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示报告制度范文
时间：2023-10-05 00:05:50
请示报告制度篇1
管理中心重大事项报告请示制度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紧急重大事项的管理工作，确保主管领导及时准确地掌握并妥善处置紧急重大事项，避免工作失误，特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使人人明确责任，保证文秘资源网安全、和谐、全面地发展。
一、报告内容
1、上级领导、机关交办的重要事项及完成情况；
2、总经理交办的重要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3、下级请示、报告的重要事项；
4、突发性事件、事故、问题；
5、每月主要工作安排及完成情况；
6、领导干部发生违法违纪行为或工作中出现重大失误情况；
7、需要报告的其他重大事项。
二、重大事项报告程序和要求
1、*******全体员工要执行每项工作报告回音制度，做到事前有请示，事后又报告，保证领导对工作进展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2、实行逐级报告制度。请示报告要坚持分级负责，逐级报告的原则，凡属职权范围的工作，要各负其责，认真落实，凡重大问题本级无权决定的，要逐级报告，不得超越权限；
3、凡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由报告部门或个人用书面或其他形式报告，能事前报告的事宜要事前报告，事前无法报告的，事后应及时报告；
4、重大突发事件或事故应紧急报告，无论什么时间，必须在第一时间（1小时内）报告主管领导，一般事故要及时（4小时内）报告；可先用电话口头报告，然后再补报文字报告，来不及报送详细情况的，可先进行初报，然后根据事态进展和处理情况，随时进行续报；
5、凡领导交办的事情，都必须坚决执行，认真落实，不打折扣，确实遇到困难应及时报告，不能有抵触行为；
6、报告事项由受理人审批或请示有关领导后审批。急事及时批复，其它事项三天内批复。特殊情况或按规定需要上报事项由总经理会议研究确定。
三、纪律与监督
1、上级负责人对下级报告的重要事项，属自身职责范围的要及时答复或处理，自身难以决断的，要及时上报，因自身答复不及时或处理不当或应上报而没上报的，造成后果必须追究当事人责任。
2、报告对象必须及时按要求如实报告，并严格按批复意见办理，办结后将办理情况向受理人写出书面汇报或口头汇报。未按要求报告或未按批复意见办理的，视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
3、对一些影响*******全局的突发事件，本部门或当事人无论什么原因，没有及时上报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必须追究当事人和部门负责人的责任。
4、重大事项报告情况，由质检部负责督办。并按有关要求，该上报的要及时上报。每半年检查一次执行情况，并写出书面报告。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请示报告制度篇2
管理中心重大事项报告请示制度
为了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紧急重大事项的管理工作，确保主管领导及时准确地掌握并妥善处置紧急重大事项，避免工作失误，特建立重大事项报告制度，使人人明确责任，保证查字典安全、和谐、全面地发展。一、报告内容
1、上级领导、机关交办的重要事项及完成情况；
2、总经理交办的重要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3、下级请示、报告的重要事项；
4、突发性事件、事故、问题；
5、每月主要工作安排及完成情况；
6、领导干部发生违法违纪行为或工作中出现重大失误情况；
7、需要报告的其他重大事项。
二、重大事项报告程序和要求
1、*******全体员工要执行每项工作报告回音制度，做到事前有请示，事后又报告，保证领导对工作进展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2、实行逐级报告制度。请示报告要坚持分级负责，逐级报告的原则，凡属职权范围的工作，要各负其责，认真落实，凡重大问题本级无权决定的，要逐级报告，不得超越权限；
3、凡需要报告的重大事项由报告部门或个人用书面或其他形式报告，能事前报告的事宜要事前报告，事前无法报告的，事后应及时报告；
4、重大突发事件或事故应紧急报告，无论什么时间，必须在第一时间（1小时内）报告主管领导，一般事故要及时（4小时内）报告；可先用电话口头报告，然后再补报文字报告，来不及报送详细情况的，可先进行初报，然后根据事态进展和处理情况，随时进行续报；
5、凡领导交办的事情，都必须坚决执行，认真落实，不打折扣，确实遇到困难应及时报告，不能有抵触行为；
6、报告事项由受理人审批或请示有关领导后审批。急事及时批复，其它事项三天内批复。特殊情况或按规定需要上报事项由总经理会议研究确定。
三、纪律与监督
1、上级负责人对下级报告的重要事项，属自身职责范围的要及时答复或处理，自身难以决断的，要及时上报，因自身答复不及时或处理不当或应上报而没上报的，造成后果必须追究当事人责任。
2、报告对象必须及时按要求如实报告，并严格按批复意见办理，办结后将办理情况向受理人写出书面汇报或口头汇报。未按要求报告或未按批复意见办理的，视情节轻重给予纪律处分。
3、对一些影响*******全局的突发事件，本部门或当事人无论什么原因，没有及时上报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必须追究当事人和部门负责人的责任。
4、重大事项报告情况，由质检部负责督办。并按有关要求，该上报的要及时上报。每半年检查一次执行情况，并写出书面报告。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二五年七月八日
[1]
请示报告制度篇3
关键词：；解放战争时期；请示报告制度；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3—0001—05
解放战争后期，战争形势迅速发展亟需克服党内军内存在的元纪律、无政府状态，保证政令军令畅通，为此，中共中央和建立了党内请示报告制度并对该制度作了具体规定。这一报告制度的建立对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对新时期党的制度建设仍有重要价值。
一、建立党内报告制度的原因
解放战争时期革命形势发展迅速，为了加强党的集中领导，保证政令军令畅达，主要出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考虑，建立了党内请示报告制度。
（一）党内军内长期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严重影响党的工作，是建立党内报告制度的根本原因
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各地革命形势发展不平衡，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红色政权长期处在敌人白色政权的包围和分割之中，对处在开展游击战争和实行武装割据环境状况下的各地方党组织与军事领导机关，中共中央给予了较大的“自治权”，这对发挥地方党组织积极性，克服和度过当时困难形势具有积极作用，但也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负面影响，“这种状态，给予革命利益的损害，极为巨大”，“已相当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工作的发展”。这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某些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的领导机关由于受游击主义、地方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干扰，从狭隘的经验论出发，自行其事，擅自修改中共中央的政策和策略，“不但不请示中央甚至也不请示中央局”。一些地区的党组织在的过程中，片面照顾贫雇农的要求和情绪，竟提出“村里的一切事，由贫农团领头来办”、“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等“左”倾错误口号。其二，某些地方党组织和军队的领导机关各自为政，将自己管理的地方看成是一个不服从上级领导的的“独立王国”。例如，在解放战争中攻战大城市后，某部门未经上级请示报告，就擅自切断外国领事馆内的自来水供应、通信和电源，将三国领事馆人员也都统统软禁起来，与苏联订立商业性协定等私自处理外事问题；有些宣传部门违的宣传纪律，未经中央同意，就自作主张，率先在当地报纸上披露影响全国的重大消息。其三，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严重影响了军纪，违反军纪的事件常有发生。有些部队的后勤人员借口“军用”而没收蒋伪敌产，“侵犯工商业，搬运器材，拆卸零件，拿走皮带，损害工厂设备”；某些后方机关的生产人员，不顾党纪军纪，为本单位利益“到新收复的城市抢购物资，做买卖，扰乱新收复城市的金融物价”。有的地方乱打乱杀现象严重，例如有农会明文规定：对于农村中地主、恶霸等人员，“村有杀人之权”，出现了“大家要怎样惩办，就怎样惩办”“的现象。
（二）解放战争形势的迅速发展迫切要求加强中央与地方的密切联系，是建立党内报告制度的现实原因
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党的工作必须适应形势发展以实现“三个转变”，即：“战争形式由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转变，解放区的工作由分散向集中转变，全党工作的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转变”。战争形式的转变，迫切要求全党全军始终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将权力统一于中央，要求党缩小地方的“自治权”。一方面，中共“七大”以后，由于没能把党内请示和报告制度化、经常化，有一些中央局和分局的领导，没能认识到向中央请示和报告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出现了地方领导机关不经中央及中央委托领导机关同意，“自由地迫不及待地粗率地冒险地规定及执行明显地违背中央路线和政策的某些政策”，即使向中央作了请示和报告，也只是一些技术性的报告和请示，导致“中央不明了或者不充分明了他们重要的（不是次要的或技术性的）活动和政策的内容，因而发生了某些不可挽救的、或难以挽救的、或能够挽救但已受了损失的事情”；相反，“那些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中央局或分局，则避免了或减少了这样的损失。”另一方面，“各中央局和分局是受中央委任、代表中央执行其所委托的任务的机关，必须同中央发生最密切的联系。各省委或区委，同各中央局和分局也必须密切联系。”此时，许多解放区已经连成一片，许多城市已经解放或即将解放，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联系显得极为必要，“以便掌握运动的动态，随时互通情报，交流经验，及时纠正错误，发扬成绩。……全党迫切需要的，是不失时机的生动的具体的报告和指示”。此外，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逐步转向城市，解放区逐渐扩大，地方各级新政权相继建立，党内请示报告制度就成了紧密加强中央与地方联系的桥梁。所以，强调：“从今年起（指1948年——引者注），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
二、建立党内报告制度的过程
出于历史和现实等原因的考虑，从1948年1月至9月，中共中央和在党内开展了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建立起了党内请示报告制度。
1948年1月7日，为坚决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负面影响，起草了党内指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即“子虞电”），明确指出从当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各中央局和分局书记以及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必须定期向中央作报告，并对报告内容、发送方式、发送频率、报告日期等报告的内容和形式做了规定，标志着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的正式提出。“子虞电”发出后，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实施党内请示报告制度并把该制度作为开展无政府无纪律状态斗争的切入点。同年2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再次发文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机关要充分认识到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对革命胜利的严重危害性，再次强调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对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重要意义，要求从中央到各兵团级都要建立和实行请示报告制度。为了保障党内报告制度得到有效落实，3月25日，在《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中对党内请示报告制度作出了三项补充。由于东北局书记未按照规定执行党内请示报告制度，中央对东北局和作了批评。5月25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一九四八年的工作和整党工作》对无纪律状态无政府状态的具体表现形式作了列举，强调要“认真克服这种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为了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和提高党员干部理论认识，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学习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幼稚病》一文的第二章，6月1日中央宣传部重印该书第二章前言，指出：“如果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那末，我们就将不能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党中央为克服宣传工作中存在的无纪律状况，于6月5日及时对宣传工作中如何落实请示报告制度做了具体规定。该规定强调了宣传部门也应实行请示报告制度，同时要求宣传工作必须严守党的宣传纪律。25日，又起草了《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应向中央报告的事项》，具体规定涉及金融、外交、文教、军队等方面的十八项内容，上述单位必须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一个月之后，即7月26日，针对某些单位和领导干部没有完全执行党内报告制度的情况，再次要求“彻底消灭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正确态度，彻底纠正存在着的某些严重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8月9日，党中央催促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于四天后致电中共中央表示“从此以后当坚决按期作报告”针对有些地方仍将自己指挥的兵团或机关部队视为不受约束的“独立国”、对无纪律状态的严重危害性仍未引起高度重视，8月14日，要求各兵团及军区负责人“严格执行及时的和完备的报告制度”。月8日，再次指出各单位要加强纪律性，要求从中央到地方“要在战争的第三年内，在全党全军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在1948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九月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了《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下文简称《决议》）。该决议规定了下级都要向上级请示报告的制度，同时对哪些是中央的决定权以及下级向上级请示备案制度等作了明确规定。至此，经过半年多时间，报告制度就建立起来了，并一直沿用至今。
三、建立党内报告制度的具体规定
和中共中央通过一系列党内指示和通知形式，逐步确立了党内请示报告制度，对报告的撰写人、报告的内容、报告的形式以及如何落实请示报告制度等基本问题做出了具体规定。
（一）对报告的撰写人的规定。由谁写报告及写作态度，直接关系着报告的质量。一份报告能否真实客观的反映现实情况，关键看报告的撰写人对报告采取何种态度。就对报告的撰写人做出了严格规定，他认为报告应该由“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书记是各级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由各中央局和分局的书记亲自撰写报告，可以使中央了解各地各方面的真实情况，领导亲自写报告不要秘书代劳，也是对领导干部要注重调查研究的要求；同时对报告撰写人写报告的态度也作了严格要求，指出：报告的撰写人必须以“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写作报告，报告要充分反映现实问题，以免使报告流于形式。战争时期对报告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提出了极高的要求，非常重视对整个战争局势的把握，他要求“书记在前线指挥作战时，除自己报告外，指定书记或副书记作后方活动的报告”，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对于“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各书记前线的报告和书记或者副书记的后方报告，以及各野战军首长与军区首长根据战争发展状况而作的随时报告，给中央提供了全面可靠的信息，为其了解整个战争发展动态，以便制定科学的政策和策略提供了依据。
（二）对党内报告的内容的规定。报告的内容是报告的核心，它能否真实具体反映客观现实，直接影响到报告的价值。首先，报告的内容不应只局限于某一方面，而应反映现实情况的多方面。基于解放战争形势需要考虑，指出：各党组织的报告的内容应“包括该区军事、政治、、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军事首长报告的内容应包括“关于该军纪律，物质生活，指战员情绪，指战员中发生的偏向，克服偏向的方法，技术、战术进步或退步的情况，敌军的长处、短处和士气高低，我军政治工作的情况，我军对土地政策、城市政策、俘虏政策的执行情况和克服偏向的方法，军民关系和各阶层人民的动向等”。他认为反映上来的应该是带有政策性的综合性的报告，而不是作一些技术性或次要的报告和请示。随着党的工作重心逐步由农村转到城市，全面反映城乡各方面工作的报告，可使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更科学化。其次，报告的内容在对工作动态充分反映的同时，还应对所反映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法。认为报告应按照“反映现实情况——指出存在问题一提出解决办法”的逻辑写报告，报告内容不仅要反映“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而且要对报告中述及的具体材料及提出的问题应有具体“解决方法”；“对于事前请示事后报告的内容，必须是有分析有结论的，而不是空洞无物的；必须是既说优点长处，又说缺点错误，而不是只说优点长处不说或少说缺点错误的”。再次，指出：报告“一次不能写完全部问题时，分两次写。或一次着重写几个问题，对其余问题则不着重写，只略带几笔；另一次，则着重写其余问题，而对上次着重写过的只略带几笔”。有限的篇幅不能反映错综复杂的情况，而且战事紧急，报告的撰写人也不可能在一份报告中面面俱到地反映当时该地区所有的问题，所以报告的内容必须主题鲜明，规定一份报告着重反映一个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三）对报告的形式的规定。深知：报告的内容决定报告的形式，但报告的形式对做好报告具有重要价值。在对报告的内容作出详细规定的同时，且对报告的形式作出了相应要求。报告的发送频率、发送方式、写作风格等是报告形式的主要构成元素。首先，对报告的发送频率作了具体规定，他说：各中央局和分局的书记“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写发综合报告的日期是单月的上旬”，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1948年——引者注），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指示”，这里，他对各中央局和分局的书记和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对报告的发送频率作了不同要求，这主要是考虑到各自职责和分工不同，但都坚持定期定时作报告这一基本原则。在坚持定期作报告这一原则的同时，又要依据现实情况的轻重缓急灵活处理，指出各军事首长对于作战方针要做到随时向中央报告与请示，各地党组织要根据形势的需要向中央及时报告和请示。其次，对报告的发送方式也作了特别规定和要求。要求各单位党组织和军事首长要用电报的方式向中央及时报告请示，通过电报这种高效快捷的发送方式大大提高报告的时效性。以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决议》中规定，根据事件轻重缓急和时间紧迫情况对报告的发送方式可作灵活选择，指出各种请示报告事项以及需送中央备审的文件材料等，时间紧迫者，由电报报告中央；时间不很紧迫者，关内各地应尽量用书面送达。第三，对报告的字数和写作风格做了具体要求。指出：“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认为：战火连天的岁月，各方面的工作繁杂，报告的文字简明扼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既能说明问题又可提高办事效率。
（四）对落实报告制度的规定。一项制度能否产生预期的效果，关键是看对如何落实该项制度作了哪些具体的规定。要从根本上克服党内军内存在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以制定党内请示报告制度为抓手，对如何落实请示报告制度作了详细规定。首先，以为首的中共中央充分认识到划分中央和地方权限的至关重要性，因而，1948年政治局会议“九月会议”上通过的《决议》规定：决策权属于各地的事项，一律将决议、指示、条例、命令等，呈报中央备审，待中央批准后，始得执行，避免了各级党组织因事无巨细而影响工作积极性的发挥。其次，认为请示报告制度必须保证中央的权威，他指出：各地党委和军事单位“不得将自己和中央处于平列的地位，甚或向党内军内将自己造成高出中央的影响”。再次，中央对地方的工作动态享有知情权。在《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中要求：中央局、分局和前委“对于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及答复，不论是属于何项问题……均须同时发给中央一份”，下级所作的“政策及策略性的报告，其内容重要者”，亦须同时告知中央；“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及权利”。此外，对宣传部门如何落实请示报告制度也作了相应要求：“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并不得在宣传中将中央和受中央委托执行中央的路线、政策和任务的机关处于平列的地位。”各地方党的负责人“对于带有全国性或全党性的问题的言论，……凡其内容有不同于中央现行政策和指示者，均应事前将意见和理由报告中央批准”。
四、党内报告制度的历史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以为首的中共中央建立的党内请示报告制度，对促进军队正规化建设和战争形式转变，克服党和军队中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的现象，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转变干部作风等具有重大作用。
（一）改变了党和军队中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的状况，促进了军队由游击战向正规战顺利转变
随着解放战争规模不断扩展，战争局势不断发展，战略决战即将到来，党和人民军队要想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并夺取全国政权，取决于能否实现由游击战向正规战顺利转变以及能否实行军队建设正规化。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的重要目的，就是要使全党全军紧跟战争形势，保证党的政策和策略落到实处。贯彻落实党内请示报告制度基本上使党和军队有力克服了长期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保证了战争形势顺利转变，实现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革命号召，为解放战争取得最终胜利提供了保障。1948年8月22日，给东北局的复电中着重指出了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重要性，执行党内请示报告制度以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只有解决这一问题，才能由小规模的地方性的游击战争过渡到大规模的全国性的正规战争，由局部胜利过渡到全国胜利。这是许多环节在目前时期的一个中心环节，这个环节问题解决了，其他环节就可以顺利解决。”党内请示报告制度的建立和实行，中央有了相对集中的权力，树立了中央权威，从而保证了全国上下一盘棋，有效地协调了各战区的统一作战行动。由于全党全军严格执行了及时而完备的请示报告制度，提供的准确、及时、全面的信息有助于中央军委准确了解和控制全国各战区的真实情况，确保了军事战略和重大战役的完全统一，形成了战役行动上各地互相配合和统一调度的良好局面，人民军队在解放战争中掌握了主动权，为最终夺取战略决战和解放战争的完全胜利提供了保障。
（二）维护了党的权威与集中领导，加强了党的制度建设
组织内部越团结和睦，其凝聚力就越强，而组织的制度化建设是增强组织凝聚力的根本举措。党内请示报告制度是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增强了党的集中统一，使全党全军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为严肃党纪军纪提供了制度保障。为把党内请示报告制度落到实处，把党的纪律教育和政策教育贯穿于反对无政府无纪律斗争始终，使全党全军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团结和统一。请示报告制度使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这一建军原则得以制度化和具体化，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指挥更加高效。1948年6月，中央宣传部在《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中指出：“如果我们不能实现全党的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与统一纪律，那末，我们就不能实现对于全国革命人民的统一领导，就不能克服革命阵营内部的各种动摇，就不能战胜敌人的各种反抗，就不能把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中国团结成为统一的国家。”由于中央要求党内厉行请示报告制度并将其作为一项不可违抗的指令，使得原先党的组织意识比较淡薄的东北局和所存在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得到有效克服，纠正了各级地方存在的把自己管理的地方经营成无政府状态的“独立王国”现象，有利于增强各级党组织和军队的领导机关服从中央领导的大局意识和形成奉公守法的良好风气。
（三）提高了干部贯彻党的政策的自觉性，转变了干部作风
1948年8月20日，在给的复电中说道：“对于写作此种报告的同志亦有一种好处，就是他必须在写作时既要联系又要超脱各项具体问题、各项事务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会。而这种思索则是一个领导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种思索，领导工作就会失败。”“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解放战争时期制定的党的领导干部经常性地亲自向上级写政策性综合性的报告制度，有利于增强下级执行中央指示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党内请示报告制度“是一种实际有效的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好方法。通过写报告，领导干部可以提高对问题的分析综合能力，提高理论水平，有助于防止和克服工作中的经验主义、事务主义，去掉盲目性，增强领导工作所必需的自觉性、系统性和预见性”。请示报告制度不仅仅是加强上级对下级工作领导的工作制度，也是一项加强党内学习的制度。党内请示报告制度要求的注重调查研究的务实作风、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服从上级领导的工作原则等，有利于提高领导干部的理论修养和综合能力，对领导干部对形势的判断能力、对工作全局的驾驭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着积极作用。
请示报告制度篇4
票据是一种有价证券。票据权利根据记载于票据上的实质内容所定，因此票据权利行使与票据的持有具有天然的、无可分割的关系。然而，一旦持票人丧失票据而成为失票人，那么，就失票人而言，虽说他依然是该票据的真实权利人，却会跌入一个进退两难的窘迫境地。因为“失票”意味着他已经失去对票据的实际控制，故在该票据满期之前，他已不可能通过处分票据将之转让给第三人（向后），同样，他也无法在票据满期后持票向票据债务人（向前）行使请求付款权利。
可是，将权利与证券相结合的有价证券制度，其目的是为了让权利人行使票据权利更容易、票据流通更快捷、票据转让更安全而所设。然而，票据的丧失给失票人招来如此不利的结果，其非票据法律制度所愿意看到的结果。为了给失票者提供必要的补救措施，世界各国主要是通过公示催告、或者采用请求付款诉讼这两大救济手段得以实现。可是，我国票据法不仅保留了挂失止付这一传统的做法，还包揽了大陆法系的公示催告和英美法系的请求付款诉讼两大制度。
应该说，在1995年《票据法》出台伊始，我国学者对《票据法》第15条第3款的立法技巧颇加赞赏，认为将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中成熟的制度一并纳入票据法同一款中，乃是我国丧失票据救济制度的一大独创，是中国实行立法“拿来主义“的成功体现。
可是，经过10余年来的票据实践和司法实践的双重沉淀和积累，现在，我们已经有理由来重新反省和审视《票据法》第15条第3款立法结构之合理性问题。甚至有必要冷静地反思我国该款的立法是否陷入了拿来主义的泥潭？因为，我们深知这些从域外移植而来的制度，并不是只要拿来就可以立即实现本土化目的的。
例如，在适用公示催告程序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第195条第2款中出现了“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的规定，从而极大地限制了票据的流通，进而大大地削弱了公示催告制度的适用范围。在适用请求付款诉讼程序时，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8条指出，“失票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除向人民法院说明曾经持有票据及丧失票据的情形外，应当提供担保。担保的数额相当于票据载明的金额”。可是，提供的担保何时可以解除、有没有可不经担保直接提起诉讼的可能、以及失票人没有能力提供担保的情形之下，可以用哪些变通方法，使失票人照样可以实现自己的票据维权目的，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如何区别、如何解决，最高院司法解释中并无明确的界定和说明，这种不可操作性，无疑影响了票据的审判实践。
由上可见，我国由于该条在整体协调性、适用配套性等内部的深层次方面还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因此即便域外的这些优秀制度拿到我国后，依然会出现很多“水土不服”的现象，从而影响了这些制度应有功能的发挥，也不利于我国丧失票据的救济制度很好的贯彻和实施。毋庸置疑，《票据法》第15条第3款立法不足已经暴露无遗。笔者认为，票据立法中的这个现实问题的解决，自然需要票据理论的指导，本文试图为此做出努力。
以下，本文将逐一就挂失止付、公示催告、请求付款三种制度的功能和作用进行比较研究，对其各自的长处与不足展开分析，在此基础上尝试为我国的丧失票据的救济制度设计出一套可行的制度，以推动我国票据立法实践，并最终能为修改票据法服务。
二、挂失止付制度
很早以前，我国在就有挂失止付这一传统。即失票人向付款人申请挂失止付，在著名的报纸上刊登公告宣布所失票据无效，并向相关的官厅申报失票情况，请求寻找权利人。如果在100日内没有发生票据纷争的，失票人就可以获得付款。[1]但是，我国的挂失止付制度究竟始于何时，碍于目前的文献史料在这方面少有明晰的记录，故难以考证。以笔者管见，我国挂失止付最早以成文形式出现的时间可推定在20世纪的20年代。当时，由上海银业同行公会制定并于1920年施行的《上海银行营业规程》第10条中就涉及到挂失止付的内容。该条对各种单据挂失、停止支付办法作了具体的规定。以下选择与票据（无记名本票）相关的第2款的部分内容作一介绍。“……遇到水火盗贼或者途中遗失者，由失票人觅殷实的保证人出具保证书后向银行申请挂失止付并登报存案。银行得暂以止付，即由银行将款项送交银行公会暂为保存，俟手续办妥再行付款。倘另有纠葛被银行查出者，虽请求挂失止付，不生效力。倘未来挂失之前款已付出，银行不负责任”。[2]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票据的使用得到恢复，挂失止付制度也得已复生。值得一提的是，80年代初期开始，失票人除了报纸以外还通常用广播电视等方式，声明票据作废。这种声明方法能够更加广范围地让一般民众知晓票据遗失的情报。票据丧失的情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等方法进行通告，这无疑大大提高其公知性的程度，既能堵住了拾遗者、偷盗者等那些无权利人冒领票据金额、不当使用等后路，也能减少票据善意取得发生的可能性。
我国之后制定的票据法继续保留了挂失止付的传统习惯，在第15条第1款中明确规定：“票据丧失，失票人可以及时通知票据付款人挂失止付。收到挂失止付通知后的付款人应当暂停支付。”票据法实施之后，为了规范票据的结算行为，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支付结算办法》。与挂失止付的相关内容，置于第49条和50条中。
首先，《支付结算办法》第49条规定：“失票者需要挂失止付的，应该填写挂失止付通知书并签章，挂失止付通知书应记载下列事项：（一）票据丧失的时间、地点、原因；（二）票据的种类、号码、金额、付款人名称、收款人名称；（三）挂失止付人的姓名、营业场所或住所以及联系办法。欠缺上述记载事项之一的，银行不予受理。”
接着，第50条又规定：“付款人或者付款人自收到挂失止付通知之日起12日内没有收到人民法院的止付通知书的，自第13日起持票人提示付款并依法向持票人付款的不再承担责任。付款人或者付款人在收到挂失止付通知书之前已经向持票人付款的不再承担责任。但是付款人或者付款人以恶意或重大过失付款的除外。”也就是说，发出挂失止付通知书日起12日内，法院没有向付款人或者付款人发出停止付款命令的，第13日起该挂失止付通知书就自然失效。挂失止付的效力很短，失票人通过此方法只能在短时间内对阻止向拾遗者、偷盗者等无权利人付款方面产生效果。挂失止付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应急措施而已。要切实保护自己的票据权利，失票人必须进一步采用其他必要的法律手续。
我国《票据法》第15条第3款规定：“失票人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的3日内，也可以在票据丧失后，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按此规定，失票人要么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要么向人民法院提起请求支付诉讼，二者之间必选其一。当然，选择申请公示催告也罢，选择提起请求支付诉讼也罢，二者都是让失票人恢复行使自己票据权利的有效途径。
可是，如上所述，由于我国与适用公示催告制度以及请求付款诉讼相配套的法律制度存在着先天性的不足和弊端，使得两大优秀的法律制度在我国具体适用中碰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以下，本文有必要对我国这二大制度之优缺点展开评述。
三、公示催告制度
公示催告，是失票人为了获得对该丧失票据进行除权判决所进行的必要程序。除权判决，就是将票据权利与票据本身相分离的一种判决，从而产生失票人在不持有票据的情况下也可以行使票据权利的效力。通常情况下，票据的权利与票据是牢固结合、密不可分的。而除权判决恰如一次法律上的外科手术，使票据权利从票据中分离出来。根据除权判决的结果，失票人重新获得了票据权利者的一种形式资格。也就是说，除权判决后，申请人如同持有票据一样，被推定为当然的权利者，无需用其他的方法（例如票据的持有、票据的提示等）来证明自己是票据权利者就能行使票据权利。[3]
第一，公示催告是指在丧失票据等有价证券的场合，按照法律的有关规定，法院应根据失票人的申请，要求那些未知不明的利害关系人在一定的期限内向法院申报权利，如果在规定的期限内没有人提出申报的，将作出宣告票据无效判决的一种公告，以催促现票据权利者提示证券申报权利。
如果失票者获得了除权判决，那么就可以补救因丧失票据所产生的利益损失。除权判决以后票据归于无效。
诚然，从失票人的角度考虑，票据丢失后，他迫切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除权判决的结果，以实现对票据权利的救济目的。可是，法院在作出除权判决之前必须进行公示催告程序，这是除权判决的前置条件。之所以公示催告程序如此重要而不可或缺，是因票据为流通证券，失票人在对票据失去控制后，票据仍有可能在流通中辗转到善意的第三人手中。在此情形之下，法院当不可无视这些票据善意取得者的利益而用除权判决方式先宣告该票据无效。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公示催告程序重心是为保护善意取得者的票据权利所设，只有在公示催告期限内没有善意取得者提出申报权利的前提之下，法院方可作出该票据无效的判决。
第二，申请公示催告的要件分析。有关公示催告程序的内容，规定于《民诉法》第193条至196条之中。此后，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1997年7月14日、2000年11月14日先后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最高法意见》）和《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最高法规定》），对公示催告程序适用作出了较为详细的司法解释。
按照《民诉法》第193条、《最高法意见》第226条、《最高法规定》第6、29条的规定，笔者将申请公示催告的要件进行梳理后归纳为以下四点：（一）可以背书转让的持票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而丧失的；（二）公示催告申请人为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的最后持有人；（三）公示催告的申请，必须向丧失票据的支付地法院提出；（四）申请人必须在公示催告申请书上填写：票面金额、出票人、持票人、背书人、申请理由、事实、通知票据付款人或者付款人挂失止付的时间，票据付款人或者付款人的名称，通信地址，电话号码等。
第三，法院决定受理公示催告申请的，应当同时通知票据付款人或者付款人停止支付，并自立案之日起3日内发出公告。公告应张贴于法院的公告栏内，并在有关的报纸以及其他宣传媒介上刊登；法院所在地有证券交易所的，还应张贴于交易所（《最高法意见》第229条）。[4]关于公示催告的期间，将根据国内票据和涉外票据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国内票据的公示催告期间为自公布之日起60日（《民诉法》第194条），涉外票据的公示催告期间可适当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90日（《最高法规定》第33条）。
付款人收到法院停止付款的通知，应当停止支付，至公示催告程序终结（《民诉法》第195条第1款）。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同条第2款）。法院收到利害关系人的申报后，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并通知申请人或者付款人（《民诉法》第196条第2款）。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法院应当通知其向法院出示票据，并通知公示催告的申请人在指定的期间里察看该票据。申请人申请公示催告的票据与利害关系人出示的票据不一致的，法院应当裁定驳回申报人的申报（《最高法意见》第231条）。
当申请人与申报人之间为谁是真正的权利者发生争议时，则必须按照普通程序来解决该纠纷。为此，《民诉法》第196条第3款特地规定：“申请人或申报人可以向法院起诉”，其目的就是让申请人与申报人请求法院来确定谁是真正的票据权利人。不过，公示催告期间没有人提出申报票据权利的，法院应当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作出判决，宣告票据无效（《民诉法》第197条第1款）。具体的操作步骤为：在规定的申报权利期间没有人申报的或者申报被驳回的，公示催告申请人应当自申报权利期间届满的次日起1个月内申请法院作出判决。逾期不申请判决的，终结公示催告程序（《最高法意见》第232条）。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依据判决向付款人请求付款（《民诉法》第197条第2款）。
第四，关于除权判决下达之前票据善意取得者的权利保护问题。我国《民诉法》第195条第2款规定：“公示催告期间票据的转让行为无效”。根据此规定，公示催告程序期间以背书转让受让的票据不受法律保护。这样的规定到底是否合理，值得探究。
当初，对于这一问题我国学界的意见不尽一致，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主张废除《民诉法》第195条第2款规定的见解认为：“票据是一种完全的有价证券。票据的可自由转让是其本质特征。《民诉法》第195条第2款的规定，在理论上有违票据法的通行原则。[5]在公示催告期间，票据尚未被除权宣告无效，受让人若以善意、无重大过失取得票据的，当属善意取得应受保护。长期以来，公示催告作为大陆法系国家票据丧失的主要救济措施沿用至今，并无大碍。可是，我国《民诉法》第195条第2款规定，却与大陆法系诸国的票据立法相对立，这样的规定不利于维护票据交易的安全，应予修改”。[6]
支持《民诉法》第195条第2款规定的见解则认为：“可背书转让的票据丧失后，如果允许其继续流通转让，其结果不仅违背了票据持有人的意旨，而且还会给不法分子造成可乘之机，危及原票据持有人及其后手的利益。[7]票据的特点就在于能够转让，票据的转让也意味着票据权利的转让。所以，为了保护失票人的利益不受侵害，绝不能允许在公示催告期间内，将票据承兑、贴现、转让”。[8]
以上，学界在围绕着《民诉法》第195条第2款所产生的争议，实际上是反映了在失票人与善意取得者之间的利益保护上孰先孰后的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当两者利益发生对立和冲突的时候，笔者认为，当然应该优先考虑保护善意取得者的利益。如上所述，公示催告是以催促那些不特定的利害关系人来申报自己权利而创设的一种制度，其根本目的在于保护票据善意取得者之权利。失票人只有在没有善意取得者出现的前提之下，方可通过除权判决获得票据权利的救济。这种先后次序、主次关系不容颠倒。由此可见，我国《民诉法》第195条第2款的规定所存在的缺陷已不喻自明。
《民诉法》第195条第2款如此规定，是为保护静的票据交易安全所制定。[9]1991年，我国票据实践主要依据《银行结算办法》这一行政法规。该办法规定的票据多为非流通的证券。因此以保护静的安全为重点的《民诉法》第195条2款规定，正是反映了当时票据制度的客观现状，它的存在自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意义。[10]
可是，我国现行票据法强调的是票据交易中的动的安全，票据的流通性已经成为票据法理论最重要的前提。时过境迁，20年前规定的“公示催告期间票据不可流通”的规定依然存在，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了。对于这些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之条款，亟待修改完善。
为了进一步帮助我们加深对公示催告期间票据取得的效力问题的理解，在此，笔者特意选择日本票据法学与我国票据法学进行简单的对比。日本学界一致认为，即使失票人申请了公示催告，也不能影响甚至限制票据的转让行为。这是因为限制票据的流通，禁止善意者取得票据，都有违票据法基本原则。因此，在6个月的公示催告期间中，受让人理所当然可取得票据。
不过，除权判决确定之前，善意取得者在公示催告届满（6个月）前没有申报权利的场合下，其票据权利是否会因除权判决的下达而丧失？在这一问题上，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学界内部就意见不一，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同样在审判实践中，各下级裁判所对此类案件处理中所表现的立场，也一直是前后不一、左右摇摆的。从中我们也可体会到司法实践中法官对此问题表现出的迷思、困惑和无奈。
直到2001年1月25日，日本最高裁判所终于对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下了十分明确的定论。该判决表示：“丧失票据一旦被第三者善意取得的，失票人在这一时刻即失去了票据上的权利，此后即使获得除权判决，也只是回复到与持有票据的同一地位而已，并不是恢复票据上的实质权利，因此，票据上的权利应归属于善意取得者”。[11]
最高裁判所的这一判决，对于强化票据流通、保护票据善意者权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仅如此，通过这一判决，还将“票据权利因除权判决的作出而丧失”这一长期以来笼罩在法官头上、干扰着他们正确作出判断那层阴霾一扫而光，所以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
通过仔细解读这一判决，我们可对公示催告期间票据取得的效力之要义有了全面透彻的领悟和理解。笔者认为，失票人得到除权判决书后，只不过恢复了失票人的形式资格而已，使其回复到与持有票据的同一地位。因此，从除权判决本身来看，它的效力是受这些客观条件制约的，更何况公示催告制度本身存在着缺乏广泛的公知之弱点，那么对于善意取得者来说，仅因其不知有公示催告的存在而未作申报的，就要承受失权的不利后果，这显然过于严苛而不具任何合理性。因此，从强化票据交易安全的角度考虑，优先保护善意取得者的权利，使其权利不因除权判决而受到影响，这种价值取向是正确的、值得支持。这种价值取向当然同样适用于解决我国与此类似的票据案例。
反顾我国“公示催告期间票据不可流通”的规定，与当今发达国家的票据法理论相比，其差距之大已不言自明。为此，笔者将在本文的最后对此提出完善建议。
四、请求付款诉讼制度
对票据丧失的补救措施，我国票据法在规定挂失止付和公示催告的程序之外，还仿照英美法的通常做法，提供了普通的诉讼程序——请求付款诉讼。笔者通过梳理，就我国采用英美法的诉讼制度的原因作简单的分析。
首先，我国民诉法规定的公示催告制度，在实际运作中碰到了一些具体的困难。公示催告制度的目的，是用公示的办法催告权利人来申报权利。可是，我国的票据善意取得者获取公告信息的渠道并不通畅，其症结在于，一方面，我国疆土辽阔；另一方面，票据流通性又较强。例如，失票人在广州丢失票据，经过多次辗转后已经流入到在新疆的持票人手中，在20世纪80年代末，要求现持票人获知其所持的票据正在广州某法院的公告栏中进行公示催告的信息，事实上是相当困难的。
其次，公告的方法大多采用在法院公告栏张贴公告或通过报纸登载告示。然而，由于法院公告的局限性，要求受让人在取得票据的时候，去关注各级法院的公告，毫无疑问，这种要求，既不实际也无可能。
鉴于上述原因，我国票据法，既保留了大陆法系的公示催告制度，又采用了英美法系的请求支付诉讼制度。[12]那么请求付款诉讼究竟有哪些优越性。实务操作中有哪些障碍，这些问题均值一论。
第一，关于我国对于请求付款诉讼的相关规定。前已所述，我国有关请求支付诉讼的规定体现在《票据法》第15条第3款中。由于该款对请求支付诉讼的具体操作程序，例如诉讼的主体、法院管辖、担保的提供等方面的重要内容均未有涉及。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对请求付款诉讼的条件，以及法律程序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例如，对票据的补发（第35条前部分）、管辖权（35条的后部分）、诉讼的原被告（第36条）、向无权利者提出票据返还（第37条）以及担保下的支付请求（第38条）作了明确的解释。[13]为了突出重点，在此不就每一条内容展开讨论，仅对35条、38条之要义进行评析。
按照《票据法》第35条之规定：“票据丧失后，失票人在票据权利时效届满以前请求出票人补发票据，或者请求债务人付款，在提供相应担保的情况下因债务人拒绝付款或者出票人拒绝补发票据提起诉讼的，由被告住所地或者票据支付地人民法院管辖”。第35条的规定，其实涵盖了补发票据和向债务人请求付款两种情形。
第一，票据丧失发生在时效届满之前的，为使债务人能够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善意取得者所提付款之请求，失票人在先向债务人提供担保的前提下可请求其补发票据。如果在有担保的场合下，出票人依然拒绝补发票据的，失票人当可提出请求法院强制出票人补发票据之诉。
第二，丧失的票据并不因为遗失、被盗而失去其效力。丧失票据既为有效票据，那就无法排除在辗转流通中出现善意第三人之可能。一旦出现善意第三人场合，债务人既得向失票人付款，还得向善意第三人付款，二次付款的结果无疑加重了债务人的付款责任，使其蒙受不应有的利益损害。为了消弭债务人重复付款之风险，失票人应在向债务人提供担保的前提下，才可请求付款。可是，如果在已经提供担保的情形之下付款请求仍遭拒绝的，失票人当应提起诉讼，强制债务人履行其付款义务。
“失票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除向人民法院说明曾经持有票据及丧失票据的情形外，应当提供担保。担保的数额相当于票据载明的金额”（第38条）。失票人在起诉时候，应尽可能地向法院提供充分的证据，以便法院迅速判明真相，及时作出正确的判断。法院在认为失票人的申请理由正当、证据充分，而且已经提供了足额的担保的情况下，法院可以作出要求出票人补发票据，或者要求付款人履行付款义务的判决。[14]
周知原因，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是以判例法为主，法官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法官可以根据该诉讼案的具体情况，在担保种类、担保解除以及免除等方面作出不同的判断，并命令失票人遵守。由此足见其裁量权之大。笔者认为，在这一方面更具说服力的例子就是1990年修改后的《美国统一商法典》。根据该法第3—309条规定，法院认为对于被请求付款人因为失票人以外的第三者的支付请求而造成的损失无法得到适当补偿的情况下，就不能下达对失票人有利的判决。除非只有对被请求付款人提出了相当的、适宜的保护，那么这种保护可以不拘任何形式。[15]新规定特别强调了“适宜的保护”这一文义，使担保的形式、种类可以不拘形式，这一条文彰显了对担保问题处理的灵活性和柔软性之特点。
由上可知，提供担保其实是迅速启动请求付款诉讼程序的一个核心要件。与我国相比，英美法中对于担保的形式、种类的要求可以更加灵活多变，因为法官的裁量权空间较大。从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来看，虽然在《最高院规定》中已经要求失票人在请求补发票据和请求付款诉讼时必须提供担保，还就担保数额提出了量化的标准。可是，遗憾的是，与提供担保相关联的一些问题，例如除金钱担保以外可否提供物的担保，解除、免除担保的条件是什么，无法提供担保下法院是否可以裁定债务人将票据金额提存于法院等诸多方面未有明确的规定，法官遇到此类案件往往一筹莫展、无法操作，最终使得我国的请求付款诉讼制度只能变成一种美丽的摆设，中看不中用。得此结论，何以为据？笔者试做以下简单的论述。
笔者认为，当出现债务人履行了付款义务、或者票据因灭失不可能重现、或者如票据被烧毁、撕碎等物理形态彻底消失而不可能出现二次付款的特定情况下，失票人提出解除担保乃是一种合理的要求，当然应予支持。在英美法系国家，导出这种结论应该是轻而易举的。可是，从目前我国的司法制度来看，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赋予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权。当我国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此类问题没有明文规定情况下，法官是不能擅自裁量作出判决的，其结果使得请求付款诉讼这一优秀制度在我国的推广适用碰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
五、我国票据救济制度的不足和完善
作为票据丧失的救济措施，我国票据法规定了我国传统的挂失止付、大陆法系的公示催告、英美法系的请求支付诉讼制度。笔者在分别介绍这三项制度的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完善建议。
由于我国的票据法的框架和内容，基本上都参照了大陆法系的立法体系。据此，从体例的完整性和一体性角度考虑，笔者认为票据丧失的救济措施还是沿用大陆法系的公示催告制度更加适宜。虽然，公示催告制度一直存在着公知性不足的缺陷。然而，20年过去了，随着互联网络的飞速发展，受让人或者持票人获得公示催告信息渠道不畅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只要进入中国法院网的法院公告栏，就能立即查知正要受让的票据或者持有的票据是否被申请公示催告的信息。[16]因此，如前文中提出的设例，“如票据遗失在广州，辗转流通到新疆后，受让人无从查知该票据是否正处在广州某法院的申请公示催告程序中”的情况只能限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末才会出现，当今这种情况已不复存在。
由此可见，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我国查获公示催告信息的手段也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你只要上网后敲击键盘，举手之劳间就能获得权威、正确的公示催告信息，无疑这为提高我国公示催告的公知性打开了方便之门，是一次飞跃性的变革。
为了更好地发挥公示催告制度的作用和功能，我们有必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进和完善。
第一，《民诉法》第195条第2款的存在，从根本而言与票据的流通性相抵触。为了更有效地发挥公示催告的作用，这一不合理的规定必须废除。
第二，关于公示催告的期间，现行公示催告制度规定国内票据的公示催告期间为自公布之日起60日，涉外票据的公示催告期间可适当延长至90日。
建议将《民诉法》第194条规定的国内票据公示催告期间由60日改为90日，《最高法规定》第33条规定的涉外票据的公示催告期间由90日延长到180日。其理由是：公示催告期间的规定本身也是平衡失票人与票据持有人之间利益的一种方式。我国法律上规定公示催告期间仅为60日，明显少于日本法律上规定的180日。这点也再次说明了当时的立法倾向过多偏袒失票人利益，现在应该予以纠偏，适当延长国内、国际票据的公示催告时间。
第三，《票据法》第15条第3款规定：“失票人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的3日内，也可以在票据丧失后，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建议改为：“失票人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的3日内，也可以在票据丧失后，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公示催告期间失票人提供担保的，即可请求付款人履行付款义务。”
这样修改的目的在于，由于我国对于请求付款诉讼中担保的时间等问题无明确规定，使得该制度无法得到普及推广，为此建议废除该内容。然而，在如何构建更为合理的公示催告制度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优化组合，将我国请求付款诉讼制度中的一些合理元素吸收进来。请求付款诉讼中规定了“失票人提供担保的，就可请求债务人付款”。我们把这一能够体现高效、迅速处理票据纠纷的做法移植到公示催告制度中来，将会使公示催告制度变得更加效率、更加合理。
具体做法是，当进入了公示催告程序后，失票人能够提供担保的，可向付款人要求履行付款义务。主债务人向提供担保的公示催告申请人支付票据金额后，其他的票据债务人的票据责任即告解除。公示催告后除权判决前，即使出现了善意取得者，主债务人将申请人提供的担保金用来支付，故无二次付款之虞。失票人的担保，应在除权判决后予以解除。
注释:
[1][日]栗津光世：“中国票据法的制定”，载《国际商事法务》1996年第2期。
[2]覃有土、李贵连：《票据法全书》，中国检察出版社1994年版，1735页。
[3]李伟群：“除权判决的效力与票据善意取得之间的关系”，载《法学》2006年第6期。
[4]现在的公示催告制度最明显的问题就在于公知性不够。因此，为了弥补这一欠点，客观上就要求不断提高公告的公示性，想方设法提供各种机会和渠道告诉票据的善意取得者，让他们在公示催告的公告期间内申报自己的票据权利。笔者认为，公告被要求张贴于证券交易所和刊登于有关的报纸及其他宣传媒介，正是基于上述的考虑所定。
[5]谢红：“试论票据丧失的补救途径”，载《经济法制》1995年第7期。
[6]朱丹、刘铮：“论票据权利的善意取得”，载《经济与法》1994年第3期。
[7]梁书文、回沪明、杨荣新：《民事诉讼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697页。
[8]蔡玉明：《票据法与律师票据业务》，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页。
[9]姜建初、章烈华：《票据法》，人民法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10][日]潘阿宪：“中国的票据立法与新票据法（上）”，载《国际商事法务》第24卷1号。
[11]日本最高裁判所2001年1月25日判决《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第55卷1号，第1页。
[12]国务院法制局财政金融法规司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6页。
[13]请求付款诉讼制度的具体内容，可参见李伟群：“我国票据付款诉讼制度的研究”，载《河北法学》2005年第6期。
[14]王小能：《中国票据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5页；赵新华：《票据法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9页。
[15][日]木村秀一：“英美法中的丧失证券制度”，载《现代企业与有价证券的法理——河本一郎先生古稀祝贺论文集》，有斐阁1994年版，第330-332页。
请示报告制度篇5
关键词：票据丧失/司法救济制度/公示催告/票据诉讼
由于各国的票据法律制度传统不同，因而，对票据丧失后的司法救济制度也不尽相同。从各国的立法例看，对丧失票据的司法救济途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通过公示催告程序，使票据权利与票据相分离，实现对丧失票据的持票人（以下简称“失票人”）权利的救济；另一个途径则是通过失票人直接向法院提出诉讼，以实现对失票人票据权利的司法保护。从各国的票据立法来看，大陆法系国家的票据法多采用第一种方法——即通过公示催告程序的途径来完成票据丧失的司法救济，而英美法系国家的票据法则比较多地直接用诉讼的方式来对丧失票据进行司法救济。
在我国《票据法》中，除保留我国的商业习惯，即规定了挂失止付这种非司法救济的方法外，还兼收并蓄同时规定了公示催告和诉讼两种方法。但是，由于我国《票据法》只是在第15条第三款对公示催告和诉讼这两种司法救济方法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对票据的公示催告程序有专门的规定，但不尽完善，在操作上有一定的难度，因此，为了实现对丧失票据的正当持票人权利的有效保护，充实和完善票据丧失的司法救济制度十分必要。Www.133229.Com本文就是想通过对票据丧失及其法律后果的分析，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票据丧失司法救济制度，对完善我国票据丧失司法救济制度提出具体的建议，以其对我们的司法实践有所裨益，并能对促进相关的立法产生有益的影响。
一、票据丧失及其法律后果
各国票据法虽然对“票据丧失”一词都有所规定，[1]但由于它们对“票据丧失”一词的具体含义都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因此，无论在票据法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什么是“票据丧失”的理解都还有不同的认识。笔者认为，票据丧失就是指持票人非出于自己的本意而丧失对票据的占有情况。它分为绝对丧失和相对丧失两种。票据的绝对丧失，是指票据作为一种实物形态已经不复存在，而使持票人无法对其实施占有的情形，如因焚烧、撕毁以及严重涂损而毁灭等。票据的相对丧失，是指票据作为一种实物还可能现实存在，但持票人无放弃票据权利的意思而失去对票据占有的情形，如票据的遗失、被盗、被抢等等。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票据丧失往往大量地表现为票据的相对丧失。对于票据的绝对丧失，通常认为这应当是确定的，也就是说，如果持票人丧失了对票据的占有，但不能确定是票据的绝对丧失还是票据的相对丧失，则应当推定为票据的相对丧失，这样才更有利于保护持票人的权益。
票据丧失的司法救济措施是针对因票据丧失而使持票人无法行使票据权利，防止票据权利人因票据丧失而使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而设置的。因此，票据的有效性自然就是票据丧失构成的前提，也就是说，构成票据丧失的“票据”必须是有效票据。票据丧失的一般构成要件除了票据的有效性这一当然性前提要件外，还应当具备以下要件：
1．票据必须脱离持票人的占有。如上所述，笔者认为，票据占有应包括直接占有和间接占有两种情况：直接占有是指事实上占有票据的状态。[2]在直接占有票据的情况下，持票人就是票据权利人，当发生票据丧失的情形，持票人即票据权利人自然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救济。
间接占有是指原持票人出于自己的本意将票据交付他人直接占有，但依法仍享有票据权利的状态。[3]发生间接占有的情况通常是基于非背书转让的原因，比如票据权利人通过委托收款背书而脱离对票据占有或者票据权利人通过质押背书而实际上不占有票据等。在间接占有的情况下，由于直接占有票据者并不是票据权利人，如果发生票据丧失的情形，一旦持票人不采取补救措施，那么，直接承受利益损害风险的是票据权利人，因此，法律应当给予票据权利人采取适当救济措施的权利。
由此可见，无论是票据的直接占有人还是间接占有人，一旦发生票据丧失，其都应当属于这里所称的失票人范围。[4]
2．丧失票据非出于持票人的真实意愿。如果是合法持票人自愿主动放弃或转让该票据，则该行为将对持票人产生票据权利消灭或转让的积极法律后果。受票人由此而获取的票据权利将受法律的保护，而不可能存在对原持票人的权利救济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因受欺诈而丧失票据是否是一种自愿的行为，对此还存有争议。有人认为，因受欺诈而丧失票据的情形，尽管原持票人表面上是出于自愿交出票据，但实际是因被误导和蒙蔽的结果，它只是一种形式上、假意的自愿，而非真实愿望的表达，我们强调实质意义上的意思表示。所以，受欺诈而导致的票据丧失依然有权得到法律救济。[5]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如果持票人在票据上形式完整地进行了票据记载并交付票据，之后却又要以自己是受欺诈、非自愿交出票据为由进行所谓的救济，那么，票据的安全性在哪？票据的流通性又该如何实现？
3．失票人对票据的占有应当是合法的占有。因为，我们不可能期待一个违法的票据持有人能够运用失票救济制度来主张其本来就是非法的利益。也就是说，持票人应当对丧失票据的占有具有正当性。所以，我们这里说“持票人”，指的是正当持票人，亦即持有票据的票据权利人。
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对失票人宜从宽理解，而不应以票据权利人为限。[6]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义务人或有资格对票据付款的票据关系人丧失票据的可能性也存在，因丧失票据也会遭致损失，比如出票人签发票据后、交付收款人前丧失了票据，按照票据行为的有效要件，该出票行为因欠缺交付而尚未完成，但从票面上无法得知该票据交付与否，出票人因此可能蒙受损失；又比如汇票承兑人或支票付款人，对票据付款后，尚未在收回的票据上记载“收讫”、“已付款”等字样时丧失了票据，该票据一旦再落入善意持票人，该付款人有可能得重复付款。[7]笔者认为，对此种观点是值得借鉴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只有在同时具备上述要件的情况下，才能构成可接受司法救济的票据丧失情形，否则就可能构成“伪造票据丧失行为”而受到法律的追究。[8]
二、关于我国公示催告制度的缺失与完善
所谓公示催告，既是一种法律程序，又是一种法律制度。[9]从前一种意义上讲，公示催告，是法院根据丧失票据持票人的申请，以公示的方法，催告票据利害关系人在一定期限内向法院申报权利，如在一定期限内没有申报权利，则产生失权法律后果的一种程序；从后一种意义上讲，公示催告则是失票人向法院提出申请，请求宣告票据无效，从而使票据权利与票据本身相分离的一种权利救济制度。[10]从设立公示催告程序（制度）的目的看，它就是要通过公示以及除权判决这种方式，对票据与行使票据权利进行阻隔，以使失票人不会因此受到利益的损害，进而实现对所有票据利害关系人的公平保护。完善公示催告程序（制度）对于确保失票人合法权益不受损害是至关重要的。然而，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公示催告程序，但由于立法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再加上实施《民事诉讼法》十几年来，我国的经济生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国的公示催告制度已存在严重缺失，对此必须予以充实和完善。
1．适用公示催告的票据范围应当充实。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3条第一款规定：“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者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依照法律规定可以申请公示催告的其他事项，适用本章规定。”由此可见，我国公示催告适用票据的范围只限于“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那么，哪些是“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呢？对此，我国《票据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都没有直接地予以确定。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根据票据法的理论及相关的法律规定予以明确的。首先，票据背书转让的目的是移转票据权利，因此，被背书的票据必须是有效票据。所以，票据记载有瑕疵而不生票据效力的票据是不能背书转让的票据。其次，票据转让分为交付转让和背书转让两种，记名票据和指示票据需背书转让，无记名票据（空白票据的一种）得交付转让。因此，无记名票据是不能背书转让的票据。第三，我国《票据法》第27条第二款规定：“出票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的，汇票不得转让。”因此，出票时记载“不得转让”字样的票据是不能背书转让的票据。第四，我国《票据法》第36条规定：“汇票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付款提示期限的，不得背书转让；背书转让的，背书人应当承担汇票责任。”因此，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的票据是不可背书转让的票据。第五，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支付结算办法》第27条规定：“票据可以背书转让，但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和用于支取现金的支票不得背书转让”，因此，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汇票、银行本票和用于支取现金的支票是不可背书转让的票据。除上述票据之外的票据都属于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这些票据丧失后都可以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公示催告。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我国《票据法》的立法缺失，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对于空白票据和期后背书之票据丧失后，能否申请公示催告的问题产生了认识上的矛盾，甚至造成司法上的混乱。
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的票据既然是不可背书转让的票据，因此，对“期后背书之票据丧失不能适用公示催告”这一答案本来应当是相当确定的。但是，我国《票据法》第36条的规定，却给人们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我国《票据法》第36条规定：“汇票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付款提示期限的，不得背书转让，背书转让的，背书人应当承担汇票责任。”很明显，这是一项前后矛盾的条款。法律既然已经禁止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超过付款提示期限的票据进行背书转让，为何背书人为背书转让却又要承担票据责任？这是否意味着期后背书的被背书人（期后背书票据）的持票人因此可以“受让”票据权利？期后背书票据的持票人既然可以通过期后背书而享有票据权利，那么，法律对期后背书的禁止性规定还有何意义？期后背书票据的持票人既然享有票据权利，为何在其丧失票后又不能申请公示催告呢？这样的魔咒谁能解得开？！所以，有学者建议我国《票据法》的规定还是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明确期后背书仅取得一般债权让与的效力为好。[11]
2．基于票据丧失而申请公示催告的主体应予完善。
依据《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丧失时，有权申请公示催告的主体仅限于票据丧失前的最后持有人。但是，该“最后持有人”是票据丧失前最后的正当持有人，即最后的票据权利人，还是泛指丧失票据前最后持有票据的人？如果是泛指丧失票据前最后持有票据的人，那么，就可能产生这样一个怪现象：甲持有某票据，但票据背书上记载的受让人为乙，甲对该票据并不享有权利，依照民事诉讼法的现行规定，在持有人甲丧失票据的情况下，权利人乙却并不享有公示催告申请权。亦即当票据持有人与票据权利人不一致时，票据权利人反而无权申请公示催告。[12]所以，笔者建议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558条关于公示催告申请人的规定：“无记名证券或空白背书之指示证券，得由最后之持有人为公示催告之申请。”“前项以外之证券，得由能据证券主张权利之人为公示催告之申请。”
如前所述，签发了票据但未交付票据与受款人的出票人，以及已为票据付款但尚未在收回的票据上记载“收讫”、“已付款”等字样的汇票承兑人或支票付款人等义务人或有资格对票据付款的票据关系人，由于他们将上述票据丧失，也可能对其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所以，笔者认为将这些人列入公示催告申请人的范围也有正当性。
3．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的规定应当修正。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5条第2款规定：“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这条规定从保护失票人的利益考虑并不错误，然而，这条规定显然是没有考虑到公示催告期间善意取得票据的现持票人的权利，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是不恰当的。
在票据丧失补救制度中，失票人和利害关系人（通常是现持票人）站在对立面。法律究竟要保护谁，应考虑票据的性质、考虑交易秩序的安全和社会正义。公示催告的目的是催促与票据有利害关系的人来申报权利，至于是否保护该利害关系人，应取决于其在取得该票据时对票据丧失是否知情或者应否知情，而不应该取决于其取得票据的时间是在公告期内还是公告期外（除权判决前）。[13]这种不分行为人主观的善恶，绝对地将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权利的行为都归于无效，这不仅违背了票据无因性和流通性这些根本属性，而且也是违背《民事诉讼法》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基本原则的。
4．对除权判决的效力应当重新认识。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7条规定：“没有人申报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作出判决，宣告票据无效。判决应当公告，并通知支付人。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第233条也规定：“判决生效后，公示催告申请人有权依据判决向付款人请求付款。”乍一看，这一些规定似乎非常合理，因为公示催告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通过人民法院作出除权判决，使票据权利与原来的票据分离，进而重新获取行使票据权利的依据。除权判决是即时生效的判决，当事人无权对除权判决进行上诉，所以，“自判决公告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的规定自然是在法理和情理之中。然而，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如果除权判决生效的时间早于票据上实际记载的付款时间，那么，票据付款人是否可以“期限未届至”为由主张抗辩呢？依据《民事诉讼法》的上述条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233条的规定，在这种情形下，票据付款人并不享有抗辩权，判决生效后，付款人即负有付款义务。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在票据不丧失的情况下，持票人于票据到期日前请求付款时，通常会遭到付款人的抗辩；而在其丧失了票据的情况下，反倒可以根据除权判决提前实现其票据权利。这能体现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吗？！其实，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除权判决所载的权利也仅能等同于而不应优于原票据上记载的权利。[14]因此，修正这种缺乏公平、公正基础的法律条文是势在必行的。
5．应当确立撤销除权判决之诉及其程序。
在公示催告期间届满后无人申报权利，或者有人申报但被驳回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人的申请，作出宣告票据无效的除权判决。这是申请人申请公示催告希望达到的主要目的，因为只有人民法院作出除权判决，才能使申请人所享有的票据权利与该丧失的票据相分离，申请人才可以在不占有票据的情况下主张该票据所记载的权利。
然而，除权判决的作出，仅仅是根据公示催告申请人的申请和无人申报权利的事实，推定该申请人为票据权利人的。但是，这种推定完全有可能与事实不符，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利害关系人因正当事由的耽误而未能在除权判决作出之前申报权利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了如何恢复利害关系人的票据权利，为其提供法律救济的问题。为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8条明确规定：“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起诉。”但是，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该“起诉”的性质，因而也引起了学理界的不同解读。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撤销之诉”，[15]是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法院及时申报权利的利害关系人，在法定期间向人民法院提起的撤销除权判决的诉讼。但也有的学者却将其解读为是一种“另行起诉”制度，[16]是利害关系人不直接针对除权判决本身而提起的独立诉讼。[17]如果这果然是一种“另行起诉”的情况，那显然与我们的立法目的是相悖的，因为这不仅不利于当事人的权益保护，而且，还有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两个判决，损害司法程序的严肃性。[18]鉴于上述原因，笔者建议修改《民事诉讼法》第198条规定，将其表述为：“利害关系人因正当理由不能在判决前向人民法院申报的，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判决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可以向作出判决的人民法院提起撤销除权判决之诉。”
6．应当完善对权利申报的处置程序。
公示催告的目的在于催促利害关系人来申报权利。如果有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报了权利，那么，法院应当如何处置呢？对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6条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第230条、第231条有相应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权利申报处置程序包括：（1）利害关系人在公示催告期间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的，或者在申报期届满后，判决作出之前申报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并通知申请人和付款人；（2）人民法院应通知利害关系人向法院出示票据，并通知公示催告申请人在指定的期间察看该票据；（3）申请人申请公示催告的票据与利害关系人出示的票据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驳回利害关系人的申报；（4）申请人或者申报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
客观地说，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权利申报处置程序的规定是比较完备的，而且，也是具有操作性的。然而，这些规定也仅仅停留在“公示催告”的程序意义上，它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在公示催告程序终结后，法院对申请人和申报人之间的争执没有得出结论之前，如果有人持票向该票据的付款人或者付款人请求付款，那么，该票据的付款人或者付款人是否付款？在这个没有法律约束的空白时间内，在没有证据证明持票人是非善意持票人的情况下，被请求付款人如果拒绝付款，法律依据是什么？如果不拒绝，公示催告程序虽然“催来”了利害关系人，但却“摧毁”了失票人的希望。[19]对于如此状况应当引起法律界的关注。
注释:
[1] 《日本票据法》第94条，《英国票据法》第69条，原《美国统一商法典》第3—804条，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第l8条和第1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15条第一款。
[2] 王小能、肖爱华：《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票据丧失补救制度比较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oo年第6期。
[3] 同上。
[4] 同上。
[5] 自广亮：《票据的丧失与救济制度浅析》
[6] 王小能、肖爱华：《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票据丧失补救制度比较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o00年第6期。
[7] 王小能、肖爱华：《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票据丧失补救制度比较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o00年第6期。
[8] 卞杰、张水萍：《伪造票据丧失行为初探》
[9] 王小能、肖爱华：《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票据丧失补救制度比较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o00年第6期。
[10] 王小能：《票据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7页。
[11] 沈颖：《完善我国公示催告制度之路径》
[12] 刘学在：《公示催告程序的立法完善》
[13] 王小能、肖爱华：《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票据丧失补救制度比较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ooo年第6期。
[14] 刘学在：《公示催告程序的立法完善》
[15] 王小能、肖爱华：《中国内地与台湾地区、香港地区票据丧失补救制度比较研究》，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o0年第6期。
[16] 刘学在：《公示催告程序的立法完善》
[18] 刘学在：《公示催告程序的立法完善》
请示报告制度篇6
甲方：
乙方：
为了xxxxx的发展，甲、乙双方本着双赢的原则共同建设xxxxx系列产品的终端网络形象，共同打造“xxxxxxxx行业一流品牌。
一、宗旨：合理利用有限资源，积极开拓无限商机。
二、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2.1、按乙方每月实际销售回款总额，给予1.5%的比例作为乙方的地方性广告形象和促销费用。
2.2、甲方按乙方每月实际销售回款总额，免费提供一定比例的广告宣传品。
2.3、甲方免费提供“xx”的xxxxxx予乙方，以作为乙方xxxxxx地方性形象建设的统一资料。
2.4、除本合同书规定外，甲方有权根据乙方终端市场建设的情况作相应的政策和决策，并要求乙方严格遵守。
2.5、甲方有权对地方性广告的终端形象和促销活动进行审核、审批及管理。
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3.1、乙方享有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申请地方性广告媒体、终端形象和促销活动费用的权利。
3.2、乙方有义务垫付地方性广告媒体、终端形象制作和地方性促销活动的费用。
3.3、乙方务必按甲方的vi手册(vi光盘)上统一的商标、颜色、图形制作形象(如：门头、门柱、灯箱片、灯箱布等)，不得擅自更改。
3.4、乙方务必对自己区域范围内的“北奥”终端形象进行管理：
3.4.1、 制作给予二级商(经销商)的形象(如：门头、门柱、灯箱片、灯箱布等)务必保证展示时间达壹年以上。
3.4.2、 海报的展示时间务必达两个月以上。
3.4.3、乙方不得将任何品牌的广告品布置在甲方的展柜或展架上，也不得将任何品牌的产品摆放在甲方的展示柜内(上)或展架上。若有违反者，经甲方查实将重新审核对其广告宣传品的发放，并要求其作出书面检讨。
3.4.4、若乙方不管理或管理不善造成甲方终端形象损坏，经甲方查实，将从其信誉保证金中扣除相应的制作费用。
四、广告和促销费的申请：
4.1、乙方在制作形象(如：门头、门柱、灯箱片、灯箱布、展示柜等)或做促销活动前，务必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参见申请表)，经甲方相关部门审核和审批后方可实施。
4.2、乙方在提交申请促销活动申请表的同时，务必附带本次活动的效果预测报告，否则，甲方有权不予审核和审批。
4.3、乙方在提交申请形象制作申请的同时，务必附带形象位置的相关平面图和周边的建筑物及街道。否则，甲方有权不予审核和审批。
4.4、乙方在提交申请广告媒体(如：电视台、报刊等)申请表的同时，务必出示电视台的相关收视率或出示报刊的发行量及覆盖率，否则，甲方有权不予审核和审批。
五、费用报销和相关依据：
5.1、乙方务必出示形象制作(如：门头、门柱、灯箱片、灯箱布，展柜等)的照片(照片背面须注明形象的地点、地址、负责人、电话、日期)和发票原件(开票单位为：深圳市北奥电子实业有限公司)。若未出示者，甲方有权不予报销。
5.2、乙方务必出示促销活动现场的照片(照片背面须注明活动的地点、地址、负责人、电话、日期)和本次促销活动的总结报告、促销品样品及发票原件(开票单位为：深圳市北奥电子实业有限公司)。若未出示者，甲方有权不予报销。
5.3、乙方务必出示与广告媒体(如：电视台、报社、广告公司)签定的合同、广告片、报刊的原稿及发票原件(开票单位为：深圳市北奥电子实业有限公司)和总结报告。若未出示者，甲方有权不予报销。
六、费用报销的期限与方式：
6.1、一个季度报销一次，第二季度第一个月的一至十日为结算日。
6.2、甲方用等额的货款冲抵乙方垫付的广告和促销活动费用。
七、合同书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存档一份，双方签字盖章并执行。
注：本广告投放合同仅针对北奥数码产品，原vcd产品不计在内。
甲方： 乙方：
代表： 代表：
盖章： 盖章：
请示报告制度篇7
关于票据丧失的补救制度。目前各个国家的做法不尽相同，有的国家采用普通诉讼制度，有的国家采用公式催告制度，有的国家未作具体规定。而我国目前票据丧失的补救制度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银行结算办法》中规定的挂失止付：二是《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公示催告。
一、普通诉讼制度
票据丧失的普通诉讼制度，是指在票据法律制度中规定的失票人和付票人的权利义务。当失票人丧失票据后，通过普通诉讼程序使其行使票据的权利得以恢复和保障的一种法律制度。
票据丧失的普通诉讼制度，其理论基础是基于有权认定而建立，一旦票据权利人丧失对票据的实际占有时，就不能再依基本方法来行使票据权利。为了解决失票人的票据权恢复问题，英美法系国家票据法中的票据丧失的普通诉讼制度，其前提不是为失票人和付票人设立一种权利或义务，即失票人并不因为丧失票据而丧失票据权利，失票人可以请求债务人付款，付款人可以要求失票人提供抵押或担保而付款。如果失票人请求付款被拒绝，即可向法院提讼，而法院对这种诉讼并不直接确认失票人即为合法的票据权利人。而是确认失票人所享有的条件请求付款权，以维护票据能及时流通使用。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无其他合法权利人主张权利，则失票人在事实上成为合法票据权利人。这种诉讼制度，显然从优先考虑失票人的权利利益出发的。
二、挂失止付
挂失止付，是指持票人在票据丧失后，向银行申请要求挂失并停止支付，银行经审查同意止付的一种补救制度。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银行结算办法》，银行承兑汇票、填有“现金”字样的银行汇票、现金支票等丧失后可以向银行申请挂失，银行经审查核实后发出止付通知。止付通知有阻止付款人付款的效力。付款人依止付通知拒绝付款时，可以不构成行使追索权的事由。
挂失止付是我国票据丧失补救的传统方法，是从银行方面进行的一种补救手段，效果很好。但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并非所有的票据都能挂失，如已签发的转账支票、定额支票、见票即付的银行本票、填明收款单位或个体户名称的汇票均不能挂失；其次，并非所有挂失申请都能得到银行止付的保护，如在挂失前已被冒领的，银行不再受理挂失申请：另外，并非所有只要挂失了的票据，出票人就可以不再承担票据的责任了，如银行在正常业务中，善意地对持伪造连续背书票据的持票人付款，那么，出票人仍应承担票据责任，损失只能另行追索持票人的民事责任或刑事责任，而不能将票据责任转移至付款银行或付款人；最后，挂失止付只能防止非法持票人主张该票据权利，而不能恢复丧失票据的权利人对所丧失票据的权利。
三、公示催告
公示催告是指持票人在票据丧失后，申请法院宣告该票据无效，从而使票据权利与票据相分离的一种诉讼制度。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95条规定：“按照规定可以背书转让的票据持有人，因票据被盗、遗失或灭失，可以向票据支付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
失票人提出申请。法院受理后，通知付款人止付。并在三天内发出公告，催促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如催告期间有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的，法院裁定终结公示催告程序；如无人申报权利。或申报后被驳回的。催告期限届满，法院即可依申请人申请做出除权判决，宣告票据无效。申请人有权依生效判决向付款人请求付款。
公示催告程序以法律手段保护失票人的合法权益，立法意图可取，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和不完善之处：首先，《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理论上有违票据的流通原则；实践上由于公示催告期间转让票据的行为无效，可能引起社会、银行收受票据产生票据危机，不利于票据流通和推广。其次，公示催告可能导致的除权判决对企业和银行存在较大风险：尤其是善意受让人将丧失票据权利。此做法虽然保护了失票人的权利，但却损害了善意受让人的利益。再次，由于付款银行遍及全国各地，公示催告的书难以送达各个付款银行，给止付及公示催告带来极大的难度，有时甚至设有实际意义。最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示催告期，对于利害关系人权利保护不利。国外一般对此有较长期间，如德国、日本规定不少于6个月，而我国规定是60天。
综上，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采用的关于票据丧失的普通诉讼制度与公示催告制度有许多不同。普通诉讼制度虽然不直接对失票人的票据权利进行认定，但通过与挂失止付结合使用，提供担保、请求付款等方法实现票据丧失的救济。具有程序简便、减少诉讼、方便票据流通等优点。可以弥补采用公示催告制度的不足之处。我国《票据法》明确规定了这种诉讼制度，从而完善了我国的票据权利恢复诉讼制度。总而言之，票据丧失的补救通过普通诉讼制度来解决有较大的可取之处。
请示报告制度篇8
（一）紧急重大情况报告
1、报告范围
（1）辖区内发生的火灾、水灾、疫情、、重大刑事案件等重大事故；
（2）农用设施严重损坏事件；
（3）本系统职工意外伤亡事故或职工严重违纪违规行为；
（4）群体上访事件；
（5）其它需要请示的重大事项；
2、报告时限
随发生随报告，报告时限最迟不得超过事发后1小时。
3、报告程序
（1）报告责任人：报告工作由镇、站、所主要领导负责，主要领导因病住院或因事出差时，由单位副职或其委托人负责。特急事项，单位知情人在与单位负责人难以取得联系时，可直接先报告工委、郊区工作办公室、农林局有关科室或局领导。
（2）报告方式：按规定时限先电话或口头报告，然后6小时内将情况书面报机关党政办公室。
（3）报告递转：机关各科室收报后，要以最快的速度递转分管领导直至一把手。重大事项由一把手或分管领导批示转报市政府及有关上级主管部门。
（二）要事请示事项
1、请示范围
（1）镇、站、所向市属有关部门上报的重要事项；
（2）对外协调的重点事项；
（3）热点、难点问题；
（4）向下一级安排的重大事项；
（5）本单位将要出台的重大决策；
（6）与规章制度相抵触的事项；
（7）其它需要请示的重要事项。
2、请示程序
请示程序一般为逐级请示。镇、站、所负责人向镇主管领导请示，镇主管领导向镇党、政一把手请示，镇党政一把手、局属单位负责人、局机关科室负责人向工委、郊区工作办公室、农林局主管领导和一把手请示，副职向正职请示，下级向上级请示。
（三）报告请示纪律
1、紧急重大工作必须及时将情况如实上报，严禁隐瞒不报或延误、迟报、漏报、虚报而影响工作和干扰公务。
2、要事必须及时请示，防止自作主张擅自决策造成政治影响和经济损失。
3、凡违反报告请示纪律造成政治影响和经济损失的，要严厉追究责任人的责任。
二、考勤与请销假制度
第一条：考勤实行“层次管理、下考一级”的原则，各单位要指定专人负责考勤工作，严格职工出勤考核，全体职工要坚守工作岗位，做到不迟到、不早退，中间不溜号，有事请假，并严格考勤。
第二条：职工有病需休病假时，必须有医院出据的诊断证明书，经主管领导同意后方可休假，急诊患者，先看病后补交诊断证明书，职工有事请假，必须写出书面申请，批准后方可离岗。
第三条：病事假的批准权限为：股级单位领导不超过一天，科级单位及科室领导不超过两天，三天以上者由单位领导签字后报工委主要领导审批后组宣科备案，住院职工出院后将有关诊断证明及时报工委组宣科备案。科级干部请假（含离市出差），一律经党、政主要领导审批后到工委组宣科办理备案手续。
第四条：按规定享受探亲假、婚假、公休假的职工，必须在休假前一个星期提出申请，由基层单位签注意见报工委组宣科审核备案。
第五条：职工假满后应及时销假，若需要继续请假应办理补假手续，否则按旷工论处。
第六条：病事假期间职工的工资待遇严格按国家规定执行，全年病事假超过十五天，扣发年终奖金；全年旷工超过5天的不发年终奖金，旷工超过三十天，按自动离职处理。
第七条：职工考勤应每季度汇总并公布一次，各单位考勤经本单位领导签字后于每季度最后一周内报工委组宣科备案，填写考勤表必须认真负责，不得弄虚作假，否则追究考勤员责任。
三、学习制度
第一条：工委、镇党委中心组学习原则上每季度一次，各单位每周必须安排半天的职工学习时间。
第二条：学习内容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题，并及时向广大职工传达贯彻中央、省、市委和工委、郊区办、农林局的指示精神，向职工宣传党在农村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
第三条：学习要结合实际，由主要负责人总结上周工作，安排部署下周工作任务。
第四条：学习要注意方式方法，努力提高学习质量和效果，办公室要制定出月学习计划。根据学习的进展情况，各单位要采取辅导、交流、竞赛、演讲等形式，以提高职工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
第五条：科级干部要做好本单位、本科室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要经常掌握和分析职工的思想动态，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重大问题向有关领导反映。职工要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体验生活，向领导反映农村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动向，并提出合理化建议，做到上情下达，下情上报。
第六条：树立典型，表彰先进是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农口各单位要及时宣传总结典型经验、先进事迹，利用身边的人和事，加大宣传力度，以树立良好的学习风气，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
第七条：各单位表彰奖励活动要及时同工委取得联系，及时反映本单位在改革和管理中所发生的变化，各单位要抓好自身的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第八条：学习的目的要明确，全体职工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勤俭办事，要同不良行为，不正之风作斗争，要反贪污、反腐败、见义勇为。
四、门卫与车辆管理制度
第一条：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制度，有条件的设立门卫。防火、防盗、防灾，严防不法分子的破坏。实行24小时值班，值班期间坚守岗位，不准擅离职守。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发现事故隐患及时报告。没有设立门位的单位，职工夜间轮流职班，领导要带头值班。
第二条：建立健全门卫登记制度，各种物质材料必须持出门证出门。对外来人员、车辆进行登记。有权对出入人员、车辆进行核对检查，查出可疑物品时，有权扣留，并对可疑人员送交公安部门审查处理。禁止推销商及闲杂人员出入机关办公场所。
第三条:建立健全值班制度，设立值班室，保证值班电话畅通，要坚持领导带班制度，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及时报告。元旦、春节等法定节假日前，要将值班安排报上级主管部门和辖区派出所。
第四条：值班人员如不负责任，造成财产损失或丢失者，按其价值10%?50％处罚。
第五条：建立健全卫生保洁制度，设立门卫的单位做到每日清扫，保证楼内外及“三包”责任区内无杂物、纸屑及其它垃圾，厕所、垃圾斗（桶）等蚊蝇孳生的主要场所，要定期喷洒药物，同时还要管好种好单位院内的花草树木等。
第六条：单位的大小车辆是为本单位工作、生产服务的交通工具，要优先保证领导用车，任何人不得私自用车办私事，司机不得出私车或拒绝出派车。
第七条：因工作需要需用车辆的，必须前一天拿出用车计划，报办公室或车管领导同意，特殊情况下，单位领导可直接调用。
第八条：司机必须严守岗位，做到随叫随到，礼貌安全行车，并定期检查、维修保养车辆，发现隐患及时处理，使车辆经常处于完好状态，坚决杜绝违章驾车，确保行车安全。
第九条：维修车辆需提前制订修理计划，经同意后方可修理或者购买配件，特殊情况下需维修，必须电话报管车人员或单位领导同意，否则，不予报销。
第十条：各单位的摩托车是外出开展业务工作的重要交通工具，要确定专人管理，必须持照行车，要严守交通规则，不得公车私骑办私事，更不能公车私存，不得将车辆交他人驾驶，否则，若发生事故和丢失等一切后果自负。
第十一条：未经批准私自出车者，违章罚款和损坏车辆的损失全由司机本人承担。出私车发生交通事故，负50%以上责任者，造成的经济损失，由司机本人承担15%，50%以下责任者由司机本人承担经济损失的10%。直至追究司机责任。
第十二条：严禁司机工作期间饮酒或酒后驾车，严禁将车辆交他人驾驶。农口科级干部一律不准驾公车，若有违反规定驾车者，必须严肃处理。
第十三条：各单位车辆每晚必须停放在车库或单位院内，夜间不得停放在居民区或不安全的场所，否则，造成车辆损坏或丢失，司机应承担50%以内的责任，直至追究司机责任。
第十四条：司机必须坚守工作岗位，保证通讯畅通，做到文明、礼貌、安全行车，并定期检查、维修、保养车辆，始终保持车辆清洁并处于良好状态。
第十五条：司机必须保守秘密，确保车内公文包等物品安全，严禁查翻车内单位或他人的物品。
五、总务与文档管理制度
第一条：各单位的办公用品和水、电、暖的管理，开水的供应，办公设施的配套均由总务人员负责。
第二条：办公用品购买要有计划，有批准、有验收，有发放登记制度。办公室财产要建立档案。
第三条：单位固定资产或专用器械、物品原则上不得私自外借，特殊情况外借，需征得有关领导的同意，保管人因私使用或私自外借损坏者，由保管人负责赔偿。
第四条：
收文制度：
（1）门卫和文档员收到文函后，凡是在信封上标明具体收信人或某领导者，不得拆信，应将原件及时送达收件人。凡是没有标明收件人的函、信件和省市各单位来文，均由文档人员拆封登记，对照发文通知单清点并盖章；然后附公文处理卡分类登记，再送办公室阅拟。
（2）办公室主任或秘书要按领导分工提出初示意见，送领导拟办，领导应迅速批示。
（3）领导批示的文件要及时返回文档，由文档员递交有关人员或部门办理。
（4）要求对来文在规定期限内拿出安排和处理意见，并应及时向主管领导汇报。
（5）领导和科室将文件阅办后，要及时归档，不得丢失。
（6）借阅文件要办理登记手续，密级文件不得复印外传，不得借于外人。
（7）文件传阅要有督办登记，科室或个人办完后要在督办登记册上注明办理情况并签名。
第五条：
发文制度：
（1）拟稿要主题明确，情况属实，条理清楚，层次分明，文字简炼，书面工整，标点准确，篇幅简短，数字统一。
（2）各单位办公室必须对公文进行认真核稿，并从有无发文的必要、行文格式、文件的内容措施、政策、文字等方面严把审核、签发关，原则上，文件必须经党、政一把手签发，一般业务性下发文，经主要领导同意后，副职方可签发，文件一经签发定稿，有关人员不得再行涂改。
（3）发文要严格按照《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草拟、打印。
（4）文件打印要准确、整洁、及时，并严格保密制度。
（5）用印、封发要准确并填写发文登记簿。
第六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