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艺术论文范文

交往艺术论文篇1

论文摘要：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文艺学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树立问题意识、间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等学术意识，对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文学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社会文化生活在急剧变化。电子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审美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马克思主义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民族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文化之间、各个民族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文学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艺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美学、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指导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语言，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文学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哲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艺术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文化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世纪之交发生了从语言论到文化的转向，给文艺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使文艺的传播变得快捷而方便，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对传统精英文化提出了强劲的挑战，并使许多边缘化群体和个人参与到文学艺术之中，而文化诗学则以它的政治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和批判性精神，给文艺学的发展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文艺学要发展，就应该坚持走自己的路，要在“立足于我国现当代已形成的文论传统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怀，一手向国外，一手向古代，努力吸收人类文化和文论的一切优秀成果，进行创造陛的融合和发展，逐步建立起多元、丰富的适合于说明中国和世界文学艺术发展新现实的、既具有当代性又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开放体系”。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西方文论资源无疑成为了我们重要的理论参照。对于西方文论资源，我们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从自己的问题意识出发，认真分析在引进、选择中的得失，通过积极地对话交锋，使西方文论中真正有用的东西能为我所用，以起到推动我国文论发展的作用。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不可能撇开我国的文论传统。对于古代文论和“五四”以来的文论传统，我们应该把它作为建设新的文艺理论的重要资源，对于那些揭示了文学艺术的某些普遍规律，能指导我们当前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的东西，我们应当继承吸纳，使之成为文艺学学科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

交往艺术论文篇2

论文摘要：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和文艺学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1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么，树立问题意识、间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等学术意识，对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等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艺学的学科建设，是中国文艺理论界进入2l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少学者对文艺学学科的发展前景持乐观和自信的态度，但更多的学者是对文艺理论的问题和危机的反思，对其发展充满忧患意识。的确，如何解决中国文艺理论的某些概念、范畴和方法与当下文艺实践脱节的问题?如何有效地把中国传统文论的资源转化为当代文论建设的因素?如何确立中国本土的问题意识，在中国语境下合理地吸收利用外国文论资源?如何在注意文艺学学科的本质特征、学科内涵的同时，重视文艺学学科创新扩容、多元互动的发展趋势?以上种种问题，我们觉得，更新观念，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树立问题意识、问性意识、共生意识、发展意识，对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将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意识

文艺学的“问题”，是指文艺学所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或矛盾。文艺学的“问题意识”，就是能察觉、认识到文艺学的这些课题或矛盾，并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世纪之交的生活在急剧变化。媒质是继纸媒质后的又一次媒介革命；精英文学日见萎缩，文学进一步泛化到大众文化中；图像一跃而成为文化生活的中心，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趣味、阅读习惯。与这些变化相应的是文学以及人们的文学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现实的文学实践相去甚远，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社会实践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和问题群，我们应当认识和承认这些问题，积极参与和回应这些问题。社会的转型与文学实践的巨大变化，促使当代的文艺学必须从变革着的文学实践出发，分析新现象、研究新问题，在理论上不断创新扩容，使之适应时展和社会需要。如果文艺理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的方法脱离了文学实践，文艺理论就会失去它的生机和活力，成为空中楼阁式的、僵化而无用的东西。文艺学面对当下的文学实践，许多问题凸现出来了。现在人们的文化生活重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文学的需求更偏重于娱乐和情感需求，还有的崇拜自然本能，追求感官刺激。在巨大的感官冲击下，在文学艺术审美生成的日益消解中，如何将文学艺术的审美特征与大众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如何用人文精神来支撑我们的精神家园?如何体现对人的生存处境、对家园邦国命运的关怀?这是文艺学正面临和尚待解决的课题。文艺学应该以专业为依托，积极地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目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国问题”显得更为复杂。对于文艺学来说，“中国近百年来都始终笼罩在西方主义的阴影下，没有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对于西方理论，我们更多的是简单介绍，随意嫁接，却没有学会或没有完全学会提出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并将其提升为中外共享的智慧。当然，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是必要的，如无数前驱对的追寻，如20世纪西方文论对我国文论的丰富和启示。但问题是，借鉴国外的理论资源不是照搬新名词、新术语，或用外国的理论来分析我们的文学现象，而应该是一种对话交锋，是一种创造性的借鉴和接受。

在与外国理论的对话交锋中，如果我们一味地追踪西方世界的理论潮流，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通过创造性地借鉴和接受他人的理论，来达到丰富、充实和推动中国文化和文论发展的目的。文艺理论从何而来?如何进行古今对话，实现古今贯通?这是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面对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文艺理论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实践。当一定时期的文学经验凝固下来，转化为概念、范畴和相关的方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时候，这种理论同时也就获得了超越时代和的价值。中国的古代文论正是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不但有属于我们民族的东西，还有许多属于未来的、中外共享的智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理论作为一门理论学科，并不完全依附于所谓当下文学经验，它还有着自身内在的发展、运作规律和规则。”]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历代文论家依据不同的时代课题与人生问题，探讨文学创作的经验，追寻文学的终极意义熔铸而成的。它反映了观念的演变，表现了各种不同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具有民族传统和东方特色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在今天的文艺学学科建设中，我们应该把中国古代文论传统作为一个重要对象。[1]

二间性意识

在当代生活中，多种学科之间、不同种类的之间、各个或国家之间，都存在着极为丰富多样的对话与交流。而在实践中，作者与世界、作者与文本、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存在着对话与交流。这种对话交流形成了一种主体间性，即“主体一主体”的交互主体性，它包含着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否定、相互协调、相互交流。我们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需要和寻找的正是这种主体间性。主体间性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是从主客关系而是从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来规定存在，认为世界不是与我无关的客体，而是与自我一样的主体。从这一理论出发，来探讨文学的主体间性，可以实现方法论上的根本变革。文学的主体间性表明，文艺活动不再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或者认识，而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其中，创作活动乃是家与所描绘的对象或者人物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接受活动则是读者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之间的对话交往活动。文学创作活动表现为作家与生活之间的关系。

作家与生活不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相互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主体间相互作用和交流对话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不是站在生活之外去客观地观察和认识生活，而是把事物也看作有生命的主体，与其建立起一种平等的对话交流关系，“我听过我的身体进入到那些事物中间去[3_，它们也像肉体化的主体一样与我共同存在”。“在一片森林里，有好几次我觉得不是我在注视森林。有那么几天，我觉得是那些树木在看着我，在对我说话。”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也曾多次描绘过人与自然的这种相亲相融、和谐统一的密切关系。显然，在艺术家眼里，人与自然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人来源于自然，在本质上同于自然，因而人和自然之间是天然地可以相通的，是一种真正的相互作用和对话交流的关系。事实上，作家在创作中所描绘的从来都不仅仅是事物的客观属性，而是自己与事物之间所建立起的这种主体间的对话交流关系，这是与以往我们对于艺术活动总是从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来加以解释是完全不同的。

文学作为主体间性活动，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为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从而进入了真实的存在。在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不仅仅是作者议论所表现的客体，而且是直抒己见的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与我无关，而是与我息息相通的另一个自我。文学活动是自我主体与文学形象间的对话、交流，在这种对话交流中，自我主体以最大的诚挚和最深切的同情对待文学形象，倾听文学形象的述说；同时自我主体也向文学形象敞开了心扉，倾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在这里，文学形象与自我主体是同等地位的主体存在，主体之间始终贯彻着平等的对话、交往精神。

艺术接受也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读者不仅要和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的世界进行交流，更重要的是读者可以以作品为中介，与作者建立起精神上的对话交往关系。文学不是孤立的个体活动，而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产物。文学作品的故事、情节、人物是作者创造出来的，它饱含着作者的情感，蕴含着作者的倾向，这使得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自然而然地会发生某种情绪上的反应，或欣喜、或愤怒、或悲哀、或惊骇、或振奋……读者与作者作为两个主体，以作品为中介在进行着文学经验的交流、沟通，从而形成了某种共识。因为，文学经验不仅仅是个体的，而且是社会的，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如果我们理解了文学活动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我们也就容易理解文学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对话活动。

三共生意识

文艺学学科不可能有一种非此即彼的绝对真理，也不可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结构。文艺学学科自身的建设，文艺学学科与其它学科的关系，都应当凸现出一种交往对话、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生共荣的思维。

我们看到，文艺理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曾被当作一元的、绝对的真理，其他的文艺理论流派都一一遭到批判、排斥。这一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定式，就会成为教条式的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认为不是好的就是坏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这完全是一种只讲对抗不讲互动、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西方古典、特别是德国古典美学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对话交锋中得到确立并超越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性、性，体系性是毋容置疑的，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不可能代替全部文艺理论。文艺理论中还有许许多多问题，被古人和今人讨论着，而当下文学艺术实践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更是他们不可能涉足，也难以预见的。我们发现，20世纪8O年代以来传人我国的各种外国的文论学派有许多新的主张与独特的见解，这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所看不到的。这些理论的引入，大大地开阔了我们的学科视野，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理论，文艺理论也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从一元走向了多元，从对立走向了互动。 [2]

文艺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不是一种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对话、交往、互动的关系，特别是在当代文艺学学科发展中，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显得尤为重要。文艺学学科不可能孤立地就谈文学，文艺学学科总是与、学、学、学、学、学甚至自然科学相联系。如产生于2O世纪中期以后的当代批评，其思想资源除了以外，还包括2O世纪各种文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的成果。近些年来兴起的生态批评也是跨学科的。宣扬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特别从科学研究、人文、发展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借鉴阐释模型。文艺学的跨学科方法说明，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不只是一个学科自足性的概念，而是一个既与学科的知识谱系密切相关、又包含和融汇着其他学科的特定的思想、观念、理论与方法的多元知识系统。

四发展意识

文艺学的生命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开放性、多元性，从根本上说，它所强调的是一种发展意识。西方文论在发展。2O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一世纪，西方文论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态势表现为：一是流派繁多，数十个文论学派此起彼伏，异常活跃，远远超过了l9世纪西方文论的流派数量；二是批评新潮不断迭起，交替的频率越来越快。一般说来，当代西方文论一个流派从创立到衰落不过二三十年，繁荣时期的周期更短，以至出现了名目繁多的文论流派“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景象；三是多个流派之间既有尖锐的冲突交锋，又相互交叉、渗透和吸收，呈现十分复杂的关系，不少文论家同时成为两个甚至几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一个流派中也可能同时吸纳几个流派的文论家。正因为这些，2O世纪西方文论才得以繁荣，才得以快速发展。

中国文论也在发展。二三十年代传人我国的马列文论，近十多年来吸引我国不少学者注意的文艺心理学、文艺符号学、叙述学、文学本体论、原型批评、文学接受理论等等，它们既使我国传统文艺理论得到了更新、发展，又拓宽了文艺理论研究的道路，文艺理论出现了交往对话、开放多元的新局面。我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样受到新观念、新方法的激活而使其深邃的内涵得到多方面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世纪之交发生了从语言论到文化的转向，给文艺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营养。影视与网络的发展，使文艺的变得快捷而方便，而大众文化的发展，则对传统精英文化提出了强劲的挑战，并使许多边缘化群体和个人参与到文学艺术之中，而文化诗学则以它的学旨趣、跨学科方法、实践性品格、边缘化立场和批判性精神，给文艺学的发展增添了十分强有力的新视角和新方法。

文艺学要发展，就应该坚持走自己的路，要在“立足于我国已形成的文论传统的基础上，以开放的胸怀，一手向国外，一手向古代，努力吸收人类文化和文论的一切优秀成果，进行创造陛的融合和发展，逐步建立起多元、丰富的适合于说明中国和世界文学艺术发展新现实的、既具有当代性又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开放体系”。在文艺学学科建设中，西方文论资源无疑成为了我们重要的理论参照。对于西方文论资源，我们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从自己的问题意识出发，认真分析在引进、选择中的得失，通过积极地对话交锋，使西方文论中真正有用的东西能为我所用，以起到推动我国文论发展的作用。文艺学的学科建设不可能撇开我国的文论传统。对于古代文论和“五四”以来的文论传统，我们应该把它作为建设新的文艺理论的重要资源，对于那些揭示了文学艺术的某些普遍规律，能我们当前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的东西，我们应当继承吸纳，使之成为文艺学学科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

文艺学的发展最重要的还是立足于当下的文学艺术实践。世纪之交，随着后现代背景下文学性的泛化，许多大众的、视像的、网络的、流行的以及形式多样的文学艺术现象与样式，已纷纷进入文艺学的视野，成为一种新的阅读文本。这样，文艺学应与当下的文艺实践保持积极的、活跃的联系，并根据文艺实践的发展和变化，不断作出理论上的调整和创新。文艺学的学术创新能力，从根本上说是来自对于现实中提出的问题的积极参与和回应——虽然这种参与和回应不应当是无批判的。

交往艺术论文篇3

中国高校的艺术理论教学陷入某种尴尬境地.主要原因在于我们的艺术教育根深蒂固的功利主义思想。这使得我们的学生青睐于单纯的技巧训练.而忽视了他们在文化素养上的塑造与积累.因此就无法成为一个具有较高人文素质的艺术家.而往往只能沦为所谓的"艺匠"。而在我们的教学体系中，艺术理论教育由于理论性强.要求学生需要较高的文化素养.因此艺术学理论的教学对学生来说既枯燥又"无用因此唯恐避之不及。身为教授艺术理论的一线教师.笔者常常有这样的感受：在课堂上.教师言之谆谆.学生听之藐藐.教学效果之差可想而知。试问破解这种困境的出路何在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不妨从国外的艺术理论基础教材寻找破困之路。教材是教育者对本学科现有知识与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系统阐释的产物。它往往反映了教育者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国内引进了几种国外艺术理论通用教材.如加纳罗.阿特休勒的《艺术：让人成为人》（第7版）.大卫?马丁的《艺术与人文：艺术导论》（第6版）。它们都是美国比较流行的艺术理论教材.其共同特点是在人文学的视野下观照艺术.以此向学生系统阐述关于艺术的基本理论。我们现有的艺术理论教材是造成学生疏离艺术理论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教材虽曰概论.其实都是动辄四.五十万字.醉心于建立_个无所不包的庞大理论体系.试图灌输给学生所谓对艺术的全面认识.结果却是‘看来很像一本‘教科书结果也可能使一般学生完全丧失了对艺术的兴趣.也失去了一生中唯一一次借艺术来启发自我生命的可能。

    究其原因是教材的编撰者并未将学生作为主体来看待.常常自说自话.并不理会接受效果。如以人文学立场来调整编撰思路.我们的教材就应当尽童深入浅出地介绍艺术相关知识.并考虑到学生的接受程度.选取的实例应以当下鲜活的艺术现象为主，或者赋予经典的艺术形象以新鲜活泼的理解.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理想的艺术理论教材.应当充分借鉴国外同行的成功经验。在《艺术：让人成为人》.《艺术与人文：艺术导论》等通行教材中.作者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结合当下的艺术现象.做出令人信服的讲解。在许多问题上不是首先提供标准答案.而是设置某个讨论情境.让学生进入一个主动参与的状态.从而激发他的主体性："幸福是否是-个纯粹主观的状态？或者.它是不是绝对的？要么我们会完全拥有.要么我们就完全得不到？"2加上教材囹文并茂.语言活泼.所列举的实又能够贴近现实生活.这样做大大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正如蒋勋所言："一本教科书.若不沦为'照本宣科’的形式.是需要教授者和阅读者双方大量的介入的'3艺术理论教学应当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而不把他简单视为知识灌输的对象，其实就是发扬人文学拥抱人之价值的基本立场。

从人文学视野来观照艺术理论教学.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即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下看待艺术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在国外艺术理论教学中.艺术往往与其他人文学科并置在-起.比如文学、语言、哲学、宗教.历史等?这样一来.我们对艺术的考察就放到了_个广阔的空间之中..因此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才可以吿别以往那种画地为牢的狭小格局.，从历史和现状来看.艺术都是在与其他人文学科的交流和撞击中获得无限活力的。在教学中我们要有这样的自觉意识.即_切对艺术的理论探索.都需要放到一个更大的人文视野中去展开.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深入理解艺术的精髓,，而最终的目的就是拓展了学生的视野，他们就不会独守一隅而偏狭自大。

综上所述.艺术理论教学的主要目的在于传授给学生基本的艺术理论.并从艺术的欣赏与理解中获得最宝贵的体验..而现在高校的艺术教学却是让学生成为娴熟拿握技巧的’机器而未能培养他们成为真正能够独立思考的创造者.这恰与人文学的宗旨背道而驰。得益于人文学的启迪.当下高校艺术理论教学可以获得某种方法论的自觉，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他们参与艺术理论讨论的兴趣和热情?同时教师也要不断加强对当下艺术现象的关注.更新艺术知识和观念.经常保持与学生平等对话和交流。如果能做到这些改变.高校艺术理论教学才会迎来走出困境的契机。

交往艺术论文篇4

一.现代文化民族的丰富性决定与构成了复杂的艺术语言环境

与过去相比,现代社会作为一个文化民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相应地构成它的艺术语言环境也不同于以往。

首先,在一定的地域,即使是一个单一的民族,也会由于人口迁移的因素,不同民族和不同信仰,乃至不同价值取向与不同文化追求的人的确居住在此,这些人往往以客家称许,他们奉行的文化被称为客家文化。多种多样的客家文化与当地的民族文化共同构成了现有状况下的区域文化。这样,地域性的单一的民族文化被多民族的文化所替代,这是造成现今复杂艺术语言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在现代广泛的人文环境中,即便是具有共同文化取向和相同价值追求的人,也会因为他们的年龄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以及个人文化素养和生活阅历的不同,也会出现自己欣赏与追求的不同话语方式,采用不同的交流手段和不同的交流途径。尤其在艺术欣赏和艺术交流中,不同层次的交流者对语汇的理解和把握是不同的。因而,这一特征也决定了现代艺术语言环境的复杂性。

再次,现代城市丰富的文化特征决定了城市居民有着丰富多变的文化鉴赏活动,进而影响到艺术语言的环境。

一是现代社会,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乃至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主导着他们的文化交流,进而影响着他们艺术交流和艺术欣赏的语言环境。

二是现代社会文化生活与工作的快节奏性,将人的一天的工作,从生活到学习历程相对增加,这无疑在身心上加重了人们的精神负荷。当人们每经过一地都匆匆而过,当人们平心静气地观摩文化景观时,往往会带着放松的目的,以消遣和娱乐的心境进行文化交流,甚至在复杂的文化环境中情愿孤芳自赏,而不是激烈地相互交流。

三是现代社会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社会文化状况引发了文化生活的阶段性进行,决定了专门化的固定的艺术环境出现。诸如:文化公园、艺术博物馆和文化广场等公共文化艺术环境,它们往往以大众化的文化,大众化的艺术为市民服务。因此,在这样的艺术文化环境中,艺术语言是一种普遍性大众化的语言。

最后,城市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艺术欣赏的多层次性。就一种艺术形式,其内容也必须具有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因为在城市文化生活中,不同文化层次的人对文化生活的要求是不同的,自然地他们对艺术欣赏水平与他们需要服务的文化有着差异性。

正因为以上种种因素影响了雕塑艺术的表达内容和表现风格,也制约着雕塑艺术的语言。

二.现代城市建设与现代城市文化共同影响着城市雕塑的语言特征

现代城市建设是多层次全方位的都市文化建设,这与传统的城市文化有着迥然的不同。与传统的城市之单一性文化相比,现代城市以综合性文化来构建,既有现代工业,又有后工业社会的工业企业;既有经商贸易为主的文化,又有以服务为导向的文化;既有大中小型的集团性文化,又有个体特色的群众性文化;既有前卫性的展示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文化,又有遗存的传统优秀文化;既有代表城市龙头的产业性文化,又有反映群众个体的小区文化,等等。如此众多内容和形式的文化,需要各种各样的空间和展示场所,因而,为了适应多种文化的生存与发展,丰富多彩的建筑应运而生。

在现代城市建筑中,传统性重装饰的建筑依然保留了一席之地,尤其是折衷主义设计的建筑随处可见。不论是住宅建筑、工业和商业建筑,还是娱乐场所和园林文化建筑,都体现着现代都市文化的多元性。建筑文化表现出的内容、形式、风格和语言特征从古典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古典主义建筑以古希腊、古罗马以及古代埃及和巴比伦建筑的有机结合,同时,也渗透了东方文化的传统精髓,而现代主义建筑是适应现代工业时代的建筑风格,它采用了整齐划一的艺术语言,以几何化、标准化和抽象化为主要特色的钢筋、混凝土和玻璃墙结构的结合体。在现代主义建筑刻板的形式,单一的艺术语言环境中,人们的多种情感交流和表达都受到了限制,尤其现代主义对人性的漠视,对人类情感的压抑促使人们一反现代风格而趋返朴归真的语言环境,其目的是恢复人性的本来面目。

实质上,不论是古典主义、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的艺术语言,它都是现代城市文化多元性的需要,它们之所以合理地存在于城市文化的语境中,就是因为它们部分地或全部地适应城市文化艺术的发展与交流需要。

三.适应现代城市艺术文化语言环境的现代雕塑――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语境复杂的城市雕塑

现代城市雕塑狭义上说是矗立于城市公共环境中所有的雕塑,它包括文化广场、交通路口、文化小区、住宅小区、园林、工商企业,以及旅游景点等公共场所中的雕塑。这样的雕塑从形式上说多数以几何化、抽象化见长,其反映的文化内涵往往与其文化属性和文化环境相关。或反映城市广场文化、交通文化、住宅文化,或反映城市的商业文化和旅游文化,等等。广义上说,城市雕塑还包括高等院校师生们的学习与创作的架上雕塑,博物馆珍藏的传统雕塑(雕塑文物),集团或个人收藏的各种雕塑,以及工艺品企业公司生产的带有商业性的工艺雕塑和建筑工程公司为了商业利益而附在建筑物的雕塑,等等。不论是狭义的雕塑内容,还是广义的雕塑内容,都是城市雕塑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都以自己的表达语言,共同构成城市雕塑艺术文化的语言环境。

城市文化环境既是以人为主体的复合性文化环境,又是以人为文化消费主体的综合性文化环境,为了适应人文主义的创造性和主体消费性,城市的各种文化都分别具有多层次性。城市雕塑文化也不例外,它受创造主体需要和能力的限制,也受文化消费主体需要的制约。

城市文化是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以及各种区域文化共同凝聚的综合性文化。在城市文化消费中,适应各种消费群体的文化语言共同构成的文化语言环境是文化客观性的基本要求。现代城市雕塑艺术语言的多样性适应城市文化消费主体文化的多层次性。这也是艺术文化存在的必然性。

交往艺术论文篇5

中国的“文学美学”是20世纪中国学者具有世界学术意义的创新之一。认识文艺美学的中国原创性，要从关于这门学科的学科定位入手。不理解文艺美学为何物，当然就不会认识文艺美学的中国原创意义。的确，关于“文艺美学”是否成立，作为一门美学学科是否合法存在的问题，从这一门学科刚刚形成开始，就有不少争论。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文艺美学是一门“假学科”。2000年，教育部批准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为教育部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而在这个研究基地需要挂上由教育部颁发的机构铭牌时，却发生了一个问题。在当前文化全球化的时代，作为中国的一个部级研究基地，应当面向世界，其机构的铭牌上理所应当印制这个机构的中英文名称。英文名称的写法，显然应当使用国际流行的英文说法。然而目前在国际学术界没有“文艺美学”的学科称谓，在英文写作里没有“文艺美学”这个对应的词或词组，而文艺美学却是在中国学术界流行了几近20年的、令不少学人反复使用的学科名称。我个人也十分关心“文艺美学”如何翻译为英文的问题。因为翻译不仅是词语的语种变形，而且是对术语意义的阐释，是公开向外界传达交流的信息。在外国人并不知晓“文艺美学”、缺乏正常交流的语境里，如何把“文艺美学”译为英文呢？最后的结果是把“文艺美学”翻译为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literary theory在中文里现在普遍称为“文艺学”，而aesthetics则通译为“美学”。经过这样的翻译，无疑是告诉英语学术界，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并且持续流行的“文艺美学”，就是西方学术界的“文艺学和美学”。WWw.133229.coM翻译者显然有对“文艺美学”的思考和诠释，似乎还有在文艺美学的建设中，把文艺学和美学结合为一门交叉学科、综合学科的理论预设。然而，这样的翻译仍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在西方学术界目前的观念里，文艺学和美学虽然有密切联系，但是依然是两门独立的学科，英语学人很容易认为中国的“文艺美学”等于既研究文艺学，又研究美学，即既是文艺学，又是美学。 显然，在英语学术界没有现成的对应词语翻译的情况下，这样的翻译误读是不得已之举，我们目前并没有资格去责怪翻译者。它还说明，我们对文艺美学的学科性质还缺乏深入的理解和稳定的解说。这种情况在中国目前通行的学科中是罕见的，属于另类。其实，另类的出现和存在往往是对常规、常态的偏离和突破。合理的另类就是创新。细想一下，中国现代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学术学科的设立和命名，即我们所认为的学科常规、常态，基本上都是对西方近代学术体系的引进。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特定岁月，西方强势文化改写了中国的学术文化的历史，中国在各种原因的推动下，系统地引进了西方学术文化的体系性结构。“美学”一语，就是王国维从亚洲最早引进西方文化的日本的相关“汉字”译法直接搬过来的。在这一时期引进的还有哲学、伦理学、文学理论等等学科命名。至于文艺学则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按照苏联对文学理论的称谓而流行的。由于哲学、伦理学、美学、文艺学等等是从国外学科名称翻译而来的，那么现在的中国人要把我们的哲学、伦理学、美学和文艺学的学科名目介绍给外国人，只要运用翻译成中文所依据的外文词语就行了。在文艺美学的名称翻译上遇到的难题，恰好说明文艺美学这一学科在中国现在的西方学术学科体系中，是一种不可融入近代西方学术文化体系的另类。 还可以进一步研究的是，在文艺美学的英文译法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中，连接文艺学(literary theory)和美学(aesthetics)的是一个并列连接词“与”、“和”(and)。这样的翻译方式似乎把文艺美学当作两个学科的共同属有领域，从学科分类逻辑顺序来看，不大能够讲通。然而，如果从文艺美学既有文艺学的学科特性，又有美学的学科特性而言，这样的翻译方式又有一定的意义（注：本文认为把“文艺美学”翻译为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的意义在于显现出一种“间性”意识。我个人以为翻译为aesthetic of literature and art，也许更为妥当。）。 这使我想起了俄国理论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文本间性理论。其实，我们可以按照巴赫金的理论把文艺美学理解为文艺学与美学的对话性的理论构成，是一种涉足于文艺学和美学之间的间性理论。人们非常重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和文本间性理论，但是主要从文本分析的角度予以重视。其实，巴赫金理论的新颖之处在于突破了西方长期以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性规范，提倡在逻各斯规范的分类体系中，寻找各个不同类属的事物、话语、文本之间的对话联系、间性联系。他在对话理论和文本间性理论中，实际上也提出了对于在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引导下形成的近代学术学科分类框架进行解构和重组的设想。这方面的思想，还没有受到重视和关注。 近代西方学术学科在分类上，采取的是本体论的划分方式。一个独立的学科有自身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独特性甚至惟一性，就是这门学科存在的基础。这种顺应近代工业化日趋细密的分工而形成的观念，自然有其长处，但是它却摒弃了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天然联系这个事物存在的根本基础。万事万物之间存在着整体的关联，但是人们在研究具体事物时又不太可能把此一事物与世间的每一个别事物之间的联系一一考察，这正如我们在读书时，不可能把有史以来的每一部书都读完。这并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巴赫金充分考虑到学科设立的两难境遇。他提出了一个深刻的思想，就是每一个学科都处在“边界”上。他说：“某一文化领域（如认识、道德、伦理、艺术等领域）作为一个整体所构成的问题，可以理解为是这一领域的边界问题。”“……只有在不同视角的边缘上才产生对这一视角……的迫切需要，这一视角才能为自己找到可靠的根据和理由……”“然而，不应把文化领域看成是既有边界又有内域疆土的某种空间整体。文化领域没有内域的疆土，因为它整个儿都分布在边界上，边界纵横交错，遍于各处，穿过文化的每一要素。文化具有的系统的整体性，渗透到文化生活的每一原子之中，就像阳光反映在每一滴文化生活的水珠上一样。每一起文化行为都是在边界上显示充实的生命，因为这才体现文化行为的严肃性和重要性，离开了边界，它便丧失了生存的土壤，就要变得空洞傲慢，就要退化乃至死亡。”“在这一含义上我们方可说，每一文化现象，每一单独的文化行为，都有着具体的联系；可以说它连着整体却是自立的，或者说它是自立的，却是连着整体的。”[1](p323) 巴赫金在这里提出的思想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孤立学科分类观念的挑战和颠覆。虽然“文本间性”（intertexttuality，或译为“互文性”）这一说法由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正式提出，但是法国学术界一致认为克里斯蒂娃是借用了巴赫金的思想。托多洛夫说：“为了充分说明意思，我在这里更喜欢使用互文性这个词，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介绍巴赫金的文章中使用了这个词。”[2](p258)统观巴赫金的著作，特别是从上述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巴赫金不只是认为文本之间存在着“间性”，而且一切事物、一切人、一切学科、一切文本都处于对话关系的“间性”之中。学科有自身的分工，但是每一学科所关注的研究对象并不是封闭的，这些研究对象所处的位置不是一个有疆界与其他学科判然有别的空间实体，恰恰相反，这些研究对象始终处在各门已经形成的学科的“边界”之上。因为“认识行为所接触的现实，是已经用前科学思维的概念加工过的现实”[3](p324)，一门学科的认识对象，实际上是各门学科都要触及的现实，学科的划分把整体的现实割裂为几个部分。学科之间的距离和间隔，是单独学科审视现实的盲点，其中的间隔就是学科“间性”存在的根据。学科“间性”的存在，必然会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中出现“间性”学科。如果说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学术学科的形成主要是受社会分工，特别是工业化以来日趋细密的社会分工的影响而形成分类形态的学科分化，那么随着人们对分工的分割性认识的深化，往往在分工所形成的间隔、甚至在鸿沟上树立起连接间隔、填平鸿沟的“间性”学科。 其实，美学在西方的出现正是一门“间性”学科的出现。虽然鲍姆加登早在1735年就使用了aesthetica这个词命名于研究“感性认识的完善”的学科，但是正如英国学者鲍桑葵所说，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才使美学“把问题纳入一个焦点”[4](p232)，使这门学科走向成熟。《判断力批判》所奠定的美学这门学科的理论基础，就在于美学是连接认识论和伦理学的桥梁，美是真与善的“间性”。康德指出在传统哲学里，“按照哲学分别为理论的和实践的，纯粹哲学分别为自然的和道德的形而上学，它们将构成理论建设的全部工作。”“在理论的阐述里，对于判断力是没有留有特殊的部门的。”[3](p7)然而，判断力却是在认识中，“介于悟性与理性之间的中间体”，“在必要的场合能够临时靠拢两方的任何一方”[3](p4)。从康德关于“美的分析”的理论来看，他对“纯粹美”现象的“无功利”、“无利害”性质的分析，揭示了美学这一门独立学科之所以要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自身的疆域。没有无功利的美感，便没有审美的主客体关系，也就没有美学研究的特定对象。 然而，审美的判断力又同时与对真理探求的悟性和实践的理性连接在一起，判断力不可能脱离悟性和理发而单独存在。这就是说，在单独的认识论哲学，或者单独的伦理学中研究真理和道德问题时，其研究对象本身就联系着审美活动、审美现象，但是由于学科的规定性，学科特定任务的限制性，认识论哲学和伦理学不可能在那时候去讨论美学问题。于是认识论哲学和伦理学在面对整体对象时就留下了一个间隔的空白。这一个领域就是康德认为的美学的研究领域。这显然是此前认识论哲学和伦理学留下的一个“间性”空白。一个新的学科就在此处树立起来了。可以说美学是认识论哲学和伦理学之间的“间性”学科。这种“间性”在康德美学中也有明确的揭示。他在“美的分析”里，把“无利害性”作为纯粹美学的基本性质，但同时又指出在世间存在的具体审美现象往往是“依存美”，是同认识论所寻求的真理和伦理学讨论的善的功利有一定联系的。因此康德在西方美学史上第一次把崇高范畴作为美范畴的延伸，从而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的命题[3](p201)。当然，对于康德在“间性”中确立美学位置的认识，首先还是巴赫金。巴赫金在有关康德的讲座中指出，“康德把空间视为事物而总处在空间表象的边缘上；这一精彩的审美视角说明康德所指的始终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视野空间”，而不是几何学空间，“所以‘美学’这一名称意外地找到了根据。”[5](p530) 文化的空间不是几何学的空间。在文化的空间中，一个学科无非是一个在整体文化语境中，对作为整体的世界对象的一个视点，一个认知和阐释的立足点。因此现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不可能把文化空间布满，不可能覆盖得严严实实，学科之间在空间位置上存在着许多间隔、空白。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和需求的增长，一些新兴学科必然会在“间性”中出现和成长。特别是全球文化空间不是一个平面，而是一个立体。它是不同时代文化、不同民族文化、不同生活样式、文化形式的交织与交流、对话与对抗的网状空间。在当前这个文化空间中的创新性发现，就是对于一个新的交流语境的发现，就是对于在已成格局中学科之间能够重新进入的“间性”的发现。 我认为，中国的文艺美学的创新性就在于它从对西方美学和文艺学的引进中，在以中国原有的诗文评、画论、乐论的艺术批评传统的对话中，在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交流、对话空间中，发现了一种“间性”，提出了一种中国学人进行美学研究的新思路、新规范、新视角。

在中国语文中第一个使用“文艺美学”一语的，是台湾尉天＠①集结、编辑王梦鸥研究西方美学的论文集所定下的书名。《文艺美学》一书初版于1971年，由台湾新风出版社出版，1976年改由台湾远行出版社出版。此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论述西方文学和文学批评，下篇谈论西方自康德以来的美学。从下篇的文章来看，虽然对西方美学重于介绍，但是王梦鸥根据西方美学形成了自己的一种美学思想体系，并且着力于用这些美学思想来解决文艺和文学的最基本的问题。因为“文艺美学”一语是出版论文集时作为书名而存在的，因此书中的文章不可能来论述“文艺美学”的含义，但是据我的猜想，尉、王二位先生将此书书名确定为“文艺美学”，是表达这样一种看法，文学“之所以成为艺术品之一，则因同是服务于审美目的。是故，以文学所具之艺术特质言，重要的即在这审美目的。反之，凡不具备这审美目的，或不合于审美目的，纵使有个文字系统或构成，终究不能算艺术的文学”[6](p131)。此书的合作者的目的是为了提倡用美学去研究文学艺术的“审美目的”，即艺术美，这个意图是十分明了的。 从王梦鸥《文艺美学》一书可以看出，王氏已经在把美学与文艺学（文学研究）置于一个人文学科的平台空间之上，寻找两者的“间性”，即两者对话、交融的学术空间。美学所研究的范围，比文艺学更为广泛。它不仅研究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而且还研究自然美、社会美等等，文艺学单在对文学的研究上就又研究文学的审美特性，还要研究文学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要研究文学的生产机制等等。一相比较，便可看出，美学与文艺学可以共享的学术空间，就在于研究文学美（或可包含艺术美）。而王梦鸥的《文艺美学》本身就是一部以研究文学美为特色的著作。王梦鸥认为，文学脱离不了“文字、表现、美”这三大要素，而美的要素则统摄文字和表现[6](p29)。“所谓文学也者，不过是服务于特定审美目的下之文字系统或文字的构成物而已。”[6](p131) 王梦鸥《文艺美学》的间性特征还表现在他融汇了中西美学的传统，在中西美学对话、交流的学术空间中，寻找新的学术生存空间。王梦鸥早年留学日本，翻译了不少西方美学著作。而他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在《礼记》和《文心雕龙》的研究上。由于具有学贯中西的学术根柢，他在《文艺美学》中评介西方美学时往往将被评价者同中国传统美学的代表人物和代表理论加以比较。他在论述柏拉图的美学时，将其思想同司马迁、周敦颐相比较，在论述贺拉西《诗艺》时，又将其与陆机《文赋》比较。这种比较研究贯串于《文艺美学》全书。在比较研究中，王梦鸥形成了融汇中西美学的研究文学美的理论观点。他一方面吸收了西方美学关于美形成于“主观合目的性”与“客观合目的性”的结合上，认为“我们知道，文学美的存在，乃系于主客所构成的完全合目的性之关系上”。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西方文艺学关于“文学是具象的描写”、“情感形象化”之类的说法，并不足以概括文学美的特质，而必然改为中国传统美学的“意境”来概括。“我们必须明白，改为意境之后，那形象已经不是本来的形象，换言之，意境也者，是由客观依其自身法则，呈现为合目的性的结果，与主观的目的性相配合而后形成的东西。”[6](p185)融汇西方美学，回归中国美学传统，就是建构新的文艺美学的“间性”学术空间。 10年以后，王梦鸥等提出的“文艺美学”在大陆又重新提出。大际的提出者是胡经之。关于胡经之对于建立文艺美学学科的学术贡献，我已经写过《理论创新潮流的先觉者》一文。这里主要想强调胡经之提出建立“文艺美学”的初衷是，把“系统研究艺术活动的审美本质和审美规律”作为这门学科的主要任务。而这一点，实际上是与王梦鸥《文艺美学》一书的主旨完全一致的。当然王梦鸥当年无意于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响应。在大陆的情况则不同，在1980年昆明中华美学学会年会上胡经之提出建立文艺美学学科之后，立即得到全国美学、文艺学研究者的广泛认同和响应。20年来，由于中国大陆学者的努力，文艺美学作为一个既定学科的存在，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 荷兰学者杜埃·佛克马认为，每一个新的时代都有产生新的美学、文艺学的形态的需要。但是一种新的理论形态的诞生和合法性存在，必须有一定的科学依据。他说：“似乎有三种主要的标准可以用来评价科学陈述。众所周知的原则首先就是认为，一个命题如果符合它要描述的经验事实就是正确、有效的。和事实相符的陈述变得合理。其次，一个命题可以根据它与那些被认为有充分根据的理论的一致性而被视为有效。在这种情况下，陈述的合理性基于它与当前时兴的理论的相容性。最后，一个命题可以根据它在特定的一个研究小组内部得到接受而被视为有效。因而陈述的合理性建立在某种一致性的基础上。”[7](p437-438)具有陈述合理性的新的理论，就具有合法性。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曾繁仁在讨论文艺美学所面对的新的事实时指出：“从国际上看，美学与文艺学已经完成了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型。由古代的和谐美转到现代形态的对精神生存状态的改善的追寻。同时，也由对美的思辨的思考转到对艺术作为精神家园作用的探索。而我国从新时期开始，美学与文艺学研究也逐步开始了由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其重要标志就是由对美的抽象哲学思考转到对文学艺术的更为实际的研究，然后再深入到理论的更深的层面，探讨美与艺术所蕴涵的深厚人文精神。随着我国美学由抽象思辨艺术研究，以及由哲学逻辑到人文精神的转变，也带来了对我国古代传统的优秀美学与文艺遗产的显著关注。因为，我国古代美学与文艺学遗产，极少抽象思辨的理论，更多的则是对具体文艺现象的体悟，而且极富人文精神。”[8](p71)以上概括准确地说明了中国文艺美学面对的新的研究事实和新的理论的相容性。文艺美学一经提出以后，研究者众多，就不仅仅是“一个小组”而已，在国内已经形成一个较为庞大的研究队伍，已经得到中国学术界的认同。 目前对于这门学科的内涵的认识逐渐明晰。不少学者都一直认同文艺美学作为学科的交叉性和边缘性，这种交叉性和边缘性就是巴赫金所说的“间性”。曾繁仁提出，文艺美学是美学、文艺学、艺术学3门学科的交叉和融合，而且具有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新的资源、新的体系、新的精神的学术内涵。比如，他在论述“新的资源”时说：“我国当代的美学、文艺学与艺术学从研究资源上各有其特点。美学主要借助西方的理论资源与近百年我国的研究成果。文艺学除了借助西方理论资源，主要以文学作品为其研究对象。艺术学的理论资源来源于西方概念，同时兼及各个部门艺术。而文艺美学学科在资源的利用上应包容以上3个学科的所有范围，因而更加宽泛。也就是说，文艺美学学科所使用的资源包括西方理论范畴、中国当代成果、中国古代美学与文艺学的优秀遗产，以及各类部门艺术的成果。特别是当前具有广泛影响的电视文艺与网络文艺。”[8](p72)从他提出的5个新的内涵来看，实际上也是采用了“间性”视角，去发掘美学、文艺学、艺术学三者交流、对话的“间性”空间，在文学文本与艺术文本、现论与传统理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几个层面的“间性”中进行新的学科建构。 我赞同金元浦关于注重研究学科“间性”的说法。他说：“对话交往理论作为一种过程体现着人类精神视野的不断融合。从当代社会生活和文学实践来看，这种对话交往包含主体间、学科间、文化间、民族间互相作用、互相否定、互相协调、互相交流的间性。这种间性是对话实践所达到的主体之间、学科之间、文化之间、民族之间共同拥有的协同性、约定性、有效性和合理性。”[9](p7)对“间性”的认识和发现，是当代学术发展、创新的一个突破口。中国文艺美学的出现，就是“间性”发现的产物，进一步建设和发展文艺美学，也要从进一步发现“间性”着眼。从王梦鸥到胡经之，再到国内无数文艺美学的研究者，以及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以说都是对“间性”的重新发现和阐释、陈述。新的时代是在“间性”中发现、创新的时代，文艺美学学科的出现给了我们以启示，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门“间性”学科的未来。 【参考文献】 [1]　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一卷[m].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　托多洛夫.巴赫金、对话理论及其他[m].蒋子华等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3]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m].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4]　鲍桑葵.美学史[m].张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5]　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四卷[m].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6]　王梦鸥.文艺美学[m].台北：新风出版社，1971. [7]　马克·昂热诺、杜埃·佛克马等.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c].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8]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编.文艺美学研究：第一辑[c].济南：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2002. [9]　金元浦.“间性”的凸现[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马右加忽

交往艺术论文篇6

“事件”的鲜活在于它的不可预料性。事件很难有先决性的方案，只有应对与反击，它是多次反应与运动的结果。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事件的形成往往是失控的，随时面临危险，这种危险既是对事件的构成者也是对事件的参与者的。当一个事件形成的时候，它必然有被关注的主要对象。这个对象的决定往往使得对抗的另一方调整其回击的策略与方法，它是一个反应与再反应，对抗与再对抗的过程。

一次有效的“事件”绝不是艺术家可以通过独立的艺术创作来完成的。它必然包含多方的共同作用。它在和多方的协调与反应中，调动对方最大的资源与能动性，通过不同媒介的运动传播，引发更大的社会性参与和思考，当某个事件被普遍讨论并激发更多行动的时候，事件便已生效，它使得更多人可以分享事件所带来的改变。

在本质上，事件是借力打力。事件的形成往往受对抗方的影响。首先，对抗的对象是否足够强大，是否具有广泛的公共影响力，对这种对抗是否采取行动；其次，行动的力度决定了对方所能调动的资源，对抗的持续性和广泛性。仅从有效的“事件”而言，弱势群体对抗弱势群体的行为，往往在未成为事件前就已流产，两者都缺乏对公共舆论进行调动的能力。例如，当艺术家在对抗展览制度或美术馆制度的时候，如果所对抗的展览或机构本身并不具备经典性的权力特征，那么这种对抗并不能真正地通过舆论改变展览制度和美术馆制度，它只能是隔靴搔痒的屌丝对屌丝的游戏。如果所对抗的对象足够强大，但采取不理会的态度，对抗就难以扩大化。拒绝参展（罢工行为）在近几年颇为流行，但没有收到邀请的拒绝往往是一种自我标榜的态度，它并不具备传播、影响、行动与改变的能力，它只是单方面的个人的行为。

对抗的有效往往会伴随着一个悖论：塞格尔获得本届（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我们一个方面看到塞格尔历来对传统展览的展示、记录、传播制度的不屑，最终迫使经典展览制度进行改变，并认可这种反抗；另一方面这种被“正名”的挑衅，恰恰扩大了经典化、资本化的威尼斯双年展再次获得对新艺术的解释权和主导权，它从另一面直接剥夺了其它展览与其对抗的有效性，引发更大的行动上的失落感与虚无感。

当“被邀请的对抗”成为主流的时候，对抗实质上是被消费的，它成为被刻意安排、设计的“有害化表演”，再次加剧了资本权力与艺术权力的集中制。在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主题展中，当策展人吉奥尼把那些在全世界各个角落搜寻来的，默默无闻的、边缘的、极端个体的、甚至是具有极强精神病学特征的艺术作品，用精致而又漂亮的博物馆文献布展方式向资本系统展示的时候，这种被强制性抽离出原语境的“不合作”，物化为视觉品的“极端”是否再次成了满足资本系统的特色献媚？这种百科全书式的泛泛罗列，恰恰使得个体差异被消解，成为概念化的整体风景。同样，如果事件不能通过有效的激进、彻底的方式去动摇过去的经典制度，它在历史系统中只能满足权力在脂肪过剩后的流浪情结，类似于中国式的“忆苦思甜”与“农家乐”。

行动的撞击与全面颠覆是事件的核心。事件是难以被展示的，它不屑于那种精致的观赏和消费，反对美其名曰“交流”的美学式服务。事件进入博物馆的过程就是死去的过程，博物馆只能提供事件的一个切片，当它被用图像学、语言学的哲学系统进行理性分析的时候，事件早已没有血肉，更不可能包含未知的价值。

一个事件的起点，并非是绝对理性、中立、客观的，它是由某一方面的价值取向与生存利益所决定的。任何试图达到绝对“理中客”的行为，只能在书房的故纸堆里进行自我暗示，在现实中它从未存在。事件很难由所谓的文本经验主导，也不能依靠精英主义的理论教条。事件在出现的前期，必然是反智的、偏执的、狂热的、冲动的。正是这些基础，使得它具备了逃离过去的认知方式与实践方法的可能，逃离历史经验的必然性设计。新的历史事件、文化事件，往往萌芽于盲动与愚昧，对幻想和不可行的相信。它是情感上的冲动和存在意识上的理想主义，只有这些才能构成在对抗过程中坚持不妥协的意志。

事件从不能被完全策划，只有失控与危险，以及对失控的恐慌并试图保持理性的过程，才是事件的特殊性存在方式。这种自我危险化的选择既是艺术的，也是哲学的/伦理的：放弃对已拥有的重复和安全的温床，始终坚持一无所有的出发。

事件是有血肉的，它不是抽象的纸上谈兵，并不针对某种文本意义上的学说、理论或是知识系统展开。它源于人对自我存在感的尊重、生活的真实情感、对社会根本问题的责任等，只有这样事件才具有生动的血肉。一个成立的事件，必然是在真实世界中发生的，在碰撞过程中的抵抗态度和主动的自我危险化，对历史说教的反抗、对现实忍耐的绝望、对暴力控制的反暴力，主动地参与到广阔的社会运动中去。这种真实情感的秉心直言和证明自我存在的需求恰恰是直接的、身体的。它也是在人类共同向往的经典的知识、高尚的理性、崇高的道德之外“人”的存在，“我”的存在，作为“社会人”用原发的方式参与社会的存在。

杜尚、安迪·沃霍、博伊斯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便是：在全面的参与社会组织系统、认识系统、交流系统、实施系统的过程中，人最终变为一个传奇。事件可以是单次的，但人的存在不是单次的，事件必须有连续性，由诸多大小事件构成。坚持用事件的方式去参与行动并不是策略上的，而是价值取向上始终保持不在场、对主流的疏离、对任何话语的不妥协所构成的。始终采取原发式的行动，是对行动的方式方法的实验精神，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无限可能性的强调。

事件必然包含态度，这种态度并非是形式主义者所理解的用某种图形和符号来进行转化的表达行为，这种行为从不构成真正的态度，形式仅是事件传播的临时性、选择性工具。泽曼在1969年策划的“当态度变为形式”早已提示了态度与形式的关系，但他仍留恋形式的魅力，无非是更倾向产生形式的条件与过程。

在事件中的态度所指的是：在预估到危险之后，做出选择危险和改变危险的决定。这个决定包含有效的方法和原发的表达方式。一张画、一件装置、一个行为、一张摄影很难构成全部事件。事件或许可能在传播过程中通过某个图像作为内容载体展开。艺术仅是事件运动中的一种手段，艺术家选择用事件进行交流，理应是对过去的艺术忽略不计的蔑视。当这种蔑视存在的时候，事件的主导者就不必在意已有的艺术教条（语言和形式、观念和思想）这些所谓的考量标准与构成因素。

事件并不一定是艺术品，但它却可以更为有效、直接地去改变艺术制度。当事件作为艺术出现的时候，它绝大多数是一个被追认的状态。艺术仅是事件过程中遗留的某种可被展示或传播的形式，艺术仅是展示事件的切片性证据。事件在本质上是反对艺术的，在事件出现的过程中，那些偶发的、或是临时产生的交流方法与表达形式，恰恰是产生新的艺术的最大机缘。

事件的目的并不在于拓展艺术的边界，或解决艺术遗留的问题。任何用艺术来拓展艺术的想法，本身就难以成立。艺术从来不是单细胞繁殖，也从来不是一块处女地，它的发展过程就是被影响和被迫接种的杂交过程。艺术也不存在一个独立的、自我作用的世界，它的责任不是对自我保守的救赎。艺术是社会的一部分，作为社会中的一员，通过改变对自身的认识，调整与它者之间的关系，然后积极参与、改变整体的社会形态。

艺术早已不再是谈论表达与自我表达的技能问题，而是传播与有效传播的问题。艺术必然是在交流中产生的，它从来不是单一的释放或表达，它必须被感知，被反应，被交流。事件无疑是与公共大众最好的交流工具。事件的材料不是物品，事件更不是为了某种视觉形式，虽然它在传播的过程中具有形式，或者说需要有效的形式进行交流。如果说，某个事件在未来会进入博物馆系统进行展示，它可以被文本叙述，也可能会被视觉呈现。但事件真正的交流应该是在社会系统中，在网络、报纸这些更为庞大的公共领域中。经典的博物馆系统的交流必须移交给大众与社会系统。

事件是对原有艺术表达制度、交流制度、传播制度、实践制度的抛弃。事件可以使用任何材料，可以发生在任何空间之中，无论是虚拟的电子网络还是实体的环境，事件不需要考虑原有艺术中的场馆问题、运输问题、展示问题、记录问题、赞助问题。网络时代和媒介时代决定了原有的展览方式过于局限，它无法满足快速的、破碎的、共时的新的全面需求。新的交流平台可以调动更大的资源，获得更多交流，并真正有效地进行改变。事件不仅是可以通过物（材料）来表达它的意识形态与真实情感，同样的它的表达材料还包括虚拟网络、电子商务、新闻媒体、社会舆论、社交平台，艺术不再是视觉的材料组织，艺术也是对事情的组织，对资源与系统的组织，对组织系统的再组织与再利用。

当事件被证明为很艺术、很正确的时候，事件就失去了它的真正意义。事件不再是哲学或自我的问题，事件是没有方法的方法，对这个整体社会的存在方式在行动上不断质疑与挑衅，对认知体系和组织体系进行利用与煽动性的革命实践。它的价值形态必须涉及绝大多数群体的存在，涉及公共领域的公共问题，只有这样，事件才可以通过获得公共传播与广泛影响，与公共群体构成一种临时性的文化势力，这个文化势力就有能力去改变，事件的基础才真正的存在。

交往艺术论文篇7

关键词：艺术理论，发表艺术理论论文，艺术理论论文投稿

在本文中主要针对的问题是怎么让城市公共艺术通过其功能性中的互动作用成为公众享受的去出，让公共艺术创作的视觉效果和经验可以给城市公共空间更多的实用功能，让艺术家创造的作品成为在公众记忆中的一个亮点，给予人们的视觉上享受和精神的启示。

由于现代城市和人口的不断扩大，工作模式和网络通信改变着生活，传统的城市公共空间的已远远不能满足促进公众沟通交流的任务，只能通过艺术随机干预、包容性的介入，使它可以创造更多的可以提供人们相遇、交流的机遇和空间。与此同时，一些艺术作品也许不是专门为公共空间设置，并且属于私人性质的领域，但由于它出现在开放的空间，使公众和周围的人们对其关注，进而产生思考，然后，它也有艺术 “公共性”的功能，创造或“活化”的公共空间。一些现代的技术和文化理念的艺术作品加入，经常改变着它周围环境，使其具有新的意义、氛围和公众参与的可能。

公共艺术已经成为当代艺术的重要艺术风格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融合了艺术家的创作理念、公众的参与、作品的自身，三者相互作用，共同交流，最终表达出作品的意义。这是就对其理念的感知和观众参与中产生出公共艺术的意义。在时展的同时，更体现出公共艺术的大众化和前卫性是其在公共空间的未来发展趋势。

公共空间就是由各种媒体、公共场所、社区组织和社会运动所组成的一个非官方、表达各种的民意的地方的总称。它是公民个人以公众身份就社会公共事务展开自由的、公开的和理性的讨论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产生公共意见的社会文化交往空间。

公共艺术是一个大众的公共艺术，与公众的审美心理等相一致。但这一概念自被加上“公共”后，它不再是一个单一领域的独特的概念，这必然涉及到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的相关问题。

我国城市公共艺术大多都是忽略自身的特点，忽视了本土文化，妄自菲薄，仅仅做到的是“洋为中用”，但最终结果不伦不类，中华民族地域文化的独特风格不足，已经完全不适合当前城市建设发展的需要。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审美效果，没有真正体现“互动”。公共艺术需要让观众通过其功能的互动作用在城市公共空间中更多的参与，这就是需要解决城市公共艺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对公共艺术的研究，必须从互动的角度出发，这不仅仅是公共艺术存在的根本，也是公共艺术的重要意义所在。公共性是西方社会学概念应该具有以下基本特征：首先，它是市民社会的结果，封建专制的社会制度中，就不可能有公共性和公共空间；其次，它是民主的、开放的，和私人的、封闭的是相对的；第三，它被公众普遍认可，或广泛关注的；第四，它是互动的，相互自由讨论为特征；最后，正是这种“沟通”的思想和行动，暗含着公共艺术的一个激进的理论和功能。艺术本身，公共艺术必须像其他公共区域的同一命题，这本身是一个“开放空间”，除了公共艺术与公众的沟通，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公共艺术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是基于开放的理念，深入探讨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永恒的互动过程中，公共艺术是真正的大舞台上的生活与艺术。

公共艺术不仅只是为了公共场所设计，它也应该有一定的社会性和文化性。公共艺术创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和公众亲和力，情景融合观赏，艺术 “干预”的同时，使得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感觉趋于淡化，让作品能够融入到社会生活，并使观众的内心感受往往是愉快的和积极的，成为一种生活的公共艺术。表现伟人英雄的突出贡献，也要考虑到普通人生活的平凡朴素；让人站在远处看着不只有作品，还可以深入参与，让观众和作者实现心理和情感的交流，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公共艺术在城市公共空间的发展。

互动性是公众能够参与的前提，互动是一种手段，是实现大众参与的真正意图。通过实现让公众参与进来的方式，最终达到服务公众的目的。笔者认为，公共艺术的并不是单一的作者的行为，而是一个人或人的群体的交流与合作，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从事公共艺术创作必须努力寻找在个人创新点和公众意愿的平衡点，然后就可以创造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公共艺术。

交往艺术论文篇8

一方面，一些高校的艺术类高等教育空间设计理念滞后，没有凸显和其他学科教育的区分度。另一方面，一些学校的艺术类高教空间设计破旧立新，但是盲目照搬西方设计，与其校园文化、周边环境关系紧张。其表现有：

1.功能单一，形式单调

传统的教育空间设计，无论什么专业，教室的形制都是一样的，不能适应多学科的不同需求。艺术类学生的学习方式相比其他专业的学生，自主性更强，上课流动性较大，教学的形式多样。而其他学科的学生，相对集中教学，对班级的依附更多。因此，艺术类的教学空间需要满足多种教学形式的教学空间。而以往的教学楼内的设计更多只是一间间的教室，只是一个教学的空间，大多是被动式的接触。延续着传统的授课方式，即老师讲一节课，学生只是在下面被动地接受，缺少课堂上的互动和灵感的激发，在当今的信息社会，这必然有碍于各种学术信息的传递和交流，由此对学生的心灵会带来趋同化的思维影响。

2.缺乏人性化的交流空间

现有的艺术类高等教育空间没有为师生预留足够的公共空间和交流场所，教学基本上在课堂完成。学生要向老师讨教问题，一般也是在讲台上进行，或者随着老师穿过楼道进行简短的交谈，这样的设计缺乏对人的尊重和对交流的鼓励，更像是一个模块化的工厂。

3.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艺术类学科发展趋势

在多数整体式教学楼中，对艺术教学的针对性不够，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专业学科不断变化，当前艺术类高等教育空间的设计应当充分考虑适应现代艺术的教学与实践，适应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及今后不断调整、发展等方面的要求。而一幢教学楼的使用时间是长久的，这使得艺术类高教教育空间设计面临挑战。

4.无法承载学校、城市的人文底蕴

只讲工具性的空间、技术性的条件、数字化的成果，但忽略了内在的东西。艺术当随时代，体现时代精神和人文特色，但目前很多艺术类高等教育空间脱离其所处的环境，甚至照搬西方的设计，光鲜亮丽的外壳之下缺乏人文沉淀，更妄谈承载深厚的人文底蕴。

二、艺术类高等教育空间设计发展方向

1.注重艺术类高等教学空间多样性设计

由于艺术类教学的特点，并非只有教室才是教学的唯一选择，宽大的走廊、开阔的中庭、教学楼旁的草坪、走廊、平台、大厅也是实际功能意义的空间，都是可以供学生讨论、学习和交流的空间。具体来说，首先要有一个较大的交流空间，这个也是整个艺术楼的中心汇合处，这个空间较大，可安排咖啡厅、座椅、电话、书刊、布告栏等简单交流设施。其次，可在同层或不同层人们经常碰面的地点设立讨论区，如楼梯口可给予学生停留、交谈、娱乐相对独立的空间，可摆放一些桌椅；最后，走廊也是休息与交流的好地方，在不影响走廊宽度的情况下，可以安排一些长椅、展览框，或者自动售卖机，供来往学生休息、观赏和使用。这样，在不增加面积或减少面积的情况下给学生提供了交流的空间。此外，通过绿色植物的绿化、艺术作品或座椅的摆放作为隔断，将交流空间进行划分，这样增加交流区域的节奏感，形成开放和半开放、单独和群体、动态和静态的空间节奏感，更有利于学生交流，也增加学生的审美情趣。从整体上，通过节奏、排序、光线、渗透及层次划分，避免单调，形成变化效果，从而增强艺术感染力。

2.以人为本，鼓励交流

我们可以联想到西南联合大学，之所以在那个时代创造出令人羡慕的成绩，除了令人津津乐道的大师云集、自由之学风等，还有被人忽视的一点——因为身处暂时简陋的校舍条件，恰恰创造了一个自由、平等、密集的交流环境。学生过的是集体生活，和老师共处一个院落，“住也在那里，上课也在那里”。处在同一空间中的师生就会产生社会往，相互照面并体验到他人的生活感受，由此因灵感和激情的碰撞而共同创造出一个愉快、积极的交往空间。因此，未来艺术类高教空间，应该以人为本，以促进师生间的交流为主线，营造更多的公共空间；应该打破以往的、原有的以老师为中心的静态、单调的教学布局模式，更多地放入互动的教学布局模式。建筑大师约翰•波特曼对公共空间的成功运用给我们的艺术类高教空间设计以启迪，他在建筑理论上提出“建筑是为人而不是为物”的设计指导思想，值得深思，使我们在未来的艺术类高教空间设计中的考虑要更多地从人出发，建立更多的鼓励交流的公共空间。比如，在课堂空间布局设计中应多考虑师生互动和学生间分组讨论等，使之成为适合师生进行各种交流的场所。课余活动聚会、联谊交流等可从一个空间向另一个空间延伸。所以，现代教学空间应该把聚会、展览、展示、课程设计、交流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一个共享的空间。设计大小不同的空间，私密和半私密的空间，自修和讨论的空间，教学和休息的空间等。而采用完全开放式的结构，将艺术展馆融入到教学设施中来，改变目前艺术展馆和教学楼相分离的局面，也不失为以人为本，鼓励交流的创举。

3.注重艺术类高教空间设计的效用和可变性

作为教学的组成部分，艺术类高教空间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其功用性中来，而不是仅将其视作增加教学设施的审美格调。首先要满足教学空间的需要，立足艺术类高教的特点，更大程度上满足讨论式学习、自主性学习、实践性学习对空间的要求；其次要满足展示的需要，比如与城市建设衔接，建立公益性文化展示平台、艺术场馆等。最后，要满足学习、交流的需要，如设立小型艺术类图书馆，提供阅读空间，引进商业化的咖啡吧，提供交流讨论区。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艺术类高教空间设计的可变性。建筑的使用年限动辄几十年，但对建筑的使用却常随时代而变，教学楼的设计应以“可变功能”的概念代替“固定功能”概念，使建筑最大程度上接近其最高使用价值。在现代整体式教学楼中，艺术类高等教育空间的灵活性问题尤为重要，未来艺术类专业学科不断变化，艺术类高等教育空间应具有灵活性、通用性，如减少隔墙、扩大空间，以适应学科间的不断调整、发展、更新等方面的要求。如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就是在以群楼的方式来适应未来多学科的分院独立教学管理方式。

4.注重艺术类高教空间设计的人文精神传达

空间设计的实践活动应该是通过设计语言来表达空间的意义，而公共空间往往含有人文的思想在里面。艺术类高教空间的设计应追求人文精神的传达，能够承载学校、城市甚至一个国家的人文积淀。艺术类高教空间决定着我们培育的艺术人才在一个什么样的人文环境中成长，决定着学生的世界观、艺术观、道德观将在一个什么样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养育，并最终影响、决定着我们所生存的土地的未来。中国美术学院和四川美术学院对艺术教学空间的处理应使我们在艺术类高教空间设计中得到启发。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获得2012年普立兹克建筑奖，有同行指出，正是因为王澍不在乎西方任何潮流的这种自信，赢得了西方的尊重。他的作品设计体现出自己独到的视角和对中国文化的高深见解，并贯穿始终，这种人文精神的传达，已经在无形之中对中国美术学院象山学院的师生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并不只是对中国文化的应用和理解，更多的是一种对坚持做自己东西的执著。这种精神本身，才是艺术类高教空间设计的应有之义，它更能启发、激励一代艺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