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概社会实践总结范文

毛概社会实践总结篇1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党建理论

Abstract: The achievements of Marxist Chinesization take two forms， that is， those of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those of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Practically speaking， we have discovered the Chinacharacteristic revolutionary path and socialist road; theoretically speaking， we have developed two scientific theoretical systems， namely， Mao Zedong Thought and Chinacharacteristic system of socialist theory. All this shows that a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and grasp of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of Marxist Chinesization cannot be attained unless they are viewed according to a combination of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an agreement between developing road and theoretical system.

Key Words: Marxist Chinesization; the road of Chinacharacteristic; the theory of Chinacharacteristic socialism; theory of the Party construction

在有关党的文献和学术著作中，往往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称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如党的“十七大”就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论断。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必须明确，这里所说的“成果”是特指理论成果，而不是泛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全部成果。如果由此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等同于理论成果，那是一种误解。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呈现出两种形态：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成果。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理论探索的成果，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还包括我们党的实践创新成果即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本文拟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党的文献的概括和“十七大”的理论创新等三个方面对此进行论析，以期对于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有所助益。

一

从实质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与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每一大的阶段必然要经历从理论到实践和从实践到理论两个飞跃，产生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成果这样两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崭新命题，是一个通俗性的简洁表述。其学理性表述和思想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正如毛泽东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1］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此作了更精致的表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2］由此可见，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成果，才能科学地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才能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来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里的“化”就包含着具有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化”：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二是中国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前者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要指导中国实践，就必须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探寻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否则，离开中国特点谈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而这种马克思主义是没有任何实际用处的。后者说的是在对中国实践经验的总结中做出新的理论创造，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前者说的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后者说的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前者体现了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后者体现了坚持和发展的关系。其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种实质性含义，毛泽东在延安时期都讲到了。在最初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毛泽东的确强调的是第一个方面的含义。在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毛泽东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这里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就是在《毛泽东选集》正式出版时，为避免发生误解而由最初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语改动而来的。可见，当时毛泽东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指的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但是到了1941年9月，毛泽东在《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中已经讲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之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层含义，这就是他在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法的同时，提出了“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命题。他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4］1942年3月，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层含义讲全了。他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5］在这里，“解决中国问题”和“创造新的东西”，表达的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层实质性含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层实质性含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所要达到的双重目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过程。这既是一个不断实践的过程，又是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层含义和预期目标即应用马克思主义以指导中国的实践，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体现了从认识到实践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层含义和预期目标即在对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理论创造，体现了从实践到认识的飞跃。还在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前一年，1937年7月在《实践论》这篇哲学名著中，为了从认识论上清算割裂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关系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剖析长期拒绝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毛泽东提出了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的观点，第一个飞跃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感性认识能动地上升到理性认识，第二个飞跃是由理性认识能动地到革命实践，即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他特别强调第二个飞跃意义更加重大，这不仅因为理论是否正确必须经由实践加以检验，而且因为获得理论的最终目的是要指导变革世界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也不例外地遵循着认识发展的辩证规律，也要经历这样两个飞跃。不过具体的次序有所变化，由于毛泽东讲的是认识的来源和理论的运用，因此形成了实践——认识——实践的公式；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的是理论的运用和理论的发展，因此呈现出认识——实践——认识的状态，两者在本质上是完全同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第一个飞跃及其成果，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引下，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在实践中探寻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第二个飞跃及其成果，就是科学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经验，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前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实践探索的成果，后者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理论探索的成果。这两种形态的成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预期目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中，每一次飞跃都包含着上述两个飞跃，产生了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重大成果：第一次飞跃的成果是找到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成果是找到了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两种形态，“道路”和“理论”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两者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从成果的层次看，“道路”是实践层面的具体模式，“理论”是理性层面的思想体系;从形成的过程看，先有“道路”，后有“理论”；从两者的辩证联系看，在对“道路”的不断探索中逐步形成“理论”，有了科学理论就能够更清晰地把握发展道路。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的具体内容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用实践探索的成果和理论探索的成果这样两个层面进行明确概括并加以区分。同时由于理论成果是最高层次的成果，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我们采用简化的办法用“成果”这一概念来指代“理论成果”。这都是可以的。但是从理论的严密性与成果的层次性和全面性着眼，我们必须同时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呈现出两种形态，必须深入研究这两种形态的成果的相互关系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

二

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进行概括的历史轨迹中，也十分清楚地表明我们党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先后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这样两项基本成果。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际进程。但在党的初创时期，由于革命经验和理论准备都相对不足，因此就全党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总体上处在自发的状态。真正自觉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延安时期的事情。这不仅体现在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号召，而且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了重大成果，这就是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理论。正如毛泽东1938年11月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所明确指出的：“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6］党的“七大”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针写进党章。党章的总纲中不仅写上了“毛泽东思想”，而且在阐述中国革命的特点时使用了“革命道路”的概念。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论党》中谈到毛泽东的贡献时将“思想”与“道路”并提，指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完整的明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7］319。不过，当时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这一重大变革的评价上还没有使用诸如“历史性飞跃”这样的概念，也没有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表述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毛泽东思想”这样两个层面。从刘少奇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具体论述看，当时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主要理解为毛泽东思想，正如刘少奇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所作的，也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7］335。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概念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领导人民继找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之后，又找到了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在对这一重大成果进行定位时，党的“十三大”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科学判断，飞跃的成果首先也是从实践探索的成果进行概括的。“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8］在这里，党中央将两次飞跃的标志和成果概括为找到了两条道路：一条是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一条是中国特色的建设道路。那么这里为什么没有用思想理论来概括两次飞跃的标志和成果呢？这是因为第一次飞跃已经产生了系统的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而第二次飞跃在当时体现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尚未形成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四大”在总结改革开放14年来的基本经验时，肯定了“十三大”这一提法，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之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9］7。值得注意的是，“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系统概括，使之形成科学体系，因此“十四大”在对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概括上虽然沿用了“十三大”的提法，但同时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9］13。这已经很明确地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看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只是还没有用“第二次飞跃”这样的语言来概括它。党的“十五大”再次肯定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论断，但是与“十三大”不同，这次是从理论成果的角度和层次来概括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10］

综上所述，从党的“十三大”到“十五大”，党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先后进行过两次概括，一次概括的是我们党的实践探索的成果，一次概括的是我们党的理论探索的成果。归结起来看，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所发生的“历史性飞跃”的标志和产生的重大成果，它既包括实践探索的成果，也包括理论探索的成果。前者表现为找到了两条道路即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建设道路，后者表现为形成了两大理论即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三

在党的“十七大”的理论创新中，更加明确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提，这就进一步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所获得的实践探索成果和理论探索成果这样两个重大成果。

党的“十七大”的一个历史性决策和历史性贡献，就是集中了我们党改革开放近30年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全部成果，采取“一总两分”的概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看作是伟大旗帜、发展道路和理论体系的有机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旗帜，是引领我们胜利前进的指路明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道路，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一新的概括，就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两种形态凸显出来、明晰起来。

从科学内涵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统一的旗帜。“十七大”不仅第一次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新概念，而且阐明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科学内涵，“最根本的”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是一个总括性的概念，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可以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概念，二者又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个概念中的两个具体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党在新时期实践探索的新成果，是对应于社会主义而言的，是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模式，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11］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理论探索的新成果，是对应于马克思主义而言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正如“十七大”报告所说，“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11］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统一，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统一。

从改革开放的历程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是新时期不断引领我们胜利前进的旗帜。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尽管历届党代会阐述的理论侧重点有所不同，对旗帜的具体表述也不尽相同，但都是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展开的，也就是说，新时期我们党始终高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统一的旗帜。自从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这就意味着我们党举起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十三大”的主题是“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十四大”的主题是“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十五大”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 “十六大”的主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十七大”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可见，党的“十二大”以来，历届党代会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举着一面统一的旗帜，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所不同的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具体含义的理解上各有侧重。“十二大”、“十三大”侧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十二大”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十三大”高度评价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明确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十四大”、“十五大”、 “十六大”侧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四大”提出了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任务；“十五大”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十六大”强调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七大”在此基础上，在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同时，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取得的理论成果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进行整合，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把这个理论体系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取得的实践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统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样的科学整合，既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得了新的完整的内涵，体现了我们党在理论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同时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统一的旗帜囊括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所取得的全部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体现了我们党在旗帜问题上的一脉相承。

总之，党的“十七大”在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做出完整概括和科学表述的同时，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概念，这既总括了我们党新时期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的全部成果，同时又说明了只有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与发展道路和理论体系的统一中，才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做出科学的理解和完整的把握。

［ 参 考 文 献 ］

［1］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1.

［2］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6.

［3］ 毛泽东.论新阶段［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4］ 毛泽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M］∥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4.

［5］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M］∥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8.

［6］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42.

［7］ 刘少奇.论党［M］∥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8］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M］∥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6.

［9］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M］∥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10］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M］∥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9.

［11］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毛概社会实践总结篇2

本学期，我们系统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就所学的知识和自己的认识，我有如下的体会。《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就这门课来讲，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学说。它有着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史论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沃土之中，它的产生和发展以经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过程，也是近现代中国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过程。其二，是与现实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发展的学说。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这门课程帮助我们学生充分理解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这对于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关和深入贯彻学习“三个代表”思想都具有重要意义，使之成为更自觉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在新的世纪里，立志为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时间相结合的产物，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产生，形成有它的社会历史条件，它是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和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毛泽东思想包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多个方面的内容以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三个活的灵魂。

毛泽东思想的影响时时刻刻都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它是改革开放的理论源泉，也表现在空间的拓延上，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理论原点。学好毛泽东思想，了解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基本原理，掌握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可以使我们更好的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建设，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掌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规律，以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学习毛泽东思想概论，还有助于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大学生的头脑。人也是一种有精神追求的动物，需要一定的精神信念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和奋斗目标。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内涵，才能真正的领会到毛泽东思想的真谛，才能科学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今天地学习和工作

“毛泽东思想概论”一课对我们学习的要求，不仅是让我们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通过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的学习，去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了解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进一步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毛泽东思想作为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其自身的科学体系、丰富的内容和理论特色、理论的特殊贡献。另一方面，毛泽东思想作为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各部分内容又是随着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的。所以在当今时代日新月异的发展下，毛泽东思想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且被人们运用于各个领域，起着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

《学习毛概的心得体会》出自：查字典

毛概社会实践总结篇3

首先，从一种实践形式转变到另一种实践形式是社会实践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发展要求。处于崩溃中的经济“遗产”，惊人的通货膨胀引起的货币贬值，对外交往的完全中断，这就是毛泽东社会实践逻辑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难题，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胜利后不得不考虑的焦点问题。"1949年毛的政治模式胜利以后，第一次面临‘走哪条路’的问题”，毛泽东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与时俱进的独立思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并没有满足和安享于革命胜利的成果，相反，在他看来，革命胜利后的实践工作比胜利果实更重要。不能对革命胜利后的实践进行历史地、具体地、科学地思考和规划，就不能将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真正地运用于中国社会实践发展。为此，毛泽东对社会实践进行了客观辩证地判断，得出了从一种实践形式转变到另一种实践形式的总体规划和设想。

现实植根于历史，从一种实践形式转变到另一种实践形式的现实就是由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历史所造就的，并不是毛泽东的异想天开，也不是毛泽东的遐思妙想，而是社会实践逻辑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自然呈现。1949年解放战争“三大战役”后，面临的客观形势发生了明显变化，随着国民党主力部队被消灭，革命实践逻辑开始变得淡化，主要表现为解决南方的国民党残余力量和镇压反革命，这就要求人民解放军还不能有松懈战斗意志和轻敌的思想，但可以改变斗争方式，用和平不流血的斗争方式代替直接的武装流血斗争方式。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国民党主力被消灭以后必然发生的，不可避免，是革命的直接明确对象弱化后必然带来的革命实践逻辑变化，而这在1927年至“三大战役”前是不可能的。因为革命实践逻辑中的革命对象在异常强大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给共产党采取和平不流血的斗争方式的，只有在革命对象变得不那么强大的情况下，采取和平不流血的斗争方式才有可能和希望。这就反映出，毛泽东革命实践逻辑是辩证的、历史的，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而调整的，不是机械僵死的，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才有了从一种实践形式转变到另一种实践形式。

其次，从一种实践形式转变到另一种实践形式是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前提。从历史学角度看，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同具体的实践形式联系在一起的，从通常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划分就可以看出，新民主主义概念与革命实践形式联系在一起，而社会主义则通常与建设实践形式联系在一起，这就直接喻示着从一种实践形式即革命实践形式转变到另一种实践形式即建设实践形式是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前提，从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就内在包含着实践形式转变的要求和规定，离开实践形式的转变来谈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只能是一种希望的乌托邦，并不能真正地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在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规定中，新民主主义社会并不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形态，而只是一种过渡的社会形式，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创造出的一种实事求是的暂时社会形式，它的最终发展目标是社会主义社会，因此，社会主义才是新民主主义的最终真正归宿。这是毛泽东一刻也没有动摇过的信念，也是毛泽东开展社会实践的重要动力。在毛泽东看来，这种信念如果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而不体现在实际行动中，那这种信念只能属于一种学理上的理论假说，永远无法有实现的可能，这是毛泽东不愿看到的，也是毛泽东不想看到的。所以，为了避免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流于空洞的形式，毛泽东积极探寻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努力将这种转变体现和落实在实践中，这就给毛泽东思考社会实践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视角。

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实践形式上能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呢?在毛泽东看来，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虽然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但毛泽东并不认为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实践形式并不能完整地体现出社会主义性，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实际情况还应该体现在新的更广的方面，需要以新的社会实践形式来体现和表达。之前社会实践形式因其属于新民主主义的范畴，所以往往表现为革命的形式，即使有建设的形式也是服务于革命实践主题的。在毛泽东那里，新民主主义并不具有真正的建设实践形式，因为毛泽东从未认为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实践形式的理论和实践能够站得住脚。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性决定它并不能有独立的社会实践形式，它的社会实践是需要走向社会主义的，因此，只有以社会主义性的社会实践形式，即将社会主义性的建设实践落实在新民主主义阶段，才能真正地实现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就提出了社会实践形式转变的问题，即向新的社会实践形式生产建设实践形式的转变。在毛泽东看来，只有立足于社会主义性的经济建设实践，而不是革命实践形式，才有可能完成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毛泽东提出:“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需要有合作社经济。可见，从一种实践形式即之前的革命实践形式转变到(经济)建设实践形式在毛泽东看来是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的前提。

最后，从一种实践形式转变到另一种实践形式不是骤然的彻底转变，它要遵循循序渐进质量互变的规律。从一种实践形式转变到另一种实践形式，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实践形式转向，是一个质变过程，看不到这一点，就不明白毛泽东社会实践发展变化的真谛，就不了解毛泽东从中国社会实际出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历史逻辑。在毛泽东看来，社会实践不是停止不前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实践都会有不一样的形式，各种社会实践形式之间的替换才能真正地推动社会实践的发展，仅仅停留在一种社会实践形式上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概念的可能性空间，不仅是可能性空间，而且必须是发展的实际空间，否则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科学性就无法保证。虽然社会实践形式的转变不可避免，而且必须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实际转变过程中，从一种实践形式转变到另一种实践形式要骤然彻底完成，没有一个量变的积累阶段，从一开始就要完全放弃前一种实践形式。实际上，社会实践形式的转变往往开始时表现为社会实践形式的转向，即社会实践形式需要丰富和增加，而不是说前一种社会实践形式完全地退出历史舞台。只有这样才能符合社会实践形式转变的质量互变规律，实现社会实践循序渐进式的发展。

毛概社会实践总结篇4

【关键词】：毛泽东；实事求是；特点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其中，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核心，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出发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概括。

一、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内容及特点

实事求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最具特色、最根本的基本原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在反动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实事求是作出了准确的概括，指出：“实事求是，就是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具体来讲：

1.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从客观出发，要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事实求是最主要的内容，是实事求是的基础和前提。

“從实际出发”，是毛泽东最早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来的。他指出：“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而“一切从实际出发”，而是毛泽东1961年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调查研究》的指示信中提出来的。这个“一切”很重要，具有时空意义，即在一切时间、一切地点、一切条件下都必须“从实际出发”。

首先一切从实际出发就要一切从客观事实出发。坚持从客观出发，还是坚持从主观思想出发，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毛泽东继承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他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实事求是同主观主义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中，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他强调：“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试试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强调“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

一切从实际出发，就要坚持一切从实践出发，坚持一切从群众出发，坚持一切从国情出发。从实践出发，既要遵循客观实际，也要从人们的实际活动出发，两者相结合，从而引出其本身的规律，引导我们走上正确的道路，从而解决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出发点。群众作为实践的主体，因此也需要从群众出发，只有信任群众、尊重群众、依靠群众，总结群众经验，才能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从国情出发，就是要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来进行根本性的解决问题。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只有坚持从国情出发，才能客观上作出科学的评估，才能制定合理的方针与政策，最终引导中国更进一步的发展。

2.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也是坚持实事求是，达到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根本途径。

理论联系实际是毛泽东1942年2月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有经典性的表述，他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

理论和实际相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首先，要认真研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完整、准确的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方面，毛泽东特别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对我国实际具有直接针对性的理论。要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认识的标准问题。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列宁也指出：“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的这些重要思想，进一步强调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泽东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这就说明，检验一种认识是不是真理，需要的不是主观上的判断，而是要靠社会实践来检验。反之，则会陷入唯心主义。而判断正确的东西与错误的东西则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考验才能完成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中央坚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明确概括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这既坚持了以承认真理的客观性为前提的实事求是原则，又恢复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权威，从根本上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的意义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首先，实事求是包含了彻底的唯物主义基本思想。它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客观事实认识规律，尊重规律，顺应自然，使社会与自然和谐共进。其次，实事求是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及唯物辩证法思想指导后来者去认识世界，把握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是我们在遵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原则和规律上进行能动的反应，揭示事物的真理，从而引导人们的行动更加正确。

事实求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全部内容，正是在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导下，指导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在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所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实事求是更是保证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思想路线指导了我们党中央一代又一代的领导者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从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我们所取得的一切胜利，都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相应的我们所遭受的一切挫折，也是背离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

实事求是更是有助于深化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和整体把握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整体把握。总之，只要坚持正确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的事业会不断地获取成功的果实。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 1-5 卷[M].人民出版社，1991. 

[2]《邓小平文选》第 1-3 卷[M].人民出版社，1994. 

[3]高文锦、朱欣成 《毛泽东思想概论》[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 

[4]张展.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及其现实意义研究[J].西南大学，2009. 

[5]常彩艳.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研究[J].河北大学，2013. 

毛概社会实践总结篇5

【关 键 词】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 正 文 】

一

1943年7月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2周年的时候，《解放日报》上出现一个新概念——毛泽东思想。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全党的共识。这一共识来之不易。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对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要时常加以提防。这些思想并没有引起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应有的重视。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并在实践中逐步制定和实行了一整套保存、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使革命转败为胜的路线、战略和政策。这一切又遭到来自右的特别是“左"的错误路线的否定。

“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他们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低估开展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相反，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幻想通过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形成所谓的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其结果，首先造成城市工作的失败，而后使乡村工作的绝大部分也遭到失败。

“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不了解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限，急于求成，幻想超越民主革命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他们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还主张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农村则强调反对富农。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明显变化，中间阶层以至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方集团都可能参加抗日，这时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仍无视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依然实行极“左"的关门主义政策，从而使革命势力被孤立，使红军运动遭受挫折。

“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不了解正确的军事策略必须以正确的形势分析为前提，不了解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开展人民战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不去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的对比，不去正确判断革命形势的高潮和低落。因此，在应当防御的时候由于盲目实行所谓“进攻路线"而失败；在应当进攻的时候又由于不会组织正确的进攻而失败。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企图用“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致使革命陷入绝境。

中国共产党人是在血与火的战争中，在成功与挫折、胜利与失败的鲜明对比中认识到毛泽东一系列决策的正确性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丧失了全部中央根据地，不得不踏上长征之路。长征途中在遵义会议上才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此，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再次实现国共合作，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人是通过学习毛泽东的科学著作，学习马列主义，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认识到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的正确性。延安时期毛泽东在科学研究和理论创造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发表了一系列科学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马克思主义被系统地中国化了。一方面，他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成中国形式，而且还大胆地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中某些过时的、不适合中国具体情况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代之以适合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革命需要的新原理和新结论。另一方面，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来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总结中国近百年，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3次伟大革命战争的经验，经过深入分析、高度概括和多方面展开，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走向彻底胜利的系统的科学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抽象原理，通过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成为中国人民容易理解和便于掌握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国共产党行之有效的一整套理论、路线和政策。这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有效地促进了全党在思想上的统一。

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撰文指出：“在22年长期艰苦复杂的革命斗争中，终于使我们的党、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与我国革命的人民找到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1](P291)他认为，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是，必须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一切错误路线实质上都是假马克思主义，而毛泽东则代表着真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的干部党员都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的错误思想。接着，王稼祥在1943年7月8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他说，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22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布尔什维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提出是历史的必然。在此前后，周恩来、陈云等党的领导人也曾使用毛泽东的旗帜、路线、方向等术语来表达与毛泽东思想同样的内容。而且早在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就使用过“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这一提法。毛泽东思想概念提出后，1943年11月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指出，遵义会议后，党的事业完全是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胜利地发展着。为此，我们每个同志都感到很幸福，同时也深感三风不正的危害和整风的重要。[2](P88)

通过延安整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党章的总纲中明确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偏向。在党章的条文上还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当时，刘少奇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我们的党，已经在中国革命的长远道路上，在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展了与锻炼了自己。我们的党，在今后的长时期中，还要在继续深入地认识与利用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去为达到自己目标而战斗，并继续发展自己与锻炼自己。"[1](P341)这是全党的共识，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审慎选择的结果。

二

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和确立具有深远的意义。从实践上看，它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凝聚了全党的力量，从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从理论上看，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领域。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最伟大的科学发现之一。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之后，立即把它运用于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规律的研究。这一研究取得的成果使唯物史观获得科学的证明。后来，马克思又依据人类学和历史学提供的新材料进一步探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发展，不断拓展唯物史观应用发展的新领域。这些新领域的开拓反过来又继续证明、补充和完善原有的科学结论。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不断吸取实践发展和科学进步提供的新经验和新材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

然而，马克思主义仍有尚待开拓的领域。由于马克思从事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地域主要在欧洲，他自然对西方资本主义有更直接、更深切的了解。尽管他作为科学家曾敏锐地观察到东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异，作为革命家又理智地关注着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但是这种远距离的观察和关注只能是概括性的、原则性的。他虽然一般地提出了“东方问题"，却没有也不可能具体展开和深入实际地解决，更不可能创造关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系统理论。

列宁主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时代特征和俄国社会，解决俄国革命问题并取得成功的光辉典范。这一典范使马克思主义由科学变成了现实。中国人正是通过这一典范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尽管共产国际曾经给予中国革命许多具体指导和实际帮助，但是由于缺乏对中国社会历史及现实情况的深入了解和对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准确把握，有些指导是行不通的，有些帮助是错误的。盲目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只能给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灾难。因此，俄国的经验不一定适合中国，也不应该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中国革命需要自己的理论。

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和中国命结合起来，科学地分析了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的历史和现状系统地阐述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政策，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诸多复杂问题。这一理论成果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普遍意义，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的学说和社会革命的理论增添了新内容，为研究东方社会和解决“东方问题"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实例。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3]这段话同时也说明了毛泽东思想对于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意义。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并且为中国人民所掌握，这正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作出的贡献。

三

建国以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首先遇到的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强调的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它说明，只有适合这种特殊性的革命理论，才能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毛泽东思想的确立实际上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决心，即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这样做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然而，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人们在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往往忽略马列主义；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列又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会，认为二者是两回事。

最先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予以纠正的人是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就产生了在出版物和党的文件中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想法。1949年1月他在修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草案时指出，将草案中“毛泽东思想"一律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将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改为学习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国后，在编辑《毛泽东选集》过程中他又提议，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文中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体系"用语统统删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不再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提法。[4]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做，原因之一是在他看来，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学生与先生的关系，二者是一回事，而不是两回事。

接着出现的问题是在宣传中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简单化。60年代初开始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概念。由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毛泽东思想日益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在这种情况下，公开站出来反对毛泽东思想是根本行不通的。于是，林彪、“四人帮"就采取种种手法，割裂、歪曲和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或者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庸俗化，不管什么人只要有点进步就说运用了毛泽东思想，不管什么事只要做好了就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或者把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加以割裂，把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容简化为“老三篇"、“老五篇"，说只要熟记这些著作就掌握了毛泽东思想；或者断章取义，抓住毛泽东的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抛弃毛泽东的另一些话、另一些观点，片面加以引申，歪曲毛泽东的文艺方针、教育思想、实践观点、知识分子政策和建党学说等等；或者移花接木，把毛泽东在此时此地此种条件下讲的话搬到彼时彼地彼种条件下，随便解释、肆意篡改。这一切严重地损害了毛泽东思想。

面对林彪、“四人帮"的胡作非为，邓小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1960年3月他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就明确提出“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他说：“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他还援引毛泽东的话说：“提法要合乎实际，不合实际就站不住脚。"[2](P284)1975年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在开展各方面整顿的同时，他再次提出“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5](P37)

毛泽东逝世后，在怎样对待毛泽东思想问题上又出现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搞“两个凡是"，凡是毛泽东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一种是怀疑、反对和否定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拨乱反正，及时发表了题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讲话。在这些讲话中，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地回答了怎样看待和理解毛泽东思想，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为什么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其精髓是实事求是。对毛泽东思想要完整地、准确地加以理解，不是去照抄、照转、照搬毛泽东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而是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工作。所谓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思想体系，就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就是要搞好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他说：“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5](P165)

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再次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在邓小平亲自主持下起草的。其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这次会议是对确立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回归。然而，这种回归决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一种在更高层次、更深意义上的回归。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给毛泽东思想下了如下定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个定义给毛泽东思想增添了新内容。其中不仅包括毛泽东在民主革命中制定的一整套理论、路线和政策，而且还包括毛泽东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的新发展。此外，这个定义还有两个鲜明的特点，即强调“被实践证明"和突出“集体智慧"的结晶。

“被实践证明"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也是毛泽东思想中应有含义。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就有“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明确论断。[6]毛泽东思想本身作为真理当然离不开实践。然而，在一段时期这一论断却有意无意地被遗忘了，以致于70年代末由于“两个凡是"的禁锢，为了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需要重新讨论什么是真理的检验标准。

强调“被实践证明"不仅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而且对于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具有深远意义。一方面，对于毛泽东那些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观点和做法要予以抛弃和纠正，把它们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对于毛泽东那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要予以坚持和发展。所谓坚持毛泽东思想，就是指坚持被中国革命长期实践反复证明是正确的那些贯串于毛泽东全部科学著作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主要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所谓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是指运用这些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

“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原有含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就含有这层意思。把这层意思更突出地表达出来不仅丝毫没有贬低毛泽东思想，而且使毛泽东思想的意义愈发厚重。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5](P172)，“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5](P148-149)。这番话语重心长，寓意深远。由此可见，否认毛泽东思想决不是仅仅否认毛泽东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也必然否认由毛泽东思想培育的整整一代人，必然否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同样，离开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和中国人民继续前进的现实基础，也不可能真正理解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

毛泽东思想的再确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次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凝聚起全党的力量，从而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同时也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前提和可靠的理论根据。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人民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 刘少奇选集：上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515．

[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28-329．

[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毛概社会实践总结篇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界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问题，开展了广泛讨论，发表了大量的科研论著。但是，我们看到，我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关系问题的讨论和研究在许多问题上并未取得共识，甚至对其中某些重要问题的看法还存在着重大分歧。下面，我想就我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关系问题的研究现状作些概略介绍和述评，并就这一课题研究的视野和方法提出一些看法。

一、深入研究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其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需要”上：

其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自身发展和研究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包括理论和实践两大方面。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这两大理论成果，形成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历史任务，具有不同的理论内容和时代特点。与此同时，这两大理论成果又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个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统一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由此所决定，我国在有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的研究中，务必要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而在认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关系问题时，务必要把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统一起来，切勿把两者对立起来或割裂开来。从目前我国学界的研究情况来看，委实存在着某种割裂两大理论成果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性、离开继承和坚持、孤立地谈论发展和创新的理论倾向。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自身的需要出发，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及其相互关系，揭示和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的历史特点、历史经验、发展规律和优良传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其二，准确理解和科学阐发党的文献许多重要理论论断的需要。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作出了明确界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并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历史起点。十七大的这一论断和提法，在理论的外延上没有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提到的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范畴之内，也改变了一个较长时期里理论界普遍认同的薄一波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的形成“始于毛，成于邓”的著名提法。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提法上的变动。这个变动，涉及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的理论定位，涉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之间内在联系性的科学估量和把握。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对十七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的界定，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思想，作出深入研究和科学阐发。

其三，澄清理论是非和增进理论共识的需要。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问题，在我国思想理论界存在着很大的认识分歧。一方面，在我国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左”的和右的两种思想倾向的干扰。比如，有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是社会主义走上了一条修正主义邪路；有人则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所走的道路实质上是一条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根本内容正是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实际上是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也有人认为，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成绩是坚持儒家“仁政”的结果。另一方面，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内部和某些主流媒体的宣传中，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看法突出地表现在对毛泽东思想理论定位和理论作用时限的界定上，表现在对两大理论成果内在联系性的分析和估量上，表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基础的界定和阐发上。比如，有的学者把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定位界定为是关于我国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有的则把毛泽东思想界定为“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其理论作用的历史时限是止于1956年。有许多学者虽然也承认毛泽东在1956年以后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作了艰辛探索，并取得某些思想理论成果，但对这一探索及其所取得的思想理论成果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则有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从总体上说，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失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有的学者则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探索及其所取得的思想理论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作用主要是两条：一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某些可资借鉴和吸收的思想文化资料，二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教训。上述种种看法，都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理论定位，涉及对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科学体系、当代价值和长远指导意义的科学评价，需要加以深入研究。

二、两大理论成果关系中的

几个深层次理论问题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之间的联系问题，这是个整体性的范畴，而在这一关系即联系之中却包涵着一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

其一，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和理论定位的界定问题。这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关系问题的一个基础性、关键性和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毫无疑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两大理论成果，这两大理论成果形成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历史时期，面对着不同的历史任务，具有相对独立的理论内容和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但是，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作简单的区分，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只界定为关于我国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或“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把毛泽东思想历史作用的时间限定到1956年，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界定为在邓小平领导下，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即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界定，存在着如下三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是如果把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涵和理论定位只界定为关于我国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或革命建国理论，把毛泽东思想历史作用的时间只限定到1956年，那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和长远指导意义；二是如果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作用限定到1956年，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起点界定为1978年，那么，中间这20多年就形成了理论空白，就容易得出毛泽东在1956年后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失败的结论；三是与上述两个观点相联系，必然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但不包括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容，而且恰恰正是否定毛泽东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结论的结果。显然，我国学界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和理论定位的理解和界定，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这里涉及对十七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界定的准确理解和把握问题。

其二，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之间在理论内容上的内在联系性问题。应该指出，党的十七大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内涵的界定，是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外延而言的，这个界定中未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包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范畴之内，是就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理论成熟性而言的，但这决不意味着否定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间在理论内容上的内在联系性。应该说，我们党领导和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是一个整体，是一个统一的既相互连接又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着内在的本质的一致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之间在理论基础、价值取向和哲学依据等方面必然具有内在的联系性和统一性。我国理论工作者的一个重要历史责任，就是要深入揭示和阐明两大理论成果之间的这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性和一致性，而不能把两大理论成果之间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从目前我国学界对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研究情况来看，多数学者是肯定两大理论成果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性的，并对毛泽东思想中许多重要理论内容的当代价值作了深入分析，这是十分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我国理论界有关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研究中，也存在把毛泽东思想中的许多具有重要当代价值的思想理论观点只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思想文化资料，甚至把贯穿于毛泽东思想中的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视为一般性思想观点的看法和倾向。这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理论界有的学者主张，在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研究中，应该从总体上把毛泽东思想定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基础，说得更具体一些，就是三个“基础”，即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和哲学基础。这个“基础”，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中，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个理论组成部分之中。显然，这一观点和研究思路是十分新颖的。

其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问题。这是一个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身内容研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对此，我国学界曾进行过较长时期的和广泛而热烈的讨论，提出过不同见解。有的学者提出，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相适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应具有新的哲学形态；有的学者认为，与中央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相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应抛弃过去的“斗争哲学”和“矛盾思维”，而应坚持“和谐哲学”和“和谐思维”；有的学者提出，与中央提出的“以人为本”和建设“和谐社会”相适应，应该用中国古代的“和合学”和西方的人本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确定为“科学人本主义”，等等。十分明显，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问题的讨论，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关系问题，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要以什么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的问题。鉴于这一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要性，以及在学术讨论中不同观点分歧的鲜明性，因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一步深入地开展研究和讨论，以便增进我国学界在思想理论上的共识。

其四，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问题。从根本的理论意义上或逻辑关系上说，我们既然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统一的思想理论体系，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承认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么，就必然要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可是，从我国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关系问题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也开展过许多很有意义的讨论，也发表过一些很有见地的论著，但从总体上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分量的论著并不多见。我们看到，一个时期以来在我国学界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创新的论著委实不少，但是，从哲学上特别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深入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的论著，并不多见。有的学者离开实事求是讲解放思想，离开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坚持去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有的学者虽然也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时期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问题，但对这一创造性应用和发展又缺乏整体性概括和深入具体的分析。应该说，上述情况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内涵和科学性的理解问题，也有对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辩证关系的把握问题，都是需要加以深入研究和解决的。

三、研究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视野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极其复杂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需要有科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这里所说的研究视野和方法，着重讲的还是哲学的视野和方法。具体说来，有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要把毛泽东思想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加以整体性考察，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问题、根本经验和历史特点中揭示和阐明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历史活动的主题和总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或根本涵义，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研究和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两大历史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与此相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则是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思想则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实践中、特别是同对党的事业危害严重的“左”倾教条主义斗争中形成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1](P109)另一方面，正如《历史决议》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在毛泽东所撰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中所“包含的许多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2](P836)这就是说，要把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紧密地结合起来。我们在认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问题时，一方面，要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的理论创新及其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又要强调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当代价值和长远指导意义，并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作出科学论证和阐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要善于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善于从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的历史的经验中揭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东西。我们看到，在毛泽东领导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个显著的理论特点，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对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所作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所确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所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所形成的在实践中创造性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特点和优良传统，都具有真理的普遍性，需要认真地加以总结和发扬。

其二，要认真深入地研究邓小平及《历史决议》关于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结论和方法，从中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之间内在的和本质的联系性。众所周知，《历史决议》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者邓小平领导下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开展拨乱反正的伟大成果，是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的基础，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继续前进的指南。正因如此，深入研究和把握这一时期邓小平及《历史决议》有关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当代价值的结论和方法，对于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我们看到，《历史决议》的核心内容是科学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正如邓小平所强调指出的，《历史决议》的中心内容和着力点“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3](P300)邓小平认为，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这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和政治问题，《历史决议》如果“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3](P300)我们看到，邓小平和《历史决议》强调指出，要把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严格区分开来，为了开创社会主义美好未来就应坚持我们党历来遵循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指导方针。而在严肃认真地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时，又必须分清错误的性质，把握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对毛泽东的功过作全面分析和评价，对借口毛泽东晚年错误全面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历史的“非毛化”倾向给以鲜明的批判。我们看到，在邓小平指导下，我们党用党的中央全会“决议”的形式，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作出了明确界定，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作出了理论阐发，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容作出了科学概括，对贯串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中的“活的灵魂”作出了深刻揭示。这就从理论上科学总结和深刻阐发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当代价值和长远指导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政治结论。我们看到，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在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论述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在指导思想上的联系或关系，指导党的实际工作，强调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等问题时，总是把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紧密结合起来。比如，他是通过强调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来实现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的；他对自“文化大革命”后20年历史教训的总结归结为“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4](P118)他强调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3](P300)他反复强调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过去搞革命靠实事求是，现在搞建设和改革也必须靠实事求是；他把自己提出的具有创见性的“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的哲学依据，归结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即毛泽东所说的实事求是，等等。可以说，邓小平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典范。我们还看到，在《历史决议》中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道路过程中所形成的新的经验和新的认识，从理论上作出了十条概括和总结。这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总结，其中既包括从“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中得出的基本结论，也包括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正确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在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化大革命”之后，我国的社会历史发展处在一个重要转折关头。历史把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课题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这就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如何根据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道路。邓小平的伟大历史贡献，正在于科学地回答了这两大历史课题，而这两大历史课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正确道路的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以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为基础的。从《历史决议》的制定到现在，已经历了整整30年，这期间我们党召开过六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理论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应该强调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经历了30年巨大发展的今天，历史证明邓小平和《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历史作用和当代价值所作出的科学评价和理论定位，仍然是正确的和必须始终坚持的。

其三，深入学习和领会江泽民、胡锦涛及有关中央文献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关系的重要论述，把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紧密结合起来。我们看到，在江泽民的有关论著中，他不但充分肯定了在我们党和毛泽东领导下新中国成立和胜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意义，指出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了基本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为我国迈向光明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还更深刻地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毛泽东又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尽管在探索中有曲折甚至有严重失误，但在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我们不但在实践上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开创了一条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科技创新之路，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观点和基本指导方针。江泽民强调指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经验进行理论概括，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他深刻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从人民群众中成长起来的伟大领袖，永远属于人民。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精神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他的伟大品格具有动人的感染力，他的科学思想具有非凡的号召力”。他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党之所以能够承担起历史的重任，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拥护和成为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核心，就是因为我们党经过艰苦斗争的反复锤炼和理论的创造，形成并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坚定地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宝库和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永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行动指南。①我们也看到，在胡锦涛的有关论著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关系问题作了进一步明确的和深刻的论述。他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正确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原则作为毛泽东思想重要理论内涵加以界定和阐发，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始终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5](P641-642)他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和从总体上阐明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历史贡献及其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指出：“毛泽东同志毕生最突出最伟大的贡献，就是领导我们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为古老的中国赶上时展潮流、阔步走向繁荣昌盛创造了根本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5](P639)他深刻地指出，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虽然形成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于不同的历史任务，但是，这几大理论成果乃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思想体系，是我们要始终珍惜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而贯穿在这几大理论成果中的“活的灵魂”即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始终一致的。“高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旗帜，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最重要的是始终坚持贯穿这个科学思想体系的活的灵魂，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其基本方面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路。”[5](P645)应该说，江泽民和胡锦涛的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和阐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长远指导意义。正因如此，那种把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只界定为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或革命建国理论的观点，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作用和科学价值只限定到1956年的观点，显然是不妥的。

毛概社会实践总结篇7

《毛泽东思想概论》就这门课来讲，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学说。毛泽东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沃土之中，它的产生和发展以及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过程，也是近现代中国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过程。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发展的学说。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要谈毛泽东思想，首先要了解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所在。毛泽东思想作为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有其自身的科学体系、丰富的内容和理论特色、理论的特殊贡献。另一方面，毛泽东思想作为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各部分内容又是随着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的。所以在当今时代日新月异的发展下，毛泽东思想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且被人们运用于各个领域，起着不可替代的领导作用。

毛泽东思想包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多个方面的内容以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三个活的灵魂。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或“原则”出发;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学习‘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这一节，我明白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我们学习他的理论固然重要，但是我认为学习一个理论是怎样产生的更重要。我们作为大学生，总比能一直去模仿别人的理论，而应该学者树立一种独创自己的一套理论的意识，通过自身的经历和观察到的现象去不断总结，不断地去完善自己的一套理论。

此时我忽然想起一句话“一直被模仿，不曾被超越。”在这里，我着重强调树立独创意识，并付出行动的重要性。

学习‘科学发展观’这一节，我了解到二战借宿后，加快经济的增长成为了各国的共识，然而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的增长，而应该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而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我国要完成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面临促进经济发展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双重压力，这就决定了我国必须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要走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我们成为了大学生，面临着充满无数机遇与挑战的社会。如果我们墨守成规、循规蹈矩，那只能与成功失之交臂，相反我们人清醒形势，科学的发展自己，才能取得成功。学习‘实事求是’这一节，我明白:不管做什么事都必须实事求是。而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解放思想，所谓解放思想就是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支持“日心说”的布鲁诺解释解放思想的先例。

做到实事求是，必须与时俱进。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作为大学生而要与时俱进，就必须学习最新的理论和思想，用最新的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不断完善自己。

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求真务实，坚持求真务实的根本要求的就是认识规律、把握规律、遵循和运用规律。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就是为了使我们在推进各项工作是，更能够把握规律，增加主动性，减少盲目性，克服片面性。

“毛泽东思想概论”一课对我们学习的要求，不仅是让我们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让我们通过对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的学习，去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了解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进一步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更好地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学好毛泽东思想，了解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基本原理，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可以使我们更好的了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掌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规律，以便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

在这一个学期的学习中，我深深认识到毛泽东为党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理论和实践，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其影响广泛而深刻地存在于我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渗透在人们的灵魂深处，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人像他那样，生前其思想即受到人们热情的颂扬和真诚地学习与运用，去世后更得到深切地尊重和广泛地传播。从各个方面的反映，各个角度的透视表明：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她是改革开放的理论源泉;也表现在空间的拓延上，将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理论原点，成为人类社会精神寻求归宿的一座丰碑。

毛概社会实践总结篇8

 

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多种多样，本文按其时间和显隐程度来划分，把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分为两类：历史资源和现代资源。(1)历史资源主要讨论我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意义。(2)现代资源又划分为显性资源(人力资源、理论资源)隐性资源(学校的隐性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渗透、传媒载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加载)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作为支撑，思想政治教育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2)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思想政治教育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人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服务的。而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大系统，它不断地与异族社会发生作用，进行不间断的物质和文化交流;同时，同族社会内部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也从来没有间断过，这就会产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不断的新需求，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是满足社会和人的需求的物质保障。(3)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好坏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高低。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与自然界物质资源水、电、煤不同，自然界的物资资源短缺的主要原因是“储量有限，而用量无限'所以，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要求：使用自然能源的速度要小于自然能源再生的速度”。但是，思想政治教育能源是智力型的能源，人类的智力是无限的，只是需要积极开发并合理利用。所以，我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水平的高低。

 

二、关于理论的哲学思考

 

所谓理论是揩‘概念原理的体系，是系统了的理性认识。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体。在人与世界的主客体关系中，“概念”的地位十分“显赫”。概念既是人类的思维形式，又是人类认识的成果。在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中，作为主体的人，既要以概念的方式去把握、描述、解释和反思人与世界及其相互关系，又要以概念的方式去理解、解释、规范和反思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还要以概念的方式去建构关于世界的规律性的图景以及对世界的理想性、目的性要求。这表明，人类在自己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必须以概念的方式去实现对世界的本质性、普遍性、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把握与解释，也就是以概念的方式实现理想中的对世界的占有|3|54而“概念”的存在形式并不是单独的、孤立的、个别的，而是以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方式构成一个具有层次性和系统性的概念体系。

 

从人类把握世界的概念体系的层次性分析可以区分为两个最基本的层次:一个是常识的概念体系和科学的概念体系。所谓常识就是普遍、平常但又持久，经常起作用的知识。常识是人类世世代代的经验的产物，是人类在最实际的水平上和最广泛的基础上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一般文化环境的适应。它是人类把握世界最基本的方式，一个没有“常识”的人是无法过“正常人”生活的。常识的概念体系是以人们的经验和普遍性为中介的，具有“直观性或给予性、凝固性或非批判性等特征'在人们以常识的概念体系去观察、描述和解释世界时，其实质就是以经验的普遍性去把握世界，从而形成具有经验共同性的概念体系。它符合经验主体的直接经验，经验主体以这直接经验去把握直观“世界”的存在，又进一步验证了、确认了、证实了这个直接经验。这种常识的经验经过自身的延续、积累、强化形成了一个僵化的、凝固的关于世界的概念体系，并通过共同经验的历史性遗传为中介，而实现世世代代的延续。它具有历史的惯性，也具有非批判性和非反思性。正如文化哲学家卡西尔所言：人总是倾向于把他生活的小圏子看成是世界的中心，并且把他的特殊的个人生活作为宇宙的标准。但是，人必须放弃这种虚幻的托词，放弃这种小心眼的、乡巴佬式的思维方式和判断方式。

 

为了超越这种小心眼的、乡巴佬式的思考方式和判断方式，就需要构建科学的概念体系，科学的概念体系不是以经验的普遍性为中介，而是以概念的规定性为中介而构成的世界的图景，它不是经验表象所给予的，也不是通过经验直观形成的，而是以概念的相互规定构成的。因而，它具有内容的规律性、解释的普遍性、描述的可证性和经验的可预见性等特征。同时，科学还具有自我批判、自我发展的创造性特征，从而能够实现科学概念框架的自我更新，形成历史性发展的科学概念体系。我们把这种具有科学性的概念体系称之为科学理论，“科学的理论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并经过社会实践的经验证明了的理论，是客观事物的本质规律性的正确反映;它是同错误理论不断地进行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指导人们的行动。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但理论必须同实际相结合，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理论。

 

科学的理论集中地代表着人类理性的进步，是在思维与存在的统一中为人类提供了真实的、可靠的、可以信赖的世界图景，它是人类运用科学的理论思维能力和理论思维方式去探索自然、社会和精神奥秘，获得关于世界规律性的认识，为人类造福的精神武器。马克思认为：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群众”，而“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能变成物质的力量'而科学的理论就是“彻底的理论，就是能变成物质力量的理论。所以我们要掌握科学的理论，用科学的理论去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用‘科学的理论去武装人”，使科学的理论变成物质的力量。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中，我们也要利用科学理论的资源使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变成物质的力量。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分两步走：第一步要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资源;第二步是要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掌握这些理论，即“理论掌握群众”，使之变成物质的力量，获得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提升。

 

三、挖掘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资源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资源，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介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中介，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介与方法中介的结合体。科学的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指路明灯，起方法论作用;同时，科学理论又能武装人，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内的所有人，提高人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九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介。在挖掘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资源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张耀灿、郑永廷等教授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提出“两个指导，一个借鉴’，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指导，坚持用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作指导，以及思想政治教育要借鉴和吸收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陈秉公教授在《21世纪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理论体系》中提出了古今中外的“三点理论经验与三点理论分析”。即“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经验”、“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传统理论’、“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经验”;外国的‘社会适应理论分析”、“人格自律理论分析”与“德性教育理论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资源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资源等三种。

 

1.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

 

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思想理论体系，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思想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科学地表述了对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并依据这一世界观提出了一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与途径，从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宄，是全面系统地研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任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必须坚持的，丝毫不能动摇。世界社会主义运动150多年的实践和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基本原理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广大理论工作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认真研宄回答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介，“在党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国有企业改革、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西部大开发、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上，推出了一批有价值、有影响的研宄成果，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151同时，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介，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受教育者)的理论水平和理论觉悟，帮助他们认真领会和贯彻党中央的精神，在实践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当前，为了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宄和建设，深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巨大潜力，提高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决新情况新问题的能力，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宄和建设工程'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和研宄工作，重新审核和修订马克思、恩格斯重点著作的译文，使译文更加准确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研宄和编写充分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教材;研宄和编写全面反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和文学教材;把高校思想理论课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宄和建设工程”中来，并于2006年9月陆续出版并全面使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i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四本教材，取得了良好的宣传和教学效果。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和高度重视下，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一定会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大舞台上找到自己的施展空间。

 

2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

 

胡锦涛同志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先进性，不断推进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党从诞生之曰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在长期奋斗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倶进的科学体系。从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大理论成果的深入研宄，是全面系统地研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任务。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科学地回答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的问题，是指导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成功地走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集中全党智慧，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而又与时倶进的科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是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全国人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一脉相承而又与时倶进，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胡锦涛同志指出：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加强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宄，从理论和实践双重探索的角度加强对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宄，是全面系统地研宄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而又紧迫的任务。

 

当前，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正带领全国人民以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理论指导的伟大实践中，更加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与时倶进的理论勇气，从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点和党的任务，科学制定并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研宄和解决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在实践中进行新探索，总结新经验，作出新概括。坚持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既可以警惕右，又可以防止“左”;既能防范教条主义，又能避免经验主义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基本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表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前提，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走上歧途;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否则马克思主义就会丧失活九就不能很好地被坚持下去。“左”和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建设事业的大敌，可以危害甚至断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前途。

 

3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资源“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十分完整而严密的理论体系，它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组成部分，而且各个部分又有着内在的有机的紧密的逻辑联系。思想政治教育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遵循这一理论的完整性和系统性，防止和克服过去出现过的教条主义、实用主义等不良倾向，坚持用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作指导’|6142,包括“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战争的需要，毛泽东创立政治思想工作理论”;突破传统模式和改革开放的需要，邓小平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理论”;应对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信息化的需要，江泽民和胡锦涛在创新中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毛泽东创立的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与作用，两条“生命线”理论的提出^1929年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1955年提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内容。毛泽东在三个不同的时期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929年提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945年提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1957年提出“需要在群众之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做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宄解决困难的办法”。

 

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军事工作结合起来一起抓的理论。1929年提出“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955年提出“一方面抓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抓好经济建设”，把思想政治工作与实际工作紧密地联系起来，防止“空”对“空”，防止“两张皮’现象发生。

 

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在基层。1928年提出：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1957年提出：

 

“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针对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邓小平理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包括“四个定位，三个有利于’。“四个定位”主要包括：指导思想上的定位——思想政治工作要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工作任务上的定位——坚持不懈地抓好思想教育，着力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四有”新人;地位作用上的定位——思想政治工作从“压倒一切”到突出“保证”和‘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执政党的地位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思想支持和精神动力;工作方针上的定位——坚持疏导方针，吸收国内外各种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倡导精神文明建设和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方式方法上的定位——综合运用思想的、心理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诸多手段，构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机体系。“三个有利于”是1992年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出的，评价一切工作的标准，也是评价思想政治工作的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江泽民作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前两代党的领导集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成果，提出了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思路、新观念和新方法。提出“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提出了既要强调‘依法治国”，又要强调“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提出了应对‘四个多样化”回答“四个如何认识”;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指南，推动了新时期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