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文学论文范文

华文文学论文范文第1篇

纸质文学的网络化，是需要一定的技术、人力和经济成本的。要想完整呈现有近百年历史的马华文学全貌，更是难上加难，但无论是学院协会，出版机构还是作家个人，都努力投入，一直在搜集、整理、扫描和上传各种文学史料。这又一次验证了马华文学对马来西亚华族所具有的特别意义。它不仅仅是文学本身，还是承载了马华人的历史记忆、文化身份等多种意义的符号体系。因此，马华文学的网络化，其实是马华人重建文学历史、修补族群文化记忆的新路径。凭借具备便捷开放等特性的网络传播，他们试图将数代马华人所创造的文学资源打造成具有互文性的整体景观，流播到全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对族群的文化身份进行确证。当马华文学的作者构成、出版形式、作品内容与形式等方面都受到网络媒介特性影响时，网络马华文学就初步形成了。从作者构成来看，熟谙新媒体的网络新生代———1980年后出生、正处于求学成长阶段的年轻人———崭露头角。按照尼葛洛庞帝的观点，人类的每一代都会比上一代更加数字化［3］。比起1960、1970年代出生、业已成名的陈大为、林育龙、黄锦树、黎紫书等中青年作家，网络新生代对网络的适应程度更高、思想和语言E化，自然成为网络马华文学的生力军，也将成为马华文学的未来。从出版形式来看，在网络上直接张贴、首次发表的模式开始流行。对那些有一定名气的作家，尤其是中年作家而言，他们一般会首选在纸质传媒上刊载作品，之后再上传到网络空间;但对尚未被认可的新一代马华写作者而言，传统纸媒既难以给他们提供足够的机会，也无法满足他们率性随意的上传需要，所以网络就成为了他们刊发作品的首要选择。从作品的形式来看，依赖纸质传媒的马华文学，容易受到定期出版、版面容量等因素的限制，不能自由发挥，而网络的海量空间，却给马华作家提供了试验各种体裁和表达方式的足够空间。如2012年9月创办的“书香居原创小说网站”站长宣称，他是利用业余时间管理网站，只负责技术问题。因此，这个文学网站，既不限制更新速度，也不限制体裁和长度，甚至也没有审读者，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各种试验。网站上既有短至几百字的随笔，也有长达10万字以上的长篇小说，既有海阔天空的穿越类幻想小说，也有逼真再现的现实主义小说。特别要指出的是，在讯息更为充盈、思想更为多元的新媒介语境下成长的网络新生代，能迅速感应全球正在流行的文学影视潮流并在其创作中留下印记，从而使网络马华文学具备时尚感和跨疆域性，显现出与世界文学同步的开放性发展趋势。如“书香居原创小说网站”的作者以在校学生为主体，从它推出的“校园爱情、侦探推理、科幻小说、武侠世界、仙侠小说、历史军事、灵异恐怖、异世魔幻、都市文化、网游动漫、耽美同人、穿越小说”等类型文学专栏来看，可以清晰感受到他们的创作与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流行的网络小说、热播电影电视之间的互文关系，体现了网络时代区域文学发展的相互影响和趋同效应。马华文学网络化以整理史料、保存传统为主要目标，在此视野下，网络仅被视为一个更大更方便的容器，与文学观念的变革无关。而网络马华文学的视角则凸显了网络媒介对马华文学的内在影响，敞开了马华文学在网络语境下出现的断裂与变革。两者虽有交集，但其中隐含了截然不同的理解“文学与媒介”问题的思维模式。显然，要深入探讨马华文学网络传播问题，应以“网络马华文学”立足的思维为出发点。

二、“文学性”弥散的境遇

鉴于传媒在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性，我们不妨以各自依存的媒介类型作为划分马华文学发展阶段的依据。若将依赖纸质传媒(报纸副刊、文学杂志等为主)的马华文学称为传统马华文学，网络马华文学就是一种能与之对话的新的文学形态。自19世纪中期马华文学诞生以来，其题材、体裁和风格等特点一直深受文学副刊运作模式的影响［5］，即便在20世纪90年代也是如此。如通过支持文学论争等议程设置手段，文学副刊促成了马华文学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范式转移和世代更新。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依附报纸的文学副刊具备文学性和新闻性的双重属性，附丽其上的传统马华文学与当时的社会变革产生了直接而复杂的纠葛。文学创作和文学论争都离不开文学与社会的关系维度，最终体现出很强的意识形态性。马华文学作为所在国少数族裔文学的弱势地位，更是加剧了这种意识形态情结。相比之下，由于网络特有的弥散性、包容性和多元化倾向，网络马华文学所栖生的语境宽阔了很多，焦点透视转变为散点透视，文学与社会、政治的主要维度被打散，变换为更为多元零散的视角。由此，在网络环境中，马华文学的意识形态情结得到弱化，面临的是“文学性”弥散甚至失落的新境遇。文学性的弥散，可能有基于不同视角的诸多论述，但在网络环境中，却突出表现为“文字受到图像等其他表达形式的压制，文学处在越来越边缘的位置”。马华文学的网络生存中，这种转变开始出现。作家博客是马华文学的重要网络空间，保持了较纯粹的文学性，多属于马华文学网络化的空间。作家们将已经发表的作品，选择性地上传，日积月累，蔚为大观，类似史料整理。这与中国内地已走向网络狂欢、文学性消失殆尽的博客文学是差异甚大的，但博客特有的影像为主、文字为辅的叙事原则，已经影响了其中文学的位置。一打开这些作家博客的页面，跃于眼前的是大幅的图片，少量的文字。即便我们将图像、音乐和文字表达的结合作为文学表述的新形式，那也与传统的文学观念有很远的距离。另一些作家博客则以自身兴趣为指向，其呈现内容早已超越了文学界限，具有更为驳杂的景观。如“有人部落”的作家博客上有大量谈论音乐、电影、绘画等其他艺术的帖子，还混杂了对各类社会热点问题的热评热议。另一些作家如朵拉等人的博客更为随意，多围绕个人的社会活动、日常生活配发照片、发表言论，文学是淡淡的影子。

如果说网络的多媒介、跨媒介趋势对马华文学的影响还刚刚显现的话，那么，网络对马华文学特有精英立场的影响可能更明显一些。作为马华知识者的心灵史诗，传统马华文学带有强烈的精英性，与商业化运作距离甚远，进入网络时代，仍有不少马华作家坚守这种信念，并试图利用网络来守护、延续文学的原有价值，所谓马华文学的网络化工程正是一种试图经典化马华文学的行为，在网上张贴的多是那些经过选择的、已被传统媒介接纳、具有一定认可度的作品。若考察以网络为原创天地的新生代，情况就有所不同。从“书香居原创小说网站”来看，该网站发表的多数文学作品，显现了注重轻松和时尚的网络文化对年青一代的深刻影响。其写作在形式、题材和思想内涵上所能达到的高度也是流行和时尚所能给予的。他们的写作，有题材上的类型化、情节上的传奇化、表达上的随意化、体裁上的流行化等特点。从创作动机来看，多为游戏心态和宣泄心理，并没有过于严谨系统的思考。写作水平也参差不齐，处在比较粗砺的原生态。可以说，网络马华文学推崇的是一种个人化和非专业化的写作模式。在这种写作模式中，自由性必将超越文学性。由此，网络马华文学逐渐偏离了原有的纯文学发展轨道，走向了泛文学的通俗表达。一句话，网络写作所推崇的个性化、非专业性准则对传统马华文学的精英立场是一种解构。如果说马华文学的网络化是在重建文学历史、修补族群文化记忆的话，网络马华文学的游戏化方式则可能使文学在族群的身份重建和记忆存留中所占的分量逐渐减轻，其抗争意味也逐渐消失。有谁会把作者“灵异恐怖”在“书香居原创小说网站”上写的《终结于无限的轮回世界》看成是马华族群的整体寓言呢?它的确是一个孩子以游戏的心态在恣意幻想而已［7］。不过，网络语境中，马华文学在面临文学性弥散的境遇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写作上的解放，由此可能形成与传统马华文学不同的发展路径。研究者需对网络时代的马华文学做出重新定义。

三、马华文学作为跨语境交流的媒介

重新定义网络时代的马华文学，可从网络交流所呈现的“自得和分享”两大结果谈起。所谓自得指的是“网络对于个人表达和自我释放的保证”。传统媒介存在业已成熟的重重过滤机制，经过编辑人和审查机构的筛选，个人的声音会变腔、变调，甚至烙上权力的深深印记。而网络这种新媒体则改变了自上而下的传播机制，将线性传播转化为网状播散，给个人表达留下了技术的空隙，呈现相对清晰的个性痕迹和自我意识。同时，网络又促成了分享意识，这是因为所有的“自言自语”一旦进入网络的互文性空间，就不再是个人的，而是公共的，存在被点击、阅读和复制的可能性。那么，如何定位网络马华文学所获得的自由和所得到的回应呢?网络马华文学所获得的自由首先是表达形式上的。博客写作率性随意、文图音合一的新风格，文学网站上体裁篇幅不限的自我狂欢，BBS论坛、主题讨论组特有的日常谈话风格，都是网络马华文学的表现特征。但这种表达形式的自由是否必然开拓无疆的思想领域、带来文学创作的繁荣?一些新媒体的观察者们不无忧虑地指出在这类写作中“宏大叙事变成日志式的私人化叙事，反映时代/主旋律变为演绎个人琐屑小事”;倘若网络文学本身就需要重新定义，注定和传统文学分庭抗礼的话，那么，网络文学“远离文学的政治命题，关注个体作为主体的生命空间，表现任性自然的情感心灵”的特点就成为了其突出的表征优势。显然，网络马华文学就体现了这样的倾向，在率性随意的个人书写中逐渐远离沉重的历史重荷和族群记忆，进入恣意想象的个人空间。虽然部分马华作家不过是将纸质媒介发表的作品粘贴在论坛、博客和网站上，网络是工具性的;但网络世界所特有的便捷随意，已让他们获取了更多传播与互动的自由。一些文学网站只需注册成功就可以上传作品，博客更是近乎零门槛的网上个人出版形式，只要懂得最简单的文字处理，就可以发帖。对于马华写作人而言，它所带来的创造力如何，尚待观察，但这种自由会让文学更贴近其本然的使命———言志抒情，从而敞开了定义马华文学的另一种视角。可以说，在网络生存中，马华文学不再以族群文化身份的整体重建为诉求，族群将在网络中被放散成更为具体鲜活的个人，各自寻找心灵皈依、社会交往的新天地。

近几十年来，马华文学虽然也通过出版、通信、学术会议、访学等方式频繁与外界互动，但相对网络公开多样便捷的E式联系，那由邮局、电话电报和交通工具链接起来的传统互动方式，不过是潮湿阴暗的地下隧道而已。比起纸质媒介主宰的时代，网络马华文学所能得到的回应在范围、速度等层面发生了很大变化。网络不但让本地的马华作家、评论家和出版人有了及时多样的对话通道，更让马华文学进入到世界华文网络中接受考验，寻找位置。在线发表的马华文学作品、即刻可被全球读者阅读、评论和转载，其浏览量和点击率之高，是纸质阅读方式所难以抵达的。有人不免怀疑，相对知名网站的频繁互动、马华文学的网络互动实在是太小众了。但即便互动范围有限，这种建立在志同道合基础上的小众流，由于倾向于精神融汇和思想碰撞，具有具体和直接的对话意味，与纸质传媒时代有距离感和时间差的评论相比，自然更为鲜活有效。那么，马华文学的网络人气圈是否是传统关系的再现呢?如有人认为，对于中国内地的读者而言，马来西亚华文文学进入视野首先有赖于知识背景的建立、人际关系的熟悉，绝大部分网络读者不过是网下读者的化身，仍在圈子之内。我的看法是，网络文学社群的互动会建构出新的身份意识，而不是旧的圈子意识。自愿成为网络马华文学的互动和分享者，无论其起初的动因和背景如何，都将进入了一种新的对话关系中。以匿名方式浏览马华文学网站及其作品的读者，未必是国籍、族群、组织的代言人，多以个体形式进入到了网络空间。如马华文学豆瓣讨论组，聚集了不同国籍、年龄和性别的人，其中既有异域的马华研究者，也有本土的马华作家，既有持久关注的常驻代表，也有瞬间转身的观光客。由讨论组成员枵燃发起的“为什么加入这一小组”的话题中，组员们提供了五花八门的答案，有的因为喜欢马来西亚华人，有的想通过马华文学想象远方，有的因曾经去过马来西亚，有的想了解华人在海外如何延续自己的文化，有的想知道华语文学在东南亚的延伸情况，有的因为自己是马来西亚人，当然也有马华文学研究者。

组员们动机不一、身份“神秘”，但又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参加这个讨论组，纯粹是兴趣使然，仅仅代表他们自己”。在讨论组中，虽然彼此并不熟悉，却又能像老朋友一样在这里无拘无束地交流意见和思想。这时，“马华文学”就像“糖果、美国、波西米亚风”这类标签一样，成为汇聚拥有共同兴趣人群的符号，并不必然承担政治和身份认同的使命。这是否意味着，一旦卸掉族群认同的狭隘标示，马华文学更容易成为跨语境交往的有利媒介，以文学特有的情感性和想象性来建构一种温馨的网络社交关系呢?当然，分享的持续性仍建立在文学自身的魅力之上，马华文学需要具备更多闪耀的艺术和思想特质，才能引发更多的回应。毕竟，网络上的文学邂逅若要变成持久关注，倚重的是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作品的持续出现。小结按照媒介思想家保罗•莱文森的看法，媒介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玩具、镜子与艺术。一种新的媒介在初始阶段往往被当成是玩具，人们因好奇而发明并使用它;第二个阶段，媒介成为工具，人们将它作为再现的手段，对它的特殊性并不敏感。而第三个阶段，媒介的特性可能被凸显，并形成重大影响，甚至催生某种新的艺术形式，如电影这种媒介最终成为了新的艺术形式。从当下的形势而言，网络对于马华文学而言，仍带有玩具性和工具性，未能在文学的形式和思想内涵层面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力。但我相信，未来网络会对马华文学产生更深刻的影响。

华文文学论文范文第2篇

“拓荒期”新马华文文学研究颇有成绩，主要呈现为如下几个研究向度：

（一）新马华文文学思潮、发展及概况研究关于新马华文文学思潮的研究，归侨作家韩萌的《“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争论及其他》[1]是这阶段最早有所涉及的论文。韩萌认为，从萌芽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那一阶段的南洋华侨文艺活动，“可以说只是中国文艺运动主流的一派支流。”但二战后华籍文艺工作者“也开始正视当地人民的利益这一种神圣任务了”，“马华文艺”创作问题的争论便可证明。作者韩萌进而肯定马华文艺的“独特性”，肯定文学创作和生活的关联性。对新马华文文学思潮研究做出重要成绩的是凌彰的《新加坡华文文学思潮的变迁》。[2]作者首先界定新加坡华文文学概念，“新加坡华文文学是新加坡公民使用本国一种官方语文———‘华文’创作的反映新加坡人思想感情和社会生活的文学作品。这种华文文学作品的作者和题材完全是新加坡的，也就是说它是新加坡的文学，而不是中国文学。”概念特别强调了新加坡公民身份、作为官方语文的“华文”语种和内容的本土性，这是较为严格的界定，一定意义上排斥了“侨民意识”。论文重点依据新华文学的本土特色，将新华文学思潮划分为战前、战后和新加坡独立后几个阶段进行描述。作者认为，“战前的马华文学反映的基本上是侨民的意识”；战后马华文学思潮有新的发展变化，新民主主义文学的肯定和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强调是其一，提倡健康文艺和“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也是新特点；新加坡独立以来的华文文学思潮主要表现为：继承现实主义传统、强调新加坡国家意识、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和开展“建国文学”运动等几个方面，论文肯定新华文学“己逐渐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中心”。总体而言，论文对新加坡文艺思潮在各历史阶段发展特色的概括性论述，有相当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契合新加坡华文文学发展的历史走向。不过，作者对“新华文学”的概念论定，虽有相当的科学性（尤其是强调“华文”是新加坡“官方语文”，表明了新华文学在新加坡国家文学中的正宗地位。这对于大陆学者习惯性认为海外华文文学在华人居住国属于边缘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认知，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也有些失之偏颇，比如它规定“这种华文文学作品的作者和题材完全是新加坡的”，就可以商榷。笔者以为，“作者”是新加坡的，但“题材”不应该限定。只要是“新加坡公民”使用“华文”创作和体现“新加坡意识”的文学，就是“新华文学”了。对新马华文文学发展概况作出重要评述的是陈贤茂、温文认两位学者。1985年陈贤茂就发表了《新加坡华文文学简论》。[3]首先，陈贤茂以二战和新加坡独立建国两大政治事件为外在标记，同时，以“马来亚意识”和建国后新华文学独立发展为内在标准，将新加坡的华文文学史，大略分为三个时期:“一、战前(1919~1942)，二、战后至新加坡独立前(1945~1965)，三、新加坡独立以后(1965~)。”其次，作者依次分析了新华诗歌、散文和小说的发展状况和各阶段特点、代表作家作品，有助于读者对新华文学产生较为系统和感性的认识。陈贤茂的《新马华文文学发展概况》[4]对新马华文文学发展轨迹作了更为详细的梳理和评述。此文有几个观点值得重视。首先，陈贤茂评述“马华新文学”(实际上指的即是新马华文文学)的起源不可忽视，作者肯定“马华新文学”是在中国影响下诞生和发展；其次，作者认为新马华文文学史的分期以杨松年的较为合理，杨松年将七十年来的华文文学史，大略分为战前（1919~1942）、战后至新马分家前（1945~1965）、新马分家以后（1965~）三个时期。陈贤茂依据三时期对七十年来的新马华文文学发展史作了概括性评述，重点评述“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此文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拓荒期”发表，让中国大陆读者可以较为清晰地把握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进程，加深对新马华文文学的认知。温文认的《略论新加坡华文文学》[5]首先将新华文学发展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并对各个历史阶段的新华文学加以细分。三阶段论和杨松年的分期颇为一致，只不过将第一阶段微调为“由萌芽期起至二次大战结束时止(1919~1945)”。论文指出“前两个阶段属于马华文学的一部分。”“第三个阶段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新华文学。”在三阶段论的框架中，作者对各阶段的新华文学再次加以细致划分，给了读者更为清晰的新华文学“图像”。其次，论文对在“新华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小说进行内容与题材分析。其三，就创作方法而言，论文指出现实主义“是新华文学的主流”。可以说，这是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拓荒期”对新华文学发展阶段划分最为细致的一篇论文，它对新华文学各历史阶段的评述有助于国内读者整体把握新华文学的走向，对新华小说的题材、内容分类也加深了读者对之的印象。对新华文学艺术“现实主义”主流的肯定成为后来大陆华文文学研究学者的“共识”。此外，马阳的《抗战时期的马华文学》[6]主要介绍了抗战时期马华文坛，重点对作为马华文学“战斗的营垒”的副刊杂志、文艺社团加以评述。此文富有价值的还有对郁达夫在东南亚的文艺活动和创作的评述。作者说，1939年郁达夫半路接手的《晨星》“是当时出版最正常、最具规模的报纸副刊。”郁达夫把大部分心血倾注在《晨星》上，“既把它办成救亡的战斗阵地，又把它看作培养文艺新人的园地。”在该刊中，马华文学的“抗战救亡”和“抗敌卫马”的主题更加鲜明。这个时期郁达夫的大批时评和杂感，尤其精彩，“他以新的精神面貌、新的艺术境界出现在马华文坛，受到华侨社会各界人土的喜爱。这时的郁达夫，不再是‘颓丧文人’，而是一个杰出的‘爱国者’。”论文对抗战时期的马华文学和身处南洋的郁达夫文学活动，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可以说，1979~1989年中国大陆期刊对新马华文文学思潮、发展进程及概况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陈贤茂、凌彰、温文认三位学者对新马华文文学七十来年的思潮变迁和发展概况的评述，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首先是资料价值，它为后来学者研究新马华文文学提供了基础、依据。其次，三位学者对新马华文文学发展阶段的描述大同小异，对此文学脉络的梳理，使读者可以较为清晰地把握新马华文文学在不同阶段的主题、题材、文学观念、创作特色等诸方面的变迁，加深我们对新马华文文学感性、系统和整体性的认知。

（二）新马华文诗歌研究学者们对新马华文诗歌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三种方式，即“点”“面”结合的诗歌评论、综合性评述和个案分析。陈贤茂的《新加坡华文诗歌发展的轨迹———读新加坡华文诗歌四首》[7]和《新加坡华文诗坛的历史回顾》[8]是最早对新华诗歌加以研究的二篇论文。前文重点是结合新加坡诗歌发展历程，对战后新华诗坛诞生的四首诗歌即米军的《跳“珑玲”》、牧羚奴的《哑子》、杜南发的《野火》和喀秋莎的《海湄夜笺》加以个案分析。陈贤茂认为新加坡战前的诗歌多中国题材、散文化倾向严重；战后初期“有些诗人开始尝试表现‘此时此地’的生活”，“很富有热带的地方色彩。”米军的《跳“珑玲”》即以明快热情的节奏描绘了跳珑玲舞的场面；六十年代初期，现代主义诗风在新华文坛引起骚动。牧羚奴的《哑子》可见一斑。进入七十年代，“出现了‘现代’与‘写实’合流的缓慢趋势。”杜南发的《野火》和喀秋莎的《海湄夜笺》就能看出此趋势。总之，论文“点”“面”结合，既梳理了新华新歌几十年的发展轨迹，同时对四首诗作进行了细读，且艺术分析独到贴切，令人敬服。综观陈贤茂上述二篇论文，作者论述的策略，都是一方面概述性地梳理从战前至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华诗歌的发展轨迹，一方面对各阶段的代表性诗作加以细致的分析，是“点”“面”结合、深入评述的好论文。在1980年代，陈贤茂这种从微观入手、宏观论述的学术风格，对于读者认知较为陌生的海外华文文学，显然很有意义。李庭辉、陈实两位学者对新华诗歌的综合性论述富有创新性。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庭辉的《时代与文艺：战后新加坡华文诗歌的发展初探》[9]为中国大陆读者认识新华诗歌提供了新视野。作者将战后新加坡华文诗歌的发展分为1945年至1966年、1966年至1982年，以及从1982年至今的三个时期，重点分析了新加坡政治势力、时代背景与战后新华诗歌的关系。作者说，“在第一个时期里，(以下简称马共)是华人社会的主要政治势力，因此在二十年左右期间里，华文诗歌活动的情况是左倾的。”当然也有些变化，如1948年马共的和平斗争转为武装起义之后，文艺避开接触到政治问题，转而只就文艺论文艺。“前阶段的写实主义，转变为这一阶段的唯美主义。”铁戈、米军、周粲、杜红等，是第一个时期影响较大的作家。在1966年至1982年期间，马华文艺受到台湾的影响，“取实文艺而兴起的便是唯美主义发展到最高峰的现代派文艺。”一般认为领导现代派的诗人是陈瑞献。1982年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领导的政府提倡建立建国文学，有选择地吸收写实文学和现代派文学的特点，文学呈现为较复杂丰富的姿态。此论文对于新马政治、历史背景的梳理较为清晰，对新马华文诗歌在战后的进程介绍得法，当然，它似乎对于彼此（马华时代背景、政治势力和马华文学）之间关系的论述有生硬之嫌。因此，论文虽给学术界提供了新视野，却也妨碍了作者本人对新马华文诗歌在历史进程中本有的丰富生动性的论述。陈实的《热带岛国的心灵律动———<新加坡华文诗歌选>后记》[10]是一篇不错的新华诗歌研究论文。论文认为，“现代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在新加坡华文诗歌中是一个纠缠在一起的整体概念。”“现代人性的呼唤”和“文化的回归”，也是诗集所显示出来的特点。作者虽然阐述的是《新加坡华文诗歌选》的特点，但实际上也是对新华诗歌发展进程和特点的概论。在个案分析方面，胡凌芝、翁奕波、于燕燕三位作者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胡凌芝的《“有水的地方就有舟，有岸的地方就有歌”———<五月诗刊>巡礼》[11]重点阐述了新加坡《五月诗刊》的创刊意图、方针和诗刊特色。诗刊创刊表达了对大诗人屈原的纪念，屈原诗魂常在并凝聚了各国诗人的力量，而“放眼天下”的办刊方针也使华文文学大放异彩。诗刊体现二大特色，其一，题材广泛，内容多样，大千世界、宇宙万物，尽入诗中。其二，《五月诗刊》是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国家的诗人诗作的大会师、大交流。此文是中国大陆最早对新加坡重要文学刊物《五月诗刊》（创刊于1984年5月）的综合介绍，开启了大陆学者对新加坡重要诗社、诗人群的学术探索，意义重大。翁奕波的《阳刚与阴柔的共振———刘思诗歌赏析》[12]是对1930年代末新华文坛极为活跃的诗人刘思诗歌的评述。作者以诗意的语言评述说，刘思诗歌“立体交叉一样繁复的思想，南海波涛一样汹涌的情感，交汇成一首接一首跳动着时代脉搏的诗篇。”且抗战前后的刘思诗歌具有与情感搏动的轨迹相应的内在音乐旋律，表现为具有两种不同的情感脉络：即“强烈的反法西斯侵略的民族意识”和“深沉委婉的思念故乡故国的缠绵之情”，它们在刘思诗歌中形成两种不同的旋律，谱成了“阳刚与阴柔的共振”。在新马华文文学研究“拓荒期”，翁奕波此文脉络清晰、论述较为深入，不失为一篇较好的研究论文。总之，在1979~1989年，陈贤茂首先开启了新华诗歌研究的先河，并对新华诗歌发展历程和重要诗作作了较为出色的论述。李庭辉、陈实两位学者进一步对新华诗歌作出了深入切实的研究。胡凌芝、翁奕波、于燕燕等学者对《五月诗刊》以及刘思、贺兰宁诗歌的介绍或赏析，又拓展了中国读者对新华诗歌的认知领域。

（三）新马华文小说研究新马华文小说研究中，主要是作家个案研究，有一篇宏观论述新马华文小说发展概况的好论文，是杜丽秋、蔡敏、陈凡的《新加坡华文小说的今昔》[13]。作者肯定新华文学“一开始也曾是中国母土文学的延伸”，但有南洋本土特色。这和很多学者将战前新华文学视为中国文学“支流”的观点有微妙差别，是难得的判断。文章重点是对新华小说的发展阶段加以划分和阐述。论文认为，1919年至1942年，是新加坡华文小说的萌芽期和成长期；战后的1945年至1965年新加坡独立，“是新加坡华文小说迅速发展的时期。……随着‘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论战，促进了新加坡华文文学的蓬勃发展。”七十年代新华文学日趋繁荣，“过去描写华侨在殖民地艰苦劳作、思乡恋旧的题材以及颠沛流离的生活心态，几乎已经完全绝迹，代之而起的是扎根创业、奋发向上、建设新家园的新加坡人形象。”“进入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华文教育日趋式微，新加坡华文小说的创作再次走向低潮。”论文特别指出有异于现代主义对新华诗歌和散文的影响，“现代主义对新加坡小说创作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文章以新华小说是否受中国文学影响、创作数量和质量变化、新加坡重大政治事件为依据进行综合考量，对新加坡小说的发展进程进行了较为科学的划分，其观点基本上为后来研究者借鉴。可以说，这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拓荒期”较有深度的一篇论文。方北方、姚紫、李汝琳、苗秀是本时期最受重视的小说作家，本时期新马小说研究就重在对他们作品的个案分析。《华文文学》创刊号就推出方北方研究论文，即忠扬的《马来西亚华文小说家方北方》，介绍了马华重要小说家方北方的生平及创作，指出方北方的长篇巨著《风云三部曲》（《迟亮的早晨》、《刹那的正午》、《幻灭的黄昏》）“以一个马来西亚华人的身份和观点，来铺写几十年来中国现代史实的小说，而且又是长篇巨著，在中国领土以外的华文写作界来说，可称得是独一无二。”并指出马来西亚《星槟日报》正连载的《树大根也深》这部以马来西亚当地为题材的巨著的完成，“或将给新马文坛建立了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论述《树大根深》的文章还有作家肖村的《一卷雄文柄蔚千秋———读方北方小说<树大根深>》，重点评论该小说的内容主题、人物形象。肖村所采用的评价标准（包括评论术语）接近现实主义传统的文学理论，虽较为欠缺自己的个性，不过对于马华文学史上的老一代华人作家作品而言，也是比较合适的批评方式。陈实的《苗秀前期小说创作论》[15]是1980年代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比较详实、深入的研究论文，也是新马小说作家个案研究最突出的成果。文章分为三部分：“苗秀的作品”、“苗秀的风格”、“苗秀的评价”。“苗秀的作品”阐述了苗秀前期小说的背景、内容、主题、人物形象等，对中篇小说《新加坡屋顶下》作出了颇为深刻的评价。作者说，“在小说中，有着两个世界。一个是娟妓、赌鬼、流氓、小偷、私会党等社会渣滓构成的畸形世界；另一个是善良的赛赛、侠义的陈万、好心的新秋月和银花等人构成的小人物世界。后者是一个温暖的角落，有着人与人之间以沫相濡的友谊、和谐及温爱。苗秀一方面为我们展示了那些受压迫、受歧视的人们所受的生活磨难，一方面通过对这些小人物善良心灵的挖掘传达出对一种美好社会关系的朦胧追求。这不仅是他人道主义精神的反映，也是他要求改革社会的民主理想的艺术化。”“苗秀的风格”部分肯定了苗秀的现实主义风格，赞誉他“创立了新加坡华文文学语言的新风格。”“苗秀的评价”部分，作者说，时代和历史把他推上了史诗作家的位置。但是，苗秀的小说还缺少一种史诗般的雄阔气魄，“这就使苗秀面临一个矛盾的境地———他是处于史诗地位的作家，却未能生产出史诗式的伟大作品。”论文突出对苗秀重要作品的评论，又全面地综合论述了苗秀作品的内容、主题、人物系列、风格，在此基础和前提下，进一步将苗秀的文学创作上升到文学史意义的评估，可谓论述绵密、层层深入。而且对苗秀作品的全面、综合论述，可谓典型的作家论，提升了“拓荒期”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品格。云林的《读<秀子姑娘>》是对于姚紫名作的深入解读。《秀子姑娘》是姚紫南渡新加坡后的第一部小说，1949年在《南洋商报》连载，继而由《南洋商报》印成单行本，“成为新加坡文坛上空前的畅销书。”云林认为，语言的优美、情节的生动、敌国男女恋爱的浪漫是小说吸引读者的“外衣”，“艺术构思的新颖，人物性格的复杂多样，对于战争与人性的深沉思考，则给小说带来了一种内在的意蕴。”“秀子姑娘形象的塑造，是作者对以往人物形象单一化、类型化的突破。”论文对秀子这个人物性格的论述富有新意，并颇为透彻。同时，作者对《秀子姑娘》主题意蕴和成功的人物塑造所体现的文学史意义的评估，也颇为中肯。因此，文章虽短，却有其值得推荐的意义。苏卫红的《李汝琳小说创作浅论》分析了在新加坡华文作家行列有“文艺长跑者”美称的李汝琳小说特征。论文以《新贵》、《漂浮》、《公关荆》、《懊悔》、《内疚》、《姐妹俩》等文本为例，重点分析了作家笔下类型人物：一类是处于新马华人社会多种政治势力较量中的小人物如小政客、小爬虫、市侩人物，一类是生存于新马华人社会生活夹缝中的小人物，即背负生活重担的体力劳动者及受尽歧视的小知识分子。论文认为，作者借小说人物描述，寄寓了惩恶扬善的道德力量。总之，在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处于“拓荒期”的1979~1989年，新马华文小说研究的局面已经打开，主要表现为：其一，方北方、姚紫、苗秀、李汝琳、蓉子等重要新马作家浮出研究的历史地表，并成为此后研究者持续、重点关注的新马作家；其二，新马华文小说发展概况和重要作家文本的主题、题材、人物形象、艺术风格等各方面，都纳入学者的研究视野，也就是说，学者们对新马华文小说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有了全方位的考察视野，为下阶段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的深化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四）新马华文散文研究新马华文散文研究贡献最大、研究最早的是前辈学者陈贤茂。其《散文创作的新尝试———读杜南发的散文<海上>》指出，《海上》是运用现代主义表现手法进行新尝试的独特散文，它没有传统散文中那种实实在在的情、景、事，它使人“模糊地感觉到一种氛围，一种心境，一种情绪”。不过，细读杜南发的《海上》，它也隐约暗示了上世纪东南亚排华，无数华裔被迫漂向怒海挣扎求生的痛苦背景，这是残酷现实的背景。《海上》很短，陈贤茂的解读文章也很短，但却能贴切地把握杜南发散文的情绪和内涵，实属难得。陈贤茂的《对传统的怀恋与对现实的省思———读<归去来兮>和<繁华边缘>》[19]所论两文是新加坡一次“金狮奖”小说组和散文组的第一名，陈贤茂发现它们有近似的思想内涵，“都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淡淡的怀旧情绪，以及一种由于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加速西化所带来的心理负荷和疲惫、厌倦的情绪。”综合小说和散文两种文体，对新马华文文学进行比较论述，陈贤茂开创性的研究思路颇有意义。此外，肖村的《马华文学的郁郁绿荫———<叶的事业>读后》是一篇阅读随笔，肯定甄供及其杂文集《叶的事业》对马华文坛的默默贡献。王振科的《那“一丝小小的爱”———评周粲的散文新作<都市的脸>》[20]从“于细微处见精神”、“于平凡中含深情”、“于朴实中显文采”几个方面，评述了周粲第九本散文集《都市的脸》的特色和风格。王春煜的《南洋的风俗画与风景画———新华作家<莫河散文选集>序》重在对作家散文“乡土”特色和“善于以情为文”特征的论述。当然，作者也指出选集有些篇章的浮浅和直露。可以说，新马华文散文研究比较单薄，学者们关注的作家只有新加坡的杜南发、莫河、周粲和马来西亚的甄供。陈贤茂的研究思路和论述深度都值得肯定，王振科、王春煜、肖村三位学者也开拓了新马华文散文研究的园地，但相较于丰富的新马华文散文创作来说，学者们的研究领域有待拓展，论述也有待深化。

二、中国大陆新马华文文学研究“拓荒期”的意义

在中国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拓荒期”，广东省、福建省的高校、社科院研究机构得风气之先，率先开始了此领域的文学“耕耘”，但研究还限于东南亚和欧美两大华文文学“版块”。由于地缘、血缘因素，东南亚华文文学率先获得中国大陆学者的青睐，成为“拓荒期”中国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重镇和中心。又由于新加坡、马来西亚是东南亚诸国中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种族冲突相对平和、华文文学创作更为繁荣的国度，因此，在“拓荒期”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板块”中，新马华文文学研究是重点和焦点，泰国次之，菲律宾和印尼华文文学研究则处于萌芽状态。

正是因为在中国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拓荒期”，新马华文文学研究处于重镇和焦点的特殊地位，因此，“拓荒期”中国大陆的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也有其特殊的意义。其一，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研究，率先打开了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视野，并将汉语文学研究拓宽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拓展了汉语文学研究的疆界，意义极其重大。自此以后，汉语文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连绵一体，形成世界格局的华文文学研究。我们会发现，汉语文学和英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拉伯语文学、马来语文学一样，在世界格局中凸显其作为重要“语种文学”的地位和价值。其二，在“拓荒期”，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代表了中国大陆学者“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水平，同时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模式，带动了学者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学术热情。在1980年代中国大陆学者热心于新马华文文学研究的时候，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华文文学研究成绩还非常有限（只有泰华文学研究略好），欧美的华文文学研究也还处于起步的“苍白”阶段，许多国家的华文文学研究还是“不毛之地”。就作家个案而言，对身居美国的白先勇和身居瑞士的赵淑侠两位作家的研究，有一定的学术深度。但“拓荒期”新马华文文学研究已经达到了较好的水平，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华文文学研究可资借鉴的学术资源，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华文文学研究的成长起了良好的促进、“导航”作用。

笔者梳理和评述中国大陆“拓荒期”的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不仅具有一般的资料价值，也有利于我们理清中国大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源头和初始阶段的学术价值，进而使学术界对“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发展进程有一个略为清晰的认知“图像”，为学科建设略尽绵薄之力。

华文文学论文范文第3篇

我想说明的是，这个奖学金其实是属于大家的。虽然这其中融入了自己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辛苦，可是，我们大多数背井离乡的博士们哪个又不如此呢?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只是比同胞和同道们幸运罢了。

既然这个奖学金所蕴含的某种意义是属于大家的，这意味着，作为获奖者，我同样也必须为大家的事业和共同利益而奋斗。今天，我们伟大的祖国正在冉冉升起，作为其中的优秀分子，我们有理由为此伟大事业增砖添瓦。

世界的眼光：文学研究的新体验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三年多的求学生活，是我学术思考的最重要转型期和转折点。师从王润华、杨松年等诸位名师，使我获益匪浅。新加坡国立大学良好的学术条件也让我的独立思考和治学有了飞升的空间和可能。

2004年，我的论文集《本土性的纠葛――边缘放逐・“南洋”虚构・本土迷思》由台北唐山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包括：本土反思(宏观观照)、个案探究、讨论中国性和有关经典书目点评。力求通过多视角、多层次，更好地分析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本土性的纠缠与自身问题。数十篇学术论文公开发表。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界的权威学者、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为我的论文集慨然赐序，称：朱崇科是该研究领域中的“佼佼者”，并说，“以朱崇科对文学史及文学理论的深厚训练，未来的批评必有可观，也值得我们继续期待。”

这本书是我两年多来不懈探研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结晶，也是为了弥补上述区域华文文学批评薄弱之处所做的尝试。因为我的立场恰恰消除了本土人做本土文学批评的不便与艰难。因为类似局外人，我可以用更加客观的眼光看待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也能够发现本土研究的不足，同时又以自己的独特学术视野进行新的观照和探索，也避免了许多大陆学者研究新加坡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盲点和弊端。

本土性是一个异常复杂的概念，同时在种种语境下它又承担了太多形形的负重，因此，也难免有人因它的“声名狼藉”将之弃置不用，另谋他途。从某种程度上说，本土性既是一个客观存在，又是被想象和虚构的客体。从此意义上讲，区域华文文学的本土性既可以不言自明，同时在人为／主观操作上，又有它持续开拓的可能空间。易言之，区域华文文学拥有本土性成为该文学的可能的实在特质，同时也是它区隔自我，得以傲立于华文文学之林安身立命的凭籍。另外，正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又被人为复杂化了的概念，我想自己实在有必要重新拾起这个活力四射的概念，好好利用，籍以开拓区域华文文学的新天地。

我想指出的是，也只有我们将本土的眼光扩大到世界华文文学的范围内，我们才可以发现事物的更真实和宏大的面貌，也真正能更好地关照自我，利用他人的外位性(Outsideness)来弥补自己的不足。换言之，本土性的世界眼光恰恰让我们可以勘探华文文学场域和观念的巨大变迁以及更多的可能性。而且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区隔会更大。

总而言之，在本土性的研究中，我始终相信它还有相当大的大有可为的空间。当然，本土性不是一个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也无力／无意将它夸大，让它成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史书写的惟一主线。毕竟于我而言，因为本土性是一个被人漠视和标签化的复杂向度，我愿意用它来关照区域华文文学，力求独辟蹊径，勘探被遮蔽的独特又繁复的文学／文化景观。

我相信，进行开放的本土研究在关注世界、关怀本土的同时也丰富了自我。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我献身学术的主要理由。

当然，我的学术目标绝对不仅仅局限于区域华文文学，而是区域华文文学和大陆文学之间的互动与互补。当然，这个“文学地缘学”宏大目标的坚实立足点必须是区域华文文学。所以，哈佛大学东亚系王德威教授指出，“离开了中国大陆，朱反而发现了华文文学的丰富面貌：不论是他乡是本土，语言文字的流传及其所折射的现象，千变万化，哪里是一二主义或权威所能尽涵？”

比如从文学史学习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只知道鲁迅，郁达夫等在国内的历史，而不知道他们“放逐”海外后的影响力和复杂论争，实在是残缺的视野。而我们国内的文学史教程往往不能克服此缺憾。

做区域华文文学研究，必须兼具内行(insider)和客观(outsider)的双重视野，否则，要么难免一叶障目，要么只是隔靴搔痒。

缘满足上述要求。研究中．我逐步发现了国内该领域研究中单纯文本解读的偏见，以及某些意识的严重滞后。我认为．海外近4年的本土经验对于我研究区域华文文学可谓至关重要。在文学研究越来越成为文化研究的大趋势下。对新加坡本土的实际调查和历练，是我自己在此领域可以逐步超越前辈研究者的宝贵砝码。

学术：作为“志业”的生命内化

沉浸于书斋日久后，我渐渐体味到，学术之于我，可能有着不同的含义：它不仅仅是一个谋生工具，更关键的是，它是我可以托付终生的事业。在我看来，学术中(包含了它本身的实践意义)蕴含着冷静的客观性，同时也包含着可能的创造力、自由独立精神与激情。

明白了这一点，我知道自己不只是被逼无奈的冥思苦想．而是积极主动地吸纳与创造。自己不仅仅是个旁观者，也是个冷静的介入者。所以，我可以在尊重前辈学者的基础上，放开视野，尽量汲取他们的见解，同时也要找出他们所“不见”。

很多时候，陈寅恪先生大风大浪之中对“独立自由”精神与人格的奉行与身体力行式的提倡，已经深深刻进自己的脑海中，并成为一条不可撼动的原则。同时，我也时常找寻自我和顶尖学者之间的差距，并不断提升自我。

我很热爱年轻的朋友――学生也罢，朋友也罢。也非常乐意教学相长，既传授学问和为人之道，也不断提升自我，使自己真正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知名学者。同时，我也尊敬长辈，可以很好地汲取他们的丰富经验，做到薪火相传。

我知道自己的学术事业才刚刚起步，离我自己的理想和目标还有很远的距离，为此，我也在博士论文呈交后，评审与答辩的时间里(通常半年到一年)，不辍读书、思考、著文，为将来的学术奋斗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在我获得博士学位后，母校中山大学以破格晋升副教授的方式“收留”了我。对于这些殊荣和厚爱，不禁让我想起并决意实践1800多年前我的同乡――蜀国名相诸葛亮一生的奋斗精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今天，作为“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获奖者，我们是千千万万中华优秀海外学子中的一员。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放眼长远、高瞻远瞩，要立志成为世界相关领域的优秀分子。

华文文学论文范文第4篇

随着华文文学学科的初步建立，理论性研究得到逐步的深化，有力地推动华文文学学科化的建设。饶子从华文文学的学科化进程与学科建设角度来总结和梳理华文文学的学术史，并提出要继续加强理论建设与拓展，确立学术规范；刘登翰从华文文学的基础性概念“华文文学”、“离散”的历史背景探源与比较分析，进而提出：“华文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一种整合性的视野，是面对‘离散’的一种想像的建构”。来自台湾佛光大学的龚鹏程生回顾了经典争论，剖析出文学理论所面临的困难处境。华人的身份问题历来是一个理论的难点。钱超英和刘小新、朱立立分别从“民族主义”和“承认政治”两个角度出发，审视华人所处的文化处境、弱势身份等，做出了一系列新颖和深入的理论思考。

两岸文学思潮变迁与对话是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也是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热点。在提交的论文里，来自美国德州大学的张诵圣以大陆为背景，考察台湾现代主义文流。她在探索台湾现代主义文学起源的同时，常常反顾到大陆文学对台湾的影响展现出台湾现代主义文学与大陆文学错综复杂的关系，重新审视了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崛起。黄万华教授在描述台湾文学思潮的时候，选择了台湾战后20年政治高压下的文学思潮，并提倡加大对台湾战后文学思潮的研究。此外，陈仲义从诗的变化发展来看待两岸的诗歌，朱双一从台湾文坛“统独”论争的历史与现状，揭开台湾文坛对两岸关系认识的变化。

专题性研究和作家作品研究得到深入，是这次会议的一大特色。与会学者采用多维的角度分析了台湾、香港的作家、作品。如有从现代主义小说创作出发的，有从女性书写角度出发的，有从都市文学出发的，有从台湾作家身份（东北籍、闽籍）出发的等等，呼应了前几届华文文学研究会议里所提倡的应该把华文文学研究深入到具体文体的号召。李瑞腾视角独特地选择了难下定论的台湾最新世代文学，分析了台湾文学在当代的走向。徐学提以龚鹏程的学术生命为分析对象，思考的却是两岸文化土壤的差异。从这些作家、作品分析里可以看到，台湾与香港文学随着华文文学学科的空间拓展，背后蕴涵的相关问题研究得到了逐步的深入，对许多具体的文学现象开始细致地分析，从总体上把握住了台湾、香港文学的人文精神、内在特质、来龙去脉。

新移民文学得到会议较多的关注。新移民文学在理论及实践层面不断深化，王宗法粗略地勾勒了新移民文学的走向；李诠林则从“隔”与“不隔”、“变”与“不变”的关系里，认为“审判隔断”的存在是新移民文学、华文文学的独特魅力所在；刘红林切入到新移民文学的属性里，总结出新移民文学创作中的几个母题；李安东、俞宽宏以留学生文学为例探讨了新移民文学的叙事特点；余禺以美华文学作家为例说明乡土精神在新移民文学内的延伸。蒲若茜提供了美国华人作家“水仙花”与严歌苓对“唐人街”的差异性想像，由此探寻了作家不同的文化立场；陈晓晖透过两大华人神探形象的对比，指出华人身份并没有成为创作者的核心，不过是西方想像的玩偶；刘桂茹则以汤亭亭、於梨华、张翎为中心，着重分析了美华文学小说里的“中国想像”，试图通过这种想像来把握作家的文化心理，强调了其与中国文化复杂交融的处境。

作为海外华人聚集重镇的南洋地区，其华文文学研究也受到与会者的重视。来自马来西亚的许文荣从华人与少数民族这个角度来看马华文学，提出了不同的书写模式：“融入型”、“寓言型”、“展示型”。

华文文学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严歌苓；小说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176-03

严歌苓的文学创作体裁种类多样，被人们众所周知的有中、短篇小说，电影剧本，散文随笔等。但其中最主要的仍是她的小说创作。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严歌苓小说的关注逐步进入更广阔和更为专业的研究领域，并且随着新世纪中国电影事业的大力发展，对严歌苓其人、其文的评论文章也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特别是最近几年，对改编后的严歌苓小说的电影电视剧频频出镜，使得人们关注严歌苓的角度更是日新月异，有增无减。

作为研究综述的时间段，笔者选取了2003年到2013年的这十年间，因为在这十年间，电视剧《小姨多和》《幸福来敲门》以及电影《金陵十三钗》《危险关系》《梅兰芳》等影视作品在电视、电影院里热播，引得人们趋之若鹜，欣赏强大的影视阵容和导演的电影技术之余，也会使得人们关注一下幕后的一切，由此使得知道严歌苓的大陆人群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平民化，用一句尚为流行的话来说是“越来越接地气”。文学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为人民放歌的主题一直指导着人们的文学创作。对于严歌苓研究的论文，学界也在人民的伴随下，投入更多的关注。在中国知网期刊网学位数据库中，以主题作为关键字，可以查出136篇硕士毕业论文，12篇博士论文。对这些论文进行阅读和分析，不难发现研究者和评论者其研究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移民题材作品及重点人物形象的关注

上海复旦大学的陈思和教授曾在他主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提到：90年代以后，在海外华人文坛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作品中，严歌苓的海外题材创作首当其冲，成为当之无愧的代表。海外华人文坛作为一支善于跨域书写的文学队伍，其描述的不仅仅是中国人在异域如何融入当地的主流的生活方式，也在建构着一种抵抗文化失忆和建构身份的精神方式，努力寻求着不同文化的理解与共存，践行着人类文化的多元共存。海外华文文学由于地域等多种原因，学界将其划分三个部分，以东南亚华人为代表的亚洲作家群，代表作家如新加坡的黄孟文、马来作家林幸谦、印尼女作家蒋萸棣等；以生存环境相对宽适的欧洲、大洋洲为代表的澳洲华文文学，代表作家如黄雍廉、华人女作家汪静枝、黄玉液等；还有接纳中国人最多的美洲美国华文文学，代表作家如汤亭亭、赵健吾、谭恩美、严歌苓等。诚然，数量最为众多的海外华人聚居地――美国，以海外题材作为作家的主题似乎是无可避免的。正如陈思和教授所言，海外题材的两大对象是留学生和移民。而对留学生和移民的生存与生活等种种的关注是严歌苓海外题材创作中较为高质高产的。短篇小说《少女小渔》《海那边》《女房东》《红罗裙》以及长篇小说《扶桑》《人寰》等，当然还包括近几年被改编在国内风靡一时的几部电影，注定着其文其人会引起了国内研究者的关注。公仲在他的《论新世纪新移民小说的发展》（《小说评论》2012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新世纪十年……但因视角转换，视野高远，题材出新，特别是加大了历史的蕴藏量，使这方面的新移民小说，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新移民文学可以引领当代小说，与国内的那些优秀的小说共同傲居中国当代文坛的巅峰。”恰恰严歌苓就是这种新移民文学中的一位杰出代表作家。她善于从自己由故国到异邦的双重人生经历中进行对比和总结，正如严格歌苓小说《人寰》中表现的那样，将自己在中国的小时候和长大了在美国的自己做对比，指出各自的不同时期的心理，从而让读者在成熟后的自己的剖析和心理暗示下，指出人性中那些只有在你长大后才得已明白小时候的种种不让人理解的眼神、言语和行为。同时文章指出了严歌苓小说的高明就在于“小故事中见大历史，小家庭见大社会，小人物见大时代，一切尽在不言中，尽在自然而然的流露中”。比如《陆犯焉识》，将知识分子陆焉识的一生命运与中国近当代政治相联，小人物之下所联系的家庭、家人的命运也随之发生几代人无法改变的事实，展现了中国那些风起云涌的岁月里生命可能达到的高度。公仲的评说可以说是一语道破严歌苓小说的特点所在。此外，还有不少文章关注严歌苓移民题材的作品，如首都师范大学的王震亚教授的《人文关怀的真切表现――试论严歌苓的移民小说》（《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0年第3期）一文，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现了移民的生态与心态，细致的分析令人认识更为全面、深刻和系统。

同时，对人性的思考是一直贯穿严歌苓小说中的主题。因此，对其人性的关注也是不少研究者认为深度研究的契点所在。另外，研究者对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的关注可谓是洋洋大观，其中研究者最为衷情的作品有《第九个寡妇》《扶桑》《小姨多鹤》，因此也形成了具有一定名词解释的“地母形象”、“神女――女神”。华侨大学中文系的李培在她的《雌性的魅惑――试析严歌苓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独特内涵》（《华文文学》2004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严歌苓一直致力也擅于书写女性身上的雌性特征，从《雌性的草地》中可见一斑。而通过对扶桑、小渔、海云等众多女性形象的描绘来表明，她们一直用女性自身所特有的最明显的特征――母性，去颠覆传统中男强女弱的观念。同时，也从母性，也可以说是雌性的延伸――，展现女性精神与肉体的斗争，从而表现人性的完整，原始、神秘的氛围自然在小说的文本中自然显现出来。分析透彻，语言犀利，对于研究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具有启示性的意义。缪丽芳在她的《雌性・母性――严歌苓小说〈扶桑〉中的情绪分析》（《华文文学》2006年第6期）一文中运用了跨学科的原型理论来解读《扶桑》，精细地分析了雌性和母性在人类学上的区别与意义，以及作者的创作动因，指出“雌性，不仅作为分析的对象而存在，还是人类心灵与生存状态的一种启示”。运用原型理论对其分析的方法让人耳目一新。此外，除了对这些小说的人物形象和所代表的寓义进行深试分析外，还有从叙事学、文体学、语言学角度对这些作品进行分析的，以重点篇目为例的研究可以说是细致入微。

二、进行作品的比较研究

近些年，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点的不断饱和与更新，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也日益在研究方法中展示其越来越与众不同的魅力。同时，同一学科领域下的文学的比较也日益繁盛，古代与现代、中国与外国、大陆与海外的比较，都在不断地充盈着文学理论的丰满与多元。仅从十年间所得出的136篇硕士毕业论文、12篇博士论文中，不难发现有许多论文是运用了比较文学和文学的比较两种方法将严歌苓跨时空、跨地域、跨种族地比较；同时比较的对象同样多种多样，有外国作家、古代作家、大陆作家、华人汉语作家，以各种方式言说着严歌苓。陈晓辉的《当代美国华人文学中“她”写作：对汤亭亭、谭恩美、严歌苓等华人女作家的多面分析》，（2003年，福建大学博士论文）将严歌苓与美国当代华裔文学领域内备受关注的女作家谭恩美、汤亭亭、任璧莲作比较，指出严歌苓创作的“文本是东西方冲突和个人文化抉择的体现”。从文中我们可以得出同为华人女作家，严歌苓的东方书写与个人化的视角，丰富了美国华人女性文学，使其呈现了宝贵的多元化特色。张春蕾在《金陵罹难的艺术观照与反思――赛珍珠〈龙子〉与严歌苓〈金陵十三钗〉比较研究》（《苏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三期）中指出“两部作品都是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为题材创作的小说”，二者选择相同的来源以不同的视角（一个宏大，一个微观）来再现历史史实，以关注构成历史的人和人的精神，分析了两人多角度的不同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风貌的原因。刘艳的《女性视阈中历史与人性的双重书写――以王安忆〈长恨歌〉与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为例》（《文艺争鸣》2008年第6期）认为，“王安忆与严歌苓是中国当代作家中将张爱玲揭示人性千疮百孔这一脉艺术探索与文学书写方式继承下来的最为典型的两位女作家”，然后以《长恨歌》和《一人女人的史诗》为依托来比较王安忆与严歌苓的创作，指出两位作家在历史观念和文学叙写方面，有着许多的相通气蕴与不约而同，以此来指出，张爱玲、严歌苓、王安忆都凭借着女性和她们个体所特有的视阈，双重地书写了女性所体验出的历史与人性。

三、文化意蕴中彰显出的作家身份

严歌苓作为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一位颇负盛名的作家，其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文化意蕴，往往让人讶异这些作品是出自一个女作家之手。于是有的研究者从她的性别入手，将她归置于女性主义文学的研究范围之内，尽管大家都知道女性主义文学的外延是何其的宽广；也有的研究者从文化归属、种族的角度进行研究，当然这类研究更多的集中在以移民为主题的小说中。汕头大学文学院的张长青在《在异域与本土之间――论严歌苓新移民小说中的身份叙事》（《华文文学》2004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身份的叙事是严歌苓，甚至也包括其他新移民作家小说的基本表征之一。”他认为严歌苓的身份叙事有三种类型，一是为“弱者”的代言，然后赋予“弱者”以力量超越自我。二是以“局外人”的身份进行反思。以一种“局外人”、儿童的目光来对祖国进行谛视，让人在读罢作品后，产生无可名状的悲哀与心痛。三是“边缘人”的无根与无奈。在中西两种文化的连接线处――如同生活在城乡结合处的人一样――成为被本土不爱、异域不要的“边缘人”，无根的飘摇与无奈而又无法排解的心情力透纸背。文章以她的小说为例，详细地分析了她认为的这三种身份。旅美作家吕红在她的《海外新移民作家的边缘写作及文化身份透视》（《华文文学》2007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了大陆的女作家由于种种原因来到海外，不得不从外在到内在接受海外生活与文化等多角度的洗涤，在这心灵与外在双重的蜕变下，为了更好地生存与生活，一种跨越了地域、超越种族和漠视无形之牢笼的精神归属正在逐步建立。所谓的身份认同不再是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而是如何在异域中获得他人对自己身份上的认同，似乎这个认同是移民生存与生活的基础。用严歌苓自己的话就是“无所归属”，更是验证了移民在异域生活与生存的无根，“失语”、“文化边缘人”、“文化尴尬”等都体现了海外移民的迷失。

纵观十年来对严歌苓的小说研究，研究的文章委实不少，但是从研究者所选的一些作品来看，对作者戎马半生的军旅生活为题材的《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等作品的研究却不多。研究者似乎更愿意把目光集中在她出国后的作品，尤其以《扶桑》为代表的女性形象分析的论文，数目繁多，角度全面，以至很少再出新意。其实，严歌苓出国前的作品，是在未接受专业培养下的创作，其作品深度是更能体现人性主题的意义与作家的心理。同时，除了作家代表作和一些被改编成电影的中短篇小说外，其他的短篇小说很少有人涉及，研究的片面性就自然地显现出来。通过本人对严歌苓小说研究书目的关注，发现以书的形式出现的只有庄园主编、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女作家严歌苓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讲这只是一部“论文集+访谈录”，没有出现像其他作家似的研究者一人专门研究严歌苓的专著。因此，可以说是缺乏成体系的研究。对于严歌苓其人、其文的研究，个人觉的如果可以做到微观和宏观结合，分析与综合统一，长篇和中短篇并重，想必会推动严歌苓研究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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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朱立立.身份认同与华文文学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2〕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3〕刘登翰.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4〕李仕芬.男性叙述下的女性传奇――读严歌苓《倒淌河》[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3（4）.

〔5〕李亚萍.论严歌苓小说中人物的失语症[J].华文文学，2003（3）.

〔6〕严歌苓.花儿与少年[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

〔7〕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M].厦门：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

〔8〕严歌苓.波西米亚楼[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9〕江少川.走近大洋彼岸的缪斯――严歌苓访谈录[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6（3）.

华文文学论文范文第6篇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触碰交流始于公元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而伴随着中国国家物质基体的制度化转变以及华人群体的迁徙性全球蔓延，作为文化传染重要组件的华文文学也开始突破空间地域的局限而衍化滋生为世界性的文学群落。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清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群体的文本译介、民初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表体形式适应性改良与价值内涵探索糅以及当代华人文学世界的新兴创作群体开始立足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的三大阶段的演变进程中，多元文化语境下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表体形式层面的各自异同以及内涵诉求位阶的彼此交融的态势环节，则是切实针对地进行这一二元文化系统的剖解析释的肯綮。

笔者在下文中，将以近现代英美文学与现当代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系统中的表体形式特征展现下的骨架构筑、情节铺陈、意象创设以及内涵本质诉求位阶的意识传播、理念折射、价值宣扬等框架类别下的比对参照、挖掘探究作为学理解析的基点导向与途径方式，从而进一步释放散发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人文价值层面的交互糅合之芒。

一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文化语境的整体概述

1 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基体架构

英美近现代文学的人文内核是在基于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不仅完整地承袭了之前欧洲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所倡导追求的社会群体在渐进发展的物质社会下的自我价值凸显、自我精神救赎、自我警醒变革，而且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也在此基础上适时结合工业文明的阶段现状，逐步上升为个人主体自我创造与社会系统协同变革的理念导向与价值诉求，突出表现就是光怪陆离的文学流派下的文学载体的表体的语言语法的再创式运用、手法技巧的多元化展示以及内在的内涵诉求的另类性表达、普世理念的同一化宣扬。

由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大单元的基体架构并未根本动摇散释，所以其流派风格所对应的文学载体的文化语境也明显划分为两大导向下的模式结构，即一方面是在现实主义基本框架下的集中性、理性式、群体化的语境表达，诸如英国的狄更斯、哈代、萧伯纳、毛姆以及美国的马克·吐温、欧·亨利、杰克·伦敦等等；而另一方面则是基于现代主义中的脱胎于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意识流等文学理念下的个体化、纯粹性、意象式的语境体现，诸如英国的王尔德、伍尔芙、劳伦斯以及美国的狄金森、庞德、福克纳等等。

2 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属性特征

华文文学与英美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意义上的基体碰撞，则是在中国国家物质实体呈现裂变、社会群体思潮渐兴鼎革的特殊阶段背景之下产生的一种被动困境下的主动接纳的文化现象。而胡适、鲁迅、沈尹默、钱玄同等以中国文学现代化改革为诉求的先驱群体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在中国传统文言文基础上结合进行英美文学进行白话文语言形式上的改良型试验以及渐进式探索，积极译介英美文学作品作为改革之刃，从表体形式到内涵诉求对既存的中国文学系统进行了全面切实的改进试行。

伴随着作为中国文学生息繁衍的精神殖体的儒家思维的渐次解体、白话文作为中国文学现代语言的普及适配以及英美文学在形式内容上与中国本土文学的渐染糅杂，中国文学乃至后来由外迁的华人群体所形成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共同构建的华文文学现代意义上的文化语境也终于破茧而出，那就是在传承改良中国传统儒学体系的社会群体化价值思维的概念框架下进行文学层面上的表体形式与内涵诉求混合交融的和而不同的整体态势化的推衍延伸，从而表达宣扬华人群体的修齐治平的慎己处世理念。这与英美文学的文化语境的差异就在于其形式内容的单一原体性，而无论华文文学在具体细微的语言词组调度、语法语式变换、情节层次铺陈、思维模式绽露、价值理念宣扬等层面如何演化渐变，具备中国传统意象意境表体特征与内涵价值的以小我见大我、凭平和融激戾、谋不同求共存的淳厚绵长的语境气息都始终闪现，而且历久弥新，这也是华文文学的价值魅力之所在。

二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表体形式层面的彼此同一

英美近现代文学由于是在19世纪之前的欧洲文学的基础殖体上的升华拓展，所以不可避免地会受其导向影响而倾于表象形式对于旧存文学的传承模拟。而且，由于欧洲文学中以古典基体为核心的文学要素普遍都具备显著鲜明的文学层面的价值营养，所以近现代的英美文学的作家群体也乐于从既有的文学传统基体中激发灵感来源、寻觅创作素材以及提炼辅助片段，从而进行文学创作表体形式的具体构筑、修饰改良、探析再造，进而营造所对应的文化语境。

而华文文学的作家群体也普遍秉持“借古喻今，托旧出新”的基本创作思维理念，注重从华文文学的中国文学母体中提炼汲取裨益营养，并结合现代中文以及英美语言的各自属性与彼此特征的契合点，从而创设内核中式、表象混合的专属于华文文学的文化语境。所以，在这一对既有文学体系在表体形式传承改良的层面上，二者具备普遍的客观同一性。

以在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中都具有阶段影响力的象征主义诗歌为例，英国诗人艾略特的《荒原》中就引用、化用了相当一部分古希腊古罗马神话文学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以及掌故说理，从而作为诗歌实体铺展形式、丰实内容的辅佐。例如，《荒原》的题辞：“是的，我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当孩子们问她，‘西比尔，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死’”。在古希腊神话故事体系中，西比尔是被太阳神阿波罗爱恋并被施给预言神力的女祭司，但由于她沉浸于短暂的放任于迷失之中，所以忘却向阿波罗讨要青春与健康，终被困于暗寂的魔瓶之中，永受不死肉体的物理摧残与渐灭灵魂的精神磨蚀。艾略特借助这一典故化的文学意象，揭示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社会系统物质实体的衰亡与社会群体精神内核的幻灭，进而也将知识分子群体所独有的个人主义式的厌世迷惘、困惑彷徨的普罗米修斯之悲在文化语境上表露无遗。

而在同一时期的中国文学体系内的诗人群体也纷纷使用了类似的表现手法来进行传承革新。例如，戴望舒在国内国民革命失败无果后的“寡民忧结”的《雨巷》，以及卞之琳在江南情结浸染下的“化古融欧”的《白螺壳》等代表性作品，都是在继承中国古典文学内涵理念的前提基础上，结合其所接触理解的英美文学的形式内容的契合点，从而进行的现代中文的语言词组重构、句式句法再创以及意象意境新辟。例如，戴望舒《雨巷》中的“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的主体意象就精妙无迹地化用了南唐后主李 的《摊破浣溪沙》中的“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从而抒发了迷惘无计、欲行无路的以家国复兴为己任的文人情怀；而卞之琳《白螺壳》中的“小楼”、“石阶”、“小碧梧”则是创造性地将古诗古词的典范意象与现代中文下的英美化的语法句式衔接交互，从而营造了“微愁不弃、玲珑柔婉”的独具魅力的艺术化的感染氛围。而表体形式的渐变改观并未从根本上削减中国式的文化语境的延续衍化，“承古革新，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学乃至华文文学的永恒无改的基本创作理念与核心价值导向，而具体直观地表现在文学载体的形式层面就是“中学为主，次糅英美”。

三 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的交互糅合

伴随着世界经济物质基体的膨胀性扩充以及全球社会群体意识的普世化延伸，现当代文学系统的发展拓延也呈现出新阶段下的新趋势。英美文学凭借英语语言作为世界性语言交流通用工具的先天优势而呈现强烈的类“扩散侵入式”传染，并基本上占据了人文主义文学体系的全球性的主体地位。而华文文学则在华人群体的全球性迁徙、繁衍的态势背景下逐步融入当地区域的文化系统之内，并渐次衍生构筑了独具特色的海外华文文学体系，从而与英美文学形成分庭抗礼之势。而这一阶段时期的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具体细致的表体形式层面的意象创设、语言驾驭、句式运用已经渐次模糊，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差异化意识理念与同一化普世价值在文学载体上的融合实现，这一现象在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大中华文学地区已经渐次显现。而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中，由于长期渐进的文化磨合，所以已经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理论探索支撑与实践验证指引，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的内涵诉求层面上的本土化融合交互就更为突出明显。而在对于华文文学精神核心的中国文化价值理念的实效态度上，无论是大中华地区抑或海外华人地区，上传承改良、取精去糟则依旧是基本固定的导向之一。

英美文学的精神基体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所倡导追求的是个人主义下的积极寻求抗争、平等追逐自由、公平参与竞争、实现博爱共存，由于这一具备传承性的精神财富也始终作为英美文学生息繁衍的主动脉而跃动出鲜活张扬、普世大同的人文气息，从而就使得直观有效地“拿来”作为进行社会群体精神革命的理论指导与实践武器的实效性得以获得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群体的普遍认同，这一元素在文学概念中也极为契合。而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国家实体也在真正意义上开始了现代工业文明的前进探索，现当代英美文学的人文主义内涵诉求又再次契合了彼时中国文学形式内核亟需调节改良的文化基因的革命化属性，加之海外华人作家群体积极地进行华文文学在本土化文化语境下价值诉求层面的中国式理念的表达宣扬，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在文化语境内涵诉求位阶层面的交互糅合也渐趋加速。

而在英美当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商业化包装作为文学载体外表，进而表达自由平等诉求、宣扬共存协作、追求世界大同等普世价值的史诗幻想文学开始大行其道，这一借助传承改良表现形式进行文学载体的内涵价值更新，从而表达阶段时期内社会群体的精神诉求也无疑为当代英美文学与华文文学的创作鼎革开辟了全新多元的理论模式与实践方向。而同一时期的华文文学系统内的作家群体也开始更为集中式、理性化地解析探究中国主体式的思维理念与行为模式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系统内的适配交融，通过一系列民族反思文学、乡愁文学、移民文学以及本土化文学的实践谈说，尝试将多元语境下的文学层面的内涵诉求理论转化为可供实践操作的实效性的社会处世理念与行为准则，进而完成华文文学与英美文学在精神内涵价值理念上的交互糅合。

四 结语

华文文学论文范文第7篇

一个学科的史料建设，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这 个学科当前理论研究的水平和预示着今后研究发展的方向。作为近二十年才逐渐兴起的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料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1982年在暨南大学召开的首届台 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上，香港作家梅子曾呼吁重视“资料搜集”工作，“千方百计设 立资料中心”(注：梅子：《参加首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的印象与建议》，见《台湾 香港文学论文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第265页。)。2002年1 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饶péng＠①子会长展望 学科未来前景，再次强调“大力加强这一领域的史料学建设”。因此，有组织、有计划 ，全面而系统的史料建设(包括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研究等专题性史料，作 家辞典、文学大事记、报刊目录索引等工具性史料，创作回忆录、作家访谈等叙事性史 料，文学大系和选集、作家全集和文集等作品史料，作家自传、日记、书信等传记性史 料，文学活动实物、作家影音录像等文献性史料以及考辨性史料等)，已是刻不容缓的 当务之急。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 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 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 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 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 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 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 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 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 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 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 》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 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 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 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 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 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 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 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 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 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 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 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 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 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 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 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 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 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 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 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 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 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 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 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 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 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 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 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 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香港学者黄继持教授认为：“资料的充分搜集是写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史料或史 料不足的‘历史’只能是‘神话’(myth)。神话可以有情感上或训诲的功能，但往往认 知功能不足。现代史学建基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价值。 今日虽然有人对‘客观性’质疑，但写‘史’总不能脱离‘史料’。”(注：黄继持： 《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 社，1998年版，第80页。)大陆学者黄修己教授也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 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 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注：黄修己 ：《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见《艺文述林2· 现代文学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页。)研究台港澳及 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 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 当大的难度。南京大学刘俊博士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程时，曾指出：“台港暨海 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资 料的匮乏和获取资料的不易这样的问题。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 殊，使得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的困难而处于一种相当被动 的状态，‘看菜吃饭，就米下锅’几乎成了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随着大陆对 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网络运用的日见普及，这种情形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讲，研究 资料的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资料的不能充分占有常常会对研究造成 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品质和诚信度。”(注：刘俊：《从研究白 先勇开始……》，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 月第1版，第297页。)再加上渠道的不通畅，许多华文文学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图书馆 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间个人手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 者”又秘不外传，没有把资料当成“天下公器”，“全面公开”，“让更多研究者从不 同角度写成公允的评价或理论”(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 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更给这个学科的发 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香港作家梅子在1985年指出：“假如有更多的研究者，将自己拥 有的资料无私地拿出来公开交流，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之后，在这一领域里，国内 会有更新的突破。起码，有关的推介和研究，将可能永远摆脱‘抓到什么，就钻什么’ 的蹇局，走上有计划、有系统、有‘点’也有‘面’的坦途。”(注：梅子：《建起一 座桥梁：散放温暖的鼓励——序梁若梅选编的＜一夜乡心五处同＞》，见《香港文学识小 》，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第1版，第327页。)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 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

在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直致力于香港文学资料的整理 和研究工作。卢玮銮教授并且慷慨捐赠个人的剪报、目录，于1999年促成藏有丰富香港 文学研究资料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建立“香港文学资料库”。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个系 统化的香港文学资料网，收有资料6万条，包括16种香港报章文艺副刊作品、40种香港 文学期刊索引和6000本著作。“香港文学资料库”除基本检索功能外，还提供部分文艺 副刊和期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更是成立了“香港文学研究 中心”，卢玮銮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及召集人，该中心主要工作是将日渐散佚的香港文学 资料，做系统性整理和研究，并制定了长短期工作目标：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在台湾，几十年来有关筹设文艺资料中心的呼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992年9月《文讯 》杂志曾策划组织“现代文学资料馆纸上公听会”专辑，吴兴文、林景渊、林庆彰、秦 贤次、张默、张锦郎、杨文雄、郑明＠②、隐地，龚鹏程等十位专家，就“我心目中理 想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各自发表了意见。台湾“文建会”也在1993年9月7日召开“现代 文学资料馆”第一次规划小组会议，宣布初步的规划及发展目标。1998年，台湾世新大 学“基于文史资料保存及华文文学推广之实际需要”，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典藏 中心”。据世新大学中文系主任王琼玲博士介绍：总计划由该校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启 方教授主持：第一子计划“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与网站之建置”，由该校图书馆赖鼎铭 馆长负责整理规划所有资料，由图书资料管理学系庄道明主任规划国际网络；第二子计 划“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英文系主任陈鹏翔教授主持，协同主持人 为钟怡雯和陈大为；第三子计划“美加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中文系廖玉蕙 博士主持；第四子计划“大陆地区华文文学研究资料搜集”，由王琼玲博士主持。目前 ，中心已收藏有台湾“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捐赠的该会所有档案、图书及作品，还希望 藉此扩大搜集全世界其他华文文学组织的档案、资料、私人收藏的著作及作家作品，成 为台湾乃至全世界收集海外华文文学资料最完备的中心。

在大陆，2001年10月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 ”上，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吴奕qí＠③主编通报了汕头大学将要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网站这一讯息，表示今后不仅《华文文学》杂志上网，各种相关资料信息也上网，以赋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新的活力。2002年5月29日于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饶péng＠①子会长就史料建设工作做了部署，初步拟议在福州和厦门建成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广州建成港澳文学资料中心，在汕头建成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编辑有关的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文学活动大事记、作家辞典、研究论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书，有选择有侧重地选编出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包括各国、各地区作品总集、各文体作品选、著名作家文集等。

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将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 更需要“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需要大陆、台港澳和海外的互动，作家、评论家和 史料工作者的互动，研究机构与出版单位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促成世界华文文学研 究的健康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艹下凡

＠②原字左女右利

华文文学论文范文第8篇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香港学者黄继持教授认为：“资料的充分搜集是写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史料或史料不足的‘历史’只能是‘神话’(myth)。神话可以有情感上或训诲的功能，但往往认知功能不足。现代史学建基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价值。今日虽然有人对‘客观性’质疑，但写‘史’总不能脱离‘史料’。”(注：黄继持：《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大陆学者黄修己教授也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注：黄修己：《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见《艺文述林2·现代文学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页。)研究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南京大学刘俊博士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程时，曾指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资料的匮乏和获取资料的不易这样的问题。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殊，使得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的困难而处于一种相当被动的状态，‘看菜吃饭，就米下锅’几乎成了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随着大陆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网络运用的日见普及，这种情形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讲，研究资料的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资料的不能充分占有常常会对研究造成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品质和诚信度。”(注：刘俊：《从研究白先勇开始……》，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7页。)再加上渠道的不通畅，许多华文文学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图书馆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间个人手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者”又秘不外传，没有把资料当成“天下公器”，“全面公开”，“让更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写成公允的评价或理论”(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更给这个学科的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香港作家梅子在1985年指出：“假如有更多的研究者，将自己拥有的资料无私地拿出来公开交流，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之后，在这一领域里，国内会有更新的突破。起码，有关的推介和研究，将可能永远摆脱‘抓到什么，就钻什么’的蹇局，走上有计划、有系统、有‘点’也有‘面’的坦途。”(注：梅子：《建起一座桥梁：散放温暖的鼓励——序梁若梅选编的＜一夜乡心五处同＞》，见《香港文学识小》，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第1版，第327页。)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在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直致力于香港文学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卢玮銮教授并且慷慨捐赠个人的剪报、目录，于1999年促成藏有丰富香港文学研究资料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建立“香港文学资料库”。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个系统化的香港文学资料网，收有资料6万条，包括16种香港报章文艺副刊作品、40种香港文学期刊索引和6000本著作。“香港文学资料库”除基本检索功能外，还提供部分文艺副刊和期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更是成立了“香港文学研究中心”，卢玮銮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及召集人，该中心主要工作是将日渐散佚的香港文学资料，做系统性整理和研究，并制定了长短期工作目标：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在台湾，几十年来有关筹设文艺资料中心的呼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992年9月《文讯》杂志曾策划组织“现代文学资料馆纸上公听会”专辑，吴兴文、林景渊、林庆彰、秦贤次、张默、张锦郎、杨文雄、郑明②、隐地，龚鹏程等十位专家，就“我心目中理想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各自发表了意见。台湾“文建会”也在1993年9月7日召开“现代文学资料馆”第一次规划小组会议，宣布初步的规划及发展目标。1998年，台湾世新大学“基于文史资料保存及华文文学推广之实际需要”，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典藏中心”。据世新大学中文系主任王琼玲博士介绍：总计划由该校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启方教授主持：第一子计划“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与网站之建置”，由该校图书馆赖鼎铭馆长负责整理规划所有资料，由图书资料管理学系庄道明主任规划国际网络；第二子计划“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英文系主任陈鹏翔教授主持，协同主持人为钟怡雯和陈大为；第三子计划“美加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中文系廖玉蕙博士主持；第四子计划“大陆地区华文文学研究资料搜集”，由王琼玲博士主持。目前，中心已收藏有台湾“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捐赠的该会所有档案、图书及作品，还希望藉此扩大搜集全世界其他华文文学组织的档案、资料、私人收藏的著作及作家作品，成为台湾乃至全世界收集海外华文文学资料最完备的中心。新晨

在大陆，2001年10月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上，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吴奕琪③主编通报了汕头大学将要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网站这一讯息，表示今后不仅《华文文学》杂志上网，各种相关资料信息也上网，以赋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新的活力。2002年5月29日于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饶鹏①子会长就史料建设工作做了部署，初步拟议在福州和厦门建成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广州建成港澳文学资料中心，在汕头建成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编辑有关的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文学活动大事记、作家辞典、研究论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书，有选择有侧重地选编出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包括各国、各地区作品总集、各文体作品选、著名作家文集等。

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将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更需要“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需要大陆、台港澳和海外的互动，作家、评论家和史料工作者的互动，研究机构与出版单位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促成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艹下凡

②原字左女右利

华文文学论文范文第9篇

一个学科的史料建设，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这个学科当前理论研究的水平和预示着今后研究发展的方向。作为近二十年才逐渐兴起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料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1982年在暨南大学召开的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上，香港作家梅子曾呼吁重视“资料搜集”工作，“千方百计设立资料中心”(注：梅子：《参加首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的印象与建议》，见《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第265页。)。2002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饶péng＠①子会长展望学科未来前景，再次强调“大力加强这一领域的史料学建设”。因此，有组织、有计划，全面而系统的史料建设(包括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研究等专题性史料，作家辞典、文学大事记、报刊目录索引等工具性史料，创作回忆录、作家访谈等叙事性史料，文学大系和选集、作家全集和文集等作品史料，作家自传、日记、书信等传记性史料，文学活动实物、作家影音录像等文献性史料以及考辨性史料等)，已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香港学者黄继持教授认为：“资料的充分搜集是写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史料或史料不足的‘历史’只能是‘神话’(myth)。神话可以有情感上或训诲的功能，但往往认知功能不足。现代史学建基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价值。今日虽然有人对‘客观性’质疑，但写‘史’总不能脱离‘史料’。”(注：黄继持：《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大陆学者黄修己教授也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注：黄修己：《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见《艺文述林2·现代文学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页。)研究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南京大学刘俊博士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程时，曾指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资料的匮乏和获取资料的不易这样的问题。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殊，使得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的困难而处于一种相当被动的状态，‘看菜吃饭，就米下锅’几乎成了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随着大陆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网络运用的日见普及，这种情形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讲，研究资料的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资料的不能充分占有常常会对研究造成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品质和诚信度。”(注：刘俊：《从研究白先勇开始……》，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7页。)再加上渠道的不通畅，许多华文文学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图书馆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间个人手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者”又秘不外传，没有把资料当成“天下公器”，“全面公开”，“让更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写成公允的评价或理论”(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更给这个学科的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香港作家梅子在1985年指出：“假如有更多的研究者，将自己拥有的资料无私地拿出来公开交流，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之后，在这一领域里，国内会有更新的突破。起码，有关的推介和研究，将可能永远摆脱‘抓到什么，就钻什么’的蹇局，走上有计划、有系统、有‘点’也有‘面’的坦途。”(注：梅子：《建起一座桥梁：散放温暖的鼓励——序梁若梅选编的＜一夜乡心五处同＞》，见《香港文学识小》，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第1版，第327页。)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在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直致力于香港文学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卢玮銮教授并且慷慨捐赠个人的剪报、目录，于1999年促成藏有丰富香港文学研究资料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建立“香港文学资料库”。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个系统化的香港文学资料网，收有资料6万条，包括16种香港报章文艺副刊作品、40种香港文学期刊索引和6000本著作。“香港文学资料库”除基本检索功能外，还提供部分文艺副刊和期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更是成立了“香港文学研究中心”，卢玮銮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及召集人，该中心主要工作是将日渐散佚的香港文学资料，做系统性整理和研究，并制定了长短期工作目标：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在台湾，几十年来有关筹设文艺资料中心的呼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992年9月《文讯》杂志曾策划组织“现代文学资料馆纸上公听会”专辑，吴兴文、林景渊、林庆彰、秦贤次、张默、张锦郎、杨文雄、郑明＠②、隐地，龚鹏程等十位专家，就“我心目中理想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各自发表了意见。台湾“文建会”也在1993年9月7日召开“现代文学资料馆”第一次规划小组会议，宣布初步的规划及发展目标。1998年，台湾世新大学“基于文史资料保存及华文文学推广之实际需要”，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典藏中心”。据世新大学中文系主任王琼玲博士介绍：总计划由该校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启方教授主持：第一子计划“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与网站之建置”，由该校图书馆赖鼎铭馆长负责整理规划所有资料，由图书资料管理学系庄道明主任规划国际网络；第二子计划“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英文系主任陈鹏翔教授主持，协同主持人为钟怡雯和陈大为；第三子计划“美加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中文系廖玉蕙博士主持；第四子计划“大陆地区华文文学研究资料搜集”，由王琼玲博士主持。目前，中心已收藏有台湾“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捐赠的该会所有档案、图书及作品，还希望藉此扩大搜集全世界其他华文文学组织的档案、资料、私人收藏的著作及作家作品，成为台湾乃至全世界收集海外华文文学资料最完备的中心。

在大陆，2001年10月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上，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吴奕qí＠③主编通报了汕头大学将要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网站这一讯息，表示今后不仅《华文文学》杂志上网，各种相关资料信息也上网，以赋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新的活力。2002年5月29日于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饶péng＠①子会长就史料建设工作做了部署，初步拟议在福州和厦门建成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广州建成港澳文学资料中心，在汕头建成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编辑有关的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文学活动大事记、作家辞典、研究论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书，有选择有侧重地选编出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包括各国、各地区作品总集、各文体作品选、著名作家文集等。

华文文学论文范文第10篇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香港学者黄继持教授认为：“资料的充分搜集是写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史料或史料不足的‘历史’只能是‘神话’(myth)。神话可以有情感上或训诲的功能，但往往认知功能不足。现代史学建基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价值。今日虽然有人对‘客观性’质疑，但写‘史’总不能脱离‘史料’。”(注：黄继持：《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大陆学者黄修己教授也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注：黄修己：《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见《艺文述林2·现代文学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页。)研究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南京大学刘俊博士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程时，曾指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资料的匮乏和获取资料的不易这样的问题。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殊，使得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的困难而处于一种相当被动的状态，‘看菜吃饭，就米下锅’几乎成了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随着大陆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网络运用的日见普及，这种情形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讲，研究资料的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资料的不能充分占有常常会对研究造成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品质和诚信度。”(注：刘俊：《从研究白先勇开始……》，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7页。)再加上渠道的不通畅，许多华文文学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图书馆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间个人手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者”又秘不外传，没有把资料当成“天下公器”，“全面公开”，“让更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写成公允的评价或理论”(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更给这个学科的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香港作家梅子在1985年指出：“假如有更多的研究者，将自己拥有的资料无私地拿出来公开交流，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之后，在这一领域里，国内会有更新的突破。起码，有关的推介和研究，将可能永远摆脱‘抓到什么，就钻什么’的蹇局，走上有计划、有系统、有‘点’也有‘面’的坦途。”(注：梅子：《建起一座桥梁：散放温暖的鼓励——序梁若梅选编的＜一夜乡心五处同＞》，见《香港文学识小》，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第1版，第327页。)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在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直致力于香港文学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卢玮銮教授并且慷慨捐赠个人的剪报、目录，于1999年促成藏有丰富香港文学研究资料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建立“香港文学资料库”。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个系统化的香港文学资料网，收有资料6万条，包括16种香港报章文艺副刊作品、40种香港文学期刊索引和6000本著作。“香港文学资料库”除基本检索功能外，还提供部分文艺副刊和期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更是成立了“香港文学研究中心”，卢玮銮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及召集人，该中心主要工作是将日渐散佚的香港文学资料，做系统性整理和研究，并制定了长短期工作目标：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在台湾，几十年来有关筹设文艺资料中心的呼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992年9月《文讯》杂志曾策划组织“现代文学资料馆纸上公听会”专辑，吴兴文、林景渊、林庆彰、秦贤次、张默、张锦郎、杨文雄、郑明＠②、隐地，龚鹏程等十位专家，就“我心目中理想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各自发表了意见。台湾“文建会”也在1993年9月7日召开“现代文学资料馆”第一次规划小组会议，宣布初步的规划及发展目标。1998年，台湾世新大学“基于文史资料保存及华文文学推广之实际需要”，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典藏中心”。据世新大学中文系主任王琼玲博士介绍：总计划由该校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启方教授主持：第一子计划“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与网站之建置”，由该校图书馆赖鼎铭馆长负责整理规划所有资料，由图书资料管理学系庄道明主任规划国际网络；第二子计划“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英文系主任陈鹏翔教授主持，协同主持人为钟怡雯和陈大为；第三子计划“美加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中文系廖玉蕙博士主持；第四子计划“大陆地区华文文学研究资料搜集”，由王琼玲博士主持。目前，中心已收藏有台湾“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捐赠的该会所有档案、图书及作品，还希望藉此扩大搜集全世界其他华文文学组织的档案、资料、私人收藏的著作及作家作品，成为台湾乃至全世界收集海外华文文学资料最完备的中心。

在大陆，2001年10月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上，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吴奕qí＠③主编通报了汕头大学将要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网站这一讯息，表示今后不仅《华文文学》杂志上网，各种相关资料信息也上网，以赋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新的活力。2002年5月29日于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饶péng＠①子会长就史料建设工作做了部署，初步拟议在福州和厦门建成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广州建成港澳文学资料中心，在汕头建成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编辑有关的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文学活动大事记、作家辞典、研究论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书，有选择有侧重地选编出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包括各国、各地区作品总集、各文体作品选、著名作家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