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效制度范文

时效制度篇1

取得时效最早见诸古罗马法，降至近代，这一制度率先为法国民法典所采纳，后来为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所承袭。可以说取得时效在欧陆国家是一个耳熟能详的法律制度，但在我国却一直是立法上的一项空白。近年来，尤其是从1995年以后，关于如何制定物权法或民法物权编成为我国社会一个焦点以后，物权法中的各项制度得到了更深入地研究。相应地，法学界对取得时效制度的各方面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并且对于取得时效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的必要性，我国学术界与实务界已经达成了共识， 一致认为我国应当建立自己的取得时效制度，并把它写进了两部物权法专家建议稿与民法典草案里面。 但是，学者们对如何设计取得时效这一制度，却存在很大的分歧，有些方面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主张，因而促使取得时效制度成为学者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一段时间以来争论不休。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设计这一制度，并使它符合中国的国情，则成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本文试从取得时效制度历史起源考察入手，通过各国或地区取得时效制度的对比，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寻求一个理性的取得时效制度的规范体系，以期对我国的民法立法有所裨益。

一、取得时效制度的历史起源及在各国或地区的生成或演变

一切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的过程，作为调整人类行为规范的法律制度也不例外。取得时效制度自产生之日起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为了弄清楚它的真实面目，使得我们不得不对它进行历史的考察和比较法的分析。运用历史考察的方法可以使我们弄清楚这一制度演变的历史过程，这一点正如列宁在讲到如何研究国家问题时所指出的“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地获得正确处理的本质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的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而“通过对各国法律的比较不仅能够加深对本国法律的理解，还能从中获得关于如何改进和发展本国法律的重要启迪”。

（一）。取得时效制度的历史起源

“私法中的一些基本原则，一些重要的理念、观念和概念，都可以从罗马法中找到它的蛛丝马迹，从而发现其发生与发展的渊源”。

应该说，取得时效制度是伴随着古罗马社会经济发展而出现并逐步走向成熟的。

（二）。在近代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生成

1.法国民法典

为了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法国民法学家突破经院法学家的观念束缚，将沉寂多年的取得时效制度写进了《法国民法典》。 基于对取得时效制度与消灭时效性质的认识，法国民法典承袭注释法学派所主张的所谓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具有共同本质的观念，将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视为时效制度的统一整体的两个组成部分，而共同规定于民法典独立的一章 其第2219条规定：“时效，系指在法律确定的条件下，经过一定的期间而取得财产所有权或自行免除义务的方法。”其中“取得财产所有权的方法”为取得时效，“免除义务的方法”为消灭时效。

2.德国民法典

与法国民法典不同，德国民法典继受罗马法，将取得时效规定于其“物权编”当中，作为所有权的一种取得方式。在其民法典中，取得时效分为动产取得时效、不动产登记取得时效与未登记不动产取得时效三大类。有关不动产登记取得时效，其第900条第一项第一目规定：“未取得土地的所有权而作为该土地的所有权人登记在土地登记簿时，如此项登记已经达到30年，而且此人取得对该土地的自主占有时，则此人取得土地的所有权。”延伸而言，即不动产的登记簿中登记为所有人的占有人，善意占有不动产经过一定期间，且该登记未被撤消时，将取得该不动产的所有权。

有关未登记不动产的取得时效，其民法典第927条规定，对他人的不动产经过30年和平、公开、连续的自主占有，占有人可以申请登记为所有权人，其成立要件首先要求占有人必须自主占有，即以自己所有的意思占有该不动产。其次要求此占有人必须公开、和平、持续占有。最后，占有人必须依公示催告程序除去他人的所有权，并申请登记为所有权人。

而对于动产的取得时效，德国民法典共安排了9个条文（937-945），该法第937条第一项规定：“自主占有动产经过10年者，取得其所有权。”在德国法上，动产取得时效有三个构成要件，首先，必须是善意占有，如取得人在取得占有时为非善意或在以后知悉所有权不属于所有者，不成立因时效而取得。其次，占有必须是自主占有，即占有人必须以所有的意思占有。最后，占有必须经过一定的期间，即法定的时效期间届满。

3.日本民法典

4.瑞士民法典

瑞士民法典继受德国民法典有关取得时效制度的规定，将取得时效规定于第四编“物权法”的“动产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里面，明定取得时效为动产所有权与土地所有权一种取得方法。但有一点差异就是瑞士民法典在动产所有权里面使用的术语为“占有时效”。

5.我国台湾地区“民法”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有关取得时效制度主要参酌德国、瑞士民法规定，把取得时效规定于“物权编”中，其主要包括动产所有权的取得时效、不动产所有权取得时效以及所有权以外的财产权的取得时效三种类型，有关动产所有权的取得时效，其“民法”第768条规定：“以所有的意思，5年间和平、公然占有他人动产者，取得其所有权。”其不以善意为要件，只要和平、公然占有他人动产经过5年，即可取得该动产所有权。而有关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时效，则根据占有人是否具有善意又区分长期时效（20年）与短期时效（10年），但客体仅限于未登记的不动产，对他人已经登记的不动产不存在依时效取得物权的可能，而且不承认不动产登记取得时效。

（三）取得时效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的演变

英美法由于受寺院法的强大的阻力，对于时效的态度，起初是嫌恶，后是勉强赞成，英美法上，有关取得时效主要有两项制度，一项是反向占有“（adverse possession） 它源于英格兰传统的封建法，指动产或不动产的敌意（hostility）占有人，以取得所有权为目的公开、自主、连续的占有他人的动产或不动产达到法定的期间，即可取得所占财产的所有权。适用于有体动产和不动产。它是《时限法令1980年》（limitation Act 1980）的核心内容。其二是时效占有（prescription），它首先发端于英国普通法，指的是无权利人通过使用他人的土地或其他不动产，从而取得附属性的地役权或用益权的制度，主要适用于附属性的地役权或用益权。两者的共同之处都是给长久的事实穿上权利的外衣。两者标的的结合与大陆法系的取得时效制度的调整范围大体相同。

4.取得时效制度在我国

立法上之所以拒绝规定取得时效制度，一方面是受前苏联立法的影响，认为无偿取得他人物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是不道德的，不劳而获，与社会主义国家所倡导的“物归原主”“拾金不昧”的道德观念相违背，不符合社会主义伦理，而且极可能导致鼓励那些行为不轨的人哄抢、私占公共财产的行为。另一方面，大部分学者认为，随着土地法的独立，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的普及、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广泛适用以及消灭时效的规定，使得取得时效失去了适用余地。 反对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观念也一度占据上风。

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法学上逐步摆脱前苏联法学的影响，越来越多学者主张建立取得时效制度， 甚至原来反对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学者转而要求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反映在立法上，就相继有两部物权法专家建议稿以及《民法典草案》对这一制度加以规定，但对如何设计这一制度以适合中国国情却存在争议。

二、取得时效存在的法理依据

取得时效制度目的在于使无权利人以行使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的意思公然和平地继续占有或使用他人的财产，经过法律规定的期间，从而依法取得他人财产所有权或其他权利。在特定情形下排除真正权利人的权利，使“事实胜于权利”，从而再一定程度上极大地动摇了“所有权神圣”的原则。由于这一点，取得时效成为“在一切法律中，现代人最不愿采用并使它产生合法化的原则”， 并备受现代法学家批评；在日本，川岛武宜先生认为“纵使非正当权利关系的事实继续存在，也不能破坏法律原则，加以既成事实而给予不法占有人所有权或相他权利-与近代强烈权利观念相矛盾”。在我国，有的学者认为它违背社会伦理，会鼓励人们哄抢、强占、盗窃公私财物。 但在立法实践上，除了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我国等少数国家立法上没有采纳取得时效制度外，这一制度在法典法系的国家或地区几乎得到了一致的承认，尽管在制度设计上有所差异。

如果说“存在就是合理的”，那么，取得时效制度存在的合理性究竟在何处？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思索其存在的法理依据。

取得时效制度虽然并非一个后生成的制度，但它移植到中国，我们就不得不思索它与中国法律体系这个“受体”是否具有可融性，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创造一个新的法律制度所须考虑的因素并无二致。因而笔者以为，在我国，讨论取得时效制度的存在法理依据，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应考察取得时效制度的制度功能，目的在于揭示在我国设立取得时效制度是为了实现哪一些法律价值，适应何种社会需求，具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应考察取得时效制度在现今法律体系中是否有存在的逻辑空间，即揭示在当代各项法律制度比较健全的情况下（如消灭时效、善意取得、物权公信原则），取得时效制度是否有存在的逻辑空间？

（一）。取得时效制度的制度功能

作为一个沿袭了两千多年的制度，取得时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显现出不同的制度功能。出现之初，古罗马原始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促使取得时效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解决财产所有权人与需要人之间的矛盾，鼓励人们使用他人闲置之物（如土地、奴隶、牲畜等），以使物尽其用。《十二铜表法》颁布以后，为了克服形式主义要式买卖制度的缺陷，取得时效具有了补救所有权取得方式缺陷的功能。至共和末年，商品经济有了新的发展，交易及迁徙频繁，取证问题变得突出起来，于是取得时效制度又发展为一种证明所有权的不可或缺的手段。发展到帝政后期，战乱频繁，取得时效又演变成一个尊重持续的事实状态，保护现有社会经济秩序，以利于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发展到近现代，随着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取得时效原有的一些功能已经从其身上褪去。但是，现代各国民法仍普遍地承认取得时效在维护交易安全、稳定经济秩序、维护公共利益、促进物尽其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详细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1.保护交易安全，稳定社会经济秩序

郑玉波先生曾将法的安全分为静的安全与动的安全，前者着眼于利益的享有，所以也称为“享有的安全”或“所有的安全”，此种安全主要由物权法保障，后者主要着眼于利益的取得，所以也称为“交易安全”，合同法为主要维护交易安全的法律。 为什么说作为主要调整财产的占有关系，保障静态安全的物权法， 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制度的取得时效的功能是保护交易安全呢？其理由在于无权利人以所有的意思公然、和平、继续地占有他人的所有物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人们常信其与真实的权利关系相符，从而在该物上建立各种法律关系，否定取得时效制度势必造成社会经济与法律秩序的混乱，违背法律旨在维持人类共同生活的和平秩序这一目的。 申言之，取得时效制度就是通过保护静的安全达到维护动的安全目的的，即通过对占有人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承认从而达到维护与占有人发生交易或其他关系的第三人的利益，以达到维护交易安全的目的。

另一方面，现代民法价值取向相比于近代民法价值取向发生了重大变化，由追求“安定性”到追求“妥当性”，由“形式主义”到“实质主义” .在现代，传统民法的三大原则受到修正，消极国家向积极国家转变，民法本位也逐步呈现出了社会化倾向。现代民法上的取得时效制度就隐含传统民法所欠缺妥当性的国家干涉主义的价值观。 在保护财产原始所有人利益与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考量上，取得时效制度选择了保护社会整体利益。也正是由于它选择了社会整体利益，稳定了社会经济秩序，所以，各国民法典无不加以采纳，即便在极力张扬“所有权神圣主义”的近代民法时代。

2.节约交易成本，减少资源浪费，促进物尽其用

按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观点：明确界定的产权能保护人们投资和创业的积极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模糊的产权制度是增加交易成本最基本的原因。取得时效制度通过赋予自主、和平、公然达一定期间的“占有人”以财产的所有权，从而消除原所有权与事实占有权相分离的状况，解决了模糊产权的问题。在很大意义上节约了当事人的交易成本，客观上也使整个社会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并诱使闲置资源得以重新配置与利用。而这一功能也正好符合科斯所主张的“权利应该让于那些最能够最具有生产性使用并激励他们这样使用的动力的人。而且要发现和维护这种权利分配，就应该通过法律的清楚规定，通过使权利让渡的法律要求不太繁重，而让权利让渡成本比较低”。

另一方面，取得时效制度也能减少资源浪费，促进物尽其用。众所周知，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都存在着一个无限人类需求与有限环境资源供应的矛盾。因而作为“社会关系调节器”的法律制度，其设计者在设计法律制度时都不可避免需要围绕解决这一矛盾进行，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有效办法就在于确立一个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内促使人们充分利用资源，尽量地减少浪费。取得时效制度通过赋予占有人以某种权利，从反面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该权利，从而有效地避免了资源的浪费，达到了促进物尽其用的目的。也可能正是这一功能的具备，使其能够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始终存在而不消灭，即便在狂热地坚持维护“所有权绝对”原则的早期资产阶级法典那里也寻觅到了“藏身之处”。

3.有利于降低司法成本与诉讼成本，及时解决纠纷

司法成本指的是国家在审判活动中投入的成本，即用于审判工作的法院的预算，而诉讼成本则是当事人参加诉讼所负担的费用。 某项财产因为占有的时间过长，一旦发生纠纷，将就权利的真实性造成证据方面的困难，也存在伪造证据的可能。如果要求当事人举证和法官查证，则往往在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后，也未必能够找到具有一定价值的证据，如果法律设立了取得时效，那么只要确定占有人的占有经过一定的时间，符合取得时效制度规定的要件，法院就可以据此确定权利的归属，不需要就权利的归属问题进行进一步地调查取证，从而有利于证据的收集与判断，降低国家司法成本和节约当事人由于进行诉讼活动而支出的诉讼成本（如当事人或其诉讼人因收集证据支出的一系列费用），并及时解决纠纷。

另外，在我国，取得时效还具有弥补立法缺陷的功能。因为根据我国现行《民法通则》的规定，我国采用单一的诉讼时效制度，这就导致了在现实生活中，如果发生非财产所有人公然、和平、占他他人的财产持续不断地达到法律规定的期间，财产的所有人只是丧失了胜诉权，即只丧失请求法院责令非财产所有人将占有的财产返还给他的权利，而并不丧失被他人占有的财产的所有权。与此同时，占有他人财产人只取得了抗辩权，而不能因此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其结果是该项财产长期处于所有权与所有权具体权能上分离的状态，从而发生民法理论上称为“虚有权”的现象，而占有人尽管得不到所有权，但却长期行使着所有权的各项权能，造成了一项立法上的空白。 取得时效制度刚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

（二）。取得时效得以存在的逻辑空间

取得时效制度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或者说为了公共利益而牺牲个人权利的制度，它滥觞于简单商品经济萌芽阶段，在那时各项制度比较粗陋，在当代各项制度比较健全的情况下，是否有存在的逻辑空间呢？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把它同紧密联系的制度作一番比较。

1.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

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两者同为时效制度，都是以一定的事实状态为前提，以一定期间的经过为要件，以发生权利变更为法律效果，而且在稳定经济秩序，作为证据之代用，促使权利人行使权利等方面存在诸多方面的共同点。那么，众多的共同点是否导致一旦规定了消灭时效就不用规定取得时效呢？如果同时规定了两者是否会导致法律体系的混乱？笔者以为两者在以下方面的差异，足以促使两者能够共同存在于一个法律体系中，具体而言。

（1）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在适用客体上存在差异

时效制度篇2

诉讼时效是指权利人在法定期间内不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保护其民事权利的制度。诉讼时效是为了催使权利人及时行使自己的民事权利,以避免民事法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因时间过长造成搜集证据的困难和影响法院的正确处理。我国法律中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是借鉴外国的法律而制定的。而在我国古代,法律上并没有这种规定。相反,我国民间历来有“父债子还”的说法。一个人的债权不但不会在自己在世时因时间推移而失效,而且还会延续到子子孙孙。由于传统习惯与制定法律之间这种巨大的差异,使许多没有系统学过法律的人根本不知道有这种法律规定,因此便经常出现因超过诉讼时效而莫名其妙地败诉的事例。

意思自治是民法中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其精髓在于赋予民事主体的自我选择权与自我决策权。依据这一原则,当事人有行使或不行使权利的自由,一旦当事人的事实行为或法律行为历经久远,已经为社会所信赖或成为其他事实的基础,则权利人再对过去的事实自由行使请求权,就难免会有害于以该事实状态为基础所确立的生活秩序及既成交易的安全。同时,年代久远会导致证据湮灭,当事人难以举证,法院也难以审理,即使在举证责任制度下法院可以作出判决,裁判结论也未必与事实相符。所以,学者普遍认为,基于公共利益考量,应当通过确立强制性的诉讼时效制度来部分地限制意思自治原则。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过于强调诉讼时效的法定性和强制性,甚至使法院代替当事人行使该权利,则会导致公权对私权的过分干预,进而破坏意思自治原则的根基。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一方面对诉讼时效制度的法定的强制特性给予了充分的体现,规定“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认可。”另一方面,该规定也充分体谅并尊重意思自治原则在民法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确认了是否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乃是义务人的权利,其可以自由处分,但没有赋予法院在此方面的释明权,从而对诉讼时效制度的法定性价值与意思自治原则的价值进行了平衡。

民事诉讼的价值体系除了包含实体公正的价值之外,亦包含程序公正的机制。而程序安定价值即为程序公正的重要表征之一。在程序运作的层面,程序安定价值的实现即意味着程序的有序性、终局性、不可逆性等。在诉讼的过程中,如果为了片面追求实体公正,或者片面允许当事人依凭其自由意志而任由诉讼程序反复进行,则势必会危及和破坏程序安定的价值。由于在诉讼时效制度中,对诉讼时效抗辩的提出有可能完全改变诉讼的终局结果,因此允许当事人提出时效抗辩的诉讼阶段将会对程序的安定性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将当事人提出时效抗辩的诉讼阶段限于一审,除非二审的时候有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过诉讼时效期间的,否则对于二审期间提出的诉讼时效抗辩法院不予支持。尤其是当事人若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也不予支持。就此条规定而言,程序安定以及程序公正成为了立法者优先的价值选择。

在债权人的请求权和债务人的抗辩权之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倾向于对前者进行优先保护。作为一项在两大法系国家均确立的法律制度,诉讼时效制度的存在必要性不容置疑,从其创设目的来看,诉讼时效制度是为了追求流转效率而不得已作出的制度选择,因此它在要求部分债权人为了公共利益让渡和牺牲其合法权利的同时,也是对债务人违反义务行为的法律措施。基于诉讼时效制度的价值基础中存在“恶”的一面,法律解释者就应当在解释的过程中将此一制度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向人们“善”的观念的方向不断引导,即应侧重于对债权人的权利保护,作有利于债权人的解释。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排除了“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请求权,兑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本息请求权,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等几种债权属于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定的债权请求权,从而对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进行了限缩解释;该规定第四条对义务人诉讼时效抗辩权的行使阶段进行了限定;规定在涉及到诉讼时效中断、中止等旨在保护权利人的制度时,如果既可以作有利于权利人的理解也可以作有利于义务人的理解时,在不违背基本法理的情况下,都作了有利于权利人的理解,同时对诉讼时效障碍事由的认定进行了合法的扩张解释。如《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了三种时效中断的法定事由,即提起诉讼、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七十三条和第一百七十四条对前述三种法定事由进行了扩张解释,在此基础之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对其再次予以了扩张,对“当事人一方提出要求”产生诉讼时效中断效力的情形作了规定。

时效制度篇3

关键词：劳动争议；仲裁时效；诉讼时效

一、我国关于劳动仲裁时效的立法沿革

1994年7月5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提出仲裁要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以法律的形式对我国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制度作出了明确的规定。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至此我国劳动争议仲裁时效确定为一年。

二、我国关于劳动争议时效相关规定和司法解释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法律未规定劳动争议诉讼时效，导致仲裁机构和人民法院在适用时效制度上出现混乱。

根据我国劳动法的规定，发生劳动争议实行劳动仲裁前置，只有先经过仲裁才能向人民法院提讼。民事诉讼和劳动仲裁在程序上相互独立，诉讼程序并不是仲裁程序的“二审”，并不对仲裁结果进行评判，因此劳动仲裁时效只能适用于仲裁程序中，不能适用于诉讼程序，诉讼时效和仲裁时效不能混淆。对此，有学者主张根据《民法通则》普通诉讼时效的规定，劳动争议诉讼时效应当是二年，也有人主张为了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劳动争议诉讼时效应为一年。

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对此也有不同的规定，例如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的指导意见（二）》第一条“对二倍工资中属于用人单位法定赔偿金的部分，劳动者申请仲裁的时效适用《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即从用人单位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违法行为结束之次日开始计算一年”，由此看出江苏高院将仲裁时效与诉讼时效概念混同，且未签订劳动合同双倍工资适用的时效期间与仲裁时效相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参考意见》第一条“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应当适用劳动法关于仲裁时效特别规定和民法诉讼时效之规定。对于劳动者追索两年内的劳动报酬和加班工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保护”，广州中院将二者概念加以区分，针对劳动报酬和加班工资的诉求适用了不同的时效期间。

2、仲裁机构和法院自设仲裁时效司法审查权，违背司法机构居中裁判的审判规则。

依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三十条“仲裁委员会对符合下列条件的仲裁申请应当予以受理，并在收到仲裁申请之日起五日内向申请人出具受理通知书：……（三）在申请仲裁的法定时效期间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对确已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法院对于劳动仲裁委以超过仲裁时效而不予受理的案件应主动审查是否超过仲裁时效。以上规章和司法解释构成了我国司法机构主动审查仲裁时效的法律依据，但该规定与我国现行的法律和司法解释有诸多的冲突之处。首先，《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是人社部出台的部门规章，法律位阶较低；其次，根据2008年9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上述《劳动争议司法解释》是2001年颁布实施的，已与现行的司法解释相冲突，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法院不应再主动审查仲裁时效；最后，劳动争议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民事纠纷，仲裁时效抗辩权本质上是当事人的一项民事权利，当事人是否行使应由当事人自由决定，司法不应过多干预，公权力应当给私权利放行，这是民法意思自治原则的根本要求，也是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的应有之意。

三、关于完善我国劳动争议时效制度的建议

如上所诉，我国劳动争议时效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其根源在于未设立劳动争议诉讼时效制度，因此首先应考虑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中明确仲裁时效的法律性质和适用规则、范围，规定仲裁时效只能适用于仲裁程序，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应出台司法解释明确劳动争议诉讼时效的期间，中止、中断的情形，考虑与仲裁程序的衔接，避免仲裁时效已过而诉讼时效未过情形的发生，诉讼时效的期间和起算时点应与仲裁时效相同，应为一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其次，对《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三十条予以修改，变仲裁时效主动审查制为被动审查制，对《劳动法司法解释》第三条予以废除，法院不再主动审查仲裁时效。根据相关司法精神，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的，仲裁裁决书即应失效，法院应全面审查，故若当事人在诉讼阶段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时，法院应予以审查，而不必考虑劳动争议是否经过实体仲裁。但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权益，促使当事人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对于在仲裁阶段没有提出时效抗辩的，应视为放弃时效抗辩权利，若在诉讼阶段提出时效抗辩的，法院应不予支持。

参考文献：

[1]汲静韬：《劳动争议时效法律问题的探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3月；

[2]吴文芳：《劳动争议仲裁时效与民事诉讼时效冲突探析》，法学论坛；

[3]张冬梅：《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制度的突破及其局限》，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9年4月；

[4]赵艳艳：《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10月；

[5]陈福林、丁冬霞：《浅谈劳动争议仲裁时效制度的理论与实践》，科学教育，2009年3月

时效制度篇4

关键词：追诉时效延长 期限 限制

追诉时效制度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制度。其特点是犯罪人犯罪后，经过一时效期限，追诉机关不得对其行使刑罚请求权。追诉时效制度存在的意义在于促使犯罪人在没有受到国家刑事责任追究的情况下，悔罪自新、重新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对国家司法机关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社会秩序的稳定都有重要意义，是现代国家对国家刑事追诉权的自我限制,以防止追诉权的无限扩大与延展,减少国家公权力对社会生活的过多干预,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和人道性，是刑事立法走向科学化、现代化的表现。我国刑法典确立的刑事追诉时效,也体现了我国刑法的目的——旨在通过对犯罪分子本人进行刑罚改造和儆诫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预防犯罪。

新旧刑法的第四章第八节均是有关刑法上追诉时效的规定，分别详细规定了追诉时效的期限（新法第八十七条、旧法第七十六条）、追诉期限的计算方法（新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旧法第七十八条第一款）、追诉时效的中断（新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旧法第七十八条第二款）以及追诉时效的延长（新法第八十八条、旧法第七十七条）。在前三个方面，新旧刑法差别不大，但就有关追诉时效的延长这一问题上，新旧刑法却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新刑法扩大了追诉期限能够延长条件的范围：第一、由原刑法的在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如果“从看守所、拘留所或者家中逃跑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变为只要“自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按照刑诉法有关管辖的规定，对发现犯罪事实或者发现犯罪嫌疑人的案件予以立案、侦查、收集、调取有关证据之日起或者人民法院依照刑诉法的有关审判管辖规定接受人民检察院或者被害人的自诉案件之日起，无论用任何方法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均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第二，新刑法增加了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从现行刑法规定看来，追诉时效无限延长的法定情形主要有以下两种：

1． 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

在这种情形下，客观上对犯罪人所犯行为已立案侦查，即客观上追诉机关已启动追诉程序。从犯罪人方面说，其在追诉机关对其犯罪已立案侦查或受理案件的情况下，有逃避侦查或审判的行为。在这里关键是要正确理解立案侦查和逃避两个概念。

关于“立案侦查”。立案是刑事诉讼过程中一个独立的诉讼阶段，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接受、审查和最终作出受理决定的诉讼活动。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为了收集证据，查明刑事案件的事实，抓获犯罪人，而依法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这里的“立案侦查”是仅指立案,还是指立案并侦查？笔者认为:一般讲来，立案和侦查总是连续的，将立案侦查理解为立案应当是正确的。① 值得指出的是，在刑法典的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对追诉时效延长是因为“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而在刑事诉讼法中的规定除了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是法定的立案侦查机关之外，还有军队的保卫部门、监狱也是法定的立案侦查机关。这就是说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主体规定得有不一致的地方。我们没有理由在刑法中排除其他的法定的侦查主体。因此，笔者认为虽然刑法中只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我们仍然要认定在其他侦查主体立案侦查时与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效果一样。从理论上也许可以考虑，刑法对这一条的规定采用的是概括式的规定而非列举式的规定。这样理解也就能达到国家刑事法律的统一，避免出现因法律部门规定的不一致导致对法律理解和法律实施带来的影响。但出于长远计，在以后修订刑法典时可以考虑将“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修订为“法定的侦察机关”也许更严谨一些。

关于“逃避侦查或审判”。从犯罪人的客观方面来说，其在追诉机关立案侦查后，有逃避侦查或审判的行为。笔者认为，“逃避”应当界定为一种积极、主动、对抗司法的行为。如果犯罪分子犯罪后，正常外出，并未隐瞒姓名和住所，就不能按逃避侦查或审判论处；或者追诉机关虽已立案侦查，但未对犯罪人进行过任何调查询问，最终时效期限超过，这种情况，犯罪人只是未主动向司法机关自首，没有采取积极的逃避行为，就不能按逃避侦查或审判论处。根据上述分析,立案侦查前就已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就没有追究时效的限制。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行为,已经立案侦查,无论过多长时间,都逃避不了国家对其刑事责任的追究。

有人认为，刑法典第88条第一款关于追诉时效延长的规定,与79年旧刑法相比,把追诉时效的效力局限于侦查机关未予立案的隐案,范围过于狭窄。弊端在于它把追诉期内能破的案件与不能破的案件不加区别,把追诉时效不定期延长,扩大了追诉时效的范围;把不能在追诉期内侦破的案件的犯罪分子在追诉期内重新犯罪与没有重新犯罪的情况不加区别,从而把追诉期限的中断与延长不加区别,变相取消了国家对追诉权的自我限制,使追诉时效的立法原则归于泯灭和落空,有使部分犯罪分子丧失自我改造、自我约束的希望和可能之虞,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为此,他建议将刑法典第88条第一款更改为:“在司法机关决定采取强制措施以后,逃避侦查的,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似为更加准确、完整和科学。②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论者的本意的话，这样一改，似乎有否定新刑法典关于追诉时效延长而又重新肯定旧刑法典中的规定之嫌。③

2．被害人在追诉期限内提出控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

理论上一般认为，现行刑法之所以增加这一法条，从立法意图分析，主要是为了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为，在被害人已及时提出控告的情况下，如由于国家追诉机关的失职造成超过追诉时效，或者因为案件复杂一时不能予以侦破，侦察机关有所谓的“不破不立”的错误思想，故意不予以立案，导致不能对犯罪人进行追诉，从被害人角度来讲既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刑法所应当包涵的社会正义观念和报应主义的思想蕴涵。故笔者认为，不管是法律规定必须由公诉机关公诉，还是应当由自诉人自诉的案件，适用追诉时效延长制度的前提，必须有被害人的控告在先，并且控告必须在追诉期限内提出。即 (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期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其次，应当立案而未予立案，是指如果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并且需要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即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标准应当立案而未予立案。在这种适用条件下，不管犯罪人是否有逃跑情形，也不管过了多长期限，都不影响追诉机关对其进行追诉。但是笔者认为这样一种立法模式，从时效的价值判断来分析，却是不合理的。如果一个犯罪人在犯罪后一直没有逃避，而在原居所正常工作生活、遵纪守法，没有对抗追诉，由于追诉机关自身的原因导致法律规定的追诉期限超过，但结果却是不受追诉时效限制，犯罪人面临无限期随时可能被追诉的境地，这对犯罪人来说，是有失公允的，也不符合刑事诉讼的保护人权，禁止将他人作为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的价值理念。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平衡被害人和犯罪人双方的权利，充分考虑时效制度的合理价值，在适当时候对该条作出妥当的修改。

3、除了以上的两种追诉时效延长制度之外，刑法典第87条规定,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追诉时效为20年,如果20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依笔者看来，这一规定在符合特定的条件时也可以认定为追诉时效的延长。

理由是，第一，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一般是指一些案情极为重大或极其严重，并且社会危害性特别严重、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特别严重的刑事犯罪。即使该案件的追诉时效经过了20年，但是从社会秩序和规范感情没有缓和的见地出发，还有给予刑事处罚的必要，则应当予以追究。因此，不管该案件过了多少年，也应当行使国家的追诉权，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第二，从程序上看,中国刑法所设置的追诉延长制度也有着严格的限制,并不是任何级别和任何种类的司法机关均可自行决定和自行实施的,而是必须经过极为严格的报批程序,即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这就从程序上维持了刑法的谦抑性，不至于引起国家司法机关对这一条的滥用，符合保障人权的宗旨。第三，既然该案件经过20年以后还应当追诉，这与追诉时效延长有何不同？因此，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只要符合特定的条件，就是追诉时效的延长。

参考文献:

①［有关此问题的理论争议可参见《刑罚通论》马克昌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二版第682页以下］

②《论追述时效期满效力阻却》 陈大成 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　2000年第5期

时效制度篇5

关键词：时效取得；善意取得；诉讼时效；构成要件

取得时效又称为占有时效，它是指占有他人的动产、不动产或其他财产权的事实状态经过一定的期限后，将取得该动产或不动产的所有权或其他财产权。自罗马法以来，取得时效就已存在。现行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大都确认了这种时效。对于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物权立法中是否有必要确认取得时效，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对于是否应当设立取得时效制度，我认为首先应分析其意义和功能，一个制度只有其存在的意义和功能，对社会的发展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该制度在社会上才有必要存在。

一、取得时效制度的意义、时间治愈权利瑕疵。

除了自然法上那些天赋权利外，时间性几乎是所有权利的共性。一个人可能因为时间的记录而获得权利，也可能因为时间的流逝而丧失权利。[①]取得时效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它是罗马法上一项古老的制度，反映了社会经济的客观要求，其产生与罗马法固有的制度构造息息相关，大抵是罗马法过于注重交易的形式主义之结果。[②]在古罗马社会里，为了保护商品交易的安全，在契约形式上采取绝对的要式原则。根据严格的形式要求，当事人不履行规定的程序，只有当事人的意思以及交付和取得的事实，所有权无法完成转移。这样，一个人如果没有依照规定的形式取得他人的财产，纵使事实上财产已属于他，但在法律上他尚未取得所有权，为无权利人，故而就出现了事实关系与法律关系不一致的矛盾。为了消除长期占有而无法取得所有权的现象给社会带来的不安和混乱，产生了取得时效制度。

取得时效是因一定的事实状态完成而取得他人权利的制度，此种权利取得方式乃根据法律的规定而直接地取得，与权利人的意思无关，甚至反于权利人的意思，故而取得时效从本质上而言是对权利人权利的一种强制剥夺。而民法则以确认和维护私有为使命。既然法律的目的在于维护私人的权利，故如有反权利的事实状态存在时，应将此一权利障碍即时除去。可是，法律也应致力于社会生活关系的稳定与和谐，一定的事实状态长期存在，社会常信赖其为真实的权利关系，并于此种事实状态上建立各种法律关系，如欲保护真权利人，势必将此等业已建立起来的各种复杂关系，造成社会的不安与混乱，此已然违背了法律维持共同生活的和平秩序的理念。何况权利人长期消极不行使，占有人却积极地行使权利，法律比较两者的利益以及他们对物的实质的利害关系，与其保护原权利人，不如维持利用人对物的现时利益关系，更符合法律的根本目标。不独如此，就权利存在的盖然性而言，长久存在的事实状态，通常与真实的权利关系大抵一致，然证明真实的权利关系所需的证据，常因岁月营造的沧海桑田而散去，不一获得，纵或有之，也难以判明其真伪。与其劳师动众，寻求无法确定的真正，不如径以长久存在的事实状态作为证据，更能符合社会的需求。于是，尽管法国民法典确立了私的所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根本原则，但依然采纳了罗马法上的这一制度，并为近现代绝大多数国家的民法所承袭。

二、取得时效的功能

（一）、确定财产归属，定分止争的功能。

依罗马法学家的观点，取得时效存在的理由在于：防止占有与所有长期属于不同的人，及因此产生的法律不安定状态。在罗马法中，取得时效制度的功能正是在于“通过这个自动机械，权利的缺陷就不断得到矫正，而暂时脱离的所有权，又可以在可能极短的阻碍之后从新的结合起来。”[③]取得时效的这一传统的功能也被现代民法所采纳，取得时效的设定使长期占有该财产的非财产权人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或其他物权。也就是说，原权利人丧失了该实体权利，而实际占有人取得了该实体权利，从而确定了财产归属。

（二）、促进物尽其用，充分发挥财产的利用效率。

现代民法在价值取向上，既要保护所有权又要促进物的有效率的利用，当两者发生了冲突时，民法的一些制度如时效制度更倾向与后者。时效本身就体现了“法律保护勤勉者，不保护懒惰者”的原则。财产的权利人虽然享有权利，但其长期“睡眠于权利上”不主动行使权利，则不利于物尽其用。取得时效在实现物尽其用方面的作用表现在：一方面，该制度能有效地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减少资产的闲置和浪费，从而充分发挥资产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因为取得时效允许占有人在一定条件下取得占有物的所有权，就使占有人敢于把占有物投入流通，参与民事流转，尽可能充分地发挥物的效用。物的占有人和权利的行使如果能够经过一定的期限而取得其权利，就有可能努力增加其占有物或所行使权利的价值。

（三）、维护社会秩序和交易的安全。

时效制度设立的目的，就在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如果权利的拥有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行使权利，而由他人在其财产之上行使某种权利，这种事实状态经过一定的期限，就形成了一定的秩序，法律为了维护这种秩序，就有必要设立取得时效。如果将这种事实状态予以，不仅会影响到财产秩序的稳定，而且将会彻底否定对这种依赖利益予以保护的可能性，这就会严重影响到一种新的秩序的形成，妨害交易的安全。

设定取得时效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维护交易安全。在社会生活中，一定的事实状态的继续必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社会信赖，并据此形成了一种信赖关系。占有人占有某项财产经过了一定合理的时间，除非有相反的证据证明其占有是恶意的、非法的，他人对该占有人的占有将形成一种合理的依赖。如果占有人将其占有的财产转让给他人，第三人基于对占有人享有权利的信赖，而与占有人从事了交易行为，法律对此种交易应当予以保护。

（四）、有利于证据的收集和判断，并及时解决纠纷。

某项财产因为占有的时间过长，一旦发生纠纷，将就权利的真实性造成取证方面的困难，即使能够取证，也存在伪造证据的可能性。依据这些证据难以判断当事人所有权或占有权的真实性。如果要求当事人举证和法官查证，则往往在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后，未必能够找到具有一定证明价值的证据。由于法律设定了取得时效，因此只要确定占有人的占有经过一定的时期，符合取得时效规定的条件，法院就可以据此直接确定权利的归属，不需要再就权利的归属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取证。这就有利于证据的收集和判断，并及时解决纠纷。

三、取得时效制度在各国的规定

（一）、法国民法

法国民法典第2219条规定：“时效，为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经过一定的时间，取得财产所有权或免除义务的方法。”[④]这一规定对于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作了相对的规定。

法国当代学者马洛里指出，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两种制度均基于时间的经过而发生法律效果，但时间经过本身即一定期间的届满并不可能单独引起权利的得失，除时间的经过外，还必须存在债权人的不行为（消灭时效），或同时存在真正所有权人的不行为及希望通过时效而获得所有权的自主占有人（取得时效）。

在法国民法上，取得时效制度对于动产提供了同样有效的适用条件和一般原则。但在善意占有有形动产的情形下，善意占有人通过“即时取得”即可取得其所有权。因此，以占有达一定期间为条件的取得时效，只有可能适用于恶意占有有形动产及经注册登记的动产（船舶、航空器等），而不适用于其他有形财产。然而，由于一些须经注册登记的动产所有权只有通过公开的登记注册方能取得，故取得时效对之不能适用；而动产恶意占有人在30年后对动产的取得更多地是基于消灭时效（权利人返还请求权的消灭）而非取得时效（因为根据法国民法典的规定，在占有人持续其占有已达30年时，其对该动产所有权的取得应自所有人丧失占有之日起算），故取得时效仍对之不能适用。鉴此，在法国，取得时效主要适用于不动产。

（二）、德国民法

德国民法的取得时效制度分为不动产和动产两大类，并进行分别立法。第900条规定：“未取得土地所有权而作为该土地的所有人登入土地登记簿的人，如其登记成立已30年，此人并在此期间自主占有土地时，即取得该土地的所有权。”[⑤]而根据第927条的规定，土地由他人自主占有满30年，土地所有人的权利得通过公示催告程序予以排除。排除所有人的权利的判决生效后，取得除权判决的人，得作为所有人登入土地登记薄而取得所有权。德国民法典规定了“从权利人处取得的制度”，即以不动产的占有的公示作用和不动产登记的公示原则出发，对公示认可的权利人即使为非权利人转让的权利，也得准许取得人取得受让权利的制度。因为不动产登记制度的作用，即使不动产所有人未向某人转移所有权和占有，但后者认可在不动产登记薄上登记为所有人并取得占有。然而从实际的权利状态出发，并不能认为他就已经是该不动产的所有人。为交易安全的需要，法律必须统一当事人的实际权利和在不动产登记薄上登记的权利。[⑥]而德国民法典就动产取得时效安排了9个条文（第937-945条）。该法第937条第一项规定：“自主占有一项动产满20年的，取得所有权。”[⑦]从根本上说，动产的时效取得是善意取得的典型形态。德国民法典937条第一项规定，取得人在取得自主占有时为非善意或在以后知其所有权不属于自己者，不成立因时效而取得所有权。故在德国法，动产取得时效有三个构成要件：善意、自主占有、时效届满。依此，动产取得时效的根本意义是使善意自主占有人取得财产的所有权，以及取得保护其权利的抗辩权，并使得原所有权人失去所有权及所有权请求权。善意取得制度是一项从主体的心态角度维护社会正义的制度，因其本身的缺点，善意取得制度包括取得时效制度在当代德国民法实践中正在从其原来被广泛适用的角度中退出来，而仅仅适用于遗失物的情形，不再适用于因法律行为所产生的动产所有权的各种变动。因此，一些德国民法学者称取得时效不过是历史的遗留物。[⑧]

（三）、日本民法

日本民法对时效制度作了统一的安排，即将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规定在第一编总则第六章里。关于取得时效共设4个条文。在日本民法中，取得时效由长期时效与短期时效构成。该法第162条第1项规定：“20年间，以所有的意思平稳且公然占有他人之物者，取得其所有权。”这是长期取得时效。第2项规定：“10年间，以所有的意思平稳且公然占有他人的不动产者，其占有始为善意且无过失，取得其不动产所有权。”[⑨]可见，日本民法的取得时效分为20年时效和10年时效两种形态，分别适用不同的构成要件。但无论20年时效还是10年时效，其共同要件为：所有的意思即自主占有、公然占有。10年短期时效还要求占有人为善意无过失。除此之外，在日本民法中，不仅所有权可以适用取得时效，所有权以外的他物权也得适用。

（四）、我国台湾地区“民法”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将取得时效分为动产和不动产两大类，分别加以规定。“民法”第768条规定：“以所有之意思，5年间和平公然占有他人之动产者，取得其所有权。”第769条规定：“以所有意思，20年间和平继续占有他人未登记之不动产者，得请求登记为所有人。”第770条规定：“以所有之意思，10年间和平继续占有他人未登记之不动产，而其占有之始为善意并无过失者，得请求登记为所有人。”由此可见，无论是动产取得时效还是不动产取得时效，其构成要件均包括以下：占有，须为以所有之意思、和平且公然占有；须为他人的动产或不动产；须经过法定期间。在这些要件中，惟有法定期间要求不同。动产取得时效须经过5年之期间。而不动产取得时效分为短期时效和长期时效。短期时效为10年，且占有之始须为善意并无过失。长期时效为30年，不问占有之始是否为善意无过失。而且“民法”第722条规定，所有权以外财产权之取得，准用取得时效。所有权以外之其他财产权，亦可依取得时效取得之。

四、取得时效的一般构成要件

由前述可知，各国民法对取得时效采取了不同的制度构造，但其一般构成要件如下：

（一）占有

所有权取得时效的成立，以占有人对占有物持续不断的占有为前提。但是并非任何对动产或不动产的持续不断的占有均能产生时效取得的效力，只有占有人以自己所有的意思、和平、公然地占有才能产生这一效力。

1、须为以所有的意思占有。取得时效的首要条件即是要求占有人以所有的意思而为占有，学理上又称为自主占有。所谓以所有的意思，非为法律行为的法效意思，更无须为所有权取得的意思，仅须为自己占有其物，且事实上对于占有物具有与所有人为相同支配的地位为以足。在承租、借用、寄托的场合，占有人以他人所有的意思而为占有，其占有不具备所有的意思，故不得成立时效取得。然而，所有的意思是占有人的内心状态，难于举证，一般实行推定，即推定占有人的占有为自主占有。所以主张自主占有者，只需证明占有的事实，而不须证明以所有的意思占有。

2、须为和平占有。和平占有指占有人非以暴力、胁迫取得或维持占有。然该占有仅以对物的所有人为和平占有即以足，而对他人纵有暴力胁迫，仍不失为和平占有，例如甲以所有的意思和平占有乙的所有物，为丙抢夺而去，此时丙对乙虽为占有，然对甲仍是和平占有。在他人单纯异议下而占有，只须不用胁迫之手段，仍属和平占有。取得占有虽出于胁迫，而保持占有是属于和平者，自情形终止之时起，属于和平占有；反之，虽以和平手段取得占有，但凭借暴力胁迫而维持占有，则变为非和平占有。占有人的和平占有实行推定的原则，占有人无须举证，但容许他人以反证。

3、须为公然占有。公然占有是指不带隐秘瑕疵的占有，即占有人将物的占有事实向社会公开，不加隐瞒。申言之，凡无特意使他人不知其占有的事实而故为隐秘地占有，均属公然占有。是否为公然占有，应以一般社会观念而定，例如佩带项链出入社交场合即属之，将恶意取得的冬装，冬季虽穿着，但于夏季则收藏于衣柜，仍属于公然占有。反之，将恶意取得的台灯加以伪装放置于书桌上，使他人难以发现，乃属于隐秘占有。同时，公然占有也可以转变，开始为公然占有，而后加以伪装隐瞒，则自伪装隐瞒之时起，为有隐瞒瑕疵的占有。

4、关于占有是否须为善意。关于占有是否须为善意，综观各国民法，大抵无统一的规定，区分不同的情形分别立法。在法国民法上，取得时效分普通时效和短期时效二类。前者的时效期限为30年，后者为10年和20年。30年的普通时效不以善意为条件，且动产和不动产皆有其适用；仅对10年和20年的短期时效设定了善意要件。根据短期时效，占有人必须善意地占有他人不动产，方可以时效而取得他人之不动产所有权。但对动产则设有即时取得（善意取得），法国法将即时取得作为瞬间取得时效对待。无论动产还是不动产，其仅要求于占有之时为善意，而后是否转为恶意，在所不问。

而在德国民法，则有不动产取得时效与动产取得时效。不动产取得时效又包括登记取得时效和占有取得时效。不动产取得时效期间为30年，而动产为10年。德国民法典第937条规定：“自主占有动产经10年者，取得其所有权。取得人在取得自主占有时为非善意或在以后知悉所有权不属于自己者，不得成立因时效而取得所有权。”可见，德国民法里，不动产取得时效为30年，不以善意为条件；但在动产则以善意为必要，否则不得依时效取得所有权。由于德国民法对动产时效取得设有善意要件，故以善意为要件的动产善意取得制度很少有适用余地。

（二）、占有的标的物须为他人的财产

取得时效为所有权取得的原因，故自己的财产不产生时效取得的效力，无主物适用先占原则，取得时效也无适用余地。因而取得时效须以他人之物为标的，自己之物、无主之物不得有取得时效的适用。值得注意的是，共有物之所有权虽属于共有人全体，如其中一共有人以单独所有的意思占有共有物者，也可依时效取得其所有权，无论分别共有还是共同共有。国有财产是否可为时效取得的客体？法国民法典第2226条规定：“对于不属于商业范围之物，不适用时效的规定。”可见在法国民法上，时效取得只适用于可让与之物，公有物不属于可让于的财产，故不得成为时效取得的客体。我国台湾地区判例和学说认为，私人占有“国有财产”得发生时效取得，惟此所谓“国有财产”，其范围不必包括公用物，如对警车和故宫博物院展览的古物，不得主张时效取得所有权。但公用物废弃后，可适用于时效取得。

（三）、须经一定的期间

取得时效制度在于保护持续、长久地占有利用财产的事实状态，因此占有人对标的物的占有达一定期间，为时效取得的另一基础，故非达一定期间，取得时效自无从完成。取得时效的期间在各国民法中有所不同。在德国民法上，不动产为30年，动产为10年。而根据日本民法第162条的规定，以所有的意思平稳且公然地占有他人之物者，经20年即取得占有物的所有权；但是如果占有之始为善意且无过失，经10年即取得占有不动产的所有权。根据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68条的规定，动产须经5年，不动产须经20年，才能依时效取得其所有权。但对于不动产，占有之始为善意且无过失，10年期间届满，得请求登记为所有人，从而取得所有权。值得注意的是，时效期间必须连续不断地经过，是否持续，占有人只须证明前后两时有占有之事实即可，而无须证明中间状态。

五、取得时效制度在我国应如何规定。

目前，我国的时效制度由一元的制度构成，即我国民法只设置了消灭时效，而欠缺取得时效的规定。但无论是法国民法德国民法，还是日本民法台湾民法，他们一方面在安排了消灭时效的同时，还设置了取得时效制度。考虑到我国法律与世界的接轨，我国也应在设置消灭时效的同时，设置取得时效。消灭时效与取得时效关注的重点不同。消灭时效致力于解决权利的消灭问题，而取得时效制度的任务则在权利的取得。从理论上而言，民法建筑一个由消灭时效和取得时效构成的时效制度体系有着重要的意义。根据这种体系性，时效的完成，一方面权利人丧失权利，另一方面他人取得权利，从而将权利的消灭与取得统一起来，使其不至于权利人丧失权利时，他人未取得权利，而使权利无所归依。显然，在权利人丧失权利时，他人未取得权利，会导致权利处于悬而未决的不稳定状态，不合时效制度的目的，由消灭时效与取得时效构成的时效制度体系可解决这一难题。

可是，由于消灭时效与取得时效采取了不同的法律构成，安排不当反而会矛盾重重，而偏离时效制度致力于维护社会生活秩序之稳定与和谐的理想。在债权请求权，因其标的是人的行为而非特定的物，故在债权请求权仅仅有消灭时效即已足，无须以相应的取得时效予以配合，单独地能达成稳定权利关系的法律目的。可是，在物权请求权则不如此。由于物权请求权仅指向特定的财产，消灭时效的完成仅仅使物权丧失了对某物作为的权利，还无法使他人取得权利，故需相应的取得时效制度予以支持和配合，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的生活秩序。可知，在物权请求权，应有消灭时效与取得时效这两项制度，但这两项制度应考虑彼此间的协调。可是，这仅仅是理论上的一个美丽梦想。从近现代民法规定的消灭时效和取得时效的构成要件看，似难以使他们和谐地共存。理由在于，消灭时效仅以权利人不行使权利为要件，即只要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时效即开始进行，故而消灭时效较易完成。而取得时效则以占有人自主、和平、公然地占有为要件（有的还要求善意），比较消灭时效，取得时效的构成要件远为严格，难以完成。假使消灭时效已完成，而占有人尚未满足取得时效的要件，则物权人已丧失向占有人为请求的权利，但占有人并未相应地取得所有权，物权关系则处于不确定状态。例如甲将其一项财产卖与乙，交付后发现买卖契约不成立，甲并未及时要求其返还而由乙继续占有。但乙依隐蔽的方式加以占有利用。时光的流逝完成了消灭时效，从而使物权人甲无法有所作为；可是，乙的占有并不符合取得时效的要件，未能取得所有权，并且取得时效有可能永远无法完成。此种情形，权利的丧失与取得未获一致，权利关系依然无法获得确定的归属。这是取得时效与消灭时效并存状态所铸就的两难。那有何种办法解决这些难题呢？根据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的理论与实务，若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消灭时效已完成，而占有人的所有权取得时效尚未完成者，仍得拒绝返还。在占有人的取得时效已经完成，原所有人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消灭时效尚未完成时，原所有人即丧失其所有权，其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当然随之消灭，不得以此项请求权消灭时效未完成而请求返还。[13]但这依然未能解决原所有人返还请求权已完成和占有人取得时效不能完成的困境。因为照此理论，虽然占有人对于原所有人的返还请求权可以拒绝，但占有人仍未占有物的所有权，占有物的权利关系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因此，最为根本的解决对策是采取德国和日本民法的规定，消灭时效的客体仅适用于债权请求权，物权请求权不得适用。而取得时效适用于物权，当取得时效完成时，占有人取得所有权，原所有人当然地丧失所有权，不得要求返还；而当取得时效不能完成时，因占有人未取得所有权，原占有人依然保有所有人的地位，则得请求占有人返还。

因此，在我国民法对时效制度进行规定时，为避免以上矛盾，应采日本和德国民法规定，物权请求权不罹于消灭时效。依此，在我国未来的民法典中，应将消灭时效规定于总则中，而将取得时效规定于物权篇中，并规定物权请求权不适用于消灭时效。这样，我国的时效制度才能处于一种和谐而圆满的状态。

参考文献

1、姚辉：《民法的精神》，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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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本民法典》，渠涛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8、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时效制度篇6

摘要： 根据刑法原理，单位犯罪应适用追诉时效制度。在现行刑法规定下，单位犯罪中单位的追诉时效期限应以单位责任人员中最长的追诉时效期限来确定；单位责任人员的追诉时效期限应以自然人的追诉时效期限来确定。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单位犯罪的追诉时效制度还有待通过刑法的修订来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 单位犯罪；追诉时效；刑罚适用 0 引言 我国刑法规定对犯罪的追诉时效期限是以犯罪主体所应判处的自由刑的法定最高刑或生命刑为标准来确定的，这是为自然人犯罪量身定做的追诉时效期限。当单位犯罪时，适用这种追诉时效制度则会出现很多难题，因为单位犯罪由于作为犯罪主体的单位是组织体，不能判处如自然人一样的自由刑和生命刑，刑法规定对犯罪单位只适用罚金刑。在刑法分则中，单位犯罪有单罚制和双罚制两种处罚模式，对于实行单罚制的单位犯罪，即只处罚单位责任人员，不处罚单位；对于实行双罚制的单位犯罪，既处罚单位又处罚单位责任人员。因此，在单位犯罪中应如何适用追诉时效制度，就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么，是否应对单位犯罪适用追诉时效制度及如何适用？以下试述之。 1 单位犯罪应适用追诉时效 在现行刑法的规定下，单位犯罪能否适用追诉时效，学者之间对此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对单位犯罪的追诉时效，可以适用其直接负责的主管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追诉时效，即以有关单位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所可能判处的自由刑或生命刑来确定。①而有学者认为，“追诉时效只能适用于自然人犯罪，而不能适用于单位犯罪。因为：第一，在单位犯罪的情况下，虽然单位与直接责任人员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二者毕竟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犯罪主体，因此，法律规定的直接责任人员的追诉时效期限，就不能适用于单位。第二，在单位犯罪的情况下，单位的刑事责任的大小并不是与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的大小相一致的。如果笼统地将法人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员应适用的追诉时效期限适用于单位，势必造成追诉期限的长短与刑事责任的大小脱节的现象。”第三，我国刑法第87条是以法定最高刑为不同期限的自由刑和生命刑的根据来确定追诉时效期限的，而单位犯罪的法定刑都是罚金，因此将追诉时效的规定适用于犯罪单位，未免太牵强附会。②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据此将单位犯罪完全排除在追诉时效制度之外，也与法理不符。追诉时效制度是在刑法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依据刑罚的基本原理，规定在刑法总则中，对刑法分则规定的所有的犯罪都具有法律效力的一种刑罚的基本的制度，应当适用于单位犯罪。理由如下： 1.1 单位犯罪追诉时效制度适用于单位犯罪，符合追诉时效制度的立法设计理念 追诉时效制度是现代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普遍规定的一项基本刑罚制度，是刑法人道主义和社会合理性的具体体现，是对社会自我调节、净化和运行机制的尊重，是对犯罪人自我改造和自我约束的积极社会效果的承认，是对司法机关和自诉人及时行使求刑权的积极督促，也是有效配置司法资源、减少司法成本、节约社会财富的必要措施。③可见，追诉时效制度是依据刑事法哲学原理和刑事政策学原理制定的一种刑罚制度，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单位犯罪已成为现代社会一种广发的犯罪，理应通过在单位犯罪中适用追诉时效制度，发挥其积极作用。 1.2 追诉时效制度适用于单位犯罪，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体现 “对于不纯正的单位犯罪而言，其与同一性质的自然人犯罪的区别仅仅在于犯罪主体的不同，不在于犯罪的构成不同。换言之，不纯正单位犯罪是与同一性质的自然人犯罪共用同一个犯罪构成。如果单位犯罪不受追诉时效期限的限制，就会造成单位实施某种不纯正单位犯罪，不受追诉时效期限的限制，而自然人实施同一种性质的犯罪，则受追诉时效期限限制的结果，而这一结果显然违背了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对于单位主体来说，也是不公平的。”④ 所以，笔者认为，在现行刑法规定下，单位犯罪应适用追诉时效制度，即使有一些不合理的情况，但总的来说，单位犯罪适用追诉时效制度比不适用是利大于弊的。 2 单位犯罪追诉时效制度的具体适用 现行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制度是按自然人属性来设计的，是以自由刑或生命刑来确定追诉时效期限的，而在单位犯罪中，如何适用追诉时效制度？ 2.1 单位犯罪追诉时效适用方法的争议 对于单位犯罪中追诉时效制度的适用，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①大多数观点认为，对单位犯罪的追诉时效，应当按照有关单位犯罪法条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所应判处的自由刑或生命刑来确定。⑤但是，这种观点没有解决好当单位责任人员为多人的场合下如何确定单位犯罪的追诉时效期限的问题。②为了明确单位犯罪

时效制度篇7

取得时效是无权占有人以行使所有权或者他物权的意思，公然、和平和继续占有他人的物达到一定期间，而取得所占有物的所有权或其他权利的法律制度。取得时效是取得物权的方式之一，取得时效起源于罗马法。最初，取得时效制度是在公有制过渡到私有制时，为了调节财产所有人和需要人之间的矛盾，以使物尽其用。至罗马共和国末年，商品经济有了发展，取证问题相当突出，于是取得时效又发展为一种便利证明所有权不可缺少的手段。当罗马进入帝政后期，战乱频繁，为了安定人民生活，取得时效便演变成一种最终持续的事实状态，保护现有社会经济秩序，以利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在我国古代南宋绍兴三年也曾立法：耕种弃田三年应“请射”缴纳两税，并由官府确认其占有的权利，十年内原主仍可复业，十年外既丧失所有权。从中外古代取得时效制度产生的初衷来看，取得时效是统治阶级用来鼓励人们充分使用他人的废弃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法律制度。

2 在我国建立取得时效制度的意义

2.1 取得时效的适用能够促进物尽其用，加速财产的流转，增进社会效益，减少浪费。这是取得时效最早为人类所认识的价值，而且，取得时效的这一价值在当今仍有重要意义。从经济学角度看，取得时效使闲置资源得以重新配置和利用。取得时效制度解决了原所有权与事实占有权分离后形成的产权模糊问题。取得时效承认占有人在一定条件下取得占有物的所有权，占有人就敢于把占有物投入流通，参与民事流转，尽可能充分地发挥物的效用，从而提高经济效益。若没有取得时效，占有人对占有物的正当权利就得不到法律保护，占有人不敢使用占有物，占有物的流通也会受到重重障碍，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

2.2 取得时效能够维护交易的安全和法律关系的稳定，从而稳定整个社会秩序。

2.2.1 无权利人以所有的意思公然、和平地继续占有他人的物并经过相当长的期间后，人们相信这与真实的权利关系相符，从而与其在该物上建立各种法律关系。若将业已建立的法律关系，势必造成社会经济和法律秩序的混乱，从而违背法律维持人类共同生活的和平秩序的目的。

2.2.2 取得时效的实质是“事实胜于权利”。时效是一种事实状态，而“权利胜于事实”是法律的一项原则。那么，为何权利经过一定的事实状态以后，以至于“事实胜于权利”呢?一方面，取得时效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在民法中的体现。在私有制和所有权概念形成的过程中，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依时效取得的情况日益增多，为了维护交易的安全和社会秩序，罗马法中的市民法的取得时效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另一方面来看，对财产享有权利的人长期不行使其权利，而对财产没有权利的人却长期积极地对财产加以利用，两种情形相比较，显然与其保护长期消极不行使权利、财产的有无对其无关紧要的原权利人利益，不如保护与财产休戚相关的实际支配人的利益，更能发挥财产的社会经济效益。依取得时效制度，使长期不行使权利的人丧失其权利，这既可以督促权利人积极行使其权利，又能够避免法律关系和经济关系处于不确定状态，从而稳定整个社会秩序，定分止争。

2.3 取得时效制度的设立，使事实代替证据，避免了当事人举证和法院判断证据的困难与烦累，有利于正确、合法、及时地结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从权利存在的概然性上看，长久存在的事实状态通常与真实的权利关系相一致，但证明真实权利的证据往往会随着岁月的流失而模糊、丢失，不易获得，即使获得了，也往往难以分辨真假。而取得时效制度可以确定经过法定期间认可而使占有人取得占有物的所有权，即以事实代替证据，避免了当事人举证的困难和法院判断证据的困难，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法院准确、及时地审理案件，同时降低司法成本。

2.4 取得时效制度对完善民法制度的体系构建也有重要意义。

2.4.1 从整体上看，一方面它是对以构建权利为核心的民法制度的一种弥补。权利的过分张扬必然会产生相应的流弊，取得时效制度为权利设置了一个期限，起到了平衡作用。另一方面，取得时效是对形式主义制度下的种种弊端的矫正，能够弥补权利取得的缺陷。其次，建立取得时效制度，使民法的时效制度得以完备。取得时效和诉讼时效各有其功能，两者结合才能构成完整的时效制度。取得时效针对物权而设，解决的是物权的归属问题；而诉讼时效则针对于债权而设。如果仅设诉讼时效，那么诉讼时效届满的法律后果只是消灭了债权人的胜诉权，而未消灭对债的标的物的所有权，即在法律上他并未丧失所有权，然而在事实上他却失去了对标的物的控制支配权，于是出现了事实与法律的脱节。如果辅以取得时效，就可以从法律上确认债务人取得债之标的物的所有权，债权人则因此丧失所有权，从而消除了事实与法律的矛盾。

再次，取得时效制度的建立，完善了所有权取得制度。在众多的所有权取得方式中，时效取得也是一种重要取得方式。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并与先占、善意取得等制度相协调，完善了所有权取得的制度体系，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避免了在取得规制中对各种方式不可穷尽的列举，有概括和抽象作用。

综上所述，建立取得时效制度是现阶段市场经济基础的必然要求。取得时效是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现阶段的中国，不但存在多种经济成分，而且有着千千万万个不同利益的经济主体，这些不同主题各自拥有财产，为了各自的利益，每个主体都可能占有其他主体的财产，反过来每个主体的财产都可能被其他主体占有。而目前我国单一的诉讼时效制度不能适应复杂的经济生活的需要。而且，在物权关系中，当请求权因诉讼时效期间届满消灭时，物权利的占有人虽然可以支配占有之财产，但不能取得权利，权利人虽然享有权利，却不能支配自己的财产，享受其利益，这种法律上的权利与事实支配关系脱节的情况，无法律上的救济之道。为了不致于造成经济秩序的混乱，就必须借助法律对不同主体间的相互占有关系进行调整，包括用取得时效对部分占有关系予以确认，使这种占有关系稳定下来。

3 我国的取得时效制度选择

由于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文化传统、立法的指导思想、对民事时效制度理解不同，采用的立法体例也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3.1 将取得时效和诉讼时效视为一体，作为引起民事法律关系产生、变更或消灭的一个重要法律事实，统一于时效制度这一概念之下，在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编或总则编中设专章加以规定。如法国、日本、奥地利、越南等国民法典。在体例设置上，只有法国民法典将时效一章规定在“取得财产的各种方法”编，而日本等国民法典则将其置于“总则”编。日本民法典的时效明确区分为取得时效和消灭时效，其中取得时效包括所有权的取得时效和其他财产权的取得时效。

3.2 将取得时效作为所有权及所有权以外的其它物权的取得方法之一，规定在物权编中。基于诉讼时效常发生请求权消灭的后果，而请求权又常牵涉民法各编及其它特别法，故在总则中设专章对其加以规定。如德国、意大利民法典采取区分并存的时效立法体例，将取时效与消灭时效分别规定。在体例的设置上，将诉讼时效规定在总则编，将取得时效规定于民法典的物权编有关章节中。

3.3 由于认为长期占有他人财产就可以取得该项财产的所有权，即使这种占有是在公然、和平的方式下进行的，也是违主义共同生活的原则，所以否认取得时效制度的合理性，将诉讼时效在总则中加以规定。如苏俄民法典。1922 年制定《苏俄民法典》时，考虑到便于回收流失于国外的国有资产及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要求，对取得时效持否定态度。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各种民事权利的保护，均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苏俄民法典》始创的这种时效体例，对包括我国在内的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事立法产生了深刻影响。

3.4 在英美法系国家，主要继承了日耳曼法的传统，一般没有统一的民法典，但有些国家通过制定单行法的方式对民事时效问题加以规定。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同的是，英美法系国家关于时效的规定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文件中，称谓上也与大陆法系国家不尽相同，英美法系国家与取得时效相对应的制度，称为“不利占有”、“反占有”或“时效占有”等。在英国，不利占有是所有权取得的一种手段。

考察各国取得时效制度，借鉴外国民事立法经验，结合我国民法体例，第二种立法体例，将取得时效与诉讼时效分别规定，更加适合我国。首先，二者的构成要件不同。消灭时效以权利人不行使权利之事实状态为要件，消灭时效是指权利人不在一定时间内行使权利，即丧失请求法院依诉讼程序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的权利的制度。取得时效以占有人对财产物占有之事实状态为要件，取得时效是指占有人以和平、公然地方式占有他人财产，经过一定期间，即依法取得该项财产所有权。其次，二者的适用范围不同，消灭时效的生效是使权利人丧失请求权，赋予义务人抗辩权，但权利人的实体权利并不消灭。其适用范围仅为请求权，主要为债权请求权。而取得时效主要适用于所有权，兼及其他物权。在时效经过后，所有人不仅仅丧失请求权，同时也丧失了财产的实体权利――所有权。最后，二者的法律后果不同。消灭时效期间届满后，权利人仅丧失胜诉权，他的实体权利并不消灭，这时该权利就转成了一种所谓的“自然权利”，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仍存在，只是权利人不得要求法院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但此时，义务人也只是取得抗辩权，却不能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导致“虚”的所有权的出现。而取得时效期间届满后，占有人基于其长期占有、使用该财产的事实，从而取得该财产的实体权利――所有权。考虑到诉讼时效针对请求权而设，请求权又常常涉及民法典各编及民商事特别法中诸多内容，故应将诉讼时效规定于民法典总则编；而取得时效针对物权而设，是所有权、他物权以及其他财产权的取得方法，故取得时效应置于物权编总则，不能委身于所有权的一般规定。

时效制度篇8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criminal law, in the provisions the existing criminal law, the limitation of prosecution period of the unit in the unit crime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 longest limitation of prosecution period to the unit responsible; Limitation of prosecution period of unit responsible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 limitation of prosecution period of a crime natural person. From the legislative point of view, the system of unit criminal limitation of prosecution has yet to be adopted to further improve the revised criminal law.

关键词： 单位犯罪；追诉时效；刑罚适用

Key words: unit crime；limitation of prosecution；the use of penalty

中图分类号：DF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08-0317-02

0引言

我国刑法规定对犯罪的追诉时效期限是以犯罪主体所应判处的自由刑的法定最高刑或生命刑为标准来确定的，这是为自然人犯罪量身定做的追诉时效期限。当单位犯罪时，适用这种追诉时效制度则会出现很多难题，因为单位犯罪由于作为犯罪主体的单位是组织体，不能判处如自然人一样的自由刑和生命刑，刑法规定对犯罪单位只适用罚金刑。在刑法分则中，单位犯罪有单罚制和双罚制两种处罚模式，对于实行单罚制的单位犯罪，即只处罚单位责任人员，不处罚单位；对于实行双罚制的单位犯罪，既处罚单位又处罚单位责任人员。因此，在单位犯罪中应如何适用追诉时效制度，就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么，是否应对单位犯罪适用追诉时效制度及如何适用？以下试述之。

1单位犯罪应适用追诉时效

在现行刑法的规定下，单位犯罪能否适用追诉时效，学者之间对此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对单位犯罪的追诉时效，可以适用其直接负责的主管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追诉时效，即以有关单位犯罪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所可能判处的自由刑或生命刑来确定。①而有学者认为，“追诉时效只能适用于自然人犯罪，而不能适用于单位犯罪。因为：第一，在单位犯罪的情况下，虽然单位与直接责任人员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二者毕竟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犯罪主体，因此，法律规定的直接责任人员的追诉时效期限，就不能适用于单位。第二，在单位犯罪的情况下，单位的刑事责任的大小并不是与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的大小相一致的。如果笼统地将法人犯罪中直接责任人员应适用的追诉时效期限适用于单位，势必造成追诉期限的长短与刑事责任的大小脱节的现象。”第三，我国刑法第87条是以法定最高刑为不同期限的自由刑和生命刑的根据来确定追诉时效期限的，而单位犯罪的法定刑都是罚金，因此将追诉时效的规定适用于犯罪单位，未免太牵强附会。②

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据此将单位犯罪完全排除在追诉时效制度之外，也与法理不符。追诉时效制度是在刑法基本原则的指导下，依据刑罚的基本原理，规定在刑法总则中，对刑法分则规定的所有的犯罪都具有法律效力的一种刑罚的基本的制度，应当适用于单位犯罪。理由如下：

1.1 单位犯罪追诉时效制度适用于单位犯罪，符合追诉时效制度的立法设计理念追诉时效制度是现代世界各国的刑事立法普遍规定的一项基本刑罚制度，是刑法人道主义和社会合理性的具体体现，是对社会自我调节、净化和运行机制的尊重，是对犯罪人自我改造和自我约束的积极社会效果的承认，是对司法机关和自诉人及时行使求刑权的积极督促，也是有效配置司法资源、减少司法成本、节约社会财富的必要措施。③可见，追诉时效制度是依据刑事法哲学原理和刑事政策学原理制定的一种刑罚制度，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单位犯罪已成为现代社会一种广发的犯罪，理应通过在单位犯罪中适用追诉时效制度，发挥其积极作用。

1.2 追诉时效制度适用于单位犯罪，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的体现“对于不纯正的单位犯罪而言，其与同一性质的自然人犯罪的区别仅仅在于犯罪主体的不同，不在于犯罪的构成不同。换言之，不纯正单位犯罪是与同一性质的自然人犯罪共用同一个犯罪构成。如果单位犯罪不受追诉时效期限的限制，就会造成单位实施某种不纯正单位犯罪，不受追诉时效期限的限制，而自然人实施同一种性质的犯罪，则受追诉时效期限限制的结果，而这一结果显然违背了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对于单位主体来说，也是不公平的。”④

所以，笔者认为，在现行刑法规定下，单位犯罪应适用追诉时效制度，即使有一些不合理的情况，但总的来说，单位犯罪适用追诉时效制度比不适用是利大于弊的。

2单位犯罪追诉时效制度的具体适用

现行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制度是按自然人属性来设计的，是以自由刑或生命刑来确定追诉时效期限的，而在单位犯罪中，如何适用追诉时效制度？

2.1 单位犯罪追诉时效适用方法的争议对于单位犯罪中追诉时效制度的适用，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①大多数观点认为，对单位犯罪的追诉时效，应当按照有关单位犯罪法条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所应判处的自由刑或生命刑来确定。⑤但是，这种观点没有解决好当单位责任人员为多人的场合下如何确定单位犯罪的追诉时效期限的问题。②为了明确单位犯罪的追诉时效期限，有人提出，在现行刑法规定之下，单位的追诉时效期限可以依照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中最长的追诉时效期限来确定。⑥③也有人反对以直接责任人员的追诉时效来确定犯罪单位的追诉期限。理由是：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对单位不可能适用，因为追诉时效的意义在于对犯罪经过一定时间就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而经过一定时间的前提是所犯之罪的法定最高刑为刑法规定的自由刑和生命刑。犯罪单位依法处罚金，不可能具有适用这一追诉时效的前提，所以对犯罪单位不能适用追诉时效。⑦这种观点看到了现行刑法追诉时效制度的弊病，但彻底否定单位追诉时效不利于解决现实问题。④还有人另辟蹊径，提出现行刑法第87条第一项规定，“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根据本项精神，罚金显然属于“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范畴，因此，对犯罪单位的追诉时效应当限于5年，即单位犯罪的，经过5年后不应再追诉。⑧这种观点的理解很片面，有些单位犯罪是侵害很重要法益的犯罪，如刑法第125条规定的单位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就侵害了社会的公共安全，对这种单位犯罪也以五年作为其追诉期限，显然与法律精神不符。

笔者认为，在现行刑法的规定下，单位犯罪中单位的追诉时效期限应以单位责任人员中最长的追诉时效期限来确定；单位责任人员的追诉时效期限应以自然人的追诉时效期限来确定，具体理由下文分析。

2.2 犯罪单位的追诉时效适用单位犯罪中单位的追诉时效期限以单位责任人员中最长的追诉时效期限来确定相对较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因为单位犯罪中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的依据是与单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密切相关，而单位责任人员中承担的最重刑罚是最能体现单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那么，以单位责任人员中最长的追诉时效期限来确定单位的追诉时效期限就较好地解决了以较恰当的刑事责任来确定单位的追诉时效期限的问题，当然，这个标准并不是最理想的，但在现行的刑法规定下，不失为是一种较好的选择。此外，以单位责任人员中最长的追诉时效期限来确定单位的追诉时效期限的好处还有：一是无论实施单罚制还是实施双罚制的单位犯罪都可适用。二是不会造成单位与单位责任人员的追诉不协调。如果追诉时效期限未过，那么，单位与单位责任人员都要承担刑事责任；如果追诉时效期限已过，那么，单位与单位责任人员都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当然，按这种标准可能存在这种情况，当单位追诉时效期限未过，而承担较轻刑罚的单位责任人员因追诉时效期限已过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在这种情况中，单位责任人员承担较轻刑罚本身说明这些单位责任人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较小，经过一段时间没有犯罪，说明他们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不再被追诉，这正是追诉时效制度立法设计的本意，所以这种情况应是题中应有之义。三是标准统一，便于操作，有利于司法实践。司法机关按这种标准能较容易地确定单位的追诉时效期限，能提高司法的效率，能节省不少人力、物力、财力。

还要注意单位追诉时效的中断如何计算的问题，如果用来确定单位追诉时效期限的所处刑罚最重的单位责任人员的追诉时效中断，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单位责任人员所犯罪新罪与前罪中的单位无关，则单位的追诉时效不中断；二是单位责任人员又是前罪中的单位所犯新罪的单位责任人员或与原单位共同犯罪，则单位的追诉时效中断。

还有一个单位追诉时效的延长问题，如果单位责任人员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工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应当分清情况，分别处理：①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单位责任人员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行为是基于单位的意志而实施的，单位和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单位责任人员都不爱追诉期限的限制。②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立案侦查或者在人民法院受理案件以后，单位责任人员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行为是基于其本人的意志而实施，单位并无逃避或者审判的意图的，逃避侦查或者审判的单位责任人员不爱追诉期限的限制，而单位仍应受追诉时效期限的限制。⑨

2.3 单位责任人员的追诉时效适用单位责任人员的追诉时效期限应以自然人的追诉时效期限来确定，这是由单位责任人员承担刑事责任的特点和追诉时效期限确定的原理所决定的。单位责任人员在单位犯罪中的刑事责任大小与单位的刑事责任的大小并不一致，单位刑事责任的大小是由单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所决定的，而单位责任人员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的大小除了受单位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影响外，还与单位责任人员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大小、单位责任人员的主观恶性有关，所以导致了单位与单位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大小并不相同。并且，追诉时效期限是由刑事责任的大小来确定追诉期限的长短，又由于单位责任人员可能有多人，故而单位责任人员的追诉时效应按他们在单位犯罪中应处的法定最高刑来决定他们的追诉时效期限的长短。唯其如此，单位责任人员的追诉时效期限才能得到有序、准确的计算。

3单位犯罪追诉时效的立法取向

前文所述的单位的追诉时效期限按单位责任人员中最长的追诉时效期限来确定的方法只是在现行刑法的规定下的一种权宜之计，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方法。因为单位责任人员在单位犯罪中的刑事责任大小与单位的刑事责任的大小并不一致，而以单位责任人员的追诉期限来确定单位的追诉期限肯定不够恰当。所以，单位犯罪的追诉时效制度的根本解决还是有赖于刑法的修订，那么，在以后的立法中单位犯罪的追诉时效制度如何尽可能完善？笔者认为，单位与单位责任人员应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计算各自的追诉时效期限。

犯罪单位的追诉时效期限应根据单位的刑事责任和单位的刑罚的轻重来确定，应把罚金刑作为确定单位追诉时效期限的标准。而有人认为，应根据单位所犯的罪行，按应处罚金数额、非法所得数额及犯罪程度、危害后果来确定。⑩这种方法过于复杂，过于模糊，不利于操作，反而有害于正确适用。如果只将罚金刑作为确定单位追诉期限的标准，一方面，罚金刑数额的大小能准确体现单位的刑事责任；另一方面，标准唯一，罚金刑的数额明确，操作简单、方便，既能做到准确确定追诉期限又能极好地提高效率。

单位责任人员的追诉时效期限应按自然人的追诉期限来确定，这样既能使单位犯罪中单位责任人员的追诉时效期限与自然人的追诉期限相协调，又能反映单位责任人员在单位犯罪中承担刑事责任的特点，从而更好发挥追诉时效制度的积极作用。

总之，在现行刑法规定下对单位犯罪适用追诉时效制度是有法理依据的，但由于刑法立法的不周全，造成了适用上的困难。在现实的情况下，根据刑法原理，单位犯罪中单位的追诉时效期限应以单位责任人员中最长的追诉时效期限来确定；单位责任人员的追诉时效期限应以自然人的追诉时效期限来确定，这是一种较为合理的确定单位犯罪追诉时效期限的方法。当然，要彻底解决单位犯罪追诉时效的适用难题还得通过完善追诉时效制度来实现。

注释：

①参见李文伟.法人刑事责任比较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211.

②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685.

③参见于志刚.追诉时效制度研究[M].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25-27.

④石磊.单位犯罪关系论[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225.

⑤参见何秉松.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564.

⑥参见黄京平.刑法总则案例分析[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63.

⑦参见薛进展.单位犯罪刑罚的适用与进展[J].法学，2002，（9）：58.

⑧参见谢望原.论对犯罪单位的追诉时效[J].法学杂志，2002，（4）：75.

⑨参见石磊.单位犯罪关系论[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230.

⑩参见勾传增.查处法人犯罪问题初探[J].检察理论研究，1999，（2）：4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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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石磊.单位犯罪关系论[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5]何秉松.法人犯罪与刑事责任[M].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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