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文文学论文范文

华文文学论文篇1

一个学科的史料建设，不仅是文学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这  个学科当前理论研究的水平和预示着今后研究发展的方向。作为近二十年才逐渐兴起的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史料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1982年在暨南大学召开的首届台  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上，香港作家梅子曾呼吁重视“资料搜集”工作，“千方百计设  立资料中心”(注：梅子：《参加首届台港文学学术讨论会的印象与建议》，见《台湾  香港文学论文选》，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第265页。)。2002年1  0月在上海召开的第十二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饶péng＠①子会长展望  学科未来前景，再次强调“大力加强这一领域的史料学建设”。因此，有组织、有计划  ，全面而系统的史料建设(包括文学思潮、社团流派、作家作品研究等专题性史料，作  家辞典、文学大事记、报刊目录索引等工具性史料，创作回忆录、作家访谈等叙事性史  料，文学大系和选集、作家全集和文集等作品史料，作家自传、日记、书信等传记性史  料，文学活动实物、作家影音录像等文献性史料以及考辨性史料等)，已是刻不容缓的  当务之急。

在台港和海外，已有一些先行者着手从事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学的建设工作。如新加坡  文学史家方修于20世纪50年代末期，利用莱佛士博物馆捐赠的一批战前报纸合订本，编  写了三卷本的《马华新文学史稿》。并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十大卷的《马  华新文学大系》，完成了“马华文化建设的一个浩大工程”。又如“香港新文学史的拓  荒人”卢玮銮教授，数十年来致力于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她利用十年时间，整  理出1937年至1950年间约三百位在港中国文化人的资料，以及《立报·言林》《星岛日  报·星座》《大公报·文艺》的目录、索引。正如她自己所指出：“这些原始资料的整  理，可为将来香港文学史的编纂提供方便，也直接帮助厘清了许多错误观念。”(注：  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69、74页。)20世纪90年代以来，卢玮銮教授还与郑树森、黄继持教授合  作，选编出版了“香港文化研究丛书”(包括《香港文学大事年表(1948～1969)》《香  港文学资料册(1948～1969)》《香港小说选(1948～1969)》《香港散文选(1948～1969)  》和《香港新诗选(1948～1969)》(五册)《早期香港新文学资料选》《早期香港新文学  作品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资料选》《国共内战时期香港文学作品选》等。这些  珍贵资料的汇编出版，填补了香港文学史料上的一些空白，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

大陆学人和出版机构也有不少相当重视世界华文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过一  些史料性图书，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包括小说卷、  散文卷、诗歌卷、戏剧卷、电影文学卷、报导文学卷和文论卷；鹭江出版社的《东南亚  华文文学大系》(50册)，收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五国当代  50位华文作家的代表作品；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台港澳及海外华人作家词典》；花城出  版社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词典》；四川大学出版社的《刘以鬯研究专集》；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阅读陶然》等。而且，大陆学者从事史料工作也有自己的优势。厦  门大学朱双一研究员就曾利用国内各大图书馆的书刊，在寻找余光中、王梦鸥、姚一苇  等人早年作品方面，取得许多重要收获，获得一批珍贵史料。尤其是他抢救性地发掘出  姚一苇抗战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避免了遗珠之憾。

由于世界华文文学资料相对不易搜集，因此，对于已有的材料，研究者也要避免“捡  到篮子都是菜”的弊端。任何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有一系列  鉴别整理的工作。被学界公认“为学精细，长于考证”的汪毅夫研究员，在这方面取得  了突出的成就。他在总结自己的治学心得时说过：“我从文献、也从口碑，从馆藏、也  从民间收藏的文献收集史料，并以冷静的态度辨别、鉴定，发现了颇多似不起眼而很可  说明问题的史料。我还收集一批实物和图片，亦常于冷僻处发现其史料价值。”(注：  汪毅夫：《炽热的情感与冷静的态度》，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  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19页。)他在《＜后苏龛合集＞札记》一文中，对台湾  近代作家施士洁及其文学活动详加考证，得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如他亲到施士  洁祖籍地——福建省石狮市永宁乡西岑村调查，访得《温陵岑江施氏族谱》，查看施氏  故宅、《岑江施氏重修家庙碑》、墓葬，并收集施氏后人口碑，据此订正了志乘中的错  误，认为“施氏生平应是1856年而不是有关史志通常所记的1855年”。又如关于台湾牡  丹诗社的创立年份，传统上有1891、1892和1895年三种说法。汪毅夫通过对牡丹诗社当  事人施士洁和林鹤年诗文加以考证，令人信服地推衍出“牡丹诗社应创于1893年正月”  的结论。

史料工作的意义，正如黎湘萍在为《中国文学年鉴1995～1996》撰写《大陆的台湾文  学研究综述》时所指出：作为史学研究基础的史料发掘和甄别，“展示了一种应该学习  和提倡的认真研究真正的学术问题的学风，这种学风在这个新兴的学科中，实在太缺乏  了”，这类工作“将严肃的史料研究方法引入了这门学科，给它注入了富于生命的学术  活力”(注：朱双一：《我和台湾文学研究》，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  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月第1版，第29～31页。)。

二

香港学者黄继持教授认为：“资料的充分搜集是写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史料或史  料不足的‘历史’只能是‘神话’(myth)。神话可以有情感上或训诲的功能，但往往认  知功能不足。现代史学建基在客观认知的基础上，在此之上始去建立其他方面的价值。  今日虽然有人对‘客观性’质疑，但写‘史’总不能脱离‘史料’。”(注：黄继持：  《关于“为香港文学写史”引起的随想》，见《追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  社，1998年版，第80页。)大陆学者黄修己教授也认为：“一个发展健全的学科，应该  在基础、主体、上层建筑三个层次的建设上，都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基础层次”即  史料，他指出：“有了丰富、完整的史料，学术研究才有坚实的根基。”(注：黄修己  ：《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思考》，见《艺文述林2·  现代文学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2页。)研究台港澳及  海外华文文学，毕竟不如研究大陆当代文学那么直接便利，突出存在的一个问题便是资  料的欠缺。由于长期的隔绝，加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卷帙浩繁，给研究工作带来相  当大的难度。南京大学刘俊博士在回顾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历程时，曾指出：“台港暨海  外华文文学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导致了在对它进行研究的时候首先面临的就是研究资  料的匮乏和获取资料的不易这样的问题。时空的阻隔、意识形态的差异、经济实力的悬  殊，使得大陆、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常常因为获取资料的困难而处于一种相当被动  的状态，‘看菜吃饭，就米下锅’几乎成了早期这一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随着大陆对  外交流的不断扩大以及网络运用的日见普及，这种情形有所改善，但从根本上讲，研究  资料的问题仍然构成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瓶颈——资料的不能充分占有常常会对研究造成  伤害，而这种伤害又直接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品质和诚信度。”(注：刘俊：《从研究白  先勇开始……》，见陈辽主编《我与世界华文文学》，香港，昆仑制作公司，2002年3  月第1版，第297页。)再加上渠道的不通畅，许多华文文学资料不是收藏在各大图书馆  里，而是天女散花般流落在民间个人手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益。而一些资料的“垄断  者”又秘不外传，没有把资料当成“天下公器”，“全面公开”，“让更多研究者从不  同角度写成公允的评价或理论”(注：卢玮銮：《香港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见《追  迹香港文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4页。)，更给这个学科的发  展带来了负面的影响。香港作家梅子在1985年指出：“假如有更多的研究者，将自己拥  有的资料无私地拿出来公开交流，我们就完全可以期待不久之后，在这一领域里，国内  会有更新的突破。起码，有关的推介和研究，将可能永远摆脱‘抓到什么，就钻什么’  的蹇局，走上有计划、有系统、有‘点’也有‘面’的坦途。”(注：梅子：《建起一  座桥梁：散放温暖的鼓励——序梁若梅选编的＜一夜乡心五处同＞》，见《香港文学识小  》，香港，香江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11月第1版，第327页。)

为了避免出现“资料垄断”的现象，让史料发挥最大效应，内地、台港澳及海外学人  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建立一个完备的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

在香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直致力于香港文学资料的整理  和研究工作。卢玮銮教授并且慷慨捐赠个人的剪报、目录，于1999年促成藏有丰富香港  文学研究资料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建立“香港文学资料库”。这是目前为止第一个系  统化的香港文学资料网，收有资料6万条，包括16种香港报章文艺副刊作品、40种香港  文学期刊索引和6000本著作。“香港文学资料库”除基本检索功能外，还提供部分文艺  副刊和期刊的全文影像。2001年7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更是成立了“香港文学研究  中心”，卢玮銮教授担任中心主任及召集人，该中心主要工作是将日渐散佚的香港文学  资料，做系统性整理和研究，并制定了长短期工作目标： 

  短期目标

1.将散见于校内各处的香港文学资料作系统性分类、编目和分析

2.整理其他大专院校和分散全港的相关资料

3.整理旧报刊及剪存新刊资料

4.定期出版研究通讯及刊物

5.将编整所得的资料上网或制成目录索引

6.举办不定期的小型活动，例如讲座或展览

  长远发展方向

1.与海内外其他机构合作，拓展资料整理和研究领域

2.申请校外研究经费，以期获得更多资源，开展更具规模的研究计划

3.进行专题研究、编整教材及史料订正工作

在台湾，几十年来有关筹设文艺资料中心的呼吁一直就没有停止过。1992年9月《文讯  》杂志曾策划组织“现代文学资料馆纸上公听会”专辑，吴兴文、林景渊、林庆彰、秦  贤次、张默、张锦郎、杨文雄、郑明＠②、隐地，龚鹏程等十位专家，就“我心目中理  想的现代文学资料馆”各自发表了意见。台湾“文建会”也在1993年9月7日召开“现代  文学资料馆”第一次规划小组会议，宣布初步的规划及发展目标。1998年，台湾世新大  学“基于文史资料保存及华文文学推广之实际需要”，成立了“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典藏  中心”。据世新大学中文系主任王琼玲博士介绍：总计划由该校人文社会学院院长黄启  方教授主持：第一子计划“世界华文文学资料库与网站之建置”，由该校图书馆赖鼎铭  馆长负责整理规划所有资料，由图书资料管理学系庄道明主任规划国际网络；第二子计  划“东南亚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英文系主任陈鹏翔教授主持，协同主持人  为钟怡雯和陈大为；第三子计划“美加地区华文文学资料搜集”，由该校中文系廖玉蕙  博士主持；第四子计划“大陆地区华文文学研究资料搜集”，由王琼玲博士主持。目前  ，中心已收藏有台湾“世界华文作家协会”捐赠的该会所有档案、图书及作品，还希望  藉此扩大搜集全世界其他华文文学组织的档案、资料、私人收藏的著作及作家作品，成  为台湾乃至全世界收集海外华文文学资料最完备的中心。

在大陆，2001年10月于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中青年学者论坛  ”上，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吴奕qí＠③主编通报了汕头大学将要建立世界华文文学网站这一讯息，表示今后不仅《华文文学》杂志上网，各种相关资料信息也上网，以赋予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新的活力。2002年5月29日于广州暨南大学举行的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饶péng＠①子会长就史料建设工作做了部署，初步拟议在福州和厦门建成台湾文学资料中心，在广州建成港澳文学资料中心，在汕头建成海外华文文学资料中心。在此基础上，有组织有计划地着手编辑有关的文学总书目、文学期刊目录、报纸文学副刊目录、文学活动大事记、作家辞典、研究论文索引等一系列工具书，有选择有侧重地选编出版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丛书，包括各国、各地区作品总集、各文体作品选、著名作家文集等。

世界华文文学史料建设将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而且  更需要“甘坐冷板凳”的奉献精神，需要大陆、台港澳和海外的互动，作家、评论家和  史料工作者的互动，研究机构与出版单位的互动，只有这样，才能促成世界华文文学研  究的健康发展。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上艹下凡

＠②原字左女右利

华文文学论文篇2

近些年来，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学术主题得到广泛关注，以构成中华文明的各个文化学科为基本研究单位的专门史研究方兴未艾。作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华法律文明在法制史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在民族史、民族学界，已有方家提出了“各民族共创中华”的理论，并以区域和族别为线索进行了系统论述①。然而在法制史的研究中，几乎所有的著述都侧重于汉族及其先民在中华法律文明的开启和发展中的作用，而忽视了其他民族同样是中华法律文明的缔造者和建设者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学界普遍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多元一体②的民族大家庭，在汉族政权时期，少数民族的从属地位是毋容置疑的。既或在少数民族政权时期，其“具有多元特色的法律意识和法律制度的融入，为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华夏法制不断注入新的活力”③。甚至有学者断言“尽管中国历史上有过多次少数民族王朝的统治，但法律的发展很少受这些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影响”④。显然，本文在论述“各民族共创中华法律文明”这一历史主题时，无法回避与上述结论的悖立。 一、从习惯与习惯法的起源考察关于法律的起源，对于法学家和史学家都是一道难题。法学家力图通过一套合乎逻辑的理论概括法律起源的一般规律，却常常由于一些“例外”而前功尽弃。严谨的史学家总是在为史料的罕缺而伤神，以致于“恢复历史原貌”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鉴于“上古之世，若存若亡”（王国维语），传说之史，似非似是，试图从传说时代的云雾之中理出一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起源的轨迹来，实在是一件十分困难和“冒险”的事。⑤前人和学长的研究为后学者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也提出了警示，指明了方向。那么，能否根据现有的史料和法学理论勾画出中华法律文明起源的大致轮廓，概括出中华法律文明起源的一般理论呢？答案是肯定的。在法律的起源问题上，一般认为，法律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在氏族制度瓦解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同国家一道产生的。⑥其实，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有其自身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它的产并非在短期完成的，而是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同时，它的产生并不以国家的产生为必要。早在国家产生之前，已有中华法律文明的发轫，并呈现出多元性特点。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①这一点已是定论。然而在夏之前的远古社会，确实出现了法律的萌芽，而且，它是由古代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法律的起源，由于西方国家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条件与中国的截然不同，因此关于法律起源的理论也决不相同。遗憾的是学界一直有人试图用西方的法理解释并覆盖中国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由此产生的一些理论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诚然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存在其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但这种共同规律是建立在个性差异基础上的，无异何来同？所以笔者在考察中国法律文明起源的历史实然性时，对其特殊性予以相当程度的关注。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的产生经历了氏族-- 部落（部落联盟）--国家这样一个过程，法律的产生相应地经过了氏族习惯--习惯法--成文法这样三个阶段。在晚出的历史文献中有许多关于氏族和部落习惯的记载，如《左传》所言：“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反映的是母系氏族时期内婚制局限性或弊端。甚至到了现代民族这里，黎族的“放寮”、侗族的“行歌坐月”、壮族的“歌圩”、傣族的“泼水节”、仫佬族的“走坡”、布依族的“赶表”等等，都保存了远古社会群婚制和外婚制的习惯，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礼记·表记》所载：“母，亲而不尊”，反映的是父系氏族社会母亲的从属地位。到了“远古社会末期，黄河、长江流域出现了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②，这三大集团实际上就是三个较大的部落联盟。总体来说，这些最早的民族共同体分别直接、间接地构成现代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前身。据《尚书·吕刑》记载，“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刖、椓、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其注云“蚩尤作乱，当是作重刑以乱民，以峻法酷刑民”。《周书·吕刑》载：“王曰，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遏绝苗民，无世在下”。说明苗族是法律文明起源最早的民族共同体，它不仅以大刑攻于外，而且以中刑，薄刑施于内。③《墨子·尚同中》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昔者圣王制为五刑，以制天下。则此其刑不善？用刑则不喜也。是以先王之书，《吕刑》之道曰：苗民否用练折则刑，惟作五杀之刑，曰法。则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用刑者以为王杀。”据载苗民的肉刑共分四类： 劓、刵、椓、黥，说明苗民当时处于中华法律文明的前列。中华法律文明的最早开创者。④ 从法的语源和词义上分析，“法”的古体为“ ”，根据《说文解字》的解释，“ 行也，平之如水从水， 所以触不直去之，从去”。⑤ 据说 是一种独角兽，一说像羊，一说像牛，一说像鹿，它“性知有罪，有罪触，无罪则不触”。⑥ 在甲骨文中写为“ ”，读为志（zhi）。它不是别的，正是“法”的缔造者蚩尤部落的图腾。⑦ 可见法最早起源于苗民是由其历史根据的。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反映了远古社会各民族共同体为本族的生存与发展而进行的争斗。“三苗经过与黄带族的长期战争，最后为华夏族的联合力量所战败。这一方面由于‘苗君久行虐刑’，使其内部矛盾尖锐，削弱了抵抗力量；另一方面通过对黄帝、炎帝、尧、舜、禹诸帝的连续战争，极大地挫伤了元气，最后遭到失败。战胜者虽然将部分苗民驱于边远地区，部分苗民降为奴隶，但并没有以自己的制度强加于苗民。”⑧ 而是“袭用了苗族原有的肉刑，所谓‘诋其意而用其法’，并在苗民肉刑的基础上发展了夏朝的刑法。”① 除了苗民的法律，黄帝部落的法律也在一些文献中有所反映。“上古结绳而治”② 反映的是上古时代通过结绳记事的习惯方式进行治理的情形，这应当是习惯法的雏形。到了“黄帝治天下，法令明而不暗”③ 时期，可以设想，长期贯行的习惯已经随着规范性的加强而逐渐演化成习惯法了。黄帝之后的尧舜时代，典籍中也有许多原始习惯的记载。据《竹书纪年》载：“帝舜三年，命咎陶作刑”。《尚书·尧典》载：“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 。汝作士 ，五刑有服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其中的“五流”之刑值得我们注意。在远古时代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如果一个人被流放出其部落或氏族，那无异于走上绝路。但是到了《尚书·尧典》所载“流共于幽州，放欢都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时，流放已经成为确认氏族部落首领权力地位，调整古老民族关系的一种规范了。诚然，这种以武力为后盾的强制性规范是调整远古社会民族关系的最强有力的杠杆。到了以后的封建时代，“流刑”的适用对象也曾转移到有罪官吏、士兵等个人身上，逐步成为另外一种刑罚制度。《新语·道基》载：“皋陶乃立狱制罪，悬赏设罚，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佚乱，民知畏法。”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的原始习惯已经逐渐获得了法律的评价功能、预测功能和调整功能，它向习惯法的过渡已经成为必然。而《尚书·尧典》中有关“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 怙终贼刑”的记载显然表明原始的习惯法已经具有严格的规范性和强制力保障，已经具有向奴隶制习惯法升华的倾向。 显然，不论是苗民部落创制的法还是黄帝部落借鉴传承和制定的法，并非国家制定意义上的法，而是停留在习惯与习惯法并存的阶段，并带有一定的规范性特点。

华文文学论文篇3

一

日本著名美学家今道友信曾说：“所谓方法就是逻辑程序的体系，没有它就不会有对学问的探讨。”[2]在美学研究方面，宗白华是十分重视方法的运用，他虽然没有很系统地阐述自己关于美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但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等文章中都谈到了美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运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美学。

在美学研究界，宗白华既是比较方法的实践者，又是比较方法的倡导者。他多次提出要在比较中总结中国美学的特色、规律，发现其与西方美学的不同之处。在1961年的一个戏曲座谈会上，宗白华提出：“美学研究应该结合艺术进行，对各种艺术现象，应作比较研究。WWW.133229.coM”[3]二十几年后，宗白华在《<美学向导>寄语》中再次指出：“研究中国美学不能只谈诗文，要把眼光放宽些，放远些，注意到音乐、建筑、舞蹈等等，探索它们是否有共同的趋向、特点，从中总结出中国自己民族艺术的共同规律来。”[4]可见，对各种艺术现象作比较研究，是宗白华一贯的主张。

宗白华的这一观点，是基于对中国各艺术门类、中国艺术发展史的特点全面、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宗白华谈到了中国美学史的特点。在宗白华看来，中国的绘画、戏剧、音乐、书法、建筑等艺术门类之间存在着水乳交融的天然联系，又有着各自的独特性，中国美学史、艺术史就是一部各艺术门类相互影响交流的互动发展史。

同时，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方法论体现出一种跨学科的文化研究意识。他指出，艺术与哲学、技术等也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中国美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艺术领域之中，要与哲学、技术等联系起来，结合哲学、文学等批评著作进行比较研究，这样，既可清晰地认识到它们各自的特性，又能发现它们相同或相通之处，这对把握中国艺术特性和发展规律无

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宗白华的这些认识是他研究美学的经验之谈。在跨学科的美学研究中，宗白华起步较早，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写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如：《美学与艺术略谈》《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哲学与艺术——希腊哲学家的艺术理论》《近代技术底精神价值》[5]《技术与艺术——在复旦大学文史地学会演讲》[6]等等。从这些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宗白华在美学研究中有着强烈的跨学科的比较意识，加之在音乐、美术、绘画、数学、建筑、诗歌、雕塑等方面的深厚修养，所以才在美学研究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宗白华的美学研究方法论不但体现出跨学科的文化意识，而且也具有跨文化的意识。宗白华多次强调，研究中国美学，要与西方美学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发现中西美学的联系和区别，但更重要的是立足于中国美学，要在中西美学的比较研究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1980年12月，宗白华在高校美学教师进修班上，作了《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的讲话，提出的第一点意见就是“要从比较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宗白华认为：“中国美学有悠久的历史，材料丰富，成就很高，要很好地进行研究。同时也要了解西方的美学。要在比较中见出中国美学的特点。”[7]在《<美学向导>寄语》中言：“研究中国美学，还要把中国的美学理论与欧洲、与印度的美学理论相比较，从比较中可以见出中国美学的特殊性。”[8]又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进一步指出“在美学研究中，一方面要开发中国美学的特质，另一方面也要同西方美学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9]此外，在《漫话中国美学》中，也提出要研究西方哲学、美学，找出中外美学思想之不同特点的看法。

美学研究既要有比较的意识，又要有进行比较的基础条件，这也是中西比较研究能否有真正突破的一个关键。为此，宗白华指出：“无论搞中国的还是搞西方文化的研究，都要认真学习外语，这是日后从事深入研究的舟楫。”[10]

宗白华提出对中外美学进行比较研究，是从中西方艺术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在中西方文化发展历程中，存在着相互交流，彼此影响的事实，这决定了它们有同而不同的质素在内。宗白华曾言：“中国的艺术，如人体画方面，受到希腊艺术间接的影响，那是通过丝绸之路从印度、波斯等国传进来的。中国的石刻，也受到印度的影响。但中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重线条，古代画就用线条来勾画人物。在石刻中也如此，汉石刻，注意线条传神，不像希腊那样立体化。西洋的透视学在明代就传入中国，但在中国并不受重视，甚至受抵制。中国的画同书法、诗结合得尤为密切。中国的毛笔灵巧得很。这个工具，对于中国艺术与美学思想的发展来说，其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是中国所特有的。研究中国美学就不能不注意它和外国美学的区别。”[11]

其次，宗白华的这一主张也是总结自己的研究经验和中国美学研究实际的结果。宗白华曾说：“我留学前也写过一些有关中国美学的文章，但浮浅得很。后来学习了研究了西方哲学和美学，回过头来再搞中国的东西，似乎进展就快一点了。”[12]宗白华于1919年至1920年在德国留学，学习美学、哲学、历史，这种双重文化学术背景促成了宗白华跨文化的视野和比较的意识，也决定了他在研究中西方美学时，采用科学的比较研究方法。在中国美学研究界，宗白华是较早地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中西美学的人，在这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早在30年代，宗白华就写了《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和《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60年代，写了《中西戏剧比较及其它》《形上学——中西哲学之比较》等，这些文章对中西方的绘画、戏剧、哲学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其研究方法、视野及成果至今为学者们所称道。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学术界在中外美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还远远不够，所以，宗白华提出“这方面的研究还要深入做下去”[13]。从自己的研究实践以及中国美学研究的实际情况中，宗白华认识到比较对中国美学研究的重要性，所以大力提倡这种方法。宗白华重视中外美学的比较研究，这种理路体现出一种跨文化的学术视野，亦反映出其比较开放的学术研究思想，这对认识中国美学的特色，深入中国美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

对于中国美学史的研究，宗白华不仅重视将古代各种文艺理论结合起来研究，而且亦大力提倡将这些理论的研究与主体对艺术品的审美实践结合起来，与出土实物进行比对，理论修养和感性认识相结合。这是宗白华美学研究方法论的又一重要特点。

研究美学史的人，往往习惯于钻到历史资料堆里寻绎观点、理论，忽视对出土实物的研究，理论很丰富，但较少有感性的认识。宗白华提出：“美学研究不能脱离艺术，不能脱离

艺术的创造和欣赏，不能脱离‘看’和‘听’。”[14]看来，研究美学，有理论武装之外，还要有感性认识，要在欣赏中领悟美的内蕴，在看和听的过程中体味美的意境。

研究中国美学史，不但要掌握古代丰富的美学史料、理论，而且要与流传下来的工艺美术品等实物结合起来，要时时关注考古动态，研究出土文物。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中，宗白华说：“仅仅限于文字，我们对于这些古代思想家的美学思想往往了解得不具体、不深刻，我们应该结合古代的工艺品、美术品来研究。例如，结合汉代壁画和古代建筑来理解汉朝人的赋，结合发掘出来的编钟来理解古代的乐律，结合楚墓中极其艳丽的图案来理解《楚辞》的美，等等。”[15]在《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也谈到这一点：“搞美学的尤其要重视实物研究，要有感性认识为基础。研究中国美学史如果同文物考古结合起来，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研究美学史离不开历史资料，尤其不能缺少考古发现。”[16]

宗白华阐述了这种结合的意义和必要性。他说：“大量的出土文物器具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新鲜的古代艺术形象，可以同原有的古代文献资料互相印证，启发或加深我们对原有文献资料的认识。”“这种结合研究之所以是必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工艺品时不单表现了高度技巧，而且表现了他们的艺术构思和美的理想(表现了工匠自己的美学思想)。像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另方面是因为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在表面上看来是多么虚幻(如庄子)，但严格讲起来都是对当时现实社会、对当时的实际的工艺品、美术品的批评。因此脱离当时的工艺美术的实际材料，就很难透彻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17]

从宗白华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第一，通过对出土文物的研究，可以认识当时工艺技术的发展水平。因此，对出土的工艺品，可以从技术的层面去考察，以此了解古代工匠的技艺。第二，从艺术品可直观古代人民的艺术构思，体察他们的审美意识和世界观。第三，更具体、透彻地了解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等人的美学思想。众所周知，中国的文艺批评以感悟式为主，批评术语往往难以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准确理解批评者的思想，如果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证之以实物，增强感性认识，将史料和实物相印证，不但对古代批评术语的现代阐释有益，而且对古代审美思想的理解有很大帮助，可以深化我们的理论研究。我们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研究中国美感的特点、发展规律，发现中国美学的特点、美学发展史的规律。而将理论与实物结合起来研究，对达到这一研究目的是有推动作用的。此外，通过工艺美术品这些实物可以研究当时的社会文化。古代的铜器、玉器、瓷器、漆器等都体现着中国人对美的感受，而且反映了当时社会文化生活的多方面。在《艺术与中国社会》中，宗白华说，铜器、玉器“艺术上的形体之美，式样之美，花纹之美，色泽之美，铭文之美，集合了画家书家雕塑家的设计与模型，由冶铸家的技巧，而终于在圆满的器形上，表出民族的宇宙意识(天地境界)，生命情调，以至政治的权威，社会的亲和力。”[18]很显然，这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谈美学研究。在宗白华看来，工艺美术品反映了社会文化百态，表现了方方面面的东西，包含着深厚的文化、美学意蕴，从这些实物不但可以研究古代人民的审美意识，研究画家、哲人等的美学思想和理想，还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生活、礼仪制度、民族意识、生命情调、政治权威、社会亲和力等多方面的情况。宗白华以物观人、观社会，体现出他浓厚的文化研究的意识。

宗白华不仅重视史料与实物的结合，而且还主张从表演艺术、艺人的艺术思想中，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他说，研究中国美学史，“应当多多研究中国戏剧。……研究中国美学史的人应当打破过去的一些成见，而从中国极为丰富的艺术成就和艺人的艺术思想里，去考察中国美学思想的特点。这不仅是为了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学艺术遗产，同时也将对世界的美学探讨作出贡献。”[19]“研究戏曲只看书，单从理论出发不行，必须从艺术上，生活上一代代传下来才行，中间断了线就很麻烦。”[20]宗白华先生的这些意见，对美学研究的确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是一种“行为”的艺术，它积淀着中国深厚的文化意蕴，体现了中国人的美学理想。而艺人、戏剧表演家，他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心得，亦有不少独特的美学观点，他们对戏剧美学的体验是那些满足于书本的美学理论研究者无法企及的。所以，要总结中国美学的特点，总结中国艺术发展规律，不研究戏剧，不研究艺人的思想，那是不全面的，有缺憾的美学研究。

此外，宗白华提出“搞美学的人应打开眼界，多看看，对各种流派不要轻易地下结论。”“搞艺术批评的人要尽量宽容些。搞美学研究，也需要从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要让作品

在社会上多经一些人看看。这对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发展是会有好处的。”“中国美学的发展，也只有‘百家争鸣’，大家用认真的科学的态度对待问题，联系实际，好好讨论、研究，才

可望取得更大的成果。”[21]这些意见，对美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

“对某种方法的选择和使用，在根本上是对一种研究视点的确立，而这种确立又是一种美学观的反映。”[22]那么，方法论也应是一种研究视野、思维方式、美学观等反映。从我们对宗白华这些观点的分析，可以看出，宗白华是以总体性与综合性的眼光来审视美学研究的，这是对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的认同，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视野的体现。

美学研究离不开艺术，而艺术是艺术家对世界感受的体现，这牵涉到人与世界，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哲学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人与自然、人道与天道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美学研究必然与哲学发生关系。而中国哲学在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基本是“天人合一”，物我浑融的观点，体现出中国哲学的整体认知模式。这种思维方式，对中国文学、艺术及学术研究等都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古代诗书画互参互证的学术传统，即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反映。现在，学术研究提倡文化的视野，提出跨学科的整合研究，这显然是对传统的整体思维方式的继承与发展。宗白华主张将文艺批评与哲学、文学、各种工艺美术品等实物以及艺人等联系起来研究美学，是对传统思维方式的认同，也体现出开阔的研究视野。这些观点，对现代美学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可以说，在传统美学研究与现代美学研究中，宗白华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宗白华的这些主张，体现出美学研究方法多元化的特点。他提倡将各艺术门类、中外美学进行比较研究，从实质上讲就是一种跨学科、跨文化、跨国度、跨历史的研究理路。把理论的研究与主体对艺术品的审美实践结合起来，将历史文献资料与出土实物相比对，重视戏剧，研究艺术家美学思想等等这些研究方法，也体现出宗白华主张从多个角度来研究美学的意识。这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论意识，是其在美学研究方法论上的自觉，也是他建构科学、合理的美学研究方法论的体现。

宗白华美学研究方法论与其研究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他在美学研究方面的许多成果至今仍为人们所推崇，这也证明了他关于美学研究方法理论及其实践的正确性。“由于文艺学与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与复杂，方法问题显得格外重要。”[23]宗白华关于美学研究的方法论以及他的研究方法，对现代美学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范式作用，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注 释：

[1]杨存昌：《论美学研究的方法》，《枣庄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第57页。

[2]今道友信：《美学方法叙说》，《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377页。

[3]宗白华：《中西戏剧比较及其他》，《中国美学史论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8页。

[4][8][12][14][20]宗白华：《<美学向导>寄语》，《艺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8、379、379、378、378页。

[5][6]参见邹士方：《宗白华评传》，香港新闻出版社1989年，第205、208页。

[7][10][11][13][21]宗白华：《关于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中国美学史论集》，第1、8、2、2、5~6页。

[9][16]宗白华：《漫谈中国美学史研究》，《中国美学史论集》，第7、7页。

[15][17]宗白华：《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3、32和33~34页。

[18]宗白华：《艺术与中国社会》，《艺境》，第206~207页。

[19]宗白华：《漫话中国美学》，《中国美学史论集》，第11页。

[22]徐岱：《美学研究的问题、方法与对象》，《浙江学刊》1995年第1期，第83页。

华文文学论文篇4

经过两天综合论坛和专题论坛的交流与争鸣，第三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即将降下帷幕。

“新诗二次革命”仍然是本次论坛的主题。骆寒超先生在前两次论坛的基础上，以“尊西方的新诗传统”为切入点，第四次阐发了“新诗二次革命”的理念，参加本次论坛的很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这一主题。比如朱先树、王珂、潘颂德、万龙生、葛乃福、沈用大、毛翰、王端诚、陈玉兰、段乐三、王艳玲、曹丙燕、雷斌、泰国的曾心、新西兰的林爽、中国台湾的林于弘等从诗体建设的角度深化了新诗二次革命的“诗体重建”；蒋登科、向天渊、谭五昌、陈福成、陆飘、中国台湾的林芙蓉、邓艮、李冰封、乔琦、任毅等从诗歌精神建设的角度深化了新诗二次革命的“诗歌精神重建”；李震、梁笑梅、于怀玉、杨继晖、袁仕萍等从诗歌传播方式建设的角度深化了新诗二次革命的“诗歌传播方式重建”。

“当代华文诗歌的现状与走向”是本次论坛的第二个主题。叶延滨对中国当代诗歌的概况与面临的境遇的论述，古远清对两岸诗歌诠释权力论争的深究，赵毅衡在《从文化符号学看当代诗的走向》的发言中提出了华文诗歌可能的诸多发展路向，林静助从台湾立场来阐释台湾现代诗的当代意义，新加坡的方然对“新华”诗歌的分析，张德明对迷恋“先锋”的诗歌创作路向的批评，晏红对诗歌存在空间的透视等，显示了本次论坛对华文诗歌现状与走向的关注。华文诗歌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面临着相似的机遇和挑战，华文诗歌资源的整合与跨语境交流是促进华文诗歌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本次论坛的旨趣所在。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诗歌研究”是本次论坛的第三个主题，郭小聪对抗战新诗的反思、钱志富对胡风诗学思想的阐发、张传敏对七月诗派重庆经验的描述，张立新对重庆抗战文艺报刊 “诗歌场”效应的挖掘等显示了大后方诗歌的丰富性和研究价值。除了以上涉及到的三大主题之外，本次论坛谈论较多的还有“歌词研究”，傅宗洪、陆正兰、童龙超的发言显示了该领域研究的新成果；“现代诗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孙基林、曹万生、段从学、朱美禄、雷文学、冬婴、赵东等诗家的发言中；“现代新诗特质和创作技法”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的傅天虹、中国台湾的台客等人的发言中。此外，也有进行诗人诗派进行研究的，比如木斧对艾青《火把》的“重读”，熊辉对冯至十四行诗创作的文体原因透析，熊家良对阿毛作品的研究、江腊生对“打工诗”的关注，台湾锺顺文对谢佳桦诗歌的解读，陈祖君从“节日体验”的角度来分析以闻一多、何其芳、李瑛的诗歌等。

本届论坛也旁涉到现代诗学的许多问题。比如吕进先生的主题发言《论“新来者”》提出了“新来者”一说就教于各位，认为在新时期有三个诗歌群落：归来者，朦胧诗人和新来者。江弱水在《一辞有两面，两面各一辞——关于两篇诗评的文本互参》的发言中对诗评文章的互参阅读及新诗研究提出了合理的思路，陈本益先生从文化比较的角度分析了诗歌的爱国主义精神，干天全先生的《诗歌批评与研究的误区》发言对我们从事新诗批评和研究敲响了警钟。所有与会的专家学者在这次论坛中的发言都体现出了良好的学风和学术规范，使本次会议彰显出浓厚的学术气氛。这次论坛产生的优秀学术成果将在《西南大学学报》、《诗学》辑刊、《中外诗歌研究》等刊物上陆续选登。

值此论坛即将闭幕之际，我们要感谢那些因故不能到会的专家对论坛的支持和祝福，比如日本九州大学汉学家岩佐昌璋、韩国高丽大学汉学家许世旭、美国《中外论坛》主编王性初、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研究员陈剑、蒙古的森·哈达、山东师范大学教授袁忠岳等，他们有的还专门发来贺电。同时，本次论坛得到了国家教育部、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政府、西南大学的有力支持；以研究生为主体的近50名工作人员从上半年就为会议的筹办、接待而开始忙碌。在此，让我们对他们的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

华文文学论文篇5

关键词：童年经历；绘画视角；童真；高门巨族；英文写作

在“五四”女作家中，凌叔华被人们称为民国“才女”“名媛”。凌叔华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仕宦和书画世家，古城的灿烂文化和家庭良好的教育，启迪、培养了她的各种才华，使得她在文学创作和绘画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通过凌叔华的文学作品，可以清晰地看到她的成长轨迹，童年经历对她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冰心指出：“提到童年，总使人有些向往，不论童年生活是快乐，是悲哀，人们总觉得都是生活中最深刻的一段；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牢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1]许多著名作家的文学创作都受到童年经历的影响，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歌德、曹雪芹等作家的作品中都融入了他们的童年记忆。童年经历对凌叔华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独特的绘画视角

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于1895年进京参加科举考试，与康有为同中进士，并点翰林，他精通诗词、酷爱绘画，与齐白石、王梦伯、陈半丁等画家交往密切，家里经常有文人墨客出出进进。凌叔华在这种家庭环境之中，从小便受到文学艺术的熏陶，她爱上了绘画。六岁的时候，她在后花园中用木炭在白墙上画了很多山水风景、动物、人物。她父亲的一位朋友王竹林看到这些画后主动担任凌叔华的绘画老师，后来，王竹林建议凌叔华拜著名的女艺术家、慈禧太后宠爱的画师缪素筠为师，在这些名师的指教下，凌叔华的绘画技术有了较大的提升。深厚的绘画艺术修养，直接影响着她的文学创作风格，形成了独特的绘画视角。在凌叔华的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绘画的影子，《疯了的诗人》中的主人公是一个非常喜爱绘画的人，《一个故事》是以绘画为例引出故事并衍生出故事的讲述和结构方式的。在她的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一幅幅鲜明的图画“西山隐隐约约露出峰峦林木寺院来，朝雾笼住山脚，很有些宋元明画的风格，”[2]“想到了琴，她的脑府便悬上一幅古柏凛然直立，一幅大戏园听众热情欢呼的图画。”[3] 凌叔华娴熟的绘画技艺巧妙地融入文学作品之中，使得她的作品呈现出浓郁的画境画趣。在她的小说意境画面中经常出现亭台楼阁、花鸟鱼虫、山水寺庙，《再见》中的物象就有“落叶”、“西湖”、“孤山”、“晚钟”、“梅花”等等，这些美妙的具有象征色彩的自然物象构成了一幅人物活动的背景，并和人物一起，形成了一幅幅鲜明可感的意境画面，带给我们一种 “人在画中游”的美感，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二、礼赞童真、童趣

童年的生活经历成为凌叔华创作的重要素材，她在儿童短篇小说集《小哥儿俩》一书的《自序》中说：“书里的小人儿都是常在我心窝上的安琪儿，有两三个可以说是我追忆儿时的写意画。怀念着童年的美梦，对于一切儿童的喜乐与悲哀，都感到兴味与同情。这几篇作品的写作，在自己是一种愉快。” [4] 在她的儿童小说中，表现了儿童的天真烂漫、可爱善良。《小哥儿俩》中，大乖和二乖得到一只会说几句话的八哥鸟，玩了不到一天，八哥鸟被一只野猫吃了，兄弟俩拿着木棍去找野猫报仇，当他们找到大野猫时，看到它正安静地躺在一个破箱子里，旁边躺着几只刚出生的小猫，看到可爱的小猫，兄弟俩非常开心，他们放弃了替八哥报仇的念头，还决定给他们建一个温暖的家。《弟弟》这篇作品中通过主人公弟弟不经意暴露二姐喜欢林先生的内心秘密，表现了弟弟淳朴、憨厚的性格，也讴歌了他那纯真可爱的天性。凌叔华笔下的这些孩子天真烂漫、纯洁无瑕。作家以一颗童心体味着孩子们的喜怒哀乐，用细腻的绘画手法将儿童趣事呈现在读者面前。小说集《小哥儿俩》之后，凌叔华创作的儿童小说，大多数是以“凤儿”和“枝儿”来展开故事情节的。如《一件小事》、《八月节》中的“凤儿”，《搬家》、《凤凰》等作品中的“枝儿”。曾经有人询问过那个叫凤儿的小女孩是否就是作者本人？凌叔华回答：“凤儿有一半是我。”[5] 由此可见，凌叔华的儿童小说，大多数都是她对于童年的回忆，是她的童年记忆的再现。凌叔华的儿童小说，表现童真、童趣，呼唤人性的真善美，具有一种别样的艺术感染力。

三、呈现高门巨族中女人的悲哀

凌淑华的作品中塑造了许多女性形象，在大部分女性形象身上都可以看到她的母亲李若兰的影子。李若兰幼年与自己的亲生父母失散，后来被潘家收养，他是被衣锦还乡的凌福彭骗娶进门的，在传统的旧式家庭中，生养儿子成了李若兰在凌家获得地位和尊严的唯一途径，但是，她却一连生了四个女儿，遭到凌家人无尽的嘲笑和鄙视。凌淑华从母亲痛苦、悲哀的生活中选取素材，表现旧式家庭中女性的不幸命运，呈现高门巨族中女人的悲哀和无奈。《女儿身世太凄凉》中的三姨太是被婉兰的父亲连买带骗来这个家的，不仅失去了自由，还要被别的姨太太欺负，无奈的她发出了不平的呼喊：“咳，做女人的真苦啊！我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脱离这苦海世界呢！”[6] 《资本家之圣诞》中的姨太太生了个儿子得到老爷的百般宠爱，但她仍然摆脱不了姨太太的卑微身份，内心充满痛苦和无奈。《八月节》中的凤儿妈生了四个女儿，在重男轻女的旧社会 ，她为自己生了几个女孩充满自责与自卑，还要承受别的姨太太的嘲笑， 但她只能陪着笑脸、忍气吞声。凌叔华在创作中通过这些旧家庭中女人的不幸和悲哀，揭示了旧社会一夫多妻制的罪恶，同时，她也在不断探索女性解放的道路。

四、英文写作

凌叔华七岁那年，父亲请来了大名鼎鼎的辜鸿铭教她英文，辜鸿铭从小勤奋好学，精通六国语言，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辜鸿铭主张学英文要像英国人教孩子那样，从小学会背英文儿歌。在辜鸿铭的指导之下，凌叔华背了许多英国的诗文，她的英文水平得到迅速提升，为她后来的英文创作打下坚实基础。

1935年，凌叔华结识了到武汉大学讲授英国文学课的英国青年诗人朱力安，在朱力安的引荐下，凌叔华开始与朱力安的姨母弗吉尼亚・伍尔芙通信，伍尔芙是英国女作家，她在写给凌叔华的信件中鼓励她用英文创作“我们在信中还讨论过日后你可能用英文写出你的生平，这正是我现在很想建议你做的事。你的英文好到足以传达给别人你想传达的印象。”[ 7] 除了书信交流，伍尔芙还从英国给凌叔华邮寄了兰姆的随笔集和盖斯凯尔夫人的《夏洛蒂・ 勃朗特传》，在伍尔芙的鼓励和帮助下，凌叔华开始尝试用英文写作带有自叙色彩的小说《古韵》。伍尔芙收到凌叔华的手稿后，回信说“我很喜欢它，它很有魅力。” [8]《古韵》英文版1953年在英国出版后，成为畅销书，《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论“叔华平静、轻松地将我们带进那座隐蔽着古老文明的院落，她向英国读者展示了一个中国人情感的新鲜世界。”[9] 这本用英文写作的自传体小说使凌叔华成为第一位征服欧洲的中国女作家。

在凌叔华的内心情怀中，一直萦绕着真切、深挚的童年情结，童年时期特殊的生活经历培养和成就了她的艺术才华，也成为她创作的源泉和养分，使得她的文学创作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范伯群.冰心研究资料[M].北京：北京出版社， 1984：42.

[2][3]凌叔华.酒后[M].上海：东方出版社， 2004.

[4]凌叔华.小哥儿俩[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11：213.

[5]魏淑凌.凌叔华与凌淑浩[M].张林杰译.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37.

[6]凌叔华.绣枕[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8.

[7][8]凌叔华.古韵[M].傅光明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170；183.

[9]凌叔华.古韵[M].傅光明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7.

华文文学论文篇6

从留学结构来看，留学生生源国开始由以发展中国家为主逐渐转变为以韩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为主，这些留学生主要学习语言、中医等专业，非洲及东南亚国家留学生人数居次，主要学习临床医学等专业，国际化教育的专业分布越来越广。来华留学生自费生人数所占比例已达91．24%，完全摆脱了过去我国扩大留学生教育规模全靠增加政府奖学金名额的尴尬局面。学历生人数比以往有所增加，已经从过去留学生来中国仅仅学习中文、中医这类传统学科，转变到学习西医、农业、工业、管理、艺术等多层次新兴学科。毋庸置疑，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规模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短期生及语言生仍然占大多数。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外交实力的日益递增，国际教育交流的水平将不断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的规模也将与日俱增。

二、来华留学生教育行政管理发展概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空间也无形中拓宽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直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取得初步成效之时，为进一步推动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促进我国同国外教育、文化的交流，增进中外友谊和相互了解，1985年中央了《外国留学生管理办法》，为全国各类学校提出了来华留学生教育指导性方向。一个月后，全国人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严格规定了外国人在华须遵守的法律条文，禁止外国人利用学习理由在华长期非法居留。第二年，国家教委了《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的有关规定》详细规定了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从申请到毕业的流程，甚至还规定了各层次、各类专业的学费。由此可以看出我国政府大力发展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坚定决心。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自费生成为来华留学的主流，来华留学总体人数快速上升，教育层次急需提高。1992年国家教委了《接受外国来华留学研究生试行办法》，规范了外国人来华学习研究生专业的程序。

1995年，国家教委了《关于外国留学生凭(汉语水平证书)注册入学的规定》，这一举措不但扩大了接受来华留学人员的范围，也在一定程度上向国际社会推广了汉语学习。我国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后通过一系列举措给来华留学生教育提供了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平台，使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规模、办学层次和影响范围不断加强，高校开始从以前被动地配合政府政策办教育转而走向了前台，成为了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的主体。新世纪以来，随着来华留学生教育规模连续第三个十年获得五倍增长的突破，政府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及高校也愈加重视留学生教育及管理等方面的开拓。2000年，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联合下发了《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规定》从招生及录取、奖学金制度、教学管理、校内外管理和出入境手续几个方面详细地对高校来华留学生教育进行细化规范，对高校办好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随后，教育部又了《关于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管理规定》，提高了来华留学的吸引力和竞争力，扩大了我国国际教育的影响力，同时依照《中国政府奖学金年度评审办法》，规范对中国政府奖学金的管理，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效益和作用。2001年，教育部下发了《教育部关于改革外国留学生学历证书管理办法的通知》，明确了来华留学生学历生证书的规范模式，具有突破性质的是，高校可以按照规定自行印制证书，上报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2005年，教育部又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并明确来华留学生的管理参照此规定实施，对各高校留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提供了参照。2010年，为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进一步推动来华留学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高我国教育国际化水平，教育部了《留学中国计划》，详细制定了发展目标和具体任务:至2020年使我国成为亚洲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家。建立与我国国际地位、教育规模和水平相适应的来华留学工作与服务体系;造就出一大批来华留学教育的高水平师资;形成来华留学教育特色鲜明的大学群和高水平学科群;培养一大批知华、友华的高素质来华留学毕业生。到2020年，全年在内地高校及中小学校就读的外国留学人员将达到50万人次，其中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留学生达到15万人，根据国家战略和发展需要，逐步增加中国政府奖学金名额;来华留学人员生源国别和层次类别更加均衡合理［5］。这一阶段我国政府结合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新形势，不断完善来华留学生教育各项具体环节，并进一步赋予了高校在留学生招生录取、教育管理和毕业工作上的自，更加灵活地开展留学生教育，从而取得了瞩目的成绩。

多年来，留学生教育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教育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其行政事务由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来华留学工作处负责，下属的国家留学基金委来华事务部负责来华留学生的组织、资助等管理工作;地方各省教育厅作为二级管理层，协助教育部相关部门做好来华留学生教育行政管理工作，传达各种文件精神和工作部署，对地方所属高校进行管理;地方各高校作为基层机构，既要遵从教育部相关部门的宏观管理，又要接受省级主管部门的指导，根据教育部、省级主管部门的指令、政策及制定的法律法规、发展方向来做好留学生教育管理这样一个体系结构。另外，除了以上提及的教育行政管理组织，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如全国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学会和地方各省的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学会。虽然不是政府教育行政机构，但每年、每季度也召开年会、例会，各会员高校在一起对我国留学生教育事业的总体发展规划、招生、教育管理等等进行探讨，为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发展为国家相关教育行政机构出谋划策，是来华留学生教育行政管理工作中重要的补充环节，为各高校与政府之间提供了一个互相学习、交流经验、共同进步的一个非正式平台。

通过回顾，我们可以发现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开放程度的日益加深，政府越来越重视留学生教育水平的提高，不断研究制定新的政策法规，以适应来华留学生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留学生教育行政的相关法规开始从无到有，来华留学生越来越多，自费生的人数直线上升，高校逐渐成为来华留学生教育的主体。为了来华留学生教育行政的进一步发展，政府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应更多地邀请高校及相关非政府组织参与到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法规的研究制定中来，高校也要经常总结和讨论新形势下来华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趋势，配合政府做好政策法规的修订和完善工作，在双方充分交流沟通的前提下制定更为全面、有益于推动来华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政策法规。

华文文学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华裔英语文学；后殖民性；后殖民文学批评方法；再现；中国性

华裔英语文学是主要在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学术领域。它以华裔美国文学作为主导，迅速在英、美、加等国形成一个极具特色的文学现象，并构成当代世界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但是华裔英语文学很难准确地界定，宽泛地说，它指的是由西方，主要是英美华人后裔作家用英语创作的各种作品。虽说北美的华裔文学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半叶，其在美国文学中的脱颖而出还是在20世纪的70年代以后，彷佛雨后春笋般“冒现”而出，因此又被称作是“冒现的文学”。在英国，以毛翔青(TimothyMo)为代表的华裔英语文学虽然还难以与主流文学抗衡，甚至也无法与其他弱势族裔的文学，如印裔英国文学相提并论，作为当代英国文学的一个个性鲜明的组成部分，它的重要性却不容小觑。华裔英语文学作品涉及的题材丰富多样，与主流文学相比，它们在叙事方式、主题关注、修辞手法等方面都表现出独特性，对这些作品的研究因而也呈现出多角度、多层面的特点。

1．0后殖民理论与华裔英语文学研究

华裔英语文学创作虽然已有多年的历史，且种类繁多，对华裔英语文学的建制化研究，则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单德兴，2006：187)，至今方兴未艾。华裔文学最初得到评论界较为广泛的关注是在美国文坛，随着汤亭亭的《女勇士》(TheWomanWar- rior)(1976)的出版和获奖，美国华裔文学开始在美国当代文坛占据一席之地。这时的评论者大多可分成两类，一是自己本身是华裔，他们多从作品的社会意义上来关注这些作品，如，多把《女勇士》看作是书写华裔移民生活经历的尝试，侧重其再现历史的真确性；另一类则可泛称为西方评论家，经常沿袭传统的东方主义视角来关注作品的“异国情调”(exoti—cism)，聚焦东西方文化的对立和碰撞。后来，随着华裔英语文学的迅速发展，评论家开始更加认真地看待这一文学现象，有的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解读华裔文学，或是从解构主义的角度来研究华裔文本，还有论者从文学修辞研究入手，探讨这些作品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以及对当代西方文学所做的贡献。近年来，华裔英语文学研究更有纳入文化研究脉络的倾向，突出华裔文本的历史、社会和政治意义。

后殖民主义理论，作为当代最新理论思潮之一的批评理论，也是华裔英语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视角。但是，虽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华裔英语文学的后殖民性(postcoloniality)，后殖民理论与华裔英语文学的关系还是鲜有人进行过深入、系统的探讨。主要原因是，作为当代英美弱势族裔文学的一个分支，华裔英语文学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后殖民文学范畴。简单地说，后殖民文学是指前殖民地国家的人们所创作的作品。不管是北美的还是英国的华裔移民，都很难说直接受到过殖民统治，他们甚至可以说是居住在“第一世界”的中心，享受着第一世界的优越和特权。然而，这些人却并不为主流社会所接纳、认可，他们与殖民地人民有着很多的共同之处：如他们相对于主流社会的边缘地位，族裔历史的湮没、文化认同的危机、重写历史、再现“过去”的必要等等。西方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排斥和压迫，实际上是一种文化殖民，也就是说，他们是被西方为中心的话语所宰制，成为被殖民者，而西方作为一个整体自然成为此意义上的殖民者。换言之，这些华裔移民同其他身处西方的少数族裔一样，被内在殖民化了(intemallycolonized)。在西方中心主义霸权话语前，华裔移民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他们的文学实践可称作是发出自己族裔声音的渴望的表达，而他们反抗、揭露文化殖民的意图也是非常明显的。例如加拿大华裔作者Laiwan，在其代表性诗歌《殖民化了的文化》(TheImperialismofSyntax)中，清楚地表达了对西方通过语言来统治华裔移民的愤怒和苦涩：

生硬的发音，成了让人奚落的笑料，

强咽舌上新文化的苦涩，

为了生存，得证明你的同化。

证实自我的消失。

(Laiwan，1991：58)

李健孙的处女作《支那崽》(ChinaBoy)也清楚地表达了反殖民主义的立场。这部自传色彩浓郁的小说，记录了一个年仅7岁的中国男孩在种族歧视和中美文化冲突之中寻求自我认识的过程。故事的主人公丁改是在美国出生的华裔男孩，父母是二战期间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当作为中国文化象征的母亲去世、父亲再娶一个白人妻子之后，丁改的遭遇变得十分悲惨。继母艾德娜作为纯粹的美国人的代表，即美国文化的体现者，走进丁改母亲生前建立的充满中国色彩的家，“像德国人开进巴黎，确信能够征服，并充分准备好扑灭一切抵抗”。(Lee，1991：56)进门伊始，誓与“中国的”一切誓不两立。她焚烧了丁改母亲从中国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带来的家庭相册，甚至装这些相册的箱子也不能幸免。她叫嚣着：“这是美国!她根本不存在!”(同上：85)。她把汉语看成是“敌意的语言”，不允许在家里与英语“并存”。像殖民者竭尽所能抹杀被殖民者的历史记忆一样，艾德娜残酷地毁坏了丁改和他的姐姐们赖以明确自己是谁的文化记忆，禁止他们使用传承中国文化的语言。“殖民者”的高压政策带来的是“被殖民者”的反抗和发愤图强。年幼的丁改决定改变自己弱不禁风的“支那崽”的形象，发愤学习拳击，终而一举击败校园恶少，对继母的欺压也不再忍气吞声。原为蔑称的“支那崽”被丁改变为具有尊严的称号。后殖民的研究视角无疑会更加突出作者反殖民主义的努力。

汤亭亭在《金山勇士》(Chian Men)中以类似编年史的叙述手法呈现华裔移民史。作者借着自己家族四代男性在夏威夷和美国大陆的经历，书写了一部华裔移民家族史，使小说的英文名字“ChinaMen”一词被赋予了崭新的内涵。很明显，这样的作品可以被视为作者重建华人移民史意图的反映。实际上，文学是华裔重建华人移民历史和文化、建立文化身份的根本途径。后殖民文学的典型特征都在华裔英语文学中有具体的体现，如后现代的立场、双重的视角、想象中的家园、文化的混杂性以及对文化和帝国主义的批判态度等等。况且，通常应用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后殖民理论，其矛头多指向文化殖民主义，聚焦文化再现的诸多问题。它与第三世界国家，或者说殖民地国家的人们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并无直接的联系。由此看来，后殖民主义本质上只是一种批评话语，是“新的跨文化批评”(Ashcrofteta1．，1989：2)，它自然可以用来分析解读与后殖民文学有诸多一致性的华裔英语文学。后殖民文学批评中常常使用的术语，如族裔属性、文化身份、经济及文化生存策略、刻板印象、再现、异质文化、语言差异、挪用、混杂性等，都适用于华裔文学研究。

在对华裔英语文学的批评实践中，后殖民理论经常用来突出华裔作家解构文化殖民主义、建立崭新的族裔文化身份所做的尝试。作为来自香港的华裔移民，毛翔青经常被定位为后殖民作家，对他的作品的后殖民解读也就不足为奇了。他的代表作《酸甜》(SourSweet)，多次被从后殖民理论的视角进行探讨。如LauraHall在《新国家，新自我：毛翔青和石黑一雄的小说》一文中就从后殖民理论的基本点出发，指出了这两位作者在作品中对“英国性”(British．ness)的再协商，和对建立超越本质论的文化身份的呼唤。(Hall，1995)伍慧明的《骨》、梅恩格(MeiNg)的《裸体吃中餐》、李群英的《残月楼》等作品也因有力地再现了北美华裔个人、家族及族裔的历史和生存状况，经常被纳入后殖民批评的范畴。任碧莲在《典型的中国人》、《爱妾》等作品中对华裔身份混杂性的再现、后多元时代的描摹也不断得到后殖民解读。王索玲(SaulingCynthiaWong)在《从必需到奢侈——解读亚裔美国文学》一书中，也从后殖民方面探讨了一些重要亚裔美国作家的主题关注。(Wong，1993)她的解读策略基本上是后殖民主义的。书中属于后殖民文学批评的术语，如他者、异国情趣化、协商、挪用等可说是俯拾皆是。也有大量的评论者对华裔女性作家的作品结合女性主义与后殖民文学批评进行了解读，强调了弱势族裔女性在主宰的白人文化和各自的族裔文化双重殖民下的的艰难处境，以及她们打破沉默、发出自己独特声音的不懈努力。这与斯皮瓦克所坚持的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活跃于该批评领域的常荆苛(CheungKing-Kok)和林英敏(AmyLing)等均属于此列。陆薇(2007)的《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则系统地采用后殖民批评策略来解读华裔美国文学作品。这些研究工作证明，作为华裔英语文学研究的一种批评工具，后殖民理论是恰当而有效的。

2．0后殖民解读华裔作品中“中国性”的再现

在后殖民理论的语境下，“再现”是一个充满政治色彩的词。叙述(narratives)被看作是帝国主义及其“他者”必争的领地，双方为能够控制人们和地域的再现权殊死搏斗。人们对特定地方、特定人群的认识，往往基于他们所读到的文字叙述。正如HomiBhabha所言，国家本身即是叙述@。(Bhabha，1990)从这个意义上说，华裔英语文学体现了作家们对“中国性”(Chineseness)再现的关注。他们实际上是将文学再现作为身份建构的一种有效途径，试图粉碎西方文学传统中对“中国性”的刻板印象化(stereo—typing)，并用生动、真实的叙述来重建自己的身份和族裔属性。虽然对于什么是“中国性”，目前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随着文化历史背景的变化，这一概念的含义在不断发生演变，而华裔英语作家其实是在用自己的作品对此进行商讨。他们的文学创作是对西方“他者化”中国的应答。用笔做武器，他们为自己和自己的族裔构建了新的动态的文化身份，使作为少数族裔的华人在这些英语国家以崭新的姿态存在，并构成西方多元社会的一部分。 　华裔英语文学的一个普遍的主题即文化身份认同问题，这与后殖民文学的核心关注是一致的。赛义德认为，文化身份不是自然形成的，稳定不变的，而是人为建构的(赛义德，1999)，在后殖民理论的透视下，华裔作家为粉碎西方文学中对华人类型化的塑造、构建新的华人形象所做的贡献会更加突出。在当代多元化的社会里，认同并参与这样的工作，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为塑造新的华人形象，这些作家致力于在作品中解构西方文学中所构建的华人族裔的刻板化形象，表现与之截然不同的“中国性”。这些作品里，既有叛经离道的女勇士的生动刻画，也有不同时代的金山勇士、中国小子等迥异于西方文学传统中女性化的华裔男性的形象塑造，还有在多元文化中成功找到平衡点、达到文化融合和混杂的华裔代表，如《爱妾》中的卡内基·王。通过在作品中探讨在这些西方国家作为华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作家呈现出不同境况下异彩纷呈的“中国性”。他们所再现的中国及其文化传统，因为缺乏亲身经历，很多是基于间接经验的“文化想象”，构建的是颇有争议的“文化中国”(CulturalChina)④，但无可置疑的是，这些个性化的创造“集体文化身份”的努力构成了“中国性”的不同层面，作为少数族裔的华人移民及其后代文化认同的多元性也得到了体现。这一切都与后殖民地国家人民重述历史的文学策略殊途同归。因此，后殖民文学批评方法使这些作品的深层意义得到进一步开掘。

与“中国性”的再现有关的另一个方面，是真确性(auhtenticity)问题。华裔英语作家毕竟身处西方，用英语进行写作，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模拟”了主流文化的话语，套用了“殖民者”的价值观和评判事物的标准，并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族裔属性。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经常被批评为卖族裔的“他者性”而求荣了。他们的作品中，中国的故事、传说和典故遭到大胆的改动，经常变得面目全非。例如，受到赵健秀等人炮轰的《女勇士》里花木兰的传说，《喜福会》中的一些典故，都经过了作者看似离谱的改写。不过，依此为据谴责这些作者歪曲华裔文化、篡改华裔历史，却有失公允。华裔作家成长于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中，他们无法沿袭任何已有的文学传统来表现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这些经过改动的传统文化元素，实际上是他们文化混杂性的体现，反映了他们建立一种可以被称作是“华裔英语文学传统”的载体的企图。

然而，对华裔英语文学中“中国性”的再现应以批评的眼光来看待。IenAng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现在世界上有不同的华人群体，“中国性”的含义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集体文化身份的构建也应随着社会文化背景的演变而增加新的内容。(Ang，2001)如何从后殖民的角度来解读日益繁荣的华裔英语文学，因而有着文学上和现实上的双重价值。

3．0后殖民理论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陷阱

使用得当，后殖民批评话语在研究华裔英语文学的过程中，可以成为一种有效的批评方法和武器，更好地凸现华裔作家争取(claim)真实的华裔移民历史、商讨动态的文化身份和建立华裔英语文学传统所做的努力。然而，基于后殖民理论本身的种种争议和局限，其在华裔文学批评实践中也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

首先是西方评论者基于东方主义假定对华裔英语文学的误读。他们把华裔英语文学看作是充满异国情趣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以东方和西方的二元对立来衡量和评价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他们往往从作品中寻找符合或不符合这些假定的元素，并以此来判断作品是否真实地再现了中国文化。悖论的是，华裔文学评论家(包括中国大陆和港台学者)自己也容易深陷这种本质上是西方或东方中心论的泥潭：他们熟知华裔作品中涉及的典故、传说等中国文化内容，却以是否复制和传承了中国文化传统来衡量这些作品，因而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华裔英语文学虽与中国文学有着某些联系，它却是完全分离的另一种文学，作家们意在转化、改变中国的故事、传说，而不是简单地呈现。

与之相联系的，是某些后殖民学者倡导多元文化所可能布设的出人意料的陷阱。多元文化的主张，有的时候会导致对“异国情调”的过度追求，进而导致作家们出卖自己文化的“他者性”以求作为主流文化的点缀被接纳。这背后的逻辑是，“他者性”是永恒的，东方就是东方，应满足于自己的从属、边缘的地位，而西方仍是西方，没有必要做些什么来改变现状。具体到华裔英语文学中，那就是要求华裔作者更多地关心如何写出自己族裔文化的异域色彩，为多元社会增添一种多样性，而不应该过多地着墨于揭露和批判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

最后，是在运用后殖民理论的实践中出现的对静态的族裔属性的坚持。在当前学术界针对再现的真确性以及谁更有权力代表华裔移民的激辩背后，隐含着这样的潜台词，即有一种特定的“中国性”的存在。显而易见，族裔属性是不断变化的，其再现也应该是各式各样的，因背景差异而各具特色。从某种程度上说，差异和不同才是最重要的再现内容。这种在后殖民理论不当应用中产生的本质论，恰恰违背了后殖民理论去中心化的原则。

4．0结语

华文文学论文篇8

    云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米良认为，华东政法学院的院长何某及该院副教授李某主编的《东南亚七国法律发达史》一书，大量抄袭了他的论文内容，侵犯了其著作权。为此，米良将何某、李某诉至法院，要求二被告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和经济损失共10万元。4月26日，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此案。

    米良诉称，今年3月11日，他在书店购买了一本何某和李某主编的《东南亚七国法律发达史》，翻阅该书第八章时他发觉，其很多内容与自己发表的论文和编辑翻译的书的内容十分相似。于是，他把《东南亚七国法律发达史》第八章越南法的内容，与自己论文《当代越南立法的历程》（载于《云南法学》2000年第一期），以及自己编辑和翻译出版的《越南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越南民法典》（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越南缅甸老挝先行法律选编》（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越南程序法汇编》（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等书进行核对。核对结果令米良十分惊讶，《东南亚七国法律发达史》第八章第二、三、四、六、七节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直接抄袭他的著作而成，其他第一、五、八节中也引用了他著作的内容。《东南亚七国法律发达史》第八章在使用米良的研究成果时，对一小部分内容进行了注释，但是绝大部分，并没有注明出处。比较严重的是，何某和李某并不是为了研究而合理地引用，而是直接抄袭。米良在《当代越南立法的历程》一文中对越南当代立法三个阶段的划分，是其经过大量的研究、探求后形成的独家观点，但是何某和李某在引用时，非但没有注明出处，第二节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抄袭米良的论文而成。另外，两被告在该书附录部分的主要参考文献中，也没有注明原告的论文和书名。

    此后，《东南亚七国法律发达史》一书又更名为《亚洲七国法律发达史》于2004年5月在台湾出版，并在香港发行。

    据此，米良认为，两被告的行为，是对其作品所拥有的著作权的严重侵害，两被告的行为，给他造成了精神和经济上的损害。因此，米良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立即停止对其著作权的侵害；在部级媒体及香港、台湾地区主流媒体上公开向其赔礼道歉；赔偿其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人民币，经济损失7万元人民币。

 中国法院网·王翁阳 魏文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