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文化论文范文

钱币文化论文篇1

戴志强先生此前为中国民俗钱币学会的成立题写了贺词：“民俗钱币是中国钱币的重要组成部分。古钱有正用品和非正用品两类。非正用品亦可统称之谓压胜钱，即今所言之民俗钱。民俗钱内涵丰富，其中官炉制作者尤应予以特别重视。它们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是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谨此祝贺中国民俗钱币学会成立。”

戴志强先生从事钱币学、货币史研究30余年，出版专著11部，百余篇，获得多项中国钱币最高学术奖“金泉奖”，主持创建了中国钱币博物馆，在中国钱币学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的研究方面有卓越贡献。

在座谈会上，戴志强先生作了精彩的演讲：

钱币学不是货币学，货币学要研究的是货币理论、货币制度、货币政策、货币购买力等等与货币相关的经济问题。而我们今天所说的“钱币”，则是一个文化领域的名词，既包括正在流通使用的货币，也包括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货币，还包括因为货币和货币文化而产生的其他相关事物。说到底，钱币学要研究的是文化问题。

具体到压胜钱来说，以前统称厌胜钱或压胜钱，我还是认为这两个名称好。“花钱”这个名称出现较晚，有些叫法来自台湾等地，如叫玩钱等等，我感觉这样的叫法是把厌胜钱的品位降低了。中国民俗钱币学会成立，没有用花钱的名称。这样既体现了钱币蕴含的文化价值，又准确地涵盖了此类钱币包含的丰富门类。

压胜钱是正用钱(也叫行用钱)文化的衍生物，称之为“货币文化的衍生物”，非正用钱与正用钱之间的关系，就像纪念章和货币的关系。因此压胜钱又可以理解为各个历史时期、各种不同用途的“章”。品种相当多，内容相当丰富，其中大部分是民间制作，但也不乏出自官炉的上乘之品。压胜钱的门类极其繁杂，从各个角度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钱币文化、民俗风情，成为古钱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事实上，从有正用品时就有了钱币文化，也就有了非正用品。比如自货币产生之初就出现有以冥币陪葬的习俗，这种人死后在“阴间”使用的钱币就属于民俗钱币的一部分。再加上其自身包含的民俗文化的丰富，民俗钱币可以称得上是中国钱币的半边天。

压胜钱的源头现在看到汉是没有问题，那么再往上追溯，能到什么时候?有人讲，齐“六字刀”是纪念币的性质，如果这样，也就是说，战国就有了压胜钱。再往前追，我认为，从货币产生那天起，就有了压胜钱。因为古人去世后，要用一些货币随葬，那么这部分货币就没有了流通功能，它就是压胜的意义了。压胜钱到了今天还有没有衍生物?各种纪念币、纪念章是不是?纸币有没有压胜钱?民间印的用于葬仪的冥币应该就是。邮票是不是?各种有价证券应该都是纸币的衍生物，邮票也应该是纸币的衍生物，以前就在国家印钞厂的一个车间印制。

戴先生还回顾了他在主持《中国钱币》杂志期间的一些工作，他说，《中国钱币》一直希望能刊载一些压胜钱方面的文章，但实际发表压胜钱的文章很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受到稿子自身质量的局限，缺少有质量有深度的文章，研究的成果也相对少；二是压胜钱的断代是个难题，单凭拓片、图片等不好下结论，不像正用品有史书记载的参照，钱币本身也多有年号等信息。所以一直没有实现。现在你们成立了学会，相信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会得到加强，也会组织起民俗钱币的爱好者一起把这项工作做好。戴先生最后祝愿民俗钱币学会越办越好。

“天下花泉”网站站长、民俗钱币收藏家陆昕介绍说，正是由于民俗钱币具备许多钱币之外的文化内涵，因此该网站在致力于藏品分享、泉友交流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吸收民俗学方面的专家，并将此作为今后的发展方向。“网站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将民俗钱币蕴含的文化、知识、故事记录下来。”而记录本身，就是一种传承。

值得欣慰的是，如今的钱币收藏圈后浪汹涌，近年间成长起不少对民俗钱币有着深入研究和过硬眼力的年轻泉友。他们通过专业网站，与同好和许多专家建立了长期的交流关系，时常切磋、共勉，享受与人分享的快乐。

中国钱币学会理事、钱币收藏家刘春声呼吁，民俗钱币的收藏者一定要注重学术研究，不能只满足于当个保管员。他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西方文化的东渐，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少，传统国学的修养越来越缺失。我们这一代人还读过一些古籍文典，下一代就很难说了。因此如何让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传承下去，已是当务之急。弘扬民族文化是关乎一个民族的生存的大问题，绝非危言耸听。同时，弘扬民族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要通过传承来延续。所谓精神文明建设其中就包括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并继承精粹。因此，身为民俗钱币收藏者研究者，不仅要有保护意识，更应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有历史责任感。

钱币文化论文篇2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汇报中国钱币学会2006年工作总结和2007年工作计划；报告中国钱币学会对地市级团体会员届审考核及吸收发展情况；汇报中国钱币学会代表团出访伊朗情况。

会议原则通过了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锡全汇报的《中国钱币学会2006年工作总结及2007年工作计划》，以及副秘书长王永生汇报的《中国钱币学会对地市级团体会员届审考核报告》。副理事长李学勤，常务理事吴荣曾、高崇文、王敬东、周载群等作了重点发言。最后，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中国钱币学会理事长马德伦作了重要讲话。

一、充分肯定了学会2006年的工作

会议认为，2006年的学会工作在组织建设、学术研究、宣传普及、对外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新的进展，新的成绩。特别是成功组织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事会，规划了新一届理事会工作，为新形势下学会工作的发展建设指明了方向。为贯彻新任理事长马德伦的讲话精神以及新一届理事会工作规划，学会组织召开了“中国历代货币发现与研究新收获学术研究会”和“楚国货币与中国古代铸钱业学术研讨会”。同时推动了成立“中国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为发展我国钱币、银行类行业性博物馆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需要加强钱币学的学科理论建设

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学勤副理事长认为：钱币学虽然已初步构建了学科的理论体系，但是还不完善，也不系统，与社会上钱币事业发展的现状相比还相对滞后。因此，需要加强钱币学的学科理论建设，继续从理论上进行更系统的归纳、总结，使钱币学在国内国际学术界取得其应有的地位。同时，希望学会能够经常性地组织类似“新发现新收获学术研讨会”。其他理事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

三、学会工作要为央行履行职能服务

马德伦理事长指出，学会挂靠在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就有责任尽心尽力办好学会。这就要求学会要在弘扬历史货币文化，为会员及广大爱好者作好服务的同时，积极配合中央银行的中心工作开展学会工作。在研究工作上，要拓宽领域，增加深度，提高层次。要紧密围绕中央银行业务，以史为鉴，既要研究钱币学、货币史，又要紧密围绕中央银行的中心工作，深入研究钱币文化的外延，更好地为现实经济、金融工作服务。这样的研究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具有现实意义。

四、要从提高中国货币文化在世界的影响和地位的高度来认识和加强与国外钱币界的联系与交流

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及对外联系的增加，中国文化对外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文化交流是多方面的，其中也包括钱币文化交流。这种交流，既要走出去，又要请进来。2008年奥运会将在北京召开，要办好展览和宣传，并且让更多的外国人在参观钱币博物馆时，能够了解更多的中国货币文化，这也是走出去的一种形式。要重视中国货币文化的传播，要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中国货币文化的影响和地位。

五、宣传普及工作要面向广大社会公众

钱币文化的宣传普及工作要注意扩大宣传的受众面，既要面向专业人员，更要面向普通大众，展览要兼顾不同人群的需求。针对社会上很多人对钱币市场感兴趣而投资、收藏钱币，学会应该面向百姓关注的钱币市场，正确引导群众性的收藏、投资活动，把宣传普及工作做实做活。要广泛地宣传金融、货币文化，普及反假货币知识，要充分发挥学会的组织协调作用，调动会员和各地分会的积极性，增进学会间、馆际间的交流与交往，抓住契机，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人民银行建行60周年、2010年世博会等重大纪念活动，做好宣传普及工作。

六、要从实际出发多渠道克服经费困难问题

关于经费遇到暂时困难问题，马德伦理事长指出，这是因为体制转变所致。解决经费紧张的暂时困难，学会要开源节流。一是要进一步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制定具体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把预算做实做细；二是要紧密围绕中央银行业务，立项开展课题研究工作，争取得到科研项目支持；三是要广开渠道、加强合作，与社会各界建立良好的互助、互惠、双赢关系，如加强与金币公司、印钞公司、金融出版社、商业银行等单位的合作。总之，要多渠道地考虑解决经费困难的问题，迎接挑战，推动钱币事业再上新台阶。

钱币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货币体系；宝钞；铜钱；白银

一、明初钱钞兼用体系的建立及宝钞的崩溃

自唐代飞钱产生，纸币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钟爱，据《明史・食货志五》记载“元世始终用钞，钱几废矣”，明初亦继承前朝，实行宝钞。明初钱钞并行兼用，白银作为贵金属在明初属于非法货币，受到国家严禁，明初明确规定“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听”（1），直到以英宗时期“金花银”的出现，白银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官方承认，终于成为合法货币。洪武八年造“大明宝钞”，主要是由于铜钱铸造和使用的限制：一方面，由于政府财政力量不足，铜源短缺，铜钱铸造数量有限，出现供给困难，同时官府为了得到足够铜材，令人民以私铸钱及铜器输官的做法，引起民间的抱怨与不安；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发展，贸易用钱量增大，不便携带的铜钱成为商业周转的弊端，已经习惯于用纸币交易的商贾们不愿重为铜钱所累。明钞的铸造权和发行权始终掌握在政府手中，流通不限制地域和时间，出现之初弥补了铜钱的不足，于是以纸币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制度的逐步形成，虽给明王朝带来了更大的统一性，，但是由于宝钞自始就是政府不兑换的纸币，明朝发行宝钞无准备金，发行量又无限制，这也直接导致了洪武末年由于滥发纸币纸币，通货膨胀，百姓不再相信纸币的信用度，出现了金银交相使用，商人拒绝使用纸币的情况。

政府为了维持纸币的流通，多次强行禁止使用白银。洪武七年，明确规定“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后明朝廷要求“商税兼收钱钞，钱三钞七”，洪武三十年重申“交易用金银之禁”。而这种以惩治为主的强制措施在永乐以后发生了变化，新的货币回笼政策出现。永乐二年皇帝采纳了都御史陈瑛的建议，开始实施“户口钞盐法”，在《明史・食货志》及《明会典》中均有记载，每户大人配食盐一斤，收钞一贯，孩童减半（2）。仁宗时期，朝廷虽然认识到纸币滥发导致宝钞贬值厉害，但是民间形成的物重钱轻现象已不可控制，禁止金银作为货币流通的政令在民间令行不通，出现了“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宣德初，政府被迫放松了布帛米麦交易之禁，但是对于金银的交易罚钞越来越重。尽管政府采用各种政策回笼货币，但是钱钞兼行的货币体系的崩溃趋势已经不可避免，宝钞的购买力一路下滑，至正统九年，米价已经涨到宝钞一百贯，政府放弃用银的禁令，上下都不愿意用钞而用银、钱，成化年间，一贯纸钞只值一文钱。正统时，宝钞一度到了“积之市肆，过者不顾”的地步，不再通行，只有官俸还是用钞折付，到弘治、正德年间，宝钞实际已经废止不行了，使用纸钞也仅限一贯，其它不复流行，虽明末还以钞字代表货币，实际上支付的是银或钱，纸币流通名存实亡。此后，明朝基本上没有再行纸币。明末天启、崇祯年问，给事中惠世扬和何楷力主恢复行钞均未获准，特别是在崇祯十六年，崇祯皇帝本人也接受了行钞的主张，并设立了内宝钞局，日夜赶造。但此时明朝江山已摇摇欲坠，没有人肯用白银去换纸币，明朝最后的行钞努力终于没有成功。

二、铸币的尴尬地位

白银为何能在明代超越纸币和铜钱成为流通领域的主币？从内外因角度分析，一是白银自身的因素，二是同时期流通领域的其他货币存在无法避免的弊端。

首先从外因分析，钱钞体系的崩溃为以白银为主的新货币体系提供了机遇。明代通行的主流货币有宝钞、铜钱、白银，有时粮食衣帛等实物也用作交换。上文已叙述了宝钞的崩溃，而铜钱铸造也存在问题。明朝铸造铜钱数量有限，为历朝历代最少，尤其以万历之前，其发行量甚至不如汉唐时期。明朝的铜钱可分为制钱、古币、私钱三种，有学者将明代的铜钱政策分为四个时期：一、洪武至宣德年间的铸钱而禁用钱；二、正统至成化年间不铸钱但逐渐弛钱禁；三、弘治至隆庆年间大规模铸钱；四、万历至崇祯年间铸币再次陷入混乱状态（3）。据《续文献通考》卷十一“钱币考”载洪武元年铸“洪武通宝”8 900余万文，洪武五年铸钱22 241.956文，洪武七八年间铸钱各铸钱19 984.983万文，宝钞发行之后，为确保宝钞的流通铸钱减少，据载“宣德通宝”只是两京宝源局及浙江、江西、广东、福建四省宝泉局铸行了十万贯，数量不多。永乐、宣德两朝铸钱所开钱局相同，连两京在内也只有六处鼓铸，每年铸行也都不超过十万贯。与之相反，宋朝实行铜本位制，铸币为历史之最，据《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道中时期年铸钱为80 000余文，景德时期年铸钱1 830 000文，天禧末150 000文，明前期铸币量最高几乎为宋景德时期的十分之一。

明朝铸钱少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铜源限制，明初甚至由于铜矿资源的紧张以及私铸钱的影响下令私铸钱作为废铜送官，并责令百姓出铜，以至“民毁器皿输官，颇以为苦”。《明史・食货志五》载“铜场，明初，惟江西德兴、铅山二处”，正德九年（1514年），军士周达请开云南诸银矿，因及铜、锡，此后遂屡开云南诸铜场。有人建议：“两京铸钱以铜价太高，得不偿费；可采云南铜，自四川运至岳州府城陵矶开铸”（4）。嘉靖、隆庆、万历年间，采取鼓励铸币的政策，屡开云南诸铜场，久之产量减少，崇祯时，回收古钱用以铸钱（5）。其二，私铸钱也造成了钱币流通的紊乱。明末清初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中述“惜铜爱工，钱即恶薄，私铸繁兴”影响了明朝的钱法施行。嘉靖四十三年因私铸币质量低劣，盗铸引起贸易不通，嘉靖帝采纳大学士徐阶的建议不得不暂停铸钱。万历十年曾因铸钱混乱下诏“近因铸造不精，私钱淆杂，及不系产铜去处买运艰难，领发行使阻滞不便，诏书到日，各该开局铸钱，地方暂行停止。”（6）其三，铸钱在明代地位尴尬。在洪武八年“大明宝钞”出现前为专用铜钱的时代，但是官府铸币十分有限，宝钞出现后构建了以宝钞为主、铸币为辅的货币体系，通货膨胀加剧了旧的货币体系的崩溃，在民间力量的推动下，白银在成化、弘治年间成为铸币，新的以白银为铸币、铜钱为辅币的货币体系建立，可以说在中国大明时期铜钱处在了尴尬的辅币地位。明钱发行量有限，大多流行古币，古币之中以唐宋钱居多，特别是宋钱最多。据研究，明朝到十六世纪底两百年间不超过千把万贯，而且有一大部分收藏于官府之中，因此实际流通的铸钱以古币和私铸钱为主。明朝不仅铸币少，还有一部分流到国外，这部分铸币以古币和私钱为主。明代官制铜钱由于铸造量少等原因购买力很高，但是古币和私铸钱的购买力不断下降。

因此，在宝钞不断贬值，铸币作为辅币亦无法稳定货币流通，势必需要新的货币体系的诞生。

三、以白银为主币的新货币体系的建立

白银最开始作为非法货币，被政府明令禁止，但明初宝钞政策失败，铜钱资源的紧张，民间使用金银的趋势不可阻挡。据傅衣凌先生对146件徽州土地买卖契约分析指出“洪武、永乐之间以钞为主，宣德、正统则钞、稻谷、布、银兼用，成化、弘治以银为主”，万明在白银货币化的研究中据此得出“明初至成、弘年间，民间社会存在一种自上而下的白银货币化趋势，作为宝钞最强劲对立物的白银，最终不以统治者意志为转移，逐渐占据了合法主币的地位”（7）。据《明史・食货志五》记载“英宗即位，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惟折官俸用钞，钞壅不行”，并论证了白银货币化由自下而上趋势转而为自上而下的转折标志是成化、弘治以后，而非正统初（8）。大量的历史事实也证明白银货币化的全面展开是在成化、弘治以后，不可否认的是英宗“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弛用银之禁”，国家正式公开使用白银，白银成为合法货币，它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基本职能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

万明将白银货币化的发展阶段分为三个时期并详细分析了各阶段特点：第一阶段明洪武元年-至成化二十三年，这是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合法货币在民间社会启动和发展的阶段；第二阶段明成化二十三年-嘉靖十九年，这是白银货币化的国家与民间社会互动扩展的段；第三阶段明嘉靖十九年-明末，这是白银货币化在国家与民间社会极大扩展后走向世界的阶段，是国家、社会与世界三者互动的阶段（9）。故此不再赘述。

明代白银货币化走的是先自下而上再到自上而下的道路，可分为三个阶段民间层面-国家层面-国际层面。万明在《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从国计与民生两条线索详细探讨了白银货币化的进程。白银能够在明代成为主币除去钱钞体系所存在的问题，其本身也具有特殊的优势：1、体积小，耐腐蚀，易保存；2、单位价值高，与铜钱和宝钞的兑换值大，购买力强；3、易于分割，分割后损失较低。命人对使用白银的便利有着明确的概念“凡贸易金太贵而不便小用，且耗日多而产日少；米与钱贱而不便大用，钱近实而易伪易杂，米不能久，钞太虚亦复有混烂；是以白金（银）之为币长也。”（10）

学界对于白银货币化的研究集中于唐宋时期和明代，其中王文成著有《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日本学者加藤繁的《唐宋时期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和万明的《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及一系列相关论文。笔者比较赞成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两次白银货币化过程的论断，即第一次白银货币化发生在两宋时期，第二次发生在明代中后期。经过第一次白银货币化的过程，民间使用白银的习惯已经逐渐形成，虽然期间政府多次禁银，但是民间自用金银，因此政府不得不屡禁屡开。因此，白银能够在民间力量的推动下从非法货币成为合法货币原因之一就是历史习惯的传承与延续。

白银的形制多样，民间交易所用白银最初以首饰的形式出现。明初多次禁止民间交易使用金银，但是首饰器皿不再禁止范围之列（11）。同时政府虽然禁银，但是在课税方面仍然认可白银，如《宣宗实录》在宣德六年六月，浙江温州府知府何文渊谓时政虽禁银，但是商税征银，朝廷的禁银令实行艰难。在明初，白银虽为非法货币，但在民间对白银作为商品交换的中介的优越性十分认可。

其次，同样作为不同货币体系中的主币，白银相较宝钞而言，购买力更加稳定。白银在明初购买力就非常高，其后不断攀升，十五世纪后半期最高，后购买力下降。根据宝钞与白银的兑换率可知宝钞的贬值速度十分迅速，远不及铜钱和白银稳定，铜钱也由于铸造量少处于尴尬的辅币位置，因此白银取代宝钞成为主币也是理所应当的。

同样，尽管初期白银与铜钱同样面对了开采量少的境遇，但是随着本土出产量的增加以及大量白银从国外流入中国，白银的产量大大增加。白银产量的增加包括两个方面――国内增产和白银内流。《明史》记载，洪武十九年增加福建尤溪县银屏山银场局炉冶二十四座，成祖开陕西商县凤皇山银坑八所，福建浦城县马鞍等坑三所，世宗开大理矿，期间银矿皆有开罢，至神宗为收刮钱财，大肆开采银矿（12）。据研究洪武二十四年只产白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宣德五年增加到三十二万二百九十七两，天顺成化年间只云南每年就可产白银十万两。从海外流入中国的白银主要来源于日本和美洲。十六世纪四十年代起，日本向中国输出的货物由刀剑、扇子、屏风、硫磺等转变为白银，随后六十年代到十七世纪前半期为明治以前金银产量最多的时期，万明指出此间为“中国白银货币化加剧进行，对白银需求急速扩大，国内开采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而开始向海外寻求的时期”，中国内需促进了日本的白银激增（13）。因倭寇影响，明朝实行海禁，唯通过广州-澳门-日本航线用丝绸等与日本交换白银。美洲新大陆被发现后，大量金银矿被开采，欧洲人用西属美洲的白银换取中国的丝绸等物品等奢侈品。据万明的统计数据显示，从1540-1644年间，从日本流向中国的白银大概有7500吨，在1570-1644年美洲白银大约有12620吨流入中国（日本约每年流出白银75吨，美洲约每年约180吨），美洲白银产量为当时世界大百分之八十。自十六世纪四十年代后，外来白银取代本土白银占据中国货币市场的主要地位。

除了钱钞体系崩溃，白银自身特点及时代的特殊背景，政府在白银货币化进程中也起到了想到重要的作用，对此万明的相关著作及论文介绍分厂详细（14）。

小结

明朝初期从“大明宝钞”的发行开始明政府致力于构建以宝钞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体系，可是宝钞和铜钱都有着致命的缺点，明钞无准备金，正如《重评“大明宝钞”》中总结“明政府过分自信没有采用前朝的方法加强人们对宝钞的信心及准备金制度，只是依赖政府的威信，这可是宝钞失败最大的致命伤”15，同时滥发纸币而导致的宝钞大幅贬值，人们最终对宝钞失去信用，多采用实物及金银进行交易，造成物贵钱钱，最终钱钞体系崩溃。铜钱在整个明朝都处于尴尬地位，铸币少，造而禁用，铜钱流通混乱，官制铜钱大部分被官藏，古钱和私铸钱购买力也不断下降，铜钱作为辅币无法弥补铸币的缺陷。白银从非法货币到得到官方认可成为合法货币，证明了白银在明朝具有特别的优势，经济发展的推动是主要原因，除此之外还有白银作为贵金属特有的特点，历史习惯的继承性，还有海外白银流入克服了矿源限制，使得白银能够克服宝钞和铜钱的不足，替代钱钞体系成为新的货币体系。

注释：

（1）清・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962

（2）清・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963

（3）周玉英：论明朝铜钱政策[J]，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论文集，281-287

（4）转引自薛亚玲：中国历史上铜、锡矿业分布的变迁[J]，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四期。参考《续文献通考》23卷《征榷六・坑冶》

（5）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3-1974

（6）转引自张诗波：明代“私铸钱”与国家的应对措施[J]，北方论丛2007年第5期。参考《明神宗实录》卷一二八[Z].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

（7）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46-147；参见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载《明清社会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8）万明主编：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47；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二期，并论证正统初年金花银名称尚未出现，金花银存在一个逐渐形成定制的过程，以正统初作为朝野广泛用银的标志不能成立。

（9）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再认识[J]，《中国钱币论（第五辑）》，2010，249-254

（10）转引自孙玉良：试论明代的白银货币化[J].3。参考王世贞：《州史料后集》卷37，《钞法》

（11）清・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963

（12）清・张廷玉等：明史・食货志五[M].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772-1773

（13）万明：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236

（14）参考万明的《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白银货币化视角下的明代赋役改革上、下》、《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再认识》、《明代白银货币化与明朝兴衰》、《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思考》、《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等等

（15）赵善轩、李新华：重评“大明宝钞”[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73

参考书目：

[1]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3]周玉英：论明朝铜钱政策[J]，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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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金属硬币材质的演变与冶金业的发展 王铭洛

线条--钞票的生命线 韦雨

桂林发现南宋"十八界会"钱牌 周庆忠

广西铸光背"洪武通宝"小平钱初探 李光军，熊云芳

贺州市博物馆利用钱币进行考古断代的两例报告 胡庆生

浅议古币上"货、布、泉"三字的含义 高庆民

试论蜀汉"直百"与"直一"钱的关系 徐国洪

谈清末朝野人士对近代化货币的认识 祝远娟

漫谈象鼻山银币 雍洪，吴世权

谈容县"万生铜元"代价币 梁华汉

对新桂系发行的"八省大洋券"的认识与分析 黄国强

浅谈第三套人民币的收藏价值 张斌，曾红文

对人民币反假工作的几点建议 谭意炯

浅谈纸币趣味号码收藏的一些体会 韦忠诚

泉苑奇葩--中国熊猫加字纪念银币 李燕妮，王星度

衡复饷押当票 蒋孟博

浅谈特种货币--"兑取现金券" 刘建新

无记名国债的收藏价值与假券鉴别初探 柒玉廉

介绍民国时期三种珍贵的广西股票 孟国华

浅谈牛顿诞辰纪念币 祁兵

中泰友好的物证--泰国发行100周年纪念钞 赵盾

对美元、港币反假问题的一些分析 卜进军

钱币文化论文篇5

    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最早在1877年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提出,(FerdinandvonRichthofen,1833~1905),不过它最初所指的是“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中国于河间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后来,经过后世学者补充和修改,逐渐形成了目前公认的概念,即丝绸之路是指西汉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因为经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根据其具体走向,一般分为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①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外物资交流在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更是中西方多种文化交汇发展的桥梁。不管是作为经济交流的一般等价物、还是作为政治文化的载体,钱币在这条历史道路上的左右一直都是不可忽视的。随着近年来我国各地钱币学研究热潮的不断兴起,有关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一个热点。

    一、我国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研究的现状与不足

    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的研究对象涵盖极其丰富,从大类上讲,分为经它流入的外域钱币和流出的中原钱币两大部分②,这其中又尤以对前者的研究为主,不仅包括了安息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波斯萨珊帝国、贵霜帝国、大食国、粟特国、印度德里苏丹国等外国历史货币,也包括了察合台汗国、钦察汗国、伊儿汗国、突骑施汗国、黑汗国(喀喇汗国)、于阗国、回鹘汗国、龟兹国、突厥汗国、高昌国等少数民族政权货币②③。其中,波斯萨珊帝国、黑汗国(喀喇汗国)、察合台汗国钱币出土数量较多②③。经过多年的积累,我国对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的研究,不仅在传统的钱币学领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编撰图录、专着,分析成分等〔④⑤⑥,在古文字分析(如佉卢文研究⑦),宗教传播研究⑧等方面也起到了补史和正史的作用⑨,成为了整个中国钱币学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我国对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的研究还存在着几点较为明显的不足:

    (一)研究地域相对狭窄由于田野考古出土实物的地理限制,目前进行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研究的省份主要限于新疆和甘肃,特别是新疆。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70%以上的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相关研究成果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其他省份中,作为丝绸之路不同时期起点的陕西、河南,相关研究成果远少于新疆、甘肃;而不在丝绸之路上的省份,如湖南等省份,仅零星的见有研究成果公开报道。

    (二)研究人员职业分布相对狭窄由于相关钱币珍罕度相对较高、相关古文化知识相对艰深,目前从事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研究的人员主要局限于考古文博口和钱币学界内部,范围较小。遍布于社会各界的广大钱币爱好者和收藏者,特别是新疆以外的钱币收藏者和爱好者还没有投入到其中去。这不利于“群策群力”,无形中限制了对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的研究力度。

    (三)研究内容相对狭窄目前对于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的研究,存在这两个明显的偏向:一是重外域钱币,轻中原钱币,研究成果多针对于外域钱币的考证和对中原文化的影响,忽视了大量中原钱币的流出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和欧亚各国在钱币学和其他文化领域的影响,从而降低了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二是重钱币,轻文化,研究成果多针对于钱币本身的各项属性,对丝绸之路钱币在政治、经济、宗教发展中的作用而言,研究深度还不够。由于丝绸之路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其钱币学研究也不同于其他地域的钱币学研究,在这其中钱币本身可能退居其次,而其上所承载的文化元素可能是更加重要的。也许,在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的研究中,文化研究不是钱币研究的“锦上添花”,相反的,钱币倒应该成为串起各领域文化研究的“金线。”针对上述这三点不足,笔者提出了三条对应的新思路,时间所限,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惟愿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推动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研究在全国、特别是在内地省份的大范围兴起。

    二、突破地域限制,扩展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研究地城

    突破地域限制,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研究,可以分两条不同的道路实现:

    (一)针对其它处于丝绸之路上和在丝绸之路附近的省份,要加强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研究在当地整个钱币学研究中的比重,强调其研究的重要性和潜在成果的丰富性。以陕西和河南为例,长安(今西安)、洛阳、汴梁(今开封)都曾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但由于这些城市本身又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着名的古都,是殷商、秦汉、唐宋等文化的中心,钱币文化研究的重点也自然而然的落在了中国古代钱币之上,使得丝绸之路钱币文化成为了“偏门”、“冷门”。事实上,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这些地域也是绝大部分外国钱币流入中原的终点,研究条件与其他内地省份相比,依然十分优越;同时,作为历史上的文化中心,这些地域也是进行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相关文献研究,特别是中原钱币外流研究的最佳地点。所以,它们完全有理由成为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研究的新中心。

    (二)针对其它内地省份,由于客观条件限制,丝绸之路钱币出土极少,零星的传世品往往又缺乏清晰可靠的历史传承信息,缺乏实物,难以开展钱币具体历史信息的考证研究。所以,可以主要开展“研究”,即不主要依赖钱币实物的研究,例如古文字研究、相关文化领域的拓展研究等。这其中,各级钱币学会需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可以采取提供研究素材(图片、数据、实物等)、定期组织研讨活动等方法推动大家的研究热情。不同地域的钱币学研究者具有不同研究风格,必然能为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的研究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丰富研究成果的多样性。另外在这些省份,丝绸之路钱币的实物收藏,虽然难以通过出土或传世的途径获得,但在网络咨询和网络交易十分发达的今天,个人购买丝绸之路钱币也变得逐渐容易;而对于博物馆等文博单位而言,通过海外征集等手段也能弥补在本地难以直接征集的客观困难⑩。同样,研究信息交流,也可以借助互联网,特别是众多钱币收藏论坛的桥梁作用,实现跨地域的零距离共享。

    三、突破职业限制,壮大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研究队伍

    如前所述,目前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研究队伍的人员职业范围较为狭窄,虽然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对提高研究的专业性不无好处,但从长远来看,必然会限制相关研究的发展深度和广度,没有坚实的群众基础,这项研究及其成果的传播也必然受到阻碍。因此,我们可以借助各级钱币学会之力,大力在不同职业范围的钱币爱好者中播撒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研究的种子。他们或许不是丝绸之路文化的专家,但他们大多是分布在其他专业领域的人才,作为钱币学爱好者,将自身专业特长与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的研究相结合,突破职业限制和地域限制,将可望在交叉学科领域去的独具特色的研究成果。以安徽为例,钱币学爱好者中不乏对徽商经济文化研究极具造诣的专家,如果开展丝绸之路与徽杭古道钱币文化的对比研究,就有可能得到非常有意义的结论。同样,山西开展晋商钱币文化与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的对比研究,比较研究晋商钱票与丝绸之路“飞钱”在流通中的异同,也将必定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四、突破学科限制,扩大丝绸之路钱币文化研究内涵和外延

钱币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晚清铜元；文化叙事；龙

叙事是人类生存过程中永恒的行为，从古岩洞中的动物壁画到今日电子媒介上的各种艺术表达形式。叙事的媒介之广难以枚举，除文字外，还有图像、舞蹈、口头语言、手语等。本论文通过研究晚清金属机制币铜元来探讨龙文化叙事的文化渊源与叙事特征，进而对独具特色的龙纹有更为深刻的理解。龙的形象是一种文化叙事符号，是自蒙昧之初杂处生活的遗存。这种遗存化为集体无意识，从而一代代地传递，影响着中华文明。龙文化叙事呈现在中华文明的诸多成果上，广大而博深。

一、龙文化叙事与货币的联姻

叙事是一种行为，文化是各种行为和物质总括而成的精神结晶。文化史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足迹。叙事则刻画了这种历程。英国学者马克·柯里于1998年在其《后现代叙事理论》一书中明确提出了“文化叙事学”的“想法”。国内学者谭君强开文化叙事理论的风气之先，其《审美文化叙事学：理论与实践》一书，融文化研究、叙事学、美学于一炉，蔚为大观。接续这种文化叙事的探索方向，本论文进行龙形象的文化叙事的研究，希冀能将审美文化叙事学的开拓之功推向实证之境。

钱币是一个时代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经济又决定着政治和精神上层建筑——文化。通过钱币可对当时的经济、政治乃至精神风貌有所领悟和习得，尤其依附于钱币之上的特定形象的研究，更有窥一斑而知全豺之效。龙文化叙事是对特定形象“龙”在各种载体中的反映及其社会文化语境表达出的叙事特质的研究。

机制币铜元，简称机制铜元。晚清机制币铜元与历朝历代的货币大有不同。它是晚清铸造技术和货币形状革新的产物。这种革新是社会重大转折期经济、政治、文化变动的反映。

由这些铸造技术和钱币形状的不同可以将中国货币进行简单的分类：货币的原始天然物代货币阶段进入金属铸造阶段，由制造的加工原料不同分为纸币和金属钱币。中国最早的纸币是宋朝的“交子”。金属钱币根据制造方法的不同又分为打制币、范铸币和机制币。打制币是指传统手工打造的钱币。范铸币是采用钱范进行翻砂铸造，然后人工用措刀修缮的钱币，而机制币是晚清引进制币机制造的纯机器币。打制币和铸币及机制币根据钱币形状的不同分为圆钱和异形钱。刀币、布币是与圆钱相对的异形钱。机制币都是圆钱，又称铜圆。在圆钱体系内，根据中间穿孔的形状及有无分为方孔圆钱、圆孔圆钱和无孔圆钱。圆钱体系还根据发行者的不同分为官钱和私钱。

并且可以根据钱币的发行者的发行用途的不同，分为流通货币和压胜钱。吴家荣在《中西叙事精神之比较》中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脉脉温情的伦理文化，这种文化历经千年，仍保持其“纯洁”，虽时有异族文化的入侵，但在博大精深的中国古老文化面前，异族文化不是被抵御，便是被同化。这种“纯”的文化在内又分为两支，一是官方的规范文化，一是民间的潜文化①。钱币也是如此，在官方的钱币发行文化上总伴随着私铸文化。甚至是官方本身也会发行与流通货币相区别的纪念钱，这颇与2000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千禧龙钞”和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奥运鸟巢纪念钞”相似。

晚清机制铜币是指清政府官方发行的、采用机器制造工艺、用于民间流通的铜质无孔圆钱。根据钱币学家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一书中的记载：“光绪二十六年，广东开始铸造铜元。……新铸铜元制作整齐精巧，大受人民欢迎，而政府也获大利，因此各省先后仿行。到光绪三十一年有十二省铸造铜元，计有广东、直隶（北洋）、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湖南、湖北、福建、四川等省。清末的新式铜元，面额分为五等，即一文、二文、五文、十文、二十文。……铜元在中国不过通行二十几年，但种类繁多，千变万化，在中国钱币学上成为一个独立的部门。不过重心在于当十铜元。因为当十铜元在各种铜元的总额中，要占百分之九十七八。当二十的不到百分之二，其余如当五和一文、二文，都不到千分之一②。”铜元由于式样整齐，重量标准，制作精巧，因而一进入流通领域便受到人民的欢迎。清政府在光绪三十一年，也就是1905年，颁布“整顿圜法章程”，统一铸造大清铜币，对铜元的样式和龙纹等都进行了规范③。背部蟠龙图案总称大清龙，形式变化主要有水龙、旱龙两大类。

龙的形象最早出现在钱币上，却不是始于铜元的发行，而是银元的发行。1888年，张之洞试铸“龙洋”，是背图为龙的一种银元，这是龙形象出现于钱币的肇始。本文由于实物资料的受限，仅着重研究铜元上的龙纹。但这却毫不妨碍龙纹研究的正确性，其原因在于金、银、铜币上的龙纹具有一致性，其区别仅在于材质和尺寸，与图案无关。据史料记载得知，清朝晚期，铜矿日竭，铸币所用之铜稀缺，之前所铸币以方孔圆钱为宗，且一文钱的面值占据流通币的绝大部分。为节省铜料，清政府采用西方引进机器，大铸金属币，是为机制币。面值以“当制钱十文”为主，前文已说过铜元“当制钱十文”的面值占所有铜元中的百分之九十七八。制钱的含义根据《简明古玩辞典》指的是明清两代官局铸造的铜钱。因其形式、文字、重量、成色都是按其本朝定制有官炉铸造的，所以叫做制钱。铸行“当制钱十文”等较制钱面额大的铜元的做法实现了铜料的节省与流通钱币增多的双重好处。其实质是一种通货膨胀的表现。

发行金属机制币的时代和历史因素自金属机制币上可窥一斑。而金属机制币上的龙纹是其中的一个文化证据和历史实物。晚清机制铜币反映的时代状况，从文化层面上讲，一方面是由于受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冲击，古老而沉稳的中华民族由保守走向开放，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经济的突飞猛进，商品交易的频繁与交易数额的巨大在金属机制币上有所反映。此外还可以从户部的部颁龙图案与各道府的自制龙纹的变化中可反映出中央政权与地方政权的消长关系④。

清朝晚期金属机制币的金属材质，并不仅仅铜铁一种，而分为金币、银币、铜币三类，金币世所罕见，银币发行量次之，铜币是最普及、最大众化的钱币。在中国钱币史上，晚清金属机制币是重要的一个研究对象。它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王朝由盛及衰的变迁。附于机制币上的龙正是这一变迁的时代缩影。

中国清朝时一个以银为本位货币的封建朝廷，这与当时世界大国——英国的金本位制货币不同，从而造成中国近代历史上由于货币政策的失误而造成的国弱民贫的现状。首先，以英国为首的国家用银币与中国内地进行交易，例如英国在印度支那地区发行的银币（俗称坐洋、站洋），交易之后，用银币套取中国的黄金，造成之后的黄金外流现象严重，从而滞后了中国近现代国家进步的历程。其次，根据《清史鉴》的记载，在与中国进行交易的诸国银币的成色与中国银币的成色不均等，从而导致白银外流。无论国内国外，银币并非纯银打造，而是掺杂了其他金属。国外银币中的含银量低于中国银币，却在中国本土具有与中国同面值银币相同的购买力，并且能以等量相交换。西方诸强获得中国银币后，溶化重铸为本国发行的银币，进入中国市场，这造成了白银外流现象积重难返。并且国人愚昧者众，目光短浅，只顾及个人的利益与得失，毫无警惕意识，反而认为本国局面动荡，持有外国货币更为稳妥，争相持之。这种做法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和日寇入侵等战乱时的确保障了一些个体的利益，却毁坏了国家的根基。

二、晚清机制铜币龙文化叙事的文化阐释

龙是一种文化烙印，这种烙印印在每一个华夏子孙心中，神圣而崇高，它叙述着中华民族的故事。龙文化的肇端始于原始先民，并由历朝历代上至天子，中经文人，下及平民的集体神化，而上升到神龙之境⑤。这种神龙发展至清达到鼎盛阶段。大清帝国的徽记就是龙旗。八旗弟子都归于龙的号令。而金属机制币上也有以龙为图案的类型。这种图案及其代表着的文化源远流长。

龙纹在《中国文物考古辞典》中是这样定义的：图案近似传说中的龙的形象，凡是蜿蜒形体躯的动物，都可归之于龙类⑥。《周易》六十四卦，以“乾”为首，通篇爻辞都在讲龙，以龙的生息变化寄喻人生和宇宙的规律与哲理。初九爻辞为：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此象最为吉祥，象征个人达到了功成名就的地步，处于人生和事业的巅峰。故古人又称皇帝为“九五之尊”。因此龙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是一种抽象的图腾混合物，而至封建社会则是一种权力、地位、威严的象征。并且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皇权稳固的时期，龙成为了阶级地位的象征。天子才可以穿着龙袍，那只龙是独一无二的四爪龙，王公贵族根据身份地位分别穿着三爪龙或其他动物图案的服饰。甚至是在其他器物上也是如此，瓷器上的青花釉里红瓷缸就是皇帝专用之物，数千窑工和数百窑炉，历经无数烈火才能烧成，并且是万里挑一，没挑上的一律砸碎掩埋。龙的神圣性至晚清达到巅峰，钱币上数不清的、变化不尽的龙的图案就是有力的证明。

龙的形象可以用“三停九似”来概括。然后这里说的“三停九似”的龙的形象，是封建政权晚期，在晚清的形象。这个形象的最终完成历经变迁，其中的蜿蜒曲折非文字所能穷尽。有学者⑦就认为龙产生的源头不是上述相似动物中的任何一种，而是自然界“云”的生物化。在远古时期，龙纹仅是云状的线条，举世闻名的红山文化和齐家文化中的玉龙，简单而朴素，是流动的蜿蜒的似蚯蚓般的线条的不断扭动而已。笔者看过商周时期的一方古玉，玉的形状颇似龙纹，然而其勾勒简单，就像天上飘忽不定的云朵。

龙的神圣性的完成是逐步的，最后成为主管江河湖海与降雨，上能入天，下能入海的神物。《说文解字》中说：“龙，鳞鱼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洪范·五经纬》中说：“龙，蛇生于渊，行无形，游于天者也。”从这两篇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得出，龙是蛇为主体形状的。更有意思的是，古人把龙生活的区域定于天空和海底，这都是中国大陆和华夏子孙不曾想过要去或者想去的地方。中国地处天之一隅，虽有郑和下西洋之壮举，但五百年才出一个郑和。总体上的中华民族是稳重而保守的，面对浩瀚的东海，南海，北海和渤海，畏惧而神秘，宽广而无边无际。数千年来，没有人问“海的那边是什么？”纵使有人问过，长辈们告诉他“海的那边还是海！”直到西方列强的大炮才让我们知道，海的那边是大地！和华夏大地一样富饶而肥沃的大地！中华民族一代一代地传递着东海龙王、南海龙王、北海龙王的神话，那些海，那些天空都是神居住的地方，龙居住的地方，我们肉体凡胎只得稳稳呆在结实的土地上。其实古人已经告诉我们了龙指的就是一种巨大的海蛇。直至今日，在各大洋的海底已经被拍到了长达数公里的海蛇的身影。龙的原形就应当是蛇。《淮南子》里面说越人断发纹身，指当时越人纹身，绣成蛇的模样，以避开蛇的撕咬。我们知道越人，就是现在生活在江浙一带的人。他们世代临海而居，靠海产为生。越人善水，有水性卓越者能潜水到海底拾珍珠。可以大胆地假设，古人也曾经见过我们今人所见的长达数公里的海蛇，蛇口脱身，于是绣其纹于肉体，警诫后人。当然这只是龙的形象的民俗色彩，更多的是远古时期龙的丰功伟绩。在黄帝与蚩尤大战及大禹治水中的应龙，应该是南越一个纹蛇的部落，擅长用水。在黄帝与蚩尤大战中还有一员猛将——青龙。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是镇守四方的猛兽，传说中的青龙也是龙的形象。

龙具有这样的神力，并且是中华民族兴旺昌盛的功臣，把它奉为神，是毫不为过的。晚清钱币上龙的图案也是合情合理的。龙形图案置于钱币之上还与中国的卜筮风俗与避邪文化有关。笔者幼时常玩掷硬币的游戏，也常在“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二选一处境中用掷硬币来做决定。在美国好莱坞电影《老无所依》中有这样的一幕场景：阴暗的罪犯为报刊亭老板的言语失当而恼怒，他要求报刊亭老板猜一枚硬币，花朝上，还是字朝上，来决定是否杀掉报刊亭老板。最后报刊亭老板的回答令罪犯放弃了杀他的打算，这也许不合乎常人的行为逻辑，但这一细节也印证了西方同样存在用钱币占卜的行为。这种中西共通的铜币占卜术是无孔圆钱的占卜方法，是中国古代方孔圆钱的简化运用。《周易》中“十有八变而成卦”，推理逻辑复杂而艰深。至唐代，铜钱随处可见，并且唐铸“开元通宝”钱，内方外圆，取象于天地，与《周易》八卦有相通之处。卦与爻来自《周易》，相传为伏羲所作。他俯观大地，仰观天象，象万物于易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中八种卦象，二二重叠得六十四卦。每卦各有相应的爻辞。这些爻辞是对天地万物组合而成的情境进行的归纳，其中并非全无科学之处，而占卜的偶然性则决定了其不确切性。依据西方数学中的概率原理，假定六十四卦中的情境包含了所有情境，卜中相应的情境的几率为六十四分之一。

或者这种占卜术仅仅是“病急乱投医”的自我安慰之术。在八卦中有一卦为龙，那就是震。与八卦中风、雨、雷、电、泽、龙等相提的还有中国记年的生肖记年法，其中有一生肖年就是龙年。此二者体现了龙的神圣性特征。

中国华夏子孙对龙的崇拜与尊敬是世代传递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源流与心理成因除了龙的功勋卓著外，还离不开中华民族的鬼魅文化与避邪习俗。《后汉书·张衡传》里说：“画工恶图犬马，好作鬼魅，诚以事实难作，而虚伪无穷也。”宋文人画重写意倾向出现之前的汉代，画作重写实。也就是说，画作是对事实的摹写。与“实”越接近，越易被认可。正因为有“实”的参照标准，“画工恶图犬马”，狗与马都是常见之物，“像”与“不像”一目了然。鬼魅则不然，活着的人未必真见过，死去的人又不能还阳告诉在世的人鬼魅的模样。无穷的“虚伪”激发了画工的想象与无穷的创作空间，并且迎合了诗人对鬼的神秘感的多种趣味。《说文解字》中对“鬼”字的解释是：人所归为鬼，从人，像鬼头。鬼阴气贼害，从厶。叶舒宪在《中国“鬼”的原型》一文中将中国“鬼”的形象进行了溯源，并归纳出五种：1、死人说。2、异族丑人说。3、类人动物说。4、骷髅说。5、魌头神像说。笔者认为这五种溯源可以归并为更为简单的两种：其中之一是由死人形象生发开来。人死之后，皮肉腐化迅速，而骨骼因其物质组成元素本身的特质不易腐化。骷髅就成了源于活人又有别于活人的一种合理想象。人的认知最易觉察并记忆深刻的物体中的部分具有这样的特性：一是比例大，二是与常见之物的悬殊大。骷髅头就满足这两种特性。人的头骨在全部骨骼中外形所占比例大，并且原本有眼、耳、口、鼻、舌的活灵活现得头部变成了黑魆魆的窟窿洞，给人之惊愕可想而知。头的形象也就深入人心，中国文化里就有编织成骷髅头形状的灯笼。中国的头与西方万圣节中的“南瓜灯”的骷髅头也有着“遥远的相契”。这一现象归并形成这样一条脉络：死人——骷髅——魌头。其二是异族丑人说和类人动物说都可归并为“异类”说。异族丑人是人类，但是属于偏离大众普遍容貌的“异类”。而类人动物不是人类，只是在体貌上与人类有相似之处。异族丑人是文化偏见导致的一种审美偏差，如汉文化繁盛的中原地区将边远地区的人称为“蛮”、“夷”、“狄”。类人动物说则是由于知识闭塞、识见有限而造成，因其无法将之命名，将某些类人动物如猩猩、猿猴等识认为鬼。假设一个原始山野之民，没有普及动物的常识，行走在茂密丛林中，撞见一只大猩猩（他生平第一次见大猩猩，之前也不知世间有一物叫大猩猩），眼睛亮闪闪地直视着他。它仿佛有灵性般，直立行走，发出支吾不清的声音。他吓破了胆，跑下山来。倘若人们问他所见为何物，他如何作答。只有一个东西最符合，那就是“鬼”。“鬼”包容了一切无法命名的神秘物。

中国钱币史上除日常流通的钱币外，还有一种钱币，叫做花钱。花钱又叫做压胜钱。它便是中国的鬼魅文化与避邪习俗的实物证据。笔者曾见过一枚十二生肖背八卦花钱，这枚花钱的存在既证明了中国的鬼魅文化与避邪习俗，又说明了八卦对应的神物与十二生肖神兽的避邪功能和神圣性，二者中震为龙，以及生肖龙，更深刻地说明了龙的神圣性。花钱是驱邪逐鬼的一种避邪钱，十二生肖与八卦都是神物，铸神物于钱币之上，能达到避邪之效用。

龙作为图腾的混合物是民族兼并与融合的结果，也体现了居“中”的华夏民族对周边夷狄的误解、排斥直至吸收与包容。龙是中华民族总体象征物。晚清机制货币上镌刻龙的形象是对当时的排满情绪是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的偏离进行缓解与拉扯的一种努力。1840年、1856年，西方列强的大炮轰破了清朝政府的闭关铁门。中国晚清政府的“纸老虎”面目被揭穿，而平民百姓惊恐度绝不亚于清政府，为自欺及欺人，晚清政府寄喻于龙的威力，铸造龙的形象于钱币之上，这颇与民间花钱的驱邪心态相符。综合而言，龙的丰功伟绩与中华民族的卜筮风俗与避邪文化遭遇列强的入侵，龙与钱币结合为“龙”币便一谋即合。

三、晚清机制币上的龙纹符号特征

中国古书《周易》上用龙来进行事物生息变化的比喻。其中有初九爻辞的潜龙勿用，九二的见龙在田，九三的君子终日乾乾，九四的或跃在渊，九五的飞龙在天。笔者根据这五个爻辞以及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中的金、木、水、火、土等五种元素，将中国晚清机制铜元上的龙纹分为五种，分别是金龙、木龙、水龙、火龙、土龙。金龙是飞龙在天，例如江西的飞龙就可归入此类。木龙指的是君子终日乾乾的爻辞，它是处于手势的龙，河南的盘龙可归入此类。水龙指的是或跃在渊，底下有水波重重的龙的图案可归入此类。火龙指的是潜龙勿用，可以关注龙口的火珠。土龙指见龙在田。

中国晚清机制铜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与渊源。尤其是其产生于晚清政权风雨飘摇的时期。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之际，民间认为都应有许多预兆出现，这就是中国流传已久的谶纬之学。有些预兆与钱币联系起来。比如，南朝陈宣帝的“太货六铢”是叉腰哭天子、明崇祯“跑马钱”。大清铜币也是如此。张之洞在1888年所设计的龙的图案，其正面汉字为“光绪元宝”，中间另有与之相对应的四个小满字，表示满族坐镇中原，统一天下；背面龙图，威风八面，灵珠居龙口下沿，以示龙不离珠，并有地久天长之意，象征着“真龙天子，皇位永固”。到了宣统三年（1911），清政府改铸新版龙形象钱币，即“大清铜币”、“大清银币”。然而“大清铜币”、“大清银币”刚铸成，辛亥革命即爆发，为镇压起义，清政府就把这些新币做军饷发放。它们一流入社会便传言四起，认为新版钱币中龙的灵珠落地，就是说皇帝没有了精神食粮，预示皇位不保；满文上移，上方代表北方，又预示着满族统治者将要被赶回老家的命运。

晚清机制铜币发行时间不过二十余年，居今已经百年有余。彭信威⑧说，“新式铜元的数目，据邮传部尚书陈璧到各省调查所得的数字，到光绪三十一二年间止，共铸大小铜元折成当十铜元一百零五亿一千二百五十万零一百一十五枚。……陈璧的数字仅包括十三省，吉林、奉天、广西等省不在内，光绪末年和宣统年间的铸额也不在内”。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然而仿造的铜元充斥于市。在大为不解之余，笔者再勤翻历史典籍，终于找到了真品稀少的原因。在中国金属铸币的历朝历代中，后来的朝廷和政府往往为了减少铜铁的冶炼与采集之累，直接将前朝或前一政府的金属币溶化重铸为本朝的钱币。中国民国政府便是如此，将大量的晚清铜元改制成中华民国的铜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是如此。据中国上海造币厂的工人回忆，当时运往上海造币厂的解放牌货车满车装着铜元，倒入溶炉销毁。数毫米厚度的铜元，密密麻麻的整车，连日地销毁。时至今日，所剩者不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中国的农村里的妇女是中国收藏业的大功臣，积累了不少罕见的私房钱。但是妇女的眼界有限，唯金银而宝之，铜元与银元的折算交易中，往往留了银元，扔了铜元。综合起来就造成了部分铜元的价格远远把普品银元甩在后面的局面。

这种铜元兴盛的现状也给造伪者以可乘之机，铜元材质廉价，而售价昂贵，造伪商们趋之若鹜。笔者因研究之需，也对此进行了观察，发现其主要辨别在于：第一，龙纹的凹凸面。龙纹整体呈浮雕状，浮雕纹路处于同一个水平面上。有龙头高高凸出，而龙尾下凹的钱币，则应当是伪币。第二，龙纹上龙的眼珠。由于眼睛是点睛之处，即传神达意的首要之处，伪币通常难以神似。真币的龙目似螃蟹眼睛般向外突，有怒目圆睁、不怒而自威之感。第三，龙纹的清晰度、立体感。清朝末年，机制币改革是对传统方孔圆钱的一个工艺革新。方孔圆钱采用的是翻砂浇铸法，机制币是机器铸币。机器铸币的长处较之翻砂浇铸体现在画面感上是画面清晰、立体。制币机器是一国之重器，非私力所能及之物，后世的作伪者也无力购置。但翻砂浇铸的成本则十分低廉，往往被采用于伪币制作上。简言之，翻砂浇铸是将铜汁加热后倒入砂模中，待其冷却成型。翻砂浇铸的砂模雕刻非一般功力的工匠所能达到于机器铸币相似的精准。总之，真伪虽难辨，但难逃行家的火眼金睛。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流传于文明时代数千年的龙形象沉淀着厚重的叙事美感。寥寥数千言的文字所论甚浅，停留在跨媒介叙事研究的基础层面。龙文化叙事从其肇端到发展历程及历史文化图式，进而到今日。难以穷尽龙文化之广，龙文化叙事之深及由深与广而带来的美。晚清大量发行的机制币铜元上具有斑驳多样的龙纹，金、木、水、火、土五行俱全，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叙述了一代封建王朝的末路故事。龙文化的渊源含有图腾崇拜和鬼神心态的因素，昭示着丰富的时代内涵。龙纹符号的象征及其本身的繁杂多姿，更是美不胜收，令人爱不释手。笔者希冀龙文化叙事向更深更广方向推进。

注释：

①吴家荣.中西叙事精神之比较[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

179.

②彭信威.中国货币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557.

③根据《雍正大清会典》，第23卷.

④方东.论清末机制铜币[G].宁波:宁波出版社,2008(5).

⑤江琼芳.神龙与魔龙:讲述龙的故事[J].读写月报（教研版）,2010

(4):31.

⑥何贤武,王秋华.中国文物考古辞典[M].吉林: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⑦此处的学者指《中国象形文化图志》一书的著者居阅时、高福进等,该书由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因为是诸多学者合著,没有标明具体分工,不便确指.

钱币文化论文篇7

洪遵（1120-1174），鄱阳（今属江西波阳）人，字景严，号小隐，谥号文安。

大约30岁时，洪遵搜得各种钱币实物100余枚，遂旁考史书传记及稗官所纪，参考他人泉学著作，撰成《泉志》一书。该书共15卷，收录宋代以前历代以前历代各种钱币，分为正用品、伪品、不知年代品、刀布品、外国品等九类。有3卷专门叙述外国钱币，其中包括越南钱币。虽然洪遵对越南历史的了解有限，对其所著录的一些越南铸币并不知其为何国所铸、不知其具体年代，但他关于丁、黎朝几枚铸币大小式样、品质重量、钱文读式等方面的较为详细的记载和考证，是距离这些铸币出现时间最近的记载和研究论断，为后人了解和进一步研究越南早期铸币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尽管现今越南一些研究钱币学的专家承认古代中国史书中如《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等关于铸币或货币经济的记载“相对充足”，并“随之形成一种传统”，①但限于语言、资料等条件，却很少有人使用或论及洪遵关于越南钱币的记载。②

《泉志》关于越南早期钱币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卷七和卷十一中，涉及丁朝和前黎朝铸币5品。其中卷七不知年代品四，卷十一外国品一。1.大兴钱。“此钱径八分，重四铢，面文曰大兴平宝。”该钱背文有一“丁”字，洪遵云“此钱今世至多”，背文不固定，“或在穿上，或在穿下”。③2.太兴钱。洪遵引述前人的记述云，该钱“文曰太兴平宝，疑五代僭伪之所铸”。④3.太千钱。该钱“径八分，重三铢七参，文曰太千通宝，倒置通宝字…背文有一丁字在通字之背…”。⑤4.交趾国黎字钱。洪遵引述秘书丞朱正臣言，见“蕃商多往交州贸市，赍黎字钱”回广州，“颇紊中国之法”。此钱面文仅穿下有一黎字。⑥5.天镇钱。洪氏引述李孝美言曰，此钱径八分，重四铢六参，“文曰天镇福宝”，同时，洪氏又引述董言曰，“天福，石晋年号，当时所铸自有天福镇宝，钱文见晋氏旧史”。可见董氏是将此钱文作对读“天福镇宝”，而非旋读“天镇福宝”。洪氏云，该钱背穿上有黎字，钱文“字体形制与石晋天福钱殊，不相俟，今世所见至多”。⑦除经5品外，还有“天策钱”1品，径一寸七分，重三十铢二参，洪遵沿袭其他人的看法，认为其钱文旋读为“天策府宝”，当是楚王马殷在湖南所铸。⑧我们认为，此钱是否与越南早期铸币有关联，还需研究。

我们认为，除洪氏所言的黎字钱他已明确指出是“交趾国”货币外，其它几品也是越南所铸铜钱。实际上，洪遵当时有可能收集到了一些越南钱币的实物，他的有关记载和初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分析越南早期铸币的历史特别是丁朝和前黎朝铸币的一些细节和当时越南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若干情况。在此，我们主要从两方面做一些探讨。

一、关于越南独立铸币的起始时间问题

越南历史上曾受中国中央封建王朝的统治，从汉至唐长达千余年的“郡县时代”或“北属时期”，越南并未有独立铸币。唐末五代十国时期，中原丧乱，各地割据势力纷起，中央集权制度下统一的铸币权也随之消失。“诸国割据者，多用唐旧钱，亦有自铸钱者”。⑨当时，与唐代安南地区接近的南方各地如闽、南汉均有自己的铸币。越南于968年形成丁部领建立的丁朝，随后是黎桓建立的前黎朝。独立封建王朝的建立，为越南自己独立铸币制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越南独立铸币出现的具体时间，越南学术界基本上意见一致，持丁朝起始说。越南钱币史学者如杜文宁、阮庭战等人均从丁、黎时期开始叙述越南金属币的历史。杜文宁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越南古钱》一书，较早、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从丁朝直到阮朝时期越南的货币发展过程。阮庭战和他人合作新近出版的《越南金属币》一书，以大量实物和图谱为基础，考证较为翔实，收集研究了丁朝和前黎朝多种版式的铸币，是越南学术界关于钱币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越南研究外贸史的学者成世伟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出版的《17、18和19世纪初越南的对外贸易》一书中研究铸币的发行与外贸的联系时，也指出越南独立铸币始于“丁”字钱。近年出版的《越南历史进程》也说，“丁朝和前黎朝历代国王登基，均令匠人铸造铜钱，如‘太平通宝’（丁）、‘天福通宝’（黎）等”。⑩

关于越南发行铸币的开端，中国学者曾提出有吴权时期、丁朝时期和前黎朝时期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说吴权时期已铸有与后来李朝同名的“明道钱”，并有官办手工作坊铸造钱币。(11)此说引用史料有严重错误，论证不能成立，对此我们曾有辨析。(12)第二种观点说越南“传世最古的”铸币为前黎朝“天福镇宝”，并据越南史书认为是“南钱之始”，(13)第三种观点认为越南独立铸钱始于丁朝，此说为我们所赞同，也为洪遵《泉志》中的记载所证明。

由于对越南历史知之不多，洪遵对其著录的“大兴钱”、“太兴钱”并不知源流所出，所以将其置于“不知年代品”中，认为是“五代僭伪”品，而且将钱文旋读，误作“大兴平宝”。清代有泉学家认为“大”与“太”通，洪氏所录大（太）兴钱钱文应对读为“太平兴宝”，并认为系宋太宗钱。(14)我们赞同钱文对读，不同意大兴钱为宋钱之说。实际上，大兴钱或太兴钱即“太平兴宝”，为丁朝太平年间（970-980）所铸。太平兴宝的出现，正是越南中古时期封建王朝独立铸币之始。丁氏享祚不永，很快为黎氏所取代。前黎朝建立后，继续独立铸币，这就是洪遵明确记载的“交趾国黎字钱”和背文有黎字的“天福镇宝”。此二品均应为黎桓天福年间（980-988）所铸。

从洪氏的记载我们可以见到反映越南初始独立铸币的几个不可忽视的特征，一是以帝王年号如太平、天福入钱文；二是将表明改朝换代的帝王姓氏如丁、黎铭于背文；三是在钱文中蕴含其独立的意义，如“兴”有兴起、兴隆之意，“镇”有统辖、统治之意。尽管越南并未能脱离中国货币文化影响，仍沿用中国铸币形式，但其内涵已有了质的变化，为越南自己中古的货币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至于洪氏所记载的“天策钱”，不知是否与吴权时期的历史有关联。洪遵认为，说其为楚王马殷所铸钱，可“史氏失其传”。后来清代也有泉学家似有所怀疑。(15)我们知道，在丁朝建立前，爱州豪右吴权曾摆脱南汉刘氏政权控制，一度称王，也有学者以吴氏为越南独立封建王朝最早的建立者。但吴氏仍沿用后晋天福年号，统治时间较短，944年病死。吴氏死后，其子昌岌曾称天策王，至954年死去。“天策钱”与吴昌岌有无关系？如有联系，越南中古时期最初铸币的时间就可能前推一二十年。但学术界一般认为，丁朝之前，越南尚未有发行钱币的记载。而且从洪氏记载看，“天策钱”重达三十余铢，也不像是用于正常交换流通的货币。所以，我们仍然认为，丁朝太平兴宝的铸造，是越南封建时期独立铸币开始的标志。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越南封建王朝独立铸币起始的时间，越南旧史的各种记载基本上是始于前黎朝。越南正史记载，其铸币始于前黎朝天福年间，天福五年（宋雍熙元年，元984）“春二月，铸天福钱”。(16)越南旧史之所以没有关于丁朝铸币的记载，可能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越南史书的编撰出现相对较晚，13至14世纪之交形成的黎文休《大越史记》距离丁朝发行铸币的时间也已相去约300年之遥，且载籍阙略，早期史家追记历史时，容易忽略发行铸币的史实。也许越南早期史籍多有散佚，即使史家曾有提及铸币，后人也难于见到了。二是越南古代史书多循编年体记事，注意纵向发展的轮廓，注重政治史，对于历史横断面一些细节和经济史的演进，很少顾及。越南后黎朝著名学者黎贵早就对此提出批评，认为编年体史书简洁雅正，但常有很多史实却暗而不彰，涉及经济史的如“国用、征榷、钱币之属”，旧史所载，“十不及一”。(17)三是从客观上说，丁朝属于越南中古独立封建王朝初创时期，国家制度相对简略，统治时间短，发行铸币也不如后来李、陈朝等时期铸币流通量大、流通时间长，所以对后来撰述历史的史家影响也就较为有限。

二、关于丁朝和前黎朝早期铸币的版式、数量及其影响

越南中古封建时代同中国、日本一样，长期使用金属币，而且铸造技术、铸币制式、钱文读式等均相同或相近，史书上对铸币及其相关事项也有不少记载，形成近似的中古货币文化。但越南史书记载较多的是李、陈朝及其以后的钱币。越南古代很有影响的官修正史《大越史记全书》、《钦定越史通鉴纲目》等，均无丁朝铸币的记载。关于前黎朝铸币的记载也甚为简略。封建社会后期，越南出现了一些涉及钱币的著述，如阮朝著名学者潘辉注谈“钱币之用”简述越南历代铸币史时，首列李朝明道钱，次述陈朝大治通宝，未提及丁朝和前黎朝铸币。(18)现今越南学者研究丁朝和前黎朝铸币，主要依据各种途径特别是考古发掘收集到的钱币实物，这是最为重要的基础。但同时也应承认，洪遵于12世纪撰写的《泉志》中的有关记载，可以为今天的研究提供文献上的佐证。

越南学者关于丁、黎朝铸币的研究成果丰硕，以杜文宁和阮庭战等人为代表。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杜公布了丁朝三种版式的铸币，排序为1-3号，前黎朝三种，排序为4-6号；(19)最近，阮等人公布了丁朝铸造的两类太平兴宝和关于前黎朝天福镇宝的研究成果，(20)我们依据洪遵的记载列出丁朝铸币的四种版式和前黎朝铸币的两种版式，并将其与现今越南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些对照。

《泉志》所见丁朝铸币共有4种版式，一是大兴钱1，二是大兴钱2，两者面文均为正楷，应对读为太平兴宝，版式最主要区别是前者背穿上丁字，后者背穿下丁字。三是大兴钱，面文也应正楷对读为太平兴宝，似无背文。四是太千钱，面文为正楷对读太平通宝，且通宝二字倒置，穿右丁字，在面文通字之背。重量大约都在4铢。

可以说，根据背文有无丁字，洪遵所录太平兴宝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兴钱1、大兴钱2，与杜公布的1号、3号版式太平兴宝和范、阮等人公布的第二类太平兴宝，基本上可以认为同属于一类，它共同的基本特征是背文有丁字。范、阮等认为根据丁字所处位置，此大类又可分为穿上、穿下、穿右丁字和穿右丁字倒置4类。同时，他们还提出即使背文丁字位置相同的钱，其幕面仍有区别，“这是由于它们是使用不同的钱范铸成的”，似乎认为这类钱也有多种不同的版式。第二类是太兴钱，与杜公布的2号版式太平兴宝和范、阮等公布的第一类太平兴宝大致属于同类。范、阮等提出，此类钱径约23.5、厚约1mm，重约2.2g。如仔细分辨，从字体、笔划等方面还可以见到很多不同，也似认为此类钱具体还有各种不同的版式。

除上述两类太平兴宝外，值得注意的是洪遵还录有太千钱即太平通宝一品。洪遵原是以“太千通宝”来著录面文的，经过考证，他认为“千字疑当作平，岁久漫灭尔。”清代泉学家认为，“破千为平，极为有见，丁字义未详。然缘此益信太兴为太平矣。”(21)这就是说，洪遵著录了太千钱，清人对此也有考辨，但均不解背文丁字含义，不知此钱所属。我们认为，此钱也应为丁朝所铸，是有别于太平兴宝的另一类版式。理由有几点：一是洪遵明确记载其穿右有丁字，具置是在面文通字之背，此应为丁氏铸钱之标志，丁当纪国号；二是洪遵认为，该钱文“制作字体肖太兴平宝钱”，似把此钱与太平兴宝视为同类，也即从字体上说，太平通宝与丁氏所铸太平兴宝很相像，应同属于丁朝时期所铸；三是该钱径八分，重三铢七参，与丁朝所铸太平兴宝钱的大小、重量也非常接近。因此，我们提出丁朝不仅铸有多种版式的太平兴宝，也还铸有太平通宝钱。

《泉志》所见前黎朝“黎”字钱有两种版式，一是交趾国黎字钱，面文仅穿下有一黎字，光背。二是天镇钱，面文正楷，应对读为天福镇宝，背穿上黎字。与杜文宁公布的前黎朝几种版式的铸币相对照，其中第4号面文对读“天福镇宝”，背文穿上黎，应与洪氏所录天镇钱同属一种版式；第6号面文无，背文穿下黎，这有可能与洪氏所录黎字钱同属一种版式。早在杜氏之前，西方学者EdwardToda也曾介绍了与此基本相同版式的两品前黎朝铸币，并认为以“镇”入钱文，是因为安南作为政区曾被称为“镇”，故名。(22)范、阮等人的研究认为，“天福镇宝已发现有很多种不同版式，肯定是先后有多次铸造”，还提出以“镇”字入钱文，“也是前黎朝的一种创造”。(23)关于“镇”的含义，我们另有解释，已见前述。除黎字钱外，越南学者都还公布了只有面文天福镇宝而无背文黎字的前黎朝铸币。这些情况表明，前黎朝铸币版式甚多，洪氏所记载的两种黎字钱，的确应为前黎朝铸币。背文黎字的天福镇宝在浙江吉安曾有出土，一般认为是后晋天福年间（936-942）钱，实际上应为越南前黎朝天福年间铸币。(24)从中国和越南史籍中，可能已经很难发现关于丁朝和前黎朝有无钱监或类似机构和钱币铸造额等细节的史料，但从洪遵对于各种版式越南早期铸币的记载和后人的研究考证，我们可以推断丁、黎朝虽然存在时期较短暂，却有很多次铸造钱币之举，钱币铸造数额也不在少量，而且还有一些铜钱流入中国。所以，洪遵说背文有丁字的大兴钱和有黎字的天镇钱，“今世所见至多”。

我们认为，丁、黎朝发行铸币，独立行使铸币权，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第一、标志着越南中古封建国家的完善并为后来越南历代封建王朝货币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独立的铸币权是越南中古封建国家的一部分。在丁朝之前，越南地区流通的主要是中国中央封建王朝发行的铸币，从汉钱到唐钱的实物，在越南都有较多发现。特别是唐开元钱，所见甚多。唐朝后期和五代十国期间，随着封建中央集权制的一度衰微，各地割据势力纷纷铸钱，形成中国货币史上铸币最为紊乱的时期。越南也曾在太原市附近发现铸开元铜钱的石模，(25)但这很可能是仍沿袭唐朝铸币制度的表现。而越南自身发行铸币，开始行使独立的铸币权，这是从丁朝即已出现的。而且，这种铸币权为以后各封建朝代所继承，逐步形成独立、稳定的货币制度，反映出越南独立封建国家的逐渐稳固与发展。从丁朝以降，直到19世纪的阮朝，历代越南封建王朝均发行铸币，以铜钱为日常交换主体媒介物的封建经济时期的货币制度实行了一千年之久。

第二、适应了越南中古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和商业交换活动的需要。有人认为，丁朝建立之初，一些地区的商业经济已较为发达，成为丁部领削平封建割据势力，统一安南地区的基础。(26)或者明确地说，丁朝和前黎朝铸币的出现，其基础是10世纪后期“商品经济确实已在越南土地上形成”。(27)也有一些越南学者强调，尽管手工业、商业早已在发展，但10世纪时越南的生产还主要是为了消费，交换局限在村社和小地区范围内。(28)我们认为，封建社会整体上属于自然经济的性质，但并非没有商业和交换的发展。只要有商业交换存在，就会有货币等价物的需求。从越南的历史看，经过千年的北属时期，越南中古封建社会经济到10世纪已具有一定的基础，同时，由于有利的地理位置，越南也在东西交通、海外贸易包括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商业交换活动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丁朝和前黎朝独立发行铸币，正是越南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表现之一。

第三、表明越南在10世纪已掌握了金属钱币的铸造技术，并纠正了宋代一些中国学者的偏见和误解。越南当地曾长期流行中国各朝代正用品铸币，越南独立封建王朝建立前后，唐代和宋代铜钱又都有很多在越南流通。这些客观情况加上宋代士大夫对越南的了解又非常有限，导致中国一些著名文人学者及其著作如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周去非《岭外代答》、赵汝适《诸蕃志》等均未提及丁、黎朝铸币，而且范成大等人还认为到12世纪左右，越南仍“不能鼓铸泉货，纯用中国小钱，皆商旅泄而出者。”(29)其实，到十世纪后期，越南封建王朝已经掌握铜钱铸造技术，开始独立铸币。尽管丁和前黎朝铸币技术还较为粗疏，钱面不够平坦，钱郭不够均匀，但不像宋代一些中国学者所云，越南还不具备铸钱的能力。

第四、为宋代中越边境贸易增添了新的交换工具。越南独立封建王朝建立之后，不仅很快与北宋和南宋王朝建立和保持密切的宗藩关系，政治上往来频繁，而且还不断发展双边的经济贸易关系。两宋时期有较多史料记载了中越之间边境互市交易，周去非描述了当时的“博易场”情况，“交人日以名香、犀象、金银、盐、钱，与吾商易绫锦罗布而去”，来钦州贸易之“交人”，“所赍乃金银、铜钱、沉香…”等物。(30)周多次提及的“交人”交易所用铜钱，是中国钱，还是越南钱？他未言明。我们推断，中越边境贸易所流通的既有中国钱，也是应有越南钱，包括丁和前黎朝所发行的铸币。正因为如此，洪遵才能见到很多丁字钱和黎字钱，而且还有外国商人往交州贸易，带回广州很多黎字钱，影响到中国的货币制度。

注释：

①杜文宁：《越南古钱》第30页，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河内，1992。

②新近出版的《越南金属币》以实物为基础，图文并茂，收罗宏富，考证较为翔实，但在述及丁、黎朝铸币时，仅有两处从英文译文间接引用了洪遵《泉志》中的史料，且把书名“泉志”作“钱志”。见范国君、阮庭战等编著：《越南金属币》第13页，越南历史博物馆，河内，2005年。

③④洪遵：《泉志》卷七，不知年代品上。

⑤⑦洪遵：《泉志》卷七，不知年代品下。

⑥洪遵：《泉志》卷十一，外国品中。

⑧洪遵：《泉志》卷五，伪品下。

⑨戴振辉：《五代货币制度》，载《食货》第2卷2期，1935年6月。

⑩阮光玉主编：《越南历史进程》第69页，河内，教育出版社2004年6月。

(11)程晓中：《安南钱币浅释》，载《中国钱币》1985年3期。

(12)戴可来、于向东：《试论越南初始的铸币》，载《郑州大学学报》1992年2期。

(13)张秀民：《越南古币述略》，载《学术论坛》1981年3期。张先生是著名的前辈学者，于中越关系史研究多有所得，但前黎铸钱说过于相信《大越史记全书》的记载了。

(14)蔡云：《癖谈》卷六，不著撰人《钱币考》卷下。

(15)不著撰人：《钱币考》卷下。

(16)《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之一黎纪；《钦定越史通鉴纲目》正编卷一。

(17)黎贵：《大越通史》前载《作史旨要》。

(18)潘辉注：《历朝类志》卷三十《国用志》。

(19)杜文宁：前揭书，第34-35页。

(20)范国君、阮庭战等：前揭书，第14-15页。

(21)不著撰人：《钱币考》卷下。

(22)EdwardToda,AnnamanditsminorCurrency,EastAsiaJournal,No.6SecondQuarter1983.

(23)范国君、阮庭战等，前揭书，第15页。

(24)黄一义：《“天福镇宝”是越南钱》，载《考古》杂志，1983年11期。

(25)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越南历史》第1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文译本，1977年版。

(26)K.W.Tailor,TheBirthofVietnam,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3,pp277-278

(27)成世伟：《17、18和19世纪初越南的对外贸易》，越南史学出版社，河内，1961年，第21页。

(28)阮名阀：《丁部领及其统一祖国的事业》，载越南《历史研究》1986年1期；中译文（于向东译）载《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1987年3期。

(29)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见《文献通考》卷330《四裔考》七所引；又13世纪奉敕经略桂岭的郑竦在《韶州纪略》中也有同样的记载，见《郑开阳杂著》卷六《安南图说》后附。

钱币文化论文篇8

这个曾经把历史遗存的、锈迹斑斑的古钱币，还原成为“金子”本色，用一个个在人们眼中司空见惯几乎忽略不计的小玩艺，欲建造巨大文化产业大厦的“金泉钱币”，到底怎么了……

辉煌之昔　曾是亚洲最大的钱币公司

金泉钱币，是一家主营中国历代古钱币、金银纪念币、世界货币及相关文化产业的民营公司，于1998年8月成立，仅数年时间，公司的总资产由1998年的1．095亿元发展到鼎盛时期的12亿元。

这样的发展速度令人瞠目，金泉钱币创下的之最也令人惊叹：金泉钱币曾是亚洲最大的钱币公司；“金泉钱币”成为中国有史以来钱币行业第―个注册商标；西安的金泉钱币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家民营钱币博物馆，它还被接收为国际博物馆协会会员，这在中国民营博物馆也是第一家……

金泉钱币常年在全国各地收购古钱币，上迄先秦，下至民国，有相关人士估计，其总量超过10亿枚，占据了国内古钱币市场总流通量的70％：除去价值不菲的珍品，就普通古币而言，据上海国际拍卖公司的资深顾问孙仲汇的判断，“80％到90％的古钱币每枚平均价值l元人民币?”如此算来，金泉钱币总资产至少在10亿元人民币以上：

而从1998年开始，金泉陆续在北京、上海、西安、厦门等地建起免费开放的古钱币博物馆，其中厦门的博物馆就建在风景秀丽的鼓浪屿；上海的博物馆则是设在多伦路上汤恩伯的旧公馆中，各地博物馆昔日游客如潮……

金泉钱币也得到了社会的承认：1999年，上海财富论坛，海内外豪商巨贾风云际会之时，金泉钱币被指定为纪念品；2000年，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出访，所携礼品中就有金泉公司开发的精品书册《钱币与书法》?

甚至，1998年前后金泉钱币发行股票之时也是异常火爆。据一位当初参加发行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很多人在西安证券(现在的华鑫证券购买金泉钱币的股票，排队购买的人很多，不少投资者公开买不到，只好私下通过关系购买，

发迹之秘　“钱王”钻了古钱币的生意眼

提到金泉钱币，不能不提到其董事长王刚，这个被《中国证券报》称为“钱王”的人：1990年，在西安市煤气公司工作了5年的王刚南下广东，利用煤气公司的优势给煤气灶做销售，后来又涉及贴牌生意，为别人加工产品-几年积累，他掘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1996年，在西安市政府开办的西安古文化艺术节开幕前夕，几位钱币收藏家举力、了―个古钱币精品展览，结果，用古钱币制作的几千本纪念册销售一空，

精明的王刚一下子看到了小小古钱币后面隐藏的商机：“中国有几千年制造和使用货币的历史，资源丰富，如果对古钱币进行开发和利用，可以形成一条涉足教育、出版、旅游、博览的产业链。”于

是王刚邀请全国200多位钱币收藏家到西安聚会。会上放出活来，他将敞开收购各种古钱币，“不管什么钱币都可以尽管拿来，24小时收购，有多少收多少、”消息传出，全国各地的古钱币潮水般涌向西安。

短短两年内，王刚耗资1亿元，从民间共收集了大约10亿枚古钱币。1998年，上海吉尼斯总部授予他创办的金泉钱币博物馆“古钱币收藏之最”的证书、王刚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亚洲钱王”。

成为“钱王”的王刚注册成立金泉公司，又花大力气对这些锈迹斑斑的古钱进行整理。梳理出每个古钱币背后的故事后，对其进行分拣，清洁，或镶嵌镜框中，或封存在书册里，或一枚枚串结起来，编制成各种工艺品。由于集历史文化内涵和钱币实物真品于一身，使得原来成本只有几角钱的古钱币，身价顿时暴涨。

比如，金泉推出的号称能护财镇宅的特色产品“青蚨剑”，选取宋、清等时期的古钱真品编制而成，分大、中、小三款，分别由250、180、15u余枚古钱编制而成，末代剑价格相应为998元／小剑，1860元／中剑，2600元／大剑。而用来编织“青蚨剑”的古币品相通常都不好，单枚价值很低，总共成本仅200元左右。

致盛之道　文化与商业巧妙对接

金泉钱币曾先后在西安、北京，上海、厦门等地修建免费开放的钱币博物馆，在这里，历朝历代的古钱币讲述着我们并不熟悉的钱币历史和故事，每一枚钱币不再只是货币交换的等价物，而是漫长历史长河中真实生动的历史细节-就看古钱币上的书法艺术，秦半两上李斯工整秀丽的小篆，诉说着强悍的秦国“书同文”的理想；“新莽货泉”上王莽“悬针垂露”的优稚书法，映照着他四次币制改革的失败；重文崇儒的宋太宗首开“御书钱”先河，从此大宋朝代代帝王在小小钱币上施展才艺个性，留下了不少佳话。

博物馆既是金泉钱币古钱币展览的场所，更是产品营销地，博物馆拉近了观众与历史的距离，先是潜移默化地凸现了“金泉钱币”的文化品牌，而后让观众在倾心、痴迷后自然地产生成购买冲动，最后在观众意犹未尽的目光中拓展了市场-文化的高雅、商业的世俗，在博物馆巧妙地结合为一体。

而凭着文化切入点与商业卖点的巧妙对接，金泉钱币取得较大成功，上海市原市长徐匡迪在参观金泉钱币博物馆后感慨：把一种商品通过文化的形式表现出来，既能升值，又有实用价值，这就是文化产业。

困顿之象　楼封人散只剩一个地摊

如此辉煌，似乎让人无法想象到其今日的困顿局面：

日前，记者来到和平路18号，金泉钱币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大厦门口偌大的“金泉钱币”的字样，仍然异常醒目，显示出金泉昔日不同凡响的显赫气度，其门楣下挂的牌子，渚如某大学文化素质教育校外基地、涉外旅游定点单位等，更是显露其曾经辉煌。

从楼层分布图来看，西安的金泉钱币博物馆在大厦的三层，四层是公司办公区-记者发现，尽管电梯间仍然张贴着金泉钱币的宣传资料，但是电梯三层、四层的按键已经没有反应了。绕道二楼上楼梯，想不到三楼的楼层大门已经紧闭，四楼也同样，

大厦一楼有一家KTV，据其前台工作人员说，金泉钱币在今年的四五月份已经搬走了。记者来到二楼一处展台，展台摆放着金泉的部分产品，有“青蚨剑”等。但被告知，这只是代人销售，金泉钱币的业务都停了。

而经记者查实，金泉钱币的厦门博物馆已于2003年12月关闭；上海“汤公馆”也在2004年12月拍卖，以房抵债了；此外，北京的博物馆也关闭了，天津分公司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而一系列的收缩之后，在2005年3月，西安的博物馆终于也关闭了!

几经周折，记者在大厦后侧一个不起眼的小院子里的一座简陋二层楼上，找到了金泉钱币的办公室主任赵同刚。如果金泉大厦可以代表金泉钱币鼎盛的过去，现在这座简陋的小楼，似乎更加对应公司困顿的现实。

赵同刚并不避讳金泉钱币的现状，实际上金泉钱币鼎盛时期曾有员工500余人，而今只剩下十几个人，办公地址也仅剩下他所在这座房子，

自2004年底，金泉钱币被银行追债，目前金泉大厦的三层被法院查封了，四、五、六层停止使用，公司的所有业务都已经停顿了，所有外地博物馆、分公司都已收缩-公司留下的十几个人，主要就是和法院、银行、工商等联系：目前的状况，金泉钱币也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

现在，金泉钱币的销售，唯一可以看到的，就是记者在金泉钱币二楼看到的小摊位：而金泉曾拥有的10亿枚古钱币，近年来随着销售和收购，有进有出，暂时不能确定其现在的数目、而这数目不详的古钱币同样被查封，据说在某大厦的地下室。

衰落之因　因古钱而盛因现钱而伤

看上去资源的垄断，营销方式的特立独行，对于一个从事文化产业的公司，这些似乎都说明金泉钱币因钱而盛，但是金泉钱币又因何而衰?

记者直接就市场人士的传言问道：“金泉公司替一家公司担保，那家公司不守信用，卷了钱，跑了：银行要求司法介入，由法院清产?”赵同刚并没有表示反对：“可以这么说，资金链断了!”

谈到公司成立时募集的资金，赵同刚表示公司成立时，法人股占了近70％左右，大股东又占了百分之十儿，普通投资者所募集的资金并不是很多，大约2000余万：

此外，金泉钱币这几年在全国十几个省市设有30多个征集点，大量收购钱币，这是―个需要资金大量投入和资金陕速积淀的过程、赵同刚还分析，金泉钱币的摊子铺得太大，对外免费开放的四家博物馆，虽然为金泉钱币赢得了名声，但这些物业的管理开支相当大，单以西安的这家来说，一年开支即达上百万元。

金泉钱币虽然坐拥10亿枚古币，但是这只是“死钱”，除了做成产品销售，回笼资金外，不能为公司带来任何的现金流入。对此，赵同刚也笑称，金泉钱币现在是坐在金山上“受穷”，这10亿枚古币无疑仍是巨大财富，但是就目前而言，古钱币无法作为质押品获得金融机构贷款。

现金流的枯竭，加之平日的庞大物业费用及其他开支，其结果则肯定是致命的，而且公司最为重要的“资产”――10亿枚古币难以评估，从而造成公司财务，尤其是现金流捉襟见肘。

这也就造成―道金泉“奇观”：坐在10亿枚古钱上，“钱王”却为现实中的现钱发愁。

谈到金泉钱币陷入困顿的原因时，赵同刚还提到了这样一个客观原因，新《文物法》的出台，对公司影响也很大，因为新《文物法》对文物的出口限制更加严格，使公司的出口业务受到一定影响，而出口原本占到公司总体业务量的40％-50％：

他说的新《文物法》，指的是2002年10月对于《文物法》的修订和2003年5月国务院颁布的《文物法实施条例》-陕西

省文物局鉴定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古钱币是国家特别允许交易的，350个品种的钱币允许出境；不在此当中的，都不能出口-现在，总的趋势是，古钱币国内交易越来越松，境外交易则越来越严，这无疑使金泉受到很大束缚。

深层之思　文化产业如何防“休克”

金泉钱币，利用陕西丰厚的古钱币资源，做起了现代的文化产业。在陕西省大力提倡发展文化产业的今天，金泉模式无论成败，其标本意义都颇值得关注。

金泉钱币能否走出困境，我们仍要拭目以待，但是透过金泉的由盛到衰，我们所更关注的是，以承传中国历史文化为依托的古钱币文化产业该如何发展?西安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能否提供文化产业发展的土壤?

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张晓明的一段活似可借鉴，他说文化产业的发展始于文化意义的创造和文化内容的开发，完成于消费者对文化意义的消费，这是与物质产品的开发与最终消费的过程完全不同的，

他特别指出，在文化产品的发展当中，专家往往热衷于研究艺术特色，很少有人去研究指导它的实用性和购买对象，最终结果是“自己觉得好，就是销不掉”?金泉钱币似乎就不幸遭遇了上述的情形。赵同刚则向记者介绍，金泉的产品设计之初就是政务、商务类礼品，并不是针对普通市民的。

这一点从不少持有金泉钱币股票的股民身上也可明显地看出来：一年前风闻金泉出事了，不少股民到金泉钱币询问情况，当时金泉钱币曾表示，以公司的产品来替换股民手中的股票，但是当记者和股民联系时，却发现没有多少人愿意换。“我拿几千块钱买的股票，现在换成钱币做的宝剑什么的，又没有用处。”很明显，普通的市民更关注的，是文化产品的经济价值和它的实用性。

10亿枚古币，却救不了”亚洲钱王”。为何?从金泉的教训来看，保持企业的现金流对于任何企业，包括从事文化产业的企业，任何时候部是至关重要的，现金流一旦枯竭，企业也就难以维持，以致休克甚至死亡。

厦门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卢山冰认为，从西安来讲，发展文化产业可以说是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具体的发展方式要看企业的市场定位。文化产业发展可以走高端路线，获取高端利润，但是西安的经济情况可能很难支持其市场份额，这就需要到外地扩大市场范围。而这些都离不开金融机构这股“活水”。

“从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来看，多元化不妨也是一种选择。”卢山冰最后提醒：中国民营企业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还较差，还是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