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负效应范文
时间：2023-03-11 05:44:14
税负效应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金融税;税负效应分析;税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8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07)07-0020-03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我国金融业务要缴纳营业税､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教育费附加税等。金融业营业税税负为5.2%，大大高于其他行业3%的平均税负水平。我国金融业流转税负较重的原因有:
一是营业税是按照营业额全额征税;二是金融企业的进项税额不能扣除，金融企业是增值税和营业税双重承担者;三是由于营业税是按权责发生制的要求征税的，在滞收利息较高时，银行所承担的实际税负就要比法定税率高;四是目前对一般性贷款按照利息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对外汇转贷按照利差征收营业税，而内资银行的业务主要以人民币贷款为主，外资银行以外汇转贷为主，所以外资银行税负远低于内资银行;五是金融机构间的往来没有纳入营业税征税范围。金融机构往来收入是指商业银行之间，商行与央行之间，以及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账务往来，并按约定的利率互相计息取得的收入，目前国内银行的金融机构往来收入所占比重较大且日益增加，有些银行甚至超过50%，对往来收入不征营业税有违市场经济原则，也是银行资金运用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
二､间接税税负对银行经营业务的影响
李文宏(2005)，平新乔(1995)，顾晓敏(2005)对税收制度与银行经营行为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国外学者Atkinson(1980)对直接税与间接税配置进行了讨论，指出了直接税和间接税的差别在于:在福利损失最小的这一点上，直接税优于间接税，所得税用于筹措税收收入，间接税实现公平。目前的金融业营业税税制已经对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发展不利，也与营造合理的金融生态相违背。因此分析营业税对银行业经营行为的影响，探讨营业税与增值税税负效应，对我国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将是大有裨益的。
1､模型的设计。
商业银行的标准模型可以认为是经营目标和商业行为的结合，可以假定(1)没有交易费用，信贷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2)考虑到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为存贷款，并产生成本，其利润来源于利息收入与经营成本的差额，考虑呆坏账准备的提取;(3)资金来源为存贷款､金融机构往来款项､超额准备金;(4)虽然新证券法修订后放松了银行资金入市的限制，但是新证券法指引意义大于实际，具体的操作法规产生效果还有待时日，因此我国商业银行的资金主要还是通过同业市场进行的，结合哈维尔・指雷克斯(2000)､李文宏(2005)思路，建立商业银行的模型:
令X，S1，E，R分别为银行贷款额､银行同业市场资金的出账额､超额准备金､法定存款准备金。Y，S2，H分别为存款额､银行同业市场的进账额和自有资本。这样，银行资产负债平衡等式为:
3､增值税效应分析。
虽然我国银行业目前并未开征增值税，但是我们可以在局部均衡分析下探讨增值税对我国信贷行为的影响。假定银行信贷行为的需求和供给弹性既定，SS与DD分别代表增值税前的贷款供给曲线与贷款需求曲线，DD＇表示增值税后的供给曲线，DD与ss决定的均衡价格P0，均衡数量是Q2，DD上移形成DD＇，Pd是借款付出的价格，包含两个部分内容:银行收益价格PS，增值税销项税款T，Pd=Ps+T，在新的均衡条件下， 借款者支付的价格提高了，提高了Pd-P0，银行的收益价格降低到PS，降低了P0-PS，由此可见，增值税负转嫁的规律是:银行信贷的税负是由银行和借款者共同负担的，负担的比例取决于银行信贷供求弹性大小，负担份额的多少取决于银行信贷的供给弹性和需求弹性的对比关系，而且成正比关系。
税率越高，转嫁比例越大，银行税负率也越大;反之亦然。但我国为混合流转税制，因此银行承担的增值税是转嫁不出去的。
同时，银行承担的增值税税负与我国银行信贷资金的供给需求弹性有关，并决定了税负转嫁程度。
4､营业税改增值税的可行性探讨。
综合分析可知，营业税对我国金融业的影响较大。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国银行金融机构基本在城镇，所以城市维护建设税为7%或5%，同时金融业存在大量交易合同印花税一般按照交易额向交易双方征收，印花税负偏高，综合考虑各种税计算得出:
银行一般金融业务的综合流转税负担率=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教育费附加税=5%+5%×7%+0.005%÷rL×100%+5%×3%。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07年3月18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rL已经上调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6.39%，因此一年期的贷款综合税负为:5%+5%×7%+0.005%÷6.39%×100%+5%×3%=5.5782%。
5.5782%大大高于邮电等行业3.3%的综合税率，虽然同为高利润服务业，邮电业税负仅为金融业的60%。混合流转税制下的金融业税负高于单一增值税制下税负。当增值税率为17%，金融业营业税率为5%时，64.71%既是混合流转税制和统一增值税制下金融业税负均衡点的增值率，混合流转税制下的税负过重。
现在假定对金融业开征增值税，由于金融服务难以确定增加值，因此可以考虑4%的简易征收率，以此消除重复征收增值税的问题。可以通过银行的毛利率来推算出增加值率，并以此确定增值税率。
假定银行机构实行生产性增值税，适用17%的销项税率，且能可靠计量进项税额。可以将银行业的税基转换为“增值额”，便于税负比较。我们用三种方式确定其增值额，然后将实际缴纳的营业税与增值额相除，换算成相应的增值税税率，本文决定将工资､薪金和利润的总和作为增值额，此方法考虑了进项抵扣的因素，对增加值的估算准确。得出增值率约为29%。假设实际税负为4%，设c为银行的经营成本，M为毛利率，增值税率以17%计算，根据等式可以得到:
可以得出M约为27.52%，如将实际税负定为3%，M约为20.65%，前面经测算可知，我国银行的毛利率在20%-30%之间，因此对银行征收3%-4%的增值税是比较合适的。
三､建议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国有商业银行由于资产质量不高，不良贷款较多，滞收利息比率较高，需用营运资金为大量应收未收利息垫付税款，其实际实现的利息收入承担的税负远远高于法定税率。而从国外情况看，金融业务一般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且多数国家对银行信贷等主要金融业务免征增值税因此其进项税额不能扣除，对于一些辅业务如提供保险箱服务等，则按照一般情况征收增值税。
首先，要对金融机构往来课征营业税，降低金融业营业税负。考虑到对地方财政的影响，可采取逐年降低税率､逐步调整到位的方式;适当调整中央地方分配额，还可以对财政承受能力强的地区进行先行试点再推广。
其次，应适时开征增值税，我国增值税改革已逐渐深化，东北地区增值税改革成效初现，因此进行金融业的增值税改革应该提上日程。也可采取先试点，总结经验，再逐步推广的办法。
最后，应该把金融税调节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矫正金融负外部性结合起来进行金融税改革。金融负外部性是由于金融行为的私人成本向社会的溢出而导致的公共社会福利的损失。由于我国金融的脆弱性使得金融业在金融动荡导致的金融风险极大。同时国有商业银行大部分经营性损失以及资产贬值损失实际上由财政注资承担如国家多次动用外汇储备注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形成直接的负外部性。因此金融税制不仅是政府调控金融产业的重要的手段，并且是满足公共产品需求的融资手段，在考虑满足公共产品需求下进行金融税制改革更符合我国经济现状。
参考文献:
[1]国家税务总局金融税收政策研究小组.关于我国金融税收政策若干问题的研究[J].税务研究，2002(11)
[2]王聪.中国银行业税负分析[J].金融研究，2000[7]
[3]中国金融税制改革小组.中国金融税制改革研究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4
[4]李文宏.中国银行业税制结构的选择[J].国际金融研究;20052
[5]平新乔.财政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4
[6]顾晓敏.国有银行赢利问题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3
税负效应范文第2篇
【关键词】物流企业；营改增；税负效应
1.前言
营改增是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的简称，随着税收制度的不断完善，营改增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按照我国目前的目标计划，2015年以后将全面实行营改增，也就是说到2016年以后营业税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增值税得到全面推广，届时地税局主体税种将消失。营改增背景下，对物流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其对解决物流企业营业税重复征税问题、降低纳税风险、降低经营成本起到了积极影响；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企业的税负效应，一些物流企业在营业税转变增值税的过程中，税率明显变高，使得企业税负增加，进一步影响企业的发展。因此，深入分析企业存在的营改增税负效应问题，采取切实、可行、有效的对策进行优化解决，便也显得尤为重要。
2.物流企业营改增背景下的数据模拟与税制安排
以某物流企业为例，根据现行的营改增政策 ，在假定条件下进行企业税收数据的模拟测试。该物流企业是提供第三方综合物流服务的企业，业务范围集中且单一，除了报检业务以外，其他主营业务均在营改增试点行业中。该企业于2013年起便开始落实营改增制度，营改增前两年间企业未发生合并、资产收购、重大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以2014年6月～9月这段时间的财务状况展开数据模拟（物流企业主营业务构成见下表）。
上述表中是该物流企业的主要业务构成，进行营改增改革后，该企业适用的税制安排为：⑴税率。营改增背景下，在现行13%标准税率与17%增值税的低税率基础上，又新增了6%与11%的两档低税率。该物流企业为一般纳锐人，所以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以6%与11%为主。⑵计税方式。该物流企业中，物流辅助服务以及交通运输，均采用增值税一般计税方法。⑶计税依据。原则上来讲，纳税人的计税依据为发生应税交易取得的全部收入。
3.物流企业营改增背景下存在的税负问题
对物流企业税制改革情况进行分析可见，被改的营业税率有3%与5%两种，营改增后适用的增值税率为6%与11%两种，可见营业税与增值税的计税依据与适用税率不同，因此需要了解营改增前后纳税的变化情况。假设：将含税的营业收入以X表示，将准予抵扣进项税额的经营成本以Y表示，若物流企业缴纳的营业税与增值税相等时，X与Y之间的比例关系便是临界点，通过物流企业的经营数据，对这一比例关系的合理程度以及难易程度展开分析，便可知晓本次税制改革的税负变化情况。从税率角度进行分析，本次税改方案主要体现在两点，其一，交通运输业适用3%营业税改为11%增值税；其二，物流辅助服务适用3%营业税改为6%增值税。
结合表1中所示物流企业财务状况数据，通过综合分析与公式套用，分析税率变化对营改增税负的影响，最后统计计算结果发现（统计计算方法鉴于篇幅所限，此处便不一一列出），该物流企业在营改增前后税负变化有明显不同，在不同可抵扣水平下，企业营改增前后税负变化不同，但均是呈现出不降反升的形势，税负增加显著，但同时也发现，抵扣比例的逐渐上升，营改增后税负增加的幅度也会逐渐下降，由此提示进项税额大小对减轻企业税负有明显作用。在营改增背景下，物流企业从传统的5%营业税转变成了6%的增值税，税率变高，虽然增值税购进扣税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税负提高的影响，但在现行6%增值税税率下，该物流企业的税负增加现象依旧存在[1-2]。
4.物流企业营改增税负效应的原因
导致物流企业营改增税负效应的原因，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其一，物流业增值税税率不合理。虽然税改方案将物流企业的物流项目划分为两大类来征收增值税，但在实际经营中，很多物流项目却相互重叠、上下关联，很难将其明确区分开，由此便导致税率征收不合理，使税负增加；其二，可抵扣比例较低。抵扣是增值税发挥效应的关键因素，但是物流企业却存在着可抵扣进项水平低的问题，由于企业很难获得全部抵扣，导致税负有所增加；其三，可抵扣范围较小。物流企业中的路桥费用、仓库租金、人力成本等费用均不在可抵扣范围内，由于可抵扣范围小，导致企业很多费用无法获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从而增加了税负效应[3]。
5.优化物流企业营改增税负效应的策略
5.1适当扩大营改增范围
目前，全国范围内都在开展物流企业营改增试点，为优化税负效应，还应该将与物流企业联系密切的金融业、保险业等行业纳入到营改增的范围内。在适当扩大营改增范围后，再深入分析进项税抵扣项目，将占物流企业成本比例较高的费用，考虑纳入进项税抵扣范围内，通过改善抵扣范围小、抵扣比例低的问题，有效减轻企业税负，提高经济效益[4]。
5.2优化企业经营管理结构
首先，企业需加强对增值税发票的管理，及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早期办理认证；其次，营改增背景下，物流企业应该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分工精细化，以避免重复纳税问题的发生；再次，物流企业需根据实行的新税制，对企业涉税项目进行合理的系统筹划，以便能有效控制税务成本，降低税务效应。
5.3申请过渡性财政扶持
针对物流企业出现的税负增加问题，应该及时申请过渡性财务扶持政策，例如，沪财税已经的《关于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性财政扶持政策的通知》，在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之后，若物流企业确实存在税负增加问题，便可申请过渡性财政扶持。这种方式各省市财税部门可以借鉴，根据自己地区物流企业的发展情况，出台切实、可行的过渡性扶持措施为物流企业所用，以避免税负陡然增加对企业经营发展造成的影响。但也需注意，过渡性财政扶持只能在税制转变这一特殊的时期使用，不可长期享用。物流企业在申请过渡性财政扶持后，应当充分利用这一政策，积极调整与改进，以适应税制变化，降低税负问题。
6.总结
营改增背景下对物流企业的发展确实带来了积极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税负反增的问题。这种形势下，必须深入分析物流企业营改增税负效应的具体体现，相关政府尽快出台有效扶持政策，结合企业的不断完善与努力，使企业能够切实受益于营改增政策，才能真正地加快物流企业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潘文轩.企业“营改增”税负不减反增现象分析[J].商业研究，2013，1（1）：145-150.
[2]李绍萍.营改增对物流业上市公司影响的实证分析[J].中国流通经济，2014，5（5）：56-63.
[3]纪金连，祁成军，曹薇.“营改增”对交通运输业税负影响实证分析[J].会计之友，2014，19（19）：97-101.
税负效应范文第3篇
【关键词】营改增；税负影响；商业银行
1994年中国实行财税体系的改革，确立了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的流转税制，对销售不动产、提供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征收营业税，对销售动产、提供加工修理的劳务征收增值税，这是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增值税抵扣链条不完整导致的重复征税问题愈加突出，增加了企业发展和转型的负担。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央政府决定推行营业税改增增值税的改革，近年来先后下发了多个重要文件，不断增加营改增的试点范围，而本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的决议，则基本实现了营改增行业的全覆盖。
一、营业税与增值税的区别
营业税与增值税的区别主要在课税对象、计税基础、是否可转嫁、影响会计报表方式等方面。营业税是对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征税，以销售额为计税依据，税负不可转嫁，属于地方税；根据收到的款项确认收入，通过营业税金及附加抵减收入来影响利润表；由于对营业额全额征税，流转环节越多，税款基数越大，重复征税。
增值税是对销售货物、提供修理修配和加工劳务和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征税，以增值额为计税依据，税负可转嫁，属于中央与地方共享税（中央75%，地方25%）；由于对增值额征税，税收与流转环节的多少无关，征税基数取决于增值额而非销售额，税款直接来源于下游购买者和最终消费者；要进行价税分离，确认的会计收入少于营业税条件下的会计收入，通过确认负债（应付税费――应付增值税）的形式影响资产负债表。
二、我国商业银行营改增的必要性
营业税和增值税如果同时存在就会破坏抵扣价值，不能充分发挥减少重复收费的作用。增值税优点颇多，对于资金的主体不会区别对待，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这样就能够给各各商业银行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平台，有利于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若要充分发挥增值税的优势，必须要广泛施行。但是，现行的税制在增值税方面的适用范围太过狭窄，其独特优点也就不能充分发挥。增值税是我国的主要税种之一，占到税收总额的三分之一左右。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却仅是颁布了暂行条例，随着税收的法制观念增强，进行增值税的立法是势在必行的。两税并行制度的不合理和缺陷，已经无法适应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需要。在积极推进增值税相关立法的同时，也扩大增值税的征税范围。营业税和增值税两税并行的局面也造成了征税过程中的诸多不便。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命脉，而商业银行是金融体系的核心，其营改增改革对上要衔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下要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因此更是备受业界瞩目。然而，金融业子行业众多，业务复杂，金融衍生品庞杂，被看做此次营改增最搞定的行业，没有之一。而国外实行对金融业征收增值税的国家并不多，此次中国能够对金融行业成功施行营改增方案的话，也将会成为其他国家的参照，并证明金融行业施行营改增的可行性。
三、我国商业银行营改增的难度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普遍适用的是5%的营业税，而确定下来的增值税额为6%，向上浮动1%。不过，按照整个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的原则，销项税抵扣进项税成为减税的关键。
但是，能否顺利抵扣，遇到的挑战还有很多。
一是商业银行营改增的基本原理不是很清晰。如到银行办理汇兑，银行需要收取相应的手续费，这部分增值额需不需要纳税是一个问题。
二是进项税额抵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企业购买的原材料、零部件等有形实物无法开具发票，因此，这部分购进项抵扣也不是很清晰。
三是商业银行营改增后需要开具的发票量过于庞大，因此，存在人手不足的问题。
四是商业银行金融保险业营改增比较麻烦，因为金融保险业有各种各样的产品，如何构思将增值税套用到每一个产品上，目前还不清楚。
五是商业银行的业务问题很多，比如说贷款业务，由于36号文明确规定贷款利息支出不可进项抵扣，导致贷款服务利息收入实际上相当于按照全额征税。
六是系统改造问题，银行等金融机构业务繁多，都是通过系统处理的。征收增值税后各金融机构要重新更新系统，短时间恐怕很难做到。而且至今为止具体细则还没有出台。
四、营改增后造成的税负的影响
针对营改增后部分银行可能出现的税负上升，商业银行应该积极进行税收筹划进行合理避税，具体措施包括从销项端和进项端入手进行税负转嫁；拆分出不征收、免征收增值税的业务从而合理降低税负；以及将不能进项抵扣的业务外包给其他企业，以购进服务的方式取得增值税发票获得进项抵扣等。
（一）适用税率变动用对税负的影响
目前，商业银行营业税税率为5%，其计税营业额包括贷款业务收入、差价业务收入和中间业务收入，这三种业务中，贷款业务收入是商业银行业营业收入的主要内容，营业税作为价内税，其计税依据却是其经营金融业务营业收入全额，“营改增”后，财税部门考虑对金融保险业采取6%的增值税税率，因为增值税是价外税，其计税依据首先得换算为不含税收入，因此，虽然利率上升了1%，但相应的计税依据也有所减少。
（二）进项税抵扣对税负的影响
“营改增”后，与之相关的进项税也可抵扣，银行可抵扣的进项税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电子设备、办公设备及其经营的柜台等固定资产采购；
2.银行业信息技术系统所需的硬件和软件支出。尽管存在上述抵扣的进项税，但在实际业务中，有更多的成本支出将因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而不能抵扣，不能抵扣的进项税。
五、结语
借鉴和参考国际成熟经验，逐步完善和优化银行业增值税税制设计应是中长期税改方向。对银行核心金融业务免税和对出口金融业务实行零税率应是中国金融税制改革的未来方向。但是，考虑到目前中国银行业息差为主的收益结构，短期内推行这一政策会对财政平衡带来较大压力，只宜作为长期改革趋向。
参考文献：
[1]杨秀菊.浅谈营业税改革[J].经营管理者.2013（02）
税负效应范文第4篇
关键词：房地产；营改增；税收负担
“营改增”之前，房地产企业在项目开发销售过程中涉及税种多样，重复征税问题严重，导致企业间接将税负转嫁到房价上来。“营改增”之后，基于房地产企业的特殊性，税制改革对企业来说存在诸多困难。在这样的环境下，“营改增”对房地产企业税负带来怎样的影响，如何关系着企业的生存发展，是房地产企业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房地产业“营改增”的简要介B
所谓“营改增”，就是政府为缓解一些特定行业的重复征税问题，将这些行业的征税方式由以前的征收营业税改为征收增值税。理论上来说，增值税相对于营业税，具有税收中性（税收不会引起商品相对价格发生变化从而不改变纳税人行为的选择）的特点，能够有效降低重复征税引起的税负过重问题，也就能够降低房地产企业的成本。
二、“营改增”后房地产行业税负的变化
“营改增”之后，销售自行开发房地产项目的房地产行业小规模纳税人税率为5%，从税率上看与改革之前并无影响，但是增值税针对小规模纳税人又有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税负。
对于一般纳税人来说，可以通过取得进行税额发票抵减销项税额，适用简易计税方法的，在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内，按当期销售额的5%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
举例来说“营改增”后房地产业税收的变化。
假设X房地产公司销售收入为1000万，成本为400万，增值税销项税率11%，进项税率统一按17%计算，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
X公司在“营改增”之前所交税费=1000*5%=50
X公司在“营改增”之后所交税费=1000/（1+11%）*11%-400/（1+17%）*17% =40.98
从上述案例看出，营业税以企业的当期销售收入为计税依据，增值税以不含税销售收入为计算销项税额依据，以不含税成本计算进项税，仅对增值部分收取税负。
假设B房地产公司开发项目C，均价为30000元/平，土地楼面价为10000元/平，建安成本为2500平，设计、监理费1000元/平，财务费1000元/平，广告费500元/平，其他费用500元/平。建安成本在“营改增”后适用税率11%，设计、监理费、财务费、广告费适用税率6%。
（一）“营改增”前税负
1.营业税及附加=30000*5.6%=1680 （元/平）
2.土地增值税
增值额=30000-（10000+2500+1000）* 1.25-1000-1680=10445（元/平）
增值率=10445/（30000-10445）=53.41%
土地增值税=10445*40%-19555*5%= 3200.25（元/平）
企业所得税=（30000-15000-2500-1000-1000-500-500-1680-3200.26）*0.25 =1154.94
总税负=1680+3200.26+1154.94=6035.2 （元/平）
（二）“营改增”后税负
1.增值税=（30000/（1+11%）-10000）* 11%-[2500/（1+11%）*11%-（1000+500）/ （1+ 6%）*6%]=1872.97-（247.75-84.91）=1710.13 （元/平）
城建税及附加=1710.13*12%=205.22 （元/平）
2.增值额=30000/（1+11%）-（10000+ 2500/（1+11%）+1000/（1+6%））*1.25-（1000+ 1710.13+205.22）=7617.08（元/平）
增值率=7617.08/19409.94=39%
土增税= 7617.08*30%=2285.12（元/平）
3.企业所得税= （30000/（1+11%）-10000 - 2500（1+11%）-（1000+500）/（1+ 6%）-1000- 500-1710.13-205.22-2285.12）*0.25 =1914.8 （元/平）
4.总税负=1710.13+205.22+2285.12+1914.8=6115.27（元/平）
从上述案例分析可以看出，“营改增”之后，假设房地产企业的土地成本能够扣除，最终企业交纳的税额变化不大，企业的总体税负没有多大区别。
三、“营改增”对房地产企业的影响
（一）对企业的会计处理水平要求更高
不少房地产企业还缺少一套完善的会计系统，对会计业务的处理方式还不够成熟，一些企业会计从业人员并不能将企业全程会计信息完善地表达反映出来，也就导致房地产企业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存在困难。这样，若是企业的销项税率远远高于营业税率，发生的进项税额不能充分抵扣，那么企业的税额将会很高，也就不能达到“营改增”降低税负的目的。
（二）对企业的发票管理能力要求更强
“营改增”之前，企业征收的营业税不需要抵扣发票，因此房地产行业的发票管理水平普遍不高。“营改增”之后，企业需要进行进项税额的抵扣，并且企业税负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项税额的抵扣程度，因此对企业的发票管理水平提出了新要求，企业需要提升能力以应对“营改增”带来的改变。
税负效应范文第5篇
关键词：“营改增”；商业银行；税负效应；影响；应对措施
一、引言
“营改增”税制措施的实施对商业银行而言，不仅带来了潜在的发展机遇，同时也使商业银行面临了更大的挑战。商业银行发展直接影响着金融业的稳定性，进而影响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常见税种就是增值税和营业税，经济征税范围中这两种税种是同时进行的，因营业税自身就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因此导致并行征税中增加了主体的税收负担，导致经济运行扭曲，最终造成了经济运行效率低下的情况，可见进行税制改革是非常迫切的。2012年开始上海交通运输行业和一些服务行业试运行了“营改增”税制，“营改增”对国民经济中商业银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下面文章主要分析其对商业银行税负效应的影响。
二、我国商业银行营业税发展及税负概况
我国的商业银行营业税征税是从1984年开始的，后来经过几年的发展相关条列中具体规定金融行业的营业税税率是5%。中间经历过几次的变动，但最终还是稳定在5%。按照税法中的有关规定，商业银行上缴的营业税应该是其计税营业额，具体而言就是商业银行提供金融行业征税范围内的劳务，并从中取得全部收入，商业银行的计税营业额有三种：第一种是利息收入，利息收入全部纳入计税营业额，大概占95%的份额；第二种是利息收入差额；第三种是金融服务性收入。商业银行税收是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举例说明某市2012年金融所得税是236.78亿元，大概占本市所有企业所得税的55%，其中商业银行业所得税为172.23亿元，大约占金融行业总税收的72%。可见，商业银行业税负的合理性直接影响着银行自身的发展和当地的经济发展。总体上我国的商业银行税负偏重，商业银行税率比国际水平要高一些，同样也比其他行业税率高。营业税过高就会影响商业银行在经济发展中的资金杠杆作用。近几年我国的金融行业慢慢开始和国际金融领域接轨，这样金融行业必然会面临更多的机遇和风险。为保障金融安全，必须深化税制改革，这样就能为金融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更有利的环境。
三、“营改增”对我国商业银行税负效应的影响
商业银行经营目的就是获得最大经济效益，这也属于经济领域中的理性人或经济人假设。要分析“营改增”对商业银行税负效应的影响，应该先分析模型假设条件，同时构建数理模型，然后结合经济学和数学知识进行税负效应的分析。具体如下：
（一）模型假设条件
第一，最基本假设是理性人假设，很多经济学模型都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构建的，认为经济主体的最终目标就是获取最大经济效益。所以假设商业银行经济建设的最终目标就是获得最大经济利益。第二，假设商业银行收入主要靠资金借贷业务，不考虑其他业务影响。同时假设商业银行的资金余缺调整主要是应用同业拆借及向中央银行贴现。第三，商业银行的资金借贷是按照固定利率进行的，同时假设借贷利率比较稳定，不会相关因素出现浮动情况；且其固定利率是出清利率。第四，假设所得税变化不影响商业银行行为。
（二）建立模型
假设银行某时点存款量和贷款量分别是C和D，同业拆入量和拆出量分别是I和T，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分别是R和ER，再贷款资金是RE，贷款坏账率是Y，按照资产负债平衡可知：D+T+R+ER=C+I+RE，上式中左边是资产项目总和，右边是负债项目总和。在不考虑期限的条件下，可按照经济理论和数学微积分对上式进行进行一阶求导，设一阶导数是0，进而算出利润最大时的利率值。因运算复杂，所以此处省略。最终结果：贷款均衡率是：D*=1/α*[（1-β）*RD-RI]，存款均衡率是：C*=1/γ*（RI-RC），其中α、β、γ都是大于RD是贷款率、RI是同业拆借率、RC是存款率。
（三）“营改增”对税负效应的具体影响
按照模型得到的均衡率可知，银行资金贷出数量和贷款利率是正比关系，但和同业拆借率是反比关系；银行资金借入数量和同业拆借率是正比关系，和存款率成反比，此种结果和一般的经济学常识相吻合。“营改增”实行后，将进行增值税征收，假设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征收数量分别是Q和P，那“营改增”后，商业银行要缴的增值税额就是：D=[RD（1-β）D+RI*I+RB*B-RC*C]*[μ/（1+μ）]，RB是央行资金借贷率。按照上式能求出均衡率水平，“营改增”后实际增值税率>均衡率时，会提升银行税负，降低银行贷款数量。按照乘数效应可知，贷款数量下降会使经济资金总量大量减少，对经济发展造成负效应。相反“营改增”后实际增值税率
三、商业银行应对“营改增”影响的措施
（一）适当降低营业税率
因我国商业银行业营业税负水平高于国际水平，所以应该适当降低营业税税率，这对减轻商业银行税负压力具有重要的影响。条件允许时可将营业税税率减至3%。核心金融业务要逐年递减。营业税下调不能太快，太快会影响财政收入，应该缓慢进行这样也能确保金融市场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调整。营业税调整应该从中央开始逐步到部分地区再到全国所有范围。
（二）合理调整税基
税基调整能使银行资金结构更加科学合理，提升资金配置率。对此，首先，把现有的全额征收税变为利息差征收税。其次，为减轻银行垫付运营资金，增加现金流，将呆坏账计税限制放宽到三个月；最后，慢慢放宽税前扣除限制。
（三）统一各种银行税制
调节对外资银行的优惠，统一按利息差进行营业税的征收；为保证公平性，外资银行也应该缴纳相关附加税；统一营业税扣除标准，保证内外资商业银行在同一起点上。另外，还应该缩小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间的优惠差，降低股份制银行税收压力，创造公平的竞争条件。
（四）实施营业税改增值税改革
增值税能有效展示出公平税负的功能，营业税在金融业发展中的弊端日益明显：比如相对其他行业，商业银行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会更大一些，进而使得其营业税负担变重，然后在很重的税负压力下就会出现替代型机构，这对银行的健康发展非常不利，因此鉴于上述种种情况必须实施增值税改革。
四、结束语
总之，近年来“营改增”的实施范围不断扩大，为实现经济的长久发展，我国应该适当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尽量完善商业银行的营增改体系，以此提升商业银行的国际竞争力，为此要求相关人员必须先认识到“营改增”对我国商业银行税负效应的具体影响，然后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以此促进经济的高效稳定发展，最终确保财政体系中税源的稳定性。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
参考文献：
[1] 黄卫华.“营改增”对我国商业银行税负效应影响[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4，02：79-85.
[2] 马旋灵.基于情景分析的我国上市银行“营改增”税负探析[J].经济师，2015，08：26-29.
税负效应范文第6篇
关键词：工薪所得 纳税筹划
一、不同工薪支付方式对个税影响的分析
我国对工薪所得采用的是七级超额累进税率，按月计算工薪所得税，月工薪所得越高，税率越高，税负越重。工薪发放方式直接影响个税税负的轻重，尤其是各月所得不均衡的情况下更为突出。目前，大多数企业采用按月发放基本工资，季末、半年末或年终再根据绩效发放奖金，造成个别月份收入偏高，适用较高税率，加重了员工税收负担。
（一）不均衡发放月薪方式对个税的影响分析
例1：A公司职员越某月基本工资为2 800元（假设不考虑免税项目），3月份、6月份分别取得季度奖 3 200元、5 800元。根据国税发[2005]9号文件规定：除全年一次性奖金外，年度中取得的各种奖金，如半年奖、季度奖、加班奖、先进奖、考勤奖等，应一律与当月工资、薪金收入合并，按税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则越某应缴纳的个税计算如下：
1、2、4、5四个月份工资为2 800元，低于国家规定的月扣除标准3 500元，不用交税，税负为零。
3月份应纳税所得额=2 800+ 3 200-3 500=2 500（元），适用税率为10%，对应的速算扣除数为105元，应缴纳个税为：2 500×10%-105=95（元）。
6月份应纳税所得额=2 800+ 5 800-3 500=5 100（元），适用税率为20%，对应的速算扣除数为555元，应缴纳个税为：5 100×20%-555=465（元）。
越某上半年共缴纳个税560元（95+465）。
如果将半年内工薪总收入25 800元（2 800×6+3 200+5 800）均衡到每个月发放，每月收入为4 300元（25 800÷6），每月应缴纳个税为24元[（4 300-3 500）×3%]。上半年共缴纳个税为144元（24×6），可以节税416元（560-144）。
可见，不均衡发放工薪，会加重员工的税收负担。根源在于部分高收入月份适用了高税率，造成高税负。
（二）全年一次性奖金发放方式对个税的影响分析
例2：A公司部门经理唐某月基本工资为4 500元（假设不考虑免税项目），年终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36 000元。根据国税发[2005]9号文件规定：对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根据其全年经济效益和对雇员全年工作业绩的综合考核情况向雇员发放的一次性奖金、年终加薪以及实行年薪制和绩效工资办法的单位，根据考核情况兑现的年薪和绩效工资，按收入全额分摊至12个月的数额确定适用税率，再按规定方法计算应缴税额。即先将当月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金除以12个月，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年终奖应缴纳个税=36 000×10%-105=3 495（元）（36 000÷12=3 000，适用税率为10%，对应的速算扣除数为105）。
唐某每月应缴纳个税=4 500- 3 500= 1 000（元），适用税率3%，对应的速算扣除数为0，应纳个税为： 1 000×3%=30（元）。
唐某全年应纳个税为3 855元 （3 495+30×12）。
如果企业减少年终奖金发放数额，年终发18 000元，将剩余奖金18 000元改为按月发放，则每月收入为6 000元（4 500+18 000÷12），每月工资应纳税所得额=6 000-3 500=2 500（元），适用税率10%，对应的速算扣除数为105，每月应缴纳个税=2 500×10%-105=145（元）。年终奖金应缴纳个税=18 000×3%=540（元）（18 000÷12= 1 500，适用税率为3%，对应速算扣除数为0）。全年共缴纳个税为2 280元（145×12+540）。与36 000元的年终奖发放方式相比较，可以节税1 575元（3 855-2 280）。
可见，合理分配年终奖金与月工薪发放数额，使年终奖金适用的税率低于月工资适用的税率，可以明显减轻员工的税收负担。其根源在于，月工薪所得额在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可以按月扣除对应的速算扣除数（全年扣除了12次速算扣除数）;而年终奖金计算个人所得税时，只能扣除一次速算扣除数。这样，按月计算的个人所得税至少比年终一次性发放奖金方式多扣除11个月的速算扣除数，从而实现节税目的。
（三）“负效应”区间对个税的影响分析
一般情况下，随着年终奖发放数额的增加，适用税率会提升，虽然个税税负会加重，但总体上，员工取得的税后收入也会增加。然而，由于税率表中税收级距的影响，有时会出现“多发1元奖金、税后收入损失千元”的负效应现象。
例3：A公司职员刘某和海某月薪均在3 500元以上，年终奖金分别为18 000元和18 001元。按照全年一次性奖金计税办法，两人所负担的个税然不同：
刘某应缴纳个税=18 000×3%=540元（18 000÷12=1 500，适用税率为3%，对应的速算扣除数为0）。
海某应纳个税=18 001×10%-105=1 695.1元（18 001÷12=1 500.08，适用税率为10%，对应的速算扣除数为105）。
海某奖金只比刘某多1元，却比刘某多缴纳个税1 155.1（1 695.1-540）元，税后所得反而比张某少。原因在于：18 000元是个人所得税税率由3%升为10%的临界点，收入增加1元，超过临界点，税率由3%上升到10%，税负必然加重。每到个人所得税率进级结点如18 000、54 000、108 000、420 000等，就会出现年终奖金“负效应”区间。
产生负效应的根源在于年终奖金计税时，只减了1次扣除数。若将全年奖金分摊到每个月发放，每个月均可扣除1次扣除数。即按月发放可以多减11个扣除数，正是年终一次性发放奖金增加的税负。
二、工薪所得个税筹划的方法
（一）合理预计收入，按月均衡发放
企业应全面预算职员收入合理预计全年所得，尤其是合理测定年终发放数额与按月发放数额，尽量降低年终奖金适用的税率。同时，按月发放数额尽量均匀分摊，一定范围内可实现节税的目的。
（二）适时将部分收入转为福利、费用
当收入在税率临界点附近时，将部分收入变成职工集体福利或者为员工报销资料费、培训费等，适当减少当月现金收入，从而适用较低的税率，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
提高职工集体福利待遇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为职工提供进修学习、交流研讨等教育福利。二是改善职工办公条件，如配备笔记本电脑等。三是为职工提供交通便利。如提供通勤车、按规定报销交通费用等。四是开办职工食堂，为职工提供免费工作餐。五是为新进职工提供免费公寓等。六是开设体育馆、浴室、健身房等公共服务设施。
但是，在操作中切记，所有办公设备、用品等产权归属单位，属于单位的固定资产，列入单位账簿，职工可以无限期免费享用。如果采用实物方式发放给职工个人，税法上要视同非货币利，全部纳入职工工薪总额计算个人所得税。因为，税法规定，个人取得的应纳税所得，包括现金、实物和有价证券。单位发放的实物，大到房车，小到纯净水，均属于工薪范畴，需要缴纳个税。
（三）研究分析税收优惠政策
个人所得税法规定免税优惠，如单位在规定标准内发放的交通、通讯补贴免税;符合规定的午餐补助，以及依法进行的公益性捐赠，补充养老保险、补充医疗保险等，均可免税。单位应认真研究这些税收优惠规定，针对职工的具体情况，做出合理的筹划方案，使职工尽可能享受节税收益。
（四）合理归属收入期间
个人所得税是以“实际取得”的工薪所得为计税依据的，“实际取得”工薪的时间是指“实际发放”的月份，而不是应付职工薪酬所属月份。实际工作中，有些企业因多种原因而拖欠职工工薪，造成个别月份发放几个月的工资，使得职工在发放的当月合并取得多月工资，导致高税率计征，加重税收负担。企业应当合理筹资，确保工资按月发放，杜绝迟延引起的税负增加。
（五）合理分配工薪与年终奖金数额
工薪所得的发放方式决定税负高低，也是个税筹划的关键。多数单位采取平时发放一定工薪基数，年终按绩效再发放全年一次性奖金的工薪发放方式，常常会出现平时月工薪数额偏低，年终绩效奖过高，致使年终多纳许多“冤枉税”。在全年工薪一定的情况下，合理分配月发放额与年终奖数额，可以实现税负最小化。
1.避开“负效应”区间。在税率进级结点，收入增加1元，必然适用高税率，出现负效应。因此，年终奖金发放中，要关注税率进级点，如1 500、 4 500等的12倍收入18 000、54 000等，避免进入负效应区间。年终奖金计算个税中，一般有7个负效应区间，奖金收入落在该区间内的，虽然税前收入增加，但因适用了高一档的税率，税后收入反而降低。常见的负效应区间是18 000元― 19 283.3元、54 000元―60 187.5元、108 000元―114 600元、420 000元D447 500元。
如果职工的年终奖金数额落到了负效应区间内，应当按照相应区间的底限发放，剩余部分可以留待以后年度发放或进行公益性捐赠。
2.用足税率进级点。由于年终奖金计税时只能扣除1次速算扣除数，而月工资所得计税时，每个月均可扣除一次速算扣除数。因此，在月所得与年终奖适用税率相同或略高时，分月发放可以减少税负。实际工作中，在分配月工资与年终奖金额时，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年终奖税率一定要低于或等于调整后的月工薪所得税率。二是在分配月所得与年终奖时，至少保持月工资所得或年终奖金数额有一个在相应税率所对应的级距最高点上（如月工资为 1 500元、4 500元等或年终奖金数额为18 000元、540 000等），另一个在一定范围内浮动。
为便于实际工作中的操作，现将员工不同工薪水平对应的税负最小化方案设计如下表所示。
参考文献：
1.杨海燕.工薪族个人所得税筹划分析[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11，（12）.
2.彭志国，孙楠.纳税筹划揭秘[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8，（10）.
税负效应范文第7篇
一、税收成本与税收成本控制的涵义
(一)税收成本的涵义。税收成本是指在税收征纳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类费用支出，它包括狭义和广义的税收成本。狭义的税收成本又称征收成本，是税务机关为征税而花费的行政管理费用。广义的税收成本是指征纳税双方在征税和纳税过程中所付出的一切代价的总和，具体包括征税成本、纳税成本及课税负效应三个部分。征税成本指政府为取得税收收入而支付的各种费用，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纳税成本指纳税人为履行纳税义务所付出的耗费。课税负效应主要指政府课税对经济运行和纳税主体决策会产生不可避免的扭曲，从而造成超过政府税收收入的额外经济损失。如，我国目前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规定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不能抵扣进项税额，则企业会因资本有机构成不同、材料投入和劳务投入比例不同而承担不同的税负，从而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阻碍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本文所用的税收成本是广义税收成本。
（二）税收成本控制的涵义。税收成本控制是指通过对影响税收成本的要素进行改革、完善，使实际的税收成本尽可能地接近理想的税收成本，最终实现提高税收效率目的的过程。税收的效率高低要通过税收成本率来衡量。税收成本率=税收成本/税收收入×100%，税收成本率越高说明税收的效率越低，反之，税收成本率越低税收效率越高。从税收成本率公式可以分析出提高税收效率的两种方法：第一，扩大分母数值，即增加税收收入；第二，降低税收成本。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阶段，所以税收的增加是必然，但是随着税收收入的扩大，税收成本也在不断地增加，并且税收成本增长的速度要大于税收收入增长的速度。所以，不管采取哪种方式提高税收效率都要对税收成本进行控制。在降低税收成本时不一定要降低税收成本的绝对数额，只要降低了税收成本的相对数额，就可以实现提高税收效率的目的。
二、控制广义税收成本的措施
从税收成本的定义看，广义税收成本的控制可以从三方面进行：控制征收成本、控制纳税成本、控制课税负效应。
（一）征收成本控制
1、制定健全的税收征管原则
（1）依法治税原则。依法治税是税收征管的本质要求，也是税收强制性的具体表现。征管系统的完善与改革必须要坚持依法治税的原则，否则税收征管无法正常运转，会加大无谓的开支。
（2）注重税收实效与监督制约原则。必须从实际出发，职责分明，做到管严、征足、查实的征管目标。对纳税人的经营实行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管理，确保纳税人自觉纳税，并且要加强税务机构内部的监督制约机制，保证纳税人廉洁奉公，整体提高征税效率。
（3）节约原则。现代化税收征管，必须严格管理业务流程，对表格、文书格式加以规范、统一，尽可能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以最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取得最大的征管效果。
（4）明确征管权限原则。严格执行权限范围内的事项，对于权限外的事项或涉及到权限内的事项，及时与相关机构协商，以最优、最快的方式解决问题，以免单位之间发生重复作业，浪费资源，提高成本。
2、优化征管程序
（1）确定统一的税务登记号码，加强使用计算机及网络缴纳税款。使用信息化系统可以对纳税人资料进行核对管理，便于征税和审计，并且目前人力成本正逐年上升，计算机设备价格则普遍下降，从该角度，使用计算机可减少人员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节约开支。
（2）开发、完善高水平的征管监控应用系统。把从税务登记的建立、纳税申报的处理、税款的收缴与核销等全面纳入计算机管理，依托计算机对征收管理的全过程实施监控。
（3）严格规定纳税时间和地点。纳税人必须在纳税日期内按规定到指定的税务征收机关缴纳税款。如果延期未缴纳税款，税务机关应责令其尽快补交税款，并根据相关规定对其进行责罚。
（4）加强对纳税行为的审计，建立人机结合的稽查系统。完善的服务和有效的监控，取决于稽查与稽核的力度和质量。由此应加强对日常纳税行为的稽查，加强对计算机监控系统的应用。利用计算机采集储存的内外部信息，选择必要的指标进行纵横对比分析，筛选出纳税异常单位，对其进行严格的稽查。
3、强化税收成本意识，建立与完善征税成本核算制度。控制税收成本，首先，要树立并强化税收成本观念。采取一项税收政策或措施，如果其代价即税收成本超过一定限度时就应当考虑取舍；在设立税务机构时，如果成本占收入比重过高，就应当考虑停止设立或撤销；在人员配备上，如果税务人员增加的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效益，就应考虑减少人员。其次，应尽快建立规范、系统、科学的税收成本核算制度，明确税收成本开支范围、成本核算方法、成本管理责任等内容，规范税收行政经费管理，加强成本控制和成本分析。把预算会计和税收会计结合起来，全盘考虑税收成本与效益问题。税务机关要定期对征税成本进行统计分析，向政府报告，并向纳税人公开。对非资金性耗费和纳税人耗费也应进行调查并加以估算。
4、完善税务人员考核机制。行为科学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由动机支配的，而动机是由需要引起的，需要理论和动机理论是行为和行为激励的基础。并由此得出一个公式：工作绩效=能力×动机激发。在能力不变的条件下，工作绩效的大小，取决于激励程度的高低。在税收管理活动中，我们有必要应用行为科学理论进行管理，去了解人的行为动机、强化人的动机、改进人的行为，使之朝着达到组织目标的方向发展。根据税收工作的特点，对税务人员可以采用绩效考评法。具体考评方法有两种不同情况：一是对量化指标，如收入任务、税款准时入库率、错漏率、压欠率、检查率等实行客观评价法；二是对难以定量分析的工作，如执行政策、制度建设、工作态度等实行主观评价法。包括自我评价、互相评价、直接上级评价、下级评价、纳税人评价等，以考评结果作为奖励和惩罚的基础。另外，对纳税人的纳税行为的激励方法一般以负强化为主，即以限制偷漏税等行为的方法来保持依法纳税行为。
（二）纳税成本控制
1、适当减少税务行为。税收的征收流程为申报――纳税――核实征收――税务稽查。如果采用了税务则征收流程变为委托――申报――核实征收――税务稽查。税务是一种自愿的、有偿的服务，属于中介机构的行为。所以，在纳税过程中，尽量减少税务行为的发生，可以降低纳税成本。
2、构建新型纳税服务体系。新型的纳税服务体系包括以下内容：纳税人广泛参与税收立法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反映纳税人的意志，才能够形成公平、公正、合理的税收制度，这样的税收法规才容易为纳税人所接受；开展多元化的纳税申报服务制度，让纳税人能够便利、快捷、经济地进行纳税，从而减少其纳税成本；开展形式多样的税法宣传与咨询服务，让纳税人充分了解税法与政策，提高人们对税法的认知程度与遵从度，从而在量上减少偷税、骗税的行为。
（三）课税负效应控制
1、税收负效应产生原因及影响。我国的税收负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税收优惠造成的。从纳税人角度看，由于国家或地区不同时期运用的税收优惠政策不同，并且优惠措施变动频繁，使得纳税人难以理解，纳税人想要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时常要请教一些专家，这使得纳税人耗费额外的时间与金钱，产生负效应，增加成本。从政府角度看，税收优惠的成本很高。一是税收优惠政策会造成财政收入的减少。在保持财政均衡的前提下，财政收入的减少必然意味着财政投资的减少。二是使税法的执行复杂化。大量的优惠措施是为实现某一特定目的，如支持特定的工业、增加出口、开发边远地区、促进技术转让等而产生的，加上在设计和结构上变化相当快，税务部门的审计人员有时不知有哪些优惠措施适用于企业，容易引起审计上的争议。还有一些公司在免税期内不填写纳税申报表，或者送空表了事，这些行为给免税期后的申报审核造成了困难。
2、课税负效应控制方法
第一，税收优惠方式应由单一向多样转变，由直接减免向间接减免转变。政府不仅要以折旧、利息等方面的税收处理办法来对投资进行不明显的鼓励，而且也应采取一些明显的税收鼓励措施，包括免税、税收扣除、税收抵免或为帮助特定行业、地区中的特殊组织或活动而设计的专门税收减免。目前，许多国家已逐渐减少了直接减免的份额，越来越多地使用了税收信贷、纳税扣除、优惠税率、加速折旧等成本较低的间接减免方式。
第二，税收优惠应具有明确的目的和突出的重点，从区域性优惠向产业性优惠转变。一方面，要逐步取消区域性优惠和其他一些带有明显歧视性的优惠；另一方面，要根据政府产业政策目标，对战略产业特别减税，使经济结构发生预期变化，促使劳动与能源密集工业向技术密集产业转变。
第三，完善税收优惠的法律。可以学习其他国家的做法，制定专门的税收优惠法或税收鼓励法，使优惠的规定更加明确和系统，增强税收优惠刚性，既便于纳税人理解和掌握，又便于执法机关的操作，还有利于强化反避税，避免滥用税收优惠条款。
税负效应范文第8篇
（1）交通运输业营业税改增值税负效应分析
营业税改改征增值税后。交通运输业“税负”有可能增加。按照11%的税率来算，运输类企业和仓储类企业需要抵扣的成本必须达到营业收入的73%和55%。如果达不到这个数字，可能企业的税负是不“降”反“增”的。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了近期对上海市“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的物流企业的调研报告。报告指出，货物运输服务是物流企业最基本的服务，且实际可抵扣项目较少，导致试点后企业实际税负大幅增加。同时报告指出，物流业务各环节税率不统一问题仍未解决。物流企业在实际经营中，各项物流业务上下关联，很难区分运输服务与物流辅助服务。人为划分不仅不适应现代物流一体化运作需要，也增加了税收征管难度。目前快递企业适用税率仍不明确，物流企业集团及其分、子公司无法合并缴纳增值税等方面的问题。
对于交通运输企业来说，那些重资产的企业，比如有大量汽车的运输企业。因为抵扣少，税负会增加。而那些轻资产的企业，税负将降低。从试点方案来看，整体会降低企业的税负，但是对每个行业每个公司的影响可能会不一样，有些企业税收会降低，有些则会增加。
对此，此次改革明确提出对税负增加较多的部分行业，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
（2）交通运输业营业税改增值税正效应分析
也许，在进行具体的操作时，还有一些具体问题出现，但现在国家税务总局对试点中出现的问题都有解释，坚持的最基本原则就是所有试点企业不会增加负担。如交通运输业中一项特殊的业务，即：管道运输。管道运输不耗用油品，且其维修费用属于不动产维修，也不能取得进项发票，因此如果按照11%的税率，其税负明显提高，因此根据相关规定：试点纳税人中的一般纳税人提供管道运输服务，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的部分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从而，解决了该特殊问题。
总之，现如今，我们希望的是结构性减税，不是着眼于试点行业。其本质是针对下游企业，减少重复纳税的目的。通过对下游环节减税，反过来会扩大经营业务。从而达到促进交通运输业发展的目的。
二、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效应分析
（1）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负效应分析
从目前的实施办法看，对于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企业，由于外购货物含增值税税额较多，将获得更多的抵扣，税负减幅较大；而资本有机构成较低、人力成本较高的企业，进项税抵扣较少，税负减幅较小。而现代服务业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其人力资本密集型的特点，劳动力成本无法进行抵扣会使部分现代服务业（如文化创意、鉴证咨询行业等）负担加重，这将有违改革的初衷。
同时，我们也要注意防止改革对服务业投资行为的不利影响。税收是影响投资偏好的重要因素，大多数服务业对税收政策的调整非常敏感。税收政策何去何从直接影响着企业家对现代服务业的投资行为。
现代服务业脑力化、技术化、知识产权化及占地少、能源需求少等特点，决定了其具有极强的流动性。在上海实施改革试点后，涉及的绝大部分纳税人税负将普遍下降，形成“政策洼地”。优势十分明显。这必然导致其他地区。尤其是上海周边地区的部分现代服务业纳税人转移到上海。
（2）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正效应分析
现代服务业，如会计师鉴证等行业取得进项税额的比例很小，因此试点方案采取了6%的税率，比较起原来5%的营业税税率，税率提高了1个百分点，但由于其设备、费用等能够得到一定的抵扣，其税负不会提高。虽然其他现代服务业的税负不一定降低，但是由于下游环节支付的税款可以得到抵扣，从而可能会大大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是推进现代服务业大发展的重要途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不仅有助于解决重复征税问题，减轻税收负担，优化税制结构，也有利于促进产业分工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
三、总结
（1）“营改增”不等于完全减税，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不同，可能轻税不会惠及所有企业。多重利好：多项减负政策陆续展开。比如从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对小型微型企业免征管理类、登记类、证照类等行政事业性收费。
（2）自2012年1月1日起在上海实施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以来，在实际实施阶段依然存在着许多不明朗的地方，亟待相关部门公布进一步实施细则。某些试点行业具体范围不甚明确。如出口服务适用零税率和免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公布了财税[2011]131号文件，对出口服务适用的增值税零税率和免税服务项目及条件做出了规定。但是对零税率和免税服务的具体操作流程并没有做出规定。此方面还有待相关部门出台进一步规定。
（3）此外，也需要企业根据目前的运营模式测算税改前后对公司流转税税负和现金流的变化情况，对业务流程、会计系统、税务申报等方面进行合理的必要的改变。
参考文献：
[1]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的通知（财税[2011]110号）.[Z].2011（11）
[2]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1]111.[Z].2011（11）
[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应税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和免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1]131号）.[Z].2011（12）
[4]胡根荣.展望北京“营改增”试点[J].首席财务官.2012（04）
[5]营业税改增值税后部分物流企业实际税负提高[J].交通财会.2012（05）
税负效应范文第9篇
一、心理负担形成原因分析
（一）国民传统心理产生的心理负担
1.“民怕官”产生的心理负担。中国“人治”的政治传统观念、“官本位”意识在国人心中根深蒂固，至今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纳税人认为自己是被管理者常常表现出较强的依附性，权利意识淡薄。而税务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往往以管理者自居，他们在执法和管理活动中，往往自觉不自觉突出执法主体地位。
2.小农意识束缚产生的心理负担。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几千年小农经济的局限，人与人交往的范围狭窄，比较注重血缘、地缘、亲缘关系，没有学会与习惯和“陌生人打交道”，特别是对那些刚刚告别土地的纳税人来说，这一性格特征比较显著。二是由于血缘、地缘、亲缘这种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共同体，在心里安全、心里维护取用、降低设防成本、扩大亲缘纽带等方面均具有重大作用，从而成为坚定而持续影响“民”与“官”真诚沟通的基本因子。三是亲缘具有利他无理性的倾向，亲情、乡情、友情使执法者以身试法的事例屡见不鲜。
3.均贫富传统心里、“原罪”心理阴影引发的心理负担。均贫富的传统心里、社会上对富人的一些偏见、政策法规上的不完善，使得不少企业家在财富安全上存在极大担忧。“原罪”的问题是个“小辫子”，有随时被扯的可能，这是不少企业家心中难以抹去的心里阴影。每当企业遭受税收侵权时，难以理直气壮地站出来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比较热衷于寻求建立在私人关系上的“人情”庇护。
（二）税务干部“角色负效应”产生的心理负担
税务干部代表国家作为行政执法者，在税收征纳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实践中，“角色”履行相应的责任、义务和行为规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及社会效果有“角色正效应”和“角色负效应”之分。从纳税人角度看，税务执法因制度本身和执法者思想、能力差异的存在，潜伏着一种权力扩张或权力滥用的可能性，有通向“角色负效应”的中介因素或“可乘之机”。对绝大多数纳税人而言，没有什么比税务人员的执法犯法，以税谋私更能挫伤其信任度。尽管“角色负效应”有着法律法规和行政制度的约束不断得到抑制或铲除，但并非一蹴而就，纳税人心中也是有一定的顾虑和惧怕的。
（三）不知性不遵从所产生的心理负担
1.经营者本人“不知”产生的心里负担。经营者因时间、精力、文化素质、学习能力等因素的牵制，客观上使他们无法掌握复杂的税收法律和政策。由于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进而引起了税收不确定性。在此情况下，纳税人无法对自己是否准确履行纳税义务进行风险识别、风险估测、风险评价。无法确认风险，也就谈不上风险的有效控制和处理风险所致的后果。
2.财会人员素质、办税能力参差不齐，难以满足税法要求。我国目前采用的是财务会计和税收会计两者适度分离的模式，会计政策和税收政策既有统一性，更具有独立性。差异的存在对会计队伍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个好的财务会计人员同时起码是半个“税务官”。而现实却是税收政策复杂且多变，大部分企业财务人员仅能涉猎皮毛。这种因不懂税收政策或担心理解歧义而产生的心理负担往往最后都转嫁到企业经营者身上。企业经营者自身不懂，财会人员又无从依托，这种情况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业务日趋复杂，给经营者造成的不安全感更趋强烈。
（四）隐权造成的心理负担
1.税收“执法弹性”。我国税收立法层次较低，而且极不完善。“下位法”和“上位法”相悖，文件和法律法规的不一致，文件和文件之间相互矛盾，纳税人无所适从。而且立法机关和执法机关合二为一，税务机关拥有解析权，理就站在税务机关一边，纳税人的权益很难得到有效保障。从心理学角度看，纳税人对税收法律政策缺乏信赖度，使纳税人感受到税收的不确定性；纳税人对自己的“角色”责任、义务不明，会体验到强烈的不安。
2.税收“征管弹性”。地方政府对于税收工作目标倾向于税收收入最大化或者是政府可使用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就无法排除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利益采取一些“打球”，或“超常规”等非常手段而增加纳税人的额外负担，税收制度极易受到冲击。税收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尽管有理解角度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纳税人还是难以接受这种事实，会不由自主地对税收环境是否有利于自己持续发展产生疑问。
3.寻求司法救济难。一是税收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比较窄。二是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的争议必须复议前置和先行纳税。它减少了某些合法权益受损的相对人成为税收行政诉讼原告的可能性，同时使间接行政相对人不具备资格，实质上限制和剥夺了受宪法保护的公民诉讼权，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超越和侵害。三是税收行政诉讼案件审结难。
（五）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差距导致的心理负担
名义税负，就是现行税制所规定的、理论上应当达到的税负水平。实际税负，则是税务机关的征管能力能够实现的、实际达到的税负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说，税务机关维持的是普遍纳税不足下的扭曲了的税负“公平”。它有二层含义：一是名义税负和实际税负的差距是客观现实的；二是税负不公在建帐企业和定额户之间、定额户和定额户之间、定额户和“地下经济”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
二、对策建议
（一）制度支持正本清源
完善税收立法司法，实现征纳主体地位平等。一是要转换立法思想。二是要改变行政立法现状，提高税收立法层次。三是提高税收立法、税收管理制度制定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制定程序要从“自上而下”转为“自下而上”，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合理要求，保障纳税人对税法制定的知情权和监督权，让征纳双方都信得过。纳税人的认可是税收法律、法规、规章实施的重要支撑。四是要完善税收司法制度，提高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力度。
（二）职能支持“角色”转变
建立“服务型税务”真正的意义在于优质服务和有效管理有机结合。但实践中，一些税务机关和税务执法人员对此的理解上还囿于具体行政行为的优质快捷上，而对于在税收执法的缺位或不到位则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从一定角度来说，依法行政、有效管理是达到优质服务的主要途径。在优质快捷服务表象下放弃有效管理，无法减轻纳税人的心理负担，相反是一种“惰政”，也是被动形态的权力滥用。它虽然不针对某个特定的纳税人，但极易扰乱了正常的税收秩序，极易纵容偷税逃税和引发执法腐败，反而成了加重纳税人心理负担的一种因素。
税务执法人员要公正执法，认真贯彻税收政策，并熟练掌握各项政策法令的全部内容和精神实质，成为纳税人最值得信赖的税收政策执行者，杜绝法外施恩；纳税人与税务部门发生纳税纠纷，要主动提供法律救济，要把纳税人真正放在平等的地位而给予人文关怀。
（三）中介支持协调缓解
税务是税务机关和纳税人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可以有效消除征纳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及时为纳税人提供基本税收法律法规及与之有关的变化情况，帮助纳税人熟悉税法和根据税法的具体规定准确无误地申报纳税，减少纳税风险。让一些纳税人的心理成本转化为货币成本，是现阶段释放纳税人心理压力的一项有效选择。但目前我国税务队伍的人员数量、素质不尽人意，需要加以积极支持和引导发展。日本“税理士”二倍于税务执法人员，很值得我国借鉴。
税负效应范文第10篇
[关键词]住宅课税；税负归宿；税负输出；调节功能；财产税改革
近几年，我国对于开征物业税的研究一直是财产税制改革的热点议题，是否对居民住宅课税和怎样课税尤其是物业税研究的重点内容。综合起来看，这些研究主要是从物业税应该具有的收入功能、调节分配差距功能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功能人手，分析未来物业税的定位、税种设置、课征环节、税率设计等内容。这些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对于居民住宅是否应该课税的问题也出现颇多争议。笔者认为，如果从税负归宿的视角去研究居民住宅课税问题，或许不难将各种结论归于一致。
一、对居民住宅课税税负归宿的一般分析
(一)税负归宿——较高收入群体
税收理论上税负归宿是与税负转嫁相关联的概念，传统的税负转嫁理论通常把住宅课税划归于很难实现税负转嫁的不动产直接税。然而从现实经济运行来看，这种属性划分不是绝对的，住宅课税在一定条件下恰恰可以实现相当程度的税负转嫁。这种转嫁是按照辖区政府的管辖范围来进行的，如果辖区内住宅课税的税负能够转嫁到辖区外，就存在住宅课税的税负转嫁和税负归宿问题，当税负归宿成为辖区非居民，此时对住宅课税就实现了税负输出。显然，就纳税人而言，辖区政府对其辖区内住宅课税的税负归宿分为两部分：一是不能实现税负转嫁的课税，其税负归宿是辖区居民纳税人；二是能够实现税负转嫁的课税，其税负归宿是辖区非居民纳税人。因此，就住宅课税的税收负担能力和这两部分税负归宿而言，只有对在辖区内拥有超过一定标准的基本必需居住面积以上的住宅部分课税，才符合税收的能力原则和公平原则，而显然只有较高收入群体才有能力和条件作为住宅课税的税负归宿。较高收入群体与第一部分税负归宿的关系不难理解，而较高收入群体作为第二部分税负归宿则是税负输出的结果。以下着重分析住宅课税税负归宿中的税负输出问题。
(二)税负归宿中税负输出与居民住宅课税的内在联系
1税负输出的内涵及原因简析。税负输出是指辖区政府通过税负转嫁对非居民征税以降低本地居民税负的行为。显然，税负输出的典型表现特征是辖区的非居民政府承担了较多的税收负担，税负输出存在的表象在于辖区内的居民通过税负转嫁，使辖区非居民成为税负归宿，或者辖区内较高名义税率下的税负也能够转嫁给名义税率较低的其他辖区居民承担。
从表象上看，税负输出产生的原因可能很多，但究其根本，税负输出则不仅仅是政府作为税收制度制定者的游戏，而在于多方利益博弈，主要包括辖区政府税收获利、资源所有的垄断租金、辖区非居民的资产或财富属性偏好、政府间纵向税收分权以及产品供求弹性的市场力量对比等。辖区政府的税收获利动因是指辖区非居民通过资本、劳动和财产向本地流动，享受了由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这种公共服务成本应不论身份由辖区居民或非居民纳税分担。资源所有的垄断租金是指如果辖区政府拥有垄断性资源，基于资源所有者在经济上的实现形式向辖区非居民对资源的开采收取垄断租金，这种垄断租金如果采取税收形式就是税负输出。辖区非居民对某种资产或财富属地偏好如果更多地倾向该辖区，那么辖区内这种资产或财富的持有需求则倾向于提高，这会造成其价格的上涨，其价格内含的税负则发生转嫁且被辖区非居民承接，并且只要上述偏好持续存在和税负转嫁承受能力足够，这种税负输出就不会停止，也并不妨碍此种资产或财富的需求上扬和税负水平的递增。政府间纵向税收分权则是指如果国家税权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分立或授权，使地方政府在税种开设、征管和财政支出方面拥有更大的自，那么极容易产生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的税负输出，在课税对象不容易自由流动而作为课税对象所有者的纳税人却容易自由流动的区域范围内，则还容易导致地方政府之间横向的税负输出。产品供求弹性的市场力量对比产生税负输出则主要是辖区内生产的产品在辖区内外一定区域范围内都具有不可替代性，即辖区非居民对于产品的需求无弹性，如果在辖区非居民强偏好性的约束下，就能对其形成很好的税负输出机制。
2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居民住宅课税具有典型税负输出特征。如上所述，当某辖区政府拥有一定的税权，在辖区内课税对象不容易自由流动而作为课税对象所有者的纳税人却容易自由流动的区域范围内，就容易导致地方政府之间横向的税负输出。即一辖区的非居民纳税人作为劳动要素的供给方，如果处在容易自由流动的区域范围内，该辖区政府对辖区非居民在辖区拥有的不动产课税，辖区内的不动产税负则会通过税收资本化转嫁最终让辖区非居民成为税负归宿。这种税负输出需要较苛刻的实现条件：一是辖区政府拥有相应的税权，在税率确定上具有相应的自由裁量权；二是成为税负归宿的辖区非居民同时作为劳动要素的供给者处在容易自由流动的区域范围，即辖区周边地区；三是课税对象或税基是辖区内不容易自由流动的生产要素或财产，且相对于辖区外的同类要素或财产具有较好的持有价值。后两个条件可以用要素的流动性和差别性来概括，在分级财政条件下，和中央财政相比，地方政府财政所具有的最突出、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地方政府在运行中所必须面对的差别性和流动性问题。具备了这三个条件的税种就容易产生税负输出，而以不动产和动产为课税对象的财产税各税种中，住宅课税是比较适合同时设定和满足上述条件的税种，因此，具备产生税负输出的可能条件。
现实经济生活中不难发现，住宅课税在给定条件下的确能产生税负输出。现以某省一级城市住宅课税为例。假定一级城市A具有相对于周边二级城市更优良的工作和居住环境，A城市政府对于辖区内住宅高于基本居住必需额定面积以上的部分课税，其税基弹性为：ET=(B／B)／(t／t)=tB／Bt。其中，B为住宅房产税基，t为税率。基本规律是，t越高，税基B越小。但如果一级城市拥有一定的税权，而辖区内住宅不具备流动性，则税负输出的上述本质原因都存在，只要城市外非居民的收入能力和偏好约束允许，非居民的财富以住宅为载体形式流向该城市的趋势就不会改变，该一级城市非居民能够承受的t就可以足够高，有税权的辖区政府可以提高边际税率，t就可以表现为累进性，税基弹性就可以维持不变，甚至还可以提高，税负输出便产生了。
二、居民住宅课税税负归宿的特殊分析——税负输出效应
(一)正效应之一：调节辖区居民和非居民的收入公平分配
对于居民个人作为纳税人而言，能够产生税负输出的应税住宅应该是其在辖区内拥有的超过基本标准居住面积以上的住宅部分；否则，如果辖区政府对于辖区非居民纳税人在辖区内拥有任何面积的住宅都课税的话，显然会显著阻碍劳动和资本生产要素向本辖区流动，也就不会产生税负输出。如前所述，住宅课税的税负归宿都应该是高收入群体，因此，假定对辖区居民和非居民在辖区内的住宅以家庭为单位设定统一的标准居住面积，对超过标准居住面积以上部分的住宅课税，则能在辖区居民和非居民的收入转换为住宅不动产持有环节的财产分配中产生公平调节作用，进而调节由住宅不动产产生的财产性收入分配。如果该税收收入能够通过辖区政府的上级政府以转移支付的形式流向上级政府管辖的更广范围的低收入居民，则有助于实现辖区居民和非居民的收入公平分配。显然，这种收入分配的调节效应为住宅不动产物业税的开设提供了较好的理论依据。其前提是：第一，辖区政府及其上一级政府均有一定的税权；第二，所采用税率的累进性；第三，必须在辖区上一级政府管辖范围内统一设定以家庭为单位的基本标准居住面积。
(二)正效应之二：地方政府提供更有效率的公共服务
一方面，如果住宅课税能成功地产生税负输出，则意味着辖区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受益外溢性，税收的受益原则要求辖区政府向受益的非居民征税，征税后政府将乐意提高税率以增加本地区的公共支出，改善公共设施，提供更有效率的公共服务，辖区非居民则能够承受更高的税率，以住宅不动产为课税对象的税负输出则不会抑制辖区非居民的财富以不动产为载体向辖区流动。另一方面，按照税收资本化的理念，在政府支出配置有效率的前提下，任何收入或支出的增加，都有利于改善辖区政府的公共服务环境，提升辖区内不动产的价值。因此，在一定的情况下，较高的住宅课税税率意味着较高的地方公共服务水平，意味着财产价值的增值，而财产价值的增值既符合地方居民的利益，也符合地方政府的利益。因而，追求地方财产价值的最大化就成为辖区政府和辖区居民与非居民共同关注的目标。
(三)正效应之三：公平分担辖区居民和非居民的公共服务成本
经济学一般认为，如果不存在地方公共产品受益外溢，则住宅课税如果按照受益税设计就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而如上所述，能产生税负输出的住宅课税纳税人尽管是辖区非居民，但其显然是辖区公共服务的受益者，因此，这种住宅课税并不违背税收的受益原则和横向公平原则，并且税率是按适度累进设计的，这也同时符合税收的纵向公平原则。
(四)负效应：在允许辖区税权分立和税率累进的条件下可能会引致地区发展的“马太效应”
根据居民住宅课税税负输出的设定条件，承担税负输出的辖区非居民作为劳动要素的供给者一般处在容易自由流动的区域范围内，其税负输出的载体之所以是其拥有的辖区内住宅不动产，主要原因在于税负输出辖区具有更好的公共服务环境，劳动要素的流动性背景实际上强化了税负输出辖区通过上述第二和第三个正效应引进资源要素，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作为税负归宿的辖区非居民所属地是税负净输入地，其财政收入和生产要素处于净流出状态。一般来看，在允许辖区税权分立和税率累进的条件下，富裕地区和一级城市的税负输出能力较强，经济社会发展也较快，贫穷地区和二级城市以下地区成为税负输入区，经济社会发展较落后，因此，住宅不动产税负输出容易产生“马太效应”，拉大地区间发展不平衡。三、税负归宿视角下我国住宅课税的路径选择
(一)我国具备了住宅课税的条件
1收入分配和财产拥有的差距拉大使得住宅课税可以成为调节财富分配的有力工具。就各类居民的收入差距而言，我国在1982～2005年这23年间，全国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从1982年的0.30上升到了2005年的0.47，收入差距扩大57％，并且这种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近年还在继续。而从个人财富结构来看，目前我国富裕人士的财富配置结构中，25％的财富以住宅不动产为载体，住宅不动产成为财富集中的最重要途径。而从现行税制调节收入流量和财富存量的功能来看，无论是个人所得税还是财产税均不利于中低收入者，却非常利于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的主要纳税人为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且工薪所得税的累进程度较高、级距较小。现行财产税在交易环节对于住宅不动产在购入时课征1.5％～3％的契税，在持有环节，仅对用于生产经营或出租的不动产课税，仅对居民拥有车船和外国人拥有城市房地产课征车船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对于居民个人持有的财富存量征税基本缺失。税收是调节收入和财产分配的主要工具，而我国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对于收入和财富调节弱化，且居民中高收入者在本地持有多套房产或异地拥有房产现象加剧。以成都市为例，住宅市场沿袭多年的一个现象就是，住宅的主力购买者是成都郊区和四川省内二级城市的群体以及外省人员，2008年成都市区五城区外的住宅购买者占到40％，其中五城区人员59.2％，郊区人员4.4％，本省人员23.8％，外省人员11％，单位购房和境外人员分别为1.4％和0.2％，这其中二次购房者居多。因此，基于上述税负归宿分析，住宅课税可以成为调节财富存量公平分配进而调节财产性收入分配的有力工具。
2分税制运行为地方政府获得更多税权创造了条件。我国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使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多的税权，这也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税负输出创造了条件。在完善分税制过程中，可以为住宅课税的税权划分找到基于税负归宿和税负输出效应的理论依据。
3地区发展差距加剧恰恰为住宅课税克服其税负输出负效应提供了税收调节地区均衡发展的空间。如前所析，住宅课税是利用税负输出辖区政府的上级政府税权对其税负输出负效应的掣肘来实现调节公平分配和缩小地区间差距的税种，因此，赋予地方政府对于住宅课税的一定税权是发挥其调节功能的必要前提条件。但政府税权的级别不宜定得过低，在一个适度宽泛的行政辖区内，利用税收和财政支出进行分配公平的调节才能真正发挥财政对于收入分配和缩小地区差距的调节作用。能产生税负输出的住宅课税要求其课税过程中需满足一个较苛刻的条件，即适合在生产要素流动性较强但财富资产流动性较弱且具有差别性的区域进行，这就要求政府税权级别不宜过低；否则就只能强化其负效应，拉大收入分配差距并加剧地区发展不平衡。
(二)进行住宅课税探索的具体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住宅课税宜做以下探索：
1准确定位住宅课税的功能目标——调节收入和财富公平分配、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住宅课税的税负归宿机理表明，该税种的开征不能以获得和提高辖区政府财政收入为目的。以获得财政收入为目的住宅课税要求税基宽广，税源丰富，对住宅不动产普遍课税，这将严重抑制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因此，住宅课税开征只能以调节矫正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为目的，同时，兼具调节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功能；相应地，应税住宅和税率设计则都可以高收入群体为纳税人来进行设计，这样，开征住宅课税才不会竭泽而渔。因此，住宅课税不宜作为辖区政府的地方主体税种来进行设计，而宜作为发挥调节功能的税种来设计。对于许多关于物业税(主要以住宅为税基)应该成为地方政府主要财政收入来源的研究或结论，从住宅课税税负归宿的角度来讲都是不适宜的。因为类似于美国物业税作为地方主要税种的许多限制约束条件在我国还不具备，由于不具备住宅课税成为地方主体税种的限制条件，硬性的做法就不可能让住宅课税成为良性税种，会对财产税改革带来严重误导，降低税制运行效率。因此，要十分谨慎地对待将以住宅为主要税基的物业税列为地方财政主体税种的说法和做法。
2住宅课税的课征环节。通过住宅课税税负输出实现的调节功能的分析，要求住宅课税主要针对财产财富在保有环节课以较重税，在取得和转让交易环节尽可能减少税负或轻税。因此，作为居民个人的应税住宅，住宅课税在交易转让环节可将现行契税税率适当下调0.5％～1％，并取消在交易环节的相关个人所得税和营业税规定，取消的税负转移至保有环节负担。这样可以改变目前对住宅不动产交易环节名义税负过重而对持有环节税负过轻的不合理现象，可在保有环节课征住宅物业税。
3住宅课税税率的累进性。住宅课税在交易环节的税率适宜采用比例税，而住宅课税的收入和财产公平分配调节功能是利用税负归宿一般机理来实现的，作为能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住宅课税则是通过辖区内外的差别税率实现的，两者都要求税率具有累进性，在兼顾效率要求不抑制财富资产的形成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下，要求辖区内外实行差别税率，在同一个城市的住宅实行累进的税率。税负输出地区税率的累进程度必须适度高于税负净输入地区税率的累进程度，目的在于既能调节收入和财产在具有税权的政府级别管辖范围内形成合理的分配格局，同时又克服税负输出的“马太效应”，平衡税权政府行政管辖范围内各辖区的经济发展和财政能力。
4住宅课税的城乡范围。鉴于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财产分配差距很大，基于住宅课税的调节功能，住宅课税的范围在相当长时期内只应该限定在城市，县乡镇以下政府管辖的区域则不宜纳入住宅课税的征税范围。
5住宅课税的税权确定。目前，我国地区间发展差距除了体现在大区域间的差距，即东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外，还体现在省(自治区、自辖市)级政府行政管辖范围内一级城市和二级城市的发展差距上。总体看，一级城市享有更多的财政资源，地方政府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具备更好的工作机会和居住环境，在一级城市越来越宽松的户籍政策和日益提高的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刺激下，越来越多的周边二级城市居民把一级城市的住宅作为主要财富集中的载体而持有，一是实现财产价值增值，二是作为方便人员流动或度假休闲更宜居的异地住所。这样二级城市财富以一级城市住宅为载体加速向一级城市流人的结果，就形成省(自治区、自辖市)管辖范围内一级城市和二级城市发展的“马太效应”。因此，住宅课税税权适当在中央、省(自治区、自辖市)和市级政府间分立，则能较好地克服这种省辖各级政府间横向税负输出产生的“马太效应”。
具体来说，住宅课税的开征停征权和住宅课税的基本税率范围确定权在中央政府。住宅课税在省(自治区、自辖市)级政府的税权则包括：第一，课税对象的确定权，即在省(自治区、自辖市)管辖范围内统一规定以家庭为单位的基本标准居住面积。第二，在中央确定的基本税率范围内享有不同城市间的差别税率确定权、交易环节的比例税率和保有环节的累进税率确定权，且须规定一级城市的边际税率和税率累进程度必须适度高于二级城市。第三，住宅课税的收入在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之间分成分享。第四，省级政府的住宅课税收入一部分用于建设省(自治区、自辖市)管辖范围内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支出，这同时也要求建立和完善全省范围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另一部分专项用于对二级城市及以下县乡政府(重点是县乡政府)进行专项转移支付，用于支持受转移支付地区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公共服务，进而缩小全省(自治区、自辖市)范围内的地区发展差距。住宅课税在市级政府的税权则主要是确定本市范围内的税率和行使税收征管权。
(三)需要与住宅课税配套调整的主要税种和制度
1现行财产税系的调整改革。由于住宅课税属于财产税的主要税种，鉴于我国现行财产税对于公平分配的调节功能缺失，必须对财产税其他税种、税率和课征环节等，按照“宽税基、低税率、少减免、简税制、便征管”原则进行相应改革，并且使财产税和整个税制结构中的其他税系进行协调，最大限度地发挥税制作为一个整体的调节功能作用。
2个人所得税的调整。在对财产税改革的同时，为避免税制改革加重纳税人的负担，真正实现个人所得税在收入取得环节调节收入差距的公平功能，需要对现行个人所得税进行必要改革：一是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的免征额或者税前扣除标准。考虑到长期拉动消费需求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在通胀压力以及税法的连续稳定性，免征额应由目前的2000元大幅提高至7000～8000元。二是调整提高工薪所得的税率累进级距、降低税率累进档次和边际税率。另外，在税收征管条件具备的时候将现行的分类所得税改为综合所得税；即应税所得以个人申报为基础，将其全部所得加总一并计税，真正实现在收入取得环节的公平分配。另外，还须在房地产交易环节，取消现行个人应纳的营业税。
3建立省管辖范围内统一的社会保障支出制度。在省管辖范围内实现住宅课税的调节功能，则需要建立和完善全省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将住宅课税收入专项用于这两项制度建设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