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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额管理论文范文第1篇

9月24日 联大一般性辩论

第68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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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9月23日-10月6日

9月24日 联大一般性辩论

第68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9月24日-10月2日在纽约召开，主题是“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做好准备”。中国外交部长将出席并发言，介绍中国新一届政府外交理念与思路，阐述中方对当前国际形势、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的主张，表明中国愿同联合国广大会员国一道，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力量。 9月30日 美国政府“关停”临近点

在叙利亚危机暂时告一段落后，美国国会重新开始了对美国债务问题的谈判，目的是维持政府运转，达成赤字削减协议，借此劝说倔强的保守派议员同意提高政府的借款限额。如果国会无法按时通过支出法案，政府将于10月1日耗尽运转经费。接下来在11月，国会必须要提高政府的借款上限。 10月1日 日本或上调消费税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基本决定于10月1日宣布2014年4月将消费税税率由目前的5%提高至8%。为防止因增税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政府将制定规模为5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措施，展示出希望兼顾财政重整和摆脱通缩的姿态。 10月6日 奥巴马访印尼等四国

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10月6日-12日对印度尼西亚、文莱、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进行访问。此次访问第一站是印尼，届时他将与相关国家的领导人会面，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进行磋商；奥巴马还将与菲律宾商讨经济和安全问题。 媒体视线

中国计划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9月16日公布了在2015年前通过交通和能源项目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计划，这是中国加快城镇化和支持经济增长的部分举措。中国国务院在中央政府网站声明称，上述项目将有助于稳增长和推进城镇化进程。声明称，到2015年，全国轨道交通将新增运营里程1000公里，增幅50%。政府此前表示，中国目前18个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共计2100公里。 【华尔街日报】

这一计划并未让分析师感到兴奋。

野村（中国）经济学家陈家瑶（Wendy Chen）表示，在制造业和房地产等领域失去动能之际，基础设施投资很可能仍然是中国政府稳定经济的主要政策工具。

但鉴于中国政府对基建领域的投资已经很高，新政策能够带来多大提振还是个未知数。 清除叙利亚化学武器协议

美国和俄罗斯日前达成了一项广泛的协议，要求在2014年中期之前转移或销毁叙利亚的所有化学武器，并且无限期推迟美国的空袭计划。该协议首次明确地把联合国安理会列为对叙采取国际行动的决策者。 【纽约时报】

这是历史上最具挑战性的军备控制行动之一。

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情况没有先例，需要把五年-六年才能完成的工作压缩到几个月之内来处理，由于战争仍在持续，他们还得在一种极端困难的安全环境当中推进此事。

该协议的可行性将在一周内接受直接考验，届时，叙利亚政府将提供一份有关化学武器的“全面清单”。

限额管理论文范文第2篇

笔者认为,要较好地完成林业生态建设相持阶段的森林资源监督工作任务,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坚持“以人为本”,建设一支素质过硬的森林资源监督队伍

搞好森林资源监督工作,关键在人。“打铁先需自身硬”,由于林业生态建设相持阶段具有不确定性和艰巨性的特点,这就需要我们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森林资源监督队伍。使这支队伍在这一阶段,能从容面对各种困难的挑战。

1、抓好政治素质建设。作为一个森林资源监督人员,必须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观点,有敏锐的政治鉴别力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有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能算得上一个政治合格的森林资源监督人员,才能在工作中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2、抓好道德素质建设。道德素质决定一个人的发展方向。

一个森林资源监督人员仅有才能是远远不够的。没有德,人就驾驭不了自己的才能。森林资源监督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作为一个森林资源监督工作人员,必须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要大力提倡无私奉献,加强廉洁自律教育,使森林资源监督人员成为德才兼备的人。

3、加强业务素质培训,尽快提高森林资源监督人员的业务素质知识水平。我们应下大力气抓好人员的业务素质培训,拓宽森林资源监督人员的知识面,并积极鼓励个人采取各种方式自学。

二、森林资源监督工作的理念要更新

理念是人们形成的共同价值取向,是统一思想的凝核,是激发内在活力的动因。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念,在大力推进以木材生产为主以向生态建设为主的历史性转变、全力打好相持阶段攻坚战、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适应时展的新要求,打破旧观念,树立新理念。一是把森林资源监督工作重心下移,加强基层森林资源监督组织建设,把政治责任感强,业务精通,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员充实到基层森林资源监督队伍中去。着力提升基层森林资源监督队伍的监督业务水平和监督能力。二是调整森林资源监督方向,实现森林资源监督工作从木材生产型监督向生态建设型监督的转变。三是调整森林资源监督方式,把事后监督核查转移到事前建议、审核、事中监察与服务上来,大力推进超前监督,监督前移。森林资源监督工作的预见性很重要,工作超前,监督工作才能主动,才能未雨绸缪。首先,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森林资源监督工作信息网络平台,及时汇总、掌握和反馈各种信息。其次,要综合分析所掌握的情况和信息,在各种信息和情况中抓住关键、抓住苗头、抓注重点,提前警示,及时提出监督建议,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中。四是不但要搞好宏观监督,而且还要做好微观监督。为保证相持阶段的林业生态建设确实取得实效,森林资源监督工作要把握关键环节,要密切监督林业用地的使用情况,严格控制住木材采伐限额,对木材生产、销售、运输和加工等环节,加强监督监察力度。对超限额采伐、超证采伐、无证采伐、非法占用林地等行为要严肃查处。同时,要加强伐区调查设计、伐区上报审批、伐区拨交、采伐作业现场管理、伐区验收、木材缴库、木材销售运输等各个过程的监督。中国论文服务网专注于为广大经济职称评定客户、经济论文快速写作客户,提供优良的范文格式下载,管理论文快速写作指导资源,欢迎各位老师参考指导。

三、创新森林资源监督的体制和机制

体制决定机制,机制决定活力。目前的森林资源监督体制不顺、机制不活,满足不了林业生态建设相持阶段的发展要求。一是现有的森林资源监督机构的体制与其所承担的任务极不适应,目前这种分级派驻,双重领导的管理体制束缚了森林资源监督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难以形成森林资源监督的整体合力。二是由于体制上的原因,现行森林资源监督机构的干部在业务上对上一级森林资源监督部门负责,但其组织关系、工资福利待遇却由驻在单位管理,从而造成了森林资源监督人员在工作中往往“投鼠忌器”,在一些问题面前不能理直气壮,挺不直“腰杆”,有时会出现顶不住的现象。三是由于现行的森林资源监督机构的人、财、物都靠驻在局支撑,一方面森林资源监督机构要按派出单位的要求对驻在局的林木采伐管理和森林资源管理进行监督,另一方面森林资源监督机构的交通、工资和各项福利待遇上要依赖于驻在单位,使得监督工作的力度大大受到削弱,工作起来理虽直,但气不壮。由于体制的不顺畅,严重影响了森林资源监督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制约了森林资源监督工作的顺利开展。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我们大力进行森林资源监督体制改革,从体制上解决机制不活的问题。

四、加强森林资源监督的制度建设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只有建立合理和完善的制度,才能保证森林资源监督工作的有序开展。笔者认为,要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一是建立完善合理的规章制度,加大执行力,定期不定期检查基层站的各方面工作落实情况,看取得了哪些成绩,存在哪些问题,及时提出改进意见。二是建立责任追究制度,第一,对森林资源监督人员有重大事项不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进行追究。第二,对被监督者造成森林资源破坏和损失的彻底追究。三是森林资源监督的上级部门应尽快制定权威性的 《森林资源监督管理条例》,彻底明确森林资源监督机构和人员的职责和权限,以便基层森林资源监督人员在实际工作中有法可依,使监督者更好地开展工作。

五、全力坚守监督阵地,齐抓共管,打好林业发展相持阶段攻坚战

1、与被监督企业搞好沟通。一方面,要把存在的问题及时通报给驻在林业企业,以便及时避免问题的发生。另一方面,要与驻在企业加强配合,形成合力,创造出一个对森林资源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限额管理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施工企业物资 管理精细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和市场经营规则的逐步完善,施工企业已经进入了“微利”时代。在这个“微利”时代,如何使企业占据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一个有效的手段就是精细化管理,即节省不必要的资源消耗和费用支出,以削减成本来谋求生存和发展。

精细化管理是指施工企业在保证工程工期和质量的前提下,将企业的各种生产元素通过组织措施、经济措施、技术措施、合同措施将成本控制在计划范围内,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寻求最大节约成本的管理模式。精细化管理的目的就是“节流”,即严格控制成本。

物资成本占工程总成本的60%以上,怎样控制成本就得从物资管理入手。因此现阶段施工企业推行物资管理的精细化,挖掘其管理中的潜在效益、获得效益最大化势在必行。

1 施工企业物资管理存在的问题

(1)从思想理念上看,重供应轻管理的意识较强。施工项目领导层、生产作业层对物资部门的要求是准时提供生产所需的物资,把物资管理工作置于其后。

(2)从人力资源的角度上看,物资人才缺乏。据不完全统计,从事物资工作的人员专科及以上学历的不到50%,中级及以上职称的不到1%。

(3)从操作实践上,物资管理软件应用不完善。有些施工企业已经使用物资管理软件进行日常的帐务处理,但是只使用了收发料及报表的功能,减少了繁琐的手工操作,核算功能及其他功能还没有应用。

(4)从计划管理上,物资计划不全面、不准确。由于工程技术人员配置及以服务现场为主的管理要求,常常出现物资计划提供的数据不准确,提供的时间不及时的情况。

(5)从制度办法的执行力上,执行力较差。施工企业制定了各种制度、办法与实施细则,但实际工作中是否真正执行了这些制度、办法与实施细则,从管理效果上不言而喻。

2 推行施工企业物资管理精细化的途径和方法

(1)外部措施。建立战略联盟,发挥互补优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物流市场快速发展,联盟重要性不言而喻。战略联盟可以减少渠道冲突,快速传递信息,降低渠道成本,突出共同价值和未来发展。施工企业应选择专业化的第三方物流商,或者区域性销售商,形成长期稳定的供应链关系。通过应用这种现代化的供应链管理手段,施工企业将大大提高外部形象以及内部管理水平,减少采购成本,降低采购单价,有助于实现工程项目效益最大化。

(2)施工企业管理。1)管理制度及流程上要做到“精编细排”。一是科学地制定有效细化的管理规章制度。二是制度建设要形成体系。三是制度及流程管理要重在执行。 2)进一步实施人才强企战略,以人为本。人是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制订各种考核奖惩制度都是针对自然人来得以贯彻和落实,因此要大力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发挥第一资源优势。通过精细化、人性化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大优秀物资管理人才的引进力度,做好现有人才的培养、使用、管理和服务工作, 逐步形成专业结构匹配、年龄结构合理和高中低层次结构均衡的人才队伍格局。不仅要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以规范物资工作人员的行为,明确其职责,更要注意研究人的内在需求和行为规律,最大限度地激发和调动广大物资人员的聪明才智。3)加大物资管理工作重要性的宣传力度。通过召开物资专题会议、报纸、网络、企业平台等媒介宣传物资管理的重要性;通过对基层领导干部进行物资管理工作的培训,让领导人员真正意识到物资管理工作的内容与重要性,将物资管理工作真正重视起来。通过对物资管理好的项目的公开表扬以及管理干部的提拔任用,真正让员工体会到物资管理工作的地位。4)构建物资管理精细化的监控体系。精细化管理是市场竞争的产物,没有较强的执行力,执行的效果定会大打折扣,甚至根本执行不下去。所以要有较强的监控体系。一要强化财务对物资成本的控制。会计人员不仅要检验原始凭证的完备、真伪与支付工作 ,更应将核对物资验收的数量与价格的真实性与准确性作为对物资工作监督的重点。二是全员参与监督。物资部门要接受广大职工的监督。每季度将主要采购物资张榜公告,公告内容尽可能全面、一目了然。对有疑惑的事项,职工可以向纪检监察部门报告。三是加强上级部门的检查指导力度,并要监督存在问题的整改落实。四是把定期做物资成本核算管理作为考核领导层薪酬的内容之一。物资精细化管理是一项复杂、系统、艰巨且周而复始的工作,施工企业的第一管理者应该根据企业自身的现状和目前面临的瓶颈, 深入持久地开展物资精细化管理工作,既要重点突破,又要长期培养,物资管理工作才能步步为赢,实现项目物资管理的良性循环。

(3)物资部门管理。1)确立科学管理理念,实施系统控制。一是计划控制。在管理实践中,计划是其他管理职能的前提和基础。在物资管理中也不例外,施工企业根据工程项目施工图纸提供主要物资需用量计划,加上合理的运输及操作损耗作为项目主要物资总量进料的控制量及分工号主要物资供应的限额量,而且这个限额量必须有项目总工程师签字方可生效。二是采购控制。对采购物资应本着“货比三家、择优选购、先近后远、合理定价”的原则,以降低物资的购买单价和运输费用。根据采购数量与实际情况尽量公开招标采购。要加强采购人员的职业教育和管理,强化纪检监督工作,杜绝采购人员为吃回扣、拿好处而不惜牺牲企业利益的不正之风。物资部门要提倡“多存信息,少存实物”的新观念,把握物资采购的最佳时机,合理确定采购批次和采购数量,防止盲目采购。三是库存盘点控制。有些施工企业流动性较大,为减少集中库房建设费用与管理费用,把物资按计划量分期分批地供应至各施工作业队保管使用,期间的物资消耗由作业队提供。对于这种管理模式,每月库存盘点显得尤其的重要。2)推行精细化管理,强化物资成本核算。加强物资成本核算管理,一是要以物资消耗的量差和物资采购的价差分析为手段,查找物资管理的问题和漏洞,寻找解决的措施和方法,最终实现物资管理效益。二是加强周转材料使用管理,通过控制周转材料的损坏和丢失,尽可能地增大周转次数,减少摊销与租赁费用。三是严格要求物资管理软件内容的全面应用,使用现代化的工具实现物资成本核算。

参考文献:

[1]韩同银,马涛.施工企业物资的精细化管理[J].铁道工程学报,2006(2).

[2]建筑企业经营管理论文：施工企业物资管理的改进措施.中国学术期刊网.

限额管理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代建项目；施工阶段；工程造价；造价管理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的快速发展，工程投资领域步伐也不断加速，为了能够有效的控制业主对建设工程造价的责任和风险，一定程度上要求对建设项目实行施工阶段的造价管理。跟传统的基于资源消耗的相对静态的造价管理方法不一样，工程建设项目工程造价管理要求在管理造价时，首先要从分析项目具体活动开始，然后根据项目开展的过程和工程项目所用的技术方法以及工作效益水平去确定项目的资源消耗和占用，最终预算出项目的造价。

1 工程代建与投资控制的重要性

建设工程的代建制度是国际上通常采用的一种工程项目的管理模式。在我国，“代建制”指的是政府的一些投资主管部门对其投资的建设工程项目，并按照建设（使用）单位所提出的功能要求，一般会采用招投标的方式来选定一些专业的工程建设的项目管理单位（代建人），委托其进行工程的建设，待项目建成竣工验收后才移交给建设单位的一项管理制度。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建设脚步的加快，工程建设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建设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建设工程项目的投资是一项比较专业性、政策性以及具有综合性的活动，其涉及面广，贯穿的建设阶段也是繁多。投资控制指的是把建设工程项目投资的发生控制在一定的限额内，并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由于工程建设周期比较长，投资流向复杂，并且投资总量巨大，如果不采取非常有效的控制措施，投资的任务目标将难以实现。

2 施工阶段的造价控制与管理

施工阶段是资金投入的最大阶段，是招投标工作的延伸，是合同的具体化，加强施工阶段造价控制，就是加强履约行为的管理。随着政府对代建单位管理的加强，代建单位对工程造价承担的责任将越来越强。概算超估算、预算超概算、结算超预算的“三超”现象将成为政府考核代建单位的指标。“三超”的超额甚至可能由代建单位的管理费来弥补，如果控制失衡，会使企业经营亏本。因此，代建单位在施工阶段的造价控制工作尤其重要。该阶段成本控制的主要工作有：

2.1 抓好合同管理、减少工程索赔。

在施工阶段，对工程变更实行有效控制是成本控制的关键。针对目前工程量清单报价方式，施工单位往往采取“低价中标，索赔赢利”的方式承揽工程，作为代建单位的造价管理人员要做到事前把关，主动监控，严格审核工程变更，计算各项变更对总投资的影响，从使用功能、经济美观等角度确定是否需要进行工程变更，减少不必要的工程费用支出，避免投资失控；另外，对施工单位及材料供应商不履行约定义务的情况应及时提出反索赔，使成本得到有效控制。

2.2合理处理工程索赔

主要发生在施工阶段的索赔。作为代建人必须注重信息的收集和积累，努力争取各方的签字，做好所有的合理要求记录。在实际工程中承包商的索赔应遵循以下原则：

2.2.1工程索赔处理必须依照合同，全部的会谈纪要，各种报告以及原来的文件为基础的赔偿要求，是处理索赔的关键，必须尽一切努力保护自己的权益。

2.2.2索赔事件必须及时合理的处理，如处理不及时将会给双方带来不利的影响，处理索赔也必须坚持客观性，既要考虑规则和条例，又要考虑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实际情况。

2.2.3加强合同管理，避免索赔在施工过程中发生，加强控制、管理，可以避免索赔事件的尽量避免；不可避免也要努力使成本最低，从而节约工程投资，有效的成本控制目标。

3 从管理工作上着手，充分运用实际管理

代建单位要加强对施工阶段全过程造价控制，对工程造价整体实施动态的造价控制，变滞后转变为超前，加强工程造价的主动控制，以适应市场需要，主要做好以下实际管理工作：

3.3.1做好现场管理人员的选择

建设工程的管理集技术、经济、管理于一体，施工过程中常有突发事件发生。为此，现场管理人员除具备必要的专业技能之外，还必须具有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及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理顺各方的关系，保证工程顺利有序地进行，有效地控制工程造价。

3.3.2做好工程签证

由于设计、施工现场情况等因素，现场签证是不可避免的，许多工程由于现场签证的不严肃，给工程竣工决算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且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现场管理人员必须严格按程序执行工程签证，施工方申报的签证单必须经监理审核后报现场管理人员，现场管理人员收到监理呈报的施工签证单后，组织相关各方了解、核准，避免“假”、“乱”签证的发生。且做到随施做随签证，内容表达完整清晰，签证工程量量化，明确计价办法和依据，防止签证工程量重复计量，有效地控制工程造价。

3.3.3控制工程建设标准

代建方作为代建项目独立的一方，应根据立项批复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等文件，严格控制工程建设标准，确保不突破国家批准投资额。做到不随意进行工程变更；不随意增加工程内容；不随意提高材料、设备的采购品牌、档次。若有需

要更改的，在不影响使用功能及设计单位验算合格的前提下，进行市场询价，更改同等档次、价位的材料、设备。

3.3.4做好工程建设资料收集整理

这一阶段的资料收集、整理是为工程竣工决算做准备的，为竣工决算的办理提供相关的依据。在施工的全过程，现场工程管理人员经常深入施工现场，了解施工动态，对施工现场影响工程造价的施工工序等情况进行记录，收集整理会议纪要，工程联系单、工程变更单和现场签证单等资料，掌握现场第一手造价资料。

4 从技术措施上展开工程造价的有效控制

在对主要施工技术方案做好论证的基础上，广泛应用新材料、新工艺、新办法等，在技术上实施项目投资的有效控制。技术措施是控制项目投资的必要手段。据统计，材料费一般占直接工程费的70%左右。同时，直接费的高低影响到间接费的高低，因此，选用新工艺、新材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缩短工期的有力保证，是有效控制工程造价的有力保证。

5 从经济措施上展开工程造价的有效控制

鼓励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在施工中提出合理化建议，对于合理化建议产生的经济效益及社会效益予以适当奖励。加强对施工单位的安全文明施工费、临时设施费、施工措施费的监管，要求施工单位必须按合同金额足额投入使用，否则将予以扣除。对大宗材料或大型设备采用甲供方式，以降低本。

结束语

综上所述，工程造价管理与控制是一个动态过程，代建项目的工程造价的管理与控制贯穿于项目建设的全过程，在工程建设的施工阶段，代建方应把握工程造价管理的重点，采取切实有效地控制措施，使工程造价控制在国家批准的投资限额内，提高国家投资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日益庞大的代建市场越来越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在激烈的竞争过程中，代建方一定要提高项目的造价管理水平，从而提高竞争优势，在众多的代建单位中脱颖而出。

参考文献

[1] 刘烈波.代建制项目的质量与进度控制[c].“代建制”理论与实践高峰论坛，2005

[2] 孙建平.建设工程质量安全风险管理[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10）

[3] 龙颖萃.协调好代建制项目参与各方的关系[c].“代建制”与工程项目管理论坛论文集，2007

[4]乔玉辉.代建项目工程造价控制要点[期刊论文]-山西建筑2008

限额管理论文范文第5篇

贷款利率既可以影响投机型需求，又能够影响房地产供给，因此，差别利率政策能够很好的消减地域差异的阻碍性。一方面，应当秉承刺激西部，抑制东部的原则，对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西部地区给与一定的利率优惠政策，扩大该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减轻人们的购房压力，刺激经济发展。对于房地产泡沫较为严重的东一部地区，则应当严格控制贷款利率，同时对于第二套、第三套房屋贷款利率进行差别待遇，控制投机性购房需求。另一方面，应当秉承“扶优限劣”的原则。对于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开发项目的贷款利率给与一定的优惠，对于高档住房建设项目的贷款则严格把关，实行不同程度的利率上浮。此外，房地产企业一般自由资本较低，在会计核算时，应当能够将这一问题体现出来。国家应该调整房地产企业的利润核算方法，对房地产企业实施和其他企业不同的核算方法，差别对待，不以统一调整资本金率的方法袭击房地产企业。使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企业的约束力有所增强。

2注重差别税收政策的实施

由于地方政府存在财政收入和民生问题的矛盾性，单一的货币政策很难对地方政府形成约束机制。现行的则一税分配制度与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地方政府财政指标、房地产商的利息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然而，和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的目标性和指向性更为明确。适当的税收政策可以有效的控制地方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管理形式，还可以有效的削减投机型需求。因此，对房地产行业实行多种税收政策，可以对房地产市场发展状况起到很好的调控作用。首先，是税种的差异。在不同的环节调整税收政策，会带来不同的作用。增加房地产开发环节的税收，会增加房地产建设成本，使房地产价格上升。增加房地产交易坏节的税收，既可能增力[l买方的购买成本，又可能减少卖力一的收益，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要具体分析。增加房地产持有期间的税收，可以减少利用房地产买卖获得的收益，抑制投机行为，对房地产价格起到降温的作用。其次，地域差异对税收政策的要求不再局限于税种的差异，更注重税率的差异性。一方面，根据地域的不同实施不同的税率水平。

西部地区经济水平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经济水平，因此，我们应当对西部地区实施较低的税率，或者不定期的实施一些优惠税率，鼓励资金向西部地区的流入，加强经济落后地区的资金投入。相反地，我们应当对东部地区实施较高的税率，抑制热钱向经济繁荣地区的流入，抑制通货膨胀和投机行为的继续扩大。另一方面，根据地域的不同实施部同类型的税种，可以对东部地区加收一些房地产限额税，即当一笔房地产交易的总额超过一定金额时，开始对该交易行为收税，达到抑制高档住房、高价住房交易的目的。项目管理论文

3其他差别政策

除了利率政策和税率政策，面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住房还应当采取一些其他差别政策。一方面，可以制定首付比例的差别政策。对于不同地区、不同住房类型以及首套、次套、三套住房，制定不同的首付比例。对于经济发展缓慢，收入水平低的地区;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首套购房的消费者，可给予优惠的首付政策，降低首付比率，相反对于经济发展繁荣，房地产市场泡沫程度大的地区;高档住房、别墅等住房交易;二套及三套房的购房者，则应当加大首付比率，达到刺激经济发展，保障社会稳定，抑制投机型需求的目的。另一方面，可以针对不同的情况制定不同的贷款限额，根据“区别对待”的原则，合理确定在不同的地区内、不同类型的住房建设项目的自筹资金比例。对于保障住房市场稳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安居房和经济适用房，核定较低的自筹资金比例;对于高档住房开发项目，给与较高的自筹资金比例，控制对有投机可能性的住房类型的信贷投放量。

限额管理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关键词】内部评级法；新巴塞尔协议；风险管理

一、《新巴塞尔协议》与内部评级法的核心内容

《新巴塞尔协议》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强调了风险与资本的对应关系；二是要求所有银行最低资本充足率达到8%，除信用风险以外，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也应按风险敞口计入资本；三是提出了第一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的计算，第二支柱监督检查和第三支柱市场纪律；四是对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按标准法、初级法和高级法分别给出了不同的风险计算“菜单”，使得商业银行有更大的选择路径和空间。目前，新协议所体现的风险和资本概念与管理技术已经成为全球大部分银行从事风险管理，以及监管部门进行银行监管的重要参照。

《新巴塞尔协议》的核心是内部评级法，它代表着全球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发展趋势，其实质上是一套以银行内部风险评级为基础的资本充足率计算及资本监管方法。是由银行专门的风险评估人员，运用一定的评级方法，对借款人或交易对手按时、足额履行相关合同的能力和意愿进行综合评价，并用简单的评级符号表示信用风险的大小。从国际银行界来看，常用的内部评级方法分为三类：模型评级法、定性评级法以及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评级法，目前，世界先进银行大多采用模型评级法。

内部评级法是建立在风险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之上，是对传统风险管理模式的革命性变革，代表了国际化大银行先进的风险管理理念和技术。以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为例：商业银行应估计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率（LGD）、违约风险暴露（EAD）、预期损失（EL）和非预期损失（UL）等关键性指标，这些指标不仅是计算资本充足率的重要依据，在银行内部的授信审批、贷款定价、限额管理、风险预警等信贷管理流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决策支持作用，而且也是制定信贷政策体系、计提准备金、分配经济资本以及实施风险调整后资本收益率（RAROC）或经济增加值（EVA）管理的重要基础。随着《第三版巴塞尔协议》的，内部评级模型和系统将获得进一步发展。

二、内部评级法对我国的影响

《新巴塞尔协议》代表了监管理论中的先进理念和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逐渐完善的风险管理最佳实践，代表了新的监管趋势和要求。作为事实上被国际金融界普遍认同的国际标准，各国的商业银行只有遵循《新巴塞尔协议》、满足其标准和要求，才能在日趋国际化和多元化的市场中得以生存和发展。“从全球范围来看，《新巴塞尔协议》可能会对我国的资本流动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新巴塞尔协议》还会对我国的海外分行和附属机构的经营产生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仅仅是来自市场的压力。”

具体来说，《新巴塞尔协议》对我国产生如下影响：

1、暴露我国商业银行充足率问题

根据新协议框架测算，同一银行根据内部评级法计算的风险资产较原先要减少2到3个百分点，对于一些经营状况更好的大银行，其下降将会更加明显。而资产质量较差的银行，其资产风险权重的总体水平将会有大幅度提高，导致银行资本充足率水平下降。

2、进一步提高我国对外融资的成本

由于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与会计制度同发达国家存在差异，外国评级机构不一定能对中国企业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一旦这些企业的信用等级跌至B级以下，对它们的债权将被确定为150%的风险权重，从而影响外资流入。

3、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提出挑战

从金融监管体系来看，发达国家有一套涵盖内部约束、外部约束以及社会监管的监管体系，称为银行监管的“三道防线”。而我国由于国有银行所有者缺位，失去了第一道防线，从监管方式来看，新协议要求以风险监管为主，而我国监管当局对银行业的监管以合规性监管为主，偏离了国际监管的发展方向。

4、对我国的信用环境提出更高要求

内部评级法必须建立在企业和个人提供真实数据基础上，而我国经济发展中一个严重制约因素即是缺乏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这就要求我国必须尽快建立完备的社会信用体系。

5、对相关人才培养提出更高要求

风险评级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从国外经验看，实施内部评级法的银行必须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稳定的专家队伍，它由宏观经济专家、产业经济专家、金融工程师、财务分析师等组成。而我国商业银行现行的人才结构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明显不足，亟待培养。

6、对信息披露制度的挑战

强化信息披露和市场约束是新协议的重要内容。严格意义上说，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并没有向社会公开披露信息的义务。但加入WTO后，随着银行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商业银行最终都要向社会公开披露信息，这是不可扭转的趋势。因此，规范经营行为，建立有效的信息披露制度，是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又一挑战。

三、应对新资本协议和内部评级法的建议

1、改进现行贷款五级分类制度

自2004年起全面实行的贷款五级分类制度，对提升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很多不足。现阶段国内银行应根据各自的情况，对五级分类法进行改进：一是细分贷款；二是加强定量分析，减少主观判断比重，以提高分类结果的可操作性和客观性；三是逐步建立两维评级体系。

2、加强内部评级体系的研究和开发

内部评级体系尽管只是《新巴塞尔协议》提出的一种资本监管方式，但它作为新资本协议的核心技术，代表着未来10年银行业风险管理和资本监管的发展方向，其实施有助于商业银行提升核心竞争力，对于银行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以及提升行业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加快建立和完善内部风险评级体系，扩大风险评估和分析的范围，为业务决策提供依据。

3、不断健全风险管理制度和组织架构

《新巴塞尔协议》所要求的内部评级法不是简单的开发一套评级系统，而是要将内部评级方法和系统工具切实运用到业务流程中去，发挥其决策支持作用。故国内银行在实施过程中应坚持制度与系统同步推进、配套建设的原则。安博尔中诚信建议，一是逐步建立独立垂直的信贷审批、风险管理和审计部门，保证监管政策不受短期经营利润目标的影响，为科学实施内部评级法提供制度和机构上的保证。二是商业银行应根据业务发展需要，组织协调相关业务部门，研究制定内部评级在信贷政策、产品定价、限额管理、准备金计提、经济资本分配、绩效考核、资本充足率测算等方面应用与管理制度，逐步建立与内部评级系统相配套的管理体系。

4、积极推进并完善内部评级基础数据库

数据基础是内部评级系统成功运行的保证，我国商业银行的数据储备严重不足，且缺乏规范性、质量不高，这些问题如不及早解决，将严重制约内部评级系统的应用。因此，国内银行在建立内部评价系统过程中，一要加快数据的清洗和补录工作，拓宽数据收集渠道；二要加强数据质量管理，建立并实行完整、统一的数据标准，确保数据及时性、准确性和全面性；三是利用信息技术，逐步建立风险管理信息系统。

5、建立符合国情的内部风险评级模型

实施内部评级法的关键，是建立一个科学、有效的内部评级模型，通过该模型可以对风险进行量化。我国银行在建立模型时，一是要借鉴国外模型的理论方法和设计思路；二是必须结合本国实际，充分考虑诸如利率市场化进程、企业财务欺诈现象、数据积累不足、数据质量不高、金融市场发展不充分、道德风险偏高、区域风险差异显著等特有现象，开发出适合自身特点的模型框架和参数体系。

6、培养专业化的风险评级队伍

内部评级系统和方法属于各银行的商业秘密，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和商业价值，培养并长期拥有一支风险分析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对于内部评级系统的建立、实施、维护和升级等各个环节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国内银行一要长期进行储备、培养甚至挖掘这方面的人才，并保持其稳定性；二要更新评级人员的知识体系，逐步提高其素质；三是对稀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可以考虑从境外招聘。

7、加强对外交流学习，促进资源共享

内部评级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事物，所以要加强信息交流，积极学习、借鉴国内外同业的先进经验。首先，可以通过银行协会为内部评级技术交流提供信息平台，从整体上提高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其次，要积极发挥国内银行间的整体协作优势，组织并利用各商业银行的现有资源，加快推进内部评级体系的建立和实施。借鉴欧洲经验，允许技术实力较弱的中小银行联合开发一套共同版的内部评级系统，建立共享的同业数据库，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在短时间内缩短与国际先进银行的技术差距。

8、发挥监管当局的权威和导向作用

限额管理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整形外科 科研管理 持续发展

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是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整形外科三级甲等专科医院。经过近60年的发展，整形外科医院逐渐形成设有普通整形外科、现代整形美容外科以及十余个特色中心的专科医院，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近10年来，医院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卫计委等重点课题100多项。医院注重医疗与科研的协调发展，在以出生缺陷疾病研究、创伤畸形修复研究为重点的、结合三维数字化技术及干细胞、组织工程技术等多学科参与、跨学科交汇的临床应用转化研究体系做出了较大贡献，对提高整形外科医院科研水平，促进医药事业的发展，完善医疗体系的建设，促进整形外科的传承和发展，具有十分重大意义。与其他外科学科相比，由于专科的特性，整形外科科学研究显得明显不足。现在以2010-2014年期间的课题中标情况、情况、科技成果获奖以及专利授权情况（所有数据都有中标通知、中奖通知和页为依据）为模本，来了解医院整体科研实力。如何更好地保持整形外科专科特色，把握医院科研发展的未来趋势，值得科研管理部门深思和探讨。

一、医院科研产出情况分析

2010-2014年科研基金中标情况分析。从表1可以得出：整形外科医院在2010年至2014年期间分别承担课题10项、11项、19项、26项、22项；对应的资助金额也从2010年的498万元上升到2014年的1122万元，相对增长率达到125%。即从整体上讲，整形外科医院各年的中标课题数和资助金额呈平稳增长态势。

2014年的资助金额数相对上年增长速度最快，然而，课题中标数却比2013年有所减少。课题中标数由2010年的10项，逐年增长，最高是2013年，达到了26项。

但从平均每个项目的资助金额来讲，2010年到2014年期间，平均资助金额在19-51万之间。由于2014年整形外科医院中标卫计委公益行业专项课题1项，且资助金额达到672万元，致使全年资助金额和平均每个项目的资助金额在历年中最高。

2010-2014中标课题来源及其经费情况。整形外科医院中标课题的主要来源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北京市（北京市科委、北京市卫生局）、医科院、省部委（教育部、人事部）的课题。具体见表2所示。从2010-2014期间中标课题来源的整体情况来看，整形外科医院在此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医科院项目的中标课题数总体差不多；各类来源的项目资助金额总体上北京市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为主力，且呈较稳态势；项目资助金额最少的是省部委的课题。医科院课题的中标数和资助金额数在近三年，呈稳步上升的趋势 ；其他来源的课题中标数与资助金额表现不稳定。

2010-2014年课题投中标分析-以国家自然基金为例。因为北京市科委、卫生局、各省部委、医科院的课题都是限额申报，只有国家自然基金和北京市自然基金是自由申请，故而，以国家自然基金为例较能全面反映整形外科医院申请项目的情况，具体情况见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看出，整形外科医院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投中标数均呈现上升趋势，投标数上升趋势明显。另外，除2011年的中标数从2010年的5项降到了3项以外，在2012-2014年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中标数呈现相对平稳趋势。中标率分别为0.28、O.14、O.21、0.22、0.13。作为部级科研经费重要渠道之一的国家自然科学研究基金，因其支持基础研究或应用基础研究，开展创新性科学研究，培养科学技术人才，成为医院高度重视并给予政策鼓励的项目之一[1]。

2010-2014年情况。在医学领域，科技论文的发表是衡量医院科研水平的重要

标志[2]，因此，分析情况也能体现整形外科医院的科研状况，具体情况见表4。从表4中可以看出，2010-2014年以核心期刊和被SCI收录的论文为主， 总数呈平稳增长的趋势，平均每年为272篇；被SCI收录的论文总数也呈平稳增长的趋势，平均每年为77篇，以2014年为最高，达到90篇。

2010-2014年科技成果与专利情况。科研成果是科学技术工作者在从事与各科学技术

领域，科技知识的产生、发展、传播和应用密切相关的全部有计划的活动时取得的具有一定学术意义、技术水平或实际应用价值的成功结果[3]，专利和成果都是检验科技工作绩效的重要指标[4]，2010-2014年整形外科医院的科技成果与专利的情况详见表5，从表中可以看出：2010-2014年期间，只有1项科技成果奖，专利50项，数量不多，这两个方面是医院科研工作中非常薄弱的地方，需要重点加以关注，亟待加强推动。

二、结果与讨论

通过对2010-2014年科研产出分析，可以看出整形外科医院科研产出基本处于持续增长的状态，但科技成果申请工作呈现“休眠”期。如何在紧紧围绕整形外科这个专科特色，继续保持科研产出数量稳中有升，实现科技成果“零突破”呢？医学科技进步是促进国民健康的重要手段。探索新的诊疗技术和方法，提高医疗质量，是形成和发展优势特色学科的主要途径[5]。而在管理上究竟还需要做哪些举措来带动和改进？

（一）专科特色下的科研状况及管理

重医疗，轻科研。整形外科医院的科研人员绝大多数为临床医生，均承担着繁重的临床工作，造成临床工作和科研工作之间时间上的矛盾[6]，再加上医院重视医疗质量效率指标和业务收入，科研意识薄弱[7]，缺乏科研的自觉性，对科研有畏难情绪。再者，整形外科不在国家重点支持的十大疾病领域之内，经过多年研究积累，若想在科研上有所创新，只能在出生缺陷疾病、创伤畸形修复等方面结合现在新兴的技术手段进行研究，有时，临床医生在创新点上难以把握，隧难有科研产出产生。虽然每年科研人员投入了大量精力申报，但中标率却始终难尽人意[8]，致使科研工作陷入恶性循环，科研产出数量有限，日久对科研工作就失去了信心。

科研管理在基础服务的基础上，加以引导。科研管理承担着对科研方向、任务提出指导的责任，科研管理能力体现在制定科研规划、组织项目申报，落实科研成果转化，科研评价、科研交流等过程[9]。科研管理部门针对整形外科医院的科研现况，在做好基础服务工作之外，还定期聘请资深专家以讲座、研讨、一对一指导等形式进行科研设计、统计学、方法学等方面的辅导，帮助科研人员提高撰写申请书的质量，促进相关科研人员的合作与沟通，从而获得更多的科研资源。注重对科研骨干实行分层次使用，各司其职，各尽其长[10]。如鼓励科研骨干积极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各类科学基金项目，引导他们在SCI收录期刊和“中华”系列杂志发表文章。对35周岁以下的科研人员，则积极引导他们申报各类青年基金，进一步提高科研人员水平，促进科研人才逐渐成长。我们将继续落实医院现有政策和制度，大力推行科研项目管理，加强过程管理质量，引入PDCA循环，对科研项目实施动态管理，保证科研项目能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高质量地顺利完成 [11.12]，力争使科研工作进入良性循环发展之中。

（二）加大科研条件和奖励投入，搭建科研基础平台

为进一步调动医院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鼓励和奖励在科研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人员，对于中标的院外基金项目予以5%的奖励，而对国家自然基金的奖励提高到10%，并给予50%的基金配套；对发表的论文论著、授权专利，也制定了相应的奖励政策。再者，科学研究是一项需要人员、设备、经费和环境等多因素支持的复杂性智力劳动，没有经费支持的科学研究可谓步履维艰、寸步难行[13]。医院依托院外基金项目配套经费，不断改进和完善研究中心基础设施、仪器设备和动物室改建，搭建科研基础平台，使研究中心基本能满足医院的研究需要。持续增加院所基金项目投入，尤其着重青年基金项目的资助，为医院做好科研人才储备。巩固和发展院所专科特色优势，为支持更多成熟的科研设想和项目，拿出更高水平的项目向院外基金任务竞标，争取更多的科研经费奠定了基础。

（三）加强学术交流，促进科研人才的快速成长

医院坚持“人才兴院”的主导思想，通过“优青计划”将一批政治素质好、组织能力强、专业基础知识扎实、自觉遵守科学道德规范、立志献身医院建设的优秀青年人才送到国外学习，医院每年资助12万/人，归国后，再通过“ 优青接力计划”以10万/项，资助科研项目，使他们加速成为各个学科领域的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为了鼓励科研人员参加学术交流，开阔视野，医院每年给予副高级以上技术职称人员学术交流经费（副教授0.8万元/年，教授1万元/年），鼓励他们以整形外科龙头地位的超前思维来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同时鼓励中青年专家走上国际讲台，向国内外同行展示医院技术创新理念和方法，顺便扩大医院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并且，还不定期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来医院院讲学，举办学术讲座或座谈，使科研人员相互交流，共同提高。

（四）加强科研项目过程管控，实现科技成果“零突破”

根据基金项目管理办法，课题中标后，随即进入立项管理，课题负责人全权负责项目研究所有事宜，按任务书计划开始研究工作。科研管理部门将与之相关的课题负责人职责、事务性工作程序、原始记录本下发给他们，并对他们进行在研项目事务性工作培训。同时加强科研项目的动态管理、过程管理，加强对项目的督查力度，通过督查，及时掌握项目进展情况，协助项目组顺利实施项目，并及时总结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做好科研成果的储备[14]。同时，科研管理部门要提醒课题负责人对技术类、能够形成产业化的成果，要先申请专利，再发表文章；对于基础研究类、不能成产业化的成果，可发表文章[15]。对完成较好的科研项目，则重点加以关注，引导他们按照科技成果申报要求做好科研产出的积累和推广应用，为科技成果申报打下基础。争取实现科技成果的“零突破”。

总之，针对整形外科医院的专科特色，科研管理工作要改变过去单纯的“上传下达”简单被动的局面，在管理中因势利导、有的放矢，为科研人员提供尽可能便利的工作环境和条件，积极探索新的管理体制和监督手段，为推动整形外科医院的科研工作顺利向前发展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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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吴海丽.科研项目中期管理制度的建立及有关办法的实施[J].医学信息，2014，27（10）：20.

限额管理论文范文第8篇

>> 寿险2016年风险管理能力成绩单出炉 中融人寿、瑞泰人寿垫底 5家寿险保费上半年分化明显 被禁新业务中融人寿最差 中融人寿业绩飙升减弱处罚影响 清华控股成并列大股东仍欲增资 长城人寿变身华融系 高管团队被指股东派系林立 中宏人寿改良祖传“秘方” 融 中融信托风险行军 融爱于教育中 融情境于培训中 关于人寿保险合同中自杀的认定 中邮人寿迅猛发展藏隐忧 中宏人寿升级重疾险保障 “追星”警钟 GDP警钟 治污警钟 人寿卫士 人寿保单 人寿样本 融生命关怀于班级管理中 融音乐于语文教学中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管理 > 中融人寿警钟 中融人寿警钟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徐高林 朱永玲")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中融人寿虽是个案但也是保险业的一个缩影，重仓持股而罔顾风险的警钟正在敲响。

2月25日，中国保监会网站在很不起眼的位置披露了一份监管函（〔2016〕5号），将中融人寿保险公司（下称“中融人寿”）推上了财经头条。

保监会称，鉴于中融人寿2015年三季度末和四季度末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115.95%和74.62%，偿付能力溢额-23.49亿元和-2.82亿元，属于偿付能力不足类公司。根据《关于规范保险机构股票投资业务的通知》（保监发〔2009〕45号，下称“《通知》”）有关规定，对中融人寿采取以下监管措施：

一、责令中融人寿即日起不得增加股票投资，并采取有效应对和控制措施，切实防范投资风险;

二、在偿付能力符合监管规定后，中融人寿需向保监会请示，经同意后方可开展新增股票投资业务。

这份监管函落款时间为2016年1月29日，也就是说其实是延迟了近一个月才上网公开。但还是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其原因其实主要不在中融人寿本身，而在脆弱的股市和敏感的险资。

因为股市楼市已经成为当今的新闻焦点，决定着很多人的暴富和陷落;险资在多数老百姓心中的印象本来是乖乖女，但2015年以来忽然变身女汉子，高调举牌、高调护盘;近期更是因为万科事件而博得“野蛮人”的美誉。可是，在市场各方仰视险资举牌的高潮中，忽然爆出有险资居然因为炒股而落得偿付能力不保，你让本来就不平静的股市如何不产生涟漪？

起底中融人寿

那么，如此穿越的剧情到底怎么来的？

先来看看《通知》的相关规定：“保险公司应当根据保险资金特性和偿付能力状况，统一配置境内境外股票资产，合理确定股票投资规模和比例。偿付能力充足率达到150%以上的，可以按照规定，正常开展股票投资，偿付能力充足率连续四个季度处于100%到150%之间的，应当调整股票投资策略，偿付能力充足率连续两个季度低于100%的，不得增加股票投资，并及时报告市场风险，采取有效应对和控制措施。” 保险公司在股市举牌风生水起，自身的偿付能力却出现危机。

可见，《通知》就是把一家保险公司的股票投资自由度与其偿付能力联系起来，并且分为三档：150%以上的按照普通规则自主投资、连续四个季度在100%-150%之间徘徊的要调整策略、连续两个季度低于100%的不得增加股票投资。至于是否发监管函及监管函是否上网公开则没有在这个通知中涉及，有关规定应该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管理规定》及其相关文件中。联系到2015年12月23日保监会印发并随即上网公开《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3号：举牌上市公司股票》，恐怕这也体现了监管部门警示风险的用意。

而根据保监会披露的监管函显示，中融人寿2015年三季度末和四季度末偿付能力充足率分别为-115.95%和74.62%，显然属于“偿付能力充足率连续两个季度低于100%”的情形，不得增加股票投资。

中融人寿又是如何踩上这条红线的呢？

中融人寿是2010年成立的新公司，注册资本5亿元。起初股东包括吉林省信托公司、联合铜箔（惠州）公司等10家公司;后来经过多次股权转让，根据该公司2015年8月公布的信息，中融人寿控股股东现为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与联合铜箔，实际控制人现为清华大学、陈立志。中融人寿到2014年底时的偿付能力充足率还是不错的（见表1）。

中融人寿在保费收入上高度依赖理财型产品。根据保监会数据，中融人寿2015年的原保费收入为34.5亿元，在寿险公司中排第38名;但保户投资款新增交费高达142.78亿元，在行业中排第14名;由此看出，其保户投资款与原保费收入的比例为4.14，是典型的以万能险为主力险种的公司（见表2）。

但如果要把中融人寿出现偿付能力问题归咎为市场所关注的险资举牌，恐怕是不恰当的，是一种误解。因为鹏辉能源（300438.SZ）被举牌的《权益变动报告书》显示，中融人寿首次举牌就是2015年12月，此前未有举牌行为。另外两家被举牌的公司天孚通信（300394.SZ）和真视通（002771.SZ）甚至是从2015年10月才开始买入。

可见，中融人寿2015年三季度末惨淡的偿付能力状况与举牌没有丝毫关系;即便是2015年末的状况也与举牌关系不大，因为根据我们的测算显示，在2015年末，中融人寿举牌的三家公司没有出现明显的浮亏（见表4）。

到底是什么让中融人寿偿付能力闯了祸呢？从可查阅的该公司2014年度信息披露报告来看，2014年末，该公司持有9.5亿元“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全部为权益工具、36亿元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中权益工具27.86亿元（其中浮盈1.76亿元）。该公司2014年末权益投资37亿元左右、总资产250亿元，权益投资占比14.8%。

另外，中融人寿遵照保监会“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3号”披露的“关于举牌鹏辉能源股票的信息披露公告”显示，截至2015年12月25日，该公司权益类资产账面余额占上季末总资产的比例为24.49%。

这样，合乎逻辑的推理就是，虽然中融人寿2015年12月之前没有举牌，但是该公司一直重仓投资股票，并在2015年股灾中蒙受了不小的浮亏。2015年12月，由于险资举牌概念对股价有比较明显的提升作用，所以，该公司也迅速把三家公司的持仓比例提高到举牌线，从而浮出水面。但结果似乎并未如愿。三只股票在2015年末都没有收在高位。再加上股市后来一路暴跌，天公不作美，中融人寿就无奈地被保监会盯上了。

谁是下一个中融人寿？

虽然股市暴跌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造成威胁，不在于一家保险公司是否举牌，而在于它是否重仓投资股市;但是，反过来看，一家积极举牌的公司，恐怕很可能也是一家积极投资股市的公司。鉴于举牌要求的信息披露和市场对举牌公司的兴趣，我们就主要来分析举牌热点公司。

前海人寿。前海人寿信息披露报告显示，2014年底，公司权益持仓主要为95.64亿元的股票及5.28亿元的股票型基金;认可资产总额519.88亿元，认可负债490.97亿元，公司实际资本为28.91亿元，最低资本要求为14.48亿元，偿付能力溢额14.42亿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99.60%。

以该公司100亿元左右的股市持仓来看，偿付能力溢额15亿元左右确实不算高，因为这意味着如果股票下跌超过15%而且持续超过半年的话，该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就将低于100%，陷入中融人寿那样的困境。

再结合前海人寿2015年的举牌情况来看（见表4），在市场处于相对低位的2015年三季度末，前海人寿的浮亏为5亿元左右，如果简单移植2014年末的数据，那么它的偿付能力是降到了150%左右;年末则情况有所好转。但由于当前的股指比2015年三季度末还低，如果到2016年3月末没有起色，而前海人寿又没有用其他方式补充资本的话，其偿付能力充足率跌破100%也并非不可能。但这应该是第一个季度，还有第二个季度可以拼搏。市场不用杞人忧天。

国华人寿。国华人寿2014年信息披露报告显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在2013年和2014年底都是0，这说明，该公司基本不往这个会计科目里放投资;那么，其全部股市投资都应该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科目里。

偿付能力方面，国华人寿2013、2014年末的充足率分别是133.8%和468.37%，该公司在解释2014年末充足率大幅上升的原因时说，主要原因是股市回暖以及股东增资6亿元。2014年末该公司的股市仓位超过百亿元，最低资本要求是15亿元、偿付能力溢额55亿元。可见，股市波动对其偿付能力充足率变化具有决定性作用。

结合2015年的举牌情况来看（见表4），国华人寿的处境好像没有2014年末乐观，2015年三、四季度末其浮亏分别为14亿元、6亿元，尤其在股市好转的2015年末它依然有浮亏，那么在市场大跌之后的当下，其处境可想而知。所以，如果市场不大幅好转，估计国华人寿在一季度末的偿付能力也不乐观。

通过详细研究上述三家保险公司的情况，结合2015年保险公司举牌的详细情况，我们至少能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1）近年确有一部分公司股市投资比例非常高，使得股市波动足以决定其偿付能力充足率。如果股市持续低迷，那么，找不到增资来源的公司很可能出现偿付能力充足率不达标，甚至变成负数。

（2）但目前而言，还很少有公司已经像中融人寿那样岌岌可危。到2015年末，保监会没有披露、我们也没有发现公司存在偿付能力不达标的情况。即便有公司在2016年一季度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也才是第一个季度。它们还有二季度可以翻身。所以，市场不必过度解读，更不必恐慌。

（3）随着股市投资总限额和单笔投资限额的放宽，以及勇于投身股市博取收益的保险公司逐步增加，如果相关制度不做适当修订，那么，在股市长期低迷或短期暴跌的情况下，保险公司偿付能力充足率因踩踏红线而被通报，甚至酿成偿付能力不足事件的概率大大提高。我们对此要有心理准备。

2008年10月，当日本大和生命保险公司因为美国次贷危机而破产时，日本监管官员淡定地说：大和的冒险和破产是一个特例，整个日本保险业是安全的。

限额管理论文范文第9篇

「关 键 词恶意透支/信用卡诈骗/成立条件/立法完善

「正 文

在我国，信用卡诈骗罪是一种新型金融诈骗犯罪。恶意透支作为信用卡诈骗罪的一种行为表现方式，在具体构成条件上具有不同于其他类型的信用卡诈骗罪的特殊之处。目前，理论界与司法实务部门对这种犯罪构成条件的认识存在诸多分歧，本文拟就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的构成要件以及立法完善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求对司法实务与立法改进有所助益。

一、正确认识“透支”行为

所谓透支，是指持卡人在发卡行或发卡公司信用卡帐户上资金不足或已无资金的情况下，经发卡行或发卡公司的批准，允许其以超过信用卡上预留资金的额度使用信用卡进行消费。信用卡透支是信用卡的重要功能之一，也是银行信用卡业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实质是发卡银行或公司向持卡人提供的一种消费信贷。但是必须遵守信用卡的章程规定，要求持卡人在规定的期限内补足资金，并按规定支付利息，这样才构成善意透支，从而是一种法律所允许的行为。从我国目前发行的信用卡来看，除了外币种类的信用卡不允许透支外，绝大多数的信用卡都允许在一定限额内进行短期的善意透支。

司法实务中，正确认识“透支”行为，必须将善意透支与恶意透支区分开来。但是由于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并未对“善意透支”的概念予以明确，以及信用卡理论与实务部门对《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与刑法规定的恶意透支的概念理解的不同，导致在善意透支与恶意透支区分标准上存在很大分歧。现举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予以评析。

一种观点认为，持卡人在自己存入的信用卡备用金余额不足的情况下，依照信用卡管理规则和信用卡章程，根据自己的实际经济状况，在一定限额内透支并于透支后在规定期限内偿还透支款并支付相应的透支息，即属“善意透支”，（注：参见阿不都热依木。卡得尔、张国吉：《信用卡透支初探》，《人民检察》1995年第4期，第8页。）简而言之，所谓善意透支，就是持卡人在规定限额内透支并于规定期限内偿还透支款项并交纳透支息的行为。与此相对，恶意透支，就是合法持卡人利用银行授权限额，故意超出实际偿还能力取现消费，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突击取现和消费逃避偿还透支责任的行为。（注：苏正洪：《论犯罪型的恶意透支之认定与处理》，载《上海市惩治和预防金融欺诈高级研讨会论文集》（1996年），第75页。）该观点把恶意透支分为违规型恶意透支和犯罪型恶意透支两类。违规型恶意透支是指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超过了银行规定限额或期限透支的行为，主观上持卡人并不想逃避偿还透支责任，客观上，透支由本人偿还，超过本人实际偿还能力时，由担保人作出偿还。犯罪型恶意透支则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拒绝偿还或变相拒绝偿还且数额较大的透支行为。有的论者将违规型恶意透支（该论者称之为“违法的恶意透支”）与犯罪型恶意透支（该论者称之为“犯罪的恶意透支”）的区分标准概括为：数额大小；是否主动归还。（注：参见阿不都热依木。卡得尔、张国吉：《信用卡透支初探》，《人民检察》1995年第4期，第9页。）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善意透支与恶意透支的本质区别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意志内容不同，具有非法占有银行资金的不法意图的，构成恶意透支，没有这一不法意图的，则为善意透支。认为善意透支应包括两种情况，即完全合法的善意透支和善意的不当透支，并且善意透支主要是指后者；恶意透支，根据危害性程度之不同，可分为违法型恶意透支和犯罪型恶意透支，前者是透支数额小，情节显著轻微，尚不够刑事处罚的情形，后者则是数额较大或情节恶劣，触犯刑律，应予刑事处罚的恶意透支。（注：柯葛壮：《论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犯罪》，《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1期，第21页。）

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歧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超过规定限额或期限透支，事后能够主动偿还的透支是属于善意透支还是恶意透支。第一种观点将其视为恶意透支，第二种观点将其视为善意透支。二是尽管两种观点都将恶意透支分为违规型透支与犯罪型恶意透支，但具体内涵并不相同。具体而言，第一种观点中的违规型恶意透支不仅包括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数额”尚未达到较大的恶意透支，而且包括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超过规定限额或期限的透支行为。第二种观点中违规型恶意透支则仅包括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期限透支且数额未达较大的透支。至于犯罪型恶意透支的外延，两种观点基本一致。

笔者以为，在现有的法律、规章规定的条件下，第二种观点是合理的。尽管对“善意透支”的概念尚未有专门的法律、规章作出规定，但《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和刑法第196条第2款都明确规定了“恶意透支”的概念，即“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善意透支”与“恶意透支”是相对而言的，二者属于排斥关系，除了恶意透支，就应属于善意透支。区分善意透支与恶意透支的根本标准就是看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至于客观上是否超越限额、期限透支，透支后经银行催收是否归还等只是认定行为人主观意志内容的征表，只是便于外在、直观地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即使持卡人实施了超过规定限额或规定期限的透支，如果经发卡行催收归还的，仍应属于“善意透支”的范畴，而且，即便经发卡行催收不还，也应分清不还的原因，不能一概地推定持卡人构成恶意透支。

所谓典型的善意透支，就是持卡人遵照信用卡章程和有关协议的规定，在规定的限额和规定期限内透支，并偿还透支款项和透支息的行为。所谓善意的不当透支，是指持卡人虽然超越了信用卡章程及有关协议规定的限额或期限透支，但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在银行催收后，能够及时归还透支款项和透支息的行为。行为人超越规定透支，一般是无意的，但持卡人也可能基于某种紧急事由有意超过规定限额或期限透支。这种不当透支，客观上呈现出某种违法性或违规性，但由于行为人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不构成恶意透支，持卡人除了依规定和协议加倍偿付利息外，无须承担其他任何责任。

二、恶意透支的入罪问题分析

在《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通过之前，对恶意透支的行为是否有必要入罪而纳入刑法之中，理论界有不同认识。有的论者反对将恶意透支的行为入罪，认为信用卡作为商业银行的一项风险业务，发卡行既经营之，则应承担风险后果，不能以持卡人透支数额多寡作为罪与非罪的界限，如果持卡人违反协议，超限额或期限透支，乃至不足或不能偿还信贷资金，也只能按持卡人违约或侵权处理，不能滥用刑罚手段；而且，对持卡人的恶意透支行为，发卡行在追索、催讨不见效后，完全有权在合同期满前对持卡人实行销户，单方面终止双方间的信用卡合同使用关系。（注：于英君：《银行信用卡犯罪的类型及定性研究》，《法学》1995年第6期，第24页。）在国外，对这种实质上为恶意透支的行为亦有反对以犯罪论处的主张，如有人认为，加盟店（即特约商户）只要确认信用卡的有效性和签名的同一性，就能够从信用社得到商品的代价，即使会员对自己没有支付意思与能力的事实进行隐瞒，加盟店也没有陷于错误，因此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注：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3-634页。）德国最高法院曾经认为，有权人滥用支票卡的行为是诈骗，然而，只要信用卡不是通过诈骗取得，那么，滥用信用卡的行为就不受刑罚处罚，因为信用机构在发放信用卡时与信用卡使用人签定的合同中，都有允许透支的协议，违反协议要承担民事责任，刑法对此不应再进行干预。（注：王世洲：《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6页。）

由上可见，主张对恶意透支的行为刑法不应干预的理由基本一致。不过，一般认为对严重的恶意透支行为予以刑罚惩治是必要的，当然，对这种行为入罪在立法上有一个由无到有的渐进过程。因为立法上对于某行为是罪还是入罪，一方面要看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另一方面要看建构防止该类行为发生的有效机制的能力，使在技术上尚未完全成熟的目前的密码系统和信用卡系统置于刑事保护之下，可以减少生产者和企业家的压力，使他们得以发展和装备更安全的系统。（注：王世洲：《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9页。）故许多国家和地区对持卡人滥签信用卡的透支行为都规定了相应的刑事责任。美国《模范刑法典》专门规定了滥用信用卡的犯罪行为，并将其作为三级重罪。作为其表现之一的“未经许可而使用信用卡取得财物或服务”的行为主要是指未经授权或超过授权限额而使用信用卡，实质是恶意透支行为。（注：丁寿兴硕士论文：《关于信用卡犯罪问题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1995年印，第49页。）瑞士刑法典第148条规定：虽无支付能力或无支付意愿，但仍使用信用卡或类似支付工具，意图获得财产价值上的好处，并因此损害支票出具商的财产利益，如果支票出具商和协议企业采取针对滥用支票的措施的，处5年以下监禁刑。（注：

徐久生译：《瑞士联邦刑法典》（1996年修订），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53-54页。）德国刑法也于第2 66条b规定了滥用信用卡的行为。（注：徐久生、庄敬华译：《德国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 88页。）我国刑法将恶意透支数额较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是与当前信用卡管理状况及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适应的，具有合理性。

三、恶意透支的成立要件分析

对“恶意透支”的成立条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未予明确，直至1997年3月1日讨论的刑法修正草案才确立了“恶意透支”的法定概念，并在之后的刑法修正草案中沿用，修订后的刑法第196条第2款规定，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的限额或规定的期限透支，经发卡银行催收仍不归还的行为，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还须达到“数额较大”。据此，我们可以从主体条件、主观条件、客观条件三个方面对恶意透支犯罪的成立要件作一剖析。

1.主体条件——对“持卡人”的理解

关于恶意透支行为的主体，目前学术界有不同认识。大致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恶意透支行为的主体只能是合法持卡人，在共同犯罪中还包括其同伙。比如有论者指出，从主体上看，透支是信用卡章程赋予持卡人信用借贷的一种权利，恶意透支的主体只能是信用卡合法持有人。如果是非合法持卡人包括银行内部工作人员与持卡人合谋，互相串通勾结，为持卡人恶意透支活动提供帮助的，则是共犯。并且指出，凡使用伪造或作废的信用卡、冒名使用拾得或窃得的信用卡进行“透支”（实谓诈骗或盗窃）的“行为人”和“持卡人”不是合法持卡人，不能成为恶意透支的主体。（注：王建平：《信用卡恶意透支的界定及其审判原则》，《法学》1997年第3期，第50页。）另一种观点认为恶意透支的主体包括两类人：一种是合法持卡人，一种是骗领信用卡的人。（注：刘华：《信用卡犯罪中若干疑难问题探讨》，《法学》1996年第9期，第27页）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恶意透支按持卡人是否属于具有合法资格分为纯正的信用卡恶意透支和不纯正的恶意透支，前者是指合法持卡人以外的人利用信用卡进行恶意透支的行为，后者是指合法持卡人利用发卡行提供的短期限额消费信贷业务，采用限额以下连续取现或财物的方式，蓄意恶意透支的行为。（注：周仰虎、于英君：《论信用卡犯罪的立法完善》，《法学》1996年第9期，第24页。）有的论者虽未标明此种主张，但从其列举的恶意透支行为方式上看，显然是包括了非合法持卡人恶意透支的行为。（注：参见阿不都热依木。卡得尔、张国吉：《信用卡透支初探》，《人民检察》1995年第4期，第9页。）

那么，刑法规定的恶意透支主体——“持卡人”究竟是合法持卡人还是包括非合法持卡人，骗领信用卡的持卡人又属于哪一类呢？笔者认为，第一、二种观点在“持卡人”的外延上的认识是一致的，只是在具体理解上存在不一致之处。第一、二种观点是基本正确的，但理由需要进一步阐述。

首先，从信用卡业务看，“持卡人”是指直接向发卡银行申领并经核准领取信用卡的人，从形式意义上，只要是经过申领程序从银行领取信用卡的人均为这里的“持卡人”。如果行为人不是经过发卡行申领而获取信用卡，而是直接通过盗窃、捡拾、侵占、购买等非法渠道获取，则不能成为信用卡业务意义上的“持卡人”，亦非刑法意义上的“持卡人”。对于后者，行为人获取信用卡后使用的，应当以使用伪造信用卡、作废信用卡或冒用信用卡处理。上述第三种观点扩大了“恶意透支”行为的主体，“从而混淆了刑法规定的四种信用卡诈骗方式之间的界限，不利于准确定罪与量刑。

其次，从逻辑上看，恶意透支是相对于善意透支而言的，是一个透支行为内部再分的两种透支行为，应具有主体的同一性，而善意透支的主体只能是经过信用卡申领程序而从发卡行获取的信用卡持卡人，这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若按第三种观点，对于非法持卡人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的名义在透支允许的范围内实施的“透支”行为应如何评价呢？实际上按这种观点，刑法规定信用卡诈骗罪罪状只须规定恶意透支就可以了，而无必要再规定其他三种行为方式，这显然是荒谬的。

再次，从“恶意透支”依存的基础而言，也只能说明恶意透支行为的主体是合法持卡人。信用卡透支使银行承担了一定的风险，这是基于银行与商户的扩大消费市场之目的，而一些不法分子正是利用“信用卡善意透支”制度进行所谓恶意的透支，使银行承担的风险转化为现实的损失。发卡银行正是基于这种恶意透支行为作出的因应，即将与善意透支反向的行为恶意透支评价为违法行为，进而由立法评价为犯罪行为。既然恶意透支产生于善意透支制度，作为行为的主体也理当具有一致性。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恶意透支持卡人资格的合法性，这涉及骗领信用卡的持卡人能否认为是合法持卡人，从而对其使用信用卡违规透支行为能否评价为恶意透支的问题。笔者认为，这里的持卡人资格的合法性应从广义上理解，就是说，在行为人通过向银行申领信用卡的程序而持有信用卡进而进入信用卡法律关系中这一点上是“合法的”，骗领信用卡与完全合法的领取信用卡在此问题上并无质的不同。尽管就其实质而言，依有关章程及协议，应认为其持有信用卡在法律上是无效的，但在发卡行发现之前，发卡行、特约商户都是将其作为合法持卡人对待从而与之产生各种信用卡法律关系。因此，应将这种骗领信用卡的持卡人在信用卡法律关系中视为合法持卡人。诚然，对骗领信用卡并巨额透支的行为，即使不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完全可以诈骗罪定性而不致放纵罪犯，但这似乎有悖立法原意。若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由于骗领的信用卡既不属于伪造的信用卡，也不属于作废的信用卡，更不是被冒用的他人信用卡，因此无法根据信用卡诈骗罪的前三种行为方式定罪，余下的只有“恶意透支”可以适用。当然，根据目前刑法规定的“恶意透支”犯罪要件，会给司法认定带来很大麻烦，主要是因为行为人申办材料的虚假性，导致银行催收失去对象，“催收不还”的要件很难适用于骗领信用卡的人。为此，有的学者认为对这种行为无须以“催收不还”为定罪要件，否则就可能放纵犯罪，并建议在刑法第196条第2款对恶意透支所作立法解释的基础上，增加但书规定——“但采用欺骗手法领取信用卡的，不受‘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限制。”（注：柯葛壮：《论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犯罪》，《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1期，第22页。）笔者以为这种建议颇富见地，如此规定既避免了理论界对恶意透支主体的争议，也避免了司法认定中的困惑。但该论者认为，目前根据法律规定，骗领信用卡透支诈骗的，如果发卡银行因持卡人虚构身份、住址，无法催收的，可按诈骗罪论处，若经发卡银行查找发现持卡人或者因诈骗嫌疑被司法机关拘捕后，又经发卡银行催收仍不归还的，应以恶意透支犯罪论处。（注：柯葛壮：《论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犯罪》，《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1期，第23页。）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貌似合理，实则不公允。恶意透支犯罪中“催收不还”的要件认定困难不仅存在于骗领信用卡并透支的行为中，而且也存在于实质的合法持卡人实施的恶意透支中，甚至主要是后者。这里涉及对“催收不还”如何理解以及立法的完善问题，后文将有详述。再者，普通诈骗罪与信用卡诈骗罪的起刑数额不同，前者远较后者低，对同一性质的骗领信用卡并使用行为一部分认定为诈骗罪，一部分认定为信用卡诈骗罪，将会导致罪刑失衡与刑罚不公正。总之，在目前立法既有规定条件下，对骗领信用卡并恶意透支的仍应严格按照“恶意透支”的要件适用。

2.主观条件——“非法占有目的”

构成恶意透支犯罪，不仅要求持卡人对超过规定限额或期限透支是明知的，而且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是区分善意透支与恶意透支的重要标准。如何认定恶意透支犯罪的“非法占有目的”，笔者认为，应当结合持卡人的客观行为及其他主客观因素综合加以认定。在此，存在一个通过客观行为推定主观非法占有目的的问题。对恶意透支而言，法律明确规定的“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实际上也是对“非法占有目的”的一种推定。就是说，如果持卡人超过规定的限额或规定的期限透支，经过银行的催收后仍不归还，一般就可以推定持卡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从而成立恶意透支，但这种推定毕竟可能与事实有出入，因此，应当允许被告人反证。如果被告人确有事实证明尽管实施了超过规定限额或期限的透支，而且在发卡银行催收后未能归还，但其不归还的原因不是主观上不想归还，而是由于其他客观因素导致无法返还或不能返还，则因其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而不成立恶意透支。

从经验规则和合理预见出发，这些情况主要包括：持卡人因长期出差或出国等原因，未能及时收到发卡行的透支通知而造成拖欠拖支现象；持卡人因资金暂时周转不灵而在透支后无法按时归还；因不可抗力暂时丧失偿还能力；等等。有的论者认为，持卡人提供担保，担保人在银行催告下为其还清透支款项，也不构成恶意透支，（注：熊选国：《信用卡恶意透支的认定与预防》，该文系作者向“北京市预防和控制金融欺诈国际研讨会”（1998年）提交的论文。）笔者认为，这种情况下不能一概地认为行为人不构成恶意透支。在特殊情况下，若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实施超过规定限额或期限的透支行为，经银行催收不还，尽管最终由担保人为其还清透支款项，仍不能否认行为的恶意透支性质。

此外，还应将合法持卡人实施恶意透支构成的信用卡诈骗罪与各种信用卡透支纠纷区分开来。对下述纠纷只能按照一般的经济纠纷处理，而不能将持卡人经发卡行催收不还的行为认定为恶意透支：（1）因信用卡或者与身份证一起丢失后，为经济损失的责任承担问题而发生的纠纷；（2）因有的银行或公司章程规定的透支利率不符合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持卡人透支后不愿接受该利率支付利息而引发的纠纷；（3）因发卡银行管理制度不严，持卡人挂失后对被他人透支的款项不愿承担赔款责任而产生的纠纷；（4）发生在信用卡管理、使用环节中因其他有关事项而引起的纠纷。

3.客观条件之一——“超过规定限额或规定期限透支”

持卡人恶意透支的行为表现有两种：一种是超过规定的限额透支，一种是超过规定的期限透支。二者是选择要件，而非同时具备的要件。

超过规定限额透支。《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第17条规定，持卡人的透支限额金卡为1万元，普通卡为5，0 00元。各发卡行在此规定限度内的具体规定各不相同，如，中国银行发行的长城卡透支限额个人卡为200元，公司卡为1，000元。中国工商银行将信用卡分为不同等级，规定绿卡透支限额为5，000元，金卡为3，000元，蓝卡为2，000元，银卡为1，000元。因此，在认定透支限额时，应根据不同信用卡种类加以认定。所谓透支限额，是指发卡机构规定的持卡人可使用的超过其实际存款余额以上的最高限额，是否超过限额以透支后的信用卡存款余额作比较，而不是每次的透支数额，每次透支数额虽未达到限额标准，但余额超过限额的，也是超限额透支。

（注：柯葛壮：《论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犯罪》，《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1期，第22页。）

超过规定期限透支。这是指持卡人虽然在规定限额内透支但超过了允许的期限仍不予偿还的透支行为。《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第18条规定，透支期限最长为60天，而各发卡行一般规定为一个月。如果透支本已超过限额，则不存在允许透支的期限，更谈不上超过规定期限透支问题。对这种情况，发卡行随时都可以要求行为人偿还透支款项，有关信用卡章程也明确了这一点。有的论者将“超过规定期限透支”理解为“超过了透支限额但超期仍未归还，且继续透支的行为”，这是不妥当的，该情形仍属于“超过规定限额透支”的范围。

4.客观条件之二——“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

其一，关于“催收不还”在认定“恶意透支”犯罪中的功能。根据刑法的规定，行为人尽管已经实施了超额、超期的透支行为，但经发卡行催收后加以偿还的，则不能认定为犯罪；但是如果催收不还，并不必然意味着行为人构成恶意透支犯罪。在这里，“催收不还”只是认定行为人主观“非法占有目的”的征表，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行为人实施了超过规定限额或规定期限的透支行为，如果经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便可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从而认定构成恶意透支犯罪。但特殊情况下，还应具体分析持卡人催收不还的原因，如果证明行为人确实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就不能认定为恶意透支犯罪。另外，立法的这一规定实际上起到了限定恶意透支犯罪圈的绩效，有利于限制信用卡诈骗罪的处罚范围，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同时便于司法操作。这或许是立法的本意，应当肯定其具有积极的一面。

但立法的这一限制性规定是否全面、科学，理论界、实务部门对此早有争论。比如，有的论者撰文指出，规定这一要件与犯罪实际情况不符，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银行尚未发现持卡人有恶意透支行为或虽已发现但尚未向持卡人发出催告而案犯就落网的情况，能否因银行未曾催告，司法机关便可以随意放走案犯呢？（注：

王建平：《信用卡恶意透支的界定及其审判原则》，《法学》1997年第3期，第51页。）有的论者认为，规定此一要件不利于发卡行防范化解由恶意透支造成的金融风险，并对此作了具体论证。理由大致如下：其一，在实践中，发卡银行是否催收难以认定，持卡人往往以各种理由否认银行的催收，使银行处于不利地位；其二，人口流动等因素客观地限制着银行的催收效果，催收起来较为困难；其三，持卡人在申办信用卡时就已经了解发卡行关于透支的规定，对明知故犯的行为不必再附加任何条件就可以确定为违规、违法行为，若再附加条件，则是对已有规定的否定。（注：王明立：《信用卡恶意透支及其法律责任》，《金融时报》1997年12月10日第6版。）

笔者认为，上述论者的质疑是有充分道理的。应当说，立法的这一限制性条件对于大部分恶意透支案件而言都是适用的，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其积极价值也得以体现，但这将导致对于一些事实上银行无法催收而行为人主观恶性极大、透支数额巨大甚至特别巨大，危害后果严重的透支案件打击的不力，尤其是对于骗领信用卡而恶意透支的案件，其适用的弊端更是明显。比如，持卡人领取信用卡后，并不是用于正常的消费、透支，而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连续突击异地消费取现，并将其挥霍浪费，或是携款潜逃，透支数额特别巨大，明显超出其偿还能力，这时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已昭然若揭，但在银行催收之前以及催收期间，由于其透支行为不符合恶意透支“经银行催收不还”的客观条件，司法机关无法及时采取行动，对其既不能拘留、逮捕，也不能扣押、冻结其财产，待到催收不还后再立案查处，犯罪分子则可能利用催收期间的空隙而逃之夭夭，司法机关只能坐失良机，为时已晚。（注：柯葛壮：《论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犯罪》，《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1期，第24页。）立法的这一规定，可谓“收之桑榆”而“失之东隅”！

其实，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之前、之后，司法解释对“恶意透支”的成立条件已作出明确规定，将“逃避追查”与“经发卡银行催收，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作为“恶意透支”的客观方面的选择要件，而非将“银行催收仍不归还”作为唯一条件，（注：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审理利用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5年4月20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年12月16日）。）这一规定可以有效地打击那些无须经过银行催收但行为人恶意透支犯罪意图明显的案件，不至于放纵犯罪分子，严密了刑罚网。遗憾的是，立法机关没有采纳司法解释的合理性规定，从而给司法认定带来难题。

其二，关于“催收不还”的认定。在既有立法规定的情况下，如何适用“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这一条件，既不违背罪刑法定，又不致放纵犯罪分子？这涉及对该条件的理解问题。

为此，有的学者作了深入的探讨，认为不妨可以采取如下步骤：首先，对有利用信用卡透支功能进行巨额诈骗重大嫌疑的，可先行以诈骗罪立案，并可采取必要的强制措施；其次，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嫌疑人经银行催收期满，仍不归还透支款的，即可认定恶意透支，此种情况完全符合恶意透支的形式要件；最后，即使行为人在银行催收期间，归还了透支款，虽依法不构成恶意透支，但仍可视情节追究诈骗罪的刑事责任，这时的“归还”应视作诈骗罪的退赃情节。（注：柯葛壮：《论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犯罪》，《政治与法律》1999年第1期，第24页。）从该论者提出的上述方案中可以看出，论者在透视立法缺憾的同时充分运用刑法基本理论调动刑法中个罪刑规范而进行协调、周密地解决该问题所体现出的苦心孤诣，其意图是好的，值得肯定。但是，论者同时忽视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与诈骗罪在其他方面的不同，从而产生下述矛盾：行为人透支不还的，以信用卡诈骗罪定罪，若归还透支款的，倒有可能构成诈骗罪，而且，根据“数额较大”标准要求的不同，后者的处罚要比前者严厉，这样处理似乎有悖立法原意。因此，这种方案并非最佳，笔者认为，不妨在对“催收不还”的解释上做文章，也许有助于相对合理地解决此问题。

对“催收不还”的理解，学术界有不同认识。一般认为，经银行催告后超过3个月不还的即可认定构成犯罪。从信用卡实务看，一般发卡银行允许透支的期限为1个月，如果在1个月内持卡人未能还本付息，发卡行在进入第二个月才派外勤人员催要透支款，透支人在法定的15天内可以提出异议，若无异议，人民法院可予以执行。这样，二个月的催要时间，对于一般透支者来说，是能还本付息的，对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部分透支者而言，根本不想偿还，采用民事法律手段已经不能解决问题。至此，3个月结束，民转刑开始。（注：于英君：《银行信用卡犯罪的类型及定性研究》，《法学》1995年第6期，第43页。）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采用此标准。该解释第7条第3款规定，自收到发卡银行催收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仍不归还的行为构成恶意透支。

也有的论者提出以催告次数为依据，银行对信用卡持卡人的透支一般实行3次催告，即第一次发出书面通知催告还款，第二次派出外勤人员上门索要，第三次诉请法院发出止付令。如果经三次催告后仍无效，即可认定为拒不偿还。（注：刘华：《信用卡犯罪中若干疑难问题探讨》，《法学》1996年第9期，第26页。）

笔者认为，这两种标准从操作层面看，实质上并无区别。后一种观点尽管以催告次数为标准，但依据其确立催告次数成立的条件，达到三次催告的时间期限从实践看来大致是3个月，从而与时间标准说趋同。当然二者仍存在一定的差异，催告次数标准更具有灵活性，但也不容易操作。

前面已指出，以“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作为恶意透支犯罪的条件存在弊端，但这不是说该条件对那些如巨额透支后潜逃的、骗领信用卡而巨额透支的行为无法适用，而是说若按照一般的催收程序催收后（比如经过3个月）可能导致犯罪分子逃之夭夭，从而不利于及时查明犯罪，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而可能导致犯罪黑数的增加。出于这一考虑，笔者认为，上述情况下，行为人往往进行超限额的巨额透支，而超过限额的透支，发卡行随时都可以催告持卡人还款，这时只要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银行进行了第一次催收行为，持卡人未作归还的，便可认定“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而不以3个月的时限为标准。

从这种意义上看，对“催收不还”的理解似乎采“催收次数”标准更为恰当。在次数要求上，区分两种不同情况而作不同的次数要求。当然，该问题的最终合理解决仍应诉求立法的完善。

需要说明的是，在新的司法解释出台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催收不还”的认定标准对于一般的恶意透支案件仍具有参考价值。在这里，对“收到发卡银行催收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仍不归还”中“3个月”的具体计算方法需要有正确理解。笔者认为，对于超过规定限额的恶意透支，银行随时都有权催收，则3个月的起算时间从银行发出催收通知之日起。对于超过规定期限的恶意透支，由于一般发卡行允许持卡人透支的期限为1个月，在此1个月内，透支人随时都可偿还，发卡行也不予以催收，只有超过1个月的，发卡行才发出催收通知，这时的3个月起算时间仍应以发卡行发出催收通知之日起，实际上行为人偿还的日期可以为4个月。

此外，对催收不还的理解，还应注意，这里的催收的对象也是不还的主体即持卡人。根据信用卡法律关系，在持卡人与发卡行之间的主合同外还有从合同——保证合同。而且，就信用卡保证合同而言，若该合同明确该保证责任为一般保证责任，则银行只有在催收持卡人不还的情况下，才可以要求保证人负责清偿，这时对持卡人来说已经具备了催收不还的条件，构成恶意透支犯罪；不能以发卡行催收后担保人替持卡人还清了款项而认为不符合“经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条件否认持卡人恶意透支的构成。即使担保人不还，那也只是发卡行与担保人之间的民事合同关系，银行可以通过诉讼要求担保人承担保证责任，二者一个是民事法律关系，一个是刑事法律关系，不可混淆。如果保证人承担的是连带保证责任，则依《担保法》规定，当行为人超过规定限额或规定期限时，银行可以向持卡人或担保人任何一方要求偿还。若银行直接向担保人提出要求，担保人拒不偿还，且不告诉持卡人，则对持卡人来说，不存在“拒不偿还”的问题，依现行立法对恶意透支的规定，行为人恶意透支犯罪无由构成；如果发卡行通过保证人向持卡人要求偿还，而持卡人不偿还，则具备拒不偿还的条件，构成恶意透支犯罪。

5.客观条件之三——“数额较大”

根据刑法规定，恶意透支构成犯罪须达到数额较大。但“数额较大”的标准尚须最高司法机关就此作出司法解释。

四、恶意透支犯罪特殊形态分析

在这里，笔者主要就恶意透支犯罪的停止形态、罪数形态问题作一分析。

1.恶意透支犯罪的停止形态问题

对恶意透支来说，尽管理论上存在犯罪未遂的可能性，但由于立法上出于限制处罚范围之考虑而规定构成恶意透支犯罪须以“银行催收不还”为条件，因此事实上很难处罚未遂犯。比如，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在实施超额透支时遭到银行的止付，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超过规定限额的透支行为，但结果没有透支成功，具备犯罪未遂的条件，但实践中，这种行为一般不被纳入刑法调整范围。

2.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中可能存在的罪数罪形态

（1）构成牵连犯的情形

在恶意透支中，行为人通过伪造银行授权文书，欺骗商户进行超过规定限额的透支，则行为人的伪造行为可能构成相关的伪造文书犯罪，并与恶意透支犯罪形成牵连关系，而构成牵连犯，应以目的行为信用卡诈骗罪定罪并从重处罚。

（2）构成连续犯、徐行犯的情形

根据刑法的规定，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以银行催收不还为要件。这意味着，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通讯手段相对落后、异地取现的信息不能及时汇总到发卡银行及发卡行止付通知难以及时到位的现状，在一地大额取现后，又到另一地大额取现，连续多次超过规定限额或期限透支，即使每次数额都达到了“数额较大”，如果行为人使用的为同一发卡行发出的同一张信用卡，则难以构成连续犯。因为，连续犯以连续实施的数行为都构成犯罪为必要，这就是说，恶意透支犯罪构成连续犯须以每次实施的恶意透支都构成犯罪为必要，而立法上出于刑事政策的考量并为使透支纠纷与恶意透支行为区分开来，以“催收不还”作为构成恶意透支犯罪的限制条件。即使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期限透支，但在银行催收不还之前不能将此行为评价为犯罪，自然，行为人连续实施的多次非法透支行为尚不能认为是犯罪行为，行为人恶意透支构成连续犯便失去了基础。当然，立法的这种规定是否妥当尚值得思考（本文在立法完善部分将对此加以分析），假若恶意透支犯罪不以“银行催收不还”为要件或仅将其作为选择条件，则有可能存在构成连续犯的情况。

不过，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出于非法占有之目的，为了透支某笔数额较大或巨大的款项，分多次连续异地透支，每次透支都在银行授权额度以下，以此逃避授权的，并经银行催收不还，该多次透支行为，可以构成刑法中的徐行犯。所谓徐行犯，是指行为人将一个本可即时完成的犯罪，有意分为数次活动，陆续实施的犯罪形态。基本特征是：主观上基于一个确定的犯罪故意；客观上数次活动合成一个犯罪行为；分次实施危害活动；

侵害同一被害人的同一客体。（注：姜伟：《犯罪形态通论》，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301-304页。）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行为人连续在多个银行网点实施恶意透支，但这只是实施场所的不同，犯罪对象都是同一银行的财产。

如果行为人先后使用在不同发卡行申领的不同信用卡，比如分别使用长城卡、金穗卡、牡丹卡等，连续多次违规透支，数额较大，并经不同发卡行银行催收皆不还，则行为人的数个恶意透支行为都构成犯罪，在此情况下符合连续犯特征的，可以构成连续犯。

五、恶意透支数额的计算方法

司法实务中，如何计算恶意透支的犯罪数额，存在不同的观点。本文在评说恶意透支数额计算标准不同方案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初步的意见。

1.恶意透支数额计算标准不同方案之评析

刑法仅笼统地规定犯罪“数额”是构成信用卡诈骗罪或者信用卡诈骗罪加重构成的客观条件之一，但由于恶意透支的特殊性，其犯罪数额的计算标准存在与使用伪造信用卡、作废信用卡、冒用信用卡实施诈骗的犯罪数额标准不一致之处。理论界、实务部门对恶意透支的数额认定标准提出了几种不同的方案，值得研究。

一种方案采单一标准，即明确规定一个数额，达到此数额即构成犯罪。但对具体的数额起点，又有不同认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恶意透支的数额认定就是采取的单一标准。有的论者认为，考虑到信用卡恶意透支是一种新型经济犯罪，为了缩小打击面，体现刑罚的谦抑性，以2，000元-3，000元作为该罪定罪起点。（注：周仰虎、于英君：《论信用卡犯罪的立法完善》，《法学》199 6年第9期，第24页。）有的则认为，《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已统一了各发卡银行允许透支的限额（普通卡5，000元，金卡1万元）和期限（60天），持卡人在章程规定的限额和期限内透支是一种权利，5，000元作为定案标准过低。

另一种方案则采分类标准。认为目前我国各发卡银行规定的透支限额各不相同，单一标准不合理，应本着刑事司法与信用卡章程相衔接的精神，根据不同信用卡的透支限额分类确定刑法上恶意透支的数额。（注：罗会宝：《关于信用卡透支行为罪与非罪的界定》，《中外法学》1995年第6期，第75页。）

第三种方案则认为单一标准和分类标准各有利弊，结合目前各发卡银行信用卡透支限额的不同规定，拟采用倍数数额标准为宜。比如，有的论者主张，以规范的信用卡章程为蓝本，规定凡超过信用卡章程规定的善意透支额5倍或10倍以上的，可认定为恶意透支犯罪。（注：刘华：《信用卡犯罪中若干疑难问题探讨》，《法学》1996年第9期，第27页。）有的主张用超过透支限额的一定倍数并应高于其他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数额作为犯罪起点标准为宜。（注：王建平：《信用卡恶意透支的界定及其审判原则》，《法学》1997年第3期，第51页。）

笔者认为，从“法益保护”以及正确理解恶意透支的犯罪数额范围的角度分析，采取单一标准是妥当的，但确定该数额的起点标准应与《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规定的透支限额相衔接，而非与各具体的信用卡章程规定的透支限额相衔接，而《办法》规定的透支限额为5，000元，在此意义上，笔者赞同前述最高人民法院采取的“5，000元”标准。事实上，即使规定透支限额较低的信用卡，其发卡银行也规定恶意透支5，000元的，应移交司法机关作为刑事案件处理，比如，中国银行人民币长城卡规定透支的限额为200元，但其信用卡章程规定，持卡人恶意透支骗取财物5，000元以上的，银行应报送司法机关追究持卡人的刑事责任。之所以“5，000元”单一标准更为合理，主要基于以下理由：（1）若采分类标准，则会导致与其他犯罪尤其是诈骗罪罪刑的严重失衡。比如，有的信用卡允许的透支额度为200元，如果恶意透支的数额较大即以200元为标准，不仅与信用卡透支的初始功能相违背，而且与诈骗罪的起刑标准存在着严重的失调，其结果只会造成只能保护透支额低的信用卡而对透支额高的信用卡保护不力。（2）倍数数额标准貌似合理，但仍存在实质的不合理性，而且如何确定该倍数，是1倍、5倍还是10倍，是根据不同的信用卡确定不同的倍数，还是统一倍数，这些问题都难以恰当解决，不具有可操作性。如果统一倍数（以5倍为例），则会出现如下局面：有的信用卡透支限额为200元，则恶意透支1，00 0元（200元×5）的即构成犯罪，有的信用卡透支限额为5，000元，则恶意透支25，000元（5，000元×5）才构成犯罪，如此高低悬殊，不仅与发卡银行的初衷相违背，而且从“法益侵害”角度看，亦不应有此迥异；如果不统一倍数，则其间的区别性待遇基础何在？恐难回答。（3）无论各发卡银行允许的透支额度是多少，只要持卡人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则其透支限额内透支的权利不复存在，其在发卡银行允许透支的限额内透支的数额连同超过规定的限额之部分一起应算入恶意透支犯罪的总数额中。因为，既然持卡人不想归还，意图占有，则按规定发卡银行允许透支的限额内的透支数额也是被持卡人非法占有的，该笔财产也是发卡银行的损失。因此，从被害者遭受损失的角度或者从法益侵害的角度，无论持卡人的透支超出了允许透支限额的多少，当达到一定数额时（在这里是5，000元），其社会危害性程度是一致的，给银行造成的损失程度也是一致的。因此，采单一标准具有合理性。倍数标准论者未能正确地理解恶意透支犯罪数额的计算范围，这是其确立该标准的基础性错误。

总之，在目前新的司法解释尚未出台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可以参考前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解释》将恶意透支定罪的标准规定为5，000元。这里的“5，000元”不是单纯指超出发卡银行规定的透支限额的部分，还应包括发卡银行允许透支的数额，但不包括持卡人的帐户余额。

2.在计算数额时应注意的其他问题

实践中，认定恶意透支的数额还应注意以下问题：应将本息合算；若持卡人在办卡时曾向发卡行缴纳保证金，则该保证金应在透支总额中扣除；对于“拆东墙补西墙”、边透边还型恶意透支的数额的计算，应以持卡人最后一次实际透支的数额，加上前几次透支而尚未偿还的数额为标准，若持卡人用后一次透支款项归还前一次透支款项的，则应把已归还的部分扣除，以最后实际透支的总额计算。

六、恶意透支犯罪的立法完善基于以上考察，笔者认为，关于恶意透支犯罪在犯罪性质和构成要件两大方面需要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1.恶意透支犯罪是否应属于信用卡诈骗罪

在《决定》之前以及刑法修订过程中，有的论者基于恶意透支行为的特殊性，建议将恶意透支行为独立成罪，以与采用其他方式进行的信用卡诈骗罪相区别。（注：苏正洪：《论犯罪型的恶意透支之认定与处理》，载《上海市惩治和预防金融欺诈高级研讨会论文集》（1996年），第81页。）遗憾的是，立法者并未采纳该合理性建议，而将恶意透支行为作为信用卡诈骗罪的表现方式之一。笔者认为，恶意透支犯罪确有与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的诈骗构成的信用卡诈骗罪不同之处，后者是典型的诈骗行为，而恶意透支具有一定的背信性质。二者的区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犯罪主体的特殊性。恶意透支行为人只能是信用卡的合法使用人，其他人只能作为犯罪参加人加以考虑。（注：王世洲：《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页。）而后者则系非合法持卡人所为（对于使用作废的信用卡来说，既然信用卡被作废，则原持卡人不再具有合法持卡人的地位）。其二，犯罪主观方面的特殊性。恶意透支必须明确“非法占有”这一目的要件，否则无法区分恶意透支与善意透支，而且，“经发卡银行催收不归还”的行为，只是认定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观征表。而后者，由于行为本身就可以充分地体现出行为人非法占有的意图，故无须特别规定非法占有的目的要件。其三，犯罪客观方面的特殊性。从司法认定的角度，恶意透支有一个从民事法律关系到刑事法律关系的转化过程（但从存在论上，不存在此转化），而后者则是直接构成刑事法律关系。

鉴于恶意透支具有以上不同于其他三种行为方式的特殊性，还是将恶意透支独立定罪为宜，以有别于其他三种行为。

从国外的刑法理论与立法例看，许多国家刑法是将这种实为恶意透支性质的滥签信用卡的行为作为独立犯罪规定的，如德国、瑞士。在日本，对利用信用卡恶意透支的行为，尽管无独立的罪名，以往判例有时是以诈骗罪论处，但理论界对此有不同意见。（注：刘宪权：《金融风险防范与犯罪惩治》，立信会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在德国第二次抗制经济犯罪法案公布施行前，对于“危害非现金支付制度”的非权利人滥用欧共体保护的信用卡以诈骗罪论处，一般不存在异议，但对于有权利的人对信用卡褴用，尤其是在明知帐户存款不足的情况下签发信用卡的行为，应如何处理，曾存在分歧意见。前文曾提及德国最高法院曾认为这种行为不应以犯罪论处，但该意见引起了德国刑法学界的强烈批评。为了明确法律状态，并考虑到德国法院对于支票卡、信用卡诈骗的判决如果没有得到德国刑法学界的支持是很难长期维持下去的，德国第二次抗制经济犯罪法案将有权利的所有人滥用支票卡和信用卡的行为，作为单独的犯罪构成规定进德国刑法典第266b条，该条规定：

因持有支票卡或信用卡，而被授予权利，在消费后，由发卡银行担任付款，如持有人滥用此种权利，并导致发卡银行的损失，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科罚金。之所以将其独立成罪，是因为这种使用信用卡的情形“既非诈骗又非背信”，（注：徐久生、庄敬华译：《德国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之所以被安排在“背信罪”（第266条）之后，是因为如同第266条的背信罪一样，当行为人超过合法的范围使用信用卡，从而超越了在信用卡中规定的相互关系，即合法的许可的范围时，行为人就滥用了允许他通过信用卡而获得的促使签发人支付的可能性，如果持卡人不能立即将欠帐补齐的话，就会造成签发人的损失。（注：王世洲：《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页。）可以说，立法上是把滥签信用卡的行为作为特殊的背信行为处理的。（注：林东茂：《信用卡滥用的刑法问题》，载许玉秀等：《罪与刑》，（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352页。）由此足见德国刑法对滥用信用卡行为的立法化是有充分理由的。

笔者认为，德国刑法将滥用信用卡（与我国刑法中的恶意透支相同）的行为独立规定的理由具有普适性。

这种“既非诈骗亦非背信”的行为并不会因发生在我国就可以诈骗犯罪定性。当然，从恶意透支的行为手段来看，其伪造授权、骗取授权，最终表现为逃避授权的行为的确具有某些诈骗的特点，同时它也是侵害信用卡管理秩序的犯罪。因此，在立法安排上不妨将其规定在非合法持卡人构成的信用卡诈骗罪的规定之后。

2，恶意透支的成立要件问题

在刑法对恶意透支的概念明确规定之前，有关的司法解释对恶意透支的规定是：特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或者明知无力偿还，透支数额超过信用卡准许透支的数额较大，逃避追查，或者自收到发卡银行催收通知之日起3个月内仍不归还的行为。与该规定相比，新刑法的规定在主观上没有“明知无力偿还”的内容，客观上没有“逃避追查”的内容。

限额管理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房屋建筑；成本控制；具体措施

中图分类号：TU52 文献标识码：A

一般来说，房屋建筑工程的成本控制是指它在整个项目成本的形成过程中，对生产经营所消耗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和费用开支等等，进行指导、监督、调节和限制，以及及时准确地纠正要发生和已经发生的偏差，并把各项生产费用控制在计划成本的范围之列，以便确保房屋成本目标的实现。

笔者根据多年来房屋的施工经验可知，施工项目成本控制的目的，是在于降低项目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施工企业利润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笔者也认为房屋建筑工程成本的控制，应该随着项目施工的进展，动态地、多形式表现的，而且要与生产诸要素的经营管理相结合。这也是因为成本控制必须为生产经营服务。那就是通过成本控制及时发现矛盾，及时解决矛盾，从而改善生产经营，同时又可降低成本。

1房屋建筑工程成本控制存在问题

笔者认为，目前房屋建筑工程成本控制存在着如下的不和谐现象：成本控制人员经济观念不强，一般地在项目内部，主管技术的人员只负责分工技术和质量；主管现场施工的只负责施工生产和工程进度；主管材料的只负责材料的进场点验工作，表面上职责明确，各尽其职，但实际上当合同价款确定后，唯有成本控制才是增效的有效途径，而这些分工却不约而同的回避成本控制这一核心。具体分析如下：

1.1缺乏有效的成本分析。就目前来看，大部分房屋建筑施工企业都没有真正进行成本分析，而是当一个建筑工程完工后，相关财务人员、管理人员又很快转入下一工程的工作，很少对该建筑项目的盈亏进行分析。

1.2缺少完善的成本控制体制。现在的房屋建筑工程项目一般实行的都是项目经理负责制，施工企业在工程项目施工前，由成立的项目小组定期向企业汇报工程的实施情况，没有很明确的权利责任关系。有的项目经理则把成本控制作为可有可无的部分，简单地交给财务人员，没有提到应有的认识高度。

1.3缺少成本控制能力。笔者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方面材料采购环节执行合格的分供方评价制度不严，材质不符合工程要求。第二方面材料的“跑、冒、滴、漏”现象严重，限额领料制度落实不到位，材料消耗核算不准确。

1.4缺少成本控制方法。在传统的成本控制模式中，在制定项目报价时，都是依据政府提供的各种取费系数和市场价格来计算，但是政府提高的各种取费系数是否准确，是否需要调整报价人员并不关心，因此使报价往往忽略市场因素，缺乏竞争力，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种模式必然被淘汰。

2房屋建筑工程成本控制措施

2.1编制施工成本计划。这是房屋建筑工程成本控制的根本。现在根据项目部与施工企业签定的内部承包合同，项目部经济核算结果，施工组织设计、机械设备及利用情况，工程所需材料消耗及劳动效率情况，以往类似工程实际执行情况和有关经济指标、完成情况的分析资料等，项目经理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在充分理解本工程的特点、重点、难点后，研究制定合理可行的降低工程成本的具体措施，并预测采取这些措施后取得的经济效果，以制定降低成本的目标，并不断测算调整。

2.2做好合同控制。合同控制应该来说是成本控制的经济杠杆之一。它是甲乙双方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产生的具有约束力的控制方法。笔者认为它是以项目经理为中心的严密的合同体系、覆盖了项目管理的各个层面，上至企业的决策者，下至项目的各个作业班组，并涉及到企业各个专业职能部门，他们都对施工项目的成本控制负有责任，形成了完整的项目成本责任网络，充分体现了成本控制的全面性原则。

2.3加强施工人员人工费控制。在这一方面，笔者建议首先要对各工种的施工量进行明细化，把劳务分包队伍的选择、分包合同的签订放在项目开工前进行，对各工种直接费用进行控制。成立专业劳务公司，加强劳务分包管理，专业劳务公司负责组织劳动力队伍招标，拟定招标文件，科学合理测定劳务价格标底，建立劳务作业分包进度款支付台帐，按期结算人工费，最终支付费用不得超过计划预算。

2.4做好安全事故的管理。这一方面的管理很重要。在项目施工中，我们要确保项目施工现场人员的人身安全和机械设备安全，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减少项目成本开支。据笔者不完全统计，一些工程项目盈得的利润往往被几次事故损耗一空。因此，在项目施工中，必须制订安全责任目标，重视安全管理工作，切实防止因安全管理工作不到位而影响工程项目的经济效益。

2.5做好材料价格的控制。我们可以通过向主要材料生产基地、材料市场聘请信息员，及时整理工程造价管理部门的近期材料价格等多种形式建立自己的信息网络 ，有条件的单位尽量使用现代科技手段，将各种材料价格信息输入微机，与有关单位进行微机联网，实现信息共享。

2.6最好项目总工期与总成本关系。笔者认为，对一个具体的工程项目，要精确地绘制上述曲线是不可能的，这由于工期压缩可选择的方案较多，而方案的组合更不计其数。可以设计几套方案，如模板方案、设备方案、组织方案，以得到工期与成本关系的几个点，可以大致确定工期与成本的关系走向。

2.7加强过程控制。项目内部管理不善，特别表现在合同管理薄弱方面。这主要体现在过程控制的台帐、资料不健全，结算依据不足，分析不重视，不能及时防范经营风险。同时，财务管理对项目成本管理力度不够，对一些工期特别紧张的“短、平、快”项目不能真正地贯彻落实各项管理制度，导致项目成本管理流于形式。

2.8 做好结算审核工作。房屋工程竣工结算是核定建设工程造价的最终依据，也是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后编制竣工决算和核定新增固定资产价值的依据，这是控制工程成本的最后一关。笔者建议要核对合同条款，只有按合同要求完成全部工程并验收合格才能列入竣工结算，并在结算过程中严格执行合同约定的结算方法、计价定额、取费标准、主材价格和优惠条款等；落实设计变更洽商，只有经建设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审查同意、签证的变更洽商才能列入结算；按图核实工程数量，招投标工程按工程量清单发包的，需逐一核对实际完成的工程量，然后对工程量清单以外的部分按合同约定的结算办法与要求进行结算。

科学地全面地分析建筑工程施工成本的影响因素，是我们在建筑施工中进行成本控制和管理的基础。

综上所述，房屋建筑工程成本控制是工程项目的核心，建筑企业进行施工成本控制的最终目的是使建筑工程项目达到低成本、高质量、短工期、高效益的目标，建筑工程施工成本是这些目标经济效果的综合反映，是全面反映建筑企业管理工作的一个综合性指标。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建筑施工企业之间所比拼的就是品牌加价格，质量是企业品牌的基础，成本又是制定价格的基础。所以如何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降低工程项目的成本，挖掘企业潜在的效益，以保证成本目标的实现，已经成为企业快而好发展的基本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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