仲裁活动的干预。

(二)仲裁的司法权理论

仲裁的司法权理论是指国家对于仲裁所具有的控制权和调整功能。该理论认为，仲裁虽然来自于当事人的协议，但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员的仲裁行为、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等方面，其权威性来自于国家的法律，来自于国家授权以及对国家司法权力的分割和让度，因此仲裁具有司法权的性质。

根据该理论，仲裁权即是一种司法性权力。司法权是国家所有的权力，是国家授权法院行使的一种权力。认为仲裁权是一种司法权，实质上就是认为仲裁庭是国家司法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仲裁员的权力来自于当地的法律，仲裁裁决和法院的判决具有同等意义。法国学者曼(Mann)认为，对于争议的最终裁断是体现国家意志的一种国家行为，它只能由国家法律所设立的特定机构来行使，当事人选择仲裁来解决彼此间的争议必须是在仲裁地法明示或默示的范围内进行。仲裁制度虽然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具有一定的自治性，但是Mann指出，虽然在不同国家内存在互有差别的规定，然而没有人能够指出，在哪一个国家的国内法中具有某项法律规定或法律原则给予当事人以超越该国法律管辖的权力，而且我们所谓的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也必须在特定的国家法律制度内行使。仲裁在本质上说是一种私人之间处理彼此权利和义务关系的私法制度，而私法是一种国内法，因此仲裁活动的合法性必须要得到内国法律的认可。国际公约在仲裁中的运用实际上就是国家将其合并到内国法中予以适用的结果，因此在仲裁领域根本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仲裁，仲裁本质上就是一种国内法律制度，受内国法的约束。日本学者喜多川笃典认为摘要：“尽管仲裁裁决基于私人间的协议，但是仲裁制度内在本质的理论依据，仍然来源于国家审判权的授权，从这种意义上说，仲裁裁决也是一种经过授权的法院判决。”由此不难看出，主张仲裁权为司法性权力，实质上是认为仲裁权是司法权的一部分，是国家司法权的一种让度。

毋庸讳言，现代仲裁制度从其产生时起，就是一种国家法律所认可的争议解决方式，现代仲裁制度从不曾真正地游离于国家法律体系之外，但是我们又必须看到，仲裁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和包括法院诉讼、调解和协商在内的其他社会冲突解决机制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法院诉讼是我们所公认的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的机制，法院的判决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法院诉讼的过程虽然也尊重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但是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被限制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调解和协商，虽然两者存在形式上的差别，但是它们都是完全民间性、自治性、彻底服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争议处理方式，无论是调解和协商的具体进行程序，还是对争议处理结果的履行，均充分体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只要是当事人具有不同意见，调解和协商程序就可能终止，即使处理争议的结论已经形成，当事人也可以自由决定履行和否。在法院诉讼和调解和协商之间，仲裁突显一种非凡的争议处理机制摘要：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基础，司法强制为后盾，高效而不失灵活地处理社会纷争。

概而言之，仲裁的司法权理论将仲裁权和司法权同视为源于国家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权力，漠视仲裁的相对独立性，这不仅使仲裁权和司法权相混淆，使仲裁权成为变相的司法权，也使仲裁庭在行使仲裁权的过程中只能严格遵从裁决作出地国家的法律，权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这不仅阻碍了纠纷的公正、及时解决，也限制了仲裁制度自身的发展。

(三)仲裁自治理论

一般认为，自治论是由法国学者吕贝林—德维希(Rubellin-devichi)首先提出并予以全面阐述的。该理论指出摘要：我们探究仲裁制度性质的关键是要考察仲裁是否已经在司法性和契约性这两者之外构成了一个独立的自治体系。这种考察的进行和顺利实现应该借助于我们对于仲裁的目的以及仲裁当事人不愿采取法院诉讼方式的承诺和保证，而不应该一味地参照既有的契约制度和司法体系。仲裁制度是一种由商人们所自创的制度，它完全摆脱了契约原则和司法权的羁绊，已经成为一种超国家的自治体系。仲裁协议和仲裁裁决之所以具有强制性，既不是因为契约，也不是因为执行仲裁协议或仲裁裁决的法院所属国法律的授权或让和，而是因为这是国际商业关系的基本需要或内在要求。因此，这一理论既反对将仲裁制度归结为纯司法性或纯契约性，也反对混合论的观点，而是主张不能把仲裁跟司法权或契约联系起来判定仲裁的性质，仲裁实质上是超越司法权或契约的。

自治论的核心是在探究仲裁制度本质的新问题上，强调不应该着重分析仲裁体系内部结构的特征，而应该将考察仲裁制度的重心放在探究仲裁的目的、功能、方法以及实际功能等的仲裁自身新问题。自治论认为仲裁制度纯粹是商人们自发创建和发展完善的体系，由独立的商人们所形成的商业社会是仲裁制度得以建立、发展和完善的土壤，仲裁制度建立的目的和功能也就是为了解决商业社会中所形成的

商业纠纷，而仲裁制度较法院诉讼更为商人们所青睐的原因在于摘要：仲裁制度更为高效地处理商人之间的争议。然而，仲裁制度具有这种高效的体系特征并不是基于国家司法权的行使，亦不是契约原则发展的产物，而是商人们为了达到这种高效解决纠纷的目的在创建仲裁制度时精心设计的。仲裁是基于满足商业社会解决纠纷的需要而产生的，和国家司法权的运用和契约原则的存在均没有直接的关系，它是一种超越司法权和契约性的完全自治的体系。

自治论学者是在全面批判历史上已有的仲裁性质的司法权论、契约论和混合论三种学说基础之上创建和发展的，它将探究的重心放在仲裁制度自身的目的、功能、程序以及功效等方面，不仅深化了对其探究的理论深度，而且也拓展了对仲裁制度探究的视野，尤其是自治理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审阅和考察仲裁制度，强调仲裁制度的自治和独立，充分肯定当事人在仲裁过程中享有的高度自由和决定功能，无疑深刻地揭示了仲裁制度的自治性质，值得肯定。然而，自治理论矫枉过正，在批判和否定以往理论的基础上，却走向了事物的另一极端摘要：仲裁制度是一个独立自治发展的体系，仲裁制度不受国家的制约和管理，仲裁制度在一国法律支配范围之外存在和发展，并且不受一国法院的干预和监督。事实上，我们考查历史，不难确认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仲裁制度在国家出现后就成为了国家所承认的一种评判社会是非的方法和手段，从那时起仲裁制度就开始受到一国法律体系的支配和制约，仲裁制度本身亦构成这种法律体系的一部分。和此同时，既然仲裁制度作为国家法律所认可的一种争议解决方式，那么它就和代表国家司法权的法院不可能不存在必要的联系，法院对仲裁制度实施有限的监督，不仅维护了社会正义、保证国家法律适用的协调和统一，也是仲裁制度自身健康发展所必需的。只要国家这种形式存在，只要法院这种国家机器还在运转，仲裁就不可能成为一种完全摆脱一国法院监督的完全自治的体系。

三、仲裁制度的价值取向

仲裁的价值取向是仲裁理论探究中的基本的新问题，也是仲裁作为争议解决机制存在的原因和根据，更是其自身发展的逻辑起点和归宿。它从理论层面上决定和影响着仲裁制度的相关立法以及实践运作，并且为在仲裁实务中缺乏法律规制的仲裁行为提供原则和依据。

理论界对国际商事仲裁制度的价值取向已经进行了诸多具有启示性和科学性的论争和探索。例如，陈彬先生认为，仲裁的首要目标是公平，因为公平是程序制度的首要价值目标，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平性；仲裁的第二价值目标是经济，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对社会资源进行高效、合理配置的经济模式，除了渴求一种以公平作为基本价值目标的裁决机制以外，还要求这种裁决机制具有同市场经济相契合的新的价值，以提高资源优化配置的水平，通常这个新的价值目标被概括为“经济”，或者“效益”。杨荣新先生认为，国际商事仲裁的价值目标是程序公平和程序主体性，而程序的主体性是仲裁的特有价值目标。肖永平先生在论述如何维持仲裁制度的效益和公平之间的平衡时指出，国际商事仲裁制度应以效益作为价值取向。陈安先生则认为仲裁制度的价值取向应该以公平为先，而非效益为先。宋连斌先生指出摘要：“从根本上讲，仲裁之所以发扬光大，是因为它以效益为价值准则，即通过当事人自愿选择的私人中介，在不违公共的利益和尽量不动用公共权威情况下解决纠纷，从而实现市场的有序运转及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当事人和社会都能得到较大利益或避免较大损失。”

综合以上学理分析，不难发现，学界目前对仲裁制度的价值取向的论争是紧密围绕效益和公平孰重孰轻而进行的价值选择，当然在探索仲裁的价值取向时，还应该将仲裁和诉讼制度进行对比，即横向比较仲裁制度和诉讼程序谁更重视效益还是首选维护公平。其实，效益和公平是所有争端解决程序追求的目标，仲裁自不例外。

仲裁以效益为其价值目标是显而易见的。仲裁程序灵活、一裁终局，极大地缩短了仲裁周期，减少了当事人的成本；仲裁员是兼职的，无需耗费国家公帑供养，仲裁是当事人自愿选择的私人解决纠纷的过程，一般不需要国家公共权威的介入，节约了社会公共资源；仲裁以平等主体(商人)之间的财产性纠纷为裁决对象，客观决定了仲裁必须以效益为其价值目标，在市场经济中，经济人(商人)的行为都是以效益为取向，迅速快捷地解决纠纷是商人对仲裁制度的基本诉求。有关仲裁制度较之诉讼体现效率优先原则，前面在制度特征里已作阐明，在此毋庸赘述。

仲裁实行一裁终局以及法院在大多数情形下只对仲裁进行程序审查，不审查裁决的实体。一些学者因此对仲裁的公正性表示怀疑，甚至认为仲裁只强调效率不重视公正，选择了仲裁就等于选择了风险。这是对仲裁公正性的一种误解。

如何熟悉仲裁的公正?公正有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之分。在仲裁中，仲裁员是独立的，和争议的事实和利益没有关联，仲裁员需要平等地对待双方当事人；当事人是平等的，有平等、充分陈述案情的机会；双方当事人对仲裁程序如何进行有较大的选择权和决定权，可以充分、自主地参和仲裁程序；仲裁程序如违反了自然公正，仲裁裁决则可能被法院撤销或者拒绝承认及执行；等等。因此，仲裁追求程序公正是显而易见的。

实体公正同样决定着仲裁的命运。假如仲裁只是快、只是程序上公正，但缺乏实体公正，无疑会打击整个社会对仲裁的信心，仲裁制度不可能延续至今，更无未来发展可言。仲裁制度有其自身保证实体公正和消解错案的内在机制。第一，当事人在仲裁中享有极大的自，可以选择自己信赖的仲裁机构和仲裁员来处理争议，假如当事人怀疑仲裁机构或者仲裁员的公正性，则完全可以不作此选择；仲裁机构是民间性的，仲裁员也是兼职的，仲裁又以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为基础，仲裁机构和仲裁员的声誉和能力假如得不到当事人的信赖，该机构或者仲裁员势必被淘汰。能否做到实体公正是仲裁机构和仲裁员的生命线所在。第二，对仲裁员在道德行为准则和专业水准上的高标准要求，本身即是确保仲裁实体公正重要而有效的手段。第三，程序公正自身就是实现实体公正的途径和保障。在一个公正的程序里，仲裁员由当事人自己选择的独立人士，当事人地位平等且又受到平等对待，程序是高度透明的，对当事人无秘密可言，枉法裁决的可能性是极小的。第四，一些仲裁机构为了谋求仲裁实体公正，采取了一定的监督办法。例如，国际商会仲裁院设立了裁决书形式核阅制度，仲裁员在签署裁决书之前应将裁决书草案提交仲裁院，仲裁院可以对裁决书的形式提出修改，并在不影响仲裁庭自的前提下，提醒仲裁院注重裁决实体新问题。此外，在极端的条件下，法律答应法院对仲裁进行实体审查，法律没有完全禁止法院对仲裁进行实体监督，而是为其留下一定余地。例如，裁决内容违反可仲裁性和公共秩序的，法院可以撤销或者拒绝承认及执行。这是各国普遍接受的作法。

仲裁法篇3

【论文摘要】仲裁作为司法外解决争议的方式，其本身所具有的契约性和司法性的双重性质，决定了法院对仲裁进行司法审查的必要。仲裁的司法审查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其中以狭义的司法审查即仲裁裁决作出后的司法审查为主要内容。而坚持适度的司法审查原则，对保障仲裁制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仲裁作为司法外的一种替代性解决争议方式，在人类活动中早已出现，甚至比诉讼更为久远。由于仲裁本身所具有的优势，仲裁已成为解决商事纠纷的一种重要的常用手段。尽管各国法律都赋予仲裁裁决与司法判决具有同等的效力，但各国仲裁法以及有关国际商事仲裁的国际公约一般又都规定了法院对仲裁的司法监督制度。法院对仲裁的司法监督制度对仲裁制度的实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法院司法监督的必要性、实践操作的模式和监督的尺度，对于保障仲裁制度的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浅析商事仲裁的司法审查政治与法律政治与法律浅析商事仲裁的司法审查

一、仲裁司法审查的必要性

仲裁作为司法外解决争议的一种制度，实行一裁终局，仲裁裁决与法院判决具有同等效力，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对仲裁进行司法审查？这首先就要分析仲裁的性质和地位。

有学者认为：“由于在传统法律原则上，仲裁是一种民间性质的法律冲突救助机制，这就决定了自其产生之日起就面临着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法院的审查问题”[1]。关于仲裁的性质和法律地位，目前学术界存在着司法权说、契约论说、混合说（司法契约说）和自治说等几种学说，其中，混合说（司法契约说）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该学说认为，仲裁具有司法和契约的双重性质，一方面，仲裁来源于当事人之间私人的契约，其仲裁庭的组成、仲裁程序规则的适用、仲裁争议适用的法律等等，都由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所确定；另一方面，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裁决的可执行力等问题需要由一国法律所确认，即仲裁不可能超越一国的法律体系。所以有学者将仲裁定性为“一种混合的特殊司法制度。它源于当事人的协议，并从司法中获取强制效力。”[2]笔者认为仲裁具有契约性和司法性的双重性质，契约性和司法性是仲裁制度中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在这当中契约性占据主导地位，仲裁协议是仲裁制度的基石，仲裁程序的启动来源于仲裁协议，仲裁庭的权力基于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而不是来源于国家的司法，因此仲裁的契约性是仲裁制度更本质的特征。但是，仲裁庭本身并没有强制性的权力，它缺乏强制性的手段和物资保障仲裁程序的顺利进行，更没有权力确保仲裁裁决的执行，因此，需要法院给予必要的支持与协助；同时仲裁的一裁终局制度虽然体现了效益优势，但也是仲裁遭到最多诟病的缺陷之一。为了体现公平与效益的平衡，防止和减少仲裁裁决的错误，除了需要法院对仲裁进行支持与协助外，还需要对仲裁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控制。因此，仲裁的契约性和司法性决定了必须对仲裁进行司法审查。一方面，仲裁的契约性使法院有对仲裁进行司法监督的必要，另一方面，仲裁的司法性又使法院具备了对仲裁进行支持和协助的可能。

二、仲裁裁决作出后的司法审查

仲裁的司法审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司法审查不仅包括法院对仲裁的监督和控制，还包括法院对仲裁的支持和协助，如确认仲裁协议的效力、仲裁庭的组成、财产保全、证据保全、仲裁的承认和执行等。有学者指出：“法院对商事仲裁的司法审查具体包括法院的监督和协助两个方面。从仲裁开始时、过程中到仲裁裁决作出后这三个步骤上展开全程审查。”[3]而狭义的司法审查仅专指法院对仲裁的监督和控制，即撤销、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也就是仲裁裁决作出后的司法审查。仲裁裁决作出后的司法审查在仲裁的司法审查中尤为重要，在此，笔者仅就仲裁裁决作出后的司法审查进行论述。

仲裁裁决作出后的司法审查主要包括两个制度，即仲裁裁决的撤销制度和裁决的执行制度。这一阶段的司法审查既体现了法院对仲裁的支持与协助，也体现了法院对仲裁的监督与控制。例如对仲裁的承认和执行就是法院对仲裁的支持，而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裁决，则是法院对仲裁的监督。

我国法律对仲裁撤销、承认和执行制度规定得较为混乱。首先我国《仲裁法》将仲裁裁决分为国内仲裁裁决和涉外仲裁裁决两大部分，而国内仲裁裁决和涉外仲裁裁决的撤销和执行则分别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定，下面分别就国内裁决和涉外裁决进行论述。

1、撤销仲裁制度

就国内仲裁裁决而言，我国《仲裁法》第58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提出证据证明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1）没有仲裁协议的；

（2）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

（3）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

（4）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

（5）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

（6）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枉法裁决行为的。”

就涉外仲裁裁决而言，我国《仲裁法》第70条援引了民事诉讼法第260条第1款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258条第1款规定[4]：“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

（1）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

（2）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

（3）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

（4）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

对比上述两条法律的规定可以看出，对于国内仲裁裁决，法院可以依据证据的缺陷进行撤销，即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和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这两个理由，而对于涉外仲裁裁决来说，就不包含事实和证据方面的理由，应该说对涉外仲裁裁决的这一规定是符合国际立法趋势的。

另外，我国《仲裁法》第58条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即对国内仲裁裁决，法院可以依违背公共秩序、公共政策这一理由予以撤销，而《仲裁法》第70条则并无这一规定，尽管《民事诉讼法》第258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但这并不能意味着就涉外仲裁裁决，法院可以依违背公共秩序、公共政策的理由撤销涉外仲裁裁决。因为，《仲裁法》第70条并没有援引《民事诉讼法》第258条第2款的规定，因此,《民事诉讼法》258条第2款的规定只能适用于不予执行涉外仲裁裁决，而不能适用于撤销涉外仲裁裁决。可以说造成这一法律冲突问题的原因，是由我国立法的不明确和缺陷所导致的，有必要予以完善。

2、不予执行仲裁制度

就国内仲裁裁决而言，我国《仲裁法》第63条援引了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2款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213条第2款规定[5]：“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裁定不予执行：

（1）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有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

（2）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

（3）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

（4）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5）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6）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决行为的。”

就涉外仲裁裁决而言，我国仲裁法第71条同样援引了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60条第1款的规定，即与撤销涉外仲裁裁决的规定一样。

对比国内仲裁裁决与涉外仲裁裁决的撤销制度可以看出，法院可以从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等实体性错误方面对国内仲裁裁决进行审查，并据此作出不予执行的裁定。笔者认为，这一法律规定是存在缺陷的，首先，法院就仲裁裁决的实体性错误进行审查违背了仲裁一裁终局性的原则，容易使法院的执行制度的审查变成对仲裁的上诉审。对仲裁案件进行实体性的审查，这是对仲裁制度根本原则的冲击，也不符合国际仲裁立法的趋势。其次，撤销是从效力上根本仲裁裁决，而不予执行则仅是仲裁裁决执行程序上的制度，如果在撤销仲裁裁决的时候仅审查仲裁裁决的程序性错误[6]，而执行程序时却可以审查实体性错误和程序性错误，则有本末倒置之嫌。最后，撤销国内仲裁裁决是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而执行国内仲裁裁决却可以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这种管辖上的冲突，在司法实践中有可能出现中级人民法院已裁定驳回当事人要求撤销仲裁裁决的申请，确认了仲裁裁决的效力，而基层人民法院却基于对仲裁裁决进行实体性的审查，裁定不予执行的两种相冲突的裁定。这种情形的出现，会使得当事人无所适从，也使得国内仲裁完全背离了仲裁制度高效、便捷的效率原则，使得国内仲裁裁决作出后，当事人还有可能面临着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两场诉讼，其诉累甚至超过了选择诉讼解决争议方式的两审终审制。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国《仲裁法》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应改变国内仲裁裁决和涉外仲裁裁决分别审查的两元制度，取消在国内仲裁裁决不予执行时进行实体性审查的规定。

三、适度审查原则

依前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法院对仲裁的司法审查要解决的就是法院和仲裁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法院认定仲裁协议的效力、确认仲裁管辖权、指定或撤换仲裁员、采取中间措施、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撤销仲裁裁决等等[7]。因此，掌握法院审查的尺度，进行适度的司法审查，保障仲裁制度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坚持适度审查的原则，就是要求人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的有关规定，既强化法律意识，努力发挥司法监督的职能作用，又强化仲裁民间意识，积极推进仲裁制度的健康发展，从而形成适度监督的理念。[8]这在实践中要求做到，法官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维护仲裁裁决终局性的效力，严格按照当事人申请的范围进行审查，同时慎用公共政策条款，当仲裁程序上仅存在微小的瑕疵时，一般不宜作为撤销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

仲裁这种具有悠久历史的人类解决争议的方式，既需要法院的支持与协助，又离不开法院的监督与管理。一方面要看到司法审查对仲裁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司法过度干预，只有在司法与仲裁中保持适度的平衡，仲裁所追求的公平、正义、效率的价值目标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参考文献】

[1]汪祖兴.论法院对仲裁裁决的撤销与不予执行.诉讼法论丛（2）法律出版社1998：535-541.

[2]韩建.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3：27-33.

[3]杜新丽.论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审查与立法完善.载.现代法学,2005.11.

[4]根据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正，仲裁法援引的该条文条款顺序调整为第258条.

[5]根据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正.仲裁法援引的该条文条款顺序调整为第213条。

[6]虽然《仲裁法》第58条第1款第4、5项规定的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两种情形，使法院从证据的角度撤销国内仲裁裁决，视乎也涉及到国内仲裁裁决的实体性错误，但是并不如在不予执行制度中所规定的那样，直接涉及到实体性错误.

[7]赵相林.国际私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289.

仲裁法篇4

为了进一步全面推行仲裁法律制度，有效地保护我市企事业单位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提高对推行仲裁法律制度重要性的认识程度

仲裁是国际通用的解决民商事纠纷的重要方式，也是世贸组织成员之间解决贸易争端的主要途径。随着我国开放领域的逐步扩大，各种对外经济交往越来越多，就要求我们必须了解并掌握这一法律制度。仲裁具有尊重当事人意愿、程序简便、一裁终局、为当事人保密等特点。进一步推行仲裁法律制度，是完善我市投资环境、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各有关部门特别是经济主管部门和对国有资产负有保值增值责任的企业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仲裁法》及相关的法律知识，提高推行仲裁法律制度的自觉性，熟悉掌握仲裁这一解决经济纠纷的有力法律武器。

二、全面做好各类格式合同的修订工作

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是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一项重要权利，为市场主体提供规范的合同示范文本是政府管理部门应该履行的职责，也是进一步推行仲裁法律制度最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各经济主管部门、国有资产控股公司、企事业单位、各行业协会等，都要按照《仲裁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要求，对本系统、本部门和本单位印制、使用的合同文本进行彻底清理、修订，废止所有不符合文件要求的旧的合同文本，按照国办所发文件要求对合同争议解决方式条款进行修订。修订后的格式是：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采用下列第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依法向人民法院。”

凡不符合要求的合同文本，在本通知下发后两个月内进行修订，年底前停止印制、销售、使用一切不规范的标准（格式）合同和合同示范文本。市政府将组织市政府办、市法制办、市工商局、**仲裁委员会等有关部门，对全市各行业主管部门和有关企、事业单位落实本通知情况进行全面检查。

三、加强对国有及涉外企业《仲裁法》的宣传普及工作

市政府各部门、驻市各企事业单位，特别是大中型企业、国有控股公司以及以财政性投资为主体的重点建设项目，要加强合同管理、建立和完善合同责任制度、委托制度、合同备案制度、合同统计制度、合同审计制度、合同培训制度和合同检查制度等现代合同管理制度。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市企业与境外企业签订的涉外合同，争议解决方式应选定为**仲裁委员会。凡因合同签订失误或因争议解决方式约定失当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或使企业蒙受重大经济损失的，要追究单位法定代表人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四、努力为仲裁工作创造良好的环境

市政府各部门要积极支持**仲裁委员会的工作，司法行政部门要将《仲裁法》纳入“四五”普法教育内容，使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能够熟悉掌握和运用仲裁方式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报纸、电视、广播等新闻单位要加大宣传力度，积极主动地做好仲裁宣传工作，提高全民的仲裁法律意识；合同公证、登记机构在对合同进行公证、登记时，要指导当事人在合同争议解决方式条款中对仲裁或诉讼进行约定。**仲裁委员会秘书处要主动与各经济主管部门和大中型企业建立联系，根据实际需要逐步在各经济主管部门、大中型企业集团（公司）建立仲裁工作办事机构。各有关单位要大力支持仲裁机构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协助和配合，共同为推动仲裁事业发展，保障和促进我市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做出贡献。

仲裁法篇5

 

它体现了一个国家对外国主权和司法管辖的尊重与承认。在对内国仲裁裁决进行司法监督的问题上，根据我国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则包括“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两种方式。对内国仲裁裁决进行司法监督，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法院在法律裁判体系中的终者地位，它对提高仲裁庭的责任感，保证仲裁案件的公正性、正确性，是十分必要的。从各国仲裁法的立法条例表明，对仲裁进行司法监督，进而撤销不合理的仲裁裁决是各国的通常做法。所谓的仲裁司法监督，就是仲裁要不要监督、仲裁需要怎样的司法监督或者说法院如何监督仲裁的问题。从仲裁的发展历史来看，法院与仲裁的关系大 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法院不干预仲裁;过度地干预和控制仲裁;适度监督仲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各国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即仲裁离不开法院的监督，但过度的法院干预又会阻碍甚至扼杀仲裁的发展，仲裁需要的是法院的适度监督。

 

一、司法监督仲裁的必然性与适度性

 

(一)司法监督仲裁的必然性

 

1、从仲裁的性质看法院监督的必然性。关于仲裁的性质，大致有司法权论、契约论、自治论和混合论四种主张。司法权论强调仲裁与国家强制力的联系;契约论者又将当事人的协议效力推至极端;自治论提出的当事人具有控制仲裁的无限制意思自治权、仲裁具有超国家性又与现实相脱离;混合论的观点认为仲裁具有契约性和司法性两重性。我国基本赞同混合论的观点，认为仲裁在现阶段具有两重性，即契约性和司法性。实则，在契约性与司法性之中契约性占主导地位，契约性是仲裁的本质特征。仲裁的契约性主要表现在，仲裁的发生是当事人协议的结果，仲裁员主要由当事人选定，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事项、仲裁准据法的确定等方面拥有广泛自主权。而仲裁的司法性则主要体现在，仲裁协议的效力取决于有关国家的法律，仲裁裁决的强制执行完全由法院处理。由于仲裁庭的权力源自于当事人间的仲裁协议，而不是源自于司法主权，因此，仲裁庭缺乏必要的强制性权力和物质手段以保障仲裁程序的顺利进行，也缺乏相应的权力确保仲裁裁决的执行。仲裁因此需要法院的支持与协助。

 

2、司法监督是仲裁制度的有效保障。仲裁庭所作出的裁决直接对当事人产生法律效力，具有准司法性。仲裁自主性原则是仲裁正当性的保障，但仲裁自主性原则也存在着缺陷。它可以在宏观上保障整个仲裁机制基本上符合正当性，但在个案上，仲裁自主性原则尚不能完全保证仲裁的正当性。因此，仲裁机制整体正当性得到自主性原则保证的同时，还需要司法监督来维护仲裁个案的正当性。

 

3、法院对仲裁进行监督是历史发展的客观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法院开始监督仲裁本身就表明仲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法院对仲裁进行监督也在一种程度上促进了仲裁的发展。

 

(二)司法监督仲裁的适度性

 

仲裁既不能完全排除法院的监督，同时，过度的监督如同没有监督一样百弊

 

丛生。对仲裁实行的司法监督只能限于仲裁是否依据当事人选定的、理性化的仲裁程序规则。否则，不但使仲裁失去其本来目的，违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则，也会造成新的权力行使的恣意。在实体的公正被相对化，纠纷所涉及的关系越来越复杂的当代社会，法院对仲裁实行司法监督同样要受到当事人意愿的制约。这就提出了司法监督适度性的问题。所谓适度司法监督，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承认仲裁裁决的终局性;第二，法院原则上不审查或者严格限制审查裁决的实体内容，只审查仲裁程序是否合法;第三，在仲裁程序中，法院的监督以支持或协助仲裁为主，法院介入仲裁的范围以当事人或仲裁庭的申请事由为限，不得擅自扩大监督范围;第四，法院监督仲裁应当坚持以促进仲裁发展为原则。

 

二、外国对仲裁的司法监督情形

 

仲裁的司法监督，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仲裁程序问题的审查，即仲裁程序是否遵守了自然正义原则，以及仲裁协议是否有效。第二，对仲裁实体问题的审查。由于各国对仲裁的性质界定不同，对仲裁的价值取向追求也不同，所以在其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往往作法迥异。如前所述，各国基本上都承认仲裁的契约性与司法性，在价值层面上，既有效率的要求，又有公正的要求，因此，各国基本上毫无例外地规定了对第一方面的内容进行监督。这一方面的内容主要包括如下事项：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当事人的行为能力，仲裁协议的存在与有效与否，仲裁员是否存在欺诈、受贿、渎职等不当行为的情形，仲裁裁决的形式是否有缺陷等。 而对于第二方面的监督，各国由于仲裁传统的不同，其在审查度上的把握往往不同，这一方面的内容也往往是理论界最为关注和争议的问题。争议的中心问题是，实体问题是否可以列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如果可以的话，哪些事项可以作为司法审查的对象。目前，尚有少数的国家规定法院可以对仲裁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监督，如新修订的英国1996年仲裁法规定，当事人可以就仲裁裁决中的法律问题向法院上诉。又如德国允许法院在出现伪证的情况下对仲裁实体问题进行司法审查。我国的仲裁法则实行双轨制，对涉外的仲裁裁决只对其程序性问题进行监督，而国内仲裁还要对法律适用和证据的问题进行实体监督。 从总体上来说，现在各国仲裁法的发展趋势，注重的是对非实体内容的司法监督，而对实体内容的监督趋于淡化。大部分国家一般将法院的审查局限于程序问题的监督，只要在仲裁程序上符合自然正义的要求，即使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有错误，一般也不应对其进行监督。这种立法的考虑主要是更加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价值追求上更注重对效率的关注。这也和现代国际仲裁实践中对法律适用问题采取较为宽松的作法的趋势相吻合。

 

三、我国对仲裁裁决司法监督制度的基本规定

 

我国《仲裁法》规定了撤销仲裁裁决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两种监督程序。我国《仲裁法》规定，国内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仲裁裁决 ：(1)没有仲裁协议;(2)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3)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4)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5)双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的;(6)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人民法院对国内仲裁裁决不予执行的 6种情形：(1)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立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2)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3)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4)认定事实的重要证据不足的;(5)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6)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的。

 

二者对比，在各自规定的六项事由中，除(4)、(5)两项不同外，余下各项几无差别。就申请撤销裁决来说，当事人基于第(4)项裁决所根据的证据系伪造事由提起申请撤销裁决后，法院只需就该证据本身进行真伪性的审查，即可作出撤销裁决或驳回申请的裁定。当事人基于第(5)项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之事由提起申请撤销裁决后，法院仍可仅审查对方当事人是否隐瞒重要证据的真伪性而不必涉及整个案件事实即可作出驳回申请或撤销裁决的裁定。就不予执行而言，当事人基于《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2款第4项，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之事由提出不予执行的申请后，法院只有全面审查整个案件后才能判断仲裁裁决在认定事实时所依靠的主要证据是否充分。显然，这种审查与二审法院对原审判决所认定事实的审查几无差别。

 

如果当事人基于第(5)项，即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之事由提出不予执行的申请后，法院的审查除对仲裁裁决所认定的事实作全面审查外，还要就法律适用的正确与否作出评价。我国《仲裁法》第70、71条及《民事诉讼法》第260条规定，涉外仲裁裁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被人民法院裁定撤销或不予执行：(1)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订立仲裁条款或者事后没有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2)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3)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4)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机构无权仲裁的。我国《仲裁法》第59条规定，当事人申请撤销仲裁裁决，应当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民事诉讼法》并未明确规定当事人提出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申请的期限。

 

四、对我国仲裁司法监督制度存在问题的分析

 

(一)重叠设置两种司法监督方式，使仲裁裁决长期处于效力不确定状态 我国《仲裁法》第59条规定，当事人(包括胜诉方和败诉方)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应当自收到裁决之日起6个月内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仲裁裁决确有应予撤销情形的，应裁定撤销仲裁裁决。法院这一裁定不但具有终局的效力，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原仲裁裁决的效力。最为突出的是，当败诉方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撤销仲裁裁决申请，法院认为其理由不成立而驳回其申请后，败诉方仍可向执行仲裁裁决的法院提出不予执行申请，启动二次司法救济途径，而同一法院可能要对同一仲裁裁决进行两次司法审查，或不同的法院要对同一仲裁裁决分别进行司法审查。其负面的效应在于，一方面可能授予拖延裁决履行的当事人合法依据;另一方面可能造成同一法院或不同法院就同一仲裁裁决作出前后矛盾的裁定。从《仲裁法》第58条有关申请撤销仲裁裁决的规定与《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260条关于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规定来看，由于不予执行只能阻却仲裁裁决的执行效力，而不能否定仲裁裁决本身的法律效力，即该仲裁裁决仍然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因此，如果双方当事人重新申请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又可能会出现同时存在、相互冲突却又都具有法律效力的仲裁裁决和法院判决的混乱局面。开启二次司法监督，既不利于维护仲裁效益价值，也有损法院的司法权威。

 

(二)法院对仲裁监督的权力绝对化，无救济途径 我国《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没有对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救济途径作出规定。从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看，当事人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裁定不能申请再审;对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裁定无权上诉，也不能申请再审，检察院也不能提起抗诉。这意味着法院对仲裁的监督即使有失误也无法加以监督、纠正。我国的仲裁司法监督制度片面地强调了法院对仲裁的司法监督权，而忽视了对法院本身的监督，也忽视了由仲裁机构和仲裁员特点所决定的自律精神及行为规范对公正仲裁的深刻影响。在各国仲裁立法削弱法院对仲裁的干预和监督的趋势下，我国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法院对仲裁的干预和监督。

 

(三)对国内仲裁裁决和涉外仲裁裁决审查的二元标准，制约仲裁发展 我国《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规定了人民法院实施仲裁监督的三种形态：第一，对国内仲裁裁决的监督;第二，对涉外仲裁裁决的监督;第三，对外国仲裁裁决的监督。针对国内仲裁案件，从程序上和实体上实施全面监督;针对涉外仲裁案件，只实施程序监督。我国对国内仲裁与涉外仲裁的监督实行双重监督标准， 形成了二元标准。我国在仲裁裁决的撤销问题上与大多数国家不同，采取的是一种双轨制的立法模式，即区分国内仲裁和涉外仲裁作出规定。我国在涉外仲裁的规定上，基本与国际接轨，与《纽约公约》和《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基本一致，将对仲裁的撤销基本限定在程序事项上方面，不对实体进行审查。(应指出，对于涉外仲裁的监督应兼及实体监督和程序监督，抑或是仅限于程序监督，我国学者存在截然不同的观点。 )但是对于国内仲裁则适用严格的司法监督， 不仅对程序性事项进行审查，而且对证据，法律适用等也进行严格的审查。可以看出，我国法院对国内仲裁裁决的审查，其监督力度近似于二审程序对初审程序的监督，在某种意义上，使的国内仲裁失去了应有的一裁终局的特点与仲裁的独立性，成为司法程序的一部分。这与国际商事仲裁的发展趋势是不相适应的。

 

但从各国仲裁的发展与现状来看，法院监督的着眼点多从在裁决实体内容上进行监督以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公正性，转向从程序上保证仲裁的公平进行。以国际上最强调绝对司法管辖权的英国为例，其《1996年仲裁法》已取消了对国内仲裁与国际仲裁的区别规定。我国关于对涉外仲裁司法监督的规定除了对仲裁员行为监督与公共秩序审查外，基本上与国际立法的规定相一致，而对国内仲裁的监督过于严格，不利于我国仲裁制度的发展。国内仲裁和涉外仲裁进行审查实行一视同仁是世界各国仲裁立法的趋势，况且，我国的民事审判监督制度是国内与国外并轨的。

 

综上，仲裁的效率性是仲裁制度蓬勃发展的原动力，而公正性则是仲裁制度能够保持经久不衰生命力的前提。不论放弃效率，抑或丧失公正，都将阻碍仲裁的健康发展。仲裁的司法监督制度，其立法本意是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减少仲裁工作中的失误。但在实践中，由于某些法官对仲裁制度认识滞后，使得我国对仲裁司法保障的模式演变为制约我国仲裁制度发展的实质性屏障。强调监督较多，而主动支持较少，这都无助于树立我国仲裁机构的公信力。作为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事诉讼法》和《仲裁法》规定法院对仲裁裁决进行监督对于切实保证仲裁裁决的公正性，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以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与仲裁制度发达国家及有关国际仲裁立法实践相比，我国《仲裁法》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其修改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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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2001年第2号(总第19卷)，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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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仲裁与法律通讯》1997年第六期 .

 

仲裁法篇6

[论文摘要]仲裁裁决是仲裁庭对仲裁当事人争议的实体问题所作出的结论性意见，它与终局判决具有相同的效力。为了保证仲裁裁决的公正性和仲裁程序的合法性，仲裁裁决的既判力仍应受到 法律 必要的控制与审查。为了保证仲裁裁决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对仲裁裁决司法审查应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 科学 的划定司法审查的范围，即对仲裁裁决进行适度的审查，不仅有助于仲裁优势的充分发挥，保证仲裁价值目标的实现，还能促进我国仲裁制度的 发展 和完善。

我国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制度包括撤销仲裁裁决制度与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制度。《仲裁法》第五章专门规定了国内仲裁裁决的撤销问题，第六章专门规定了国内仲裁裁决的执行以及不予执行的问题，第七章对涉外仲裁裁决的撤销和执行问题作了特别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做出的一系列司法解释也对仲裁裁决的撤销和不予执行问题作了明文规定。具体讲，对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范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论述。

一、公共秩序审查

公共秩序，在英美法系国家称为公共政策，原本是国际私法中为保护各国的公共利益而排斥对外国法的适用的一种制度。随着这一制度被广泛采用，各国在仲裁立法中也规定了仲裁裁决违反本国公共政策构成撤销仲裁裁决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事由之一。公共秩序作为保护各国基本的社会制度、 政治 制度、法律制度以及道德信念的准则，其含义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直到目前，对“公共秩序”含义的界定仍局限在各国自己的解释上，而没有一个能够被普遍接受、统一的解释。但是，各国对“公共秩序”内涵包括程序问题和实体问题的规定，却是基本一致的，即当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是以违反公共秩序为代价时，无论其属于程序事项还是实体事项，法院均有权撤销该仲裁裁决或不予承认和执行该仲裁裁决。

我国也采用公共秩序原则。《仲裁法》第58条第6款规定：”人民法院认定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裁定撤销。”《仲裁法》第63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3款也规定：“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公共利益的，裁决不予执行。”《仲裁法》第70条、第7l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60条对涉外仲裁裁决违公共利益时，也作了予以撤销或不予执行的明确规定。

与以仲裁的程序性问题为由撤销仲裁裁决不同，因违反公共秩序为由撤销仲裁裁决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不以当事人的申请撤销或不予执行为前提，法院可以依职权自行撤销或不予执行该仲裁裁决。

二、对仲裁裁决的不可仲裁性的审查

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是影响仲裁裁决效力的关键因素之一，它实际上是对仲裁范围实施的一种公共秩序限制。根据原则，每一国家均可从本国公共秩序出发，对可仲裁争议的范围做出立法限定。并且，立法上有关争议事项可仲裁性问题的规定也都属于强制性法律规则，对仲裁当事人和仲裁庭均产生法律约束力。一方面，仲裁协议中约定提交仲裁的事项，必须是有关国家立法所允许的采用仲裁方式处理的争议事项，如将立法禁止或限制仲裁解决的争议事项作为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事项，将会导致该仲裁协议无效；另一方面，如果仲裁庭依据该仲裁协议对不可仲裁的争议做出裁决，仲裁做出地国或被请求执行地国法院将会撤销或判定该项仲裁裁决无效或者拒绝执行该项裁决。

我国《仲裁法》第2条明确规定了可仲裁的争议事项为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第3条明确规定了不可仲裁的争议事项，包括：(1)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2)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同时，仲裁争议的不可仲裁性也成为对仲裁裁决进行司法审查的事由之一。如，在对各国仲裁裁决的司法审查中，《仲裁法》第58条第1款第2项、《民事诉讼法》第217条第2款第2项、第260条第1款第2项均规定：“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此外，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情形应当包括不可仲裁的争议事项。此外，我国对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适用《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该公约第5条第2款第1项规定：“争执的事项，依照仲裁裁决执行地国法不可以用仲裁方式解决，执行仲裁裁决的国家法院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裁决。”

可见，争议的可仲裁性规则对仲裁裁决能产生双重适用的效果，即它可作为裁决做出地国和被请求执行地国对仲裁裁决实施双重审查的根据。一方面，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是当事人对仲裁裁决提出异议和法院对其实施司法审查所考虑的因素之一；另一方面，争议事项不能提交仲裁解决，也是被请求执行国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理由和根据。因此，笔者认为，应将争议事项的不可仲裁性单独列为一项审查事由。

三、对仲裁裁决实体问题的审查

对仲裁裁决实体问题的异议包括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两个方面。目前，我国在涉外仲裁领域尚未采取实质性司法审查，而在国内仲裁方面，《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都肯定了实质性审查的做法。如《仲裁法》第58条中对撤销仲裁裁决的审查事由：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以及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民事诉讼法》第217条中对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审查事由：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以及适用法律有错误。

我国目前实行“双轨制”的司法监督模式，主要体现之一就是对国内仲裁裁决与涉外仲裁裁决进行监督审查的范围不同。法院对国内仲裁裁决，既审查仲裁程序是否公正，也审查案件的有关实体问题；对于涉外仲裁裁决的审查，仅限于程序性事项。目前，国际通行的做法是对非实体内容进行广泛的监督，对于仲裁裁决的实体内容的监督则仅以公共政策审查为限，而对其他实体内容不予干预。缩小司法干预的范围，弱化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审查，建立适度的司法审查制度是大多数国家仲裁立法和实践的一般趋势。我国仲裁法对国内仲裁裁决在实体内容与程序内容都实行充分的、严格的司法监督，存在监督内容不当的弊端。笔者认为，对涉外仲裁裁决与国内仲裁裁决应采用同一审查标准，即只对仲裁裁决涉及的程序性问题进行审查，取消国内仲裁裁决司法审查事由中的“裁决所根据的证据是伪造的”、“对方当事人隐瞒了足以影响公正裁决的证据”、“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以及“适用法律有错误”的规定。将实体问题的审查范围限定为公共秩序，从而有效地促进仲裁的发展，实现与国际的接轨。

四、对仲裁裁决程序性问题的审查

对仲裁裁决程序问题的审查，也可以说是对仲裁裁决存在“非实质性错误”的审查。凡属于对事实确认和适用法律之外的仲裁裁决所及事项的审查都可以归人对仲裁裁决程序问题的审查，主要包括三项内容。

(一)对仲裁管辖权的审查

仲裁管辖权是指仲裁庭对交付仲裁的案件进行审理并做出仲裁裁决的权限。由仲裁的自治性所决定，仲裁管辖属于自愿管辖，仲裁庭对案件的管辖权来源于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如果仲裁庭无管辖权，则无权进行仲裁审理，其做出的仲裁裁决也属无效。因此，各国仲裁立法普遍规定，仲裁庭没有管辖权是撤销仲裁裁决的基本理由之一。我国《仲裁法》第58条、《民事诉讼法》第217条规定，对于没有仲裁协议的或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仲裁裁决，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撤销或者不予执行。进一步讲，仲裁管辖权的问题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仲裁庭对所发生的争议案件没有管辖权而做出的仲裁裁决。仲裁庭对所发生的争议案件没有管辖权的情形包括：当事人之间没有仲裁协议；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属于法律规定的无效仲裁协议；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已经过时等。

第二，仲裁庭超越管辖权做出的仲裁裁决。仲裁庭做出仲裁裁决的依据是当事人之间签订的仲裁协议，双方当事人通过仲裁协议授予仲裁庭解决特定纠纷的权利，因此，仲裁庭行使仲裁权要受到当事人授权范围的制约。如果仲裁庭超越了当事人的授权做出仲裁裁决，也即仲裁庭裁决了当事人没有提交其进行仲裁的实体法律关系，则为越权裁决，越权裁决是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又一个重要原因。一般而言，对越权裁决的撤销，只是撤销仲裁庭越权裁决的那一部分，而不是整个裁决，法院不能因部分越权裁决就撤销全部仲裁裁决。

第三，仲裁庭未能处理所有争议问题的仲裁裁决。这实际上是属于仲裁庭的“漏裁”问题。那么，漏裁可否影响整个仲裁裁决的效力?漏裁能否作为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对此问题，各国仲裁法的理论和实践也存在着分歧。一种主张认为，出现漏裁情况时应判定该项裁决是有效的，此种裁决不应当被撤销。因为就裁决中已经解决的争议要点而言，仲裁庭是有权处理这些要点的。还有一种主张则认为，应当从总体上把握和衡量漏裁部分的争议事项对整个争议案件的仲裁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如果未能获得解决的争议问题一旦解决，将会改变整个裁决的均衡，影响原裁决中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则当事人应有权诉诸于法院，对裁决提出异议。法院也应当对此种情形进行审查，以予补救。从目前现状来看，后一论点已被一些国家的仲裁立法所肯定和支持。例如，1986年《葡萄牙仲裁法》第27条第1款第(e)项规定，“仲裁庭处理的问题超出了对它的任命或遗漏了对有关应予裁决的问题”，构成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原因。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

目前，我国《仲裁法》以及相关的仲裁规则中，对于仲裁庭没有充分行使管辖权，没有解决当事人交付其解决的所有争议问题的仲裁裁决，即仲裁庭”漏裁”的仲裁裁决如何处理几乎没有任何规定，既没有赋予仲裁庭在裁决做出后，对漏裁之争议事项经当事人申请或其自行决定做出补充裁决或追加裁决的权力，也没有赋予当事人对仲裁庭做出的“漏裁”的仲裁裁决向法院提起仲裁裁决异议的权利，当然，法院也就无权对于仲裁庭“漏裁”的仲裁裁决进行审查。就我国仲裁实务而言，仲裁庭漏裁的情形是存在的。由于仲裁庭“漏裁”的仲裁裁决仍然具有终局的 法律 效力，如果漏裁部分的争议事项对整个争议案件的仲裁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即如果未能获得解决的争议问题一旦解决，将会改变整个裁决的均衡，影响原裁决中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时，法律不赋予当事人对该仲裁裁决提出异议的权利，不赋予法院对此种情形进行审查的权力，那么，将会出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无法得到任何救济，这是与当事人仲裁的初衷和仲裁的价值相违背的。理由如下：第一，仲裁实行“或裁或审”制度，有效的仲裁协议能够排除法院的司法管辖权。如果当事人将争议事项提交仲裁，那么法院就当事人提交仲裁的争议事项无司法管辖权，除非该仲裁协议无效。第二，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仲裁裁决一经做出，即具有法律效力。也就是说，当事人对仲裁中“漏裁”的事项，不能通过司法权予以救济，即使是提讼要求解决该事项，法院也会因无管辖权而驳回其请求。同时，当事人也无法以“仲裁庭没有充分行使管辖权，没有解决当事人交付其解决的所有争议问题”为由对该仲裁裁决提起撤销或不予执行的申请，除非该仲裁裁决同时还具有法律规定的可撤销或可不予执行的其他情形。当事人对仲裁中“漏裁”的事项，也不能提请仲裁庭做出补充裁决或追加裁决。因为仲裁裁决一经做出，即具有法律效力。法律没有赋予仲裁庭在裁决做出后，对漏裁之争议事项经当事人申请或其自行决定做出补充裁决或追加裁决的权力。可见，这对当事人是极其不公平的。

因此，笔者建议，我国仲裁立法应当明确赋予仲裁庭在仲裁裁决做出后，对漏裁之争议事项经当事人申请或由其自行决定做出补充裁决或追加裁决。同时，将漏裁作为当事人对仲裁裁决提出异议的理由和法院对仲裁裁决进行监督和审查的理由加以明确规定，以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行有效的保障。

此处所指的漏裁与仲裁裁决中遗漏事项是两回事。漏裁是指仲裁庭没有充分行使仲裁权，对当事人提交的实体争议没有全部解决而做出的仲裁裁决，漏裁事项是没有经过裁决的实体事项。仲裁裁决中遗漏事项是仲裁庭已经裁决的事项，仅是没有在裁决书中体现而已。我国《仲裁法》第56条规定：“对裁决书中的文字、 计算 错误或者仲裁庭已经裁决但在裁决书中遗漏的事项，仲裁庭应当补正；当事人自收到裁决书之日起30日内，可以请求仲裁庭补正。”

(二)对仲裁程序的审查

仲裁的公正性和自治性是受适用于仲裁的程序法和仲裁规则保障的，这些程序规则为案件的仲裁审理提出了必须遵循的最低标准。它包括适当地组成仲裁庭，仲裁程序应依从当事人的仲裁协议并依从可适用法律的强制性规则，如给予当事人以适当的开庭和听审通知，平等对待当事人，公平听证，以及让双方当事人享有充分和适当的机会提出申辩。在商事仲裁领域，仲裁庭是否遵循了当事人的仲裁协议选定或约定的仲裁规则，是否给予了当事人以充分答辩或陈述的机会以及是否给予了当事人指定仲裁员或参加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等，都被各国普遍作为当事人对仲裁裁决提出异议或法院撤销裁决或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理由。我国法律对国内仲裁裁决的审查事由仅规定了“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违反法定程序的”一项，而对涉外仲裁裁决的监督事由则比较全面，包括“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和“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

笔者认为，对仲裁程序的监督审查内容，不应因仲裁是否具有涉外因素而不同。因为无论是国内仲裁，还是涉外仲裁，其当事人的程序权利是相同的，均应受到平等的保护。在民事程序中，作为基本原则的辩论原则，要求当事人在民事程序中享有充分和适当的机会提出申辩，公平听证、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7条也明确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由当事人质证。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作为民事程序的仲裁程序，当然也适用辩论原则以及民事证据的相关规定。因此，无论是国内仲裁，还是涉外仲裁，对仲裁程序的监督事由应当统一，包括“仲裁庭的组成或者仲裁的程序与仲裁规则不符的”和“被申请人没有得到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通知，或者由于其他不属于被申请人负责的原因未能陈述意见的”。

(三)对仲裁员行为的审查

在仲裁中，仲裁员是争议的直接裁判者，因此，仲裁裁决的公正归根到底与仲裁员能否公正、独立的裁判有着重要的关系。仲裁员的公正除表现为依照法定或约定的程序规则进行裁判外，还包括不能具有违纪或违法行为。例如，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循私舞弊，必然会导致裁判的不公正。因此，将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循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列入审查事由是必要的，我国法律在对国内仲裁裁决的审查中有如此规定。但在涉外仲裁方面，却没有将此列入异议和审查的范围。笔者认为，无论是国内仲裁，还是涉外仲裁，其直接裁判者都是仲裁员，即使是在涉外仲裁中仲裁员的道德品质比较高，但也不能排除仲裁员违法或违纪行为的可能。因此，应将“仲裁员在仲裁该案时有索贿受贿、循私舞弊、枉法裁决行为”也列入涉外仲裁裁决的审查事由之中。

仲裁法篇7

(二)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对当事人的效力。对于发生法律效力的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当事人不得再以仲裁的方式就该争议要求劳动争议仲裁机关进行裁决。当事人应当依法在规定的期限内履行该裁决书。

(三)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具有执行力。具有执行力的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限于具有给付内容的劳动争议仲裁裁决书。执行力使仲裁裁决书的内容可以通过强制执行得以实现。

【法律依据】

《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五十一条，当事人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裁决书，应当依照规定的期限履行。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理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执行。

仲裁法篇8

一、法院对仲裁进行司法干预的必要性

各国仲裁立法及有关国际条约均存在法院对仲裁的司法干预，这种干预是不可成缺的，具有重要的意义。

1、法院对仲裁的适度干预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维护正常的民事法律关系和社会经济秩序。现代仲裁制度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的精神，而意思自治从本质上说就是指个人从根本上能够以自己的意思自由地营造自己居于其中的社会空间，但是， “许多情况下，所谓自由不过意味着消极地逃避这种无形的秩序之网，沉溺在个人精神生活的狭小圈子里，或者是采取别人的事项与己无关，只顾追求一己利益的自私态度”②“自由本身内在地具有散漫或恣意的契机，如果不有意识地建立与之相对立或克服的机制，就不可能形成社会秩序”，正因为如此，各国仲裁立法及有关国际条约，为了保证仲裁的公正性，防止一方当事人的行为侵害他方当事人合法权益，避免当事人的行为影响社会公共经济秩序，均允许法院对仲裁进行一定范围内的司法干预。

2、法院对仲裁的干预有利于促进仲裁程序的顺畅进行和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仲裁具有民间性和自愿性，仲裁庭的权力来自于当事人间有效的仲裁协议，因此，在仲裁的整个过程中，它既无充分的权力来保证仲裁程序的顺畅进行，更无相应的权力执行它所作出的裁决。此外，由于仲裁具有严格的契约性质，仲裁庭的权力来自于仲裁协议，所以仲裁庭的命令或决定，仅对仲裁当事人有约束力，如果这种决定或命令涉及到第三人，如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财产或证据为第三人所持有、控制，需采取临时保全措施时，仲裁庭便无能为力了。 “没有公法上的限权，那么私法上的权力便不可能有保障，私法只会变得徒有虚名”。因此，为保证仲裁程序的顺畅进行和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客观上需要法院对仲裁进行司法干预。

3、法院对仲裁的司法干预有利于维护仲裁的尊严和仲裁机构的威信。民间性已是世界各国仲裁组织的共同属性，正因为如此，仲裁组织解决纠纷的程序性与法律性一般比诉讼弱，而且世界各国仲裁多采取一裁终局原则，所以仲裁组织所作出的裁决有时难免有失公正。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 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客现上需要救济手段的提供。通过法院对仲裁的司法干预，有条件地撤销仲裁裁决或不予执行裁决，既坚持了一裁终局原则，又维护了仲裁的尊严和仲裁机构的威信。

尽管各国仲裁立法和有关国际条约均允许法院对仲裁进行于预，但由于各国具体情况不同，各国法院对仲裁的干预程度也不同。影响各国法院对仲裁干预程度的因素很多，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 （1）经济体制。一般而言，实行计划经济法制的国家里，政治、经济、文化生播中均体现出强烈的国家干预色彩，对作为纠纷解决手段的仲裁的干预自然也较多，而实行商品经济体制的国家，对仲裁的千预则相对较少。（2）仲裁制度的完善程度。各国仲裁制度的完善程度有别，“一般地讲，仲裁制度比较完善，仲裁机构比较健全的国家，司法对仲裁的维护和支持大，而实际进行监督的少。反之，在仲裁制度不够完善，仲裁机构不健全的情况下，客观上就要求司法对仲越加强监督，似保证仲裁制度的贯彻实施”。（3）理论基础。仲裁的理论基础不同，法烷对仲裁的干预程度也不同，如前苏联，法学界崇尚公法利益思想，不承认私法的存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反映在仲裁制度中国家干预色彩便比较浓；而美国受“三权分立”思想的影响，认为法院有致高无上的权力，仲裁直接受法院的监督和制钓，仲裁中的法院干预程度较突出；在瑞典，法学界认为，仲裁届私法范畴，私权自治，当事人有充分的权利和自由，整个仲裁程序几乎不受法院的监督和干预，仅对于仲裁结果的不正当情况经当事人起诉后法院才干预。

虽然法院对仲裁的干预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法院对仲裁的干预过多或过弱均会产生副效应。法院对仲裁的干预过多，会导致仲裁中的职权主义色彩过多，影响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权的行使，使仲裁丧失其迅捷、简便、经济的特点。反之，法院对仲裁的司法干预过弱，就会使双方当事人放任自流，势必影响裁决的及时作出，还可能影响第三人或社会公众的利益，影响仲裁的尊严和仲裁机构的威信。

因此，合理地设置法院对仲裁干预的“度”，是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的课题。

二、国外法院对仲裁的司法干预情况之考察

从各国仲裁立法及有关国际条约规定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完全放弃对仲裁的司法干预，只不过各国司法干预的具体方式，程度、范围不同罢了。关于法院对仲裁的司法干预，国外英美法系同大陆法系之间存在重大的差异。

在美国，法院对仲裁干预较多，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如果当事人在协议中已经同意将仲裁裁决提交法院裁决，并且指定了裁决的法院，那么在仲裁机构裁决后一年内，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以随时请求指定的法院确认仲裁裁决，除非裁决依照规定被撤销，修改，法院必须发出确认的命令。 （2）基于法定原因，当事人在仲裁裁决作出之后，可以申请法院撤销裁决。 （3）仲裁裁决作出之后，根据一方当事人的申请，法院可以修改或更正裁决。（4）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确认、撤销、修改或更正裁决的，法院可以向仲裁员提出建议，由仲裁员根据修改或更正裁决的法定原因，或基于解释裁决的原因，对原裁决进行修改或更正。基于美国仲裁制度中法院对仲裁的严格司法干预，反映了资本主义‘三权分立’原则下，法院至高无上的权力。

英国仲裁制度中，法院对仲裁的干预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9年以前，法院对仲裁进行严格监督，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法院有权撤免行为不当（miscondut case）或未能以应有的速度进行仲裁和作出裁决的仲裁员。（2）法院有权撤销仲裁协议，并且认为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任何有关排除法院监督权和管辖权的规定均是无效的。（3）对于仲裁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仲裁员往往需要作成“特别案由”（specialcase），提请法院作出决定。 （4）法院有权对仲裁裁决进行审查，在某些情况下，有权以裁决在事实上或法律上有错误为由，撤销裁决。第二阶段为1979年以后至今。传统英国仲裁中法院的过多司法干预受到了各方人士的抨击，同时也影响了“伦敦商事仲裁法”对当事人的吸引力，要求改革仲裁制度的呼声十分强烈。在此情况下，英国1979年通过了新的仲裁法。新的仲裁法废除了仲裁员必须把法律问题作成“特别案由”提请法院决定的制度，但对于法院对裁决的司法审查采取了折衷的态度。首先，区分了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仲裁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是确定性的和终局性的，但其关于法律问题的裁决则需要受到司法审查；其次1979年仲裁法，原则上仍然允许对裁决的法律问题的审查，但允许当事人事前协议排除这种司法审查。该变化反映了司法界怀疑、敌视仲裁的态度有了较大的改变，法院对仲裁的司法干预大大弱化。

大陆法系国家的法院原则上不干预仲裁裁决的作成，无论是事实问题或是法律问题均可由仲裁员作出裁定，即使仲裁员的裁决有明显的错误，法院也不能予以推翻。只有在裁决的作成及其执行违反公共秩序（Conflict with public order）时，法院才有权审查并有权予以裁决，就目前国际趋势而言，除解决投资 国际中心（1CSID）“仲裁外，其他所有的仲裁均无法摆脱内国法院的司法干预，对此，各国学者评价不一，毁誉皆有。《国际仲裁杂志》主编丁。沃纳（Jacques Werner）认为，无论是国内仲裁还是国际仲裁，没有内国法院的协助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他甚至认为，没有内国法院积极有效的干预，现代意义上的仲裁就不能存在。但就整体而盲，在国际范围内要求减少以至消除法院干预的呼声很高，而且就国际趋势而育，法院对仲裁的干预呈日趋弱化的趋势，多数国家仅限于法院对仲裁的程序性问题予以干预。

三、我国法院对仲裁的司法干预

“ 不同时期的经济结构不同，反映经济结构的经济体制不同，经济贸易的情况不同，适应其需要的仲裁制度就不同。”受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影响，我国法院对仲裁的司法干预情况以《仲裁法》的颁布为界限分为两个主要阶段：

建国以后，我国照搬前苏联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管理权限高度集中，无论是宏观决策权还是微观决策权均属于国家。在此体制下，物资的调配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生产经营只不过是完成国家计划的手段而己，发生的经济纠纷从本质上说是完成和执行国家计划过程中出现的，其解决也理所当然应由国家有关主管部门负责。同时，我国法学界长期受前苏联影响，不承认私法的存在，认为经济活动领域中的一切均属于公法范围，主张国家扩大于预私人活动的范围，而且由于我国仲裁制度建立较晚，仲裁组织机构体系不够完善，公民的权利意识比较淡薄上；运用法律的能力也较差，法院对法律的熟悉程度相对于仲裁组织具有优势。基于上述因素，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立的国内仲裁制度具有极浓的司法干预色彩，主要表现在仲裁裁决的效力上，一般实行又裁又审的双轨制，如原《经济合同仲裁条例》规定，…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可以在法定期间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仲裁裁决作出后，如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就形成了“裁后又审”和“一裁两审”的格局。这种格局是÷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在一定历史时期适应了当时的中国国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上述体制越来越暴露出与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几乎窒息了中国仲裁制度的发展，许多仲裁机构门庭冷落，大量经济纠纷纷纷涌向法院 .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实质是商品经济，是以市场为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必然要求市场主体具有平等性，同时也要求市场主体享有充分的意思自治权，可以说，市场经济是意思自治的经济“。同时，法学界对公、私法的划分问题上也取得了新的认识，公民的权利意识有所增强，仲裁队伍素质有很大提高。上述情况表明：市场经济呼唤仲裁制度改革。1994年8月31日，八届人大常委会九次会议通过的《仲裁法》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在较大程度上体现了意思自治的精神，同时法院对仲裁的司法干预也趋向合理化。按现行《仲裁法》，目前我国法院对仲裁的司法干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法院对仲裁的支持与协助，按现行《仲裁法》，我国法院对仲裁的支持与协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财产保全，在仲裁程序开始前或仲裁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因另一方当事人的行为或者其他原因，可能使裁决不予执行或难以执行时，可以申请财产保全，申请由人民法院裁定并执行；（2）证据保全。在仲裁程序进行中，如果出现了证据可能丢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形时，当事人可以申请证据保全，申请由人民法院裁定并执行；（3）、对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仲裁组织具有民间性，不具有强制执行权，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仲裁裁决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依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2、法院对仲裁的监督与审查。根据我国《仲裁法》及《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我国法院对仲裁的监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不予执行仲裁裁决。被申请人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具有法定情形之一者，经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定，裁定不予执行，不予执行裁决的条件因国内仲裁和涉外仲裁有别。前者既包括程序事项，也包括实体事项，而后者仅包括程序事项。 （2）、撤销仲裁裁决。当事人在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六个月内提出证据证明仲裁裁决有《仲裁法》第68条所规定情形之一者，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人民法院经组成合议庭审查核实后应当在受理撤销裁决书申请后两个月内作出撤销裁决书或驳回申请的裁定。

四、完善我国法院对仲裁的司法干预制度的两点构想

如前所述，现代仲裁制度体现了意思自治的精神，同时，仲裁的顺畅进行客观上需要法院对仲裁的适度司法干预。但就我国仲裁制度而言，法院对仲裁的司法干预色彩仍过浓，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意思自治的精神，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的，因此宜作必要的部分修改和调整。

1，将仲裁协议异议的决定权只赋予仲裁委员会。按现行《仲裁珐》，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效力有异议，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或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不难看出，按此规定，仲裁协议异议的决定权同时归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享有，笔者认为，将仲裁协议异议的决定权同时赋予人民法院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它违背了当事人订立仲裁协议的初衷。仲裁协议既然表达了当事人将纠纷交仲裁委员会解决的意愿，那么，关于仲裁协议异议的决定也理所应当尊重当事人意愿，由仲裁委员会作出决定；其次，如果人民法院裁定仲裁协议有效，争议仍需交仲裁委员会解决，如果人民法院裁定仲裁协议无效，当事人仍有可能重新达成仲裁协议；争议仍需交仲裁委员会解决，这就违背了经济原则，影响仲裁作为纠纷处理手段所具有的迅速、简便。灵活的优势的发挥。基于此，笔者认为，仲裁协议异议的决定权以只赋于仲裁委员会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