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管理论文范文

遗产管理论文篇1

【关键词】“原生态”；民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最近一年来，“原生态”民歌一度成为电视媒体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在中央电视台和各省市电视台的节目当中，出现了很多具有原生态音乐文化元素的节目。其中一些栏目是以“原生态”民歌为主要内容，如中央电视台的《民歌·中国》栏目、《魅力12》栏目；内蒙古卫视的《音乐部落》栏目，广西卫视的《唱山歌》栏目，上海卫视的《海上回音》栏目等等。纵观CCTV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比赛的盛况，新增加的原生态唱法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本文试从对“原生态”民歌的认识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了解，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谈些自己的看法。

一、对“原生态”民歌的认识

在以往的音乐术语中，本无“原生态民歌”一词。“原生态”是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普遍使用于生物科学领域的一个术语。更具体地说，它是“原生物”和“生态”两个名词的复合，即以口头方式传播于特定民族、地域社区传统习俗生活中的民间歌唱，除风格、唱法要求是“原生”外，还指出它的歌唱环境也需要保持其原本的“状态”。

近些年来，为了区别于作曲家编创的民歌，强调传统民间歌曲的原汁原味风格，“原生态民歌”之词应运而生。其实，“原生态民歌”一词的人文含量比我们习惯上说的“传统民歌”还要大一些，宽泛一些。它不仅包括：（1）民族语言和地区方言；（2）口头的自然传承方式（家族、村寨、社区等）；（3）特殊的歌唱方法和地域民族风格，同时还特意提出了歌唱环境这个因素，并强调两者之间交融一体的互动状态。[1]最近，一部部标榜“原生态”的歌舞剧大受欢迎，一场场展示“原生态”音乐的民歌大奖赛在电视上频频亮相，一张张将西部民歌旋律配上流行元素的唱片传唱于大江南北……在已经结束的CCTV第十二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团体总决赛上，新增的原生态唱法成为20天比赛的亮点，几乎所有高分都被原生态歌手所垄断。在文化管理部门、媒体、学术界，以及大量民歌手的共同努力下，我们迎来了一个久违的“原生态”民歌热。对此，我们也不禁会提出疑问：既然原生态民歌特别强调了歌唱环境与方言、口头传承的统一，那么，频频地将民歌“移”到舞台上、电视屏幕上、广播电台上，还能被认为是“原生态”民歌吗？我们可以引用乔建中（音乐理论家、原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的话作为解释，“原生态”是一个不得以而为之的说法，是因为当代环境下有了太多不朴素的所谓民歌。虽然搬到舞台上的民歌已经不具有纯粹“原生态”的意义，可以说就是“次生态”了，但是它还没有改变它的音乐形态，通过媒体、比赛等方式让大家进行集中交流，开阔大家的眼界，提供一个相互交流与学习的平台。

“原生态”民歌的产生是人们社会生活最直接的心声，从《吴越春秋》的《弹歌》到周代《诗经》的乐歌“风”“雅”“颂”，从新民主义革命时期的《长工苦》、《东方红》，到改革开放后从台湾传入内地的“校园歌曲”，这些无一不是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直接“表达”，“原生态”民歌作为一种社会存在，它始终伴随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二十多年来，民族民间音乐的集成工作、地方政府对于传统节日的恢复、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试点工程、中央电视台的西部民歌大赛等等工作都是在推行对“原生态”民间艺术进行保护的理念。

二、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长年来致力于探求文化遗产的功能与价值，在如何更好地认识、保护和尊重人类的文化遗产方面不断努力，提出新办法。2003年9月29日～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第32届世界大会，大会的重要成果是通过了“2003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称公约）。[2]该公约的主要宗旨是：（1）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2）尊重有关群体、团体和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3）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一级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互鉴赏的重要性的意识；（4）开展国际合作暨提供国际援助。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自治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文化有关的工具、实物、工业品和文化场所”，具体包括五方面：（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包括传统音乐、舞蹈和戏剧；（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从定义可以看出，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要使之能够代代相传；使之存活与社团、群体的文化环境中，并与自然、历史相关；提供社团和群体文化认同感并使之延续；发扬世界遗产的文化多样性及人类的创造力；符合国际人权公约赋予人们的权益；推动群体间的相互尊重、继承发展世界文化的多元性。

国务院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关于“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履行我国加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义务，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历史的见证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使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不断传承和发展，将极大地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保护健康的文化生态，为实现经济社会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发挥主要作用。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稳定统一，激励各族人民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伟大国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推动“原生态”民歌的发展

“原生态”民歌其实就是指民歌，是与生活连在一起的，是其民族、地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2006年的电视歌手大赛，不仅将“原生态”从民族唱法中单列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比赛单元，而且参赛的原生态歌手或组合更多，如李怀秀、李怀福的海菜腔《吉祥的鸟儿飞起来》、卞英华的《阿里郎》、蝉之歌组合的侗族大歌《蝉之歌》、安达组合的《安达情》、毕曼组合的羌族多声部《取胜》等，这些民族特色浓郁，地域文化色彩鲜明，自然朴素的唱法风格的“原生态”民歌，给人们带来了强烈的艺术震撼和审美享受。[3]“原生态”民歌第一次在中央电视台和全国观众面前展示，以集团军方式进入电视传媒，已经发展成为主流媒体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了第一批“人类人口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单，共计19个项，绝大多数是由发展中国家申报的民间传统仪式、口头语言和表演艺术项目，中国艺术研究院申报的“中国昆曲”也榜上有名。[4]这是维护人类文化多元性的一个重要行动，把那些遗留、残存于世界各个角落的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看得与文物、古迹等物质文化遗产及未被人为破坏的自然景观同样重要，及时采取各种有效的保护措施，使它们的价值能够持久地保存下来。

自2002年我国正式启动“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工程”以来，各级政府和群众对这项伟大工程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昆曲、古琴、维吾尔木卡姆、乌日汀多——蒙古传统长调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相继批准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国家名录推荐名单的公布；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5]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之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目前，我国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申报范围分为九大类，即：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戏剧、曲艺、民间美术、传统技艺、民俗、文化空间。这些举措的实施与开展，对代表我国各民族特色的“原生态”民歌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保护作用。

民间音乐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我们民族音乐的母体又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资源，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挽救我国民族民间音乐遗失，保护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重大举措，唤起人们对“原生态”民歌的保护意识。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生产方式的改变，以及商品经济大规模入侵民间音乐的发源地，那里的人们的价值观、审美观、行为方式、生存条件和文化环境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民间音乐失去了以往的生态环境，从而导致一些民间音乐的失真与变异，因传承面变窄而被遗忘，面临着瓦解消亡的危险，带来生存与发展的危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推出，使“原生态”民歌的崛起以全新的面貌面向全国观众，使人们重新看到民间音乐的朴素自然的艺术魅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使人们直观地感到民间音乐的确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珍宝，从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急速消亡的今天，唤起人们对它的热爱和传承保护意识。

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原生态”民歌，必将随着社会物质文明和人们精神文明的不断提高而日益发展，它以鲜明的民族个性反映了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它的发展反过来对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推动其不断地发展是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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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管理论文篇2

关键词：经济学；旅游学；文化遗产管理；研究评述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7008801

在人类社会与经济不断发展与提高的今天，无论是历史文化遗产还是当代文化遗产都已经纳入经济学与旅游学这两个学科体系中，所以在此基础上延伸出文化经济与文化旅游两种全新的概念。当今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与发展，旅游与经济两者之间呈现出相互牵制、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局面，这也使得文化遗产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气息能够持续在与周边环境相互融合、互相影响，在这一过程中，遗产经济与遗产旅游应运而生。

1基于经济学视角下的文化遗产管理研究

关于传统文化遗产管理的研究中，管理者所注重的都是环境与文化价值方面的问题，而对于文化遗产管理与经济价值研究甚少，也没有意识到经济价值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益处。当前，在经济学理论中，文化遗产经济尚未引起重视，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以市场经济规模在经济学体系中的研究模式，文化遗产经济并不足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来进行研究和评述；第二，由于受到诸多方面的影响，导致文化遗产组织管理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缺陷，致使文化遗产的支出与收入没有达成正比，也难以在此基础上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然而，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其文化遗产在旅游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能够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GDP的增长与下降。在《遗产旅游管理》一书中将这种现象可以称之为“小国产业”，而书中明确指出，如果将文化遗产产业这一概念放在一个空间规模较小的地方，文化遗产可以以县乡村镇的形式出现，例如新加坡、日本等小国，以观光旅游带动国家经济的发展也是可行的。

在相关论著中可知，以文化遗产的组织结构为依据，将其延伸至文化遗产的供给与需求层面，就能够将文化遗产与经济学理论联系在一起，从而为文化遗产经济场域的构建提供了条件；该论著中提到，对文化遗产的需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现象，它是由供应者唤起的，具体是指市场对文化遗产的需求与否，取决于管理者如何发挥其拥有吸引和创造市场经济价值的一种需求，通俗点说，就是如何将文化遗产这道菜做到能够吸引顾客（旅游者），从而满足顾客对这道菜的需求。这种需求的达成必须建立在文化遗产拥有良好的治理条件和管理机制的基础上，从而避免市场供需过程中给文化遗产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该论著还提到了文化遗产服务的供需问题，这一问题也是我国以往在文化遗产管理工作中比较缺失的一项，因为要想解决遗产服务供需问题，就必须将文化遗产与旅游业相结合，并利用先进的技术设备来实现。

另外，在“关于文化遗产经济的七大疑问”这篇文章中提出的以经济学理论中的条件评估法来分析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该文的作者David Throsby明确指出，在评估和分析文化遗产价值的经济条件时，不仅需要政府的介入，同时也需要非政府组织的支持，政府扮演的角色是制定政策与前景规划，而非政府组织扮演的角色就是组织交流活动，两者之间是由必要联系的。反之，在我国文化遗产管理中，除了政府角色外，其它非营利组织的角色根本没有发挥太大的政策构想和实质性作用。

2基于旅游学视角下的文化遗产管理研究

首先是文化遗产与旅游的关系，从我国文化遗产分布范围来看，一些极具代表性且具备文化遗产特质的历史名城，能够轻易打造成以旅游业为区域经济导向的城市，如北京、西安等，而这种良好局面形成的原因与文化遗产本身给旅游者在不同时间段带来的感受不同，从而有着足够的吸引力，当然也与对文化遗产本身进行优质管理是分不开的。因此，文化遗产旅游其实就是一种文化旅游类型。一些旅游学家认为，文化旅游就是参与并感受不同地区的风俗文化，还有一些旅游学家认为，文化旅游就是一种消费产品，而旅游者就是在产品中体验和感受旅游活动带来的文化内涵。总之，无论从何定义，文化旅游就是体验不同文化来提升自我视野或生活经验而产生的一系列旅游行为。

其次是文化遗产与旅游的有机整合，很多国家都会利用本国丰富的文化资源，将其与文化旅游有机整合，在诸多文化资源中，历史建筑物的叙述与叙事能够很好的将其整合在一起。例如，在英国伦敦的坎特伯里大教堂，该教堂每年有上百万游客朝圣，能够引来如此多的游客，与其本身的叙事性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对于文化旅游时，参访对象的主体性会随着文化多样性内容而变化调整，而不同文化遗产本身若蕴含多样化的文化资源，其对促进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将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基金项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教育计划资助项目“企业劳资关系的伦理研究―以湖北省民营企业为例”（2012B0816）。

作者简介：刘英为（1981-），女，辽宁丹东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企业伦理与企业决策；王建勇（1989-），男，山东临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计量。再次，针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如何对市场旅游进行准确的定位是关键，作为一种具有市场经济价值的产品，文化遗产旅游也应制定出合理有效的营销策略。要想准确定位文化遗产旅游，就必须了解文化旅游者对文化遗产的需求特点。通常情况下，文化旅游者可分为带有特殊目的的旅游者；纯游览的旅游者，临时决定的旅游者；非刻意性的旅游者；到此一游的旅游者。不同类型的文化旅游者对旅游资讯的掌握程度和了解范围也不尽相同，因此，在文化遗产与文化旅游有机整合过程中，对文化旅游的营销做出准确定位尤为重要。

最后，文化遗产产业与遗产旅游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相关学者认为，文化遗产是将历史保存完好事物引入现代商品化的过程，主要是为了满足当代消费行为而成为遗产的产品。而这一产品则是一个与旅游产业紧密相关的遗产旅游市场。人们认为所有的遗产资源都需经过一个过程转换才能成为遗产产品，而成为一个满足市场供需条件的遗产产品需具备两个重要的因素，即选择与包装，这一转换过程与专业的历史资源保护是不同的，它是利用当代价值的转换来将历史文化遗产与不同时代的距离拉近。

关于文化遗产管理方面，已经有诸多专家学者做出了相应的研究和论述，在此基础上，相关学者在“国际遗产研究”中对遗产旅游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归纳，将遗产旅游划分为四个类型，即遗产旅游者、遗产旅游活动管理、遗产场所条件与旅游吸引力以及相关利害关系。整体来说，这几项研究之间的相互联系，需要通过文化遗产管理进行整合，以此来解答不同层面的遗产旅游存在的问题。

3结语

总之，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仅只是体现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等重要的文化价值，还需在跟随时展的步伐，延续文化遗产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使其保有延绵不息的生命，从而使不同时代的人们能够珍惜和尊重历史遗留的足迹。因此，在进行文化遗产管理时，应运用动态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一问题。只有合理利用和保护文化遗产，才能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才能推动文化遗产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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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管理论文篇3

>> 遗产旅游符号化与遗产地的商业化研究 文化遗产保护与遗产地旅游的协调发展 遗产地旅游者旅游动机差异的成因分析 原真性理解：旅游与遗产保护视角的演变与差异 遗产旅游研究：从遗产地的旅游到遗产旅游 基于旅游数字足迹的遗产地旅游开发与保护问题分析 绿色管理的世界遗产地旅游管理模式分析 基于绿色管理的世界遗产地旅游管理模式研究 原住民与遗产地和谐发展初探 保护与开发：遗产地数字化管理协同功效实证研究 遗产地管理者在传承遗产地精神中的态度和方法 论我国遗产旅游对遗产地的影响 遗产地的窗口　丽江TAXI 旅游发展背景下的黄山世界遗产地保护和管理路径研究 自然遗产地居民地方依恋与遗产保护态度的关系 论湖南世界遗产地旅游的地方性立法问题 世界遗产地旅游产品开发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自然文化遗产地控制旅游建设用地的补偿机制 世界遗产地旅游业与人居环境的和谐发展 世界遗产地旅游企业环境行为及其驱动机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近几年“真山真水”的说法在业界已经非常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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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管理论文篇4

关键词：世界遗产；旅游开发；保护

一、背景研究

世界遗产作为人类共同继承的、具有“突出意义和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资源，其对游客的吸引力也是其它旅游地所无法比拟的，高品位的“遗产旅游”成为人们高质量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同时“遗产旅游”的兴起也给遗产地带来了严重的破坏。截止到2010年8月，我国已有40处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单，其中世界文化遗产26处，世界自然遗产8处，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4处，文化景观2处，总数位居世界第三。对于这些具有巨大潜在市场的世界遗产地采取何种旅游开发模式才能使得“遗产旅游”得到可持续发展成为关注的焦点。对此，国内各领域的学者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主要包含3个方面的内容。

1.遗产管理的体制――遗产资源经营管理主体的争论

谢凝高认为建立国家遗产管理局统一管理。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体制尚未理顺，法制不够健全，当务之急就是成立国家遗产局，总管各种世界遗产；魏小安等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遗产资源的市场化经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代价最小的一种现实选择，认为管理体制应以地方政府为主，这种模式有助于协调地方与政府之间的利益，更符合中国的国情；王兴斌指出：遗产地的经营只能因地因时制宜，可以探索实行“一区两制”。朱建安从经济学理论角度指出我国的遗产旅游管理模式应废除行政性垄断，给竞争者以竞争压力，依托市场化提供的竞争机制选择合适的竞争者，政府重点执行其规制职能。邹统钎主张遗产型景区管理模式改革的“上统下放”论，即“统一、分级、分步”的改革模式，统一即成立国家遗产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国家的遗产，分级即部级以上的遗产与省级以下的遗产采取不同的管理体制，分步即实行渐进式改革，分两步走。

2.遗产地分区保护模式

周年兴认为分区制是遗产地进行规划、建设和管理最重要的手段之一，通过借鉴了国外分区保护模式的经验，以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为例探讨了适应我国国情的分区模式。郑孝燮指出，保护平遥、丽江这样的世界遗产，根本解决办法是将新旧城市分开发展。通过立法来确定这种模式，在世界遗产周边设立遗产保护区缓冲区有利于保护世界遗产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徐嵩龄总结的黄山“山上游，山下住”的模式以及邓明艳提出的“景区旅游，社区休闲”模式不仅减少了遗产地开发破坏的强度，而且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二、我国遗产地开发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中国是个遗产大国，在如何处理好世界遗产申报、保护和合理利用开发的关系的问题上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第31届世遗大会上，遗产管理部门对中国的三江并流、故宫等六处世界遗产进行了审议和评估，虽未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但给我们的遗产管理工作敲响了警钟，所以对于这些具有巨大潜在市场的世界遗产地采取何种旅游管理模式才能使得“遗产旅游”得到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遗产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总结经验教训寻求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平衡点。

三、中国世界遗产开发之路

1.国外自然文化遗产管理的经验

(1)美国

美国是国家公园的首创者，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管理国家公园的经验，主要有：

①资源的所有权以及保护职能明晰，受法律保障。美国的国家公园多数属国家所有，公园的管理者将自己定位为管家的角色，而非业主的角色，任何机构和个人对遗产只有维护的责任，而没有随意支配的权利。

②遗产保护建立在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之上。几乎每一个国家公园都有独立的立法，国家公园管理局的设立及其各项政策也都以联邦法律为依据。

③建立了如用地管理分区制度、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管理规划一实施计划一年度报告三级规划决策体系等一系列科学的规划决策系统。

(2)日本

日本的公园系统有国立公园、国定公园和都道府县立自然公园组成，对它们的管理由国家环境厅与都道县府政府、市政府以及国家公园内各类土地所有者密切合作进行。在国家公园的保护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①保护公园内环境。为了保持国家公园著名的生态系统和秀丽风光，一方面公园内控制各种人类活动，许多对自然环境有影响的行为都禁止在国家公园内进行。另一方面通过收购公园内的私人土地来强化管理，收购是通过地方政府发行公共债券进行的，债券的偿还由中央政府承担。

②公共设施的提供。允许地方公共团体和个人按照国家公园的使用规划提供服务设施，鼓励提供贴近自然的服务设施。

2.正确认识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

对遗产的保护和研究是需要大量投入的，随着遗产数量日益增加，把资源封存起来，仅靠政府出资对遗产实行无偿保护显然是不可能的。网此，遗产的保护要依靠市场――在保护第一的前提下通过旅游开发的形式以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落实遗产保护的资金问题，正所谓没有开发的保护是没有根基的保护，不是有效的保护。其次，世界遗产作为大自然赋予人类的共同的财富，应具有平等的向公众宣传、教育的社会义务，莫使遗产变遗物，保护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发挥它的作用，所以对遗产进行适当开发以发挥其社会传教功能也是实现遗产价值的不可缺少的一方面。最后，从发展的角度看，世界遗产都是通过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和遗留下来的。保护遗产的真实完整，从自然遗产来说就是保护生物多样性，注重原生性；从文化遗产来说就是要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注重原创性；但是不管是原生性还是原创性，它们都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而实际的标准就是任其自然发展，我们所能作的是：对于自然遗产，为其创造良好的生长环境；对于文化遗产，赋予其今天人类的文明。

世界遗产是一种保护性的资源，而非开发性的资源，在遗产的开发、利用和管理中，必须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把保护高于一切作为所有关涉遗产的其他事业所必须遵循的准则。但是目前我国文化遗产地和自然遗产地景区内的人工化、商业化倾向在不少地方有不同程度的出现，如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是在1992年取得世界自然遗产资格的，然而不到6年时间，该风景区就被世界自然遗产委员会亮黄牌，为了保住“世界自然遗产”的金贵招牌，张家界当地政府花费了比已获得的经济收益高出数倍的代价(10亿元人民币)对景区进行恢复建设，这无疑是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世界遗产支持、鼓励文明的旅游，并从真正科学的旅游管理中获取可持续利用的动力，并且遗产也是旅游业得以发展的载体。所以旅游业一定要遵循遗产保护的一切基本准则和客观条件，保护最根本的遗产。

3.中国遗产地开发的可持续战略

针对中国世界遗产地开发现状，实施旅游可持续发展必须运用多种手段和形式，使政府、企业与旅游者在认识和行动上取得一致，形成自觉的珍惜资源、保护生态、改善环境、文明

旅游与依法治旅的社会气氛。

(1)以法规与标准进行管理。当务之急就是由全国人大尽快制订《中国世界遗产保护法》之类的专题性法律，明确遗产地管理机构对遗产地的管理范围及其权利和义务，为遗产地管理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

(2)理顺管理体制，加强遗产地管理机构职能，实现对遗产地的科学化管理。基于邹统钎先生“上统下放”论，即“统一、分级、分步”的改革模式观点和“国遗”项目的出台，笔者认为我国世界遗产管理模式可以采取在对遗产进行分类的基础上依据遗产的类型与级别，设立相应的委托机构实施高度的统一管理，即遗产管理局统一领导下的二级管理模式(见图)。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①根据我国遗产的级别分成已列入世遗名录的遗产和国遗名录的遗产两类，在国家一级设立独立的机构，比如成立国家遗产管理局，赋予其对内对外的统一管理权，特别是应赋予其必要的执法权，全面负责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管理，包括遗产的开发、管理、财政等问题，并对资源保护和利用的重大问题进行科学分析和最终决策，该部门由国务院领导，其活动接受国务院的全面监督。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地方遗产管理局，全面负责已列入国家遗产清单的遗产管理，其主要职能是全面管理所辖地区的部级遗产。国家遗产管理局同时具有监督、指导各地方遗产管理局工作的职能。

②由于自然文化遗产涉及许多学科，科技含量很高，只有在广泛听取各学科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才能对相应遗产做出正确的评价和鉴定，所以应该成立由建设部、国土资源部、教育部、环保总局和国家文物局等相部门联合组成的保护遗产专家委员会以对遗产地管理机构及其下属机构的工作提出保护利用的建议，同时也可以对遗产进行第三方独立监督。

(3)强化对遗产资源的科学利用。应当建立遗产资源保护和利用的专家咨询指导网络，对各类世界遗产资源分类指导，通过对资源环境及周围生态因素监控，科学地评估遗产地的状况，各地要努力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妥善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切实保障世界遗产。另外，应提倡让当地居民参与遗产地的管理、开发规划和开发操作，任何项目没有当地社区和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

此外，我们也应加强对世界遗产管理保护工作的宣传教育，为遗产保护广泛培养人材，以“严格保护、统一管理、合理开发、永续利用”作为自己工作的指导思想，走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遗产保护和利用协调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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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管理论文篇5

论文关键词 限定继承 遗产管理人 遗产处理顺序

我国《继承法》第33条规定：“继承遗产应当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缴纳税款和清偿债务以他的遗产实际价值为限。超过遗产实际价值的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

上述规定标志着限定继承原则在我国的确立。依该原则，继承人在接受继承的前提下，对被继承人生前所负债务的清偿责任，应以继承人所得遗产中“资产”（即财产权利）的价值为限；对超出“资产”价值的债务，不负清偿责任，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法律不予限制。

限定继承原则设计的本意是，一方面保护继承人利益，不使其承担不应由其负担的财产责任；另一方面又保护债权人利益，要求被继承人的财产必须首先用于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然而，因继承人隐瞒、转移遗产等个人原因及相关遗产处理制度的缺失，限定继承原则在某些案例中成为继承人展开辩论的依据，最终导致债权人与继承人利益的失衡。本文分析了遗产处理过程中债权人与继承人利益失衡的原因，意图通过相关遗产处理制度的设定规制双方利益，最终寻求双方利益的平衡。

一、继承人与债权人之间利益失衡的原因

（一）不受限制的限定责任原则成为继承人与债权人之间利益失衡的诱因

限定继承起源于罗马法，是相对于概括继承而存在的一种继承原则。依据该原则，继承人只需要在其继承遗产的范围内为被继承人承担清偿债务的责任。然而，如何在遗产处理之前确保继承遗产的独立、完整，不受他人的侵吞或争抢，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基于我国财不露白的财产观念与家庭生活、家庭财产现状，被继承人的财产在被继承人死亡后一般由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占有、使用和保管，具有财产范围上的秘密性与价值上的不确定性。该种秘密性与不确定性导致家庭成员之外的人，包括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在遗产范围与价值上的话语权很少，近乎依赖于继承人提供的遗产清单范围与价值。

继承人在遗产范围与价值上的优势话语权结合我国确立的不受限制的限定继承原则，继承人大可放心“信口”遗产的多少，因为即使被发现，也最多是返还侵吞的遗产，不会被追究个人责任。因此，当债权人面临继承人隐匿、转移遗产等侵害自身权利的行为时，经常会处于不明真相或即使了解侵害行为存在，却无救济途径的尴尬境地。

（二）遗产管理制度的模糊与缺乏操作性是继承人与债权人之间利益失衡的主要原因

遗产管理制度是指在继承开始后，为了保障遗产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公平、有序地分配遗产，由管理人对遗产采取的保管、清理、分配等各项措施，具体通过遗产管理人、遗产清算、遗产保全、编制遗产清册、公示催告、遗产破产、遗产分配方案等制度完成。

正如前文所述，继承人与债权人在遗产范围与价值话语权上的差距，对遗产的独立、完整和安全构成了巨大的挑战。因此，为了公平、有序地分配遗产，平衡继承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我国有必要确立遗产管理制度。

查阅我国现行的继承法律规范，可以发现，对遗产管理制度所言甚少，只有相类似的遗产保管与遗嘱执行人的规定可供适用。而且，即使是这两款规定也只是原则性的确认，对遗产保管人或遗嘱执行人的权利、义务与职责却没有丝毫的提及，极其简陋与模糊，难以承担起保障遗产独立、完整、安全的责任。由此可见，对遗产管理制度进行更加详细的规定以供具体操作，势在必行。

（三）遗产处理顺序散乱是继承人与债权人之间利益失衡的重要原因

我国现行继承法律规范对遗产处理顺序的规定散见于各条文，如《继承法》第19条、第33条、第3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1条都有相关规定。

以上规定的散乱导致在实际适用过程中，需要先行进行逻辑上的推理与推导，然后才能确认遗产处理的顺序。而且，在逻辑推理与推导的过程中，还可能会由于继承人、债权人、遗产管理人、法官等遗产处理参与者之间的文化背景、价值追求的不同，而对条文的理解与适用、推理的过程与结论产生不同的看法。因此，在继承法的修改中，对遗产处理顺序进行集中、清晰的规定有助于消除遗产处理参与者之间的误解，达成共识。

二、遗产处理过程中，债权人与继承人利益平衡的制度设计

正如前文所述，遗产处理过程中，债权人与继承人利益的失衡，特别是继承人利益对债权人利益的侵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限定继承原则的配套制度缺失而诱发的人为侵害所造成的。为了尽可能的减少这种人为侵害，完善限定继承原则相关配套制度的设计，规制遗产处理参与者的行为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对限定继承原则作例外性规定

自1985年《继承法》生效以来，多年的应用与实践证明限定继承原则符合我国的法治需要，就维护家庭及其成员财产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得到了社会及个人的广泛肯定，应当在继承法的修改中予以传承。但是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警醒遇到的新问题。无条件的限定继承原则容易诱使继承人通过转移、隐匿遗产等行为为自己攫取更多的利益，最终损害了包括债权人在内的他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为了引导继承人正视遗产处理，在继承法的修改中，对继承人的上述行为进行规制成为必要。

具体来讲，在继承法的修改中，我国仍然应当确认限定继承原则为遗产继承与债务清偿的基本原则。但在该项基本原则之外，应当作出例外性规定，即：债权人如有证据证明继承人存在转移、隐匿遗产等恶意减少遗产价值的行为，已经间接侵害到债权人利益的，可以请求法院认定该继承人对被继承人债务的清偿承担无限责任，由该继承人以其个人的全部财产对被继承人的债务进行清偿。

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制度设计中，应当特别留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举证责任分配问题。“债权人如有证据证明”表明，在上述制度设计中，把继承人是否存在恶意减少遗产价值行为的举证责任分配给了债权人，这符合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

其次，无限责任的认定主体。在上述制度设计中，把能否认定继承人对债务清偿承担无限责任的权利交给了法院。这是考虑到：

（1）继承人减少遗产价值是出于恶意还是过失，需要一个中立第三方的认定；（2）继承人恶意减少的遗产价值占遗产实际价值的多少时，就可能侵害到债权人的利益，需要一个中立第三方进行详细的计算、判定；（3）在我国，人民法院是最受社会认可、制度最为完善、最能严守中立的第三方。

（二）确立遗产管理制度，并对遗产管理制度作出详细性规定

在现今世界各国的继承模式中，都有关于遗产管理的规定。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早在1971年就颁布了《遗嘱认证及遗产管理条例》。而我国继承法则偏重于保护继承人的利益，忽视了对于遗产债权人利益的保护。设立遗产管理制度，实际上就是将继承人、遗产债权人以及其他遗产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同等加以保护，是对以往相关立法的极大补充和完善。鉴于此，在下文中将着重对遗产管理制度的设计进行介绍。

1．遗产管理人的确定

所谓遗产管理人，笼统的讲，就是在被继承人死亡后，对遗产履行管理职责的人。因遗产管理人全程参与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遗产处理的全过程，所以，遗产管理人的确定与选任也就显得意义重大。考虑到遗产管理尚属私权范畴，法律对其进行有限干涉的同时，也应当充分尊重公民个人，尤其是被继承人、继承人的意思自由。因此，笔者建议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可以做如下顺序的设计：

第一，被继承人立有遗嘱、遗赠、遗赠抚养协议，并在遗嘱、遗赠、遗赠抚养协议中确定了执行人的，由执行人担当遗产管理人。

第二，没有遗嘱、遗赠、遗赠抚养协议或在遗嘱、遗赠、遗赠抚养协议中没有确定执行人的，按照下列顺序确定遗产管理人：（1）由被继承人生前确定的遗产管理人履行遗产管理职责；（2）被继承人生前没有确定遗产管理人的，由继承人及时协商推选遗产管理人；（3）继承人之间有不同意见，无法确定遗产管理人的，可以请求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法院接受请求后，可以指定依法设立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社会中介机构担任遗产管理人。

2．遗产管理人的职责

遗产管理制度的设计是为了保障遗产的完整性和安全性，确保公平、有序地分配遗产，最终实现继承人、遗产债权人以及其他遗产利害关系人利益的同等保护。

为有效达成以上目的，笔者认为应当对遗产管理人设置以下几点职责：（1）查明被继承人是否留有遗嘱、遗赠及遗赠抚养协议，并确定是否真实合法；（2）接管、保全被继承人的财产及有关财产的文书、资料；（3）收回被继承人的债权，收回的债权作为被继承人的遗产处理；（4）对被继承人的财产状况进行清算，并编制遗产清册；（5）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督促继承人、遗产债权人及其他遗产利害关系人在一定期限内向遗产管理人申报权利；（6）按照遗产处理顺序分配遗产；（7）在管理权限内，采取必要的措施或通过诉讼保全遗产；（8）进行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

3．遗产管理人履行职责不当时的救济途径

遗产管理人能否忠实履行职责对继承人、债权人及其他遗产利害关系人利益的保护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对遗产管理人之履行职责不当设置救济途径，有助于在实质上保障遗产管理制度功能的发挥。

笔者认为可以对救济途径设置如下：（1）继承人、债权人或其他遗产利害关系人认为遗产管理人履行职责不当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更换遗产管理人。（2）遗产管理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遗产受损失，继承人、债权人或其他遗产利害关系人可以在损失范围内，要求遗产管理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三）对遗产处理顺序做集中、清晰的规定

“法律的生命在于适用”，对遗产处理顺序做集中、清晰的规定，可以减少法律适用中的推理环节，对维护法律适用的一致性有着重要意义。

遗产管理论文篇6

论文摘要:遗产税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在征收的一种税收。中国已基本具备了开征遗产税的相关条件。开征遗产税,有利于完善中国的税制体系;有利于调节社会成员的财富状态;有利于维护中国的税收权益;还能够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

 

最早的遗产税征收行为可追溯到古埃及时期,最早的遗产税成文法律文件形成于古罗马。近代最早的遗产税由荷兰人于1588年开征,但当时的制度极不规范,变化也较频繁,并无明确标准。具有现代意义的遗产税制度于1696年诞生于英国,这一制度确定了遗产税的适应范围、课征对象及具体的征收办法,成为后来各国遗产税政策的模本,世界性的遗产税制度18世纪以后才开始在各国设立,如法国于1703年开征,德国于1900年开征,而较贫困的亚洲、非洲部分地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征的。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遗产税。

 

一、征收遗产税的理论依据 

 

遗产继承权的存在和遗产继承的所得是属于不劳而获的性质,各国的学者们在对遗产征税这一点上是不存在什么分歧。但是,他们对于征收遗产税的理论依据有许多种不同的说法。具体地说,在西方财政、税收学理论中有以下几种关于征收遗产税理论依据的学说:

1. 国家共同继承说。这种理论以德国的布兰奇利为代表,主要流行于欧洲国家。该理论认为私人之所以能够积累起财产,并非个人独自努力的结果,还有赖于国家的帮助和保护,继承遗产并不是上天赋予的,对遗产的继承有赖于国家法律的保护和承认。因此,国家对死亡者的遗产拥有领地权、部分支配权,并通过税收征收遗产税实现这些权利。依据这种理论,遗产税的开征主要是为了实现国家的权利,将遗产税作为取得财政收入的手段,并限制继承者的权利。 

2. 没收无遗嘱的财产说。这种理论以英国的边沁和穆勒为代表。边沁认为,遗产由其家属继承是遗产被继承人的意愿,对于无遗嘱的遗产应当由国家没收,这样还可减少由于继承分配而带来的矛盾。穆勒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他认为,遗产取得权不一定同财产私有权相联系,即使是准许继承的遗产,也应该限于继承人独立生活所需费用的部分,其他部分则应当通过征税形式收归国有。一些国家的遗产税税率按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亲疏关系设置,其依据就源于此说。 

3. 平均社会财富说又称为社会主义说。这种理论以美国的马斯格雷夫为代表。该理论认为,对遗产征税是平均社会财富的一种手段和工具。社会高收入阶层将遗产全部留给其子孙后代,往往会导致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形成新的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征收遗产税可对社会财富进行一次再分配,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维持社会稳定。 

4. 溯往征税说。这种理论以美国的韦斯科特和法国的雪富莱为代表。该理论认为,遗产税不是对遗产的课征,而是对死亡者生前逃避的一切税收的追缴。他们认为,在对纳税人征收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时候,纳税人通常会通过各种办法逃税。所以,应在其死后无法逃税的情况下通过遗产税一次性追缴回来。

5. 享益说。这种理论是早期正统学派的主张,流行于欧洲。该理论依据劳务费说、劳务值说、继承权利说这三种学说建立。享益说跟现代西方的公共财政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处,它将国家政府视为营业机构,政府给予人们劳务以保护生命、财产等,人们就应付出相应的代价,这种代价就是税收。对遗产来说,国家法律保护了死亡者将遗产遗留给继承者,并保护其产权,这就给予了继承者以劳务或享益,继承者自然应该缴纳部分税收以作为代价或补偿。 

6. 能力说。这种理论以美国的赛里格曼为代表。该理论把遗产税看作是一种对人税,是课征于继承遗产的继承人。既是对人税,就应当以纳税人的负担能力为标准。而衡量纳税人的能力标准主要有三种,即费用、财产和所得。由于这三个不同的标准,能力说又可分为三种说法:一是以费用为标准,主张以高税率课征于高遗产获得者;二是以财产为标准,主张以遗产税代替平时的财产税;三是以所得为标准,认为遗产税是一种特殊所得税,可采用累进税率,并要体现继承者的亲疏关系。 

7. 社会公益说。这种理论以德国的瓦格纳为代表。该理论认为,征收遗产税会鼓励富有的人们把财产捐献给社会慈善事业、福利事业和公益事业,这样做,对个人利益无损害,还可以得到好名声,而且对社会发展有利。 

 

二、中国征收遗产税的可行性条件 

 

虽然中国要开征遗产税在征管上还存在着如下问题:如个人财产登记和申报制度不健全,遗产数量难以确认,逝者信息难以及时获得、遗产在征收遗产税以前被分割或者转移,目前的征管环境和条件对形态多样的遗产难以做到综合性整体掌控,财产评估制度不完善、遗产价值确认困难、评估费用开支较大等一些阻碍遗产税开征的边缘性问题,但是,中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开征遗产税最应该具备的基础的条件。参照国际上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的经验,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条件开征遗产税,应该考虑以下三个基本指标:首先要看人均gdp,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其次要看居民储蓄水平,若储蓄水平很低,那么遗产税与赠与税就没有开征的必要;第三要看高收入阶层在储蓄水平里所占比重,具体来说可以用两个指标来衡量,一个是银行指标,另一个就是基尼系数。以下是中国近期这几个指标的具体数据分析。 

1. 人均gdp。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3 000美元。中国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统计局前局长李德水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记者会上表示,2008年中国gdp总量为30.067万亿元人民币,折合4.3274万亿美元。按13亿人口计,人均gdp首度突破3 000美元,达3 266.8美元; 

2. 居民储蓄水平。中国的储蓄率一直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2005年国内储蓄率高达51%,而同期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截至2007年12月底,中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已经达到了17.25万亿元,其中,占储蓄总数20%以上的高收入阶层,他们的存款占总储蓄额的60%以上。据分析,在全国高收入家庭中,资产总量在100万元以上的家庭,全国大概有1 000万户以上。这说明了中国已有相当一批人进入了高收入阶层。2007年美国仍是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最多的国家,其次依次为日本、英国、德国和中国;2008年底,中国的百万美元资产家庭数量超过了德国。 

3. 基尼系数。近几年的政府报告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在0.4的国际警戒线附近徘徊。但许多民间非官方经济学家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就已经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 

中国人均gdp、居民储蓄水平、高收入阶层人数等反映收入财富占有差距的结构指标已显示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确实在渐渐加大,这些都构成了开征遗产税的现实可行性条件。

三、国外遗产税给中国提供的借鉴 

 

迄今为止,世界上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遗产税,中国开征遗产税应在结合中国现实情况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国外的经验。 

1. 在税制模式的选择上,选择总遗产税制。从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总遗产税制实行源头课征,税源容易控制,操作简便,征税成本低,但是不考虑继承人的具体情况,所有的继承人同等负担税收。分遗产税根据继承人的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包括税率高低、宽免额大小、抵免优待等,有利于使税收负担与负税能力相一致、比较合理,但是税制比较复杂,征管因难,难以控制税源,容易发生逃税、避税。混合遗产税看起来既能控制税源又能兼顾继承人的具体情况,但也进一步强化了税制的复杂性和征管的繁琐。具体选择哪种遗产税制主要取决于税制结构的目标和税收征收管理的水平,其中征管因素最为重要,它是实施税收政策目标的基础。 

中国税制将形成以流转税和所得税为主体、其他税种为补充的税制体系,遗产税只能作为辅助税种之一。从征管水平看,中国目前征管尚不规范,征管手段相对落后,征管效率低,开征遗产税宜选择总遗产税模式,便于税源的控管,有利于税收政策的施行,对于其中不合理的因素,只能留待条件成熟后再加以改进。 

2. 在遗产税与赠与税的配合征收方式上,选择开征遗产税的同时开征赠与税,单独设立赠与税的方式。赠与税是对财产所有者生前赠与他人的财产征税,是遗产税的辅助税种,用于弥补遗产税的漏洞,防止纳税人利用生前的财产转移来逃避遗产税。故遗产税欲行之有效,必须与赠与税互相配合,同时为了防止纳税人进行避税,在赠与税的税率设计上不应低于遗产税的税率结构,从而使财产所有人不论以赠与方式还是遗产继承方式转移财产,其所承担的税负都是趋于均等,以堵住逃避税收的漏洞,最终发挥有效调节社会成员财产收入不均的作用。 

3. 在征税依据的选择上,中国可采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混合使用的方法,根据属人与属地相结合的原则,同时采用国籍标准、住所标准和财产所在地标准。 

4. 在课税对象的确定上,中国也应参照国际通用的做法,将课税对象确定为财产,包括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对财产的估价采用市场价值,即以财产所有者死亡时的财产市价为标准。同时,在税基的设计上也宜采用宽税基,尽可能包括纳税人的各类遗产。 

5. 在征税范围的选择上,本着征税面宜窄不宜宽的原则。中国征收遗产税不是以增加财政收入作为主要目的,而是以调节财富的分配、防止财富过度向少数人集中、促进共同富裕为目的,其调节对象是少数人的巨额遗产。 

 

四、中国开征遗产税将产生的积极效应 

 

1. 开征遗产税可以完善中国现行的税制体系。遗产税历史悠久,适应范围广泛,已经在大多数经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得到了较为普遍的应用。开征遗产税可以填补中国现行税制中的一项空白,有利于完善中国的税制。开征遗产税还有利于充实中国的财产税制,是逐步完善中国税制体系的一个重要环节。

2. 开征遗产税可以弱化贫富差距拉大的趋势。征收遗产税是将一部分富人的遗产转化为国家税收,用于满足社会基本公共服务的需要,可以调节社会成员的财富分配,防止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舒缓贫富悬殊的矛盾,对于创造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3. 开征遗产税有利于在对外交往中维护中国政府和中国公民的权益。目前的情况是,一些征收遗产税的国家对中国公民在其境内的遗产和本国公民在中国境内的遗产征收遗产税。而中国没有开征遗产税,等于自动放弃了对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外遗产和外国公民在中国境内遗产的税收管辖权,将中国政府应征的税款无偿奉送给了外国政府。这种不平等的状况是不合理的,也不符合国际惯例。 

4. 开征遗产税可以为政府增加一定数量的财政收入。遗产税在中国可以作为一项新的税源,虽然当前可能征得的税款不多,但是对于一些财力并不宽余的地方政府来说也不无小补。另外,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遗产税是一个税源稳定并且具有一定增长潜力的税种。从国际上的情况来看,如果遗产税每年的收入能够占到全部税收收入的1%(纵观国际情况,遗产税收入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例一般都不高),以2008年全国税收收入54 000亿元计算,则至少可以达到500亿元,远远超过目前中国许多小税种的税收收入。 

5. 开征遗产税,有利于增强人们的法制观念,鼓励勤劳致富,限制不劳而获,增强人们的社会公共意识,鼓励人们向社会公益事业如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政等捐赠。 

任何一项新制度的引入都会产生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的影响,虽然中国目前还有一些制度不是十分完备,但我们不应该以这种客观现实的存在而将开征遗产税这种新的制度拒之门外,尤其是当我们具备开征遗产税的可行性条件的时候。笔者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开征遗产税是大势所趋,是一种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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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管理论文篇7

关键词：概然性知识；教学活动类型

一、概然性知识的意蕴

随着知识内涵的加深，人们也多角度地对知识进行了分类。《西方大观念》第一卷中按照同意的程度将知识分为确定的知识和概然的知识，而本文所研究的概然性知识即采用了此处的分类标准。

什么是概然性呢？洛克认为概然性有两类，一类是感官可及的，根据它们与经验相符的程度可以区分出不同的概然性级别，从“确信”、“信赖”到最低的“疑心”和“不信”等。另一类是感官所不能达到的事情，如外界有限的非物质的东西（比如精灵、天使、恶魔等），或者对于感官而言过于小和过于远的东西，对这些事情的概然性推理我们只能求助于类推来达到对它们的概然性判断。[1]

二、《遗产旅游研究》中概然性知识的表现

我认为《遗产旅游研究》中普遍存在着概然性知识。在基础知识上，概然性知识表现极少，比如在遗产的分类，自然遗产、文化遗产的评价标准，遗产的价值等方面不存在太多争议，争议主要表现在遗产的原真性界定、遗产的开发与保护、遗产地基础设施建设如客运索道的建设对遗产地的影响、遗产地居民对遗产的使用与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游客管理与遗产保护的关系、遗产的管理模式、遗产地旅游开发模式、遗产地拥堵能否靠门票调控、工业遗产保护模式、城市化、旧城改造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关系还有诸如大遗址保护问题，这些知识都有不确定性的特质，而且兼具怀疑性、开放性和灵活性。

三、《遗产旅游研究》概然性知识的教育教学价值

爱因斯坦曾讲过某才子对教育的定义：“如果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2]《遗产旅游研究》中的概然性知识不仅具有知识价值，还有重要的人文教育价值。《遗产旅游研究》中概然性知识的人文教育价值的体现主要来自于教学过程中对概燃性知识的探讨与研究，概然性知识教学更加关注解决问题的过程，更加关注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发散思维、求异思维、创新思维、批判思维的形成。

（一）概然性知识与教学改进

在《遗产旅游研究》概然性知识教学过程中，教师认识到将解决问题的主动权还给学生的重要性，应该想方设法通过改进教学培养学生的思维与能力，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教学中教师要结合当代《遗产旅游研究》的重要研究成果及发展趋势，适当地丰富教学内容。

（二）概然性知识与思维训练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在人的心灵深处，总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这就是希望自己是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3]《遗产旅游研究》课堂对概然性知识的探讨，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改变，使学生认识到学习不是全盘接受，而是一个充满新奇与硕果的探索发现过程；《遗产旅游研究》对概然性知识的探讨，让学生知道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的结论也没有绝对完美的事物，学习要有质疑的态度，促进了学生求异思维与批判思维的形成。

四、《遗产旅游研究》概然性知识教学活动的设计

面对旅游管理专业培养出的人才供需错位的现象，旅游管理专业应特别关注推行发现学习，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与教师的教学方式。利用活动进行《遗产旅游研究》概然性知识教学，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其意义在于通过活动的设计与实施，为学生的发现学习提供条件，使学生在活动中充分“体验”发现过程，独立发现事物的意义和规律。

（一）讨论活动

讨论活动能调动讨论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相互启发，能激发学生思维，集思广益，还具有培养学生合作意识的作用。《遗产旅游研究》概然性知识因其明显的开放性特征，对于某一问题的答案并不唯一，因此极具讨论价值。

（二）辩论活动

辩论是指彼此用一定理由来说明自己对事物或问题的见解，通过辩驳争论，揭露对方的矛盾，以便取得最后的认识或共同的意见。《遗产旅游研究》概然性知识因其不充分性、不完美性、不确定性的特质，而兼具怀疑性等特点，教学中运用辩论活动使学生就某一概然性知识因怀疑而产生问题，以问题为纽带进而展开分析、辩驳及总结，产生思维的碰撞，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很容易取得非常好的教学效果。

（三）遗产调查活动

遗产调查是指应用科学方法，对特定的遗产进行实地考察，了解其历史和现状，找出合适的保护模式。在教学中，遗产调查活动，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打破了课堂内外，学校内外的界限，密切了遗产学习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利用各种机会和学习资源，鼓励学生能够跳出课堂，多多观察社会，学会理论联系实际，做到大胆质疑，勇于创新，同时有利于学生文化修养的提高和爱国意识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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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管理论文篇8

文化遗产，就是针对某段历史时期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对一些物质进行组合，也就是物质创造，从而形成了特定的具象。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创造了这些文化遗产的祖先已亡故，文化遗产所处的环境也有会发生改变。然而，我们人类是可以根据这些文化遗产的遗存来对其所处的历史时期的人或事进行解读的，甚至我们还能够对历史的真面目进行还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实现对文化遗产的深度解读，才能对民族、人类的历史有更清晰地了解。文化遗产通过物质的形式，能够记录我们的历史岁月，而这些文化遗产提现的历史信息，具有其自身特有的价值。文化遗产数字化，就是利用当代测绘遥感和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以数字化方式将文化遗产的全部动产和不动产真实、完整地存储到计算机网络，实现真三维数字存档，供保护修复、复原以及考古研究和文化交流使用。

二、国内对文化遗产数字化的研究现状分析

用关键词“文化遗产数字化”“数字化公共管理”“文化遗产数字化公共管理”在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上进行搜索。目前，关于文化遗产数字化的研究较多，且主要研究侧重点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数字化研究，关于数字化公共管理的文献较少。检索关键词“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文章2014～2019年数量分别为68，105，123，114，149，93;检索关键词“数字化公共管理”的文章2014年～2019年数量分别为24，1，0，2，0;检索关键词“文化遗产数字化公共管理”2014年～2019年数量均为0。因此，本文文化遗产数字化在公共管理中的价值探究有较大的研究意义。

三、文化遗产数字化的发展现状

在数字化时代，或者说在信息化时代，以数字为载体文化遗产内容，能够更好地备被公众所接受并传播。其实，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会越来越深而广泛。数字化技术到底能够产生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这与我们是否能合理使用有着紧密的联系。在数字媒体技术得到飞速发展之后，有越来越多的新理论和新技术不断地应用于博物馆中。在当今时代，博物馆已经不仅是一个文化遗产收藏和展览的场所，更是一个可以快速传播文化的公共教育平台。在数字化时代，我们国家建设的博物馆到底应该怎样定位呢，这其实需要从公众、博物馆的关系来定。跟传统的博物馆传播方式进行比较，数字时代的博物馆会综合利用互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VR技术这一系列的信息技术。随着文化遗产需求的更新与发展，数字媒体的应用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应用。正是因为博物馆能够与现代科学技术相互结合，从而使文化遗产出现在公众视野的时间和空间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拓展。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引入，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同时也能为文化遗产的展览和研究提供发展导向思考。当前，我国文化遗产的数字载体之一数字博物馆的发展现状不够乐观，但是其前景是光明的，目前的数字博物馆是文博系统非常重要的部分，能够更好地为文化传播和创新教育服务。不仅如此，文化遗产的数字化，还可以根据消费文化的需求来实现信息的接受者与传播之间更好地对接。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技术发展可以使文化遗产的展览展示更加迅速，效率更高，效果更好。文化遗产信息的接受者参与其中，能够对信息进行及时反馈，从而使文化更好地进行传播。另外，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大数据技术和云计算技术不仅仅能够带来技术上的变革，更能够带来文化上的变革。鉴于此，我们需要通过新技术去开发多元文化，获得更多文化遗产的数据，使我国的文明发展史更好地展现在我国和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公众眼前。2006～2009年，山西省开展了非遗普查工作，搜集线索20．5万条，采录信息8．23万条，共发现了重大项135个，采访并登记了8．8万传承人的资料，并运用摄像、录音、录像、数据库等手段记录、保护、宣传了项目的相关内容，同时，还拍摄照片21．3万张，拍摄视频资料3091小时，录制音频资料3366小时。目前，被列入部级非遗的项目有10多项。山西省拥有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3个，部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3个，省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15个，专题博物馆10个，而且还整理、出版了大量文献。在数字化保护方面，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开发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普查管理系统”，并根据普查结果制作了“山西风雅颂”数据库，其中包含大量山西省非遗项目的文字、数据、照片和视频。

四、文化遗产数字化在公共管理中价值分析

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公共事务是公共管理的起点，决定了公共行政走向公共管理的必然态势。公共管理是针对政府管理的缺陷而产生的一种管理理念和管理模式。文化遗产数字化之后，其政治价值更加凸显。文化遗产的政治价值，应使文化遗产在数字化之后能够充分展示其价值。否则，为了文化遗产产生政治价值，文化遗产将会被利用和绑架，这是一种不良行为。我们对于文化遗产的解读也好，利用也罢，都必须建立在文化遗产价值认知这个层面之上，在这个基础之上，才可以对文化遗产进行正确引导。文化遗产是全民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一种积淀，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的公共管理才会更加有前提和基础，才能做得更好。文化遗产是人类通过世代传承，口传心授的活态的、无形的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的活态的文化基因和生命记忆，充分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智慧、传统和精神。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很多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结晶正渐渐消失。如何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成为摆在政府管理者和社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成为经济、社会如何和谐发展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课题。将公共管理相关理论应用到解决文化遗产数字化问题的对策之中，构建出文化遗产的“政府、社会、市场”三位一体的新的保护传承模式，这对全省非遗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将具备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是目前学界较少研究的内容。

五、文化遗产数字化在公共管理中价值应用策略

上文对文化遗产数字化在公共管理中的价值进行了分析，那么，如何将文化遗产数字化在公共管理中充分发挥其价值呢。笔者认为，可以从大力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增加政府数字化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这几个方面入手。(一)大力发展现代信息技术。1．建设多元化信息技术平台。多元化信息技术平台的建设，是提升公共管理效率的重要举措。在国务院已公布的四批国家非遗名录中，山西占了116项，保护单位168个，居全国第三位。为了是文化遗产数字化更好地发挥其价值，必须对现代信息技术设备进行更新换代，对于互联网信息技术缺乏的地区，必须充分认识到信息技术的重要性。数字化公共服务信息平台也是同样重要的，在互联网时代，以微信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App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涌来，这些App能够为各级政府提供一个管理公共事务的平台，并且能够促进文化遗产信息的公开透明公共服务建设。随之公众对文化遗产需求的增加，为满足公众这方面的需求，必须在数字化公共服务能力提升方面下功夫。2．培养数字化技术的专业人才。随之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等信息技术的发展，在公共管理事务中，我们能够看到，已经有一批数字化技术专业人才在展示其才能。但是，对于文化遗产熟悉的数字化复合型人才较为缺乏。因此，必须加强这方面人才的培养。为了实现这个人才培养目标，我们应当做好企业与高校、政府之间的合作，为培养这类技术人才，充分利用好高校的教学资源，并做好人才培训工作。在数字化保护方面，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数据库系统的开发与维护，需要大量的专业数字化技术人才。(二)增加政府数字化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加大对文化遗产数字化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在2014年，中央财政今年投入88．43亿，比2013年增加11．1亿元，增长14．35%。支持文化遗产保护对于文化遗产数字化基础设施，其实其形式有很多，比如数字博物馆、公共电子阅览室、电影院等等。2017年，已纳入数字文化馆第三批建设的11个省级文化馆。这类基础设施，对于经济落后的偏远地区而言，可能建设难度是较大的。对于经济较为发达的省市，完全可以通过加大这方面的财政投入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明需求。2006至2015年，中央财政下拨山西省非物质文化专项资金1．42亿。在数字化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方面，需要对集资方式进行明确规定，从而保证其合理和公平公正性。

六、小结

文化遗产数字化在公共管理中的研究，目前较少。近年来，我国在提升数字化共服务能力这方面取得明显的进展，把提升数字化公共服务能力作为国家信息化建设体系的工作重点，特别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焦点问题。就山西省目前的文化遗产数字化现状而言，其在公共管理中的价值还有更多需要我们去挖掘和开发。

参考文献:

［1］闵祥鹏．文化遗产数字化及其产业价值分析———基于新媒介载体下出版模式的思考［J］．中国出版，2015(11):30－33．

［2］侯君奕．数字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论陕西华县皮影的数字化保护［J］．价值工程，2011，30(28):130－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