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日记范文

胡适日记篇1

清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1906年出生，3岁登基，1911年退位时不过5岁。他在“九一八”事变后受土肥原贤二煽动，出走东北，成为洲国的傀儡皇帝。因此，1931年后日方对溥仪的报道多半带有粉饰的意味。

不过，上世纪20年代初，溥仪尚在紫禁城中，个人对英美文化极是醉心，还给自己起了个英文名，叫亨利（henry）。他刚刚大婚，忙着练习骑自行车和打网球，并没放多少心思在复辟这种没前途的事情上。当时，冯玉祥尚未逼宫，逊清皇室的生活相对安宁，“东北王”与日本的关系正如胶似漆。如果此时有人说溥仪将来会变成关东军的傀儡，去建立什么“满洲国”，多半会被当成天方夜谭——最有想象力的政治家，也猜不到溥仪未来的命运。所以，那时日本记者对溥仪的报道尚存在一定的客观性，并带有一种旁观者的好奇。而作为外国记者，文章又是写给外国人看，他们的报道更少禁忌，视角也比较独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更为生动的溥仪。

两派师傅的矛盾

民国期间曾有一则新闻——小皇帝溥仪电话约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见大教授胡适。至于为何要约见胡教授，当时普遍流传的说法是：因为电话刚引进中国不久，溥仪对这种新鲜玩意着迷而又不知道该给谁打，穷极无聊之下，顺着电话簿一位一位地拨号，这才找上了刚刚装上电话的胡教授。

一位化名秉均学人的日本记者，在《大陆》杂志1923年第十一期上发表了名为《清帝复位说和袁氏帝制》的文章，其中也饶有兴味地提到了这件事，他认为，溥仪约见胡适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向教授请教。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更有逻辑、更可信的解释。

此时的溥仪，刚刚17岁，正处在一个人生观形成的时期。他身边有一位英国籍教师庄士敦（原名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年出生，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及牛津大学，曾任英国驻威海卫总督），为他打开了接触外界的窗口。这对长在深宫中的溥仪来说，颇有吸引力。然而，溥仪身边还有一批由清廷旧臣充当的“师傅”，这些老学究对洋鬼子庄士敦并不怎么喜欢，一有机会便想方设法向溥仪灌输儒家学说，用四书五经教导这个小皇帝。

这给溥仪带来了相当大的烦恼。他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在紫禁城中过着封闭的生活，师傅们的教导不会因为庄士敦的出现而被，然而庄士敦带来的西方文化也给了皇帝很大冲击。约见胡适，便是在这种矛盾的背景下产生的。

约见的直接导火索是一次探病经历。秉均学人写道：尽管觉得师傅们的看法多少有些脱离时代，但受儒家“天地君亲师”思想的影响，同时也体会到师傅们对自己期望殷切而又爱护备至，溥仪对这些师傅们有着深厚的感情，其中最亲近的是一位姓陈的师傅。一次，这位师傅生病，溥仪便前去探望。

笔者根据中方史料考证，此事并非日本记者信口开河。这位姓陈的师傅应当是陈宝琛，根据《钓鱼台备忘录》记载，陈宝琛有一次生病，溥仪的确前去探视，时间是1922年。

陈宝琛，字伯潜，号?|庵，福州人，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早年入翰林，因直言敢谏而闻名。1911年，陈宝琛开始担任溥仪的老师。他在溥仪的师傅中任职最早，时间最长，感情最深。多年后，溥仪去洲国当傀儡皇帝的时候，陈宝琛不顾老病之身赶去劝谏，可惜这时他昔日的学生已经不听他的了。溥仪后来回忆道：“在我身边的遗老中，他是最稳健谨慎的一个。当时在我的眼中，他是最忠实于我、最忠实于大清的，在我感到他的谨慎已经妨碍了我之前，他是我唯一的智囊。事无巨细，咸待一言决焉。”

日本记者秉均学人推测，可能由于长期不能与生父生活在一起，让溥仪对陈宝琛有了类似于父亲的感情。溥仪去探望生病的师傅，也是基于这样的私人感情。令他感到意外的是，这次探望在陈家引起的却是轩然大波——陈家上下数十口跪在门前阻止溥仪入内，理由是皇帝探视臣下违背礼法。

其实，这样的事情清朝早期的一些皇帝也不是没干过，以此表达对臣子的宠信，臣子家人一般会受宠若惊。不过陈家的举动更像是一种特殊的施压——老臣们看到小皇帝总是亲近洋鬼子及其西洋学问，在用一切手法和机会进行劝谏，以逼迫其回到“正道”上来。

无奈的溥仪闷闷不乐地回到了紫禁城，不明白为何自己的真情变成了劝谏的筹码，而且他又不能和任何一方的师傅谈，后来总算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听说胡适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而胡适又不是庄士敦这样的洋鬼子，于是决定打电话给这位大教授。

日本记者对此事的描述到此为止，并没有说明胡适先生面对溥仪的问题给出了怎样的答案。

胡适日记里的秘密

1922年5月30日，溥仪和胡适在养心殿会面，溥仪称胡适为先生，而胡适则称他为皇上，两人谈了不到半个小时。有意思的是，胡适后来在谈到这次约见时，只字未提日本记者所说的那个烦

恼，他说当时与溥仪谈的主要是文学。

那么，是日本记者无中生有制造了假新闻，还是胡适对此顾左右而言他呢？由于当事人已过世，无从核查。

不过，以胡适一贯谨慎的个性，其故意避而不谈的可能性很大。胡适是新文化领袖，溥仪则是逊清废帝，两人的见面在当时很敏感。人们更多地关心他们身上所携带的政治符号。会见结束后，胡适因称溥仪为“皇上”，还在舆论中颇遭责难。批评者认为他的叫法是“奴性”的体现。与此同时，清宫的师傅们也对皇上召见胡适这样的新派人物大表不满，担心溥仪会被胡适“蛊惑”，不再努力去当他们期待的“明君”。

这种情况下，如果传出溥仪是因为不知如何面对师傅们而请教胡适，无论对谁，都会带来更大的麻烦。笔者倒是认为，日本记者的说法极有可能是个合理解释，并非假新闻。

胡适后来曾隐约表达了对溥仪的同情，他形容溥仪是“有个性”的少年，并写了一首诗来表达心中的无奈：“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这首诗，胡适没敢发表，把它藏在自己1922年6月22日的日记中。从诗里的文字看，见面时溥仪似乎真的曾向胡适倾诉过某种烦恼。

每天用英文写情书

与胡适见面后，溥仪怎样解决自己的烦恼不得而知。至少对陈宝琛，他如同一个合格的皇帝那样，没有去较真地和师傅说明这次探病的本心，而是很快给陈宝琛加封了“太傅”的头衔，并将养源斋作为私产赐给他的老师。陈宝琛后来为此高兴得大宴数日，可能是为学生开始懂得怎样做一名皇帝而得意。

然而，日本记者的记载以及今天流传下来的清宫旧影，却清晰地给我们展示出了另一个和“皇帝”这个称号很不相近的溥仪——他既有青春期的烦恼，也会在宫中打太极拳，甚至给婉容点烟。

或许因为冯玉祥逼宫时撤离仓促，在清宫的档案中可以找到相当多来不及处理的英文书信，大多是溥仪和婉容之间的，他们彼此用“亨利”和“伊丽莎白”（elizabeth）相称。当时，清宫的“第一家庭”只有3个成员：逊帝溥仪、皇后婉容、淑妃文绣。三人天天见面，溥仪和婉容却依然用英文通信。在那个时代，就算在西方，这也是很浪漫的事。档案中甚至记载了婉容如何手把手地教溥仪吃西餐……很难想象这是后来只会板着脸照标准照的那个皇帝。

胡适日记篇2

“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阿！”

“宣统？……是皇上？”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对这件事，胡适在日记中也有记载：

“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

为了这次约见，事前胡适还专门先去拜访了庄士敦。在他那里，胡适了解了溥仪的近况，他在日记中写道：“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

对溥仪“自行其意”的行为作风，胡适持赞赏的态度。几天之后，胡适赴约。为了这次约见，胡适当天没有上课。见面时，溥仪先起立，胡适行了鞠躬礼，然后就坐在了溥仪为他准备好的大方凳子上。当时，两人聊了如何写白话诗、溥仪如何出洋留学等问题。此外，溥仪还向胡适解释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但这件事很有许多人反对，因为我一独立，有许多人就没有依靠了。”

对溥仪想独立但又不能独立的矛盾，胡适是很同情的。谈话最后，当溥仪抱怨许多新书找不到时，胡适还答应帮他找书。聊了二十分钟之后，胡适告辞。

在这次拜访后不久，胡适还写了一首小诗《有感》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其中一句是：“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不过，新文化的思想领袖与旧制度的帝王见面之后，舆论方面对两人都不买账。这似乎是一次两败俱伤的拜访。

一方面，忠诚于清朝的遗老对溥仪不满，觉得他和“新人物”私自见了面，像炸了油锅似地背地吵闹起来。

另外一方面，那些喜欢胡适并将他视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青年人对他也很不满意。一时之间，许多报纸纷纷以“胡适为帝王师”、“胡适要求免跪拜”为标题来报道此事。

为平息舆论，胡适只好写了《宣统与胡适》一文来澄清事实，辩解说：“一个人去见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胡适礼节性地拜访溥仪，其实没什么可说的。值得审视的地方在于：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青年人对胡适表达不满？

在激进青年看来，道不同自然不相为谋。你既然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怎么能够去跟晚清皇帝交朋友呢？如果说，胡适关注更多的是一个叫做溥仪的十七岁的少年，那么激进青年眼中则只看到了溥仪背后的皇权象征。正因如此，胡适《宣统与胡适》一文中那句“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的话广受非议。

一个权力已经被关进笼子里的君王，充其量也就是一个荣誉性的特殊公民而已，本没什么大不了。但在当时刚刚废除帝制的年代里，许多人还是认为胡适有做帝王师的念头，这就使那些原本崇拜胡适的激进青年对他大失所望。这个引起风波的插曲，恰恰反证了时人帝制思想的残留。

胡适日记篇3

——高小龙

1987年，在西安某书店举办的一次港台书展中，年仅22岁的高小龙第一次看到了胡适的样貌，他的评价是：一个长得很帅的老头。事后，高小龙搜集了几乎所有能找到的有关胡适这个帅老头的书籍资料并阅读，更从此陷入了长达近三十年的胡适情结。

显然，这个老头不仅仅是帅而已。

上世纪初期，胡适曾是广大中国青年人的偶像，精神导师，他的理想和主张，甚至影响过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文化史的走向。

然而自1948年，胡适在政治立场上选择了与共进退，离开北京大学并流亡美国之后，“胡适”这个名字与他在近代中国文明史上的贡献几乎在国人记忆中消失殆尽。倘若96年前，他不曾撰文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恐怕连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也要一并在大陆历史课本中抹除。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胡适重归大众视野并被研究解读。可即便如此，除了少数文艺青年和文史爱好者对这位先贤的著作有所关注和阅读，大多数普通人对“胡适”这个名字的认知，仍停留在历史课本上的寥寥数字记载。

“胡适，这个名字，1949年以降，六十多年来，在中国大陆几代人的记忆中，只残留下这样一些散碎的记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白话文运动的旗手，反动文人……此外，再也说不出对这个人的更多印象。”在日后拍摄的纪录电影中，导演兼撰稿、摄影指导、旁白高小龙有以上这样一段话，文字中透着显而易见的无奈和心酸。

这部纪录电影便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关于胡适先生的纪录电影——《重回适之路》，由民间纪录片工作者历时一年时间制作完成。

影片在少年胡适的成长地，安徽绩溪上庄乡，和晚年胡适的落叶之地，台北，两处实景场所进行寻访、发现，也跟踪纪录一位胡适先生的后代族人胡从，从上庄的胡适故居，到台北的胡适纪念馆。

胡适，胡从，这两位只在久远往事中发生亲密联系的同族亲人，他们之间穿越历史和灵魂的相望，对话，藉由若干有思想深度和敏锐判断力的学者如陈丹青、余世存、许知远、熊培云等，以他们对胡适的认识和理解，展开胡适一生多个面向的叙述。

导演高小龙希望从本片开始，更多的人晓得“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的意义，更多人晓得胡适曾经为中国人，播下过什么样的种子。

《财经文摘》：您的《重回适之路》起始之源何在？

高小龙：通常纪录片的模式就是找人访谈，加照片，我不甘心如此，中国老百姓看纪录片唯一的渠道就是电视台了，但是大量独立的人文性比较强的纪录电影就没有什么渠道，都变成了小众独立影像的放映或者纪录片节。

60多年来这是胡适的第一部纪录片，之前《建党伟业》里吴彦祖几分钟的一闪而过，凤凰卫视讲了新文化运动中的那几个人，胡适是其中的两集，也是找了很多胡适研究会的专家，包括雷颐这样的知名学者都在，我看了后发现，除了白话文外，聊的就是私生活了，这其实是种窥视。

至于我为什么做这个，是因为它独立性很强，包括个人的感受和情结在里面。以前所做的都是商业性质，当看到邓康延的策划，一下子被打动了，本来是要做个教育启示录，这是比较长的计划，有大量的文本的准备，从这里面生出先从人做起的理念，要谈民国，谈教育，都离不开这些大师，如果叫先生，百年来灿若星河，选择这十个人还是从教育的本体出发的，它里面六个大学校长，四个大学者。

当时邓康延年的名单，第一个是蔡元培，第二个是胡适，听到胡适的时候我就说这个谁也别给了，这个我肯定要拍。

《财经文摘》：您的胡适情结和渊源从何开始？为什么要重新找回胡适？

高小龙：我给你拿本书（《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扉页上写着“民国75年，购书于西安外文书店”。1986到1989年是个短暂的文化黄金时期，当时在西安外文书店在做一个港台书展，整个一面墙的书柜摆着各种各样我们那个年代印象中的反动派、坏人的回忆录、传记，当时就看到了这本。

我们这代人对胡适的印象是完全不知道他干过什么，但是对这个名字跟反动文人的概念是在一起的，我甚至不知道胡适之就是胡适，当时的轨迹就是我首先怀疑这是不是胡适，另外就是我在疑惑胡适不是“坏人”么，怎么会在卖他的书，另外一个是对这些人全部都是恶感，但封面这个样子一点也不像，从着装看来很洋派又很中国，当时就是做贼一样买回了书，就算是埋了个种子吧，当时21岁。

竖排，繁体字，十来二十年反复阅读，因为这本书结缘，从喜欢他的样子开始，到现在是不断在发酵。

去年上半年有过一段时间的胡适热，因为120周年纪念，包括像熊培云的文章，也不是一个单独的现象，总觉得这是个暗涌，各自都在自己的角度去讲，也是现实的需求。现在的现实情况就是戾气很重，就显得他的观点态度尤为珍贵；恰恰因为他在七八十年代倡导的那些东西在今天的中国还是恰逢其时，不但没有过时，反而特别新鲜。

《财经文摘》：现在说胡适感觉还是在小圈子里传播，但您的纪录片是想普及，让更多人知道，这样的理念从何而生？

高小龙：其实就是胡适科普，我是不甘心这么一个人，真的只是被阅读界、学者圈或者文艺青年的小圈子了解、知道、反对、认可，对这个人挺不公平的，所以我今天早上还在看《胡适留学日记》中的一段，他写道：“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已能普及最大多数国人唯一大能事。”我特别觉得我去做胡适纪录片的动机也都是在这。当然也未必是学者们愿意这样，因为意识形态、政治、时代的等等原因，造成了他是胡适研究院的私产，因为对他的所谓公开的传播，只能局限在这样的一些行为当中，比如每年或者定期会在台湾或大陆开个关于他的研讨会，也就仅此而已，胡适研究会有个刊物在网上可以下载，但是没多少人知道，阅读的人可能都不到五百人。

我真的是想让更多人知道、看到，因为他的成就远不应该是知识人研究的话题。

《财经文摘》：是不是在北京，在台北，在绩溪，都找不到胡适了的感觉？

高小龙：找不到真正的胡适了，我们想见的胡适都在暗处了，真成了更久远的一点历史人物了，成了一个风景名胜了。

但是也如陈丹青所说：我们不能因为这个人被封杀过就又走上另一个极端，所以是有克制的理性在里面。

胡适日记篇4

朝廷自古多屠杀，此理今凭实验传。”

这是鲁迅先生批判胡适的话，在这二十八个字中，把胡适这个人的反动本质都说清楚了。给这几句话作个注，对于同志们了解胡适这个人的反动本质，也许有点用处。

继承了官僚地主商人家庭的遗风

胡适是安徽省绩溪县人，生于一八九一年。

胡适的父亲名叫胡珊，从一个秀才爬到了知州，临死剩了几千两银子，都存在同乡的店里生息；还编了一些“学为人诗”等四言韵文来教育子弟，宣传封建思想；真是一个会作官，会赚钱，还会略述封建哲理的人。据胡适说，他就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点“程朱理学的遗风”。

胡适家中有多少地，他自己没有说明，可是他说每年秋天，他跟着庶祖母到田里去监视佃户收割。由此可知，他家确是地主，胡适幼年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受了“九年的家乡教育”。

胡适家中有三个商店（据我所知而言），一个规模较大的瑞兴泰茶叶店和一个公义油栈都在上海，一个两仪酒栈在汉口。从胡适少年时期，事事听从其经商的二哥教导看来，从胡适后来的趋炎附势的行径看来，商人的思想对胡适的影响是不小的。

以上这些话都是根据胡适的“四十自述”。从这里可以知道，胡适是继承了宜僚地主商人家庭的遗风。

上海滩上的小流氓

一九一四年，胡适到上海读书。在上海学会了英文，也读到了“新民业报”，接受了一点资本主义思想；也就在这时变成了上海滩上的小流氓。这一事实，胡适在几篇文章中都谈过，且引他“四十自述”中的一段：

“中国新公学有一个德国教员。名叫何德梅……什么中国人的玩意儿他全会。我从新公学搬出来，就搬在他隔壁的一所房里住，这两所房子是通的，他住东屋，我和几个四川朋友住西屋。……何德梅常邀这班人打麻将，我不久也学会了。……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又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幸而我们都没有钱，所以都只能玩一点穷开心的玩意儿：到吃饭子为止，逛窑子到吃“镶边”的花酒或打一场合股份的牌为止。有时候，我们同去看戏；……三有时候，整夜的打牌，有时候，连日的大醉。”

一九一0年，有一晚胡适在一家“堂子”，里吃醉了，在街上发酒疯，被巡捕打了一顿，抓去关了一夜，罚了五元钱才放出来。回到住处，头青脸肿，请医生看，吃了“很重的泻药，泻了几天”。还没有养好。这时胡适觉得在上海混不下去了，于是“摆脱一切去考留美官费”。居然考上了，就到美国去住大学。

留美七年养成一个洋奴才

胡适到了美国。先入康南耳大学农科学院，他在“我的信仰”一文中叙述过入农科学院的动机是：“农科学院当时不收学费，我心想我或许还能够把每月的月费省下一部来汇给我的母亲。”胡适固然在家乡时每年到田中监视佃户收割，但是农业的经验到底一点也没有，而且“心也不在农业上”，一年半以后又转入文科。

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开始了政治活动。他在“我的歧路”一文中说：“当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六年，我一面为中国的民主辩护，一面注意世界政治。”检查一下胡适留学时期的日记，找不到他为“中国的民主辩护”的记录，所看到的仍是反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为卖国贼袁世凯辩护的事实。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了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留美学生也开会反对。三月一日胡适在日记上写道：

“自中日最近交涉之起，吾国学子纷纷建议，……此间学子开特别会，义进行方法，余以事不能莅会，乃留一柬云：吾辈远去祖国，爱莫能助，纷扰无益于实际，徒乱求学之心。电函交驰，何裨国难？不如以镇静处之。”五月九日，卖国贼袁世凯承认了二十一条。十日胡适在日记上写道：

“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挠，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把袁世凯卖国说成中国外交有“开明之望”，这是什么人的口吻？胡适在“我

的信仰”一文中也提到这件事说，那时“留美学生，人人都赞成即与日本开战”，斥胡适为卖国贼。大家评判吧，称胡适为卖国贼不是很恰当吗。

一九一七年胡适写成了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由此获得博士头衔，于是回到中国，以洋博士的身份向中国人夸耀帝国主义，特别是夸耀美帝国主义，以为其主子服务。

也混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

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也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胡适并没有参加爱国运动，可是收到底混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这时胡适主张白话文，于是就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名人”。在这里我们必须说清楚，反对封建的旧道德，胡适并没有想这样做。一九三五年他在“独立评论”一五三号说过这件事，他说：

“我搜索我半生的历史，我就不如道我曾有过“与封建主义争斗的光荣”。压根儿我就不知道这四十年的中国“封建主义一是个什么样子。所以如果说我曾提倡白话文，我没法子抵赖。”

他在提倡白话文的当时，根本不主张改变文学的内容，对于改革文学的形式也不是彻底的，他还要和反对白话文的顽固分子商议着辫呢。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所提倡的新文化，既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是胡适所坚决反对的），也不是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文化，而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实验主义的“文化”。中国的先进分子受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学习马克思主义，从一九一八年起“新青年”杂志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出现了，而且日渐增多。一九一九年四月胡适就发表了他的“实验主义”。其目的是以实验主义来反对辩证法的唯物主义。

胡适日记篇5

师生之谊

王云五生于1888年,胡适生于1891年,王比胡大三岁。

王云五原籍广东省香山县(现中山县),出生于上海,他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几乎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大家。

他五六岁在家乡时跟大哥学过《三字经》、《千字文》,从十岁起进入私塾读书,刚年满十四岁,他便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父亲把他托于一位同乡开的五金店当学徒,同时又允许他在一所英文学校的夜班学英文。他自幼喜欢读书,对学英文更是刻苦勤奋,成绩显著。后来他又进了美国教会办的守真书馆学英文,不满八个月,由六级升入第二级。十七岁时,他进入上海的同文馆学习,一位英国老教师布茂林成为他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学问的引路人。他初进校时插入第二级,但仅读了三个月,布先生就按他的程度将他升入第一级,不久又把他提拔为同文馆的教生。这样他就有半天时间随班听课,随时向布先生请教,其余时间可以自由读书和研究,并能每月领取二十四元津贴。在此期间,他充分利用布老师家中的藏书,每隔几日必借一本书回家阅读,逐渐养成一种快读的习惯。正如他后来说的:“我当教生的十个月左右,可说是我的图书馆生活的开端,所读的书从前限于教科参考方面者,自此时起,所涉范围渐广,且使我对于中国文史方面渐谋深造。”

1906年,十八岁的王云五正式走向社会,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最初他在上海一所私立英文专修学校――益智书室教英文,后来又转到中国新公学,主要教英文文法和修辞。这时候,胡适由中国公学转到中国新公学,成为王云五的学生。这是他们结识的开始。胡适在二十年后回忆说: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两先生的影响很大。王云五在六十多年后也说:“第一级的学生中有几名是兼任初级教科的,如朱经农长我二年,曾留学日本,在新公学兼教务干事,并教英文;胡适之小于我二年(案:应为三年),次年将近毕业时,在新公学兼初级英文。这两位同学后来与我成为毕生至好。”

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后,与王云五之间来往很多,关系很好。在这时期的《胡适日记》中,多有“云五先生见访”或“余访问之”的记载,而且每次差不多都“谈甚久”。王云五非常关心胡适,知道他交友不善,劝他迁居,胡适在日记中记载:“1910年1月24日,云五先生见访,谈一时许,知先生来年仍留中国公学。先生询余近况,力劝迁居,实则此间藏垢纳污,万难久居,待过此残年,当与仲实,君墨诸君同择地而迁也。”王云五还推荐胡适到华童公学去教书,后来王云五回忆此事时也说:华童公学“需要聘请兼通中英文的教员,特由我推荐适之担任”。王云五在同文馆担任教生时,曾利用余暇搞翻译练习写作,所以他也劝胡适多翻译,胡适确实也照老师的话做了,后来他勤奋学习,一年之后经过考试,终于到美国留学去了。

鼎力相荐

1917年,胡适接受蔡元培和陈独秀的聘请,回国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胡适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我国思想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大名也随之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以来,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张元济、高梦旦等,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希望商务印书馆能办得更适应于社会潮流;特别是作为编译所所长的高梦旦,自觉个人的组织能力有限,又不通外语,不适应于时代的要求,就有了推举胡适代替自己的打算。据1921年4月27日《胡适日记》记载:“高梦旦先生来谈。他这次来京,屡次来谈,力劝我辞去北京大学的事,到商务印书馆去办编辑部。” 胡适从一开始就认为,商务印书馆固然重要,但自己要想干一番事业,现在还不能辞北大而去商务印书馆,所以几次婉转地谢绝了他。后来高梦旦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希望他在这年暑假,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客人能到上海玩玩,帮助他们出出主意。比起胡适来,高梦旦是老一辈文化人,此时已是五十开外,要大他二十多岁。胡适被他的出自内心的真诚所感动,就答应了高梦旦这个要求。

从7月16日到9月7日,胡适独自一人(高梦旦一直请他带家眷同来)到上海,待了近两个月。胡适会见了商务印书馆的大小领导以后,7月18日与高梦旦作了一次长谈,才将他此行的任务弄明白了―― 一是推荐一个能担当编译所负责人的人选,二是让他拿出一个改良编译所的计划书。为了不负老朋友对他的信任与期望,在上海的这段时间里,胡适几乎每天都在商务印书馆,或开座谈会,或找人个别谈话,或参观商务印书馆的各部门,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以求能够拿出符合商务印书馆实际的改良计划。

自从胡适与王云五十年前一别,他们就再也没有相见。这时候的王云五,正在上海一家不大的公民书局做编辑,编辑一套“公民丛书”。胡适知道后,就于7月13日拜访了他的老师,头一次见面,两个人就谈了四个小时。胡适了解到,在过去的十年中,王云五读书很多,知识很渊博,尤其是精通英文,读了大量的英文名著,国文底子也很深厚。胡适又知道了王云五在中国公学教书时的一件“傻事”:他从商务西书店,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了一部共三十五巨册的《大英百科全书》。在三年内,几乎每天翻书两三个小时,除按顺序阅读外,还分类作了系统的阅读。

胡适还了解到,王云五为官廉洁奉公,个人道德修养也很高。1916年,他在财政部工作时,被派为江苏、广东、江西三省禁烟特派员,经过明察暗访,了解到前任特派员在历年报销款中,托词要扣除洋药商行百分之五的手续费,即五六十万元,实际上全部中饱私囊。洋商代表希望王云五也照此办理,但他廉洁奉公,不与之同流合污,将这五六十万的手续费全部交公。

本来,高梦旦寄希望于胡适能替代自己的职务,而胡适到上海后只是希望给他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胡适事先并没有想到哪个人合适,但经过与王云五几次交谈以后,逐渐感觉到他的老师应该是适合于做编译所工作的人选。大概到了8月中旬,胡适先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高梦旦,然后才给王云五说了。高梦旦十分信任胡适,因此对胡适推荐王云五当然是十分喜悦。8月下旬,经胡适介绍,王云五到商务印书馆参观,并与高梦旦交换了意见。事后,高梦旦向商务印书馆领导大力推荐王云五。8月底,商务印书馆的领导张元济正式请王云五到馆中,就他到编译所之事相互谈了条件,王云五也答应考虑此事。对此,胡适非常满意,他说:“云五的学问和道德都比我好,他的办事能力更是我全没有的。我举他代我,很可以对商务诸君的好意了。”大概过了半个月,也就是中秋节的时候,王云五正式答应了商务印书馆领导的请求。王云五后来回忆此事说:“当我为小规模公民书局主编‘公民丛书’的时候,突然有人推荐我为全国最大的出版家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所长。给我推荐的人是我十几年前在中国公学教英语时的一位卓越的学生胡适之。”

至于给商务印书馆拿一个改良的计划书,胡适在7月底与高梦旦等一班人座谈时,就提出几条思路,如每年派送一二人出国留学或考察;办一个完备的图书馆;办一个试验所等。在上海时他就着手起草,回到北京后于9月底完成了计划书,有一万多字,共分设备、待遇、政策、组织等四个部分。后来张元济亲口对胡适说,计划书中的“提议都是很切实可行的,没有什么大难行的”。

胡适为商务印书馆找到了掌舵人

按照王云五的意见,他初进商务印书馆时,在编译所先做三个月的尝试性的工作。他每天和高梦旦在一起,高梦旦详细地给他介绍编译所的工作情况,有事也处处与他商量。经过一段接触,高梦旦感觉王云五有见解有能力也有魄力,对胡适推荐的这个人非常满意。1921年10月下旬,高梦旦到北京看望他生病的侄子期间,曾拜访胡适,高兴地对他说:云五好极了,将来一定可以代我。11月上旬,高梦旦给在上海的王云五写信,明确提出请他做编译所所长。鉴于王云五在给高梦旦回信中有所推辞,于是胡适就给王云五写信力劝他就职。11月6日,王云五在给胡适的回信中说:

我是一个新来的人,虽然平时不怕劳苦不怕负责,但是信用究竟未孚,骤然担这改革的重任,无论如何,总不似梦旦自己主持的顺利。所以我的意见,总想梦旦照旧主持,至于做事方面,我们年轻人当然有替长者服劳的责……我是心直口快的人,和你又系至交,所以上面的话无一句不出自肺腑。

经过不满三个月的观察和实践,王云五提出了一个《改进编译所工作意见书》(他见过并赞成胡适的计划书)送请高梦旦和张元济以及董事会审查后,得到一致同意,并表示将全力支持。这样,有高梦旦的诚心推荐,有胡适的尽力相劝,有张元济及董事会的同意并支持,王云五在这年年底正式被聘为编译所所长。

王云五主持编译所时期,改组编译所,延聘专家主持各部门工作,按照他既重“学问”又重“管理”的思路,创造了自张元济任所长之后,商务印书馆的又一辉煌时期。

1930年初,在张元济、高梦旦等力劝下,王云五再次担任了商务总经理,接着他前往日、美、英、法、德、比等国,进行了为期半年关于各国产业管理的考察。回国后的第二天,他就向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提出了采行科学管理计划报告,为我国企业较早地引进了西方现代科学管理的理念和方法。这个报告被董事会通过后,王云五于1931年初宣布执行,但却遭到了四个工会的联合反对,引起严重的工潮,使他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王云五也认为出台这个科学管理计划缺乏必要的准备,有点操之过急,不得不自动撤回全案。后来经过调整,他从财务和事物的管理入手,逐步地推行有关科学管理计划,取得了明显的效益。

这个时候,胡适正定居于上海,出任中国公学校长,他与王云五有了更多的来往。王云五出国考察回来后,专门到家中看望胡适,胡适看到“他的气色精神都很好”。胡适特别关心王云五提出的科学管理计划,对他因实施改革方案而受阻表示同情和支持。胡适在1931年1月18日的日记里记载:“梦旦、拔可、云五诸先生来谈。我们谈及商务的事。连日云五因提出改革编译所方案,受了很多的气。我戏说:前有王莽、王安石,今有王云五,都因改革而挨骂,可称‘三王’。”三天之后,即1月21日,胡适又致书王云五,劝他“不要因此灰心”,但也“不要因此趋向固执的态度”;他相信只要在实施的过程中,“信用已著,威权已立,改革自然顺利。”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胡适的建议是对的,王云五依赖他执著的精神和高明的领导才干,终于成为商务印书馆的掌舵人。

从30年代开始,就在王云五逐步推行其改革方案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进一步践踏我国广大领土。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空袭上海,致使商务印书馆位于闸北的总馆总厂连同东方图书馆付诸一炬。在这危难之际,王云五抱着“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决心,保护中华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全力以赴为商务印书馆的早日恢复生产而做着不懈的努力。他作为临时成立的特别委员会的常务主任,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经过半年的努力,商务的总管理处、上海发行所与租界内的新设工厂同时复业。11月1日商务印书馆宣布,除各类教科书正常出版外,每日出版一种新书。他曾引用胡适写给他的信中的两句话,即“南中人来,言先生须发皆白,而仍不见谅于人”,来表达他当时的情景和苦衷。

一生亦师亦友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王云五以社会贤达人士的身份被选为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实际上成为他正式参政的开始。在内地的最后几年中,王云五的仕途生涯可以说是飞黄腾达,他开始担任经济部长,接着做了国府委员、行政院副院长。到1948年的统治摇摇欲坠时,又让他出任财政部长,但是“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不到半年时间,王云五就不得不引咎辞职。后来王云五去了台湾,又重新踏入仕途,而且官也越做越大。他被聘为“行政部门计划委员会”设计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考试院”副院长,后来官至“行政院”副院长。他在任职期间,始终为“政府”竭尽全力,尽职尽责。

在对待从政的态度上,胡适则与王云五不同。胡适一生追求政治民主与言论自由,尽管他也倾心于政府,但他“愿为国家做诤臣,愿为政府做诤友,不愿做官”。抗战时期,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一介书生毅然担当起驻美大使的重任,以自己在美国的声望与影响,为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理解和支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后来他也有许多从政的机会,甚至于有竞争“总统”的机会(尽管这是设下的圈套),但都被他以各种理由予以拒绝。逃离内地的时候,他去了美国,在那里一住就是十年。直到1958年4月,他才定居于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长。

在胡适人生的最后四年中,他又与王云五有了较多的联系。

还在胡适未正式回台之前,因为台湾的商务印书馆要出版他的书,他回台与王云五有“几日畅谈”的机会,令他感到“十分快慰”。胡适返美后,给王云五写了一封信,还将写的两篇自记特别请“老师改削”。后来,王云五还专门给胡适送了一部《历代纪事年表》,共四十册,外有木梓箱包装。为此 ,胡适写信表示感谢,说“真是很贵重的礼物,很有用的参考书”,并对该书的编者辟园居士的官名做了一番考证,详细告诉他的老师,“以表谢意”。

胡适回台不久,王云五就做了“行政院”副院长,有些大事胡适常与他商量,甚至求助于他。其中较大的事,就是“沈志明案件”。

1959年2月底,台北警备总司令部以“叛乱罪”逮捕了启明书局董事沈志明及其妻应文蝉,拘押了十二日之久,既不释放,也不许家属探问;他们的律师呈请调阅案卷,亦不作复。胡适认为此种做法有违于“宪法”,遂于3月11日给时任“行政院”院长的陈诚和副院长王云五写信,对所谓“叛乱罪”进行辩解。他说香港启明书店十年前出版斯诺的《中国之红星》,怎能归罪于远在台北的启明书店?至于他们出版冯沅君二十年前的《中国文学史》,其中提到“无产阶级文学”,“至多不过有一时疏忽视察之咎”,“ 何必在今日认为‘叛乱’罪的证据”? 他还在信末又特别加了一段话,建议军法机关不应干预书籍和文艺之事:

书中有“渲染自由主义文学”一语,试问“渲染自由主义文学”何以构成“叛乱”罪名?此系根据哪一条法令?我举此一例,可见书籍之事,文艺之事,都不应由军法机关管理。

过了三天,即3月14日,胡适又专门派人给王云五送去麻州工艺大学(注:即现在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克孙的一封信和四位物理学大家李政道、吴健雄、吴大猷、杨振宁的电报,这信与电报都是为沈志明鸣不平的。同时,他还给王云五写了封信,痛心地说“我深觉得沈志明夫妇的案子是中华民国的一件最可以损害国家名誉的大案子”,“恳求先生务必让辞修(陈诚)先生了解这种事件的国际重要性”。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如需要保人,我很愿意保他们。”为了争取言论自由,胡适为沈志明如此打抱不平,王云五在官场也做了力所能及的活动,此案总算有了结果。3月16日,胡适对胡颂平说:“刚才接到王老师(王云五)的电话,说沈志明的事情……现在他们可以先交保了。”3月28日,刚刚获释的沈志明夫妇,遵照胡适给他们说的“暂勿登门拜谢”的嘱托,仅给王云五写信表示感谢。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中央研究院”欢迎新院士的酒宴上,不幸因心脏病发作而离开人世。胡适逝世一周年纪念日,由中国公学同学会捐赠,在胡适墓前竖立了一尊铜像,与胡适一生亦师亦友的王云五主持了铜像揭幕典礼。

其后,从政十几年的王云五,内心毕竟忘不了那种文人情怀,最终还是放弃了高官厚禄,回到他搞了大半辈子的出版和教育事业之中,为台湾的出版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胡适日记篇6

江平，有媒体如此评价，他奠定了当代民法的基石，在乱世之后的法治启蒙中，他堪称中坚。他的法学造诣和人格魅力获得广泛尊重，被视为法学界的良心。

“他是中国政法大学最短命的校长，却是最得人心的校长，永远的校长。”陈说。

令他意外的是，五年后，2009年4月的一天，江平的学生赵旭东找到他，希望他能参与江平传记的写作。

这个在2000年考进中国政法大学，在这里完成了本科、硕士学业，如今正在读博士的人，此时对口述历史情有独钟。此前，他曾在2006年著有《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一书。

“现在中国法制史学界的学者，甚至包括官方的学科设置，都更多强调了中国法制史的法学特性而忽视了史学属性。”陈认为。

再者，“1 949年后，政治运动仍然频繁，而法律人又是历次政治运动的‘重灾区’，当事人的日记、书信等私人记述，动辄成为被揭发批判的罪证，也导致诸多历史人物不留片瓦的习惯。”

这位法律系高材生决心弥补这一空白，而江平则是最佳人选，他参与了我国多部法律的制定，包括1984年出台的《民法通则》和1 989年通过的《行政诉讼法》。1 988年，江平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进入1990年代，他参与制定的《公司法》出台，此后，又陆续参与《信托法》、《合同法》、《物权法》的立法工作。

“这就是大陆的法制史!”陈说。

于是，他先去说服赵旭东，再去跟江平沟通。2009年6月18日，陈开始了长达15个月的采访。

如今，一部口述史已呼之欲出――《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

“不能再等了”

按照国际学术界比较通行的说法，口述历史指的是由准备完善的访谈者，以笔录、录音或录影的方式，收集、整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观点。

“不少重要历史事件有文字记载，但不能反映历史的细节，更不能呈现历史中人的真实面貌一而口述史的价值却正在于此。”复旦大学口述史研究中心如此表述。

在大陆，口述史尚属新生事物。此前，北京大学出版社曾推出了“口述自传丛书”，选取了一些重要的文化人物，试图以他们的口述经历提供一个反映历史的视角。比如有《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小书生大时代：朱正口述自传》等。

但是，从总体上说，口述史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体现在重点课题规划、科研经费拨发、杂志创办、学会组织等方面。

尽管如此，一种崭新的历史记录方式还是在大陆持续升温，越来越多人开始从事口述史的工作，其中就有转身去做历史的崔永元。

在央视记者柴静的《崔永元说》中或许能找到答案。

2001年崔在日本的电视台NHK看完一段三十分钟有关张学良演讲的视频，他还记得很清楚张学良的一句话，“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我就辞职。”

于是，他受刺激了，同样是电视台工作者，我们没有这样的资料，“而且30分钟拿回来谁也不会把它当回事。”

中国的这些参与历史的人很多已经死去，有的正在老，正在失去记忆。

“不能再等了。”崔说。

后来，他成立了一个名叫“清澈泉”的公司，柴静曾描述，采访了3500个人，收集的口述历史的影像、纪录影像均超过了200万分钟，历史老照片超过了300万张。

不过，崔永元曾说“我们采访几万个人，多少个小时，去重新对历史下一个结论，可能会误导一批人，我们不想干这样的事，我希望五六十年以后终于有一本被大家公认的书，大家认为它是真实的。”

口述史的前世今生

追根溯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口述史自古有之。西方的《荷马史诗》、《马可・波罗游记》是众所周知的口述史书，藏族的《格萨尔王传》是口述作品，《李秀成自述》、斯诺的《西行漫记》、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也属于口述历史的范畴。

然而，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OmlHistory)，即把口述历史作为一个专门学科，是从1940年代开始的。历史学家A・芮文斯于1948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用以记录保存美国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资料。

被誉为口述史家的唐德刚(曾著有《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曾对芮文斯说：“你不是口述历史的老祖宗，而只是名词的发明人，口述历史是中国和外国都有的老传统。”

很快，1967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成立，并在各地设有专属机构。在1980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提出一套评价口述历史的标准。

除了制定工作原则和标准，厘清口述历史的专业伦理，说明从业者应有的操守外，规定了口述历史工作者对受访者以及社会公众应尽的义务，还对口述历史赞助机构和档案机构的义务作了规定。

早在1960年，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便与“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计划”合作。此后的14年间，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共成稿66份，达480万言。

迄今为止，近代史所已访谈了700多人，成稿一千多万字，整理出版了《口述历史丛书》70余种，定期出版《口述历史》期刊，举办“口述历史研习营”，推广、培训口述历史工作者。

种种措施的施行，无疑推动了口述史的迅猛发展。现在，很多作品在美国各州收藏口述历史资料的博物馆、图书馆随处可见。

伴随着质疑声接受洗礼

即便如此，仍有学者质疑口述史的真实性。显然，口述历史真实性的源头来自口述者的真话，否则将失去意义。

正如唐纳德，里奇所说的，“与记忆力打交道是有风险的事”。他曾著有《日本电影100年》，对日本电影颇有研究。

“口述史是一种回忆，与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回忆行为不同的是，它对记忆的召唤不仅是有意的，而且也是强制性的，通过有备而来的采访者和各种记录设备，将记忆整理成文本，也只有通过这一系列近乎仪式的行为，回忆才变成了历史，也正是在这一仪式下，口述史和一切成文史料一样，无法避免被各种因素过滤和雕琢。”海青在《口述史做了什么》一文中写道。

如唐德刚本为胡适的学生，和胡适私交甚深，在做口述采访时，胡适生活拮据。唐德刚说：“我跟哥大讲好了，给他三千块钱一年。胡适高兴死了，那时候三千是笔巨款。所以胡适和我两个人合作，他说“‘你怎么着都好’，我要他签字他就签字。”“像我跟胡适合作，我写，你读，所以胡适留在哥伦比亚的原版录音带其实是我的稿子，胡适照着念的。”

唐德刚在《史学与文学》一书中说：“我替胡适先生写口述历史，胡先生的口述只占50％，另50％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李宗仁先生口述史料只占15％，而剩下的85％都是从档案馆、图书馆、报社等处找来的。”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王海晨和杜国庆曾在文章《影响口述史真实性的几个因素》中也曾质疑：“当受访者完全服从于采访者的背景被口述史使用者了解之后，当人们知晓存藏于档案馆里的胡适口述原版录音带，只是胡适在读别人写好的稿子留下来的声音时，不管这部口述史价值如何，它在人们心目中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也会大打折扣，甚至会引起人们对更多口述历史客观性的怀疑。”

“如果口述史料只在口述史著作中占15％以下，还有没有必要冠上口述史的名字?如果口述史著作都是这样的，如何理解口述历史的独立性?”

胡适日记篇7

傅斯年接到电报，意识到自己何去何从的最后时刻到来了，在命运的重要转折关头，向来干练决断的他竟再度犹豫起来。此前，随着陈布雷自杀身亡，他亦产生继之而去的念头。这个念头存在他的心中已有时日，但究因家人看护与对史语所及台大命运的牵挂未能步陈布雷后尘——死，有时容易，有时也难。

1月8日，接到密电，北方局势即将全面崩盘，焦灼中急约胡适晚餐。席间，蒋循惯例先问胡对大局的看法，胡氏又犯了一介书生弄舌称快的老毛病，竟像当年劝解除武装一样，又不知深浅地奉劝投降，且同样列举一些洋例子加以佐证“投降”的必要：“我为他述General　wainwright（温赖特将军）守Bataan（巴丹半岛）力竭投降，胜利后释放回国，美国人热烈欢迎他，国会特授与‘荣誉勋章’。”更不可思议的是，当一通劝降话说完，胡氏竟认为“蒋公稍有动意”。

事实上，身经百战的是何等人物，怎么会听从一介书生的“投降”之说？就像在重庆谈判的不会听从胡氏的痴人说梦一样，在大地陆沉之际，仍决定死里求生，作最后一搏，并请胡适到美国求援。因胡氏此前已明确表示不做正式外交人员为政府效劳，亦采取通融之策，令胡以民间外交的方式使美。当天晚上，胡适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蒋公今夜仍劝我去美国。他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止“只”要你出去看看。”

胡适经过一番心灵煎熬，决定服从蒋公这一委派，重返美国为政府“做点面子”。

1月9日，被共产党部队围困在淮海战场达66个日夜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向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是夜，国共两军展开激战，军全面溃败。整个淮海战役，以伤亡13万人的代价，歼灭、俘获军万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战场总指挥杜聿明被俘。而作为一个指挥50余万大军的主将在战场上被俘，这在中国历史上曾未有过。

1月15日，共产党军队占领天津，北平危在旦夕。胡适匆匆赶往上海拜访银行家陈光甫，商讨赴美求助方案。17日晚上，正在上海的顾颉刚受邀参加胡适的晚宴，早已与胡老师产生芥蒂且不明就里的顾氏，借着酒劲劝胡借此脱身政府的纠缠，不要再回南京，“免入是非之窝”。并谓：“当盛时，未尝得与安乐，今当倒坏，乃欲与同患难，结果，仍无救，而先生之令名隳矣。”

顾氏的一番说教，胡适并未放在心上，更没有透露自己行将赴美的半点口风。此时的胡适与顾颉刚在情感上和政治上皆已分道扬镳，这对相互倾注过炽热情感与人伦大爱的师生，上海一别竟成永诀。

1月19日凌晨，傅斯年遵照事前安排，欲赶赴机场搭乘军用飞机赴台。在残淡的星光照耀中，傅斯年提着行李走出史语所大院中的居处，专门由上海返京送行的胡适做前导，傅氏秘书那廉君殿后，一行三人在漆黑寒冷的黎明中悄无声息地走着，没有人再说话，千言万语已说尽，最后要道的“珍重”又迟迟不能开口。当那扇宽大厚重的朱红色大门“咯咯”推开时，沉沉的夜幕遮掩下，把门的老工友接过傅斯年手中的行李，在送向汽车的同时，呜咽着道：“傅先生，今日一别，还能相见吗？”傅听罢，悲不自胜，滚烫的热泪“刷”地涌出眼眶，顺着冰凉的面颊淌过嘴角，又点点滴滴地随着夜风四散飘零。“好兄弟，等着我，我会回来的。”傅说着，握住老工友的手作了最后道别，然后登车仓皇离去。正可谓：“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胡适日记篇8

唐德刚是胡适晚年的入室弟子，曾亲自录制并译注《胡适口述自传》，被公认为海外论胡允当者。在该书中，唐德刚对胡适没有太多的隐讳，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当然，也有些看法和读者大相径庭）。

在杂忆胡适时，唐德刚并未因为是胡适的入室弟子而像罗尔纲写《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时那样毕恭毕敬，更多是尖刻、风趣与超脱。比如谈到胡适与政治，唐德刚说，胡适是“不要儿子，儿子来了”；胡适容忍，是“爱惜羽毛”、“畏首畏尾”（借李宗仁语）；搞政治胡适后天不足，“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与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作政论家的眼光”；胡适被杜威老师牵了一辈子鼻子，做了几十年齐天大圣，最后发现自己不过是个癞和尚的保镖；老顽童甚至向读者回忆起胡老师挤上公共汽车时的情景――“一个瘦骨嶙峋的脊椎动物”。

当然这些并不影响唐德刚对老师的正面评价：“（胡适是）近代中国唯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在胡适身上，全然没有两千年来无数乡愿、学究、家天下帝王及其臣仆们自阉精神的“继往”，更没有极端年代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狂阉他人的“开来”。

对于，唐德刚与胡适的观点并不一致。胡适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反对政治，另一方面，却又做了一辈子的政治票友，“胡先生是反对的。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夭折，便是把政治化的结果”。唐德刚后来解释，“新文化运动这部列车，被这批小伙计扳错了方向盘，就横冲直撞起来，结果，目的热，方向盲，列车出了轨、翻了车，弄得伤亡遍野。可怜的老胡适也被弄得教授当不成，新文化运动前功尽弃，而跑到纽约来落草。所以他反对”。

对于的是非褒贬由来已久，胡适的观点是：“新文化运动才是那害了两千年瘫痪病的中国固有文明的对症良药，是当前救国救民的唯一道路。”胡适的理想是在一个非政治化的环境下投身文化与科学教育，再造文明，完成中国的文艺复兴。折腾了一百年往回看，胡老夫子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忽略真正的文化和教育，仅靠几个先知先进带着群盲打打杀杀瓜田分地，仅图一时一势的革命，是不能真正改良社会的。革命到底是解放人的事业，而不只是解放猪圈里的牲口，让它从张家的院子跑到李家的厨房。

历史车轮鬼打墙。转到20世纪后半叶，中国到处都是“人文关怀”。除了卖猪饲料的，什么样的企业都开始将“以人为本”的招牌挂上了大街。当然，以人为本并非舶来品，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的国粹。中国从来就是以人为本的。从历史上看，中国的人本是以钳制人为本，而西方的人本却是以尊重人、解放人为本。关于这一点，胡适在一次出游东北时有所感悟：中西方文明的区别是，前者是人力车文明（笔者称之为“牲畜式文明”），后者是摩托车文明。所以胡适要在思想上解放中国，再造文明，要实用主义，要杜威哲学，要全盘西化（后措辞为“充分世界化”）；因为要自由，所以要容忍。胡适说的容忍并不是菩萨说的容忍。菩萨说，人是最可宝贵的，没有人，谁也不会抬着我这偶像上街了。

胡适一生奉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点主义。唐弟子给胡老师的“挽联”却是，“多研究经济，好研究问题”。

“胡先生告诉我，他在康乃尔读大学本科时，对经济学就没有兴趣，未尝先修有关经济学的科目，因而他一辈子对各种经济学也很少涉猎。这便是他老人家晚年谈政治问题的致命伤”；“胡适之先生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虽然生死以之，他却始终没有搞出一套完整的理论来。不是他无此才华，而是他在社会科学上无此功力！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来对近百年――乃至三千年――的中国政治经济的演变作一番通盘的了解，而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去搞一点一滴的改革，那就必然扶得东来西又倒”。胡老夫子如果知道他的入室弟子这样给他盖棺定论，定会气得从棺材里坐起来。生死以之，忙了一辈子竟然被弟子说成“江湖郎中”。

胡适生前建树颇多，也因此被“我的学生”组织大陆学界搞了数百万字的批判。 胡适膝下有二子，长子胡祖望，得名于胡母冯顺弟，有光宗耀祖之意；次子胡思杜，由胡适亲赐，寓意“思念杜威”，既表达了他对老师的敬重之情，更包含着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仰。1949年后，胡适去了美国，祖望继续留在美国，而思杜却留在了大陆，并于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深造。

“不要儿子，儿子来了”。胡适曾说，“思杜是我创造的”。大意是说中国该选择杜威，更要一代代“思杜”下去。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儿子竟会朝他飞来投枪，称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1951年，胡思杜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胡适获悉其子“因受中国共产党人的赤化反戈一击”，谴责他是“反动派的忠实官吏及人民的公敌”消息后，作出意味深长的评论。他说，就目前的情形而言，没有“沉默的自由”导致这种滑稽事件的发生。我们所有的人对此一定会感到非常难过，不是为胡适博士，而是为被迫作出这种虚假荒唐声明的年轻人。

1952年1月20日《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发表文章，说“胡适这个人，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爬上买办资产阶级的一个典型。他爱出风头，热衷名利，矛盾善变，走上风，往上爬，爬进买办资产阶级的营垒，成了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反革命派。据胡适的一位老同学告诉我：胡适留学美国，原是学农的，到辛亥革命成功，他说他‘有做大总统的希望’了，就弃农改学文哲了”。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王芸生和储安平一样，都是旧中国了不起的媒体人士。然而，相较而言，储安平保持了自己的风骨。1931年，胡适在《后生可畏》一文中曾经赞扬《大公报》，“不但从一个天津的地方报纸变成一个全国的舆论机关，而且安然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原因是《大公报》坚持了两个底线：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抗战一胜利王芸生就表示：“我们建议政府要做一件事，就是：取消新闻检查，开放言论自由。”（《政府可以先做一件事》，1946年9月1日）当《大公报》记者因采访而被逮捕时，他义正词严地抨击了当局的暴行，并尖锐地指出：新闻检查不仅有“掩饰罪恶，包庇顽邪”的作用，而且还会“使政府与人民都受了蒙蔽……使报纸丧失了信用”；在这种情况下，“一切撒谎欺罔的责任”，就只能“由执行新闻检查的政府一肩承担”了（《逮捕记者与新闻检查》，1947年6月）。然而1949年到1952年，《大公报》的发行量从16万份急剧下降到6万多份，广告收入减少了60%。王芸生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武器，不断地反省、检讨、自责、自污。

从1949年开始，京津地区高校和文艺界陆续掀起整风和批胡运动。北大副校长汤用彤、北大法学院院长钱端升、清华哲学系主任金岳霖以及梁思成、朱光潜、费孝通、顾颉刚等名教授纷纷著文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思潮。1954年12月9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三点建议》说：“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郭是上世纪50年代大陆批胡的主帅，他在1954年11月8日接见《光明日报》记者时说：“我们在政治上已宣布胡适为战犯。”其后一直到“”，作为“买办资产阶级代表和唯心主义代表”的胡适被轮番批得千疮百孔。同样，1949年11月，胡适在台湾以发行人的身份出版了《自由中国》。《自由中国》标榜自由、民主，讨论的问题从理论到实际，其根本主张是言论自由和建立反对党。胡适的这些主张对于台湾当权派同样是致命的，将胡适的思想视为潜在的敌人，欲除之而后快。当局先是散发一些批胡反胡的小册子，比如《胡适与国运》、《向毒素思想总攻击》，后者第一条即是：“有一种叫《自由中国》的刊物，最近企图不良，别有用心，假借民主自由的招牌，发出反对主义，反对政府，反对本党的滥调，以达到颠倒是非，淆乱听闻，遂行其某种政治野心的不正当目的。”

1930年4月，胡适曾写信给杨杏佛，称“我受了十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的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的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上世纪50年代，他又说，“我挨了四十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说这话时，他大概不会料到，1957年，儿子胡思杜被划为，后自杀身亡。胡适痛失骨肉，“思杜”的希望化作一缕轻烟。历史以其特有的残忍将胡适的自由主义大旗扔进了虽前仆而无后继的悲观处境。江冬秀常抱怨，“胡适房间里给死人的地方多（胡适爱藏书），给活人的地方少”，事实上，胡适彼时，晚境凄凉，已无人愿为他挺血肉之躯，更不会如他改写的《西游记》第八十一难“观音点簿添一难，唐僧割肉度群魔”般割肉喂了小鬼，一切苦难只得由他自己去担当了。

笔者花了半年时间苦读胡适文集，时长痛短痛，嘘声震壁。以下胡适诸多理论，几十年后海峡两岸都在悄悄实践着：

“只有实践证明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见《胡适文集》第一卷第318页，胡适的真理观）

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胡适版“摸着石头过河”）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实用主义）

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的多元论）

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仍是教育（“再穷也不能穷教育”）

把分成两半或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实行民主政治（胡适的两党制设想几十年后在中国台湾实现）

是的最好训练（放弃党政与训政走向，新中国成立近四十年后中国农村出现了海选）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台湾解开报禁）

……

胡适说，“生命的意义就是从生命的这一阶段看生命的次一阶段的发展”，可惜胡适大半辈子看到的只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荒诞与扰乱。在《晚清七十年》中，唐德刚曾说中国穿越历史的山峡，大约要花两百年的时间（1840～2040）完成第二次社会文化转型。但只要你看看中国这近一个世纪的理论折腾，就知道胡老夫子为什么在棺材里仅坐起来一次是不够的。笔者相信：错过胡适，中国错过了一百年。毕“百年之功”于“百日维新”诚不可信，胡老夫子所舶来的杜威主义却是一点一滴的社会改造。胡适是思想之军，而不是暴力之军。他被忽略了，却从未有人能把他击垮。

与大规模批判相反的是，关于胡适的思想，殷海光、李敖等人有着高度的评价。在殷海光看来，胡适的这种思想，就是开放的社会（open society）里开放的自我（open self）所具有的思想。整个西方社会，就是浸润在这种思想之中。所以，实质说来，整个西方社会大致生活在胡适思想中，或者说，胡适思想大致是从整个西方社会的实际生活中提炼出来的。

同样，李敖在《播种者胡适》一文中写道：

“显然的，以胡适今天所处的地位来看，他还不是一个过时的人。过时的人社会早把他遗弃，至少不再重视他……我们知道他还是一个毁誉交加的新闻人物，可笑的是乱骂胡适之的人和乱捧他的人一样，统统抓不到痒处！一个稍有现代化头脑的人，一看就知道胡适思想只不过是一个‘开放社会’（open society）所应具有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说他叛道离经则可，说他洪水猛兽则未必。基本在某几点上，我们还嫌他太保守、太旧式，想不到这些平淡无奇的起码言论居然还不为人所容，这真是中国社会的大悲哀！”

李敖说，“我真希望胡适之是过了时的人了。胡适之不过时证明了我们四十年来没进步。学术与时代的进步对个人来得快才好；学术与时代赶过胡适之总比还让胡适之卖老命来得好。胡适之是一个豪迈的人，他若能看到学术与时代跑到他前面，他又何吝于自己是个落伍者？”

关于胡适与他的思想，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有一段精彩的点评，摘录如下：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 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只胡家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时光倒流一百年，读后大笑，我笑出了眼泪。