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陪审工作总结范文

法院陪审工作总结篇1

时值年终岁尾，2020年的陪审员管理工作即将完美收关，通过院领导的正确指导和陪审办在实践中摸索经验，目前，陪审员的管理工作已经进入了正轨，无论从制度层面、工作实践还是陪审工作流程都运行良好，陪审管理趋于规范。现将今年以来的陪审工作简要总结如下：

一、陪审工作基本情况

2020年，陪审办共接到陪审案件1619件，安排人民陪审员520人次（执行局大概1000起左右案件未计算在内），从下表的数字可以看出，1-3月份，只有十几名陪审员垄断陪审，未能达到人民陪审员广泛参与的效果。自4月份起，将我院陪审员全部调动起来，94名陪审员中，能参与陪审工作的大概有60人左右，占陪审员总数的一半以上。

1-12月陪审案件汇总表

单位：陪审办公室

月  份

陪审案件数量

陪审员参与人数

月  份

陪审案件数量

陪审员参与人数

一月份

154件

16人

七月份

130件

56人

二月份

140件

17人

八月份

142件

54人

三月份

186件

24人

九月份

116件

54人

四月份

134件

59人

十月份

145件

52人

五月份

173件

55人

十一月份

134件

53人

六月份

146件

55人

十二月份

19件

25人

合计：1619件520人次

统计日期：2020年12月6日星期四

二、陪审工作取得的成果

1、陪审工作流程方面：总体来说，陪审管理工作已经形成了闭环。从陪审员使用的申请——陪审员按庭排庭——临时庭的应急处理——申请单的及时回传——书记员打印报销凭证——主审法官的签字把关——陪审办与底单的核对以及汇总上报——主管领导的签字审核——财务部门补贴发放，这些步骤一环扣一环，缺一不可，堵塞了管理漏洞。

2、积压陪审费的清理发放工作：2020年之前，人民陪审员的陪审费积压一年左右未正常发放，为稳定陪审员队伍，陪审办夜以继日全力进行了清理，终于将积压的陪审费全部发放到位，圆满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些工作的开展，离不开曾庆丽副主任和张锐玲，他们做了大量的、认真细致的工作，也使陪审管理工作有了进一步的规范和提高。

3、陪审基础建设方面：为便于工作，规范流程，自今年四月份起，我们将陪审员陪审费报销凭证，按照财务管理的标准，进行了分册装订存档备查；对所有申请表装订成册，与报销凭证一一相对，对已经申请陪审员，但又临时取消的案件进行了标注，全部做到有据可查。                    

4、陪审管理特色：在陪审员的日常管理中，我们将陪审员分为四个大庭按序轮流排庭，减少了陪审员排庭不均的弊病。如遇有关土地纠纷、医疗纠纷等特殊案件时，我们在陪审员中挑选相关方面的专家与法官组成合议庭陪审，共同研讨案情，从专业的角度提出建议。

5、陪审管理制度的规范：今年十月份，我们对国家及上级部门出台的有关陪审员管理方面的办法、制度及有关文件进行了汇总和清理，并对我院的《人民陪审员陪审费补助办法》进行了重新修订，做到了有法可依。

三、陪审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陪审资源的浪费问题。这一问题在陪审员座谈会时就已经提到过。目前我院有94名陪审员，而真正能参加陪审的人员只有60人左右，其他30多人因工作繁忙等原因，不能参加陪审工作，造成了陪审资源的浪费。建议适时进行调整和增补。

2、陪审员的素养问题。目前我院的陪审员均来自各行各业，职业素养虽不相同，但个别陪审员素质较低，经常私自到法官处要庭、签单，在陪审员队伍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为陪审管理工作制造障碍。建议予以更换调整。

3、陪审员的庭审礼仪培训问题。在一年来的陪审实践中，我们发现，有个别陪审员在庭审过程中缺乏起码的礼仪，有开庭接打电话的、有庭审过程中睡觉的，还有迟到、旷庭等现象的发生，严重影响了陪审工作的严肃性。建议适时对全体陪审员进行相关培训。但也要特别表扬人民陪审员付敏，在庭审连续八个半小时的开庭过程中，没喝一口水，没去一次卫生间，一直精神抖擞的与法官们共同坐在庄严而神圣的法庭上，让法官们都倍加感动。

4、工作建议：

法院陪审工作总结篇2

一、认真分析经济运行态势，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

今年以来，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全区上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保增长、抓转型、重民生、促稳定”的工作主线，积极贯彻落实应对金融危机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克难攻坚，狠抓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指标完成较好。审议中，委员们予以高度肯定。同时，在审议中，委员们也冷静地分析了我区经济运行的态势，从指标完成情况看，经济运行总体趋势企稳回暖，但回升幅度较小，地区生产总值、农民人均收入、外贸进出口总额等三项指标未完成预期目标，其中，地区生产总值位居全市各县（市、区）末位；从发展现状看，制约我区发展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发展不快、后劲不足的问题，表现在总量偏小、经济发展后劲不足、部分行业和企业经营困难、要素制约日益突出、项目建设进展缓慢等方面，总体上看，我区发展的总体形势仍然是严峻的，因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认识，正视困难和问题，认真研究应对举措，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任务。

一是优化结构，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要建立以工业为主导，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齐头并进、协调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要不断优化发展环境，加快“3+新”特色产业发展，完善扶持政策，支持和引导企业做大做强、创新发展。要加快推进服务业发展，提高三产的比重。加快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着力推进旅游业转型升级，推出精品旅游线路，打响衢江旅游品牌。加快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进传统农业提升改造，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促进农业向规模化、产业化方向发展。

二是优化服务，加大企业帮扶力度。要密切关注企业运行，加强服务和帮扶解困工作，促进企业稳步发展。要认真落实部门帮扶责任，加强帮办队伍建设，诚心诚意地帮助企业解决问题。要认真落实工业企业贷款周转金、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等制度，深化银企对接活动，积极培育融资担保公司，探索建立政策性的担保公司，积极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要进一步完善帮扶政策，加大对主导产业和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促进企业做大做强。

三是狠抓项目建设，增强发展后劲。要始终坚持招商引资“一号工程”不动摇，创新招商方式，进一步强化责任，完善举措，着力引进战略性龙头企业和具有突破性的技术研发成果和相应的高科技人才。加快项目实施进度，严格实行“一个项目、一名领导、一套班子、一抓到底”的项目推进机制，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开工、建设和投产。要全力谋划政府主导性投资项目，瞄准国家“4万亿”投资重点和省级政府性投资方向，加强后备项目的谋划、包装等前期工作，争取更多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

四是高度关注民生，促进农民增收。要提升改造粮食、柑桔、毛竹、生猪等传统农业，加快发展现代高效农业，积极发展农家乐休闲旅游业、来料加工业，大力推进农民素质工程，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要积极推进耕地、林地、宅基地流转，促进农业向规模化、产业化方向发展。要研究制定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意见，多路并举促农增收。要探索村级资金互助社和农民住房抵押贷款等形式，解决农民资金短缺难题，为农民增收提供有力的保障。

二、深化改革，加强监管，提升财政预算资金绩效

委员们对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去年财政决算情况和审计工作总体上予以肯定。今年上半年，区政府及财政部门通过加强税收征管、调整优化支出结构、推进财政改革和加强财政监管，确保了财政平稳运行，财政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要清楚地看到，当前财政预算执行和管理中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解决：一是保持收入可持续增长的后劲不足，实现财政收入稳定持续增长的难度加大。二是支出结构进一步优化的难度加大，一般性支出居高不下，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民生保障基础不扎实。三是收支平衡难度加大，收支矛盾突出。四是预算执行还不够严格，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未编制年度预算，部分收入未纳入一般预算或基金预算管理。为进一步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中提出：

一要努力优化收入结构，保持地方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在依法治税、规范管理的前提下，调整税种收入结构，加强对地方小税种征管，进一步完善非税收入征管办法，提高非税收入征缴率，加强土地出让金的收缴管理。

二要积极优化支出结构，着力扩大公共财政覆盖范围。针对公务用车、公务接待、公费出国等群众反映较多、容易出现浪费的重点环节，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从严控制和约束这类支出，推进节约型机关建设；确保农业、科技、教育、卫生、社保、生态环境等重点支出，把财政支出向公共领域、民生领域、新农村建设领域倾斜，以解决群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三要改革完善财政管理制度，切实增强财政调控能力。严格执行预算法，解决好规定纳入预算却“尚未纳入”的问题。完善财政综合预算方案、罚没收入管理体制，加强部门单位预算外收入净收益的核算，逐步提高预算外收入、罚没收入纳入综合预算的比重。要提高项目支出预算的透明度、计划性和针对性，增强预算执行的刚性。要加快部门预算改革步伐，扩大部门综合预算范围，逐步实现预算一个盘子。要加强政府性债务的管理，把资金用在经济建设关键的重点部位，促进衢江经济社会的加快发展。

四要加强对财政资金的监督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针对目前专项资金项目过多、过散的状况，进行清理、整合，逐步提高专项资金管理和使用的透明度。进一步加强对重点项目资金的使用管理，加快建立财政绩效评价机制，严肃财经纪律。建立和完善行政监督、社会监督、人大监督、纪检监察监督的监督机制，不断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五要加强对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运用审计成果，是深化人大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的重要途径。区人大常委会将一如既往重视和支持审计部门依法开展工作。对审计报告所反映的问题，区政府及有关部门要认真分析原因，制定整改方案，落实专人专责，限期整改到位，有关整改落实情况要及时向人大常委会报告。对今后的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审计工作，提四点要求：一要进一步加强预算执行审计，着力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严格按照《审计法》和《监督法》关于预算执行监督的重点内容和要求，围绕资金分配和预算管理这条主线，从源头上把好财政资金的分配、管理和使用，提高财政绩效水平。二要更加关注保增长、扩内需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情况，加强对政府重点投资项目的审计。要把工程建设规模较大、财政性资金投入较多、社会各界关注度高、群众关心的重大建设项目和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审计工作重点。推进政府真正把“扩内需、保增长”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把钱花在刀刃上。三要更加关注民生问题，加强对民生保障资金的审计。要进一步强化对民生类项目资金的专项审计，认真开展对各项惠民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检查，避免用于解决民生问题的资金被挤占挪用，促进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利益。四要增强审计结果的透明度，提高审计监督的权威性。要进一步加大审计执法力度，在审深审透、查清问题、分析原因的基础上，依据政策，严格执法，督促问题较多的部门和单位切实加以整改，防止屡查屡犯。触犯法纪的，提交有关部门依法依纪处理，严格实行问责制和责任追究制度。对条件成熟的，要对人民群众关注的部分审计事项跟踪审计，并将审计结果进行公开，提高审计结果对社会的警示作用和影响力。

三、依法履职，司法为民，努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本次会议依法任命了25名人民陪审员，这是本届人大常委会首次任命人民陪审员。20*年8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自20*年5月1日起施行。全国人大的决定赋予了人民陪审员非常重要的权力，与法官享有同等的权利，所以人民陪审员职责行使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审判工作，关系到司法公正，因此在这里就人民陪审员如何履行好这一神圣的职责，不负众望，提几点要求：

一是人民陪审员要树立起司法为民的意识。人民陪审员要想做到司法为民，就要在思想上牢固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利观，解决好“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要时刻牢记我们手中的审判权是人民赋予的，这一权利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绝不能用来为自己谋利益，要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共命运，做到满怀爱民之心，恪守爱民之责，多办利民之事。

二是人民陪审员要加强学习，尽快熟悉掌握审判业务。人民法院审判权是人民赋予的，作为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不仅要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同时还要具有娴熟的业务水平。这就要求我们这些人民陪审员要尽快进入“角色”，熟悉审判职能，掌握审判业务。要在学习上下真功夫。一是要认真学习法律专业知识。在法律知识的学习上首先要加强自学，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法律知识。二是要向实践学习，向合议庭的法官学习，通过参加案件审理在实践中学习法律。

三是人民陪审员要正确处理参加审判与本单位工作的关系。人民陪审员的工作性质决定着在从事审判工作的特点具有兼职性，在这次任命的陪审员中大家在平时都有自己的工作。这就有如何妥善处理参加审判与本单位工作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人民法院指定需要由人民陪审员参加诉讼的案件，陪审员应当事先安排好工作，主动做好庭审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按时参加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拒绝参加陪审，同时人民法院在安排人民陪审员庭审时，也要为人民陪审员提供便利条件，确保他们有充足的时间能够在事先处理好本职工作，使其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审判工作中去，保证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是人民陪审员要恪守法律职业道德。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人民陪审员是经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出人民陪审员人选，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任命的”。依据这一规定人民陪审员是兼职的审判人员，既然法律赋予了人民陪审员具有审判权，同时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这一义务就是要严格遵守《法官法》和《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等有关规定。用法官的职业道德去规范自己的行为。

法院陪审工作总结篇3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在我庭的实施情况

（一）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情况

该庭高度重视人民陪审员选任工作，积极响应院党组的号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在认真总结往年的人民陪审员使用情况后，按照要求，积极配合县法院通过公告、组织推荐（或本人报名）、审查、审核、公示、培训、人大常委会任命的程序，共选任了2名陪审员，占该庭现有法官人数的50%。

（二）陪审员的培训管理情况。

该庭积极开展人民陪审员的培训工作，今年按院党组要求，针对新任人民陪审员在法律程序和常用的法律知识等方面不太熟悉的情况，结合日常审理案件的需要，专门抽时间组织办案能力强、经验丰富的审判人员分别就“程序、调解、民事”三个方面对人民陪审员进行了分类培训，取得良好效果。

同时，为了帮助陪审员更好地熟悉庭审流程，提高陪审员庭审驾驭适应能力，还利用巡回审理的案件，特意组织陪审员进行了多次庭审观摩,并于案后开展了陪审经验交流座谈会。通过这些观摩、培训和座谈会，人民陪审员的业务知识和法律素质都得到明显提高，为人民陪审员更好地参与审判活动、发挥既“陪”且“审”的职能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陪审员参与审判活动的情况。

今年该庭在往年的基础上更加重视人民陪审员制度。对一些法律关系较简单，但当事人双方争议大，抵触情绪高，在当地群众中有一定影响和教育意义的民事案件，我庭尽量邀请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并结合所审案件组织陪审员座谈，进行培训指导，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身在基层、与群众联系密切的长处，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依法做出判决，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年，我庭共收诉讼案件130件，审结案件130件，结案率100%。其中2名人民陪审员共参加审理案件23人次，个人最高参审案件23件，结案率100%。还配合我庭参加了多件非陪审案件的调解、执行工作，效果非常理想，这些案件都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反响。

二、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的特点

（一）陪审率较低。今年该庭无重审案件，所有一审案件130件中，陪审员参与审理23件，陪审率仅为17.7%。

（二）陪审案件范围较窄。从案由来看，陪审案件集中在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人身及合同案件陪审少；从程序来看，陪审案件集中在缺席审理的公告案件，对席审理的案件陪审少，陪审员作用不明显，有些“凑人数”的味道。今年该庭有陪审员参与的23件陪审案件中，婚姻家庭纠纷案件19件，占陪审案件总数的82.6%；民间借贷及买卖合同案件3件，占13%；人身损害赔偿案1件，占4.3%。

（三）无一例当事人申请陪审案件。该23件陪审案件，均是该庭自行依法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无当事人申请人民陪审员参加审理的案件。

三、人民陪审员在我庭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件大事，是司法民主化、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是人民群众监督支持法院工作，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也是对人民群众进行法律宣传和法制教育的重要形式。

由于受地域、经济等条件所限，人民陪审员制度起步较晚，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就本次调研中所发现的而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可供选择的陪审员来源范围较窄，陪审员代表性不够广泛。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四条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但事实上，像我庭这样的西部贫困地区的基层法庭，辖区内人员素质普遍较低，大专以上学历的主要集中在公务员部门及村镇干部阶层，因此在选任陪审员时受到很大的限制。虽然这些人也可以担任人民陪审员，而事实上我庭目前仅有的2名陪审员也都是村镇干部，但由于其身份及工作职务所限，无形中就已经使得“人民群众监督支持法院工作，确保司法公正”、“人民陪审员来自群众，了解并代表民意”等重要特色失色不少。

（二）陪审员法律水平较低，工作中缺乏主动性，“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现象比较突出。

由于我国对法律的全民推广及普及程度不高，而法庭的审理工作又的确具有很强的专业性，陪审员法律知识和水平有限，我庭2名陪审员在审理工作中缺乏主动性，对法官存有一定“依赖性”，在一些较为复杂，牵涉具体法律问题较多的案件审理中，陪审员几乎是“陪”而不“审”，整个庭审过程中，一言未发，与一个旁听群众无异。在其后的合议庭评议中，陪审员也受到专业知识限制，难以与法官在同一层面讨论案件，除在生活经验及伦理道德方面对案件发表意见外，几乎很少从法律角度对案件的提出个人见解，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法官在评议会上常常不得不给陪审员临时宣讲传授法律法规。

（三）陪审员庭前准备不够，本职工作和陪审工作矛盾冲突较大。

由于地处农村，该庭2名陪审员平时都有自己的职业，除了乡镇街道工作外，自家还有种地养猪等事情要做，不可能像法官一样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在庭审前就阅卷，往往是临开庭前才得知案由，而案件的基本情况就只能在庭审过程中通过边听边匆匆阅读一些书面材料来进行大致的了解。这样，虽然陪审员的确是参与了审判活动，但无疑与我国施行陪审制度的初衷不合，失去了陪审制度的真正意义。另外，由于该庭所在农村仍保留有“赶场”的传统。而“赶场天”对于当地群众，包括陪审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赶场天往往正是他们交换农产品，做做小买卖的好时机，也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如果选择在赶场天开庭，往往会给陪审员家庭的收入带来一定影响，所以我庭在排期开庭时，往往只能避开赶场天，但这样一来，又给法庭的审理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四）陪审员报酬明显偏低，严重影响工作积极性。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规定，陪审员因参加审判活动而支出的相关费用由人民法院给予补助，该规定将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的费用压在了法院肩上，而基层法院经费非常紧张，无法充分保障陪审员的经济权益。以该庭为例，今年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23件，计23人次，每案每人次的报酬仅15元。而有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往往是属于在当地影响较大、当事人对立情绪严重的案件，此类案件通常是上午开庭，下午就紧接着调解、评议，整个过程常常会持续到傍晚时分。由于农村交通不便，陪审员仅来回一趟的车费就得10元左右，加上餐费，陪审员来参审一次，只是路费和餐费就得倒贴钱进去——这还没计算误工损失。更何况，据司法实践看来，有陪审员参审的案件常常不是在一天之内就能完结的，往往是头天开庭后，调解工作要持续好几天，分多次向双方当事人做工作，实在无法达成调解意向的，还要择日召集合议庭评议、拟稿、宣判……这样一来，耽搁陪审员的时间更长，然而报酬却仅为15元。一次两次，陪审员还能尽力支持法院工作，但次数多了，陪审员自家也不富裕，他们也得为自己家庭考虑，如此长期一来，就难免对陪审员的工作积极性造成严重影响。

四、措施和建议

人民陪审员制度被认为是新中国的“司法传统”，它既是一种民主制度，又是一种司法制度。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说过，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一种全面体现司法民主，确保公正与效率，而又符合国情，易于接受的群众参与司法的机制，是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群众直接感受司法公正的最好方式。尽管司法实践中的腐败和不公是个别的，影响却是恶劣的。消除这种影响的最好办法之一就是吸引人民群众参与审判活动全过程，让人民群众去感受，去见证。

在我国，人民陪审员被誉为“不穿制服的法官”，其存在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然而由于诸多客观原因，基层人民陪审员的作用和地位尚未得到完全的发挥和体现，为进一步落实《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充分发挥人民陪审员作用，根据我庭自身的审判实践，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供探讨：

（一）加大宣传力度，完善选任程序，积极拓展陪审员来源范围，使得陪审员的广泛代表性真正得到体现。

人民陪审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制度，事关人民民利和司法公正，落实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不仅是法院的事情，更是全社会的责任，仅靠法院在选任过程中的宣传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整个社会应该积极利用各种宣传媒体，不断提高全社会成员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认识程度，为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及任期内的工作营造一个良好的大环境。同时，在人民陪审员选任过程中，我们应该加大宣传力度，充分调动当地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将个人自荐、单位推荐、人大考察、选任竞争四个方面有机结合，从社会阅历、政治取向、道德品质、生活作风、社会影响力、法律水平等各方面全面考查，并根据居住区域、作息时间等特点，最终确定合格的人民陪审员。

（二）加大培训力度，迅速提高陪审员法律水平，积极培养陪审员工作主动性，逐步杜绝“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现象。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尤其是像我庭这样的西部贫困地区的人民陪审员法律水平普遍不高，这和我国法制大环境有关，和社会对法律的宣传和普及程度不够有关。但既然要使用陪审员，就应当使其“不穿制服的法官”的称谓名副其实。然而依照我国目前现状，各种法律法规不断颁布施行，法律知识日新月异，连专职法官都得不断上网“充电”，那么对陪审员而言，仅靠一两次的岗前集中培训是明显不够的，我们必须对人民陪审员多次进行不定期的法律法规知识专项培训。

但该庭目前仅有2名审判员，维持日常审判工作都十分吃力，人力严重不足，显然是无力组织这样的培训的，这就得依靠县法院积极联系相关司法培训部门共同做好人民陪审员教育培训工作，组织一批年富力强、法律知识渊博、办案经验丰富的法官或是法律工作者，根据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的类型及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审判业务和法律知识培训工作，让陪审员学会运用法律的思维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积极培养人民陪审员的使命感和工作主动性，不断提高法律业务水平，逐步杜绝“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现象，使陪审员真正成为便衣法官。

（三）求得财政支持，切实提高陪审员待遇，促进陪审员工作积极性。

正如前面所述，待遇问题也是严重影响陪审员工作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虽然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钱，但我们不能一方面看着陪审员“出工又贴钱”，一方面还指望他们发扬精神，积极工作。

在前文中，提到“陪审员庭前准备不够，本职工作和陪审工作冲突矛盾较大”这一问题。其实就该庭的陪审员而言，只要能把待遇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是可以克服的——在误工损失能得到合理补偿的前提下，我们完全可以通知陪审员在开庭前几天专门抽时间来法庭阅卷、了解案件基本情况，甚至与法官一同参与案件的调查取证。

法院陪审工作总结篇4

关键词：陪审制度 改革 完善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基层的缺陷

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则是专指人民陪审员制度，原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曾说：人民陪审员是“不穿制服的法官”。 据统计，有人民陪审员参与或者监督的民事案件，有很大一部分都以当事人和解或者调解结案，双方当事人往往都服判息诉，真正能做到案结事了。因此，人民陪审员制度被认为是自建国以来所特有的的司法传统。

陪审员之所以是陪审员，是因为其具有不同于法官的平民身份，能够深入生活，对社会公平正义有现实的直觉，对社情民意有深刻的体悟。因此要准确把握人民陪审员贴近群众贴近社会并代表人民参与司法审判的定位，充分尊重陪审员的独立地位、独特视角、朴素观念， 实现法官与陪审员的优势互补，提升司法的整体能力，这是陪审制度的现实价值之所在。1该《决定》实施多年来，既从制度上保证了普通民众可以积极主动的参与司法活动，在提高司法的公信力方面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决定》虽然解决了一部分学术方面的问题，却并未触及人民陪审员制度问题的本身，在2008年，也就是该《决定》颁布三周年后，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一份凋研结果称“人民陪审员制度…问题犹存…陪审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不同法院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类型不均衡，参审方式不平衡，主动申请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判的当事人很少。”2就笔者从基层的角度来看，陪审员人员不足，结构不平衡，参与案件不足，陪而不审，权职不明，办案素质不足等情况较为严重，具体可以分析如下：

（一）陪审员数量不足，结构不平衡

首先从人员来看，基层法院能够直接参加案件审理的人民陪审员数量不足，就拿金寨县法院来说，2013年之前总共有的陪审员不过七、八人，院里的两个民庭和刑庭，包括下设的四个派出法庭，平均起来人数明显偏少，直到2013年才新任命了25人，暂时缓解了人员不足的尴尬。即使如此，陪审员的任选结构还是不平衡，即机关、事业单位比重较大，

（二）陪审员陪而不审的现象依然存在，参加审理案件权职不明

中国的司法环境和国民的法律理念，和国外的差距是很大的，就当事人而言，很少有人愿意由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自己的案件；普通民众方面，愿意担任陪审员的也不多。曾有学者对不愿参加审理的陪审员作过调查，结果显示，不愿意参加的理由各种各样（具体的理由包括： “没意思，只是去当陪衬”；“去了，也只是做样子”；“没兴趣”；“走形式而已，浪费时间”；“我说了也不算”等），但最多的理由是：“参加陪审只是摆设，没有多少实质意义”。3金寨县法院去年一共审理了1580件案件，人民陪审员参与的仅有118件，陪审率不足10%，比例之低，可见一斑。

其次，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陪审员在法院执行职务期间，与法官享有同等的权利。但是司法实践中，不具有法律知识的陪审员到底可以行使职权，承担多少责任，法律没有做出非常明确的规定。虽然陪审员与法官享有一样的表决权，但是一般会更信服专业法官的法律素质，对自己的观点往往并不坚持，从评议到表决都会服从法官的决定。这样会导致整个陪审过程毫无意义可言，陪审员在法庭没有了话语权，也就没有了其应有的作用，更别说与法官形成制约监督关系了。

（三）对陪审员的管理监督规定不足，陪审经费也没有保障

目前基层在挑选陪审员时，范围较小，并且缺乏审前偏见排除程序。其实中国法院对陪审员的挑选几乎无程序性规则约束，无论是各法院从十分有限的潜在候选陪审员中挑选出法院的正式陪审员，还是在案件审理前对合议庭所需陪审员的挑选，随机挑选的功能没有发挥，而且法院掌握着挑选的绝对主动权，并明显体现出倾向性。4此外，法院经费是地方财政拨款的，人民陪审员的担任，参与审理，业务培训则是法院的正常工作，开展的话要求法院必须投入相当的精力，交通费误工费等补助需要法院支出，但这些款项并不一定能得到专款保证，并且法院很难准确的预算出每年的实际运转经费，因此未必能保证陪审员费用全部落实，这样难免会对本来就不高的陪审员参审的积极性造成影响。

二、基层陪审制度的未来

基层法院是我国实现司法民主的前沿阵地，承办了全国法院近80%左右的案件，基层强则全国强。我国是人民民主的国家，司法公正是人民基本的要求之一，而陪审制度就是人民积极参与司法的制度保障，有学者针对民众是否愿意作为陪审员参与刑事审判问题所作的调查显示，49.8%的被调查人表示“很高兴参加”，这一数字超过“不愿意参加”和“坚决不参加”的人数总和，这显示了民众参与刑事司法的热情和意愿并不低。5

首先，各基层法院视具体情况完善人民陪审员的任免制度，进一步扩大陪审员的产生渠道，增加各阶层的人员比例，提高陪审员入门门槛，以保证陪审队伍的素质和质量。把陪审员分成普通陪审员和专业陪审员，对于一般的民事纠纷，可以请普通陪审员参审，对于离婚纠纷，可以请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街道的陪审员参加，对于金融纠纷或者医疗纠纷，可以请专业领域的陪审员参审。

其次，在庭审中，由于陪审员更多的作用是体现在认清事实方面，因此很有必要将陪审员的职权和法官的区别开来。很多学者认为，基层法院之所以限定陪审员的参审，是考虑其法律素质不高，审判技能等方面不足，盲目的参审会导致判决的纯度不高。一个案件的审理，包括事实的认定和法律的适用，因此陪审员的作用可以更多的体现在运用一般社会观念或者专业知识协助法官认定事实，然后根据确定的事实，由法官单独来决定法律适用即可。

再次，加强陪审员的业务指导，基层法院要保证陪审员的法律素质和审判质量，不仅要对其专项经费有所规定，还要对其进行一定的培训。有些法院在对陪审员进行培训时容易走进专业化的误区，各种法律学科科目繁多，内容深奥，希望其能具有法官一样参审的能力，其实陪审员之所以为陪审员，就是其人民性决定的，如果具有了法官的法律专业水平，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础，因此笔者认为在基层对陪审员的培训，应该主要注重：首先是培训陪审员的社会责任感和法律尊严感，有一颗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二是基本的法律原则，规则的说明，审判程序基本的了解，比如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物权法所保护的对象等；三是对法律与情理之间兼顾，熟悉当地的风俗民情，这对于法官审理案件都是很好的参考。

关于对待有些陪审员陪而不审的情况，各地的基层法院可以因地制宜的健全陪审员的监督和惩罚规范，针对别有用心或者不愿问事的陪审员，追究其相关责任。虽然陪审员相对来说只是普通群众，与职业法官要求不一样，其参审只是暂时的行使一定的政治权利，但是司法权必须也要关在笼子里，因此在一定的追究制度下还应有相应的奖惩制度。

此外，各地基层法院还可以设立一个方便人民陪审员之间经验交流的平台。对于经常参审的陪审员，不定期的召开工作座谈会，或者集中观摩影响重大的庭审流程。通过这样的活动，可以让陪审员之间就如何帮助法官辨认案件事实，拓展陪审范围，化解社会矛盾等各个方面加强交流与探讨。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推选出若干优秀陪审员做自己陪审工作经验的介绍；也可以组织一部分陪审员审理案件时旁听，并互评审理质量。

参考文献：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教育培训处：《广州市人民陪审员情况调查》，载《法治论坛》第九辑，第 259 页。

2 袁定波，《“人民陪审员制度遭遇‘四道坎’”》，载《法制日报》，2008年5月8日

3 胡铭：《刑事司法的国民基础之实证研究》，载《现代法学》2008 年第3 期， 第43 页。

4 王一怀：《加拿大陪审法对“审前偏见”的救济制度》，载《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5期。

法院陪审工作总结篇5

自2005年5月1日起，《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在中国正式实施。这标志着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规范，相信其在司法实践中将重新焕发生机并发挥重要的群众监督作用。但通过学习《决议》全文、对比一些外国的陪审制度和分析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实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觉得该《决定》还不够完善、不够科学，而且与先行有关法律的规定相比，还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在实践中还将出现一些具体问题。因此，为了让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能更好的体现我国司法民主、坚持走群众路线的要求，并保证司法的公正，人民陪审员制度还有待进一步地完善。为探讨此问题，本文作如下论述。

一、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产生和发展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诉讼制度，其内容是，国家司法机关吸收非职业司法人员作为陪审员参加案件的审判。这一制度借鉴外国的陪审团制度和参审制度，让普通民众以陪审员的身份对审判工作进行民主监督，以保障司法公正和抑制司法腐败。“实行陪审制度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通常做法，其主要目的在于体现司法民主。以英美为代表的普通法系国家实行陪审团制，以德法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实行参审制。我国的陪审制度就是人民陪审员制度，即由依法定程序产生的人民陪审员依法参加人民法院审判活动并与法官具有同等权利的司法制度。

在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最早始于革命根据地时期，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一项优良传统。”[1]目前具体法律规定散见于我国的三大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我国民主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立法的初衷就在于，借鉴外国的陪审团制度或参审制度，从人民群众中吸收部分人作为人民陪审员参加案件的审判工作，让人民陪审员对审判工作进行民主监督，保障司法公正，抑制司法腐败，并作为加大普法力度的一种手段。由于现行的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有关法律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规定过于笼统，严重影响了这项制度的实行。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的现象，人民陪审员制度形同虚设，有鉴于此，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该《决定》。

二、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司法领域通常被认为是法律精英阶层专控的领域。那么为什么在英美普通法系国家存在陪审团制度？在我国要建立人民陪审员制度？这是不是让外行审案，乱用糊涂判官呢？其实不然，上述制度的建立各有其历史背景。英国1215年《大》就规定人民享有接受同等人审判的权利。所谓同等人审判就是指由当事人的邻居组成的陪审团的审判。我国1951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条例》，规定“为便于人民参与审判，人民法院应该视案件性质实行人民陪审制，陪审员对于陪审的案件，有协助调查、参与审理和提出意见之权”。但让外行人参与司法程序的一个共同基本理念是，把陪审员制度当做国家民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近现代国家都以人民的理念来证实国家权力来源和行使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司法权力也被视为一种当然的国家权力，所以应由作为者的人民来分享。上述制度建立合理性因素还有：在许多艰难的法律案件中，证据不能还原或者确证案件事实时，由与当事人有大致相同生活背景的人进行判断，可能更接近事理和情理本身；普通公民经常参与司法过程，于耳濡目染之中会潜移默化地受到法律专业人士分析问题的思路、方法以及语言表达的影响，从而实现法治精神向社会的渗透；陪审员的确立过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事人的自由选择，正如一句流行的西方法谚所说：“每个人都必须服从自己选择的法官所作出的裁决”，因此有陪审员参加的司法过程一旦结束并形成决定，尽管当事人一方无论多么不喜欢，但只要程序是正当的，当事人就得老老实实地执行。

在中国当下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有一层更直接的动因就是回应社会对司法腐败的不满。对目前的司法体制改革中国人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部分人士主张种种司法问题与困境的根源在于司法不独立，司法面临太多来自内外部因素的掣肘；另一方面则主张现有司法人员的素质和司法队伍的不良表现，需要用千百只眼睛警惕地瞪着他们，尤其要完善各种监督体制和措施。其中究竟谁为问题之本，目前主流的意见似乎是监督论者占了上风。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一）、人民陪审员制度实施的成本如何消解。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民陪审员基本沦为摆设，自80年代中期以后，人民陪审员一度在少数地方已名存实亡。如果要真正发挥人民陪审员的作用，就要建立一套常规的可操作的选任和参与司法活动的制度，这些都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成本，现有拮据的法院财力能堪支付吗？

（二）、尽管《决定》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产生程序与条件，即由基层人民法院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确定。但每一基层人民法院应储备多少人民陪审员？人大常委会如何确定？人民法院院长提请人大常委会任命之前的自行审查是否合理，这在该决定中并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在实践中依然可能出现几张“听话的老面孔”在法庭上永驻的景象。

（三）、我国的陪审员制度并不像英美的陪审团制度那样，对其与法官的职能进行了明确的划分，即陪审团管事实的判断，法官管法律的适用。而我国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理案件，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这种制度的实行是否既超出了陪审员的经验和知识认知能力，又侵损法律判断的专业性？

（四）、陪审员参与司法过程要求有一系列配套制度。比如，当庭质证制度、当庭宣判制度等，否则仍然像以往某些法院那样由“上级批案”、“院长定案”、“有关部门不当干预案件”，那么陪审员恐怕也只能继续充当摆设，所谓的司法民主、司法文明也只会是一种梦想。[2]

在日益民主的当今社会，如果司法太过独立，没有外界的监督，何以体现司法的公平、公正和民主，也侵犯了法律的神圣尊严，人民陪审员正好弥补了这样的一个空缺。但是如何有效地发挥人民陪审员的监督作用，却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完善的漫长过程。

三、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的现实问题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司法民主的要求，是我国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也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但是现实中仍然存在如下问题：

（一）、对人民陪审员的素质要求与法官法对法官的要求不一致。《决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初任法官的条件是，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毕业或者高等院校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具有法律专业知识，从事法律工作满二年。据说之所以这样规定，是希望精英治国，所以，全国统一司法资格考试，全国也曾经是一片叫好声。不知道为什么，仅仅时过三年，又不需要精英治国了。本来法官的素质就良莠不齐，再加进一些法律门外汉，不知作出的裁决会是怎样？法官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于一般的国家公务性管理，不同于一般的公务人员，是所谓“公堂一言断胜负，朱笔一落命攸关”。法院的地位及法官的责任决定了法官必须要有娴熟的法学理论知识、丰富渊博的社会综合知识、敏捷的思维反应能力和言词表达能力。而依据《决定》第八条，只要符合第四条规定的，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年满二十三周岁、品行良好、公道正派、身体健康等条件，并且没有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或被开除公职两种情况，在公民被推荐或自己提出申请后，就有可能经过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查后，就担负起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且，陪审员的本旨即在于以普通公民参与司法来对抗司法的专横，以公众的自然理性来平衡法官职业化的理性思维。因此，陪审员的来源必须是开放性的，而《规定》第五条却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执业律师等人员，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

产生一种怪现象，懂法的不一定能担任陪审员，不懂法的倒可能参与其中。虽然《决定》第十五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培训，提高人民陪审员的素质，但这种短期培训却无法让人民陪审员掌握必要的法律知识，奠定良好的法律功底，并形成合理的法律意识，积累审判实践经验的。在现代法律制度日趋复杂严密、法律更新频繁、法律体系也越来越庞大的情况下，非专业人士是很难掌握其运用技术的。如果要让陪审员走专业化道路，那还不如将审判责任完全托付给专业素质要高得多的职业法官们。

（二）、陪审员任期制不利于体现陪审制度的公正与民主。《决定》第九条规定，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是否可以连任？如果允许连任，在目前的大环境下，会不会产生职业“陪审”一族？如果允许连任，那实行陪审员制度的初衷又如何实现？如果允许连任，会不会产生新的腐败？----这边拿补助，那边依据《规定》第十八条拿工资、奖金，享受原单位福利待遇。这样，法官的心理如何平衡？

《决定》规定人民陪审员实行任期制，而非“一案一选”制，而且可以连选连任。有的陪审员甚至可能连续担任陪审员成了所谓的“陪审专业户”。陪审员这样的任期制不利于调动和保持其参加陪审的积极性，也有悖于设立陪审制度的初衷，不利于发挥陪审员在审判中应起的作用，也失去了人民陪审的意义，实际上有可能成为“凑数”。

（三）、中、高级法院不宜从基层法院选陪审员。《决定》目的在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公民依法参加审判活动，促进司法公正，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法应当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在其所在城市的基层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存在着以下两个主要问题。

1、选择陪审员不宜随机。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目的主要是通过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活动，实现司法民主，确保司法公正。如何确保司法公正？不是随便找几个陪审员“陪陪”就可以的，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主要是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案件，使法官听取来自业外人士的意见，丰富思维判断，并且自己要作出独立的判断，而一个既不懂法律又不懂专业知识的陪审员怎么发表意见作出判断？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的《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人民陪审员人选，应当注意吸收社会各阶层人员，以体现人民陪审员来源的广泛性”。上级法院选择陪审员时“随机抽取的”结果将会怎样？试想让一个既没有法律知识又没有专利技术知识的农民陪审员去陪审一个专利案件会出现什么情况？不言自明。

有人认为：“随机抽取”既能避免组成合议庭的随意性，又能有效防止出现‘编外法官’，从而体现出公民代表参与审判的公正性。其实这是对“随机抽取”的一种误解，《决定》确立的陪审员要由人大常委会任命，本身就是把陪审员作为‘编外法官’对待，再怎么随机也跳不出任命的那几十个人的范围，在《决定》框架下试图以随机保证公正，只不过是无法实现的虚幻理想，或者是自欺欺人罢了。

2、上级法院的陪审员不宜从下级法院选择。根据《决定》第一条、第八条、第十一条的规定，陪审员是人大常委会正式任命的工作人员，代表人民行使司法权力，由此必然导致一些无法解决的矛盾。首先，下级人大任命的人员，没有上级人大的任命怎么能到上级法院工作？名不正，则言不顺，没有相应权力机关的授权，而审理“人命关天”的案件，本身就是不合法，必将使通过陪审员审理案件提高法院公信力的愿望化为泡影。其次，上级法院采取随机选任的方式，必然导致有人在上下级法院兼职的可能，甚至在省会城市的陪审员还会出现在三级法院做陪审员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第八条第三款规定，公民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的基层人民法院担任人民陪审员，可又怎么能在上下级法院之间担任陪审员？法院的上下级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同时兼职怎么监督？如果一个人既在下级法院担任陪审员，又被上级法院抽中，将无法处理工作中的冲突，甚至会出现新的腐败源。

3、人民陪审员的权力不能比普通法官“高一等”。《决定》第一条规定，人民陪审员依照本决定产生，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除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同法官有同等权利。依据该条，人民陪审员同法官有同等权利，而依据《决定》第十一条，人民陪审员却高法官一等，因为“必要时，人民陪审员可以要求合议庭将案件提请院长决定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法官有这权利吗？司法实践中，普通法官没有权力要求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2002年8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指出，只有合议庭或审判长可以提请院长决定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

4、人民陪审员的法律身份难以界定。人民陪审员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该《决定》没有涉及。如果某人担任几年人民陪审员之后，被发现其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其本人又不能说明其来源合法，能否以巨额财产对其进行刑事追究？依据该《规定》及现行《刑法》，如果其在担任人民陪审员期间发生这种问题如何解决？如果在担任人民陪审员之后几年呢？人民陪审员的法定身份是什么？担任人民陪审员期间是国家工作人员或者还是原来固有的身份？《决定》没有明确。

四、对进一步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几点建议

改革、完善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必需的，但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的陪审制模式，应立足于我国国情，完善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坚持以司法公正、司法民主、司法监督为指导原则对现行陪审员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

（一）、要从立法上完善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制度，把好进人关，提高人民陪审员的门槛，以保证人民陪审员的素质与现在《法官法》要求法官的素质达到基本一致。

（二）、要采取各种方式对陪审员进行业务培训，定期更新人民陪审员的知识层面，提高他们的法律知识水平，并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必要的考核，持证上岗，保障人民陪审员在陪审过程中真实发挥作用。

（三）、法律要明确人民陪审员在陪审案件的身份，确定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同时还要加强人民陪审员的权责意识，注重对人民陪审员的政治思想教育，人民陪审员既然是经授权行使与审判人员等同的审判权力，其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就应视为一名法院的工作人员。因此，适用法官的所有权利、义务、责任和监督体制，也都应适用在人民陪审员的身上。

（四）、有学者基于上述问题指出中、高级法院应当有自己的陪审员。从所在地基层法院随机抽调陪审员的做法，既不利于陪审员工作，也不能保证司法公平。上级法院有自己的职责和管辖的案件，根据《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中级、高级法院一审审理重大复杂的案件，对陪审员的要求与基层法院也不同。所以，中、高级法院完全应当有自己的陪审员。

五、结论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从无到有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其不完善是必然的，关键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总结和更新，以便能更加有效地发挥人民陪审员的参与和监督作用，更好地体现司法的公平、公正和民主。本文纵观人民陪审员的产生和发展，分析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和现行的陪审制度所存在的问题。针对《决定》提出了四点需要完善的地方，将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国外的陪审制模式较好地结合在一起。

参考文献

[1]参见《公检法办案指南》2004年第九辑，第4页。

[2]秦前红：《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与司法民主》，《检察日报》2004年9月20日。

法院陪审工作总结篇6

一、各国的陪审制度

纵观当今世界各国的诉讼法律制度，陪审制度表现为两种形式：陪审团制度与参审制。  陪审团制度，是指由非法律专业人员组成的陪审团参加法庭审判活动，在审查证据基础上通  过对有争议的事实问题作出法律性裁定来协助法庭审理。在适用陪审团制度的国家，在审理  时陪审团单独认定事实，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但无权解决被告人的量刑问题。陪审制度主  要盛行于英美法系国家。参审制，是指由专业法官和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共同审判，共同作  出判决。在参审制情况下，陪审员与专业法官共同解决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问题，陪  审员与专业法官一样具有平等的表决权，参审制主要盛行于大陆法系国家。

（一）  英国

英国的刑事陪审制度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目前，英国刑事法院审理可诉罪的一审案件时，必须有由12名陪审官组成的陪审团参与审理，否则，审判无效。但是审判过程中有陪审员死亡或者被法庭解除义务的，不受土2个人数的限制。

在英国，民事诉讼不同于刑事诉讼，只有-种陪审团，即由12人组成的审理陪审团。1933年王座庭受理的民事案件只有一半使用陪审团。1933年《司法实施法》第六条规定对民事案件基本上不采用陪审审判制度，把要求陪审团的权利限于诽谤、文字诽谤、恶意控告、非法拘留、勾引、违背婚姻的案件的一方当事人有申请时才使用。即使在这些案件中，如果法官认为审理需要长时间的审查书证、账目或需要就地调查证据，就能拒绝使用陪审团的申请。除上述案件外，是否使用陪审团属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上966年上诉法院曾作出下述判决，即除有特殊情况外，人身伤害损害赔偿诉讼不使用陪审团，这是因为70年代的两件人身伤害损害赔偿诉讼中陪审团作了金额过高的损害赔偿的决定。王座庭受理的案件中，人身伤害案件占大多数，因此，上诉法院的判决又进一步地加快了民事陪审制度的衰落。在这以后，该庭使用陪审团的案件不到2％。除王座庭外，民事案件几乎没有使用陪审团的。高等法院的枢密法院虽根据1858年法律有使用陪审团的权力，但该庭从未使用过。郡法院虽有权使用8人组成的陪审团，但是由于费用太高亦极少使用。

（二）美国

在美国的刑事案件审理程序中，陪审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首先是选定陪审团。在司法实践中，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确定，不论是发生在联邦或州的刑事案件，如可能判处六个月以上的监禁，被告人享有由陪审团审理的权利。美国法律规定，未满18岁、不在本地居住、不通晓英语以及听力有缺陷的人、有前科者，没有资格充任陪审员。此外，在美国传统的习惯上，不担任陪审员或者免除陪审职务的还有以下人员：法官、律师、医生、牙科医生、消防队员、教师和各级政府官员。联邦法院和多数的州法院均以选民登记名单和驾驶执照持有者名单作为陪审团的原始或初步名单。

美国不仅继承了英国普通法的陪审制度，而且把接受陪审审判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规定在宪法之中。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对陪审制度的改革，进一步巩固了陪审制度，这些改革一是把陪审团土2名成员一致通过裁决的传统原则改为多数通过；二是对陪审团不能胜任。的复杂的案件，不实行陪审制。所以，陪审制度仍然是美国民事诉讼的重要制度。根据美国宪法修正案第7条和联邦民诉规则第38条的规定，对普通法的诉讼案件当然适用陪审审判，而对衡平法的诉讼案件则不采用陪审审判。至于具体案件是否采用陪审审理，在当事人接到最后诉答文书后lo日以内向法院提出陪审团审判的要求并向对方当事人送达其要求书，由法院裁量决定。如果当事人不提出申请，就视为当事人放弃了接受陪审团审判的权利。

（三）  法国

目前，法国仅在重罪法庭的审判中采用陪审制度。按照法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重罪法庭设在巴黎和各省的上诉法院所在地，具有非常设法庭的性质，一般为每三个月开庭一次。重罪法庭的组成人员包括一名庭长、两名助审法官和九名陪审员。庭长一般由上诉法院的庭长或法官担任，也可以由上诉法院院长担任。助审法官一般都从上诉法院的法官中选任，也可以从当地地方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和法官中选任。

按照法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担任陪审员的主要资格条件包括：年满23岁；懂法语：享有法国公民的政治权利、公民权利和家庭权利：没有受过刑事处罚；没有被开除过公职；没有精神疾患；没有因拒绝执行陪审员义务等而被宣布为禁止担任陪审员的人。此外，政府高级官员、法官和警官不得兼任陪审员；有关案件中的司法人员、证人、翻译、检举人、鉴定人、申诉人和当事人等不能担任本案的陪审员；年过？o的人可以免除担任陪审员的义务。每个重罪法庭每年都要编制本年度的候选陪审员名单。候选人数各地不同，巴黎为1200名；上塞纳省、塞纳圣德尼省和瓦尔德马恩省为500名；其他各省为160名至240名。  候选陪审员名单由一个专门委员会从当地居民中选定。该委员会一般由法官、当地政府官员和当地议会代表组成。名单确定之后，由重罪法庭书记室保存。

（四）日本

在日本，针对国民参与司法的意识较弱，已把加强国民的司法参加作为司法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问题加以讨论。全日本律师协会认为，将陪审制和参审制导人司法制度，对变革日本官僚司法具有重要作用。相对于职业裁判官来说，从国民中选拔出来的陪审员的判断更接近于事实认定的真实性，而且12个人不同角度对同一事件的各种议论，对事实的真实性发现也是有作用的。最重要的是，基于陪审员而作出的结论更容易被社会所接纳。来自日本裁判所的意见则认为，在裁判中导人陪审制、参审制，即是将最终判断权交与国民，是对审判方式的大变革，是关系到司法制度基于的大问题。  关于参审制，全日本律师协会的意见是，参审是裁判官的辅助者。提出在少年案件的裁判中实行参审制，对刑事重罪案件、轻罪案件及民事案件中的对国家、地方公共团体的损害赔偿案件实行陪审制，不实行陪审制的，导人参审制的阶段性的建议。对是否实行陪参审制度，日本各界观点不一。但达成的共识是，司法制度如果能很好的体现人民意志的话，将会增加国民对司法的关心，减轻国民与司法的距离感，真正体现国民主权的思想。

二、我国陪审制度的沿革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陪审制度在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第6条得到确认。当时的人民陪审员主要是法院根据案件性质从有关方面或团体邀请的临时性代表。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把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判工作的作法规定为宪法原则。同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则明确规定了适用人民陪审的案件范围，即在一审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审判中都应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但是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1956年？月10日，司法部经国务院批准了“关于人民陪审员的名额、任期、产生办法的指示”。土963年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结合基层普选选举人民陪审员的通知”。按照这些规定，人民陪审员主要设在基层人民法院。各基层人民法院首先要在广泛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候选人名单，然后由城镇或人民公社的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或者由基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一般为2年。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在需要人民陪审员的时候，一般采取临时邀请的方法。

“文革”期间，我国的司法制度包括人民陪审员制度遭到严重破坏。1975年《宪法》取消了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的宪法原则。

197‘年，我国开始恢复和重建司法制度。1978年《宪法》第43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的规定实行群众代表陪审的制度。”1978年3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人民法院陪审的群众代表产生办法的通知”，重申了1963年“通知”中的有关规定。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次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一审合议庭应该由审判员和陪审员共同组成。这就意味着凡是由合议庭审理的一审案件都必须有人民陪审员参加。

在现行1982年《宪法》中，没有对人民陪审员制度作出规定。1983年通过的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改为人民法院一审合议庭可以由审判员和陪审员共同组成，也可以完全由审判员组成。依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陪审员由选举产生，并享有与法官同等的权利。这一规定虽然没有宪法上的直接依据，但宪法关于“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规定，仍然说明人民陪审员制度符合主权在民的理念。

近几年来，全国法院为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进行了积极探索，一些地方已经注意到依法规范人民陪审员工作的重要性，相继制定了一些地方性规定，如武汉市在1989年制定了《武汉市人民陪审员条例》，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制定了《关于完善特邀陪审员制度的若干意见》等。

1999年10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第23条规定：“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对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条件、产生程序、参加审判案件的范围、权利义务、经费保障等问题，在总结经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建议，使人民陪审员制度真正得到落实和加强（1999年5月8日，经肖扬院长签署，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交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2000年lo月23日，肖扬院长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作《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决定草案的议案的说明》时指出，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可以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民主，是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重要方面，应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陪审员与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共同审理案件，是对审判工作更为直接、更为有效的监督方式，对于加强廉政建设，促进司法公正，都能收到很好的效果。人民陪审员注重从社会道德标准的角度对案件进行评断，与审判员的思维可以形成互补。专家型陪审员能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解决审判中的疑难问题，有利于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

三、我国陪审制度的现状

（一）  陪审员的任职条件

实行陪审制是实行司法民主，在政治上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这是实行陪审制度的根本目的，因此不要求他们像审判人员那样，具有较高的法律知识和审判水平来审理案件。

但是现在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即对于涉及到专业性强的疑难问题，聘请专家担任陪审员。在审理案件中聘请一些专业人士来担任陪审员是有很大好处的，但也存在问题，主要是不能保证陪审时间。因为这些陪审员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都要承担相应的工作任务，担任陪审员毕竟不是主要工作，因此常常推脱事务繁忙不能参加陪审，从而影响开庭的时间，影响办案效率。而且，作为陪审员的专家意见与作为证人的专家意见效果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对案件审理的客观公正性有着重要影响。

（二）  陪审员的产生程序

目前有些法院的做法主要是面向社会招聘，条件是根据法院组织法，即高中毕业以上，政治素质好的，热爱审判工作的，责任心强的，身体适宜审判需要的，根据这样的条件，向社会发函，让社会各界推荐，然后由法院汇总报人大常委会，人大对陪审员的任命认为没有法律依据，因此就授权法院指定。法院内成立陪审员办公室，管理日常工作。

由于立法的不健全，陪审员产生、管理随意性过大，很不规范，从而影响法院严肃执法的形象。有的陪审员由选举产生，有的由法院聘请，既缺乏严格统一的产生程序，又缺乏规范化的管理。

（三）  陪审员的职责、权利义务

现行法律规定陪审员与法官有同等的权力，但是现有的陪审员不具备履行法律所规定的职责的能力。主要因为他们大多数不懂法律，更谈不上审判经验，评议案件发表意见时，或者同意法官的意见，或者谈些文不对题的话，无法达到运用法律裁判案件的目的。

法官所面临的人情与关系问题，陪审员同样存在，对法官应当予以规范，对陪审员也应当予以严格规范，因为其权利义务是一致的。现在对陪审员的要求比较宽泛，如果陪审员违反了审判纪律，只能是不再聘请。对于陪审员的过错责任或一般违法责任根本无法进行追究，因此应当在此作出相应的规定。

另外，陪审员的待遇无法解决，只能靠法院自己解决。如果有工资还好些，可以让单位继续保留其工资和应有的福利待遇。如果没有工资收人的话，问题就难以解决。

（四）公正司法

在人民法院，行使独立审判权的人不仅是法官，还包括陪审员。在陪审员参审的案件中，普遍为“二陪一审”，合议庭又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在日G年代使用陪审员比较多的时候，曾经出现过在合议庭内部两个陪审员是一种意见，而法官是另一种意见，这样只能根据少数服从多数判案，但是结果是判了以后就进行再审。这不仅影响了法院的独立审判，也影响了办案质量。

四、我国陪审制度的改革方向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根本问题，在于让非专业法官解决法律专业性问题。这种方式在法律制度不发达的社会处理案件，或者在现代社会处理法律关系简单的案件也是可以的。然而，现代法律制度日趋复杂严密，其体系也越来越庞大，非专业人士很难掌握其运用技术。如果让普通人与专业法官共同决定法律问题，普通人既无法律知识，又无司法经验，不可避免地被专业法官的法律知识所支配，成为其附庸甚至工具，由此作出的裁决自然体现的是职业法官的意志。由此可见，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根本性弊端在于否认司法活动中涉及法律问题的专业特性，从而违背了司法的规律。正是由于这种弊端，参审制在欧洲呈衰亡之势。为走出困境，有的原来实行参审制的国家开始引入陪审团制度。如俄罗斯近年来进行陪审制试验，据报道初步效果良好。“

为完善我国民众参与司法机制，强化司法民主，有学者提出应改革现有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具体包括：  1、关于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实行一案一选任的制度是人民陪审制度改革的关键一步。基层人大常委会可以在每一届任期内根据法律预设的人民陪审员的条件制定符合人民陪审员资格的人员名单，由法院采取差额或者等额方式抽签选出参审的候选人，控辩双方可以通过行使申请回避权保证非职业法官能够为控辩双方所信赖。参审员的条件设置应有利于民众广泛参与，不宜限制过严。2、赋予人民陪审员以职务豁免权。对于非职业法官，应当同职业法官一样，给予其相应的职务保障，使其在履行职务中能够根据良心和社会正义的准则对案件是非作出独立的判断，防止其受到包括职业法官在内的人施加的不当影响。3、对民众参与司法应有刚性规定。民众参与司法，如果可有可无，则可能会因法院不愿实施这一制度而形同虚设，因此法律应当对民众参与司法作出刚性规定或者既有刚性规定（某些案件必须适用参审的“法定参审制”）又有柔性规定（某类案件经被告人请求适用参审的“请求参审制”），从而使人民陪审员制度能够得以实行。“

事实上，我国陪审制度今后的改革方向，应首先在宪法上对人民陪审员制度加以确认，对包括人民陪审员产生的方法、途径、权利义务，包括道德水准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尤其对于少年犯罪的案件，应当注重教育与挽救，由法律规定聘请妇联、关心下一代协会、共青团、教育部门等同志来担任陪审员，充分发挥了他们对少年心理充分掌握的有利特点，做思想工作，这样在教育、感化方面就能起到重要的作用。

法院陪审工作总结篇7

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无疑是近年来法学界和司法实务部门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看似平常的一项制度设置,却可以在长达数年的时间内引起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法学学者以致舆论界各方面意见的分歧,且时至全国上下大张旗鼓地推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今日尘埃也难以落定,这本身就意味着这个问题具有重新讨论的意义。

早在*年以前,我国陪审制度存在的问题就已经暴露出来了。当时学界对陪审制度的主张就是存废两端。自*年10月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步审议《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草案)》后,历经一波三折,四度寒暑,终于在*年8月28日由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最高人民法院为此了《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专门安排了人民陪审员选任和培训的时间表,确保人民陪审员能在*年5月1日《决定》生效时统一上岗。*年5月8日,全国近3000所地方法院有27000名取得资格证书的人民陪审员走上岗位。至此,人民陪审员制度正式走到了舞台的聚光灯下。

然而,对于中国陪审制度的讨论,并没有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纸《决定》而结束,相反,它开启了新一轮讨论的序幕。而这一次讨论,由于实践运作的同步进行,反而更具有实质性,也更有针对性。到底中国式陪审制度是浴火重生的“凤凰”,还是新瓶装的“老酒”?或许,让其回归到程序法的视野,将其放在理性的平台上审视,我们会有一些新的发现。

一、人民陪审员:平民性还是非平民性?

虽然通说认为陪审员来自平民,但这也并非不言而喻的原则。因为在陪审制度发展的早期,一些国家(如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法国、英国)曾经实行过税收选举制,即根据缴纳税收的多少来确定是否具有担任陪审员的资格;也曾实行过所谓的精英陪审制,即担任陪审员有严格的学历、学科及收入限制。但按现行的立法规定,不管是法国、德国,还是英国、美国,陪审员的资格大抵与选民资格相同。以美国为例,不管是大陪审团审判还是小陪审团审判,陪审员都来自平民,他们通常是按照车牌号码或者社会保险证号码随机抽取产生的。除非心智不健全或有重罪前科,无论名门望族还是贩夫走卒,都有可能成为陪审员的候选人。就中国而言,如果单从陪审员命名上看,我国的“人民陪审员”毫无疑问应该是平民性的;但无论从人民陪审员的选任资格、选任方式上看,还是从人民陪审员的培训、任期、工作方式等方面来看,我们都可以说我国的人民陪审员是精英性与专业性的。其理由如下:

1.从人民陪审员的选任资格、选任方式上看,人民陪审员是精英性的。《决定》第4条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这实际上意味着人民陪审员的选任并不是完全向普通公民开放的,因为“一般”的公民并不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1]而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选任人民陪审员的工作要求“,各基层法院应优先考虑提名那些文化素质高,特别是有一定法律知识的公民,把好人民陪审员的业务素质关”。[2]《决定》所规定的“一般”在《意见》中被提升到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在“执行该规定确有困难的地方,以及年龄较大、群众威望较高的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文化条件才可以适当放宽。事实上,各地法院基本上贯彻了《意见》的精神,甚至把人民陪审员的素质要求提到更高,更甚至以人民陪审员的高学历化为选任人民陪审员的导向。[3]这多少寄托着立法者和司法者对人民陪审员的良好期望,希望这些“精英”能更好地发挥陪审员的作用。但是《,决定》显然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7条关于“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23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但是被剥夺过政治权利的人除外”的规定。人民陪审员的精英化,无形中剥夺了大多数选民的权利。而且《,决定》第8条还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产生要经过单位“推荐”、本人“申请”、上级“审查”、院长“提出”以及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五个步骤。这样,人民陪审员与其说是由选举产生,不如说是行政程序运作的结果,其任用权取决于单位、司法行政机关、基层人民法院院长以及人大常委会。如果其中任何一个部门投了反对票,即使其具备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条件,本人也提出了申请,其愿望也可能落空。“选民”的概念在这里被“上级”所取代。因此,虽然《决定》并没有硬性地限制人民陪审员的资格,但实际上已经使平民担任人民陪审员变得异常艰难。

2.现行人民陪审员的培训、任期、工作方式体现了人民陪审员的专业性。《决定》第15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培训,提高人民陪审员的素质。”《意见》也强调“,人民陪审员经任命后、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前必须经过培训”。也就是说,在执行面上,培训成了人民陪审员上岗的必经程序。《意见》还规定:“基层人民法院根据本院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人民陪审员的培训计划,征求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意见后,由人民法院法官培训机构具体承办。”而事实上,由于受培训资源和条件的限制,这些基层法院的人民陪审员,通常都是由上级法院进行培训的。[4]按照《意见》的要求“,上级法院特别是各高级人民法院要抓好本辖区人民陪审员培训规划的制定和相关管理、协调工作,承担本辖区人民陪审员的初任培训工作任务”。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和国家法官学院编写了人民陪审员专用培训教材。培训的内容包括法律基础知识、审判工作基本规则、审判职业道德和审判纪律等。这样的培训虽然不能与法官培训相提并论,但与国外平民陪审团相比,却算得上是一种正式的职业培训。[5]通过这样的培训而获得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据说需要“半年的苦读、三天的封闭式训练和两个半小时的艰苦考试”。[6]对于普通公民而言,其难度可想而知。在《决定》出台之前,人民陪审员没有固定任期,而《决定》则规定“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任期制给了陪审员一个长期的“名分”,使人民陪审员由传统的“一案一审”机制变成了常设的职位。这对于有固定工作的陪审员来说是一种“兼职”,对于没有固定工作的陪审员而言则成为一种“专职”了。[7]陪审员任期制的先例,除了德国以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有过类似的规定外,在其他国家还真是难觅。[8]任期制使陪审员身份得以固定,陪审员变成了“非职业法官”,被称作“不穿法袍的法官”。的确《,决定》规定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应当遵守法官履行职责的规定”,“人民陪审员的回避,参照有关法官回避的法律规定执行”等,使得人民陪审员在形式上已经等同于法官。而《决定》赋予人民陪审员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的独立表决权,也使人民陪审员拥有与专业法官同等的权力。合议庭评议案件时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意见保留原则”以及陪审员要求将案件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权力,也使人民陪审员在具体案件的审判中能与法官相抗衡。

陪审员的精英化与专业化,真的是为实现陪审制度价值或目标所必需的吗?《决定》开门见山地指出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目的在于“保障公民依法参加审判活动,促进司法公正”,可见立法者的本意是要保障公民对司法的参与性,并缓解社会对司法公正的压力。然而现行人民陪审员制度并没有保障更广泛的公民参与审判,反而在人民陪审员的精英化与专业化上误入歧途。人民陪审员的“高学历”真的能保证审判的公正性吗?这虽是一个无法证实的问题,但至少经验表明,我国司法实践中错案产生与否,与法官是否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并无必然联系。那么,经过专业化培训就能提高陪审员的审判能力吗?作为一名审判法官,不但要熟悉审判业务所要求通晓的基本法律,而且要熟悉特定领域的一些特别法律和专业性知识,此非三年五载的功夫难以胜任。人民陪审员经过短期的培训,当然达不到专业法官的知识水平,甚至可能是一知半解的“半瓶水”。[9]事实上,成文法的学习需要一定的法学理论基础,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通过“突击”或“恶补”完成,也不太可能因为学习者具备“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就能理解通彻。如果我们需要利用的是人民陪审员的专业能力,那我们完全可以选择法律工作者来担任人民陪审员。以我国目前拥有的600多所高等院校的法律院系的专家、学者和近40万的法科学生,似乎足堪重任。可是《决定》却舍近求远,让一些非法律工作者来担任人民陪审员,他们所具备的专业知识显然无法与上述法律专业人士相提并论。

二、人民陪审员:事实认定还是法律适用?

黑格尔认为,审判行为作为法律对个别事件的适用,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根据事件的直接单一性来认识事件的性状,二是使事件归属于法律之下。[10]黑格尔所说的审判的两个方面,实质上就是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纵观各国的陪审制度,陪审员的职能也主要在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这两个方面。英美陪审团制度中的陪审员只具有事实认定的职权,法律适用由法官决定;而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则实行“参审制”,规定陪审员和法官共同拥有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两方面的职权。不同的国家赋予陪审员不同的职权并非偶然,很大程度上乃是受制于陪审员的素质。如果陪审员是在普通公民中不加甄别地加以挑选的,而且没有进行法律专业的培训,那么陪审员只能拥有事实裁断的权力,因为这才被认为是其知识范围所能及的事情;如果陪审员被定位为非职业法官,且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则可能委以法律适用的大权。当然,法律体系的性质对此也有影响。普通法极为繁琐细致,判决往往因循复杂的判例,判决书也极尽论证说理之能事,普通人很难体会其中的微妙差别。虽然对于事实的裁判陪审员可以凭着经验和逻辑完成,但是法律适用方面的裁判却不太适宜由陪审员来决定。而大陆法系的审判则往往归结为三段论式的推论。虽然法律本身比较复杂,但在法律明确和事实清楚的情形下容易获得正确的裁判,因而往往不再对事实裁判和法律适用职能作进一步划分。与大陆法系一脉相承,我国传统的陪审制度顺理成章地赋予了陪审员不限于事实问题的裁判权。《决定》明确规定人民陪审员“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独立行使表决权”。问题在于我国陪审制度的模式,既没有经过长期的酝酿和试验,也没有经过审判实践的长期考察和检验,只是脱胎于一种国家立法的规定,而这种规定的母体,即改革前的陪审制度,似乎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因此,我们要考虑的是我们到底该采取何种模式,是否应该赋予陪审员法律裁判的权力。

陪审员拥有对事实认定的权力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大陆法系的参审制度还是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都赋予了陪审员这项权力。这项传统的权力来源于作为现代陪审团雏形的“邻人审判”,即由知情人士(实际上是证人)组成陪审团,协助法官裁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后来知情陪审团消失了,但陪审员对事实进行认定的权力保留了下来,因为即使没有亲身经历案件事实,普通人也能凭借智力、理性和良心来判断事实的是与非。当“邻人审判”完全被陌生人组成的陪审团取代,审判职能的划分也渐渐明确化了。在英美法系国家,哪些属于陪审团审判的事项,哪些属于法官审判的事项,被划分得清清楚楚。法官的职权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在法律专业的领域中法官享有绝对的权力,陪审员无从置喙,他们只是“事实裁判者”。法律事实来源于生活的各个方面,需要贴近社会的生活经历,来自普通公民的生活常识、经验法则、逻辑法则在处理这些案件的事实问题上,足堪重任,甚至胜于法官。陪审员对事实的裁判是否分割了审判权?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事实裁判是审判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问题在于英美法系国家从来不认为审判权可以由法官垄断。《美国宪法》第六修正案就规定被告人有权受到一个公正的陪审团审判的宪法权力,除非是一些不需要陪审团审判的轻罪案件。但同时,陪审员对法律适用的权力也被严格禁止。在他们看来,如果陪审员可以像法官一样拥有适用法律的权力,将会产生如下悖论:当陪审员的意见并非多数时,他们只能附和法官的意见,他们的意见就没有意义了;当陪审员的意见属于多数时,他们就可以左右法官的意见,法官的意见就没有意义了。而无论是采用6人陪审抑或12人陪审,陪审团的影响力都可能是绝对的。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并没有赋予人民陪审员审判权,特别是法律适用的权力。《宪法》仅赋予法院独立审判的权力《,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陪审员分享审判权的做法,是违背《宪法》规定的。事实上,1954年《宪法》曾经规定过陪审制度,后来在1982年《宪法》中被取消了。虽然立法机关这样做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决定》将审判权赋予人民陪审员并无《宪法》上的直接依据。我们基本可以认同这样一个命题,即法治社会的要求是私权利的行使以法无明文规定为合法,公权力的行使则以法无明文规定为违法。规避《宪法》规定的法院享有独立审判权的原则,完全不具备正当性。对于我国的人民陪审员而言,其不但拥有事实认定权,而且拥有法律适用权。人民陪审员的这种审判权在刑事诉讼中甚至可以影响量刑。[11]如果佘祥林本罪不至死,但人民陪审员认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那么等待他的就是死刑立即执行;如果王斌余[12]本罪该死,但人民陪审员认为其情可谅,那么他或许可以逃过一劫。人民陪审员参与法律适用过程,立法的初衷可能在于司法公正,但作为经过法律职业训练、通过司法考试并且有着多年审判经验的法官,要在法律适用这种专业问题上受制于“速成”的人民陪审员,是否反而有影响法官公正裁判之嫌?而且,法律“素质”参差不齐的人民陪审员,法律适用的能力也参差不齐,这是否会造成个案裁判的更大不公正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就法官与人民陪审员而言,前者长于抽象思维,后者长于社会经验;前者对法律甚为精专,后者对世故颇为练达;前者理智地把持正义,后者感性地明断是非。因此,如何让法官和人民陪审员各司其职,发挥其所长,抑制其所短,是立法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三、人民陪审员:提升民主还是折损效率?

陪审制度之滥觞,无疑体现在司法民主上。陪审制度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古罗马时期,当时的公民500人陪审团就是古代民主制度的最佳范例。把人民陪审员制度归结为提升民主的一项举措,无论在起源理念上还是在现实目标上都是有根据的。陪审制度的出现,对司法民主是一种促进。在有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案件中,裁判权不再为专业法官所垄断,与当事人有着同等社会地位的社会成员也成为裁判者的一分子,这无疑使审判更具亲和力和可信度。司法的公开、公正和民众参与性,在陪审制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它让曾经神秘的、黑暗的、武断的司法成为“看得见的正义”。参与陪审的公民,来自社会的各阶层,代表着普世的社会价值观念。他们不一定懂得法律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规定,也不一定懂得民事法律行为的定义,但他们对事实有着最敏锐的感觉,对是非有着最公正的判断,因此可以在盖然性上获得较为正确的裁断。陪审员的见证,使法院的公正经受了一次世俗的检验。

法国政治家托克维尔曾指出:“民主的法制一般趋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它来自公民之中的多数。公民之中的多数虽然可能犯错误,但它没有与自己对立的利益。”[13]中国的陪审制度在“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方面,固然有过较好的体现,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民陪审员的代表性已徒具虚名。一份在《决定》出台之前的调研报告显示,广东省人民陪审员的主要来源是:来自各级人大代表160人,占人民陪审员总人数的10.8%;来自政协委员96人,占人民陪审员总人数的6.5%;来自公务员系列598人,占人民陪审员总人数的40.4%;来自企业、事业单位197人,占人民陪审员总人数的13.3%;来自其他行业(主要是妇女联合会)428人,占人民陪审员总人数的29%。[14]代表大多数人利益的农民阶层已经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人口众多的普通工薪阶层也逐渐淡出人民陪审员行列。那么,现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否对此有所改观呢?一方面《宪法》赋予公民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而司法事务是国家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活动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决定》对人民陪审员资格的限定,以及各地在挑选人民陪审员人选时的倾向性做法,仍然使所谓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处于边缘化。《决定》后有报道称,在扬州市两级人民法院现有的203名人民陪审员中,来自政府机关92人,占人民陪审员总人数的44.6%;来自事业单位46人,占人民陪审员总人数的22.3%;来自企业24人,占人民陪审员总人数的11.65%;其他41人,占人民陪审员总人数的21.36%。[15]当政府机关公务员、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企业家以及一些特权阶层人士成为人民陪审员的主力大军时,所谓陪审是为“保障公民参与司法”的口号就变得非常空洞了。因此,如果说陪审制度改革提升了民主,那么这种提升可能体现在陪审的操作程序上。因为《决定》赋予了人民陪审员更加实质性的权力,贯彻了民主制度中的“多数决定原则”和“少数保留原则”。而这,恰恰构成了对诉讼效率的挑战。

陪审制度改革提升了诉讼效率吗?答案在某种程度上是肯定的。在过去几年里,我国的司法机关面临着空前的审判压力。全国各地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呈现“井喷”式增长,以致一线法官审理案件的压力骤然加大,很多地方的法官已经不堪重负。[16]在有的基层法院,有时甚至都没有办法凑足组成合议庭的人数。[17]这无疑影响了合议庭的审判质量。而在法官之外增设的人民陪审员,拥有与法官一样的审判职权,且又不占法院的编制和经费预算,当然受到法院的欢迎。《决定》虽然规定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但既未规定是否可以连任,也未规定陪审员的数额,因此从理论上说,法院可以长期聘任一定人数的人民陪审员来充当“编外法官”,以缓解审判人员不足的问题。但是,这些选任的人民陪审员真的能提升诉讼效率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由于人民陪审员通常都是兼职的,而拥有较高学历和工作能力的人民陪审员本身的工作可能就是比较重要的,因此,陪审与本职工作就产生了一定的冲突。试想,人民陪审员会舍本职工作而参加案件的陪审吗?对此,笔者甚为怀疑。有的法官抱怨,要安排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案件,反而比一般案件的进度慢很多,且当法官与人民陪审员意见相左时因为要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所以人为地拖延了诉讼时间。由于人民陪审员不是法院的工作人员,当其推诿或者怠于参加审判时,法院也束手无策,[18]给法院的管理工作也带来很多不便。审判活动被这种疲于奔命的工作方式所耽搁,可能效率也所剩无几了。因此最坏的结果可能是,现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不但会丧失原有的民主性,可能连效率也要一同丧失。

四、人民陪审员:公民权利还是政治权力?

正如前述,陪审制度被认为是体现民主的一大设置。很多政治家、法学家和思想家都曾指出陪审与民主具有密切的关系。不过在法国,陪审团虽然曾经被托克维尔视为“民主的学习学校”,但也被克伦威尔认为是“司法公正的一个绊脚石”。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后者对陪审团的指责可能是一种“妖魔化”的手段。因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陪审团拒绝了克伦威尔要求重建特别审判法庭的主张,克伦威尔为此大为恼火,才出言不逊。[19]而这恰恰从另一面证明了陪审团的独立性。在法国政治学家路易斯·博洛尔看来,陪审团具有一种使自己的存在成为不可或缺的品质特征:它是独立而不受制约的,用政治手段也无法收买通过抽签组成的陪审团。[20]由是观之,通过随机方式挑选陪审团成员的传统具有非常重要的制度意义,即它在客观上能保证陪审团免受政治势力的左右。

在程序法上,随机挑选这种机制,保证了被选者具有不确定性。只要供选对象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经过随机选择的对象在理论上说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美国,挑选陪审团的候选人时,采取了比较科学的跨区选择制度,即把一个地区分成若干陪审员选区,从每一个选区中选择相同人数组成陪审池(jurypool),以保障其对地区人员的广泛代表性。《美国合众国法典》的“反歧视禁止”条款规定,任何公民不得因为种族、肤色、宗教、性别、籍贯或经济地位的原因而被排除在陪审团候选人之外。[21]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5年的一个判例中明确指出,如果陪审团较为明显地把一个特殊人群中的某一类人如女性、黑人从陪审池中整体排除,那么这样的陪审团被认为违宪而导致整个审判无效。[22]此外,美国的陪审团制度还被戴上了“正义的蒙眼布”,即陪审员在审判期间相对隔绝于世,不受外界的影响和干扰,以保证程序上的客观和中立。如果某个重要案件在当地已经造成了广泛的影响,辩方可以申请在其他地区进行审判并另选陪审团。新组成的陪审团被绝对禁止接触社会舆论,因此也不存在受特定利益团体操控之虞。陪审员选任的随机性、任期的短暂性和相对的封闭性,使陪审员不太可能成为“权力寻租”的对象,从而使陪审被牢牢地控制在公民权利的疆域内。

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采用的是定期常任制,而且对候选人的消极资格没有过多的限制。《决定》第5条明确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执业律师等人员,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这一资格规定为一些特殊的主体留下了后门:其一是人大代表,只要不是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就可以成为人民陪审员。笔者也注意到目前很多地方的人民陪审员队伍中都吸收了一定数量的人大代表。这就可能在实践中产生一些问题。因为从程序上说,人民陪审员的名额、任命和免除都必须提请由同级的人大代表选举产生的人大常委会来确定,并受其监督,这将间接影响人民陪审员任命、考核和处分的客观性、公正性。此外,一方面由人大代表兼任的人民陪审员与法官一样行使司法审判权,另一方面人大代表本身享有对司法机关审判工作的监督权,这种双重身份难免会与权力制约理念发生冲突。其二是行政人员,根据《决定》的规定,只要不是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就可以担任人民陪审员。因此,大量的政府机关公务员都可以成为人民陪审员。然而作为国家执法人员,政府公务员如果再拥有司法审判权,其很难保证这种司法审判权与其本身拥有的行政权不产生冲突。其三是政协委员,情形如前所述,虽然政协委员作为人民陪审员是以个人身份参与审判的,但对于热心陪审工作的人来说,要其根据场合认真区分这两种身份,实在是有点勉为其难。此外,地方党委的成员充当人民陪审员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殊不知,当人大代表、政府官员和政协委员充斥人民陪审员群体的时候“,人民”二字已变得相当尴尬。虽然《决定》也规定了人民陪审员要“在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但既然被抽取的基数已经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又如何能使人民陪审员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呢?更何况,这种“抽取”在实践中已经沦为了“法官选取”。

褪去笼罩在人民陪审员制度外面的光环,盘桓在笔者心中的疑问渐渐凸现:人民陪审员,到底是人民陪审,还是精英陪审?陪审,到底是公民权利还是政治权力?按照《决定》的规定,人民陪审员拥有与法官同等的审判权,甚至在特殊情况下拥有特殊权力。《决定》第11条规定:“必要时,人民陪审员可以要求合议庭将案件提请院长决定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在一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由于人民陪审员人数不得少于合议庭人数的1/3,而评议案件又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因此从理论上说,当人民陪审员的人数多于法官时他们是可以“左右”审判的。极端一点的例子是,当承办法官认为被告人(如佘祥林)不应当被判死刑而两位人民陪审员认为应当判死刑时,被告人可能最后真的会被判死刑。这令人想起古代雅典的“贝壳放逐法(Ostracism)”。[23]苏格拉底,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也是死在类似的一种民主投票机制下的。这种标榜民主的制度实际上掩盖了“多数人暴政”的事实。而当这些投票者本身大部分拥有政治权力或者谋求政治权力的时候,陪审制度“防止政府压迫人民”的初衷已经荡然无存。笔者当然不是说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度是“多数人的暴政”,而在于提醒善意的立法者们:当陪审成为一种并非普通公民可以享受的奢侈品,当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成为一种固定的社会地位,当人民陪审员掌握生杀予夺的审判大权,当人民陪审员可以左右法官裁判的时候,我们就要警惕:陪审是否已经从权利异化为权力?这样说并非笔者危言耸听,而是在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施过程中,确实出现了潜在的权力寻租势头。当事人通过人民陪审员向法官托关系、讲人情的现象虽然目前还属少数,但如果在制度上没有遏制的方法,[24]]这种势头难免不成为一个新的腐败点。

五、中国式陪审:食之无肉、弃之有味

中国式陪审制度走的是大陆法系的模式,却又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度存在差别。它试图改变传统陪审制度的弊端,却又不敢引入英美法系陪审团的模式。在定性上,中国式陪审制度把人民陪审员定位为非专职法官,实际角色却是“编外法官”。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条件被大大提高,其目的在于保证人民陪审员在适用法律上也能发挥作用,但似乎效果不彰,既没有从根本上提升司法民主,也没能显著地提高诉讼效率。人民陪审员制度虽然对程序正义有一定的推动,但本身却存在程序上的问题,而且,过于关注实质正义也使陪审制度的功利化色彩过于浓重。虽然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出发点在于保证公民参与司法的权利,然而制度设计的疏漏,使之有可能沦为利益交换的筹码。立法者试图让人民陪审员来缓解社会对司法公正的压力,同时解决法官审判工作的压力。虽然目前不能说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完全失败的,但至少可以说是不成功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没能成为浴火重生的凤凰,倒像是食之无肉、弃之有味的“鸡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出台,或许可以明白其中的端倪。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是在整个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提出来的,它既要解决司法的公正问题,又要解决司法的效率问题,而对抗制庭审方式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陷入失败的泥沼。因此,陪审制度的改革多少担负了“解司法改革于倒悬”的任务,而这可能是它无法承担的重任。既然造成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然就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我们既不能对一项已经成为标志、图腾的制度寄予更高的期望,也很难让我国已经僵死的陪审制度复活。虽然《决定》是由最高立法机关颁布的,但最高司法机关却是最有力的“推手”。而司法机关作出的立法,因为视角上的偏差和利益上的纠葛,可能会存在一些体制内难以克服的硬伤。如果非要给人民陪审员制度“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定一个路线,笔者倒是觉得,可以先站下来看看,我们到底要不要走。

陪审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是否还有生命力,这是一个可以继续讨论的问题,但本文关注的是,陪审制度在我国是否仍有存在的必要。赞成陪审制度继续存在的理由,不外乎司法民主、审判公正、实现正义等“大词”,但这些价值的实现,真的必须仰赖陪审制度么?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理由有三:首先,司法民主并不需要人民陪审员制度来实现。很多人对民主一直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民主就是让普通公民直接参与决策,其实直接民主只是实现民主的一种方式,更多的时候民主是靠代议制的机构来实现的,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是通过代议的方式实现立法的民主。同样,司法民主也可以体现在诸如法官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任命、法院院长要向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审判是向社会民众公开的、诉讼双方当事人要充分参与、合议庭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等方面,并不一定非要普通公民参与审判。如果现行的能体现司法民主的措施都无法贯彻落实,那么增加一项人民陪审员制度又有何意义!其次,审判公正也不需要人民陪审员制度来体现。审判公正表现为程序公正与结果公正。前者有三大诉讼法的具体规定,后者有辩护制度、审理公开制度、上诉制度以及法官责任制等来保障。如果我国的程序性规范在实践中被普遍遵守,不公正的裁判可以在有效纠错机制内得以纠正,那么人民陪审员制度并无实际的意义;如果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已无公正性可言,人民陪审员又能改变什么?不反思司法改革中的体制弊病,而寄希望于陪审来改变可能存在的司法危机,这实在是人民陪审员“不能承受之重”。最后,我国司法实践的“需要”不能由人民陪审员来满足。我国司法实践最需要的,在笔者看来,是法官的素质、诉讼的效率和司法的权威。人民陪审员的素质再高,也难以取代高水平的法官,而司法的专业化与法官的精英化,也将使可胜任的人民陪审员越来越少;诉讼的效率要求更多的案件实行无陪审员参与的简易程序,人民陪审员消耗的司法资源增加了诉讼的成本,将加深业已存在的矛盾;司法的权威来自法院与法官的权威,来自判决的执行力。人民陪审员的参与并不一定能增加我国法院与法官的权威,甚至有可能导致诉讼当事人对法院与法官的权威产生质疑。人民陪审员有决定当事人命运的权力吗?如果人民陪审员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专长,完全可以以专家证人或者专家辅助人的身份参与诉讼,不一定要以专家陪审员的身份出现。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无论是在资格选任、权力分配上,还是价值追求上,其实都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的陪审制度,演变成一个徒有虚名的摆设。

法院陪审工作总结篇8

（一）加强对全面落实司法为民要求，公正、高效地做好审判工作的宣传，并对如下工作重点宣传：

1、宣传人民法院坚持严打方针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集中力量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尽理挽救失足者，化消极因素为各极因素，项固党的执政基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宣传人民法院依法严重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保障经济结构调整，严厉打击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严重商业诈骗等犯罪，维护市场诚信，努力营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良好法治环境。

3、宣传好对“三农”案件、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案件、劳动争议案件及物业管理纠纷等案件的审理及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

4、宣传人民法院通过妥善审理金融纠纷案件，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化解金融风险。

5、宣传人民法院进一步加大执行工作力度，积极改善执行环境，规范执行行为，推进执行改革，不断解决执行难问题。

（二）加强对深入推进人民法院落司法改革的宣传，特别是人民陪审员等工作进展情况的宣传。

1、要严格按照中央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指示精神，把握正确的方向，坚持遵循司法工作规律，充分尊重司法工作的程序正当性、公开性、中立性和终局性等本质特征，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

2、加强对开展实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宣传。要深入宣传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作用和意义；深入宣传实施人民陪审员工作的具体举措和取得的实际效果；深入宣传优秀人民陪审员的先进事迹和典型事例，提高社会各界对人民陪审员的认各程度。版权所有

3、大力宣传法院深化审判监督程序改革，充分发挥审判监督工作在依法纠正错误裁判，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方面的重要作用。

4、大力宣传法院不断完善方便人民群众诉讼的具体办法，进一步规范巡回审理工作，简化审判程序，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工作机制。

5、大力宣传法院按照规范化、科学化的要求，推进诉讼收费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审判委员会制度等各项改革措施。

6、宣传总结近年来人民法庭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研究解决人民法庭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