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0 11:44:32
一、先秦“士”阶层及荆轲士子身份
“士，事也。（段玉裁注曰：引申之，凡能事其事者称士。《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①“士”是从事某项专业事务的人，人们很自然地将其与知识分子联系起来。《士与文学》序言开篇即言：“士，在广义上，泛指古代中国的读书人，知识阶层，即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②其实，“士”尤其是先秦“士”，与“知识分子”不是简单的对结，不能作草率的替换。
1.先秦“士”阶层
先秦“士”阶层不是静止不变的，不同时期代表不同的身份类别，具体次序为：
第一类：起初是最低等的贵族。“士这个作为标明一种人的身份的名词，不是在春秋末年以后才起始有的。远在封建社会形成之初，即有士这个社会等级，这种士是贵族，其等级仅次于下大夫。”③先秦贵族分四等：天子、诸侯、大夫、士。 “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④“士在先秦时期是属于低级贵族之列的”⑤，居于庶民阶层前列。
第二类：破落贵族的群体。随着王权更迭，诸候纷争，有的贵族因经济困顿而逐渐破落，沦落为士阶层。“封建制”“嫡长子继承制”将“非嫡长子系”一代代地降为士阶层：天子把天下分成若干个国，诸侯将国再分给大夫；天子、国君（诸侯）、大夫等贵族享有世袭等特权，爵位、领地、财产只能由嫡长子继承；非嫡长子的后裔，历经数代剥离，沦落为“士”。《左传・昭公三年》载：“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栾、s、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⑥
第三类：富裕自耕农“习道”子弟。伴随私学兴办、教育普及，一些衣食有盈余的平民子弟，有机会接触教育，学习并具有某种技艺和能力，社会上涌现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士民”阶层。《b梁传・成公元年》：“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⑦士民虽居四民之首，被尊为最高等的平民，已失去贵族阶层的最末交椅，透出战国后期社会阶层变化的些许信息。
2.荆轲“士”身份的确认
“荆轲刺秦王”故事，传诵千古，得益于三部史部典籍――《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同样，准确确定荆轲的士子身份，也需依据三部史书，其中最需仰仗司马迁的《史记》。
第一，系贵族之后，因破落而士。《史记・刺客列传》对荆轲身世有所记述：“荆轲者，卫人也。其先乃齐人，徙於卫，卫人谓之庆卿。而之燕，燕人谓之荆卿。”⑧唐代司马贞的索隐注：“轲先齐人，齐有庆氏，则或本姓庆。春秋庆封，其后改姓贺。此下亦到卫而改姓荆。荆庆声相近，故随在国而异其号耳。卿者，时人尊称之号，犹如相尊美亦称‘子’也。”⑨联系大贵族逐渐衰落、新贵族不断崛起的客观现实，齐国大夫庆氏由贵族而“士”不足为怪！若将《左传》“栾、s、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与《史记》互文应验，也见《史记》记言可信、写史不妄。
第二，系技艺之人，实属“士民”。士民乃习道之人，或文，或武，或文武兼备、能文能武，拥有一定的知识，掌握专门的技能或独特的本领。“荆卿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⑩他勤勉好学，熟读诗文；习武练功，善长剑术；深谙战术谋略。虽然卫元君没接纳荆轲的计谋，最终覆国流亡，两者并不构成直接对应的关联性，但至少荆轲提供了另一结局的选项。
第三，往来皆“士”，“非庸人”。荆轲结交多尊贵、名流，献计卫国君主；游历结交盖聂、鲁句贱；深交燕国市井高人高渐离，承蒙处士田光的善待，复被燕太子丹委以大任。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荆轲能够穿梭于君主、名流、高士之间，“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自然不是一般常人。即使困厄于市井，或与酒友纵情相乐，或被“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
二、多重士子角色集于一身的名士
荆轲决非一介山野莽夫，是一个有学问的沉稳之士，他身上集中了先秦士子的多重角色。
1.逸士
逸士，节行高逸的隐逸之士。“逸，遗逸，无位称”，兼具快乐、闲适、放纵；“逸民，节行超逸也。”？？？能文能武，节行超逸，是逸士的前提条件；无位称则是逸士的必要条件。
荆轲曾游说卫元君，遭冷遇不被用，无缘于功名，此为有才无位。不得志而游历天下，广结贤达、豪杰、尊长之人，行止不滞于物、不拘小节、独立特行。在榆次，与人切磋论剑，因意见不一，被盖聂怒视了一眼，便扬长而去。在邯郸，跟下棋，因争执生口角，遭鲁句践怒叱了几句，愤愤然急速而走永不相见。在燕国与处士高人神交，和善击筑的狗屠夫高渐离投缘交好，惺惺相惜，日日在街市饮酒，酒酣击筑泣歌，节行甚是超逸乖张，旁若无人。智勇深沉的田光处士善待他，视其非庸人。荆轲性情率真任诞、通脱不羁，完全具备逸士之潜质。
2.x士
义士，信守忠义或崇尚侠义之士。荆轲是一位具有侠肝义胆又充满正义感的义士。
第一，家国公“义”，喋血复仇。荆轲先人为齐国人，本人为卫国人，秦灭卫后流亡到燕国。于秦国陈兵燕边境之际，荆轲全然接受燕太子“刺秦王”计策。从世俗角度看，很难找到让人信服的理由：论亲疏，荆轲与燕国并无血亲姻缘，太子丹起初对他并不待见；论利功，太子丹待他以上卿之礼也是应允之后，倘说这是买凶、卖凶的“交易”，荆轲的“付出”与“回报”极不相称，这可是喋血舔火的活儿。合理的解释，必然要求站在更宽广的视域找寻到答案――荆轲义无反顾地作出反抗暴秦的义举，或多或少地宣泄着浓郁的亡国之恨、深深的失国之痛，缘于救六国民众于水火的侠义之心，也为自己争取生存权进行最后的殊死一搏。
第二，友信私“义”，图报知己。荆轲对刺秦王未必完全认同，之所以愿意赴汤蹈火，某种程度带有以“身”报知遇的成分。燕太子丹问计于荆轲：“秦兵旦暮渡易水，则虽欲长侍足下，岂可得哉？”“长侍足下”未言礼遇、善待之详情，起码着实令荆轲感动，《史记》记述：“於是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资治通鉴》记为：“于是舍荆卿于上舍，太子日造门下，所以奉养荆轲，无所不至。”？？？荆卿“臣愿得谒之”的应允，不免带有回报燕太子“情义”的成份。此外，“刺秦王”未行，就已搭上了两位“义士”性命：知遇、举荐荆轲的“义士”田光，为恪守信义，激励荆轲斗志，自刎而死；樊於期将军杀身就义。即便出于朋友间的义气，荆轲此番慷慨赴义便在情理之中。
荆轲刺秦王，从历史发展看，其行为算不上积极正当；从道义看，其行为算不上公正公义；从动机看，其操行更算不得道德高尚。但人们无一例外地认为“荆轲不是杀手，而是一个侠客。”？？？这位侠客剑锋所指即是道“义”当行。正是这种重情重义的豪侠气节，将他从狂放、洒脱的隐逸生活带入政治舞台的急流漩涡。
3.谋士
谋士，设谋献计、智谋之士。荆轲是一位遇事沉稳、谋事缜密、名符其实的谋士。
第一，谋事周密。其一，精心策划刺杀方案。谋划“贴近刺杀”的方略，“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秦王必喜而善见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L其胸”。《史记》《资治通鉴》均提及：“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不可，则因而刺杀之。”“劫秦王”胁迫之为上策，“刺杀之”乃下策，案中备案，谋划周密。其二，找准近距离突破口。欲贴近秦王必先取信秦王，获取信物是突破距离的关键。荆轲设计获取两件信物，一件是秦国通缉犯、叛臣樊於期的人头，一件是燕国沃土督、亢之地。其三，暗中物色适宜帮手。尽管燕国为其配备了副手勇士秦武阳，荆轲还是物色并等待最适宜、最信赖的帮手。其四，打通关节得见秦王。不惜散尽千金财物，贿赂秦王重臣心腹，得以进殿接近秦王。
第二，长于攻心。君子法谋，“攻心为上”，荆轲是“御心术”的高手。其一，为取悦秦王，荆轲精心挑选了为秦王一“喜”一“恶”的两件信物：秦王喜的是江山沃土；秦王恶的是叛臣樊於期，欲杀之而后快――两样信物是根据秦王心理量身定制的，一同奉上便为贴近秦王打上双保险。其二，触碰樊於期心里痛点，激励自杀献首。抓住樊於期与秦王不共戴天的仇恨心理，先从秦王残忍无道引发话题，动之以情；再由家仇上升国恨，晓之以义；最后在樊於期的追问中和盘托出刺杀方案，看似征询意见，实则以退为进。可见，荆轲胆大心细，思维缜密，工于心计，善于言辞，并以自己舍身取义的精神，激发樊将军献身的勇气。
第三，料事精准。荆轲对整个刺杀事件有三次预言，其一：荆轲与樊於期私议方案，与此后秦国朝廷上的刺杀情景大相径庭。其二，易水悲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与刺杀行动失败相吻合。其三，荆轲暗中邀约合适助手，与秦武阳在秦廷上色厉内荏的差强表现相吻合。
4.勇士
勇士，有力气有胆量之士。荆轲是一位侠肝义胆、威武英烈的勇士，于秦国朝廷，独自演绎一出勇者无畏之传奇。
秦廷行刺，扑朔迷离，可谓惊心动魄。行刺前，至咸阳宫刚见秦王，副手秦武阳就被秦王威严所震慑，吓得“色变振恐”，惊惧不已，使秦群臣疑心生怪，险些“壮志未酬身先死”；危难处，荆轲镇定自若，随机应对，“顾笑武阳”稳住阵脚；用得体入理的话语“前为谢曰”，松懈对方戒备，化解了危机，得以如愿地贴近秦王。史书着力描写荆轲在紧要关头的泰然处之，并通过秦武阳的惊恐胆怯、色厉内荏，衬托荆轲的肝心胆识、英勇威武，展现其不畏的勇士特质。
行刺时，图穷匕见，荆轲左手抓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握匕首对秦王的胸口直扎过去；秦王绕殿堂铜柱落荒逃避，荆轲持匕紧紧追逐；荆轲持尺寸之匕，以孤身之力入虎穴，终因寡不敌众，血溅秦廷。在倒地之际，荆轲仍将匕首投向秦王；被创数剑之后，仍骂秦不迭。荆轲刺杀场面，史书侧重间接描写，通过叙写秦王之惊、恐急、不知所为、目眩良久以及群臣之惊愕、尽失其度、惶急等，反衬荆轲的虎胆英勇、义薄云天的勇士特质。
5.壮士
壮士，豪壮而勇敢之士。荆轲以威武壮烈而留名千秋，堪为后世敬仰的壮士楷模！荆轲也成了“壮士”的代名词。
第一，壮在情怀。荆轲刺秦王不是纯粹的为报太子知遇之恩、知己的血海深仇，更多的是为解寄居国的危困之厄、雪洗历久积蓄之耻辱！如荆轲私下与樊於期商议那般：“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国见陵之耻除矣”，刺杀秦王绝非寻常小事，《史记》两次记言为“国之大事也”，且是国家最高绝密。事关国之存亡，荆轲抱定必死的决心，赴汤蹈火，演绎一出荡气回肠的千古悲剧。
第二，壮在赴行。易水河畔，秋风凄冷，水寒彻骨；送行人群，白衣白冠，击筑和歌，垂泪涕泣；“壮士去兮”，慷慨激越，怒发冲冠，乘车前行，誓死不已。行者与送行者的感情激越，情绪激动，交织感染，如风水相激，将把送别的离情推向顶点。离别时的歌声渲染了悲壮、凄怆的气氛，由悲凉到慷慨，凝聚着荆轲激烈的情感波动，真实地展现荆轲复杂的内心世界、重义轻生的气节、壮怀激烈的气概，使荆轲这个血肉之躯生发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易水送别化为世人抒发壮志情怀的永恒意象。
第三，壮在勇为。处身战国末年，六国分崩、秦国一国独大、一统天下大势既定，荆轲尚能敢于奋起抗击暴秦、挺身刺杀赢政的，即使在当时也称得是一位乱世枭雄。荆轲不惜以自己的生命赴秦践诺，拿着尺寸匕首入不测强秦，义无反顾，刺杀秦王则坚毅勇为、刚毅壮烈，让人肃然起敬！
三、先秦“士”文化精神要义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繁荣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诸侯纷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各国诸侯竞相招贤纳士，不同思想、不同流派的士子均可寻觅适宜的栖身之地，找到展示政治理想、治国理政、文韬武略的舞台，士得到了空前的尊重，士文化也获得长足的发展。我们从“荆轲刺秦王”里，可以窥知一些有关先秦“士”（特别是“侠、义”之士）文化内涵和精神。
1.自由笃行
战国是社会上任侠最盛的时期。周王室衰微，王权思想失去凝聚力、向心力，又未及儒家思想成为嵌制工具，言论自由、思想任纵。先秦策士、侠客拥有更多的裰鞫事的权力和自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民族、自由的概念，也无高尚的政治信仰和理想主义，特别是那些出身贫贱、希翼改变现实的下层之“士”，或是处在险厄境遇的危难之“士”，他们常常执著怀才救世理念，抱定“士为知己者用”之信条，择主而事。先秦士子“是以自己对利益和欲望的直接追求以及因此而采用的行为原则和方式为后代的士子树立了另外一种人格的模式，而且是一种更为现实、也更为后代大多数士子所乐意接受的模式。”？？？
荆轲身为卫国人，向国君献计却不被用，这是第一次择主；卫亡，荆轲游历榆次、邯郸，因不顺心事，辗转至燕。在燕国，荆轲遇知音而流连市井、里巷；得到知己田光的善待与举荐；直至燕太子丹拜为上卿，最终踏上赴秦国刺杀赢政。从荆轲身子透视出先秦士子“择主”的自由远比我们想象的宽松，他们不拘束于一国，以天下为家，所居所在即“国家”，只要愿意便能周游列国，当其离开时并无留恋；但他们怀有知恩必报的侠义情怀、一诺千金的行为准则，又远比后人庄重。荆轲自由自在、人格独立，讲究言必信行必果，为先秦士子言行笃守的典范。
2.风骨特立
先秦“士”人格独立，风骨特立，追求气节，“士可杀不可辱”是其气节的真实写照。荆轲身上，恰恰带有先秦士子的这一特性：即便是同道好友在意见不一时的很正常的怒目眼神，以及争执过程中言语失态，荆轲对这些轻微的“侮辱”表达零容忍的态度，充分展示其独立的人格与强烈的自尊。而从盖聂、鲁句践等事后反思看，皆理解认可荆轲这种“过激”反应，可见先秦士子对风骨气节的坚守与共同执着。
荆轲因等待最中意的行刺帮手而延缓行期，太子丹一句“岂无意哉”的猜疑，无异于是对把信用看得比生命重要者的极大侮辱。平素就傲骨十足的他，在这个节骨眼上仍容不得别人对他品格的半点怀疑，一怒之下，带上个不中用的助手，踏上了“往而不反”之路。荆轲的行为、情态、口吻不失率真。尽管内心不畅，然而在大义面前，士子们对风骨的拿捏还是很有分寸的，没有负气放弃，而是选择抱定必死的心态，踏上行程。荆轲向人们展示先秦“士”文化精神：士是对自己负责的人，不屈自己的性情而风骨突立。
3.重义轻生
“其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士”重德行、守道义，不以肉体感官的享受与物质利益的追求为乐事，以“得道”和处“仁义”为外在的规范与内在的自觉，当“义”与“利”发生冲突时，执著“道义”而摒弃“利”，甚至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荆轲在燕国处于危难之际，荆轲不推诿不退缩，明知对行刺把握不定，仍“愿得谒之”，义无反顾地承当重任；易水壮行，抱定“往而不反”决心，视死如归；行刺失败，念主骂贼，凛然就义。为配合荆轲行动，以报“父母宗族”血海深仇、燕国蒙辱之仇，樊於期以血溅志、牺牲生命而就大义；为坚定荆轲刺杀之决心、确保行动之绝密，田光不惜自杀而守信义。方孝孺云：“古之仁人义士，视刀锯如饮食，恬然就之而不辞者，其好恶宁独异于人哉？见义明而虑道远，如是而死则安，如是而生则辱”？？？。
不可否认，士子们的义举夹杂为报答知己、知恩的个人私“义”，毕竟生活在一个个人主义的时代。荆轲的刺杀行为是否符合大义、公义，诸多士子的献出生命是否具有价值、意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他那种为人谋而尽忠、受人托而尽力的禀性，值得后世尊敬。
4.坚毅勇为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先秦士子身处诸侯争雄、图谋霸业之乱世，虽胁迫于乱时，穷居于暴国，却不退避逃遁。为实现救世理想，担当应尽的社会责任，“士”更具坚强的自制力，更具坚忍不拔的意志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同时，勇于思考、敢于行动，不畏惧任何艰辛，不屈服任何压力，不躲避任何危险，面对困难越挫越勇。行刺秦王“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荆轲掂量过其中的风险，对胜算没有绝对把握，他推托过但还是临危受命；易水河畔，所待之人未至，荆轲踏上不测风程，一去不复还的背影是那么的坚定、勇毅；秦廷行刺，不畏强秦国之，勇猛敢为，并将生命置于度外，以凛凛威风震慑秦国君臣左右，以铮铮铁骨昭彰肝胆侠气。
荆轲展示了先秦士子身上的血性和勇气，“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抱定破釜沉舟的决心，坚定信念，勇于前行；同时，也可以窥见先秦士子内在的坚韧和毅力，未必有外显的傲气和匹夫之勇，但必定有内在的坚韧和心灵的坚守，“知其不可而为之”，却是越挫越勇。坚毅勇为，是先秦“士”担当社会责任应必备的素养。
历史是烛照人类前行的一盏明灯，那些代表华夏文明之道德、精神、知识、武艺等水准的文化精英――包括先秦士子――共同闪耀出绚烂的光芒。诚然“士”已一去不复返，现代知识人取而代之便宣告“士”传统的终结。于先秦“士”而言，这样的终结尤为彻底。荆轲刺秦王虽然以悲剧收结，却博得千秋壮士的美名。荆轲用睿智沉着的谋事方略，义薄云天的侠士精神、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铸就了一尊不朽的壮士丰碑，受到后世无尚的崇敬！
参考文献
①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上。
②钟书林：《士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第1页。
③吴于廑：《士与古代封建制度之解体封建中国的王权和法律》，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
④阮 元：《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21-1322页。
⑤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页。
⑥左丘明选吴茹芝编绎：《左传》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
大堰河，在她的梦没有做醒的时候已死了。
她死时，乳儿不在她的旁侧，
她死时，平时打骂她的丈夫也为她流泪，
五个儿子，个个哭得很悲，
她死时，轻轻地呼着她的乳儿的名字，
大堰河，已死了，
她死时，乳儿不在她的旁侧。
大堰河，含泪的去了！
这节诗写“平时打骂她的丈夫也为她流泪”有什么作用？学习时，同学们有以下观点：一是说明大堰河的死十分的凄惨。二是说明大堰河的丈夫对大堰河的死也是有歉疚之情的。三是表现了大堰河善良仁厚、慈祥仁爱的品质。
学生的这些回答正确吗？显然是不错的，但这些回答还是没有进入深层次的思考。从《大堰河――我的保姆》第十一节中这样一句话“她的醉酒的丈夫已死去”，可以想象，这个“醉酒的丈夫”平时对大堰河是如何虐待家暴的，因而，深入思考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平时打骂她的丈夫也为她流泪”说明大堰河在遭受整个社会的欺凌之外，在家里还经常受到丈夫打骂，表现了大堰河命运的不幸，也说明大堰河忍辱负重的品格。语文学习中，无论学生还是教师，都需要认真深入地思考，语文学习才会有效果。重点关注学生思考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学习探究的方法，让语文学习的过程成为积极主动探索未知领域的过程，应成为教学的重中之重。
对于教师，想要达到深入思考，提升学生的思维品质，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教师要深入挖掘文本资源，找准切入点，点燃学生深入思考的热情
切入点，就是指文本中能引发学生产生个性理解、个性认识、个性看法的地方。找准切入点，能启发学生在阅读中提出有价值的见解，从而引导学生进行深入地思考，使学生的探究阅读活动收到实效。抓住文本恰当的切入点，关键在于我们要有发现的眼光，并设计出能够启发学生进行思考探究的问题。再看一个课例片段：
师：“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破碗，空的”，鲁迅写祥林嫂的这句话说明了什么？
生1：说明祥林嫂已经是一个乞丐。
师：是啊，鲁迅先生在下面就说到了“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生2：这说明祥林嫂没有要到饭。
师：这句话能否改为“她一手提着竹篮。内中一个空的破碗。”
生3：原文的句子定语后置，鲁迅先生要强调“空”字，说明祥林嫂很久没有要到饭，进一步说明人们对祥林嫂的冷漠麻木。
这个片段比较精彩，学生在教师的启发下，开始了对文段细节部分的深入思考。
二、教师要设计出具有启发性和灵活性的问题，引导学生深入思考的方向
学生在阅读中能否深入思考，取决于教师设计的问题是否精当。我们要层层深入，由表及里地引领学生经历从具体到抽象的变化，从局部到整体的概括，从微观到宏观的提升，从事理到哲理的锻炼。教师的问题设计给予学生思考的方向，思维的空间，引导学生一步步走入思维的深度区，达到学习的目的。 看下面《荆轲刺秦王》的课例片段：
师：PPT展示：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
荆轲说“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我认为荆轲并不是真的“欲以生劫”秦王，大家为我找找论据？
生1：荆轲见樊於期时说：“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秦王必喜而善见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L其胸，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国见陵之耻除矣。”这里的“L”是“刺”的意思，这说明荆轲一开始就是想刺杀秦王。
生2：“于是太子预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赵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药淬之。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荆轲出发前准备的武器是经过淬毒的，可见，荆轲想对秦王一剑封喉、一刀毙命。
生3：“燕国有勇士秦武阳，年十二，杀人，人不敢与忤视。乃令秦武阳为副。”荆轲带的副将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人，这也能说明荆轲想置秦王于死地。
生4：“轲既取图奉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L之。”这说明荆轲想刺杀秦王，而不是“生劫之”。
师：很好，从刚才大家的发言看，荆轲刺秦王是真的想“刺”，而不是“劫”。
这个课例里学生有理有据，做到了深入思考，学生的思维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和提升。
摘 要：在中国悠久深长的历史文化土壤上，在烽火连天的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为了扩张领土，夺取霸主地位，相互争战，社会动荡不安，但就是在这样一个跌宕乱世，却有无数的杰出的侠胆义士以生命为音，奏响了一曲曲感人肺腑的“士为知己者死”的勇士悲歌。在历史散文《战国策》中，豫让、聂政、荆轲三位义士，以慷慨悲壮的牺牲成就了“舍生取义”的侠义精神。
关键词 ：《战国策》 士为知己者死 舍生取义 慷慨悲歌
在先秦历史散文中，《战国策》用文学化的叙事语言，生动形象地记载了战国时代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外交政策，突出表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和人生观，反映出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战国策》最突出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人物塑造上，热情讴歌多位侠烈之士的豪情壮举，如高歌“士为知己者死”的豫让，“将为知己者用”的聂政，还有易水河畔“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他们游离于统治集团，不受权势拘勒，却重义轻生，感情激烈，以极其悲壮之举在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留下了“舍生取义”的恢弘篇章。“士”在获得一个懂得自己、理解自己、礼遇自己的“知己”后，万分珍惜，他们不受外物所役使，为获得思想和情感上的平等与相知，甘愿为之所用，甚至牺牲生命，即所谓“士为知己者用”或“士为知己者死”。《战国策》就以寥寥数笔，塑造歌颂了豫让、聂政、荆轲等具有侠义精神，坚持正义，反抗强暴，为知己效死报恩、勇赴国难的义士，表现出忠、信、义、勇的豪迈慷慨精神。
一、豫让论
《赵策一·晋毕阳之孙》篇，晋国侠客毕阳之孙——豫让，起初臣事范、中行氏，并没有受到赏识重用，后投效智伯，受到智伯的信任和重用，但后来三晋分智氏，赵襄子竟然将智伯的头颅为饮器以解恨。视智伯为知己的豫让，高呼“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吾其报知氏之仇矣。”一心想要刺杀赵襄子，为了替九泉之下的智伯报仇。没有智伯的嘱托，不为立功扬名，没有私心己利，也并非奴性，驱动豫让的完全是忠心、正义和对知己最真挚的情感。他首先“变姓名，为刑人，入宫涂厕，欲以刺襄子”，虽未果，但被襄子赞为“此天下之贤人也”。后又“漆身为厉，灭须去眉，自刑以变其容，为乞人而往乞”，为了不被旁人识破，竟“吐碳为哑，变其声”，豫让如此牺牲自己，面目全非，经受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完全是为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信仰，他心胸坦荡，光明磊落，反对友人暗杀的建议，坚守“君臣之义”，他以最坦荡、最磊落的心态把生死置之度外，用一种充斥于天地之间的浩然正气坚守着自己的品格操守和人生信仰。在正面刺杀赵襄子时，豫让毫不掩饰逃避，面对赵襄子的质问，他以“知伯以国士遇臣，臣故国士报之”答之，大气凛然的直面“惨淡的人生”，是真正“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1]的君子。最后，赵襄子被其感动，允许其刺衣以明志，豫让拔剑三跃，呼天击之曰：“尔可以报知伯矣。”虽事未成功，但心已尽矣，之后就伏剑自刎而死。
豫让行刺赵襄子，没有任何政治目的和利益心态，舍死忘生，备尝艰辛，用生命报答智伯的知遇之恩。他舍命为智伯复仇，用生命捍卫智伯的尊严，也用生命谱写出“士为知己者死”的慷慨悲歌。在豫让死之日，赵国之士闻之，皆为涕泣。豫让虽是一个未能成功的刺客，但失败的过程却成就了他的人格和信仰。知己亡故，豫让不肯苟活于世，而是超越生死，忍辱负重，以自己的一身浩然正气成就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的大丈夫品格，豫让为“士为知己者死”奏出了历史中最悲壮深沉的凯歌。
二、聂政论
豫让用生命高呼“士为知己者死”，但他却抛弃了家庭责任和儿女情长，而《韩策二·韩傀相韩》中的聂政却是求得“忠孝两全”的“为知己者用”的侠义之士。
聂政是深井里的勇敢之士，因为躲避仇人，而携老母隐遁于市井屠户之间。严遂因与韩傀相害，而找到聂政，暗中与聂政交往，以深情厚谊相待，备办酒席请聂政母亲饮酒，并“奉黄金百镒前为聂政母寿”，身为孝子的聂政虽十分感动，但以“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拒绝了严仲子的请求，并且拒绝了赠金。因为在传统儒家孝文化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3]“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4]。面对严仲子的礼遇和厚爱，聂政虽然十分感恩，但面对高堂老母，他无法抛弃应尽的孝道。在多年后，为去世的母亲服丧期满，聂政没有忘记严遂的知遇之恩，决定履行诺言，为严遂所用，为之报仇，即所谓的“老母今以天年终，政将为知己者用”。聂政西至濮阳见严遂后，谢绝车骑人徒，大义凛然地独自仗剑入韩都，以白虹贯日之势，在东孟盛会上刺杀国相韩傀，并杀死了左右卫士几十人。在逃走无望的情况下，聂政为了避免牵连严遂和家人，于是“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以极其残忍的方式结束了自己义薄云天的生命。韩人取聂政的尸体置于街市之上，欲以千金购其姓名，很久都没有人知道是谁。此时给予聂政知遇之恩的严遂却沉默寡言，毫无作为，而聂政的姐姐聂嫈，为了彰显弟弟聂政的侠义之名，刚烈地自刎于聂政身边。
聂政隐遁于市井之中，虽为“布衣之士”，但深受儒家忠、孝、礼、义、信的影响，既恪守道义又忠于亲情，面对严遂的重金相助，他婉言拒绝，但心底却感激他的知遇之恩，在母亲百年之后，愿意“为知己者用”。聂政为严遂刺韩傀表现出了一诺千金、诚信义勇的精神，甚至杀身成仁，死而不悔。
在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国时代，义薄云天的侠义精神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不断地滋长蔓延，众多的勇士秉承游侠的基本道德——义，为了报知遇之恩，不求任何利益回报，不为扬名千古，侠肝义胆、苍凉悲壮地奔赴本不属于自己的战场。《战国策》以寥寥数笔展现出中华历史上最为“重忠义、轻生死”的精神风貌，彰显了侠义之士纵横天下的豪迈图景，豫让如此，聂政如此，荆轲亦如此。
三、荆轲论
如果说豫让与聂政都是为了感恩于个人的知遇之恩，那么荆轲的牺牲远不仅仅是为了感恩于某个人，而是在国家危亡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燕太子丹委以他行刺秦王，代表六国人民抗争强暴的愿望。这一行为，是弱小向强暴的抗争，正义向邪恶的挑战。正如陈平原先生在其书中提到：“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5]荆轲接受了这一特殊使命，就注定了他悲剧的结局，但荆轲却超越了匹夫之勇者，比一般江湖之侠客更有魅力，是“侠之大者”。荆轲孤身深入秦庭刺杀秦王，无异于飞蛾扑火，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仍然认真筹划方案，精心准备，更是抹上了悲剧的色彩。荆轲的毁灭兼具悲剧性和英雄性，荆轲的生命历程完成了“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壮体验，突出了侠义精神的崇高和人性的升华超脱。
在《战国策·燕策三》中《燕太子丹质于秦》中，故事重点是记述太子丹的复仇过程，而荆轲只是整个计划中一个重要的插曲而己，但随着刺秦计划的实施，荆轲却成为刺秦的主要人物。燕太子丹曾被秦国押作人质，逃回燕国后，眼看秦国将要吞并六国，为保住燕国不为秦灭，经过太傅鞠武举荐，约见了名士田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为道，跪而拂席。”田光得知太子丹用意后，推举了荆轲。田光见荆轲后，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诚，成就节侠义士的美名，也为了向荆轲表明“士为知己者死”的勇气，自刎而死。后荆轲见太子丹，告知田光已死，太子丹“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面对刺秦任务，太子丹没有以权势相逼迫，而是对其顿首叩头，这种礼遇是极其尊贵的，并且“尊荆轲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问，供太牢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在荆轲接受刺秦任务那日，他就走入了历史史册，成为了中华民族传颂千古的侠义英雄。在易水河畔，秋风萧瑟，燕太子丹与其门客皆着白衣冠以送之，荆轲的好友高渐离为他击筑饯行，荆轲和而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士皆垂泪涕泣，后荆轲就车而去，义无反顾地步入秦庭，悲壮英勇地去完成使命。而历史的画面仿佛永远停留在“易水壮别”，把“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精神，把为国家大义而英勇献身的慷慨悲歌推到了极致。
一垂荆轲泪，千年壮士魂，荆轲慷慨赴义，以一种悲壮的方式完成自己短暂的一生。名士田光看中荆轲，燕太子丹器重荆轲，给他以最好礼遇，荆轲感恩于这种知遇之恩，甘于献身，愿为国家之大义，牺牲自己代替太子丹去刺秦。知遇之恩来得异常珍贵，而报偿的代价也极为沉重，荆轲最后用性命和鲜血来报偿太子丹的知遇之恩。荆轲作为民族侠士义客，被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他重信义，重德行，重知己之恩，重国家大义，刺秦虽然失败，但他侠士的英雄气概和悲壮的人生历程却为后世传颂不休。陶潜有诗赞曰“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6]。在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用了五千六百余字为曹沫、专诸、豫让、聂政以及荆轲等五位刺客立传，而荆轲独占三千一百余言，由此可见太史公对荆轲的推崇。宋代陆游云：“悲歌易水寒，千古见精爽。”[7]明代罗贯中《三国演义》云：“只因一时知遇之感，不觉为之一哭。”刘备三顾茅庐，换得诸葛亮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辅翼托孤之报。清代诗人龚自珍赞扬他“江湖侠骨”。
四、“士为知己者死”的背景渊源
悲剧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在《战国策》中，以浓重的笔墨记载了多位侠士，而“士为知己者死”的侠烈勇士却难逃悲剧命运。他们感恩于他人的知遇之恩，把这些礼遇他们的人当作生命的知己，虽然身份地位不等，但他们有高洁的品性，傲岸的节操，以浩然正气来追求人格上的平等，甚至所表现出的精神和品质远高于那些施恩者。他们把生死置之度外，以“忠、信、义、勇”，以人生信念，以决绝悲壮的方式来报知己之恩，以可敬可佩的豪迈壮举为先秦的历史天空涂抹上最浓重的侠义之笔。
先秦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精神的产生有着深远的背景渊源：
第一，“士为知己者死”虽然最早出于《战国策》，但“士”早就有重友的传统。在《孝经·谏诤》中就有“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的记载。《楚辞·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就传达了一种相知相识的真挚情谊。俞伯牙与钟子期的知音故事成为传颂千古的美谈，钟子期死后，伯牙破琴绝弦，更让“知己”之情具有了牺牲精神的内涵。
第二，在春秋战国时代，群雄纷争，各诸侯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争斗不断。兵祸接踵而至，百姓流离失所，动荡的社会现实也使得众多的能臣义士流落于市井之中，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豫让如此，聂政如此，荆轲亦如此，他们虽有抱负之心，却无实现之力。而各诸侯国、国家内部各个权利集团之间为了自身的利益，为广揽贤士能士，把众多流落于山林市井中的义士用礼遇的方式纳为己用，这让众多困于乡里市井的侠烈之士感恩于礼遇，使其有了实现人生抱负、人生价值的机遇，故视那些礼遇他们的人为知己，甘于为其所用，甚至献身牺牲。
第三，众多的慷慨悲歌之士，勇于牺牲自我生命，与当时“百家争鸣”下的“舍生取义”思想亦有着紧密联系。在春秋战国的大背景下，各家思想活跃。但在生死观和价值观上，对“义”都有着独特的推崇。儒家追求人生不朽，追求“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弘扬公平正气，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准则，“君子喻于义”，以“忠、义、礼、智、信”为五常，这些理念成为中华民族价值体系最核心的因素。道家则倡导坦然面对生死，庄子妻死，鼓盆而歌，不以生为喜，不以死为悲。墨家理智对待生死，在生死抉择上以“义”为准则，《墨子·贵义》中云“万事莫贵于义”。种种学说思想虽相互争鸣，但重义轻生的侠义思想却是各家的核心思想之一，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众多忠义侠士。战国虽有朝秦暮楚，以自身“势位富贵”为追求目标之辈，如苏秦、张仪等。但也有豫让、聂政、荆轲等一系列忠贞不渝，视死如归，敢为报知己之恩的英雄豪杰。
五、结语
《战国策》作为两千多年前一部十分重要的历史散文，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反映了战国时代“士”阶层的崛起，鲜明生动地显示出士人精神的张扬，尤其是高呼“士为知己者死”的豪侠义士。从豫让、聂政，到荆轲，他们不为权贵、利益，却为了“知己”的知遇之恩，一诺千金，忠于知己，忠于自己的信仰，重义轻生，舍生取义，感情激烈，以“君知我报君，友知我报友”的精神如飞蛾扑火般奔向本不属于自己的战场，他们的死兼具悲剧性与英雄性，以生命的终结换取精神的超脱与永恒，以极其悲壮之举在中华精神中留下了“舍生取义”的恢弘篇章，亦奏响了民族文化中“士为知己者死”的慷慨悲歌。
注释：
[1]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子罕第九》，中华书局，2006年版。
[2]孟子：《孟子·滕文公下》，中华书局，2010年版。
[3]刑昺：《孝经注疏·开宗明义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4]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里仁》，中华书局，2006年版。
[5]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晋]陶潜：《咏荆轲》
[7][宋]陆游：《丙午十月十三夜梦过一大冢傍人为余言此荆轲》
参考文献：
[1][西汉]刘向.战国策[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2][西汉]刘向.战国策[M].广州出版社，2008.
[3]缪文远注.战国策考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郭裕衡.中国散文史（上）[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苗青.《战国策》人物形象研究[D].延边大学，2010.
[6]李振认.荆轲形象论[D].广西民族大学，2010.
[7]王涛.论秦汉刺客与刺客文学[D].西南大学，2010.
[8]何承云.《战国策》士人研究[D].湖北大学，2011.
[9]林为进.“士为知己者死”的悲哀——读史杂感[J].书屋，1996，（2）.
[10]陈劲.“士为知己者死”说[J].渝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2）.
[11]杨富有.《战国策》的侠义精神探析及其影响[J].内蒙古教育学院学报，2000，（1）.
[12]张彦修.战国侠义精神[J].管子学刊，2010，（3）.
常言道，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于漪说过：“在课堂教学中，要培养激发学生的兴趣，首先应抓住导入课文的环节，一开课就要把学生牢牢地吸引住。”这好比音乐家定好了第一个音，才能找准音乐的调一样，上课前的“定调”尤其重要。因此，“导入新课”在课堂教学组织结构中就占有了十分重要的位置。教师在教学文言文时，要根据文言文的特点、内容，精心设计和选择有效课堂教学活动的切入点，提高“导入新课”的艺术性，激起学生探究的强烈欲望和兴趣，引导学生进行有效学习。导入新课的方法很多，下面笔者以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一至必修五所选编的文言文为例，谈一谈文言文教学的激趣导入艺术。
一、故事激趣
【案例】《烛之武退秦师》的教学导入
孙子兵法云：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兵法的最高境界。
故事1：毛遂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楚王与平原君缔约联合抗秦。
故事2：在威风凛凛的秦王朝堂，蔺相如凭三寸不烂之舌，揭穿秦王夺璧的阴谋，完璧归赵。
故事3：在唇枪舌剑面前，诸葛亮以三寸不烂之舌折服东吴的群儒，使孙刘迅速结盟。
在剑拔弩张的敌对情势下，烛之武如何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服秦伯不仅撤走了围郑的秦军，而且还派兵保护郑国的呢？让我们走进《烛之武退秦师》，领略他的大智大勇。
二、歌曲激趣
【案例】《苏武牧羊》的教学导入
欣赏民歌《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汉社稷，旄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
“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民歌唱得好，一个人的品性就是在艰难困苦中磨练出来的，越是磨难就越显英雄本色。让我们心怀敬意走近“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汉英雄苏武。
三、诗歌激趣
【案例】《鸿门宴》的教学导入
垓下歌
项羽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大风歌
刘邦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曾经威名远扬，所向披靡，巨鹿之战中演绎战争史上经典破釜沉舟的西楚霸王项羽，最终陷入十面埋伏，面对滔滔乌江水洒泪悲歌“奈若何”。刘邦出身市井最终却能打败项羽，“守四方”。人们都说性格决定命运，项羽的性格弱点导致其在鸿门宴上一失足酿成了垓下之围、霸王别姬、自刎乌江的千古遗憾。今天我们就来学习名篇《鸿门宴》。
四、名言激趣
【案例】《赤壁赋》的教学导入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这是苏轼人生的重要转折点。政治上失意彷徨，精神上孤独苦闷，但是生性旷达的诗人在老庄佛禅和山水之乐中求得解脱。余秋雨的散文 《坡突围》讲述了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的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作者认为这段炼狱般的经历让苏轼真正走向了成熟，“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坡”，“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让我们共同走进苏轼充满哲学意味，凝聚人生思考的千古名篇《赤壁赋》。
五、对联激趣
【案例】《陈情表》的教学导入
宋代学者赵与时在《宾退录》中说：“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由此可知，《陈情表》乃写孝的“至情至性第一文”。预习本文后，你认为下面的对联拟得好吗?
1.陈情一表真名世，忠孝二字感君心
2.陈真情字字催人泪下，表忠孝句句感君肺腑
3.零丁孤苦祖母抚养恩似海深，人命危浅李密尽孝情比天高
六、情境激趣
【案例】《兰亭集序》的教学导入
（多媒体影片展示书法作品《兰亭集序》。）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是书中极品。全文324个字，个个笔墨酣畅，后人评其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天下行书第一”。据历史记载，唐太宗千方百计搜觅真迹，并日夜赏玩临摹之，以至形成了宫廷上下竞相临书的盛况。唐太宗驾崩后，此真迹又作为殉葬品埋入地下，后来此墓被盗，真迹永远失踪，成为千古憾事。我们现在所见的是唐代摹本。《兰亭集序》又是文中上品。这篇序是王羲之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次聚会后，雅兴大发之际一挥而就的。今天，我们就一起到这个名篇中品一品1600年前的美景、雅事、幽情。
七、悬念激趣
【案例】《荆轲刺秦王》的教学导入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听到荆轲这一慷慨悲歌，我们仿佛穿越历史来到了战国时，目睹了燕太子及宾客皆白衣冠，与荆轲在易水边诀别。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壮士心怀此去不复还的悲壮，踏上了只身刺秦王的征程。大家想知道力孤势单的燕国刺客与力大势强的秦王这场实力悬殊的的较量是怎样展开的吗？想知道图穷匕见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的结局吗？那就让我们走进两千年前的秦国，走进这一剑拔弩张、步步惊心的历史斗争场面去吧！
除了以上的方式，导入新课的方法还有很多。成功导语的设计，可以迅速营造浓郁的学习氛围，在课堂最初的几分钟吸引住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学生精神振奋，让学生饶有兴趣地进入课堂学习中，冲淡他们对文言文学习的畏惧感。导入新课是一种艺术，教师在教学文言文时需要精心设计，大胆创新，成为好的“导师”，引领学生步入文言文殿堂。
1.创设古诗文审美氛围
在高中语文教学中实施审美化教学，教师需要在课堂教学中创设浓厚的古诗文审美氛围，在审美环境中感受古诗文的美感，更能激发学生的审美情趣。
创设古诗文审美氛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方面，教师可以通过精心设计导入语，引导学生在古诗文的学习初始阶段就进入到审美状态中。例如，在学习古文《窦娥冤》时，教师可以通过课下预习让学生复述窦娥被斩前的氛围。窦娥在被押赴刑场时周围充满杀气腾腾的气氛，【端正好】一曲诉说了窦娥的冤屈，可谓是惊天动地，【滚绣球】一曲中窦娥唱出了绝望和无奈，她用一句“为善的受贫穷命更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揭露了世间的不公平，用“怕硬欺软、顺水推舟”等来指责天地。通过对窦娥冤屈的复述，充分渲染了窦娥被斩前肃杀可怕的气氛，学生在这种气氛中产生了情感共鸣，对窦娥表示同情，同时又愤慨社会，进而产生强烈的审美欲望。另一方面，教师可以通过自己的语言来打动学生，激发学生的审美趣味。通过优美的语言来感动学生，创设审美氛围，例如，在讲授《雨霖铃》时，教师需要渲染一种离别氛围：“同学们，我们在之前学过很多关于离别的诗歌，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李白《赠汪伦》中‘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等等，离别是古代诗文中的永恒主题，透过一首首离别诗，我们能感受到朋友间的真情，家人间的亲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关于爱情的离别诗《雨霖铃》。”通过离别氛围的渲染，学生已经进入了浓厚的离别场景中，在接下来的学习中将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2.调动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
审美感知能力需要通过审美教育来培养和锻炼，在高中语文古代诗文审美化教学中充分调动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能够充分唤起学生经验、兴趣与情感等主观活动。
例如，在学习古诗文《春江花月夜》时，教师可以用多媒体播放相关的幻灯片，用《春江花月夜》的琵琶曲作为背景音乐，让学生充分感受到月夜主题，之后可以组织学生朗诵诗歌，激发学生对“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的感触，充分调动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在学习白居易的《琵琶行》时，其中诗人使用大量的比喻来描写音乐，将抽象的音乐特征形象化，教师可以充分把握这首诗歌描写声音的特点，培养学生对声音的审美感知能力。诗人用“急雨”来比喻急促的大弦声音，用“细雨”来表现小弦的声音，用“珠落玉盘”来比喻大小弦的交错之音等，多种悦耳的声音构成一幅幅动人的画面，教师要充分培养学生对这些声音的想象感知能力，让学生从视觉中感受到美妙的音乐。
3.激发学生的审美情感
在高中语文古代诗文审美化教学中，教师需要认识到审美教学的前提是学生拥有浓厚的审美情感。只有在强烈的审美情感状态下，才能激发学生的审美感知能力和审美想象能力。许多古诗文作者都是因为自身拥有浓厚的情感，才能创作出凝聚生命特征的作品。例如，在讲解《荆轲刺秦王》时，讲到“易水送别”时，教师要注意把握这一段的情感节奏，这是荆轲刺秦王的前奏，充满了悲壮氛围。送行的人们用凄厉的歌声来传达自己的苦情，唱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颂歌，荆轲满怀着仇恨的心情悲壮地赴死。在这首诗歌中我们能感受到荆轲的壮士形象，从“皆垂泪涕泣、皆_目、皆白衣冠以送之”中三个“皆”字，充分烘托了送行现场的壮烈气氛，表现出了送行者的强烈反应。教师通过这首诗的讲述，要让学生体会到荆轲的沉着勇敢和不畏牺牲的精神。
总而言之，高中语文古诗文审美化教学在学校教育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充分把握每个古诗文篇目的思想感情，在课下精心设计教学方案，为学生创造浓厚的审美氛围。通过多种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审美情趣，在优美的语言讲解中让学生感受到欣赏古诗文的乐趣，进而启发审美想象能力，达到审美化教学的目的。
一、文言文教学与学生日常生活的失联
文言文是由中国古代的书面语言写成的文章，主要是指以先秦时期的口语为基础而形成的书面语。语文教材中之所以选入文言文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在1918年之前，所有的文章都是用文言文书面语言写成的。文言文中蕴含着从先秦到期间中华文明的宝贵遗产，其中的思想文化精华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二是学会阅读和理解文言文对于研究古文典籍和了解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教材编者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自之后文言文在口语和书面语的使用上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白话文和白话语言。因此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时间和空间的缩小令文言文与学生的联系几乎为零。文言句式的复杂、文言词义的晦涩难懂成为学生和老师都十分头疼的问题。同时，教材编写者为了使选文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有意选取在其所代表的时代具有较高文学水平的作品，这更加深了学生对文言文理解的难度。
新课标在要求：“阅读浅近文言文，养成初步的文言语感。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词句含义，读懂文章内容”的同时也在强调学生能够“认同中国古代优秀文学传统，体会其基本精神和丰富内涵，学习用历史的观点理解古代文学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然而在当前的文言文教学中，文言实词、文言虚词、通假字、词类活用、特殊句式等文言知识唱主角，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关注最多的还是字词句，只注重默写和文言基础知识的考查。文言文曾经是作为古人思维和交际工具而存在的，而在当今社会文言文已经失去了这一功能，更何况，文言文“是作者的思想感情、道德评价、文化素养、审美趣味等等的‘集成块’，是一个文化的整体，而不是语言材料的‘堆积物’。”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言文的学习就绝不应该仅仅是语言的学习，而更应该注重文言作品背后的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文言文教学与生活化教育的连接点。
二、文言文教学实现生活化的具体途径
从狭义上讲，文言文是指除诗歌外用文言写成的其他类型文章。以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为例，这套教材共选入五个文言单元，可根据文体类型的差异分为五类，一是古代记叙散文，包括《烛之武退秦师》《荆轲刺秦王》《鸿门宴》;二是古代山水游记散文，包括《兰亭集序》《赤壁赋》《游褒禅山记》三篇;三是古代议论性散文，包括《寡人之于国也》《劝学》《过秦论》《师说》四篇;四是古代人物传记，包括《廉颇蔺相如列传》《苏武传》《张衡传》;最后一类是古代抒情散文，包括《归去来兮辞（并序）》《滕王阁序》《逍遥游》和《陈情表》。共有十七篇，从先秦时期诸子散文到两汉时期史书和文学贤良对策再到唐宋家的千古佳作，可谓跨越千年，都是各个历史时期的代表性作品，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价值。如何从这些名作中吸取祖先智慧，为现世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服务呢？这也就是本文所探讨的重点问题，即文言文教学的生活化。
“接知如接枝”是叶圣陶先生对语文教育要以学生的已有知识经验为连接点的精准譬喻，“我们要以自己的经验做根，以这经验发生的知识做枝，然后别人的知识方才接得上去，别人的知识方才成为我们知识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实现有效教学的重要途径就是对学生日常生活经验的挖掘和利用。文言文教学要想真正实现生活化也必须从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出发，探寻文言文教学对学生当前及以后生活和学习的指导价值。
（一）在文言文教学中引入流行文化元素
现如今是一个多媒体当道的信息时代，各种网络资源应有尽有。在文言文教学中若能够适时地加以利用，既可以增加流行文化元素，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又能够抛开乏味枯燥学习模式的束缚，增强学习的效果。
《荆轲刺秦王》选自《战国策・燕策三》，文章通过对荆轲行刺秦王嬴政前后过程的详细描述，刻画了荆轲这一有勇有谋、可歌可泣的英雄形象。在众多的电影和电视剧作品中，这个故事都被广为传颂，学生对荆轲的事迹并不陌生。在执教这篇课文时教师可以适时引入影视剧中关于荆轲刺杀秦王的片段，这有助于学生对人物形象形成直观的认识和理解，对于把握人物性格特征具有重要作用。
（二）在文言文教学中加入个人生活经验
在许多议论性文言文中，涉及到众多论证方法的使用，其中比喻论证是比较常见的一种。作者通过对日常生活现象的仔细观察和思考来直观形象地论证其所持观点，使文章通俗易懂。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荀子・劝学篇》，文中运用了大量的比喻来论证学习的意义、作用以及学习的方法和态度。这些比喻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密切相关，在教学时需要启发诱导学生提取个人生活经验，甚至可以让学生试着举出更多的事例来继续论证作者的观点，这样既可以调动课堂气氛又可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这是文章内容本身就直接反映出个人生活经验运用的例子，有些文章并未直接在字句中显示出来，所以不结合个人经验是难以准确理解作者的心理变化和情感表达的，例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描写的是作者与友人在会稽山游玩时的所见所感。作者的情感变化是由“乐”而“悲”。“乐”在暮春时节与志同道合的好友一起游山玩水，饮酒赋诗，信可乐也，这很容易理解。而作者转“乐”为“悲”的原因就不是太容易理解了。从字面意思上看，作者感叹的是当大家遇到自己喜欢的事物时感到快乐自足，但一味地享受忘却了时间的流逝是如此迅捷，等反应过来时，也许早已是两鬓斑白了，暗含着有生之年应当做些实事，不应空谈玄理之意。作者之“悲”对于正值青春年少的高中生来讲，是难以理解的，因为他们缺乏人生经历。但是教师在教授时可以换个角度，举一些学生已有的生活经历。例如与一位多年未见的好友，短暂的重聚后是再一次的别离，或者一次快乐的旅行很快就要结束了等等，这些日常生活经验的调动对理解较为深奥的文意是十分有必要的。
（三）在文言文教学中输出现代生活启示
虽然现代人的物质生活得到了相对较高的满足，但是精神层面存在的问题也开始引人注目。不止学者就连国家领导人都强调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文言文中汇集了先哲的人生智慧和崇高的精神境界，因此在文言文教学中不仅需要帮助学生理解字句，疏通文意，还应在提炼哲理的过程中获得启示，促使学生主动地将其应用于日常生活，以指导和修正自己的言行，提高思想文化修养。文言文教学中的生活启示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生活哲理类。以《鸿门宴》为例，这段源于《史记・项羽本纪》的节选，生动形象地刻画了项羽、刘邦以及双方谋士等人物形象。师生共同分析刘邦死里逃生的原因能够得到以下启示：在工作中要善于与人合作，善于听取他人意见，不要刚愎自用。
二是乐观心态类。以《赤壁赋》为例，这篇文章是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所作，作者采用对话方式劝解友人，通过“变与不变”、“取与莫取”阐述了自己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人虽然渺小，生命短暂，但是人类又是血脉延续、代代相承的，所以没什么好可悲的。面对人生的失意、打击、坎坷、磨难等诸多困境，苏轼选择了勇敢面对，这种积极旷达的心态尤其值得心理承受能力较差的中学生学习。
三是人生楷模类。以《张衡传》为例，这篇人物传记让学生认识到，张衡不仅是浑天仪和地动仪的发明者，而且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文学家、科学家。在教习这篇文章时，教师可以突出张衡的才华和成就，并引导学生将张衡视为人生楷模，努力学习，以获得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任何教学，只有在学生的已有经验中找到生长点，建立起课堂教学与学生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文言文教学也不例外。
参考文献：
[1]王尚文.语文教育学导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3]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莱坞谐星詹姆斯・弗兰科和塞斯・罗根主演的恶搞喜剧《刺杀》（又译作《采访》）于12月下旬在美国公映，对此，朝鲜提出强烈抗议，称“这是对我国人民不可饶恕的冒渎”。影片中的被恶搞成一个总是全副武装，并且坚持认为自己既不大便也不小便，而且能和海豚对话的滑稽形象，他还是一档名为“今夜胡闹秀”的美国脱口秀节目的忠实粉丝，该节目的主持人和制片人也就此得到了宝贵的采访的机会，但与此同时CIA却向他们提出了刺杀的严正“邀请”。
朝鲜领导人被好莱坞恶搞早已不是第一遭，十年前的木偶动画喜剧《美国战队：世界警察》就曾把朝鲜领导人描绘成一只滑稽的蟑螂。但此番裸地拿刺杀如此敏感的话题作素材，依然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这次荒唐的“刺杀”也引起人们回忆起那些描写刺杀领袖人物的经典电影。
中国式刺杀：所为皆是国家
对于国人而言，“刺杀”二字几乎会令人第一时间联想起图穷匕首见的荆轲刺秦王。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也最著名的刺客之一，荆轲被太史公司马迁写入了最早记述刺客的文献《刺客列传》，全文五千多字，共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六个人，而其中荆轲一人就用了三千多字，可见是重中之重。
两千余年后，刺秦的故事自然被搬到了大银幕上，操刀的导演正是令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上崛起的第五代领军人物陈凯歌与张艺谋。同样的题材，在两位大导演的手中却被阐释出了截然不同的内涵。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1999）表现的是野心勃勃的嬴政如何从一个立志造福苍生的君主，被权力和欲望一点点吞噬为一个背信弃义的懦夫，当他于大殿上被荆轲行刺之时，疯癫狼狈的举止宛如一个孩童。在这里，剿灭六国的秦始皇是压迫和毁灭一切个人自由的罪魁祸首。张艺谋的《英雄》（2002）则以《罗生门》式的结构与他钟情的色彩美学，讲述了一个扑朔迷离的刺客传奇。绝顶剑客残剑与无名先后于即将得手之际放弃刺杀，都因为被嬴政“心怀天下”的宏愿所感动。在这里，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是牺牲小我、天下为公的英雄。“刺秦”，成了两位导演表达个人理念与态度的载体，陈凯歌推崇个人自由与张艺谋信奉集体利益的观点都在各自的影片得到了最充分的呈现，至于孰优孰劣，是人们长时间热衷的话题。
秦始皇作为中国帝制时代的开启者，被无数人仇恨敌视，而孙中山作为中国帝制的终结者，同样被许多人视作眼中钉。汇聚了一大批明星的《十月围城》（2009），将背景设定在清王朝覆灭的前夕，作为革命党领袖的孙中山，成了清廷全力剿灭的对象。《十月围城》打造了一个高度戏剧化的孤绝情境――孙文即将抵达的香港俨然一座被围困的孤城，全城的官兵与密探都对孙文虎视眈眈。但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国志士也同样同仇敌忾，他们因保护孙文这一相同的目标众志成城，与凶狠的官兵以性命相拼。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商人、报人、车夫、小贩、戏子、打手甚至乞丐等等各色人士，为清王朝奉献自己全部热血和心力，其庞杂的线索与悲壮的气质勾勒出华语电影中少见的史诗气象。
欧洲式刺杀：
贵族的优雅
作为现代世界最受憎恶的政治领袖，1944年密谋刺杀希特勒的“瓦尔基里”行动也是当代最著名的政治刺杀事件。不过，这一惊天计划的实施者并非纳粹德国的敌人，而是来自德军内部。以陆军上校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为首的一批军人，认为希特勒不自量力的疯狂进攻计划成了令德国毁灭的罪魁祸首，为了挽救自己的祖国，刺杀这个疯狂的领袖是唯一的办法。在战争中身体致残的施陶芬贝格曾四次身背炸药试图行刺希特勒，其中最著名的“瓦尔基里”计划发生于1944年7月20日，他把炸弹放到距离希特勒两步远的桌子底下，两分钟后，他趁机溜出会场。炸弹准时爆炸，24名与会者中4人当场死亡，水泥屋顶掀塌一半，地上炸出一个大坑。但爆炸的一刻，希特勒正趴到桌面上看地图，厚重的橡木桌子挡住了炸弹，让希特勒逃过此劫。失败的施陶芬贝格随即被枪决。
根据这一著名事件改编的电影有多部，其中较为知名的是《刺杀希特勒计划》（1990）、《施陶芬贝格》（2004）和《瓦尔基里》（2008）。由于巨星汤姆・克鲁斯及曾执导《X战警》的大导演布莱恩・辛格加盟，《瓦尔基里》是最为人熟知的一版。阿汤哥偶然发现自己神似施陶芬贝格而对该片产生了强烈兴趣。值得称道的是，德国人对于拍摄这一题材十分热心，他们不但亲自制作了2004年的电视电影，而且还资助了《瓦尔基里》480万欧元拍摄资金。
当盟军在西西里成功登陆，纳粹德国面对愈发不利的作战局面时，希特勒构想了一个与施陶芬贝格同样大胆的惊人计划――将英国领袖丘吉尔绑架过来。由擅长动作片的约翰・斯特奇斯导演的《猛鹰突击兵团》（1976），用好莱坞最擅长的戏剧手法演绎了这段传奇。影片罕见地采取了德方的视角，重点表现了人道而优雅的德军中校寇特・施坦因在尽量不伤及无辜英国村民的原则下，英勇地以军人气概执行刺杀（由于绑架越来越不现实，只得改为刺杀）计划。当然，最终他没有成功，但他与13名伞兵因为其公正且英勇的行为被安葬于当地教堂后的墓地，至今仍受到村民们的拜祭。在影片的结尾，施坦因已经凭借过人的胆识孤身潜入了丘吉尔的驻地，并成功枪杀了目标，只不过他杀死的只是一个替身，真正的丘吉尔正在德黑兰与罗斯福和斯大林开著名的“三巨头”会议。
与此同时，不甘失败的希特勒则指定亲信、纳粹党卫军特种部队头目斯科尔采尼前往德黑兰刺杀 “三巨头”。斯科尔采尼刚刚将他精心安排的6名间谍空投到距德黑兰70公里的库姆地区，便被苏联特工尽数擒获。原来，纳粹空降间谍的绝密情报被苏联提前截获，地面接应人员也被早早发现，只有幕后策划者斯科尔采尼本人一直未被抓获。苏联影片《德黑兰43年》正是围绕这一历史事件，如真似幻地描绘了两段围绕这一事件前后跨越三十年的爱情故事。
论及当代被刺杀次数最多的领袖，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戴高乐绝对榜上有名。由于自己的政治立场，戴高乐遭到左翼人士、反阿尔及利亚独立分子等多方面的仇恨。据传，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就发生了31次针对戴高乐将军的暗杀，其中至少5次已得到证实。
曾两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乱世忠魂》与《日月精忠》）的弗雷德・金尼曼，于1973年改编了英国作家弗雷德里克・福塞斯描写刺杀戴高乐的小说《豺狼的日子》。在《豺狼的日子》开始，就是数把冲锋枪对着戴高乐一顿疯狂扫射的镜头，但是在上天的眷顾下，领袖竟然毫发无伤，极端分子才转念想起雇佣职业刺客。金尼曼无意探讨刺杀背后的政治立场与背景，将全部笔墨都用来刻画这个名为“豺狼”的杀手。他冷静、精密、高效、执着、冷血、傲慢又不失优雅，不但让先前失败的乌合之众相形见绌，而且让全片毫无多余的累赘，始终以紧张逼人的氛围调动着观众的情绪，可谓史上正面刻画刺客最出色的电影。
日本式刺杀：天诛
总结古今中外著名的刺杀事件，不难发现政局动荡的年代乃是刺杀横行的高发时期。日本幕府末期至明治维新初期，社会发生激烈变革，再加上又存在一个专门提刀砍人的阶层，所以因政见相左的刺杀事件层出不穷，最著名的，当属尊王攘夷派暗杀在日的外国人与亲夷政府要员的“天诛”行动。
自从黑船事件敲开日本闭锁的国门之后，当时主张开国的彦根藩主井伊直弼与主张攘夷的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在政治上的对立日趋加深，当井伊直弼出任幕府大老酿成大举逮捕水户藩武士的“安政大狱”后，水户藩终于选出18位死士刺杀井伊――史称“樱田门外之变”，最终井伊直弼被有村次左卫门斩首。擅长剑戟片的大导冈本喜八将这一事件改编成了电影《侍》（1965），由巨星三船敏郎出演虚构的关键人物――剑术高超的尾州浪人新纳鹤千代。除了在剑戟杀阵场面上展示出冈本喜八一贯的高水准外，桥本忍的剧本更赋予了影片一股浓郁的希腊悲剧气质。一心通过刺杀行动扬名立万的新纳鹤千代在历尽艰辛终于杀死自己的目标时，却不知自己只是他人手中的棋子，而他杀死的正是自己的亲身父亲。
井伊直弼的被刺直接刺激了当时一心勤王的土佐藩武士武市瑞山（也称武市半平太），他意识到当时“并非仅以一剑击刺可为能事之时”，与藩内大批信奉尊王攘夷的武士歃血为盟成立了土佐勤王党，发动大范围的“天诛”行动。在五社英雄导演的《人斩》（1969，人斩为武艺高强的剑客之义）中，武市瑞山由演技派巨星仲代达矢饰演，以饰演盲剑客座头市闻名的胜新太郎扮演瑞山旗下最著名的刺客冈田以藏。影片中的以藏极其勇武，刺杀任务几乎都不费吹灰之力顺利完成，由于幼时受到过瑞山的知遇之恩，毕生将瑞山视如神明，对其命令奉行不悖。但最终，以藏仍然不过是更具政治抱负的瑞山操控的棋子，其凄凉的结局也由其盲目粗莽的举动早早注定。值得一提的是，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在片中客串出演田中新兵卫，此人与以藏齐名，也是“幕末四大人斩”之一，三岛在电影拍竣一年之后切腹自尽，被认为与本片有莫大的关系（在本片中他的角色正是切腹自尽）。
另一位与武市瑞山有密切联系的人物是勤王党内的坂本龙马，他所提出的“船中八策”成为后来维新政府的重要指导方针。龙马本人并非刺客，而是被刺客所杀。龙马遇刺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刺客的身份与动机都令人毫无头绪。改编自这一事件的影片有《龙马暗杀》（1973），该片也入选了日本权威电影杂志《电影旬报》评选的20世纪日本最伟大的100部电影。
美国式刺杀：为自由敲响警钟
作为地球上权力最大的人，美国总统无疑是无数人想要除掉的目标，历史上就有4位美国总统遇刺身亡――亚伯拉罕・林肯（1865）、詹姆斯・加菲尔德（1881）、威廉・麦金莱（1901）和约翰・F・肯尼迪（1963），还有5位美国总统曾被刺杀但有幸逃过一劫。
作为美国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事件之一，刺杀林肯的事件在诸多表现南北战争的电影中都有涉及，去年美国还专门拍摄了一部详细描写刺杀林肯事件前后经过的影片《刺杀林肯》（2013）。该片由汤姆・汉克斯主演，故事素材全部来自同名畅销小说。
解读这一众所周知案件另辟蹊径的是由罗伯特・雷德福导演的《同谋》（2011）。该片选取的视角是作为刺杀主谋约翰・布斯的“同谋”玛丽・苏拉特，她作为杀手同党的母亲，声称自己对于儿子的阴谋并不知情，只是在无意间为他们一伙人提供了犯罪场地，而经过律师的对辩，玛丽协同犯罪的证据确实并未坐实。作为已经被条分缕析过的林肯被刺案，玛丽的故事并不为太多人所知，雷德福着重表现的，是审判玛丽的司法过程。在如此极端的情况下，身为美国公民的玛丽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被视作常人平等看待，司法的程序正义是否应当为国家利益让路，是《同谋》提出的深刻思索。（本刊2011年第20期有此片的详细解读）
无独有偶，擅长政治题材的大导奥利弗・斯通也将刺杀肯尼迪的惊天大案对准了事后的法庭之上。检察官吉姆・加里森（凯文・科斯特纳饰）根据蛛丝马迹，一点点还原出案件背后的真相。斯通巧妙地利用肯尼迪被刺当日的原始影像素材与自己主观创作的影像进行交叉剪辑，影片最后部分长达半个多小时的庭审雄辩尤为震撼人心。斯通大胆地将这次刺杀解读为“一个国家针对一个人的阴谋”，其幕后黑手直指当时的副总统林登・约翰逊。斯通的观点被指为过于主观，甚至有过度阴谋论之嫌，但他对于真理与真相的求索精神则让本片足以跻身最优秀的法庭片之列。
另一次针对理查德・尼克松的刺杀计划则与政治阴谋毫不沾边，纯粹是小人物的悲剧使然。塞缪尔・贝克（两届奥斯卡影帝西恩・潘饰）是一个安分守己、老实巴交的家具推销员，他无法鼓起如簧巧舌欺骗顾客，因此干不好自己的工作，也照顾不好自己的家庭，与妻子离了婚，难得一见自己的孩子。老板的一句话深深烙在了他的心中――“尼克松总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伟大的推销员’”，而尼克松之所以能获此“殊荣”，乃是由于他敢于一次又一次大言不惭地欺骗美国公众。最终，1974年2月22日，生活毫无希望的贝克将一切罪责都归咎于美国最知名的那个骗子，准备劫持一架波音飞机撞向白宫，被警察及时发现并击毙。
除了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的刺杀，更多虚构的美国总统在电影里成为刺杀的目标与对象，好莱坞对于折腾死自己的总统比丑化朝鲜领导人更热心，从自制枪械到占领白宫，手段推陈出新、场面不断升级。这些电影当中的刺客，很大一部分属于有巨大政治或经济诉求的，他们以美国总统为阴谋绑架的目标，指望凭借对总统的控制实现其野心。从九十年代的《空军一号》（1997）再到去年情节极其相似的《白宫陷落》和《奥林匹斯的陷落》等等。还有少部分刺客属于将自己的灰暗人生归咎于美国政府的分子，他们通过刺杀总统这样孤注一掷的方式做出明知徒劳的反抗。此类影片以《火线狙击》（1993）为代表，片中约翰・马尔科维奇饰演的刺客充分体现出一个杀手的悲剧性矛盾――一个被CIA训练出来的杀人机器，因为自己过去的工作失去了家庭、朋友和正常的生活，最终将枪口指向自己过去的最高雇主。
关键词：高中语文；教材；读本比较阅读
高中语文教学大纲要求高中生课外阅读不少于300万字。据此，人教社同时编写了必修的教本和读本，而且规定读本须与教科书配套使用，且由教师指导学生在课外阅读。
然而，现状如何呢？或荒废“读本”，或随意处理“读本”。结果是各级统考偏偏多从“读本”中取材，学生多数因教师一般性倡导所误而招架不住败下阵来。真所谓读本都读不清楚，更遑论300万字。
那么，怎样较好地使用好教本与读本，使教读两本有机结合起来，进而落实教师指导呢？
一、跨文本强化考试需要
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原理，“需要”往往就是动力。有目的地持续地满足“需要”能够收到强化激励的实效。因为考试要考“读本”，学生又有“得分”的需求，这样便可以生成“利益驱动”效应。为此，执教者首先应当界定一个概念，考试不是考教本，考试考的是教材。所谓“教材”，指的是国家明文规定必修的教本与读本，当然也包括《大纲》所列的课外阅读篇目。特别是“读本”应当给予高度重视，因为“教材不过是一个例子”（叶圣陶语），犹如理科的例题。概念明确了，导向就清晰，加之抓住了“考分”这条筋，运作起来也就比较顺畅。诚然，抓好落实，少不了各种措施的及时“跟进”。譬如，做每周读本札记，课堂配合使用读本中的同类文章，课堂选用读本文章的语基及阅读分析进行小测等等。
二、跨文本比较人物性格
高中语文第一册的第一个文言单元塑造的是一组古代说士形象：有勇赴国难的烛之武、隐忍有远见的文仲，有善于讽谏的邹忌、委婉机智的触龙。教师在完成教本作品内部的这种形象比较分析之后，可以及时将阅读比较的触角伸到读本里去，如要求读《晏子故事两则》，寻找晏子的性格特点，从“使楚”看晏子幽默机智的外交辞令；可以教读本上的《召公谏厉王止谤》，让学生揣摩出召公的政治远见和直言不讳的勇气。还可要求学生进行比较阅读，如《荆轲刺秦王》，分析荆轲与读本中几位说士性格的不同；荆轲主要不是依靠机智，而是依靠那种不畏、不怕牺牲的精神去维护国家的利益、去实现一种人生的追求。这种跨文本的人物性格比较，可以扩大学生的文学视野，积累写作的材料。
三、跨文本探究人物成因
学习《烛之武退秦师》之后，不少学生认为像烛之武这种人在先秦很多，不足为奇，他们倒很欣赏那个隐忍不乱、及时撤兵的晋文公。可利用教本课下注释：“即晋文公曾在外流亡19年……”一句，向读本延伸，晋文公曾经是个无赖贵公子，他后来是怎样成为胸有全局、临危不乱的君王的，可以让学生从读本《重耳之亡》一文中找到答案。通过阅读，学生认识到，没有遭受卫、曹、郑的无礼甚至侮辱性冷遇，没有19年遍尝颠沛流离之苦，就没有《烛》一文中那位从容镇定的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这就叫“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样一来，不但扩展了对人物的理解，而且提升了学生的人生观。这就是在教本里建立形象，再在读本里探究这个形象的原因，从人物的“心路历程”上补充对形象认识的厚度，从而拓展学生的视野，培养他们的思辨能力。
四、跨文本感知人性多维
孔子是经师也是人师。学生在《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一文里看到的是他“循循善诱”的一面，学完教本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之后，要求学生以《我心中的孔子》为题练笔，不少学生谈到孔子耐心地引导四位学生各言其志，而不是武断地否定学生的选择，并且客观地评价他们不同的志趣，但是，这是否是孔子的全部呢？或者说，孔子还有哪些性格层面的东西值得关注呢？这样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一定还有他人格魅力的另一面。这就把话题自然延伸到读本里去了。在读本《季氏将伐颛臾》里，我们看到了孔子“金刚怒目”的一面――他“当仁不让”，在“主义”和信仰面前决不后退半步的形象也是具有多重性的。
五、跨文本把握倾向基调
概括文章重点很重要的一点，是把握作者的感情倾向和基调。通过教本和读本同类作品的对照阅读，可以磨砺辨析和把握要点的眼光。教本中汪曾祺的《胡同文化》，涉及对都市文化的解读，也涉及对传统文明的评价，可以和读本中贾平凹的《西安这座城》、王安忆的《上海的弄堂》对照阅读。三人都面对传统都市文化，但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表达感情：汪曾祺是在怀旧的无奈中惆怅低徊，从都市胡同里咀嚼北京人的特点；贾平凹面对“废都”古城墙，却昂扬出一种有中国文化魂魄的大气和自豪；王安忆则是从多个角度刻画了托起上海这座城市躯体的无数个弄堂，呈现了上海的历史沧桑。把阅读的视角定位在感情比照上，有所取舍地确定要点，可以比较好地开发出读本的价值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