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协议书范文

京都协议书篇1

建设“首都经济圈”是“十二五”时期国家赋予京津冀地区的重大战略使命，而推进首都经济圈人才一体化发展则是建设“首都经济圈”的重要任务之一。推进首都经济圈人才一体化发展，既有利于北京和周边地区发挥比较优势，提升区域整体人才竞争力，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快速发展、推动京津冀地区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第三极”提供基础保障，同时也有助于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解决首都城市发展中面临的人口规模过快增长与环境资源承载力有限间的长期性矛盾和问题，促进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形成。

当前首都经济圈还处在规划建设初期，由于首都经济圈区域内部经济社会发展落差较大，尤其是在就业环境、薪酬待遇、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造成人才资源大量向京、津等地集聚，京津周边地区吸引人才存在较大困难的不均衡局面。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首都经济圈区域人才一体化发展程度较低。现阶段，单纯依靠市场化机制尚无法实现首都经济圈区域内人才资源的合理化配置与人才有序流动，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创新区域人才合作新机制，探索区域人才服务的新模式，才能切实推进区域人才一体化发展。

区域人才合作

稳步推进需顶层设计

近年来京津冀人才合作稳步推进，尤其是进入“十二五”时期三方人才合作发展的意识和内生动力明显增强。目前，京津冀已在战略层面达成了人才一体化发展共识，建立起京津冀人才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并已在人才市场开发开放、人才信息交流共享等领域开展实质性合作。

2004年2月，国家发改委在廊坊召开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达成旨在推进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廊坊共识”，由此京津冀合作上升为三省市政府关注层面，进入实质化阶段。在此背景下，京津冀三地人事部门开始启动区域人才合作。

2005年6月，京津冀三省市人事部门签署《京津冀人才开发一体化合作协议书》，初步建立了京津冀区域人才合作的基本框架，明确提出京津冀在人才交流服务、高层次人才智力共享、紧缺人才培训、博士后工作、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和国际职业资格互认、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资源共享、公务员互派交流学习、引进国外智力、编制人才开发规划、人事争议仲裁等十个方面先行开展合作。随后河北省人事厅起草了《京津冀人才开发一体化联席会议章程》，正式建立了京津冀人才开发一体化联席会议制度。

2006年12月，京津冀三地人事部门在天津召开“京津冀人才开发一体化联席会”，共同签署《京津冀人才交流合作协议书》、《京津冀人事、人才派遣合作协议书》、《京津冀人才网站合作协议书》三项合作协议书，围绕进一步完善三地人才交流合作机制、加强三地人事服务和管理对接、促进人才信息交流和共享等方面形成了具体合作意见。

2011年4月，京津冀区域人才合作推进工程启动仪式在廊坊燕郊举行，三地人社部门共同签署了《京津冀区域人才合作框架协议书》，具体内容包括：贯通人才市场与人才服务，推进人才智力资源共享，实行专家与职称资格互认，互设人才工作站；共享高层次人才智力资源，加强科技合作，共享引智项目专家资源，建立三省市引智工作信息互通和成果推介合作机制；加强人才培养合作，实现培训资源共享，引导企业和职业院校合作培养高技能人才，加强公务员交流培养；共建人才创新创业载体，共同创办高水平科技研发中心，设立研究生实践基地；建立相互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医疗保险制度衔接，实现京津冀三地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加强社会保险经办合作；实现人才政策互通共融，积极推动三方多领域、多形式合作，建立京津冀区域人才合作联席会议制度，为开展实质性合作提供保证。

2011年6月，京津冀三地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京津冀人才工作联席会议，审议通过《京津冀人才工作联席会议章程》，联合《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宣言》。京津冀在宣言中提出，以服务发展、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市场推动为合作原则，以建立独具特色的合作模式、高效有力的服务体系和协调一致的合作机制为推动路径，通过加快构建区域人才合作新机制、拓展区域人才合作新空间、搭建区域人才合作新舞台等具体行动，将首都经济圈建设成为全国最具示范性的区域化人才发展试验区、东亚地区最具吸引力和凝聚力的人才都市圈、全球高端人才高度汇聚和融合的核心枢纽。随后，9月份三地印发了《京津冀人才工作一体化发展2011年度工作计划》。

目前京津冀的区域人才合作初步形成三地联动、加速前进的态势，不过仍存在部门合作层级不高，合作领域有待拓宽，合作深度有待加强等问题。如目前京津冀人才合作以三地人力社保部门为主，而区域人才一体化发展涉及产业、科技、户籍管理、教育、卫生、税务等多个相关职能部门，加之各省市阶段性利益诉求存在差异，所以跨部门、跨区域的统筹协调难度较大，亟需做好更高层级的顶层设计。

又如京津冀已有实质性的人才合作主要集中于人才联合招聘、人事和人才派遣业务互助、人才信息互通等区域人才市场建设领域，合作形式也较为单一，多为招聘会、推介会、洽谈会、论坛等活动形式及网站互联共建等，而在人才自由流动、人才政策协调、人才服务贯通等“深水区”的合作往往还处在意向阶段，尚无具体合作意见和落实方案。以职称资格互认为例，早在2005年签署的《京津冀人才开发一体化合作协议书》就提出了“在共同研究职称制度改革相关政策的基础上，以致力于政策的一致性为前提，三省市人事部门核准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和国际职业资格予以互认”，而从2011年9月印发的《京津冀人才工作一体化发展2011年度工作计划》来看，三方职称资格互认仍需探索研究。

京都协议书篇2

南科大“罢考门”

45名学生甘当“小白鼠”

在新中国高考史上，这绝对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一笔，将来有一天或许也应该记录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这一天是2011年6月7日。

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校园，全国高考第一天。当天，该校布置了两间教室作考场，然而，截至上午9点半，没有一名南科大学子走进这里。

此前，校方称，收到行政部门下发的文件，该校录取的45名学生，按教育部的要求必须参加高考。据理力争却无效的校长朱清时不得已选择了回避，让学生自己作选择。

点评：早在创建之初，南科大就被寄予了高校改革的厚望，希望教授治校，让大学回归本位。而来自全国的45名学生，甘愿当“小白鼠”，冒着失去国家承认文凭学历的风险，放弃高考直接就读南方科大，其学生及家长的勇气确实让人敬畏。被舆论称为南科大“黄埔一期”的45名学生，湖北有两人。

尽管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但中国高考改革呼声之高，高考改革难度之大由此可窥豹一斑。

复旦交大“电话门”

生源大战 由“暗”转“明”

举行校园开放日，高额奖学金，填报志愿前，派老师甚至院士到中学讲座，“拦截”状元填志愿，甚至互相诋毁……为抢优质生源，高校之间一直在暗暗交劲。然而，今年的复旦、上海交大的“电话门”，让学校的生源大战由“暗战”转入“明战”。

今年7月1日，复旦大学招生办在学校网页上发声明称有“李鬼”假冒复旦大学在部分省骗学生改志愿，并宣布“李鬼”很可能来自上海某理工类高校。接着，复旦大学教授冯玮在转发该微博时更是直称是上海交通大学所为。

复旦告诉媒体“电话门”的一些细节：今年高考成绩后，复旦在广东、云南等省的招生小组曾与部分考生签订协议，这些考生不久后便接到一个电话，有人以复旦招办老师的身份称与他们签订的协议无效，随后，考生们又接到了另一所名校的电话，表示愿意与他们签订协议，于是，这部分考生修改了志愿，放弃了复旦。

7月2日晚，上海交大招生办网站也发出一份声明，称有关“考生受骗修改志愿”的部分言论和报道影射了该校，对其声誉造成极大损害。声明称，上海交大招生工作实施的是“阳光工程”，无人冒充其他院校老师通知考生取消其与他校所签协议，对一切捏造事实、诋毁该校的行为，依法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眼看两校就要“大打出手”，结果事情很快戏剧性结束。原来，教育部主管部门直接出面干预，两天后两校各自将学校网络上的声明撤下，事件逐渐平息。

点评：高考前高校就开始了生源大战，填报志愿时更是进入白热化，为了揽到优秀生源，各校使出浑身解数。“电话门”的出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诚然，有市场就会有竞争。但健康的竞争应该是光明正大的，不能以“挖墙脚”甚至是互相诋毁来达到目的，尤其是作为教书育人的高校，更不能沦落为市井小贩般与人对掐对骂。说到底，高校的竞争最终还是要靠各自的办学实力。

安徽高招“鸽子门”

“预录取协议”成了废纸

今年高招，对安徽7个考生家庭来说，遭遇了最悲剧的“黑色7月”：被南京大学放了“鸽子”，导致他们成了高校抢生源的牺牲品。

事发地为安徽省老牌省级示范高中无为中学。高考结束后，南京大学招生办的老师来到无为中学，鼓励部分高分考生报考南京大学。在填报高考志愿之前，南京大学和7名考生签订了一份预录取协议，承诺第一批次A志愿填报南京大学，学校就能保证录取她。这份协议一式两份，还盖上了南京大学的公章。

面对南京大信誓旦旦的承诺，再加有这样一份预录取协议，这7名考生就没有考虑其他学校，直接填报南京大学，并且后面的学校志愿也是随手填报的。

结果却是，他们全部被放了“鸽子”。原来，最终录取显示，南京大学在安徽招生的最低投档线是648分，这7名学生的成绩都在645分到647分之间。尽管当时已经签订了预录取的协议，也给了承诺，这7人没有一人被南京大学录取。

安徽省教育厅对此事回应道：“从教育政策上预录取协议是不被认可的，但是考生可以以个人和南京大学签订的录取协议作为一种契约，通过法律的途径维护权益。”

尽管当地教育部门出面谴责，校方也表示歉意，最终都无法改变这7名考生落榜南大的事实。

点评：“预录取协议”，是考生在正式填报志愿之前，与高校签订的一份承诺书。高校要考生第一志愿填报，同时许下承诺保证录取，这是高校抢生源的又一招。

不仅是南大，许多重点高校在填报志愿前，也作出类似承诺，主要是为了抢优质生源。而往往工作做过了头，承诺过多，最终造成生源扎堆，少数签了预录取协议的考生于是就被挤下来了。这种极其自私的抢生源行为，最终害的是考生。

高校抢生源过程中，如何能保证自己的优质生源，同时又不以牺牲考生利益为代价，这考量着每所高校的招生水平和道德准绳。

通知书“搭车门”

收到强制消费“大礼包”

高校的录取通知书，不再只是一纸通知书，而是摇身一变，变了一个大礼包：除了录取通知书，还有电话卡，银行卡等等。这两年来，不少高校都陷入通知书“搭车门”，有些高校无辜，有些高校却是心知肚白。

录取通知书里面竟然有1张电话卡和一张建设银行卡，觉得有点‘濉啦。学校这是在帮移动公司和建设银行做生意啊！”来自广东清远的一名“准大学生”阿生，前几日收到广东某知名大学录取通知书后，马上在微博上“广播”。

通过调查发现，近年来不少考生被高校录取后，收到的录取通知书里面都多了“附属品”，这样的现象引得众学子直呼“杯具”。

通知书“搭车门”引起不少考生家长反感。今年6月30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发出《关于规范基础电信运营企业校园电信业务市场经营行为的意见》，明确要求电信运营商不得与学校签订排他性协议，以达到独家进入校园提供通信服务的目的，也不能在录取通知书中夹寄手机SIM卡或UIM卡以及业务宣传资料，这样的行为将被判处违规等条例。

然而，规定只是规定，目前，仍有高校在录取通知书中夹寄手机卡。

点评：录取通知书里“名堂”多，有些是高校与运营商达成的协议，有些则是投递时动的手脚。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无非都是“利”与“益”。更有甚者，高校与运营商勾结，将手机卡、银行卡与校园消费捆绑在一起，强制学生使用某一品牌的手机卡、银行卡等等。

堂堂高等学府，不思如何提升办学水平，提高教学质量，而去考虑蝇头小利，实非中国高等教育之福。

京都协议书篇3

国际剪纸艺术展览是由南京大学民俗艺术研究中心策划发起并由国家文化部批准的专题艺术展览，已分别于2004年、2006年、2007年在江苏南京、内蒙古呼和浩特、山西广灵举办了三届，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广泛的影响，受到了文化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单位领导的赞扬和好评，已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品牌。

今年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为宣传宁夏经济社会发展50年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向全国乃至世界展现宁夏对外开放的新形象，应宁7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部门邀请，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厅、中国乡土艺术协会、中国国际文艺家协会民间艺术家分会、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南京大学民俗艺术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第四届（中国・宁夏）国际剪纸艺术展”。这对丰富宁夏50周年大庆文化活动内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民族地区民间文化资源都是一次极好的机会，将对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提供新思路、新视角。

除中国国际文艺家协会执行主席兼秘书长刘云峰和副主席陈雅玲外，出席此次国际剪纸艺术展创研筹备工作会议的主要领导还有，中国乡土艺术协会秘书长郑连生，中国国际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兼民间艺术家分会主席、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民俗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竟等，另外各省市自治区剪纸协会主要负责人及优秀剪纸艺术家40余人也应邀出席了筹备工作会议。

会上，中国国际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兼民间艺术家分会主席、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南京大学民俗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陈竟先生，中国国际文艺家协会执行主席兼秘书长刘云峰，中国乡土艺术协会秘书长郑连生等相继作了重要讲话，部分省市剪纸协会负责人及艺术家也对如何开好“第四届（中国・宁夏）国际剪纸艺术展”谈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此次筹备工作会议的成功召开，无疑对推动宁夏以回族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会后，代表们在金坛市飞洋鱼制衣有限公司董事长、著名剪纸艺术家和美术家杨兆群先生的热情邀请下参观了金坛市飞洋鱼刻纸研究所、华罗庚纪念馆及飞洋鱼制衣有限公司，大家无不为杨兆群、孙荣才、尹卓宁、佘云祥、谈卫平、刘明等艺术家精湛的剪纸技艺以及为奥运添彩的精神所折服。金坛市人民政府对代表们这次的金坛之行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并派出了以王艳红副市长为首的领导小组热情地接待了代表团。在联欢会上，王艳红副市长代表金坛市委市政府对全国剪纸艺术家的到来表示了热烈的祝贺，杨兆群先生也设宴为代表们接风洗尘。临别时，杨兆群先生还给代表们每人赠送一件自己公司生产的出口产品――“飞洋鱼”白鹅绒羽绒服以示留念，大家为此深受感动，所有艺术家们也都纷纷拿出自己心爱的作品赠给杨先生，借以表达各自的感激之情。

京都协议书篇4

关键词：国际环境公约；碳排放权单位交易；WTO体制

中图分类号：DF96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2.03.06

碳排放权单位交易在我国,针对大气中碳排放的数量，名称多种多样,比如碳汇量、碳排放权、碳排放量、碳排放权单位。笔者在文中以碳排放权单位为碳排放交易的对象,碳排放权则是基于碳排放权单位形成的权利,以碳排放权单位为交易对象形成的机制称为碳排放权单位交易机制。在广义上是指各类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交易，最早是联合国提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贸易体系。自以《京都议定书》为基础的市场化机制建立以来，全球碳排放权市场呈现欣欣向荣态势，碳排放权单位交易机制在欧盟、北美的发展已趋于成熟，并为阻止全球气候变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碳排放市场在我国国际经济法研究中仍属于新兴领域，本文作者力图在碳排放权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在WTO框架内厘清碳排放交易单位与派生行为的属性和地位。

一、 碳排放权机制之国际条约追溯

碳排放权单位交易市场化机制最早可以追溯到1992年5月9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框架公约》），以此为起点，国际社会先后达成一系列协议、计划、行动纲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通过之后,国际社会对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关注升温,并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和磋商,先后达成《京都议定书》、《马拉喀什协议文件》、控制气候变化的蒙特利尔路线图、巴厘路线图、《哥本哈根协定书》等一系列文件。在实务领域中，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化机制亦蓬勃发展，例如，在金融市场上出现各种与碳排放权单位相关的衍生产品。理论渊源和实践操作两种渠道共同促进着国际碳金融市场的发展。

（一）碳排放权相关国际条约之缔结沿革

与碳排放权单位交易相关的国际条约缔结过程，最早可以溯及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1992年5月9日，联合国成员在纽约通过了《框架公约》。公约为碳排放权单位交易厘清了技术性概念

该公约首次明确温室气体的定义,将温室气体认定为大气中吸收和重新放出红外辐射的自然和人为的气态成分,其中以二氧化碳所占比重最大。；其次，将公约目标定位于“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创造性地提出在环境方面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将缔约方区分为附件一缔约方和非附件一缔约方

附件1缔约方主要是指工业化国家缔约方和正在朝市场经济过渡的缔约方,主要包括共计38个发达国家,非附件1缔约方主要包括发展中国家。，根据不同的发展条件承担不同的责任，并提供相应的激励措施。

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化中，最重要的公约无可置疑是《京都议定书》，该议定书于1997年第三次缔约方会议通过，其主要贡献在于：议定书制定了对附件一国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量化减排目标《京都议定书》将目标定位为：“在2008-2012年承诺期间,附件一所列缔约方将总排放量从1990年水平减少5%”,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其中，欧盟将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削减8%,美国削减7%,日本削减6%。，议定书同时创造性地引入市场机制，并设定相应的实施路径和操作指南，从而使得议定书不再仅仅是一纸空文。《京都议定书》最终于2005年2月16日生效。

在2007年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巴厘路线图”（Bali Roadmap）确定了2012年后世界各国加强落实《框架公约》的具体领域。“巴厘路线图”明确规定，《框架公约》的所有发达国家缔约方都要履行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的温室气体减排责任，包括量化的温室气体减、限排目标，同时要确保发达国家间减排的可比性。同时，缔约方达成“巴厘行动计划”，该计划主要包括给予发展中国家技术和资金支持等内容。

缔约方第15次会议于2009年12月7日至1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其他官员在哥本哈根召开联合国气候会议，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协议。不幸的是，会议最终仅达成无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但该协议维护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作出了安排，并就全球长期目标、资金和技术支持、透明度等焦点问题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

（二）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之贸易方式及市场结构

在技术商业化尚不成熟而全球减排压力较大的背景下，以《京都议定书》为核心的国际多边环境公约和议定书以探索性的方式，初步奠定了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化机制的基础，通过市场的手段来帮助各国降低实现减排目标的成本，其主要方式包括：共同执行（Joint Implementation，简称JI）、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简称CDM）、排放权贸易（Emission Trading，简称ET）。

当实现法定的排放限额成本过高时，政府或私人经济实体可通过向另一附件一缔约方买入AAUs，或获取ERUs，向发展中国家购买CERs等排放额度，来降低直接减排成本。

京都协议书篇5

在今年2月28日，海伦哲IPO申请获得证监会通过，并以细分行业领头羊的形象出现在投资者面前。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就在过会前4个月的2010年10月，海伦哲的各方股东为一纸“对赌协议”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并不得不临时撤销“对赌协议”。

在海伦哲的招股说明书中，投资者即使细心阅读，也无法发现公司历史上“对赌协议”的存在。更有甚者，海伦哲是在2008年12月31日由前身“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有限公司（下称：海伦哲有限）”整体变更而来，海伦哲在招股书中极力规避公司2009年之前的发展历史，公司前身的历次股权变动细节无法在招股书中找到。

魔鬼存在于细节之中，海伦哲如是编制招股书以及临时撤销“对赌协议”的原因何在？通过对招股书外的另一份文件――“海伦哲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进行分析，并结合海伦哲过往三年财务数据变动的异常情况，记者发现，海伦哲“对赌协议”从设立到撤销，与其财务数据的变动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谋求上市。

对赌协议：必须上市

事实上，海伦哲最初并不叫做海伦哲，在2005年3月，徐州波菲特专用车辆有限公司（下称：波菲特）成立，是为海伦哲“前身的前身”。波菲特由江苏省机电研究所有限公司和PROFIT GAIN INVESTMENTS GROUP LIMITED（下称：PGI）发起设立，分别占出资的30%和70%。

此后经过数次股权变更和转让，波菲特更名为“徐州海伦哲专用车辆有限公司”（即海伦哲前身），至2007年，江苏省机电研究所和PGI分别占有海伦哲有限51%和49%的股权。

此后一系列问题的关键出现在2008年的增资，在2008年8月20日，海伦哲有限决定引入三家投资机构，分别为：南京晨曦投资有限公司、江苏倍力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及深圳市众易实业有限公司。

在这次增资中，南京晨曦增资595万元，江苏倍力增资600万元，众易实业增资1740万元，分别获得增资后的海伦哲有限5.59%、5.39%和11.06%的股权。不难计算的是，众易实业获得海伦哲有限股权的价格远高于南京晨曦和江苏倍力。事实上，三家股东进行增资的时间都集中在2008年8月―10月，为何众易实业的增资价格要高于另外两家？

据接近海伦哲的人士透露，当时的情况较为复杂，海伦哲是否能上市还是说不清楚的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增资方设置了“对赌协议”，正是“对赌协议”的存在导致了这样的价格差异。

在增资协议中，众易实业与其它股东作了如下约定：众易实业要求海伦哲、机电公司、PGI 、南京晨曦、江苏倍力保证海伦哲有限2008年实现净利润不低于2500万元，且要求2009年实现净利润不低于2008年2500万元的水平。此外，最关键的一条是，海伦哲有限必须在2011年底前上市。

如果达不到上述条件，众易实业有权要求江苏省机电研究所受让众易实业所持的海伦哲有限全部或部分股份，并按年收益率10%计算收益支付给众易实业。

而南京晨曦和江苏倍力的增资协议中，则没有类似的对赌条款，因此增资价格较为低廉。

火线变更：废除对赌

如果单单看海伦哲的招股说明书，投资者几乎没有可能发现对赌协议的存在，因为在招股书中，海伦哲是从2008年12月31日开始描述自身的发展，即从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开始描述。而南京晨曦和江苏倍力以及众易实业皆以“发起人”的角色出现，不再提及之前的增资价格差异和对赌协议。

随着海伦哲上市进程的推进，事情开始出现变化。至2010年10月间，PE对赌协议成为A股IPO审核过程中的“高压线”。

“按照行业内的做法，设置‘对赌协议’是很常见的，创投机构为了确保自身利益以及投资的稳定性，往往会与大股东之间约定一些业绩目标，以及如果达不到业绩目标时的补偿机制，从投资的操作上来讲，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双方的对赌建立在良性的基础上，大股东也会尽力推动公司发展以实现业绩目标。但是拟上市公司的股东和创投机构之间以‘能否上市’作为对赌条件，则双方的对赌是建立在一个不可把控的基础上，甚至会诱发非良性的操作手法，为了实现上市而进行不透明操作。”深圳一家创投机构的投资经理林先生如是认为。

至2010年10月，众易实业与江苏省机电研究所及其它股东之间紧急废除了当初设置的对赌协议。根据文件，对赌协议的各方确认，由于海伦哲2008年度、2009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均不低于2500万元，因此对赌协议的业绩条款无需履行。而至为关键的上市条款，对赌协议各方约定废除：无论海伦哲在2011年12月31日前是否能在国内上市，众易实业均无权要求江苏省机电研究所受让众易实业持有的海伦哲全部或部分股份，且当初对赌协议的各方无权依该等条款向任一方提出任何主张或权利要求。

粗略看去，“对赌协议”事件到此应该终结，但问题似乎没有那么简单，因为2010年10月恰好是海伦哲上市冲刺的阶段，其上市材料的报送、保荐机构的准备应该都已经比较充分，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间窗口期进行股权层面的安排调整，恰是“兵家大忌”，而海伦哲之所以“犯忌”进行这一调整，与当时严查对赌协议的背景不无关系。

至于海伦哲为何恰好如此精确的把握了废除对赌协议的时间节点，外界至今无人能知，海伦哲方面对此也讳莫如深，拒绝作出任何解释。

财务数据：不太靠谱

如果结合海伦哲过去几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对赌协议”这段在招股书中被掩藏的历史所透露出的公司真实信息将会更多。

财务数据显示，海伦哲2008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2553万元，恰好刚刚越过对赌协议设置的2500万元的门槛，但2008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2279万元，低于2500万元的门槛。这使得海伦哲2008年度的净利润指标显露出了“诡异”的一面――如果没有非经常性收益，海伦哲就无法达到对赌协议的要求，但非经常性收益的数量又不多不少，恰好使海伦哲的净利润略微超越对赌协议设置的门槛。

不太靠谱的还有应收账款的快速增长。由于经营上的特点，海伦哲的营业收入集中于下半年实现，并且其客户集中于电力、市政、交通、园林等行业，基本都属于大型国有企业和国家行政事业单位（尤其是电力企业）。尽管海伦哲在招股书中强调自己的技术优势，但在整个营销体系中，公司事实上处于弱势地位。这一点从2008年以来海伦哲应收账款快速增长可以看出，2008―2010年末海伦哲的应收账款分别为4182.18万元、7017.69万元和8801.41万元，而同期营业收入分别为1.57亿元、1.78亿元和2.27亿元。应收账款的增速远高于营业收入的增速。特别是在2009年，海伦哲当年的营业收入较2008年增长了13.37%，而应收账款则增长了67.79%，并且在2010年应收账款没有下降的趋势。

海伦哲对应收账款增加的解释是近年加大了销售的力度，但在正常的经营情况下，应收账款的增长与营业收入的增长是“匹配”的，海伦哲2009年数据的异常令人费解。

京都协议书篇6

国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回忆说，敦煌出土的“放妻协议”2000年在庆祝敦煌藏经发现百年的时候曾来北京展出过，而且还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放妻协议”实为“离婚协议书”

专家介绍，“放妻协议”也叫“放妻书”。顾名思义就是放妻，也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离婚协议”。

在中国历史的多数时期，女子一直是处于“被压迫”地位，很多朝代妇女没有离婚自由，男子可以任意“休妻”、“出妻”，女子却只能忍受。同时，女子被“休”、被“出”，被认为是奇耻大辱，改嫁更是“丧失贞节”。

而这份“放妻协议”却给后人展示了历史上真实的一幕：妇女地位极高，夫妻之间提倡“好合好散”。

这张在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放妻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之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婵鬓，美妇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

简单的解释，就是丈夫很宽容地说：如果没有缘分，咱俩不如好合好散，离了之后，希望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再找个好人家……

从这份协议书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的确是一份类似于我们今天的离婚协议，但这份协议的内容也只单单说了夫妻离婚的原因：感情不和。于是请来双亲父母和亲戚朋友，做此见证，好聚好散，最后，男方还不忘给妻子一些美好的祝愿。

从这份协议书中我们并没有看到男尊女卑的一面，看到的反而是男女平等，改嫁似乎也是很正常的现象。这样一份“放妻协议”也许在今天看来，人们都还很羡慕，男方有如此的宽宏胸襟，女方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在封建社会里，人们也能如此的和平分手真是令人感到惊奇。

何人留下“放妻协议”？

这份令后人感到惊奇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人留下的呢？

据国家博物馆研究唐代史的副研究员王义康介绍，“古代的‘放妻’现象很正常，我们看到的一些‘放妻协议’有可能是当时作为范文保留下来的，并不是当时哪一家真的要离婚而拟的‘放妻协议’。”

他介绍，这种协议有点像我们今天的应用文，它只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大家都会照这样的固定模式去写。王义康还说，像这种“放妻协议”看上去双方都比较和谐，也似乎挺合理的，但是，这也只是表面上的，至于当事人的心情怎样谁也不好说。他认为，保留协议书的也不一定就是当事人，很有可能是当时的人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保留下来的。

像这样的“放妻书”也不只这一份，记者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不同版本的“放妻协议”，有双方不合的，还有谴责妻子的，还有妻子主动提出的，还有一种就是夫死可以任意改嫁的。在敦煌的考古发掘中，同时发现了几份这样的“放妻书”，说明在当时的敦煌民间也是很常见。

唐朝“放妻协议”反映出当时的婚姻制度和社会风气。

通过检索，记者了解到，大都分观点支持，这些敦煌出土的“放妻协议”来自唐代。

据介绍，敦煌出土的资料表明唐至五代时，女子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当时，性文化是比较开放的，至少再嫁是很容易的。

唐代处于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又属“开放型”社会，女性地位较高，贞节观念淡漠，使唐人婚姻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开放特点。

唐代的《唐律・户婚》规定：子女未征得家长同意，已经建立了婚姻关系的，法律予以认可，只有未成年而不从尊长者算违律。这条规定，从法律上为青年男女的自由择配开了绿灯。

但是在唐代，离婚极为常见，再嫁不以为非，贞节观念的淡薄在整个封建社会都为罕见。先看离婚的法律条文。《唐律・户婚》对离婚有三种规定。一、协议离婚。指男女双方自愿离异的所谓“和离”：“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二、促裁离婚。指由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即所谓“出妻”。三、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义绝”和“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

从史实来看，提出离异者也不只是夫方，妻方提出离异的也不在少数。女方再嫁也不为失节。这从唐代妇女不以屡嫁为耻中看得很明显。唐代公主再嫁的就不在少数。

京都协议书篇7

项目主持单位:

甲方(负责单位):

通讯地址:

项目负责人: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e-mail:

乙方(合作单位):

通讯地址:

项目负责人:

项目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

e-mail:

本协议双方就共同参与研究

项目事项,经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本项目下达部门的相关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合作双方共同恪守.

合作内容

1.研究目标:

2.技术内容:

3.合作方式:

4.合作期限: 20 年 月—20 年 月

双方分工情况

甲方:

乙方:

双方权利,义务与责任

甲方:

乙方:

合作研究费用和支付方式

项目总经费:

资金支付方式:

以上款项由 方通过银行汇入 方如下账号:

开户名称:

帐 号:

开户行:

成果分配

产权归属:

(1). 科研成果署名:

(2). :

(3). 专利申请:

(4). 后续研究或项目申请:

2. 成果转让:

六. 协议的生效变更与解除

1. 本协议生效期间为项目获得之日至项目结题申请通过之日;

2. 协议双方中任何一方欲变更,解除本协议,必须采取书面形式,并由双方的授权代表签字,口头无效;解除协议需提前一个月向对方提出;

3. 甲乙双方中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条款,导致协议不能履行,不能完全履行,对方有权变更,解除协议,违约方要承担以下违约责任:

4. 执行合同中如遇不可抗拒的因素,如战争,自然灾害,地震等导致协议不能顺利履行时,双方各自承担自己的损失,均不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应尽快通知对方以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并共同协商变更或者解除本协议;

5. 本协议与国家法律相抵触时,应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变更本协议;

6. 本协议的备忘录或者附件与本协议拥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同时取代之前的所有口头或书面协定,以及与该协定主要事项相关的担保;

7.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应本着互惠互利,友好协商的原则另行约定,并以备忘录或附件的形式体现.

七. 双方其它特殊约定

在研究过程中如因一方的技术导致侵犯他人专利或相关知识产权所造成的损失由过错方自行承担.

八,争议的解决办法:

如在履行本合同的过程中发生任何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则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必要时诉著法律.

九,其它

1. 本项目如获得批准后,本协议有效期的自动延伸至项目结题通过时;本项目如未获得批准,本协议将自动终止;

2. 本项目如获得批准,由甲方提供给乙方的合作研究经费完全取决于甲方依据主协定从项目主持单位实际收到的相关款项.如项目主持单位并非由于甲方的过失而拒绝拨款或支付失败,本协议将自动终止;

3. 在没有事先获取甲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乙方不得转让,抵押,收费或以其他方式让渡本协定中的任何权利和义务;

4. 未经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书面授权,合作方在市场推广或向消费者宣传该技术(含技术产品)过程中,不得利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北京大学或北京大学医学部下属单位(机构),北京大学或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学者,医师的名义和形象作证明.

如果合作方违反上述约定,应赔偿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相应经济损失,并按照合同标的额支付违约金.

5. 甲方需向乙方提供一份包含从项目主持单位获得的与该项目相关的所有信息和材料副本;

6. 本协议一式 份,甲乙双方各持 份,具有同等效力;

7. 未经对方许可,甲乙双方都不得将本协议内容透露给第三者.

甲方

乙方

项目负责人

(签章)

项目负责人

(签章)

单位(公章)

单位(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京都协议书篇8

25万元订了5套别墅，开发商擅改规划，购房者要求双倍返还定金

2002年5月，余女士看中了位于富阳银湖开发区某别墅楼盘的房屋，并与开发商签订别墅户型确认书，双方约定：余女士向开发商预定别墅五套，每套3000元/平方米，余支付定金每套5万元；开发商在收到定金60天后，对该别墅进行放样施工，余在放样施工前有权变更，60天后不作变更，开发商视为放样确认；在领出别墅预售证时，双方在此基础上正式签订预售合同。确认书签订后，余不久支付了定金25万元。

两个月后，因种种原因，开发商向余发放“规划设计优化调整后有关事项”的征求客户确认函一份，写明：户型、楼型、立面的设计可能会作适当的优化调整，原约定的位置不变，但建筑朝向和定位会作适当调整。如余女士在8月8日前不回复，视为放弃对房屋的预约，开发商将该房屋另行销售，返还原告定金并计同期利银行存款利息。

余女士在收到函后，即发出律师函，提出开发商因自身原因调整规划、设计和单体建筑，没有按约定在定金交付60天后对预订别墅进行放样施工，并推迟了交房期限，已构成严重违约，要求解除预约协议，并要求开发商双倍返还定金。为此，双方产生矛盾，开发商至今未施工建造。余女士上告法院，要求开发商双倍返还定金，并赔偿损失20万元。

法院认为，余女士明知开发商没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而与其签订了户型确认书，并在确认书中明确开发商在取得别墅预售证时，双方在此基础上签订预售合同，该确认书应认定为双方对预售合同的签订进行了预约。但同时认为，双方在不具备签订预售合同法定条件时，在确认书中约定购房定金条款，开发商向余收取购房定金行为违反了法律规定，应认定为无效。余女士要求双倍返还定金，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但开发商应返还定金及支付银行同期贷款利息。余女士提出要求主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法院认为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据业内人士介绍，现此案正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过程中。

[争论]

认购书究竟是不是有效合同

尽管几乎所有的楼盘都有签订房屋认购书的做法，但关于认购书是否有效的争论一直没有停过，据浙联律师事务所戴和平律师介绍，目前主要有两类观点。

认购书就相当于房屋买卖合同，违反国家规定，属无效合同。

虽然签署房屋认购书的目的，对购房人来讲是为了获得特定房屋一定时间内的优先购买权，对开发商来讲则是为了加强对购房人的约束以增加交易机会，但从此类文件的形式和内容分析，实为房屋买卖或预售合同。理由如下：

一、文件符合（合同法）中关于合同须以书面形式订立的规定；

二、文件体现了合同主体、标的、价款等合同一般应包括的条款；

三、文件内容虽然简单，但根据项目批准文件、有关法律政策规定、商品房交易习惯以及开发商的宣传、展示内容等，文件所确定的房屋买卖完全可以实现；

四、文件中通常会对定金问题做出约定，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该定金具有证约作用，即能证明开发商和购房人之间存在房屋买卖关系；

五、虽然认购书、订单或认购协议中都会约定某一具体时间签订正式的房屋买卖或预售合同，但房屋买卖或预售合同没有强制使用文本，因此，签订正式的房屋买卖或预售合同完全是对认购书、订单或认购协议的细化、补充或变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44条规定，商品房预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已交付全部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证书；（二）持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三）按提供预售的商品房计算，投入开发建设的资金达到工程建设总投资的25％以上，并已经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付日期；（四）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办理预售登记，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而《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22条也规定：不符合商品房销售条件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不得销售商品房，不得向买受人收取任何预订款性质费用。因此，签订房屋认购协议行为显属违规，应认定为无效合同。

房屋认购协议是独立的担保合同，为有效合同。

要分析这类预售商品房的优先认购协议效力，首先，得先对商品房预售合同与预售商品房的优先认购协议的性质进行比较。

所谓商品房预售，是一种特殊的期待物权（俗称期房）买卖，与通常的现实物权（俗称现房）买卖有别，涉及的是一个将来的物权交易。为规范这类交易行为秩序，保障买卖双方（尤其是预购方）的利益，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需要国家政府从法律、行政管理上对这类行为加以规范和一定的限制。对商品房预售行为，出台了不同层次效力的规定，明确商品房预售的条件。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条限制就是：规定了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才能对商品房进行预售，即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后预售商品房才能进行交易。商品房预售合同是在此条件下成立的期房买卖协议。

而预售商品房的优先认购协议，是开发商与购房人双方为实现各自的利益目的，对开发商将要预售的商品房达成的一个认购意向协议。为利于比较，笔者把双方目的作一浅析：购房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自己看中的楼盘房屋不再被他人预购，开发商的主要目的可以看作是节约推销成本，加快将来的预售进程。相比之下，认购协议成立后，购房人目的利益相对要大于开发商的目的利益，从限制开发商再向他人预售的角度来看，购房人为取得这一利益，即优先购买权，向开发商支付定金以担保将来商品房预售合同的订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从这点上看，优先认购协议是否成立，往往也取决于购房人的决定。

归纳起来，作为优先认购协议双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是：认购人取得商品房的优先购买权，以后不得拒绝与开发商订立就所认购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开发商应当保证认购人对所认购商品房的优先购买权，不得拒绝与认购人订立认购人所认购的商品房预售合同，不得将此商品房再向他人预售。否则，将取消认购定金或双倍返还认购定金。

其次，虽然时间上优先认购协议与商品房预售合同互有前后，性质上优先认购协议是为订立商品房预售合同作担保；但实质上，两份协议是两个内容各自独立成立的合同，互无从属。优先认购协议可以认为是一份独立的担保合同，不依赖于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效力。商品房预售合同的效力存在与否，与优先认购协议效力无关。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担保法的司法解释第115条规定，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担保的，给付定金的一方拒绝订立主合同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收受定金一方拒绝订立主合同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可见，司法解释是认可这类设立定金的担保形式的。在优先认购协议中设立定金，是为了担保主合同（即预售合同）的签订，此定金应认为是立约定金或订约定金。立约定金广泛存在于民事活动中，大多出现于意向类协议中，符合担保法立法规定，并不违法。

[案例]北京首例无预售证认购合同官司审结，开发商双倍返还定金

京城首例因开发商无《预售许可证》而引发的认购合同官司，在历经15个月之后，终于有了说法。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终审判决，开发商双倍返还定金。

徐高先生于2000年1月8日与中鸿天房地产公司签订了《SOHO现代城认购书》。双方约定，徐高购买SOHO现代城房屋一套，房价款237万余元。同时，双方在认购条件一款中作出约定：“认购方应在签订《认购书》时向卖方交纳认购定金3万元，认购方在签订《认购书》后，于2000年1月21日至1月30日期间，携《认购书》及其他相关文件到现代城销售中心与卖方签约。如认购方未在认购期限内，与卖方就认购物业一事签订《现代城内销商品房预售合同》及其他相关文件，则卖方有权解除本认购书的履行，并将认购方已购物业另行处置，且认购方已交定金卖方将不予退还。”

1月29日徐高前往现代城销售中心与开发商签约，要求开发商出示《预售许可证》，当其得知开发商没有《预售许可证》后又提出待开发商取得《预售许可证》后再签订预售合同并付首期款，此要求被拒绝。这种情况下，徐高将中鸿天房地产公司诉至朝阳法院，要求双倍返还定金6万元。

朝阳法院审理此案时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3个：认购书是否有效；3万元的性质；原告事先是否知道被告没有《预售许可证》。对此，被告辩称，由于没有《预售许可证》，认购书无效；3万元的性质是预付款，相当于预订金，之所以写成“定金”属于笔误；原告事前已知被告无《预售许可证》。去年底，朝阳法院以商品房预售必须具有预售许可证，而中鸿天房地产公司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认定认购书无效。认购书被确认无效后，定金即失去担保的效力，判决中鸿天房地产有限公司返还徐高定金三万元，驳回徐高双倍返还定金的诉讼请求。

徐高对一审判决不服，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中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认购书约定了定金条款，符合以交付定金作为订立主合同担保的法律特征，应视为有效。该认购书中约定的立约定金的生效是独立的，在主合同之前就已成立。徐高已按认购书的规定交纳了定金，故该认购书的效力自其交付定金后即已存在，且对双方均有约束力。在执行认购书的过程中，徐高并无违约行为，导致双方未能签订主合同系因中鸿天房地产公司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无权预售商品房。该责任应全部由中鸿天房地产公司承担。据此，二中院支持徐高的诉讼请求，责令中鸿天房地产公司双倍返还定金。

二中院还认为，“中鸿天房地产公司辩称其没有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无权预售商品房，应确认双方所签认购书无效问题，因该认购书系为订立主合同进行担保，在主合同签订前就已独立存在并生效。该定金条款只在认购书中约定的条件、范围内对是否签订主合同发生担保效力，对该认购书以外的情况并无约束力，故中鸿天房地产公司的辩称理由不能成立，其没有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还与买方签订认购书并收受定金的错误做法和责任不能以此为由由消费者承担，其只同意退还定金的主张，本院不能支持。”最终，市第二中级法院判令中鸿天房地产有限公司返还徐高定金6万元。

[观点]提高违法违规成本，保护购房者权益

戴和平律师认为，富阳和北京这两个案子很有意思，北京朝阳区法院一审和富阳市法院一审对同类案子判决结果相当相似，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在二审已改双倍返还定金，不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结果是否会一样。

如果开发商的违法违规行为都能像京城案这样被二审重创，那么所有欲额外得利的开发商就会认识到违法违规的成本太高。为什么房地产市场的投诉如此之多？为什么个别利欲熏心者都能屡屡得逞，关键就在于现实的房地产市场行政监管不到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最后苦的都是弱小消费者。就拿北京这个案子来说，一审不就使中鸿天房地产公司暗中窃喜吗，二审虽然还消费者以公道，但要经历了15个月之久后才见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