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誉会计论文范文
时间：2023-11-21 10:01:08
商誉会计论文篇1
关键词：商誉；自创商誉；外购商誉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
一、商誉的本质
说到商誉的本质，较为权威的观点当属美国著名会计理论学家亨德里克森在其专著《会计理论》中的三个观点，即好感价值论、超额收益论和总计价账户论。这也为会计理论界对商誉本质认识提供了三条主要思路：
（一）从商誉构成要素的角度探究商誉的本质。从商誉构成要素的角度来探究商誉的本质是会计理论界研究商誉的较为推崇的一种方法。由于研究的视角不同，理论界形成了“好感价值论”、“协同效应论”、“核心能力观”、“人力资本观”、“无形资源观”等多种不同的观点。“好感价值论”认为，商誉产生于企业的良好形象及顾客对企业的好感；与“好感价值论”不同，“协同效应观”认为，商誉本质上是企业各项要素之间的协同效应；“核心能力观”则认为，商誉的本质是企业的核心能力，企业具有持续获取超额利润的能力，是因为这些企业拥有独特的核心能力；“人力资本观”认为，商誉的本质是企业的人力资本；“无形资源观”则认为，商誉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无形资源。
归结起来，同样是从内在构成要素的角度来界定商誉，“好感价值论”强调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好感的重要性，“协同效应论”强调了协同效应的重要性，“核心能力观”强调了企业核心能力的关键作用，“人力资本观”强调了人力资本的作用，而“无形资源观”则笼统地将商誉归结为各种未入账的无形资源或认为商誉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无形资源。从一定程度上说，前四种观点都是“无形资源观”的一个特例，因为他们只是强调了某一特定类别的无形资源的作用。
（二）从直接计量的角度来界定商誉。如上所述，商誉的构成要素太多，简单地将商誉归结于其中的某些因素都过于片面。由于所有这些商誉的构成要素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导致企业获得了超额利润，因此自从商誉问题被引进会计界以后，会计理论界就开始根据商誉超额盈利能力的特性来研究商誉，从直接计量角度来界定商誉。沿着这种思路，会计理论界逐步形成了“超额盈利现值观”。这种观点认为，商誉是企业所获取的未来持续超额利润的折现值。但是，“超额利润现值观”不过是计量商誉的一种方法，而不是对商誉的定义，更没有阐明商誉的本质，因此把“超额利润现值观”作为商誉的本质的一种观点实际上很难成立。
（三）从间接计量的角度来界定商誉。从间接计量的角度来界定商誉，这种观点认为企业整体价值与其可辨认的净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现行财务会计模式无法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而只能用“商誉”一词笼统地进行表述。因此，商誉实际上相当于现行财务会计模式下的一个“总计价账户”。从本质上说，“总计价账户论”也是商誉的一种计量方法，而不是对商誉的界定。但是，这种方法的可操作性是其他方法所无法比拟的。正因为如此，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几乎都将商誉界定为企业整体价值与其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
从上述三个思路来看，后两者与其说是商誉的本质，倒不如说是商誉的一种计量模式。只有从商誉的构成角度来探究商誉的本质才更为合理。从这一角度上来看，外购商誉和自创商誉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外购商誉不过是自创商誉的外在表现形式。
二、对自创商誉的思考
依据商誉的取得方式，商誉可以分为外购商誉和自创商誉。长期以来，尽管理论界对商誉的处理存在分歧，但是实务界仅确认外购商誉，对自创商誉却不予确认。笔者认为，自创商誉是应该予以确认的。首先，自创商誉符合资产的定义。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根据上述对商誉本质的分析可以得出，商誉是由企业在漫长的经营过程中通过自身的努力，在经营与管理方面逐渐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无形资源，这种资源预期会给企业带来超额的经济利益；其次，自创商誉是由企业长期积累形成的，如果在形成之日不予确认，仅在合并时才入账，实质上是违背了权责发生制原则。如果自创商誉在形成后的较长收益期间内，只确认其带来的收益，而不确认其带来的耗费，这实质上是违背了会计上的配比原则；再次，会计上只确认合并商誉，不确认自创商誉，过分强调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原则，却忽略了相关性原则。自创商誉的计量的确有难度，又不够准确，但是会计上的可靠性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使是有形资产的确认也未必都是完全可靠的。尽管困难，自创商誉的价值还是能够估计的；最后，会计上只确认合并商誉，不确认自创商誉，虽然遵循了谨慎性原则，却有悖于重要性原则和充分披露惯例。
所以，笔者认为，商誉这种特殊的无形资源是可以确认的。自创商誉不同于其他资产，根据投入的成本来核算，但可以根据它能为企业带来的超额收益应该是可以计量。2000年2月份，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发表了SFAC No7《在会计及两种应用现金流量和现值》的公告，该公告是专门为用现值技术来测算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这也正为自创商誉现值的计量提供了强大的理论依据。在实践中，商誉的评估方法主要是超额收益折现法，这种方法主要适用于经营状况一直较好，超额收益比较稳定的企业。具体的公式为：
商誉价值=（各年预期超额收益×按一定折现率计算的各年折现系数）
为了进行商誉的会计处理，根据前述原理，为避免影响当期损益，可以将其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账户。当自创商誉经评估确认时：
借：自创商誉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每年年末对商誉进行测试，如果商誉增值，做上述分录，如果商誉减值，则做与上述相反的分录。每年调整商誉的价值，但不摊销，以及时全面反映企业的真实状况。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研究生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张陶勇.对商誉会计几个问题的再认识[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5.5.
[2]董必荣.商誉本质研究综述[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8.3.
[3]葛家澍.当前财务会计的几个问题――衍生金融工具、自创商誉和不确定性[J].会计研究，1996.1.
商誉会计论文篇2
【关键词】 商誉; 合并商誉; 经济后果
一、引言:全球经济动荡中会计的角色
2008年是全球经济极端不平静的一年,以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再到全球性经济动荡。仅以股市为例,截至2008年底,全球股市累计下跌42%,30万亿美元的财富化为泡影。美国、中国、俄罗斯、韩国、中国香港等股市均有40%―70%的下跌幅度,中国股市的跌幅更超过65%,24万亿人民币的财富化为乌有①。各国政府同时采取了多项措施救股市、救楼市、救经济。比如,美国出台了7 500亿美元的经济救援计划、英国出台了200亿英镑的经济刺激方案,中国更是以40 000亿人民币来撬动内需、刺激经济发展。全球金融危机到底是何原因导致?有人认为,都是会计“惹的祸”!各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能否在短期内奏效?会计上又有哪些作为?人们拭目以待!
就会计而言,会计其实就是一个计量过程(亨德里克森,1982)。在经济全球化、资本流动国际化、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大背景下,会计的国际趋同已是大势所趋,各国经济的表现和资本市场的运作状况都可以通过会计客观地反映出来。近年来,会计改革呈现出三大趋势:一是会计目标由“受托责任观”向“决策有用观”转化;二是会计计量从“历史成本”向“公允价值”转化;三是收益确认由“收入费用观”向“资产负债表观”转化。我国《企业会计准则》(2006)的实施,全面实现了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会计计量中广泛运用公允价值、在企业合并时确认商誉(负商誉确认为当期损益)等②。
随着我国企业合并事项的日益增多,合并商誉的金额日趋增大,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与日俱增,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日趋凸显,其所带来的经济后果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但会计上确认商誉后,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到底有何影响?到底有何明显的经济后果?迄今为止,并没有太多的研究成果对此予以准确回答。因此,本文以2007年年报的实际数据为基础,探讨会计上确认商誉所带来的经济后果,目的在于从理论的角度回答会计上为什么要确认商誉,确认商誉后对股价、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到底有何正面和负面的影响。
二、商誉的性质与我国对其进行会计处理的理论依据
何谓商誉③?英国学者卡多佐(Cardozo)在1859年首次将其定义为:企业在从事经济活动中所取得的一切有利条件,包括地理位置、商号等有关的一切,以及与企业有联系,并由它们能使企业受益的一切有利条件(P.D.Leake,1914),简称“一切有利条件论”。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以后,以美国为代表所掀起的五次企业合并浪潮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既为商誉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同时又激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商誉问题大论战。但到底什么是商誉以及企业到底是否存在商誉等问题,则一直为人们所争论。1982年,美国著名会计学家亨德里克森在其著作《会计理论》一书中,将前人对商誉本质的研究成果概括为三种理论,亦称“三元理论”:即好感价值论、超额收益价值论和总计价账户论。我国会计界,对商誉的研究一直是热点问题之一,《企业会计准则》(2006)的,遵循了“总计价账户观”理论,即商誉是合并成本超过被合并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使实践上有据可依,也使我国企业从2007年起会计报表中首次出现了“商誉”项目,并以资产予以确认,但准则的并未平息理论上的纷争。因为,采用“总计价账户观”进行商誉的会计处理,可以说是理论上存在缺陷,实践中过于简化,所带来的经济后果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以美国在线(AOL)合并时代华纳(Time Warner)为例,2000年1月美国在线以1 470亿美元并购了时代华纳,曾产生了1 250亿美元的商誉,时隔26个月的2002年第一季度就计提了542.03亿美元的商誉减值损失,占其第一季度亏损额的99.99%④。我国2007年上市公司年报显示,在1 331家上市公司中,有506家公司确认了商誉,其总价值约为354亿元人民币,且有上升的趋势⑤,这一方面说明我国企业间的并购行为日趋增多,企业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多元化的运营格局正在形成;但另一方面也促使我们去冷静思考:无论商誉的本质如何表述,它都是一种虚拟资产,是人们的共识,即现行会计上确认的商誉实际上就是一种“合并价差”。这种“合并价差”数额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三大要素:一是合并对价的大小;二是被并企业净资产账面价值的高低;三是被并企业净资产的质量(账面价值与公允价值的差额)。不仅如此,会计上一旦确认商誉后,就只是进行减值测试,而不计提摊销。其结果是会计报表中存在巨额的虚拟资产,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企业的实际价值。如果某个会计年度企业发生严重亏损,到底是经营存在困境?还是会计确认与计量的不妥?可以说是不能简单给予回答的。
三、我国企业确认合并商誉的经济后果分析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2006)(以下简称“准则”)后,自2007年开始在上市公司试行,准则的与实施使得多年来我国会计界对商誉的理论研究变成了现实,虽然一年的数据很难说明所有问题,但会计上确认商誉的经济后果已经开始凸显。为此,本文以2007年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具体分析我国企业确认合并商誉的经济后果。
(一)数据来源与商誉总体概况说明
在我国,由于商誉是在2006年的《企业会计准则》中才要求确认与报告的,故在过去的会计报表中并无商誉,且过去会计报表中的“合并价差”包括的内容远不止商誉一个事项。有鉴于此,本文的样本时间窗口限于2007年度⑥。此外,商誉通常是作为合并报表的项目出现在合并报表中,所以本文采用的财务数据都是来自于合并报表(对于出现在个别报表中的商誉,本文并未考虑)。
本文采集了沪、深两市A股市场(删除了中小企业板)1 331家上市公司的全部数据,确认商誉的公司为506家,时间窗口为2007年1月1日―12月31日。所有数据来自于CSMAR数据库,除此之外,还参考了巨灵金融终端数据库和巨潮资讯。本文的数据处理主要通过SPSS.17完成。在已确认商誉的506家上市公司中,其商誉总体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可知,企业确认合并商誉有增大的趋势,由年初的272亿元、第一季度末的252亿元、第二季度末的326亿元、第三季度末的354亿元到年底的354亿元,年末与年初相比增幅近30%。可以预见的是,由于2007年我国总体金融政策是适度偏紧,先后六次提高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企业贷款的难度加大。有鉴于此,可以肯定的是,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会有明显下降。有数据表明:截至2008年4月16日,沪、深两市有1 083家公司的整体资产负债率为84.94%,比2006年的86.02%和2005年的86.98%分别下降1.08和2.04个百分点⑦。虽然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下降是多种原因共同影响的结果,但会计上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企业合并确认商誉应该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二)样本上市公司确认商誉的分布与会计处理结果描述
本文将1 331家样本上市公司分为从未确认商誉和确认过商誉两组。从未确认过商誉组是指无论在年报中,还是在中期财务报告中都始终没有确认商誉的上市公司(当然,从未确认过商誉组有可能包括一开始就全额计提了商誉减值损失的上市公司,本文并未将其区分出来)。确认过商誉组是指曾经在年报或者中期财务报告中确认过商誉的上市公司。这两组上市公司所属行业和上市地点情况如表2所示:
从表2可知,从交易所的分布来看,沪市确认商誉的上市公司达323家,而深市只有183家。在2007年度,确认商誉的上市公司分布甚广,囊括了上市公司的所有行业,但分布很不均衡。首先是制造业类上市公司确认商誉所占比重最高(占50.79%);其次是商品流通类上市公司(占8.1%);再次是综合类上市公司(占7.31%),超过6%的还有信息技术类上市公司(占6.52%),其余的行业都在6%以下。上述确认商誉的分布至少可以说明三大问题:
一是我国正在进入并购时代,企业并购持续升温,制造业担当主角。普华永道会计公司的数据表明,仅在2007年上半年,我国企业并购的交易数量比2006年同期增长了20%,从2006年同期的674宗增至808宗,交易金额达到276亿美元⑧。这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集中度低,尽管当前某些行业的企业平均规模在扩大,但是规模小、竞争力低的企业仍然是主体。
二是我国商品流通行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一个薄弱环节,流通效率低、效益差仍然是目前国内流通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时,中国的商品流通市场是全球竞争最为激烈、同时地区差异化最为显著的市场之一。按照商务部《流通业改革发展纲要》的要求,力争在5至8年的时间内,培育出15至20家拥有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初步具有国际竞争能力的大型流通企业。在2007年,应有1-2家内贸流通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要求单个企业至少要突破100亿美元的销售规模⑨。商品流通业近年来竞争的日趋加剧,必然导致企业并购行为的发生,比如苏宁电器的扩张就是典型的并购扩张案例。
三是综合类上市公司的并购动机日趋明显。从数据中显示,75家综合类上市公司中,有37家确认了商誉,占到了49.3%,是所有行业中确认商誉所占比例第三高的(社会服务业最高,建筑业其次),说明多元化经营仍然是我国上市公司的追求之一。事实上,多元化经营,到底是馅饼还是陷阱?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多元化经营的动机从总体上来看,不外乎两种:分散经营风险和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前者是要降低业务集中在一个领域内所造成的个别风险,或实现范围经济效应。后者主要是由于原来的行业不景气,或由于企业本身的原因无法在本行业内获得较好的发展。为了谋求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企业决定把资本移向新的、被认为是更有希望的领域,这往往也是弱势企业为争取生存空间而被迫作出的选择。从主观愿望上看,这两者都无可厚非,在理论上也是说得通的,但从客观现实看,馅饼和陷阱往往是同在一处的――馅饼下面就是陷阱。再从国际视野上看,国际大企业正在以核心竞争力理论为指导,在重归主业。比如美国通用(GE)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将200多个子公司重组为13个,以回归主业的方式增强核心竞争力。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的第四次兼并活动的高峰期,并在1967-1968年间达到顶峰,与前三次明显不同的特点是:这一次有83%的兼并属于跨行业兼并,其中更有23%属于原先毫无干系的跨行业兼并。然而,从1970―1995年的26年间,则又出现了连续两轮大规模的“剥离”浪潮。1975年,“剥离”创记录地占到了所有购并活动的54%,1971-1995年的25年中该比例都维持在30%以上,平均高达41%。⑩
由于大多数上市公司的中期财务报告未经审计,其确认商誉的价值是否合理,以及其会计处理是否具有一致性,尚不得而知。故本文再将上述506家确认过商誉的上市公司分为年报确认过商誉组和年报未确认过商誉组两组。年报确认过商誉组是指2007年度的年报中,期初或者期末确认过商誉,而年报未确认过商誉组指2007年度的年报中,期初和期末均未确认商誉。这种分组的目的在于了解上市公司对商誉会计处理的一致性,以及发现是否有商誉的减值问题。(同样,年报未确认过商誉组有可能包括一开始就全额计提了商誉减值的上市公司,本文并未将其区别出来)。这两组上市公司所属行业和上市地点情况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有87家上市公司(占17.19%)在年报中未确认商誉,但有资料表明,这些上市公司在中期财务报告里曾经确认过商誉,而在年报中商誉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其间是何道理?上述87家上市公司曾经在中期财务报告中披露的商誉数额如表4所示。
从表3和表4可知,上述87家上市公司在年度内确认过商誉,且数额达18亿元、15亿元和16亿元,而年初、年末的商誉价值为零。其可能的原因只有三种:一是上述公司在2007年度内发生了企业合并而产生了新的商誉;二是在年末全额计提了商誉减值损失;三是原会计记录存在差错,在年报前进行了差错更正。至于是何种原因导致的结果,还需进一步分析。
再从现行会计准则的要求来看,除非上市公司在2007年有新的企业合并出现,且产生了新的商誉,否则,商誉的数额应该是逐季减少或者不变⑾。即,年初商誉数额应大于或等于第一季度的商誉数额,大于等于半年报、第三季度和年末的商誉数额。也就是说,假定未产生新的合并商誉前提下,其数理逻辑关系为:年初的商誉数额≥第一季度末≥第二季度末≥第三季度末≥年末。
有鉴于此,以上述基本逻辑关系来将表3剩余的419家在年报中确认过商誉的上市公司再分为符合逻辑关系与不符合逻辑关系两组。这种分组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探寻商誉价值变化的规律及其上市公司对会计准则的遵循情况。这两组上市公司所属行业和上市地点情况如表5所示。
从表5可以发现,上述419家在年报中确认过商誉的上市公司中仅有45家(占10.74%)符合上述基本的逻辑关系,其余374家(占89.26%)都不符合其逻辑关系。从相关比例上看,制造业类上市公司中只有不到9%(18/216)、综合类只有8%(2/26)、商品流通类15%(6/39)、信息技术类19%(5/26)符合其相应的逻辑关系。难道这374家上市公司在2007年度都有新的合并行为产生?显然,2007年我国企业合并市场并没有这样活跃。也就是说,上述公司在报表中确认的商誉数额都发生过不合理的变动。笔者目前尚不得而知发生这种不合理变动的原因。
由于商誉的确认与计量相对比较复杂,上市公司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学习和运用现行会计准则,本文假设2007年中期财务报告的编制是上市公司学习现行会计准则的过程。但2007年年报是经过审计的财务数据,我们有理由相信其公允性和可靠性。经过审计的财务数据包括了年初数和年末数,假定2007年里没有产生新的合并商誉前提下,其数理逻辑关系为:年初商誉数额≥年末。为此,本文再次将419家在年报中确认过商誉的上市公司分为年报符合逻辑关系组与年报不符合逻辑关系两组进行深入分析。这两组上市公司所属行业和上市地点情况如表6所示。
从表6可以看出,有189家(占45.11%)上市公司对商誉的会计处理不符合前述的基本逻辑关系。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笔者暂时不得而知,本文也未深入调查和分析。其可能的原因只有一个,即2007年里产生了新的合并商誉。当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推断上述上市公司会计报表有造假的嫌疑⑿,只能推断上市公司对相关会计准则的理解和运用存在问题。同时,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对上市公司运用《企业会计准则》(2006)进行一次完整的实地调研,以及加强会计信息披露的监管。
(三)会计上确认商誉及其减值的经济后果分析
下面,本文将基于上述年报符合逻辑关系组的230家(剔除金融企业一家后,还剩229家,见表6)上市公司来进一步分析会计上确认商誉及其减值所带来的经济后果。
1.确认商誉对企业资产结构的影响――典型数据说明
前述229家上市公司中,在2007年期初,商誉数额最高的公司金额达6亿元,占其总资产的3.51%。商誉数额最低的公司金额仅为1元,原因是该上市公司在初始确认合并商誉时就几乎全额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此外,有一家属于制造业的公司,其商誉数额占其总资产的35.91%;另一家属于传播与文化产业的公司,其商誉数额也占到其总资产的35.77%。
前已述及,商誉是一种典型的虚拟资产,这种资产能给主体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是不言而喻的,但其数额大小的确定是否应该有基本的规范可遵循?其减值的测度是否有科学的方法可以使用?对企业资产结构的改变是否是可信的改变?其资产负债率的下降是否真正增大了企业的偿债能力等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2.确认商誉减值对企业盈利的影响――用数据说话
上文简要分析了确认商誉对资产结构的影响,此处再进一步分析2007年上市公司计提商誉减值损失对企业盈利的影响。本文将上述229家上市公司分为计提了商誉减值损失与未计提商誉减值损失两组来说明这一问题。这两组上市公司所属行业和上市地点情况如表7所示。
从表7可知,2007年,上述229家上市公司中有74家(占32.31%)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其中还有25家(占10.92%)全额计提了商誉减值损失,其余155家未计提商誉减值损失。也就是说,2007年期末还有204家上市公司拥有商誉。
2007年年报数据显示,上述229家上市公司中20家上市公司2007年的净利润小于零,其中14家为制造业,2家为交通运输、仓储业,2家为信息技术业,2家为批发和零售贸易业。这20家上市公司中有7家在2007年计提了商誉减值损失,但有4家上市公司全额计提了商誉减值准备。这20家上市公司中,有1家属于制造业的上市公司的稀释每股收益大于零,且未计提商誉减值准备。这20家上市公司中,2007年期末商誉数额最高的金额为8 340万元,占其总资产的2.73%。
上述简要分析表明,计提商誉减值损失的确对公司盈利具有重大影响。暂且不论全额计提减值损失、部分计提减值损失的74家上市公司,其盈利能力下降已是不争的事实,但问题是还有155家上市公司会计上确认了商誉,却未计提减值损失,其盈利能力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商誉价值的确认本身存在着大量的职业判断,这些职业判断的准确度如何,需要再做深入的考察。
3.对商誉本质的再考察――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不管对商誉本质该如何表述,但学者们普遍认为,商誉是企业超额获利能力的价值表示。既然商誉是给企业带来超额收益的能力,那么拥有商誉的企业应该具有比不拥有商誉的企业更好的获利能力,而且未计提商誉减值的企业应该具有比计提了商誉减值的企业更好的获利能力。或者说拥有商誉的企业与不拥有商誉的企业在获利能力上应该存在显著性差异,而且计提了商誉减值的企业与未计提商誉减值的企业在获利能力上也应该存在显著性差异。基于这样的假设,本文将采用均数比较法中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来探讨2007年我国上市公司确认的商誉是否符合商誉的本质,即上述假设是否成立。
在样本选择上,选取了从未确认过商誉组有806个样本(不包括金融、保险业的19家公司),计提了商誉减值组有74个样本,未计提商誉减值组有155个样本。
本文选用了净资产收益率(ROE)、资产报酬率这两个指标来衡量上市公司的获利能力,并分别采用这两个指标进行了单因素方差分析。其计算公式如下:
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股东权益平均余额,其中,股东权益平均余额=(股东权益期末余额+股东权益期初余额)/2
资产报酬率=(利润总额+财务费用)/平均资产总额,其中,平均资产总额=(资产合计期末余额+资产合计期初余额)/2
对2007年上市公司确认的商誉是否符合其本质的界定,笔者采用方差检验的结果如表8、表9、表10所示。
表8列示了这三组上市公司2007年度上述两个指标的统计量。其中,从未确认过商誉组的缺失样本都是由于CSMAR数据库缺失相关的数据,在计算相应的统计量时以及后面的方差分析中,笔者已经将其删除。
在进行方差分析之前,我们先探讨方差分析对商誉本质分析的适用性。方差分析一般需满足三个条件。其一是正态性,笔者通过P-P正态概率图,发现从未确认过商誉组、未计提商誉减值组的净资产收益率不太符合正态分布,但实际上方差分析对正态性的要求是稳健的,即正态性得不到满足时,方差分析不会受太大影响;其二是方差齐性,表8分别列示了净资产收益率、资产报酬率这两个变量的方差齐性检验,从表8可以看到净资产收益率、资产报酬率的双测检验概率分别为0.542与0.116,所以不能拒绝方差齐性的假设;其三是独立性,显然这个条件是满足的。所以,方差分析在此处是适用的。
表9还分别列示了净资产收益率、资产报酬率这两个变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从表8可以看到,净资产收益率、资产报酬率的F检验概率分别为0.899和0.162,这表明三组上市公司的获利能力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也就是说本文的假设被拒绝。
从表9可知,虽然方差分析显示三组上市公司的获利能力之间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本文还是进一步采用了均值多重比较以进一步分析这三组上市公司之间获利能力的差异,均值多重比较的结果见表10。由于各组上市公司的数量不等,本文选用了Scheffe法,对所有的组合进行同步进入的配对比较。此外,本文还进一步采用了Dunnett法,指定未计提商誉减值组为对照组,然后将其逐个与其它组进行两两比较,并选择了双尾检验。
从表10可以清楚地看出,当以净资产收益率作为上市公司获利能力的衡量指标时,两种方法下得到的检验概率都大于0.9;当以资产报酬率作为上市公司获利能力的衡量指标时,两种方法下得到的检验概率最小也大于0.1。很显然,本文的假设被拒绝。
从未确认过商誉组与其它两组之间的获利能力不存在显著性的差异,有可能是从未确认过商誉组的上市公司拥有未予确认的自创商誉。关于这一点,由于现行会计处理方法限制了自创商誉的确认,从而缺乏相关的数据,本文也无法作进一步探讨。
四、研究结论
本文在对商誉本质属性进一步探讨和界定的基础上,以2007年1月1日―12月31日我国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合并商誉的确认情况及其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后果。其主要研究结论是:
第一,在商誉确认方面,我国A股市场1 331家样本上市公司中确认商誉的达506家,占全部上市公司的38%。2007年末商誉账面价值达354亿元,具有增大的趋势,说明会计上确认商誉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印证了我国已经进入了并购(非同一控制)时代。
第二,对样本上市公司商誉现状显示,会计上确认商誉的确可以改善企业的资产结构,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的偿债能力,为上市公司再融资提供必要的便利。与此同时,会计上确认商誉,也的确会对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产生负面影响,最直接的就是计提商誉减值损失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第三,通过对商誉采用不同的分组分析,样本上市公司披露的报表数据与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存在一定的偏离度。在某种意义上讲,部分上市公司对商誉的会计处理既不符合相关的数理逻辑关系,同时,又可能存在着对会计准则理解和运用上的偏差,抑或存在着会计舞弊的嫌疑。
第四,通过对已确认商誉的方差分析显示,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上确认的商誉并不完全符合其本质,即商誉并非是超额盈利能力的价值表示,虽然部分上市公司会计上确认了商誉,但并未具有超额盈利能力。这也证明了部分上市公司对商誉本质的认识和理解还存在着偏差。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限于篇幅,本文并未就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各种原因可能是实务中对商誉的具体会计处理方法存在偏差,抑或现行商誉会计准则的指导性不足或者需要对商誉理论予以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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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会计论文篇3
[关键词]商誉本质；商誉会计；自创商誉；外购商誉
商誉不仅是一个会计概念、经济概念，也是会计实务与经济生活中经常会面对的一个问题。但学术界和实务界至今对于商誉本质内涵的认识尚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一些探析，以期帮助会计信息使用者更好地理解现行会计标准对于商誉的会计处理。
一、商誊会计学内涵的理论解析
关于商誉的本质，比较权威的观点当属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会计学家Hendriksen(亨德里克森)在其所著的《会计理论》中介绍的三个论点，即“好感价值论”、“超额收益论”和“总计价账户论”。这三个论点被称为商誉的“三元理论”。
(一)好感价值论认为，商誉产生于企业的良好形象及顾客对企业的好感
这种好感可能起源于企业所拥有的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口碑、有利的商业地位、独占特权和管理有方等。由于这些因素看不见摸不着，且又无法入账记录其金额，因此商誉实际上是指企业上述各种未入账的无形资源。故好感价值论亦称无形资源论。
(二)超额盈利论认为商誉是某一主体具有“能获得预期未来收益的现值超过正常投资报酬率的能力和信誉”
“超额盈利观”源于人们对资产特性的认识。从理论上说，它完全符合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中对资产所下定义的三个基本特征：1 “由企业控制的”资源；2 “由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带来的结果；3 这种资源“预期将为企业创造未来经济利益”。很显然，“超额盈利观”下的商誉是企业的一项资产，能使企业具有未来的服务潜力或使企业具有一定的盈利能力。
(三)总计价账户论认为商誉是一个企业的总计价账户
在总计价账户下。商誉被视为企业总体价值与单项可辨认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价值的未来现金净流量贴现值的差额，即剩余价值。因此总计价账户论亦称为剩余价值论。
商誉的三种认识观：第一种观点仅仅列举了商誉的种种特质而难以解决其计价问题。另外，这一观点笼统地认为商誉是一种未入账的无形资源是不够妥当的。因为按照现行惯例，只是自创商誉不入账，而外购商誉(合并商誉)则入账。第二种观点道出了商誉的本质。商誉是企业未来获取的一种超额收益的能力，同时也指出了商誉的计价方法，即超额收益折现法。阎德玉(1997)曾指出：“超额收益论的科学性在于；该观点把握了商誉作为资产的基本条件——经济资源、获利潜力、货币计量三要素。”第三种观点则仅仅是从会计恒等式角度出发的一种形式上的理解，否认了商誉的资产属性，不能反映商誉的经济实质。企业总体价值的估计误差、单项资产的高估或低估，都会被挤到商誉中，因此，商誉容易成为一个“调节阀”，承受一切主观因素的影响。多年来，随着人们对商誉的深入了解，超额收益论观点逐渐占据了上风，是现阶段所普遍接受的观点。
基于“超额收益论”的观点，商誉是一种无形资产，但与一般的无形资产相比有其特殊性，如来源的不可辨认性、价值的不可确定性，与作为整体的企业密切相关，不能单独存在，也不能与企业可辨认的各项资产分割开来，更无法确指它是某项资产所产生的附加价值。因此，笔者认为，商誉的本质只能是超额盈利能力，是企业无法辨认的无形资产，是一种最“无形”的无形资产，它依赖于特定主体的整个资产而存在和发挥作用，其价值就是企业盈利中超过有形资产和可辨认无形资产所能带来的正常盈利水平折现的那部分，即超额盈利的现值。据此，确认商誉的最合适的计量属性莫过于“未来经济利益的现金流入量的折现值”。既然商誉是一项资产，理论上可按其来源不同，分为自创商誉和外购商誉两种。自创商誉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积累形成的各种优越条件和无形资源；外购商誉是指由于企业合并采用购买法进行核算而形成的商誉。
二、商誊会计的实务选择
由于商誉不能与企业分开而单独出售，决定了自创商誉不能确认，因为自创商誉没有经过市场的检验。因此，会计实务中的商誉所指的仅是外购商誉，并且限于在企业购并事项(交易冲形成的“购并商誉”。
(一)购并商誉的确认
购并商誉的确认在国际上存在着不同的会计惯例。把商誉作为不予摊销的永久性资产，即认为商誉将使购并后的集团永久受益，曾是早期流行的惯例，后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不把商誉确认为无形资产而主张从合并股东权益中立即注销，是欧洲大陆国家流行的会计惯例，这与这些国家采取的极度审慎的会计原则有关。商誉被确认为应摊销的无形资产予以系统地摊销，曾是国际会计准则和美国会计准则的要求。但这一会计惯例到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2001年6月《第141号财务会计准则——企业合并》(SFAS141)和《第142号财务会计准则——商誉和其他无形资产》(SFAS142)后得以彻底改变。FAS8在SFAS141的征求意见稿中，建议废止权益结合法而只允许采用购买法，曾遭到企业界的强烈反对，其症结在于：采用购买法所形成的商誉在摊销时将减少合并收益，又不能获得纳税的财务利益；而权益结合法则不会形成商誉。鉴于这样两种不同的会计后果，参议院建议FASB改摊销商誉的方法为定期(每年)测试其减值，由此缓解了企业界的反对。在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所倡导的“趋同”理念下，2004年3月，IASB的《第3号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企业合并》(IFRS3)取代IAS22规定：企业合并应采用购买法处理，购买日应确认商誉，商誉随后进行减值测试而非摊销。至此，代表国际上会计准则潮流的国际会计准则和美国会计准则均将商誉由原来的按期摊销改为不摊销。我国2006年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0号——企业合并》(CAS20)与IFRS3有关商誉的确认基本一致，即企业合并中的成本超过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份额确认为商誉，并规定购买方对其商誉在未来期间不得摊销，而应实施减值测试。
(二)购并商誉的计量
在购并商誉的计量上，迄今流行的惯例不是按照“未来现金流入量的折现值”。而是依据购并差价，购并差价以被购并企业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来确定，已成为现行准则的要求。由于无论是FASB的第141号财务会计准则还是IASB的第3号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均已废止了以被购并企业净资产的账面价值为基础的权益结合 法，因此，购并差价的确定，将以被购并企业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同时，企业购并初始形成商誉的计量，依赖于不同合并理论的运用。当前，国际上通行的合并理论主要有母公司理论和实体理论。母公司理论认为。合并报表只不过是母公司报表的延伸，编制的目的主要是从母公司股东的利益出发，为母公司股东的利益服务。在此理论下，商誉仅列示母公司的部分。而属于少数股权的部分则不予列示。用公式表示如下：商誉=购买成本一子公司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控股比例。实体理论认为，母子公司从经济实质上说是一个单一主体，编制合并报表应从整个集团的角度出发并为全体股东利益服务。在此理论指导下，商誉应按子公司的全部公允价值计算列示。用公式表示如下：商誉=子公司整体公允价值一子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其中，子公司整体公允价值=母公司投资成本÷控股比例。支持运用母公司理论者，认为按实体理论计算的商誉具有推定性质，缺乏可验证性。在实体理论下，子公司的整体价值是通过母公司支付的股权收购价格除以母公司的股权比例推定的。因此，商誉在初始计量时，应按照母公司理论下商誉的计算方法加以确认，这体现在IFRS3与CAS20中。可以看出，实务中商誉的计量不强调其本身价值，而是将其视为一个交易的结果。
三、商誊会计理论与实务的矛盾分析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实务中的商誉会计处理与从商誉的本质内涵出发的会计理论相去甚远。两者的矛盾主要体现在，现行商誉的会计确认与计量偏离了商誉的本质特征。主要有两方面：
(一)从理论上说，很难为实务中只确认外购商誉、不确认自创商誉找出恰当的理由
但实务中明确地排除了自创商誉。对自创商誉的确认一直是会计界争论的焦点。对此，IASB的意见是：自创商誉“不是能以成本可靠计量并由主体控制的可辨认资源”。但反对者大多从会计估计为基础的计量技术能解决计量的可靠性和未来现金流量的不确定性问题来批判自创商誉不能确认导致的会计信息不可比和决策失效，至少准则制定机构是沿着这个方向努力的。2002年2月，FASB了第7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在会计计量中使用现金流量信息和现值》，针对未来现金流量蕴含的不确定-陛，建议用折现现金流量来确定现值。笔者认为，虽然未来现金流量折现的计量方法也在技术上给自创商誉定价提供了可能性。但由于无法保证未来现金流情况和折现率的真实、公允，这一计量技术是否能有效地解决自创商誉的计量问题，还有待实践的证明。
现实中的商誉针对特定主体存在唯一垄断性，这使得商誉在实际中难以根据来源不同对其有所区分。成长和并购都是企业商誉增值的重要途径。就外购商誉而言，在并购行为发生前，它是被购买方的自创商誉，并由被购买方垄断。而当被购买方被合并后，它的商誉就进入并购方企业，被购买方与其自创商誉的唯一垄断性也随之结束。被购买方的商誉向并购方的商誉转化。这使并购方形成了新的商誉，并且很难再辨认这个商誉中有多少来自具体的并购交易。此后，并购方对于被购买方在经营、财务、企业文化上整合的成功与否，便综合作用于企业的整体商誉。有人认为，外购商誉正是代表了被购方的自创商誉，只是通过购并交易实现罢了。因此。区分自创商誉与外购商誉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但在理论探讨方面，它们对于理解和分析企业商誉的形成和发展仍有较大的帮助。
(二)外购商誉纯粹成了一个交易——企业合并的结果的会计表现，这不符合商誉的本质内涵
例如，《国际会计准则》(2004)中对商誉的定义是：“商誉是购买成本超过购买方在所取得的可辨认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中的权益的部分。”甚至在我国2006年新会计准则中都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商誉的定义，而只是强调将某一差额(购并差价)确认为商誉。
FASB在SFAS141征求意见稿中，对美国实务中曾确认为商誉的范围是否都符合商誉的定义进行了分析，将外购差价剖析为六个要素：1购并日被并方净资产的公允价值超过其账面价值的部分。2被并方未曾确认的其他净资产项目的公允价值。3被并方原先在持续经营中自创的“超额集合价值”。4来自购并方和被并方的净资产的集合经营而产生的预期协作的公允价值。5购并方所支付“对价”的计价错误。6对被并方的购买价格的高估或低估。
要素1和要素2都与被并企业有关，它们从概念上讲都不是商誉。要素1反映的是被并企业未确认净资产的利得。要素2只不过是被并企业原来没有确认，而购并企业在购并中确认的具体的可辨认项且。要素5和要素6与购并企业有关，它们从概念上讲也不是商誉，要素5是一个计量误差。要素6代表的则是并购企业的损失(在多支付的情况下)或利得(在少支付的情况下)。只有要素3和要素4从概念上讲是商誉的一部分。要素3是商誉的构成成份，可称为来自被购并企业的“持续经营商誉”，体现了前述的自创商誉只有通过购并才能实现的观点。要素4反映了由合并而创造的“超额组装价值”，即购并企业和被并企业经营结合所产生的协同效应，是严格意义上的购并商誉。FASB征求意见稿将要素3和要素4统称为“核心商誉”。由此可见，商誉计价中夹杂着不符合商誉定义的“不纯”成份，这是外购商誉以交易价格为基础进行间接计量时难以避免的因素，为此，有人提出以直接法按未来经济利益的现金流量的折现值来计量外购商誉，但是它对商誉计量建立在一系列假定的基础上，如正常报酬估计、未来盈利能力预测等，受主观因素影响太大，缺乏可靠性，在实务中缺乏可操作性。
四、研究结论
商誉会计论文篇4
【关键词】 合并商誉； 合并理论； 确认与计量
历经几十年的摸索与锤炼，商誉会计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相关研究成果也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制定的会计准则中体现并对会计实务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由于现实环境的制约以及商誉本身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关于商誉会计的改革探索仍在不断进行中。在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持续趋同的大背景下，如何完善合并商誉的确认与后续计量，保证其会计处理的经济合理性，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颇具挑战性的现实课题。
一、合并商誉的合理性分析
合并商誉的合并理论主要包括实体理论和母公司理论，后续计量方法主要包括直接注销或永久保留、按期摊销和减值测试。不同的理论和方法适应不同的情况，也具有不同的意义和可操作性，下文将对合并理论和后续计量方法进行合理性分析。
（一）合并理论的合理性分析
实体理论和母公司理论对于合并商誉确认分别采用完全商誉法和部分商誉法，其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少数股东权益的处理上。我国会计准则采用母公司理论对商誉列报，不少学者也赞成采用完全商誉法对商誉进行确认。但是本文认为，部分商誉法更能够反映被购买企业无形资源控制权的实质，并能够提供更加相关可比的会计信息，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具有更大的可操作性。
首先，实体理论按照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购买价格来推算商誉的这种计算思路，实质上是依赖于这样一个假设：子公司的少数股东也愿意支付与控股股东相同的价格来购买其在子公司的相应股权，而这种假设与实际情况往往是背离的，少数股东的股权购买价格应该低于母公司股权的购买价格。
其次，商誉实质上是超额支付的合并溢价，这部分合并溢价实质上是协同效应等无形资源的购买价格，母公司期望通过并购子公司来拥有控股地位从而支配子公司的财务和经营决策，通过利用协同效应获得超额收益。然而少数股东并没有发生控股合并行为，他们也并没有为被购买企业协同效应等无形资源付出任何费用，所以属于少数股东的这部分无形资源不符合资产的确认条件，故不应该将其确认为一项资产。
再次，由于少数股东并不具有控制权，他们并不能利用被购买企业的无形资源为自己获取超额收益，所以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协同效应等无形资源的价值几乎为零，因此并不应该确认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商誉。
最后，少数股东在购买股权的时候很可能仅仅将其作为一项金融资产持有以便日后卖出取得差价收益，并不是想要长期持有并通过影响被购买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等为自己获得超额收益，因此确认少数股东的商誉不具有实际意义。
（二）后续计量方法的合理性分析
由于合并商誉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不可辨认性，其内在构成较为复杂，并不能武断地对其后续计量方法作出明确判定，因为不同的后续计量方法对不同的构成情况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1.直接注销或永久性保留
对于取得后直接注销的方法，如果合并商誉是由计价错误或第三方错误导致的高估或低估等非超额收益部分构成的，采用此方法是合理的。对于作为永久性资产的方法，如果此合并商誉属于被购买方未入账资产或不可确认资产的公允价值，重要性水平较低，且确实无法确认，则采用此方法较为合理。但是，如果合并方在以后期间以低于合并成本的价格将企业再次出售，还会使得合并方确认未实现的利得。将其作为一项永久性资产的方法，无疑违背了合并商誉的经济实质，无法反映出合并商誉的真实价值。
2.按期摊销
作为一种成长期使用的方法，表面上看将具有收益性和资产性的合并商誉在其未来收益期限内进行定期摊销，与其未来期间创造的收益进行配比，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会计谨慎性的原则。但此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为：第一，合并商誉作为一项未来收益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资产，我们无法准确判定其收益期间，人为划定一个收益期进行摊销无法反映其真实价值；第二，由于合并商誉主要源于经济资源间的协同效应，如果合并后协同效应发挥良好，那么合并商誉很可能出现不降反升的现象，在此种情况强行摊销无法反映出合并商誉的真实价值。
3.减值测试
作为目前国际认可的会计处理方法，首先，考虑到了商誉构成的复杂性，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商誉内部因不同原因引致的价值损耗；其次，更有利于反映商誉的本质，避免了“不降反升”这一现象的出现，符合谨慎性原则；最后，缩小了权益结合法和购买法下会计处理结果的差异，原购买法下，合并商誉定期摊销计入当期损益，净资产收益率和净利润都大大低于同等条件下的权益结合法，改用减值测试后合并商誉只有在减值时才进行摊销，缓解了净利润的差异。
二、合并商誉确认与计量规范的缺陷分析
合并商誉确认和计量在准则规范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缺陷，本文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一）合并商誉确认规范的缺陷
无论是美国会计准则还是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都是通过差额“倒轧”的方式来确定商誉的价值，然而这种确认方法模糊了商誉的真正价值，导致了商誉初始确认的不准确性。同时，尽管购买价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未来的盈利能力，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但购买价格容易受到双方议价能力、估价能力，市场经济形势，企业经营现状等问题的影响，也不可避免地包含了谈判双方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进行心理对峙和谈判技巧较量的因素，造成交易价格的非公允性，使得最终确认的商誉含有非商誉成分，偏离商誉的本质。而且，企业总体价值评估可能受到评估人员的独立性、专业胜任能力、职业道德等因素影响而产生误差，这种误差会因为这种确认方法而被挤入商誉中。
（二）合并商誉后续计量规范的缺陷
我国会计准则关于合并商誉的后续计量规范存在如下缺陷：
1.合并商誉减值测试时点存在的问题
我国会计准则规定，对于合并商誉“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这也就意味着企业每年除年末外还可对合并商誉进行至少一次的减值测试，但准则对于合并商誉除每年年末以外的减值测试条件与操作方法并未明确说明。由于准则的不完善，我国大多数企业为避免麻烦仅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而在上述情况出现时并未进行商誉减值测试。
2.确定合并商誉减值测试单元存在的问题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为体现减值测试的谨慎性，把认定标准定为资产组产生的主要现金流入是否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资产组的现金流入。但是这样界定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考虑到我国现阶段会计人员的素质和企业的管理水平，企业在如此低层面上进行商誉减值测试，会给实际操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二是会计准则将“资产组”界定为“企业可认定的最小资产组合”，但对于资产组的认定本身就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不恰当的认定不仅会使商誉成为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工具，还会影响减值测试的准确性，使财务报告丧失其在不同企业间的可比性。
3.合并商誉减值确认计量存在的问题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可收回金额为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较高者。鉴于我国目前市场条件，公开市场报价较难获得，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水平有待于进一步加强，资产组的公允价值往往无法可靠估计。在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确认问题上，包含合并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在未来现金流量构成、预计使用年限确定、折现率选择上均会体现出相应的特殊性，而准则对此并未明确说明，这也无疑会加大实务中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在定期进行减值测试的情况下，很可能加重企业负担，违背成本效益原则。
三、合并商誉会计处理的改进建议
基于前文对我国现行会计规范存在缺陷的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改进建议。
（一）合并商誉减值测试条件
对于减值测试的条件，本文认为在实务中，应从商誉的本质角度出发，结合合并后企业的实际情况，当某项经济因素的变动导致企业的内部协同效应受到影响时，就应对其进行减值测试。SFAS142将报告单元商誉减值测试分为年度减值测试和特定测试。年度减值测试可在年度内任意时点进行，不同报告单元测试时点可不同，不同年度测试时点应一致。特定测试为事项或环境改变导致报告单元公允价值低于账面价值的情况，测试条件包括：经营环境出现重大负面变化，未能预计的竞争，关键人才的流失，报告单元某部分的出售或处置。我国可以参照FASB年度测试和特定测试的划分。同时，其他期间合并商誉减值测试的会计处理方法应与期末测试保持一致，在对某单项资产、资产组、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后，对受到其影响的其他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进行追加测试，这样才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合并商誉的内在价值。
（二）资产组与现金单元
进行合并商誉的减值测试，确认与合并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进而将合并商誉金额分摊至相关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依据为“从企业合并的协同效应中取得的受益情况”。但对于实际的确认和分摊依据，准则并未明确说明，鉴于合并商誉本质上的不可辨认性和不确定性，要真正明确认定与合并商誉相关的资产十分困难。我国准则对于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判定依据均以独立的现金流为依据，IASB的减值测试单位为现金产出单元，其判定依据同样为“现金流入基本上独立于其他资产或资产组合所产生的现金流入的最小资产组合”。而FASB的测试单位为报告单元，其判定依据为“独立核算经济主体；独立出具财务报告；经济成果独立核算”。相比之下，我国的认定标准与国际标准相同，均以独立现金流为判定依据，而美国准则的判定标准更加宽泛，因此更加直观和易于确定，当现金产出单元发生减值时，报告单元未必会发生减值。本文认为，我国在与合并商誉相关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认定上有必要参照报告单元的概念，扩大其认定范围。这样做的优点在于：第一，能够更容易获得公开市场报价确定其公允价值，因为在确认资产组可收回金额时，公开市场的报价往往比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更具有可靠性；第二，根据准则规定“资产组一经确定后，在各个会计期间应当保持一致，不得随意变更”，扩大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认定范围有利于维持其稳定性。
（三）可收回金额与折现率
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可收回金额的确定取决于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中较高者。鉴于当前市场条件和评估水平的限制，其公允价值往往难以获得，在可收回金额的确定上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无疑成为了主要参照物。由于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加入了合并商誉这一具有超额盈利性、收益不确定性的特殊资产，在其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确认上，必须对下列要素做出重新考量：
1.未来现金流量的内容
根据规定，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内容应包括：资产持续使用过程中预计产生的现金流入；为实现资产持续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现金流入所必需的预计现金流出；资产使用寿命结束时，处置资产所收到或者支付的净现金流量。对于第一部分也就是现金流入部分，预计时应注意两点：第一，由于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中包含了合并商誉，因而预计的收入既要包含可辨认资产部分带来的收益，又要包含不可辨认商誉部分带来的收益；第二，建立在经企业管理层批准的最近财务预算或者预测数据之上预计的现金流量最多涵盖5年，而合并商誉带来的收益则属于未来收益，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二者间的确定基础并不一致。本文认为，出于谨慎性原则的考虑，预测应建立在最近财务数据基础之上，对于商誉的收益问题可尽量参照历史数据，作为可辨认部分收益的增量。
2.使用年限
确定了使用年限也就确定了折现期限，但对于合并商誉，其未来收益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无法准确预见其使用年限。本文认为，此问题应从商誉的本质出发，前文提到了商誉的“三性”其中一点就是商誉的依赖性，合并商誉无法脱离企业实体而单独存在。如果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使用寿命终止，那么分摊其上的合并商誉价值也就自然会消失，因此其使用年限应确定为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使用年限。
3.折现率
根据规定，企业所采用的折现率应当是“反映当前市场货币时间价值和资产特定风险的税前利率”。对于折现率的确定和使用，“应当首先以该资产的市场利率为依据。如果该资产的利率无法从市场获得的，可以使用替代利率估计”。正常情况下企业应采用单一折现率进行计算，除非“资产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对未来不同期间的风险差异或者利率的期间结构反应敏感”。由于合并商誉本质上是各项经济资源协同效应产生的超额盈利能力的体现，利率和风险完全可能成为影响协同效应发挥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应该意识到对包含合并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折现时采用不同折现率的可能性。
（四）合并商誉的分摊
对于取得后的合并商誉要根据受益情况分摊至相关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之中。对于分摊依据，准则规定，“应将取得的合并商誉按照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公允价值所占比例进行分摊，公允价值难以可靠计量的则采用账面价值”。本文认为，以账面价值或公允价值为依据进行分摊太过简单，因为受益情况的确定取决于协同效应，而非量化的价值。因此，在分摊合并商誉前应该充分考虑到所取得的合并商誉的内在构成，进而对各项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设定一个合理的权重，这个权重可以是加权平均的账面价值，也可以是总使用年限等。
【参考文献】
[1] 冯淑萍，黄世忠，陈信元，等.会计准则研究文库——企业合并与合并会计报表[M].大连出版社，2005.
商誉会计论文篇5
【关键词】商誉，内涵，计量确认，思考
商誉是企业拥有或控制的能为企业带来超额经济利益却无法具体辨认的一种无形资源，最终体现为企业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我国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商誉的会计处理作了相关规定，但仅仅是基于合并商誉对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本文将根据对现行商誉准则的分析，结合商誉内涵以及目前会计界的争论，对商誉的计量确认问题进行探讨。
一、商誉会计处理的现行规定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非同一控制下的吸收合并，购买方合并成本大于合并中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份额的差额，应确认为商誉并在购买方个别账簿及报表中列示。在控股合并情况下，该差额应确认为合并报表中的商誉。自创商誉不予确认。对于确认的商誉，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企业都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终了，将商誉结合与其相关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进行减值测试，一经确认的减值损失，不得转回。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准则对商誉的规定是源于合并商誉制定的，而对于企业自创商誉的确认计量问题采取了费用化的会计处理。这实质上是出于企业平衡合并交易账目的目的而设立的，而不是基于商誉的本质对商誉进行计量确认。
二、现行商誉会计准则存在的不足之处
1、准则规定对商誉内涵的歪曲。对于商誉的内涵，无论是准则规定，还是理论界的观点已经基本达成一致：商誉是企业在长期高效的经营管理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超额盈利能力，它是企业一项特殊的无形资产，不能脱离企业整体而单独存在。然而，现行准则对商誉会计处理的规定，只是简单的参照国际会计惯例进行了内容上的国际趋同，即在合并时点对商誉按照合并差额予以确认和报告。商誉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它是对企业以往各种有利因素的沉淀与整合。把企业间竞购时讨价还价的结果确认为商誉的做法，明显偏离了“超额盈利能力”这个中心点，不仅没有反映商誉的本质特征，反而是对商誉内涵的歪曲。
2、按合并差额确认商誉的不合理性。合并的发生很少是因为被合并企业具有较高的商誉，但是在合并中收购价格超过被收购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的现象却极为普遍，这样，我们就不能说，收购企业所支付的超过被收购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价款，必然是用于支付被收购企业的商誉。事实上，在实务中有很多经营不善甚至恶化的企业，在并购中也能以高于其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价格出售，而这些企业根本不存在商誉。即使拥有商誉的企业，该商誉也不可能产生于企业合并这个短暂的时点上，因此，将收购价格中超过被购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价款确认为商誉，在理论上是错误的。现行准则对外购商誉的会计处理不能反映商誉的本质，而且包含许多非商誉的因素，无论在未来盈利能力还是在计量方面，都具有极大不确定性。
3、准则规定对会计报表使用者的影响。按照重要性原则和充分披露惯例，企业的重要财务信息情况应充分予以披露，则一个企业长期存在超额利润的情况不能说不重要，进而形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同样不能不予报告，否则当一个并购企业突然冒出来巨额商誉时，会计报表很难以解释其中原委。例如，2006年1月比利时英博集团宣布，以58.86亿元收购净资产只有5亿多福建雪津公司全部股权，溢价率达到10倍以上。因此如果平时不对商誉进行披露，不及时的向报表使用者提供相关的信息，既不能满足经营者正确报告受托责任的要求，也不能满足与企业有利害关系的各方进行正确决策的需要。
三、对商誉会计处理的再思考
1、摒弃外购商誉观点，规范商誉概念。收购价与被收购企业净资产公允市价之间的差额，并不能代表商誉的性质，而且，将这种差额全部归结为商誉是极其武断和危险的，它不利于对企业盈利能力作出合理预测。事实上，商誉就像一个企业的性格，用钱是买不到的。收购企业以超过被收购企业公允市价的代价来收购另一家企业，往往是出于自身发展的需要，而超额盈利能力仅仅是其中可能的原因之一。这个“合并溢价额”可以认为是合并方股东为了取得战略规模效益而愿意放弃的现有权益，应冲减合并方的留存收益，这样就不会因将其作为商誉计入无形资产而使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利做出不明确或错误的判断。因此，将商誉区分为外购商誉和自创商誉的观点应该摒弃，商誉的本质只能是超额盈利能力，
2、对商誉暂不确认，只在报表附注中予以披露。目前，我国虽然很多企业拥有商誉价值，但是在会计实践中还尚不具备对商誉进行计量确认的条件，主要有以下原因：①商誉的形成期漫长，它不是企业刻意创造的产物，而是通过高效的组织管理在潜移默化中产生的，商誉形成过程中发生的成本费用难以归集并资本化。②只有在企业连续几年都取得超过同业获利水平的利润时，才能意识到商誉的存在，因此商誉确认的时间难以确定。③商誉的价值对各种不利因素的变化过于敏感，比如网络上的一条针对企业的造谣贴，这并非企业的过失，但也会使企业的盈利水平大受影响，甚至名誉扫地。④现行准则确认的商誉，主要是因为在合并中取得的所谓“外购商誉”经过特定时点的产权交易，使它的金额可以可靠计量，从而进行确认和报告，按照以上分析，既然商誉不能从外部购买，对它的计量和确认也就无从谈起。
商誉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企业连续多年取得超额利润这一情况不能说不重要。因此根据重要性原则的要求，企业的这种超额盈利能力，即商誉，应当在财务报表中予以披露。准则应规范披露商誉的程序和方法，由企业自己严格按照披露的条件，采用规定的计量方法（如“超额收益资本化法”、“割差法”）确定或调整商誉的价值，并在报表附注中披露，同时说明商誉的产生原因和影响价值变化的因素，为报表使用者做出正确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商誉会计论文篇6
【关键词】 合并商誉；初始确认；减值测试
从现行《企业会计准则》中看到它与旧准则保持连续性的同时，差别也是比较明显的。其中，关于企业合并商誉的认定与会计处理是变化较大的内容之一，也是人们争议颇多的焦点之一。现行准则把“商誉”从无形资产项目中单列出来，作为一级科目核算。同时，与旧准则相比现行准则采用减值测试法替代了系统摊销法。为此，本文将对企业并购中的商誉初始确认及商誉减值测试的会计处理问题进行相应的探讨。
一、商誉概述
商誉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概念。无论是商誉的“三元”论（即好感价值论、超额收益论和总计价账户论）还是“核心能力论”，很多专家学者都试图对商誉的定义、性质进行界定，并由此引发了外购商誉和自创商誉的广泛争论。
笔者认为：商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通常商誉的概念是指能在未来期间为企业经营带来超额利润的潜在经济价值；但企业会计准则中所说的商誉是“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过程中，合并方合并成本大于被合并方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
企业合并按合并方式分为吸收、控股和新设三种形式；按合并类型分为同一控制下和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企业合并成立的关键是当有交易事项发生时，是否引起企业控制权发生变化。
商誉的确认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在吸收或控股合并情况下产生的；二是合并方合并成本大于被合并方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三是在非同一控制下产生的。新设合并、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和资产收购是不产生合并商誉的。当合并方合并成本小于被合并方净资产公允价值时，称作负商誉。
二、国内外商誉会计处理方法对比
由于世界各国对合并商誉的会计处理存在不同的观点，对合并商誉的处理方法也不尽相同，以下就从国际会计准则和美国、英国这两个最具影响力国家的会计准则分别进行分析。
（一）《国际会计准则》对合并商誉的会计处理
《国际会计准则第22号——企业合并》（1998年）对购买时产生的商誉与负商誉的处理作了明确的规定。购买成本超过购买企业在所购可辨认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中股权份额的部分，应作为商誉并确认为一项资产。商誉应在其使用年限内系统摊销，一般不应超过20年。当商誉的使用超过了一定年限，则企业应至少在每年年末进行一次商誉减值测试，如果商誉的预期年限与以前的估计有重大不同，或商誉产生经济利益的预期方式有重大变化，则摊销期限、摊销方法应予以相应改变。
如果购买企业在购入的可辨认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中权益金额超过其购买成本的部分，则应确认为负商誉，负商誉应在商誉所属类别中作为报告企业资产的减项予以列报。
（二）美国对合并商誉的会计处理
美国会计原则委员会第16号意见书规定：所购入的净资产以其公允价值记账，购买价格超过所购入的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部分记为商誉，并以直线法摊销。同时提出了对商誉等无形资产的减值重估问题，要求企业应该定期对包括商誉在内的各种无形资产的预计使用年限加以重新评价，以确定经济事项与环境的变动是否影响到各种无形资产的剩余使用寿命。如果评价的结果显示特定无形资产的剩余使用年限必须进行调整，则这种对无形资产剩余使用年限的估计的变动应该通过摊销率的变化反映出来。
美国对负商誉的处理方法有两种：一是按公允市价比例冲减非流动资产，剩余的差额列作递延贷项，并按一定期限分摊计入各期损益；二是全部记入“递延贷项——负商誉”账户。
（三）英国对合并商誉的会计处理
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规定，合并商誉的会计处理只可将其作为可摊销资产，除特殊情况外合并商誉可按40年的最高年限予以摊销外，一般情况下摊销期不得超过20年，在编制合并报表时以“合并商誉”项目列示。
英国把负商誉称为合并资本公积，记入“合并资本公积”账户，单独列示在所有者权益部分，这意味着合并时获得了利润，但它是不可分利润，因为这部分利润是未实现利润。
关于商誉的会计处理，世界上其他国家也都有自己不同的方式，但大都与以上三种情况趋同，并各有特色。如墨西哥、印度和一些欧盟国家对商誉则采取灵活的处理模式，既可将合并商誉作为一项可摊销资产，又可将其直接冲减控股公司的股东权益。
（四）我国合并商誉会计处理及与国外的对比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中不再包括商誉，而是单独列示。对合并方合并成本大于被合并方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应当在商誉项目下列示，借记“商誉”，贷记相关科目。商誉发生减值的，应当按照经减值测试后的金额列示，可以单独设置“商誉减值准备”，计提的商誉减值准备计入当期损益，与过去不同的是对商誉不再进行摊销。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中没有负商誉，如合并成本小于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差额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我国会计准则把商誉作为一项资产单独确认，这体现了与国际会计准则的趋同性；而对商誉的后续处理规定不允许摊销，每年进行减值测试，在发生减值时按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应分摊金额计入当期损益，这与国际惯例有所差别；至于把“负商誉”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这是与国际会计准则的最大不同之处。
现行企业会计准则对于合并商誉问题的处理，表明我国关于企业合并商誉的会计处理正向国际准则靠拢，这符合我国目前会计信息使用者的素质及利用信息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这样处理符合合并商誉会计处理的国际化发展趋势，也更符合会计审慎原则的传统惯例，使我国的会计准则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此外，在《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报表》中，我国已由过去侧重母公司理论转为实体理论。这与国际会计准则和英美等国的做法趋同。这样既克服了相关资产负债双重计价的缺陷，又能够合理解释控股合并时净资产和商誉的会计处理。
三、商誉的初始会计处理
商誉的初始账务处理可以分吸收合并和控股合并两种情况。
吸收合并：企业合并成本与所取得的被购买方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之间的差额确认为商誉，借记“商誉”，贷记“相关科目”。
控股合并：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应在购买日按企业合并成本，借记“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按支付合并对价的账面价值，贷记或借记有关资产、负债科目。在合并报表时，借记商誉和权益类科目，贷记长期股权投资和少数股东权益。
四、商誉的减值测试与会计处理
（一）减值测试的方法
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无论是否存在减值迹象，至少应当在每年年度末进行减值测试。减值测试时，主要是看在测试期内有无使资产组或资产组合发生重大减值可能的事项。首先应判断不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是否存在减值迹象；然后对包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计算可收回金额，比较其账面价值与可收回金额，如后者低于前者，应当就其差额确认减值损失。
（二）商誉减值测试的账务处理
减值损失金额应当首先抵减分摊至资产组或者资产组组合中的商誉账面价值；然后，根据资产组或组合中除商誉之外的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比重，按比例抵减其他各项资产的账面价值。商誉的减值准备在提取以后，不能转回。
资产负债表日，单独设置“商誉减值准备”科目进行核算，借记“资产减值损失”科目，贷记“商誉减值准备” 科目。
五、我国合并商誉会计处理中的问题
由于我国国情一些特殊的条件和体制制约，现行会计准则中合并商誉的会计处理与国际会计准则存在一定的差异，也带来了相应的问题。
我国把负商誉直接计入当期损益这种方式是否得当还有待商榷。尽管这种方式有助于客观地反映可辨认资产、负债及或有负债的真实价值，但应该看到将负商誉作为收益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特别是当负商誉数额较大或所占资产比重较大时，会增加当期收入，可能会使企业通过合并交易掩盖某些动机，以便操纵利润，给企业的财务状况造成不真实的现象。因此，将负商誉计入当期损益，是不符合谨慎性原则的。
对商誉只进行减值测试、不允许摊销，这种处理方法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弊端。其合理性表现在每年年度末对商誉进行的减值测试可以较好地反映商誉的实际情况；已确认的资产减值损失不得转回，可以防止企业利用计提减值准备进行利润操控。但是由于对相关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的确认的执行难度较大，用减值测试法处理需要大量主观判断，使企业不可避免地存在利润操纵空间；同时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尚不完善，信息和价格市场还不够完善透明，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减值测评的公信度难以体现；另外我国资产评估体系的不完善和对从业人员素质及职业道德水平要求较高，这将直接影响商誉减值测试的准确性。因此，商誉减值测试在实务中操作难度很大。
六、对合并商誉会计处理问题的建议
笔者认为，任何制度或规定都是在不断改进和完善中趋于更加合理的，针对上面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对于企业合并中负商誉的会计处理应该采取更细化的处理方式。当负商誉占合并成本或占当期利润比重较大时，应该分期计入损益。这样可避免因负商誉数额较大时给合并企业的当期损益带来不真实的负面影响。
二是应该允许合并商誉按照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式进行摊销。可以不用单纯的固定年限的直线摊销法，考虑把摊销比例和年限与合并企业的经营环境和经济成果结合起来确定一个摊销系数，当企业经营期间发生重大资产减值迹象时，摊销系数也随时调整，同时应对减值测试中的相关要素进行明确规定，增加会计实务中的可操作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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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黄妍妍.新会计准则下合并商誉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经济研究导刊，2009（5）：15-17.
商誉会计论文篇7
关键词：超额收益能力；外购商誉；自创商誉；发展模式
随着企业改制、兼并、资产重组和股份制合作制改造等全新经济业务的不断涌现，商誉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问题已经成为会计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本文笔者从国内外学者对商誉会计理论各种定位模式的比较分析入手，试图找到一条合理可行的未来商誉确认、计量和报告模式，以供同行商榷。
一、现有商誉确认、计量与报告模式的比较研究
（一）商誉本质问题剖析
关于商誉的本质，学术界有过许多论述，最为权威的当属美国当代著名会计学家亨得里克森（E.S.Hendriksen）的看法。他在其专著《会计哲学》（王澹如、陈今池，1986）中介绍了三种观点：（1）对企业持有良好印象的价值表现；（2）预期未来利润的折现值与正常投资报酬之间的差额；（3）企业整体价值与单项有形资产及其可辨认无形资产价值总和之间的差额。从国内外会计类的各种文献中可以看出，对商誉本质问题的探索，也大都源自于以上三种观点，其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阎德玉教授曾作过全面论述。商誉本质的主要观点如下：
1.“好感价值论”。这种观点认为商誉产生的原因在于存在着有利的商业联系、良好的人际关系和顾客对企业的认同价值。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在于：人们对企业的印象的确有好坏之分，良好的企业形象是企业获取超额收益的一个重要因素；其缺陷在于：对企业好感的价值很难用货币尺度去计量，导致这种商誉观念很难在会计实务中得到有效运用。
2.“总计价值论”。这种观点是持续经营假设和未入账资产观念的产物（如人力资源会计）。持续经营价值观认为商誉本身不是一种单独的社会生息资源，而只是一种特殊计价账户，它表明该实体各项资产合计的价值，超过了它个别资产价值的总和。这种观点的合理性在于：它解决了商誉的可计量性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商誉的本质，但其缺点在于这种定位理论实际上只是变成了一种运作方法，且其中很多人为假设因素有待消除。
3.“超额收益论”。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石源自于西方经济学中的一条著名规律，即等量资本获取等量收益。它认为商誉是未来预期收益（获取现金或现金等价物）的现值超过正常平均报酬的超额收益。其合理性在于，人们之所以认为一个企业有商誉，是因为这个企业能够较为长久地获得比其他同行更高的收益。这种将于未来实现的超额收益的现值，即构成企业的商誉。因此，这种观点把握了商誉作为组织的一项资产入账的基本条件———“拥有或控制的”、“资源”、“预期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解决了商誉作为资产入账的可定义性与可计量性的问题，但其缺陷在于这种观点在对商誉本质进行科学定位后，相关理论研究还没有完全跟上，使得这种观点的实际可操作性较差。
（二）商誉确认问题剖析
商誉的形成源自于外购和自创两方面，在如何确认商誉问题上，会计学界却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观点：只确认外购商誉，不确认自创商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按照美国FASB的规定，资产的确认应该在充分考虑成本效益和重要性原则的前提下，符合四个基本标准：即可定义性、可计量性、相关性和可靠性。对于资产的计量，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按照资产预期给企业带来的经济利益的现值反映（产出法）；二是按照取得该项资产的投入价值的现值反映（投入法）。
外购商誉指企业在收购与兼并中形成的，而自创商誉是作为持续经营的企业，其整体价值高于（或低于）它所拥有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总和的差额。从资产确认与计量标准来看，由于外购商誉的价值可以通过产权交易这一事实得到证实和认可（符合实现原则），因而具有验证性（商誉的间接计量法）；而自创商誉，其价值并没有通过市场产权交易加以证实，缺乏可验证性，因而不能予以确认。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虽然也承认企业存在自创商誉，但由于现实中会计计量方法的致命缺陷（商誉的直接计量法），因而大多数学者仍然反对在财务会计报告系统中确认自创商誉。
第二种观点：自创商誉应及时得到确认。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按照会计信息质量标准的要求，如果不在现时财务会计报告系统中及时确认自创商誉，或只是等到企业发生了产权交易时再确认自创商誉，现有的财务报告系统提供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它也不符合权责发生制的要求。究其原因，商誉作为反映企业具有较高（或较低）收益能力的标志之一，若不能及时向各个利害关系方报告，其严重后果在于：一方面它不能满足企业管理当局真实报告受托经济责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不能满足与企业有利害关系的外部机构和人士的决策需要。因此，笔者认为，不及时确认自创商誉是有悖于会计信息相关性和可靠性这两个基本标准的。这种观点的理论基础在于企业在确认商誉时应该符合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要求，做到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内外在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但就目前来说，由于采用直接计量法计量自创商誉，主观性太强，其结果很难令人完全信服，因此，自创商誉的命运之争还将继续。
（三）商誉计量问题剖析
在会计学界，关于商誉的计量问题主要有两种基本观点（葛家澍，1997）：
第一种观点：直接计量法。它是将企业未来可赚取的“超额收益”按照一定的贴现率折现，以其现值总和确认为商誉的价值，其计算公式为：
商誉=（企业年预期收益-行业年平均收益率×企业可辨认净资产总额）÷贴现率
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它仅仅将“超额收益”量化，其结果不受买卖双方谈判能力的影响；其缺点在于缺乏可验证性，且计量结果会由于人为地调整贴现率而不准确。
第二种观点：间接计量法。它是将企业净资产的收买价与其公允价值总和之间的差额作为企业商誉的价值，而这种差额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交易双方的谈判结果，其计算公式为：
商誉=企业转买价格-账面评估净资产的公允价值总和
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操作较简单，且能合理体现不同利益集团对企业整体价值的专业判断，因而具有可验证性和公平性。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方法计量商誉与企业现金流量密切相关；其缺点在于收买价格不仅取决于企业的内在价值，而且取决于买卖双方的谈判能力及其投资动机的不同。如果买卖双方地位不均等，那么通过收买价格倒轧出的商誉，就必然含有非商誉的因素，从而不能体现客观与公平原则。因此，在会计实务中，我们要综合考虑各种不利于干扰项目的影响，谨慎运用这种方法。这是因为商誉的确认是否正确，会在以后商誉摊销时直接影响到企业各项税收的缴纳。
（四）商誉报告问题剖析
在商誉的确认与计量程序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在财务会计报告系统中如何记录和报告企业商誉，其中必然会牵涉到商誉应否摊销以及如何摊销商誉的问题。以下笔者试从两个方面予以简要分析。
第一种观点主张商誉不应该摊销。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只要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还相当好，就不应该摊销商誉，其理由是：（1）如果按期摊销商誉，则企业的账面商誉价值会越来越低（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越来越差），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企业的经营状况可能并不会由于商誉价值的减少而恶化，甚至会越来越好（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因此，商誉如果被摊销的话，其提供的信息可能会与实际情况严重背离。（2）如按期摊销商誉，在其账面价值变为零后，企业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可能依然存在，这时如果不能再次确认商誉，将会与会计的一贯性原则发生冲突；但如果再次确认商誉，则会使得前期商誉摊销工作毫无意义。
第二种观点主张商誉应该摊销。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商誉从本质上说是企业获取超额收益能力的体现，而这种能力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理由是：（1）企业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不可能永存，它始终处在变化之中。（2）在产权交易中，企业为了取得被购并方的超额收益能力，可能会多发生一笔额外的支出，它相当于购买了一项特殊无形资产，因此，如同企业购买固定资产需要按期计提折旧一样，在商誉提供的超额收益能力发生变化时，企业应该按照权责发生制和配比原则，在以后的受益期内将商誉的取得成本合理分配，以与其实际情况相吻合。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观点争议的焦点在于商誉的价值应该如何合理地予以计量。由于商誉的无形性以及内在价值的极大不确定性，无论采用何种计量技术均无法合理解释商誉不断变化着的账面价值，商誉的这种特性将有可能导致以上两种观点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共存，而商誉的记录与报告问题也将成为财务会计报告系统中永恒的难题。
二、商誉会计模式的未来发展思路
如前所述，商誉会计模式的难点问题在于商誉内在服务价值的高度不确定性，商誉可能在一夜之间消失，不再给企业带来任何价值；也可能更高，给企业带来丰厚的超额收益。因此，在现时的财务报告系统中，如果把它作为一项资产入账，会给企业的账务处理和信息披露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但不管未来商誉会计的发展之路如何，有一点必须坚信，即财务会计报告系统应该体现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相关性原则。只要企业存在商誉，就应该在考虑成本与效益原则的基础上，合理确认、计量和报告各种商誉。笔者认为，未来的商誉会计理论的发展与完善，还存在严重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创商誉会计模式的比较研究
总的来说，对于自创商誉存在三种主要的会计模式：
1.既不确认，也不摊销。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商誉主要是随着企业产权交易行为而产生的。按照美国FASB的规定，企业商誉应该具有如下特征：（1）商誉与作为整体的企业有关，因而它不能单独存在，也不能与企业可辨认的各种有形资产分开来出售；（2）有助于形成商誉的个别因素，不能用任何方法或公式进行单独计价，它们的价值，只有把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时才能按总额加以确认；（3）在企业合并时可确认的商誉的未来利益，可能与建立商誉过程中所发生的成本没有关系，即商誉的存在并不一定以是否发生一定的成本而作为判定标准。对于这种观点，笔者持保留意见。其原因在于，自创商誉它代表着企业所拥有或控制的一种获取（或遭受）超额收益（损失）的能力（或劣势），因此，要客观真实地反映企业的实际情况，就应该在自创商誉计量方法比较成熟的条件下确认和报告自创商誉。
2.确认但不摊销。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如果能合理解决好自创商誉的计量问题，使之符合资产要素的确认标准，基于真实反映的原则，就应及时确认自创商誉。笔者也持赞成意见，但目前的现实问题仍然很多。由于自创商誉几乎很难用间接计量法计量，而且即使采用直接计量法确认自创商誉，其可靠性和相关性也很难得到保证，有时还会有操纵利润之嫌。因此，在未来自创商誉会计中，是否可以采用直接计量法确认自创商誉，还不得而知。目前的设想是先采用直接计量法计量自创商誉，但暂时不摊销，这部分重要的信息不列入财务报告信息系统中，只作为内部管理决策之用，待解决好了自创商誉的相关会计理论后，再把自创商誉纳入到企业对外报告体系中。
3.确认且摊销。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既然自创商誉是客观存在的，它符合“超额收益能力”的定位标准，如果只确认自创商誉而不予以合理摊销，当企业商誉的价值发生变化时，其反映的信息既不符合权责发生制的要求，也不符合相关性和可靠性的要求。因此，他们主张自创商誉应该采用与外购商誉相同的办法进行摊销。但由于还存在是否应该确认自创商誉的理论之争，因此，在目前会计理论界基本没有学者赞成自创商誉应该摊销的观点。笔者本人也认为，自创商誉暂时不摊销为好，但建议可在企业财务报告体系之中建立一种内部披露机制，适时反映自创商誉的价值变化情况，专供内部决策参考之用。
最后，从未来商誉会计的发展眼光来看，自创商誉不仅应该被确认，而且应该摊销。虽然IASC暂时否决了“自创商誉应该予以确认”的提案，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实际上，单纯从企业核心竞争能力角度来分析，自创商誉是客观存在的。只是由于目前还找不到一种令大家公认的自创商誉的计量方法，因而自创商誉目前仍然未能在现行财务报告系统中得到承认。
（二）外购商誉会计模式的比较研究
对于外购商誉来说，也存在两种会计模式：
1.确认但不摊销。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外购商誉的确认时点在企业产权交易日，可以采用直接计量法或间接计量法中的任何一种。反对摊销外购商誉的理由主要在于：商誉可能增加、不变，或者减少，其账面价值始终是不稳定的，因此，要想合理确定摊销标准是很困难的。另外，企业获取外购商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未来超额收益的能力，只要这种能力依然存在，商誉的账面价值就应保持而不应该摊销。但是，笔者不完全赞成这种观点。原因在于，正是由于外购商誉的账面价值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它不可能永远是一个常数，因此，根据一致性原则，我们就应该采用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的办法对其进行摊销，以反映企业变化了的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当企业外购商誉的账面价值与实际数不一致时，建议可采用类似于会计估计变更的方法予以调整。
2.确认并摊销。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确认外购商誉后，虽然外购商誉可能会“合并转化为企业的自创商誉”，如果摊销会与前述“自创商誉不能摊销”的观点冲突，但从客观来讲，这两者还是有明显区别的。由于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以及同行竞争的不断加剧，一家企业的优势不可能长期存在，即商誉不可能永远存在。因此，对于不断变化中的商誉价值来说，我们应该采用合理的方法予以摊销。据IASC所的准则规定，随着时间的推移，外购商誉为企业作贡献的能力可能会逐步减弱，因而明确规定外购商誉“应予摊销”，基本排除了“应予保留”的可能（许家林，1997）。我国的《具体会计准则》也认为，在持续经营假设下，由于不断沉淀的自创商誉有可能逐渐取代外购商誉，它对于企业未来取得超额收益能力的作用可能会日益下降，因而明确要求外购商誉应在规定的年限内按照系统的方法平均摊销，采用这种方法符合谨慎性原则。笔者也完全赞同这种观点。但在摊销外购商誉时应该考虑到商誉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重要特征，建议可在财务报告附注中定期披露这种变化了的信息。另外，建议在“所得税会计”中增设相关明细项目，对企业因摊销外购商誉的调整金额予以全面真实反映。
（三）商誉会计模式综合分析及其展望
综上所述，商誉作为一项特殊的无形资产，由于它本身未来服务潜力的高度不确定性，因而对其进行合理计量成为会计学界的难点问题之一。虽然国内外会计学者对商誉会计的发展模式进行过许多有益的研究，但他们都很难在逻辑上做到令人完全信服。作为企业整体内在价值的一个重要要素，无论是外购商誉，还是自创商誉，都应该得到合理确认、计量和报告，且在时机成熟的情形下，商誉都应该摊销。只有这样，企业的商誉才能在财务报告系统中得到客观反映。但就目前来说，商誉会计理论仍然存在诸多矛盾（张鸣、王明虎，1998），其主要问题有：
1.有些学者认为商誉的本质是“超额收益能力”，但在确认商誉时无论采用直接计量法，还是间接计量法，都会得到“负商誉存在”的证据。如果把商誉仅仅作为一种资产来确认，并假定它是正确的命题，那么“负商誉”概念在逻辑上自然行不通，这与“超额收益能力”的论断矛盾。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商誉当作企业的一项“递延资产”项目来确认，则负商誉的存在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客观地讲，企业所拥有的核心竞争能力的确有强弱之分。只承认好的企业有多赚收益的能力，而不承认差的企业有少赚收益的能力，既不符合企业的真实情况，也不符合会计原则的要求。因此，“商誉的超额收益能力观”在今后是否应该予以修订，值得我们深思。
2.有些学者认为商誉摊销后其账面净值与实际存在的“超额收益能力”可能不一致，因而不赞成商誉的摊销。笔者认为，这其中的原因在于我们可能忽视了自创商誉存在的缘故。因此，如何合理确认、计量和报告自创商誉信息，是今后商誉会计理论重构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3.有些学者认为在确认商誉并摊销时，如果只考虑外购商誉而不确认自创商誉，将会导致会计信息的误导。与此同时，伴随着企业商誉的摊销，它不仅会带来一系列的会计问题，而且会引起一系列的税收问题。如何协调好这些方面的利益关系，也将是商誉会计理论的一项重要课题。笔者认为，就现阶段来说，鉴于自创商誉计量方法的不成熟性，可否建议先在企业内部管理会计系统中确认但不摊销，以客观、真实地反映企业所拥有获取超额收益的能力。
总之，由于商誉会计模式研究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围绕着与之有关的商誉会计问题的争议可能会进一步深入下去。笔者也认为，如果要承认“超额收益能力作为商誉本质”的论断，就必须同时承认“负商誉”的存在，同时也会从侧面印证“自创商誉”的存在性。因此，这种观点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会计是企业经济活动的一面明镜，我们坚持一切用事实说话的原则，既要承认外购商誉的存在性，也要承认自创商誉的存在性。笔者认为，就目前来说，可否建议对于外购商誉采用“总计价论”中的间接计量法确认并摊销，把它纳入到现行财务会计报告系统中，而对于自创商誉采用“超额收益能力”中的直接计量法予以确认但不摊销，把它纳入到现行管理会计报告系统中。同时，对于确认与计量商誉过程中出现的差错，应否考虑建立一套合理可行的账簿系统并予以及时反映和控制，以解决好与商誉会计有关的人力资源会计和所得税会计的衔接问题，以利于商誉会计理论的日臻完善。
参考文献：
商誉会计论文篇8
关键词：企业并购 负商誉 会计处理
商誉是指企业合并过程中“购买成本与被购买企业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当这个差额为正数时，我们一般称其为正商誉，当其为负数时，则相应的成为负商誉。对于负商誉存在与否，以及是否有必要对其进行会计处理，国内外学者仍存在较大争议。因此，对负商誉进行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企业并购实质上也是一种投资行为，负商誉是由于企业经营不善或者其他隐性负面因素导致对企业未来盈利能力低于市场投资平均盈利能力引起的，是对并购企业购买后得到较少盈利的补偿，是被并购企业由于状况不佳导致未来预期盈利能力不足而付出的代价。
一、负商誉存在与否的争论
有的学者认为：负商誉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代表人物亨德里克森在其《会计理论》中认为负商誉在逻辑上不可能存在，理由如下[2]：
1.当企业整体被出售的价格小于其可辨认净资产价值时，被出售企业就会变卖单项资产而不愿将企业整体出售，这就是所谓的“负商誉”悖论。
2.负商誉与资产的定义相矛盾。资产是指能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负商誉不仅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反而将会给企业带来损失和负担。
3.负商誉不符合商誉的性质。商誉的本质是带来超额收益的能力。确认商誉都是肯定其正确的、积极的、有利的属性，根本不会出现负面的情况。
也有许多学者认为负商誉是客观存在、不可避免的，主要理由有：
1.企业的许多资产如果分开出售，其价值将会大大降低。一方面，在将资产分开出售的过程中会发生很大的拆卸、分装费用；另一方面，企业的许多资产属于专业配套设备，如分开出售则其价值可能反而还会大幅度下降。
2.在单项出售交易费用大于整体出售交易费用的前提下，理性的被合并企业的所有者为避免过高的交易费用会自愿承受部分出售价格的损失。
3.在被合并企业出现连年亏损，即将倒闭的情况下，实际上企业的实际价值已低于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了尽快将企业出售，避免更多的亏损，企业业主可能会将企业降价出售。
4.被合并企业存在一些未入账的不利因素（隐性的负债或成本），这种情况在我国尤为突出。因此，合并企业在确定合并价格时常常压低合并价格，以弥补这部分未来的支付。
5.被合并企业的所有者可能急需资金而将其所有企业资产一揽子出售时，可能要将其售价打个折扣，已达到尽快出售的目的。
6.合并企业在与被合并企业进行谈判时，以较高的谈判技巧将被合并企业价格压低。
负商誉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被并购企业净资产的获利能力低于社会资本平均投资回报率，其实质是被并企业在价格上给予并购企业的一种补偿。企业并购是一种投资行为，并购企业必然要求投入资金获得社会的平均回报率，但是当被并购企业由于各种原因存在负商誉，会使得被并购企业在未来经营中投资回报率小于社会平均回报率。
二、负商誉的会计处理
对于负商誉的计量和处理，国内外目前还没有一种能得到公认的方法，一般都是按照各国的会计准则处理。我国现行会计准则中对负商誉的处理，有和国际接轨的趋势，但还是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对其进行的会计处理一般如下[3，4]：
1.将负商誉确定为当期损益
负商誉代表了本期资本交易中的利得，产生于廉价的交易，应当在并购日当即确认为收益，计入当期损益表。这一做法真实地反映了购入的各项资产价值，使之符合资产的定义，体现了客观性原则，因此受到FASB（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as，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ASB（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和IASB（Interm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的普遍推崇。但是，直接把负商誉确认为当期损益没有考虑到负商誉的产生对将来收益的影响。负商誉是由于隐性负债、经营不善、员工素质低等原因造成，日后经济收益可能明显减少，把负商誉计为当期损益，会导致当期收益增加，未来收益减少而不能得到补偿。 因此，这样的处理方法会导致收益波动巨大，而且有失配比原则，且不能够反映负商誉对财务状况的影响。
2.将负商誉认为是一种递延收益
以低于被合并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的价格合并企业，对合并企业来说无疑达成了一笔廉价交易，获得了一笔收益，该收益与企业获得的其他收益一样应递延到以后各期，以便与以后各期的费用配比。
3.将负商誉确认为是一种负债[4]
购买企业替被购企业承担的未来的资产贬值或收益减少的责任。它是合并企业替被合并企业承担的未来资产贬值或收益减少的责任。商誉一般是指企业正面的、积极的、有利的属性，它可带来未来经济利益，是使企业获取超额收益的无形资产。相应地，负商誉则为企业较差地理位置、低水平的管理队伍等负面的、消极的、不利的因素，将导致企业未来资产贬值和经济利益的减少。
4.确认为资本公积
将并购成本低于被并购方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确认为资本公积，在合并企业的财务报表中记为权益的增加，等到被并购的资产折旧或出售时，再转入已实现利润的储备金项目。这种直接调整权益将购进的商誉并入到并购方自创商誉中的方法不会虚增利润，符合会计的客观性原则。但是，该处理方法认为负商誉是主并企业的自创商誉在收购价格上的体现，而自创商誉又是主并企业在前期经营中累积所致，因此不应在后期分摊。这样做会导致对企业自创商誉和合并商誉的计量混为一谈，缺乏必要的理论依据。
针对具体的企业并购中的负商誉问题，应充分考虑其成因及性质，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国内外成功案例及相关经验，不断地在实践中改进处理方法。
参考文献：
[1]杨璐璐，陈媚. 企业并购负商誉会计处理分析[J]，中国集体经济，2011（1）
[2]颜媛媛.商誉会计研究[硕士论文]，山东农业大学，2003
[3]梁月.基于新会计准则的合并商誉问题研究[硕士论文]，东北财经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