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负效应范文
时间：2023-10-17 23:11:43
税负效应篇1
关键词:除息日套利;税负效应;边际投资者税率;税收客户群效应
Abstract:In this paper we investigates the tax effect and tax clientele effect of Chinese stock markets during 2002 to 2007, th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hypothesisthat price changes on ex-dividend days reflect the relative taxation of dividends and capitalgains for the “representative” investor,and there are tax clientele effect in Chinese stock markets.
Key Words:arbitrage opportunity on ex-dividend,tax effect,marginal stockholder tax rate,tax clientele effect
中图分类号:F83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09)06-0074-05
一、引言
Miller和Modigliani(1961)在无税负或资本利得税和红利税相等,及其他假设条件下得出股利无关理论。在资本利得和现金红利利得课税比率不同的情况下,Miller和Modigliani指出,市场将出现税收客户群效应,即高股利收益率(Dividend Yields)的股票将吸引股利税负相对低的投资者,而股利税负相对高的投资者则倾向于投资低分红的股票。这时股利政策的制定就要考虑到公司投资者群体的税负情况。
二级市场是否存在税收客户群效应,关系到公司的股利政策是否能够达到使得股东税后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如果能够从实证数据中发现公司股利政策和边际股东税级的明确关系,就可以为Miller和Modigliani的理论提供一个佐证。同时,利用除息日的股价行为(除息日税负效应)推导出公司的边际股东所得税率,是公司财务决策中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数据。另外,检验市场是否存在税收客户群效应,也是对市场投资者是否理性的一个验证。
Elton和Gruber(1970)提供了一个利用除息日股价变动的税负效应计算边际投资者税率,进而检验市场是否存在税收客户群效应的方法。在国内外股票市场上,普遍存在股权登记日股价与除息日股价之差小于每股分红D的现象。对此Elton和Gruber认为是投资者在选择投资或者变现一支股票时,会根据自己的税负情况选择在除息前还是除息后买入或卖出。这样在达到均衡时,便可以推算出该支或者该类股票的边际投资者税率,从而可以验证Miller和Modigliani提出的税收客户群效应。
Kalay(1982)指出,由于市场上在除息日前后套利的存在, 并不能反映某类股票投资者(区别于套利者)的税负情况。即使 在不存在套利机会的范围内,也不能用 的估计值来推导边际股东的税率。因为 是一个平均值。它可能是那些不存在套利机会范围内的股票的值与在范围之外的 值的均值。这样,就包含了短期套利的交易结果和交易主体的税负效应的混合作用。因此,边际股东的税率不能从除息日的股价变动中推出,除息日股价的变动不完全是由税负效应引起的。
针对Kalay的批评,Elton和Gruber(1984)认为Kalay低估了交易成本,考虑到交易成本后,即使是市场中交易成本最低的证券经纪人也没有可能进行短期套利,因此在除息日,不存在短期套利交易影响均衡价格的可能,均衡价格完全是税负效应的结果。
目前A股市场这方面的研究有,毛端懿(2001)对沪市1994―1999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论是:不能拒绝除息日股价相对于股权登记日股价下跌等于每股现金股利的假设;沪市不存在税收客户群效应,不存在除息日股价变动的税负效应,因此不能用除息日股价变动与每股股利的比值来推断公司的边际投资者税率。徐丽(2004)对深市1995―2000年之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其结论是:市场存在除息日股价的税负效应,但是不存在因现金股利和资本利得的税收差异而产生的税收客户群效应。
二、税负效应及税收客户群效应的检验条件及检验方法
(一)确定A股市场是否存在除息日前后的套利机会
对投资者套利可能的检验:
如果一个交易成本为 、股利税率为、资本利得税率为 的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买入,在除息日卖出以套利,则其将获得 ,如果有:
即其获利小于要付出的成本,则这种套利不可行。整理得:
如果一个交易成本为 、股利税率为 、资本利得税率为 的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卖出,在除息日买入以套利,则其比一直持有相对多获得资本利得收益 ,多交资本利得税, 少获得红利收益 。如果该投资者根本没有资本利得,即其最初的购买价高于 ,最终的出售价又低于,那么他的套利相对收益最大化,为
如果有:
则这种套利不可行。整理得:
总体的套利不可行的区间为:
其中
(二)对税负效应和税收客户群效应的检验
如果A股市场的投资者由于交易成本的原因都无法在除息日套利,那么除息日的股价变动将取决于该股票的边际投资者税率,也即除息日股价变动的税负效应。
如果投资者在除息日前后卖出股票,他将面临两个选择,在股权登记日卖出股票,或者在除息日卖出股票。前者,每股将获得股权登记日的价格减去资本利得税。后者,每股将获得除息日价格
和每股现金股利D减去现金股利税收,再减去资本利得税收 。当投资者在这两个选择上没有差异时,这两种情况下的收益必然是相等的,即:
整理得:
当市场均衡时,将反映的是各种投资力量使其达到的均衡值,从此均衡值就可以推出各种投资者形成的一个边际投资者的税率的情况。
如果投资者决定在除息日前后买入股票,在股权登记日购买则相比除息日每股要增加现金流出
增加税后红利收入,减少未来的资本利得税 。市场均衡时有:
其中,n是投资者股票预期持有期,k是风险调整后的折现率。
整理得:
当n=1时,其和(1)式是相当的。(1)式是除息日股价变动的税负效应的已实现资本利得形式。
当投资者预期持有期足够长,或者投资者无法确定未来是否总体上肯定会有资本利得,从而导致其不将资本利得税纳入当前考虑因素时,我们有:
这是除息日股价变动的税负效应的未实现资本利得形式。同样的,关于均衡值及边际投资者税率的分析也可以类比于这种形式。
在得出边际投资者税率后,可以对边际投资者税率和股利收益率进行相关性检验,如果结果显著为正,那么税收客户群效应就得到验证。
三、A股市场除息日是否存在套利机会检验
我们整理了2002―2007年只有现金红利分红的上市公司股价及分红数据样本。剔除分红额很小(每股2分及以下)的数据,因为极端小的每股红利将使得 的方差很大。剔除了2002年6月24日、2007年5月21日、2007年5月30日、2007年5月31日的数据,在这几个交易日,由于政策的因素,市场振幅巨大,最终得到了2838个样本数据。利用这些数据,对A股市场的除息日税负效应、税收客户群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国内税收方面,个人在2005年6月12日前的现金股利所得税率是20%,资本利得税率为0%。2005年6月13日到2007年现金股利所得税率是10%,资本利得税率为0%。基金由于在收到现金红利时已由发放企业代扣个人所得税,而基金的投资收益无其他方面的税收,所以基金面临的税负情况和个人投资者一致。一般企业所得税情况是:特区或开发区内15%,其他地区33%,外资企业的所得税是15%。金融企业(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买卖股票的收益要先交营业税(也是对资本利得的课税),营业税2002年为6% ,2003年以后5%。QFII的税收在资本利得方面一直不明确,目前的实际税负执行情况和国内基金是相同的。社保基金的税收是最优惠的,免征所有所得税,而且印花税先征后返。
交易成本方面,我国投资者的交易成本主要是印花税、证券交易经手费、证券交易监管费以及上交所方面的过户费。基金、QFII、证券公司、保险公司没有佣金费用。2002―2004年对应的是2‰的印花税税率,2005、2006年是1‰,2007年5月30日印花税由1‰调整为3‰。经手费和监管费合计为0.1875‰,上交所的过户费为每1000股1元。再考虑到会员的席位费和交易单元费用,交易成本比率可以认定为:印花税+0.2‰。个人投资者税负与基金相同,而交易成本比基金要高,基金如不能套利,个人投资者必然也不能套利,所以对个人投资者可不予考虑。一般企业的套利成本也高于证券保险等金融公司,所以也不予以考虑。
根据前面的计算方法,可以得出A股投资者的
无套利区间(见表1)。
可以看出,由于2003年进入市场的社保基金交易成本非常小,因此理论上其存在套利机会。但是另一方面,数据显示,A股市场的除息日开盘价比除息价6年时间的均值在1.004,且统计上显著大于1,如果1年进行100次这样的套利,年化收益率将达到50%,这显示社保基金并没有进行套利。可能的原因是社保基金实行的管理人制度,其管理人的收益是占管理资金一定百分比(
其他投资者大部分情况下,由于印花税成本的存在是无法套利的。少部分的套利机会存在,由于其不具有操作的统计基础,也无法具体实施套利。这样A股市场除息日均衡价格就完全是税负效应的结果。
四、A股市场除息日税负效应检验
我们先对2838个样本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首先,检验除息日开盘价是否显著异于除息价,结果如下:
作wald检验,发现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异于1,即除息日开盘价显著异于除息价,且要大于除息价。其次,我们检验这种差异是否是由于指数当天的涨跌引起的,即检验“除息日开盘价=除息价+指数当日涨跌幅×除息价”是否成立。对数据作OLS估计得:
作wald检验,发现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异于1,无法用指数当日涨跌来解释该差异。
可见,除息日开盘价是显著异于除息价的,且不能用大盘的涨跌来解释这种差异,说明市场存在除息日股价下跌小于每股分红D的现象,即存在除息日股价变动的税负效应。
下面,我们用 的值来估计边际投资者税率。由国内不同投资者的税负情况,可以计算得到不同投资者的或数值(见表2)。
计算得到2002至2007各年及总体的
的统计均值及统计显著性P值(见表3)。
从表3中可以看出,经指数调整的 数值除2005年较高外,其他年的与总体值比较接近,而且2002―2005年其值逐渐增大。也就是说,市场的边际投资者税率是基本稳定且在这段时期稍有下降的。
未经指数调整的 值在2007年有一个急剧的下降,但经指数调整后这个下降幅度变小。2007年由于股市处于一个单边上涨期,导致对
的数值影响很大,因此2007年统计值的急剧下跌是一种偶然现象。
综上,由于 显著不为0并且小于等于1,A股市场在这一段时间存在除息日股价变动的税负效应。通过表2和表3的对比可以看出,在总体上整个市场的边际投资者税率为33%。当然,这个总体的边际投资者税率对于单个公司没有意义,单一公司应根据自己或和自己分红收益率接近的公司除息日股价数据计算其边际投资者税率。
五、税收客户群效应的检验
我们将数据按照D/P数值从小到大分成10组(见表4),计算每组的均值,用spearman相关分析检验是否随着D/P的增加,也相应增加。如果正相关性存在,则意味着高的D/P对应着低的 ,即市场存在税收客户群效应。
对总体数据的D/P均值与均值作spearman相关分析得:相关系数为0.745,P值为0.013。
另外对2002―2003年的D/P均值与 均值做spearman相关分析得:相关系数为0.709,P值为0.022。对2004―2005年的D/P均值与
均值做spearman相关分析得:相关系数为0.103,P值为0.777。剔除 方差最大的一组数据后的spearman相关分析得:相关系数为0.517,P值为0.154。对2006―2007年的D/P均值与均值做spearman相关分析得:相关系数为0.430,P值为0.214。剔除 方差最大的一组数据后的spearman相关分析得:相关系数为0.867,P值为0.002。
从结果可以看出,分别剔除了2004―2005年、2006―2007年的一组异常数据后(这两组数据都是分红很小而导致方差很大的数据),总体上和分阶段的D/P与 都是显著正相关的,说明A股市场存在税收客户群效应。市场上不同类的投资者对股票分红偏好不同,红利税相对低的投资者偏好高股利收益率的股票,资本利得税相对低的投资者更倾向于获得资本利得。与前面已有的关于国内市场的研究对照,可以看出,经过国内证券市场的逐步发展,投资者逐渐趋于理性,倾向于投资高分红股票的投资群体逐步形成。
六、结论
由于市场交易成本的存在,A股市场除社保基金外,其他各类投资者不存在除息日套利的可能。除息日股价相对于股权登记日的下跌显著小于每股分红,A股市场存在除息日股价变动的税负效应。由此可以推算每类股票的边际投资者税率,从而作为公司财务决策的一个参考依据。D/P与 都是显著正相关的,说明A股市场存在税收客户群效应。A股市场不同税负的投资者对不同分红的股票具有偏好,因此股利政策对上市公司股票价值具有影响,上市公司需要制定合适的股利政策最大化其公司价值。与国内较早的研究结果相比,说明随着国内证券市场的发展,投资者更趋于理性。另外,由于存在重视上市公司分红的投资者群体,目前监管层提高对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要求,对这一群体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毛端懿.沪市除息日股价变动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1)。
[2]徐丽.我国股票市场除息日股价行为的实证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
[3]Avner.Kalay, 1982, “The Ex-Dividend Day Behavior of Stock Prices: A Re-Examination of the Clientele Effect”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 37, No. 4 (Sep., 1982).
[4]Edwin J. Elton & Martin J. Gruber,1970, “Marginal Stockholders Tax Rates and the Clientele Effect”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ume 52, Issue 1(Feb. ,1970).
税负效应篇2
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五年逐渐取消农业税，并提出今年中央政府将拿出396亿元用于转移支付，以支持农村税费改革，同时还将从粮食风险基金中拿出100亿元，直接补给种粮农民。消息传出，普遍认为这是中央政府对农民最为实在的补偿，力度也前所未有。但农民在欢欣鼓舞的同时，会在心里问到底能减免多少？减税之后又怎样？乡村的道路坑坑洼洼了怎么办？学校房子破了谁来修缮？化肥、种子价格大幅上涨怎么办？
一、农业税减免与农民增收
按照求真务实的标准，1958年制定并沿用至今的农业税条例，按田亩零起点计征，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典型产物，同时，隐含着对农民自产自用农产品的征税，与现代社会的税赋本质不相吻合，西方国家一般不存在这样的农业税，我国是少数不多征收农业税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为3%左右，税率是8%，全国税额为500多亿元，征收成本可能在300～400亿元之间，纯收入规模有限，乡镇财政凭农业税收入根本就入不敷出。不仅乡镇干部下乡征收农业税，要用去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强制征收甚至暴力征收也时有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农业税免征也可谓是一种务实之举，可以给农民带来直接的好处，激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
早在去年，浙江、厦门等沿海地区已陆续减征和免征农业税。今年伊始，从山东省的章丘市到陕西省的延安市，以及北京、杭州等地，纷纷宣布对农业税实行减免。在今年的“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除了高度赞誉中央政府取消农业税的举措外，也表示了他们的担心。在分析已经宣布取消农业税的部分地方的经济实力后，全国政协委员王翔说，在这些地方，农业税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不在乎那么几个小钱”，取消就取消了。而在中西部地区，总体上经济不发达，农业税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取消起来很困难，特别是有的县、乡镇政府冗员严重，行政开支赤字长期存在。在这种背景下，让他们放弃农业税这块“肥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有媒体为农民算了一笔帐，取消农业特产税、降低农业税可减轻的负担、396亿元的财政转移支付、100亿社会补贴，就算四项全部作为农民的直接收入，均摊到农民头上，每年还不足80元。前所未有的力度，换来的却是每年人均不足80元的实惠，说来怎不让人遗憾。2003年宁波市农民人均负担已仅为12.5元，而人均纯收入是6221元，农业税全免对农民人均增收的作用不过0.2%左右，即使按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民负担89元计，增收实效也在1.45%以下。而2003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2622元，就算不考虑税费改革，人均税负也绝不会超过百元，这很清楚地表明，哪怕是农业税全免，也非农民增收要害。
从主观上讲，农民对于农业税从来就没有抵触情绪，相反，农民也普遍认为农业税是“皇粮国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农民反感的只是农业税帐单上存在大量搭车收费现象和征收的具体方式，比如政策不透明、只收钱不开票等；通过前文客观的分析来看，农业税在农民负担中所占的比例是较小的，其它三提五统等合理不合理的费用才是农民负担的主要部分。“头税（农业税）轻，二税（提留统筹）重，三税（集资摊派）是个无底洞，就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200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华南新闻》上，还有条能在更大范围说明问题的消息，相对税费改革前，目前减负率高达83.73%、减幅远在全国之上的广东省，农民人均负担从106.93元减为17.4元。去年广东省人均纯收入4054.58元，减负值还不到90元的增收，价值无疑算不上大，减免条件好的广东尚且如此，更何况减幅在客观上还大大受制的其它地方。由此可见，对于农民增收，降低甚至全免农业税，在全国各地的意义都很有限。强调这一结论，并非否定减免农业税的积极意义，而是希望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实事求是，避免不假思索地高估。相反农业税减免后的负面影响应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从而做到趋利避害。
二、农业税减免的负面效应
（一）乡镇财政的危机效应
我们先看哈尔滨日报2004年3月11日的报道：2003年我市农业税收实现6亿元，占12县（市）财政收入的20.4%。按照中央要求，5年后取消农业税，这意味着2008年末，12县（市）财政收入将比预期减少6亿元。如何促进农民和财政收入双丰收就成了哈尔滨市的头痛问题。有这样的担心在全国应该是普遍的，哈尔滨市只是一个代表。
在农业税还是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今天，农业税减免对乡镇财政收入冲击是很大的，但我国的乡镇政府职能的发挥必须建立在一定财政基础上。根据财政分权理论规范的要求，乡镇政府的职能是提供乡镇范围内居民和农民需求的公共物品和服务，这些公共物品和服务包括：①具有外部性，但收益和成本不外溢出本辖区的地方公共产品，如公共安全、民事纠纷处理、乡村道路、区域内防洪、灌溉排水、土地整治等；②外部收益或成本溢出辖区，需要与上级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或其它辖区进行合作来提供的物品或服务，如基础教育、卫生防疫、乡镇的公路建设、区域水土治理、环境保护等；③具有一定规模经济、收益可排他的俱乐部物品，如医疗、文化以及其它一些社区福利项目；④基本的政府行政管理。诚然，乡镇政府提供何种公共产品和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但乡镇政府的职能应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乡镇政府的基本职能，这部分职能是不考虑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而必须为本地居民提供的基本公共物品和服务，其目的在于使全体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保证以实现社会奋斗目标。这些基本职能包括：当地公共安全、部分基础教育、基本医疗服务、最低限度的乡镇行政管理等。随着农业税的减免，本来就不宽裕的乡镇财政就更加捉襟见肘。虽然中央政府会转移支付一部分，但这远远不满足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这就势必会减少对农村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投入，最终受损害的还是农民。我们在指责乡村干部无能和霸道的同时，另外一个事实众所周知：一方面要求乡村干部承担大量的基层工作，付出艰苦的劳动；另一方面，乡村干部的待遇跌入历史的最低点，工资长期拖欠，结果乡村干部工作积极性受挫，无人愿意到农村工作，人心思走。农村公共物品和服务由乡村干部牵头提供和实施，他们工资无法保障，又怎能有效提供基本公共物品和服务？
至于第二类乡镇政府的非基本职能，也称为扩张性职能，在一些较发达沿海省份或许能够勉强实现，但对于大多数穷困乡镇只能是奢望。它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指提供更高质量和水平的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例如，高水平的教学设施和教师、较好的医疗设施等；另一部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所要求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乡村道路建设、小型水利设施建设（如灌溉排水设施，防洪设施等）、小城镇或集镇基础设施建设（如下水道、路灯等），水土治理和环境保护，这些公共产品和服务可以为当地居民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投资环境。可见，农业税减免会减少乡镇财政收入，进而直接导致本已很少很脆弱的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会更少，甚至会荡然无存，在这样的环境下，又如何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缩小城乡差距，又如何在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二）农资价格的“葫芦”效应
民间有一句俗语：按下了葫芦泛起了瓢。套用在这里，是指减免了农业税，但农民种地必需的农资如农药、化肥、种子等价格“打秋分”似的上涨。主要原因就在于农民是弱势群体，看到了他们突然分到了一些利益，不法厂商就趁火打劫。
《光明日报》在今年3月11日在重要位置刊发了全国政协委员哈尔滨市政协主席杨国俊的专访。他表示，三农问题涉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仅靠农业、农村的干部群众解决三农问题远远不够。“如果不控制农资价格的上涨，中央的转移支付就可能被‘吃掉’，这些实惠就落实不到农民头上。”经过调查，他发现今年化肥、柴油等农用生产资料的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幅度达两位数以上，个别地区高达28%，加上其它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农业生产成本再度提高。他担心“如果不实行适当的宏观调控，农民就会再次出现增产不增收的老问题。”
农资价格的上涨对于农民增收是致命的。一方面农产品的价格有所回升，国家也逐步减免农业税，农民仿佛看到增收的希望，但另一方面农药、种子、柴油等农资价格大幅度飚升，不仅抵消增收的积极影响，可能在有些地方还会倒挂。虽然今年全国种粮面积比去年有所增加，但只是一种恢复性地增长，如果不能及时制止农资价格随意性上涨，明年农民又会做出重新的选择。农业税减免是好事，但好事也有负面影响，所以，一定要谨防“黄宗曦定律”。
（三）政府的宏观调控空间变窄效应
在国外，对农业税免征已成为惯例，但中国有自己的国情。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国力有了显著增强，“三农”问题也到了必须解决的关键时期，但中国正处在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紧要阶段，农民是市场经济主体之一，参与市场竞争，通过市场法则壮大和发展农业似乎更适合市场经济规律。人们普遍认为农民没有国民待遇，这是不争的事实，没有国民待遇就应该立即恢复。在我国对农业宏观调控手段和空间有限的条件下，农业税是一个很好的调控工具，取消它，剩下的只有政府的直接补贴了。
在WTO机制下，有一整套保护各个经济体农业的做法，称之为黄箱、蓝箱和绿箱政策。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各个经济体的农业，但必须承认WTO现在徘徊不前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农业市场的过分保护问题，其成员体不能在农业问题达成一致，签署协议。WTO本身没有问题，所以到了各国反思农业政策的时候了。
（四）其它负面效应
农业税是千百年来一直维系农民的国家观念、国家意识和国家情感的基本内涵。“养儿当兵、种地纳粮”一直是农民根深蒂固的观念之一。免除农业税会在潜意识里淡化农民的这些意识，所以也应考虑这一负面因素。另外，从法律角度讲，根据《农业税条例》、《农业法》的规定，依法纳税是农民应尽的法定义务。《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税收的减免，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税收减免以及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因此，地方政府减免农业税也存在法律上的障碍，尽管其出发点是好的。
三、对策与建议
（一）多渠道缓解乡村公共产品的供求矛盾
1、打破公共产品供给的城乡分割“双轨制”
为农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是我国农业以至整个国民经济进入新阶段的客观要求。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的公共产品供给一直实行城乡分割的“双轨”制。传统的城乡分治政策框架和制度安排，是以“市民”与“农民”严格分开为基础的。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应发展保障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实际上，农民由于“身份”的制约，没有真正享受到国家应当为他们提供的基本公共产品。SARS危机逼迫我们深刻思考人的发展、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在警示农村公共产品的严重缺陷和不足。在农业税取消后，更需要从根本上解放思想，高度认识为农民提供公共产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打破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实行城乡统筹发展，鼓励和支持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否则就很难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稳定等问题。
2、精简县、乡机构和人员，确保公共产品的供给
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今年人代会建议精简县、乡机构，促进农民增收。他说，“其实当前农村不安定主要来自于官多的原因，行政机构的无限庞大，财政供养人员无限增大，不仅吃掉了农村改革的众多成果，而且为农村税费改革设置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机构虽然进行了几次精简，但每精简一次都造成了机构膨胀，人员增长。1979年，我国在编机关干部279万人，到1989年扩大到543万人，1997年党政干部总数达到800多万人。据权威人士估计，全国仅县及县以下由农民养活的干部高达1316.2万人。例如，安徽泰和县1994年财政供养人员10276人，到2000年扩大到13676人，6年时间增加了3400人，增长33%。现在乡镇除了中央政府的外交部没有对口单位外，其余是应有尽有。一般说七站八所，其实比七站八所还要多，什么农机站、农技站、水利站、城建站、计生站、文化站、林业站、广播站、经营站、土管所、财政所、派出所、工商所、邮政所、供电所、司法所、房管所、信用社、法庭等等。一个乡财政供养人数高达三四百人，最多的到了1000人。供乡镇干部吃饭都不够，哪有钱去为农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所以到了改革的时候了。
在提高乡镇财政能力较为困难的情况下，有二种途径可供选择：一是由国务院组建一个由各方人士参加的机构精简委员会，专门研究精简机构，特别是县、乡机构的政策和方略。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撤乡并镇，扩大镇的经济规模和人口，降低财政运行成本；另一个途径彻底取消五级政府，即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体制，实行三级政府体制。本文认为短期倾向于第一种途径，因为在现有条件下取消县乡二级政府不切农村实际。长期改革的目标倾向于后者，通过前者的精简，最后达到治本之功效。
3、鼓励个人出资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
要打破所有的公共产品都由乡镇财政提供的机制。在当前我国农村一些乡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实际情况看，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甚至贫困地区个人已成为乡公共产品的一个重要来源，对乡镇财政起到了补遗拾缺的作用。因此，制定能够充分调动个人参与乡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鼓励个人出资，可以缓解当前农业税减免导致公共产品不足的状况。这些鼓励政策包括：第一，制定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让城市和乡村的民营企业家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可以根据民营企业对公共产品生产投入的规模和重要程度，确定他们在所得税和其它地方税征收中的低扣或减免比例。投入规模越大，低扣或减免比例越大。第二，利用冠名权和建碑、立传的形式，鼓励民营企业出资参与公共产品生产。第三，提高在乡村公共产品建设上有突出贡献的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
在鼓励个人出资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同时，实行公示、招标和引入竞争机制，降低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从而充分利用有限的乡镇财政资源。
（二）加大市场调控力度，稳定农资价格
农资是农业生产的物质保障，其价格高低直接决定着农民生产成本。据报道，今年宁夏黄河灌区的农民因化肥、柴油和种子等价格的上涨，春小麦每亩成本增加17.58元，而政府给予的种粮直接补贴每亩只有10元左右。农资价格的上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吞噬”了种粮直接补贴、减免农业税等给农民带来的实惠。
农资价格上涨，相当一部分涨在流通领域。各级政府要切实负起流通环节的监管职责，积极引导农资经营单位加强与农资生产企业的联合和合作，衔接好货源，确保农资商品品种全、数量足、质量好，满足农业生产需要。农资经营单位要紧急动员起来，加快货源组织，保证及时到位，确保不误农时。同时，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合理确定化肥销售价格，积极调剂农资商品库存，向农民敞开供应，不得惜售，更不得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牟取暴利。各级供销合作社更应该发挥主渠道作用，在农资供应旺季对所属农资供应企业开展价格检查，严防系统内发生乱涨价行为，并形成长效机制。
政府职能部门除了做好流通环节的价格监管工作外，最根本的就在于组织好农资的生产，加大化肥市场调控力度，生产企业因支农的亏损，国家财政应补贴或在税收上予以减免，提高农资生产企业的积极性；定期对涉农生产企业进行质量评估，结合市场状况制定奖惩办法，从源头上确保农资的高质量和低价格。另外，对进口农资要降低经营差率，取消价格上浮。
﹙三﹚为农民增收做出制度性的安排
促进农民增收是时隔18年后中央再次做出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一号文件的关键词。从学理上说，农民增收是一种价值目标，减税已让农民看到了希望，而如何建立确保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惑人们的农民问题。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因素对人的行为、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的重大影响，认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建国以来，我们不是没有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问题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我国人为造就了罕见的制度国情：城乡分离的二元社会结构。这种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歧视农民的二元社会结构，严重束缚着每个农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一系列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出台的着眼于维护计划经济体制的法律制度不仅没有得到及时全面的清理、修正或废除，相反却在起着重大的作用。这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就产生了这样一种人为扭曲的奇观：从事着农业这种效益比较低下的弱势农民却被重重旧制度之绳捆绑着去与不受约束的强势集团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不平等地“博弈”。很显然，这种游戏规则是不公正的。
因而，在当前构建农民增收的制度环境尤为紧要。本文认为在构建制度环境上应从两个层面入手，第一是从宪法层面入手给农民以平等的公民地位即国民待遇，保障农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出台的歧视农民的政策法律制度具有明显的违宪性质，严重地损害了农民的正当权益，必须尽快予以清理和废除。在促进农民增收过程中，要勇于制度创新，真正做到坚决革除一切束缚农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体制性弊端，尽快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必须从严约束公共权力、防止公权滥用，实现政府职能向提供公共物品的根本性转变。第二是从政策层面入手实行工业反哺农业、政府补贴农民。农业是一种效益较低的弱质产业，发达国家无一例外地实行对农业进行特别扶持和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的优惠政策。建国以来，我国却逆向选择“挖农补工”战略，这是“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重要根源。加入WTO后，我们要充分利用WTO的相关条款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实行对农民的直接补贴。现在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反哺农业的历史条件已经完全成熟。
政府应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制度性安排：
1、鼓励农民进城务工。一号文件对“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定位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民工”这个进入城市的新群体的政治角色和社会角色的定位，必将引发城市管理体制和服务体制的重大变革，为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从城乡居民严重隔离到实行身份证农民能够自由流动，从农民进城打工受到各种歧视性待遇到成为社会舆论的关注和同情的焦点，从各种歧视性政策法令相继废除到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各种权益，必须承认成绩斐然。如今中央一号文件把“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定位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产生的历史作用可以与当年把知识分子划入工人阶级媲美，不同的是体现了新一届政府更加平民化的亲民倾向。农民向城市分流既是一项重大国策，又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但是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对进城农民的不公正、歧视性待遇，极大地影响了这一重大国策的实施。贯彻和落实一号文件，努力将历史形成的不公正格局彻底扭转，并将其成为一种制度性的安排。
2、鼓励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历史已经证明，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是提高农民收入的又一有效途径。农村二、三产业其实就是乡镇集体企业和小城镇经济。曾经一度辉煌、占据“半壁河山”的乡镇集体企业，由于技术、资金、管理等因素的制约，在汹涌澎湃的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出现严重分化，少部分成为与乡镇集体经济脱钩的民营企业，绝大多数乡镇企业要么举步维艰，要么分崩离析。一号文件要重振乡镇集体企业雄风。当然，思路和政策与以往有明显变化。一方面要求乡镇企业推进改革和调整，积极引进强势企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等现代企业生产要素，使之成为在市场经济大潮里游刃有余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另一方面创造更加有利于乡镇企业充分利用资源优势的政策体制，“只要符合安全生产标准和环境保护要求”，就不能随意打压。至于发展小城镇经济，一号文件的新思路是把与“移民搬迁结合起来”。“移民搬迁”不仅是由于国家重点工程的建设需要对当地居民的搬迁，还应包括对那些根本不适宜人居住或常年靠政府救济度日的当地居民的搬迁。同时各级政府还应该设立专项资金安置移民。这些重大政策的出台都带有制度创新的性质，必将促进农村的城市化。版权所有
税负效应篇3
关键词： 国际投资；税收政策；负面效应；政策调整
一、我国现行国际投资税收政策的基本内容
（一）引进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
我国对外商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是伴随着经济的改革开放而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集中体现出全方位多层次的特点。其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普惠型的税收优惠政策。
为了实现吸引外资、引进技术的开放政策目标，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一是在所得税方面，主要采取的是鼓励生产性投资的政策，通过降低名义税率、免税期、减半征收、再投资退税等优惠手段，来降低外国投资企业的税收负担，对股息、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征收的预提税，中国按对外签订的税收协定所规定的、优于国内法规定的税率征税。二是在流转税方面，规定外资企业可以享受退回，原因1994年后改征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而使税负超过原有工商统一税与特别消费税的部分税额优惠（已于1999年起停止执行）；对符合规定的外资企业的进口设备和原材料以及相关出口产品的关税、增值税给予免税或退税的优惠。此外，对开办初期纳税困难的外资企业还给予定期减免税优惠。
2、区域型的税收优惠政策。
除普惠型税收优惠政策外，在特定区域还给予外资企业更加优惠的税收政策，从而形成了阶梯式的税收优惠模式。这类特定区域主要是指下列两类地区：一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特定经济地区，包括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14个港口城市老市区、沿海经济开放区、海南省、上海浦东高新开发区等。在这些地区投资的外国资本，可以享受程度不同的所得税减免税优惠和15%的低税率优惠。二是老少边穷等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为了实现各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国家规定，在此类地区新设立企业外资，可享受3年免税或减征的优惠。
3、产业型的税收优惠政策。
为了与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目标相吻合，国家对外国资本的产业流向进行了税收政策上的调控，在现行的外资税收政策中规定了一系列的产业优惠政策，包括对投资高风险产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实行投资亏损结转的税收优惠，对能源开发、交通设施建设、农林牧业生产等国家鼓励的项目实行免征或降低所得税税率的优惠，对特殊行业、特定企业投资实行减免税的优惠等。
（二）中性的对外投资税收政策
与全面的多层次优惠型的吸引外资税收政策相比，我国现行税收政策对跨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几乎没有任何的税收激励政策，无论从事跨国经营与否，适用统一的无差异性的税收政策。目前，我国对跨国企业所得的课税制定及政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采用抵免法来消除跨国企业所承担的国际双重税负。
我国税法规定，对于本国企业米自于境外所得在境外已经缴纳的所得税，可持纳税凭证，在按照我国税法规定税率计算的应纳所得税额内申请抵免。
2、跨国企业在东道国所享受的减税或免税待遇视不同情况处理。
我国税法中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分为两种情况：第一，实行税收饶让抵免。依据我国与意大利、泰国、南斯拉夫、马来西亚、韩国、印度等国所签订的税收协定，双方各自承担对其居民从对方国家得到的减免税待遇，给予视同已征税抵扣的义务。对投资于上述几个国家的中国跨国公司在这些国家所获得的减税或免税待遇我国给予承认。第二，不实行税收饶让抵免。依据我国与其他40个国家所签订的税收协定，仅仅是缔约国对方承担税收饶让的协定义务，我国政府对于投资于这些国家的我国跨国公司在这些国家所获得的减免税待遇不予承认，而只是实行税收抵免。
3、对跨国企业的跨国所得实行税收抵免的限制条件。
我国税法规定：纳税人来源于境外所得在境外实际缴纳的税款，超过扣除限额的，可用以后年度内扣除的余额补扣，补扣期限最长不得超过5年。在跨国企业有来源于多国境外所得时，规定采用分国限额法来消除国际重复征税。在跨国企业有来源于多项境外所得时，规定采用不分项限额法来消除国际重复征税。
二、我国现行国际投资税收政策的负面效应
（一）外商投资企业税收政策的负面效应
第一，内外资企业政策存在过度差别待遇，影响了公平竞争机制的有效运转。我国实施了内外有别的两套所得税税法，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税收政策多以鼓励性优惠为主，其中大多数政策还沿用至今。虽然两套税法规定的法定税率均为33%，但由于税前列支办法和税收优惠办法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导致外资赢利企业实际缴纳的所得税仅约占其实现利润的12.7%，若再考虑到免税期和免税利润等优惠，其实际负担率仅为8.1%.在8.1%的实际负担中，经济特区仅为5%，沿海开放地区为9%，其他一般地区为15%左右。而内资企业即使在扣除有限的减免税和税前减免等因素后，其所得税的实际负担率仍约为28%，是外资企业的3倍多。
第二，普惠型的外资税收政策与国寥产业政策目标不吻合，未能有效发挥税收政策的产业导向作用。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从总体上存在这样的缺陷：一是只对农林牧等几个行业的特殊优惠进行了粗线条的规定，对其他行业则不分产业性质实行“一刀切”的优惠政策，使产业导向模糊；二是税收优惠向新办企业倾斜力度大，而对那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较好的老的外资企业，则少有优惠；三是现行的税收优惠手段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引力失效，而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度照顾更加剧了外资流向集中于非高、精、尖产业的不合理现象。
第三，过于倾斜的区域性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加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阶梯式”倾斜的区域性外资税收政策，使我国东部地区的投资回报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加上东部地区的投资环境本来就优于中西部地区，致使大量外资涌入东部。以1998年为例，东、中、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比例分别为87.52%、8.36%、4.12%.从目前所反映的投资数据来看，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的“东高两低”的基本格局并未改变，2001年东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比例仍然比中西部地区高出近54个百分点。长此以往，势必将严重阻碍地区经济的平衡与协调发展。
第四，税收优惠的形式单调，税收政策手段实施过程未呈现动态性。单纯从量的角度来看，我国对外资所提供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不少，从降低税率、减半征收、免税期优惠到再投资退税、亏损结转等，这些优惠形式绝大部分都属于直接优惠的方式，间接优惠的形式很少，因此其政策效果并不令人满意，甚至有的政策失去了其鼓励性的正面效应。另外，开放至今，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政策目标经历了鼓励国际资本向“特定地区投资一资本密集型项目投资一技术密集型项目投资”的动态过程，但税收优惠政策手段并没有根据不同的政策目标作相应的调整变化。在不同的目标下，均采用了前述的初级优惠手段。
（二）对外投资税收政策的负面效应
对国内企业的海外投资，我国尚无宏观的大力支持性的政策与规划，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政出多门、分头管理。从前面的税收政策分析也可以看出，我国现行的跨国企业境外所得课税政策与制度和对外投资的总体宏观政策一样，几乎都是一种无激励性与投资导向性的政策，这种无差异性的政策体系制约了对外投资的发展。
第一，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偏小。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与我国的整体经济实力和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极不相称。据统计，1999年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流人额与流出额之间的比例为1∶4.49，即在引进1个单位直接投资的同时，向外直接投资4.49个单位；发展中国家该比例为1∶0.47，而中国的比例为1∶0.09.这种现象不仅不利于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而且也不利于我国争取到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有利地位。
第二、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偏小。在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投资规模以中小项目为主，1999年平均投资额为100万美元左右，而前苏联、东欧为140万美元，发展中国家为260万美元，发达国家为600万美元。
第三，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分布不合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港澳地区，占我国海外投资企业总数的50%以上。除港澳地区以外，我国投资排前10名的国家依次是美国、俄罗斯、泰国、澳大利亚、日本、加拿大、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南非，其中，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非贸易性投资占70%以上，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不足30%.
三、调整国际投资税收政策的具体思路
我国目前调整加入WTO后的国际投资税收政策的重点应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调整不符合WTO规则的国际投资税收优惠政策
第一，税收优惠产业与技术结构的调整。要实现外国投资税收政策从地区优惠为主向以产业技术优惠为主的转化，必须首先统一内外资两个企业所得税，原则上取消地区性的税收优惠，实行全国统一产业技术导向型的税收优惠政策。在优惠政策上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按照产业发展序列，对投资于先驱产业的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实行完全相同的普遍优惠政策。第二层次，在普遍优惠的基础上，再对投资于先驱产业和技术密集型项目的外资企业实行特殊优惠政策。
第二，税收优惠地区结构的调整。针对中西部地区扩大开放、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需要，在税收政策方面，一方面要逐步取消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经济发达地区所享有的特殊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对投资于经济不发达地区先驱产业的外资企业要给予高于一般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
第三、税收优惠方式的调整。应丰富调节手段在保留并完善减免税等直接优惠方式的基础上，逐步增加间接优惠，如准许加速折旧收回投资、实行投资抵扣、规定特定范围费用开支的扣除、特定准备金的税前扣除等，从而使优惠形式多样化。
（二）发挥税收调控作用，支持我国企业打好“入世”基础，大力发展对外投资
第一，面对跨国企业的竞争，要利用好WTO的过渡期规定，充分发挥税收调控作用，支持幼稚产业的发展。
第二，建立对外投资税收体系。首先要完善跨国投资企业所得税税收政策，对投资海外的企业要给予税收上的扶持；其次要建立发达的国际税收协定网络，积极推动支持企业对外投资，鼓励有富余生产能力和有成熟技术的制造业向外投资办厂，从而促进跨国资本的双向流动。
（三）以全球化为大背景，重视国际税收领域的工作
第一，要注意研究国际税收管理领域的新问题。应尽快制定电子商务适用税收政策、跨国金融衍生交易税收政策等，对日益增多的跨国公司的税收管理，也需要研究制定措施。
第二，要注意积极推行反避税工作。应继续完善转让定价税收管理法规，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尽快制定实施预约定价制度。考虑到居民法人跨国投资的反避税问题，要在条件成熟时，制定受控外国公司法。
第三，要重视国际税收协定的执行。随着加入WTO，税收协定的执行将成为国际投资税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从注重协定的谈签转到谈签与执行并重上来。要扩大对已谈签生效的税收协定的宣传，把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的税收政策调整与协定执行和反避税工作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上海财经人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01中国财政发展报告[R].
[2]刘佐。中国所得税[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3]千诚尧。试论两种所得税优惠政策的统一和完善[J].税务研究，2003，（12）。
税负效应篇4
当市场决定的资源配置已经处于最优状态下，政府征税给纳税人所造成的负担不仅仅表现为所征的那部分税款（直接成本），而且还往往会影响经济决策，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从而产生一个超额负担，即对纳税人福利造成的额外负担，也称为税收的福利成本，属于社会净损失。由于税收的存在，引起了相对价格结构的变化。价格变化影响了私人部门的经济决策，由此减少了征税前的经济选择所能获得的经济福利，消费者不得不克制自己，完全放弃了对征税商品的偏好，而去消费其它并不偏好的产品，有时即使没有税收直接成本，超额负担也依然存在。政府征税造成的超额负担既包括消费方面，也包括生产、投资等方面。对税收超额负担的分析一般以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以及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线作为工具进行分析。除此之外，因为税收影响价格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商品之间的比价和购买力发生变化，所以也须通过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进行更深的分析。
1.依据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理论分析税收超额负担
税收超额负担以基数效用理论作为基础，主要借助于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来说明。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所愿意支付的代价，超过它实际支付的代价的差额。生产者剩余是指生产者对某种商品所实际得到的价格，超过它原本想获得的价值的差额。现以从量课征的商品税为例，见图1.课税前，供给曲线S和需求曲线D交于A点，均衡价格和数量分别为P0、QO.现按单位产出对厂商征收数量为t的税（对消费者征税效果一样），由此带来的税收效应是：均衡点由A移至B，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分别为P1、Q1，使得消费者支付的价格由P0上升到P1，生产者获得的净价格从P0，降到P3.均衡产量减少Q1-Q1，给政府带来收入P1P3CB.税前消费者剩余是P0AE，税后消费者剩余是P1BE，损失P1P0AB；生产者剩余是P3CF，损失P0P3CA.总损失的面积。若需求曲线为水平线（弹性无穷大）时，没有消费者剩余，也就没有消费者剩余损失；存在生产者剩余损失，扣除政府收入为超额负担。若需求曲线是垂直线（弹性为0）时，价格又按课税数量上涨，税收全部由消费者负担，但需求量不受征税的影响，消费者剩余无穷大，存在消费者剩余损失，没有生产者剩余损失，消费者剩余损失扣除政府收入，超客负担为零。可见，课税的超额负担的大小取决于课税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弹性越大，超额负担就越大。当然，课税的超额负担的大小也取决于供给弹性。当供给曲线为水平线时（弹性无穷大），税收全部由消费者负担，存在消费者剩余损失，没有生产者剩余损失。消费者剩余损失扣除政府税收收入就是超额负担。当供给典线为垂直线时（弹性为0），没有消费剩余损失，生产者剩余损失等于政府收入，超额负担为零。
2.借助于无差异曲线分析税收超额负担
税收超额负担还可以通过消费者选择理论中的无差异曲线进行分析，见图2.假如某消费者预算线为AB，无差异曲线为U1，在X、Y两种商品之间进行选择，为追求效用最大化，其消费的最佳选择点为E1，消费X商品OX1量，Y商品为OY1量。现对X商品征一定比例的商品税，税后预算线变为AB‘与无差异曲线U2切于E2点，消费X商品OX2量，Y商品为OY2量。税额为CE2.显然，与E1点相比，该消费者在E2点进行消费福利有所损失，但是任何税种都可能会使消费者处于较低的无差异曲线上，重要的是消费者遭受的损失是否大于政府的税收收入。若消费者损失等于税收收入，说明无税收超额负担，若消费者损失大于税收收入，说明存在税收超额负担。是否大于政府的税收收入。若消费者损失等于税收收入，说明无税收超额负担，若消费者损失大于税收收入，说明存在税收超额负担。是否存在税收超额负担，这取决于政府课征的不同税种。一般来说，在现代税种中，除一次总付税，即按人头定额征税（假定消费者对于不同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都一样）外，几乎所有的税种都会产生税收超额负担，干扰资源最优配置的效率条件。为说明上述比例商品税的超额负担，需要比较一下一次总付税的效应。为使总付税为CE2，必然使税前预算线AB平行移到DF，与无差异曲线U3交于E3点，在此处该消费者可消费更多的X商品和较少的Y商品，获得较高水准的无差异曲线U3.所以比例商品税造成的额外负担为U2与U3的差异DG（相同税额，消费者税后盗用有差别）。若为保证消费者享有U2的效用水平，需要将税前预算线AB平行移到GH，与无差异曲线U2相切于E4点。显然，在此处该消费者的收入损失（U1与U2的差距），即AB与GH之间的垂直距离与税收收入NE4一样，说明一次总付税没有超额负担。而征比例商品税，导致消费收入损失NE4F超过税收收入CE2，超额负担为E2I（比例商品税和一次总付税税后效用水平相同，但征集的税额不同）。
3.通过征税导致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分析税收超额负担
当征税使一种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化时，会使消费者的选择和效用发生变化。这种价格变动的总效应包括：一是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发生了变化，产生替代效用，即在效用数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与商品价格变化相联系的商品消费量的变化。二是收入的购买力发生了变化，产生收入效应，即在商品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购买力的变化导致的商品消费量的变化。仍以无差异曲线进行分析，见图3.当对X商品征一定比例税时，原来预算线AB移至AB‘，消费的均衡点由E2，征税导致的总价格效应是E1占到E2点的量的变化。X商品减少量为X1-X2，Y商品增加量为Y2-Y1.X商品消费量下降的部分原因是替代效应导致，即X商品相对贵了，购买量减少；部分原因是收入效应导致，由于价格上涨而减少了消费者实际购买力，因而购买X商品量减少（假如X商品是正常品）。更深入的分析是：若为保持与价格上涨前（征税前）的效用不变，找一条平行于AB’的预算线CD与原无差异曲线U1切于E3点。其中，均衡点由E1到E3的变化为替代效应；均衡点由E3到E2的变化为收入效应。对正常品而言，由于其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均与价格变动方向相反，因而，其总价格效应与价格变动方向相反，即征税导致价格提高，需求量减少，符合需求规律（图3显示的是正常品的情况）。对劣等品而言（吉芬商品是特例），其替代效应与价格变动方向相反，而收入效应与价格变动方向相同（E2位于E3的右边），由于劣等品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E2位于E1的左边），因而总价格效应仍然与价格变动方向相反，即征税导致价格提高，需求量减少，也符合需求规律。
事实上，税收超额负担是由替代效应引起的。由图3可推出正常需求的曲线D0（描述价格变化时商品需求量未补偿的变化）和补偿性需求曲线DC（描述价格变化而同时收入得到等量补偿，使消费者的商品组合仍然处于相同无差异曲线上时的需求量的变化），见图4.在不考虑收入效应的情况下，超额负担取决于正常需求曲线D0，税收超额负担为BCD的面积，在存在收入效应的情况下，超额负担取决于补偿性需求曲线Dc，税收超额负担BEF的面积，小于BCD的面积。这说明用正常需求曲线高估了税收超额负担。只有在收入效应非常小的情况下，用正常需求曲线D0衡量超额负担才比较准确。
二、我国现行主要税种的超额负担分析
我国现行税制体系概括起来可分为商品税和要素税两大类，前者主要指流转税类，后者主要指所得税类和财产税类。就商品税而言，理论上分均一商品税和差别商品税。所谓均一商品税是指所有商品和劳务按统一比例税率征税。差别商品税是指只选择部分商品和劳务征税，或对全部商品和劳务都征税，但采用差别税率征税。如果采用均一商品税，税后不改变税前的相对价格，这样就不会造成商品市场上的超额负担。但事实上，由于各种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不同，即使按相同率征税，各种商品价格上升的幅度也会不同。需求价格弹性小的商品，价格上升幅度高于需求价格弹性大的商品；而且不同的消费者对不同的商品和劳务其边际消费倾向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均一商品税事实上也类似差别商品税，同样会导致税收超额负担，而且远离公平目标。只不过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均一商品税比差别商品税的超额负担小。征差别商品税后，直接改变了商品之间的比价，造成超额负担。征税差别越大，超额负担越大。就要素税而言，理论上一般按均一比例税率、差别比例税率和累进税率设计。由于不同的人边际投资倾向和边际劳动倾向不同，即使均一比例所得税事实上类似于差别比例所得税，也存在超额负担。累进所得税的超额负担最大。
1.现行流转税类的超额负担分析
我国现行增值税由于征税范围尚未扩展到全部产业，税率和计算方法尚未完全统一，而且实行生产型增值税导致成本结构不同的行业实际税负差别很大。所以，我国现行增值税不完全符合中性原则，实际上还属于差别商品税。现行营业税是在未实行增值税的产业中实行，不仅按全额征税（随着专业化分工的深入，税负具有累积性），而且按行业设计税率，属于典型的差别商品税。现行消费税属于有限型消费税，选择了11类消费品在普遍征收增值税的基础上再加收一道消费税，这11类消费品的选择基本上考虑的是：奢侈品、对健康有害品、不能再生资源品和财政意义大的消费品。目前污染品还未列入征税范围，所以现行消费税还不属于外部经济效果的矫正税。其税率分别按产品设置差别比例税率和差别税额，很明显也属于典型的差别商品税。
2.现行所得税类超额负担分析
由于我国目前内外资企业分设两套所得税制度，内资企业的所得税税负明显重于外资和外国企业，资本在内外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之间还有转移的诱因，企业所得税还会影响资本市场的均衡，见图5.Dkn、Dkf分别代表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资本边际生产力，ON、OF表示分配配在两部门的资本总量，t为税率。税前Dkn与Dkf交于A点，即在内资企业部门使用Onk1的资本，外资企业部门使用Ofk1资本时，二者的报酬率相等，均为0NR1.现在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分别征比例为t1、t2的所税（t1>t2），则税后资本边际生产力分别为Dkn‘、Dkf’，交于B点。内资、外资部门分别使用ONK2、OFK2资本量，由于内资企业的税负重于外资企业，诱导资本过多流入外资企业部门。在B点由于内资企业的资本边际生产力高于外资企业，税后均衡使资本配置效率是低的，若资本向内资企业移动（由K2移至K1）还可以提高整个资本存量的报酬率，但由于两套企业所得税制度（不仅税率有差别，而且优惠政策差别更大）阻碍了资本作这样的移动，由此产生了两类超额负担。一类是类似商品税的低效率，造成消费者福利净损失，产生超额负担。因为过高的内资企业所得税税负促使资源流入外资部门，内资企业产出水平下降，使内资企业的商品价格上涨。另一类是来自资本方面的扭曲产生的超额负担。后者的税收超额负担为ACD的面积。两套企业所得税制度不仅扭曲资本在数量上的配置，而且在具体制度设计上也导致在不同方面存在超额负担。由于企业的债务利息可在税前扣除，而自有资本和股权资本的正常收益却不允许税前扣除，说明企业所得税既不是对纯经济利润课税，也不是对全部资本所得课税，税基不伦不类，导致资本筹资结构扭曲；由于股息重复课税，又必然导致资本在公司与非公司制形式配置上发生扭曲。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采用分类所得税制度，分别采用超额累进税率和比例税率计税。如果把闲暇也当作一种商品的话，税后导致了劳动市场均衡发生变化，也存在超额负担，见图6.假如税前无差异曲线U1与预算线AB切于E1点。劳动时间为BL1，闲暇为OL1，所得为E1L1.税后（假定是比例税率）则预算线为A‘B，与无差异曲线U2切于E2点，劳动时间为BL2，闲暇为OL2（劳动供给减少，这是所得税的替代效应起支配作用的结果，替代效应导致劳动供给减少，如果闲暇属于正常品，所得税的收入效应还会引起闲暇消费减少，相应劳动供给增加。至于哪种效应起支配使用，因人而异，因为不同的人对闲暇的偏好不一样），所得为E2L2，税收负担为CE2.若按人头征定额税，税额同样CE2，预算线GD平行于AB与无差异曲线U3切于E3点（假如消费者边际消费倾向相同），工作时间增加到BL3，而且获得较高水平的无差异曲线，福利水平提高了。从几何图上可以看出，个人所得税的超额负担是以相同税额的比例所得税与定额税之间福利水平的差额衡量的，即U2与U3的距离。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的效应（图略）比比例所得税对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更强一些。个人所得税不仅影响劳动和闲暇之间的选择，而且由于个人所得税采用分类所得税制度，计税依据、扣除额标准以及税率都存在差异，还会导致劳动供给结构之间扭曲。
1.除极端情况（需求价格弹性和供给弹性为零）外，对任何商品课税都会产生超额负担。超额负担与商品需求体系弹性、税率高低成正比，从效率目标出发，一是对所有商品征相同的税（尽管也有超额负担）；二是若对选择性商品课税应对需求价格弹性小的商品征税，最好对弹性为零的商品征税。一般来说，现行消费税、营业税比增值税的超额负担要大，因为课征消费税的商品大部分属于需求价格弹性较大的商品，而且征税范围具有选择性，课税商品税率差别大。营业税按行业设置税率，税负也存在一定差别。为此，应扩大增值税的范围，取消营业税；规范增值税的计算方法，采用单一税率，实行消费型增值税。
2.鉴于最优原则在税制设置中无法实现，将次优原则应用于税制设计中列具实践意义。次优原则是在市场存在失灵条件下，追求资源配置效率最优，使税收超额负担最小。为此，应开征矫正外部经济效果的税种，如环境税。
3.企业所得税以经济利润为计税依据比以会计利润为基础调整的应纳税所得额作为计税依据对资本筹资结构的扭曲程度要小。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法应尽快合一，不仅公平，而且更具效率。
税负效应篇5
（一）据预算内财政收入口径计算的宏观税负水平低，不能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
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必须以一定的支出为前提。就我国的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比较来看，如表1所示，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几乎年年存在财政赤字。尤其是1998年以来，为扩大总需求，发挥财政支出乘数效应，有赖于政府支出的扩张。然而，由于我国宏观税负低从而财政收入有限，只能依靠扩大国债发行来为政府支出融资。这使我国的债务依存度特别是中央政府债务依存度迅速提高。当然，国债的还本付息最终只能靠税收。因此，为了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实现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以及在我国市场化程度提高的前提下，提供公共产品和引入社会福利目标，都要求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有所提高。当然，宏观税负的提高应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前提，不能使宏观税负提高造成的效率损失大于政府支出带来的效率利益。
①无论与转轨国家还是与低收入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相比，我国各项指标均较低。一国政府的收入水平是否适度，最终取决于一国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资源配置的对比状况，并没有一个统一或绝对的标准，且由于统计口径的不同，数据可比性可能较低，但是通过国际横向比较，还是能够表现我国政府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状况。从我国历年财政收支的平衡状况更能表现出当前较低的实际税负水平不能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
（二）政府收入形式不规范对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日益明显
这可以从政府收入内部结构和税收内部结构两方面分析。首先，从政府收入内部结构来看，2001年我国政府预算内收入为16386.04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6.7%；除此之外，我国预算外收入为3826.43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93%，其中中央级预算外收入占预算外总收入的5.3%，地方占94.7%.此外，我国还存在数量庞大、总额难以估计、使用方向难以控制的制度外收入。在预算内收入中，税收收入所占比重为93.79%，表面看来收入形式十分规范，但是如果考虑预算外和制度外收入后，政府收入形式就变得相当不规范了。不规范的收入形式会使收入规模和使用方向超出中央政府的控制，造成公共部门资源配置不当，侵蚀税基，政府总收入可能超过纳税人的负担能力，而且各种不规范收入具有不确定性，不同地区负担者负担不均，也可能扭曲私人部门的资源配置，从而对经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③因此，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政府支出的需要要求对税费进行综合改革，规范政府收入形式，提高政府支出的税收依存度和客观税负水平。
④（三）目前税制是渐进经济改革和税制改革的产物，存在对经济发展的扭曲效应，随着市场化程度和开放程度的提高，其扭曲效应越来越大
1998年出现通货紧缩以来，税制对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尤为明显。我国目前税制是1994年税制改革时确立的，其原则是“统一税法、公平税负、简化税制、合理分权”。在当时通货膨胀的宏观经济形势下，税制改革体现的宏观政策取向：一是要保证政府税收收入至少不下降，以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二是要抑制通货膨胀，其中重在抑制投资，因此，税制设计对投资课以重税。1998年以来，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我国税制已有所调整，如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对符合产业政策的技改项目的国产设备投资按40%抵免所得税，对高新技术企业实行6%的增值税，提高内资企业的计税工资标准等。但调整后的税制对经济增长仍有消极影响。
首先，我国税制结构无法实现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机制。1994年税制改革后，我国形成以间接税为主体税种的税制结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不足20%，个人所得税仅占6%～7%，所得税特别是个人所得税比重偏低削弱了税制的自动稳定器作用，当经济总量失衡时，只能更多地依赖相机抉择的财政支出。较低的宏观税负水平和不完善的个人转移支付制度使政府缺乏财力基础和制度基础向低收入者转移支付。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解体而市场经济中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强化了居民收入预期的不确定性，居民会增加预防性储蓄，降低即期边际消费倾向，从而降低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导致经济增速下滑。
⑤资本密集度高的行业，增值税税负重，这不但抑制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而且阻碍了技术进步，不利于资本替代劳动。若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并普遍征收，则不但会增强增值税的中性，而且会对投资产生正效应，提高私人部门投资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再次，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有违效率与公平原则。1994年税制改革未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为吸引外资，外资企业所得税保留了名目繁多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些税收优惠政策是否有效值得进一步测算。然而明显的政策效应是，这些政策造成内外资企业处于不公平的税收环境中，特别是国有企业税负过重，“假合资”成为“合法”避税的方式之一，从而扭曲了资源配置，这既不公平又没有效率。
总之，通过我国财政收支平衡状况的纵向比较以及与转轨国家、发展中国家宏观税负的横向比较来看，我国宏观税负水平较低，不能满足财政支出的需要。我国政府收入的内部结构表明我国政府收入形式不规范，政府支出的税收依存度和宏观税负水平有待提高；税收收入的内部结构表明我国税制有待改革。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我国税制本身的转轨性日益明显，其承担改革成本造成的扭曲效应日益增大。以上各点都表明，我国宏观税负水平与税制结构都或直接或间接地对经济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
二、合理确定宏观税负水平，优化税制结构，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依据政府支出需要决定因素，我国宏观税负水平需要提高。税收的改革效应要求我国规范政府收入形式和收入规模，以适应改革的进程。税收的纯经济效应也要求我国税负分配和税制结构适应国内公平与效率的替代。我国已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这也要求我国宏观税负与税制结构适当考虑国际税收竞争与国内公平的替代。总之，我国低收入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宏观税负与税制结构主要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这就要求建立以效率为中心的宏观税负水平与税制结构，促进我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一）既要适度减税，又要适当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水平
减税已经成为世界税制改革的一种趋势。在中国，一方面由于税费之和占到财政收入的25%左右甚至更高，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因而存在着一定的减税必要性和空间；另一方面，即使在经历了税收收入的连续多年超常增长的情况下，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不过16%左右，比发展中国家或同等人均GDP国家的宏观税负要低，因此又存在着适当提高税收收入占GDP水平的必要性。如何处理这一对矛盾呢？
显而易见，过高的税负会加大企业或居民的负担，妨碍经济效率的提高，不利于经济持续增长；而过低的税收水平则使政府无法履行其正常职能，特别是在经济转轨期间难以承担起改革的巨额成本。因而，当前如何在适度减税的情况下适当提高税收收入占GDP的水平，就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可选择的措施主要有：优化税制结构，提高税制弹性；加强预算管理，清费立税，减轻企业和农民的税外负担；强化征管，减少税收流失等。具体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
1.规范政府收入形式是提高宏观税负水平的首要选择。对现行的税外收费进行科学分类，取消不合理收费；对符合收费性质的收入予以保留并纳入预算内管理；对具有符合税收性质的收入应将其纳入税收制度，由税务部门依法征收。可见，宏观税负的提高是将部分“费负”转化为“税负”，而不是新增私人部门负担。
2.适应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税制改革，实行结构性增税与减税改革，以发挥税收的改革效应、纯经济效应和潜在竞争效应，这将在下面具体分析。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税基扩大，政府征管能力提高，宏观税负水平也将提高，从而使经济发展水平对宏观税负与税制结构的最终决定作用通过税制改革得以发挥。
（二）提高税制适应市场化及对外开放程度提高的要求，进行税制结构改革，通过改革效应促进纯经济效应和潜在竞争效应的提高
1.适当提高所得税比重
考虑到促进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目标，在国内效率与公平的替代方面，在保持流转税的主体地位的同时，适当提高所得税比重，并力求在条件成熟时构建起双主体税种。
人们通常所说的积极财税政策下的减税手段，是在所得税占主导地位条件下才有可能产生的效果。因为，减税即减少所得税收，使厂商的利润和个人的收入增加，由此达到刺激消费和鼓励投资的功效。为此，我国的积极财税政策要想获取更大的效用，必须及早转换税制结构模式，从流转税为主体模式先转向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模式，待条件成熟时再转向所得税为主体模式。目前，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已为第一步的模式转换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从国外经验看，一国税制结构从流转税为主体模式转向流转税和所得税双主体模式，其经济条件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00美元左右。如日本转换时的水平为789美元，美国815美元、英国717美元。我国目前的人均GDP已达1000美元。这还是根据市场汇率计算出来的，如果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我国的经济实力远超出该水平。所以，我国税制结构模式的转换，既有必要，也具备了基本的经济条件。
2.流转税的改革
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构成我国税收收入的主体。以流转税为主体有利于实现效率目标，但这三税中许多规定却违背了效率原则，应进行改革。增值税是流转税的核心，应扩大其征收范围，将与生产联系密切的交通运输业、建筑安装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并在适当条件下，实现增值税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过渡。
3.企业所得税的改革
⑥此外，在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应加强对跨国纳税人的转让定价和国际税收抵免的有关规定，以适应税收的潜在竞争。
4.适应WTO自身框架不断完善的需要，培育新的税源，开辟新的税种
WTO自身框架的不断完善，已将知识产权保护、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投资问题及贸易与环境问题纳入其管理框架之中，以迎合人员、资本和技术跨国流动性日益提高和全球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趋势。加入WTO，意味着知识与技术的跨国流动的增加。这种流动性的增加必将导致：与其有关的知识产权交易和技术转让、许可交易的增加；人员与服务的跨国流动速度加快，会使居民个人跨国收入和非居民个人本国所得都相应增加；与贸易有关的资本跨国流动增加，则会使金融资产和直接投资的跨国所得增加等等。税源的变化及贸易的变化必然要求我们开辟新的税源，调整税种结构。例如，基于金融资产交易不断增加的考虑，可设立金融资产所得类税种。
（三）为了增强增长的可持续性，应适时开征环境保护税
税负效应篇6
关键词：大唐国际 负债融资 负债融资效应
一、负债融资效应相关理论及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者基于对资本结构研究对负债融资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从最初只局限于债务融资的财务杠杆效应和税盾效应到新资本结构理论开始强调债务融资对公司治理效应的影响。
（一）负债融资的税盾效应。负债融资的税盾效应，亦称税收抵减效应或节税效应，指的是公司通过举借负债进行融资，而债务利息可在税前支付，进而可以减少公司实际缴纳的所得税数额，这样债务的资本成本明显低于权益的资本成本，降低了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从而影响公司的市场价值。修正的MM理论命题I中指出：有负债融资的公司，其价值等于同风险等级无负债公司的价值加上负债税收收益，即体现了负债融资的税盾效应。用公式表示如下：
VL=VU+TCB=EBIT（1-TC）/K+TCB
其中：VL=有负债融资的公司价值；VU=无负债融资的公司价值；TC=公司所得税税率；B=债务价值；EBIT=公司息税前利润。
由上述公式可知，当公司负债比例越大时，公司价值就越高，负债比率高达100%时，公司价值得到最大化（这里忽略了由于负债增加而使财务风险增加，进而导致公司价值不增加反而降低的现象）。由于各国政府的税收政策基本稳定，公司也往往会选择一定数额的负债融资，这样负债的税盾效应便长期存在，由负债融资而增加的公司价值就等于永续的未来利息抵税额的现值之和。
（二）负债融资的财务杠杆效应。负债融资的财务杠杆效应是指公司通过调整负债比率进而影响权益资本利润率。由于企业所有者的投资回报是在缴纳完所得税之后才支付的，而负债利息则作为财务费用于税前扣除，即产生税盾效应，这样也会使得股东财富增加，每股收益的增长速度也会大于息税前利润增长速度。而当息税前盈余增大时，每一单位盈余所承担的固定财务费用就会相对减少，给普通股东带来每股盈余也就更多；反之，当息税前盈余减少时，每一元盈余所承担的固定财务费用就会相对增加，普通股的每股盈余就会大幅度减少。这种由于固定财务费用的存在而使得普通每股盈余产生变动幅度的现象即为财务杠杆原理。不可忽略的是，负债融资在给公司带来财务杠杆效应的同时，也会带来相应的财务风险：当公司过分的为取得财务杠杆收益而大举负债时，一旦息税前利润率下降，将不足以补偿固定的利息费用，直接导致权益资本利润率大幅度下降，甚至会引起公司破产危机。所以，管理者需要作出正确的负债经营决策以保证在充分利用财务杠杆效应的同时将财务风险控制在最低。财务杠杆系数的公式是：
DFL=（ΔEPS/EPS）/（ΔEBIT/EBIT）
其中，DFL为财务杠杆系数，EPS为普通股每股收益变动额，EPS为变动前的普通股每股收益，EBIT为息税前利润变动额，EBIT为变动前的息税前利润。
（三）负债融资的公司治理效应。负债融资的公司治理效应主要反映在对公司治理结构效率的影响，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有效发挥对管理者的监督约束作用。债务约束是一种硬约束，即到期必须归还本金和利息、只有符合条件的公司才能取得债务资金以及负债的破产约束。（2）债务的信息传递功能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负债率的高低可以向股东传递公司经营状况的好坏，有利于利益相关者正确的评价公司和公司管理者从而形成更有效的经营激励机制。（3）债务具有约束公司所有者的作用。因为负债增多而增加了破产的可能性，使得公司股东承受更多的经营风险，股东便会更加关注公司的经济效益，增加监管公司经营的动力。
二、大唐国际负债融资效应分析
（一）大唐国际负债融资的财务杠杆效应。
1.财务杠杆效应分析的基本指标体系。财务杠杆效应源于公司存在固定的财务费用，其基本规律是当公司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高于债务利息率时，说明公司经营状况较好，通过适当增加债务可使股东获得超额利益，发挥财务杠杆效应。换句话说，当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增长时，每股收益的增长将会更快。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对于大唐国际负债融资是否发挥财务杠杆效应将从比较该公司的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和债务利息率开始，判断该公司是否在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高于债务利息率时，增加负债，使得财务杠杆效应为正。
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即基本获利率，是企业的息税前利润与总资产平均余额之比，反映企业总体的获利能力，数值越大，说明企业的整体的获利能力越强。该指标是将公司占用的全部资产作为一种投入来对应息税前利润总和，以此评价公司的投入和产出的效率。其中，公司的投入就是占用的资产总额，其回报就是息税前利润。资产息税前利润率的计算公式：
（1）资产息税前利润率=息税前利润/总资产平均余额
（2）息税前利润=企业的净利润+企业支付的利息费用+企业支付的所得税
（3）本年总资产平均余额=（年初总资产余额+年末总资产余额）/2
由于近几年金融市场波动频繁，中国人民银行宏观调控的力度加大，利息率经常性变化，因此本文并没有选取固定的一年期贷款利息率作为负债利息率来使用，而是采用一种估算的方法，即用每年财务费用除以有息负债来代替，计算公式如下：
（1）债务利息率=财务费用/有息负债
（2）有息负债=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长期借款+应付债券+长期应付款
2.大唐国际负债融资财务杠杆效应现状分析。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在研究大唐国际负债融资的财务杠杆效应时首先计算资产息税前利润率负债利息率（数据来源：根据色诺芬（CCER）数据库大唐国际相关公司治理数据整理得出）：
首先，通过表1、2计算结果发现大唐国际财务杠杆效应为正。自大唐国际2006年上市以来连续五年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高于债务利息率，说明公司经营状况较好，通过适当增加债务可使股东获得超额利益，发挥财务杠杆效应。同时也表明近五年来，该公司由于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增长而使得每股收益的增长更快，公司价值更大。大唐国际资产负债率在同类电力企业中处于较高的地位，融资来源主要是债务方式，因此大唐国际的负债融资发挥了财务杠杆效应。
其次，从对资产息税前利润率即基本获利率的计算结果可知，该指标数值相对债务利息率较高，但发展不平衡，2006和2007两年数值较高，而在2008、2009年有所下降，下降幅度较高跌至5%以下，而在2010年又有所回升。这表明该公司的活力尽管较强，但波动性较大，经营风险依然存在，即投入和产出的效率变化幅度较强，应当加强生产经营管理。大唐国际作为发电企业其融资方式具有负债融资偏好，这同电力行业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密切相关。装机规模越大，一定程度上公司资产规模就越大，其抵抗市场经营风险的能力也就越强，盈利能力越强。大唐国际在总资产连年上升和大量举借负债的情况下，经营状况依然波动，说明其管理过程存在缺陷，应当引起管理层重视。
第三，表3反映了2004-2006年资产息税前利润率高于债务利息率电力上市公司数量分布情况。大唐国际处于资产负债率60%至100%的部分，说明大唐国际经营状况在业内居于领先地位，财务杠杆正效应得到有效发挥。同时也可看出在近50家电力上市公司中，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高于债务利息率并非多数，比例小于50%，并且逐年递减，说明有一大部分的电力公司没有充分利用负债融资的财务杠杆效应，从而导致财务杠杆损失。
（二）大唐国际负债融资的税盾效应。负债融资的税盾效应，即税收抵减效应或节税效应，是指公司通过债务融资，其财务费用可从税前扣减，由此可以减少公司所缴纳的所得税数额，因此负债比例越高，税盾效应越明显，但前提是息税前利润大于零。除此之外，财务费用为负值也表示没有利用负债的税盾效应。根据大唐国际上市公司年报数据统计分析，可以计算出该公司2006年至2010年的息税前利润和财务费用。计算结果列示如表4（数据来源：根据色诺芬（CCER）数据库大唐国际相关公司治理数据整理得出）。
由上述统计结果可以发现，该公司在2006年至2010年期间，息税前利润始终大于零，并且债务利息费用也都是正值。因此，大唐国际负债融资的税盾效应得到有效发挥。但是通过利息费用与息税前利润的比值可以看出，大唐国际税盾效应发挥情况波动比较大，在2008年从20%左右迅速上升至80%左右，而2009、2010年又恢复至50%左右。基于对大唐国际财务杠杆效应的分析可知大唐国际经营能力较好，公司理应更多的使用负债融资来充分利用其税盾效应。
另外，通过与其他上市电力公司的财务费用与息税前利润比率相比，可以看出除了个别企业息税前利润为负以外，大部分企业的财务费用占息税前利润的比重在50%以下，2004年41家，2005年33家，2006年32家。而大唐国际2006年该比率仅为21.93%，在同类行业中属于一般水平，这与大唐国际长期战略发展规划的市场地位不符，因而该公司需要在保证权益资本利润率上升的情况下，提高负债的税盾效应。
（三）大唐国际负债融资的治理效应分析。探讨大唐国际负债融资的公司治理效应将从银行贷款约束的有效性和企业债券约束的有效性两方面展开。在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中，无论是银行贷款还是债券融资都可以通过监督管理层提高运作资金的质量，从而提高公司效益以满足债权人的本金和利息。但是，在大唐国际实际运作中，其负债融资的治理效应却得不到应有的发挥。
1.银行贷款约束的有效性分析。当贷款银行和借款公司属于相互独立的利益主体时，银行贷款可以充分发挥其负债融资的公司治理效应，即银行贷款约束有效。银行经营者在追求公司价值最大化的目标鞭策下，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会努力监督贷款公司对资金的使用情况；并在贷款公司无力还贷情况下，适时启用破产程序来维护自身利益。通过分析大唐国际资产负债表数据，本文发现大唐国际债务融资的大部分来自银行贷款。以2006年为例，电力上市公司的长期借款占到负债总额的57.02%。而且债权人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政府机构对银行经营活动的干预依然存在；除此之外，国有企业还有许多政策性贷款。目前，我国法律也没有对银行在借款公司陷入财务危机时可以接管公司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这就大大削弱了银行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另外，大唐国际股权集中度很高，第一大股东居于主导地位，近五年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平均为30%，而且第一大股东大唐集团也是国有企业。这种情况下商业银行与电力上市公司同属国家所有，企业会自发的对银行产生依赖，银行经营者也缺乏关注贷款使用质量和借款公司经营状况的动力，相应的银行对电力上市公司的监督和约束也就得不到正常发挥。因此银行贷款对电力上市公司只是一种软约束，这使得银行贷款的公司治理效应失去了其应有意义。
2.企业债券约束的有效性分析。债券融资的约束力度高于银行贷款，这是因为债券持有者同国有企业之间不存在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当企业发行债券融资后，债券持有人为了保证自身本金和利息会对发行公司采取强有力的监督约束措施，并且会在其没有能力支付本息时直接向企业施加压力。一旦发行公司违反合约，债券投资者在其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必然会通过各方渠道来对企业施压，管理层即使不面对破产危险，其地位也必定受到严重影响。在这种危机压力下，管理层会努力提高其管理水平和对资金的合理使用，避免债务危机的发生，从而公司治理效应得到有效改善。通过上述分析，同银行贷款相比，本文发现债券融资在公司治理实践中可行性更高。但是由于我国债券发行需要经过决议、申请批准、制定募集办法和公告、发行募集等一系列复杂严格的程序，且发行费用支出较高，因此大唐国际通过发行债券募集资金的情况很少。而且在仅有的几次举债中，债券购买者所持有的债券规模较小，且相对分散，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实施监督权，因此大唐国际企业债券约束有效性也没有得到发挥。
三、研究结论与建议
大唐国际自上市以来资产负债率连年增长上升，自2008年以来，资产负债率水平已超高80%，与此同时，企业存在严重的资金压力问题，并且有逐步恶化的趋势。在对大唐国际负债融资效应的分析中可以发现，该公司负债融资的财务杠杆效应和税盾效应都得到了有效发挥，并且在同类行业中处于较好的地位。但是公司治理效应存在严重缺陷，这同其债务融资结构中债券融资缺乏，国有银行长期借款居多的单一融资模式有关。因此，在电力改革的大背景下，大唐国际需要适时提高对债券融资的利用程度，开发公司债券、可转换债券、增发股票等多种融资渠道，在降低融资成本的同时降低财务风险，发挥公司治理效应。另外，大唐国际在做大企业的同时要培养几个重点企业作为整个集团的现金流企业，避免因资金投资分散且回收期长而造成的短期流动资金短缺的风险。最后，政府也需要完善破产程序方面的法律法规，为银行在借款公司陷入财务危机时可以接管公司提供相应的法律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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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向辉.电力上市公司债务融资效应研究[D].北京：华北电力大学，2008.
税负效应篇7
【关键词】 房地产企业 税收筹划
一、房地产企业税收筹划概述
当前，房地产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内外经营环境，日常管理任务也越来越重。税收管理作为一种重要的企业管理工具，在现代企业生产决策、目标考核、绩效评价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实施有效的税收筹划并合理规避其中的风险，对于企业减轻税务负担，提升企业自身活力和整体竞争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是企业实现顺利健康发展，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
合理的税收筹划对于提升房地产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增强房地产企业整体实力具有重要意义。房地产行业在日常经营中所面对的相关税收政策以及宏观的调控环境相对比较复杂，加之我国房地产企业一贯比较重视税收筹划而忽视对税务风险的管控，因而影响了企业税收筹划的可行性和可靠性，难以实质上提升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及风险抵御水平。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每个经济行为的相关主体都会根据自身需要和实际情况对企业的税务进行合理筹划。房地产企业也不例外，房地产行业涉及多个税种，同时跨越了生产以及流通等领域，税务负担比较重，房地产企业的税收筹划空间比较大，加之房地产行业高速发展，面临的资金压力比较大，经营成本比较高，强化税务管理合理税收筹划对于有效减轻房地产企业税务负担，增强企业整体实力和竞争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应当将税收筹划作为房地产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实施税务管理，促进房地产企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
二、房地产企业税收筹划分析
房地产企业一般都集多种经济活动为一体，包括房地产开发、维修、管理、经营、建设等众多领域，都是以建筑物和土地作为其生产经营活动的对象，相对于其他企业经营的行业多元化、资金流复杂而且结构成本复杂、收益情况不均衡、涉及的税收政策也比较复杂。
房地产行业涉及的税种也比较多，其中对房地产企业来讲重点税种包括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营业税、房产税、契税以及土地增值税，这些税种是房地产企业税收筹划的重点，在房地产企业的税务负担中占有比较大的比重。
房地产企业应将税收筹划贯穿于整个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在税收筹划的各个关键环节都要注意有效把握，并做好各个环节之间的税收筹划衔接。
在房地产企业项目开发的前期准备阶段，房地产企业要注意整体规划，尽管这一阶段涉及的税种相对比较少，但是这一阶段对于整个项目开发具有重要意义。要做到事前市场调查，完成土地项目的转让和出让，合理科学规划审批，并根据项目开发的实际情况和进展，科学地从项目建设的资金来源、项目的经营方式和项目的建设方式等多个方面进行前期准备阶段的税收筹划。房地产企业在进行项目方式选择时，要全面考虑母公司的整体盈利水平对于企业所得税的负面影响。在土地的获取方式上，要全面考虑契税、营业税、所得税的影响因素。一般来讲，房地产企业直接获取土地，则需要缴纳契税，采用并购的方式获取土地，房地产企业则无需缴纳营业税、契税以及所得税等。另外，税法对于房地产企业的股权转让做了较多的规定，限制较多，在实际操作中尤其要注意。
在建房的方式上，房地产企业可以考虑自行开发、代建以及合作开发等多种形式。若能通过后两种方式建造房屋，则可以节约较大的税收，有效减轻企业税务负担。对于代建的房产，一般只征收营业税，不征收土地增值税。对于一方提供土地，另一方提供建设资金合作建房的行为，按照税法规定暂免土地增值税的征收，也可以有效减轻房地产企业的税务负担。
房地产企业的资金筹资方式多种，也可以通过有效规划合理避税。一般来讲负债筹资需要面临固定的利息压力，所面临的风险相对较大，但是其利息可以税前扣除，有效减轻税务负担。权益性筹资的风险较小，但是不能够税前扣除，其股息是从税后利润支付，税务负担相对较重。通过预售房的形式，房地产企业可以迅速回笼资金，但是要注意折扣成本，以及与此相伴随产生的税收成本，包括土地增值税、营业税以及企业所得税等。
房地产企业应当充分发挥税盾效应，合理选择资本化利息费用或者是费用化利息费用。一般来讲企业盈利时，应当尽量费用化利息支出，相反当企业亏损时，则尽量将利息支出资本化。
在房地产销售阶段，房地产企业要积极运用定价策略，以此实现税收筹划，尤其要考虑临界点价格对于企业税务负担的影响，这里面主要是土地增值税。通过适当降低销售价格来减少销售收入，在可扣除金额不变的情况之下，房地产的增值金额减少，以此减少纳税额。通过分解房地产销售价格，将单独计价部分在整个售价中分离，分散转让收入，降低增值税率，是企业有效减少土地增值税金额。
对于项目的转让环节，通过选择资产转让或者是股权转让来合理避税。一般来讲，股权转让可以避免缴纳营业税和土地增值税，只需要股东缴纳个人所得税，税负较轻。资产转让操作比较简单，但是视同销售，要缴纳营业税、城建税、土地增值税、教育附加、企业所得税等各种税种，房地产企业税务负担较重。
房地产企业税收筹划应当积极关注资金的筹资及回收方式对于税务负担的影响。房地产企业不同的筹资方式意味着不同的税务负担。部分企业在日常税务管理中对于资金的流动和资金的管理监控不能齐头并进，税务管理监管不到位，存在潜在税务风险。不少企业税务管理工作缺乏监督控制，难以做到对税务管理的实时监管，不能有效地全方位监管税务管理工作，又没有有效地内部监督，领导层难以及时准确把握企业税务状况，对税务管理的监管工作比较薄弱。针对税务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必要认真讨论，仔细分析其对企业、市场产生的影响，及时纠正偏差，推进税务管理的顺利进行。
另外，房地产企业也应当积极做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准备，顺应形势，提升自身税务管理水平。依据试点效果，改征增值税后大部分企业都减轻了税务负担，达到了营改增的预期目标，有效增强了企业的活力，促进了企业经济效益的平稳增长。这主要是由于在施行营业税时，存在着纳税重复、税率相对过高等等一系列长期存在的弊病，改革之后，成功克服了上述问题，尤其是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执行3%的税率，显著减轻了企业的纳税负担，增强了企业的活力和盈利能力，为广大中小企业进一步扩大生产提供了保障，具有现实意义。
房地产企业如果不能有效规避税务风险，合理税务筹划，则不但不能实现为企业减负，增强企业活力的目的，反而背道而驰，加大了企业的税务负担，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强化税务管理，规避税务风险对于房地产企业顺利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企业在日常的税务管理工作中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同时也面临着不少税务风险，这些都不利于房地产企业的有序发展，并严重制约着房地产企业的税务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率。强化税务管理，合理税收筹划，有效规避税务风险，无论对企业、市场还是国民经济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房地产企业合理税收筹划、有效规避风险的建议
企业要进一步强化其市场主体地位，科学税收筹划，有效规避风险，减轻企业的纳税负担，增强企业和市场的经济活力，有效促进经济的顺利健康发展。房地产企业要尽量避免在税收筹划中出现的各种不利情况，以此保障企业应当享受的国家税收政策，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增强企业活力。
首先，准确分析企业自身税负情况。对于企业本身来说，要做到科学合理地实施税收筹划，及时准确地分析自身的税务情况。通过研究比较，了解企业可以依据进项税抵扣的方式来减轻纳税负担的项目在总的支出中的比例高低，这部分比例越高，则越有利于实现减轻税负的目的，反之则难以实现这一目的甚至会加大税务负担。
其次，实现合理避税。企业应当在纳税过程中科学合理地进行避税。当前不少企业通过外包企业产品和项目来实现合理避税目的，这样可以帮助企业有效实现税费转移，对于无法解决进项税抵扣的企业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外包项目和产品时，应当保障企业的产品及服务质量。另外除了产品外包之外，企业也可以将自身的某职能部门外包，实现避税目的。通过外包财务、人士等，降低管理成本，降低企业实际税务负担。
再次，强化企业管理层税务风险管控意识和水平。企业在日常的生产管理中要不断加大对财务人员的税务风险理念教育，培养其税务风险意识，并运用现代管理手段及时加以解决。并进一步明确责任，细化职责分工，将税务风险管控工作逐级逐项落实，最大程度上减少税务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企业发生税务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管理层缺乏风险管控意识，没有有效的风险管控手段，有必要提高财务人员的风险防控水平，增强财务人员及时发现运营过程中税务风险的能力。
最后科学制定税务管理目标，完善强化税务管理制度。企业要认识税务管理的重要性，根据管理的要求设立相应的管理岗位，以此进行税务管理和控制。企业要制定相关税务管理制度，严格强化制度的落实，提升制度的效力，重视制度的执行，明确责任，层层负责，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税务管理工作要注重公平和效率。企业应当积极结合自身企业及行业特点，完善税务管理制度，有效规避税务风险，提升税务管理水平，促进企业健康有序发展。
总的来讲，强化税务管理，合理税收筹划，并有效防范和规避税务管理风险，对于房地产企业减轻税务负担，增强盈利能力和科学化管理水平，促进自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应当注意到新的税收政策的实施对于房地产行业的相关作用，因此房地产行业要积极了解相关政策，结合自身发展实际，有效应对，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改革要求，促进自身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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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负效应篇8
关键词：企业筹资税务筹划
税收已成为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热点。不论是企业法人还是自然人，只要发生有应税行为就要依法纳税。税收筹划是企业用足用好税务政策的新课题，在新形势下企业作为纳税人，熟悉了解税法及财务会计制度，用足用好税务政策，运用税法上的优惠政策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
一、资金筹集的税务筹划
（一）根据资本结构所作的税务筹划
对任何一个企业来说，筹资是其进行一系列经营活动的先决条件。不能筹集到一定数量的资金，就不能取得预期的经济效益。筹资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财活动，其对企业经营理财业绩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资本结构的变动而发生作用的。因而，分析筹资中的纳税筹划时，应着重考察两个方面：资本结构的变动究竟是怎样对企业业绩和税负产生影响的；企业应当如何组织资本结构的配置，才能在节税的同时实现所有者税后收益最大化的目标。
资本结构是由筹资方式决定的，不同的筹资方式，形成不同的税前、税后资金成本。筹资决策的目标不仅要求筹集到足够数额的资金，而且要使资金成本最低。由于不同筹资方案的税负轻重程度往往存在差异，这便为企业在筹资决策中运用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能。企业经营活动所需资金，通常可以通过从银行取得长期借款、发生债券、发行股票、融资租赁以及利用企业的保留盈余等途径取得。下面比较各种筹资方式的筹资成本，为企业选择筹资方案提供参考。
1.几种筹资方式的资金成本分析。
（1）长期借款成本。长期借款指借款期在1年以上的借款，如购建固定资产或者无形资产这种大规模的支出就需要长期借款来帮助完成。其成本包括两部分，即借款利息和借款费用。一般来说，借款利息和借款费用高，会导致筹资成本高，但因为符合规定的借款利息和借款费用可以计入税前成本费用扣除或摊销，所以能起到抵税作用。例如，某企业取得5年期长期借款200万元，年利率11%，筹资费用率0.5%，因借款利息和借款费用可以计入税前成本费用扣除或摊销，企业可以少缴所得税36.63万元。
（2）债券成本。发行债券的成本主要指债券利息和筹资费用。债券利息的处理与长期借款利息的处理相同，即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应以税后的债务成本为计算依据。例如，某公司发生总面额为200万元5年期债券，票面利率为11%，发生费用率为5%，由于债券利息和筹资费用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企业可以少缴所得税39.6万元。若债券溢价或折价发行，为更精确地计算资本成本，应以实际发生价格作为债券筹资额。
（3）留存收益成本。留存收益是企业缴纳所得税后形成的，其所有权属于股东。股东将这一部分未分派的税后利润存于企业，实质上是对企业追加投资。如果企业将留存收益用于再投资，所获得的收益率低于股东自己进行另一项风险相似的投资所获的收益率，企业就应该将留存收益分派给股东。留存收益成本的估算难于债券成本，这是因为很难对企业未来发展前景及股东对未来风险所要求的风险溢价做出准确的测定。由于留存收益是企业所得税后形成的，因此企业使用留存收益不能起到抵税作用，也就没有节税金额。
（4）普通股成本。企业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发行股票的筹资费用较高，在计算资本成本时要考虑筹资费用。例如，某公司发行新股票，发行金额100万元，筹资费用率为股票市价的10%，企业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发行费用可以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但资金占用费即普通股股利必须在所得税后分配。该企业发行股票可以节税100×10%×33%=3.3（万元）
2.筹资成本分析的注意问题。企业筹集的资金，按资金来源性质不同，可以分为债务资本与权益资本。债务资本需要偿还，而权益资本不需要偿还，只需要在有嬴利时进行分配。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筹集的资金属于债务资本，留存收益、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属于权益资本。根据以上筹资成本的分析，企业在融资时应考虑（1）债务资本的筹集费用和利息可以在所得税前扣除；而权益资本只能扣除筹集费用，股息不能作为费用列支，只能在企业税后利润中分配。因此，企业在确定资本结构时必须考虑债务资本的比例，通过举债方式筹集一定的资金，可以获得节税利益。（2）纳税人进行筹资筹划，除了考虑企业的节税金额和税后利润外，还要对企业资本结构通盘考虑。比如过高的资产负债率除了会带来高收益外，还会相应加大企业的经营风险。
3.根据资本结构所作的税务筹划。一般来说，企业以自我积累方式（留存收益）筹资所承担的税收负担要重于向金融机构贷款所承担的税收负担，贷款融资所承担的税收负担要重于企业间拆借所承担的税收负担，企业间拆借资金的税收负担要重于企业内部集资的税收负担。这是因为从资金的实际拥有或对资金风险负责的角度看，自我积累方法最大，企业内部集资入股方法最小。因此，它们承担的税负也就相应地随之变化。从纳税筹划角度看，企业内部集资和企业之间拆借资金方式产生的效果最好，金融机构贷款次之，自我积累（留存收益）方法效果最差。这是因为通过企业的内部融资和企业之间拆借资金，这两种融资行为涉及到的人员和机构较多，容易寻求降低融资成本、提高投资规模效益的途径。金融机构贷款次之，但企业仍可利用与金融机构特殊的业务联系实现一定规模的减轻税负的目的。自我积累（留存收益）方式由于资金的占有和使用融为一体，税收难以分割或抵销，因而难于进行纳税筹划。
以下仅以负责筹资与权益筹资（即发行股票）为例，对不同筹资方案的税负影响加以比较。企业的资金来源除资本金外，主要就是负债，具体又包括长期负债和短期负债两种。其中长期负债与资本的构成关系，通常称之为资本结构。资本结构，特别是负债比率合理与否，不仅制约着企业风险、成本的大小，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税收负担以及企业权益资本收益实现的水平。负债融资的财务杠杆效应主要体现在节税及提高权益资本收益率（包括税前和税后）等方面。其中节税功能反映为负债利息计入财务费用抵减应税所得额，从而相对减少应纳税额。在息税前收益（支付利息和所得税前的收益）不抵于负债成本总额的前提下，负债比率越高，额度越大，其节税效果就越显著。当然，负债最重要的杠杆作用在于提高权益资本的收益水平及普通股的每股盈余（税后）方面。这从下式得以反映：权益资本收益率（税前）=息税前投资收益率+负债/权益资本（息税前投资收益率-负债成本率）。上式可以看出，只要企业息税前投资收益率高于负债成本率，增加负债额度，提高负债比重，就会带来权益资本收益水平提高的效应。应当明确的是，这种分析仅是基于纯理论意义，而未考虑其他的约束条件，尤其是风险因素及风险成本的追加等。因为随着负债比率的提高，企业的财务风险及融资的风险成本必然相应增加，以致负债的成本水平超过了息税前投资收益率，从而使负债融资呈现出负杠杆效应，即权益资本收益率随着负债额度、比例的提高而下降，这也正是上述所提出的实现节税效果必须是建立于“息税前投资收益率不低于负债成本率”前提的立意所在。
（二）筹资中纳税筹划的一些特殊问题
1.租赁的纳税筹划。租赁作为一种特殊的筹资方式，在市场经济中的运用日益广泛。租赁过程中的纳税筹划，对于减轻企业税负具有重要意义。对承租人来说，租赁既可避免因长期拥有机器设备而承担资金占用和经营风险，又可通过支付租金的方式，冲减企业的计税所得额，减轻所得税税负。对出租人来说，出租既可免去为使用和管理机器所需的投入，又可以获得租金收入。此外，机器设备租金收入按5%缴纳营业税，其税收负担较之其销售收入缴纳的增值税为低。当出租人与承租人同属一个企业集团时，租赁可使其直接、公开地将资金从一个企业转给另一个企业，从而达到转移收入与利润、减轻税负的目的。另外，租赁发生的节税效应，并非只能在同一利益集团内部实现，即使在专门租赁公司提供租赁设备的情况下，承租人仍可获得减轻税负的好处。租赁还可以使承租者及时开始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并获得收益。
2.筹资利息的纳税筹划。按现行财务制度规定，企业筹资的利息支出，凡在筹建期间发生的，计入开办费，自企业投产营业起，按照不短于五年的期限分期摊销；在生产经营期间发生的，计入财务费用。其中，与购建固定资产或者无形资产有关的，在资产尚未交付使用或者虽已交付使用，但尚未办理后竣工决算以前，计入购建资产的价值。众所周知，财务费用可以直接冲抵当期损益，而开办费和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价值则须分期摊销，逐步冲减当期损益。因此，为了实现纳税筹划，企业应尽可能加大筹资利息支出计入财务费用的份额，缩短筹建期和资产的购建周期。
二、税务筹划注意问题及发展前景
（一）税务筹划的注意问题
目前，我国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要特别注意两个问题。
1.税务筹划活动必须合法及时。我国税制建设还不很完善，税收政策变化较快，纳税人必须通晓税法及会计财务制度，充分利用税务政策与会计财务制度的差别，如何将前后者结合起来，在利用某项政策规定筹划时，应对政策变化可以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测，防范筹划的风险。原来是税收筹划，政策变化后可能被认定是偷税，所以，目前税收筹划的重点应是用足用好现有的税收优惠政策，让税收优惠政策尽快到位，这个空间非常大。许多纳税人对有些税收优惠政策还不了解，有些政策还没有被完全利用。我们对税收优惠政策的应用必须有紧迫感，否则，有些税收优惠政策过一段时间就取消了。
2企业进行税务筹划必须坚持经济原则。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最终目标是为了实现合法节税增收，提高经济效益。但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及筹划付诸实施的过程中，又会发生种种成本，因而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必须先对预期收入与成本进行对比，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其成本时，筹划方案才可付诸实施，否则会得不偿失。此外，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不能只注重某一纳税环节中个别税种的税负高低，而要着眼于整体税负的轻重，同时还应运用各种财务模型对不同税收筹划方法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实现节税与增收的综合效果。
（二）税务筹划的发展前景
税务筹划是在宏观的经济背景下进行的。一个国家的法律建设，特别是税法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开展税收筹划的方向和方法，加上各个地方情况不同，税务部门对法规的理解也存在差异，都会影响筹划的成功与否。但随着纳税人权益保护意识的增强，税务筹划不仅会为纳税人所重视，也会为税务机关所接受，所以税务筹划在中国前景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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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玉枝，刘先涛浅论企业税收筹划新知税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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