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院调查报告范文
时间：2023-12-08 18:34:37
影院调查报告篇1
1 材料与方法
11 抽样方法 采用分阶段整群抽样方法，将河南省各县按照传染病报告水平分为高、中、低，从中等县中随机选择1个平原县和1个山区县作为样本县，在每个样本县随机抽取4个乡镇作为样本乡，共为8个乡镇。
12 调查对象 以样本县县医院的全体法定传染病责任报告人、样本乡乡卫生院全体法定传染病责任报告人、样本乡全体村医作为调查对象。共调查法定传染病责任报告人719人，其中县医院医务人员170人，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210人，村卫生室医务人员339人。年龄18～74岁，平均（3711±1144）岁。初中及以下占155%，高中/中专占579%，大专/本科占265%。
13 调查内容 采用问卷式调查，问卷系“河南省农村法定传染病报告信息机制研究”课题组设计的村卫生室传染病报告情况调查表、乡镇卫生院业务人员调查表和县级医院业务人员调查表。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一般情况，法定传染病的基本知识，法定传染病报告程序，法定传染病诊断，传染病报告工具，传染病报告培训，传染病报告督导和检查，传染病报告制度及执行情况，以及报告人对传染病报告的认识等。
14 质量控制 调查员选择公共卫生学院研究生和样本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科的工作人员。在调查之前对所有调查员进行培训，以明确填表说明和注意事项。
15 统计分析 用Excel建立数据，录入结束后，按5%的比例进行抽查，录入错误的地方及时修改，以确保资料准确可靠。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2 结果
21 单因素分析 对调查表中责任报告人传染病报告技术和报告意识共43个变量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按P=005标准，筛选出12个变量，其中从医年限、接受传染病培训、接受县卫生局及县防疫站培训、传染病分类、甲类传染病报告时限、乙类传染病报告时限、愿意报告传染病、本院疫情管理人员经常检查（对于村医，该项是“乡卫生院疫情管理人员检查”）、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是促进报告传染病的因素，而没有报酬、文化程度则与传染病报告呈负相关，见表1。
表1 责任报告人报告传染病的单因素Logistic分析（略）
22 多因素Logistic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基层农村传染病报告的影响因素，将上述12个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在α入=0.05，α出=0.10水准下，采用Forward LR法筛选出6个与农村基层医疗机构法定传染病责任报告人报告传染病有关的因素，其中从医年限、接受传染病报告培训、接受县卫生局培训、填写传染病卡、愿意报告传染病是报告传染病的促进因素，而没有报酬是报告传染病的抑制因素，见表2。
表2 责任报告人报告传染病的多因素Logistic分析（略）
注：对模型进行检验，χ2=95.01，P=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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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报告传染病没有报酬是进入模型的惟一抑制因素。在选择该项的医务人员中，村医占925%。而乡镇卫生院防保人员工资主要来源于预防注射，其平均工资低于同单位的临床医生平均水平。近年不少文献报道，乡村医疗机构投入工作量与经济收益有关〔2-4〕，加之缺乏政府经费支持〔5〕，没有任何经济收益的传染病报告被村医和防保人员忽视也是必然。接受传染病报告培训与接受县卫生局培训均为报告传染病的促进因素，提示报告传染病不仅与报告人接受培训有关，而且与培训的形式、有无教材有关。乡卫生院医务人员培训率低，只有643%，很可能与政策上的空白有关〔6〕。997%的村医只能说出1～2种传染病诊断标准，乡卫生院医务人员平均能说出4种传染病诊断标准，提示传染病诊断能力应为培训的主要内容之一。愿意报告传染病是报告传染病的促进因素，OR=2159。对愿意报告的原因进行单因素分析，本医院疫情管理人员检查和传染病法规定2个因素与报告传染病有正关联，与近年不少研究〔1，7〕一致，从医年限和文化程度对报告传染病的影响可能也与报告意识有关。填写传染病报告卡也是影响传染病报告的因素之一。只有640%的村卫生室有传染病报告卡，没有传染病报告卡和未填写过传染病报告卡也是造成农村基层传染病漏报严重的原因之一。综上所述，河南省农村基层医疗机构法定传染病报告漏报严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农村传染病报告工作人员无报酬，传染病知识培训少，培训级别低，报告人报告传染病的意识差，缺乏传染病报告应有的工具所致。
【参考文献】
〔1〕 王淑萍，李颖琰，谢婧，等.河南省西部某县2003年居民法定传染病漏报调查分析［J］.疾病监测，2005，20(1)：38-39.
〔2〕 郑文贵，华颖，包江波，等.医疗和防保功能在乡镇卫生院经营活动中的地位分析［J］.中国卫生资源，2000，3(6)：271-274.
〔3〕 陈祥华，姚树坤，高春秋，等.医疗和防保功能在村级卫生机构经营活动中的地位分析［J］.中国卫生资源，2001，4(1)：8-10.
〔4〕 张勇，罗力，姜晓朋，等.影响乡村两级卫生组织防保工作落实的因素探讨［J］.中国卫生资源，2001，4(1)：28-30.
〔5〕 刘兴柱，徐凌忠.我国公共卫生筹资改革措施评价［J］.中国卫生资源，1998，1(4)：151-154.
〔6〕 席彪，崔学光，徐步云，等.“建立乡镇卫生院卫生技术人员在职培训制度”的主要问题及政策建议研究概述［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03，23(3)：17-20.
影院调查报告篇2
【关键词】社会调查；证据性；鉴定意见
近年来，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已将社会调查报告制度纳入其中。但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调查主体多样、关联性较弱、内容专业性不强、相关诉讼程序不规范等问题。为此，应在肯认该制度价值的前提下，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提升其证明力，以诉讼证据程序规范运作。
一、社会调查报告存在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268条规定倡导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前调查工作制度。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也对该项工作进行了类似的相应规定。[1]不过，当前的该制度规定较为粗糙，缺乏可操作性。
（一）调查主体问题
根据相关规定，公、检、法都可以成为社会调查主体，但控、辩、审任何一方都难以保证相关事实及分析评价的全面性和客观性。控方指控犯罪的职能很可能影响调查报告内容的客观中立性。尤其对自诉案件而言，问题更为明显。法院过多介入调查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被置于利益博弈的一极。辩护方能控制的社会资源相对有限，能否顺利地开展社会调查存在一定障碍。
（二）报告内容问题
以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制作的社会调查报告为例[2]，调查报告分为涉案人基本情况、家庭情况、平时表现、涉罪后表现以及管教条件及措施五大部分。内容包含了对未成年被告人有利和不利的内容，不同内容对犯罪事实认定、量刑判断具有不同影响。报告内容主要由未成年被告人的近亲属、社区组织人员等提供，缺乏人身危险性因素的专业性评价，不符合量刑的规范化目标。
（三）诉讼程序问题
现行相关规定仅为缺少可操作性的倡导性规定，对调查报告的采信、质证等核心制度处于真空状态。更重要的是，相关规定未将调查报告列为法定证据，容易令其成为法官恣意的工具。
二、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性分析
案件审理时，一般仅将调查报告作为参考依据。而事实上，其作用有所超越，这不仅存在于量刑阶段，甚至在定罪阶段。有鉴于此，笔者认为益将其作为证据之一种在审判程序中予以规范。
（一）证据关联性分析
一个具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应具备实质性和逻辑上的证明力。[3]判断证据是否具有关联性，需要三个连续的推论：一是从证据性事实（证据提出者主张的证据事实）得出推断性事实（依据证据事实进行推断得出的事实）。二是提炼出要素性事实。三是符合法定要件事实。[4]未成年人刑事审判价值定位在于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未成年犯实现教育、感化、挽救。确有必要对其家庭环境、平时表现等情况（证据性事实）进行全面调查，据此得出关于犯罪原因、人身危害性以及社会危害性的意见（推断性事实），进而提炼出符合法律规定的要素性事实，为从轻或减轻处罚提供依据。由此可见，调查报告与案件具有关联性。
（二）社会调查报告的科学专业性分析
对报告的认定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将对未成年人生活环境、社会活动等各方面事实的考察，作为判断未成年人人身危害性等因素的第一层次。然后，专业人士运用心理学知识或其他类似的方法，对未成年人心理进行诊断，做出未成年人人身、社会危害性的专业性评价。最后，由法官从报告中提炼出符合法律规定要件事实的相关要素。
而司法中往往将上述有机统一的完整体系予以割裂，一种倾向于用社会学的方法进行调查；一种倾向于运用医学、心理学等知识，弄清楚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与生理精神状况之间的因果关系。[5]实践中，往往将前者用于对过往经历的调查，而将后者用于对未来行为的影响。社会调查与心理干预两种制度被人为区分，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利于对调查报告法律属性的定位。融入心理干预能提高调查报告的专业性，可将调查报告归为“鉴定意见”这一证据类型。
三、社会调查报告在审判中的程序完善
由于调查报告内容大多涉及个人品格，容易对他人产生晕轮效应，影响裁判公正。所以规范调查主体和质证程序既能降低司法成本，又能防止不公。
（一）规范报告制作和评判两个方面。制作方面，公、检、法应限于报告制作发起人的身份，由社会团体组织或社区基层组织具体负责形成报告中的事实主体部分。评判方面，不宜由审判机关直接进行法律评价。应整合心理干预制度[6]，引入专家评价，增强调查报告的证明力。
（二）消除影响公正裁判的“晕轮效应”。一是区别对待报告内容。因报告内容涉及个人品格、性格特征等不具有直接证明力的事实，采纳该类证据易产生偏见，特别是针对被告人的不利证据。因此可通过以下方法修正：（1）用以证明犯罪的不利证据，如仅以被告人的个人品格、性格特征等不具有直接证明力的事实为内容，则不得采信。（2）差别对待有利和不利证据的证明标准。如良好的品格证据，证明标准只要达到“优势证据”即可，而不利的品格证据，则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7]（3）限制调查报告中对未成年被告人不利证据的提出时间。将其严格限制在量刑阶段提出。相反，放宽反映未成年被告人品格良好内容的提出时间，在定罪、量刑两个阶段均可提出。
（三）完善庭审质证和证据采信程序。量刑阶段，可由得出报告结论的专业人员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双方对报告进行质证。证据采信上，若其证明会导致不公正偏见、混淆争议时，则法官应不采信该证据。
四、结语
未成年审判中引入社会调查报告制度，实质上是在量刑时考虑罪犯的品格，帮助法官准确认识罪犯的人身危险性，从而对罪犯科以合适的刑罚。司法实践中已有运用之实，但规范笼统难以确保该制度的功能发挥。当务之急在于尽快明确调查报告的证据性，通过规范证据程序来将该项制度导入正途。
参考文献：
[1]参加《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16条、《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10条.
[2]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法院率先在未成年刑事审判中探索社会调查制度的运用，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3]【美】乔恩・R・华尔兹著：《刑事证据大全》（第二版），何家弘等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19页.
[4]【美】罗纳德・艾伦等著：《证据法：文本、问题和案例》，张保生、王进喜、赵滢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158页.
[5]罗芳芳：《的证据学分析》，“证据科学与理论”国际研讨会论文.
[6]心理干预是指，在未成年人案件审判过程中，人民法院引入社会专业理念，运用心理学原理、技术和方法，对涉案未成年人进行心理测评和辅导，了解其当前心理状态及性格特征，为法庭教育、恰当量刑提供参考.
影院调查报告篇3
关键词：研究生教育；医学影像学专业；磁共振；临床实习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30-0022-02
随着医学影像设备的快速发展，影像学资料在临床医生诊治疾病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为了培养更多优秀的影像学人才，以满足医院的临床需要，国内越来越多的医学院校开设了医学影像诊断学专业。目前，医学影像诊断专业的在校课程设置已经非常成熟，各大医学院校对学生在医院影像科室的临床实习内容安排却差别很大。相对于影像中心的X线和CT设备，磁共振是近年来才应用到临床的新兴影像学检查设备，临床应用的时间较短，加上磁共振成像设备、成像序列及临床应用的飞速发展，医学影像学专业研究生在磁共振影像诊断的临床实习内容安排目前还是处于非常不统一的阶段，有待于进一步规范化[1，2]。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影像科采用磁共振检查等待区检查前患者的准备、扫描间线圈的选择、摆放和患者定位、操作间检查序列的选择、操作及阅片室报告的书写四个阶段的规范化实习教学模式，在多年的临床实践过程中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研究生在磁共振室的第一轮实约安排4个月时间：入科第一天首先由负责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医师负责入科培训，告知实习流程，告知学生不允许将任何铁磁性物品带入扫描间，入科换拖鞋。
第一阶段为实习检查等待区患者的准备工作，安排实习时间为1周：
1.接诊、登记、预约、排程并发放鞋套：掌握HIS系统预约、排程的操作步骤。
2.患者检查前的准备：磁共振检查是一项非常特殊的检查，需掌握并严格执行磁共振检查的适应症、禁忌症，杜绝一切铁磁性物件进入扫描间，这是保障医疗安全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1）首先询问患者是否佩戴心脏起搏器、支架，身体是否有钢板等金属内固定材料，佩戴心脏起搏器的患者绝对不能接受磁共振检查；（2）按照患者身体从上到下的顺序检查：义齿、首饰、手表、手机、钥匙、打火机、身份证、磁卡、腰带、胰岛素泵、电极、假肢、膏药及各类针。告知患者及家属将随身携带的检查禁忌症中的所有部件取下；（3）协助将轮椅、病床上的患者转移至磁共振室专用无磁检查床，杜绝轮椅、病床、氧气瓶进入扫描间；（4）用金属探测器检查无报警声方可允许患者及家属进入检查等待区。
第二阶段为实习扫描间患者的准备工作，安排实习时间为1周：
1.放置线圈。（1）掌握颅脑、四肢关节、脊柱、腹部、盆腔等常规检查部位所需要的线圈，根据检查部位选择合适的线圈，选择原则是形状及大小合适、最大可能地接近检查部位、患者舒适；（2）磁共振线圈是精密部件，要轻拿轻放，注意保护插头不要摔碰，注意连线不要卷折；（3）再次确定患者及家属无随身携带禁忌物品（尤其是心脏起搏器），将患者带入扫描间。
2.摆位：协助患者躺在检查床上，将检查部位放置在线圈中间，双手放在身体两侧（不要交叉），系上安全带。
3.定位。（1）掌握颅脑、四肢关节、脊柱、腹部、盆腔等常规检查部位的中心，把定位线定在检查部位的中心；（2）告知患者检查过程大约需要的时间、检查过程中会有噪音、检查过程中要保持不动、医务人员会在检查结束协助其下床；（3）为患者佩戴耳塞或耳机，将患者送入磁体中心，关闭扫描间大门。
4.检查结束协助患者下床，关闭扫描间大门。在与患者的整个接触过程中，要耐心、热情和细心，患者上、下床时要嘱患者小心坠床，患者行走过程中要嘱患者小心滑倒，防止患者坠床、滑倒等不良事件的发生，以确保保障医疗安全。
第三阶段为操作间学习磁共振成像设备的操作，安排实习时间为2周。目前国际、国内各大医院应用的磁共振设备主要是由美国GE公司、德国Simens公司和荷兰Philips公司生产，设备场强多为超导型1.5T和3.0T。
1.熟悉磁共振成像序列的原理及其临床应用。目前三大磁共振生产商开发的已经成熟应用于临床的成像序列主要有自旋回波序列和梯度回波序列。因为涉及到专利问题，各大磁共振设备生产商对序列的命名是不一样的，但基本原理是一样的。这部分内容在校期间开设的《医学影像检查技术学》和《医学影像检查设备学》已经讲授过，实习的内容主要是各序列的临床应用，能够正确选择应用合适的成像序列来显示病变，这是获得优秀的、能满足诊断要求的图像以及能正确诊断疾病的前提。
2.熟悉医院应用的磁共振设备的操作：同样因为专利问题，目前美国GE公司、德国Simens公司和荷兰Philips公司生产的磁共振成像设备的操作界面差别是非常大的。因为每个部位磁共振检查的时间平均大约为10分钟，在整个检查过程中患者要保持不动，所以要熟悉检查操作界面，保证以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佳的图像来完成检查：（1）RIS系统调入患者信息，通过对讲机与患者核对患者姓名、性别、年龄及检查部位，以防检查患者及检查部位错误等不良事件的发生；（2）选择成像序列和成像断面方向：科室将每个部位检查常规应用的序列已经存放在各个文件夹中，拖动常规序列至检查界面中开始检查。但是在检查过程中，我们要根据前面已经检查完成序列的图像随时做适当的调整，实现检查个体化，以获得最佳的图像质量；（3）打印胶片：调节已经获取图像的黑白、对比，合理排班后打印胶片。
第四阶段为阅片室学习规范书写诊断报告，做出正确的磁共振诊断。
对于一名磁共振影像诊断实习医师来讲，学习规范的书写诊断报告是最重要的环节，安排实习时间为3个月。
1.掌握医院PACS报告系统的应用，包括患者的调入、图像的调阅和处理、报告模板的选择及建立、报告的书写、暂存及申请审核按钮；这部分内容可以安排在第一周，学生在已经熟悉报告书写的学生旁边观看、学习，同时完成报告与胶片的装袋工作。
2.掌握颅脑、四肢关节、脊柱、腹部、盆腔等常规检查部位的磁共振报告书写规范。在诊断报告学习阶段，带教教师结合PACS系统及PBL教学法来完成[3～6]。（1）填写检查部位、检查方式、检查序列及断面位置；（2）书写病变的MR影像表现：包括部位、数目、信号、大小、毗邻及强化方式等；（3）形成MR影像诊断结果，包括肯定性诊断、可能性诊断、否定性诊断。
3.掌握报告书写流程。（1）调入并核对患者信息、调阅患者申请单查看患者临床资料（需要时可以借助医院的电子病历系统查看患者的详细病情资料）、查看患者的历史信息（包括各种影像学资料及病理资料），时刻牢记影像诊断与临床、病理密切结合的原则；（2）调阅患者图像、按照报告书写规范录入报告文字；（3）暂存报告或申请审核；（4）审核医师签名，严格执行报告审核制度，报告必须要取得主治医师以上医师的签名后方可装袋、发放；（5）发放报告单及胶片，患者或家属在登记本上签名。
最后，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磁共振影像诊断医师，还要熟悉磁共振相关伪影的原理及避免、减弱方法。这部分内容在校期间开设的《医学影像检查技术学》和《医学影像检查设备学》已经讲授过，实习的内容主要是认识常见伪影在图像上的表现，并掌握避免、减弱伪影方法，这对提高图像质量非常重要；熟悉磁共振相关伪影在图像上的表现，才能准确识别伪影假象与疾病，取得正确诊断。这部分内容的学习是在整个实习过程中完成的。
总之，医学影像学专业的研究生在磁共振室的实习内容包括检查室等待区检查前患者的准备、扫描室线圈的选择、摆放和患者定位、操作间检查序列的选择、操作及阅片室报告的书写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实习内容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经过这四个阶段有序、规范的实习教学，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另外在学生的整个实习过程中，医疗安全教育要贯穿始终，以培养符合临床工作要求的、优秀的磁共振诊断医师。
参考文献：
[1]郭大静，钟维佳，赵建农，等.医学影像本科实习现状分析及改进措施探讨[J].医学教育探索，2010，9（11）：1540-1542.
[2]孙泓泓，白芝兰，王玲珠，等.医学影像学实习课教学改革的设想[J].现代医用影像学，2009，18（5）：334-335.
[3]王滨，张仕状，董鹏，等.PACS教学系统在医学影像教学中的应用[J].中国卫生信息管理杂志，2006，3（2）：69-70.
[4]陈婷，郭大静，钟维佳，等.PBL教学法结合PACS在医学影像学实习教学中的应用[J].现代医药卫生，2014，30（13）：2064-2065.
[5]李耀武，董鹏，王滨，等.高等院校PACS医学影像网络教学系统的构建[J].现代教育技术，2009，27（17）：58-59.
影院调查报告篇4
《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组织撰写，由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刘浩东担任主编，多位从事电影产业研究的专家学者参与了这个研究项目。该报告充分发挥影协广泛联络和深入调查的优势，把“一手数据分析”与产业视角的独特研究结合起来，既尊重数据的客观准确，又发挥撰写报告专家的理论分析智慧，对2007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科学而客观的阐述，具有专业性、权威性、综合性等特点，对业界、学界了解2007年度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作为国内第一部年度电影艺术创作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组织撰写，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主任尹鸿、秘书长刘浩东担任主编，作者由各大高校、科研机构的电影理论评论专家组成。该报告以年度中国电影艺术创作为研究对象，全书共包括十二个章节和一个专题研究，分别为中国电影创作年度综述、年度热点、年度创新、年度症候、年度走向、导演艺术、剧作艺术、表演艺术、摄影艺术、声音艺术、新技术、港产合拍片的年度分析，以及专题研究中国进口分账影片态势分析。此外，报告还收录了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2007年度十部优秀国产影片推介活动”的片目名单。影协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推出这部艺术创作报告的目的，旨在让更多的人在聚焦产业喧嚣的同时，冷静细致地思考电影艺术层面的诸多元素，从电影创作本体上把脉国产影片，把理论家、评论家的判断与声音传递给社会大众，以期在电影理论评论中坚持主流文化的声音。该书凸显出三个特点：一是改变了只关注精英和艺术电影的传统角度；二是对实现市场转型做了全面的关注；三是对新形势下的主流电影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因为《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是第一次对中国电影艺术创作推出的研究报告，因此备受关注。参加座谈会的电影界专家学者就中国电影创作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饶曙光强调眼睛要向下看。他认为，中国电影研究的立场要有一个调整，要从精英立场转移到大众立场，不能把电影研究变成空中楼阁。要从重电影票房转移到增加对观众人次的研究，尤其要关注中小城市和农村的观众人次。电影票房收入虽然重要，但不是全部的依据，人次虽不能计入经济效益，但对中国电影创作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当前中国电影的研究重点还应该放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类型片上，进一步建构主流商业电影体系，推动中国电影的可持续发展。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侯克明希望敢于面对创作现实。他说，中国电影产量虽然多了，但创作上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目前对创作上的艺术研究还远远不够，创作问题远比产业问题大。《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的出版对电影创作研究会产生很大影响，希望能坚持做下去，更希望这些研究能让创作者看到。因为目前拍摄者、投资者并不太知道中国电影的创作状况，出现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创作者对自己没有准确的评价。电影批评家要继续解放思想，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电影创作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讲出来，努力加强和扩大电影评论的声音。艺术报告不要追求大而全或面面俱到，要有重点分析，可以有多种写法，要敢于面对现实，面对问题。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郑洞天发言时先站起来向作者鞠躬，由衷地表示对这两部报告出版的祝贺和对作者的敬意。目前，高校有影视专业两千余个，研究生有三千余人。他认为两部报告为高校大学生、研究生提供了数据和依据。该报告开创了电影研究的新阶段。郑洞天希望报告每年能有针对性地提一些问题。比如中国类型片的问题，去年中国共生产了526部影片（包括120部电视电影），其中有多少部是类型片？我们的类型片不够成熟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再比如中国大片的问题，是否制作越大越挣钱？大片越拍越没有思想？应通过每年的报告把中国电影的现实真实地报告给创作者。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会林提出增加未成年观众电影调查。她说，影视文化对未成年观众有哪些影响，应该是报告的内容之一。今年，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就未成年观众价值观的形成、对明星的认知度、对某些电影的暴力倾向的反应等进行了问卷调查，今年的调查对象选择的是都江堰的中学生。5月11日，包括聚源中学在内的孩子们最后交上了答卷，没想到第二天就发生了大地震，很多参与调查的孩子都被埋在了废墟之下，学院已决定把调查问卷捐给相关的博物馆，作为永久的纪念。黄会林建议，应该重点对未成年孩子们对当下影视文化的看法进行调查，他们才是中国电影市场未来的主力军。
针对当前名目繁多的各类报告，中国影协在去年《2007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推出的基础上，以其时效性和指导性俱佳的优势，今年又推出了《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两部。中国影协日前在京举行了两部报告的座谈会。
《2008中国电影产业研究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组织撰写，由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刘浩东担任主编，多位从事电影产业研究的专家学者参与了这个研究项目。该报告充分发挥影协广泛联络和深入调查的优势，把“一手数据分析”与产业视角的独特研究结合起来，既尊重数据的客观准确，又发挥撰写报告专家的理论分析智慧，对2007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情况进行了科学而客观的阐述，具有专业性、权威性、综合性等特点，对业界、学界了解2007年度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作为国内第一部年度电影艺术创作报告，由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组织撰写，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主任尹鸿、秘书长刘浩东担任主编，作者由各大高校、科研机构的电影理论评论专家组成。该报告以年度中国电影艺术创作为研究对象，全书共包括十二个章节和一个专题研究，分别为中国电影创作年度综述、年度热点、年度创新、年度症候、年度走向、导演艺术、剧作艺术、表演艺术、摄影艺术、声音艺术、新技术、港产合拍片的年度分析，以及专题研究中国进口分账影片态势分析。此外，报告还收录了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2007年度十部优秀国产影片推介活动”的片目名单。影协理论评论工作委员会推出这部艺术创作报告的目的，旨在让更多的人在聚焦产业喧嚣的同时，冷静细致地思考电影艺术层面的诸多元素，从电影创作本体上把脉国产影片，把理论家、评论家的判断与声音传递给社会大众，以期在电影理论评论中坚持主流文化的声音。该书凸显出三个特点：一是改变了只关注精英和艺术电影的传统角度；二是对实现市场转型做了全面的关注；三是对新形势下的主流电影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因为《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是第一次对中国电影艺术创作推出的研究报告，因此备受关注。参加座谈会的电影界专家学者就中国电影创作和中国电影艺术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室主任饶曙光强调眼睛要向下看。他认为，中国电影研究的立场要有一个调整，要从精英立场转移到大众立场，不能把电影研究变成空中楼阁。要从重电影票房转移到增加对观众人次的研究，尤其要关注中小城市和农村的观众人次。电影票房收入虽然重要，但不是全部的依据，人次虽不能计入经济效益，但对中国电影创作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当前中国电影的研究重点还应该放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类型片上，进一步建构主流商业电影体系，推动中国电影的可持续发展。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侯克明希望敢于面对创作现实。他说，中国电影产量虽然多了，但创作上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目前对创作上的艺术研究还远远不够，创作问题远比产业问题大。《2008中国电影艺术报告》的出版对电影创作研究会产生很大影响，希望能坚持做下去，更希望这些研究能让创作者看到。因为目前拍摄者、投资者并不太知道中国电影的创作状况，出现了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创作者对自己没有准确的评价。电影批评家要继续解放思想，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电影创作存在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讲出来，努力加强和扩大电影评论的声音。艺术报告不要追求大而全或面面俱到，要有重点分析，可以有多种写法，要敢于面对现实，面对问题。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郑洞天发言时先站起来向作者鞠躬，由衷地表示对这两部报告出版的祝贺和对作者的敬意。目前，高校有影视专业两千余个，研究生有三千余人。他认为两部报告为高校大学生、研究生提供了数据和依据。该报告开创了电影研究的新阶段。郑洞天希望报告每年能有针对性地提一些问题。比如中国类型片的问题，去年中国共生产了526部影片（包括120部电视电影），其中有多少部是类型片？我们的类型片不够成熟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再比如中国大片的问题，是否制作越大越挣钱？大片越拍越没有思想？应通过每年的报告把中国电影的现实真实地报告给创作者。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会林提出增加未成年观众电影调查。她说，影视文化对未成年观众有哪些影响，应该是报告的内容之一。今年，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就未成年观众价值观的形成、对明星的认知度、对某些电影的暴力倾向的反应等进行了问卷调查，今年的调查对象选择的是都江堰的中学生。5月11日，包括聚源中学在内的孩子们最后交上了答卷，没想到第二天就发生了大地震，很多参与调查的孩子都被埋在了废墟之下，学院已决定把调查问卷捐给相关的博物馆，作为永久的纪念。黄会林建议，应该重点对未成年孩子们对当下影视文化的看法进行调查，他们才是中国电影市场未来的主力军。
本报讯 （记者 高小立）6月28日，随着电视剧《茶馆》中最后一个镜头——王利发娶媳妇拍摄的结束，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独家制作、根据老舍同名话剧改编的长篇电视连续剧《茶馆》在涿州影视基地宣布前期拍摄完毕正式关机。
从大雪纷飞到高温酷暑，全剧拍摄跨越了冬春夏三个季节。从前期拍摄来看，导演何群执导的电视剧《茶馆》，秉承了老舍的艺术风格，拍摄讲究，有着老北京生活的厚重质感。领衔主演陈宝国塑造的王掌柜形象生动鲜明，独具魅力；梁天饰演的吴祥子、谢钢饰演的秦二爷、周里京饰演的常四爷、马恩然饰演的李三……都以精湛的演技将老舍笔下的艺术形象演绎得细腻动人。何群坦言该剧不好拍，希望能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让观众看到新的东西，让陈宝国饰演王掌柜，就是想有别于话剧舞台上的于是之。编剧之一杨国强说，原著中的三万余字一个字都不敢浪费，话剧中的一句台词可能就是电视剧中的一集故事，电视剧《茶馆》虽扩充到了50万字，但始终都能感觉到老舍的存在。陈宝国说，一直努力把自己最好的表演留在这部作品里。
《茶馆》将于今年底完成全部后期制作，明年年初与广大观众见面。
影院调查报告篇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7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08次会议通过 自2017年5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已于2017年1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08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7年5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2017年2月28日
为规范民事执行财产调查，维护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结合执行实践，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执行过程中，申请执行人应当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被执行人应当如实报告财产;人民法院应当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进行调查，根据案件需要应当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调查的，同时采取其他调查方式。
第二条 申请执行人提供被执行人财产线索，应当填写财产调查表。财产线索明确、具体的，人民法院应当在七日内调查核实;情况紧急的，应当在三日内调查核实。财产线索确实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采取相应的执行措施。
申请执行人确因客观原因无法自行查明财产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调查。
第三条 人民法院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或依职权责令被执行人报告财产情况的，应当向其发出报告财产令。金钱债权执行中，报告财产令应当与执行通知同时发出。
人民法院根据案件需要再次责令被执行人报告财产情况的，应当重新向其发出报告财产令。
第四条 报告财产令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提交财产报告的期限;
(二)报告财产的范围、期间;
(三)补充报告财产的条件及期间;
(四)违反报告财产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五)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载明的其他事项。
报告财产令应附财产调查表，被执行人必须按照要求逐项填写。
第五条 被执行人应当在报告财产令载明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书面报告下列财产情况:
(一)收入、银行存款、现金、理财产品、有价证券;
(二)土地使用权、房屋等不动产;
(三)交通运输工具、机器设备、产品、原材料等动产;
(四)债权、股权、投资权益、基金份额、信托受益权、知识产权等财产性权利;
(五)其他应当报告的财产。
被执行人的财产已出租、已设立担保物权等权利负担，或者存在共有、权属争议等情形的，应当一并报告;被执行人的动产由第三人占有，被执行人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其他财产权等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也应当一并报告。
被执行人在报告财产令载明的期限内提交书面报告确有困难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书面申请延长期限;申请有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适当延长。
第六条 被执行人自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至提交书面财产报告之日，其财产情况发生下列变动的，应当将变动情况一并报告:
(一)转让、出租财产的;
(二)在财产上设立担保物权等权利负担的;
(三)放弃债权或延长债权清偿期的;
(四)支出大额资金的;
(五)其他影响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债权实现的财产变动。
第七条 被执行人报告财产后，其财产情况发生变动，影响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应当自财产变动之日起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补充报告。
第八条 对被执行人报告的财产情况，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调查核实，必要时可以组织当事人进行听证。
申请执行人申请查询被执行人报告的财产情况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申请执行人及其人对查询过程中知悉的信息应当保密。
第九条 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报告财产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人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条 被执行人拒绝报告、虚假报告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报告财产情况的，人民法院应当依照相关规定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产报告程序终结:
(一)被执行人履行完毕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
(二)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的;
(三)人民法院裁定不予执行的;
(四)人民法院认为财产报告程序应当终结的其他情形。
发出报告财产令后，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被执行人仍应依照本规定第七条的规定履行补充报告义务。
第十二条 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现场调查等方式向被执行人、有关单位或个人调查被执行人的身份信息和财产信息，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依法协助办理。
人民法院对调查所需资料可以复制、打印、抄录、拍照或以其他方式进行提取、留存。
申请执行人申请查询人民法院调查的财产信息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需要决定是否准许。申请执行人及其人对查询过程中知悉的信息应当保密。
第十三条 人民法院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进行调查，与现场调查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人民法院调查过程中作出的电子法律文书与纸质法律文书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协助执行单位反馈的电子查询结果与纸质反馈结果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四条 被执行人隐匿财产、会计账簿等资料拒不交出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搜查措施。
人民法院依法搜查时，对被执行人可能隐匿财产或者资料的处所、箱柜等，经责令被执行人开启而拒不配合的，可以强制开启。
第十五条 为查明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和履行义务的能力，可以传唤被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实际控制人、直接责任人员到人民法院接受调查询问。
对必须接受调查询问的被执行人、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实际控制人，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场的，人民法院可以拘传其到场;上述人员下落不明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相关规定通知有关单位协助查找。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对已经办理查封登记手续的被执行人机动车、船舶、航空器等特定动产未能实际扣押的，可以依照相关规定通知有关单位协助查找。
第十七条 作为被执行人的法人或其他组织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认为其有拒绝报告、虚假报告财产情况，隐匿、转移财产等逃避债务情形或者其股东、出资人有出资不实、抽逃出资等情形的，可以书面申请人民法院委托审计机构对该被执行人进行审计。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决定是否准许。
第十八条 人民法院决定审计的，应当随机确定具备资格的审计机构，并责令被执行人提交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等与审计事项有关的资料。
被执行人隐匿审计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采取搜查措施。
第十九条 被执行人拒不提供、转移、隐匿、伪造、篡改、毁弃审计资料，阻挠审计人员查看业务现场或者有其他妨碍审计调查行为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条 审计费用由提出审计申请的申请执行人预交。被执行人存在拒绝报告或虚假报告财产情况，隐匿、转移财产或者其他逃避债务情形的，审计费用由被执行人承担;未发现被执行人存在上述情形的，审计费用由申请执行人承担。
第二十一条 被执行人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人民法院书面申请悬赏公告查找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悬赏金的数额或计算方法;
(二)有关人员提供人民法院尚未掌握的财产线索，使该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以全部或部分实现时，自愿支付悬赏金的承诺;
(三)悬赏公告的方式;
(四)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申请之日起十日内决定是否准许。
第二十二条 人民法院决定悬赏查找财产的，应当制作悬赏公告。悬赏公告应当载明悬赏金的数额或计算方法、领取条件等内容。
悬赏公告应当在全国法院执行悬赏公告平台、法院微博或微信等媒体平台，也可以在执行法院公告栏或被执行人住所地、经常居住地等处张贴。申请执行人申请在其他媒体平台，并自愿承担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
第二十三条 悬赏公告后，有关人员向人民法院提供财产线索的，人民法院应当对有关人员的身份信息和财产线索进行登记;两人以上提供相同财产线索的，应当按照提供线索的先后顺序登记。
人民法院对有关人员的身份信息和财产线索应当保密，但为发放悬赏金需要告知申请执行人的除外。
第二十四条 有关人员提供人民法院尚未掌握的财产线索，使申请悬赏公告的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得以全部或部分实现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悬赏公告发放悬赏金。
悬赏金从前款规定的申请执行人应得的执行款中予以扣减。特定物交付执行或者存在其他无法扣减情形的，悬赏金由该申请执行人另行支付。
有关人员为申请执行人的人、有义务向人民法院提供财产线索的人员或者存在其他不应发放悬赏金情形的，不予发放。
第二十五条 执行人员不得调查与执行案件无关的信息，对调查过程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应当保密。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2017年5月1日起施行。
影院调查报告篇6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法律定位及实践意义
社会调查制度，是指在未成年刑事诉讼中，判决宣告前由有关部门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的社会背景、成长经历、生活环境、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进行调查，并形成书面社会调查报告提交到法庭，为司法机关正确处理和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被告人提供重要依据。从上述定义不难看出，社会调查制度的实质是一种人格调查制度。因为人格调查制度是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在法院的判决前，对行为人的性格爱好、身心状况、家庭状况、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社会交往等情况进行调查，综合判别被告人的人格状况、测定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作为对行为人作出恰当处置时参考因素的活动，其本质是强调对犯罪人个体的尊重与关注，强调刑法的实质公正，这与社会调查制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是一致的。
考察域外有关人格调查制度的法律规定，可以看出，人格调查制度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人格调查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人格调查需要调查的项目有很多，包括行为人的性格特点、身体状况、成长经历、家庭情况、社会交往、平日及实施指控行为前后的表现等，这些项目繁多的调查，看起来非常分散与杂乱，实际上，这些调查都是紧紧以行为人为核心展开的，对行为人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背景情况的调查以及对被告身体、性格等自身状况的调查，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在于从各个方面收集和行为人相关的信息和资料，全面掌握行为人的个体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判定行为人的人格。WWw.133229.COm
二是人格调查通常由专业人员或专业机构来完成。对行为人的人格状况的测定与评估，不是把各个项目简单罗列，而是通过由表及里、由表象到实质的调查分析，来综合判断行为人的个性特征、心理活动、发展趋势，其调查程序的严谨性和调查结论的法律属性，决定了调查主体的特殊性。
三是人格调查是对刑事被告人量刑的重要参考因素。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而近年来轻刑化的司法理念，在强调对被告人刑罚个别化的前提下，还要综合判断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格调查制度就成为量刑、尤其是判处非监禁刑的重要参考因素。首先，该报告是影响合议庭对未成年被告人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拟判处管制、缓刑和免处的被告人。其次，该报告也是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进行法庭教育的重要依据。只有详细掌握了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后，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才能发现教育、感化、挽救该未成年被告人的“闪光点”、“感化点”，以便有针对性地对该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第三，该报告也为未成年人刑事审判庭在宣判后对未成年人回访跟踪帮教提供了有效的参考材料。
二、社会调查制度在我市的法律实践
自河南省兰考县法院首创社会调查员制度以来，各地法院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并已制度化、规范化。我市法院也在借鉴长宁、海淀等法院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工作特点，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我们研究制定了《佳木斯市涉少案件社会调查员制度实施办法》，并于2005年10月在全市法院正式实施。主要工作模式是实行庭前调查、参与诉讼、跟踪帮教的“三段式”服务。该《办法》对调查员的职责、义务、工作规程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最明显有别和优于全国其他法院的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调查员的准入设置了目前全国最高的门槛，只有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年满二十三周岁，从事教育、共青团工作，关心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致力于矫治未成年人违法犯罪行为，具备一定法律知识，诚信记录优良的同志才能够初步进入遴选范围；二是调查员由法院和共青团联合选任和考核，经未成年人及法定人同意以中立的身份开展工作，不依附于控、辩、审任何一方，不得从事兼职的法律工作；三是对当庭宣判缓刑的案件，调查员直接参与宣判后的教育，在第一时间内实现与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人、包片民警、居委会（村委会）主任、学校老师的对接，共同制定跟踪帮教措施；四是实行社会调查员有偿服务，除报销实际支出外，根据工作量发给相当于其日工资标准的合理报酬，对表现突出的调查员，每年由共青团组织给予表彰。
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制度的核心贵在客观、公正。因此，我们在设计这一制度和选择调查员的时候不仅规定了较高的标准，而且把从事律师、陪审、法律援助、法官、检察官、公安干警等一切有可能与案件或案件的侦察、起诉、辩护、、审理有关的人员排除在外，而且规定了为期一年的考核、淘汰期，以期确保调查报告客观、公正。
（一）选拔聘任的基本情况
我们委托的社会团体组织为共青团，由市中级人民法院与团市委联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选任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自2005年6月以来共选聘两批82名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员，选任条件为年满二十三周岁以上，具备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工作作风严谨、认真，具有一定法律专业基础知识，熟悉未成年人特点，热心于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工作，从事青少年教育工作或在共青团组织中负责青少年维权工作的人士。首批选任的48名社会调查员有11名来源于各县（市）区团委干部，有30名中小学校教师，有7名来自其他机关。其中有30名为我市心理阳光协会成员。社会调查员平均年龄为31岁，其中市区24名，各县（市）区24名，每个县市至少3名。已经担任人民陪审员的不再聘任为社会调查员，以上人员均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从事未成年人心理教育的经验。完成选聘工作后，由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市中院与团市委共同下发了文件，对各有关部门支持和配合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做出要求，市中院组织对社会调查员开展了培训，颁发了工作证件。
（二）开展社会调查的情况
我们要求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原则上对每名未成年被告人开展社会调查，全部由聘任制社会调查员负责。开展社会调查首先告知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开展社会调查的目的、方法和法律依据及后果，在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开展调查。对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开展的调查，不作为社会调查报告使用，仅作为其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对于被告人及其法定人不同意开展社会调查的，由法庭决定是否继续委托开展调查。2006年-2009年8月，佳木斯市两级法院共判处罪犯5983人，其中未成年罪犯620人，其中对365名被告人开展了社会调查，没有开展社会调查的84名，其中法定人不同意的38名，异地犯罪的46名，适用简易程序的14名。社会调查员深入到未成年被告人或未成年罪犯的学校、家庭、社区、村委会、工作单位等地，走访家长、教师、亲友、邻居、同事。经与公安机关的协调，社会调查员可以持证到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被告人。社会调查员调查未成年被告人及未成年罪犯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实施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多方面、深层次地反映和分析其犯罪原因和心理演变过程。对调查的内容均形成了调查笔录。在此基础上形成书面调查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地反映被调查人的性格、成长经历、成长环境等，对其犯罪原因进行分析，对落实监管和矫治措施提出建议。调查报告不对未成年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发表意见。
（三）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情况
法律对于社会调查员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诉讼地位未做规定，我们的做法是要求社会调查员参加庭审，在证人席处设置社会调查员标牌，由社会调查员在法庭调查后，法庭辩论之前作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的诉讼参与人，出庭宣读调查报告，接受公诉人、辩护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对调查报告形成过程的询问。此举主要是将社会调查报告作为“人格证据”使用，避免将社会调查员归于公诉人或辩护人一方，体现其开展社会调查的中立性。在目前审结的案件中，有的诉讼参与人对社会调查形成过程提出问题，但未就报告提出不同意见。在宣读社会调查报告后，由审判长对报告给予评价，对可以确认的内容予以确认。在庭审辩论阶段，控辩双方可以引用经确认的社会调查报告内容支持自己的控辩意见。在最后陈述后，社会调查员参与庭审中的法制教育，也可以参加宣判后的法制教育。
（四）开展社会调查程序及其在文书、卷宗中的体现
人民法院在收到公诉机关起诉书后，根据案情确定社会调查员人选，一般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不聘任社会调查员。辖区各县（市）法院原则上委托本地社会调查员开展调查，市区各基层法院及中级法院在市区范围内委托社会调查员，每名未成年被告人需由两名社会调查员共同开展调查，多名未成年被告人共同犯罪的，由社会调查员共同对多名被告开展调查。在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征得被告人及其法定人同意后签订委托书，并由被告人、法定人提供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地址、主要社会关系及联系方式。社会调查员根据案件情况确定调查提纲并经合议庭审核后开展调查，调查一般在十日内完成并形成社会调查报告。法律文书不在诉讼参与人中开列社会调查员，但在案件审理过程表述时，简明叙述社会调查员开展社会调查情况。在事实部分的最后一段，叙述被告人的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平常表现等同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犯罪密切相关的情况，以及实施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论述导致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发生的主观、客观原因及应当汲取教训的内容，一般主要采纳社会调查结论。在对有罪被告人量刑时，可以引用社会调查结论作为参考和依据。开展社会调查的委托书、调查笔录、社会调查报告、帮教意见等均收入卷宗。
三、社会调查制度在立法和实践操作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调查员制度作为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中的一项卓有成效的举措，确实发挥了一定的效用并得到了社会各方的积极评价，但由于我国没有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专门立法，最高人民法院的解释意见又十分原则，社会调查员制度还存在着诸多法律和实践操作方面的问题和障碍。
（一）社会调查报告是否是刑事证据的问题
多数人认为，社会调查报告基于人民法院的委托而产生，而且作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被告人案件前的准备工作之一，符合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规定，应该是具备证据效力的，且与刑事诉讼法第42条规定的“鉴定结论”相似，同时该报告作为一种反映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的文字材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特殊的”证人证言，只要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证，并经过查实以后，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但笔者认为，调查报告严格意义上讲不能称之为刑事证据。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是指证据与案情存在的客观联系的程度，而调查报告的内容只是涉案嫌疑人在案发前的日常生活学习表现等非涉案情况，对案情本身没有证明意义，只能作为法庭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量刑时的一种参考。因此，不能属于法定的刑事证据。
虽然社会调查是个新生事物，是我国法制建设进步的表现，但是仍不应有悖于现有的刑法原则和法律规定，调查报告既然不是用以证明犯罪事实，也不是司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取得的刑事证据，仅是案外的一些情况的调查和研究，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不宜将调查报告的效力夸大化，因此，它不能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二）社会调查制度公正性的保障问题
我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犯罪是一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社会危害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对被告人进行刑事处罚的轻重。由于社会调查员的调查报告中存有对未成年被告人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方面的说明，且是人民法院据以认定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依据之一和量刑的参考，同时，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和受害人因犯罪行为受到或重或轻的伤害，希望法院可以为其讨回公道、重惩被告的因素会影响其对调查报告的认识偏颇，因此，保证社会调查报告内容的客观真实才能保障社会调查制度实施的公正性。
笔者认为要从三个方面保证调查报告的真实性：第一，确定调查主体是保证调查报告真实性的前提。社会调查员一般由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一定的解决未成年人问题经验的品质高尚的人担任，且由法院委托未成年人保护机构选定，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作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出现，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第二，在调查方法上，一般由社会调查员直接到未成年被告人生活、学习、工作的所在地以及其他关系地进行调查。实践中，可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及不同的调查对象分别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调查，如谈话、观察、电话、书信、委托等方式，必要时可以各种方法交叉使用，并制成调查笔录，最终制成社会调查报告。第三，法院在开庭前，合议庭必须先对报告的内容进行审查，并在庭审时允许其他诉讼参与人对此发表意见，这样就进一步保证了社会调查报告的真实性。
（三）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问题
我国法律用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进行社会调查，但是对于社会调查员的法律地位并没有明确说明，到底社会调查员属于何种身份、其法律地位如何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论。笔者认为：首先，社会调查员不是证人，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人是在诉讼程序之外了解案件真实情况的人，社会调查员是参加了诉讼以后才了解案件情况的，而且不是客观的真实情况而是法律证据反映的情况，属于法律事实，它和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有本质的不同。有人认为社会调查员属于品格证人，是就被告人的人品、品格出庭作证的证人，但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证人作证的范围是案件事实，因此，被告人的人品和品格内容不属于证人作证的范围。虽然国外的司法中有品格证人的出现，但是基于法律的规定不同，比如法国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只能就被告人被控事实或者其人格和品格作证”，因此，就被告人人格和品格内容作证的是合法的品格或人格证人，属于证人的范畴。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没有相应得规定，不能生搬硬套的根据调查的内容将社会调查员认为是品格证人。其次，社会调查员也不是鉴定人。鉴定人是接受司法机关的依法委托或诉讼参加人的委托聘请的专门人员，是针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而社会调查员调查的是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背景等非案件或者说是案件背景情况，两者的指向和目的根本不同。我国的刑事诉讼是一种等腰三角形关系，控方与辩方居于等腰对角，法院居于顶角居中独立裁判，社会调查员在刑事案件中当然没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因此，笔者认为由于社会调查员是接受司法机关的委托进行的调查，因此，不一定非要给其独立的诉讼地位，他可以是属于辅助或者说是服务审判的人员。
四、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的建议
建立社会调查员制度，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权益，更好地实现司法公正。如何实现司法公正的原则，笔者认为要从以下几方面完善社会调查制度。
（一）通过立法明确社会调查员地位和身份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的程序法并没有对社会调查员的出庭问题做出具体规定。当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做法主要依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有关法律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笔者认为，我国是成文法的国家，司法实践应严格依法办事。第一，应从立法上明确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身份，使其选任、职权、责任等方面真正有法可依。第二，主体应当细化，委托关系如何确定，要有法律上的支持，相关的责任要确定下来。第三，保证内容的真实性。第四，设立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程序，脱离科
学方法和程序，内容的真实性无法保证。第五，要经过质证。总之，明确社会调查员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在将社会调查制度推广到所有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前，尽快制定和修改相应的立法。
（二）规范社会调查工作的程序
社会调查虽然有其独立性，但仍应制定一套完整的调查程序，指导规范社会调查员的调查行为，从程序上保证调查工作的公正、客观、真实。笔者建议可以考虑采用以下措施：1、出具调查函前应征得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人的同意；2、社会调查员前往羁押场所会见未成年罪犯时应由法院人员陪同；3、对调查内容应当制作成笔录，或者用音像资料保存，作为调查报告的依据；4、一个案件应设立至少两名社会调查员，在调查时应由二人同往。
（三）强化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
1、由于目前社会调查员一般是接受法院委托，因此直接的监督应当是人民法院，包括对社会调查报告在开庭前的审查，听取被告人、监护人、辩护人的意见并要求调查员作出解释或补充、核实；在开庭时听取诉讼参加人的质询，虽然调查报告不具备刑事证据的性质，但由于其直接关系着量刑，应比照刑事证据在庭审中接受诉讼参加人的质询，但该意见应向法庭发表，社会调查员没有义务回答；如果在庭审中诉讼参加人尤其是未成年被告人对调查报告发生较大争议或提出实质异议，法庭不宜将调查报告作为量刑参考。
2、聘任单位对社会调查员的监督措施要加强。如规定社会
调查员定期向聘任单位报告社会调查工作的开展情况；对于调查员的不良行为聘任单位有权依取消其调查员身份等。另外，社会调查员还应接受被调查单位的监督。
（五）建立相应的制度保证
影院调查报告篇7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9-139-02
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此款规定旨在落实“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政策，是刑罚个别化的具体体现。这一规定对于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意义重大，但是由于法律规定的概括性，学界和实务界对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的许多问题还存在认识上的分歧，这些分歧不仅无助于统一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的构建，也影响到司法实务中对这一制度的具体运用。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属性进行简要的分析。
一、学界研究现状
对于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否属于证据，学界之间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属于证据，但对于该证据属于何种类别，学者的意见又表现出差异。罗芳芳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具有相关性、专业性和科学性、应用性，属于专家证据； 张静、吴燕、杨飞雪等认为，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报告具备了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应当被视为证据，其属于品格证据；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并不是证据，而仅具有参考作用。 皮艺军认为，“证据必须能够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然而，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中涉及的内容多指向犯罪原因，与案件事实并不存在客观、必然的联系。因此不应被采纳为证据。 郑圣果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与刑事证据的概念、本质等不符，只能作为办案时的参考。 对此，笔者较为赞同后者的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刑事证据之列。
二、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证据的分析
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不属于刑事证据主要有以下五个原因：
（一）从证据的定义考察
法谚有云：“不明白某学术上之用语者，亦不明白该学术”。由此可见概念之重要性，因此欲对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是否是证据进行判断，必须从证据的定义入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而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一般包括未成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监护条件、平时表现等内容，这些内容虽然能够对未成年人的社会危害性进行一定的评估，但是和案件事实却没有必然的关系，即不能证明未成年人是否实施了犯罪、实施犯罪的地点、手段、场合等案件事实，因此难以称之为证据。对此，药家鑫案件或许是最好的说明。案发后根据法庭调查，药家鑫出身知识分子家庭，药家鑫平日在校表现非常好，学习优秀，得过13次奖励，在老师和同学眼中内向平和，是个好学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好学生”，却在被害人毫无还手之力时对其痛下杀手最终致其死亡。在这一事件中，药家鑫平日的获奖证书、老师和同学对他的评价都不属于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因此不应以证据来认定。
（二）从证据的形式来看
依据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其规定了八种法定证据形式：（一）物证；（二）书证；（三）证人证言；（四）被害人陈述；（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八）视听资料、电子数据。但是从笔者的角度而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并不归属于上述分类中的任何一类。
有观点认为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属于一种特殊的证人证言，但是笔者以为，这种观点并不能成立。证人证言是证人就其所感知的案件情况向法院所作的陈述，但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与案件情况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此外，证人在刑事诉讼中必须是自然人，因为对案件情况的了解必须通过自然人的各种感觉器官和大脑才能形成，而国家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显然不具备这些条件，但是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通常都是由公安机关、检察院等非自然人完成的，因此将其称为证人证言并不妥当。
（三）从证据的特征来看
客观性是证据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却并不具备这一特征。通常而言，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会涉及到未成年人平日里的表现、性格特点、社会交往等内容，由于这些内容都是以“意见”的形式作出的，因此难免掺入评价者自己的主观因素，评价者自己的学识、成长经历、社会阅历、其与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关系等都将影响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主观性极强，随意性较大。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可能存在多个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这些报告的结论难免会有差别，这就使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客观性不复存在，因而难以称之为证据。
（四）从证据的质证来看
在刑事诉讼中，证据一般由控辩双方提供，对于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必须经过质证才能作为法院定案的依据。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质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八条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法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否则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一条之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因此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可以自行开展未成年人社会调查，也可以委托有关部门或社会组织进行调查。
由此便出现一个问题，倘若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属于证据，那么其必须经过法庭出示、辨认、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依据。但是法院自行调查完成的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应当如何完成质证呢？莫非法院还要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这不仅与法院居中裁判的地位不相符合，在实践中也根本无从进行操作。因此从证据的质 证这一方面来看，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认定为证据也是行不通的。
（五）从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看
1995年《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第十条规定：“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讯问应当采取不同于成年人的方式。讯问前，除掌握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外，还应当了解其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制作讯问提纲。”此规定将未成年人生活、学习环境、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心理状态及社会交往等情况排除在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的范畴之外，而这些内容恰恰是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基本范畴，因此这个规定从侧面也反映出我国没有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认定为证据。此外，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等六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的若干意见》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和执行刑罚时，应当综合考虑案件事实和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这一规定将案件事实和社会调查报告列为并列关系，也说明了我国并未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认定为证据。
再者，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也透露出了同样的信息。其第四百八十六条中规定：“人民检察院根据情况可以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成长经历、犯罪原因、监护教育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和教育的参考。”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只是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作为办案和教育的参考，而并未将其认定为证据。
三、结论
综上所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是为了、贯彻落实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及“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而设立的制度。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由于其并不能证明案件事实，而且主观性极强，因此难以称之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而只能作为刑事诉讼中的参考资料。如果强行地将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认定为证据，不仅理论上难以自圆其说，实践中也面临也质证方面的困境。
注释：
罗芳芳，常林.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证据法分析.法学杂志.2011（5）.
张静，景孝杰.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的定位与审查.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5）；吴燕、吴翎翎.未成年人品格证据若干问题初探.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5）；杨飞雪.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研究——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为例.人民司法.2009（3）；张永超，李朋远.社会调查报告的审查可从程序实体两方面进行.检察日报.2012年8月27日.
高洁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之完善.湖南社会科学.2013（2）.
影院调查报告篇8
关键词：社区矫正；入法；初期混乱；对策
刑法修正案（八）明确了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和裁定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也将暂予监外执行罪犯也纳入社区矫正适用范围。
同时为进一步规范社区矫正工作，加强和创新特殊人群管理，根据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总体部署，在深入调研论证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该办法自2012年3月1日起施行。其中该办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符合社区矫正适用条件的被告人、罪犯依法作出判决、裁定或者决定。
但是笔者认为，《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作为一部快速上马的法律配套实施办法，虽然为全面确立社区矫正制度，进一步完善刑罚执行制度，推进刑罚执行一体化、专门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匆忙制定过程中还是有不少现实问题并没有纳入实施办法特别是法院如何参与社区矫正问题而导致各地基层法院具体实施时做法各不相同。在此，笔者仅从基层法院角度下分析法院应在社区矫正入法后如何参与。
一、立法初期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意义
（一）、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是由国家法律明确规定，拥有坚实的法律基础。之前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的依据只有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等试点文件，对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内容、程序的规定也过于笼统，各部门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不明确。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明确规定了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和裁定假释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相应出台的《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也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对符合社区矫正适用条件的被告人、罪犯依法作出判决、裁定或者决定。这就使得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具有可操作性和严肃性，这是国家法律赋予人民法院的神圣使命。
（二）、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有益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使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两种行刑方式相辅相成，针对不同犯罪分子采用相应的刑罚。这样不仅增强刑罚效能，降低行刑成本，同时也符合现代刑罚理论所认为的，刑罚目的在于报应和预防的辩证统一[1]。之前罪犯被监禁在监狱中， 与社会分离开来，其职业、家庭关系等受到监禁的困扰，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等也容易受到一起服刑的其他犯罪人的负面影响。而社区矫正刑则可使一些轻罪犯人特别是未成年犯人避免这种负面影响，防止再次犯罪。
（三）、人民法院作为整个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头单位，对于整个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遵循的是分工负责、密切配合的原则，实行的是法院判决、裁定，检察院、公安、监狱等部门密切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具体负责的工作模式。法院对于一个接受刑罚人员是否适合采用社区矫正刑的认定，关系到这位人员是否经由社区矫正达到刑罚与教育工作的成败。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既是人民法院在法律框架内依法行使审判职能的活动，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有益探索，不仅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提高司法的公信度，增强社会稳定，而且还可以促使社会力量对矫正对象关心和支持，自觉营建起一种参与管理、文明向上的社会氛围。[2]
二、立法初期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一）、当前社会重刑理念普遍影响法院对社区矫正刑适用。
（1）对于人民法院来说，由于犯罪人的行为给社会及公众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为惩戒并借以平复和安抚被害人与公众的伤害及愤怒情绪，广大群众纷纷要求对犯罪人苛以严厉的刑罚。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普遍压力较大，在社区矫正入法初期不敢轻易适用社区矫正刑，这导致现阶段我国监禁刑所占比例很大，社区矫正刑所占比例很小。笔者感到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刑罚重刑主义影响较深，导致法院较少适用社区矫正刑。
（2）对于广大居民来说，对犯罪怀有的仇恨或恐惧心理，使他们往往希望国家对罪犯严加惩处，并将其置于与世隔绝的地方进行改造，因而特别抗拒社区矫正这种类同“放虎归山”的刑罚方式，特别是这些闻之色变的“老虎”还要继续生活在他们的周围，广大居民往往会持一种抗拒心理。而社区矫正刑的判处往往需要对被告人或者罪犯的居所情况、家庭和社会关系、一贯表现、犯罪行为的后果和影响、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和被害人意见等进行调查了解，形成评估意见，这时广大居民往往不愿意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导致评估意见报告不能真实反映相关人员的社区危害性程度，影响法院作出公正、客观的判决或裁决，这也就说明如今社区矫正刑的社会基础还不成熟。
（二）、当前阶段法院难以实施审前社会调查并采纳调查结果。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四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对拟适用社区矫正的被告人、罪犯，需要调查其对所居住社区影响的，可以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进行调查评估。但是在现阶段实践中实践中，该制度除在未成年犯中运用较为普遍外，成年犯中很少运用。究其原因，主要是实施审前社会调查与法院审限可能存在冲突所致。对被告进行社会调查和影响性评估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若对每一个可能判处非监禁刑的被告均委托社区矫正组织开展社会调查，则审限难以保证。刑事审判一审案件审限仅一个半月，延长审限则需上级法院批准，在社会调查结束后再行审理，往往导致超审限。因此，如何将审前社会调查制度与审限制度很好地衔接起来，现行阶段困扰法院的问题之一。
（三）、当前法院对于如何参与社区矫正的矫正阶段有分歧。
有人认为法院应该直接配合社区矫正组织从事教育转化工作，认为这是注重延伸审判职能，充分发挥法院审判的威慑力的体现，可以达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因此当前有些法院在社区矫正工作中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摸索了一些方法参与社区矫正：比如有法院规定判处社区矫正刑相关人员每隔一段时间写出书面材料，到法院汇报，法院可及时了解他们的生活和矫正情况，找出存在的问题，帮助其改造；有法院定期或不定期深入家庭、社区、学校进行跟踪回访，通过回访教育，增强相关人员的法律意识和守法观念，防止再次犯罪；有法院出具社区服务令，要求社区矫正分子按规定参与社区服务等等。[3]但也有人认为法律没有授权法院负责社区矫正的后续矫正阶段，那么既然没有权力，也就无权参与。法院掺和到缓刑少年的矫正工作之中，表面上看是打破分工，加强协同。但将来如果因为工作忙等客观原因，法院一旦无暇过问社区矫正人员，就会留下执法空档，容易形成“都管或都不管”的混乱局面，这势必影响仍然脆弱的社区矫正工作正常开展。同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法院参与社区矫正措施不得力，执法不当，造成矫正人员矫正效果不佳，由于无相应法律限制，难以追究法院相关工作人员的责任。[4]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作为一部快速上马的法律配套实施办法，并没有就社区矫正中司法行政机关、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有关部门、村（居）民委员会之间的分工协作做一个明确的规定，导致社区矫正在入法之初操作有一定混乱性。
（四）、《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出台初期尚未建立司法机关之间的信息反馈机制。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建立社区矫正人员的信息交换平台，实现社区矫正工作动态数据共享。然而就现行的社区矫正实践来看，由于技术条件不成熟，立法之初各单位分工不明确等原因，社区矫正组织和法院之间尚未建立这样的工作联系。在得不到信息反馈的情况下，一些法院只有通过对矫正对象进行回访的方式才能了解社区矫正情况。但是由于时间、精力等原因，法官的回访只能覆盖很小一部分社区矫正相关人员，对于被判处社区矫正刑的大部分罪犯，法官对其适用社区矫正的效果无从掌握。这样法官便不能总结经验，很难把握社区矫正刑适用的宽严程度。[5]
三、立法初期法院如何参与社区矫正。
（一）、立法初期，人民法院要加强与司法行政机关沟通与合作，尽快出台判前社区影响调查评估操作细则。
人民法院要贯彻社区矫正工作分工负责、密切配合的原则，对于可能判处社区矫正刑的被告均可以委托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开展社区调查，一方面要尽力缩短调查报告出具时间，必要时可以要求被告人家属提供一些不会影响调查影响报告公正性、真实性的证明报告等；一方面也可以是从审限方面入手，将出具调查影响报告时间排除在审限之外。目的是将审前社会调查制度与审限制度很好地衔接起来，扩大社区矫正刑的适用范围。
（二）、法院作为整个社区矫正工作的起点应该严格把关，逐步推广社区纠正刑的适用程度。
就目前试点情况看，司法行政部门是社区矫正工作的主要负责部门。但人民法院作为社区矫正工作的起点，对于社区矫正工作的成败同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整项工作的起点，人民法院应该严格按照社区矫正工作要求，准确适用刑事法律和《社区矫正实施办法》，充分运用社区矫正刑中的管制、缓刑制度和减刑、假释等鼓励罪犯改造自新的刑罚执行措施，转变社会重型理念，克服压力，逐步推广社区矫正刑在刑罚总量中的比例。[6]
（三）、人民法院在社区矫正相关人员交接上尽量实现无缝衔接以防造成脱漏管。
首先在告知矫正对象方面，法院应当做到当庭宣告实施社区矫正并告知矫正对象的权利、义务，让矫正对象明白什么是社区矫正，如何接受社区矫正，如何在规定时间内到公安机关和司法所去报到，如果违反社区矫正将受到何种刑罚等。
其次实践中经常出现社区矫正机关好不容易接到法律文书但矫正对象却未按期报到的情况，特别是无工作单位或无固定居住地址的矫正对象，常常因交接方面的不顺畅、不衔接，出现社区矫正刑人员法院无法控制，公安机关无法控制，基层司法行政组织无法控制的“三不管”等现象，针对这种情况，法院一方面应该及时送达法律文书给相应的司法矫正机构，让这些机构做好接收准备。[7]另一方面法院应该利用法院的震慑力，书面告知其到居住地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报到的时间期限以及逾期报到的后果，利用法律的威严和判决社区矫正的教育性来引导社区矫正相关人员按时报到，接受社区纠正改造。
再次，法院决不能一判了之，再送出相应法律文书之后，不能坐等送达回执回到法院。法院工作人员要加强责任心，在限定报到期满后迅速与相关人员居住地的司法行政机构联系，确保该相关人员已经按时报到，接受社区矫正，才能将案卷整理归档。
（四）、人民法院要加强与基层社区矫正小组沟通合作，实时针对社区矫正相关人员矫正表现作出相应裁定，维护法律严肃性。
人民法院在具体协调、落实参与社区矫正工作中时，要始终注意加强与司法行政机构、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等社区矫正机构的联系，对于上报假释以及社区矫正中表现突出的可以予以减刑的缓刑对象的有关法律适用和评定标准问题，做到每季度沟通和联系一次，努力确保执法统一。[8]这样不仅体现了权力制衡，更提高执法效率。同时法院可以根据减刑规律，要求社区矫正组织将被矫正对象实行分类管理，将相近情况对象归入一类，相比对照，即对在社区矫正中表现突出的缓刑甚至是假释对象要进行重点考察，建立相对规范、严格、透明的考察制度，这样不仅展示法院裁决的公正，也有利于社区矫正分子积极表现，争取对他们的依法减刑。同时通过相互的对应比照，对于表现普通的社区矫正相关分子，可以要求基层社区矫正组织、矫正小组对该对象训勉谈话，警示教育。对于在社区矫正当中，有严重违法行为或犯罪行为的罪犯，则应依法处理，从而规范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奖惩制度。 （下转第42页）（上接第40页）
（五）、人民法院要加强与各部门沟通合作，尽快参与建立司法机关之间的信息反馈机制。
《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司法行政机关和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建立社区矫正人员的信息交换平台，实现社区矫正工作动态数据共享。这个信息交换平台实际就是贯穿整个社区矫正工作，连接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监狱、司法行政机构的一个工作平台，具有至关重要的沟通联系作用。这个平台的建立和范围的扩大，将是各部门协同分工合作的基础。届时，检察机关将量刑意见录入平台，法院要求基层司法行政机构出具社区影响评估报告。法院判决或裁定后，可以直接通过信息交换平台抄送法律文书至社区矫正相关人员居住地的公安机关、基层司法行政机关等，确保信息交换无障碍，社区矫正机关相关人员不致进入脱管阶段。
但是现实情况中，信息交换平台的建立还有莫大阻碍。比如各部门的内外网连接，信息保密问题，技术条件不成熟等原因，全国范围内信息交换平台的建立尚有较长时间来筹建。但是要意识要这个平台建立的重要性，各部门要加强协作，共同努力，尽早完成该平台的建立工作。
参考文献：
[1]王剑宇，社区矫正程序问题研究[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7.
[2]李锋，现代司法理念下法院参与社区矫正研究，上海浦东新区法院，2005.
[3]王梅霞，浅析人民法院在社区矫正中的作用，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第六期.
[4]杨维立，法院该不该介入社区矫正，《社区》，2007-2下.
[5]田甜，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福建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二期.
[6]肖念华，浅谈社区矫正若干问题――兼论人民法院在社区矫正中的作用，2007.
[7]赵旭明，程敬文，当前人民法院参与社区矫正工作若干问题研究，法律适用，200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