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额管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03 13:03:44
限额管理论文篇1
论文摘要：风险限额管理是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法、技术和管理制度上的创新。国际实践证明，风险限额管理可以有效地降低贷款集中性风险，实现贷款风险的事前管理和控制，强化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本文从风险限额管理的理念出发，介绍了风险限额管理的基本流程和组织框架．并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体系的构建进行了设想和展望。
一、引言
现代商业银行业务是由多个产品、部门、地区等维度组成的资产组合，随着金融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决策者需要在组合层面上判断业务与产品的风险与价值，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和业务决策。风险管理的一项基本原则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各类金融危机的发生更进一步说明，风险集中度管理上的失控，不仅容易导致银行遭受难于承受的损失，而且也使得风险十分容易在不同机构、不同地区之间“传染”，造成系统性风险。对于超大型商业银行，由于其管理层级多，分散风险、控制集中度风险的难度更大，且显得尤为迫切。近年来，许多国外先进银行开始应用经济资本管理方法，设定各类产品和交易的风险敞口设定七限，实行风险限额管理。这些限额之问相互联系和制约，在风险管理中发挥着制约、分散和预警作用，形成一个有机的风险限额管理体系。
二、风险限额管理的理念
风险限额是根据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raroc)的最大化原则，应用资产组合分析模型设定的风险敞口(ead)或风险价值(、ar)的最高上限。风险限额代表了银行在某一项业务中所能容忍的最大风险，凡在限额以内发生的非预期损失，都可以通过银行经济资本来抵御，超出限额则意味着损失会超过承受能力。限额管理是一种基于风险计量的管理方式，它综合体现了银行的经营战略、政策导向以及资本配置，代表了当今风险管理的专业化、精细化和系统化发展方向。与传统风险管理方式相比，它具有如下特征：
(一)限额管理是对风险的事前管理。在风险管理体系中，各类敞口的限额都是根据对风险变化的预测提前设定的。当某类风险敞口保持在限额以下，说明业务发展稳健，风险基本可控；当风险敞口逼近限额时，监测系统将发出预警信息，提示风险经理采取防范措施；而风险敞口一旦突破限额，就预示着风险正在显著上升，风险经理应启动紧急处理程序。可见，限额管理应发生在资产损失形成之前，属于“防患于未然”的事前管理。
(二)限额管理是对风险的实时动态管理。限额管理强调实时动态监控，即在每个时点上，系统都可以根据最新市场变化和业务数据，计算调整各项限额，并监测所有限额的执行状态。业务经理和风险经理通过客户终端，随时从限额管理系统获取最新数据，了解所辖业务的风险状态，做出及时、准确的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讲，限额管理必须依托一个有效的管理信息系统，在畅通发达的网络环境下实现全行范围的连续监控。
(三)限额管理是对风险和收益的综合管理。风险限额是对业务经营规模施加的一种硬性约束。从短期看，限额管理可能会对业务拓展形成一定的制约，但长期而言它有利于银行的持续、健康发展。某项业务的开展在初始阶段会给银行带来较大的收益增加，但随着业务不断扩张，就会出现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而如果业务规模突破风险限额，就会使raroc降到较低水平，甚至出现负值，反而不利于银行增加实际收益。因此，风险限额不单纯是业务发展的约束，更为重要的，它是银行经营策略和风险承受能力的综合体现。
(四)限额管理是基于资产组合分析的全面风险管理。商业银行的限额管理体系建立在风险计量和组合分析的基础上，不仅涵盖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同时也贯穿了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各个层面。该体系不仅包括对单笔业务或某一客户的交易限额，也包括国家、行业、区域、产品等资产组合层面的额度限制。它基于对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风险敞口(ead)的准确计算，也通盘考虑了资产风险之间的相关性以及整个银行的实际资本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讲，限额管理体系具有全方位、全流程和全要素的管理功能，是银行真正实现全面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
三、风险限额管理的基本流程
(一)风险限额设定。风险限额管理模式的基理就是在一定资本约束的条件下，按照组合的风险调整后收益率(raroc)最大的规则将贷款限额总量分配到各个债项。风险限额设定是整个限额管理流程的重要基础，其本身就构成了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风险限额的设定分成四个阶段：首先是全面风险计量，即银行对各类业务所包含的信用风险进行量化分析，以确定各类敞口的预期损失(el)和非预期损失。根据baselⅱ的要求，信用风险可通过银行内部评级系统进行计量。第二，利用会计信息系统，对各业务敞口的收益和成本进行量化分析，其中制定一套合理的成本分摊方案是亟待解决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三，运用前文介绍的经济资本分配和配置模型，对各业务敞口确定经济资本的增量和存量。第四，综合考虑监管部门的政策要求以及银行战略管理层的风险偏好，最终确定各业务敞口的风险限额。
(二)风险限额监测。银行总行在风险限额后，需要对限额执行情况实施连续监测，限额监测是为了检查银行的经营活动是否服从于限额，是否存在突破限额的现象。为监测贷款限额的执行情况和贷款经济资本占用变化情况，设置单笔业务的贷款限额和经济资本限额监测指标。总行风险监控部按月对监测指标变化情况进行监测，通过内部评级系统和授信业务风险监测系统有关监测信息。当实际新增贷款余额超过新增贷款限额的理想额度时，或贷款实际占用经济资本超过该业务经济资本限额的理想额度时，对贷款限额按旬进行监测。此时，信贷经营部门应对资产组合结构情况进行分析，甄别出潜在突破风险限额的行业，及时调整营销重点。
(三)风险限额预警。根据经济资本配置要求，商业银行需要针对设定的各类敞口理想额度和限制额度(即风险限额)，建立监测预警机制。当实际交易额超过理想额度时，系统发出蓝色预警信号；当实际交易额超过风险限额时，系统发出红色预警信号。当行业出现预警信号时，风险监控部应对出现预警信号的业务单元进行差别化分析，向总行有关信贷经营管理部门、审批部门及一级分行发出预警提示书，同时抄报首席风险。
(四)风险限额控制总行相关部门及一级分行在收到预警提示书后，根据不同的预警信号在单笔信贷业务的审批及贷款发放两个环节分别采取先核准后审批、暂停审批、先核准后发放等相应的措施，在核准时应把分行贷款经济资本占用系数是否下降作为考虑因素，促使分行进行结构调整。确保信贷投放在行业限额内。对于限额执行情况，应定期在风险报告中加以分析描述。对超限额的处置程序和管理职责必须做明确规定，并根据超限撷的程度决定是否上报5风险管理部门要结合业务特点，制定超限额后的风险缓释措施，定期进行返叵检测?
(五)风险限额调整。风险限额的调整分定期调整和不定期调整两种，定期调整是指在限额执行的中期，总行风险管理部在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产业及行业风险变化、限额执行情况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酌情提出调整行业限额的建议报营彳亍风控委审议。不定期调整是指总行信贷经营管理部门根据市场变化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充分理由认为需要调整某业务单元的风险限额，以书面形式向总行风险管理部提出调整限额的建议，风险管理部在进行风险评估和测算后，提出调整风险限额的意见，报总行风控委审议或报首席风险官签批。
四、风险限额管理的组织框架
风险限额管理工作由总行风险管理部牵头，总行资产负债管理部、计划财务部、信贷审批部、风险监控部及公司业务部、机构业务部、集团客户部等经营和管理部门分工负责。
(一)风险管理部门职责：负责组织设计、优化行业风险评级和风险限额管理模型；负责风险评级和风险限额的计量；负责组织各相关部门对系统计算的评级结果和风险限额进行论证和调整，并上报有权审批机构审批；负责拟定贷款风险限额管理的有关政策和制度；负责将审定后的风险限额录入内部评级系统；负责行业经济资本占用比例变化的监测；负责对信贷经营管理部门调整风险限额的需求进行审核并报有权审批机构审批。
(二)对公信贷经营管理部门职责、对公信贷经营管理部门包括总行公司业务部、总行机构业务部和集团客户部。对公信贷经营管理部门负责参与风险评级及风险限额计量模型的优化，提供风险评级及风险限额计量所需要的相关资料；负责参与风险限额管理的研究和讨论，提出对评级结果、风险限额及相关配套政策的意见和建议；负责落实指令性风险限额管理的有关政策和调控措施；负责根据市场变化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提指令性风险限额调整的意见；负责指导和督促分行执行风险限额管理，在行业限额内优化信贷资源配置。
(三)信贷审批部门职责。负责参与风险评级及风险限额计量模型的优化，提供风险评级及风险限额计量所需要的相关资料；负责参与风险限额管理的研究和讨论，根据审批情况提对评级结果、风险限额及相关配套政策的意见和建议；负责落实风险限额管理的相关风险政策和预控措施。
(四)风险监控部职责：负责参与风险评级及风险限额计量模型的优化，提供风险评级及风险限额计量所需要的相关资料；负责参与风险限额管理的研究和讨论，根据风险监控情况提对评级结果、风险限额及相关配套政策的意见和建议；负责对风险限额的监测和预警，并及时预警信号。
(五)资产负债管理部、计划财务部门职责。负责参与风险评级及风险限额计量模型的优化，提供风险评级及风险限额计量所需要的相关资料；负责参与风险限额管理的研究和讨论；负责综合经营计划与风险限额的衔接。
五、风险限额管理的体系构建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越来越重视风险管理，但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不多，真正掌握的核心技术也较少。实践表明，风险限额管理具备较强的系统性、及时性和可操作性，是一项适用于现代金融体系特点的风险控制手段。我们应该加快引进和国外该领域的成熟技术，结合本国银行的具体情况，扎扎实实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设计和探索工作。根据国际先进银行的经验，实施风险限额管理一般需要经过2～3年时间，其间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启动阶段。风险限额管理涉及银行的所有业务条线，对全行经营管理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董事会和高管层必须对此做出战略决策。尤其是长期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习惯于粗放式经营模式，偏重业务扩张，轻视风险控制，对限额管理理念在短时间恐怕难以接受，所以需要最高决策层下决心，方能有效地推动。决策者应对实施限额管理的战略意义形成共识，对工程实施难度做出充分估计，做好战略部署，集中优势资源，积极稳妥地推进工程建设。启动阶段的前提规划至关重要，可考虑聘请国外咨询公司协助完成规划，并由银行专家进行充分论证。
体系构建阶段。由风险管理部门牵头，相关业务条线配合，组成一个跨部门的项目组。项目组在既定的整体规划下，围绕基础数据、计量模型、it系统和业务测试和四个关键环节顺次展开工作。与内部评级系统不同，构建限额管理系统的重点和难点一般不再是数据基础，而是如何通过业务测试，系统计算的限额结果只有被业务部门接受，才能转化为实际管理效能，这不仅需要做大量的检验和调试，更需要前后台部门密切合作，共同完成对模型和系统的改进。
限额管理论文篇2
【关键词】森林;采伐限额;制度;改革
0.前言
森林资源经营管理在林业建设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发展和保护森林资源始终是林业工作的核心任务。森林采伐是林业生产的重要活动，人们经营利用森林，必然要涉及到森林采伐。但随着人们日益重视和加强生态建设，发挥林业的多种效能的呼声日益高涨，特别是森林可持续经营理念的提出，并已为社会可接受的前提下，森林采伐受到极大重视。为了更好地发挥采伐管理制度在保护森林资源、推进森林科学经营、促进林业健康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保障森林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我们应对森林采伐限额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本文就森林采伐限额制度的改革谈几点粗浅意见。
1.森林采伐限额中存在的问题
1.1采伐限额编制依据不准确
科学而准确地编制采伐限额是森林采伐限额制度达到逐步增加森林面积及森林蓄积量的目的的首要保证，但从目前看采伐限额的编制本身就是不准确的，森林采伐限额制度的功能无法实现。依据规定，森林采伐限额的编制程序是，全民所有的森林和林木以国有的林业局、林场、农场、厂矿为单位，集体所有的森林和林木及农村居民自留山的林木以县为单位，根据合理经营和永续利用的原则，提出年森林采伐限额指标，逐级上报。省、市林业主管部门对上报的森林年采伐限额指标进行汇总、平衡，经同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国务院批准。国务院批准的年森林采伐限额，每5年调整一次。森林采伐限额编制的基本依据基层单位在森林经营方案中提出的合理年伐量，因此，森林采伐量的准确性又是森林采伐限额准确性的前提。理论上说，各经营单位是根据森林资源规划设计调查的结果提出森林年采伐量及采伐限额的，但是，具体的经营单位首要的经营目标是发展地方经济及维持本单位的生存与发展，他们根本不愿意考虑其经营行为的生态效益，更倾向于通过多报采伐限额来获得经济效益，因此，他们制定并上报的采伐限额的科学性、准确性得不到保证。
1.2超限额采伐现象依然存在
森林采伐限额作为对森林和林木采伐限定的最大控制指标，是具有法律强制力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遵守，但现实的情况时，虽然每年都限定了采伐数额，但超限额采伐问题依然存在。超限额采伐单位数量虽然有所下降，但超证采伐问题还是比较普遍，无证采伐问题也仍然突出。
1.3执行力不从心
经批准的森林采伐限额必须分解并分配到具体单位才能得到落实，但是要求采伐单位自觉地按照限额进行采伐是很难的，因此，除了由林业主管部门对限额采伐执行情况进行必要的检查之外，森林法及其实施条例还规定了凭证采伐制度。但是超限额发证、发人情证、关系证的情况依然存在。由于森林面积大，结构复杂，执行伐前设计审批、伐中检查、伐后验收的规定有严格的技术要求，需要太多的人力物力，执行成本太高，基层林政部门几乎无法承受，因此，上述规定在基层实际上很难得到执行。
1.4处罚左右为难
对违反限额采伐制度的行为，森林法、刑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了应当承担的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其中确定的处罚措施是明确而且严厉的，但是，很多超限额采伐行为是由地方政府与企业法人引起的，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超限额采伐行为也并非是简单的违法、犯罪行为，有的是为了清偿沉重的债务或者为了支付工人工资、维持企业的基本生存条件而被迫超限额采伐，有的地方政府甚至完全是为了公益事业被迫超限额采伐，对于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执法部门、司法部门处理起来感到左右为难。
2.改革森林采伐限额制度的合理途径
2.1合理采伐林木
采伐管理的关键在于根据生产量大于消耗量的原则，坚持越采越多、越采越好的方针，把着力点放在总采伐限额的宏观控制上。按林种进行采伐限额管理，完全符合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理念，符合科学发展观，体现与时俱进的思想。据此，应对商品林和公益林实行分类管理。商品林，尤其是人工商品林要放宽政策，让经营者自主经营和处置，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益和林地生产力，政府重点在总采伐量的控制，同时要有确保必须在当前或次年完成更新的有效措施。对重点公益林从严控制，只准进行抚育或更新性质的采伐，禁止皆伐；对天然阔叶林的采伐要从严审批，因征占用林地等特殊情况，需要采伐的，报省林业主管部门审批。
2.2取消木材生产计划
现行林木采伐管理制度规定，既有按采伐类型和消耗结构之分，又要执行人工林、天然林的商品材控制，还有木材生产计划。这些规定，在理论上虽然可行，但不符合客观实际。实际上，不论是商品材还是非商品材（自用材、烧材），均已消耗了资源。在总限额内，依法采伐的木材自用有余，如何处置是农民自己的事，政府只要控制好资源的消耗量就行。如果取消商品材、非商品材界限，既可以减轻执法难度，减少违法行为，还可以增加林业规费收入。
2.3调整采伐限额管理办法
现行采伐限额管理办法规定，除一般人工用材林和工业原料林采伐限额有结余，经省认定，可结转下年度和以后各年度使用，其余均不得跨年度使用。这不是很符合实际。应在保证5年森林资源总量增长和5年森林采伐限额不突破的前提下，允许地方根据木材市场行情和需求，5年内年度之间的采伐限额作适当调整，以充分调动林农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采伐限额的编制，主要是在坚持采伐量低于生长量的原则下进行的，对如何促进森林经营和地方对采伐林木的依赖程度考虑较少，而且，经国务院批准的限额，在2000立方米以上的，都必须下达到编限单位甚至乡镇。这样就会至少带来一个矛盾，一些经济发达的地方，老百姓和村集体不依赖于采伐林木作为经济来源，这当然是保护了生态，但也浪费了限额指标；而一些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地方，一方面老百姓甚至集体经济对采伐林木的依赖度较高，另一方面又有大量的中幼林急需培育经营，造成采伐指标严重不足。解决的办法是应允许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或市级林业主管部门代表政府进行适度调整。调整双方可以适当进行经济补偿，调整的目的就是加强森林培育，促进可持续经营。
3.结束语
综上所述，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是森林资源管理的重要制度之一，通过改革限额分配方式，使林木采伐限额分配与林业经营者的需求相对接，减少过多过细限制，优化审批环节，扩大市场自，解决森林经营与木材市场衔接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韩雪峰.刍议森林采伐限额制度面临的问题及完善[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1.22.
限额管理论文篇3
关键词:施工企业限额领料 成本控制
降低物料成本是企业赢取利润的重要一环。而限额领料作为控制材料消耗的一种有效手段,更是屡屡提及。建设一种有效的适合于本行业的限额领料机制,已经成为业界的共识,而建筑业相对于工业企业的特殊性及实施中的许多问题更引发了人们对它的研讨,本文就从限额领料的几个环节加以讨论。
建筑施工企业的特点:
相对于工业企业,建筑施工业有如下的特点:
1、流动性强、施工环境差异大
流动是建筑业永恒的特征。范围小则在某一地区移动,大则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施工所涉及的人文、地理、水域、天气均存在较大差异。
2、产品对象差异大
一般而言工业、企业产品对象比较固定,总是相关的系列产品。而建筑施工业不一样,产品对象变化较大,有路、桥、码头、机场等。
3、人员素质不等
建筑业是种流动性极强的产业,其人员的安置带有一定的随机性。同时多年以来的经营理念也忽视了对材料人员任用,不少人认为只要会写几个字,会进行一些简单的计算便可从事诸如仓库之类的工作,也有人认为,签领料小票就是证明自己用了此料,至于写用在那里就无所谓,其成本意识相当淡薄。
4、基础设施欠缺
对于大多建筑业来讲,大料仓库管理实际上是一种开放型管理,即材料四周开放,任何人员均可进入材料堆场。普遍认为,对大宗材料修建围墙,铁丝网,栅栏等造价太高,加大了工程成本。
限额领料的困难
由于建筑行业的上述特点使得限额领料的实施出现如下困难:
1)影响消耗定额的因素不确定
物资消耗定额指的是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完成单位产品或单位工作量所必须消耗的物资数量标准。由于建筑施工企业施工地理环境及气候的差异性,使得特定的生产技术条件发生改变,给定额的制定及实施带来极大困难。
2)定额资料不全或没有
对于主要材料,有人认为,设计图纸标明的材料用量与实际用量相差不大,可以当定额资料用。但作为一种核算的依据与标准,我们应当有一个明确的体系化的标准去衡量使用。如果说构成主要产品的主要用料还有机可查的话,而一些临时设施、预埋件等的主材耗用基本无章可循,这就更加大了限额领料的实施与材料成本核算难度。
同样,对于辅助材料,其使用与施工环境、施工人员、施工方法与手段有较强的直接相关关系。如,同样一个承台,在大风大浪条件下与在静水中施工所耗用的辅材相差很大,有时根本不能比。同时人们也疏于对各种辅料的消耗规律进行统计,因而辅料的消耗定额基本没有。
3)消耗资料反馈不全
消耗资料的分析,一般情况是仅凭自己的经验、经历作定性化的判断,某某之间存在一定联系,进而作出某种判断,而不能提供大量数字化的资料供参考。
4)“左”的质量第一思想
质量第一,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这是我们必须恪守的信律。但是,过分的追求质量,付出的将是更大的成本代价。如,理论上30Mpa即可达到要求的结构物,而实测达35以至40MPa,其牺牲的成本将是多少,可以计算。
建设适合于本行业的限额机制
3.1做好限额领料的前期工作
3.1.1消耗定额资料的制定
方法的选择
制定消耗定额的方法很多,主要有以下几种:
技术计算法,根据产品图纸,工艺流程及正常施工条件下的损耗,理论计算出单位产品所消耗的材料定额,主要适合于主要材料消耗定额制定
写实查定法,即通过现场客观的施工条件,通过实地操作,并经过对实际消耗资料分析修正后而确定物资消耗定额的一种方法。主要适合于施工条件特殊,与标准环境差异大等情况下消耗定额的制定。辅材消耗也常采用这种方法。
经验统计法,即通过相关人员的经验,或者通过相关统计分析资料而确定定额。特别适合于设备使用,维护及修理中消耗定额的制定。
定额的制定
对结构物、大型临时设施,可采用理论计算法,即通过图纸用量加一定合理损耗而定。其中合理损耗部分可通过现场写实以及相关历史记录及经验确定。辅料可以通过现场写实法确定。
3.1.2建好固定设施
固定设施即围墙、铁丝网、铁门等。凭票发料是我们实现限额领料的先决条件之一,不能凭票发料就不能奢想限额领料。而只有具备相应的固定设施保障,凭票发料才能实现。在一个开放的材料堆场中,无法体会和想象去如何实现凭票发料。即便能实现,至少则需要如下条件:库管员不离材料一步,不分黑天白夜,刮风下雨;其二:领料人有高度的自觉性。而这种做法的实质是库管员不仅仅是充当收发料、记帐的人的作用,还充当了围墙、铁丝网等固定设施作用,可以想象库管员在这种条件下达到这种规定条件的难易程度及实现限额领料的可能性。而实际情况往往是,某个分项工程材料即将超耗,在限额领料的情况下,使用人员不会去开领料小票、请领导审批而却会想其它办法,这种情况往往是造成仓库出库发生量差,其结果仓库自己给自己带上紧身符的尴尬,也混淆了管理,让人觉得仓库的收料数量不准。
3.1.3培训相关人员,提高业务素质
①提高业务员素质,特别重视库管员的任用
领料小票的填具,消耗数据的反馈不但与技术人员,工长等管理人员有很大关系,也与库管人员也有很大关系,如各种消耗记录不准,不规范。也有人认为库管员就是收发料的工人,跟其他工人没两样,随便找个就可干,这实际上完全忽视了仓库的重要性。实践中许多仓库管理员不仅仅从事收发料,还要兼做帐及一些辅的统计工作,他们从事的不仅仅是简单的,象使用工操作工一样单纯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是一切物资管理工作的基础,是进行物资信息深加工的第一道工序。随便安排库管员的实质是忽视了第一道工序的管理。
提高全员成本意识。
降低消耗、节约成本,其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现场的使用者、操作者以及很多部室的积极配合。积流成河,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些谚语告诉我们,这些众多的,不起眼的损耗与浪费其结果往往是很惊人的,而实际上也正是如此。这里多丢一点,那里浪费一些,其个体数量不大,而其总数却让人难以置信。同时有些东西仅凭管理员从规章制度约束是无法实现的,需要使用者从其内心出发加强其成本意识,让他们意识到成本与他们的利益息息相关,浪费是在浪费自己的财产,节约是在为自己节约。当然管理人员也很重要。管理人员成本意识薄弱,数据东扯西拉,成本对象张冠李戴,其结果往往会误导消耗分析,对消耗规律作出错误的认识。
3.1.4做好细节改革
如领料单及限额领料单。目前就本人掌握和所知道的限额领料单中,仅标明了领料单中一些基本信息,并不能得知其该项工程分部的消耗定额和供应定额是多少,请领量多大及剩余量是多少。实践操作中,技术员签发领料小票时,根本无暇去查阅相关技术资料,也并不严格按图纸签小票,仓库对技术员签发的小票数据也不能实现相应的监督职能。即使能够做到凭票发货,也只能是被动的、盲目的发料。实际上我们应当将编制好的定额技术资料一份交技术员,一份交仓库。技术员必须填具清楚本分部工程所需材料限额,累计已领多少,剩多少,本次请领多少,将此单据交由仓库。仓库再参照技术资料审核无误后,签字发料。
3.1.5制定严格的奖罚制度
制定相关的奖罚措施,及时兑现。一种制度执行得怎样,激励制约措施,也有相当大的作用。记得一位工人对我讲过,我在某某工地节约了十多吨钢材,项目部承诺要按百分比给予奖励,结果调离时一分钱也没拿到,干了等于白干,还不如不干。我想这其中或许有些夸张,但它反映了激励措施的重要性。
实际上,正如幼苗的成长需要精心呵护一样,一种行为方式,一种管理模式,刚开始时,人们会感到不习惯,对它总会产生一定的心理障碍,这需要从多方面来支持、鼓励,特别是各种制度、措施的保障,到这种模式与制度成为习惯,深入到思维以至变成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时候,我们的改革也就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而这正是我们不懈努力所期待的目标。
3.2实施限额领料
3.2.1严格按定额制度办事
严格按定额制度办事,指生产部门要根据相应的季计划,月计划及周计划,结合物资消耗定额及损耗系数,提供物资需用计划。物资供应部门在平衡资金、库存、经济性及可行性后,据此确定采购计划,组织供货。而仓库则要严格根据供应定额限额发放,属于计划外物资则要经相关领导特许方可领用,同时做好详尽的领料记录。分项工程竣工后,物资部门则根据用料记录统计、分析,并对定额的修改适时提出建议。
3.2.2专业管理与群众管理相结合
定额管理是一项技术性及实践性较强的工作,涉及企业许多部门及工人。它既需要专业的、精通本行的人员来制定和组织实施,更需要广大施工工人的支持。因为他们身处生产维修一线,他们最了解消耗,特别是定额在制定后要通过他们来执行,因此吸收部分工人参加定额管理是必要的,贯彻执行定额也才有活力。
3.2.3建立健全原始记录
从材料入库开始,一直到被消耗和制成成品为止的整个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应有详尽的原始记录,采用一定的固定格式,记录各种物资的使用消耗情况,它不仅真实地反映了产品及其分项的真实成本,而且为定额的检查、分析与修订做好详尽的资料准备。
3.2.4定期检查反馈,适时修订
理论来源于实践,作为指导工作的各种规章制度,约定俗成也是来自于实践的经验总结。同时理论又可以反过来指导实践,从而形成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相互指导,相互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的循环链。但是如果作为指导我们工作的定额反馈资料不全面、不详细,或者不准,就会影响我们定额的先进性、合理性和经济性,甚而会误导消耗核算工作。其中,来源于施工一线的消耗反馈数据更是举足轻重。而实际之中,我们很少对实际用量的消耗规律作过详细的、数字化的记录。一般情况是仅凭自己的经验、经历作定性化的判断,某某之间存在一定联系,进而作出某种判断。现代的科学理论及成功企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详细的科学的总结是我们发展的动力源泉。粗糙的、定性化的研究很难取得更大的发展,只能永远作为市场领袖的追随者。
3.2.5实施材料承包制
当今很多项目部各分部分项工程都不同形式地实施了职工承包制。大体上是,工程量、工程进度与承包组人奖金挂钩。其好处在于确保了工程进度与工程量,即承包组人一切工作以工程量为重点,工程进度上去了,自己的利益就有了保障。但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形成了以牺牲成本为代价。而项目部以及一个企业,整体上它是作为一个赢利机构而存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是其终极目标,单纯地追求个体利益则妨碍了整体利润目标的实现。实施材料成本承包制,即承包中加入材料成本或成本的成分。比如材料方面,可以按消耗定额或限额承包,则可以在保证工程进度和职工利益的同时,有效制约工程成本的随意增大,保证了企业的整体利益。
四、结论与展望
材料定额是制定各种材料需用计划、采购计划、发放领用及耗用分析工作的基础,是一切工作的起点,而经济性、合理性与先进性是评定材料定额的最高标准。在“有法可依”的前提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是一切工作的重点,这需要人员、制度、设施的完美配合,以人为核心,制度为准绳,设施为保障,是良好执行限额领料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同时,及时反馈消耗信息,适时修订定额是这一制度得以良性循环,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
限额领料不仅是投入控制的一种手段,它同样可以降低库存,加速资金周转,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规范物资管理行为,是转变物资管理机制的重要措施。同时良好的执行限额领料,有助于物流系统信息化建设,有助于企业资源计划(ERP)和及时化生产(JIT)等先进物流管理思想在企业中引入与更好的实践。相信通过一段时间良好运作,建设物资管理信息化、电子化系统,及时动态地反映物耗信息,有效地制约不合理超耗,将是水到渠成之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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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管理论文篇4
关键词: 工程造价,成本控制,设计阶段
Abstract: this paper rad in design phase cost control features, combined with the principle of valu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project design stage concretely describe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st control process, for 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enterprise maximum reduce cost, and get better economic benefits.
Keywords: engineering cost, cost control, the design phase
中图分类号：TU72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推行设计招标或设计方案竞赛，优选设计单位
设计招标制的推行为开发企业在规划设计阶段提高设计质量，进行投资控制提供契机。在设计招标过程中，开发企业需认真对投标方案的合理性、经济性进行评价和比较，在满意设计任务书各项技术指标的前提下，把设计的经济合理性细化后纳入评标条件，给予较大的评标分值，以提高设计人员设计经济意识和促使设计人员主动控制设计的经济合理性。众所周知，设计是工程建设的龙头，当一份施工图付诸于施工时，就基本决定了工程质量的好坏和工程造价的高低，也就是说项目的成败在设计阶段已大体定型，这一点应引起开发企业决策层高度重视。例如：早前方案措施是很重要的，2个以上方案进行技术比较，但在经济上是否合理就考虑很少。因此，推行设计招标，引进竞争机制，迫使竞争者对建设项目的规模、工艺流程、功能方案、设备选型、投资控制等作全面周密的分析、比较，树立良好的经济意识，重视建设项目的投资效果和全寿命使用成本，用最经济合理的设计方案参加竞赛或投标已势在必行。而开发单位通过应用价值工程理论等方法对设计方案进行多方面比较和技术经济分析，从中选出技术上先进、经济合理、既能满足功能和工艺要求，又能降低工程造价的技术方案也是不可省略的步骤。
2、开展限额设计，事前有效控制成本
所谓限额设计就是按照批准的可行性研究及投资估算控制初步设计，按照批准的初步设计总概算控制施工图设计，同时各专业在保证达到使用功能的前提下，按照分配的投资限额控制设计，严格控制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的不合理变更，保证总投资限额不被突破。限额设计并不是单纯考虑节约投资，而是包含了尊重科学、尊重实际、精心设计和保证设计科学性的实际内容。投资分解和工程量控制是实行限额设计的有效途径和主要方法。限额设计目标是在初步设计开始前，根据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其投资估算确定的，它体现了设计标准、规模、原则的合理确定及有关概预算资料的合理取定。限额设计通过层层分解，实现了对投资限额的控制和管理，同时也实现了对设计规模、设计标准、工程数量与概预算指标等各方面的控制。
限额设计绝不是建设企业说个数或定个单方造价就限额了，首先要将这个限额按专业造价进行分解，看其是否合理；其次若第一步再分解的结果合理，则应按各单位工程的分部工程再进行分解，看其是否合理。若以上的分解分析都得到满意的答案，则说明该限额可行，然后，在设计过程中要严格按照限额控制设计标准；若以上的分解分析没有等到满意的答案，则说明该限额不可行，必须修改或调整限额，再按上面的步骤重新进行分解分析，直到满意的答案为止，该限额才成立。限额设计的技术关键是要确定好限额，控制好设计标准和规模。要注意在设计之前对限额进行分解分析是不可少缺的一步。
3、改变设计费取费计算方法，实行设计质量的奖罚制度
现行的设计费计算方法，无论是按投资规模计价，还是按平方米收费，设计单位都没有任何经济责任；不管工程设计质量好与坏，无论投资超不超预算，甚至不管建设项目是否实施，设计人员是否到现场服务，只要出了蓝图，就要付设计费。特别是按投资额的百分比计算，使得造价越高收费也越多，这种计费办法难以调动设计者主动考虑降低造价、节约投资的积极性，更不利于工程造价的控制，也助长了设计单位只重视技术性，忽视经济性的思想。实际工作中经常会碰到设计过于保守或设计功能没有达到最好或施工过程中随意变更，致使工程造价居高不下和决算价大大超出原概算的情况，其对建筑业的正常发展造成了较大的不良影响。因此，应对现行设计费的计费方法进行改革，建立激励机制，试行在原设计计费的基础上，对因设计而节约投资，按节约部分给予提成奖励，因设计变更而增加投资业按增加部分扣除一定比例的设计费，实行优质优价的计费办法，这样将有利于激励设计人员精益求精地进行设计，增强设计人员的经济意识，时刻考虑如何降低造价，把控制工程造价观念渗透到各项目设计和施工技术措施之中。另一方面，对设计费也预留一个百分数尾款，待工程竣工决算后再结清最后的尾款，这样就可防止设计人员在施工过程中随意变更或不到现场进行技术指导的现象，同时迫使设计单位重视建设项目的投资控制。
4、推行设计监理制度
目前，我国推行施工阶段建设监理制，但政府主管部门一直未出台设计监理制度，即设计阶段的监理制还没强制执行。让一部分有经验的监理人员参与到设计阶段来，在一些开发单位已经实施，并取得了较好效果。推行设计监理，从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就参与进去，写在开发商调研、考察，论证方案的可行性并提出合理化建议，可以减少设计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缺陷与失误，提高设计质量，有效控制开发成本。
5、加强设计质量控制
设计阶段使项目即将实施而未实施的阶段，为了避免施工阶段不必要的修改，从而增加工程造价，应把设计做细、做深入。因为，设计的每一笔一线都是需要投资来实现，所以在没有开工之前，把好设计关尤为重要，一旦设计阶段成本失控，必将给施工阶段的造价控制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根据西方一些国家分析，设计费一般只相当于项目全寿命费用的1%以下，但是正式这少至1%的费用对工程造价的影响度占到75%以上。由此可见，设计质量对整个项目的效益是至关重要，设计阶段的成本控制对提高设计质量，促进施工质量的提高，加快进度，优质高效地把工程建设好，降低工程成本也是大有益处的。
6、采用合同措施，严格控制造价
应在设计合同条款中明确各项设计变更确认批准程序各相关限制条款，如采取预留设计质量保金方法，当由于设计单位原因造成设计变更费用超出施工合同价的某一比例时，则扣罚一定比例的设计费。
7、结语
限额管理论文篇5
（1） 该项措施在实质上增加了机动车登记的条件， 剥夺了上海居民依据国家立法规定的条件申办登记领取号牌的权利； 对私车主增设了国家立法没有设定的交费义务。具有如此效果的行政措施， 应当具有国家立法上的特别授权根据， 应当具有国家立法中的行为法上的授权根据。上海无权自主决定采取这一措施。
（2） 上海市府关于该项措施具有法律根据的全部见解， 在法律上都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尤其是市府法制办主任的答记者问， 犯了解释论上的基本错误， 曲解了道交法， 违反了法治行政的基本原则， 在客观上制造了国家立法内部的矛盾， 破坏了国家立法应当具有的内在协调性和统一性。事实证明， 该项措施自始至今没有任何合格的法律根据， 它是无权的或越权的， 因而是自始无效的行政行为。新加坡经验不能证明上海实施该项措施的正当性。国家节能规划不能成为该项措施的新依据。
（3） 该项措施违反了关于鼓励轿车进入家庭、鼓励私人汽车消费的国家基本政策； 违反了关于有关税费全国统一、设定权由中央统一行使和禁止地方自行增设有关税费、增加车主负担的国家规定； 实质上排除了国家道交管理立法规定的机动车登记条件在上海地区的适用效力； 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确立的行政许可的基本原则； 违反了机动车购置税条例关于纳税条件的规定； 违反了宪法所确立的法制统一原则， 侵占了中央的立法权， 侵犯了宪法所保障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权利； 破坏了国内市场法制的统一。
（4） 该项措施严重侵犯了国家立法所确认的购车居民的权益， 不仅没有合格的法律根据，而且与国家立法明显抵触， 所以， 仅从法律的观点看， 有关居民中符合起诉条件者如果依法起诉， 应当能够得到相应的司法救济。但是， 鉴于此类诉讼影响重大等现实情况的存在， 估计在当地法院没有胜诉的实际可能性。尽管如此， 诉讼对于整个问题朝着有利于私车族方向的最终解决所可能起到的促进作用仍然值得期待。
（5） 如何解决该项措施所涉及的法律问题， 是上海的法治进程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期待上海市府暂停该项措施， 召开听证会， 重新检讨有关法律问题， 并以适当的方式向公众认真履行其应当履行的说明责任； 更期待上海坚决执行国家的有关立法和政策， 主动撤消当地立法中的有关授权规定和该项措施， 制定可行的方案， 公告， 给通过拍卖取得额度的所有居民以充分的救济。
关键词：私车额度限制，私车额度拍卖，机动车登记管理，行政行为的法律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行政许可法，车辆购置税暂行条例，汽车产业发展政策，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违法行政行为的法律救济，地方权力的宪法界限
前言 为何“旧事”重提
《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2004.5.1）已满一周年。关心大城市交通政策问题的人们也许还记得，去年春末， 随着该法的生效和商务部部长助理批评意见的公开[1]，在上海实行多年的私车额度限制和拍卖（以下简称私车限额拍卖）[2]的合法性受到了广泛的质疑。面对来自商务部高官和舆论的巨大压力，上海市府坚定地表示，该措施是合法合理的，将继续实行下去。[3]
否定或质疑私车限额拍卖合法性的主要观点是： （1）“车牌限额缺乏法律依据”； （2）“导致了轿车登记条件的附加”，违反了道交法。作为额度拍卖依据的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与道交法相抵触[4]； （3） 按照道交法，“除了公安部门之外，任何部门都无权发放私车牌照”（商务部部长助理）[5]； （4） 违反了国家《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关于“除国家规定的收费项目外，任何单位不得对汽车消费者强制收取任何非经营服务性费用”的规定[6].此外，有人主张， “有新的道交法作‘尚方宝剑’，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完全不理会车牌拍卖规定，直接按道交法规定的机动车登记程序，要求车辆登记机关颁发牌照，否则可以根据该法提起行政诉讼。届时，上海市政府可能要面对大量的行政诉讼”。[7]
上海市府发表的主要见解是： （1） 该措施有法律依据。根据《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的规定，要有序发展私人小汽车交通“：”根据《上海市城市交通白皮书》的原则，本市确定公共交通优先政策、交通区域差别政策和道路车辆协调发展政策“[8].” 根据道交法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作为地方政府有这个职责把道路安全维护好，管理好“。私车额度拍卖是上海市府为了履行这一职责而采取的行政管理措施。因此，它是”合法的“。（2） 私车额度拍卖问题只不过是”合理性层面“的问题。（3） 市府法制办”作为市政府的一个法律工作部门，从一开始就对私车牌照拍卖的问题非常关注，并对车牌拍卖的合法性进行了慎重研究。“ ”在经过对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有关部门[9]的再三请示，以及法制办内部专家的多次研究，目前得出的结论是，上海拍卖私车牌照这种做法并没有违法“。 [10] 此外，值得一提的还有如下三个论点（其中第三个论点是非官方的）。（1） 上海搞的私车额度拍卖参考了外国的先进经验[11]； （2） 对私车额度拍卖是否违法的问题，商务部没有解释权[12]； （3） 国家《汽车产业发展政策》没有法律效力[13]，所以即使违反，也算不上违法。
上述争议显然是一场牵一发而动全身，具有广泛影响并将引起重大后果的论战。（1） 它不仅涉及到上海的购车族在“道交法”实施后是否还要像他们的“前辈”那样花费国家立法没有要求花费的巨资去获得该市车牌的问题， 而且可能影响到上海市府在“道交法”生效前所收取的拍卖巨款[14]在法律上的命运。（2） 它不仅关系到上海购车族的利益，而且可能对我国其他大城市的交通管理政策产生影响，从而涉及到更为广泛的购车群体的利益。（3） 它不仅影响到希望购车者的生活需求和经济负担，而且涉及到城市道路资源的不同利用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 影响到轿车生产销售企业的市场空间，影响到我国汽车产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4） 它不仅涉及到城市交通管理政策选择的问题，而且关系到不同地方的购车族能否在国家立法面前人人平等、国家立法能否在全国各地统一实施、地方政府是否“有权”在没有国家立法特别授权的情况下实行有违国家立法的制度的问题，关系到中央和地方之间政策决定权分配的问题。（5） 它不仅涉及到上海市府的面子，而且可能会影响到中国行政法治的声誉。
令人感到几分意外[15]的是， 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论战却有点虎头蛇尾，尚未进入正面交锋，就似乎失去了“人气”[16].“道交法”生效已满一年，上海市府继续搞机动车限额拍卖 [17]， 购车族们照旧不是花大把的钞票去竟购额度就是设法钻“法律的空子”去外地上牌。尚未听说有谁愿吃“第一只螃蟹”，把“道交法”当作“尚方宝剑”，将主管部门告上法庭。尽管有人曾呼吁国家有权机关出面了断这场争议， 给个统一的说法[18]， 但至今仍不见公开回应[19].
在迎来道交法施行一周年之际， 笔者出于以下两点考虑， 发表此文，以期就上海私车限额拍卖的法律问题重开论战。
第一，这场争论原本存在不少缺陷，实在难以令人满意。比如，（1） 其范围主要限于道交法实施后这一措施是否合法的问题，道交法实施前的有关问题似乎没有引起注意。（2） 双方的结论虽然对立， 但各自所提出的论据却似乎没有对应性。合法论没有批驳违法论的论据， 违法论似乎也未站出来反驳合法论的论据。（3）一方（部分媒体的报道）似乎在凭借商务部高官的头衔来“敲山震虎”， 另一方则让人觉得是在依赖国家最高当局有关部门（商务部大概除外）的权威来进行反击[20].气势有余，可惜说理不足。
第二， 这场争论引出了不少重要的法律问题，实在值得深入讨论。比如，（1） 私车的限额拍卖在法律上究竟是什么性质的行为， 对有关各方（地方政府、竟购人和购车群体等）分别意味着什么？ （2） 这种措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法律根据， 现行措施到底有无合格的法律根据？ 被上海市府援引的种种“法律依据”到底是否算得上合格的法律根据 ？ 市府法制办对合法性问题的论证在法律上到底能否站得住脚？ 地方立法到底是否有权设定私车额度， 对国家法定登记条件作出实质性的限制 ？ （3） 限额拍卖到底是否违反道交法关于登记条件的规定，是否违反国家鼓励发展私车的政策和禁止乱收费的规定 ？ 将提交额度证明作为交纳车辆购置税和领取完税证明的条件， 是否违反“购置税条例”？ 将拍卖收入用于公共交通设施建设之事实能否使额度拍卖正当化，能否阻却其违法？ 这一措施是否存在宪法上的问题？ （4）假定上海的人大或政府在法律上确实有权选择私车额度控制和拍卖的政策， 这一选择权是否就是完全的自由裁量权，因而不受法律上的制约，只可能发生合理性问题，不存在合法性问题？ 平等原则、公正程序、裁量滥用禁止等法理是否应当有适用的意义？ （5） 这一措施与诉讼到底有何关系？ 未参加竟购或未中标或未交纳中标款的人是否有（或仍然有）法律上的权利在上海申办登记，在登记主管机关以没有完税证明为由拒绝办理登记的情况下， 如果提起诉讼， 应当以登记机关为被告， 以违反道交法为由， 还是以税务机关为被告， 以违反税法为由 ？ 已交纳拍卖款的人如果认为额度拍卖违法， 是否有权请求救济？ 如果有权，可以或应当选择什么法律程序？ 如果发生涉及额度限制和拍卖的诉讼，对有关法律问题， 法院应当根据什么标准作出判断？ 如果该措施被有权机关确认为非法， 中标者已交纳的拍卖款和额度持有者所拥有的相关利益在法律上应当如何处理？ （6） 地方政府在参考外国经验解决本地问题时， 除了应当考虑本地实际外，是否还应当检讨该经验（如果被利用的话）与我国的现行立法的相容性或协调性？ 应当依据什么标准对此问题作出法律上的判断？（7） 在一个民主法治国家， 政府就其影响公众权益的政策决定应当如何履行说明责任？
笔者期待， 通过就以上问题展开讨论，（1）在私车限额拍卖争议的法律实务方面， 为利害关系各方重新作出各自的判断和选择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2）在地方法制工作的改善方面，促进地方政府就其影响私人利益的政策决定认真履行说明责任，妥当处理地方施政需要与国家立法和政策的关系，在考虑制度创新或移植外国制度时，充分注意我国的法律体制和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 防止出现违法的或有重大违法嫌疑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引进； （3） 在行政法理论方面， 深化对特定行政领域中存在的、在我国行政法上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21]的研究。
本稿正文分为六个部分。一， 限额拍卖的性质和法律效果；二， 限额拍卖的法律根据问题；三， 限额拍卖与国家立法抵触的问题；四， 限额拍卖所涉及的其他法律问题； 五， 限额拍卖的法律救济问题；六， 对上海市府的几点建议。
一 私车额度限制和拍卖在法律上有何意义
（一） 涉及私人机动车[22]的权利和对该权利的公法限制
仅从民法（或私法）的观点看， 车主对其所有的机动车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其中的使用权可包括机动车驾驶权和道路行驶权）。但是，由于机动车使用权的实际行使， 意味着对公共道路资源的利用（一般而言）， 有可能影响公共道路的通行能力； 意味着使用者本人或道路的其他利用者的人身损害风险的增加，有可能引起交通事故； 意味着对有限能源的消耗（就机动车耗能的现状而言），有可能引起能源短缺； 意味着有害物质的排放（就现在的技术条件而言），有可能破坏大气环境，损害公众健康， 所以， 国家为了维护公共利益，通过立法对机动车使用权的实现设置了一定的条件。其中与本稿主题有关的是如下两项。
1. 就新车购置行为向车主征税 （原名为购置附加费，现名为购置税）。其目的是筹集道路交通设施建设资金。由于有关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国家现行立法将完税证明的提交作为机动车所有人办理车辆登记的条件， 而车辆登记又是机动车所有人实现其车辆使用权中的道路行驶权的法定条件， 所以， 对机动车所有人而言， 履行纳税义务是申办登记， 从而实现其使用权中的道路行驶权的必要前提。
2. 规定车主的车辆登记义务和登记的条件[23]， 禁止未登记机动车上道行驶。其目的之一是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未办理登记因而未取得号牌和行驶证的车主， 即使履行了纳税义务并取得了驾驶该类车辆的资格， 也不得行使其对该车的使用权中的道路行驶权。不仅如此， 取得驾驶资格的车主对该车的驾驶权也不能实现（尽管可以驾驶办理了登记的同类车辆）[24].
（二） 核发号牌、设定私车额度、拍卖私车额度的目的是什么
1. 号牌是特定机动车的道路行驶合法性的法定标识。根据道交法等国家立法的规定， 给机动车上号牌， 仅仅是行政主管部门对机动车实施登记管理的内容之一， 其目的在于表示该机动车的道路行驶合法性和保证行政主管部门对道路交通安全实施有效的管理。上号牌本身与可行驶机动车的数量控制没有任何关系。
2. 设定私车额度的目的， 也许确实如上海市府所言，是为了控制交通总量、缓解交通拥堵状况[25].不过由于以下情况的存在，该目的的可靠性和唯一性似乎又是令人感到怀疑的。第一，设定私车额度是上海的单干， 其他地方没有搞。上海市府在事实上难以完全阻止具有该市常住户口的居民异地登记上牌[26]， 在法律上也无权禁止（事实上也未发出这样的禁令）有该市常住户口的居民在该市行驶持有外地正式号牌的私车。国家立法并未将车辆登记地限定为车主户籍所在地。尽管上海市府希望， 但外地政府并未禁止（或完全禁止）没有当地常住户口的人（当然包括上海居民）到当地登记上牌。尽管上海市府对挂外地牌照的车辆实施了一定程度的通行限制， 但在法律上并无权力禁止其通行（事实上也未这样做）。因此，私车额度设定只与持有上海正式号牌的私车的数量直接有关，与在上海的道路上实际合法行驶的机动车的数量即交通总量未必存在明显的或重要的关系。第二，上海搞的私车额度限制从一开始就是与私车额度拍卖捆在一起的措施。就二者之间的关系而言， 不限制额度， 就不可能搞拍卖；要搞拍卖， 就必须限制额度。据此，人们也许有理由相信， 上海搞的私车额度限制， 即使确实是为了控制交通总量， 这也并非唯一的目的。拍卖也是其目的（尽管上海市府从未这样说）。
那么，额度拍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据上海市政府的说明， 这也是“为了控制机动车数量增长过快，缓解道路交通拥堵状况”（媒体的有关报道大多似乎也把二者联系在一起， 把二者的关系理解为手段和目的的关系）。[27] 但人们只要略加分析， 就会发觉这样的解释是难以说得通的。与控制交通总量有直接关系的只可能是额度限制。额度是否拍卖， 拍卖的成交价是多少， 则仅与政府是否想利用额度来创收， 即把额度作为商品出卖， 以此来增加财政收入有关， 与控制交通总量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28] 上海搞的额度拍卖的十八年的历史事实， 不能证明交通总量因此而受到了的控制， 只能证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了可观的增加。[29] 笔者推测， 在私车额度拍卖的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上， 如果不是选择该措施的上海政府的决策人存在误解， 那么就是向公众解释该措施之目的的上海政府发言人或法制办的专家存在误解。
综上所述， 由于上海市府实施了私车限额拍卖的政策， 私车号牌的核发行为在实质上变成了限量竟价核发行为， 从而具有了三重目的或功能。第一， 表示车辆行驶的合法性和保证交通管理的实施（原有的功能）； 第二， 控制交通总量（因额度限制而产生的追加功能， 效果如何， 另当别论）； 第三， 增加财政收入（因额度拍卖而产生的追加功能， 效果显著）。
（二） 私车额度限制和拍卖引起了什么法律后果
1. 增设了机动车登记的条件， 剥夺了私车主依据国家立法申办登记的权利
（1） 从形式上看，上海实施的限额拍卖并未改变登记的法定要件
“道交法”第九条规定，“申请机动车登记，应当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一） 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机动车来历证明；（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四）车辆购置税的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在机动车登记时提交的其他证明、凭证 （第一款）。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应当发放机动车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证；‥‥‥ （第二款） ”。“道交法”所设定的登记条件， 除其中之（五）为新设外， 与该法实施前适用的“（国）2001登记办法”所设定的登记条件[30]基本相同。
上海市公安局车辆登记主管部门并未将提交上牌额度证明作为正式的登记条件之一， 其所规定的正式登记条件[31]与“道交法”所设定的登记条件基本一致。至少在形式上，上海实施的额度拍卖对法定登记条件没有直接的影响。因此， 人们不能笼统地断言， 上海搞的额度拍卖导致了法定登记条件的追加（见本稿前言所提及的否定论的观点）。
（2） 从实质上看， 限额拍卖增加了机动车登记的条件， 剥夺了车主依据国家立法申办登记领取号牌的权利
根据上海有关主管部门的规定， 购置新车（新增车）者在正式申请车辆登记前， 必须取得“申办对象资格”。申办者为了取得该资格， 必须 ① 参加额度拍卖并中标， ② 付清中标价款， ③ 领取额度证明， ④ 凭额度证明交纳机动车购置税， 领取完税证明。[32] 在这里，提交额度证明成了交纳税款、领取完税证明的前提条件。上海市府正是通过变更“购置税条例”所规定的纳税条件[33]来限制“道交法”所规定的提交完税证明这一登记条件， 使得未参加额度拍卖或参加拍卖而未中标或中标而未付款因而没有取得额度证明的人， 因不能纳税并取得完税证明而不能向登记机关提交国家立法规定应当提交的该项证明。在这种情况下，登记主管机关将以不符合国家立法规定的登记条件为由， 拒绝办理登记和发放号牌（及行驶证）。
由此可见，这种颇为特殊的制度设计虽然把限额拍卖措施对法定登记条件的影响限定在登记程序开始前的纳税阶段， 但并不能掩盖或改变限额拍卖措施剥夺私车主依据国家立法规定的条件申办登记领取号牌的权利这一事实（ 这一特殊的制度设计的实际意义主要在于诉讼方面，请见本文五）。
2. 允许私车额度的有偿转让导致了私车额度的商品化
如前所述， 号牌原本只是政府主管部门附加于特定机动车的、表该车行驶的合法性的标识。根据国家制定的机动车登记规定， 特定牌号是否继续有效， 取决于该号牌所附加的特定车辆的有关状况。如该车报废（或灭失）， 该号牌应被注销。[34] 号牌所具有的表示特定车辆道路行驶的合法性这一功能与该号牌所附加的特定车辆不能分离。
限制私车的额度，意味着将一定地域内的道路行驶权在一定程度上[35]划分为一定数量的份额（即额度）， 从而使当地登记主管机关核发的每一件私车号牌具有了代表一个份额的新功能。不过， 如果采取类似新加坡所实行的禁止转让制度[36]， 额度本身依然不能与特定车辆分离。由于上海市允许号牌所代表的额度可以脱离特定车辆而上市转让， 额度成了具有独立经济意义的商品（尽管号牌本身仍与特定车辆不能分离， 特定车辆灭失或报废， 该号牌仍应被注销）。从权利论的观点看，车主通过竟购取得上牌额度， 意味着取得了一项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道路行驶权的“所有权”。[37]
3. 额度拍卖使上海市获得了具有“税收”性质的财政收入
税收的特征之一是所谓无偿性， 即政府向某人收取款项不以该人获得在经济价值上与该款项相当的公共服务为条件。尽管取之于民的税收应当用之于民， 但这种取用关系所反映的仅仅是税收在总体意义上的有偿性， 而非对应的、特定化的有偿性[38].上海市府把额度拍卖的收入全部用于该市的公共交通设施建设， 虽然可被视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39]，但由于收取特定中标者交纳的拍卖款，并非以向该中标者提供与其交纳的拍卖款在价值上相当的特定道路资源的利用权为条件（号牌持有人对道路资源的利用的量又是个变数）， 所以，该收款行为具有“征税”的性质。就此意义而言，额度的拍卖是形式上的拍卖， 事实上的“征税”。
税收的特征之二是所谓强制性， 即政府向某人收取款项不以该人的同意或自愿为条件。从形式上看， 竟购额度似乎是自愿而为，愿者上钩（ 是否参加竟购或是否投标取决于车主的意愿。投标者中标，意味着政府和私人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了买卖协议）， 政府收取拍卖款似乎并无强制性。但是，如果从实质上看， 对车主而言， 竟购中标支付拍卖款又具有明显的强制性或被迫性， 因为如不愿作出这样的选择， 就别想取得上海号牌。
征收比率的预定常被说成是税收的第三个特征[40].拍卖， 就其本性而言，与最高成交价的预定或最高限价当然不相容。不过， 价格的非预定性并不影响额度拍卖收入的“税收”的本质。[41]
附加一句，额度拍卖收费因其具有无偿性和强制性，也可被视为一种“行政性收费”[42].
那么，谁是“纳税人”呢？ 先考察拍卖的中标付款者。中标者交纳拍卖款， 在法律上引起两种后果。其一是“买进”了一份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额度。就此后果而言， 交纳拍卖款并非“纳税”， 而是支付“货款”。因此，中标付款者不应被视为“纳税人”。其二是取得了申办登记（从而实现其在道路上行驶特定车辆的权利）的资格。就此后果而言，交纳拍卖款是在“纳税”。因此，中标付款者是“纳税人”。接下来考察在上海登记上牌的私车族群体。不论原本没有额度的某个人是通过原始拍卖还是二手拍卖取得额度进入该群体；不论该群体中的某个人是继续持有其额度留在该群体内还是转让其额度于他人而离开该群体； 不论某一额度是否已被转让过或已被转让过多少次； 不论某一额度的持有人是否是该额度原始拍卖的中标付款人， 该群体所拥有的全部额度最初都是通过原始拍卖取得的。在此意义上， 该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可被视为“纳税人”。[43]
（四） 限额拍卖决定属于什么种类的行政行为
额度限制决定当然属于行政行为。额度拍卖本身虽是民事行为， 但选择以拍卖的方式分配额度则是行政行为。上海市府将额度限制和拍卖定性为“行政管理措施”， 完全正确。[44] 那么， 从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角度看，这一行政决定或“行政管理措施”是属于抽象行政行为， 还是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呢？ 若根据主流的（或传统的）行政法理论， 它似乎应被看作抽象行政行为。据此， 该决定本身似乎不能成为直接的诉讼对象。[45]
限额管理论文篇6
【关键词】现行林业采伐管理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F307文献标识码： A
一、我国森林采伐管理现状
我国重要林区的森林资源长期处于过度开发状态。到上世纪80年代，森林资源长期过度开发的问题逐渐显现。据1977~1981年开展的第二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全国森林覆盖率由70年代初的12.7%下降到12%，森林资源蓄积量持续下降，特别是东北内蒙古等国有林区逐步陷入了“两危”(资源危机、经济危困)局面。经过20多年的努力，逐步建立了“以采伐限额管理为核心，以凭证采伐、凭证运输和木材加工监管为重点”的森林采伐管理体系，对保护森林资源、完善林业法制体系、调节国际木材流通等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全国森林资源持续增长，提高了社会各界保护森林的意识，更重要的是对国际木材流通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1986年我国锯材和人造板产量仅为1690万立方米，同期的森林资源消耗量为3.44亿立方米，2005年全国锯材、人造板和木片产量达9500万立方米，同期的森林资源消耗量为3.75亿立方米。在木材加工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森林资源消耗量没有显著增长。其主要原因除国内木材利用结构发生变化外，进口木材已成为木材加工原料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完善森林资源管理政策提供了重要平台。全国的森林采伐限额每5年调整一次，由国家林业局审核，国务院下达执行。现行的森林资源管理政策，特别是一些需要突破的政策多数是在国务院批准森林采伐限额的文件中得以确立的。
二、现行采伐管理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
1、森林采伐管理的目标与手段不一致
森林采伐管理是森林资源管理的核心，也是森林资源经营的主要措施，森林资源管理和森林经营的目标是通过森林采伐管理增加森林资源的数量和提高森林资源的质量，从而实现森林资源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协调。但在实际中，我国自实施森林采伐管理以来，把控制森林资源的消耗作为主要任务，严格森林资源的采伐工作，限制了森林经营者森林资产的变现，从而损害了森林经营者的利益。林业主管部门制定了严格的总量限额指标。而且还按照采伐类型制定了各项分项限额指标，除了控制采伐，还制定了木材生产计划，规定森林采伐限额不得突破木材生产计划。森林经营者是以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前提，想方设法的逃避政策，增加采伐量。这严重的影响了森林资源的科学经营和合理利用。
2、森林采伐管理政策单一
我国国土面积广阔，南北气候差异较大，南北森林资源的种类不同，生长周期长短不一，对森林资源的管理也应因地制宜，不同地区森林资源管理策略也应各不相同。但我国森林资源采伐管理并没有区分地区差异，而是采用全国统～的森林采伐管理政策。
森林分类管理改革之前，我国的森林分为用材林、防护林、经济林、薪炭林和特种用途林五类，关于森林采伐管理，《森林法》规定，成熟的用材林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择伐、皆伐和渐伐方式，皆伐应当严格控制，并在采伐的当年或次年内完成更新造林。我国林木种类繁多，对于不同的树种并没有给出不同的采伐管理的措施，而是采取统一的采伐规程。用材林采伐的主要技术指标是采伐年龄、采伐方式和采伐类型等，规定用材林采伐的同一树种，
同一起源的采伐年龄基本一致，根本没有考虑地区差异。对于采伐方式和采伐类型只作了基本的规定，而没有具体的细节。特种用途林和防护林只准进行抚育伐和更新性采伐，只规定了采伐年龄比同种用材林大一两个龄级，其他没有具体规定。森林分类管理改革后，并没有使森林采伐管理得到大的改进。在充分发挥森林多种功能的前提下，按照主要用途的不同，将全国林业区分为公益林业和商品林业两大类，分别采取不同的管理体制、经营机制和政策措施。理论界对森林分类采伐管理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公益性林业应当以发挥生态效益为主，应严格执行森林采伐限额制度；而商品性林业应当以生产木材为主，满足市场需求为己任，应当取消森林采伐限额制度，由经营者自主决定采伐。有些学者则有不同看法，认为商品林采伐不能完全取消森林采伐限额制度，应当继续执行森林采伐限额管理，但限额条件应当放宽。森林资源具有多种功能，生态公益林也应发挥其经济效益，商品林的生态效益也不能忽视。但现行的森林采伐管理并不能很好的协调好生态公益林和商品林的关系。
三、现行林业采伐管理制度改革的任务
1、明确非林业用地林木采伐所属管理范畴——不纳入限额管理
由经营者自主经营、自主采伐。解决了农民因为调整种植结构在农田等非林业用地上造林采伐难的问题。有利于调动社会各界和广大农民，利用“四旁” 、荒滩等空闲地植树造林的积极性，由此提高了农民收入，改善了生态环境，促进了新农村建设。
2、突出森林经营方案编制的地位
明确依据森林经营方案核定年森林采伐限额，鼓励森林经营者按照森林永续利用原则编制森林经营方案，对森林经营有收益预期，调动其培育森林资源的积极性。
3、简化森林采伐的类型
对商品林要按照市场经济需求为导向，采伐类型简化为主伐、抚育采伐和其他性质采伐；公益林要死看死守，纳入财政管理范畴，采伐类型简化为抚育采伐、更新采伐和其他性质采伐；低质低产林改造、灾害性采伐及征占林地等非常规性采伐分别纳入其他性质采伐。改革后，减少了采伐指标分项，避免了因单项指标需求不平衡造成的采伐指标结构性矛盾。既放活了商品林的经营，又拓展了公益林的保护利用。
4、简化森林采伐管理环节，改变森林采伐管理方式
要求基层林业工作站协助经营者办理林术采伐许可证，对伐区设计、林权审核、采伐申请、审核发证等环节进行内部协调，逐步建立便捷高效的审批机制，方便林农、服务林农，彻底改变“申请指标难、采伐批复难”的状况。针对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经营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实行伐区简易设计．将林业主管部门以往对森林采伐实行“伐前设计、伐中检查、伐后验收”的全过程管理，调整为“森林经营者伐前、伐中和伐后自主管理，林业主管部门提供指导服务和监督管理” ，落实了农民经营自，化解了林业基层工作人员的责任风险。
5、实行采伐限额“蓄积量”单项控制
将采伐限额由“蓄积量、材积量”双项控制调整为蓄积量单向控制，解决了长期以来森林采伐管理中的“两难”问题，便于森林经营者实际操作、管理者科学管理，有利于提高单位面积林木出材率。
6、允许经营期内采伐指标结转
允许商品林实行弹性采伐，各项指标可以在“五年”采伐限额执行期内，向以后各年度结转使用。既尊重了森林经营者的自，又防止了森林资源的提前消耗，目的是避免出现森林资源断档，造成生态破坏和经营者收益的损失。
7、实行年度木材生产计划备案制
针对集体林提出，将年度木材生产计划由原来的审核审批制改为备案制，满足了森林经营者在采伐限额内自主安排木材生产的需要。
8、推行森林采伐公示制度
对森林采伐指标分配，实行“阳光操作” 。通过社会监督、纪律监督和部门监督，保障采伐指标分配科学、公平、公开、公正。以此制约采伐审批和采伐指标分配中的自由裁量权，避免“权力寻租”，保障资源管理队伍依法行政、公正廉明。
9、采伐管理制度改革要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
彻底解放林业生产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要让农民首先得到森林资产和经营山林的实惠，商品林要允许老百姓自主采伐。林业政策好不好，关键就看林农砍了以后栽不栽，就看能否调动起林农真正“把山当田耕，把树当粮种”的积极性，这样老百姓才能越砍越富，树就会越栽越多、越长越好，实现青山长在。永续利用，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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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世语 郑清贤 森林限额采伐管理制度的思考[会议论文]-2004
[3]韩占德 关于森林限额采伐管理制度的思考[期刊论文]-现代农业科技2008(20)
限额管理论文篇7
关键词：农村小额信贷 新农村建设 风险控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过多年持续的发展，农村经济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数农村已经实现了脱贫，但不可忽视的是，、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绝对数仍然是一个大数目。官方资料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全国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趋于缓慢。1986-2000年，全国贫困人口平均每年减少600万-700万；但此后速度陡然放缓，2001-2003年三年间全国共减少贫困人口300万，平均每年只有100万；而在2003年，又出现了扶贫史上赤贫人口（人均年收入低于637元、未解决温饱者）首次反弹的状况。
目前，我国的扶贫方式主要分为“救助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前者主要是分款到户、补贴到人，后者主要是通过一定的项目，利用当地资源实现自我发展。当然，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两者相结合的前提下，偏重开发式扶贫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不二法门。
但开发式扶贫也不是一把万能钥匙，实践证明，如果扶贫项目运作模式选择不当，不但达不到扶贫的目的，而且还有可能使帮扶对象背负沉重债务，与最初的扶贫目标背道而驰。作为重要扶贫模式之一的农村小额信贷项目，在扶贫解困、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多年来，我国小额信贷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由于正规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地区的业务不断收缩，这些地区的金融服务能力大大减弱，随着农村小额信贷机构业务的不断开展，有关制度、发展模式等一些深层的体制缺陷也开始显现，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因此，如何使农村小额信贷机构以一种常态长期稳定生存，继续为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发挥其特有的优势作用，是本文的出发点。
一、农村小额信贷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发展研究所引入孟加拉乡村银行小额信贷模式（GB模式）被视为中国农村小额信贷发展开端。这段时间的小额信贷多采取NGO形式，以项目式运作。项目期通常3-5年，项目地点也仅限于某一个或若干县，难以持续发展且涉及范围有限。
1999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农村信用社领域内引入小额信贷的操作技术，开始开展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业务，这是将扶贫领域内的小额信贷运用扩大的一个阶段，开始在农村金融这一更大范畴内运用小额信贷这项信贷制度与技术创新手段。
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建立更加贴近农民和农村需要、由自然人或企业发起的小额信贷组织”，同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倡导商业性小额信贷的试
点，共七家试点商业性小额信贷公司在山西、陕西、四川、贵州、内蒙古五个试点省（区）成立。2007年1月，中国银监会连发5个文件，按照中国银监会“低门槛、严监管”的原则，拟吸引各类资本到农村地区创业和发展，积极培育以发放小额信贷为主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三类新型农村机构，标志着我国金融改革迈出了关键性历史步伐，从制度上给予了这三类机构合法金融地位，农村金融在原来基础上试点工作不断扩大，由6个省扩大到31个省、市、自治区，让人们看到农村规范金融服务的大好前景。
从全国的情况看，在人民银行的政策引导和推动下，农村信用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开办的信用社数量、农户贷款的数量和农户贷款面等指标不断放大。到2007年末，全国共有90%以上的农村信用社开办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50%以上的农村信用社开办了联保贷款。全国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余额中，60%以上为农户贷款。
二、我国农村小额信贷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一） 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单一
1、贷款额度与农民的需求不协调，农村资金需求仍无法得到有效满足
从宏观层面来看，目前，农户的信贷需求呈现多样化、分散化和复杂化的状态，并且，农户的信贷能力具有鲜明的层次性特征，不同的需求需要不同的金融组织和不同形式的金融供给来满足。尽管目前农信社对农户的支持力度较大，但由于信贷资金总量有限，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农户的资金需求额也越来越大，因此，日益扩大的信贷资金需求与有限的信贷资金供给之间的矛盾就日益凸显出来。
从微观层面来看，银行是否对农户发放贷款，往往从多方面进行考查和综合分析，根据借款人的生产经营项目以及周期确定借款额度以及期限。实际上，承包荒山果园，现代化养殖，农产品加工等资金投入一般在20万元左右。农户所申请到的不到万元的贷款金额对于自主创业来讲仅是杯水车薪，大多数被用来购买农药化肥，农机用具等耗材。因此，仅靠小额贷款，对国家提倡的集约化，专业化，科技化，企业化农业格局是远远不够的。且许多农民由于缺少抵押担保资产，想得到大额贷款，也十分困难。
2、贷款期限与农业生产周期不同步。
现代农业已经打破了传统的春种秋收模式，向反季节、长周期发展，而当前农村信用社的贷款期限还是定在3－12个月，且规定当年贷款当年回笼，这给很多农户如期偿还贷款带来困难。如洞庭湖的养鱼户众多，鱼的销售旺季一般集中在元旦至春节前后，而信用社贷款期限最迟的定在12月20日前。还有近几年来兴起的珍珠蚌养殖，周期一般是3年，为了及时还贷，某些养殖户不得不低价抛售成品或幼苗，严重影响经营效益。
（二） 信贷风险突出
1.自然风险
对于以农业贷款为主的小额信贷机构而言，其主要投向是农村种植业和养殖业，而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对自然条件的依赖性都很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一旦所在地区发生自然灾害，大量客户可能同时发生违约，这可能导致小额信贷机构的破产。比如，孟加拉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自然灾害，就曾经导致乡村小额信贷机构的客户大量违约，这一度使该国乡村小额信贷机构陷入巨大的财务危机。自然风险也是我国小额信贷机构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
2.信用风险
小额信贷的投放要求小额 信贷机构对借款人的信用水平做出判断，但这些判断并非总是正确的，而借款人的信用水平也可能会因各种原因而下降，因此小额信贷机构面临的一个主要风险就是贷款对象无力履约的风险。这是小额信贷经营中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风险，是导致小额信贷机构亏损甚至倒闭的主要原因。只要小额信贷机构通过实际或默许的契约协议，将其资金借出、承诺借出或以其他形式放出，均产生信用风险。
3.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是指由于小额信贷机构信贷管理系统不完善、管理失误、控制缺失、诈骗或其他一些人为错误而导致信贷资产的损失。操作风险直接与小额信贷机构的信贷管理体制有关，一旦发生，引起的损失可能非常巨大。最重大的操作风险在于信贷管理内部控制以及公司治理机制的失效。这种失效状态可能因为失误、欺骗、未能及时作出反应而导致小额信贷机构信贷资产受到损失。
（三） 相关金融政策与法律制度不健全。
目前我国的小额信贷根据放贷主体，分为三类:一类是以国际资助为资金来源，以民间或半官半民组织为运作机构的小额信贷试验项目;一类是以国家财政资金和扶贫贴息贷款为资金来源，以政府机构和金融机构为运作机构的政策性小额贷款扶贫项目;还有一类是以农村信用社存款和央行再贷款为资金来源，以农信社为运作机构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社贷款。第一类项目的主要矛盾是长期发展的合法性问题没有解决。从目前来看，这类机构目由于利用的是非政府资金进行扶贫活动，一般不吸收社会存款，如果作为长期生存和推广发展的金融活动，那么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稳定其运作规程，使之规范化，才能有利于农村金融稳定的发展。而第二类项目可称之为“政府主导型”项目，它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政府的扶贫攻坚任务，但其在确立项目和机构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上尚未得到重视，且在体制和管理制度上存在着弊端，加之农行和政府部门两者的责任和权利关系不清楚或信息不对称，也造成了金融监管困难的问题。
三、进一步发展我国农村小额信贷的建议
（一） 促进农村金融产品的创新，拓展业务品种
金融机构可以在上级监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适当放宽贷款的限制条件。如贷款期限适当放宽，贷款额度适度提高，贷款偿还方式可以多样化。另一方面，小额质押贷款应考虑试点银行定期存单、凭证式国债、记账式国债、保险单质押等信贷业务。
（二） 建立谨慎严格的风险防范体系。
首先，从信息的获取方面来讲，信贷机构可以设置三条常规渠道来实现信息的通畅：农户自身提供的基本资料和相关证明材料，信贷人员的实地调查所提交的报告，信贷机构设立的协管员所提供的有关信息。在信息筛选原则的科学性这个方面，小额信贷机构可聘请有着过硬专业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信贷经理，采用信用“5C”评分原则，最大限度地确保所获得的信息的客观性、可靠性和公正性。自然因素的突然变化和波动对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有着重要的影响，有时可能是灾难性的打击。鉴于自然灾害的客观性、不可预测性和难以逆转性，小额信贷机构可考虑通过转嫁农户自然风险的形式，降低自身由于自然风险所导致的经济损失，如鼓励农户参加农业保险等。
（三） 完善监管措施
在监管政策和风险控制上，实行非审慎、行业自律为主的监管政策和宽严适度的控制机制。在实际推行小额信贷的工作中，由于担心20世纪90年代“农村合作基金会”教训的重演，有关方面对小额信贷的认识在思想上不统一，在监管上谨慎有余、放活不够，监管过于严厉，而灵活性不足。事实是，全国已先后存在过的300多家、现存的100多家非政府办的政府小额信贷扶贫项目，几乎没有一家发生过像“农村合作基金会”那样高息吸储高息放贷的违规违法现象。面对目前小额信贷机构和高层监管部门之间高度的信息不对称和监管成本过高的事实，实行在中央金融监管部门指导和授权下的非审慎、行业（小额信贷协会）自律为主的监管政策，既有必要也是可行的。这是因为，一方面，通过对加入协会的小额信贷机构进行准入、评估，并定期收集各机构财务信息和经营状况，定期向金融监管部门报告，这样可以较好解决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另一方面，小额信贷协会可以就小额信贷发展的政策问题与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和政府有关部门进行积极协调，寻求政策、法律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为小额信贷的发展争取较好的宏观环境，这可以为中央金融部门提供较为准确的政策需求信息，出台更为有效的政策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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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管理论文篇8
论文关键词 罚金刑 自由刑 数额 立法模式
一、逐步减少无限额罚金制
无限额罚金制，不符合刑法的相对确定性原则，弊大于利。我国刑法规定了大量的无限额罚金制，弊病重重。实践中，我国最高院和一些地方法院早已有了取代无限额罚金制的尝试。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盗窃罪的无限额罚金制改为了倍比罚金制和限额罚金制。此立法改进在司法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经济犯罪案件适用财产刑几个问题的讨论纪要》中规定：个人罚金的最高数额，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五倍；没有犯罪数额或违法所得的，为一万元或犯罪分子所在地的年人均收入的三倍。但毒品犯罪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经济犯罪除外。可见，江苏省高院在罚金数额的确定上也采用了限额罚金制和倍比罚金制取代无限额罚金制。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在刑法总则中对自然人犯罪的罚金刑数额规定一个总的最高和最低限额，并规定例外情形，如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贪利性犯罪不在此限。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为多少则要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定。在分则中，对具体的犯罪，可以对同一类的犯罪规定相同的立法模式，如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为亲友非法牟利罪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等同属妨害对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罪的可以适用限额罚金制；侵犯著作权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扰乱市场秩序罪可规定倍比罚金制。对侵犯财产罪则可沿用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规定，对其处以一千元以上涉罪数额（抢劫数额、敲诈勒索数额、诈骗数额、抢夺数额等）的二倍以下罚金，没有涉罪数额或无法计算的，则处以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都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度。
对于《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的无限额罚金制规定，应当尽快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细化操作标准，以确保新规的顺利实施。对敲诈勒索罪和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可以按照上文的方式规定罚金刑；对属于危害税收征管罪的持有伪造发票罪可以规定限额罚金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对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笔者认为仍可以按原来的规定处销售金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但对于危害特别的严重的可以不受此限。寻衅滋事罪、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危险驾驶罪和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罪均可规定限额罚金制，具体应适用什么幅度的罚金，将在下文论述。
二、完善限额罚金制
我国的限额罚金制主要存在数额高、幅度大、不协调等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确定合理的罚金数额上下限。对于限额罚金刑数额的上限，目前我国刑法的规定是五十万，综合考虑我国当前居民的收入水平、将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控制犯罪的需要，维持这一上限尚可。至于罚金数额的下限，则应与行政罚款相衔接。罚金刑与行政罚款的性质截然不同，但二者并非毫无关系。某一行为因其程度的轻重分别构成犯罪和违法，所处的罚金（特别是单处罚金的情形）必然高于罚款数，至少应当与罚款数保持一致。我们可以根据行政罚款的上限来确定限额罚金的下限，对同样或类似的犯罪行为应适用高于一般违法行为的罚金数额，对我国刑法中个别犯罪的罚金数额与罚款倒挂的条文予以修改。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第61条规定：协助组织或者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千元以上5千元以下罚款。第67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千元以下罚款。那么，与此相对应的刑法中的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的罚金数额则应当规定在五千元以上。目前我国的行政罚款上限一般为一千元，因此对于没有相应的行政罚款可供参考或相应的行政罚款较低的犯罪，其罚金数额下限可规定为一千元，这与司法解释的规定也是一致的。如此规定罚金刑的下限，既能体现罚金的刑事惩罚性，又可避免罚金的起刑点过高，也增强了刑法的协调性。
其次，要在罚金刑数额和自由刑刑期之间确立一定的比值关系。我国限额罚金刑的数额幅度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与自由刑刑期的关系不明显。如果犯罪人在判决前被羁押，结果被判处罚金，现行羁押的日期该如何折抵罚金？在规定了自由刑并科或选科罚金刑的情况下，并科罚金刑数额与选科罚金刑数额怎样以示区别？这些问题表明自由刑与罚金刑并非是相互割裂的两种刑罚。而且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人的罪行轻重和刑事责任的大小相适应，自由刑与罚金刑均为承担刑事责任的方式，在量刑情节一致的情况下，它们之间就必然存在对等关系，这为它们的相互换算提供了理论支撑。从国外的立法来看，在自由刑刑期与罚金刑数额之间进行换算、折抵也是可行的。如法国新刑法典中，对于一般的犯罪，平均每一年监禁所并科的罚金数额为1.5万欧元，每增加一年的监禁刑，与之并科的罚金数额也随之增加1.5万欧元，形成一定的比例。因此，我们应当抛开“以钱赎刑”的顾虑，在罚金刑与自由刑之间设置合理的比例。
应当设置怎样的比例才合理呢？对此，有学者认为可以从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中获得启示：《国家赔偿法》第26条规定：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在特定情形下对监禁刑的金钱价值评断，那么一年监禁刑就和收入扣除基本生活费的差相当。有学者则借鉴俄罗斯刑法的规定，认为1年有期徒刑的犯罪，应规定并处或单处6个月工资收入或其他收入的罚金或最低月劳动报酬10倍的罚金。上述两种方法均有可取之处，至于我国刑法该如何确定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比例，则需要进行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的摸索检验。总之，对自由刑与罚金刑的搭配设置，既要能实现对犯罪的报应，又不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在自由刑与罚金刑并科时，应当以二者的强度共同体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因此，我国刑法应在分则条文中使自由刑与罚金刑有一定的比例关系，随着自由刑刑期的变化，相应的罚金刑数额也应当按比例变化，从而改变我国罚金数额幅度设置无规律可循的问题。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以及贪污贿赂罪等，我们在规定限额罚金制时，可以体现这种有序性，如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五万以下罚金，二年以上七年以下、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可对应一万以上十万以下，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可对应二万以上二十万以下等。当然，对于走私、贩毒等经济犯罪，应当作例外规定。因此，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危险驾驶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寻衅滋事罪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积极参加的，罚金可限定为一万以上十万以下，其他参加的，可为一万以上五万以下。
针对我国限额罚金数额幅度过大、限额罚金制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完善裁量方法以及适时颁布刑法修正案予以克服。当经济发展繁荣，货币大幅贬值以致罚金刑惩罚功能失效时，可以适当提高罚金数额，使罚金数额能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匹配，以确保罚金刑功效的发挥。
三、改进倍比罚金制
倍比罚金制主要的问题是难以明确所选择的参照基准和比例与社会危害程度的关系，因此，有学者主张改革现行的倍比罚金制，适用“新型倍比罚金制”。所谓“新型倍比罚金制”即以犯罪人的年总收入作为基数，再在刑法分则条文中对某种情节的犯罪明确规定按此基数的倍数或百分数来确定罚金数额。④笔者认为，倍比罚金制虽然有不尽合理之处，但是在我国现阶段它仍有存在的意义，不宜立即废除。“新型倍比罚金制”设置了统一的参照基准，并与犯罪人的经济状况挂钩，避免了参照基准选择难的问题。在参照基数的确定上，必要时应当全面考虑犯罪涉及的多种数额，如违法所得额、造成损失额、销售金额等，择其中对量刑影响最大的数额作为参照基数。
倍比罚金制的倍数或比例的设置则应当满足刑罚梯度的要求，一方面应当避免对同一犯罪的轻行为和重行为设置同样的倍数或比例，另一方面应当避免设置的罚金比例低于行政罚款。正如有学者认为的，基于报应应符合等价性要求的理由，罚金刑应该满足刑罚的梯度要求，从而实现罪刑相适应，否则其为不正当。罚金比例的设置应当与犯罪情节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对不同严重程度的犯罪行为所设定的罚金比率应当具有一定的差异。过失犯罪的罚金比例应当低于故意犯罪，情节一般的犯罪的罚金应当低于情节严重的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