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24 09:49:41
宪法宣誓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宣誓遵守并效忠于宪法的一种仪式，具有正式性、权威性以及法律效力。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的现行宪法中，已经有177个规定了宣誓制度，可以说宪法宣誓已经成为国际惯例。[1]然而，我国一直没有规定宪法宣誓制度，这不符合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理念，也难以真正确立宪法在国家事务中的权威地位。有鉴于此，党在《决定》[2]中明确规定： “将每年十二月四日定为国家宪法日”、“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等举措，为宪法之落实实施提供了政策保障。但是由于法律尚未对宪法宣誓程序进行详细规定，在刚刚过去的“宪法日”中，多地举行的宪法宣誓活动没有统一规范、流于形式，非但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反而使民众对宪法宣誓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对此，个人认为，可在宪法总纲中增加一条修正案专门进行规制。修宪之后还应当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誓法》，具体规定宪法宣誓制度的宣誓主体、形式、誓词、组织实施、以及法律后果等方面的内容。同时还应该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从而建立完备、多层次的宪法宣誓制度。
一、外国宪法宣誓制度及其借鉴之处
1215年英王约翰在英国《大宪章》中明确表示“余等与诸男爵俱已宣誓，将以忠信与善意遵守上述各条款。”由于《大宪章》被视为现代宪法的雏形，因此这里国王的宣誓就看作是宪法宣誓制度的最早来源。自此以后，多部宪法均明文规定了宪法宣誓制度。如德国1919年《魏玛宪法》第42条，美国1787年《美利坚和众国宪法》第2条，菲律宾1973年《菲律宾共和国宪法》序言第8条，意大利1947年《意大利共和国宪法》第91、93条，埃及1976年《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永久宪法》第110、155条等，都直接规定了誓词的主体和内容，使得宪法宣誓制度有了法律依据。把宪法宣誓制度规定入宪，可以使这一制度受到宪法的保护，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美国宪法》第2条第1款规定：“总统应在执行其职务之前作如下宣誓或代誓的宣言：‘我谨庄严地宣誓，愿以忠诚执行合众国总统的职务，并尽最大的能力维护、遵守、保卫合众国的宪法。’”仅仅只有44个字就将宣誓主体、担任的职务以及应履行的义务说的清楚明白，易于记忆，便于操作，有很好的借鉴价值。
另外，外国领导人就任宣誓一般采取全国直播的方式，场面庄严肃穆，容易激起民众对宪法的敬畏之情，也有力的证明了就任的合法性。以美国为例，总统宣誓就职的仪式公开、程序严谨、规格极高：前任的政府官员和社会名流应邀出席、数千民众现场参与见证、数百万群众通过流媒体观看总统的就职典礼，使得就职典礼气氛热烈而庄严。这样，既可以树立宪法的权威性，也使得民众参与进来，提高了宪法宣誓的公信力。
二、建立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初步设想
通过对比多国宪法，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个人认为，宪法宣誓制度应当包括宪法宣誓制度的法律规定、依据、主体、誓词、宣誓形式、违反誓言的法律后果等方面的内容。
1、宣誓主体
《决定》中明确规定：“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因此，宪法宣誓的主体必须同时具有两个身份：一是国家工作人员，二是由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3]
由于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并非国家工作人员，其任命不是国家行政机关决定，而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人数较少。因此，若单独为其建立宪法宣誓制度有多余之嫌，故而不再单独为其设立宪法宣誓制度。同样的，根据国际惯例，驻外全权代表(尤指大使)一般是在其他国家领导人接受其国书时履职，此时宣誓意义不大。因此也不再为其设立宪法宣誓制度。
这样，经过筛选分析，我国的宪法誓词应该分为四类：国家主席的誓词、人大常委会的誓词、行政机关的誓词以及司法机关的誓词。这种分类是基于各个职务系统的独立性和特殊性所做出的。国家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地位超然，将其誓词单列出来很有必要。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而常委会是其常设机构，主要代表人民，只有进行宣誓才能体现职责的神圣性，才能更好的代表人民意志。而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则是由于职责相差较大，二者各有誓词才能体现分工、明确职权范围。
2、宪法宣誓的法律渊源
宪法宣誓制度需要建立完备、多层次的法律体系，才能保证顺利有序的进行，才能体现其权威性、正式性与法律效力。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只有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宪法宣誓制度，才能体现其权威性。因此，应当在《宪法》第一章总纲中，增加一款，专门规定宪法宣誓制度。建议在第5条后增加一款：“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产生的国家工作人员非经对宪法宣誓，不得履行职务。”
同时，鉴于国家主席的特殊地位，其宪法誓词应写入宪法。《宪法》第8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宪法赋予了国家主席代表国家的权能，那么国家主席的宪法宣誓就应该具有最高的权威性。而将国家主席的宪法誓词写入宪法中，就可以最大限度的提高国家主席宣誓的公信力，也可以大大提升宪法在普通民众心里的地位。建议在第81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82条，专门规定国家主席的宣誓词。
另外，根据我国宪法，副主席没有独立职权，只是在主席缺位时，履行主席职责。因此，副主席可以和主席同时宣誓，宣誓词也可以相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誓法》。仅仅在宪法中规定宪法宣誓制度是不够的。或者说，应该有单独的法律对宪法宣誓制度做出具体规定，才能使其具有可行使性。因此，应当就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誓法》的方式专门对宪法宣誓制度做出规制，理由如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誓法》应当归属于宪法类法律。这样，可以赋予宪法宣誓制度以较高的权威性。有利于提高宪法在普通民众心中的地位，也可以提高宪法宣誓的公信力，避免宪法宣誓流于形式。
其次，单独立法，而不是直接把宣誓制度全部写入宪法，可以避免过分增加宪法的篇幅，以维护宪法的稳定。不过，这也不意味着不变动宪法条文。恰恰相反，应当微调宪法条文，增加对宪法宣誓制度的规定，以突出其重要性。
再次，法律若要实施，必须可以分为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实际上，程序的设置往往会更加重要，因为没有程序的保障实施，实体法的规定根本不可能落到实处。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誓法》中，除规定宪法宣誓制度的依据、宣誓的主体、誓词外，更应该规定宣誓的形式和组织实施以及违反誓言的法律后果等方面的内容，使得整个宣誓制度有法可依。
第四，任何一部法律都应当规定违反法律规定的法律后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誓法》也不应当例外。违反宪法宣誓制度有两种可能：宣誓不成立(宣誓无效)或者违反誓言(违反宣誓内容)。前者指的是在宣誓时违反程序或程序瑕疵(如读错宣誓词等)导致宣誓失效;后者是指在宣誓后宣誓人违反誓言的行为。针对这两种行为，法律都应规定明确的惩罚措施及后果。
(3)《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人民通过自己选出的人大代表审议、表决、参与国家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改;决定重大事项;选举、决定任免国家机关组成人员;监督法律的实施情况;监督政府和法院检察院的工作。由于人大代表并非独任制，故而，人大代表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现实中，部分人大代表在选举时并没有考虑人民意志，随意行使的投票权，贿选现象时有发生。此时，人大常委会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应发挥自己的监督作用。由于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因此，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进行宣誓十分必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人大常委会的组成和选举方式，应在其中增加条文，专门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委员在宣誓后方可履行职务”、“地方各级人大主任、副主任、秘书长(省级才有)、委员在宣誓后方可履行职务”。这样，就能增强他们在工作中的使命感和神圣感，使得更好的代表人民。
(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法》。行政机关对内行使行政管理职能，对外具有外交、经济合作等职权。由于我国有一系列的行政法规规制行政机关的活动，所以有关宪法誓词的规定应当在行政法规中有所体现。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有所体现，如“本法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非经对宪法宣誓，不得履行职务。其他法律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其中，“本法所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应该通过法条做出明确规定。
(5)《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我国的司法机关分为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两个机关。由于这两个机关的职责都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法律秩序，因此可以归为一类。根据前文分析，人民检察院中应该宣誓的人员有：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员、检察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人民法院中应该宣誓的人员有：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员、审判委员会委员和军事法院院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这两部法律是规制法官和检察官的，在其中明确规定宪法宣誓制度有助于增强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建议其中加入“关于宪法宣誓制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誓法》的有关规定执行”等类似条文，同时还应将上文中列出的应该宣誓的人员写入相应的法律中。
3、宪法誓词
根据主体不同，可分别为国家主席、人大常委会、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设计宪法宣誓词。总体原则是保证誓词简短精悍、便于记忆，同时必须明确宣誓人的义务、职责承诺和效忠对象，体现宪法精神。
(1)国家主席的宣誓词：我谨庄严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忠于人民，忠实履行国家主席的职务，遵守、维护宪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富强奋斗终身。
首先，“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忠于人民”是任何国家工作人员都必须做到的。这句话包含的含义有：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保证国家主权不受侵犯;不出卖国家、人民的利益;
其次，“忠实履行国家主席的职务”指出了国家主席应当承担的责任。国家主席应当在宪法赋予的权利范围内履行职责，既不能超出职权行事，也不能怠于行使职权;
再次，“遵守、维护宪法”是国家主席的应尽义务。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也是国家权力的法律来源。作为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必须要带头遵守宪法，与违宪行为作斗争;
第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国家主席应当时刻遵守的承诺。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只有把自己放在人民公仆的位置上，才能保持为人民谋福利的本心，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
第五，“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富强奋斗终身”体现了民族特色。国家主席是国家对外的代言人，代表着国家的形象，也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形象。因此，他的誓词应当与外国领导人的宣誓词能够区分开来。这就是本句话的意义所在;
第六，国家副主席在宣誓时，只需将“主席”变为“副主席”即可。
(2)人大常委会的宣誓词：我谨庄严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忠于人民，认真履行人民赋予的权利，遵守、维护宪法和法律，监督其他国家机关履行职责，维护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
首先，人大代表必须珍视自己的权利。作为大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常委会组成人员必须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引导代表们认真负责的完成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其次，根据宪法及法律，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监督其他国家机关的职责。只有切实履行该义务，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才能使人民当家作主;
再次，作为唯一有权解释宪法的机构，人大常委会必须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为维护每一个公民的合法权利而努力。
(3)行政机关的宣誓词：我谨庄严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忠于人民，忠实履行___的职务，遵守、维护宪法和法律，并尽我最大可能的为人民谋福利。
本誓词与国家主席的誓词略有不同，主要是出于行政机关公务庞杂，涉及范围极广的原因。
其一，行政机关职务很多，不能一概而论，在宣誓词中应根据需要自行填写职务;
其二，在“遵守、维护宪法”中增加了“和法律”，使其变为“遵守、维护宪法和法律”。其实，由于《宪法》第5条规定了：“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从这个层面看，“遵守、维护宪法”当然包括了“遵守、维护法律”。之所以要单列出来，是考虑到在行政行为中，大量的法律法规纷繁复杂，不依法行政的行为时有发生，造成了很多的“官民对立”情况。因此，在本句中加入法律是注意性规定，督促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其三，“并尽我最大可能的为人民谋福利”更为白话。由于行政机关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更加平实的言辞更容易拉近与百姓的距离，利于开展工作。
(4)司法机关的宣誓词。我谨庄严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忠于人民，忠实履行___的职务，遵守、维护、执行宪法和法律，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为公平正义的实现奋斗终身。
鉴于司法系统工作的特殊性，其誓词应该与前两者有所区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誓词中的空格里，应该根据自己的职务，进行填写;
第二，在“遵守、维护宪法和法律”中增加了“执行”。这是由司法机关的工作性质决定的;
第三，“平等的对待每一个人”是司法独立的标志。作为检察官和法官，必须能够排除外界干扰，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四，“为公平正义的实现奋斗终身”这就是司法工作人员的天职所在。人民赋予他们权利，就是希望他们可以秉公执法。因此，本句就是要司法工作人员做出承诺，尽职尽责。
4、宣誓的组织实施
好的制度必须有相应的程序配合才能有效的实施，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价值。对于宪法宣誓制度来说也是如此。下面将讨论宣誓的时间、地点以及仪式的流程，以期可以发挥宪法宣誓的最大社会效益。
(1) 时间。宪法宣誓应该定于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履职的第一天。在我国，须经选举产生国家工作人员一般在人民代表大会即将闭幕时，方才经选举产生。此时选举产生的，既包括人大常会，行政机关，还包括司法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中央还包括国家主席)，人数众多，誓词不同，且时间紧张。此时宣誓容易产生混乱。因此，较好的选择是在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履职的第一天宣誓，好处有二：第一是时间充足，仪式可以充分准备;第二是就职当天，各个被选举人在自己的工作单位宣誓，互不影响。
(2)地点。如上所述，把宪法宣誓的地点放在其就职单位较为妥当。第一，每次人大会议选举产生的国家工作人员人数较多。若规定统一地点，因人数问题，会浪费大量时间。第二，由于每次选举产生的既有行政机关的，还有司法机关的，两个系统的人员誓词不同，若在一起宣誓，易产生混乱。因此，如果宪法宣誓的地点在其就职单位，就可以相互之间不受影响，有序的进行宣誓仪式。
(3)流程。通过下列流程，可以使整个宪法宣誓仪式顺利进行：
第一，面向国旗，唱国歌。国旗是国家的象征，唱国歌是表达对祖国热爱之情的最主要方式之一。因此，在肃穆庄重的场合，面对国旗唱国歌是非常必要的;
第二，由宣誓人所就任职务的前任国家工作人员(无前任则由直接上级领导)双手平持宪法，宣誓人左手放于宪法上，右手高举过头顶，在前任的引导下宣誓。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将责任交接到继任者手中，使其快速的融入到工作中;
第三，背诵宣誓词。由于誓词较短，不需要引导，直接背诵即可;
第四，在宣誓词下签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也是经常被忽略的一步。宪法宣誓是有法律效力的，而不仅仅是一个形式。违反誓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书面签字并存档，也是一种威慑手段。
(4)媒体。国家工作人员的宪法宣誓仪式应当有适当的媒体在场，对仪式录音录像，并予以播放，使人民群众都能作为见证人。由于国家主席地位的特殊性，其就职的宪法宣誓仪式应当盛大且严肃。具体可以借鉴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邀请前政府要员、社会名流、普通民众到场观礼等，同时可以进行现场直播。这样的仪式设计是为了增强民众的法律信仰。与此同时，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的直播也是对世界的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任国家主席正式就职，合法有据，提高国际影响力。
5、违誓的法律后果
如果宣誓人违反了自己的誓言，就是违宪行为，必须受到法律制裁。这样的规定可以提高违誓成本，保持队伍的廉洁性与凝聚力。
三、总结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也是国家权力的来源，因此必须保持对宪法的绝对尊重。宪法宣誓不是一种单纯的仪式，而是提高全民法律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法治国的应有之意。与此同时，也不能把宪法宣誓制度看成是万能的，任何制度都必须有法律作为保障。无论是修宪、修改法律，抑或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宣誓法》，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保障该制度有效的运行。向宪法宣誓目的在于强化国家工作人员的法制意识，让他们牢记自己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只有为人民尽职服务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另外，严格庄严肃穆的就职宣誓仪式，也可以增强他们的使命感与神圣感。于此同时，还必须加强对宣誓人的监督，对任何违反誓言的行为都要追究。
宪法宣誓制度的实行，意味着自2016年1月1日起，从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到普通的政府官员、法官、检察官，就职时都需左手抚按住宪法文本，右手举拳，面对人民、公开庄重诵读誓词：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
对比过去誓词草案，全国人大此次做了三处重要改动：一是将“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拥护”改为“忠于”，“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属于从“态度”到“信仰”的转变;二是将“自觉接受监督”改为“接受人民监督”。
强调了监督的主体是人民;三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改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明确了尊重宪法是包括但不局限于共产党人的事业目标，而是整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追求。
全国人大此举意义非凡，不独彰显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价值，影响亦更加深远。
约信曰誓，一诺千金，这是中国古人对宣誓的认知。宪法宣誓作为舶来品，民众往往只把它看作一种仪式，其实，它还具有法律化功能。宪法作为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约法，意味着所有公职机构的权力合法性都由宪法授予，权力主体需服从宪法统治，权力的来源是人民，表达了主权在民的理念。
国家公职人员在就职时宣誓忠于宪法，是权力低于法律的公开表达。所以，宪法宣誓制度首先是一份法律化的契约，它是公职人员与民众订下的一份忠于宪法义务的公开协议。
宪法宣誓的逻辑结果，必然是对官员执政行为的宪法评价和监督，是对违宪和违誓行为的法律追究。
宪法宣誓作为一种公共政治仪式，不仅是一种有象征意义的表达，还是法律展示其客观、公正与神圣所必须的程序。
有法学家强调，法律不只是进行立法、判决、执法的一整套规则，它还是分配权利与义务及解决纷争与创造合作的重要程序。法律仪式越庄严，民众通过法律所体验的价值也越神圣。
宪法宣誓这一仪式本身，构建了一个宪法与权力和宪法与民众、权利之间的公共交流空间。它让国家公职人员理解到：权力必须受到宪法原则的约束，同时也受到公民权利的限制;强化的是所有公民对宪法的信仰，确立的是宪法权威及对主权在民理念的社会认同。
从某种角度看，宪法宣誓作为一种公共仪式，至少可成为宪法信仰文化的起点，不仅能激发宣誓者对宪法神圣性的认知与依赖，还会成为每个有权利意识的公民个体的尊严与归属。
从政治意义看，宪法宣誓表明了一种社会共识，从官员到民众，都意识到宪法才是国家共同体最重要的共识，是一切权力与权利之源，是所有国民必须遵从的价值规范。
它使宪法之治，从过去模糊的道德要求，转化为明确的法律义务，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能逐渐形成一种尊重和信仰宪法的社会文化氛围。
当然，宪法宣誓只是宪法实施的起点，更关键的还是违宪审查和监督制度及宪法解释机制的建立。
宪法宣誓能否塑造公民对宪法的信仰，关键在于官员们能否兑现自己的誓言。言行一致是所有宣誓的底线，既然官员履新已公开对宪法宣誓，民众就有了据此监督其执政行为是否合宪的理由。
官员只有意识到面对宪法的誓言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宪法才能真正实现从虚法向实法的进化。之所以先推出“领导干部干预司法责任追究制”，正是对权力违宪的预警、审查与监督。当政府或司法部门出现违宪行为，当公民权利真的被侵害时，纪检和宪法可从行政和法律两方面对权力进行责任追究，为公民提供保护。
宪法宣誓是公职人员对权力走进宪法“笼子”的公开表态和承诺，但能否真正走进“笼子”，并始终受“笼子”的约束，才是人们关注的宪法宣誓的终点。
众所周知，尽管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目标，但一些地方仍存在对法治维护主体的法官和律师进行行政干预甚至蛮横打压的情况。
这对宪法精神与原则造成伤害——无论是出于维护宪法与法治原则考虑，还是从公权监督的角度，或从维护不同阶层民众的权利看，法官和律师制度都是宪法的保卫者，是实现依宪治国与法治的前提。
法官与律师一样，共同肩负着维护司法公正的使命，以期让所有公民都实现运用法律武器维护权利的法治目标，并防止司法者对法律的认知偏差与司法腐败的发生。
一个符合法律规范的司法行动，或一场公正权威的审判活动，有时比宣誓仪式更能让国家公职人员受到洗礼与教育。而维护法官和律师的正当权利，也是对宪法权威与司法公正的捍卫。只有这样，宪法精神与价值才能在一个社会中得以体现。
宪法是国家的灵魂，是一切权力和权利的灵魂，也是治国安邦之纲。尊重宪法就是尊重国家的灵魂，是所有公职人员最重要的操守。在有了宪法宣誓之后，只有进一步加强对宪法实施的践行，才能让中国实现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真正统一。
宪法宣誓是宪法进入公众生活的第一步。
2015年7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二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宣告着我国的宪法宣誓制度正式确立了起来。
宪法宣誓制度起源于1919年的德国，当时的《魏玛宪法》首先确立了这一制度并逐渐传承了下来。时至今日，世界上有将近一百个拥有成文宪法的国家要求公职人员在就职前向宪法宣誓。
2014年10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拟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凡经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培养领导干部对宪法的忠诚。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不断探索治国理政的方式方法，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社会文明不断进步。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成绩的背后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制约着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如个别领导干部的贪污腐败问题，信仰缺失，增长方式粗放，发展不平衡、不科学等。宪法宣誓制度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却对解决当前很多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宪法宣誓制度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具体体现
1999年，“依法治国”写入了我国宪法，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提出了“全面建设法治国家”的任务，这些都为宪法宣誓制度的立法提供了条件。宪法宣誓制度的目的在于通过宣誓这种形式，使宪法权威得到保障，推动宪法的贯彻实施。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依法治国，最根本就是依宪治国。这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和关键，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内在要求，宪法宣誓制度正是依宪治国的必然要求。
宪法宣誓制度虽然是一种形式，但是这是实现全面依法治国，追求依宪治国内容和实质的一项必要的形式，是对法治严肃性和权威性的重要保障。作为公职人员，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法治是维护党和人民事业的根本需要，是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治国过程，是人民代表大会任命的公职人员必须具备的履职能力。
经过宣誓，公职人员没有任何理由规避承担的责任，是向不作为、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说不。经过宪法宣誓程序的领导干部在出现问题的时候，将再没有以不懂法等理由试图逃避党纪国法制裁的机会。
其次，宪法宣誓制度本质上是向人民宣誓
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当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公职人员向宪法宣誓，本质上就是向人民宣誓，是公职人员对权利来源的清醒认识。强调，“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究其根本，全体公职人员的权利既不是来自于领导的任命，也不是取决于同事的推举，更不是决定于自己的积极。只有通过人民的授权，才可以赋予公职人员权利，行使权利;如果人民没有授权，我们终将失去权利。
向宪法宣誓，意味着向人民庄严宣誓：捍卫人民的利益，秉承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有助于消除目前存在的政府信任危机，将公职人员与群众融合在一起，形成水乳交融的干群关系，同时也是依法行使人民赋予权利的铿锵誓言。
第三，宪法宣誓制度是强化对权利的敬畏
公职人员手中掌握着权利，用得好可以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用得不好就会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只有心存对权利的敬畏，才能将手中的权利切实用于为人民服务上。被任命者拥有权力后，宪法宣誓制度可以通过看得见的仪式，表示其会如何对待责任和职权，培养被任命者对法律的敬畏，强化被任命者对自己的约束。
同时宣誓本身也代表了宣誓人内心的认同和良心上的约束，宣誓人也会因为想到表过态、宣过誓而提醒自己应该履行自己的誓言。通过宪法宣誓制度，强化公职人员对手中权利的敬畏，才能自觉做到秉公用权、依法要求、廉洁用权。否则，就可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迷失自我，丧失原则，坠入无底的深渊。事实证明，没有制约的权利必然滋生腐败，没有边界的权利必然导致滥用。
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只有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切实做到尊法、守法、学法、用法，才能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全面贯彻依法治国，自觉用程序规范权利、约束权利，做到令行禁止，向宪法宣誓就是在为官之初在心中埋下一颗敬畏权利和严守法律的种子，最终长成全面贯彻依法治国方略的参天大树。
第四，宪法宣誓制度有助于养成全面法律氛围
公职人员向宪法宣誓，对于一个国家全面崇尚法治、形成浓厚的法治氛围有着重要的影响。历史证明，官员的行为喜好对于社会氛围的形成有着重大的影响效果。自古以来，官员清正廉洁，社会状态会保持昂扬向上，奋发图强;官员昏庸腐败，社会状态会持续萎靡不振，压抑颓败。公职人员能否守法，不仅关乎着他们自身的政治品质、个人修养，更对整个社会风尚有着巨大的影响。
一方面，公职人员对法律的态度，与人民是否具有法治精神和捍卫法律的习性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公职人员自身法律素养的养成、带头遵守法律法规，对自己身边的人乃至整个社会起到了模范作用;同时，人民群众在公职人员向宪法宣誓的活动中，不仅对自己进行了法治教育，依法捍卫其自身权益，也承担着监督公职人员公权公用的职责。向宪法宣誓，对于公职人员带头尊法、守法、学法、用法将起到推动作用，进而向整个社会、全体人民辐射，使法制精神、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促进形成全面的法律氛围。
第五，宪法宣誓制度有助于建立全民法治信仰
当今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人民群众的兴趣爱好和个人追求呈现多元化态势。同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民主的重要体现，宪法赋予了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发展，需要在个人的个性之上拥有国家的、民族的共性。当前，我们党和国家确立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新要求，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这就是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我们全体中国人民的共性。
支撑我们全进的，不仅是这些宏伟目标，还需要对宪法的信仰、对法律的敬畏。发展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要想实现科学、有序的发展，不仅需要科学的总体规划，更需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这就要求我们所有人建立对法律的敬畏，核心就在于对宪法的信仰。公职人员是国家秩序的管理者和人民群众的服务者，这样的一个群体通过宪法宣誓制度确立了对宪法的信仰，必将促进全民对宪法的信仰和法律的敬畏。人们遇到问题将会首先想到依靠法律的途径，这对整个国家的发展将会起到巨大的助推作用。
一个现代国家为了维持国家秩序，基本都需要制定一部宪法，但是宪法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却不尽相同。关键在于在有宪可依的前提下，是否可以真正做到执宪必严。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必须依靠依宪治国和依宪行政，才能保证其权威性，促使国家前进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宪法宣誓制度是党和国家依法治国决心的缩影和具体措施，必将推动国家法制化进程，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宏伟战略。
关键词 孙中山 政治宣誓 中华民国
政治领袖人物甚至国家公务人员在就职前举行宣誓仪式，在许多西方民主国家早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美国宪法第2条第1款规定：“总统在就职前应作如下宣誓或郑重声明：我谨庄严宣誓，我一定忠实执行合众国总统的职务，竭尽全力，恪守和捍卫合众国宪法。 ”第6条规定：“参议员和众议员、各州议会议员以及合众国和各州一切行政和司法官员均应宣誓或郑重声明拥护本宪法；但不得以宗教信仰作为担任合众国任何官职或公职的必要资格。”
在中国，历代帝皇登基时也要举行宣誓仪式，祭拜天地、诏告天下。据传，尧、舜、禹在即帝位的时候，就举行过祭拜天地、昭告天下的宣誓仪式。孙中山一生致力于在中国建立现代民主制度，因其长期的西方教育背景及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尤为推崇1。早在反清革命时期，孙中山就开始借用了宣誓方式，整合革命力量。民国建立后，孙中山首开总统宣誓之先河。孙中山所为一方面实行了对中国传统的宣誓制度的创造性转换，另一方面使政治宣誓制度在民国时期得到逐步确立。
一、反清革命时期借宣誓仪式使革命分子认同革命纲领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招集华侨志士创立了中国最早的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一次提出了“驱除鞑虏 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民主革命纲领。成立会在当地华侨李昌（牧师）家举行，成立会结束后，举行宣誓仪式，入会者以左手置于一本打开的《圣经》上，右手向上高举，由李昌朗诵誓词。“总理令各会员填写入会盟书，其辞曰：‘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 2
1905年1月，孙中山自美洲抵达欧洲大陆，在留学生中建立革命组织。是月孙中山在比利时首都召集部分留欧学生，商讨筹组革命团体。孙中山说：“会党之宗旨本在反清复明，近日宗旨已晦，予等当然为之阐明，使复原状，且为改良其条款，俾尔辈学生亦得参加。盖会党之规章，成于明末陈近南先生（天地会的总舵主，类似《书剑恩仇录》里的人物陈家洛）。当时陈先生以士人无行，往往叛党，故以最粗最鄙之仪式及一切不通之文字为教条，俾士人见而生恶，不肯加入。”3在孙中山与留欧学生就革命当依靠会党抑或知识分子讨论数日后，大家达成共识，留学生设晚宴款待孙中山。孙中山说：“革命之方略既定，当各言建国之要。”于是各抒所见。夜深，孙中山起立而言：“讨论已三日三夜矣，今晚应作一结束。”众人敬听之，孙中山提出要举行宣誓仪式，诸人又复纷纷持异议，谓： “我们既真心革命，何用宣誓？”孙中山反复辩论宣誓之必要，同人难者愈多。孙中山见众议不决，遂问留学德国的朱和中：“子英兄，尔意如何？”朱曰：“我辈既决心革命，任何皆可牺牲，岂惮一宣誓？”孙中山喜曰：“然则尔愿意宣誓乎？”朱曰：“愿。”孙中山曰：“即从尔起。”朱曰：“可。”大家无言。留学生以纸笔进，孙中山援笔直书：
立具愿书人当天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众处罚。天运 年 月 日。某某押（指印），主誓人：孙文。
当即有30余人宣誓入盟4。
同年7月，孙中山抵达日本后，即与各省留学日本的革命分子亲密接触，筹组成立中国同盟会事宜。在30日召开的同盟会筹备会上，孙中山发表了有关革命纲领的演说，与会者无异议，孙中山即拟定盟书，与会者推黄兴和陈天华二人审定。盟书如下：
联盟人，省 府 县人，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天运乙巳年七月 日，中国同盟会会员 。5
随后，孙中山带领大家举右手宣誓。
另据张难先回忆，当有人对此种仪式表示异议时，孙中山坚持认为宣誓手续非常重要。“非此无以表决心，且书载《泰誓》、《牧誓》，自古已然。”6
1906年4月初，孙中山从法国马赛抵达新加坡，陈楚楠、张永福、李竹痴等都到码头迎接。因孙中山“五年不得入境”的限制已经到期，因此可以在新加坡逗留，张永福等便安排他在晚晴园居住。6日，孙中山在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分会，以晚晴园为会所。第一次加盟者有陈楚楠、张永福、李竹痴等。宣誓仪式在晚晴园二楼举行。张永福回忆道：“我还记得很清楚，孙先生自己亦写备了盟书，他自己先行起立，举起右手，以最庄严的态度，在我们的面前宣誓。我们心中忐忑，看着他宣读誓书毕，就是李竹痴及永福、楚楠均照孙先生仪式轮流做去。宣誓之后，他就解释那誓章上三民主义的意旨，并严重的说：我这同盟会的组织，是希望发展得很大很大的。我们的责任，当然是牺牲，但是牺牲到什么程度，我们总不能预说。设使牺牲到剩二个人存在，亦算是同盟会存在的一日。这话何等悲壮，我们听了魄战魂摇，感极欲泣！”7“新加坡同盟会分会”的誓词也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与总会的宗旨一样。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为筹组反清的革命组织，一直坚持举行宣誓仪式，此举固然带有古代会党“歃血为盟”的色彩，但这又不仅是中国传统的宣誓文化的延续，同时也借鉴了西方民主国家的宣誓文化。
二、民初孙中山开政治宣誓之先河
如果说辛亥革命前革命党的宣誓是为了激发革命党人的斗志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那么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宣誓，则明显是为了在中国建立现代民主国家所通行的政治宣誓制度；辛亥前是对党章宣誓，辛亥后则是对国民宣誓。
1912年1月1日晚10时孙中山在南京原两江总督衙门就任临时大总统，在总统府内举行庄严简朴的就职典礼，徐绍桢担任司仪。典礼开始时，鸣礼炮21响。17省代表公推山西代表景耀月致颂词。孙中山庄严地宣读了总统誓词，启开民国政治宣誓之先河：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8
孙中山旋即发表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相当于施政纲领，主要内容是强调“五个统一”，即民族、领土、军政、内治和财政之统一）和《告全国同胞书》，宣告中华民国成立。1月3日，各省代表联合会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8日黎在武昌宣誓就职。
数千年来，王侯将相，或篡权夺位，或跪拜在皇帝脚下，哪有对国民宣誓！他们总是自命为“天子”，对天父发誓。孙中山第一次把人民置于主人、自己置于公仆的地位，向国民宣誓。此举不仅开民国政府官员就职必须宣誓之先河，也极大鼓舞了数千年来处子民地位的中国人站起来行使自己的公民权。
在西方民主国家，元首宣誓就职时通常要承诺遵守或捍卫国家宪法，但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职时，国家的宪法尚未制定，其临时大总统的职权系依照先前“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而南京临时政府正准备起草新的约法以取而代之。所以孙中山的誓词中没有“遵守宪法”的字样。
其后的南北议和，孙中山对临时大总统的继任者袁世凯的宣誓仪式及宣誓内容十分关注，坚持要袁世凯宣誓效忠共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6日南京参议院作出决定，接受袁氏在京就职，并要袁氏以电文的方式向南京参议院宣誓，参议院随后复电承认受职，并通告全国。3月8日袁将临时大总统的誓词电告南京：
世凯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9
9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决定接受袁氏的誓词。10日袁氏在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蔡元培代表孙中山致祝词。袁氏的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就这样在电文的多次往复中于3月8日至10日之间完成的。
袁世凯后来的所为，背弃了他就职时的誓言，但袁氏也由此付出了政治生命的代价。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宣誓的严肃性。革命志士的蔡锷对袁氏态度的转变颇为典型。3月25日，蔡锷电贺袁宣誓就任大总统，称其“闳才伟略，群望所归”。4月11日他给各报馆的电文中也称袁是“一代伟人，中外钦仰” 。“宋案”发生后，蔡锷即通电谴责，“痛切陈词，声与泪并。”袁世凯试图称帝的消息传开后，1915年12月22日晚，蔡锷与云南的唐继尧、李烈钧等举行宣誓典礼，起兵讨袁：“拥护共和，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护国运动由此在全国兴起。
尽管袁世凯视宣誓为儿戏，但孙中山在其后的革命生涯中始终未放弃宣誓仪式。1913 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于1914年7月8日在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并规定党员入党时必须立誓约，按指印，以示忠贞不二。孙中山自订的誓约如下：
立誓人孙文，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统率同志，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慎施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中华民国广东省香山县孙文(指模) 民国三年七月八日立。10
《中华革命党总章》第七条即明确规定：“凡进本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久遵守。” 这次立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11。要党员无条件服从个人的做法固然值得检讨，但党员必须宣誓忠于革命则是无可非议的。
1917年孙中山南下广州发起第一次护法运动，并得到了驻沪海军将士的支持，130多位国会议员亦纷纷南下。8月25日，孙中山考虑国会议员不到法定人数，乃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陆海军大元帅。同日下午，举行授印仪式，由众议院议长吴景濂致大元帅颂词：“前临时大总统孙先生文，手创民国，内外瞻仰，允当斯任，即日赍致证书，登坛授受。”旋由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授印。孙中山致答词：
文以国会诸君不释之故，不得不统摄军政。任职以后，唯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责，雪数岁无功之耻。责任在躬，不敢有贰，诸所举措，亦唯国会诸君实匡逮之。12
10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发表就职宣言：
文谨受职，誓竭真诚执行国会非常会议所授与之任务，勉副国会代表国民之期望，并告我邦人。谨言。13
1920年8月，孙中山命援闽粤军回师广东，展开一场粤桂战争。陈炯明率部作战，驱走了盘据广州的岑春煊、莫荣新。孙中山大喜过望，决定南返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护法。次年4月，孙中山以237票当选为非常大总统，并将第一次护法运动时成立的军政府改成了正式政府，大元帅变成了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宣誓仪式较民国元年隆重而正规。是日上午8时，国会参议院议长林森赴总统府授孙中山当选大总统证书，9时30分在国会礼场由议长林森主持授印典礼，并向孙中山致词：“今者受职伊始，谨致中华民国大总统印绶，俾公发号施令，资为符信，公共其勉旃。”14孙中山随后发表了就职宣言和《就任大总统职对外宣言》。其誓词如下：
文受国会付托之重，膺中华民国大总统之选，兹当就职，谨布所怀，以告国人。…… 文誓竭志尽诚以救民国，破除障碍，促成统一，巩固共和基础。凡我国人，幸共鉴之。15
是日，广州全市20万人执旗结彩游行，晚间举行提灯大会，热烈祝贺孙中山就任大总统。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宣誓制度的建立
1930年5月27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宣誓条例》，从而使民国时期的宣誓制度走上了程序化和制度化的轨道。
《宣誓条例》计11条，分别对文官、军官、自治职员（在训政时期县下的官员称为自治职员）、教职员参加宣誓的级别、誓词、仪式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凡文官自委任职以上、军官自尉官以上、自治职员自乡长或镇长以上、教职员自小学教员以上，须宣誓后始得任职，如因特殊情形先行任事者，须于两个月内补行宣誓。
文官的誓词是：
余敬宣誓：余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法令，忠心及努力于本职，余决不妄费一钱、妄用一人，并决不私营舞弊及授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此誓。
军官的誓词：
余敬宣誓：余恪遵总理遗嘱，实行三民主义，服从长官命令，捍卫国家，爱护人民，克尽军人天职。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此誓。
自治职员的誓词：
余敬宣誓：余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中央及上级机关法令，尊重地方人民公意，忠心努力于本职。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此誓。
教职员的誓词：
余敬宣誓：余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法令，并遵守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忠心努力于本职。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此誓。16
对宣誓仪式的规定是：应于就职地公开举行，向国旗、党旗及孙中山像举右手宣读誓词。
此外还规定：誓词应由宣誓者签名、盖章，于宣誓后呈送上级机关备案；举行宣誓应由上级机关派员或直属长官莅场监督。
该条例分别于1942年1月9日、1943年12月30日和1947年7月16日修订三次。1930年颁布该条例时，因尚未实行宪政，故誓词中并无宣誓“遵守宪法”的内容。“制宪国大”召开后，誓词便增加了“恪遵宪法，效忠国家”之类的内容。
四、民国宪法对宣誓制度确认
由孙中山开其端的政治宣誓因其生前国家尚未进入宪政时期，故法律条文上未作明确的规定。但孙中山的宣誓举动反复向国人传达了政治领袖必须宣誓效忠国家的讯息。宣誓几乎与国会、宪法一样，成为民主政治的象征。官僚政客可以无视其内容，但此种政治符号是不敢背弃的。这是国民时期政治宣誓制度得以确立的重要原因。
最早将总统宣誓载入宪法文本的是1923年10月10日曹锟操纵国会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宪法），在宪法第七章《大总统》中规定：
大总统就职时，须为下列之宣誓：余誓以至诚遵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
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为因应国民要求实行宪政的诉求，于1936年5月5日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其第五十条对总统宣誓作了明确的规定：
总统应于就职日宣誓，誓词如下：余正心诚意，向国民宣誓：余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付托；如违誓言，愿受国法严厉之制裁。谨誓。
1946年12月25日“制宪国大”正式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八条对总统宣誓的誓词作了修改，誓词如下：
总统应于就职时宣誓，誓词如左（下）：余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余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付托。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谨誓。
1948年在南京召开的“行宪国大”上，蒋介石与李宗仁分别当选为正副总统，5月20日，蒋、李按照《中华民国宪法》宣誓就职。是日，南京城里张灯结彩，十分隆重。与会的文武百官及各国使节均穿鲜明整齐的礼服。首任总统蒋介石身穿长袍马褂，而副总统李宗仁本来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了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但就职前夕，侍从室传出蒋介石的手谕说要穿军服，李宗仁到场后见到蒋介石的长袍马褂才发现上当。这样，在就职典礼上李宗仁佇立在蒋介石身后，看似总统的马弁。
至此，由孙中山开其端的政治宣誓得到权威的确认。此时的中华民国已进入了倒计时阶段，但由孙中山开其端的宣誓制度不应因此而失去其应有的价值。
注释：
1 孙中山1904年用英文写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文中明确要以美国革命为楷模。他说：“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尤其因为你们是自由与民主的战士。”《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5页。
2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1948年版，第15-16页。
3 《辛亥光复成于武汉之原因及欧洲发起同盟会之经过》，《建国月刊》，卷2，第5期。
4 朱和中遗稿：《欧洲同盟会纪实》，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6页。
5 《中国同盟会盟书及联系暗号》，《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6-277页。
6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04页。《尚书》里记载了先秦时期各国在战前举行誓师的事实，除泰誓，牧誓外，还有甘誓、秦誓等。
7 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主》，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华侨与辛亥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7-98页。
8 《临时大总统誓词》，《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页。
9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9页。
10 《中华革命党总理誓约》，《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6-97页。
11 《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2页。
12 《军政府公报》第1号，1917年9月17日。
13 《就大元帅职宣言》，《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37页。
14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篇，[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093页。
15 《就任大总统职宣言》，《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31-532页。
不容置疑，建立和实行宪法宣誓制度，通过一种庄严的仪式化表达，对于唤起国家工作人员对宪法的信仰、敬畏和尊崇，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与尊重，其功莫大焉。其所蕴含和传递的价值导向在于，通过这样一种精神文化载体，让宣誓者懂得权力来源于人民，认识到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进而示范带动社会公众增强宪法意识、弘扬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以宪法精神凝心聚力，为推动改革发展稳定汇聚新动能和正能量。因此，强调建立、完善必要的仪式和形式，对强化宪法宣誓的效果是必须的，也是不容忽视的，各地在工作实践中应大力促进这一制度“落地”。
然而，任何形式都是服从和服务于内容的。宪法宣誓的根本目的指向就是要保证宪法的有效实施，使宪法真正由“制度文本”转变为一种社会生活准则，为充分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充分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推动国家发展进步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根本法制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宣誓不能止于仪式和形式，应在探索研究如何强化宣誓者及民众对宪法的知行合一上下一番工夫。
要强化宣传教育唤醒宪法意识。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要通过开展国家宪法日宣传、举办党政领导干部宪法知识培训、推动宪法法律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等活动，加强经常性的宪法宣传教育，让国家工作人员和社会民众知道宪法是什么、宪法的本质是什么、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何种地位、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让宪法知识和精神真正入脑、入心，不断强化对宪法的认同感，增强宪法意识，树立宪法思维，并在实践中自觉遵守宪法、运用宪法、维护宪法，厚植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使宪法成为人们生活中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和自觉行动。
要强化监督管理推动宪法落实。国家工作人员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和法律最直接的执行者、运用者，虽是 “少数”，但其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的情况对社会具有“风向标”作用。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通过开展执法检查、视察、调查、工作评议和专题询问、质询及信息公开、媒体监督等方式，加强对选举或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遵守宪法情况的监督。要加快建立国家工作人员学习、遵守宪法及违宪监督等相关制度规定，并纳入述职考评内容，用制度推动宪法的学习普及经常化、实效化。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持续推进作风建设，使国家工作人员自觉系紧党纪国法的“风纪扣”，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要凸显民主法治“精髓”提升宪法权威。宪法是民主制度法律化的基本形式。诚如列宁所言：“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我国宪法更是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法治是人民民主权利实现的重要制度保障。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稳步扩大有序政治参与，积极推进政治协商，大力发展协商民主，切实加强民主监督，充分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坚持依宪治国、依宪立法、科学立法，依宪执政、依宪行政、公正司法，做到法律制度体系完备，形成良法善治，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正使宪法的伟力在国家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得到彰显，使人民信仰宪法、拥护宪法。
一、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分析
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宪法宣誓的一些内容作出了规定。认真分析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起草过程、主要内容，可以为制定省级组织办法提供根本遵循，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起草过程[1]。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决定草案的起草过程：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负责草拟决定(草案)。起草单位认真领会四中全会精神，研究了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和社会各界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意见建议，以及一些地方和单位开展宣誓活动情况，比较了一些国家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规定和做法。在此基础上，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范围是中央有关部门、部分地方人大、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专家学者。二是起草征求意见稿。汇总研究各方面的意见，起草草案征求意见稿。三是征求意见。征求了中央有关部门等各方面的意见，对草案征求意见稿反复进行了修改，形成了决定(草案)。
(二)常委会审议情况[2]。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充分肯定的基础上，还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法制委员会认为，草案是可行的，同时提出了修改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表决通过稿与草案稿相比，主要修改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誓词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经综合研究，将宣誓誓词进行了修改，由65字改为70字。二是有的常委会委员提出，宣誓着装的问题没有必要在决定中规定，可由负责组织宣誓仪式的机关作出具体规定。通过稿删除了这一规定。三是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组织宪法宣誓不仅包括宣誓仪式的程序，还包括其他一些具体事项，也需要由负责组织宣誓仪式的机关作出规定。通过稿第八条第三款要求负责组织宣誓仪式的机关，对宣誓的具体事项作出规定。
(三)决定的主要内容[3]。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宪法宣誓制度的适用范围。二是决定第二条规定了宣誓誓词。三是把宣誓活动的组织，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决定将纳入宣誓范围的各级国家工作人员宣誓的组织工作，分为三种情形作了规定。四是宣誓的基本规程、宣誓仪式的场所等问题。决定只对宣誓仪式的一些基本要素作出统一规范。
二、把握制定组织办法的基本思路
(一)制定原则。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第九条的规定，由省级人大常委会制定组织办法。组织办法应以地方组织法等有关法律、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等为依据，从本省实际出发，坚持依法有序原则和积极稳妥原则，确保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在本行政区域内得到全面有效实施。
(二)程序设计。在具体工作中，可先由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办事机构、工作机构牵头。在操作上，一般由常委会选举任免工作机构或者法制工作委员会承担。起草单位需要认真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积极开展调研和起草工作，就有关问题开展交流研讨。召开座谈会听取省人大常委会相关部门、部分市、县(市、区)人大常委会等的意见。汇总研究相关意见后，起草组织办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再征求省级有关单位意见。从实际操作来看，有一些单位是必不缺少的，比如省委组织部、省政府办公厅、省人力社保厅、省政府法制办和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等单位的意见，然后对草案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形成办法草案。由于组织办法是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重要举措，因此，组织办法草案应事先由省级人大常委会党组报省委研究。然后，由主任会议提出议案，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三)主要内容。组织办法主要是着眼于具体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宣誓的组织、宣誓程序以及形式等作出具体规定。这里需要思考的是，组织办法的核心内容应当包括宣誓的组织，把各级国家工作人员有序地纳入组织的范围中。
三、选择宣誓组织的三种表述模式
宣誓的组织是组织办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办法中对组织工作的表述有三种可考虑的选择模式，要根据当地实际，选择最佳方案。
一是授权模式。这种模式，在组织办法中只规定省本级的具体组织，比如对省人大选举的国家工作人员，宣誓仪式由大会主席团组织;对“一府两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宣誓仪式由任命机关组织。对省以下各级采用授权方式，授权给各设区的市、县(市、区)人大常委会;或者只授权给各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制定，报省人大常委会备案。
二是统一概括模式。组织办法统一规定全省各级的宣誓，并且对各级宣誓对象的表述，根据地方组织法等的规定，采用概括的方式进行。
三是统一分层模式[4]。组织办法统一规定全省各级的宣誓，并且对各级宣誓对象的表述，分省，设区的市、县(市、区)两个层次进行描述;对人大选举的宣誓对象，还规定乡镇，共三个层次。
另外，地方组织法第八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上一级检察院检察长提请该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因此，对检察长的宣誓，可以作出特殊的规定，报批准后，由选举单位的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宣誓。
笔者倾向于“统一分层模式”，因为这样规定既可以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对各级国家工作人员宣誓的组织都有规定，又可以减少不同层级的人大及常委会分别制定办法或者决定的成本。
四、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
一是处理好制定办法与规定的关系。地方各级国家工作人员宣誓的具体组织办法，应该由省级人大常委会制定。对省级人大常委会来说，这既是赋予的使命，也是应当承担的责任。同时，决定规定，负责组织宣誓仪式的机关，对宣誓的具体事项作出规定。可见，对宣誓的具体事项作出规定的主体，应该是负责组织宣誓仪式的机关。因此，省级人大常委会要制定好宣誓的具体组织办法，对宣誓的具体事项等细节问题，则不是组织办法需要规定的内容，在内容确定上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二是处理好核心条款与其他条款的关系。在组织办法中，每一条应该都是必不可少的。核心条款应当包括宪法宣誓的范围，宣誓的基本规程，以及宣誓的组织等，有些内容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中已经作出了规定，因此组织办法重点是要把宣誓的组织规定好，把地方各级国家工作人员纳入宣誓组织的范围中。其他条款，对丰富宪法宣誓的规定起到重要作用，是“锦上添花”。另外一些内容，有的可以在具体事项的规定中体现，有的还可以放入宣誓的具体实施方案中。
三是处理好效率与规范的关系。一个地方首先制定了宪法宣誓的组织办法，或者负责组织宣誓仪式的机关对宣誓的具体事项作出了规定，这只是抛了“砖”，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和分析。其他地方完全可以在原有基础上，认真思考，“精雕细刻”，制定出更加符合当地实际，更加合理的办法或者规定。在制定过程中，要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尊重科学规律，正确处理效率与规范的关系，不能因为追求进度而影响规范。坚持实事求是，对以往在选举任免工作中好的做法继续坚持和继承，把它运用到宣誓工作中去。完善办法制定的程序，认真开展调查研究，召开座谈会，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在常委会会议上认真审议，充分吸收组成人员的建议意见，使组织办法成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品”。
总之，从全国范围来讲，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形式上看，制定好组织办法，关键是为了在本行政区域内全面、有效地落实宪法宣誓制度。
摘要：当事人陈述作为我国民诉法规定的证据种类之一，其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发挥当然的作用。主要原因是我国民诉法没有对当事人陈述做更进一步的划分，使当事人的事实主张、当事人所作的对己有利的陈述和对己不利的陈述被混为一谈，导致当事人陈述制度的瘫痪。结合大陆法国家的经验以及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将当事人陈述区分为当事人听取、当事人询问和自认可以较好地处理这一实践问题，同时完善相应配套措施，提高当事人陈述的真实性和可信性。
关键词：当事人陈述；当事人听取；当事人询问；自认
我国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陈述这一证据的弃用，体现了对该项制度认识的不充分性。例如，在当事人所作的陈述中，哪些属于诉讼主张范畴，哪些属于证据范畴？当事人所做的对自己有利和不利的陈述，何者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还是而这都可以作为证据，但应适用不同的程序规范？当事人在诉讼中所作的对己不利的陈述，究竟是用来证明事实真伪的证据，还是使事实免予证明的方法？如果允许当事人对自己有利的陈述作为证据，究竟是把它作为一种一般性的证据方法，还是把它作为一种补充性的证据方法？法院能否仅仅依据当事人作出的有利于己的陈述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本文将从比较法的视野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一、各国关于当事人陈述的规定
（一）英美法
在早期的普通法中，无论是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当事人都不能作为证人，他们在诉讼中既没有作证的权利也没有作证的义务。到19世纪中叶，当事人不能作证的规则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国《1851年证据法》和《1869年证据再修正法》使当事人获得了作证的资格，只要当事人愿意，他既可以自己就案件提供证言，也可以要求对方当事人就案件相关事实提供证言。[1]美国原先也以存在利害关系为由否定当事人的证人资格，但后来也逐渐放松了这种限制。《联邦证据规则》第601条规定：“除本证据规则另有规定外，每个人都有资格作为证人”，这其中当然包括当事人在内。
（二）大陆法
1.法国
《法国民法典》把当事人陈述分为于己有利的陈述和于己不利的陈述，将于己不利的陈述归入自认，并产生约束法官以该自认认定案件事实的效果。而对于己有利的陈述通过宣誓的方式来处理。这种宣誓分为当事人提出进行的决讼性宣誓和法官依职权要求进行的非决讼性宣誓。
当事人提出的决讼性宣誓可以直接决定裁判结果。在当事人主张某一事实作为诉讼请求或者反驳诉讼请求的依据而又无法证明时，他可以要求对方当事人通过宣誓来否认这一事实。被要求宣誓的一方有三种选择：一是作出宣誓从而赢得诉讼，二是拒绝宣誓而败诉，三是反过来要求对方当事人进行宣誓。决讼性宣誓是法官在特殊情况下解决争议的手段，一旦一方当事人作出宣誓，那么法官不能再对案件事实进行自由裁量，且对方当事人不得再证明其错误。[2]
依职权要求宣誓是法院的一种补充性证据方法。《法国民法典》第1367条规定，只有在请求或抗辩尚未完全得到证明或者请求或抗辩并非完全无证据时，法官才能够依职权要求一方当事人宣誓。对这种宣誓的证明力判断，法官可以自由心证，而不必受其拘束。
2.德国
1877年的德国《民事诉讼法》沿袭罗马法的传统，规定了当事人宣誓制度作为补充性的证明手段。1933年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德国借鉴奥地利的做法，用询问当事人取代当事人宣誓制度，并且明确规定把询问当事人作为一种补充性的证据方法。德国学界普遍认为，尽管当事人最了解待证事实，但他们与案件裁判结果具有最大利益，其在陈述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隐瞒全部或者部分对自己不利的事实，极力夸大对自己有利的事实，所以争议事实应尽可能运用书证、证人等证据方法去证明，但有些案件却根本找不到别的证据，而在此情况下又不应当直接判决寻求法律救济的当事人败诉，与其排除询问当事人直接判决当事人败诉，还不如把通过询问获得的当事人的陈述作为证据方法。[3]
(三)我国的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证据有下列几种：……（五）当事人的陈述……”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种类之一具有其合理性：第一，符合查明案件事实这一证据制度终极目的的要求。法官为了查明案件真相，会将有可能帮助其了解案情的材料尽可能多的纳入证据范畴，当事人作为案件的亲身经历者，其对事件的描述是法官了解案情的最直接途径。第二，是证据裁判主义的必然选择。证据裁判主义要求法官或者事实审理者必须依据证据对事实进行认定和作出裁判，实践中，部分案件除了当事人陈述别无其他有力证据可供采纳，此时，若不认真考量当事人陈述的证据能力，则会增加产生错案的可能性。《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当事人拒绝陈述的，不影响人民法院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可见，当事人陈述在诉讼中并不能单独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其在民事诉讼证据中仅处于辅地位。《证据规定》第八条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这条规定在理论上被称为自认。此时，当事人的陈述具有三方面功能：第一，免除对方当事人本应当承担的全部或部分举证责任；第二，当事人本人受自认的约束，除非对方同意，或者自认出于胁迫、重大误解，或者其提供充分证据自认，或者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其不得撤销自认；第三，约束法官必须以其作出的事实承认为裁判依据，即法官在此不得行使自由裁量权。根据民事活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要求，这种陈述的本质在实体法上为案件事实，在程序法上则为一种证据方法，而非证据。
二、证据性当事人陈述的内容
一 非理性的司法证明方式：请神“告知真理”
就凡人而言，认识“真理”的基本途径有两条：一条是由别人告诉你；一条是你自己去发现。前者可以称为“告知真理”；后者可以称为“发现真理”。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认识能力很不发达，人们在很多情况下都无法自己去“发现真理”，所以就无可奈何地形成了请他人来“告知真理”的认识习惯。当然，告知者一般都是凡人崇拜的“神明”或“先哲”。后来，人类的认识能力提高了，人们便越来越多地倾向于自己去“发现真理”。不过，即使在科学非常发达的今天，人们也需要“告知真理”。例如，当你想知晓人类社会的某些发展规律时，你可以请教社会学家；当你想了解物质的内部结构时，你可以拜师物理学家；当你对人生感到痛苦或困惑因而需要人生的“真谛”时，你可以拜倒在神、佛或“大师”的脚下……
从某种意义上讲，司法人员查明案件事实的活动也属于对“真理”的认识，因此也要遵循上述两条基本途径，即或者由他人“告知真理”或者由自己“发现真理”。只要认真考察司法证明方法的历史沿革，我们就不难看到古今中外的司法人员在查明案件事实时采用的方法也经历了从“告知真理”到“发现真理”的转化。
（一）古代的审判方式
在西方国家早期的审判活动中，司法人员不是自己去查明案件事实，而是等待他人来揭示案件事实。换言之，司法人员的个人认识活动在认定案件事实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尽管现代西方国家早已告别了“神明裁判”和“司法决斗”，但是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那带有神秘色彩的证人宣誓制度。因此，了解司法证明方式的历史沿革，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西方国家现在的证据制度。
西方国家早期证据法的理念与今日司法证明活动中法官角色的观念是大相径庭的。现代法官的职责是查明案件事实并在此基础上适用法律。但是，早期社会中的司法人员并不具有这种职能。那时候，法庭不是为查明案件事实设立的机构，而是为获得“神灵指示”设置的场所。例如，古希腊人认为，司法裁判的职责不能掌握在人的手中，而只能掌握在诸神的手中；法官之所以能够就案件做出裁决，是因为他们有神的帮助。于是，司法裁决被认为是神的旨意，是一种被告知的“真理”，不是被人们发现的“真理”。换言之，人类法庭的作用不过是为神明旨意的“告知”提供了一种场所或工具。
这种观念并不是古希腊人专有的。在古代日尔曼民族的审判活动中，这也曾经是占统治地位的证明方法。当时的“法院”就是行使一般社会管理职能的“民众大会”，裁决案件纠纷只是其职能之一。后来，为司法目的而召开的民众大会逐渐专门化，而且有些人被任命为终身的司法裁判官。这种从民众大会分离出来的“法庭”也不是真实意义上的宙判机构。它由非专业的“裁决人”组成，主持审判者往往是比较熟悉“法律”的长者。他们的职能与现代法官的职能不可同日而语。
（二）“神誓法”
古代西方国家审判中最早使用的“告知真理”方式是“神誓法”。例如，按照中世纪萨利克法律的规定，使用巫术是一种违法行为。假设约翰指控赫伯特曾经对他使用巫术。如果得到证实，赫伯特应该赔偿约翰63先令。在法庭上，约翰必须一丝不苟地按照正确的形式和姿势对神宣誓并提出指控，然后赫伯特按照同样严格的方式对神宣誓并做出反驳。如果一方出现了形式上的错误，或者在陈述过程中表现出口吃等“有罪征象”，法庭就可以判其败诉，因为神的旨意已经通过这种“审判方式”告知人们了。
如果案件所涉及的是一种严重的罪行，那么神的“旨意”就不能仅由一人宣誓来证明。于是，不仅当事人要宣誓，还要有其他人的辅助宣誓。这些人被称为“誓言帮手”（oath-helper）。他们要宣誓证明当事人的誓言是真实的。如果“誓言帮手”在宣誓之后也没有受到神的责罚，法官就可判该当事人胜诉。
案件情况不同，法律对“誓言帮手”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争议事实的性质越严重，法律所要求的“誓言帮手”数量也就越多。此外，法官在裁判时也要考虑“誓言帮手”的身份和地位，他们是否为当事人自己挑选的，以及他们是否该类案件中必不可少的证明等。
当时的法律一般都明确规定了各种誓词的内容。例如，公元9世纪英国的盎格鲁—萨克逊法律中就有如下规定：（l）索赔被窃财物的原告人誓词：“我在上帝面前宣誓指控他就是盗窃我财物的人。这既不是出于仇恨、妒嫉或其他非法目的；也不是基于不实传言或信念。”（2）被告人的誓词：“我在上帝面前宣誓，对于他对我的指控，我在行为和意图上都是无罪的。”（3）“誓言帮手”的誓词：“我在上帝面前宣誓，他的誓词是清白的和真实的。”（注：william andrew noye：evidence：its history and policies，（1991）p.5.）
人们在此可以看到，“誓言帮手”的誓词并不涉及案件中争议的事实问题。他们并不像现代证人那样，在法庭调查中宣誓就有关争议事实提供自己的证言。实际上，“誓言帮手”对案件争议事实可能一无所知。他们也没有必要知晓，因为上帝是明察秋毫的，无论你知晓与否，天谴神罚都不会有错。当事人的誓词是真实的，帮手的誓词当然也就是真实的；当事人的誓词是虚假的，帮手的誓词当然也就是虚假的了。上帝有没有显示惩罚的意旨就可以证明其陈述的内容是否属实。
（三）“神明裁判”
古代西方国家广泛使用的另一种司法证明方法是“神明裁判”，即通过让当事人接受某种肉体折磨或考验来查明案件事实。一般来说，接受折磨或考验的人都是被指控者，而这种折磨或考验通常都伴随着由牧师或神父等神职人员主持的弥撒或祈祷等宗教仪式。以“热铁审”为例，牧师给烧红的铁块撒上一些“圣水”并说道：“上帝保佑，圣父、圣子和圣灵，请降临这块铁上，显示上帝的正确裁判吧。”然后他让被告人手持那块热铁走过9英尺的距离。最后，被告人的手被密封包扎起来，三天之后查验。如果有溃烂的脓血，则其被判有罪；否则就被证明是清白无辜的。
让被告人光脚走过灼热的犁铧也属于“热铁审”。牧师首先宣布：“这些载有圣明和神力的犁铧将对案件做出正确的裁判。如果这个被指控者是清白的，那么他赤脚走过这个犁铧的时候，伟大的上帝就会用他的力量保护这个被指控者，使他的脚不受到伤害。如果这个被指控者是有罪的，那么上帝就会降下旨意让他的脚受到严重的烧伤。”
在上述“神明裁判”中，司法证明的天平显然不利于接受考验的一方，因为一般情况下人都会受到热铁的灼伤，只有特殊情况下才能幸免。这显然与“神誓法”的结果不同，因为对神发誓之后，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出现，宣誓人就可以胜诉。由此可见，法庭决定让某一方当事人宣誓或接受考验。实际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审判的结果。换言之，“神誓法”和“神明裁判法”中也已经掺加了人的意愿和判断。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法庭怀疑某人说谎，就会要求他接受神的考验，而不是简单地要求他对神宣誓，因为宣誓的结果概率对他有利，而考验的结果概率对他不利。于是，我们就看到这种考验往往用于那些名声不好的被告人，那些被指控犯有投毒等恶劣罪行的被告人，那些难以让人信赖或者无法找到“誓词帮手”的当事人。
古代日尔曼人经常采用一种“冷水审”的“神明裁判”方法。诉讼当事人在膝盖处被绑起来，然后用一根绳子系在腰部，慢慢地放入水中。根据他的头发的长度在绳子上打一个结，如果他的身体沉入水中的深度足以使那个绳结没入水中，则证明他是清白的；否则就证明他是有罪的。其理由是洗礼教派的水不能容纳提供虚假证言的人。
欧洲一些地区还曾经使用过一种鲜为人知的“圣经考验法”。牧师在祈祷之后把一本《圣经》挂到一根木棍上，保证其可以自由地左转或者右转。然后让被考验者站在悬挂的《圣经》面前陈述案情。如果其陈述之后《圣经》按照太阳运行方向旋转，就证明他是清白的；如果相反，就证明他有罪。
在中世纪欧洲广为流行的另一种司法证明方式是“决斗法”。这是一种典型的“双方证明方法”，也是最受人尊重的“神明裁判”方法，一般只有贵族和自由民才有资格选用。如果一个自由民卷入一个民事诉讼，或者被指控犯有重罪，那么他可以要求与对方进行决斗。在刑事案件中，这种决斗往往是指控人和被指控人之间的生与死的决定，因为决斗的负者会被送上绞刑架。在民事案件中，当事人不必自己决斗，可以雇佣职业剑手去决斗。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决斗都要在法庭安排的宗教仪式下进行，而且那决斗结果就是最终的裁决。这种司法证明方式在法国延续的时间最长。1818年，一位被指控的自由民要求与对方决斗，但是国会认为这种方法所证明的事实不可靠，便决定废除了“司法决斗”。
毫无疑问，“神明裁判”是一种非理性的司法证明方式，但是它有时也能产生理性的效果。例如，当事人的有罪心理可能会影响其宣誓时的神态；有罪感有时会使人在决斗中心神不定或丧失斗志等。还有一种“神明裁判”方法即使在现代人眼中也具有一定的科学依据，那就是“面包奶酪审”。法庭要求当事人在一定时间内吞下大约一盎司的大麦面包和同样大小的奶酪。如果他没有困难地吞下了，就证明他无罪；如果他吞不下去或者呕吐了，则证明他有罪。这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有罪者在心理压力的作用下会产生唾液分泌减少的现象，于是就感到口干舌燥，难以下咽。此外，在“冷水审”中，被考验者的浮水知识和技能及其头发的长短都会对裁判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然而，这些问题在当时是不受人们重视的，因为“神明裁判”方法并不被视为检验证言真伪的手段，而是被视为邀请神明“告知真理”的方式。诚然，有些“神明裁判”方法就跟抛硬币的效果一样。
古代西方国家司法证明方式的基础是当时人们对神的无可争议的信仰和崇拜。当然，这也反映了人们对“告知真理”的青睐。法庭审判无非是为这种“告知”提供一种舞台，因此那时的当事人不是用证据去说服法官或陪审员接受他的主张，而是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或神明的“示意”来证明其主张。古代西方国家的法律没有赋予被告人做出“不争辩”答辩或减轻处罚答辩的权利，也没有关于自首和回避的规定，因为“万能的上帝”只能回答是或不是，无须做出多级的裁判。
在现代人的眼中，各种“神明裁判”方法都是荒唐的和滑稽的，但是这些早期的司法证明手段实际上比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更有效力。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诉讼被视为私人之间的争斗，国家对司法活动的控制主要表现为防止当事人把法律握在个人手中作为复仇的工具。因此，权威性的判决显然比合理性的判决更为重要，而且当时人们对合理和正义等观念的理解显然都屈从于对神的情仰和崇拜。
二 理性的司法证明方式：由人“发现真理”
（一）理性司法证明方式的萌芽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人们开始把以前拱手送给神的司法裁判权收回到自己的手中。人们不再消极地等待神明来“告知真理”，而要主动去“发现真理”。另外，由于司法审判不再是个人之间纠纷的仲裁，已经成为国家统治者控制民众行为和镇压反社会活动的工具，所以权力阶层的人也开始对那些结果难以预料的非理性的司法证明方式感到不满，要求司法者在审判中享有更大的发言权。于是，理性的司法证明方式就应运而生了。
最早在司法证明方式中注入理性因素的法律规定大概是11世纪日尔曼民族的“旧西弗里西亚法律”（注：“the laws of old-west frisians，a typical germanic people of the eleventh century.”william anerew noye：evidence：its history and policies，（1991）p.8.）。西弗里斯安人住在与荷兰海滨低平原相连接的弗里西亚群岛上。由于他们的生活一直受到海岸水土流失的威胁，所以修筑堤坝就是每一个当地居民的基本义务。诚然，他们的法律中还有很多“告知真理”的规定，如“神誓法”、“司法决斗”和“神明裁判”等。但是，如果居民没有履行修筑堤坝的义务，海水是不会尊重什么“神明裁判”的。于是，那里的人就率先越过“告知真理”去追寻“发现真理”。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负责修建堤坝的官员指控某个居民没有履行义务，但是该居民声称自己已经履行了，那么官员就要找出“国王证人”来支持其指控，而被指控的居民也可以在“法律代言人”的帮助下对“国王证人”的证言提出置疑，甚至可以推翻那些已经在“圣物”面前宣誓的证言。这说明法律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人的裁断能力。
（二）理性司法证明方式的生长
理性司法证明方式在萌芽之后，整整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得以在欧洲的司法系统中成长起来。这一生长过程包括三个阶段：第一，国家政府加强了对司法活动的介入；第二，调查犯罪成为了政府的职能；第三，审判成为了政府打击犯罪的手段，同时抛弃了原来的非理性证明方式。
大约在公元11世纪以后，欧洲国家相继建立了比较稳定的政府。这些政府自然而然地开始寻求能够保护其利益的各种措施手段，包括司法手段。例如，国王作为一个国家的封建主要求地方贵族交出一定的土地，但是地方贵族对此产生异议并诉诸法律。在这种审判中，国王当然不愿意听凭难以预料的“神明”来做出裁判。于是，一种新的审判方式就应运而生了。法庭传唤一些可能了解与该争议有关之情况的当地居民出庭，让他们在宣誓下接受审问并做出裁决。这就是所谓的“陪审团审判”模式的雏形。英国的诺曼大帝威廉曾广泛使用这种审判方式并将其制度化。在这种审判方式下，官府显然更容易掌握裁决的结果。
随后，理性的司法证明方式在刑事审判中取得了更为明显的进展。为了维护国家政权的稳定，官府越来越认为有必要去主动追诉犯罪人。过去，追诉罪犯一直被认为是受害人及其亲属的事情。受害人及其亲属甚至可以对当场被抓获或者在逃跑过程中被抓获的罪犯进行处罚。随着官府权力的增长，这种原始的司法正义受到了限制。被告人要被押送到正式审判场所接受正式程序的审判，然后才能受到处罚。而且，官府在必要时可以越过受害人去主动抓捕罪犯并将其交付审判。
诚然，官府的这种介入并不意味着审判就已经转化为理性证明方式了。实际上，官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仅负责把罪犯交付法庭，后面的裁判往往还是要依靠“神明”的力量。究竟理性的司法证明方式从什么时候开始取代非理性的司法证明方式的，人们并没有确切的答案，而且不同的学者可能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它伴随着“神明裁判”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