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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列传·儒林四》卷四百三十四(元脱脱等撰，第37册，中华书局版)有"金溪三陆"的传，内称九韶先生：
其学渊粹，隐居山中，昼之言行，夜必书之，其家累世义居，一人最为家长，一家之事听命焉。岁迁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畴、租税、内出、庖灶宾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训戒之辞为韵语，晨兴，家长率众子弟谒先祠毕，击鼓咏其辞，使列听之。子弟有过，家长会众子弟责而训之；不改，则挞之；终不改，度不可容，则言之官府，屏之远方焉。九韶所著《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图》。
可见，梭山先生的学问既渊博又精深，而且喜欢写日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是一个大家庭的主心骨之一，而其著作也多是关于如何治家的学问。梭山先生不仅在理论上探讨治家治族的问题，而且真真切切地践履之。当时的陆氏大家族，十世没有分家，四代同堂，约有三百人吃饭不分灶。淳祜二年，理宗赵昀下诏旌表"金溪陆氏义门"："皇帝制曰：江西金溪青田陆氏，代有名儒，载诸典籍。聚食逾千指，合灶二百年。一门翕然，十世仁让。惟尔睦族之道，副朕理国之怀。宣特褒异，敕旌尔门，光于闾里，以励风化。钦哉。"在古代中国，对一个家族而言，受到皇帝的旌表，也许是最大的荣耀了。可问题是，陆氏大家族为何能保持十世不分家，还能数百人同灶吃饭呢？个中之因当然很多，但与梭山先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因为，"九韶以训戒之辞为韵语。"每天早晨，一家之长必率子弟谒先祖祠，并击鼓诵其词，歌云："听听听听听听听，劳我以生天理定。若还惰懒必饥寒，莫到饥寒方怨命。虚空自有神明听。听听听听听听听，衣食生身天付定。酒肉贪多折人寿，经营太甚违天命。定定定定定定定。听听听听听听听，好将孝悌酬身命。更将勤俭答天心，莫把妄思损真性。定定定定定定定，早猛省！"最后，还有一人单独唱到："凡闻声，须有省。照自身，察前境。若方驰鹜速回光，悟得昨非由一顷。昔人五观一时领。"（注3）敬畏天命，遵循天理，勤奋劳作，俭朴持家，何人不说这是修身齐家之至宝呢？每天如此之歌，如此之诵，陆家人将这些平凡的过日子的道理入耳入脑入心了，由此培育出了名满天下之"金溪陆氏义门"。
梭山先生就是这样孜孜为学、孜孜为教、孜孜劳作、孜孜践履的。其次，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隐居在山中，完全断绝于对科举仕途的追求。修于同治年间的《金溪县志》也称九韶先生：
性宽和凝重，读书必优游讽咏，学问渊粹。
尝曰：学之要孝弟之外无余道。又曰：义利易见，惟义中之利隐而难明。与朱熹相敬爱。
梭山先生又曾改善"社仓"之法，使乡民受惠甚多，"人甚德之"。他在前山筑室隐居，与兄弟讲学其中。因山形如梭，故自号梭山老圃。先生潜心于学，著下了《梭山集》，包括《解经新说》、《日记类编》、《州郡图》、《家制》、《终礼》。（《金溪县志》卷32《书目》）惜乎《梭山集》大部分皆散佚不存。
《宋史·艺文志》中的《象山学谱》云：梭山的著作"日记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尤为希圣希贤之本。"值得庆幸的是，《居家正本》上下篇，以及《居家制用》上下篇，共四篇文字保留在《宋元学案》卷五十七的《梭山复斋学案》（清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全生等点校,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862页，下引该书，均只注页码）里，并被收入在印于宣统庚戌年江左书林校印的《陆象山先生全集》中，这也许是今人得以一窥梭山之学的唯一完整的文本了。
梭山先生还有一个惊世骇俗之举，那就是隐而不考不仕。《宋元学案》记载："诏举遗逸，诸司以先生应，不赴。"（1863页）在古代中国，自唐开科取士以来，其意本为让天下的知识分子皆有一个公平竞争入仕的机会，也为国家选拔一流的人才；但制度化运作之后，尤其渗透了官场的腐败之风后，科举考试在中国便迅速地成为知识分子某种人生与事业的陷阱，化为无数落榜士子的伤心之所。此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便陷入一个二难之境：不去参加科举考试，则无法一展平生所学，去治国平天下，而且也无法光宗耀祖，实现人生的价值；若参加科举考试，则必饱受"场屋之累"，埋首"程文"，皓首穷经，不仅难以提升自我之道德境界，还常常落得个形销骨瘦，老死林下。
即便如象山先生，气象如此宏阔，志向如此高远，且醉心于心学体系的创立，却仍然不免多次赴考，并曾中过举，可却因父丧而失去赴京城参考的机会；27岁时再考，却落榜了。其间他修书给好友童伯虞，云：孟子曾倡言修"人爵"（富贵利达）者，应先修"天爵"（道德仁义）；而后世之人只求"人爵"，忘记了求"天爵"。所以，自己决不可以"舍此而从事于彼"，不能"养一指而失其肩背。"（《与童伯虞》，《陆九渊集》卷三，中华书局1980年版）话虽这么说，可实际上，在陆氏六兄弟中，九思、九皋、九龄、九渊四人皆进士及第，入仕为官，在当时，可谓一门荣耀，名震乡里。但陆门早有家训，告诫子孙，读书之人虽然都应参加科考，可没有搏取功名者并非耻辱；若不识礼义不尊仁义，才是最大的耻辱。陆氏兄弟一般都能遵循祖训；但要说无意科考功名，只修自我仁义道德之最好者，当只能数陆梭山先生了。
九韶先生是否学过科考之"程文"，已无可察考了；但梭山先生不仅经史子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可谓是一代大儒，可他却绝意科考，隐而不仕，自愿过一种乡间的隐居生活。他选择竹木茂盛、泉水丰盈的梭山，自筑草堂而居，取名为荐堂。他每日晨起便或耕或植或养，自给自足，行有余力，则教象山等兄弟读书，与来访之友论学为文，又常常下棋弹琴品茗，落落大方，逍遥自在，无碍无束，真可谓与天地共生息，与万物齐生死。
大儒朱熹慕其境界之高，学问之精，在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亲访九韶于金溪。俩人共论学术，其乐也融融。（参见《陆氏族谱》）
后遇陆贺老先生过世，朱子受九韶之请，为陆老先生看风水，向吉穴，（注4）还为九思先生的著作《家问》写跋，云：’’《家问》所以训饬子孙者,不以科第为病,而深以不识礼义为忧。其殷勤敦恳,反覆晓譬,说尽事理,无一毫勉强缘饰之意,而慈祥笃实之气蔼然，讽味不能释手云。"（见《西江陆氏家乘》卷十）后来，朱子与梭山先生惺惺相惜，不断有书信往来，论辩学问，常有新见。
可见，梭山先生虽然才高博学多能，名满神州，要取功名，可谓是囊中取物那么容易，可他不仅猛烈抨击科举考试制度（注5），而且看透了世俗的污浊，既然绝意功名，隐居山林。
此隐可说惊世骇俗，让人击节叹息。
世有庄周之隐，齐万物，息纷争，平生死，一心要摆脱世俗中的一切束缚，与大鹏展翅然，扶摇直上九万里，逍遥于无何有之乡。世有伯夷叔齐之隐，兄弟互让王位而同出走，虽然意识到商纣王的残暴却坚决反对周武王兴兵讨伐。周代商而兴，伯夷叔齐却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野菜充饥，最后饿死在荒山野岭。世上还有功成身退、脱离官场远去江湖归隐之范蠡；也有躬耕田园，静候时机，一展平生之学之卧龙诸葛孔明先生。当然还有隐于山林，青灯黄卷晨钟暮鼓以求往生西方极乐之佛徒，还有藏之深山，起丹鼎，炼金丹，求长生不老成仙了道之道士。其他还有如"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白刃除不义，黄金倾有无"之侠客隐士。
梭山先生之隐却异于是。他出身农家，无有王位可推，亦没有官位可放弃。当然，他身虽隐，却性为入世，关注百姓疾苦，了解民间生活，践行于日用庸常，且孜孜于仁义道德之教。他当然也不刻意于求时来运转大富大贵，更无意于求佛成仙长生不老。梭山先生就是梭山先生，其之隐完全出于性情使然，而毫无半点勉强，半点做作，半点外在的什么特别的求取。其关心世事家事之入世态度，与其隐居山林琴棋书画自娱之行为毫无杆格，圆融无碍。所以，《宋元学案》之《梭山复斋学案》将梭山先生称之为"隐君"。
"隐君"者,实为与道者、侠者、佛道之徒等之隐完全不同的儒者之隐。此之隐应该说与孔子的行为有极大的关系。孔夫子是一个积极入世的儒者，但其归隐的情结亦很重。比如其曾经喟然叹道，自己也想与曾点一起："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曾点与孔子其他一心想在政治上大展宏图的的学生不同，只思回归山林，过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孔子从内心亦向往之，但却因为有志于以自我之"仁道"改天下之无道的现实而无法归隐。所以，孔子奉行"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原则（《论语·泰伯》）梭山先生之隐，就全出于其对科考制度的失望，认其只会残贼人之本性，于道德的修养毫无补益，所以，一意断绝科考，并拒而不仕，归隐山林。但他绝非遗世，不问社会，只顾自我之逍遥；而是就在家乡就地而隐，仍然全力关注世事民风，关心自己的家庭与家族的事务，故被称为"隐君"者。
梭山先生的行为可以说是特立独行的，发人深思的。
二
全祖望指出："三陆子之学，梭山启之，复斋昌之，象山成之。梭山是一朴实头地人，其言皆切近，有补于日用。复斋却尝从襄陵许氏入手，喜为讨论之学。宋史但言复斋与象山和而不同，考之包恢之言，则梭山亦然。"（1862页）视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之象山心学，发端于梭山，但梭山之学又与象山有所区别，这是一种中肯且极高的评价。
但是，为何说"三陆子之学"是由梭山启之呢？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陆家六兄弟之间，长兄一般都成为幼者之师之故。实际上，象山先生就曾求学于梭山与复斋先生。其次，则主要是因为梭山先生首开与朱子之"乾坤"与"父母"、"太极"与"无极"之辨，而这一辩，成为心学与理学的重要分水岭之一。
淳熙十三四年左右（公元1186－1187年），梭山先生致书朱熹："言《太极图说》非正曲加扶振，终为病根。意谓不当于太极上加无极二字。"（《宋元学案》1867页，顾案）朱熹回一信后，梭山又去一信；朱子再回，梭山先生认为辨之无益，遂不复再回信。朱子的回信保存流传至今,但梭山的信却已淹没不闻。
黄宗羲也说："先生之兄梭山，谓''''不当加无极二字于太极之前，此明背孔子，且并非周子之言''''。紫阳谓孔子不言无极，而周子言之。盖实有见太极之真体,不言者不为少,言之者不为多。"（《宋元学案》1866页）后人多见《宋元学案》此引，便认梭山先生之信只谈太极与无极的问题。孰不知《宋元学案》此处对朱熹之信的引用是节选，其云：
伏承示谕太极之失，及省从前所论，却恐长者从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见道理为是，不知却元来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见轻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细论，即如《太极篇》首一句，最是长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以为万化根本。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根本。
而见诸朱子书信全文的《朱文公文集》（卷36，四部丛刊初编缩本）中却是：
伏承论太极、西铭之失言,备悉指意，然两书之说，从前不敢轻议，非是从人脚根，依他门户，却是反复看来，道理实是如此，别未有开口处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己见辄为之说，正恐未能尽发其奥而反以累之，岂敢自谓有扶掖之功哉！今详来教，及省从前所论，却恐长者从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见道理为是，不知却元来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见轻肆抵排也。今亦不暇论，只如《太极篇》首一句，最是长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之根；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
其次，见诸《宋元学案》（1867页）中第二封朱熹的回信，是这样写的："前书示谕太极之说，反复详尽。然此恐未必生于气习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尽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轻于立论，徒为多说，而未必果当于理耳。"而见诸朱子书信全文的则是："前书示谕太极、西铭之说，反复详尽，然此恐未必生于气习之偏，但是急迫看人文字，未及尽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轻于立论，徒为多说而未必果当于理耳。"（《朱文公文集》卷36，四部丛刊初编缩本）由此可见，《宋元学案》对朱子的回信作了删节，主要是将有关《西铭》的争论之内容全部去除。
《宋元学案》的作者为何如此呢？也许是认为它们实质是同一个问题，出于突出朱陆之辩主旨的考虑而删去？抑或为了节省书的篇幅？或者根本不认为有关"乾坤"与"父母"的问题值得一辩？后来，梭山先生不欲再与朱子辩论、而由陆九渊接过论题，可九渊的信中无一字再与朱熹讨论梭山先生十分关心的"乾坤"与"父母"的关系问题。至于后人也常常忽视（忽略？）了这一问题，乃至于完全不知有此一问题，这使中国学术史的资源严重流失，当然对梭山先生的评价也就很难与史实相符了，梭山先生在中国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也因此长期得不到恰如其分的肯定。
梭山与朱子论横渠先生之《西铭》与周敦颐之《太极图说》，因其书信不存,而难以一窥全貌,但从朱熹的回信及陆九渊的书信中我们亦可见到如下内容：
第一，梭山先生认为："《太极图说》与《通书》不类，疑非周子所为；不然，则或是其学未成时所作；不然，则或是传他人之文，后人不辨也。盖《通书·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曰一曰中，即太极也，未尝于其上加无极字。《动静章》言五行阴阳太极，亦无无极之文。假令《太极图说》，是其所传，或其少时所作，则作通书时不言无极，盖已知其说之非矣。"(《宋元学案》第1897页《辨太极图说书》陆九渊书)这段话引自陆九渊回答朱熹的信中所言。可见梭山先生认为，在太极之上再加无极是没有道理的。万物皆本之一，一即是中，即是所谓太极，在此之上再加无极，既是不必要的，也是多余的，而且还是错误的。其实，"无极二字出老子，非周子之言"。（《金溪县志·人物志·理学》）朱熹则答曰：如果不言无极，则许多人会误认太极同于一物，"不足为万化之本"；但是，另一方面，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为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之根。"清人钱大昕认为："易上系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有易而后有太极，非太极在天地之先也。韩伯康有生于无，故太极生两仪。有生于无，语出老子。康伯以老、庄说易，故云尔。濂溪言无极而太?盅蕴疚藜怯煤濉N藜郑嗉献樱跷粗幸病B阶泳惨商妓捣清ハ鳎治郊抵校谎抵粒嫌诤喝骞乓澹现煳墓剖ぶ?quot;（《十驾斋养新录·太极》）这一考证充分说明陆氏兄弟对"无极"来历的疑惑是正确的，但应该补充说明的是，不是陆子静首先疑太极图说非濂溪所作，而是陆子美首先提出的，这一点是需要分辨清楚的。
第二，关于《西铭》的问题。朱熹在回答九韶先生的问题时，认为："至于西铭之说，犹更分明。今亦以首句论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则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则万物同一父母矣。万物既同一父母，则吾体之所以为体者，岂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为性者，岂非''''天地之帅''''哉？······今若必谓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与乾坤都无干涉，其所以有取于《西铭》者，但取其姑为宏阔广大之言，以形容仁体而有我之私而已。则是所谓仁体者，全是虚名，初无实体，而小己之私，却是实理，合有分别，圣贤于此，却初不见义理，只是见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语，以增饰其所无，破坏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则其立言之失，胶固二字岂足以尽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于一己之私哉！"（见《朱文公文集》卷36，四部丛刊初编缩本）朱熹这封信是托陆九渊转给梭山先生的。因为梭山的信今已不存，所以，我们只有从朱熹之信中来猜测其意了。也许在梭山先生看来，张横渠所著《西铭》内之言："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貌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集·正蒙·乾称篇第十七》，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2页）的话，其中在"父母"之上和之外又提出"乾"与"坤"，完全是多余的。人自有其父母，自是知道其孝，自是了解天下人皆有其父母，皆致其孝，何用得上扯什么"乾坤"、什么"天地"？等等，正所谓叠床上之床，架屋上之屋。九韶先生在此对张横渠《西铭》之批评与对周敦颐关于"无极"与"太极"关系的批评完全一致，思路相同；所以，两个问题在同一封信中提出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在于，在朱熹回信之后，九韶先生觉得朱熹的回答只在辨输赢而不再意于有益与否，所以，他拒绝与朱子再辩，即所谓"求胜不求益"（参见《宋元学案》第1900页的顾案）；结果，再辩的任务被九渊接了过去，由此引发出朱陆之间激烈的争论。可是，在陆九渊的反驳信中，无一字提起九韶与朱熹有关《西铭》的争论，这也许就使《宋元学案》的编撰者将朱熹回信中的这一部分删除了，这也让后来的研究者大部分皆忽略了这个问题，好像朱陆此一回合的争论只在"无极"与"太极"的问题上，这是需要加以修正的看法。至于陆九渊为何在回信中不谈九韶与紫阳的《西铭》之争，笔者认为，大概是象山先生或觉得朱子说得有道理，故而回避掉这个?侍猓换蛘呷衔灰婷髁?quot;无极"与"太极"的问题，有关"乾坤"与"父母"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无需赘述，因此就没有再论《西铭》的问题。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其他的可能性。（注6）
也许，梭山先生作为一个平民思想家，只关心百姓的日用庸常，对虚玄的问题不感兴趣，而且认为这样的问题对世事无补，所以指出"父母"自蕴涵着"理"，无须用"乾坤"等虚玄宏大的名词来显明。也许，这种议论不如朱熹的高明和空灵，但至少符合梭山先生思想的特色。
第三，从九韶先生与朱熹在二封信中的论辩来看，人们长期对"朱陆之辩"与"朱陆异同"的观点需要作较大的改变。陈荣捷先生认为："朱子与象山季兄陆子美于淳熙十三四年间（1186-1187）通函辩论太极数次。"（韦政通主编《中国哲学辞典大全》，水牛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这种看法显然是没有注意到朱子与陆子美的争论有"乾坤"与"父母"和"太极"与"无极"二个议题。韦政通先生认为：朱陆异同是"朱熹和陆象山在哲学上的异同之辨，是宋学内部一大争论"。"朱、陆之间的差别之一，是在实践工夫上，……朱陆之间''''道问学''''和''''尊德性''''的对立，就是方法上不同的对立。"（《中国哲学辞典》，水牛出版社1994年版）认为朱陆异同只在陆九渊与朱熹之间，没有意识到梭山先生在其中的重大作用，也没有提到有关《西铭》的问题。冯友兰先生认为："陆九渊和朱熹有两次大辩论。一次是本体论方面的，其具体的问题是''''无极而太极''''；另一是人生论方面的，其具体的问题是修养方法。……陆九渊和朱熹的这场辩论，陆九韶也参加了，在这场辩论的开始，陆氏兄弟是反对''''无极''''，不反对''''太极''''"（《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99页）冯先生虽然意识到了在朱陆之辩中，有九韶先生参预，但却也没有看到在辩题中除"无极"与"太极"之外，还有极其重要的"乾坤"与"父母"的关系之论。而言"这场辩论，陆九韶也参加了"，给人印象是九韶先生是后加入辩论的，实际情况是，这场论辩首先是由梭山先生开启的。蒙培元先生在《理学的演变-从朱熹到王夫之戴震》（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一书中第一章第六个问题"朱陆异同及其影响"里认为："朱熹和陆九渊之间进行过几次大的争论。一是''''无极太极''''的论战。朱熹认为''''无极而太极''''就是无形而有理；陆氏兄弟则认为，''''无极''''出于老子而非圣人之言。一是''''鹅湖之会''''，陆九渊批评朱熹为''''支离''''，朱熹批评陆九渊简易而无根。"考之历史，鹅湖之会发生在淳熙二年（1175年），朱陆（二陆，即陆九渊和陆九龄）争论为学之方的问题；而"无极"与"太极"的问题之争发生在淳熙十四五年之间，是朱陆（也是二陆，即陆子静与陆子美）关于"太极"与"无极"和"乾坤"与"父母"的关系之争。所以，并不是先有本体之辩，然后才有为学之方之辩。这或许是因为受到现今各种"哲学原理"先谈"本体论"后谈"方法论"的影响；或许是受《宋元学案》（第1885页）中黄宗羲的案语的影响。黄氏把朱陆"鹅湖之会"置于"无极"与"太极"之辩之后，然前者之辩发生在后者之辩的10余年之前。所以，梓材先生又案"鹅湖之会在淳熙二年，鹿洞之讲在八年，已在其后。太极之辩在十五年，又在其后。梨洲说未免倒置。"
以上诸说都有些问题。应该认识到：所谓"朱陆异同"、"朱陆之辩"皆非仅指朱熹与陆九渊之辩；亦非仅指朱陆（九渊、九龄）的鹅湖会讲；亦非朱陆间关于"无极"与"太极"、"道问学"与"尊德性"之辩。"朱陆异同"及"朱陆之辩"，实指朱熹及其友朋弟子（如吕祖谦等）与"江西三陆子"（梭山、复斋、象山）及其友朋弟子之间的学术大论辩；从而，它是一场从"鹅湖之会"的淳熙二年至淳熙十五六年间延续十余年之久的论辩；从而，其论题包括有关《西铭》中引出的"乾坤"与"父母"之关系之辩、《太极图说》引伸出的有关"太极"与"无极"之关系之辩，以及为学之方引出的"道问学"与"尊德性"之辩，等等。总之，"朱陆之辩"与"朱陆异同"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学术文化内容，也延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这是我们应该特别加以注意的。陈来先生在《朱熹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1页）中将"朱陆之辩"置于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去考察，这是有相当见地的，值得肯定。但他虽然看到了"太极无极之辩"是由九韶先?紫忍岢龅模抑赋隽擞泄亍段髅返奈侍猓扇匀幻挥凶⒁獾剿笊接胱涎糁溆泄?quot;乾坤"与"父母"关系之辩在整个"朱陆之辩"或"朱陆异同"中的重要性。
第四，梭山先生与紫阳先生关于"无极"与"太极"之争，"乾坤"与"父母"之辩，在今天看来，正误输赢都再也不重要了，关键在于，从中我们至少能够知道原来全部归于陆象山之独创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六经皆我注脚"、"直指本心"、重在践履之方法，其实梭山先生亦有莫大之功在焉。二则，梭山先生后来拒绝与朱熹再辨，并不是因为他被说服了，而是他认为这种只求胜而不求益的争论实在是没有意思。当然，这种"予欲无言"的举动是其儒者之隐的精神在起作用。
梭山先生是一个把百姓日用庸常视为天下第一重要之事的思想家，脱离开现实生活之人伦道德，去作任何虚玄的概念游戏，都是梭山先生所不能容忍的。所以，梭山先生才有专门谈治家的四篇文章传世。
三
大自然在无穷地生息繁衍；人类则勤奋劳作，希望不断地能够改善生活的水平。于是逐渐地创设出社会、制度、道德与国家。在古代中国，贤哲们关心的是如何使这些文化与文明的东西能得到人们普遍的认可和遵行，梭山先生当然也不例外。
儒家长期就有仁政礼制的政治目标，可在专制集权的压制下，这些政治的理想常常被扭曲。一日，梭山门人松年问："孟子说诸侯以王道，行王道以崇周室乎？行王道以得天下乎？"意为行王道得天下后，这些诸侯是仍然宗周室，还是自立为行仁道的新王朝？这一问蕴含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就是：人们是应该以仁义、王道为最高价值，还是要效忠于特定的王朝？梭山先生是这样回答的："得天位。"松年不解："岂教之篡夺乎？"梭山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一切以民众的利益为本为主，而特定的王朝为次，君则更为次。这虽然是儒者的老生常谈了，但也非常明确地显示出梭山先生民间思想家的本色。象山先生听后喟然而叹："家兄平日无此议论，旷古以来无此议论。"弟子松年也感叹："伯夷不见此理，武、周见得此理。"（《宋元学案·梭山复斋学案·附录》，第1878页）
梭山先生视民如此重要，又对"修身"与"齐家"情有独钟，故而著下了流传至今的《居家正本》与《居家制用》四篇文章。
梭山先生在《居家正本》上下篇（见《陆象山全集》，宣统庚戌年江左书林校印，亦见之《宋元学案》）中略谈了四层意思：一是在远古时期，人们八岁入小学受礼乐射艺书数的教育；七年后就农工商贾之业；若其中有"秀且异者"，则可入"大学"，在其中专习"德行"，故而小学大学之教都不在于语言文字。可是，后来国家开科取士，"其始也投名自荐，其终也糊名考校"，于是，"礼义廉耻绝灭尽矣。"此时人们送子去学校，不啻是"驱而入争夺倾险之域也。"这真是对科举考试制度一针见血的抨击。
所以，梭山先生认为教育不应该以科考为目标，而要以培养人们的孝悌忠信之德行为理念。读书则六经语孟，以通晓大义。何为"大义"？梭山先生云："明父子君臣夫妇昆弟朋友之节，知正心修身齐家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党，以交朋友，以接邻里，使不得罪于尊卑上下之际。"梭山先生认为，在此基础上，人们才可以进一步去读史书，去知晓治国之方略。
梭山先生又指出，科举之业，选拔之士非常有限，人们能否中举，实在是一种"有命焉"之事，是孟子所谓"求在外者"；而修身为孝悌之人，则是人人应该为之事，是孟子所谓求则得之，求在我者。梭山先生谆谆教诲人云："况既经知古今，而欲应今之科举，亦无难者。若命应仕宦，必得之矣，而又道德仁义在我，以事君临民，皆合义理，岂不荣哉！"
梭山先生最后说，一个家庭和家族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安宁与和睦，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贯之以孝悌谦逊，重仁义而轻名利。应该自乐于道德仁义，不要舍本逐末求利求名。这就叫做："事有本末，知愚贤不肖者本，贫富贵贱者末也。得其本则末随，趋其末则本末皆废。"
梭山先生所讲的道理十分地浅近，全都是关于如何治理好一个家一个族的大实话，没有任何虚玄之道，也没有什么难以明白的话语。这就是梭山先生为文的风格，也是其为学及为人的品性。所以，他在《居家正本》上下篇之外，又写《居家制用》上下篇。意为立好了家之"本"之后，还必须重视治理家之"用"。
梭山先生云："居家之病有七：曰笑，曰游，曰饮食，曰土木，曰争讼，曰玩好，曰惰慢，有一于此，皆能破家。其次贫薄而务周旋，丰余而尚鄙啬。事虽不同，其终之害或无以异，但在迟速之间。"按梭山先生治家之经验，一户人家的全年收入要分为十份，留三分作为水旱之灾的准备，一分为祭祀之花费；还剩余六分，应该均分为十二个月之用。每一天用其分配给该月的三十分之一，可余而不可用尽。用至七分为得中，不及五分为太啬，而余下者还要对付日常生活中其它的开销。梭山先生的这些说法，切用而无任何难行之处，真正显示出他平民思想家的本色。李穆堂先生跋云："《梭山老圃》四十卷，见《宋史·艺文志》。明季内阁尚有之，今购求不可得。止从其家谱录出《居家》正本制用四篇，而修身齐家之要已大备矣。若见全书，岂不当与语孟并传也哉！"（见《象山先生全集·陆梭山公家制》）评价可谓极高了。
梭山先生为何对治家之琐事如此重视，以至不厌其烦地进行讨论呢？这实际上是禀承了儒家的真精神。自从孔子立儒学以来，孟子子思承之倡之，不久就形成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教，在四书五经通行全国的宋代，此言更是被奉为至理。梭山先生认识到，孜孜于自我之道德修养，然后治理好家庭与家族，这正是所以能立国平天下之基础，所以特别的重要。黄冬发先生说："梭山坚苦立学，言治家不问贫富，皆当取九年熟必有三年蓄之法，常以其所入，留十之二三，备水旱、丧葬、不测，虽忍饥而毋变。宗族乡党有吉凶事，敬财不足以助之，惟助以力，如先众人而往，后众人而归，有劳为之服之，毋毁所蓄，以变定规。如此力行，家不至废，而身不至有非理之求。其说具有条理，殆可推之治国者也。江西并子美又号三陆。"（《宋元学案》1868页）这一评价确实中肯，亦显现出梭山先生的良苦用心所在。
梭山先生，世之大儒，朱子亦佩服其所学，故而访之于金溪，辩之于书信。因其奉行儒者之隐的原则而不仕，且著作多不传，故长期被淹没不闻。今天我们应该认识到其对陆学的开展卓有贡献，其埋首于思索并践行百姓之日用庸常亦意义重大。我们应该努力于发掘梭山先生之学，弘扬梭山先生关注民生疾苦的精神，凸显治理好家庭与家族的现代意义，继承先贤先哲的思与行，来光大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
注释
（注1）本文的写作得到了金溪县文管所所长吴定安先生的大力支持，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材料，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2）本文完稿后，请杨柱才博评议，杨博士认为，"陆门之学"与"象山心学"是不同的。"全氏（全祖望）以梭山朴实切近，复斋喜为讨论，象山先生立乎其大者，本乎孟子。当为据信之言。由此，以梭山于陆学（陆门之学）有首功，是为事实。然以梭山于心学（象山之学）具有开创之功，恐欠稳当。"此一说法切于实际，本文从此说，以梭山先生为"陆门之学"的启之者。
（注3）参见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注4）《西江陆氏家乘》卷三："陆贺殁绍兴壬午，朱文公择地，取名西风卷旗形，绘有图，并亲题墓碣，至今墨迹犹存。"
（注5）参见本文第三部分。
（注6）杨柱才博士认为："关于《西铭》，梭山力辩，象山拱默。尊作对此亦有解。若统而言之，象山于伊川素所不喜，以其言若有伤我者，然而具体到个别问题，是否象山于伊川亦有认可。伊川答杨时论西铭书已言张载所说，可以''''理一他殊''''概之。此说在宋明理学几为不移之论。象山辩太极而不及西铭，或与此有关。"此亦可作一说附此焉。
提要:本文主要根据有关史料，探讨梭山先生（生于宋高宗建元戌申年，卒于宋宁宗嘉泰己丑年，即公元1128-1205年）的所思与所行，认为梭山先生在行为上特立独行，是一个儒者中的"隐者"；在学术上，梭山在陆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启之"的重大贡献，尤其是在"朱陆之辩"的问题上，不是象山而是梭山先生首先提出了"太极"与"无极"、"乾坤"与"父母"的关系问题，这在中国学术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同时，梭山先生又是一个特别关心生民百姓日用庸常的思想家，其学"以切于日用者为要"，在中国思想史上应具有较高的地位。
一、学术层面上的道学与反道学之争
道学与反道学之争，在学术层面和非学术的政治局面上均有极生动的体现。就前者而言，主要表现为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人同朱熹理学思想的斗争。
薛季宣（1134一1173年）有鉴于“自附于道学者”空谈性命而“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事”，故其教人专重“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行，足以开物成务”（2），并由此而成其“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3）的学问。他针对道学家“言道而不及物”的认识方法，明述其“道不离器”的观点，说：“曰道曰器，”（4）又以此为基础，强调为学要切于实务，“学以致用”，教导学者“讲明时务本末利害，必周知之，无为空言，无戾于行”（5）。这种与道学相异趣的思想，到其高足陈傅良（1137一1203年）那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志在经世的陈傅良，不仅继续推展其师之学，而且更深研“治体”，提出了一系列包含着要求改革当世弊政的独到见解，叶适曾称其“既深究治体，故本原祖宗德意，欲减重征、捐末利，还之于民；省兵薄刑，期于富厚。而稍修取士法，养其理义廉耻为人材地，以待上用。其于君德内治，则欲内朝外庭为人主一体，君臣庶民并询选谏，而无壅塞不通之情。凡成周之所以为盛，皆可以行于今世，视昔人之致其君，非止以气为荷负之，华茶润色之而已也。”（6）。薛季宣、陈傅良的注重实行实事实功实利的学术思想，素“为考亭（朱熹）之徒所不喜，目之为功利之学”（7）。朱熹及其门人同他们学术理论上的差异、分歧及由此而展开的一些思想论争，无疑为南宋儒学史上的一项颇有意义的事件。
陈亮（1143一1194年）力主“皇帝王霸之学”，亦重功利、讲事功、倡实利，认为“禹无功，何以成六府？乾无利，何以具四德？”（8）哲学、伦理学上，他尽管认为“高卑大小”“各有分也”，但更认为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衣食室庐门户皆非外物，“有一不具，则人道为有缺，是举吾身而有缺也”；声色实味安佚皆“出于性，则人之所同欲也，委于命，则必有制之者而不可违也。富贵尊荣，则耳目口鼻之与四肢皆得其欲，危亡困辱则反是”。（9）因而，他以其力主的“天理、人欲可以并行”的思想来反对朱熹为代君的道学家所鼓倡的“存天理，去人欲”说，并旗帜鲜明地提出“王霸并用，义利双行”（10）的主张。陈亮的这种学术思想自然为朱熹所反对，朱、陈之间曾围绕着王霸疫疠问题展开过激烈论辩。朱熹依其“道统”说而以天理、人欲论析历史，认为夏、商、周三代帝王所以能承继“尧、舜、禹相传之密旨”，其根本原因乃在于其王道内本天理，即其“惟有天理而无人欲”；三代之后，天理失传，汉、唐之君“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无一念不出于人欲”（11），遂使道统暗而不彰。陈亮对朱熹此论予以明确反对，他说：近世诸如（即道学者流）“谓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其间有与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长。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驾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藩，而道何以常存乎？”他认为，王道、霸道本未必截然对立，前者完全可以通过后者来实现，如汉之刘邦、唐之李世民之事功，虽“谓之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12），而行“王道”的三代亦有“霸者”之行，如启之胜有扈氏、汤放桀于南巢而为商、武王伐纣而有天下等等。同样，“义”、“利”非根本对立。“利”乃“生民之利”，本于人心，为“生民”之自然需要，正体现了“义”；或者说，“人欲”正是“天理”的体现。他从这种思想认识出发，针对朱熹所谓汉、唐之君“无一念不处于人欲”之说，提出应“大其眼以观之，平其心以参酌之”，“于驳杂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 进，利欲万端，宛转于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13），即从汉（高祖）、唐（太宗）之“真心”看，“一念不在斯民”，是以岂非三代之“天理”体现？所以，同朱熹不一样，陈亮竭力主张的是：“王霸可以杂用，则天理人欲可以并行。”朱、陈之间的这种观念歧异，还表现在他们各自对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如何立身处世问题的看法上。朱熹曾希望陈亮“绌于义利并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14），而陈亮则对之不以为然，认为儒者理应以天下为己任，“穷天地造化之道”（15），做“大有为”的“英雄豪杰”，故其自谓：“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较礼于分寸，以积累为功，以涵养为正，啐面盎背，则亮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16）朱熹、陈亮在十余年时间里，往返十余通书县，展开激烈论争，各自均充分阐述了自己的思想观点，然终未获得一致，故叶适总结性地说：“朱元晦意有不与，而不能夺也。”（17）
叶适（1150一1223年）对道学批判甚烈。他斥责道学家高扬的（子）思孟（轲）学统实际背离了周（公）孔（子）之道，谓：
古之言道者，以道为止；后之言道者，以道为始。以道为止者，周公、孔子也；以道为始者，子思、孟轲也。（18）
他指出道学“虽曰一出于经，然而泛杂无统，洄 失次，以今疑古，以后推前，尊舜、文王而不知尧、禹，以曾子、子思断制众理。”（19）而实际上，“孟子言性、言命、言仁、言天，皆古人所未及”，道学家者流却“不足以知其统，而务袭孟子之迹，则以道为新说奇论矣。”（20）道学家自称承接子思、孟轲“千载不传之学”，傲然以所谓“道统”传人自居，并据之排斥一切异己的学派。叶适对之更深改不满，指出：
“道学”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曰：举天下之学皆不足以致其道，独我能之，故云尔。其本少差，其末大弊矣。（21）
叶适继陈傅良、陈亮之后，进一步力倡理欲统一、义理统一之论，并以此为据同道学展开多方面的思想论争。始其批评道学家鼓吹“存理去欲”实际是“抑情以徇伪”，只会使“礼不能中，乐不能和，则性枉而身病矣”（22）。又针对道学家将义、利根杰对置，言义而不及利的做法，明谓就利去害之心乃为“众人之同心”，是人的自然本性，而“昔之圣人，未尝吝天下之利”（23）。“《诗》、《书》所谓稽古先民者，皆恭俭敬畏，力行不息，去民之疾，成其利，致其义。”（24）他又用这种思想来批评董仲舒及发挥董氏之说的道学家（25），曰：“‘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皆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然举皆不能胜，行者不能至，而反以为诟于天下矣。”（26）
南宋时期，学术层面上展开的直学与反道学之争，绝不仅反限于上述诸端，其内容亦绝非有上述这些，但仅就以上概略性的描述而言，这种学术上的论争不仅有助于推进论争诸方各自学术思想的升华性发展，而且能够对当时整个学术思想繁盛性的发展也起到积极作用。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儒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亦不可低估。
事实上，道学与反道学的思想理论所以均能在南宋时期获得重大发展，南宋所以会成为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不正由于有着百家共兴并相互间展开激烈的论争吗？
二、非学术层面上的道学与反道学之争
同上述纯学术思想层面上展开的道学与反道学之争有着完全不同格调的，是在非学术思想层面上屡屡兴起的、虽无学术意义却对学术思想有着重大影响的政冶运动。这些政冶运动尽管也已反道学为内容，但实际所反映的只是强权对学术的冲击。
首先是朱熹与唐仲友之间的抗争及由之而引发起的政治局面上的反道学事件。唐仲友（1135一1187年）倡经制之学，学术思想上同陈亮、叶适“最为同调”，而与朱熹为代表的道学相异趣。这本是极自然的学术观念上的歧异，二者由此歧异而展开一定的思想论争亦应为自然、正常之事。淳熙八年（1181年），朱熹因宰相王淮之荐，就任提举浙东常平盐茶公事职务，巡视浙东，次年行部台州，遂据台州人告发而向朝廷六次上章弹劾原台州知州唐仲友（时已改任江西提刑，然尚未赴任），由此引发二人之间的激烈奏论，终以仲友罢归、朱熹奉祠到武夷山居住告结。其间，唐、朱之间的是非曲折，如唐仲友是否确如台州人所告发而朱熹又信以为据的那样贪赃枉法？朱熹在接到告发后居然以六次上奏的激烈形式予以弹劾，这是否表明朱熹确曾经过认真调查证实，抑或并非如此，而是因了学术观念上的歧异引发出来的意气用事？朱、唐二人在相互激烈的奏论过程中，是否都多少受到了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在此无暇详论，加以年代久远，书缺有间，亦已难以详作辨析。（27）我们关注的焦点，乃是因此事而引起的一系列“震动”：先是吏部尚书郑丙上疏说：“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泄盗名，不宜信用。”接着，御史陈贾在面对时又进而论“道学”之陋习道：“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其徒乃谓己独能之。夷考其所为，则又大不然，不几于假其名以济其伪者耶？臣愿陛下明诏中外，痛革此习，每于听纳除授之间，考察其人，控斥勿用，以示好恶之所在，庶几多士靡然向风，言行表里一出于正，无或肆为诡异，以裨于治体，实宗社无疆之福！”这类主要针对朱熹的攻诋道学之言论为孝宗“从之”。（28）其后，虽有尤袤进言，为道学辨护，希望朝廷“循名责实，听言观行”，勿以“道学”为伪，更不能以之罪人，但孝宗以“真伪相乱”为由而不纳其言。（29）于是，一场以道学为伪且为罪，并以之整肃学人的政冶风波便勃然而起，甚至一些在学术思想上始终持守反道学立场、观念颇为纯正的学者也受到“道学”株连，如淳熙十一年（1184年）初，陈亮被捕入狱，即因“当路之意，主于治道学耳”，而事实上，陈亮之人如其所宣称的那样：“本非闭眉合眼，朦疃精神以自附于道学者也！”（30）
淳熙十五年（1188年），又发生了一起以“道学”为罪名而弹劲朱熹的事件。兵部侍郎林粟与朱熹讨论《周易》及张载的《西铭》，并曾将其所著《易解》寄给朱熹以询意见，但双方意多不合，朱熹更批评林氏《易解》“大纲领处有可疑者”，遂引起林粟忌恨，甚至以扣政治帽子的方式刻奏朱熹：
熹本无学术，徒窃张载、程颐之绪论，为浮诞宗主，谓之道学，妄自推尊。所至辄携门人数十人，习为春秋、战国之态，妄希孔、孟历聘之风。绳以治世之法，则乱人之首也。今采其虚名，俾之入奏，将置列朝，以次收用。而熹闻命之初，迁延道途，邀索高价，门徒迭为游说，政府许以风闻，然后入门。既经陛对，得旨除郎，而辄怀不满，不肯供职。是岂程颐、张载之学教之然也？望将熹停罢，以为事君无礼者诫！（31）
这种挟嫌报复，以至“袭用郑丙、陈贾密相付授之说，以道学为大罪，文致语言”的做法，自然引起正直士人的反感和忧虑，如时为太常博士的叶适见到林粟上疏后，即作《辨兵部郎官朱元晦状》，指出：“逐去一熹，固未甚害。第恐自此游词无实，谗言横生，良善受祸，何所不有！”然而，积习已成，风波难止，从政治局面上以“道学”为罪而打击异己、迫害士人的事端时有发生，到光宗朝竟出现了“因恶道学，乃生朋党；因生朋党，乃罪忠谏”（32）的非常态现象。这显然已绝非是单纯的反道学问题，更无任向学术意义可言了。
如此演化到庆元年间，终于发展至最为恶劣的地步。如庆元二年（1196年），刘德秀上言：“伪学之魁，以匹夫窃人主之柄，鼓动天下，故文风末能丕变。请将《语录》之类尽行除毁。”胡 斥曰：“比年以来，伪学猖獗，图为不轨，动摇上皇，诉毁圣德，几至大乱。”郜褒然亦谓：“三十年来，伪学显行，场屋之权尽归其党，请诏大臣审察其所学。”宁宗深为此种舆论所动，乃下诏曰：“伪学之党，勿除在内差遣。”即不准许那些被目为“伪学”的人士在朝为官，道学家以至并不主张道学的儒家学者遂在“伪学”的罪名下纷纷遭受沉重打击，被逐出社会政治生活领城。其后不久，这种从政治上打击迫害道学的行径再次升级，道学终由“伪学”而被斥为“逆党”。庆元三年（1197年）闰六月，草惜大夫刘三杰陛见时以十分激昂的语调论道：
今日之忧有二：有边境之忧，有伪学之忧。边境之忧，有大臣以任其责，臣未敢轻论。若夫伪学之忧，姑未论其远，请以三十余年以来而论之：其始有张栻者谈性理之学，言一出口，虚枯吹生，人争趋之，可以获利，栻虽欲为义，而学之者已为利矣。又有朱熹者，专于为利，借《大学》、《中庸》以文其奸而行其计，下一拜则以为颜（回）、闵（子骞），得一语即为孔、孟，获利愈广，而肆无忌惮，然犹未有在上有势者为之主盟。已而，周必大为右相，欲与左丞相王准相倾而夺之柄，知此曹敢为无顾忌大言而能变乱黑白也，遂诱而置之朝列，卒藉其力倾去王准，而此曹益得志矣。其后留正之来，虽明知此曹之非，顾势已成，无可奈何，反藉其党与心腹。至赵汝愚则素怀不轨之心，非此曹莫与共事，而此曹亦知汝愚之心也，垂涎利禄，其为鹰犬以觊悻非望，故或驾姗笑君父之说于邻国，或为三女一鱼之符以惑众庶，扇妖造怪，不可胜数。盖前日为伪学，至此变而为逆党矣！（33）
这样一种全面而又残酷训寸学皆的打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当时，不仅朱熹“门人故交，尝过其门，凛然不敢入”（34），其弟子中以至有人“更名他师”，“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而且，“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35）至于监司、帅守荐举改官，须在奏牍前声言此为“非伪学之人”；而科举时，应试者亦须在状上写明“系不是伪学”五字，（36）更成为普遍现象。这种使学者普遍受到迫害，令士人个个自危的行径，自然同学术思想层面上的道学与反道学之争有着本质区别。它丝毫无益于学术文化的发展，而只会造成从学术领域到政治领城万马齐喑的局面。南宋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局面不正是随着“庆元党禁”之兴而告终结的吗？
三、历史的启迪 南宋时期，学术层面和非学术的政治层面所展开的道学与反道学之争，交相选起，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纷纭繁复的状况。拨开那层层迷雾，对之进行科学阐述后，我们可以从这段历史中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比如，诸种学术流派并行于世，且相互间不断展开思想交锋、理论争鸣，这是南宋时期学术文化呈繁荣发展之势的重要原因。在这种纯学术层面上思想论争的过程中，学者们平等相处，互相尊重，友好相待，如陈亮虽与道学有较深的思想理论分歧，对朱熹理学更多有批评，但他敬佩北宋周（敦颐）、张（载）、二程“光大儒道”（37），又称朱熹为“人中之龙”（38），并将朱熹、张栻、吕祖谦推许为“鼎立为一世学者宗师”（39）；朱熹也盛赞陈亮“志大宇宙，勇迈终古”（40）。朱、陈二人在进行王霸义利之辨时，虽都各自坚持自己的思想，并对对方的思想理论有着严重批评指责，但他们不仅在私交上始终保持着正常情谊，时时互致问候，而且更能以平和的心态尊重对方的人格和学术建树。当遭遇到非学术层面的恶意攻击时，他们还能互相声援，如“台州案”兴，朱熹既同唐仲友相互奏论，还要遭受着林粟等人的诉毁攻击，而陈亮却能不避嫌疑地致函朱熹，声言道：“台州一事，是非毁誉往往相半，然其为震动则一也。世俗日浅，小人举措已足以震动一事，使秘书得展其所为，于今日断可以风行草偃。风不动则不入，蛇不动则不行，龙不动则不能变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动者，是真腐儒之谈也！”（41）极大地表现出对朱熹的理解、同情和支持。这种学术思想论争中形成的良好风尚，以及从中体现出来的真正学者风范和人格精神，弥足珍贵，永远值得发扬光大。
透过以上论述，我们还可启悟到，非学术的政治层面上反道学（以至反对整个思想文化）的运动屡屡兴起，虽亦有其所兴起的种种原因，但无论如何，以某种学术（如道学）为罪陷害、打击、压制学者文士，这乃是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的特有表现。其结果只会扼杀种种富有生气的学术思想，残害富有远见卓识的和创造精神的思想家以至一般知识者，从而对学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起严重的桎梏作用。“庆元党禁”使具体而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这同样也应为我们引以为戒，永远记取之。
［注释］
（1）南宋时期，道学内部亦有种种思想论争，以至形成学派之间的相互对抗，其中最著名者当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派之间的抗衡。
（2）《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黄宗羲案语。
（3）同上，全祖望《艮斋学案序录》。
（4）《浪语集》卷二十三《答陈同甫书》。
（5）上书卷二十五《答象先（薛叔似）侄书》。
（6）《水心文集》卷十六《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
（7）《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黄宗羲案语。
（8）上书卷五十六《龙川学案》。
（9）《陈亮集》卷四《问答下》。
（10）上书卷二十八《与朱元晦书》。
（11）《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寄陈同甫书》。
（12）《陈亮集》卷四《问答下》。
（13）同上《问答下》、卷二十八《又乙已春书之二》。
（14）同上《问答下》、卷二十八《又丙午秋书》。
（15）同上《问答下》，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16）同上《问答下》、卷二十八《又丙午秋书》。
（17）《水心文集》卷十六《宝谟阁待制中书舍人陈公墓志铭》、。
（18）上书卷十四。
（19）上书卷五。
（20）上书卷四十九。
（21）上书卷工十七。
（22）《习学记言序目》卷七。
（23）《水心别集》卷三。
（24）《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
（25）在义、利之辨上，道学家实际是董仲舒“正谊（义）明道”论的发挥者。如朱熹说：“循天理，则不求利而自无不利”，“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一）又说：“但只要向义边一直去，更不需恩量第二者。……不要做这一边，又恩量那一边。仲舒所以分明说：‘不谋其利，不计其功。’”（《朱子语类》卷五十一）
（26）全祖望在《唐说斋文粹钞序》中，既指出唐仲友确有“不能粒束子弟，固无以自解于君子”之处，又说“弹文事状多端”，“或有可原者”，至少仲友被逐后，“杜门著书以老，则其人非求富贵者”。（《见《宋元学案》卷六十《说斋学案》》此堪称史家公允之论。
（27）《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道学崇黜》。
（28）《续资治通鉴》卷一四八。
（29）《陈亮集》卷二十八。
（30）《宋史纪事本末》卷八十《道学崇黜》。
（31）《续资治通鉴》卷一五二。
（32）上书卷一五四。
（33）“庆元党禁”虽在做法上仿“元祐党禁”，但二者实有显著不同，正如今人余嘉锡氏所说：“庆元之党祸，与元祐时事迥异。元祐党与熙丰党争，起于诸君子之攻王安石；而庆元之党，起与韩佗胄之挤赵汝愚。安石与佗胄，人品相去天渊，不可以并论。且元祐所争者国事，特诸君子务反熙丰之政，操之已蹙，遂互为消长。迨辛淳、蔡京之徒进用，而祸遂中于国家。至于佗胄之与庆元党人，未无深仇积怨，直因不得节钺，以赏薄怨望汝愚。因朱子为汝愚所引，忌其名高，故先去之。又因当时人心愤愤不平，遂以叛逆坐汝愚、以伪学诬朱子，为一网打尽计。……元祐之时，有蜀党、洛党、朔党之目，君子与君子争，庆元之党无是也。独其先朱子尝劾唐仲友，又为林栗所劾耳。然仲友、栗固不在党籍中，即攻伪学之人，亦无一为二人之徒党者。此自截然各为一事。朱子与陆九渊、陈傅良辈讲学虽亦不合，然仍以朋友相终始，未尝如蜀、洛之相攻，有何瑕隙，为小人之所乘乎？”（《四库提要辨证》卷六）
（34）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丁集。
（35）《宋史·朱熹传》。
（36）《续资治通鉴》卷一五四。
（37）《陈亮集》卷二十三《伊洛正源书序》。
（38）上书卷二十七《与林和叔侍郎》。
（39）上书卷二十八《与张定叟待郎》。
（40）《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寄陈同甫书》。
2015年5月21日，江苏省检察院召开新闻会，通报2014年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情况时，公布了一桩“小官大贪”的典型案例，而“主角”正是梁龙卫。令人震惊的是，身为科级小官的梁龙卫敛财近千万元，其中任县教育局局长七年间受贿860余笔，平均三天受贿一次……在睢宁县检察院历年查办的贪贿案件中，梁龙卫一案涉案数额之多、涉案人员之众、涉及环节之广、时间跨度之长以及社会危害之深均刷新“纪录”。梁龙卫究竟是如何“由蝇到虎”？其贪腐经历又会给人们怎样的警示呢？
>>> 案件回放
“铁哥们儿”成了“白手套”
梁龙卫出生于1964年8月，算得上是根正苗红，其父亲是一位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梁龙卫中学毕业后应征入伍，经过四载军营锤炼，光荣入党，1984年转业回原籍睢宁，分配在县委办工作。因勤廉敬业、工作能力突出，梁龙卫成为组织重点培养好苗子，仕途一路绿灯。1994年，刚过而立之年的梁龙卫走上了领导岗位，担任过乡党委副书记、乡长等职务，2000年4月至2002年3月任县民政局副局长。
就在县民政局工作期间，梁龙卫收下了第一笔贿赂1万元，送钱的是他的“铁哥们”张新丰（因行贿罪获刑二年）。
张新丰，比梁龙卫小一岁，当时在睢宁县龙集乡经营印刷厂。张新丰文化程度不高，但头脑活络，善于钻营。他向时任龙集乡乡长的梁龙卫献殷勤、套近乎，两人很快就称兄道弟，关系越来越亲密。张新丰自称对玉石鉴赏很懂行，在他的启蒙之下，梁龙卫也多了项收藏把玩玉石的雅兴，到后来甚至爱玉成痴。
2001年下半年，睢宁县举行县镇两级人大代表选举。身为民政局副局长的梁龙卫作主将印刷选民证的活计交给了张新丰，让这个小兄弟轻松赚了两万多元，“情深义重”的张新丰事后给梁龙卫1万元“分成”。“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帮朋友一点小忙，这钱拿了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梁龙卫抱着这样自欺欺人的想法，稍作推辞便收下了。
“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梁龙卫正是习惯了“小兄弟”的阿谀奉承、送钱送物，心态才逐渐失衡，贪欲之门也在悄然打开。
2002年3月，梁龙卫任睢宁县双沟镇党委书记。双沟镇距徐州市区仅30公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梁龙卫先后又将镇钢铁厂等3项建设工程承包给无建筑资质的新丰施工。在梁龙卫“关照”下，张新丰赚得盆满钵满。
钢铁厂工程结束后，为感谢梁龙卫，张新丰一下送来10万元现金，“这些工程算是咱们兄弟合伙干的，这是你应得的报酬”。梁龙卫看到这么多钱，既紧张害怕、又激动欣喜，听张新丰这么一说，也就心安理得地收下了。
在双沟镇主政期间，梁龙卫不仅笑纳了张新丰先后送来的24万元，还收受其他人贿赂13.2万元，
2007年3月，梁龙卫再度被组织寄予厚望，调任县教育局局长。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按照上级部署，全县实施中小学危旧校舍维修改造工程。此时张新丰与梁龙卫的交情更“铁”了，向梁龙卫提出要揽几桩工程干，说挣钱后平分。梁龙卫“客套”一下，说自己只要四成就好。
梁龙卫给教育局基建办打招呼， 将一些标的低于100万元的工程不通过招投标，而是指定给张新丰承建。张新丰有时嫌带队施工太麻烦，就把这些到手的工程转卖“吃差价”。他共拿下10余项工程，先后分给梁龙卫64万元的“利润”。二人配合默契，张新丰实际上成了梁龙卫捞钱的“白手套”。
张新丰还充分“开发”梁龙卫手上的“权力资源”、充当掮客，帮助一些亲戚、同学、朋友说情，让梁龙卫在教师招聘、岗位调整等方面给予关照，先后转交给梁龙卫贿金25万元。甚至有的教育系统人员也通过张新丰向梁龙卫曲线行贿。
据统计，在梁龙卫收受的891万余元的贿赂中，有121.8万元是拜张新丰这个“铁哥们”所赐。
“有些人打着友情的幌子，透过表面虚伪的面孔，可以看到他们肮脏的内心和获利的本质。交友不当害了我，我成就了他们的今天，他们也让我走到了今天，葬送了明天。”梁龙卫被查处后在悔过书中这样写道。
潜规则在他这里就是明规则、硬规则
“梁龙卫手比较长”、“只要送钱给他，事就好办”……梁龙卫当上县教育局长后，这在教育系统成了公开的秘密。曾经认为“拿别人钱是羞耻的事”的梁龙卫，此时已钻进了钱眼里。他越来越骄横专制，视相关制度形同无物，最大限度寻找权力运行空间。要位置、保位置、挪位置的，想进编、想进城的，都在挖空心思、用钱财投其所好，以期得到梁龙卫关照，而他也是来者不拒、照单全收。
出生于1962年的仝德锋（因贪污、获刑七年六个月）原系城西小学校长，后被梁龙卫提拔任教育局秘书科科长、局长助理等职，2010年12月底又调到县城条件最好的实验小学任校长。梁龙卫之所以对仝德锋“青眼有加”，是因为仝德锋每逢中秋、春节，都雷打不动给“梁大局长”奉上1万元过节费。在担任实验小学校长后，他又将标准提高到每次2万元。几年间他送给梁龙卫的过节费就达21万元。
只要是舍得砸钱，梁龙卫几乎是有求必应。2009年年初，在魏集镇中心小学任副校长主持工作的宋元善（因获刑七年六个月）一心想“转正”，来到梁龙卫办公室送上一盒茶叶，里面装有8万元现金。梁龙卫收下后，于同年4月将其任命为校长。不久宋元善被人举报有经济问题，梁龙卫并没有深究，只是于2010年8月将宋元善调任邱集镇中心小学校长，宋元善又送上2万元表示感谢。
2010年年底，县教育局教研室原主任退居二线，时任副主任的戈健（因贪污罪获刑七年）想做主任，在向梁龙卫“汇报思想”时，梁龙卫向他透露说，“这个位置想干的人很多，竞争很激烈”。戈健听出弦外之音，当天晚上就到梁龙卫家中送上4万元，后来戈健顺利当上教研室主任。
李某是某学校总账会计，2013年5月，李某刚过门的儿媳妇房某报考职教中心艺术老师，李某凑了20万元钱装在纸袋里送到梁龙卫家中。梁龙卫收下后让教育局的人事科科长“留意”一下房某，后来房某顺利录取。
提拔得送多少、进城得送多少，在梁龙卫这里都有个“心照不宣”的价码。
伏某原任某镇第二中学校长，为了能得到“重用”先是在2007年3月送给梁龙卫3万元，见没有什么动静，时隔四个月后又送2万元。2007年9月，伏某如愿被任命为一所完中的校长。
崔某在某中学做代课教师，一直想调整到相对轻松的会计岗位。她听说“想干会计得花几万元钱”，一咬牙决定送6万元钱给梁龙卫。用两个信封各装3万元，在信封上标明自己的姓名和学校，同时标个箭头指向“某某中学会计”几个字，以便梁龙卫 “一目了然”。2013年8月的一天，她把钱送到梁龙卫家，当月底就收到了调令……
“见钱才办事 办事必见钱”，梁龙卫在这方面也是挺有“原则”的。
古邳中学副校长戚某想调整工作岗位，2009年中秋前送给梁龙卫2万元，2010年暑假后被任命为张圩二中校长，一年后又被调整到条件更好的下邳中学当校长。梁龙卫打电话给戚某，问他对调整结果是否“满意”。戚某自然明白他的意思，又到他家去送2万元表示感谢。
田某原是某镇中心小学教师，2007年8月经与梁龙卫相熟的一位科级干部推荐，被提拔为副校长。当年暑假开学以后，梁龙卫到该学校检查工作，田某主动上前与梁龙卫打招呼，却被梁龙卫当众指责不懂得“知恩图报”。在2007年中秋节前，田某赶紧送1万元给梁龙卫“赔罪”。
梁龙卫的妻子施小红是县财政局的一名干部。行贿的人把钱送到梁龙卫家中时，多是施小红出面收钱。有时梁龙卫明明在家，也故意躲在屋里不给照面。
随着夫荣妻贵，很多人直接找到施小红在单位的办公室，把钱送给施小红，再通过施小红转达请托事项。对于妻子吹的“枕边风”，梁龙卫照办不误。据检察机关侦查，施小红先后12次收受多人贿赂计25.5万元。
在财政部门工作的施小红还发挥自己善于“理财”的优势，将梁龙卫聚敛的钱财拿出部分用于购买理财产品，其余的以亲戚的名义分头存到各个银行。
梁龙卫除了在选人用人、人员调动方面大做文章、谋取私利以外，对于教辅书经销商、校服厂商、纯净水供应商等，他也都要“雁过拔毛”。逢年过节、孩子升学、母亲生病治丧、购房装修都是梁龙卫敛财的由头。
梁龙卫当了七年教育局长，受贿达860余笔，算下来每三天就受贿一次，行贿人多达156人，全县几十所学校的负责人，几乎人人都给梁龙卫行贿，全县教育系统一度正不压邪、乌烟瘴气。在查办梁龙卫过程中，检察机关又挖出多起教育系统人员贪污受贿案件。
贪婪到头终是悔
其实，在梁龙卫任教育局长至案发前，睢宁县教育系统已先后有11人因涉嫌职务犯罪被检察机关立案查处。梁龙卫交代说，他有时也感到害怕，“我一直不知道自己收了多少钱，也不敢知道收了多少钱”。可面对诱惑，他仍然心存侥幸，甚至变本加厉，由坐等受贿发展到主动索要钱财，到了明目张胆、肆无忌惮的地步。
2010年，梁龙卫在睢宁县城买了一处住房，装修、家具一分钱都没掏，还“白赚”了22万元。
当时睢城小学正在建设一个报告厅，造价170余万，施工方负责人是徐苏宁。在梁龙卫授意下，徐苏宁“包下”了梁龙卫的新房装修。一年多后，房子装修完毕，曾经表态过“该多少钱就多少钱”的梁龙卫却再也不提这茬了。后经物价部门鉴定，房屋装修费用合计13万余元。搬进新房前，梁龙卫让县二中校长魏勇为其购买6万余元的家具。同样是这处新房，梁龙卫另外又以解决装修费用为名，向县新华书店经理朱威（因获刑十二年六个月）索要22万元。
因为新华书店发行工作离不开身为教育局局长的梁龙卫支持，梁龙卫向朱威要钱也是“底气十足”。2012年下半年，梁龙卫想在南京买房，让朱威陪施小红一起到南京看房，直接要求朱威给赞助“五六十万元”，朱威只得答应下来。
朱威原打算这笔钱让书商王正龙来解决，王正龙经营教辅书，与新华书店有业务上的往来。可王正龙一听说是梁龙卫要的，就让朱威不要再过问此事了。原来，梁龙卫也以同样的理由向王正龙要过钱。后来梁龙卫催得很紧，朱威就只得先从新华书店小金库账上取出现金38万元，装在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送到梁龙卫家中交给施小红。梁龙卫后来以南京新房购买家具为名，向王正龙索取15万元。
每逢中秋春节，朱威都送给梁龙卫过节费3000元。但2011年中秋节，他却“错”送给梁龙卫6万元，而梁龙卫竟然“耍赖”把这笔钱据为己有。这年中秋前，朱威在南京培训期间，收受一名书商回扣6万元。此时朱威在外包养一个情人，原打算把这6万元私下里送给情人作为“生活费”。没想到朱威回家后，妻子无意中发现这笔钱，追问朱威私藏这笔巨款的用意，并跟朱威吵闹。朱威只好顺口说钱是送给梁龙卫的过节费。朱威妻子不信，非要看到朱威把钱真的送给梁龙卫才成。朱威只好在妻子寸步不离的严密监视下，来到梁龙卫家中。梁龙卫看到朱威冷不丁送来这么一大笔钱，也非常奇怪，再三问朱威还有什么事情要办。朱威有苦难言，不便明说。朱威从梁龙卫家里出来后，才找个机会打电话给梁龙卫，讲了事情前后经过，想把钱给要回来。梁龙卫刚听到一半就已明白，他反而斥责朱威“胡说”，将电话挂断，这笔钱也就没有还给朱威。
梁龙卫还多次巧立名目向下属各学校伸手要钱。以至于很多校长见梁龙卫打来电话就头皮发麻、提心吊胆。
梁龙卫喜欢把玩玉器。在他索取收受的财物中，就有不少价值不菲的玉石。2012年年底，梁龙卫看中了张新丰佩戴的一块玉石，以3.8万元“成交”。梁龙卫自然不会出这个钱，而是让张新丰去找县实验小学校长仝德锋“解决”。仝德锋出了这笔钱，安排会计做了假账报销。梁龙卫后来又在市场上看中四块玉石，合计8.56万元，他分别打电话让宋元善和睢城镇教办负责人，让他们给结了账。
2012年和2013年期间，梁龙卫找到仝德锋以及睢城镇、凌城镇、桃园镇教办负责人，称自己有些“开支”不好解决，让这四家单位给处理一部分费用。梁龙卫找一家电脑公司开出耗材发票，让每单位给报销10万元。凌城教办当时账上没钱，梁龙卫多次打电话催讨，迫于梁龙卫的，凌城教办负责人只好先借10万元钱应付过去。这40万元也被梁龙卫名正言顺装进了腰包。
2009年12月，县教育局为机关工作人员定做西装，梁龙卫安排教育局支付10万元定金给睢宁县雅戈尔服装店。后来梁龙卫得知这家服装店租用新华书店门面房，就打电话给新华书店经理朱威，提出服装款就由新华书店“赞助”。朱威同意后将10万元定金退还给梁龙卫，梁龙卫却将这笔钱据为己有。
横财易得，灾祸难躲。2014年3月，梁龙卫夫妇涉嫌、贪污罪，双双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梁龙卫直到落马后如梦初醒，他主动交代问题，积极退赃，并为自己犯下的严重罪行流露出了深深的忏悔，表示愿意以自己惨痛的教训，唤回更多人的警醒。
2015年3月，睢宁县法院以，判处梁龙卫有期徒刑14年6个月，以犯贪污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七年，决定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20年，没收财产303万元。其妻施小红犯，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梁龙卫夫妇均没有上诉。
>>> 预防析案
针对梁龙卫受贿、贪污案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检察机关提出以下整改措施和预防建议：
坚定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入心入脑”。
从起初对别人送来的“好处费”断然拒绝，到肆无忌惮地进行权钱交易，梁龙卫之所以蜕化成为“三天受贿一次”的“千万巨贪”， 从其自身分析，理想信念动摇，世界观、价值观扭曲是根本原因。在梁龙卫受贿犯罪初期，心中也曾有畏惧感，但久而久之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收点“小意思”是为他人办事的一种补偿，心理天平彻底失衡，人生观“跑偏”，加之法制观念淡薄，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当成捞取钱财的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小兄弟”张新丰不仅送给梁龙卫第一笔贿赂，还“启蒙”了梁龙卫收藏把玩玉石“雅好”，长期与梁龙卫“资源共享”充当“白手套”，这个“损友”可谓是梁龙卫滑向犯罪深渊的“助推器”。所以，要通过加强思想引导，开展多种形式的廉政教育，提高领导干部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构筑思想防线上的“铜墙铁壁”，真正从思想深处产生敬畏之心、感恩之心，让其如履薄冰，倍加珍惜岗位，千万不能沉溺贪欲，同时要谨慎择友，净化“朋友圈”，做到公私分明、有道有度。
强化监督制约，规范用权“从严从实”。
本案中，梁龙卫分别在工程承揽、教师招考、教干提拔、工作调动、器材采购、评先晋级、资金拨付、物品推销等几十个环节收受贿赂，涉案时间之长实属罕见。梁龙卫之所以能够在诸多事项上违规插手，主要根源还在于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不公开、不透明，为其大搞暗箱操作提供了方便。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突出了制度建设在预防腐败中的作用。要通过制度设计，避免权力过于集中，减少、滥用权力的空间。尤其对教育领域的一些权力比较集中、比较敏感的如工程基建、物资采购、人事调配等关键环节和高风险岗位等，要加强平时的监督检查，实行有效管理和监控。
共创一方净土，营造氛围“同力同为”。
教育事关民生福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梁龙卫在教育资源分配、人员调动方面大做文章，谋取私利，阻碍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破坏了教育公平，严重影响了教育系统的声誉，乃至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社会风气。教育系统的职务犯罪预防也需要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检察机关和执纪部门应继续以零容忍的高压态势严惩违法犯罪，压制住腐败蔓延的高发势头，发挥查办案件的特殊预防作用，还应主动走进教育部门，通过以案释法、风险查控等活动，帮助教育系统营造风清气正的廉洁文化环境，使贪腐行为无立足之地。要按照政务公开的要求，进一步推行政务、校务公开，凡是与群众利益相关的事，特别是教育事业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要在适当范围内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杜绝腐败现象的发生。
>>> 晚清科场第一大案：戊午科场舞弊案
清朝咸丰八年（1858年）为干支纪年的戊午年，这一年正逢首都顺天府（北京）的乡试（考中者为举人），主考官是协办大学士（从一品）、军机大臣蒙古正蓝旗人柏，副主考是时任户部尚书朱凤标和左副都御史程庭桂。八月初八日乡试一开场，即谣传在考场所在的贡院大堂发现了大头鬼，据传贡院中的大头鬼不轻易出现，出现一定有大案将要发生。九月十六日发榜，前十名中赫然见旗人平龄，他是一位著名的京剧票友，经常登台演出，因而引起舆论大哗，质疑优伶居然能高中举人。十月初七日，御史孟传金上奏咸丰皇帝，参劾此次乡试有舞弊行为，特意指出“平龄朱墨不符”。为了防止考官认出考生笔迹从中舞弊，清代科举考试规定考生亲笔所写的试卷用墨笔，然后指定人员用朱笔照抄呈送考官批改，“朱墨不符”即意味着平龄的试卷已经被篡改或调换。咸丰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兵部尚书陈孚恩会审此案，戊午科场案就此开场。
平龄被提审，但不久即死于狱中。等重新勘察平龄的试卷后，竟然发现其墨卷内的草稿不全，朱卷内也有七个错别字曾被人改动过。十月二十四日，此次乡试的全部试卷在圆明园的九卿朝房重新勘察，发现“本年乡试主考、同考荒谬已极”，有错误的试卷竟然有多达50多本，甚至有一人的试卷错别字达三百多字，竟然也中举。咸丰闻讯大怒，立即将主考官柏革职，朱凤标和程庭桂解任。讽刺的是，就在此次乡试结束不久的九月，柏升任正一品文渊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清朝只有大学士兼军机大臣谓为“真宰相”，是真正的位极人臣。
随着案情的深入，柏直接卷入舞弊的证据浮出水面。考生罗鸿绎通过同乡兵部侍郎李鹤龄的关系，结识了同考官浦安；浦安又通过柏的看门人靳祥的关系，请求柏同意调换罗的试卷使其中举。事后罗又向柏、浦安行贿。咸丰九年二月十三日，载垣等人向咸丰汇报案情及处理方案，拟将柏“比照交通嘱托，贿买关节例，拟斩立决”。由于柏是咸丰的爱臣，因此咸丰想替他开脱，但“诸臣默无一言”无人附和，而户部尚书肃顺当场力争，认为科举是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应该严格执法，才能改变科场上由来已久的恶习，力主将柏明正典刑。在此情况下，咸丰认为柏“情虽可原，法难宽宥”，同意将他“斩立决”，但咸丰很痛苦，“言念及此，不禁垂泪”。随即同案犯浦安、李鹤龄、罗鸿绎与柏一同四人被押往菜市口斩首，此事震动朝野。有清一朝，极少有正一品大员被公开处斩，罪大恶极如和|也仅是被赐自尽，连柏本人也认为皇帝会下旨特赦改为发配边疆效力，因此甚至还备好了行李，没想到等来的竟然是执行斩首的命令。
戊午科场案不只是一个乱世用重典的故事，耐人寻味的是它反映了当有法不依，法律条文成为一纸空文，人们对严重的罪行麻木不仁后导致的人心、风气的变化。作为工作勤恳、谨慎、周密而深得皇帝赏识、器重的一品大员，柏事后只接受了浦安16两银子的酬谢，因此他肯定不是为了贪图这区区16两银子而以身试法，他是囿于人情世故调换考卷以便关系人中举，他肯定认为这种行为已经习以为常，因此自己的行为并无不妥。柏确属罪有应得，但他又何尝不是腐败风气的牺牲品呢？当社会目睹违法行为麻木不仁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违法行为就会逐渐变成社会的潜规则，甚至进一步变成显规则，结果必然是有法不依，黑白是非不分，公平公正荡然无存。
（资料支持：历史网）
>>> 印度：考试舞弊何以禁而不绝
印度中央邦两年前曝光大规模考试舞弊案，迄今约2000人被捕。印度媒体报道，调查过程中，不断有涉事者离奇死亡，另有爆料人称自身安全受威胁。
分析人士认为，这一事件不再是简单的考试舞弊，而是一场庞大的“生意”，背后隐藏着权贵人物。
考试舞弊在印度存在不止一两年，发生地也绝不仅限于中央邦。今年3月，东部比哈尔邦一处中考考场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许多学生家长爬上考试楼的外墙，“拼命”帮子女作弊。
印度“中央邦职业考试委员会”此前被曝大规模考试舞弊丑闻，引发舆论哗然。这一委员会主要负责医科院校入学考试和政府职员录用考试，所涉岗位包括警察、教师、税务员等。
不法之徒既能出售试卷、雇“”，又能操纵考场座位安排，还可以提供伪造答题纸、更改考生分数。此外，一些考生只要付钱就可以交“白卷”，由阅卷教师帮忙补答。
案件2013年7月曝光后，警方介入调查，中央邦高等法院责成一个特别调查小组监督调查。迄今，约2000人被捕，另有550人遭通缉。邦内20个法庭如今正在受理55起涉及考试舞弊的案件。
7月8日，BBC援引中央邦内政部长巴布拉尔・高尔的话报道：“这一丑闻给中央邦带来坏名声，如果你是邦内的医生，就会有人质疑你是否凭真本事行医。”
由中央邦高等法院任命监督调查行动的前任法官钱德雷什・布尚告诉BBC记者：“这是我所见到的最胆大妄为、使用高科技频率最高的骗局，仅一名落网罪犯就牵扯300个经由不公平手段被录取的人。”
这起考试舞弊案震动了中央邦政坛，目前有三名政要卷入其中，分别是中央邦技术教育部前部长拉克斯米坎特・夏尔马、现任中央邦邦长达亚夫和中央邦首席部长希夫拉杰・辛格・乔汉。
夏尔马涉嫌参与两起考试舞弊案，分别涉及合同教师录用考试和计算机程序员录用考试。他已于去年开始接受审问，并因丑闻退出了印度人民党。
达亚夫涉嫌一起护林员考试舞弊案。5月，一项立案调查他的申请被中央邦高等法院驳回，理由是达亚夫享有豁免权。6月底，一批不服高等法院这项判决的社会活动人士来到新德里，要求印度最高法院介入。
印度主要反对党国民大会党还指认印度人民党成员、中央邦首席部长乔汉及其家人卷入考试舞弊丑闻并涉嫌篡改证物，乔汉予以否认并称自己是党派斗争的受害者。
中央邦前法律总顾问维韦克・坦卡6月初在《印度斯坦时报》刊文写道，考试舞弊案“是一场没有尽头的闹剧，邦政府默许此事，其规模无法想象。简单地说，这个案子就是一场非法生意，而且有邦政府撑腰，价值数十亿……这是最大的骗局，牵扯了邦内级别最高、最有权势的人。”
“如果40人的死都无法唤醒邦政府和中央政府统治者的良知，促使他们发起独立调查……这只能意味着我们整个刑事司法体系的崩溃。所有机构都会受子孙后代唾骂。”
舆论压力下，邦首席部长乔汉7月7日说，地方政府已经写信给中央邦高等法院，要求后者申请由独立机构印度中央调查局接管调查。
由于首都海关机场将之没收，在香港三联书店购买了这本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学术著作、并将其携带回京的北京律师朱元涛，背上了“走私违禁印刷品”的污名。
在一个倡行法治的国度里，国家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确定国家行政机关对公民的处罚行为孰是孰非的最后一环，则在于司法审判。首都机场海关没收《红太阳》一书究竟是否合法？远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高华博士对此始终未予公开臧否。但对自己的著作应当如何评价，他深信自有公论。而作为首都机场海关行政执法行为的直接相对人，朱元涛律师则慨然走上了法庭，为自己的公民权利，也为《红太阳》一书的命运，向法律呼唤公平和正义。
今年3月4日和7月1日，本报连续独家报道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朱元涛律师状告首都机场海关违法没收《红太阳》一书行政诉讼案，以及朱元涛律师不服一审判决维持首都机场海关没收决定、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的情况。这起迄今为止国内绝无仅有、揭示了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的意识形态评价标准和法律评价标准对称衔接的不确定性的行政诉讼，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反响，不同心思的人们也在关注着审判的进程，期望着不同的结局。
9月8日，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传来消息：朱元涛律师包括高华教授及其著作，得到了强有力的司法救济。经过严谨审慎的法庭审理之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当日公开宣判：
撤销原审法院维持首都机场海关没收《红太阳》一书处罚决定的一审判决；
撤销首都机场海关没收《红太阳》一书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这个立即发生法律效力的终审判决，打破了对《红太阳》一书设立的禁区，洗刷了朱元涛律师背负的污名，也将宽慰高华教授和无数海内外中国学者的心。
法锤，敲出了一个余音缭绕的句号。
没收处罚三部曲
回顾这起诉讼的全过程和它所涉及的案情，学术文明和执法文明整体进步背景下依然存在的观念分歧和制度瑕疵，在诉讼之前双方最初的交涉中即已一一呈现。
2002年8月4日晚12时余，赴香港公干的北京正见永申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元涛乘坐飞机回到了北京。嗜书成癖、对中共党史兴趣尤浓的朱元涛，在港期间不忘抽暇逛书店淘书。花费150余元港币购得的高华教授的专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成了他此行的一大收获。此刻，他随身携带的小行李箱的最上边，就放着这本还未及通览的书。
眼见得就要走出机场，朱元涛却被一个40来岁的海关女关员叫住了——随机抽查。仪器将他的小行李箱检查了一遍，又让打开。
朱元涛遵嘱。一瞬间，《红太阳》一书厚重的分量和赫然的标题直摄这位女关员的视线。她既不问任何问题，甚至也不翻一翻书，条件反射般地脱口而出：境外出版物，依法予以没收。
朱元涛愕然片刻。“这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学术著作，在香港三联书店买的，海关依据什么规定没收？”，他立即发问。
没有回答。
“你要没收也行，但你得给我个手续吧，不能说没收就没收”，朱元涛又说。
女关员不想给手续，但回过头来表了个态：你有异议，明后天来找。
朱元涛：没有手续凭证，我来找谁？
一阵小小纠葛，朱元涛拿到了“海关代保管、扣留凭单”。女关员在上面划去了“扣留”字样，填写了书名、数量，又注明了“待审”二字。
“待审”本身仍然是一种“准强制措施”。尽管“待审”对女关员先前口头宣告的 “境外出版物，依法予以没收”的合法性，已然是一个否定，也些微流露出了在固有习惯下运行的权力，偶尔遭遇哪怕来自一个公民个人的正当诘问时的犹豫。
在“待审”的几个月缓冲期间，朱元涛反复与机场海关交涉，要求发还《红太阳》一书。由此他才知道，机场海关的审查，基本上取决于一个海关官员的审读意见。而在与这位官员的多次接触交谈中，朱元涛了解到，这位有权裁决知识分子学术著作的命运的官员，并未受过任何文史哲类的教育，更无任何学术背景。
去年10 月9日，这位官员电约朱元涛至机场谈话。借此机会，朱元涛当面递交了一份书面意见。因为《红太阳》一书是没收还是发还，有待于海关审读结论。他为此提请海关注意；这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出版此书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对我党我国也不存偏见。它的一大特色，是所有资料均源于国内的公开出版物，没有引用任何海外资料和内部文件；而其主要内容——有关延安整风的这一段党史详情，素为人们关心但又知之甚少。作为一个对党史有浓厚兴趣的党员，通过多方面阅读了解和学习党史并不为过。学术研究允许百家争鸣，对此书的鉴别，应当从总体上把握，不应局限于个别此举或段落。如有必要，不妨听取相关权威单位和个人的意见。
朱元涛的这些意见，并未引起对方足够的重视。海关人员只是劝导他，此书发还的可能性不大，不如接受没收的事实，以免启动更多行政执法程序。但朱元涛认为，海关如果执意没收，就应按程序执法，出具行政处罚文书。这样，一纸海关《行政处罚告知单》才发到了他的手里。上面写着，因其入境时随身携带“禁止进境的书刊一本，未向海关申报，被查扣”，属“走私行为”，依法“拟作没收上述书刊的行政处罚”。朱元涛还被告知，机场海关的决定已和北京海关商量过。
10月10日，朱元涛向机场海关邮送了书面材料——《对〈行政处罚告知单〉的申辩》。说明自己携书入境并不具备“走私”的构成要件，同时要求海关说明：旅客如何判明携带入境印刷品的性质，审查印刷品是否允许携带入境有什么依据和标准，对印刷品入境，国家有关部门是否也像对货物进出境那样颁布系列《目录》？最后，他再次要求机场海关终止行政处罚程序，发还《红太阳》一书。
机场海关没有回复朱元涛的申辩。12月17日，朱元涛得到通知再赴机场海关，被最终告知，《红太阳》一书还是要没收。朱元涛遂按程序作了笔录，领取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诉讼方知书之“罪”
今年1月1日，朱元涛将首都机场海关告进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请求法院撤销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判令被告发还《红太阳》一书。
他在行政诉状中陈述说，我国《海关对个人携带和邮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进出境管理规定》第四条规定——有下列内容之一的印刷品或音像制品，禁止入境：
一、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诬蔑国家现行政策；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煽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颠覆破坏、制造民族分裂；鼓吹“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的。
二、具体描写性行为或淫秽色情的。
三、宣扬封建迷信或凶杀、暴力的。
四、其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整治、经济、文化、道德有害的。
他表示，以自己的学识和对海关相关法规的理解，《红太阳》一书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显然不属于有上述内容的国家禁止进境的印刷品。作者高华长期从事中共党史、民国史、中国现代史研究，发表过大量论文和主编、参编的专著。党史，尤其是发生在60多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既是学术研究的对象，也是党员学习阅读的对象。党员学习党史，在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为指导的前提下，对党史人物、包括已故20多年的毛泽东有更多的了解并不为过。带这本书入境，不应被视为“走私行为”。
2月24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法庭上，被告作为证据提交的一份《印刷品审查表》，方才使朱元涛得悉《红太阳》一书的“罪名”有多严重。审查表上，对《红太阳》一书的审查结论全文如下——“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从历史上看肃‘AB团’，福田反革命事件，均是毛泽东‘书记独裁’的后果。毛泽东在党内派别斗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攻击毛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报复心也极强的人。毛泽东心胸狭隘，一身‘山大王’气质。党的路线是经验——实用主义。毛泽东的思想有因袭的成份，也有独创的方面。它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和中国部分传统的混合物。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因此，“处理意见”是“建议没收”。“领导签字”则是“同意”。而被告提交法庭的另一份证据——海关总署监管司去年11月19日致北京海关的一个批复，则称“经商有关部门，同意你关对该书作没收处理的意见”。这份批复被同时抄送了海关广东分署、天津、上海特派办和各直属海关，由此设立了对《红太阳》一书的范围广泛的防线。
朱元涛莫名惊诧：一本几十万字的党史学术著作，作者耗费10年心血，仅凭一个海关审查人员七颠八倒、语不成章的寥寥几行断语，就被全盘否定了。但又拿不出任何史实，来佐证对所有这些指控。这绝不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态度。足以否定此书的史实，对于证明此书的严重问题，证明此书应当禁止进境，进而证明原告“走私”，本来是绝对必需的。由此可见，在审查学术研究著作方面，海关是否具有权威性，海关审查人员是否具有与其职能相适应的学术理论素养，也是值得存疑的。
至于海关总署某一部门的批复，朱元涛认为，由于它是系统内的上级机关，它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样具有可诉性，不能作为认定《红太阳》一书是禁书的依据。
被告没有正面回答朱元涛指出的问题，却别有深意地以攻为守：既然此书有学术界公认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为什么不在内地出版，却要在香港出版？
被告接着说，对这本书可能有不同角度的看法，但法律赋予海关执法权力，海关是依法行使职权，对它作出审查结论，这也要从政治角度以及中国国情等各方面综合考虑。我们认为，这本是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它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延安整风运动，应当禁止入境。
朱元涛反诘：内地作者在香港出书就可能是在政治上有问题，这恰恰是一种政治上极其有害的假设和推断。退而言之，被告审查此书足足用了三、四个月时间，可见如何判断此书性质，被告一开始也心里没底，胸中无数。而我拥有此书才仅仅几天，只读了一半不到，入境时怎么可能作出否定或肯定的判断？据此将我定为“走私”，这能说是公平公正吗？须知，主观上的故意是构成走私行为的前提。我既无主观故意，也没有“藏匿、伪装、瞒报、伪报”，何来“走私”？
借法庭这个庄严之地，朱元涛向被告和海关总署郑重进言，希望海关对印刷品和音像制品进出境的监管，能和对其他货物进出境的管理一样，随时公布相关目录，并组成各方专家组成的审查委员会，以进一步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也使公民得以避免一不小心就陷入“走私”误区。
他请求法院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并且支持他的诉讼请求。
被告方面固守雷池。他们反复重申，根据相关海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进出境人员携带的随身物品应向海关申报，接受海关监管，机场海关对此也有公示布告。《红太阳》一书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延安整风运动，政治上有害，属禁止进境的书籍。原告携其入境而不申报，就是有走私主观故意。海关对其所作行政处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准确，符合法定程序，希望法院依法予以维持，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6月19日，一审判决揭晓。法院确认，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进出境旅客对其携带的行李物品，有向海关如实申报并接受海关查验的义务。海关有权对入境旅客携带的的印刷品作通关查验，，亦有权对通关旅客携带的印刷品是否属于禁止进境物品进行审定。被告首都机场海关在扣留朱元涛携带的《红太阳》一书后，依程序请示海关总署，在得到批复后，对该书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一审判决维持了被告关于没收《红太阳》一书的行政处罚决定。
执法无据终被撤销
朱元涛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法院提起上诉。他认为，原审判决没有审查被诉行政行为实体适用法律正确与否，有悖行政诉讼要旨。原审判决以机场海关请示海关总署并得到批复之由，得出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的结论，不仅违背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而且忘却了海关总署监管司批复仍属行政行为范畴，依法具有可诉性，不能作为法院判案的依据。
他提出，法院应对被诉行政行为进行多方面实体审查。首先要看被处罚人是否有走私的主观故意。其次要看进出境物品包括印刷品全部申报的现实性和合理性如何。我国从2001年起每年进境人次已超2亿。海关相关规定中对“印刷品”的定义是：“系指用机械或照相方法使用锌版、模型或底片，在纸张或常用的其他材料上翻印的内容相同的复制品，以及摄影底片、纸型、绘画、剪贴、手稿、手抄本、复印件等”。按照这一定已进行申报，既不现实也无必要，所以才有了《禁止进出境物品表》和《限制进出境物品表》；再次，要看将《红太阳》一书定性为“禁止入境的书籍”有无法律依据。首都机场海关对此书封闭式、非专业的定性毫无科学性可言，而且与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根本抵触。
朱元涛说，首都机场海关对《红太阳》一书的定性意见，不仅与海内外学术界的积极评价形成强烈反差，也与此书在国内实际上比较宽松的阅读条件格格不入，例如北大、南大等高等院校和众多文化单位，此书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借阅。更值得深思的，是否定者并不为这种政治上的否定提供任何具体的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这种做法是不是对人文社会科学院研究的过敏反应和轻蔑态度，是不是与“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准则背道而驰，是不是有失“公开、公平、公正”，是不是对政治文明建设和学术文明建设的伤害？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其中包括获取信息权或者说知情权，当然也包括从阅读中获取与政党及其领袖有关的历史知识的权利。他希望二审法院从宪法的高度审查判断此案，如确有必要，请法院委托权威学术机构对该书性质作出判断，以切实维护公民基本权利。
8月7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这次庭审查明的一个重要事实是，就印刷品进出境问题，海关总署从未根据《海关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并会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确定及公布禁止进出境物品的名单。仅有的只是一个其内部网站上的禁止进境印刷品目录。首都机场海关决定没收《红太阳》一书时，此书也并未列入该目录。
9月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二审判决。法院认为，海关依法享有对进出关境的货物、物品等实施监管的职权，其中包括对进出境货物和物品的检验及查处的权能。同时，海关在履行上述职权、特别是在查处具体事项中，应当事实清楚，定性准确，正确适用法律，程序合法正当。依照我国《海关法》第八十二条规定，走私行为的前提是逃避有关进出境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管理规定。就本案而言，上诉人朱元涛携带的《红太阳》一书是否属于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或者限制进出境管理的范围，是确定其是否构成走私的前提。参照海关总署1991年的我国《海关对个人携带和邮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进出境管理规定》第四条的规定，“有下列内容之一的印刷品或者音像制品，禁止进境：1、攻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有关规定；诬蔑国家现行政策；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煽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颠覆破坏、制造民族分裂；鼓吹‘两个中国’或‘台湾独立’的。2、具体描写性行为或淫秽色情的。3、宣扬迷信或凶杀、暴力的。4、其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有害的。”该规章第七条同时规定，“个人携带和邮寄禁止进出境的印刷品、音像制品，海关予以没收。”上述规定是海关认定个人携带的印刷品是否属于禁止进境和是否应予没收处罚的依据。但首都机场海关所作的（2002）首关查字0201024《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上诉人朱元涛携带《红太阳》一书属于禁止进境的书籍，并未具体引用该书系我国《海关对个人携带和邮寄印刷品及音像制品进出境管理规定》的哪种情况。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事实和证据。因此，首都机场海关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缺乏对禁止进境事实认定的依据，其做法违背了行政执法“行为有据”的基本原则，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2目规定应予判决撤销的情形。据此，被上诉人首都机场海关提出维持其所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 ，本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维持首都机场海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案件事实不清，应予纠正。
据此，二审判决撤销了原审判决和首都机场海关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朱升(1299一1370)，字允升，号枫林，徽州旧日称新安，今安徽黄山市)休宁人。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原先他的仕途并不通坦，而他自己也不乐于仕进。元至正四年(1344)，朱升才登乡贡进士，四年后，授池州路学正。管理学田有方，“讲授以身示法，南北学者云集”。这不仅显示了朱升的才干，而且表明了他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远远超出徽州地区，学者称他为“枫林先生”。
朱元璋起事，率诸将亲征浙东道徽州，听大将邓愈(三军总管)说，这里有个隐士朱升，是个有学问、有影响的人，相当于诸葛亮。出于思贤的缘故，便效法三国时刘备亲顾茅庐做法，朱元璋从连岭过石门，亲临朱升住所，寻求“陇中对策”，恳望朱升出山辅佐。然而，朱升并没有像诸葛亮那样拿架子，躲避两次，第三次才肯见面，也没有像诸葛亮那样开门见山就纵谈国家大势，而是直截了当，简明扼要地讲了三句九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一听，心中豁然开亮，当即拜朱升为中顺大夫。朱升提出治国平天下的方略，极具战略眼光，是朱元璋发展初期的指导思想，由此得到朱元璋的礼遇。此后朱升便参预军政要务，制礼作乐，完善其政权。
明代万历间程好礼谓：“当高庙龙飞，聘侍军门……令议礼乐征伐之事，其信任眷顾之隆，自韩国(李善长)、诚意(刘基)而下，一时文臣莫及也。”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予明兴之初，参赞帷幄，兼知制诰，一切典制，多出其手，与陶安、宋濂等名望相埒”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蒙受朱升“三策”，朱元璋南征北战十馀年，打败了诸多军事集团，了元朝，终于在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统一了全中国，登上皇帝宝座。
退隐意在“免死券”
1368年朱元璋称帝，国号大明，改元洪武，建都南京。在这大喜之时，朱元璋论功行赏：大封功臣，进宣国公李善长为韩国公，信国公徐达为魏国公，封常遇春子常茂为郑国公，李文忠为曹国公，邓愈为卫国公，冯胜为宋国公，封汤和等二十八人为侯。而朱升预感到主公有猜疑功臣之嫌，众醉而独醒，不久，便正式申请“告老归乡”，朱元璋欲“赐以爵士，固辞不受”，只是老泪纵横地向朱元璋陈诉自己的一桩心事：“臣一子名同，事君之忠有余，保身之哲不足，臣所以不令其仕者，恐他日不得老死牖下也。”还是顾虑儿子朱同难保平安无事，特向皇帝请求赏赐“免死券”。对此，《明史・朱升传》载，朱元璋感到“亦为侧然，因与朱同免死券以慰之，驰驿送归”。朱升终于获得朱元璋赐朱同一张“免死券”。
朱升此时已年逾七十，提出辞官归里，本不足为怪，也符合古代文官致仕制度。但令人费解的是朱升在致仕之前为什么要为儿子讨得一张“免死券”?难道说朱元璋对朱升礼遇不隆?恰恰相反。朱升是一位饱读经书，并具有韬略真才的谋臣，朱元璋对他十分器重，许多军政机密都与之商量。他们结识的第二年，朱升在故里建楼时，朱元璋曾亲笔题“梅花初月”匾赐之，这对朱升来说是极大的荣誉。朱元璋将他视为“谋士良臣”，所处地位与“开国元勋”无异。又因二人同姓，朱升年长二十九岁，因此，朱元璋在给朱升的函诰中，都尊称他为“宗长”。如吴元年(1367)，在给《朱升诰》中，即称“眷我同宗之老，实为耆哲之英”；在《赐朱升诏书》中，称“允升宗长阁下”；在明朝开国之后，朱元璋便声称“朕与卿，分则君臣，情同父子”，特免其“朝谒”，以示礼遇和尊重。
朱升是精通天文、历数的人，由于时代的局限，他所精通的天文、历数是与蓍龟占卜等求神问天的迷信活动糅合在一起的。朱元璋在即位之初，恐怕还没有考虑到精通天文、历数的人对他的统治有什么危险，倒是朱升通过他的“历数”之学，觉察到了朱元璋为人猜疑刻薄。
历史是面镜子，我们不妨先回顾一下，昔日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后便立即“挂冠”泛舟五湖，他对越王勾践的看法是“共患难易，共富贵难”。张良在辅佐刘邦平定天下之后便飘然远行。古有明鉴，朱升察时观势，功成身退，不仅是为了洁身自好，而更重要的是为了以终天年和为子孙计。他精通经史，又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了几件事，则更加对“历数”的准确提供了佐证。
在《朱枫林集》卷9中，记载这样一件事：吴元年(1367)七月，时称吴王的朱元璋，令朱升率领宫廷乐队入见，“奏雅乐阅试之”。朱元璋亲自击石磬，命朱升识五音。朱升“误以宫音为徵音”，朱元璋便指责说“卿何以宫音为徵耶”?小小音符误识，就使朱元璋恼羞成怒，也有失君主风度。围绕音律问题，二人之间来了一场唇枪舌剑。朱元璋认为：“古者作乐以和民。声格神人而与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鲜知音律之学，欲乐和固不难耶?”朱元璋把朱升比喻“近世儒者”的不懂音律之学，因而不能以乐和民。这是把乐不和的责任推到“近世儒者”的身上。朱升辩解说：“乐音不在外求，在地之气和，则乐无不和矣。”朱升强调以乐和民，首先是君心和，才能谈得上人和、百姓和。通过这次小小交锋，不能不在朱升的心中投下阴影。
另据《明史・许存仁传》记载：许存仁，名元，金华人。朱元璋克金华后，访得存仁，“命傅诸子，擢国子博士。吴元年擢祭酒，存仁出入左右垂十年，自稽古礼义事，至进退人才，无不与论议”。正当朱元璋准备登大位之际，存仁告归，于是便以“忤旨”罪，下狱而死。许存仁之死，可以说对朱升是一次震动，也预感到朱元璋开始杀戮功臣的先兆。作为精通“历数”的朱升，看到眼前的事实，想想自己，瞻前顾后，不寒而栗。前车之鉴，不能不胆战心惊，也常预测自己的前程凶多吉少。作为古稀之人，对人生无任何要求。于是宁可不要朱元璋所赐爵位，还是“请老归山”，免遭杀身之祸。跟随朱元璋这么久，他也了解这位开国之君，这是朱升急于退隐的真正原因所在，于是，就借着皇恩浩荡，为儿子讨了一张“免死券”。1369年，朱升辞官退隐，回归故里，颐养天年，潜心著述。1370年病逝于家，享年72岁。明初封公封王的功臣名将，绝大多数都身遭诛戮，夷族灭家，而朱升功成身退，得以幸免，其“身价”自是在那些受封的人之上。
失效的“免死券”
朱同(1339―1385)，幼时随父学习，隐于山林，朱升精心教育孩子，不仅注重文才，而且锻炼武略。在朱同十九岁时，也就是朱元璋下徽州的那年，朱升派朱同独自带着朱元璋的谕旨去会休宁大坑口民兵千户方德厚，招服瑶民。通过这件事，显示出朱同的才华。1377年，考中举人，任徽州府儒学教授，受知府张孟普之聘编修《新安志》，记载“免死券”之事的《翼运绩略》收入其中。洪武十三年，朱同来到京师，因才华出众，被举荐为吏部员外郎，后任东宫官。朱同深受其父影响，能文善战，尤其擅长诗、书、画，颇得懿文太子朱标(朱元璋长子)器重，举为礼部侍郎。曾与宋濂主持南宫典试，大力选拔名士。
洪武十八年(1385)发生了历史上一桩骇人听闻的大案，户部侍郎郭桓等官员通同作弊，盗卖官粮七百万石，此年三月被告发。明太祖大开杀戒，数万人死于非命。六部官员无一得脱，“举部伏诛”，地方官吏大都被牵连进去，而中等地主以上的家庭都因追赃而遭到“破家”之祸。全国上下，一片怨愤。御史余敏、丁廷举跟朱元璋说，这都是法司“迫切”所导致的恶果。明太祖便将审理郭桓案的官员审刑司右审刑吴庸等人处以“磔”刑，借此平息众怒。朱同做礼部侍郎仅仅一月，也遭到飞来横祸，被牵连进郭桓案，受诬入狱。功臣之子朱同手持“免死券”有何用?难道要太祖皇帝为地下的启运之臣实践诺言吗?心地单纯的朱同也不得不发出悲哀：“人情汹汹如何定，世事茫茫总莫伸”。据谈迁《国榷》记载，郭桓以及六部官员最后的下场是弃市，陈尸街头，朱同无疑也在其中。
（河北省职业教育研究所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要：我国的职业指导起源于民国初期。文章通过对民国初期两位职业指导的倡导者朱元善和周诒春的职业指导思想进行梳理，并对比总结两者思想之异同，对当今的职业指导工作有所启迪。
关键词 ：朱元善；周诒春；职业指导；职业演讲
中图分类号：G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5）02-0093-04
作者简介：徐胜（1982—），男，河北省职业教育研究所职业技术教育学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管理、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论。
职业指导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国职业指导发轫于民国初期，这个时期是西方职业指导发展的黄金时期。鉴于职业指导在当时的中国是新生事物，有关理论尚十分缺乏，因此，诸多的教育家和知识分子致力于对职业指导理论的引入、探讨和实践，其中，朱元善和周诒春对职业指导的萌芽阶段发展贡献巨大。
一、朱元善及其职业指导思想
朱元善，生卒年不详，笔名天民，是民国时期著名教育理论家，曾主编《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少年杂志》等刊物，一生著作颇丰。其职业指导思想主要出自1917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职业教育真义》。《职业教育真义》为朱元善以日本学者川本宇之介的《职业教育研究》一书为依据编译而成。在编译过程中，朱元善有意识地根据当时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具体情况充分阐述了自己对职业教育的认识与思考。
朱元善认为，职业指导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对求职者个人和对社会的影响两方面。他十分重视求职者的初次择业，在著作里明确表示反对当时的“先就业、后择业”的观点。他指出：随意选择一岗位就业，等发现该岗位不适合自己时，会不得不重新选择岗位就业，如果不适合的话，还会不停地换工作。职业确定不下来，就业需要的知识技能就会永远达不到优秀的程度。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求职者势必会成为劣败之人，并最终被社会淘汰。所以，他在书中郑重强调：凡择业者慎毋爽失唯一之机会，切不当蓄心与更择。
朱元善指出，贸然择业除了影响求职者个人外，国家经济和社会生产力也在求职者不停换工作的过程中蒙受巨大损失。除此之外，如果求职者没有一固定的工作，随意流转，不但会使个人产生懈惰心理，影响个人发展，还会形成不良少年团体、流民团体，滋生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因此，职业指导不仅与职业教育休戚相关，也是社会的一项事业，他将职业指导提高到等同职业教育本身的地位，并指出职业指导与职业教育甚当相需而行。
朱元善在书中以美国纽约学生目的调查会和波士顿职业局为例介绍了怎样实施职业指导。在实施职业指导的过程中应与学校结合起来，并尤其注意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要做好求职者的情况摸底工作。他认为，求职者就业困难不仅仅是技能缺失，还因为他们不能清晰地认识自己，是“目瞩千里不见眉睫”之人。职业指导组织的任务除介绍工作外，更主要的是帮助求职者熟知自己之资禀诣力，获得择业之智慧。另一方面是要提高指导者的素质，指导者不仅应熟知事业之性质状态，还要掌握指导求职者的技能，既能让求职者知其然，又能让其知其所以然，除此之外，指导者还要尽职尽责、恪尽职守，指导者是否具有强烈的责任心直接关系着指导效果的强弱。
朱元善的职业指导思想在其前期的其他著作中也有所涉及，但均不如《职业教育真义》中介绍得那样具体系统。
朱元善本身没有直接从事教育工作，他从一个学者的角度关注、介绍职业教育，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了解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努力发展工、农、商业，这本身就是职业指导工作的一方面，更充分体现了当时学者不忍“坐视国家之破产”的爱国情怀。
二、周诒春及其职业指导思想
周诒春（1883—1958年），字寄梅，祖籍安徽休宁，生于湖北汉口。190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学习教育、心理等专业，1909年获硕士学位后回国。1912年在南京临时政府任职，后任清华学校第一任副校长，并接张伯苓任清华第三任教务长。1913年8月，清华学校校长唐国安致信外交部，推荐周诒春继任。周诒春于1913年10月27日就任清华学校校长，1918年1月辞职，任期4年又3个月。
周诒春在清华任教期间的主要教育方式为德、智、体“三育并举”，通过“三育并举”贯彻他的教育思想——“造就完全人格之教育”。后人眼中的“近代中国职业指导之先声”只是周诒春实现其教育目的的一个教学手段。他认为，传统教育没有活力，脱离生产，既不利于培养公民独立性，又很少传授生产技能。他说：“职业教育、民主教育与国民教育应取代传统古典的反民主的非生产的和缺乏活力的绅士教育，新的国民教育目标应在培养聪明的具有谋生技能的与独立自主的公民。”
周诒春的职业指导实践主要体现在学生选科和择校方面。他通过了解当时大部分学生的困惑，结合自己早年的求学经历，意识到当时的学生不能充分认识自己的兴趣和能力，加上对社会职业缺乏深刻的认识，导致他们在选科和择校方面都有很大的盲目性。在美国求学时，他了解了当地的职业指导相关情况，深感职业指导在择业与就业方面能够为人们提供合理的帮助，有利于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因此，周诒春在执掌清华学校后，便开始重视即将毕业赴美留学的学生在选科与择校上的问题，并进行了相关的指导。
周诒春的职业指导实践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制作调查问卷让学生填写，了解学生的主观想法和心理内因。平时悉心观察了解每位学生，特别注意每个学生的个性和志趣，努力引导学生发展自己的专长。他还让每位留洋学生填写报告，说明选修专业学科的性质及理由，到美后拟入何校，为何作此选择。然后逐一与学生谈话，审慎决定学生的留学方向。另一方面是举办职业讲座。刚开始时，清华学校将这种演讲称为“高四演讲”，尚未正式冠以职业演讲之名。只是在一次高四演讲预告中，使用了职业演讲的概念。直到1917年，这些演讲不再称为高四演讲，而是直接命名为职业演讲。从1916年上半年清华学校的职业演讲拉开帷幕，到周诒春离职前的两年间，职业演讲场次和涉及专业不断增多，听讲学生从原来的毕业生扩大到各年级学生，讲座人员也慢慢出现了外籍专家。周诒春在清华学校组织开展的这些职业演讲，试图从职业的角度出发，通过讲座的方式，用教育的方法激发学生的兴趣爱好，加深他们对学科的认识，加强他们的择业意识，从而使他们在留学美国时能选择更适合自身发展的学科和院校进一步深造。
有人认为，职业指导在中国最早是由清华学校校长周诒春于1916年提倡的，他对即将赴美留学的清华学校毕业生进行选科与择校的指导，运用了观察、调查和访谈及职业演讲等先进而科学的方法，在近代中国职业教育史上实属首创。同时，周诒春组织开展的这些职业指导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初期的清华学校只按计划与学科间的比例选派留美学生，而不考虑学生的个性与兴趣的状况，使学生避免了选科与择校的盲目性，更好地促进了这些留美学生职业生涯的发展。笔者认为，周诒春的职业指导实践开始的时间应该比1916年更早。
周诒春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学生进行学业生涯方面的指导，切合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充分体现了为人师表的崇高情怀。
三、朱周二人思想之比较
朱元善和周诒春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二者的职业指导思想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都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米靖博士认为，朱元善的《职业教育真义》是一本具有拓荒性质的职业教育学著作，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本系统性、完整性的职业教育论著，其中关于职业指导等内容开理论风气之先。
金兵博士认为，朱元善是我国正式使用“职业指导”这一概念的第一人，自他之后，概念固化下来，其对职业指导的介绍也被看成是社会改良主义的伏脉。而周诒春及其在清华学校校内组织的职业演讲，则是近代有组织的职业指导实践的开端。
（一）相似之处
首先，朱周二人处于相同的历史时期，对职业指导的作用持肯定的态度，在各自领域中的研究时间也都是最早的（1915年初，郭秉文在《东方杂志》刊载文章，对美英两国的职业指导进行介绍，但只是单纯的介绍，并没有进行思辨研究），二人的思想都是在借鉴国外经验的过程中产生的，周诒春是借鉴美国，朱元善是借鉴日本，而朱元善在实践方面也介绍过美国的案例。因此，笔者认为二人具有相似的历史地位，都是我国职业指导萌芽阶段的代表人物。
其次，二人都特别注重对求职者（求学者）的指导工作，认为除了了解求职者（求学者）的基本情况外，还要让他们获得选择职业或专业的智慧，即既要让求职者（求学者）知其然，又要让其知其所以然。例如，现代职业学校和高校不仅设有就业处、就业科等科室，大部分学校还都开设职业指导课和职业生涯课，对学生进行心理测试、人格类型测试等，以确定学生性格类型，并在平时学习管理过程中有所侧重，以期在学生就业时实现人职匹配。这正体现了二位先贤“既要让学生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的职业指导思想。
再次，二人都没有认识到职业指导的终身性。朱元善职业指导思想的“全面”和周诒春职业指导思想的“深度”，应该说是代表了当时职业指导的前沿水平，但是由于时代限制，国内职业教育的地位甚至尚未正式确立，对其认识稍显浅薄，没有人认识到职业教育的终身教育属性，所以更没有人意识到职业指导应该贯穿一个人的职业生涯。
（二）不同之处
首先，由于各自职业的原因，朱元善的研究侧重理论，而周诒春更侧重实践。朱元善的职业指导理论研究涉及了整个职业指导工作过程，特别是介绍的两个案例，均是当时美国做的比较成功的职业指导工作案例；周诒春侧重的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选科和择校，可以说是教育指导，这是整个职业指导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今社会一些高校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纷纷采取大类招生，这与周诒春的职业指导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次，在研究过程中，朱元善涉及内容程度较浅显，但研究的范围较广泛，主要研究方式是描述和建立在描述方式上的简单思辨，并有相关的著作问世；周诒春的职业指导思想都渗透在他的实践过程中，虽然对学生的指导作用明显，对学生的影响深远，但目前并没有史料证明他本人在职业指导理论方面进行过具体研究，他的相关思想都是后人根据其实践言行总结归纳的。就二人对职业指导的研究而言，朱元善占其广，周诒春占其深。
再次，在职业指导过程中，朱元善认为，不仅要做好被指导者的研究工作，有关指导者本身的研究工作也同等重要，指导者对受指导者具有天然的影响；周诒春本身就是指导者，相关工作也做得比较突出，受其职业影响，他没有认识到指导者的素质对职业指导的效果同样影响巨大。
最后，朱元善不但认识到了职业指导对求职者的影响，还认识到并详细阐述了职业指导的社会属性。他认为职业指导不仅具有指导职业的作用，还具有缓解社会矛盾、振兴社会道德的作用，是一项社会事业，如果职业指导做不好的话，就会让求职者不停地换工作，每一次换工作都会有一个熟悉新工作的阶段，整个过程下来，既延缓了社会劳动力达到最优配置的时间，又极大地浪费了社会生产力，所以职业指导应该与职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周诒春只是在学生个人指导方面具有深刻的认识并进行了亲身实践，但没有史料表明他对职业指导的社会属性有所阐述。
（三）职业指导思想与终身教育思想的结合
通过上面的对比我们发现，朱元善研究职业指导较为广泛，周诒春研究学生的学业指导较为深刻，这正表明二人对职业指导进行研究时关注了人的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
美国职业指导专家萨帕将一个人的职业发展从出生到死亡分为五个阶段：成长阶段、探索阶段、创立阶段、维持阶段、衰退阶段。理想的职业指导工作应该将朱元善的“广”与周诒春的“深”结合起来，贯穿于整个职业发展过程：在成长阶段要多听取职业讲座，注重兴趣培养；在探索阶段要学习职业指导课程和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因为职业也是不停地发展的，所以该课程可以每学期课时不多，但要穿插在整个过程中），还要尽早地进行心理测试和人格类型测试，以便在学习过程中有所侧重；在创立阶段择业要慎重，如果职业不合适要尽早变换工作，尽快进入职业稳定期；在维持阶段要不停地为自己充电，以维持职业过程中获得的地位和成就；在衰退阶段要注意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前两个阶段，指导主体是学校，指导形式为授课、讲座和相关测试；第三个阶段，指导主体是职业局、职业介绍所和劳动人事部门，指导形式是相关培训和考核；第四个阶段，指导主体是所在单位的人事部门，指导形式是培训；第五个阶段，指导主体目前还没有明确，指导形式应该是类似老年大学等团体。
四、对现代职业教育的指导意义
目前，我国的职业指导工作已经有了较大发展，社会上有了各种类型的中介机构、培训机构，高校、职业学校纷纷建立了就业指导部门，开设了生涯规划课程，有关行政部门组织了职业指导师等相关考试。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职业指导工作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与职业教育的发展还不相适应。
目前，职业教育工作者对职业指导的认识尚参差不齐，对职业指导的地位认识也不统一，大部分学者认为职业指导是职业准备教育的一部分，这显然已经与当今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严重脱节。国家已经出台政策文件，要求全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教育再也不是以前的终结性教育，而是贯穿一个人整个职业生涯，实现终身教育的有力“助推器”。同样，职业指导也不应该仅仅是一个人就业前的准备教育，而应该是贯穿于一个人学习生涯和职业生涯的持续过程。否则，必然会导致教育工作缺乏动力和生命力，难以可持续发展。
朱元善的职业指导思想和周诒春的职业指导实践，不仅仅对职业教育工作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对大部分高校及高职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当前，高职院校学生入学后均有一段时间的迷茫期，即是由于上一阶段的职业指导工作滞后所导致的。让学生知道需要学什么、应该怎么学，是学生成才的基础和动力源泉，做好有效的、持续的职业指导实践工作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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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治理；方略；布衣出身
清代史学家赵翼曾说：“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同志对朱元璋卓越的军事才能也给予过很高的评价，他曾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可见，后世对朱元璋的评价还是很高的。
一、布衣出身
朱元璋出身低微，少年时代是在给地主家放牛中度过的。他当时身处极其腐败的元王朝，这个依靠暴力来统治的马上民族以其愚蠢残暴的手段很快使这个不可一世的王朝摇摇欲坠。当时正值黄河泛滥，官府强抓民夫抢修河堤，饥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终于爆发了农民起义。朱元璋是在父母兄长相继饿死，在举目无亲、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生存才当了和尚。正是因为做和尚常年在外化缘，开阔了视野，结交了不少贤良志士，也磨炼了其坚强的意志，为日后成就不朽霸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迫于无奈，不能继续再做和尚的情况下，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毅然参加了郭兴义的起义军，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造反的道路。
二、杰出的军事才能
朱元璋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他具有超强的军事谋略和胆识，这在他十六年的军事生涯里可见一斑。
在起初短短的四年中，他很快就集合了数万人的起义队伍，适时采纳了手下谋士“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策略，以南京为根据地向外扩张。当时能和他抗衡的势力是盘踞在长江上游湖北、江西的义军陈友谅和占据江浙的张士诚，再就是虎视眈眈的元王朝了。面对张士诚和陈友谅这两个强敌，他力排众议，决定先进攻陈友谅。因为张士诚器小无远见，进攻陈友谅，他必定不会出兵救援。而陈友谅志骄多生事，若进攻张士诚，他肯定起兵相救，对于弱小的朱元璋来说，势必要处于两线作战的境地。正是由于他的英明决策，使陈友谅节节败退，而张士诚更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元朝军队也始终按兵不动。首战告捷的龙湾伏击战使陈友谅第一次尝到了朱元璋的利害，而之后的鄱阳湖之战对陈友谅来说就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在击败陈友谅之后，他立即挥兵直指张士诚。当时张士诚坐镇平江（今苏州），他却没有直接去进攻平江，而是先铲除其羽翼，攻破杭州等周边地区，再集重兵攻击平江，使平江成为一座孤立无援的孤城，从而形成了兵临城下、大兵压境的强大攻势。最后平江城破，张士诚不降被杀，这个器小无远见、小富即安的乱世枭雄最终倒在了朱元璋的铁骑之下，再一次证明了朱元璋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在铲除了陈友谅和张士诚两大障碍后，朱元璋挥师北上，直击元军，问鼎中原。而这时，北伐计划的制订又一次彰显了朱元璋杰出的军事才能。他先取山东、河南，然后再大举进攻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朱元璋的军队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轻而易举地攻下了山东、河南，然后一鼓作气拿下了大都。自此，统治中原一百多年的元王朝宣告灭亡，作为北元退守到了上都（今内蒙开平）。与此同时，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登基，作为开国皇帝开创了大明王朝的新纪元。
三、强权政治手腕
朱元璋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吴晗曾在《朱元璋传》中对其“以猛治国”思想有过客观公正的评价。
明朝初期，他就制定出了积极的土地政策，鼓励农民开荒种田，免收三年赋税，这一政策的出台很快就恢复了农业生产，同时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鼓励饱学之士出仕做官，报效朝廷。之后，对于朝廷内部各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斗争，他是大开杀戒，决不手软。他和历代开国帝王一样，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排除异己，剪除权臣。除了开国著名将领徐达、常遇春、忠心耿耿辅佐朱元璋建立明王朝政权的谋臣刘伯温因病而死外，其他如著名将领冯胜、傅友德、蓝玉等，甚至连开国第一功臣、拥有两次死罪豁免权的李善长、朱元璋的亲侄子著名将领朱文正也无一幸免，先后被朱元璋处死，侥幸活下来的功臣极少，直到最后一名将领蓝玉被杀，至此，朝廷上下，能臣名将几乎消失殆尽，好在此时北元已经灭亡，明朝国力强盛，没有一个国家敢与之抗衡。
四、重典惩治腐败
朱元璋对恨之入骨，其缘于青少年时代经历的极其腐败的元朝统治所带来的仇恨，因此登基以来，他采用重典治吏方略，重拳出击，严惩腐败。他的肃贪力度最大，杀人最多，手段极其残忍，明洪武年间四大案就是有力的佐证。
第一个案件就是胡惟庸案。李善长之后由胡惟庸接任丞相。胡惟庸是李善长的同乡，在李善长同刘基的争斗中脱颖而出，深得李善长信任。胡惟庸继任丞相以后，贪污受贿，排挤他人，打击报复，胡作非为，甚至胆敢挑战朱元璋的权力，最终被朱元璋杀掉，此案受到株连的官员上万人全部被处死。因此朱元璋还废除了延续上千年的丞相职位，把皇权紧紧地抓在了自己手里。
第二个案子就是空印案。各地官府每年年终都要派人去户部对账，因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去户部对账的官员，随身带几份提前盖过大印的空白文书，如果账面上出现了错误，随时在空白文书上修改，不用再来回奔波，但最后这件事让朱元璋知道了，非常气愤，并派人立即查处。其实这件事情，朝廷上下官员们人人都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朱元璋一个人不知道，这也就是令他恼怒的原因之一。结果全国各省、府县官员多与空印案有关，主印官员全部杀掉，有史料记载此案杀掉官员上万人，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误杀了很多清正廉洁的好官。
第三个案子就是郭桓案。洪武十八年，某御史官员告发户部侍郎郭桓与北平布政司等官吏合谋贪污，巧立名目，私分地方钱粮赋税，共贪污2400万石粮食。数目之大，触目惊心。经查朝廷六部的大部分官员都是郭桓的同党，六部的官员除了尚书、侍郎外，所有的办事官员全部被杀掉，到后来，每部最多仅剩下三个官员，此案共杀掉三万余人。一时间，朝廷上下，官员们一个个如惊弓之鸟，人人自危。
第四个案子就是蓝玉案。明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决定再次出兵北伐，彻底消灭盘踞在大漠深处的北元政权。而当年追随他南征北战的将军们一个个都撒手西寰，不是病死，就是被他处死，几乎没有可用之人。这时，一个年轻将领脱颖而出，他就是蓝玉。他作为明朝最后一个名将统领大军北伐，果然不负众望，在捕鱼儿海战役中一举歼灭了北元王朝，为朱元璋去掉了一块心病。但他终究是一个不计后果的狂妄之徒，在班师途中，他干了两件蠢事：一是辱元妃并致其自杀，二是强行攻破明军把守的关口，居功自傲。朱元璋知道后十分愤怒，但因其功劳大的缘故没有追究。这更助长了蓝玉的嚣张气焰，后来他竟然挑拨太子和燕王朱棣之间的关系，最终被朱元璋以谋反罪处死，其同党一万五千人因受株连全被处死，自此，蓝玉一案几乎把洪武年间的功臣宿将一扫而光。
纵观朱元璋的一生，可以说是戎马生涯、充满杀戮的一生。他的军事才能卓越超群，对于一个从未受过教育，小时候连书也念不起的人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虽然他的“以猛治国”、大肆杀戮的重典治吏方略不乏为后世所诟病，也使得后人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但其仍不失为一代枭雄而载入史册。历史客观地看待朱元璋，了解朱元璋，可以避免历史的重演，因为历史有时是惊人的相似。
参考文献：
[1]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
[2]吴晗.朱元璋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
关键词：朱元璋；惩贪思想；惩贪根源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2-0252-03
明太祖朱元璋惩贪在中国古代社会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惩贪态度之坚决、手段之残酷、规模之宏大，诛杀贪官之众多，在整个人类古代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学者们对朱元璋惩贪原因的研究颇多，但多局限于其巩固封建皇权统治的角度，其实这是历代统治者惩贪的公理，很难真正揭示朱元璋惩贪的实质。深入探讨朱元璋的惩贪思想，对推动朱元璋惩贪原因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朱元璋惩贪思想的萌芽
对元末时弊的认识与其特殊的同情心，是朱元璋惩贪思想萌芽的基础。元朝末年，赋税徭役极其沉重，贵族、官僚、地主和寺院疯狂地兼并土地，追加地租，奴役佃户及其子女，甚至将佃户随田转卖，加上连年不断的风雪水旱之灾，广大汉族农民纷纷破产，流民遍布各地，就连蒙古族的劳动者，也日益贫困，纷纷沦为奴婢。朝败，官吏贪暴，胥吏弄权，贪赃枉法，行贿受贿，鱼肉百姓。自元武宗以来，卖官鬻爵，贿赂公行，不管职业出身如何，只要有门路，都可做大官。特别是蒙古色目官吏，问人讨钱，各有名目。如下属拜见要有“拜见钱”，无事白要叫“撤花钱 ”，逢节送“节钱”等等祸国殃民的行为。
1344年，淮河流域旱灾蝗灾交加，田地干旱，庄稼颗粒无收，瘟疫流行，死人接二连三。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大哥、二嫂、三嫂相继在这场灾难中死去。朱家家徒四壁，买不起棺木，更没有坟地。地主不减地租，还对农民百般刁难。“官家的赈济，即使皇恩浩荡有那么一点，也主要是落进了县官的荷包里，大户的仓库里去了，哪儿见着穷人的份。”[1]
朱元璋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经历坎坷，为糊口半路出家做了和尚，足迹遍及淮西名都大邑，对元朝末年的社会弊端，尤其是贪官污吏“肆虐百姓、蠹政害民”的局面和民间的疾苦有着深刻的认识。“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2] 他在没做皇帝之前，就曾经发誓，有朝一日，我当了皇帝，非把贪官污吏龟孙子全部收拾了不可！毛佩琦先生通过对朱元璋的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朱元璋执政的两大特色，一是对百姓疾苦的同情心；二是对豪民和暴吏的刻骨愤怒”[3]。由此可见，朱元璋对元末时弊的深恶痛绝和对下层人民的同情，促使其惩贪思想萌芽。
二、朱元璋惩贪思想的形成
从参加农民起义队伍到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朱元璋酷爱学习，采纳良策，并采取一系列惜民节用的政策，这些可以说是其惩贪思想形成的重要条件。
1352年，朱元璋投奔了郭子兴的红巾军，每次打仗缴获的战利品他都悉数上缴，从不隐瞒据己。1353年春天，朱元璋占领定远后，接受冯国用、冯国胜两兄弟的建议：“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 。”[1] 1356年3月，朱元璋攻占集庆，“悉召官吏、父老谕之曰：‘元政溃忧，干戈蜂起，我来为民除乱耳，其各安诸如故。贤士，吾礼用之。旧政不便者，除之。吏勿贪暴安吾民。’民大喜过望。”朱元璋三令五申严明号令，告诫将士要严守纪律，不得抢劫民财，扰乱民情，违者一概军法从事，不徇私情。1360年，朱元璋正式下令取消寨粮，使百姓从这项沉重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还指示部属，凡是征派税粮、军需、差役等，均“务从宽减 ”，并多次下令蠲免税粮、徭役。对工商税的征收，也“斟酌元制，去其弊政 ”，较过去减轻许多。真正地与民休养生息，得到了老百姓的热烈拥护。
“朱元璋一生勤奋：勤学不辍，勤政不怠。朱元璋出身穷苦，读书少。但是，他能于戎马倥偬之中，日理万机之暇，勤学不怠。” “通晓历史，尤悉汉书宋史。”常与部下讨论攻伐和治国方略[1]。
朱元璋在明朝建立后的惩贪，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其起义和夺取政权过程中惜民节用、惩贪思想的完善和措施的继续。没有这一时期的思想和实践，不可能有明初声势浩大惩贪之举。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朱元璋惩贪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明初惩贪的基础。
三、朱元璋惩贪思想的成熟
“民本思想”是朱元璋惩贪的主要依据，也是他惩贪思想成熟的标志。“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精华和特有的长期占统治地位社会意识。其核心内容就是：治理国家以民为本，发展经济以农为本[4]。
朱元璋对儒家的民本思想耳闻目染，并有深刻的认识，他与翰林院学士宋讷谈论读书时说：“朕每观《尚书》至敬授人时，尝叹敬天之事，后世中主犹能知之，敬民之事，则鲜有知者。盖彼自谓崇高，谓民皆事我者，分所当然，故威严日重而恩礼薄，所以然者，只为视民轻也。”[5]由此可见，朱元璋吸收了儒家民本思想中的“民贵”成分，认为民足才能国富，民安才能国固。
朱元璋常说：“四民之中，农民最劳苦，春天鸡一叫就起床，赶牛下田耕种，插下秧子得除草，得施肥，大太阳里晒得黑汗直流，劳碌得不成人样。好容易又巴到收割了，完税纳租之外，剩不了一丁点儿，万一碰上水旱虫蝗灾害，全家着急，毫无办法。可是国家的赋税全是农民出的，当差作工也是农民的事，要使国家富强，必得农民安居乐业才办得到 。”[1]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反复告诫大臣：“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的小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2]朱元璋以为“天下诸司，尽皆赃罪”，无吏不贪，所以要用严刑酷法来驱使官吏廉政爱民。他派官员到各地进行调查并对臣僚训诫说：“朕素喜除恶务尽，誓欲杀尽贪官。你等肩负君恩民望，必激奋为之。办理案件，须顺藤摸瓜，层层追查。中央六部如有人贪贿，必问清赃物来自何方。如来自府、县，知府、知县也要抓来。不管涉及到任何人，都不能手软留情！”还规定凡是地方官贪酷害民，为非作歹的，许以人民到京师上诉，甚至鼓励乡民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绑赴京师。1372年，朱元璋命令工部特地制作了一块铁榜，申诫功臣（当然也包括各级官吏等）：凡公侯之家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菜园、芦荡及金、银、铜、铁作坊的，一律严惩不贷；同功臣之家有特殊关系的也不得倚仗权势为患乡里，否则“刺面割鼻”，并没收其家产，强行将其迁至南宁等边远地区；其余为虎作伥的，各杖打一百，并将其和妻、子等一起迁往南宁。太祖曾与时任中书省长官的胡惟庸有过一次交谈，他说：“天下一家，民犹一体，有不得其居所者，常思所以安养之。昔吾在民间，目击其苦，鳏寡孤独饥寒困顿之徒，常自厌生，恨不即死。吾乱离遇此，心常恻然。故吾躬提师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余年，若天下之民有流离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于代天之工，亦不能尽。其令天下郡县，访穷民无告者，月给以衣食，无依者，给以屋舍。”[5]朱元璋常言：“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为之司牧者，亦尝悯念之乎？且均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常以为戒”[5]，颇有平等待民之意。在他的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农民的救世主，因此，朱元璋治国期间，在农民问题特别是亲民、顺民、富民政策的执行方面，表现出突出的务实性。太祖曾谓刘基曰：“今天下已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刘基对曰：“生息之道，在于宽仁。”太祖曰：“不施实惠，而概言宽仁，亦无益耳。以朕观之，宽仁必当阜民之财，而息民之力，不节用则民财竭，不省役则民力困，不明教化则民不知礼义，不禁贪暴则民无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宽仁，是徒有其名，而民不被其泽也。”[5]吴晗先生曾说：“对农民吃饭穿衣问题的关切，从历史上封建帝王加以比较，朱元璋是较为突出的。”[2] 1392年，朱元璋召各处教官训导到京，谕之曰：“汝等皆老儒，来自郡县，民间疾苦，嫁穑艰难，悉为朕言。”[6] 可见同历代帝王相比，其亲民之诚和推行之力是不多见的。
朱元璋为政时间，为确实减轻农民负担，兴利除弊，劝课农桑鼓励生产，严厉督导各级官吏为农民兴修水利，积极劝导农民互助合作，还赋权于民。用里甲作基础，户部劝谕。一里之内，有婚丧嫁娶，疾病患难时，有钱的助钱，有力的出力。春耕秋收时，一家无力，百家帮忙。每里备有木铎，选出老人每月六次持铎游行宣讲。每里一鼓，农桑时日，清早击鼓催人起床作工，有懒惰的由里老督责，若里甲中有游闲懒惰者，要追究里老的责任。当农民发生水旱灾荒，庄稼歉收时，都要蠲免赋税，赈灾救济。即使丰年无灾荒，也要择地瘠民贫的地方特别优免。灾重地区，除免除赋役外，另由官府贷米，或是赈米布施给钞。各地备设预备仓，由地方耆老经管，储备大量粮食以备救济。太祖曾敕中书省曰：“乡荆、蕲等处水灾，朕寝食不安，亟命户部主事赵干往赈之。岂意干不念民艰，坐视迁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月之交，方施赈济，民饥死者多矣。夫民灾而上不恤，其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之意，视民死而不救，罪不胜诛。其斩之，以戒不恤吾民者。”[5]灾伤州县，如地方官不报告的，特许耆民申诉，处地方官死刑。到晚年又令户部劝谕民间，凡是有空地的都要种植桑（束束），由官家教授种植方法。加种棉花的免除租税。棉花的种植从此遍布全国，过去平民常穿的麻衣，逐渐为棉衣所取代，解决了农民穿衣的问题。朱元璋在临终遗言中还说：“腾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这虽然有自誉之嫌，但惜民爱民之心也可略见一斑。朱元璋认为“治民不可扰，扰之则不治”[6]。为防止各级官员扰民，鼓励官员美政，朱元璋给民以两种诉权：对扰民官的约束权；对利民官的保全权。一方面，给民以诉扰民官吏之权，“洪武十八年，诏尽逮天下官吏之为民害者，赴京师筑城……太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酷者，许民赴京陈诉，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7]凡田赋、力役等国家义务之外之科征，如折粮科敛、以社学勒财等皆违法，民有权抵抗。另一方面，赋予民保全官吏之权。民有权陈述善政，《大诰》中言：“所在布政司、府州县官吏有能清廉直干、抚吾民有方，使各得遂其生者，许境内耆宿老人，遍处乡村市井士君子人等，联名赴京状奏，使朕知贤。”民有权保全贤官，“今后布政司、府州县，若有廉能官吏，切切为民造福者，所在人民必深知其详。若被不才官吏、同僚人等捏造排陷……许本处城市乡村耆宿赴京面奏，以凭保全。”朱元璋始终把争取民心放在重要位置，在政策和态度上坚持“善治民者，必求夫民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2]。每办一件事都尽力遵从民意，太祖曾言：“人言天子居至尊之位，操可致之权，赏罚予夺得以自专。朕则不然，凡出一言一行一事，兢兢业业，唯恐上违天命，下拂人情。”[2]1388年，南昌府丰城县民言：“农民佃官田一亩，岁租五斗诚太重，愿减额以惠小民”，户部定议一亩输四斗，朱元璋以江南土瘠，令收三斗[6]。
朱元璋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虽然没有完全跳出传统的民本思想，但较之以前，要丰富扎实、深刻的多，并贯穿于执政的全过程。朱元璋把惩贪和惜民爱民的措施结合起来，足以说明“民本思想”是其惩贪的出发点。
四、朱元璋惩贪思想体系的完备
朱元璋法制思想代表了封建时代法制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对中国集权时代法制的总结发挥。重典治吏、严刑反贪是朱元璋法制思想体系的一大特点，是朱元璋法制指导思想的闪光点[8]，也是朱元璋惩贪思想体系完备的标志。《大诰》是朱元璋对中国法制的独创性贡献，不管学术界怎么评价这部法律，但其所体现的朱元璋重典治吏、严刑反贪的思想体系是完备的。
朱元璋清醒地认识到官员的贪赃枉法和地方豪强的不法行为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极其严重的危害，“民数扰必困，民困则乱生”。基于此，朱元璋坚持重典治吏，对行为严惩不贷。《大诰》的指向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指明朝的中层机构，打击的主要对象就是贪官污吏和豪强地主。《大诰》共有236个条目，其中70%的条款针对的是官员贪污，20%的条款针对的是地方豪强地主，只有剩下的一点点才是对强盗、贼杀等行为的惩处。《大诰》实际上是以案例、峻令、训导三个方面内容组成而又具有法律效力的特种刑法，《大诰》取消历代沿袭的“官当”制度，废除官员特权，明令“凡遇官吏贪污害百姓的，罪之不恕”；对“安分良民”，给予保护；赋权于民，朱元璋为了防治官员的贪污犯罪行为，采取“民拿害民官吏”的措施，允许良民手执大诰将害民官吏“绑缚赴京”治罪。朱元璋曾多次亲自接见手持《大诰》上京告状的平头百姓，可以说《大诰》标志着明王朝把重典政策推向了新的阶段” [9]。尽管这一政策只是在明初执行了一段时间，但却开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借助民众力量监督、惩治官吏腐败犯罪的先例。
另外，朱元璋强调刑用重典是在乱世条件下不得已而为的。刑罚的施用应当针对不同的时局“世轻世重”，当今之所以刑用重典，完全是迫于“治乱世”的需要，他认为刑用重典“此特权时处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常法”，也就是说实行这一政策属于权宜之计，并说明刑用重典的目的“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是在“奸恶日增”的情况下为了“去奸去弊，必欲保全臣民”而为的。洪武末年，朱元璋曾经以总结历史的口吻对皇太孙朱允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9]
总之，朱元璋的惩贪思想从萌芽到完备有着一个复杂的过程。他惩贪思想的系统性、完整性，是其惩贪的精神之支柱、决心之源泉、力量之所在。至于其惩贪是为巩固明朝统治，确保明朝江山万年的原因只是历代统治者惩贪的公理，不足以反应朱元璋惩贪的特殊性。
参考文献：
[1]吴晗.朱元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5-63.
[2]明太祖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3]毛佩琦.朱元璋的平民情结[J].人民论坛，2006，(12).
[4]WanglLei.论朱元璋的民本思想及其实施特色[EB/OL].http：//省略/Article/Class163/Class128/200912/20091229113459_105630.htm，2009-12-29.
[5]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5[M].北京：中华书局，1981.
[6]明太祖集：卷219，卷190.[M].合肥：黄山书社，1995.
[7]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3[M].北京：中华书局，1963.
[8]黄树海.朱元璋法制指导思想论析[EB/OL].法制史周刊，http：//省略/history/list.asp?id=68435，2010-07-02
[9]杨一凡.明初重典考[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31-116.
Zhu Yuanzhang’s Ideology of Punishing Corruption
YANG Qing-yun，WANG Xiao-ling
（Changsha Aeronautic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Changsha 410124，China）
Abstract：Zhu Yuanzhang’s ideology of punishing corruption has experienced a complicated process，from its germination，formation，maturing to consummation.His thought is systematical andcomplete.Zhu yuanzhang was resolute，cruel when he punished the corruption，and he killed a number of corrupt officials.The reason of the above is also the systematism of his ide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