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思想论文范文
时间：2023-10-06 12:36:07
宪政思想论文篇1
一、前言
一国的社会思想文化滋养一国的宪法制度。在浩瀚的社会思想文化中,那些影响宪法的形成、发展及其实践并稳定地发挥着影响功能的思想文化构成了宪法思想的主体内容¹。属于价值层面的宪法思想通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社会中每个人的价值倾向和行为,来达到对包括宪法在内的各种社会规范或法律规范的选择以及社会政治实践活动的影响。现实中任何宪法的制定与修正,都应该适应或反映一定的社会思想文化,从而使宪法理念获得人们的普遍承认并转换为比较一致的社会行为。否则,宪法建设如果疏离于人们基本认同的社会思想文化,那么人们对宪法的信仰将无论如何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的宪法也就难以持久。宪法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种制度是深植于西方思想文化土壤中的,它本身又是西方历史长期演生的一种复杂的思想文化形态,体现着西方基本的价值准则和观念,蕴涵着他们对人与社会、人与国家关系的理解。但这种制度一旦被引入中国,就要受到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特殊性的锻造,并要与之相适应º。中国1912年的5临时约法6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该法所明确的价值准则是西方宪法或其所宣示的内容,故无法与根深蒂固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相融合,忽视了中西方社会思想文化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从而失去了构成宪法制度所必要的环境支撑和理性基础。可见,宪法思想是宪法之魂,宪法是宪法思想的规则化,而宪法实践则是宪法思想和宪法在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具体展现。对于国家、组织和个人的社会政治活动,宪法思想既可通过宪法以制度的路径和形式(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加以规范,也可以文化和理念渗透到人们的心理和行为选择中来体现出影响。当今中国面临着大量的社会问题,其中许多与宪法有关,需要从宪法角度进行探讨与研究,对此就必须弄清影响宪法制度及其建设的社会思想文化,即宪法思想。宪法思想可以说提供了一种必要的认识问题的平台,这种在更高的层面上将历史的和社会的思想文化内涵与的普遍性原理相结合而构建的认识平台,是分析现实问题的理论之源。所以正视宪法思想,是为了以新的视角对现实问题进行深层次的解释,以此来更好地寻求解决问题的理论与现实对策。今天中国已步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同样,宪法建设也进入一个寻求与注重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化的新阶段。不同社会思想文化在多元化比较中体现出各自独特的价值。发展中的中国宪法应该反映和吸纳那些具有合理价值内核的思想文化精髓,特别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成熟的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古今中外多种宪法思想通过复杂的互动过程,形成了未来中国宪法发展的演变基础。宪法思想的发展必然带来宪法制度的相应调整和宪法实践的进步。
二、中国古代宪法思想
近代宪法形成于17)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而宪法思想的萌芽早在古希腊、罗马以及中世纪就已存在,体现在西方宪法中的思想文化基础根源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理论中,后在近代的洛克、卢梭和孟德斯鸠等人的理论中得以形成和完善,主要有人性自然论、人民论、法治论、分权论和道德法律论等。中国宪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样也是一个源远流长的过程。中国古代没有近、现代出现的宪法,但存在影响近、现代宪法形成及其内容的思想文化基础。一国的宪法思想不可能脱离于一国的历史与社会发展而凭空产生。把脉中国宪法思想,可看到它是根源于中国儒家学说的鼻祖孔子和孟子»,并在历代儒家弟子的理论中得到继承和发展,同时也体现在中国近代、当代的康有为、孙中山、、邓小平等人的理论和思想中。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宪法思想的发展具有继承性,也带有明显的时代性。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在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许多传统的、主流的思想文化逐渐汇入了中国悠久的宪法思想河流中,并沉淀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这些思想文化影响巨大,意义深远,概括起来,主要有:1.人性社会化论。中国自古以来就以人的社会属性而不是自然属性来说明人性,并以此来判断人们之间的互相关系及其政治属性。这种思想可追溯至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孟子在孔子人性论基础上,认为人天生是善良的,之所以现实中存在着那么多的丑恶现象,是因为有些人追求利益而失去善性所造成的,并把善与利看成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根本标志。孔孟人性论为其以后的许多封建学者,如西汉时期的董仲舒、唐朝时期的韩愈、南宋时期的朱熹所继承和发展。值得指出的是,孔孟人性论同样对康有为、等人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2.集权论。在民主和集权的选择中,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和思想者大多偏向于集权,甚至包括古代中国的法家。按照法家的君主救世说,专制君主制是人类历史发展所必然。儒家总的说来倾向于集权,如孔子认为君主天生是臣民的主人,他拥有臣民就像拥有房屋和土地等私人财产一样。一些儒家学者不光自己提倡集权,而且还提出多种方略为统治者强化集权出谋划策。例如,儒家人物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统治其他各家,使儒家的仁义礼乐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在历史上,中国从秦朝开始就建立起千年的封建中央专制集权制度。3.人治论。同集权论思想相同,中国传统的思想主张人治。人治论直接与中国古代的封建专制制度相联系,并为之服务,如儒家认为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孔子的君主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等论述都是人治思想的体现。儒家学者董仲舒通过其天人感应理论竭力主张人治。法家主张以法治国,事断于法,贵公弃私,似乎反对人治,但事实上很多法家学者也清楚表明,法律为统治者所制定,是统治者手中的工具。4.政治道德化论。中国传统的思想是将政治道德化,在两者之间画等号。这种思想可追溯至周朝统治者的以德辅天思想。孔子推崇德政,认为统治者的德政能使其处于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受到臣民的拥护。孟子也非常强调对臣民进行道德教化。董仲舒主张为政当以德化,以德为政,固守其德,这才能统治好国家。实际上孔孟的德政是把国家命运维系于明君身上,并要求臣民守德尊上,这又与人治思想联系在一起。在中国历史上提倡德治,将政治道德化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很多,诸如唐朝的李世民、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夫之和清朝的顾炎武等。从今天看,上述中国许多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论述和主张实际上涉及到人性与国家和法律的关系、民主与集权的关系、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政治与道德的关系等问题。他们的论述和主张,事实上已经成为长期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文化,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民的心理和行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论述和主张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宪法思想并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三、中国近代宪法思想
从19世纪中叶到2世纪上半叶,伴随着中国封建制度走向灭亡和西方列强的侵入,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十分尖锐,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拯救和振兴中国的历史关头,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特别在对传统封建思想文化的批驳中,中国近代的宪法思想形成了。其主要体现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学者、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思想论述中,比较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提倡人民论思想。以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推崇流行于西方的以卢梭的人民理论为基础的民主,并提议在中国建立议会制度和君主立宪制度。如谭嗣同认为:有所谓民主者,能为大公至正。所以他主张废君主,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康有为认为,中国最理想的政体是仿照西方的君主立宪。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主张更西方化,建议用自由民主思想代替儒家学说,用资产阶级共和国代替封建专制政府,把人民的权力还给人民,完全公平合理。二是提倡分权论思想。康有为认为的君主立宪是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最有代表性的是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这也是他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的主要内容,其核心是把政权和治权分开,由人民掌握政权,政府实施治权。人民的政权包括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等四权。政府实施治权,采用五权分立制度,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考试权、监察权相互独立、相互制约。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是一种中国式的近代革命民主主义的宪法学说。由于中国近代宪法思想不是在中国历史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过程中自我形成的,而是学习和引荐的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因此从本质上讲它体现的是西方宪法思想。同时,它也不像中国古代宪法思想那样有自己比较完整的体系,且缺乏历史的和阶级的基础,因此就难以得到自近代以来中国主流社会的广泛认同,并最终难有作为。不过,中国近代宪法思想是与封建思想文化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它促使人们不断反省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这对中国现代宪法思想的形成是有利的。
四、中国现代宪法思想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中国现代宪法思想开始出现。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国现代宪法思想体系逐渐形成。它既是全新的和革命的,也是历史的和继承的,并且随着时展它又是开放的和进步的。概况而言,具有革命性和发展性的中国现代宪法思想主要是:1.阶级论。这是中国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等人提出的新的人性观论,这一思想的形成既受孔孟人性社会论的影响,也是等人对马克思人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理解和解释。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人在阶级社会中的社会存在主要指人的社会生产关系,而这种人的社会生产关系实质上是阶级关系,且正是这种阶级关系决定了人性。同时他又认为,在当今的世界上,没有所谓人类的爱与恨,只有阶级的爱与恨,而每一个人的爱恨是由其阶级性所决定。从这点看,又否定了孔孟的人性善的理论,并将该理论批判成不切实际的、抽象的理论。但他自己又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比孔孟人性善理论更加社会化、更加狭窄的人性观念。这种新的人性论既是中国当代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等人在孔孟人性社会论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对马克思人性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解释。他认为,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社会意识,人在阶级社会中的社会存在主要指人的社会生产关系,而这种人的社会生产关系实质上是阶级关系,且正是这种阶级关系决定了人性。在这个观念基础上,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建立了他的阶级斗争理论。新中国的宪法无论在政党制度、政治体制、经济制度、意识形态还是公民权利上都体现出阶级论思想。使用阶级概念是社会主义宪法的一个特色。2.人民民主论。中国共产党人对和民主的看法不同于西方的人民论¼,认为权力应该属于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国家应该是人民的国家,民主应该是真正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民主。这种理论最初出现在陈独秀、等人的有关论述中。等马克思主义者提倡建立以绝大多数人为基础,为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制度,认为这才是符合人民利益的民主和国家。1954年1月7日在杭州的中国宪法起草工作会议上,首先提出了起草的指导思想:我们社会主义宪法,一要坚持人民民主原则,二要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新中国成立后的主流思想理论进一步发扬了等人的人民民主思想。3.民主集中制论。与人民民主论相联系,新中国宪法在对国家权力的划分上及运作上采用了与西方分权论思想不同的民主集中制思想。这种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将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的理论来自于巴黎公社的实践。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国家权力具有不可分割性,所以我国在实践中建立以人民代表机关作为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具体体现在国家权力机关和人民的关系、国家权力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几个方面。4.法治论。与人治论相对立的法治论,是现代民主国家普遍适用的宪法思想。中国现代宪法同样强调法治思想。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指引下所产生的新型的法治理论,它认为法律代表了人民的意志,不仅保障公民的权利,而且还为公民行使各种合法权利提供切实有效的保障。不过,中国历史上本来就缺乏法治传统,人们重视权威与人治,所以在中国法治建设必然要历经艰难。真正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的,是邓小平总结了国内与国际的历史经验,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思想和方针。在邓小平思想的影响下,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13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法治思想第一次这样明确地直接写进了中国宪法。中国现行宪法,即82宪法是中国在刚刚结束和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之初制定的。尽管82宪法被广泛认为是新中国最稳定和最好的一部宪法,但也不能否认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而且许多宪法条款在现实生活中还没有得到全面的细化和落实。究其原因,难脱当今中国社会实际有影响力的宪法思想之制约。我们认为,在当今中国社会实际有较大影响力的宪法思想并不是中国现代宪法思想,而是中国传统的古代宪法思想。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古代宪法思想本来就根基很厚,底蕴很深。邓小平曾说过: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传统法制传统很少,也正因此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太困难、太复杂。当然,强盛的中国古代宪法思想并不是说没有积极的一面,比如在大一统的中国传统小农社会中,孔孟的德治思想一直就被奉为是治国安邦之良策。今天中国领导人也提倡德治思想,虽然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把德治归于思想建设和精神文明范畴,但在强调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的意义上与中国传统的思想不能说不存在联系。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数次政治运动,变相地实施、宣扬了封建集权思想和人治思想。1954宪法制定之后不几年,从1957年反右开始,人治思想就抬头了并愈演愈烈。结果是人治的传统和习惯在集权体制配合下迅速就把宪法的约束抛在脑后。现在我们把依法治国写进了宪法,但上世纪8年代之前在中国很难说有法治的概念,而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尚权威和人治而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即使现在人治论思想依然繁衍,像国家权力党内化和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个人权力神秘化现象仍十分严重。我们的行文和思维模式乃至事业的发展、问题的解决和成绩的取得离不开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人们对领导的寄托胜似对法律和制度的信任。而与此同时,中国现代宪法思想从整体上看尚处在初级和不平衡发展状态中。首先,有些宪法思想还未完全形成(如法治论),有些还暂时体现在宪法条文或理论层面中,尚未完全作用于中国社会实践。企望它们完全取代和消除中国传统的宪法思想来支配人们的行为选择还不现实。其次,一些现代宪法思想还不成熟,在一定程度上还包含着一些扎根于中国社会土壤的传统宪法思想因素,尚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比如,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仍带有一定的集权论思想,在实践中如果民主尚缺乏完善的或被真正落实的选举制度和监督制度等法律措施作保障,如果集中依靠少数领导人手中的政治权力,则民主集中制往往演变成为集权制。个人高度集权就会产生家长制作风,就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再次,不同现代宪法思想的发展及其在实践中的指导作用也不平衡。比如在突出强调阶级论的同时,人民民主论和法治论则相对薄弱。突出表现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与宪法权威的关系、党同人大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很好的理顺,在事实上的强权政府下,人民代表大会难以体现出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和权力。总之,在当今中国社会中,实际发挥着直接或间接影响力的宪法思想是复杂和多元的。国家、组织和个人所做出的某一选择往往是多种宪法思想共同影响的结果,有时难免还会在多种宪法思想中做出游离不定甚至是矛盾的选择½。
五、未来中国宪法思想的发展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不会停止,加入WTO之后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互动效应也会趋于明显。我们认为,未来中国古代宪法思想的影响会相对减弱,西方某些宪法思想的影响力可能会增大¾,而未来中国宪法思想最大的发展应该是形成于2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现代宪法思想保持与时俱进,并在吸收和融合一切有合理价值的宪法思想同时不断成熟、完善和发扬光大。现代宪法思想的发展变化具体表现在:1.阶级论的影响会弱化。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旋律的历史背景下,继续以阶级和阶级斗争作为指导思想来构建宪法制度将与中国社会的现实发展及其要求发生背离。党的十六大并没有否定党的阶级性和阶级基础,然而,它在继承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注重先进性的基础上,更加鲜明地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党和政府的奋斗目标走进或贴近人民群众的现实需求,即以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目标,保证人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反映未来中国社会更趋人性化,而阶级论则会不断弱化。法学家张友渔23年曾在一次宪法学术研讨会上说,有人提出将来修宪一定会使三个代表思想入宪,平心而论,如果能用三个代表取代当前宪法中阶级斗争的提法,确实是一种进步。总之,阶级论的弱化势必会对未来中国政治架构的改革与完善产生积极的至关重要的影响。2.民主集中制论会进一步深化,特别是权力间的制衡与监督将会突出。国家机关之间的分权和制衡关系是世界各国发展的普遍规律,我们在批判西方分权论宪法思想和体制的同时,往往忽略了这点,实际上中国宪法所规定的以人民代表大会为中心所建立的一府两院制度就包含着国家机关之间的分权和制衡关系。与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是,我们的分权是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前提下治理权的分工,不是的分裂;我们的制衡和监督来源于人民对国家机关的监督而这种监督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得以实现,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是民主集中制下的上级对下级的单向监督,而不是西方的分权监督。可见,中国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比西方更需要和更有利于立法机关实施监督职能或采取用于监督目的的各种措施,问题是目前这些宪法规定在相当程度上还更多地停留在宪法和理论层面上,如何在成文法中予以细化和实践上全面落实将是未来思考的重点,而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中的一些合理的成熟的做法或许值得我们借鉴。3.法治论将明显地朝两极化方向发展:充分反映和保障人民权利与限制政府行为。这体现出现代法治的真正内涵:法治是服务于人民利益的机制,是要保障人民通过法律的途径有效地监督政府的各种行为,尤其是行使国家权力的合宪性和合法性。以法治国已写进了宪法,但整个宪法体系和法治制度的构建离现代法治的要求相差甚远。所以中国未来法治思想的发展和法治建设的重点将围绕在如何建立一部真正处在最高法律地位的良好宪法和建立一套运转有序的更好地维护公民权益的体制上。4.人民民主论思想将进一步深入。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和思想进一步会从宪法和理论中走向社会生活实践中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人民对属于自己的权利的要求会更加主动和具体,这反映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权益意识、纳税人意识和参政意识的不断成熟和增强。同样这种变化会对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产生积极影响,过去那种将党与人民等同起来和党直接管理国家、代替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和做法会逐渐得到修正。
六,未来中国宪法的发展趋势
宪政思想论文篇2
【关键词】 实事求是 四项基本原则 三个代表 宪法观
新中国建国以来至今共制定过四部宪法，即54、75、78和82年宪法，对宪法进行了五次大的修订（1979、1980、1988、1993及1999年修订）。同时，在建国初期至54宪法颁布前，还存在着一个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共同纲领》。这些宪法和宪法性质的文件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时期指导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为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长期稳定、繁荣和健康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纵观建国以来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的几次宪法的制定和修改无不是在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宪法思想指导下进行完成的，54年宪法是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它是毛泽东同志宪法观的忠实反映；82年宪法是邓小平同志在拨乱反正的大势所趋下制定的治国安邦之法，它是邓小平同志宪法观的全面体现；93年与99年宪法的两次修订主要是江泽民同志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的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特别是99年宪法的修正案则是江泽民同志宪法观的真实写照。
从我国宪法制定的过程以及我国三代党领导核心的宪法观的体现上，我们不难发现“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深入结合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殊国情的产物，它为解决我国在改革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做出了更全面、更深刻、更透彻的阐述。因此，笔者建议“三个代表”这一重要思想应当作为宪法的总的指导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同在我国宪法、宪政建设中居于指导性地位。
一、 毛 泽 东 同 志 的 宪 法 观
毛泽东同志在砸碎旧法统到建立我国第一部54年宪法的立宪道路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本人的宪法思想观真实的体现在54年的宪法里面。毛泽东同志曾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毛泽东同志正是从这一根本大法的思想观入手创立了我国立宪的基本原理和制宪的重要经验，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基本立宪指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的工作方法。①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同志宪法观的核心。54年宪法制定时，毛泽东同志就明确的指出“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现的就不写。”②根据这一立宪的基本指导原则，54年宪法结合我国当时的国情合理科学适当的制定了我国的基本国体、政体、国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等宪法性的内容。从而达到“宪法必须是真正有效的，如果宪法不能由法院强制执行，那么宪法除了空洞的词汇之外，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马歇尔语）
民主集中制是毛泽东同志宪法观的灵魂。毛泽东同志在总结1954年宪法时说:“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人心，是什么理由呢?我看理由之一，就是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
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这个宪法草案，结合了少数领导者的意见和八千多人的意见，公布以后，还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过去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③可见民主集中制不再单纯的作为党的组织原则，还把它确立为我国的基本政治组织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成为我国以后立宪道路的导航塔、引路灯。
总之，实事求是的立宪指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同志宪法观的忠实反映和集中体现，它们都从本质上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现实体现，也是毛泽东同志爱民、为民、重民的人生观和方法论的具体运用，其思想观和“三个代表”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观在本质具有是共同性和一致性，所以说，“三个代表”的入宪是对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
二、 邓 小 平 同 志 的 宪 法 观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向多次向全党全国人民严肃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纪党法，必须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立法与执法的局面。在答意大利记者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只有加强法制建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错误的发生。④邓小平同志一直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是齐头并进的，要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就必须要有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保证。因此，完善宪法和保证宪法权威是非常必要的。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同志宪法观的精髓。在我国宪法、宪政建设的道路上邓小平同志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丰富了我国宪法的思想内涵，尤其是以四项基本原则最富有特色，并把它从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的意志，转化为宪法指导思想和宪法立法原则。现行宪法是这样表述四项基本原则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从立法上把四项基本原则确定为宪法的基本精神和指导思想，必将大大加强宪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必将保证宪法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加巨大的作用。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同志宪法观的根基。邓小平同志也多次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不快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的共同富裕。”⑤我们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为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邓小平同志解决我国在改革开放中所遇到的诸多难题的原则性、根本性的宪法观点。
总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同志宪法观的真实体现和全面总结。邓小平同志从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本质原理出发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性，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衡量社会主义的标准，这与“三个代表”中的“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思想在本质上是同根同源的，其根本目的是一致的，所以说，“三个代表”的入宪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更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迫切要求和时展的需要。
三、江 泽 民 同 志 的 宪 法 观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下坚强领导下，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大旗，坚持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的改革方向，坚决贯彻“主权在民”“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依法治国”的宪法原则，使宪法作为对人民的根本关怀由应然状态逐步转变到实然状态。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同志对我国宪法的建设和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之一。所谓“三个代表”是指：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不仅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并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建设和确立的本质要求。三个代表的思想体系与我国宪法所代表的根本利益是协调一致的。我们之所以坚持“三个代表”思想的入宪，一方面是对毛泽东同志宪法观和邓小平同志宪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遵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治国兴邦的爱民思想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就是与我国的宪法所维护的根本利益相吻合，⑥“三个代表”的入宪也是我国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母法的本身要求，是全国人民的期望所在和根本利益所在。
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是江泽民同志对我国宪法的建设和发展作出的又一重要贡献。这一思想要求我们在不断发展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建设，注重发展先进的宪法文化，立足本国的国情兼容并蓄、与时俱进，使我们国家在法制建设的轨道上有徳治文化的正确引导和思想保障。以德治国思想的宪法化必将更有利于调整我们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新问题、新事物；必将更有利于解决我国宪法所难以触及到的一些思想领域的困惑和疑难；必将更有利于完善和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
总之，坚持“三个代表”的宪法指导思想地位和以德治国的民主建设方向是江泽民同志在我国宪法建设步入新世纪后对我国宪法的完善和发展做出的两大重要贡献。尤其是“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更是江泽民同志宪法观的真实写照。其作为宪法指导思想的根本地位以被我国党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潜移默化的运用到宪法的制定和修改之中，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顺应时代的要求，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愿望，满足宪法建设的本身要求，将“三个代表”的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在宪法的修改过程中加以确立。
四、“三 个 代 表” 入 宪 的 可 行 性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为国家的指导学说载入宪法必将是国之所兴、民之所福、举世所盼。我们已经从我国三代党的领导核心的宪法观出发加以分析了“三个代表”入宪必要性与一致性。那么“三个代表”的入宪是否就意味着这四个字的入宪呢？
答案是否定的。正如胡锦涛主席指出的“改期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是宪法得以充分实施和不断完善的根本原因。实践没有止境，宪法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根据实践中取得的重要的新经验和新认识，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的某些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使宪法成为反映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的宪法。”⑦因此，我们所要求的“三个代表”的入宪是指三个代表所蕴涵的思想的入宪，而不是形式的入宪，是要求制定一部“反映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的宪法”。“三个代表”的根本目的是使我国的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把这种思想拿来指导自己日常的学习、生活，从而真正把“三个代表”本身所蕴涵的深刻哲理体现出来，贯彻开来。因此，笔者建议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经宪法第12条修正案修正过的最后一句话进一步修改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思想指引下，全心全意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一步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具体分析，这里涉及到宪法序言两处修改的设想。第一处修改设想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增加了“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即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修改的目的，是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和人民群众心目里的指导地位。修改宪法序言这一部分的是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应当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处于同等重要的宪法地位；并使“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像当年的邓小平理论一样，成为能够经受实践检验的真理；使之成为能够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从而长期主导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第二处修改设想是在宪法序言中增加“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直是我党我国人民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努力奋斗的，我们早就应当对这两点奋斗目标以宪法的形式加以明确。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是我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早就应当确立的宪法目标。只有在宪法中对这“三种文明”法律地位给予明确才能更有利于这“三种文明”的实现；才能更好的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与公正。
总之，“三个代表”的入宪只有让其实质与精神入宪才是切实可行的；也才是“三个代表”本身内涵的体现；更是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而相反仅仅将“三个代表”的表面文字入宪这与其本身的思想就是相矛盾的，也就可能加大我们以后对限权宪法的限权成本，其做法是不可取的。⑧
综上所述，我国三代党领导核心以其自身所具有的合理科学的宪法观指导着我国宪法的一次次制定与修正的工作，三代党中央的领导集体都对我国宪法、宪政的建设和完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从三代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核心的宪法观的核心和本质思想上，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的忧国爱民，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的建国爱国思想，而这一思想与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是同根同源同质的。因此，“三个代表”思想的入宪必将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正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的：对现行宪法修订的这五个"有利于"的目标那样“做到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我们坚信“三个代表”的入宪必将使这一目标更好的实现。同时，我们对“三个代表”思想入宪的形式也提出了一家之言，但其根本目的是希望“三个代表”作为一个具有宪法性指导原则的思想可以尽快的被宪法性文件加以确立，并保持“三个代表”的本质内涵不被歪曲，从而使“三个代表”真正的成为全党、全民和全社会的思想支柱和理论坐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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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126、128
【4】王宝治：论邓小平的宪法思想[J]， 北京：求是， 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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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锦涛：《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见200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
【8】John A.Hawgood: 现代宪法新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12页
宪政思想论文篇3
内容提要：中国人对宪政的追求从清末民初就开始，但是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与宪政一次次擦肩而过。今天，我们又站在历史的关节点上，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走宪政之路。宪政建设是一项宏伟的工程。欲成功，必须先从理论学起。美国是宪政之先行者，人权思想、司法审查制度是其宪法成功之处。“美国宪法的域外影响”给我们学习其宪法思想与宪法制度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帮助。
关键字：宪政 美国宪法 人权思想 司法审查
导 论
何为宪政？给其下一个完整的定义的努力近乎徒劳。不同的人对它有不同的理解。毛泽东主席运用其政治思维认为宪政“就是民主政治”； 3也有人从政治规范和政治运行的角度认为宪政就是法律化的政治程序，即限制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还有人认为：所谓宪政就是拿宪法规定国家体制、政权组织及政府和人民相互之间权利义务关系而使政府和人民在这些规定下，享受应享受的权利，承担应承担的义务。4不过，无论用何种语言表达形式来描述宪政，宪政的实质是不变的。宪政的实质意义是：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正是宪政的实质意义，产生了人类对宪政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宪政是法治之基；是实现政治正义的唯一途径。宪政可以使一个国家走上民主之道，政治经济皆繁荣的强国之路。在西方，走上宪政的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成功已经向我们证实了一点。是宪政给美国政府带来了长期的相对稳定与强大；是宪政在持续维护着美国的政治之基。在中国，从1989年康梁变法之后，清政府被迫实施西方现代政治制度——颁布宪法，实施宪政。中华民族开始走上了追求宪政的漫漫长路。“这是古老文明古国寻求自我更新的发展需要”。5我们需要宪政来保障的民主；来维护的国家利益。然宪政之博大，非朝夕可习得。宪政建设应该被当作一项长期的宏伟工程来对待。
作为一项长期的宏伟工程——宪政建设的每一步都是艰难而伟大的。在建设过程中所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虽然中国有宪法已近百年，但中国却“从无宪政之实”。作为宪政之路的开端，学习、理解宪政精神，准确把握宪政内涵将为整个宪政建设带来稳步发展的保证。在追求宪政精髓时，对宪政国家特别是几乎影响全球的美国的宪政的学习是我们不能省略的工作之一。
因西方宪政之理论与实践，渊源既久，牵涉亦广。欲求得其精髓非此文可详尽。此文仅是对《宪政与权利》的偏漏学习所得。
一 宪法思想与宪法制度
欲求宪政先谈宪法。一国存在一部确认“统治者权力得到人民真实的授予”，承认“老百姓的权利和自由”并且在实践中给之以切实保障的使“政府权力受到限制”的宪法，“我们就认为这个国家有宪政了”。6《宪政与权利》的主体内容共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宪法思想与宪法制度；第二部分，在特定国家的影响；第三部分，美国宪政与国际人权）。在第一部分中，通过对美国宪法中的实质内容的提炼，对其宪法中部分重要权利与自由在域外的实践总结，试图表达美国宪法中蕴涵的宪法精神与宪法制度。
人权思想是美国宪法的核心。美国宪法赋予了公民最广泛的权利与自由。更为重要的是建立了强有力的司法审查机制。这两点也正是美国宪法能够影响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内容。是每一个真正宪政国家的宪法中不可或缺内容。
美国宪法不是为了一定特殊阶级的政治目的而制定的。因而极具适应力。美国宪法，代表着“宪政”，“蕴涵着对政府的约束和对政治权威的限制”。“代表个人的权利，任何时期，任何场所，政府不得任意的侵害个人权利，哪怕政府的行为是出于善意和公共利益。”7成功的司法审查为个人权利提供了保障，使得宪法的这个原始目的得到足够的维护。有人称：美国“法院在维护宪法约束中的作用”是“美国宪政的标志”，“并被看作是稳定美国各项制度和保障个人权利的手段”。下面就来欣赏一下《宪政与权利》中介绍的美国宪法的精彩：
1. 令美国人骄傲的联邦制
美国人把联邦制当作他们永不过时的骄傲。联邦制是“美国对宪治（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作出的新的、创造性的贡献”。8联邦制有利于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平衡，特别是在“新联邦主义”产生以后，从而切实维护公民个人权利与自由。同时，该制度是与民主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一制度影响着瑞士的宪法，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德意志帝国。
在我国的宪政建设中应该如何面对美国宪法的这一亮点呢？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地方适当自治。笔者认为这一制度毫不逊色于联邦制。只不过，我们的制度现在还很年轻，有许多不成熟的表现。主要体现在：中央地方权限不明；地方权力滥用等方面。使得在许多时候地方无法自治，中央无法统一指导工作。在宪政建设中，把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法定化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美国联邦制中的另外一个值得我们学习与思考的就是它所包含的“三权分立”思想。“三权分立”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我们在宪政建设中对于人类有益的成果要敢于和勇于吸收。“要改变曾经的那种认为三权分立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观念。实际上，按照现代管理的模式，‘决策、执行、监督’的分离与制约是很正常的，只不过需要相互协调，这个就是新三权分立理论”。9把新三权分立理论在我们宪政建设中实践，将能够改变目前中国司法改革所处的窘态，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止腐败。将它结合我们国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分离与制约制度，使得政府的权力受到限制，也把个人权利的保障落实。
2. 令欧洲人感兴趣的违宪审查
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在前文已经提及。它在保障基本权利方面，功不可莫。在我国，尚未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宪法还没有进入生活。学者们对于“宪法进入诉讼领域的正当性”的讨论，对于“宪法保障机构问题”的争论10足以说明就连这方面的理论还不成熟。处于这种状况下，在宪政建设中如何来对待违宪审查呢？
在欧洲国家，美国式的“宪法司法化”是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之一。可是至今“仍具有一种神话般的性质——表面上简单至极，但却是一种理想的不可实现的制度”。11也正因为如此，欧洲国家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带着美国违宪审查所追求的目的——保护基本人权，创造了自己的违宪审查制度。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组织违宪审查的方式不同。在美国，整个法院系统都实施宪法审查；在欧洲，只有独特的专门法院才可以进行之。当然欧洲的违宪审查制度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虽然会出现“从审查是否合宪的问题上溜开，而去审查法律贯彻执行”12的情况。但是，最终还是都能起到保护人权的作用的。
欧洲的实践能够为我们的宪政建设提供一些东西。照搬照用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我们也可以搞我们的特色。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来看，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内部设立全职的宪法审查委员会是我们建立违宪审查的可行选择。这个比较“符合我国宪政体制和实际发展的需要”。13
3. 美国宪法中的部分具体权利与自由
在美国宪法的最初文本中并没有明文规定人权，而且1791年通过的《人权法案》也许也不足以说明人权思想是美国宪法的核心内容。但，事实上，人权思想的确是美国宪法的核心：个人权利是由宪法来保护的。这些个人权利中有由宪法明文规定的（如：自由权），也有一些是宪法没有明文规定但它作为每个人所保留的“自由权”的某些方面（如：旅行权、婚姻自由权）仍然受宪法保护。14本书主要对新闻、出版自由；平等观念；财产权与经济活动自由及紧急状态对域外的影响作出阐述，以此来分析美国的宪法思想，也间接体现美国的宪法制度。表达自由是非常重要的。《宪政与权利》中以法国为重点来阐述欧洲的言论自由并且将之与美国的言论自由比较。从比较中为我们带来了一点重要的启示：对待权利的保护要用两分法。要在给予媒体新闻、出版自由；同时，也要有“限制”。当然，这种限制要是合理的。我们在建设宪政的时候，要综合国家利益、司法权威与公正及新闻界的发展对“限制”作合理的界定。只有对“限制”作出合理的范围界定，才能够既保障言论自由也维护正常稳定的社会秩序。平等包括国民间的平等和平等的对待非国民两部分。在讨论国内的平等的时候，《宪政与权利》主要讨论了印度的平等问题。在美国的影响下制定的印度宪法，吸收了美国的法制思想，特别是平等的理念。现实中不平等是存在的，除了在法律文字上表述“人人平等”外，还需要在法律的指导下政府适当调节。“补偿性待遇”是政府调节的主要手段。15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大力落实“人人平等”的政策并且已经卓有成效。平等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非国民的平等问题。《国际人权公约》告诉我们，只要是人，就具有人的权利，不受地域的限制。因此，同美国一样，我们国家在对待非国民时，给予了他们极为广泛的权利与自由。没有任何歧视政策。这也是我国长期认真履行《国际人权公约》赋予的义务的表现。
“财产权使得拥有者能对资源的使用、消费和移转作出决定”。16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足，是我国几千年来的问题。现在，借着宪政建设之机，我们需要并且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具体操作还是需要讨论的。有人提议在我国宪法中加入“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对此，我觉得不妥。纵观世界各保护私有财产的国家，可以发现主要有两类：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未在宪法中写入单独的财产权条款。另外一类是以德国为代表的在宪法中有独立的财产权条款。不过他们也没有写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字样。如果现在我们在宪法中写上“私有
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则使得中国成为全球保护私有财产最强者。这个是我们想要的吗？17我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为此，笔者认为在给予私有财产法律保护时，一定要注意把握好尺度。也许美国宪法的第五修正案——“充公条款”中所包含的“正当程序”与“公正补偿”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保护私有财产的思路。
一个国家的发展，有时难免发生某些（事实上的或声称的）对国家构成威胁的非同寻常的事情。为了保证国家、公民的利益，宪法应当赋予政府或者其他有权机关在紧急状态下，可以采用一种新的政治秩序的权力。不过究竟将这种权力赋予谁，是个值得慎重考虑与设计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会出现拉丁美洲的那种带来总统权力的扩张、滥用，军队的肆意插足等不良后果18。因此，在选择有权机关时要考虑到有监督机关的存在。在我们的宪政建设中，把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比较合适的。因为他是代表人民在行使权力。
二 美国宪法域外影响的方法与带来的经验教训
《宪政与权利》第二部分通过实例来具体阐述美国宪法在域外对他国宪政建设的影响。下面就来作一番论述：
1. 美国宪法与欧洲各国宪法
美国宪法的影响达到欧洲，但是在这里影响并非是单向的。欧洲的启蒙思想是美国制宪元勋们的思想来源。美国宪法的经验和思想对思考和重新审视欧洲的宪法的观念、原则处理方式又是一种挑战。这种双向的影响使得欧洲的宪政建设是成功的。究其原因，可能也就在于思想启蒙吧。美国与欧洲的宪政建设中，产生的宪法与启蒙思想带给各国国民的哲学观念是一致相同的。
2. 美国干预下的国家的宪法
美军曾或长或短的占领了好多国家而“其撤军的条件之一是在美国的监督下对当地进行制度改革”19。以菲律宾为例，分析这种状况下美国对当地进行宪法的影响。菲律宾的宪法中将权利包含了进去，但是实际情况是独裁统治压制着公民的权利；宪政的核心问题根本无法解决；政府的权力（或总统的权力）无限扩张。“空有法而无制”。为何如此呢？原因在于菲律宾的宪法可实践性不强与公民的参与不够。制宪成了政府自己的事情。当然宪法就只是独裁者的一个小把戏。宪法中规定的原则被当作了口号；成为了政府的统治的一个幌子。当然现在的菲律宾情况已经好转，也许这是因为他们注意到了原则的细化和公民参与的重要性了。
3. 美国宪法在普通法国家的作用
普通法国家在对待美国宪法时，经常带有一种排斥心态，但是美国宪法的确为他们起了很大的示范作用。这些国家是聪慧的。他们将美国宪政思想有选择的与本国法律体系相融合，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些普通法国家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关注与学习的。
4. 美国宪法在拉丁美洲
美国宪法对拉丁美洲的影响可谓“广泛有余而深刻不足”20在这里，美国那样成功的防止集权政治并没有实现。为何？不同的政治背景加上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反感，决定了大多数国家对美国法律的移植流于表面。拉丁美洲的情况给我们最大的经验教训就是：美国宪法思想移植的有限可能性！
结 语
以上围绕《宪政与权利》进行了一番论述。在文章的结束之前，笔者意对本文主要内容作一总结：
一．美国宪法在三个方面影响着其他国家：
1. 分权制衡。美国实行总统制，这在实际生活中产生了分权制，使得国家权力平衡运作。联邦制又为中央与地方分权开辟了奇径，并使中央与地方权力达到均衡；
2. 具有革命性的权利法案 ，影响深远21。更重要的是对权利——
3. 有强制力的司法保障制度。美国的违宪审查是成功的。对于各个宪政国家来说，都有巨大的影响与借鉴作用。
二．中国宪政建设之路对美国宪法的学习：
中国宪政建设理论上还是很薄弱的。对美国宪法思想与宪法制度的学习是必要的。特别是上文提到的美国宪法对外影响重大的几个方面。但是如何走这条学习之路呢？对“美国宪法域外影响”的学习，也许让我们学到一些具体的经验与教训。他国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宝贵财富。笔者认为，通过对于《宪政与权利》的学习，我们在宪政建设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1. 任何制度都需要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建立宪政必须先在国内培养能够支撑该制度的哲学观念。也就是说，我们目前首要的任务就是“如何和平、稳定的培养民众的宪政素质”22 。
2. 不可机械的照搬照用。对于任何一国的宪政文化、建设经验要做提精去糟。把我们需要的、能够融人我们法律体系中的提取出来，为我所用。
3. 对宪法思想、宪法制度的学习不可流于肤浅。只有深刻体会宪政制度的精髓，方能促进我国宪政的成功。
4. 要认识到美国宪法思想移植的有限可能性，不要曲解和夸大美国宪法思想的影响。
5. 要用不断发展的眼光来学习。不能停留在民国宪法的文本上。关注现实中各国的宪法思想与宪政制度很重要。
最后，笔者认为虽然说对美国这样宪政发达国家的宪法思维、宪政制度学习很是必要，但对
于我国宪政建设来说，仅仅借鉴他们的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宪政建设不能够离开中国传统文
化的学习与剖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博大精深，自成体系。只有能够与我国传统文
化相交融的宪政才是能够起实效的中国宪政。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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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本文是关于《宪政与权利———美国宪法之域外影响》的读书心得。该书由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中文版由郑戈、赵晓力、强世功根据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0版翻译，三联书店1997年出版。
2 . 南京财经大学法学系01级
3 .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P.732
4 . 张友渔：《宪政论丛》（上），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P.100
5 . 毛寿龙：《宪政之路：从尊重宪法开始》载自《南方周末》2003年3月13日，A1版
6 . 刘军宁：《宪政之路：从尊重宪法开始》载自《南方周末》2003年3月13日，A2版
7 . 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郑戈、赵晓力、强世功译，《宪政与权利》，三联书店1997年版，P.1
8 . 同7，P.3
9 . 段元：《中国宪政改革的理性之声》载自《领导文萃》，2003年第4期，P.17
10 . 这些问题还属于我国宪法学研究的动向。具体可以参见韩大元：《中国宪法（学）的动态与课题》载自《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P.3
11 . 同7， P28
12 . Gustave Zagrebelsky:《Annuaire International de Justice Constitutionelle》,Economica et Presses Universitaires L’Air-Marseille,1987版转载自《宪政与权利》：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郑戈、赵晓力、强世功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P.49
13 . 参见韩大元：《中国宪法（学）的动态与课题》载自《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P.5
14 . 同7， P.4
15 . 同7，P.130
16 . 同7，P.153
17 . 崔之元，《财产权与宪法》载自《读书》，2003年第4期，P.23
18 . 同7，P.224
19 . 同7，P.539
20 . 同7，P.543
21 . 同7，P.585
宪政思想论文篇4
[关键词] 宪政 现代性 后现代性 有限政府 有效政府
一、引言
长期以来，现代性问题备受国际学术界关注。学者们普遍认为现代性的核心就是理性化的问题，从而将现代性定义为是“一个历史断代的术语，是指接踵中古世纪或封建制度而来的新纪元，涉及各种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以及文化的转型。现代性对立于传统社会，代表着革命、创新与动态。”[1](P468)然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理论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各种社会政治运动和反文化理念漫及整个西方。同时由于媒体、电脑以及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给人类带来了全新的时空体验，让人们更强烈地感觉到社会文化的矛盾，甚至是根本性的断裂。于是，有人认为现代性已经终结，我们迈入了后现代社会！所谓的后现代性就是指现代时代以后的一个历史时期社会所展现出来的特质。后现论标榜透视主义和相对主义，认为理论只能提供有关研究对象的部分的观点，而且所有对于世界的认知再现都受到历史和语言的限制。[2]显然后现代性主要是针对现代性的问题提出来的，是对现代性的解构与重建。
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学理论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问题。法的现代性质言之就是指法的理性化。而所谓法的理性化，是指现代法律所具有的公开性、普遍性、自治性、权威性、合理性、确定性、层次性、可诉性等特征。[3](P5-6)这种理性的法治给人类带来了无比的幸福与安全感，所以法学是社会科学现代性的“最后堡垒”。后现代性的某些主张和方法进入法学，动摇了人们曾经深信不疑的那些作为现代法学基石的理念。使得法学出现了“解构主义”或“视角主义”的转向，出现了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后现代法学的代表人物，出现了所谓的后现代法学学派。[4]宪政作为一种思潮或者制度安排，是否存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问题，学者们鲜有论及。本文认为与以往的任何一种思潮或制度架构相比，宪政的现代性是十分突出的，宪政的后现代性虽然并不明显，但已有人开始反思重构。事实上这种与时代并进的反思方法会使我们在制度建构时增强与社会的互动，增强对民众民主要求的回应。
二、宪政的现代性特征
宪政是近代以来处于主导地位的民主政治形态，由于宪政与自由、民主、法治以及人权等概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宪政常常被理解为是立宪政府或立宪政体。它的基本价值概而言之就是通过规约政府权力来维护和发展人的尊严和权利。一个政权不见得必须经过人民的同意，但它肯定会有一个“宪法”的依据，无论这个根据是名义的还是实际的。宪法世界性的普遍接受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即使徒有虚名的宪法也意味着“邪恶向美德表示的尊敬”。[5](P2)宪政的核心要义在于：在国家基本的政治制度领域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法律问题。即在承认人民主权和基本人权的基础上，以宪法和法治的形式规范政府的权力，通过法律上制度化的途径，使政治权力的实际运行有利于维护和促进人的尊严和权利的实现。“宪政制度即为法律主治或有限制的政府而异于专制统治者……现代宪政体制乃始于用法律技术与政治机关以控制目无法纪专制擅权的统治者。”[6](P385)由此宪政理念、宪政体制便获得了理性化、制度化的表征，这种现代性状一方面促进了宪政价值在社会中的真正实现，另一方面则引起了人类政治生活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变化，我们可称之为宪政的现代性特征：
首先，明确了国家的存续目的，也就是宪政的终极价值在于维护和发展人的尊严和权利。宪政的核心目标就是“保护身为政治人的政治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保护他们享有的真正的自治。宪法旨在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self），因为自我被视为首要的价值……”。[7](P14-15)所以，任何反映宪政精神的宪法都必须包括这样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对公民作为私人的权利的规定和保护，另一部分是对管理公共事务的政府如何行使权力所作的程序上的规定，表现为用列举的方式规定政府的权限。对权利的保护又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公民处理其私人事务的权利的保护，一部分是对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的保护。
一般认为，古希腊城邦政治是有籍可考的立宪政治之滥觞。亚里士多德将当时的法律分为两类：一为规定城邦机构组织及其权限之法律，亚氏称之为宪法；另一为根据前项法律以规定各项机构贯彻前项法律之手续并防止前项法律被侵犯的法律。由于他说：“宪法的意义与政府相同”。[8](P61)因此当时宪法的着眼点在于建立政府的组织构架，对现代宪法所体现的政治价值观与政治构造原则付之阙如。这种意义上的宪法只是一种赘物，一种政权或政治结构的同义词，不仅因为它没有强调人权，而且它也没有提及对权力行使加以限制的必要。[7](P5)至于古罗马共和国，虽有民主政治的历史，但个人仍然缺乏被承认为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当然宪政的现代性并不是完全与传统决裂，中世纪的许多思想至少给了现代宪政不少的启蒙：自然法思想在中世纪的弘扬奠定了国家权力必须受到更高法制约的观念；基督教关于个人尊严的观念也有助于抵制任何形式的绝对主义。[9](P13-14)马克斯韦伯也认为，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分权制包含着宪政的因素。[10](P232)
其次，明确了有限政府的政治框架，即宪政在于限制政治权力，特别是政府权力。萨托利在追溯宪法产生的历史渊源后总结说：“制约的思想仍然是宪法的基石。”[11](P118)经典宪政理论一直将政府看作是一种必要的“恶”，认为“宪政是对政府的法律限制。”[12](P524)“宪法本身即是一种对权力不信任的行为：它为权威设定了限制。假如我们相信政府具有永远正确的禀赋且永远不会走极端，宪法便没有必要设定这些限制了。”[13](P117)基于此，对于一个政府，宪政所关心的不是它能做什么，而是它不能做什么。因此，有学者认为宪政制度是“政府和立法机关的权力由宪法界定和限制，宪法享有基本法的地位以及拥有通过不同形式的司法审查实施这些限制的权威。”[14](P286) “宪政意指法律化的政治秩序，即限制和钳制政治权力的公共规则和制度，宪政的出现是与约束国家及其官员相关。”[15]宪政必须要对政府的权力加以限制，对民选的立法机关也不例外，它要求建立一个负责的、有限的政府，反对专横的威权和绝对的统治。
宪政对政府权力的控制可分为三个层面，包括以法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及权力相互制衡。以法制权就是树立和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对政府权力实行规范控制。权利制约权力前面已经提及。权力相互制衡也即分权制衡，包括横向度的立法、行政、司法权等不同系列权力的合理配置和相互制衡，也包括纵向度的中央与地方等不同层次的权力的合理配置和相互制衡。
第三，明确了宪法至上的理念，这种理念的实现要依靠一种“宪政装置”来践行。宪法至上理念的关键在于首先制定一部合乎正义的宪法，然后要切实保障宪法作为根本规范的最高效力、对国家各种活动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和监督。正是基于这个目的，以司法审查制度为主的宪法监督制度成为落实宪政精神、推动社会变革与法治发展的主要驱动和矫正装置。国外学者将其称为宪政装置（a constitutional device）。[17]从世界法治各国的实践来看，诉讼的机能很好回应了上述需求，从而也使得司法审查制成为了保障宪政价值的最佳装置。哈耶克认为宪政内在地包含着“相应的制度安排，即以类似于适用其他法律的方式适用这些制约性措施——例如通过法院的方式”。“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并不是美国人的发明，而是一种如宪法性法律本身一样历史悠久的安排。这即是说，没有司法审查，宪政就根本不可能实现。对于这样一种观点，人们并不会感到惊讶。相反，从导致设计成文宪法的运动的性质来看，如果有人对法院拥有宣布法律违宪（unconstitutional）的权力的必要性加以质疑，倒是一定会令人大惑不解。……司法审查乃是一部宪法中必要的且不证自明的部分。”[18](P235)
司法审查目前有两种典型模式，一种是美国模式，违宪审查存在于整个司法体系。法院的审查，只能得到原则上只对本案有效的判决。另一种是欧洲模式，宪法问题由专门为此而设的法院裁决，并且该法院对宪法诉讼享有垄断性的管辖权。[19](P31)在理论上，司法审查权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但实践中，司法审查制早已成为宪政制度的基石，是判断一个国家有无宪政的重要标志。美国当代宪法学家路易斯亨金指出：“随着时间的流逝，司法审查成了宪政制度的一项既定特征”。[20](P115)司法审查事实上已经成为“宪法机器中绝对必要的部件，抽掉这个特制的螺栓，这部机器就化为碎片”[21](P41)
三、新宪政论：宪政的后现代性解构？
在西方，后现代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的新思潮，是作为“统一”和“整体”之根源的理性和它的主体“被粉碎的时代”。[22](P10-11)后现代代表了一种现代之后的精神状态，是对以知识至上为主要特征的后工业社会的精神回应。后现代思潮在基本倾向上持一种与理性决裂的态度，这势必与现代法治理念相对立。但是尽管如此，后现代的这种反思和重构显然并非是“空中楼阁”，而是基于对现代的传承之上的，法学理论、宪政制度更是如此。这一点恰如台湾学者高宣扬所说的：“不管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赋予‘现代性’什么样的内容和意含，他们都以批判现代性为己任。……‘后现代’孕育于‘现代性’内部，而又不断地进行自我超越。”[23](P109)
后现代性是针对社会的变迁而进行的视角转换。对于法制，学者们也试图根据社会变迁的需求来修正以往的法治理念。诺尼特和塞尔兹尼克主张建立回应性法（responsive law），图伯纳主张建立反应性法（reflective law），显然，这些提法要比德里达提出的“解构就是正义”或者福柯宣布的规训权力代替司法权力的命题要温和得多，前者更注重反思，更注重批判地进行理性重建，甚至用其他方式来弥补理性重建的不足。“新宪政论”正是以这样的方式来为人类设计美好生活的，它的基本观点就是宪政制度应当超越对专横地行使政治权力加以限制的主张，应当并且能够通过人们的设计，实现经济效率、民主管理以及其他有益的政治目标。“它的基础不应只是对限制政治权力行使这一传统所给予的关注。”“反对那种认为宪政的目标仅仅在于通过限制政府的作用和权力来保护个人自由的观点。”“宪政设计要求不仅要考虑国家，而且要考虑经济和社会。”[16](PP26-27，7，33)新宪政论者将宪政关怀大胆地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要求政治权力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福利。从这些观点来看，新宪政论确实与经典的宪政理念是有区别的。当然，目前并无学者将这一理论类型化为“后现代主义”的宪政观，其也并没有呈现出后现代那种大胆的解构或去合法化的运作原则，但这一理论与后现代主义者希望后现代法律制度“将成为一种有益教化的知识，通过拓宽和深化我们的法律视野，它将为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根本民主化作出贡献”[24](P188)的愿望不谋而合，所以笔者认为新宪政论在一定程度一定状态下体现出了宪政的“后现代性”来。因为后现代性实际上是用一种新的话语系统对迄今为止已经文本化了的西方文明理论的一种再审视、再思考、再建构，在这些新的话语系统中，有纯粹的解构者，也有较为保守的反思者，新宪政论的提出或许是基于后者的。新宪政论在继承经典宪政论的基础之上，也呈现出如下特征来：
首先，基于对理性重建的批评，新宪政论十分重视公民的作用。作为新宪政论的主要倡导者，斯蒂芬L埃尔金和卡罗尔爱德华索乌坦极力主张“应将大部分政治和社会理论的主要关注及其对于揭示我们集体生活的潜在现实的关注，转变到一个建设性的重点上——从设计者的观点进行分析。”[16](P1)设计者是谁呢？从其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应该是公民，因为索乌坦说“负责地行使权力也是公民的任务。”“必须从设计者的观点出发建立一种较广泛的社会科学来补充理性重建的不足。” [16](P12)这一视角的转换说明了公民不仅要关注自身人权得以保障，而且他们也渐渐开始关注并参与权力的有效运用问题，“他们也试图改进制度。改进的取得部分地来自使制度进一步摆脱操纵，部分地来自对制度中隐含的理想作更全面的阐述。” [16](P7，21)在新宪政论的框架下，公民不再是消极的防御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在这一点上，新宪政论者无疑吸收了后现代法律的主体观念，认为政治、法律不应只是少数人的专利而应成为真正大众的实践活动，公民要广泛地参与到国家的政治活动当中，以实现主体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其次，新宪政论的理论基础源于社会控制要素理论和多元民主思想。在多元民主思想家中，林德布洛姆的社会控制要素理论和达尔的多元民主理论对新宪政论者产生了重要影响。[16](P31)在林德布洛姆看来，政治生活的基本问题是人民大众的福利取决于由握有政治权力的少数领导人作出的决策，但是这些政治家们考虑的仅是范围有限的选择。因此他认为市场和企业也是制约权力的重要要素。达尔认为以往的民主并非人民的统治而是社会精英的统治，他的多元民主理论主张对政治权力实施真正有效的控制应是市场和社会，宪政设计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对待利益集团、自治组织以及社会多元化的状况。宪政制度的设计不仅要考虑政治权力领域，更要考虑经济和社会领域。这种思路的转变是当今世界中市场和社会发生变化要求对宪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的必然结果。此外新宪政论的某些理论还受益于“福利国家”的思想。对于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人们已经无须再行争论，统一的结论就是以往宪政下的那种消极政府的作用已无法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这一结论与“福利国家”的某些理念大致吻合，但新宪政论者并没有盲从，在他们看来，福利国家之所以会在以往运作中出现合法性危机，是由于它们涉入市场领域和社会领域中的那部分权力没有受到宪政的约束，要克服这一危机，应当将这部分谋求社会福利的权力限制在宪政制度框架的约束之内。
第三，与经典宪政论相比，新宪政论不仅仅强调对权力的规约，更试图构建一个受约束的有效政府。经典宪政理论家们大都着意于设计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它提供一个使公民们在其中管理自身事务的框架。社会问题大都通过私人之间的互动来解决，法律和市场使这种互动成为可能。社会福利的增进是通过私人的努力而不是通过政府的行动来实现的。” [16](P39)然而，这种状况显然无法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民主的政府现在不仅要维护正义，这是私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基础，而且要制定政策，干预经济。所以“新宪政论不否认在宪政制度中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是件好事，但它需要表明民主政府怎样能够既是受到制约的又是能动进取的——也就是说，既能积极促进社会福利，与此同时，又不陷入仅仅在其组织得最好的公民之间分配利益的专制之中。”新宪政论是主张规约政治权力的，但又超越了这一原则，“宪政政体必须不止是限制权力的政体，它还必须能有效地利用这些权力，制定政策，提高公民的福利。” [16](P156)这样积极的有效政府对宪政的制约能力当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故而林德布洛姆主张，把限制政治权力作为控制过程的分析而加以重新阐述；宪政设计的一般问题就是构造一些手段，通过这些手段，领导人能够彼此制约，下属能够制约上级，追随着能够制约领导者。索乌坦则认为，新宪政论的制约特点应是“它要求在实质、程序的和形式的考虑之间求得平衡。在程序方面，我们需要有效的民主和有效的市场，二者都是公众监督的工具。在形式方面，我们需要对国家的制度和功能加以更广泛的法典化。” [16](P109)
与经典宪政理论相比，新宪政论可能略显“单薄”，称其是对宪政现代性的解构也显得有些勉强。但笔者认为这种宪政理论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它反映了一种与时代并进的政治理念，体现了学者们在批判地继承宪政现代性的基础上，建构宪政后现代性全新图景时所拥有的一种令人钦佩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作为一种类型化的解释框架，新宪政论也便于我们进行理论建构与实践运作。马克斯韦伯在论述他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时指出：“这种思想图像将历史活动的某些关系和事件联结到一个自身无矛盾的世界上，而这个世界是由设想出来的各种联络组成的，这种构想在内容上包含着乌托邦的特征，这种乌托邦是通过在思想中强化实在中的某些因素而获得的。……我们能够根据理想类型、根据实际情况来说明这种关系的特征，使它易于理解。”[25](129)通过这些理想类型，联系我们的宪政实践，或许会让宪政的建构变得顺利一些。
四、余论
以上我们分析了宪政的现代性及作为理论探讨的宪政的后现代性问题，总的来讲，宪政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并非彻底对立，二者对于人权的保护和个人价值的尊重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后现代性更为突出对全体公民特别是那些弱势群体的保护。之所以要探讨宪政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一方面在于说明宪政的建构是有阶段性的，实践中我们要注意“路径依赖”问题；另一方面，在于认识每个阶段的差异，以便建构更具有针对性。此外，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宪政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主要差别在于政府是有限的还是有效的。经典宪政理论认为宪政就是“有限政府”，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宪政观。而有效政府的提出则是在为政府干预市场和社会，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福利烘托气氛。显然，从有限政府到有效政府完全是西方式的语境和发展路径，中国的状况并非如此。我们目前正在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过度，向限制权力、保障人权过度。但有效政府的模式也在影响着中国，中国宪政在建构现代性特征时必须关注这一问题。
总之，宪政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给中国人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只要借鉴得当，行动及时，将最终有助于中国在实现宪政时作出正确的制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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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思想论文篇5
关键词 ：清末新政 保守主义 立宪运动
1905年至1911年的清末筹备立宪过程中，清末立宪派与立宪缓行派之间一直存在着相当激烈的思想论争。清末立宪运动中的缓行派的思想观点，在中国近代保守主义思潮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所涉及到的立宪缓行派，主要是一些对预备立宪思潮持批评质疑态度的官绅人士。从后发展国家早期现代化这一特定视角来看，立宪缓行派的思想远非“文化守旧，思想落伍”一语可以概括。他们认为，由于中西文化、社会和历史条件与环境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简单地仿效西洋，将会对中国的变革，对现体制下的秩序稳定与社会整合带来严重的不利后果，因而他们主张推迟预备立宪，在新政的现阶段，主张以加强开明主义的君权，发展实业，开展新政为目的（1）。他们并不否认西方文明在许多方面的优点，并在原则上也认为，西洋的立体的文明程度确实优于中国现行的专制政体，他们甚至也并不反对中国未来走立宪之路。他们中的一些代表人物，例如于式枚、吴寿等人，有过数次出洋考察的丰富经历。他们对西方和日本的政治和社会情势的了解和认识程度，与那些积极提倡立宪的人士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换言之，他们的观念和价值态度实际上已经相当现代化了。事实上，庚子事变以前那种极端守旧的顽固派，在清末新政时期已经被迅速边缘化了，而且此类顽固人士也很少在新人云集的报刊上去发表自己被人们视为不合潮流的观点。对立宪运动持批评态度，并在报章上发表文章阐述己见的，大多数是此类立宪缓行派。这些立宪缓行派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保守思潮的主力。
实际上，立宪缓行派与立宪派之间进行的思想论争，反映了后发展的传统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的两难矛盾与困难问题，研究这种思想论争，对于进一步认识制约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的内在矛盾和困难，对于更深入全面地思考后发展国家走向与民主所面临的文化、社会与经济矛盾无疑有着重要的历史启示。下文试图考察新政时期保守派对立宪思潮的批评言论，以此来展示中国保守主义思潮的一些基本思想内涵，并通过对近代保守主义的思想考察，来分析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一些问题。
一 清末立宪保守主义的开明专制论
立宪派认为，立宪在民众中所激发出来的政治热情以及对国家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乃是使中国摆脱危机的希望所寄。中国需要的是立治，而不是已经失效的专制政治。
而清末的立宪保守派人士则认为，从中国的现实条件来看，实行开明专制要比实行“华而不实”的立治更为合适。他们认为西洋的民主立宪，适合于西洋专制过甚的病症；中国面对的实际问题，对于实现富强而言，并不是“专制过甚”，而是国家权威不足，无法应对民族面临的各种内外危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千孔百疮的国家，分权化的立宪并不是对症良药。中国首先需要的是用一种振作的君权，来应对官僚体制的窳败、国防的脆弱和民间的困顿。
江西道监察御史刘汝骥可以作为主张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欧洲百年前，其君暴戾恣睢，残民以逞，其病盖中于专制，以立宪医之当也。”而中国的情况则是，“官骄吏窳，兵疲民困，百孔千疮。其病总由于君权之不振。何有于专，更何有于制？”既然中国与西方各自的“病脉”不同，“彼曰立宪，我亦张皇其说曰立宪，是犹医者不寻其脉理，不察其症结，见萎弱之病夫，施以猛烈之剂，奚其可？”（2）刘氏实际上指出在中国处于积贫积弱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加强“开明专制”型的权威政治，通过集中的国家权威的主导与监护，才能得以解决中国长期以来存在的“官骄吏窳”的问题，如果用分权制衡的立宪来解决中国的“骄、窳、疲、困”，则无疑是开错药方，南辕北辙。刘氏的结论是，“政无新旧，惟顺乎民情，学无中西，惟求诸实事。”（3）
其次，立宪缓行派还从中国国民的智识准备条件来说明，当下中国需要的是开明权威政治，而不是民主立宪。陆宗舆在1905年8月发表于《晋报》的“立宪私议”一文中认为，由于中国国民的智识程度离立宪太远，故主张现时期只宜推行开明专制。“使得一二圣君贤相，专制一二十年后，徐议以为幸。”在他看来，并非加速立宪就一定会导致富强，因为“西班牙之弱，埃及之衰，波兰之亡，皆有立宪之历史者也。”
他们还认为，世人所说的“日本明治维新是立宪改革”这一断言根本上是不能成立的。陆宗舆就指出，明治维新以前，庶民只知有幕府而不知有王室。而明治的中兴正是以德氏奉还政权开始的，此后，大小政令自天子出，从而使治内治外之法权有条而不紊，而议院、国会是迟至十年二十年以后才召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虽谓明治为专制之君可也。”正因为如此，他还认为，普鲁士与日本的立宪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立宪，而是“乘战胜之余威，实非通行之定制”。这位立宪保守派实际上相当准确地判识出，明治维新推行的是集权的“专制政治”，而决不是“民权政治”。因此，决不能把日本作为中国应实行分权立宪的例证。
二 社会危机条件下不适宜推行立治
立宪缓行派与立宪派之间的另一个根本分歧是，中国能否承受立宪所带来的消极后果。立宪派显然认为，在中国面临日益深重的外部危机的情况下，立宪可以争取人心和稳定人心，扩大社会各阶层的政治热情和对国家和现政权的效忠，从而形成君民一致的团结精神，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群策群力，才能摆脱民族危机，并使中国日臻富强之境。与此相反，立宪缓行派则认为，在当前的条件下实行分权立宪，不但不能使民众团结在君主与国家之下，反而会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出使德国考察大臣于式枚就是其中的具有广泛影响的代表人物。他特别以法国革命作为例子，来说明立宪对中国可能具有危险。他指出，“法国则当屡世苛虐之后，民困已深。欲以立宪救亡，而不知适促其乱。”（4）这是因为，危机的局势会使社会在如何解决危机的问题上，出现越来越尖锐的矛盾与冲突，立宪将反而使各种水火不相容的政治分歧表面化，这无疑是火上加油。他指出，“各国立宪，多由群下要求，求而不得则争，争而不已则乱。”“定于一则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有竞进之心。其名至为公平，其势最为危险。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5）于式枚认为，中国立宪改革可能造成的最大危险是，政府与国家的权威将因立宪条件下的民众的干预而失落。“自辛丑始昌言变法，自丙午遂定议立宪，其初心本于望治之切，其流弊乃渐失权限之分。横议者自谓国民，聚众者辄云团体。数年之中，内治外交用人行政皆有干预之想。来日方长，坚冰可惧。”（6）于式枚的这种判断，还基于他对中国民智和知识能力和教育程度的认识和由此产生的不信任。他认为，“教育未能普及即予国民以参政权，最为危险。”（7）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说，在清廷的权威已经日益削弱的情况下，立宪就导致政治参与的急剧膨胀，引发社会动荡与政治失控。这显然并不利于中国进步。
三 外来制度必须与本国风俗融为一体才能立足
一般主张速行立宪的人士都认为，由于中国开明的士大夫不乏其人，一旦推行立宪，不怕没有胜任的议员。然而，1907年1月，《时报》上一位立宪缓行论者却认为，中国士大夫根本上是否具有在立体中担当议员的政治能力，是大可怀疑的。他指出，虽然中国的士绅是翘然秀于大众之上的知识阶级，但长期伏于专制政体之下，没有干预时政的机会和条件，除科举利禄之外，没有其他志向，他们所精通的只是词章训诂之学，对于民生之利弊，国势之强弱，优胜劣败不可逃之公例，几乎一无所知，这种无政治的阅历和训练的人一旦付之以国家的重任，必然导致“偾蹶败事”的危险后果。由于士大夫没有真实的阅历，往往容易“激于情感，一往而不知所返，则其所持政论必有偏宕，而不得其中。适以偾事者有之。”因为之可贵在于“在下之人能接受其分与之政权而善用之。” （8）而中国的一般士民显然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这位论者还认为，大凡一种学说从外邦输入，“必经其国之有经验有学识者，熟察而同化之，使新理想与旧风俗有对病发药之效，而无?I格不入之忧，斯能应用之，而不至为害于社会。”“我国沈痼之疾，种之二千年，……使立宪之知识不先输入于国民之脑中而深喻其利弊之所在，我恐政体变而国民之心理犹未能与之相应而俱变，未得利而害先见而未可知也。”这位不署名的作者最早提到中国近代士绅是否有在立体下参与政治的能力的问题。他认为，一种外来的制度要在中国取得成效，还需要进行一番“同化”的过程。从而使新制度与旧风俗得以融为一体，才有可能。但这位作者仍然认为，建立各种研究的学会和组织，切实考察和了解西方的性质和特点就可以解决这种困难。
在阐述中国立宪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他们认为，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教政习俗，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他们反对完全抛弃已有的旧法，而主张在旧法与新法之间寻找结合点。于式枚还特别提及德国皇帝接见中国钦使孙宝琦等人时告诫中国人的话：“纷繁，须详细推求，且虑未必能合中国之用。选举法尤未易仿行。在中国因革损益，自有权衡，合者行之，不合者置之”（9）另一位立宪缓行派人士在论及中国的传统政教的作用时也指出，“我国家以专制之教行专制之政三千余年，教政相持，极为周密，其事非常识所能窥，若不统计全体如何，漫改其一二，以为文明之形象，……此如一大机器厂，其绪机彼此相维，以成所制成之一物，若有不知此学之人，漫然改其一二，而又强迫以行，非停止即炸裂而已。”（10）这位作者显然已经朴素地认识到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各自都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社会有机整体，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还认识到，这种社会有机整体内部各种政教因素的相互依存的周密性，是常人的知识难以认识清楚的。因此，简单地漫不经心地仿效一二种西方制度，将会导致如同停止机器运转甚或炸裂机器一样的严重后果。虽然作者并没有能进一步指出如何解决这种基本的难题。但他却与西方保守主义的经验论立场有相通之处。西方保守主义者正是从经验论哲学的立场，来批判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僭妄性的。在他们看来，旧法虽然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但它们毕竟是一国民俗进化的自然结果，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抛弃。然而，旧法中确实有着许多不合理的地方。如何解决这一个矛盾？他们认为，最为恰当的做法是，取旧法中合用者，使之为大众所通晓。
立宪缓行派还进一步论及，要使立宪在中国取得成功，也必须籍助于旧有的制度与权威形式对社会人心的约束作用。御史赵炳麟在1906年9月的一份奏折中认为，立宪势必扩大地方的权限，并裁撤中央对地方行使监督的台谏和监司。而在“郡县贪暴，民受其虐，今已甚矣”的情况下，“台谏之职罢，疾苦无由上闻，监司之官裁，冤抑又无从上诉，虽有高等裁判，然郡县离省城数千里，离京城数万里，铁轨不通，轮舟不到，……民虽欲赴京门而诉之，何从上达耶？是流弊必至虐民。”正因为如此，立宪的目的本在于尊君保民，而其推行的后果却变为陵君虐民，海外革命派必将利用这种情况“阴行其革命之术者。”（11）
赵炳麟提出的核心问题是，旧的专制政体下的约束机制由于改革而人为地予以取消，而立体下的约束机制又一时无从建立起来，其结果将会导致君权与民权均无法实现，立宪专制变为大臣专制。
实际上，赵氏已经涉及到新旧政治体制转变过程中出现的制度失范脱序问题。赵氏认为，要避免这种后果，一方面，应采取“使地方组织完密，逐渐组织下议院”的方式。通过这种逐渐培植地方自治组织的方式，来形成对郡县权力的约束能力。另一方面，应籍助于传统体制下原有的约束机制，作为预备立宪的基础。他把这种传统的“因名核实”的约束机制分为六个方面：通过“正纪纲”来驭大臣，信赏必罚，使大臣不敢为私，养成人民公德；通过“重法令”来“综核名实”，养成国人之守法心；通过“养廉耻”来培育“臣民高尚特立之志”和立宪国民的“笃实”“廉静”人格精神，以此来杜绝“泄沓”“苞苴”的习性；通过“抑幸进”“惩贪墨”、“设乡职”来约束官吏和国民的行为；只有在此基础上，立宪才可能正常的实行。（12）
四 中国必须培育立宪的“远因”与原动力
立宪缓行派之所以认为中国的立宪必须采取长期渐进的方式，其主要原因是中国与西方国家立宪的一个重要区别是缺乏立宪原动力。
光绪32年8月，即清廷预备立宪诏旨以后一个月，一位作者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论立宪预备之最要》的文章。提出一个颇值得注意的观点，即中国的立宪要求并没有西方历史上的立宪有远因作为自己的基础。这位作者认为，西方各国的立宪，均先有某种“主动于立宪之始者”作为立宪运动的原动力，这种原动力“磅薄郁积，蓄之数十年，而始立。”作者指出，西方的建立，实际上只不过是这种“数十年所造之因，结其果而己。”无论法、美、德、日，均是如此。而这种情况在英伦尤其典型。英伦的源于古老的习俗。千百年来，盎格鲁撒逊民族正是依靠这种习俗休养生息。在他们看来，立宪的动力是“因”，立宪只是基于这种“因”的“果”。此外，另外一位作者也以同样的方式指出，“夫立宪者一种方法之谓也。东西各大国之所以优胜者，先有优胜之程度，有优胜之精神，根本既立，而后采用立宪制度。是则立宪者不过达其目的之手段而已，见诸施行之方法而已。”（13）
立宪保守派认为，一个没有立宪的原动力或“远因”的国家，却把西方的立体，也即西方的“远因”所结成的“果”拿来作为实现国家“富强”的原因。这种“以果为因”对中国立体的建立和运行，将会产生人们意料之外的不利结果。他们认为，有原动力的立宪，由于国民政治能力已发展成熟，从而形成对的“正当之要求”，而中国的立宪运动没有社会内部经济上的原动力，中国人则是由于外界的刺激，而并非由于“民力之膨账”。换言之，中国立宪并不具有内部的动因。“是固震惊于之虚名，而非洞彻之精髓也”。（14）
如果一个国家并不具备某种特定的条件，而仅仅想当然地以“立宪”作为强国的方法，立宪就未必起到人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若云一用立宪之法，立成富强之国，吾未敢信。”
作者比谕说，这正如庖丁解牛，牛刀固然是解牛必须的工具，但以为只要有了牛刀，则牛就必能剖解一样，这完全是荒谬的。作者认为，“今纷纷言立宪为图强良法，其说未误，以为立宪而即可强国，而不求其所发能立宪之故，仅责之以立宪两字，则大误者也。”（15）
正是基于这种理由，这位作者特别强调立宪应有国民程度上的和议员资格上的种种准备。这篇文章认为，由于中国社会的窳败，民智的幼稚，中国国民与立宪各国国民的教育程度相距甚远，中国立宪的预备应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是普及教育以期养成国民资格。其次是先立地方议会以培育国民的政治经验。
缓行派一般都主张通过建立某种中介性的制度，如地方自治、发展教育、普及国民法律知识等等，来造就国民的新的风俗和习惯，发展国民的政治能力，以此“由卑达高”地构成的必要条件和实行的基础。而这些中介性制度要达到实质性地改变国民素质和知识水平，则是缓慢长期的，就决定了推行立治的渐进性。
缓行派特别强调地方自治对于培养国民议政与参政能力的重要性。例如陆宗舆认为，“由于中国国民之程度甚低，不能不讲施行之秩序，考德国当十八世纪初，其列邦皆先立省会，以开国会之先声，而地方自治制度者，尤为使民练习政事，与闻治道之法。”他以山东的绅董会和山西的乡社为例来说明中国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他指出，“凡一切地方之乡团保卫、小学教育、清查保甲、征兵准备以及道路水利卫生等政，无不可一任绅士办理，因地制宜，费省情熟，而事易举。”在这种地方自治通行的情况下，“乡政风行，民智大开，然后有立宪国国民资格而可与议，国家大政，此为之序也。”（16）
应该说，缓行派对于立宪原动力的认识，是一种相当具有思想深度的认识。立宪保守派认识到由于中国立宪原动力不足，这就影响到了立宪所需要的民智不足。他们不能想象，立宪可以在民智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获得成功。他们反对激进派那种观点，即民智可以而且只有通过的建立才能得到提高。认为那是“倒因为果”。
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意识到，教育与通晓若干法律知识，决非立宪的充分条件。事实上，西方制度所要求的民智具有远为广泛的内容。其中包括契约性的人际关系的长期浸淫下所形成的民主文化和价值共识。正因为温和派士绅缺乏这种对立宪条件的复杂性的认识，他们往往简单地认为只须普及教育，加上若干兴革措施，立宪的时机也就自然水到渠成。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一部分温和的立宪派人士与激进派相比，只是对立宪条件的简单化的理解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正是基于立宪条件生长的缓慢性，他们认为，只有渐进才能使立宪成功，于式枚从普鲁士与日本立宪的成功经验来说明这个道理，他指出，“查日本维新之初，最先整理行政与司法制度，其次整理地方行政制度，后八年乃设元老院及大审院。后十四年乃开设国会之敕谕。……越二十年而后颂行宪法。盖准备如此其精详，而宪行如此其迟迥”。他认为“以为立宪即可实行，并不审东洋之近事，冥行燥进，尤有害于治安”他批评立宪激进派对西方立宪的由来与实际不求甚解，“今之言事者，醉心西法，但知立宪为美名，以为惠而不费，又不劳而永逸者也，言之易而行之实难。此于西事或未深求，于近事固应目睹矣。”（17）
然而，于氏并不反对中国在适当的条件下实行立治。他对立宪的基本方针可以概括为“朝廷有一定之指归，齐万众之心志，”一方面，朝廷“固不可因群言淆乱遂有急就之思。亦不可因民气喧嚣，致有疑阻之意。但当预为筹备，循序渐进。”他认为，设京师议院，举办地方自治，广兴教育和储备人才均是实行立宪的先决条件，为了使立宪得以取得实效，“凡与相辅而行者，均当先事绸缪而不容迟缓也。”他认为，良好的做法一方面将“不使泥于守旧者有变夏之疑，”另一方面，又不会使“急于趋新者有蔑古之虑”（18）
五，立宪保守派的基本思想：启蒙专制主义
大体上，我们可以根据前文对立宪保守派思想的综述，把他们的基本思想概括如下。
首先，他们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千孔百疮的国家，需要的是用一种振作的开明君权来应对官僚体制的窳败、国防的脆弱和民间的困顿。中国面对的问题与西方当年实行立宪时所面临的问题根本上的不同的。中国只有在未来时机成熟时才可能走立宪的道路。其次，由于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交织的危机时期，立宪将反而使各种水火不相容的政治分歧表面化，会导致国家的分崩离析，而政府与国家的权威将因立宪条件下的民众的政治参与迅速扩张而急剧流失。中国则可能在没有权威驾驭的情况下变得群龙无首。第三，他们认为，长期伏于专制政体之下的知识分子与民众，在政治阅历、知识文化修养与训练方面，无法承负立宪国家的重任，必然导致“偾蹶败事”的危险后果。而立宪体制的超前建立，可能在使中国民众与知识分子在善用这一体制之前，就会“未见其利而先见其害。”
他们认为，立宪派为仿效日本而立宪，往往出于对日本政体的实质的根本误解，日本立宪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特殊的开明专制，而决非真正意义上的立治。
他们认为，将来中国实行立宪，必须与本国的风俗政教相结合，采取长期缓进的方式。这是因为，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教政习俗，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简单地漫不经心地仿效一二种西方制度，将会导致新旧制度与文化之间的契合困难。他们反对完全抛弃已有的旧法，而主张在旧法与新法之间寻找结合点，并认为这种本国的风俗不但是一个国家立宪成功的基础，而且也是社会进化之基础。不过，他们往往过于牵强附会地把国粹与西方混为一谈。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文化守旧派在观念上往往有共通之处，其结果也削弱了他们思想的影响力。
立宪缓行派的保守思想与政治主张，与日本明治维新初期的“启蒙绝对主义”，或“启蒙专制主义”十分近似。这里指的启蒙专制主义，是日本实行立宪之前的一个先行阶段。启蒙专制主义是日本学者信夫清三郎在《日本政治史》中用来表述明治维新初期的政治体制时所使用的概念。(19)它曾出现于普鲁士、俄罗斯等东欧后进国家的政治舞台上。即通过开明的专制君主自上而下地对社会各阶层进行现代性的启蒙，在保障经济上的自由的同时，根绝政治上的自由，主张高度的中央集权化，回避市民革命，并在旧体制范围内，逐步走上资本主义化的道路。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俄国的彼得大帝，均可视为这种主义的现代化模式的代表人物。这种主张并不排斥在他们认为条件成熟时实行。
实际上，立宪保守派主要代表人物于式枚就在其文章中引用了日本政治思想家加藤弘之所阐发的启蒙专制论思想，这位日本学人早在1870年所著的《真政大意》中明确地表达了日本式的启蒙专制论，他一方面认为，立体是理想的国家统治方式，另一方面，又认为，在文明开化还不发达的国家，要求一举实行立体，乃是危险的书生之见。他主张，在这种国家，宜先采取专制政体，臣民之权利亦须予以限制。这是因为，“若骤变政体，赐臣民以十分自由之权利，反将大害于治安，故决不做此迂阔之事。唯以逐渐启迪人民知识，渐变政体宪法为其方策。”（20）人们可以发现，立宪缓行派的思想与这位日本近代政治思想家的看法基本上一脉相承。
历史后来表明，立宪缓行派并不能在社会上取得支持，他们在立宪思潮日益强大的情况下日益被边缘化，此后再也没有力量在社会上进一步发挥其影响。正如清末新政的历史所显示的，激进的立宪派在立宪决定论的逻辑的支配下，三次速开国会请愿运动，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向当政者的冲击，并形成越来越大的势头。是历史行动，而不是思想论辩，决定了历史的实际结果。
结论：作为现代化思潮的保守主义
如果说，西方保守主义是站在经验主义哲学的立场上，并以对建构理性主义（Constructive Rationalism）的社会工程构想所作的批判，作为自己立论基础的，那么，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保守主义，则主要是对近代改革中的激进主义的反向思想运动，这种思想主义对西式的制度植入中国的有效性与可行性，怀有一种审慎的怀疑主义态度。清末新政时期的立宪缓行论思潮，是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保守主义思潮的重要体现。实际上，人们在这一思潮中，可以发现五四以后文化保守主义的一些共同的思想因子。它在改革思路与发展选择上，虽然不同于立宪思潮，但就其具有现代化导向而言，它也属于中国现代化思想的组成部分之一。
从理论上看，立宪缓行派提出的论据并非没有根据。然而，历史并没有选择立宪缓行派，立宪缓行派主张的“开明专制主义”在当时中国已经对广大的政治精英与士绅知识精英失去吸引力。实际上，庚子事变以后，清政权已经进入深重的权威危机阶段，这个政权已经失去了转向开明专制的适宜时机。同时，民族危机的克服，需要更为广泛的社会动员，立宪运动形成的政治动员，在振作社会公众的精神方面，确实却起到其他政治选择难以取代的作用。然而，另一方面，正如保守派们所揭示的，西式立宪所需要的条件，在中国是如此缺乏，从而使立宪这种人们以为可以动员社会大众来克服危机的功能，却由于立宪的负效应而抵消。事实上，筹备立宪的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政治参与引发的爆炸效应，如洪水般无法阻挡。
清末现代化过程就面临着这样一种深刻的两难困境：要通过集权的开明专制来实现现代化所必须的政治整合，则清政权已经陷入合法性危机；要通过加快立宪来扩大政治参与，则由于立宪所必需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缺乏，而导致政治整合的严重困难。这种两难矛盾是清末新政失败的最重要原因，也是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中共同面临的难题。
清末立宪运动是在1904年日俄战争以后出现的，在立宪运动出现正好一百年的今天，重新审视立宪缓行论的思想，可以获得一些新的启示，本文所考察的立宪缓行派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采取立治所需要的条件的思考，对于西式立宪思潮的朴素批判，对于中西文化的差异的重视与强调，恰恰是长期以来中国知识人所忽视了的，近代保守主义思想对激进论的批判，仍然可以作为一种思想遗产，对人们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Constitution）在西方的原意，是对政府的权力范围的限制，但这个译语到了中国，则演变为实现“君民共主，上下相通”的制度工具。后来人们正是沿着这一思维逻辑来重构中国政治的。可以这么认为，一九零五年发起的立宪运动，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思想文化上的“译语世界”的开端。清末的“筹备立宪”是“政治译语”对现实产生影响的起点。固然，这种“文化误读”所激发的不寻常的政治激情，是改造旧世界的“荷尔蒙”，然而，另一方面，中国人不自觉地生活于自己制造的“译语世界”中，并根据自己对“译语”的误读，来改造自己的生活世界，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对立宪之争的剖析，为追溯这种“译语世界”的起源，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分析。立宪缓行派的思想言论，可以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朴素的“反译语”的批评观的体现。这一思潮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或许具有更为新鲜的意义。
注 释
（1）例如军机大臣孙家鼐、考察大臣于式枚、御史赵炳麟、王步瀛等人,均坚持这种主张。于式枚可以说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曾公开表示，中国的立宪应在二十年以后才可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种态度使他在占主流地位的激进的立宪呼声日益高涨的当时，显得极为另类，以致成为全国占主流地位的立宪派士绅的众矢之的。
（2）“刘汝骥奏请张君权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资料》上册，107页，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3）同上.
（4）“于式枚奏立宪必先正名不须求之外国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资料》上册，3 36页。
（5）同上。
（6）同上。
（7）同上。
（8）《东方杂志》，丙午年，第二期，27页。
（9）《于式枚奏立宪不可躁进不可预立年限疏》，《清末筹备立宪档案资料》，上册，305页。
（10）《东方杂志》，第六期，117页。
（11）“赵炳麟奏立宪有大臣陵君之弊折”，《清末筹备立宪档案资料》上册，123页。
（12）同上。
（13）“国会预备议”，《东方杂志》，丁未年，第二期，59页。
（14）《论立宪当有预备》，《东方杂志》，乙巳年，第二期，45页。
（15）同上。
（16）陆宗舆：“立宪私议”，《东方杂志》，乙巳年，第十期，169页。
（17）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九三，“五”，11482页，商务印书馆版
（18）《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三九三，“五”，11482页。商务印书馆出版。
（19）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二卷，第四章，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出版。
宪政思想论文篇6
【关键词】实事求是四项基本原则三个代表宪法观
新中国建国以来至今共制定过四部宪法，即54、75、78和82年宪法，对宪法进行了五次大的修订（1979、1980、1988、1993及1999年修订）。同时，在建国初期至54宪法颁布前，还存在着一个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共同纲领》。这些宪法和宪法性质的文件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时期指导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为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长期稳定、繁荣和健康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纵观建国以来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的几次宪法的制定和修改无不是在党的三代领导核心的宪法思想指导下进行完成的，54年宪法是由同志亲自主持制定的，它是同志宪法观的忠实反映；82年宪法是邓小平同志在拨乱反正的大势所趋下制定的治国安邦之法，它是邓小平同志宪法观的全面体现；93年与99年宪法的两次修订主要是******同志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的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特别是99年宪法的修正案则是******同志宪法观的真实写照。
从我国宪法制定的过程以及我国三代党领导核心的宪法观的体现上，我们不难发现“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对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深入结合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殊国情的产物，它为解决我国在改革发展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做出了更全面、更深刻、更透彻的阐述。因此，笔者建议“三个代表”这一重要思想应当作为宪法的总的指导思想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同在我国宪法、建设中居于指导性地位。
一、同志的宪法观
同志在砸碎旧法统到建立我国第一部54年宪法的立宪道路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本人的宪法思想观真实的体现在54年的宪法里面。同志曾指出：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同志正是从这一根本****的思想观入手创立了我国立宪的基本原理和制宪的重要经验，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基本立宪指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的工作方法。①
实事求是是同志宪法观的核心。54年宪法制定时，同志就明确的指出“现在能实行的我们就写，不能实现的就不写。”②根据这一立宪的基本指导原则，54年宪法结合我国当时的国情合理科学适当的制定了我国的基本国体、政体、国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等宪法性的内容。从而达到“宪法必须是真正有效的,如果宪法不能由法院强制执行,那么宪法除了空洞的词汇之外,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马歇尔语）
民主集中制是同志宪法观的灵魂。同志在总结1954年宪法时说:“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人心,是什么理由呢?我看理由之一,就是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
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这个宪法草案,结合了少数领导者的意见和八千多人的意见,公布以后,还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过去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③可见民主集中制不再单纯的作为党的组织原则，还把它确立为我国的基本政治组织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成为我国以后立宪道路的导航塔、引路灯。
总之，实事求是的立宪指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的工作方法是同志宪法观的忠实反映和集中体现，它们都从本质上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的迫切要求，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现实体现，也是同志爱民、为民、重民的人生观和方法论的具体运用，其思想观和“三个代表”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观在本质具有是共同性和一致性，所以说，“三个代表”的入宪是对思想继承和发展。
二、邓小平同志的宪法观
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向多次向全党全国人民严肃指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纪党法，必须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立法与执法的局面。在答意大利记者的讲话中再次强调，只有加强法制建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像“”那样错误的发生。④邓小平同志一直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应当是齐头并进的，要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
法律化就必须要有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保证。因此，完善宪法和保证宪法权威是非常必要的。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邓小平同志宪法观的精髓。在我国宪法、建设的道路上邓小平同志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丰富了我国宪法的思想内涵，尤其是以四项基本原则最富有特色，并把它从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的意志，转化为宪法指导思想和宪法立法原则。现行宪法是这样表述四项基本原则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人民将继续在中国******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逐步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从立法上把四项基本原则确定为宪法的基本精神和指导思想，必将大大加强宪法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必将保证宪法在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加巨大的作用。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同志宪法观的根基。邓小平同志也多次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不快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的共同富裕。”⑤我们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为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邓小平同志解决我国在改革开放中所遇到的诸多难题的原则性、根本性的宪法观点。
总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邓小平同志宪法观的真实体现和全面总结。邓小平同志从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本质原理出发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重要性，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衡量社会主义的标准，这与“三个代表”中的“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思想在本质上是同根同源的，其根本目的是一致的，所以说，“三个代表”的入宪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更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迫切要求和时展的需要。
三、同志的宪法观
在以******同志为首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下坚强领导下，高举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大旗，坚持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的改革方向，坚决贯彻“在民”“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依法治国”的宪法原则，使宪法作为对人民的根本关怀由应然状态逐步转变到实然状态。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同志对我国宪法的建设和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之一。所谓“三个代表”是指：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
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不仅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并始终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建设和确立的本质要求。三个代表的思想体系与我国宪法所代表的根本利益是协调一致的。我们之所以坚持“三个代表”思想的入宪，一方面是对同志宪法观和邓小平同志宪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遵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治国兴邦的爱民思想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身就是与我国的宪法所维护的根本利益相吻合，⑥“三个代表”的入宪也是我国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母法的本身要求，是全国人民的期望所在和根本利益所在。
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是******同志对我国宪法的建设和发展作出的又一重要贡献。这一思想要求我们在不断发展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建设，注重发展先进的宪法文化，立足本国的国情兼容并蓄、与时俱进，使我们国家在法制建设的轨道上有徳治文化的正确引导和思想保障。以德治国思想的宪法化必将更有利于调整我们在改革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新问题、新事物；必将更有利于解决我国宪法所难以触及到的一些思想领域的困惑和疑难；必将更有利于完善和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
总之，坚持“三个代表”的宪法指导思想地位和以德治国的民主建设方向是******同志在我国宪法建设步入新世纪后对我国宪法的完善和发展做出的两大重要贡献。尤其是“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更是******同志宪法观的真实写照。其作为宪法指导思想的根本地位以被我国党的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潜移默化的运用到宪法的制定和修改之中，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顺应时代的要求，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愿望，满足宪法建设的本身要求，将“三个代表”的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在宪法的修改过程中加以确立。
四、“三个代表”入宪的可行性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为国家的指导学说载入宪法必将是国之所兴、民之所福、举世所盼。我们已经从我国三代党的领导核心的宪法观出发加以分析了“三个代表”入宪必要性与一致性。那么“三个代表”的入宪是否就意味着这四个字的入宪呢？
答案是否定的。正如******主席指出的“改期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蓬勃发展,是宪法得以充分实施和不断完善的根本原因。实践没有止境,宪法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要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要求,根据实践中取得的重要的新经验和新认识,及时依照法定程序对宪法的某些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正和补充,使宪法成为反映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的宪法。”⑦因此，我们所要求的“三个代表”的入宪是指三个代表所蕴涵的思想的入宪，而不是形式的入宪，是要求制定一部“反映时代要求、与时俱进的宪法”。“三个代表”的根本目的是使我国的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把这种思想拿来指导自己日常的学习、生活，从而真正把“三个代表”本身所蕴涵的深刻哲理体现出来，贯彻开来。因此，笔者建议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经宪法第12条修正案修正过的最后一句话进一步修改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思想指引下，全心全意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一步坚持人民民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具体分析，这里涉及到宪法序言两处修改的设想。第一处修改设想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之后,增加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深刻内涵，即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修改的目的，是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和人民群众心目里的指导地位。修改宪法序言这一部分的是因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列主义、思想、
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应当与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处于同等重要的宪法地位；并使“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像当年的邓小平理论一样，成为能够经受实践检验的真理；使之成为能够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从而长期主导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第二处修改设想是在宪法序言中增加“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直是我党我国人民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努力奋斗的，我们早就应当对这两点奋斗目标以宪法的形式加以明确。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也是我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早就应当确立的宪法目标。只有在宪法中对这“三种文明”法律地位给予明确才能更有利于这“三种文明”的实现；才能更好的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与公正。
总之，“三个代表”的入宪只有让其实质与精神入宪才是切实可行的；也才是“三个代表”本身内涵的体现；更是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而相反仅仅将“三个代表”的表面文字入宪这与其本身的思想就是相矛盾的，也就可能加大我们以后对限权宪法的限权成本，其做法是不可取的。⑧
综上所述，我国三代党领导核心以其自身所具有的合理科学的宪法观指导着我国宪法的一次次制定与修正的工作，三代党中央的领导集体都对我国宪法、的建设和完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从三代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核心的宪法观的核心和本质思想上，我们不难看出他们的忧国爱民，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的建国爱国思想，而这一思想与******同志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是同根同源同质的。因此，“三个代表”思想的入宪必将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正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的：对现行宪法修订的这五个"有利于"的目标那样“做到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利于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我们坚信“三个代表”的入宪必将使这一目标更好的实现。同时，我们对“三个代表”思想入宪的形式也提出了一家之言，但其根本目的是希望“三个代表”作为一个具有宪法性指导原则的思想可以尽快的被宪法性文件加以确立，并保持“三个代表”的本质内涵不被歪曲，从而使“三个代表”真正的成为全党、全民和全社会的思想支柱和理论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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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思想论文篇7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权威性与稳定性是其应有之义。宪法文本的频繁变迁必将有损于宪法的权威与实施，近代中国百年宪政历史便是明显的写照。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宪法变迁历史的深思。新形势下本次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以中央全会的形式专题讨论“依法治国”问题，着重强调“依宪治国”与“依宪执政”，开创了法治历史的新纪元。
一、本文“变迁”含义的界定
从语义角度分析，“变迁”是指情况、事物或环境随时间变换而发生的变化、转移。
“宪法变迁”最早出现于1960年，德国学者耶林令克在其专著《宪法的修改与宪法的变迁》中首次提出该词。耶认为宪法变迁是指宪法条文在形式上没有发生变化而继续保持其原来存在状态，在没有意图、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基于事态变化而发生的一种变更。国内学者韩大元认为“宪法变迁”是“指宪法条文本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宪法条款的实质发生变化并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秦前红认为“宪法变迁的含义一般可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其一是指世界各国宪法、某种类型宪法或者某个国家宪法产生、发展的经过;其二是指某国宪法修改的经过;其三是指宪法的自然变更或者说无形修改，具体来说是指宪法条文本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相比较而言，秦前红的理论既涉及宪法整体宏观更替发展，也涉及微观内涵变更;既有历史观角度的延续，也有具体适用技术的阐释。笔者依据秦的内涵界定，取其中前两项内容，界定本文的“宪法变迁”：指中国和法国历部宪法(包括相关宪法性文件、草案、修正案，公布实施与否不予考虑)更替、修改的历史沿革，即一种历史观的宪法演变考察，是宪法文本的有形改变，排除适用技术的考量。
二、中法宪法变迁历史过程概述
1.近代中国宪法变迁历史概述
1908年清政府颁布近代第一部成文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大纲首次将君权与公民权利纳入宪法规范的范围，可视为中国立宪之始。此后三年《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公布，但该信条并没有改变封建王朝的命运。
此后陆续颁布的宪法及宪法性文件有：1911年《临时政府组织大纲》1912年《临时约法》、1913年“天坛宪草”、1914年“袁记约法”、1916年宪草、1917年《军政府组织大纲》、1919年宪草、1923年 “贿选宪法”、1925年宪草、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训政纲领》、1931年《训政时期约法》、1936年 “五五宪草”、1946年国民党《中华民国宪法》和1948年《动员战乱时期临时条款》。自《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时41年。其间公布、起草的宪法性文本共15部，平均每三年左右便有一部宪法或宪法草案产生。但仅就形式而言，只有1923年贿选宪法和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短期生效。
新中国成立后，《共同纲领》充当“临时宪法”的角色。此后陆续颁布了54、75、78和82年宪法。其中，78年宪法曾于79、80年修改，1982年宪法曾于88、93、99和04年修改。49年至今，包括共同纲领在内，共颁布五部宪法，正式修正案六个;11次立宪、修宪行为，平均每六年一次。
2.法国宪法变迁历史概述
法国政权经历了两次波旁王朝复辟、两次帝国和五次共和国。宪法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变迁，印证了“法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宪法试验场”的预言。
1789年《人权宣言》揭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此后法国陆续颁布了1791年君主立宪制宪法、1793年雅各宾宪法、1795年共和国宪法、1799 年拿破仑宪法、1804 年第一帝国宪法、1814年波旁王朝宪法、1815《帝国宪法附加法》、1830年七月王朝宪法、1848 年第二共和国宪法、1852年第二帝国宪法、1870年宪法、1875年第三共和国宪法、1946年第四共和国宪法与1958年第五共和国宪法。
223年的历史，法国共产生了十四部宪法，大致平均十六年一次宪法更替。但不可忽视的是隐藏在这些宪法之后冗杂的宪法草案和修正案。单举一例，1958年宪法实施之后迄今为止一共经历了24次修改。可见，在频繁变迁方面，中国宪法与法国宪法存在一致性。
三、宪法频繁变迁背后的原因分析
首先，根本大法的性质决定了宪法的政治性，政治是影响宪法变迁的直接原因。
宪法的政治博弈性决定了其为政治斗争与革命的“兵家必争、首争之地”。宪法既是政治争斗所希望推翻的目标，也是用以维护政治利益的有效手段。政治争斗是导致宪法变迁直接之直接原因。无论是近代中国还是法国，频繁的争斗使得宪法根本没有形成或实施的外部条件。
迫切的外部政治压力或内部统治危机使得执政者不得不做出修宪的决定。外有列强入侵，内有革命动乱，内外交困使得清政府不得不“预备立宪”;《帝国宪法附加法》的产生同样是拿破仑应对内外的结果。
政党政治是影响现代宪法变迁的重要因素。政党政治是指由政党影响国家政权，并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一种政治类型，是资本主义国家实现政治统治、协调内部关系的方法和制度。“法国第四共和国宪法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的宪政体制……倒阁现象时常出现。在第四共和国存在的不到13年的时间里，法国的内阁就跟换了21次……责任内阁制不能适应法国的现实需要。于是第五共和国宪法应运而生。”虽然中国在历史上不曾出现过政党政治，但是北洋军阀时期的派系争斗却可以视为一种暴力形式的“政党政治”，1923年贿选宪法与1925年宪草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
其次，依据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经济是决定宪法变迁的根本原因。
经济的发展、新兴阶级的产生，必然要求改变固有格局，修宪不可避免。法国殖民扩张与工业革命的完成促使不同政见的资产阶级改变原有政治经济体制的要求增强，政权的更替与宪法的变迁为历史必然。清末至今，资本主义经济、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相继出现，经济发展的变迁促使宪法的变迁，《临时约法》、54宪法与现行宪法修正案便是最好的佐证。
市场经济是促使宪法变迁的现代因素。随着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市场经济作为谋求发展的主要手段越来越为国家和个人所认可。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自由、平等与竞争必然带来的是“日新月异”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更新，这就使得现实与稳定的宪法相冲突。93、99与04年宪法修正案无一不涉及市场经济的内容。市场经济的确立还要求政府政治职能与经济职能的分离，政治与经济的分离要求宪法明确其界限与范围。
第三，思想的启蒙与传播是宪法变迁的文化原因。
宪法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为打击封建势力而寻求舆论与思想支持。启蒙思想家们从古典自然法学获得灵感，积极地批判专制主义和宗教愚昧，宣传自由、平等和民主。马克思曾说，法国拿破仑法典不是起源于旧约全书，而是起源于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的思想。清末修宪时期西学东渐，尤其是戊戌维新时期康梁等维新派对西方思想的阐释，对知识精英产生了强烈的思想冲击。虽变法失败，但其思想直接影响宪法的诞生。
思想文化的变迁潜在地影响宪法的变迁。宪法必须与社会思想形成良性互动，否则滞后的宪法将失去实施的土壤。“人民主权”思想的根深蒂固与法兰西民族对宪法给予的无限厚望，这种二重思想矛盾性影响着宪法变迁使得法国宪政存在深刻的悖论：“它们既赋予宪法某种合法性，又以人民的名义对宪法构成威胁”。随着市场经济的思潮迅速传播并为为社会群体所接受，宪法的修改应运而生。
第四、宪法自身因素。
首先，宪法作为人为制定的规范，受起草制定者所处时代背景与思维方式的限制，极大程度上不可能做到完备。有限认识与无限事实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张力，一旦宪法适用与解释技术不发达，宪法的有形变迁难以避免。
其次，在制度建构中，权力制约功能的缺失与权力分配界限的模糊使得宪法成为没有强制约束力的笼子。制度建构是宪法的首先内容，也是宪法生命力之所在。违宪惩处规定的空白使宪法失去了应有的威慑力与制裁力。规范的存在以制裁为保障后盾，缺乏违宪制裁的宪法是失去爪牙的老虎，不仅不足以威慑权力的滥用，反而有可能为虎作伥。
四、历史教训与启示
宪法的频繁变迁留给我们深刻的历史教训。总结历史、以启后示，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其一，宪法作为规范存在的自身缺陷决定了宪法变迁的历史必然性，但变迁的必然性并不等同于变迁的频繁性。宪法的变迁必须依据严格程序，而非任意为之、非特权任意为之;宪法的变迁必须掌握好恰当时机，避免此后的再次修正;宪法的变迁必须与整体社会形势相适应，不可违背历史潮流、不可不考虑现实而凭空追求理论完善。
其二，在成文宪法国家中，宪政的实现以宪法的完善为前提。宪法内容的完善需要一个过程，但并非有需完善之处便着手修宪或另立新宪，宪法解释在宪法适用中必须发挥弥合作用。但现状却不容乐观。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宪法解释权，至于宪法解释是否存在仍存有争议，甚至承认的学者也认为宪法解释屈指可数。
其三，宪法根本大法的地位体现其“最高效力”，“最”代表着唯一，非多个并列群体中的一员或是屈于其他更高的意志之下。法国宪法频繁变更的原因之一是宪法之上还存在人民的意志，动辄以人民意志为由修改宪法，二者效力孰高孰低无法确定。尚福尔曾说“法国人重权而轻法”，此话同样适用于中国。
其四，宪法的存在不代表宪政的建立，宪法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思想的转变必须经过制度的实践才能获得民众的接受和认同。宪法频繁变迁的原因之一便是宪法毫无权威可言，违反与否没有本质差别，甚至违反者还可从中获利。“20 世纪中国宪法之所以缺乏实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司法保障，没有‘法律’效力必然没有实效……总之，由立法者自断其案的规定是违反起码的公正原则和人类理性的，不解决这个问题便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宪法。”相较而言，笔者相信宪法的切实实施是首先应当达成的共识。
宪政思想论文篇8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载入宪法，确立其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指导地位，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重视国家指导思想的规定和发展，是我国宪法的一个显著特色和优势。第一部临时宪法性文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制定的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成文宪法，鉴于当时条件，虽然仅只载入了“新民主主义”，但实际上已经内在地规定了新的国家指导思想。这是因为，如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是以“主义的宇宙观”亦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根本指导的，同旧民主主义有着原则区别。后来历次制宪和修宪，都明确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规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1999年3月，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根据党的十五大精神把邓小平理论载入宪法，实现了新时期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这次修宪，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载入宪法，继邓小平理论入宪后实现了国家指导思想的又一次重大发展，充分表明我们党和国家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载入宪法是时代的要求、历史发展的必然。自《党宣言》发表150多年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出现多样化趋势。面对国内外新形势，能否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两大课题，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我们党应对国内外新形势、新的机遇和挑战而提出的新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宪法地位，表明它既是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国家的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最新总结，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把它载入国家根本大法，必将有力地保证其贯彻实施。
当前，我国的改革发展稳定都处在关键时期，保持党的政策理论的连续性、稳定性极为重要。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艰巨繁重的任务，最根本的就是依宪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全局，摸索规律，凝聚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入宪，有利于从根本上保证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当代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这一主要矛盾，最根本的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入宪，以根本大法的形式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并为其实现提供了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