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税负解密之――税负之痛

仲大军通过调查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中国的民营企业照章纳税,守法经营,那就几乎没有几个企业能发展起来,或者根本也就不值得干。

今年国庆前夕,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在媒体上愤然批驳美国《福布斯》杂志关于2009年中国税负痛苦指数排名全球第二的说法,认为其评价方法犯了“常识性错误”,计算依据也存在“明显偏差”。肖捷同时声称,今后中国的宏观税负还有上升的必要和空间。

自2000年中国进入《福布斯》的统计开始,中国的税负痛苦指数便一路上扬。近年来,更一直位于世界前五名以内。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许小年称,中国企业税负太高,17%的增值税,再加上25%的所得税,即使不是全球最高的,也是最高的之一。

一直以来,中国官方和一些体制内学者则认为,中国的税负是比较轻的。然而,实际情况也不这么乐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企业主向记者反映,作为一个地方的私营企业主,即使是每年销售收入达几千万元的大厂,如果不依靠偷漏税款,谈论年净利润几乎是一种奢侈;即便是依靠透漏税款,每年的净利润也不过百万元左右。

一名创业者的纳税明细

在天涯社区论坛里,有一位创业做进口贸易销售生意的网友罗列了自己2006年所交的税,不禁感叹,中国的实际税负太高了。这位名为“gangtuan”的网友称,从公司创业到现在,共计进口货物56万元,销售额为100.8万元,增值税税率17%,化学品关税一般在7%左右,小规模纳税人。

其交税明细如下:海关关税:56万×7%=3.92万;海关增值税:(56万+3.92万)×17%=10.1864万;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100.8万×4%=4.032万;企业所得税:100.8万×3.3%=3.3264万;城建河道教育附加税:4.032万×5%=0.2016万。

扣除运费、业务招待费等毛利是15万元。这名网友称,资金紧张、招不起人,大部分活靠自己干,两名员工一年工资共计发了12万元(员工要求交四金,其中四金6万,公司部分交3.7万,个人部分交2.3万),公司利润3万,年终分红还要交税3万×20%=0.6万。也就是他自己一年只能拿到2.4万元。

在这一年中,这名创业网友共计缴纳税额=21.6664万+0.6万=22.2664万;赋:6万(欧美国家这部分也算税)。赋+税=28.2664万。公司纯利2.4万元。这名网友称,自己以前打工做化学工程师一年赚的都不止这点。

这名网友分析道:赋+税占销售总额的比重比=28.2664万/100.8万=28.04%;赋+税占企业净利润的比重=28.2664万/2.4万=11.78倍。他戏称,自己赚12.78元钱,11.78元直接交给政府,自己只能落下1块钱。

税收增幅远超GDP增幅的背后

事实上,这名创业网友的经历只是冰山一角。

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税收稳健而快速地增长。从1994年-2009年GDP和税收对比情况看,税收增长与GDP的增长并不保持同步。大多数年份税收的增长速度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以今年上半年为例,1-6月,GDP同比增长11.1%,但税收收入的增幅却高达30.8%。

连续几年来,均有国家税务总局或财政部的官员对税收收入增速高于GDP增速进行解释。但还是有不少学者认为,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税收的增加,增大了企业和个人的负担,降低了企业和个人的投资能力和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

今年8月23日,财政部官方网站转载《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称,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口径,2007年至2009年,中国宏观税负分别为24%、24.7%和25.4%,这不仅远低于工业化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然而,仅仅两个星期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就《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09/2010》(下称“《报告》”)给出了与财政部大相径庭的说法。《报告》指出,以IMF的统计口径,中国全口径政府收入已经从1998年的1.73万亿元上升到2009年的10.8万亿元,占当年GDP的比重,也从1998年的20.4%上升到2009年的32.2%,上升了约12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全口径政府收入,还不包括政府部门、执法机关和有权单位收取的未纳入到政府预算统一管理的预算外收入和不规范性收入。如果加上这些,企业的实际负担还要重。

中央党校校委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指出,中国各级政府和部门巧立名目征收的各种“费”有时候比国家法律规定名正言顺的“税”要多得多,税收最后都能收归国库,而各种名目的收费或罚款往往形成了收费部门的部门利益或者地方政府的非税财政收入,成了企业和老百姓的隐性税负。据估计,2008年按全口径的财政收入计算,政府的非税收入比重约占44%,比例之高全世界罕见。

如何判断税负高低

世界银行调查显示,人均GDP在750美元左右的偏低收入国家中,税收负担率应在20%左右;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的国家,税收负担率应在23%左右;人均GDP在1万美元以上的国家中,税收负担率应在30%左右。如今,中国人均GDP年刚刚超过3000美元,政府收入却已达发达国家的水平,实在是太过超前了。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表示,从法定税率看,中国的增值税如换算成“消费型”,其基本税率相当于23%,国外一般为20%。企业所得税税率,中国现在为25%(内外资企业两税合并前,内资企业为33%),美国实行15%-33%的四级超额累进税率,即使按最高税率计算,由于美国的税前扣除项目多,税基相对较小,实际税负也比中国低得多。另外,中国企业的经济效益不好,剩余产品价值率比经济发达国家低得多,即使税率相同,税负也比其重。

有学者表示,所有的宏观经济形势,最后都会反映到微观行为上。绝大多数的普通人都是通过日常生活感知宏观形势。在善于观察者看来,这些日常细节比宏观数据要准确得多。比如说,如果你的手机经常收到短信,声称有海关没收的走私品要处理,那么,就表明这种商品的进口税负过重。两年前,出售假发票或代开发票的短信突然增多,这就表明税负在加重。不管官员或学者怎么引用数据试图说明税负并不重,在这种日常现象面前,其说服力都是苍白的。

仲大军通过调查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中国的民营企业照章纳税,守法经营,那就几乎没有几个企业能发展起来,或者根本也就不值得干。这些企业为了要存活,要发展,就只能偷税避税,贿赂有关官员。从这种现象看,并不是企业家们天生要走不法之路,而是税收制度和过高的税负导致了中国企业家行为的扭曲和人格的卑劣。因此,订立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和税负,实在关系到中国企业家的人格和尊严。过高的税负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后果是:大量的偷税漏税违法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政府干脆采取按营业额来征收所得税的做法。不管你有没有利润,统统按营业额征收一定比例的所得税。这种做法已经使中国的商业环境危机重重。市场秩序的混乱已经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在税收连年高增长的背后,很可能孕育着某些社会危险的诞生。

仲大军认为,中国企业税负较高是个不争的事实,其结果可能导致的影响是:一是抑制民间消费,二是降低企业经济活动的动力,三是间接导致政府机构臃肿,政府职能越位,社会腐败加剧。“的确,我们还可以从政府规模和行政开支上考察中国企业的税负。相比较其他国家,世界上可能再也找不出一个象中国这样如此臃肿和庞大的政府了。要担负如此庞大的管理成本,中国企业怎能不额外付出更多的税费。因此,许多人判断中国的税负高低是从这一角度考虑的。”仲大军说。

税制结构不合理

仲大军认为,税制结构和税收手段的滞后是导致中国企业税负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社会是一个从计划经济演变过来的社会。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根本不存在税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中国的税种只能是流转税,也就是在生产流通过程中征税。所得税所占的比例极小。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企业特别是个人的财富还不是太多,因此,所得税收不了多少。即使到了今天,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只占税收总额的6%左右,整个所得税的比例只有大约17%。而西方国家的所得税比例一般占税收总额的50%左右。

由于中国的税制结构是以流转税为主,延续到今天,当社会的财富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的时候,这一税制结构就对中国的税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仲大军认为,其直接结果就是:一、企业普遍感到税负沉重,二、社会上大量的个人所得收不上税来。也就是说不该收的收上来了,该收的没收上来。这就导致中国经济目前出现了这种现象:经营缺乏资金,企业缺少资金,社会上却出现了大量的剩余资金。

相比而言,资本市场的玩家如鱼得水,获得五六倍收益的股权投资者们却不必缴纳累进制资本利得税,房产税迟迟无法出台,小非们在抛售限售股后在很长时间不必缴纳个人所得税,对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折旧、并购重组降低成本。

仲大军认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企业实际上已经于国际企业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始终处在一个高税负的状态,那就会使中国企业退出历史舞台。

他建议,加强中国的税制改革步伐,尽快地从以流转税为主向流转税与所得税并举转化,加大所得税的征收力度,让生产者减轻负担,让黑色资本无处躲藏,让富人资本发挥作用。现在中国的主体税是流转税,而西方发达国家是以所得税这种直接税为主体。中国税制改革的方向也应由间接税向直接税倾斜。但是,个人所得税的征收是有很大难度的。特别是在一个纳税意识淡薄的国家,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成本很高,从而使税务部门望而却步。尽管这样,中国税务也必须硬着头皮制定措施。不进行税制结构转型,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就难以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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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企和国企的税负孰轻孰重

8月3日,国资委在北京了《国务院国资委2009年回顾》(下称“《回顾》”),当中引述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一项不具名的研究称,2003-2008年间,国有企业的税负大大高于其他类型企业,国企税负6年均值为27.3%,是私营企业税负综合平均值5.16%的5.29倍。

由于《回顾》并没有给出这组数据具体的统计方式,所以在公布后引起了业界的争议。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海民认为,在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为33%(现在降到25%)的情况下,说民企的企业所得税实际负担率才5.31%,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不可能认这个账。

8月30日,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陈永杰也拿出了一份名为《国有和民营企业发展速度及效益状况比较》(下称“《比较》”)的材料,声称国企税负是上规模私营工业企业的2.95倍。陈永杰表示,在《比较》中,有关中央企业和全国国有企业数据来源于《回顾》,私营工业企业数据来源于统计局,而上规模民企的数据则来自于全国工商联一年一度的调研报告。

国资委研究局研究一处处长陈锋表示,“大家的算法都不一样,用的都是对自己有利的数据,但是工商联得出的结论也是国企的税负比民企高。”他说,“其实大家单凭感觉也都知道,谁最喜欢逃税,或者说,谁喜欢避税。”

与此同时,今年4月,《投资者报》曾上市公司税负榜。该报声明,为了简便起见,仅就所得税税负做分析,调查的公式为:所得税税负=所得税/利润总额。该报给出的数据显示,在A股全部的1700多家上市公司中,具有国企性质的共有992家,占比近六成,这992家国企的平均税负仅为10%,虽然这个数值不算低,但同期民企的平均税负则更高,达到24%,高出国企14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