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文化论文范文

钱币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与钱币学的深厚缘分

戴先生1944年生于上海，其父戴葆庭，是我国著名的前辈钱币收藏家和研究者。1953年夏，他们全家从上海玉佛寺斜对面的东麻里迁至江西中路130号。当时戴先生9岁，就读于延安东路河南路口的新姚小学五年级，每天下学，路过广东路古玩市场，他总要在市场里逗留一时，因为父母都在那里工作，周末更是在古玩市场度过。当时著名的古钱币学家彭信威先生与戴志强的父亲是挚友，1954年彭先生出版了《中国货币史》一书。那时彭先生每周、或者隔周就来古玩市场一次，戴先生听父亲与彭先生在一起探讨古钱币。在父亲和彭信威等几位古钱币专家的影响下，他也爱上了中国古代的钱币文化，父亲多次带他到淮海路重庆路口、妇女用品商店楼上的彭先生家，彭先生的言传身教，给童年时的戴志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外，那时每周末下午，他常跟随父亲到著名钱币收藏家、钱币学家罗伯昭先生家参加上海泉币学社的例会，在这里他拜识了许多收藏家和学者，见到了很多珍贵的古钱币，为钱币鉴定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戴先生说，他在钱币学上取得的成绩，除了得益于父亲的教诲之外，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使他受益匪浅。该书从1954年版到1965年版，戴先生通读过多次，直到现在仍是他案头的必备书。

“初生牛犊不怕虎！”

郭沫若先生在1963年第一期、第二期《历史研究》上连续发表了两篇关于漳州军饷银饼的论文，提出漳州军饷是郑成功所铸的银币。当时还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二年级学生的戴志强，在暑假写成《试论“漳州军饷”银币》一文，寄给了《历史研究》编辑部。不久，施嘉干先生由北京来沪，和戴先生的父亲谈到了“漳州军饷”银币的事。他说郭老第一篇文章发表后，彭信威先生曾写信给郭老提出不同意见，郭老因此写了第二篇文章作为对彭先生的答复。后来彭先生又让复旦的学生出面写文章。为此，郭老甚是不快，专门找到施嘉干先生，约他写对答文章准备一起发表。这里，所谓彭信威先生让复旦学生写文章的事，确实是冤枉了彭先生，因为他并不知道戴志强写了这篇文章，戴先生只是因为有的地方接受了彭信威的观点，才引起了郭老的疑虑。当施嘉干先生得知此事后，连说：“初生牛犊！初生牛犊！”并示意此事到此了结。后来，《历史研究》将戴先生的稿件退还给他，上面尚有几处郭沫若先生的毛笔眉批。这件事让彭先生受到了嫌疑，至今戴先生还有歉意。那篇文章，后经修改，发表在《文物》1981年第10期上，当时郭沫若先生已经作古。彭先生当时写的《关于漳州军饷――评郑成功大元说》，一直到1985年，彭夫人将遗稿送交上海市钱币学会后，戴志强先生才读到。这篇论文被编入上海市钱币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中，读着彭先生的遗作，他感慨万千。1986年4月，福建钱币学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戴志强先生在会上作了题为《再谈漳州军饷银饼》的发言，既是一个学术报告，也寄托了对彭先生的怀念之情，这个发言后来整理成文，收入在《福建钱币》1987年第一期上。

突破性发展独立的钱币学科

1966年戴志强先生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后分配到河南安阳，结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的考古学家，亲临殷墟发掘现场。1984年，他调入中国人民银行印钞造币总公司，又调货币发行司，对当代钱币的设计、印制、生产和发行，有了切身体会，这些阅历使他对钱币学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认识。

1999年新版的《辞海》中，可以找到对“钱币学”一词的诠释，这个新词的诞生，记录着戴志强和他的同事们20年来为中国钱币学的学科建设付出的艰辛历程。1982年中国钱币学会成立，他被推选为第一届理事；1984年他被调到北京增补为学会副秘书长；1986年接任秘书长主持学会工作。在当时急需解决的就是中国钱币学会的定位问题。

众所周知，钱币一经产生，在我国的社会历史中就担当了重要的社会职能，因而对钱币的研究起源也较早。但它始终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国前隶属于金石学，建国后随着科学考古事业的发展，又把它归入考古学范畴。1982年中国钱币学会成立时，人们还在为它的定名进行争论。受古钱研究范围和方法的局限，它的研究成果一直不为学术界所重视，有人还戏称其为“一孔之见”。

戴志强先生认为，我国钱币学的学科建立，关系到钱币事业在社会上的地位、钱币学在学术界的地位以及中国钱币学在国际钱币学界的地位。因而他把建立中国钱币学的学科体系作为研究重点。身为钱币学会秘书长和《中国钱币》杂志主编，他积极组织专题讨论，在《中国钱币》上开辟专栏，以各种方式推动学科理论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初，戴志强对钱币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

他认为，钱币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既不等同于考古学，也不等同于货币学，其他任何学科均无法取代。对钱币学的研究，既要继承传统方法，又要采用现代科学手段。他连续，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 提出钱币学的研究对象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历代钱币，包括古今中外所有的钱币实物，如金属铸币、纸钞、金属称量货币等；二是与钱币生产、制造有关的其他物品，如古代的钱范、当代的机具等；三是与钱币文化有关的其他物品，如古代的压胜钱、近现代的纪念章等。通过对钱币的收藏和鉴赏，弘扬我国的钱币文化；通过对钱币的考证，为学术研究提供可靠的资料；通过对钱币学的探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现实货币金融工作服务。

钱币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馆藏品丰富多彩

广西钱币博物馆展品主要分为基本陈列和临时陈列两部分，基本陈列以历史脉络为主线，以地方历史文化和东南亚文化为亮点，共展出精品1万多件，展览分中国历史货币、人民政权货币、广西历史货币、东盟十国货币、世界各国货币、反假货币、学术研究成果七个展区，运用文物与史料相结合的方式，真实反映货币金融的发展历程。临时陈列采用专题展方式，在博物馆中设置可移动展柜，着重突出展览的时效性和特殊性，全面反映每一时段文化特点。两种陈列方式，相互辉映，形成了广西钱币博物馆独特的展陈风格。

中国历史货币是博物馆展品最多也是最丰富的展区，从夏商周的贝币到新中国成立后发行的货币，各种钱币洋洋大观，其中不乏珍贵品种，有商代后期生产的世界最早金属铸币“人工铜仿贝币”，战国时期人们制造出的铲形、刀形金属铸币，秦始皇统一江山铸行的全国通用货币“秦半两”，汉代使用计重的五铢钱，唐朝首次采用的通宝钱，宋代铸工精良、文字优美的书法钱，元明清沿用皇帝的年号钱，民国时期全国各省市三十几家地方银行的银行券，抗战时期根据地的货币就有四十几家银行，其中北海银行、华中银行、西北农民银行货币为本馆规模最大、品种最全。一枚枚钱币上，烙下了历史的沧海桑田，透过钱币上的文字，看到了几千年的华夏历史。

博物馆最有特色的是广西历史货币和东南亚货币。广西历史货币有北部湾海上丝绸古道出土（两晋以前）的五铢钱，有宋代梧州、贺州钱监遗址出土的炉渣及钱币，民国时期广西新、旧桂系军政权印制、发行的各式各样的军用钞票和地方货币，还有尤为罕见的援越抗美时期发行的一套“军用代金券”，和保存完整的抗战时期中央造币厂桂林分厂的称量工具——天平。这一件件实物反映了当年广西风云变幻的政治变迁，是当时广西政治、经济、金融的真实写照。

东南亚货币有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老挝、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柬埔寨、泰国、文莱十国货币，其中尤以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货币最为齐全。博物馆收集了越南近千年货币，从丁朝第一枚铜钱“太平兴宝”开始直到阮朝“保大通宝”机制铜钱，法国殖民时期印制的纸钞、镍、锌币、银币等，特别是集藏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时期的珍稀货币数量之多，堪称亚洲第一。马来西亚的“马六甲”、“砂捞越”、“霹雳”等洲锡钱及“英国东印度公司”、“英属海峡殖民地”、“英属婆罗洲”等货币应有尽有。柬埔寨“扶南王国”的金银币，“逝里差旦罗王国”银币，真腊时期大量通用的中国货币。这些东南亚货币充分体现了中国与之交往的悠久历史，也显示了东南亚人民智慧的光芒。

最后一部分是世界各国货币，在一张世界地图上布满了全世界一百八十多个国家的硬币，展示出世界五大洲的一百多个国家及地区的货币，有上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后分出的十几个国家的货币，还有整套的新欧元（硬币），另有难得一见的一套26枚15世纪古罗马手工打制的铜币，还有最大面值的钞票——前南斯拉夫伍仟万亿的纸币。

特色展览精彩纷呈

走进广西钱币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布置在展馆中央的专题陈列展品，这是博物馆为了正确引导群众性收藏、投资活动的一项举措。十多年来，博物馆始终坚持每个季度举办一期内容丰富、展品精良的特色专题展览，这些展览都经过认真策划，展品经过精心挑选，并兼顾了不同人群需求，社会效果十分显著，大大提升了博物馆的知名度，这项活动走在了全国各省市钱币博物馆的前列，也是目前能坚持走定期举办特色展览道路的唯一一家钱币博物馆。

为充分发挥展览的宣传效果，也为了更加吸引参观者，博物馆非常注重结合时局形势来安排展出内容。为迎接第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召开，博物馆举办了以柬埔寨历史货币为主题的《柬埔寨及东南亚历史货币珍品展》，为迎接第四届、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召开，又推出了《马来西亚历史货币精品展》。博物馆还积极创新，分别与农业银行广西分行合作举办了《农业银行60周年精品票证展》，与中国银行广西分行合作举办了庆祝中行成立一百周年的《百年中行钱币票证展》，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之际举办了《党旗红革命文物精品展》，在每年辞旧迎新之际举办生肖币展。这些展览不仅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还提高了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搭起了一座与社会公众沟通交流的文化桥梁。

研究成绩硕果累累

广西钱币博物馆自成立以来，充分发挥其得天独厚的优势，结合钱币学会工作特点，积极组织、指导开展钱币研究，每年都组织一次全区性的钱币理论研讨会，并不定期地出版论文汇编刊物，由此推动广西钱币研究工作的蓬勃开展，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营造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学术研究氛围，尤其在广西历史货币和东南亚历史货币的研究上，取得了骄人成绩。

1993年12月，广西钱币学会编写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有无发行货币的调查研究》荣获中国钱币学会第一届“优秀成果金泉奖”。

1998年10月，广西钱币学会主编了《广西历史货币》，全面、系统、科学地反映广西历史货币全貌，与云南钱币学会合编了《越南历史货币》。这两部专著获中国钱币学会第二届“优秀成果金泉奖”。同年，广西钱币学会推荐的五篇文章收入了中国钱币学会东南亚货币研究组主编的《瀛海流泉》一书。

2002年，《南明永历通宝》的研究工作列入全区钱币研究重点课题。《因地制宜搞好越南钱币的研究》、《浅谈地方钱币博物馆的特色与作用》两篇论文被中国钱币学会选送至北京召开的国际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第九届年会发言和张贴。

2003年1月，由广西钱币学会组织全区钱币专家编撰的《中国十文铜元版式研究》出版发行。

2004年，广西钱币学会专家赵盾编写的《钞海览胜》一书，作为广西社科联重点科普读物出版发行。

2006年8月学会编辑出版了《中国与东南亚古代货币发现及研究研讨会论文汇编》。

2007年，成立“柬埔寨历史货币”（暂名）和“新编中国十文铜元版式”（暂名）课题组，不断加大课题研究工作力度。

2009年，学会编辑的《钱坛新论——广西钱币学会优秀论文集》，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2010年，与桂林钱币学会合作完成《清代广西银锭鉴赏》一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同年12月，派出2人参加了在马来西亚砂捞越首府古晋召开的“中国与东南亚货币文化交流学术研讨会”并作大会交流。

2011年，广西钱币学会组织编撰的《永历通宝钱考》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填补南明王朝钱币研究的又一力作，把永历通宝钱的研究成果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也是广西钱币学会开展区域特色研究所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

钱币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27年后，这位“古钱归国，美誉传人”的老人生活得还好吗?一个秋日的上午，笔者一行来到了这位老人的家。已经89岁高龄的陈尊祥仍然精神矍烁，耳聪目明。谈起古钱币，他如数家珍，对当年捐献的钱币似乎还怀着深深的感情。陈尊祥记忆力仍然好，当笔者随便问起以前捐献的任一枚钱币，他都能详细地说出其年代和来龙去脉。

远近闻名的古钱迷

陈尊祥，1919年出生在陕西长安县，户县师范毕业，1946年入党。解放后曾长期在长安县政府、县委、交通、工商以及财贸部门作基层管理工作。陈尊祥对古钱币产生兴趣始于上世纪40年代，当时师范毕业的陈尊祥曾任过几年小学教师，在讲历史课时，常涉及到一些古钱币知识，于是他逐渐喜欢上了古钱币。上世纪50年代，陈尊祥在县上从事财贸工作，他发现许多珍贵的古铜钱却被当作废铜处理掉了，觉得很可惜，于是他决心自己收集和保护一些珍贵古钱币，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作为千年古都的长安，地下蕴藏着无数历代古钱币，这犹如巨大的宝藏吸引着陈尊祥，也为陈尊祥收藏古钱币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于是，不管严寒酷暑，为了收集古钱他四处奔走，几乎跑遍全县村镇，以及西安城乡，在各地废品收购站、田间地头，都留下了陈尊祥寻觅古币的身影。随着时间的推移，陈尊祥收藏的古钱币数量也日益增多，陈尊祥成了家乡远近闻名的“古钱迷”。

自学成才的古钱收藏家

在收藏古钱币过程中，陈尊祥逐渐认识到要更好地收藏古钱币，就要提高自己的古币鉴藏知识，更要研究古钱币。陈尊祥文化功底不深，要想研究古钱币，面临着很多困难，但陈尊祥却以顽强的毅力投入到学习中。他先后攻读了《古钱大辞典》、《历代古钱图说》、《泉汇》、《中国历代货币通考》、《中国货币史》等大量古钱币专著，并参阅了《资治通鉴》、《史记》、《汉书》等诸多史书。他不仅向专家请教，还购买了大量参考工具书，边藏边学、藏鉴结合，就这样，陈尊祥逐渐从一个古钱币收藏者成为一个资深的古钱币收藏家。

1979年，陈尊祥调入陕西省博物馆任保管部主任，成为古钱币专业研究人员。他对自己的钱币研究成果不断进行总结，先后发表了《中国古代金属货币的演变》、《汉武帝上林三官五铢铜钱范的考证》等20余万字的学术论文。其中论文《何家村唐代窖藏钱币研究》1989年被译为日文，在日本《钱币杂志》上发表，引起日本学者的关注。《中国古代金属货币的演变》在《中国钱币》杂志连载后受到历史学家和钱币专家的赞赏。《首帕张堡窖藏秦钱的整理与研究》一文获全国古钱币研究论文金奖。

陈尊祥是中国古钱币学会的发起人之一，1983年，中国钱币学会成立时，即当选为理事，并先后担任中国钱币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学术委员，陕西省钱币学会理事、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

陈尊祥不但热爱古钱币，而且酷爱藏书。据统计，60多年来，陈尊祥的藏书已达8万多册。笔者看到陈尊祥的书房除了门，四周都是直通屋顶的书柜，摆放着内外双层的书籍。书柜上有许多古钱币、考古类书籍，还有大量文学、艺术、宗教类书籍，而且自成系统。陈尊祥收藏的书籍中不乏一些比较罕见的珍贵版本，如戴熙著的《古钱丛话》、李佐贤著的同治版《古泉汇》、雍正年间刊印的《陕西通志》等。书籍对陈尊祥的人生具有特殊的意义，几十年来他正是借助自己丰富的藏书和顽强的毅力，最终成为一个资深的古钱币收藏家。

“最美莫过夕阳红”，如今89岁高龄的陈尊祥，依然在藏书、读书，手不释卷，孜孜不倦，并关注着古钱币的研究。我们衷心祝愿陈尊祥老人晚年一路走好。

钱币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断代，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三是研 究 经济 文化交流。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 历史 。

钱币是田野考古中的常见之物 ，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 ，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笔者不揣浅陋 ，试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 ，望方家正之。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 中的作用甚多 ，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断代 ，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 ，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下面分别讨论。

一、 断代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 和历史时期是不 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 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

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 断代 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 ，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 ，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如布币、刀币行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蚁鼻钱行用于战国时期 ，半两钱行用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上述钱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均各有其行用时间。如“八铢半两”为高后二年(公元前 186年)所铸，“四铢半两”为汉文帝前元五年(前 175年)所铸。其他如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蜀汉直百五铢、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钱币，均有较明确的行用时间，不必一一列举。

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 (前118年)，废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

出土的异国钱币是研究古代中外 经济 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手段。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丰硕。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纪 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统计 了当时 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阿拉伯金币、东罗马金币等，并对其背景进行了探讨 。近年来，康柳硕先生《

钱币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段洪刚)

上海市钱币学会召开“中国货币制度和货币思想研讨会”

上海市钱币学会于2005年11月27日至29日，在浙江嘉兴市召开了“中国货币制度和货币思想研讨会”。中国钱币学会姚朔民秘书长、上海市社联学会处领导到会指导。浙江省钱币学会等单位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有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16篇，并在会上进行了交流，从多个方面对中国货币制度和货币思想进行了研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上海市钱币学会秘书处)

湖北省钱币学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简讯

湖北省钱币学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于2005年11月29日上午在武汉滨湖大厦举行。

会议审议通过了湖北省钱币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的工作报告；选举出学会第四届会长、副会长、秘书长；投票通过了学会章程修改说明及学会会费收取标准的提案。

出席会议的中国钱币学会、省民政厅、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及人行武汉分行的领导作了重要讲话，他们对学会第三届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对新_届理事会寄予了殷切的希望，明确指出了学会工作的努力方向，并向大会的成功召开表示祝贺。

新当选的学会会长黄代坤同志在大会上对各级领导给予钱币学会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提出本届学会将围绕“完善信息交流平台，巩固钱币研究基地，抓好地方钱币研究，规范学会管理体系”的思路开展工作，号召全体会员再接再厉，精诚团结，开创湖北钱币事业的新篇章。

学术研讨会上收到论文14篇，其中由湖北省钱币学会主持，中国钱币学会、鄂州钱币学会、鄂州市博物馆参与研究的人行武汉分行2005年重点课题《楚国蚁鼻钱铸造工艺研究》，湖北省钱币学会主持的人行武汉分行2005年重点研究课题《清代民国时期湖北银锭的研究》，湖北省博物馆研究的课题《麻城市南宋钱窑出土的研究》在大会上进行了交流。

(湖北省钱币学会)

纪念江西省钱币学会成立20周年暨江西钱币学术研讨会召开

2005年11月1日～2日，纪念江西省钱币学会成立20周年暨江西钱币学术研讨会在江西瑞金市召开。中国钱币学会副秘书长王永生、江西省钱币学会会长安新民、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行长钟敏出席会议。来自江西省文化厅、省文物局、省博物馆及南昌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等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及江西省钱币学会各团体会员秘书长、会员代表参加了会议。

王永生副秘书长对江西省钱币学会二十年来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安新民会长在会上对江西省钱币学会二十年来所走过的历程作了回顾与总结。各文博部门的专家学者对省钱币学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一致认为江西省钱币学会二十年来走过了一条健康发展、不断前进的道路，为宣传普及钱币知识，弘扬祖国货币文化，服务金融工作，推进钱币研究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代表们还就学会的工作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史”陈列馆的建设提出了建议。

(江西省钱币学会秘书处)

国际博物馆协会主席在京演讲侧记

2005年9月22日，国际博物馆协会主席亚历山德拉・库敏丝女士和国际博物馆协会秘书长约翰・杰瑞夫先生应中国博物馆学会的邀请访华，并为在京的各博物馆馆长做了关于国际博协及其工作的主题报告。两位介绍了国际博协基本组织结构、近期的主要活动，博物馆道德准则、合作伙伴等，并回答了听众有关博物馆展览、宣传、经营哲学等问题。在谈到什么才是现代博物馆的标准时，库敏丝主席说：博物馆是文化的集藏地、是历史的窗户、是灵感的源泉、是心灵的慰藉，锈色班驳的古迹间，飘荡着疏朗、坚定的历史脉络。流连其中，更可以唤起你内心当中潜藏的高贵、善良的品质。尽管标准并非唯一，但做为现代博物馆必须更多地参与社会生活，更多的运用最新的技术。同时，她还生动的比喻说，一座博物馆就象大海中的冰山一样，展览只是冰山暴露在海平面以上的很小的部分，我们的藏品就如同海平面以下部分的冰山，其总量要远远大于前者。所以，我们应该投入更大的精力去宣传、介绍我们的藏品，让公众尽可能全面的认识我们的收藏、认识我们的博物馆。她还指出，一个世界一流的博物馆无疑要严格遵循博物馆道德准则，博物馆的展品和藏品要得到完善的展览和保存从而能向公众提供足量的有效信息，尊重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尊重传统，并与各馆共享知识和博物馆事业带给我们的快乐。当被问到博物馆如何才能吸引观众时，库敏丝主席回答：观众是我们服务的主体，博物馆要充分利用网络开发自己的网站，开辟另一条宣传途径。此外，在内部展览上要形成自己的特色，要与附近的社区、与学校及教育机构等广泛的合作，如果可能的话，找出与学生课本的契合点、找出与教学的契合点，寻求更广领域的宣传。

座谈会后，库敏丝主席与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国际钱币与银行博物馆委员会理事黄锡全先生就钱币博物馆的发展及国际合作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

()

中国钱币博物馆近期学术交流

2005年8月9日，日本名古屋大学文学研究科江村治树教授，来中国钱币博物馆参观访问。江村治树教授从事以中国先秦货币为主的研究，在目前的日本纯学术界可谓凤毛麟角。当日，江村教授在本馆作了以中国先秦货币发展及特性为主题的学术报告，并与我馆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交流。

2005年9月5日，英国皇家钱币学会司库、喜马拉雅地区钱币收藏研究学者尼克勒斯・罗兹(Nicholas Rhodes)先生携夫人来我馆参观访问。罗兹先生从事钱币收藏和研究数十年，以及环的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货币为其主要方向，收藏宏富，成果斐然。罗兹先生抱着极大的热情参观完我馆展品后，在我馆作了有关货币的学术报告，并与我馆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2005年9月15日，美国钱币协会(Ameri―can Numismatic Association)常务董事雷米・伯恩(Remy Bourne)先生携夫人来我馆参观交流。此前，伯恩先生捐赠我馆一批美国钱币书籍，大大丰富了我馆的图书，为此我馆授予伯恩先生荣誉捐赠证书。

(李张)

西安钱币学会组织召开全国部分城市钱币论坛

2005年10月19日至10月22日，“2005全国部分城市钱币论坛”在西安举行。来自22个省、市钱币学会的50多位代表参加了本次论坛，并向大会提交了37篇论文。内容涉及中国秦、汉、唐货币文化、丝绸之路历史货币研究、各地新出历史货币研究，以及新时期基层钱币学会工作经验交流和难点探讨、钱币博物馆建设等。这次论坛充分反映了我国地市级钱币学会的钱币研究水平和学会工作经验。中国钱币学会、中国金币总公司、陕西省钱币学会，西安人行营管部、西安市民政局、西安市社科联等单位也派领导到会指导并祝贺。　(西安市钱币学会)

广西钱币博物馆举办“中国少数民族区域钱币”专题展

2005年10月14日，正值第二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南宁隆重开幕的前夕，广西钱币博物馆为庆祝这一盛会的召开，举办了“中国少数民族区域钱币”专题展。共展出古代各种少数民族货币2000多枚，其中有不少是首次与观众见面的珍稀品，如1949年新疆地方政府发行的面值为60亿元的纸币、金代茶课银锭等。

时逢中国东盟博览会召开期间，展览吸引了许多东盟国家的钱币爱好者及友人参观，弘扬了中国的钱币文化，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广西钱币博物馆)

钱币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论文摘要：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断代，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

钱币是田野考古中的常见之物，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望方家正之。

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甚多，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断代，二是研究当时社会现实，三是研究经济文化交流，尤其是国际间的交流历史。下面分别讨论。

一、断代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

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断代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如布币、刀币行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蚁鼻钱行用于战国时期，半两钱行用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上述钱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均各有其行用时间。如“八铢半两”为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所铸，“四铢半两”为汉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所铸。其他如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蜀汉直百五铢、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钱币，均有较明确的行用时间，不必一一列举。

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废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中国古代行用时间最长的货币，历时七百多年，被誉为“长寿钱”。经学界各代达人的努力，五铢钱的断代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蒋若是先生《洛阳烧沟汉墓》一书。蒋氏利用大量的汉墓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将汉代五铢钱分成五型。虽然其中某些细节尚可商榷，但其基本结论经半世纪的考验，仍无大谬，受到学界的高度赞扬。在撰成《洛阳烧沟汉墓》几十年后蒋先生又完成《秦汉钱币研究一书，该书集蒋先生几十年研究秦汉钱币的心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外，北京大学吴荣曾先生撰有《五铢钱与墓葬断代》一文，对磨郭钱、五铢小钱的断代进行了深入研究，颇有说服力。今日，两汉五铢的断代已经不存在较大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地方政权并立，因此，货币的发行混乱不堪，多数货币行用不久即颁行新币人们可能认为，这个时期币制如此混乱，断代研究可能会很难，其实恰好相反。原因很简单，每种钱币行用的时间不长，正好更准确的表明了该钱币的所属时间。如梁四柱五铢，钱面上下各有二星，颇具特征。又如南朝宋文帝铸重达八铢之五铢钱，世称“当两五铢”。这些钱币的时代特征明显，于断代十分有利。隋五铢外郭特宽、钱色泛白、“五”字旁有一竖，特征鲜明，易于判别，且行用时间较短，故断代价值较高。

“开元通宝”钱也是一种长寿钱，始铸于唐武德四年(621年)，一直作为主币沿用至五代十国时期甚至清代太平天国农民政权也曾铸行此钱。唐、五代所行“开元通宝”品种达数十种，其区别主要体现在字形变化上。目前学术界已能大致区别出不同时代之“开元通宝”。

宋代以来，年号钱盛行，往往每次改年号，都要发行新的年号钱，此已为学界常识，不必多言。年号钱的发行为考古断代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断代能更为精确。仅举一例：广西贺州博物馆2002年在对临贺故城进行维修时，发现一座出土“元丰通宝”的墓葬打破红色砖墙的情况，从而判断出红色墙砖的时代在北宋元丰年间以前。后来再结合文献记载的时期曾对城墙进行过较大工程的情况推测该段城墙为南汉所修。这样的例子在考古工作中屡见不鲜，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出土钱币为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时的注意事项

虽然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

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从理论上看，晚期单位(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而早期单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因此，在晚期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

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时代下限却难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这在五铢、开元通宝等长寿钱身上体现特别明显。笔者在研究三峡地区秦汉墓时发现：秦半两、汉初榆荚半两、文帝四铢半两等半两钱均沿用至西汉中期，武帝五铢沿用至东汉中期，昭宣五铢沿用至东汉晚期。出人意料的是，新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也有沿用至东汉晚期的情况。管维良先生曾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四十批墓葬和窖藏中的出土的钱币进行分析统计。结果如下：三国吴的六批材料中汉五铢钱在所有出土钱币中所占比例最低为33％，最高为100％，绝大多数时候为90％以上。两晋的十六批材料中有十四批出土汉五铢，所占比例最少为33％，最高为100％，有7批。绝大多数为90％以上。南朝5例，分别为100％、8％、100％、95％以上、66％。北齐6例，仅一例出土钱币3枚，其中汉五铢2枚。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统计中，出土钱币较多墓葬中汉五铢的数量均在90％以上，可见，当时流通的主要货币应该是汉五铢，只是到北齐前后，汉代五铢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笔者认为，各种钱币的实际行用时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在上面两种情况下，如果仅仅依靠钱币进行断代就有可能会拔高时代，造成断代失误。为此，须坚持两个原则：其一，在出土不同时代钱币的情况下，应以时代最晚材料作为断代标准；其二，钱币材料要与其他材料，如地层关系、墓葬形制、器物、碑志、铭文等等结合分析。须知，钱币材料仅是断代的一个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我们既要重视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但又不能过分夸大。

二、研究社会现实

钱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观念支下，不管高下贫富，人们都要往墓中放置一些钱币，这些钱币有的是流通的实用币，也有的是非流通的冥币。从随葬钱币的情况可以窥探当时社会现实，如社会盛衰、贫富分化、丧葬意识等等。钱币是社会盛衰的一面镜子，但利用出土钱币进行社会盛衰研究，需要较多地依赖历史文献、社会背景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多作论述。

墓葬中随葬钱币的多少可以反映社会上贫富分化的程度。以笔者曾研究过的三峡地区秦汉墓为例，西汉早期的11座墓葬中，其中2座没有出土任何钱币，其余9座分别出土5枚、6枚、16枚、58枚、63枚、80枚、87枚、113枚、173枚，共5l4枚，这11座墓平均每座约47枚。西汉武昭时期墓葬共27座，其中没有出土任何钱币的有9座，出土情况不详的有3座，除此以外的15座墓葬，出土钱币最少的是2枚，最多的是1042枚，总数约2200枚，除去不详的3座，其余44座平均约50枚。

从上述数据看，各墓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最少的连1枚钱币也没有，最多的达到上千枚。据研究，出土1000余枚钱币的墓葬可能是郡守一级官员或其家人的墓葬。虽然由于保存状况的不同，有的墓葬出土钱币数与实际随葬数有一定差距，但由于纳人统计的墓葬数量较多，上述结论应当还是可信的。

为显示孝道，加上相信人死后还会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仍然需要人世间的一切，因此，古人们往往不惜花费巨资，为死去的亲人打造一个类似于生前的世界，即所谓“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汉代是一个崇尚厚葬的时代。西汉时期的《盐铁论》“散不足”篇有云：“古者，不封不树，反虞祭于寝，无坛宇之居，庙堂之位。及其后，则封之，庶人之坟半仞，其高可隐。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恩。”[9](p2s3)时人王符也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橘梓梗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

一个墓葬是否厚葬，可通过陵墓大小、随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体现。钱币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随葬品，也是体现是否厚葬的一面窗口。以洛阳烧沟汉墓为例。该墓地的墓葬全为中小型墓，即便如此，225座墓葬共出土钱币11265枚，平均每墓出土钱币约50枚¨。当然，这只是考古出土的，如考虑到历史上被盗和自然破坏，其数目将更大。为让读者对50枚钱有个明晰的印象，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看当时人们的赋税和生活状况。

西汉的人头税分算赋和口赋两种，前者课于成年人，后者是未成年人。算赋在西汉多时每人120钱，少时为40钱，口赋为23钱。东汉时继承了西汉的算赋和口赋。因此，50钱相当于算赋的41．7%-125％，相当于口赋的2倍多。这个数据应该说是比较多的。

我们再看看当时人们在算赋和口赋下的生活状况。《汉书·贡禹传》云：“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辄杀。”赋税的沉重，引起了人民的赤贫化，进而导致社会极大动荡。每座墓葬同样平均出土50枚钱币的三峡地区情况又是如何呢?东汉晚期三峡地区流行一首谣谚：“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邻家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在活人生活尚且如此困顿的情况下，人们还情愿拿出这么多的钱币来为死人随葬，可见厚葬风气之盛。

三、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钱币作为支付、贮藏的手段，是贸易时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国境内出土了不少外国钱币，如波斯萨珊朝银币、东罗马和阿拉伯的金币以及日本钱币等等，在国外也出土过不少我国古钱币，尤其是唐宋以来的钱币。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异国钱币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出土的异国钱币是研究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手段。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丰硕。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纪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统计了当时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阿拉伯金币、东罗马金币等，并对其背景进行了探讨。近年来，康柳硕先生《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和罗丰先生的《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等文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前几年出版的戴建兵、王晓岚《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本专著。超级秘书网

国外学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国F·蒂埃里c·莫里森的《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等。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上述外国钱币在新疆出土最多，这跟文献记载相符合。《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从新疆到关中的丝绸之路沿线均有外国钱币发现，甚至在洛阳也有部分出土。据夏鼐先生统计，萨珊朝银币在中国已经出土2000枚以上，分属十几位王在位时期，时间跨度从4世纪至8世纪。在国外也有不少中国钱币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国的五铢钱、货泉以及后代的历朝钱币。有的地方出土数量很大，如宝冢市堂坂遗址出土了10万多枚，而山口市大内遗址出土的则有250公斤。

另外在越南、朝鲜等地也曾出土过中国的古钱币，散见于国内外的报道中，此不赘述。利用出土的异国钱币固然是研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笔者认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国影响而铸造出的钱币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

例如，古代中国的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泰国等国在历史上都曾仿照中国铸造圆形方孔钱。如日本曾仿铸南唐的“唐国通宝”“至道元宝”越南曾仿铸“开元通宝”“元占通宝”“天禧通宝”“至道元宝”“元符通宝”等等。此外，在丝绸之路沿线如新疆、中亚等地出土的一些钱币带有明显的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特点。如：古于阗国铸造的汉二体钱(俗称“和田马钱”)、古龟兹国铸造的汉龟二体钱、回鹘钱、察合台钱币等都属此类。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中国境内出土的外国钱币、国外出土的中国钱币以及能体现相互之间货币文化交流的钱币材料都是有力的历史见证，对它们的深入研究，必将推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钱币研究正方兴未艾，越来越走向深入，与考古学的结合也日益紧密。本文粗略讨论了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三个方面的作用，权作引玉之砖。

参考文献：

[1]洛阳区考古队．洛阳烧沟汉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2]蒋若是．秦汉钱币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吴荣曾．五铢钱与墓葬断代[EB／OL]．http：//www．zisi．net／htm／ztlw2／zggds／2005—05—10—20687．htm．

[4]齐东方．隋唐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5]胡庆生．贺州市博物馆利用钱币进行考古断代的两例报告[J]．广西金融研究，2003，增刊2．

[6]蒋晓春．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D]．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

钱币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走进民博，探寻不同地域人群的生活足迹，温习他们生命的每一点华彩、每一缕生息。云南民族博物馆是保护和弘扬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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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走进民博，探寻不同地域人群的生活足迹，温习他们生命的每一点华彩、每一缕生息。云南民族博物馆是保护和弘扬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一座殿堂，为国家一级博物馆，是亚洲知名的、全国最大的民族博物馆。 《民族服饰与制作工艺》改变了常规服饰博览会的展出模式，设计了游廊式的参观线路，观众不用走回头路。26个民族300多套(件)五色斑斓的民族服饰，意蕴盎然，古色古香。如果服饰展的艺术气息弥足珍贵，那么《民族文字古籍》则兼具了学术价值的升华。26个民族、600多册古籍资料的展出，突出了其不同民族、支系、书籍内容、成书年代、装帧类型等因素，让观众在浩如烟海的民族古籍中，触摸云南少数民族悠久历史文明律动的脉搏。感知其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各领域的非凡成就，体验神秘而古老的文字世界。 馆内展出的文物资料绝大部分由馆内专业工作人员征集自民间，很多文物身后的故事，为以理性面貌示人的博物馆增添了温润的感性色彩。现展出于博物馆的民间瓦当，原为易门一位老人的收藏，得知信息后，馆长亲自带人前往收购。可在运往的途中得知老人受周围人们的劝说而改变主意。时隔一年后，馆长仍心有余念，十余次打电话与物主联系，得知老人己去世，瓦当由其子保存，在多方沟通之后，终于打动了物主，这些珍贵精美的瓦当才得以被博物馆收存。

与文物相伴相生的故事很多，他们将与文物一起终身落户在博物馆这个家园。

钱币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戴志强先生此前为中国民俗钱币学会的成立题写了贺词：“民俗钱币是中国钱币的重要组成部分。古钱有正用品和非正用品两类。非正用品亦可统称之谓压胜钱，即今所言之民俗钱。民俗钱内涵丰富，其中官炉制作者尤应予以特别重视。它们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是研究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谨此祝贺中国民俗钱币学会成立。”

戴志强先生从事钱币学、货币史研究30余年，出版专著11部，百余篇，获得多项中国钱币最高学术奖“金泉奖”，主持创建了中国钱币博物馆，在中国钱币学学科建设和理论体系的研究方面有卓越贡献。

在座谈会上，戴志强先生作了精彩的演讲：

钱币学不是货币学，货币学要研究的是货币理论、货币制度、货币政策、货币购买力等等与货币相关的经济问题。而我们今天所说的“钱币”，则是一个文化领域的名词，既包括正在流通使用的货币，也包括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货币，还包括因为货币和货币文化而产生的其他相关事物。说到底，钱币学要研究的是文化问题。

具体到压胜钱来说，以前统称厌胜钱或压胜钱，我还是认为这两个名称好。“花钱”这个名称出现较晚，有些叫法来自台湾等地，如叫玩钱等等，我感觉这样的叫法是把厌胜钱的品位降低了。中国民俗钱币学会成立，没有用花钱的名称。这样既体现了钱币蕴含的文化价值，又准确地涵盖了此类钱币包含的丰富门类。

压胜钱是正用钱(也叫行用钱)文化的衍生物，称之为“货币文化的衍生物”，非正用钱与正用钱之间的关系，就像纪念章和货币的关系。因此压胜钱又可以理解为各个历史时期、各种不同用途的“章”。品种相当多，内容相当丰富，其中大部分是民间制作，但也不乏出自官炉的上乘之品。压胜钱的门类极其繁杂，从各个角度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钱币文化、民俗风情，成为古钱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事实上，从有正用品时就有了钱币文化，也就有了非正用品。比如自货币产生之初就出现有以冥币陪葬的习俗，这种人死后在“阴间”使用的钱币就属于民俗钱币的一部分。再加上其自身包含的民俗文化的丰富，民俗钱币可以称得上是中国钱币的半边天。

压胜钱的源头现在看到汉是没有问题，那么再往上追溯，能到什么时候?有人讲，齐“六字刀”是纪念币的性质，如果这样，也就是说，战国就有了压胜钱。再往前追，我认为，从货币产生那天起，就有了压胜钱。因为古人去世后，要用一些货币随葬，那么这部分货币就没有了流通功能，它就是压胜的意义了。压胜钱到了今天还有没有衍生物?各种纪念币、纪念章是不是?纸币有没有压胜钱?民间印的用于葬仪的冥币应该就是。邮票是不是?各种有价证券应该都是纸币的衍生物，邮票也应该是纸币的衍生物，以前就在国家印钞厂的一个车间印制。

戴先生还回顾了他在主持《中国钱币》杂志期间的一些工作，他说，《中国钱币》一直希望能刊载一些压胜钱方面的文章，但实际发表压胜钱的文章很少。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受到稿子自身质量的局限，缺少有质量有深度的文章，研究的成果也相对少；二是压胜钱的断代是个难题，单凭拓片、图片等不好下结论，不像正用品有史书记载的参照，钱币本身也多有年号等信息。所以一直没有实现。现在你们成立了学会，相信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会得到加强，也会组织起民俗钱币的爱好者一起把这项工作做好。戴先生最后祝愿民俗钱币学会越办越好。

“天下花泉”网站站长、民俗钱币收藏家陆昕介绍说，正是由于民俗钱币具备许多钱币之外的文化内涵，因此该网站在致力于藏品分享、泉友交流的同时，还特别注意吸收民俗学方面的专家，并将此作为今后的发展方向。“网站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将民俗钱币蕴含的文化、知识、故事记录下来。”而记录本身，就是一种传承。

值得欣慰的是，如今的钱币收藏圈后浪汹涌，近年间成长起不少对民俗钱币有着深入研究和过硬眼力的年轻泉友。他们通过专业网站，与同好和许多专家建立了长期的交流关系，时常切磋、共勉，享受与人分享的快乐。

中国钱币学会理事、钱币收藏家刘春声呼吁，民俗钱币的收藏者一定要注重学术研究，不能只满足于当个保管员。他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西方文化的东渐，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少，传统国学的修养越来越缺失。我们这一代人还读过一些古籍文典，下一代就很难说了。因此如何让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传承下去，已是当务之急。弘扬民族文化是关乎一个民族的生存的大问题，绝非危言耸听。同时，弘扬民族文化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要通过传承来延续。所谓精神文明建设其中就包括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并继承精粹。因此，身为民俗钱币收藏者研究者，不仅要有保护意识，更应对民族文化的传承有历史责任感。

钱币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裴元博，雅称泉痴山人，著名的古钱币研究学家、收藏家。1944年8月15日生，祖籍北京。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大学学历。原辽宁省文物民间收藏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现退休。自幼喜爱历史，热衷文物收藏。自1978年至今，已收藏各种中国古钱币五万余枚（张），历史、考古、文物、钱币书籍一万余册。著有近五百篇历史、文物及钱币研究文章，在全国各级报刊及互联网发表，以新颖详实深入浅出的鲜活观点影响团结了钱币界的一大批藏友。钱币收藏不仅数量巨大而且精品迭出，其中仅国宝级藏品就有上百种。如目前世界唯一的全套金代“承安宝货”银币；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铁钱“大宋通宝背万”（径45厘米）；全套宋代折十型棋钱；辽全部22个年号钱；金23个年号中的21个年号钱；历代各种雕母铸母钱数十枚；历代各种珍钱上千枚。他撰写的《承安宝货铜钱确有真品传世》、《两枚大钱释读》以及《辽钱传奇》等论著的发表，都在钱币界引成了深远的影响力。2009年发行了首部巨作《契丹编年钱谱》。

迈进契丹文研究大门

裴元博收藏中契丹文钱币和符牌的逐年不断增加，他开始关注契丹文研究。他通过对契丹文研究文章和著作的关注揣摸，陆续破解了一些契丹文钱币和符牌的文字内容。就这样，裴元博尝到的“甜头”，对契丹文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逐渐成为民间契丹文钱币符牌研究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和身边集聚的一群中青年学者，如陈传江、陶金、邵华伟、边辑等人的契丹文字研究已自成一家，硕果累累，在学术界也称得上“小荷初露尖尖角”不可小觑。

虽然有这些志士的参加，但在研究中缺乏契丹文工具书和有关论文资料仍是最大的困难。在中国无一本契丹文的工具书，所有研究精力财力人力都集中在墓志铭等石刻文资料上，钱币符牌文物上的契丹文研究被专家漠视或不屑一顾。而且专家们多各立山头，雪藏各自资料，封锁信息，各杂志书刊资料又往被某些专业网站锁进钱箱，结果人为造成契丹文研究的举步维艰，寸步难行的落后局面。为破解契丹文研究的魔咒，裴元博和有关专家和机构商议编写《契丹文字文物速查手册》、《契丹文字资料总汇》、《契丹文珍稀钱币考释图说》等解决了契丹文研究的困难。

裴元博等藏家把契丹钱币分为两大类契丹文钱币和汉文钱币。但无论何种文字，它都是契丹钱，都受契丹钱的形制、特征、风格的限制和制约，都表现了契丹钱材质、铸造工艺、货币管理体制的特点，都反映了契丹统治者对钱币特殊功能的认识和宗教心理，以及契丹人对钱币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逆悖观念。他曾说：“研究契丹钱币就应该从以上几个方面入手，真正了解每一个细节，捋清它们之间联系的脉络，得到可靠的实证。这样，才会走上正确的研究之路，还原真实契丹钱币文明的真实面貌。”

裴元博鉴别契丹钱币有这自己的看法，如：多上手、多比较、多研究、多求教、多读谱。具体的如：观形析材、辨文剖饰、察锈看色、闻味听声等等也都适宜契丹钱的真伪鉴定。除此之外，辨别契丹钱币真伪又有区别于鉴定其它朝代古钱币的个性特点，如：矿山不同材质迥异，地区不同锈色各样，用途不同精粗悬殊，钱监不同文字异体。这就要求鉴定者熟悉矿山材质，看材知地。了解地理环境，看锈知坑。看钱知用，看字知监。这样不难看出契丹钱币鉴别难度之大。

寻找“精神”靠山

在裴元博的博客上，洋洋洒洒，千余篇博文，数百万字。正如裴元博自己所说，一个普通退休老头儿。其几年之间，能完成如此数量的研究考证文字作品成果，这本身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显然，这就是一种精神，一种刻苦专研，孜孜以求的精神。这源于裴元博对中国人自身对中华契丹钱币文化了解的肤浅，以及不愿意去深入研究的一种大汉族沙文主义思想观念，以及轻蔑灿烂的契丹钱文化等社会存在，而激发出来的反映。从其最初的博文更多源于兴趣的基础上，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极大的主观能动性。这导致裴元博在其文章中，得以对契丹钱的研究步步深入，并由深入而深感作为中华大民族之一支的契丹民族，在钱币文化上创造出了异常独特的灿烂辉煌成就。结合大量实证基础，论述论证了契丹钱在中华钱币文化及其传承体系中之不可磨灭的重要地位。

裴元博果断杀入某些大师不屑一顾的领域，其笔锋所指，不仅在于实证考辩破解诸多辽泉，更敢于向传统认识挑战，勇于面对某些人避之而无不及的时弊。然而，这种精神正日渐缺失。

长期研究一种文化，必受这种文化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裴元博的这种精神，一方面折射了契丹民族不屈不挠的勇悍精神。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出了一位真正学者必须具备的实事求是、勇于探寻真理的崇高科学精神。从文风和无数与人网上激烈论辩之中，裴元博更像一个具有契丹之风的剽悍老头儿，一个既可识弯弓射大雕，又略抒文采的当代泉界风流人物。在关于承安宝货铜钱有无的大论辩中，这个退休老头儿，以其剽悍之风，犀利文字，挥起契丹钱研究博学之剑，成为击败食古不化之师的主要思想者和冲锋者，即可窥一斑而见全貌。

裴元博在1993年看到一批花押玉石章，当时他卖掉了两套住房和一辆汽车，裁减了司机和秘书，好不容易才凑足了七位数字购章款，购下了全部玉石章。这批玉石章总数共九箱，每箱九盒，每盒一百六十枚，总计一万二千九百六十枚。当时他并不知其用途，但他知道一定是研究契丹字的宝贵资料，绝对是好东西。所以，在老伴儿女一致反对下，他硬是把这套契丹文印章买了下来，贮藏到公司副经理家别墅的地下室中。这批石章现在多数人认为很有可能是辽代契丹文字的印刷用活字。如果真是如此，那是非常了不起的发现，因为这有可能早于宋代毕升发明的木刻活字。但裴元博在契丹文物的收藏道路上走得是极其艰难，因为辽代史是后朝补写的，既不完整，也不一定正确，更主要的是辽代通用的官方文字是汉字和契丹文，而契丹文随着辽国的彻底灭亡沉入了历史的深渊几近一千年！在这一千年中世人几乎不知道还有契丹文这种文字，直到1922年才被发现，发现之初契丹文还被当作女真文，后来在国内外专家的考证研究下才认定是契丹文。从发现契丹文到现在又要将近九十年，但是仍无法破译契丹文。国内有些专家穷其毕生在研究契丹文，但几乎不成功，这些专家连个职称都很难评上，从整体上看，导致了辽史的研究几乎在原地踏步。

但随着裴元博对契丹钱研究向深度和广度进军，人们收藏契丹钱，投资契丹钱收藏，信心却在不知不觉中稳步提升，这是裴元博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一员对契丹祖先的一种交代。

对契丹文化研究的期许

裴元博深知我国目前对契丹文化的研究应该说还处于奉元编《辽史》为金科玉律的的蒙昧阶段，虽有许多志士为还原真实的契丹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但尚未撼动历代汉族文人强压到契丹人头上的“经济落后、文化落后、政治落后”的“三座大山”。在人们心里契丹仍是茹毛饮血的落后民族，不相信任何一件文明事物会和契丹有关系。钱币界如此，收藏界如此，拍卖界如此，历史界如此，语言文字界仍是如此！

不过，裴元博曾说：“好在上天还算公道，近年为世人提供了大量契丹文字和汉文字的契丹民族文物。这些文物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内容上来说都非常丰富，它使我们能够超越《辽史》记载的局限看清契丹文明的全貌，以及在它内部所具有的那些强大而活跃的邻接文明的成份。”这些凝聚着契丹文明密码的文物正被越来越多的正义的人们所解读，所理解，所接受。

近年，在对重要契丹文明密码——契丹文字——契丹大小字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数百个大字获得破解，上千个小字词汇得到释读。存世的契丹小字石刻文献大部分有了正确的译文，契丹大字也有数篇得到诠释。这为站在契丹人的角度，了解契丹人眼中的契丹民族与国家的真实情况提供了可能。裴元博和陈传江、陶金等人对契丹文字钱币符牌印章铜镜等文物的研究考释，正是验证这种可能的探索和实践。

裴元博深知，还原真实的契丹，破解契丹文明密码，需要很多人共同努力，甚至几代人共同努力才可能完成。于是，他策划举办“契丹文明密码文化研讨会和文物精品展览会”，为的是宣传这个事业，动员更多的青年人参加到这个事业中来，聚天下之财力人力共同完成这个事业。

他发现宝贵至极的契丹文活字，为短期内全面破解契丹文大小字提供了可能，大小字破解后，全部契丹文资料就会得到正确释读，人们就可以用译出的契丹文资料验证所有汉文史料，保留正确，汰涤错讹，还契丹以公正和真实，使中华民族血液中的契丹因素更健康更有朝气。他呼吁国内外关心支持契丹文明研究的团体与个人也投入到这个研究中来，共同把契丹文化这一世界最宝贵的文化遗产发掘好保护好，让它为世界文明做出更大贡献！

历程评述：

钱币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所谓的丝路最早以陆路为主，经新疆进入中亚各城邦国家，波斯（安息王朝、萨桑王朝、倭马亚王朝、阿拔斯王朝）、印度（贵霜王朝）而至地中海沿岸东罗马帝国（拜占廷王朝）。

其后分为三条线路：

北线：沿咸海、里海、黑海北岸，经碎叶、怛罗斯、阿斯特拉罕（伊蒂尔）等地到伊斯坦堡尔（君士坦丁堡）。

中线：自喀什、费尔干纳盆地、撒马尔罕、布哈拉到马什哈德（伊朗），与南线汇合。

南线：起自帕米尔山，可由克什米尔进入巴基斯坦和印度，也可从白沙瓦、喀布尔、马什哈德、巴格达、大马士革前往欧洲。

总之，丝绸之路的路线，大体上是由长安出发，经由陕、甘、宁、青、新疆省区，跨葱岭（帕米尔高原），经中亚部分的独联体（哈萨克、吉尔吉斯坦、俄罗斯）、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到达地中海东岸，基本上是中亚、西亚地区，但近来研究发现其范围应扩大至南亚，包括印度部分地区。

丝绸之路的开通最晚可溯源至西汉，它不仅是一条重要的沟通东西方外交与贸易的重要通道，而且在经济、文化及军事等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从建国初期至今，在新疆、甘肃、陕西及全国各地陆续发现了一些丝绸之路沿途国家的古代货币，其中以收藏在上海博物馆的杜维善先生捐赠的丝路系列货币为其滥觞。

“物以稀为贵”，在丝路货币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金银币了。

宁夏李先生费时十多年收集了上百枚不同国别的金银币，应当说是洋洋大观。收集的这些钱币，均来自甘肃平凉、武威及宁夏固原、银川等地，共有金币14枚，银币百余枚。

观察这些金银币，有以下特点：

一、涉及古代中亚、西亚至东罗马国家的数量众多，几乎涵盖了丝路上的所有重要国家，其中包括贵霜的韦苏婆提三世（公元360-365年）金币、察哈台金币、印度西徐亚银币、波斯倭马金银币、阿拔斯穆斯塔克菲金币、帕提亚阿塔培努斯五世（公元209-229年）银币、福莱特斯四世银币以及东罗马拜占廷金币等。

二、历史跨度大，从公元前38年的帕提亚的福莱特斯四世银币到公元949年的阿拔斯穆斯塔克菲金币，跨度过千年左右。其间相当于我国西汉到北宋，正是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流的鼎盛时期。这些丝路国家的货币为我们提供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珍贵实物佐证。

三、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交流信息。这些丝路国家历史古老，几经沧桑，所留存下来的货币，其历史价值不容轻视。首先，这些货币大多数图文并茂，完整地记载和保留了当时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与民间生活的生动画面。如波斯、东罗马等国的君主头像，有的头带盔甲，有的梳冕垂面，栩栩如生。我想这些千年前风云人物的真实模样也只有从这些货币中寻找了。这也正是我国古代钱币所缺乏的。

另外这些钱币上有大量的宗教题材与军事题材的生动画面，如波斯拜火教的祭坛，弓弩手用弩机射击以及持刀剑武士等画面，对研究中亚宗教及军事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次，这些钱币上都有不同的文字，这些大都是古代文字，有的已成了无法破解的死文字。而对今日研究语言历史的变迁却正好成为第一手重要资料。

再从钱币制作技术上来看，这些钱币也很有研究价值，有的方法还值得今日继续探索。

这些钱币无论金、银、铜均为打制，即用手工或简单机械锤打而成。看似容易，仔细观察，却包含着很高的工艺技巧。这些钱的厚度均不过一二毫米，钱体很薄，但同时却能在正反两面制作出完全不同的文字与图案，无论文字或画面均呈浮雕形，凸起较高，相当精细，而两面的文图画面又光洁如画，毫无互相锤打留下的痕迹，不知采用何技术，能如此天衣无缝，令人称奇。

四、不乏珍品

这批钱币中，有不少珍品，根据有关资料和市场流通情况，价值很高，萨桑王朝如瓦伦二世王储纪念币，钱面图案为国王、王后与王子三人像，背为祭火坛，在美国旧金山丝路钱币交流会上标价很高。而其中萨桑王朝库斯老一世像银币、东罗马金币均曾被国家有关部门专家定为一级文物。而察哈台金币、贵霜银币（贵霜金币、铜币多，银币极少见），均为丝路钱币中的珍品，根据有关工具书标价，这批钱币中的金币珍品单枚市场价应在四万至五万元，银币珍品单枚价也应在四千至一万元之间。其中还有一些，因资料稀缺，暂时难以估价。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批丝路钱币具有双重的文物价值，它既是铸造国的钱币，又曾在我国长期流通；既是铸造国经济发展与文明的体现，又是我国历史上与西方及中、西亚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从促进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融合的角度看，它比其他历史文物更多一层特殊的价值。

附记：

近日，在央视《鉴宝》栏目“走进陕西”活动中，藏家马先生的一枚波斯萨桑王朝金币被选中，估价为60万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